第二次冷战
| 第二次冷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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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第二次冷戰世界各地狀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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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方 | ||||||||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法国 德國
 經合組織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新西蘭[註 6]
其他主权国家:
各国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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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羅斯[註 8] 欧亚联盟[註 10] 上合组织[註 11] 古巴 伊朗 朝鲜 老挝 緬甸[7][8][註 12] 叙利亚 委內瑞拉[註 13]
其他主权国家:
各国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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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尼派軍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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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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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拜登 （自2021年起） 唐纳德·特朗普（2017年–2021年） 贝拉克·奥巴马（2009年-2017年） 乔治·沃克·布什（2001年-2009年） 比尔·克林顿（直至2001年） 鮑里斯·約翰遜（自2019年起） 文翠珊（2016年-2019年） 戴维·卡梅伦（2010年-2016年） 戈登·布朗（2007年-2010年） 托尼·布莱尔（直至2007年） 賈斯汀·杜魯多（自2015年起） 史蒂芬·哈珀（2006年-2015年） 保罗·马丁（2003年-2006年） 让·克雷蒂安（直至2003年）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自2017年起） 弗朗索瓦·奥朗德（2012年-2017年） 尼古拉·萨科齐（2007年-2012年） 奧拉夫·蕭茲（自2021年起） 安格拉·默克爾（2005年-2021年） 格哈特·施羅德（直至2005年）  北约:
斯科特·莫里森（自2018年起） 麦肯·腾博（2015年-2018年） 托尼·阿博特（2013年-2015年） 陆克文（2007年-2010年；2013年） 朱莉亞·吉拉德（2010年-2013年） 約翰·霍華德（直至2007年） 岸田文雄（自2021年起） 菅义伟（2020年-2021年） 安倍晋三（2006年-2007年；2012年-2020年） 麻生太郎（2008年-2009年） 福田康夫（2007年-2008年） 小泉纯一郎（2001年-2006年） 森喜朗（2000年-2001年） 小淵惠三（直至2000年） 文在寅（自2017年起） 黃教安（2017年） 朴槿惠（2013年-2017年） 李明博（2008年-2013年） 盧武鉉（2003年-2008年） 金大中（直至2003年） 傑辛達·阿德恩（自2017年起） 比爾·英格利希（2016年-2017年） 约翰·基（2008年-2016年） 海伦·克拉克（1999年-2008年） 珍妮·希普利（1999年） 其他主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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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自2012年起） 胡锦涛（2002年-2012年） 江泽民（直至2002年） 弗拉基米爾·普京（2000年-2008年；自2012年起）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8年-2012年）  集安组织:
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自2021年起） 劳尔·卡斯特罗（2011年-2021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直至2011年） 阿里·哈梅內伊（最高领袖） 易卜拉欣·莱希（自2021年起，总统） 哈桑·鲁哈尼（2013年-2021年，总统）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2005年-2013年，总统） 穆罕默德·哈塔米（直至2005年，总统） 金正恩（自2011年起） 金正日（直至2011年） 通伦·西苏里（自2021年起） 本扬·沃拉吉（2016年-2021年） 朱馬利·賽雅貢（2006年-2016年） 坎代·西潘敦（直至2006年） 敏昂來（自2021年起） 昂山素季（2016年-2021年）  丹瑞（直至2011年） 巴沙尔·阿萨德（自2000年起） 哈菲兹·阿萨德（直至2000年） 尼古拉斯·马杜罗（2013年-2019年；自2019年起有争议） 烏戈·查維茲（1999年-2013年） 其他主權國家:
有限承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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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雷希（自2019年起）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2010年-2019年） 阿布·艾尤卜·穆哈吉尔†（2006年-2010年）  阿布巴卡爾·謝考†（2009年-2021年） 穆罕默德·優素福†（2002年-2009年）  艾曼·扎瓦希里（自2011年起） 奥萨马·本·拉登†（2001年-2011年）  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自2016年起） 阿赫塔尔·曼苏尔†（2015年-2016年） 穆罕默德·奥马尔（直至2013年）  萨达姆·侯赛因（直至2003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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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冷战[36][37]（Second Cold War[38][39]），亦称冷战2.0[40][41]（Cold War II[42][43]）或中美冷战[44]（Sino-American Cold War[45][46][47]）、俄美冷戰[48] (Russo-American Cold War)、新冷战[49]，指的是自1999年北约第一次东扩以来在对立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再度发生的政治与军事紧张局势：自201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不再维持和平合作共同发展，重新开始陷入有克制的全面对抗，如同1947年至1991年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一次冷战时期一样，故而得名。
一般认为，第二次冷战的一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方是中国[註 27]及其盟友[50][51]，中国客观上与俄罗斯实施协作[52]，英国广播公司认为，两国已经发展成为“准盟友”关系[53]；两国有联手防范“颜色革命”[54]和“三股势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欧盟、海合會[來源請求]、南韓[55][56][57][58][59][60]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出现一定独立性，但仍然保持军事上的协同关系；此外，中国、美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各国还需要合作面对非常规的国际性的挑战，如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伊斯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第二次冷战的特色在于，相较于第一次美蘇冷战主要是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竞争，第二次冷战各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军事（包括军备竞赛、网络战、代理人战争和混合战争）、科技文化（如目前中美貿易戰中的中美“科技冷戰”、2021年4月起中國大陸對日本動漫实行“先審后播”制度等）、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各个层面全面实施对抗，很多對抗發生在各个國家內部，而並非國家外部；加上幾乎全世界的國家因為都與中國保持較高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往來，所以很多國家都为了国家自身利益的問題，在該問題上都表示謹慎態度。
“新冷战”一词最早由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5年使用，并在195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被提及，该文章警告苏联的宣传推动冷战复苏。[61]其他分析人士，[62][63]如学者弗雷德·哈利迪、[64][65]艾伦·M·瓦尔德、[66]大卫·S·佩因特[67]和诺姆·乔姆斯基，[68]曾用可互换的术语指代1979-1985年和1985-1991年的冷战阶段。还有一些分析人士用类似术语指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冷战。[69][70]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在1975年《纽约时报》的社论中认为，尼克松政府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已失败，“新冷战”正在进行。[71]学者戈登·H·张用“新冷战”指代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访问中国后的冷战时期。[72]
1998年5月，乔治·凯南将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北约东扩（包括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描述为“新冷战的开始”，并预测“俄罗斯将逐渐做出相当不利的反应，这将影响其政策”。2001年，外交政策和安全专家詹姆斯·M·林赛和伊沃·达尔德将反恐描述为“新冷战”。英国记者爱德华·卢卡斯在2008年2月写道，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新冷战已经开始。[73][74][75]
“第二次冷战观察站”作为一个“致力于从历史和背景角度理解大国竞争如何影响和塑造全球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学者集体”而存在。[76]
高建明在2016年为《海峡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以美国为首的盟友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新冷战”的说法最初在2014年出现时，并未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他表示，这种情况在2016年发生了改变，当时美国宣布计划在韩国部署戰區高空防御飛彈（THAAD）以对抗朝鲜，但中国和俄罗斯认为这套先进的反导系统距离太近，对其构成威胁。美国还支持了南海仲裁案中有利于菲律宾、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之后“新冷战”一词在中国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更高了。[77]
2019年6月，南加州大学（USC）教授史蒂文·拉米和罗伯特·D·英格利希在接受一家大学杂志采访时一致认为，所谓“新冷战”的说法意在转移公众对全球化、全球变暖、全球贫困和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这类重大问题的注意力。拉米表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冷战（“尽管有些人这样说有其目的，尤其是那些想要增加军费开支的人”），而是将当前全球紧张局势的加剧描述为美中俄三国之间大国竞争的时期。英格利希则认为，新冷战已经开始，中国在网络战方面对西方构成的威胁远大于俄罗斯，但远不及自由主义国家内部的极右翼民粹主义。[78]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2021年9月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也不寻求世界分裂成僵化的阵营”。拜登还表示，尽管“在其他领域存在激烈分歧”，但美国仍将与“任何挺身而出，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共同挑战的国家”合作，“因为我们都将承受失败的后果”。[79][80]
2022年5月，密克罗尼西亚总统戴维·帕努埃洛使用“全球冷战”一词来表达他对中国与十个岛国之间拟议合作协议的反对，他声称该协议可能在中美之间引发“新的‘冷战’”。[81]
2022年6月，记者迈克尔·赫希使用“全球冷战”一词来指代北约与中国及其盟友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三个国家都在努力挑战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希尔什进一步指出，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是新冷战的成因之一，北约也曾发表讲话，称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与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挑战”。他还指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是新冷战兴起的因素之一。[82]
2022年7月，詹姆斯·特劳布在讨论如何运用不结盟运动（一个在冷战时期由中立国家组成的论坛）的理念来理解发展中国家民主国家对当前紧张局势的反应时，使用了“新冷战”一词。[83]
同月，法国、美国和俄罗斯计划对非洲进行高级别、多国访问。美联社在报道这些访问时援引了民主工程组织的威廉·古梅德的话：“这就像一场新的冷战正在非洲上演，对立双方都在试图扩大影响力。”他使用了“新冷战”一词。 美联社评论道，“有人说这是自冷战以来（在非洲）最激烈的争夺影响力的局面。”[84]
克里斯蒂安·布鲁尔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冲突新时代的重生，20世纪末以美国为霸权的单极国际安全架构的终结，全球化的终结，以及东西方之间新冷战的开始。”[85]
2022年8月，《国土报》记者安舍尔·普费弗在一篇分析文章中用“新冷战”一词来指代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开对抗”，并得出结论：“在新冷战中，（以色列）不能保持中立。”同月，卡特里娜·范登·休维尔警告说，她认为美国政界人士“本能地接受了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新冷战”。[86]
2022年9月，希腊土木工程师兼政治家安娜·迪亚曼托普卢表示，尽管北约成员国团结一致，“西方已丧失了大部分规范性力量”，并援引了她“与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政治家的会晤”。她进一步指出，除非西方克服那些可能使俄罗斯和中国获得更大世界优势的挑战，否则西方将面临“新冷战”的风险。[87]
2023年9月，南加州大学教授布雷特·L·卡特在其《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第二次冷战，尤其是在中国对非洲事务的影响力加剧的情况下，将导致非洲本已脆弱的民主倒退回威权主义，从而可能阻碍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卡特还指出，虽然中国在最初的冷战中是与美国抗衡的“苏联的次要伙伴”，但在新冷战中，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非洲的利益却比中国“更为狭隘”。然而，卡特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内局势将阻碍非洲的长期目标。卡特进一步建议美国采取更多措施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对非洲的影响。[88]
同期，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呼吁加快国内核武器的生产，以应对美国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在内的“国家联盟”之间“新冷战”的局面。[89]
2023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警告称，两大权力集团——一个由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组成，另一个由中国和俄罗斯组成——之间日益加深的“分裂”将导致“第二次冷战”，影响“开放贸易带来的收益”，并可能造成高达7万亿美元的损失。[90][91][92]
2024年6月，德国波恩大学教授马克西米利安·迈耶和波兰亞捷隆大學教授埃米利安·卡瓦尔斯基在《外交官》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将“全力支持普京威胁和破坏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企图”，这将威胁欧洲安全，并粉碎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任何希望。迈耶和卡瓦尔斯基批评欧洲缺乏“历史范本”，并指出其对华“三方策略——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做法“严重过时，因为它完全缺乏安全考量”。两位教授还建议欧洲正视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以及中国对俄罗斯进一步针对欧洲的侵略计划的强力支持。[93]
2026年2月，在即将举行的美巴会晤前夕，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西既不希望爆发“新冷战”，也不希望任何国家进行干预，而是希望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平等对待”。他宣称这是向第二届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发出的信息。特朗普于2025年接替拜登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2026年3月，克利福德·D·梅在《犹太新闻社》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将中国、俄罗斯及其盟友——伊朗和朝鲜——称为“侵略轴心”，指责他们发动“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第二次冷战”。梅将特朗普总统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外交失败”归咎于特朗普——梅曾赞扬特朗普发表的八分钟演讲——导致“第三代反美独裁者”拥有“核武库”。[94]
一些分析人士用这个词来描述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干预乌克兰东部（引发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和北约（更具体地说是美国）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词并不恰当。[95][96][97][98][99]
分析人士对于未来是否可能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全球紧张局势存在分歧；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等人，则用“冷战”一词来描述2014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和敌对行动。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引发俄乌战争，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或北约之间新冷战的开始。到2014年8月，双方都对对方实施了经济、金融和外交制裁：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以美国和欧盟为首，都对俄罗斯实施了惩罚性措施，而俄罗斯则采取了报复措施。[100][101][102][103][104][105][106][107]
2014年，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人警告说，世界正处于新冷战的边缘，或者说新冷战已经开始。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格沃尔德也认为，俄乌之间的新冷战始于2014年，当时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叛乱。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藍默则认为，乌克兰冲突并不符合他对冷战的定义。[108][109][110][111][112][113][114]
斯蒂芬·科恩、罗伯特·D·克莱恩和亚历克斯·瓦坦卡等人都曾提及“美俄冷战”。反对使用“第二次冷战”一词的人认为，尽管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因乌克兰冲突而产生的新紧张局势与冷战时期存在相似之处，但也存在重大差异，并为俄罗斯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新途径，例如在白俄罗斯和中亚。这些地区此前并未像俄罗斯在乌克兰和高加索等合作程度较低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遭受过直接的军事行动。[115][116][117][118][119]
2014年6月，北马其顿国防部发表文章，声称“第二次冷战”一词用词不当。2016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和俄罗斯“既没有处于冷战状态，也没有处于冷战结束时建立的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谈到他所谓的北约对俄政策“不友好且不透明”时表示，“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滑回了新冷战”。2016年10月和2017年3月，斯托尔滕贝格再次表示，北约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冷战”或“新军备竞赛”。[120][121][122][123]
2016年2月，高等经济大学学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尤瓦尔·韦伯在网站上撰文指出，“世界并未进入第二次冷战”，他认为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意识形态与最初的冷战时期并不相同，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不会在地理上破坏其他地区的稳定，而且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融合程度远高于苏联时期”。然而，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和西方正处于一场“小型冷战”之中。[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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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世界已进入新冷战时，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辩称，当前的紧张局势与冷战不可相提并论。他指出，美俄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对立。2016年8月，《美国保守派杂志》的丹尼尔·拉里森撰文指出，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构成‘新冷战’”，尤其是在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拉里森认为，2010年代的这种紧张关系比苏联时期更为有限，也远没有那么重要。美国政治学家、克里姆林学专家安德鲁·库钦斯在2016年12月表示，他认为“新冷战”一词“不适用于当前的冲突”，因为当前的冲突可能比冷战更加危险。[125][126][127]
2016年10月，英国军情六处前处长约翰·索尔斯表示，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可能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的时代，因为“我们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关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战略关系”。同样，威尔逊中心研究员伊戈尔·泽韦列夫也表示，“这不是冷战，而是一个更加危险和难以预测的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道：“这不是一场新的冷战，甚至连轻微的寒意都算不上，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冲突”，其原因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相互竞争、东欧独立争端以及不断升级的网络攻击”。[128][129]
2017年1月，美国前政府顾问莫莉·K·麦克尤表示，“普京及其爪牙在过去15年里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宣称西方（特别是北约）想要一场新的冷战”。 她认为“打一场新的冷战符合美国的利益”，并补充道：“我们赢得了上一场冷战，我们也会赢得下一场。”《新共和》杂志编辑吉特·希尔批评麦克尤的这一观点“令人不安”，并认为其“严重夸大了俄罗斯的野心和实力”。希尔指出，与旧冷战不同，“当前美国与俄罗斯的冲突并非源于意识形态分歧……而是高度集中在俄罗斯边境沿线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夏皮罗在其博客上撰文，谈及美俄关系时写道：“围绕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的‘俄西对抗’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130][131][132]
2017年8月，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否认了美俄之间正在进行另一场冷战的说法，尽管两国之间因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持续存在紧张局势，而且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东安格利亚大学研究生奥利弗·斯图尔德以及卡西米尔·普拉斯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坦尼斯瓦夫·科杰伊将俄罗斯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西部-2017”演习归因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新冷战的一部分。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接受记者梅根·凯利采访时表示：“我的观点是，那些声称新冷战已经开始的人并非分析人士，他们是在搞宣传。”海軍分析中心高级研究科学家、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肯南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科夫曼表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围绕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新冲突的起因和性质与冷战不同。他指出，冷战“是两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争夺全球霸权的斗争”，而这场对俄罗斯而言的新冲突“关乎其在国际秩序中作为大国的生存，也关乎其对俄罗斯帝国残余势力的维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教授莱尔·戈德斯坦表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局势“似乎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新冷战提供了必要的叙事”。[133][134][135][136][137]
同样在2018年3月，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和奥德·阿恩·韦斯塔德批评将“新冷战”一词用于描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认为其“具有误导性”、“分散注意力”，并且过于简单化，无法描述更为复杂的当代国际政治。2018年10月，俄罗斯军事分析家帕维尔·费尔根豪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经历一场新的冷战，因此结束上一场冷战的条约已经过时，因为它们适用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形势”，他指的是《中导条约》和其他一些条约。2019年2月，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退出《中导条约》不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138][139][140][141][142][143]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谈论新冷战。”他还补充说，美国研发低当量核弹头（首批核弹头于2019年1月投入生产）增加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2019年11月8日，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柏林向媒体发表讲话，警告俄罗斯和中国对西方构成的威胁。他说：“如今，由一位曾在德累斯顿驻扎的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正在入侵其邻国并杀害政治对手。”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乔纳森·马库斯评论说，蓬佩奥“似乎是在宣告第二次冷战的爆发”。[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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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迈克尔·克莱尔在真清晰政治网站上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比作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持续不断的代理人战争。牛津大学教授菲利普·N·霍华德认为，一场新的冷战正在通过媒体、信息战和网络战展开。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内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叙利亚内战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甚至是一场“准世界大战”。据报道，2016年1月，英国高级政府官员表达了他们日益增长的担忧，认为一场“新的冷战”正在欧洲上演：“这确实是一场新的冷战。在整个欧盟，我们都看到了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在诸多重要的战略问题上瓦解欧洲的团结。”[146][147][148][149][150][151]
2018年4月7日，叙利亚杜马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当地反政府武装指责叙利亚政府军所为，随后英国发生謝爾蓋·斯克里帕爾毒殺案，导致美中关系因美国可能在中东发动军事打击而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冷战卷土重来，而且来势汹汹”。他指出，危险性甚至更大，因为原本用于应对此类危机的保障措施“似乎已不复存在”。德米特里·特列宁支持古特雷斯的说法，但他补充说，这种紧张局势始于2014年，并且此后不断加剧，最终导致美国于2018年4月13日对叙利亚政府发动空袭。2022年2月，记者马尔万·比沙拉指责美国和俄罗斯“追求自身狭隘利益”，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指责两国“为另一场冷战铺平了道路”。[152][153][154]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占领了该国大片领土，并于同年9月单方面宣布吞并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不久之后，记者德赛维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2月4日俄罗斯与中国（分别由普京和习近平领导）发表的联合声明列为第二次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之一。戴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写道，入侵乌克兰可能标志着“新冷战”的开始，使乌克兰“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中心，让人想起冷战时期德国及其首都柏林被一分为二的局面”。[155][156][157][158][159]
2022年3月，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断言，围绕乌克兰的冲突“与冷战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没有“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普遍缺乏外交手段以及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阿恩·韦斯塔德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出普京关于乌克兰的言论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而不是冷战思想。2022年6月，记者吉迪恩·拉赫曼断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第二次冷战的开始。[160]
针对美国计划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包括RIM-174标准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普京在2024年7月表示，目前的局势让人想起冷战时期。俄美外交官均表示，两国的外交关系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还要糟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我们正稳步走向冷战……冷战的所有特征，包括直接对抗，都在回归。”[161][162]
波兰退役将军、国防分析家斯坦尼斯瓦夫·科杰伊在2024年写道：“针对西方的第二次冷战正在欧洲愈演愈烈。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武装入侵，从而挑起了这场冷战。”他指出，“这场冷战与第一次冷战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它运用了更多被称为‘混合战争’或灰色地带的手段”。科齐耶重点提及了俄罗斯近期针对北约东部国家的混合战争行动，包括破坏、网络攻击、侵犯领空、间谍活动、武装移民、虚假信息宣传和核讹诈。[163]
路透社高级欧洲安全记者萨宾·西博尔德也援引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和北约的增兵行动，认为这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存在“新冷战”的证据。她补充道，“在某些方面，这场冷战甚至比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更加激烈。这一次，战争在欧洲领土上爆发，俄罗斯军队和西方武器都卷入其中，而许多上世纪80年代生效的军控条约在此期间已经失效。”2025年10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不存在冷战，因为冷战已经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并指责北约谎称俄罗斯进行破坏活动，以此来证明其巨额军费开支的合理性。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杰德·巴宾、耶鲁大学教授大卫·格勒恩特尔、第一邮报编辑R·贾甘纳坦、南亚分析小组的苏巴什·卡皮拉以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人士都曾使用“太平洋冷战”一词来指代21世纪初至今中国及其东方盟友朝鲜和俄罗斯与西方盟友台湾、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紧张关系。[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
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期间曾多次表示，他认为中国构成威胁，这一立场加剧了人们对“与中国爆发新冷战”可能性的猜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表示，特朗普的胜选和“就任总统”可能会增加这种可能性。2017年3月，一份自称社会主义杂志的《每月评论》称，“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崛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已被搁置”，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将主要竞争对手从俄罗斯转向中国。[173][174][175][176][177]
2018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迈克尔·柯林斯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他认为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虽然不愿发动战争，但正在对美国进行一场“静悄悄的冷战”，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先大国。他进一步阐述道：“他们对我们发动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冷战——一场不同于我们之前看到的（美苏之间的）冷战，而是一场定义上的冷战。”2018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宝晖告诉《纽约时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看起来就像是宣告一场新的冷战。”[178][179]
2019年1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罗伯特·D·卡普兰写道：“这无异于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持续不断地入侵美国军舰的维护记录、五角大楼的人事记录等等，这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这种情况将持续数十年，而且只会越来越糟。”2019年2月，波士顿大学副教授约书亚·希弗林森表示，对新冷战的担忧“被夸大了”，他认为美中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意识形态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将不如冷战时期那么突出。2019年6月，学者斯蒂芬·韦特海姆称特朗普总统为“仇外者”，并批评特朗普对华外交政策加剧了新冷战的风险。韦特海姆写道，这“可能使美国重新陷入世界各地残酷的代理人战争，并可能引发大国之间更加致命的战争”。[180]
2019年8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袁鹏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启了全球秩序的转变”。袁鹏预测，中美两国之间可能爆发新冷战，其全球权力竞争将从“超级大国对大国”转变为“第一大国对第二大国”。另一方面，学者朱峰则认为，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会导致新冷战。 朱棣文表示，尽管中美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存在争端，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但中美关系总体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并保持“稳定”。[181]
2020年1月，专栏作家兼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中国是这场冷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实力“更多地体现在经济而非军事方面”，而俄罗斯的作用“相当小”。弗格森写道：“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角色已经颠倒。中国现在是巨人，俄罗斯成了卑微的小跟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仍然惊人地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则倒退回了沙皇制度。”弗格森写道，这场冷战与最初的冷战不同，因为美国“与中国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脱钩”正如其他人所说“是一种错觉”，而且“美国的传统盟友远没有那么渴望与华盛顿结盟，对抗北京”。他还写道，随着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新冷战“从贸易转向了技术”。[182]
2020年2月，弗格森在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建议，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应该像冷战时期那样，“与亚洲和欧洲盟友进行巧妙的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并采取比“关税这种非常粗暴的手段”更有效的措施。他还表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方面“相当糟糕”。2020年5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引发的紧张局势影响，中美关系正处于“新冷战的边缘”。2020年6月，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家罗伯特·S·罗斯撰文指出，美中“注定会竞争，但不会走向暴力冲突或冷战”。7月，罗斯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与中国“完全脱钩。不进行贸易、不进行文化交流、不进行政治交流，也不在任何类似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183][184][185][186]
2020年8月，乐卓博大学教授尼克·比斯利撰文指出，美中竞争“不会是冷战”，而是“更加复杂、更难管控，而且持续时间更长”。他还写道，将过去的冷战与当前的竞争相提并论“是冒险之举”。2020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正导致“大分裂”，这将给世界带来沉重代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回应称，“中国无意与任何国家打冷战或热战”。[187][188]
2021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托马斯·J·克里斯滕森撰文指出，与最初的冷战相比，美中之间再次爆发冷战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且不存在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对抗。克里斯滕森还建议那些关注两国紧张关系的人士研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其在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势力之间“应对国际冲突和内战”的外交政策。2021年9月，葡萄牙前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保罗·波尔塔斯将澳库斯安全条约的宣布以及随后签署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与法国（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多个领土）之间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机描述为新冷战的正式开端。2021年11月7日，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不再寻求对华体制变革，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与以往历届政府的政策截然不同。沙利文称，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展开新的冷战，而是寻求和平共处。[189][190][191][192]
2021年11月，哈尔·布兰兹和耶鲁大学教授約翰·劉易斯·蓋迪斯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尽管美中两国已进入“新冷战”已毋庸置疑，但世界是否也步其后尘，进入新冷战，尚不明朗。2022年12月，在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前夕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凯文·麦卡锡写道：“中美正陷入冷战。”该社论还宣布成立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2023年初，智利前驻华大使、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豪尔赫·海涅表示，美中之间迫在眉睫的新冷战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认为这场新冷战与美苏冷战“相似之处远大于不同之处”，并指出“意识形态和军事色彩的存在如今已被广泛接受”。[193][194][195]
2023年中国高空气球事件后，埃文·奥斯诺斯在《纽约客》撰文指出，“这场新冷战中的各方势力正在趋于强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德国宣布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迎来转折点”。2022年馬德里峰會上，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均“对中国的野心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担忧”。拜登政府加强了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军事联系和合作，以“增强其保卫台湾的能力”。
在2024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历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写道，尽管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加剧，但美国的亚太盟友很可能成为输家。麦考伊警告说，如果中国对台湾的多次侵犯演变成“对台湾的严重封锁”，美国将失去台湾，并有可能“破坏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岛链，使其退缩到太平洋中部的‘第二岛链’”，而这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定无关。他进一步指出，菲律宾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澳洲工黨部分成员反对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即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认为这会威胁澳大利亚主权，以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民粹主义可能会削弱美国维持与亚太国家联盟的能力。[196]
2025年1月，在拜登任期结束前近两周，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撰文指出，美国与中国之间至少已经进行了六年的“第二次冷战”，而且这场冷战在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加剧。弗格森将特朗普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相提并论，例如两人都曾遭遇暗杀，但他进一步建议特朗普借鉴里根政府过去的外交政策做法。
2025年2月初，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2012年至2014年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迈克尔·麦克福尔指出，特朗普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仍然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麦克福尔批评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危及赢得“第二次冷战”的机会。他还批评了该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决定——例如，将加拿大列为潜在的美國第51州候选国、宣布可能通过出售或武力从北约盟国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以及试图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认为这些决定让中国及其盟友俄罗斯获得更多优势，并危及与美国长期盟友的关系。 麦克福尔进一步写道：“我们无法独自赢得第二次冷战。”[197]
学者蒂姆·扎琼茨在2025年6月发表的一篇关于肯尼亚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文章中指出，非洲战场“并非仅仅是对第二次冷战的被动反应，而是其组成部分”。扎琼茨还指出，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对“肯尼亚的地缘政治脆弱性”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威胁，以及特朗普多么乐意放弃“与肯尼亚的长期安全合作”，将其作为其“破坏性外交政策武器库”的一部分。[198]
学者赵穗生在2026年1月发表于《当代中国杂志》中所写，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华政策和自身治理方式与第一届政府截然不同。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日益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而不是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此外，赵立坚进一步指出，本届政府更加重视加强美国的威权主义，削弱其自身的民主和自由承诺，即把美国变成更像中国的国家，而不是反过来。[199]
赵立坚还指责特朗普意图建立一个由三大强国主导的“三极世界”——中国主导亚太地区，俄罗斯主导欧亚大陆，美国主导西半球——这与19世纪的势力范围如出一辙。赵立坚还指出，特朗普向美国的亲密盟友，特别是北约施压，要求其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5%”，这体现了他“政策优先事项的转变，削弱了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对美国承诺的信心，使人们认为美国的安全保障现在更多地取决于支付，而不是共同的战略利益”。
2026年3月，彭博社专栏作家托马斯·布莱克质疑美国在近期对伊战争后维持高额武器储备的能力。布莱克进一步指出，这些武器“操作成本高昂，制造工艺复杂”。他还指出，中国的“制造业基础比前苏联发达得多”，这使得第二次冷战“可能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而且中国的制造业能力已经超越了美国，而美国“多年来任由其工业基础被掏空，供应链也支离破碎并转移到海外”。
学者巴里·布赞在《国际政治》期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与第一次冷战类似，第二次冷战由于相互保證毀滅和核威慑的威胁，避免演变成超级大国之间的“热战”。布赞进一步指出，代理人战争和半代理人战争在第一次冷战和第二次冷战中均有出现。史学家霍普·N·哈里森在2023年表示，冷战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新冷战”都具有意识形态因素。她指出，美国前总统曾将冷战描述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冲突，而包括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内的西方领导人则将乌克兰战争称为“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斗争”。她表示，普京“认为西方颓废、缺乏道德，并试图将自身强加于乌克兰、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并补充说，“世界各地的保守党派都与他一道批评‘自由主义极端分子’”。[200][201]
历史学家安東尼·畢沃爾在2022年10月指出，“这不再是左右之争”，而是“专制与民主方向的转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体现了这种转变；在他看来，这场冷战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可怕”，因为新冷战“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之一”是对外交协议的彻底漠视。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表示：“第二次冷战有所不同，因为在第二次冷战中，中国是主导方，俄罗斯是次要方”，而且“在第二次冷战中，第一场热战爆发于欧洲，而不是亚洲”。第二次冷战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更高，网络竞争更加重要，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金融、生产和数字网络方面”，正如2023年9月《地缘政治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述。[202][203]
19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中取得优势，世界出现了一波民主化趋势。当时全世界大量的原共产主义阵营国家都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中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发生六四事件；大韩民国、中華民國（臺灣）等一批在冷战时期实行威權主义的美国盟友也逐渐向自由民主制转型，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民主代议制政体；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阵营的核心——苏联，不仅共产党失去了权力，而且国家在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仅剩的一个超级大国，开始长期的一强独大，冷战以美国的彻底胜利告终。
冷战结束之后，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西方化，主要特征体现在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然而许多后苏联国家的转型并不顺利：在部分国家，投机的高官和政商新贵互相勾结，成为寡头，侵吞大量原国有资产。生产力的倒退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下滑，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一去不返，强力政府的消亡恶化了治安状况，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而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波兰和罗马尼亚，利用休克疗法短期之内就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承接大量西欧的产业投资的同时新政府采取手段快速消除政体更迭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成功使国家从阵痛中复苏。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者通过铁腕暴力镇压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一度使改革开放的脚步出现停滞，但邓小平南巡后私有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继任的江泽民与朱镕基政府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政策。大量来自欧美国家的订单和投资涌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推动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近三十年间以10％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发展，名义生产总值接连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亚洲传统工业强国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
在捷克斯洛伐克，差异巨大的捷克族与斯洛伐克族最终进行了和平分离，双方各自建立单一民族国家[204]；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先后复国，前两者因为地缘矛盾引发的冲突持续至今；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科索沃大打出手[205]。在部分骚乱严重的国家，原共产党出身者重新领导国家，实行威权统治，如白俄罗斯。
1999年3月12日，原属共产集团与华约组织成员国的波兰、匈牙利及捷克三国正式加入北约，北约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首次接纳新成员国并向东扩张。1999年末，亲西方的叶利钦突然辞任俄罗斯总统，克格勃出身的总理普京接任总统一职，并且开始使俄罗斯逐渐疏离西方。2001年初，中国海南岛发生撞機事件；同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遇了恐怖袭击。部分学者，如英国作家爱德华·卢卡斯[206]、复旦大学教授王义桅[207]等认为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内政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与前任迥异：普京更倾向于使俄罗斯变得强大，以至再次成为超级大国[208]，全然不似叶利钦般亲西方的态度。英國歷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曾在他的文章《我們是否要在本世紀和俄羅斯戰鬥？》中描述普京是“斯大林的精神繼承者”[209]；《时代》杂志对普京的评价则是“沙皇再世”[208]。
随着中国积极入世，承接中低端产业，中国的经济在2001年之后，呈腾飞态势；甚至A股崩盘和国际金融危机都没能阻挡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虽然部分开放但仍相对集中的经济体系，又使得中国经济的飞跃能够迅速的在财政收入上体现出来，进而反哺科技，尤其是航天、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武器产业。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第一个有能力改变国际局势的地缘政治事件[210]。
九一一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利用民意并联合盟友和全世界其他有相似目标的政治势力，发动反恐战争[211]。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12]2010年初，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如2011年利比亚内战后，卡扎菲政权倒台。權力真空致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崛起。而中東長期動亂也引發歐洲難民危機。
在朝鲜半岛，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社会的调解，但暗地里仍然继续其核武器和导弹的开发计划，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几近破裂；而且由于朝鲜开发核武器的试验基地位于朝鲜最东北，亦最靠近中国和俄罗斯的咸镜北道，使得中俄都因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切实的威胁而不再支持朝鲜，朝鲜因而陷入彻底的孤立。金正日最后在全球制裁导致的内外交困中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2013年，由於美韩进行了针对朝鲜的名为“关键决断”联合军演，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宣布从韩美联合军演的3月11日起，《朝鲜停战协定》全面作废。
原苏联地区的危机则更加激烈。苏联为了保证中央权威，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都设置了与主体不连接的飞地，或者主体民族是其他民族的民族聚居区：俄罗斯的车臣、鞑靼斯坦、阿塞拜疆的阿尔察赫、乌克兰的东部俄罗斯族人聚居区、克里米亚半岛、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地区，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长久来看，前苏联共和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和内部民族矛盾将成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2008年8月1日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发生数次交火[213]，8月8日凌晨格鲁吉亚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并很快控制了2/3以上的南奥塞梯地区，包围了其首府茨欣瓦利[214]。俄罗斯军队于8日进入南奥塞梯地区，9日展开军事行动很快控制了茨欣瓦利[215]，并在随后几日占领了南奥塞梯以外的格鲁吉亚领土和军事基地[216]。在国际各方的调停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分别于15日和16日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俄军于18日开始撤离格鲁吉亚[217][218][219]，战争结束。南奥塞梯战争爆发後，欧美等国纷纷谴责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破坏其领土完整，俄罗斯则指责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居民进行屠杀。战争结束后，俄罗斯于8月26日承认南奥塞梯以及另一个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格鲁吉亚地区阿布哈兹独立[220]，格鲁吉亚于9月2日与俄罗斯断交[221]。
国际金融危机是促进第二次冷战降临进程的另一重要因素。面对金融危机，美国[222]和中国[223]分别抛出上万亿美元的救急方案，但经济救急方案后来被证明只是兴奋剂式的方案——很多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而后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疲软、通货膨脹、贫富差距加大[224]、失业率增长、债务增加[225]、房价上涨[226]、购买力下降。各国国内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分工的国家之间，愈发割裂开来，孤立主义、民族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开始盛行，甚至法西斯主义也开始重新抬头，经济全球化進展受阻。2017年-2021年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
2010年2月7日，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选举亚努科维奇为总统。该总统在2013年，转而采取亲俄的外交政策，停止加入欧盟的努力[227]，转而寻求加入欧亚联盟，导致乌克兰爆發示威运动[228]，致使亚努科维奇于2014年2月下野[229]，流亡俄罗斯[230]；隨後俄羅斯於2月底派兵進入克里米亞並於3月18日併吞克里米亞。東烏克蘭各地亦爆發親俄示威，并在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交战中有民航飞机被俄軍击落。这促使乌克兰更加靠近西方，而美俄、欧俄关系彻底恶化[231]。《外交政策》杂志认为克里米亚危机是第二次冷战的重要开始标志[232]。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處理國際關係上採取更加進取的手段，甚至發起「戰狼外交」，有传言称習近平将美國視為中國的頭號敵人[233]。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出席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說，習近平將統一台灣作為其中一個優先考慮策略。習近平在2019年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遭抵制和反對，在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習近平又積極部署「武統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空前緊張。中國大陆很可能會在2027年前攻打台灣，並试图在亞洲地區取代美國影響力[234][235]。吉迪恩‧拉赫曼认为，年輕世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成长，趨於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236]。而在2016年，随着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亦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特别是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则是加速了新冷战的步伐。
朝鮮半島方面，在2018年朝韓3次首腦會晤、朝美首腦會晤之後，雙方關係開始破冰，一度意圖推進和平條約甚至統一。而在2020年6月，朝鮮全面關閉了朝韓之間所有通信聯絡渠道，並于16日將朝韓聯絡大樓炸毀[237]，次日又宣布將军队重新部署至两国之间的非军事地区、增援炮兵部队、恢复边界各种军事演习[238]。朝韓關係再次跌入冰點。
在2018年2月，香港青年陳同佳在臺灣殺害女友潘曉穎，並以行李箱棄屍新北市[239][240]。由於男方已回到香港，香港警方不能以謀殺罪行起訴[239][240]。該命案引出香港雖與20個國家簽署長期的逃犯引渡協議[241]，卻與台湾存在著司法互助的漏洞[239]。但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将中国大陆也纳入修例范围，意味着港人在修例通过后，有可能被移交到中国大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修例是針對這次命案，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242]，表示修訂條例旨在填補司法漏洞[243]，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由于香港民主派人士普遍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因此引發一系列政治僵局與大規模抗議活動。[244]而中國政府則以推出港區國安法、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及加入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來平息事件，香港政府也要求區議員及公務員進行宣誓，以此防範香港會再爆發類似的激進示威活動。中國政府對香港作出的決定，以及香港政府對示威的處理手法及回應，引起外國強烈不滿，包括美國因此推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香港自治法，並發出第13936號行政命令制裁香港及中國相關官員。中國因此也推出反制措施，制裁美國官員。
2020年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国在7月24日16时前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将做出反应[245]。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森圖書館發表演說《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指責中國造成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擴散並實施暴政威脅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國家安全和民主，呼吁改变中共威胁自由世界的行为[246][247]。蓬佩奥亦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脚本错误：函数“langx”不存在。），并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共[248]。此次蓬佩奧的演講被BBC視為開啟第二次冷戰的新铁幕演講[249]。7月24日，中国宣布撤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250][251]
2021年5月4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說，美國不是要遏制中國，但是中國政府正變得對內越來越壓制、對外越來越咄咄逼人，美國與盟友要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252]布林肯又否認中美正進行「新冷戰」的説法。[253] 6月，拜登签署行政令，将包括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这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交易[254]。2021年6月23日，美国限制对五家中国实体實施出口[255]。
2021年3月，俄烏局勢因俄軍演習而升温。後兩方有多項軍事部署。
2022年2月21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簽署總統令，正式承認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隨後白宮就表示俄羅斯已經開始了入侵烏克蘭的行動，將展開制裁行動。北約（NATO）及歐盟多個成員國亦宣布制裁俄羅斯。德國總理朔爾茨宣布，暫停審批俄羅斯接駁至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256]。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則表示，西方一早已經無理實施多項制裁，俄羅斯對制裁已經習以為常。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向烏克蘭發起全面進攻。而美國總統喬·拜登及五角大廈高層隨即表示已有計劃在當地時間24日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並表示歐洲70年以來的和平遭到了終結，美國不得不介入，但不會派兵協助烏克蘭。普京則表示，如果西方介入戰爭，俄羅斯將會立即發動一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報復行動[257]。美俄關係從此落入冷戰以來最低谷。
2022年2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北約作出警告，並表示俄羅斯擁有核武器[258]。隨後幾天，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核子力量高度戒備，引來北約不滿。
2022年4月26日，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呼籲全球切勿低估爆發核戰爭的風險，又警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供武器給烏克蘭，等於是與俄羅斯打代理人戰爭[259]。
2024年7月10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合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等32國發佈《華盛頓宣言》，宣稱中國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決定性推動者」（decisive enabler），呼籲北京立即停止對莫斯科的軍事與政治支持。[260] 中國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1日隨即表示，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充斥冷战思维和好战言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261] 中國大陸駐美大使館亦表示，強烈反對北約國家利用地區熱點問題詆毀中國大陸，並引發「新冷戰」。[262] 有評論員認爲，北約《華盛頓宣言》首次納入亞洲盟國對抗俄羅斯和中國，不但確認了“新冷戰”已經開始，而且進入“新冷戰”的第一個小高峰。[263]
歐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經濟体，而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政治体，並且在國際政治關係中發揮主導作用。欧美的盟友关系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都發揮了影響力[264]。但由於歐盟并非单一制的政治实体，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较为复杂。
美國和歐盟也在一些問題上也有分歧，例如美国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戰爭；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欧洲三大国一致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甚至法国，德国，英国开辟与伊朗进行非美元贸易的新渠道来避免伊朗面临的美国制裁；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还不断要求北约的欧盟成员国提高北约开支中的出资份额[265]，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力挺建立欧洲独立军队来防范美俄[266][267]。
在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的領導下，兩國關係在1999年春天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前總體上是溫暖的，此後關係顯著惡化。[268][269]2014年，由於烏克蘭危機、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俄羅斯軍事干預敘利亞內戰的分歧，以及2016年底俄羅斯被指干預2016及2020年美國大选和涉嫌干涉敘利亞內戰，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2014年實施的相互制裁仍然有效。而2019年8月2日，随着两国正式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美俄关系陷入“冰点”。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俄關係落入冷戰以來最低谷。
在21世紀初期，特別是在2006年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中毒之後，兩國關係變得緊張，自2014年以來，由於烏克蘭危機，被英國和西方世界的許多人視為充滿敵意。中毒事件發生後，28個國家驅逐了涉嫌充當外交官的俄羅斯間諜。[270]2021年6月23日，在俄羅斯聲稱已向英國海軍驅逐艦HMS Defender鳴槍警告後，[271]兩國捲入了海上衝突點，後者聲稱該驅逐艦已侵入黑海水域。然而，英國在回應中拒絕承認其船隻在俄羅斯水域，而是說它在烏克蘭海域範圍內，因此也否認受到任何警告性火力的影響，而是聲稱俄羅斯正在進行砲擊訓練。
在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後，英俄關係急劇惡化，英國反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同時沒收俄羅斯寡頭的各項海外資產，召回本國公民，中斷與俄方的所有商業合作，並向烏克蘭提供多種武器支持烏軍，而首相约翰逊也在戰爭後三次出訪烏克蘭，表達英國對烏克蘭的支持。
歐盟各成員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各有不同。最新的歐盟－俄羅斯戰略夥伴關係在2011年簽署[272][273]，但是俄羅斯合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戰爭以後2015年遭到歐洲議會的挑戰。
2021年2月俄罗斯政府驱逐瑞典、波兰和德国驻俄外交机构相关人员。[274]2021年4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禁止8名欧盟及其成员国官员入境俄罗斯，其中包括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275]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歐俄關係急劇惡化，多個歐盟國家（例如法國，德國，波蘭）都強烈反對俄國侵略烏克蘭，並制裁俄羅斯多個方面，例如向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把俄羅斯踢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同時向烏軍提供武器及人道物資，可是制裁也令歐洲帶來通脹危機。
在美國對華接觸政策中，中美两国关系十分复杂，既非完全的敌人又非正式的伙伴，敌对与合作并存[276]。多数人认为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没有领土争议的包袱，美国在科技上具有全球领先地位，但政治上等原因对彼此的不同看法，总体讲，是合作多于冲突，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分歧。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和表述。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277]。當時中國將兩國關係稱為“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而中美两国则被部分西方学者称為两国集团（G2）或中美國[278]。
但自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後，雙方的關係因為國家利益和國際政治之間的衝突加大並急速惡化，尤見持續至今的2018年中美貿易戰。到2021年5月，受COVID-19疫情影響，中美關係已降至近幾十年來最低點。[279]期间曾出现双方长时间未驻节于对方，并且发生众议长裴洛西訪問台灣和高空气球事件，直到2023年旧金山APEC峰会双方元首会晤表现出暂时的缓和。[280][281]
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发后，俄罗斯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并成功“吞并”，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恶化。西方国家随后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取消了与俄罗斯油气公司的各项合作。但与此同时，中国却向俄罗斯提供了多个经济、军事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减轻了俄罗斯的压力[282]。
中俄目前并非盟友关系，尤其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出于对台湾问题的考量，中国表示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283]，至今中国地图出版社和自然资源部的世界地图上都将克里米亚划为乌克兰领土。但在2019年后，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准盟友关系，并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第二次冷战结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84]。
近年隨着中國經濟崛起，英日益深化对华合作，双方在政治、經濟等领域的磋商与对话加强，两国高层亦保持互訪[285]。然而，自中國政府因应2019年爆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港區国安法》以來，兩國關係开始惡化。2021年7月15日，英国下议院因新疆再教育營的问题，通过了一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动议，建議英国政府及其代表拒绝参加北京冬奥会。英国下议院认为，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结束在新疆的暴行，解除对英国议员、公民和实体的制裁，否則2022年冬奥会不应在一个被指控犯有大规模暴行的国家举办[286]。
中国与欧盟之间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从2007年起，双方开始谈判提升关系到新的合作伙伴层面，目前已经有20多个项目的谈话和协定签署，涉及环保、教育等领域[287]。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视欧盟为一带一路的终端节点，同时欧盟亦视中国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因而双方皆相当重视[288]。中国与欧盟的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都维持有较高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但雙方在人權、價值觀及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始終存在。在2019年中香港反修例运动、2020年春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爆發以及港版國安法實行後，兩邊關係逐漸緊張。2020年8月31日和9月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出訪德國期間批評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訪台，威脅要讓捷克「付出沉重代價」。這番言論招致歐盟各國批評，使中歐關係進一步惡化[289]。
2021年3月22日，歐盟各國外長就新疆再教育營問題，批准對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進行制裁[290]。随后，中国提出對等反制措施，宣布制裁歐洲多國議員與學者，以示报复[291]。由於不滿被反制裁，歐洲議會随后臨時取消了一個有關中歐投資協定的審議會。路透社認為，中歐雙方互相施加制裁后，協定命運堪憂。[292][293]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表示，“若有人执意要搞对抗，责任所在，不敢有负国民，别无选择，惟有奉陪。”[294]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有不具名的分析人士認為，“北京罕見地強硬做法，等於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295]据Politico，部分被制裁的欧洲议员“威胁阻止协议的批准”，并称，“中国针对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以及欧洲智库人员的行为将严重阻碍欧洲议会对该协议的批准”。[296][297]2021年4月29日，據南華早報報導，《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因不獲歐洲議會主要政黨支持而暫時擱淺[298]。
2021年5月4日，歐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兼貿易專員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對法新社表示“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定”，雙方外交關係惡化，“我們目前在某種意義上已中止歐盟執委會的政治接觸活動”。东布罗夫斯基斯這一言論被外界解讀為歐盟執委會實際上「已中止」推動歐中投資協定[299][300]。但欧盟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媒体报道东布罗夫斯基斯的表述時剥离了其具体语境[301]。
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程序，直到中国取消对欧盟政治人物的制裁为止[302]。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回应欧洲议会的批评時表示：「中国的制裁并未为达成协议创造有利的环境」，同时立法会也提出，除了要求取消制裁之外，欧盟在决定批准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时，将考虑中国的人权状况[303]。這項決議案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目前是歐洲議會的官方立場[304]。
2021年7月8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項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动议。欧洲议会認為，除非香港、新疆、西藏、内蒙古以及中国其他地区人权得到改善，否則欧盟以及成员国领导人不要出席2022北京冬奥会[305][306]。
中國和澳洲都是亞太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國，貿易關係非常密切，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澳洲則是中國第八大貿易夥伴。在2017年之前，兩國政府的高層經常互訪。之後，澳洲政府反對中國在南海爭議、新疆人權問題等方面的作為，並憂慮中國借助代理人和基建項目擴大在澳洲等大洋洲國家的影響力，因此推出多項法案和措施進行遏止，又提出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展開獨立國際調查，中方批評澳方固守冷戰思維和偏見，視中國為威脅，因此進行各種毒害雙邊關係的行徑，兩國關係自此陷入低谷。直到2022年大选后工党重新执政，在经济关系上有所缓和。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數位列世界前二，建交七十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伴随着冲突与合作，主要受三大因素不断干扰，即历史情结、地缘竞夺及大国博弈[307]。由于中印两国有着近2000公里的漫长边界和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领土纠纷，因此两国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战争结束后，两国关系严重倒退。因当时中苏交恶，导致当时的苏联与印度结盟，因此两国关系持续冷淡。直到1976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2003年6月，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确认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2021年前，中国曾经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1993年起，两国签署多个协定以维护地区和平，但仍不时在中印边界地区爆发对峙、冲突，如2013年斗拉特别奥里地事件、2017年的洞朗冲突事件和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起伏不定，呈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
在昭和末平成初（1989年至1995年）和平成末令和初（2018年至今）中日关系都相对较好，而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以及2012年的日本单方面国有化钓鱼岛都曾使得中日关系变得冷淡。但中日双方都有意改善双边关系[308]，如在2020年因应东京奥运会，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在4月份邀请习近平以國賓的身份访问日本。但却因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以及港版國安法問題而遭到延后。2020年8月28日，安倍晉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辭去日本首相职务，导致习近平延后访日的行程增加了不确定性[309]。
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建交。建交后两国关系即进入蜜月期。1992年9月27日，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两国建交仅1个月後，便率庞大访华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310]。双方在北京发表了《中韩新闻公报》，并签署了《中韩贸易协定》、《中韩投资保护协定》、《中韩关于设立经济、贸易、技术联合委员会协定》、《中韩科学技术协定》。自建交以来，韩中关系不断提高，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文化、人员往来迅猛发展。1997年12月，金大中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又被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时，两国关系被再次升級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中方的习近平、李克强和张德江分别会见，双方发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中韓關係急劇升溫。直到韓國決定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兩國開始有交惡跡象。[311]2017年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中国以后，两国关系曾趋于缓和。但2022年尹锡悦新任韩国总统后，采取亲美联日政策，包括重新推进薩德系统部署等，导致中韩关系再次紧张。
中国也跟朝鲜持续的保持友好的关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曾经形容中朝「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系」[285]。中國是朝鮮最大的貿易夥伴。自2000年代末期以來，朝鲜在經濟、貿易方面越來越依賴中國[312]，并持续至今。不过在朝鲜核问题上，自1990年代起，中國開始關注朝鮮的核計劃，反對朝鮮進行核試驗，並贊成聯合國安理会推行多項制裁朝鮮的決議。但中国在安理会决议案通过后会为朝鲜经济“开后门”。中国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自朝鲜战争后，在三八线以南的驻韩美军因可能的朝鲜政权垮台而推进至中朝边界，另一方面是让中国对朝韩关系上保持绝对的影响力。不过也因为安理会的制裁问题，中朝关系在2017年趋于紧张。但自2018年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已經舉行了5次會談，中朝雙方也恢復了頻繁的高層互訪，兩國關係出現緩和的跡象[313]。
中國與東南亞各国有極為密切的政治、經濟往來。加之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加入了东盟，因此双边的政经往来极为密切。在政治上，东盟每年都會舉辦东盟十加三会谈。在经济上，于2010年1月1日全面生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拥有1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近6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4.5万亿美元。因此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314]，也是继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第三大的自由贸易区。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315]，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如果加上该协议，那么两个协议加起来的总体贸易额会超过欧洲联盟，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自由贸易区。另外伴随着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政策，中国大举投资东南亚国家，这其中以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的投资居多。而东南亚国家几乎全部加入了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使得双边不论是在政治或者是经济上，都有密切的往来。但是，中国与部分靠近南海的东南亚国家有着主权争议，虽然双方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对主权争议的解决影响不大。
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盟友包括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军事联盟，而且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升级。目前美国和其战略伙伴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AUKUS等多边组织，并与东盟成员国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316]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實際控制台澎金馬地區，並獲得美國支持[317]多次擊退解放軍，反對及打擊共產或社會主義，维持台澎金马地区实质控制至今。迄今美方仍固定向中華民國出售防衛性武器。同时也通过《台湾关系法》维持双方关係。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直到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和美国（联合国军）三方于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而结束。而朝鲜半岛也随着这个协定正式分裂成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并且双方至今仍在“三八线”对峙。
20世纪90年代，韩朝双方开始频繁的接触与对话。1998年金大中就任大韓民國總統後，对朝推行“阳光政策”，韩朝关系出现突破。金大中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2000年6月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朝韩首脑会晤，并联合发表自主解决国家统一，加强双方合作与交流的《南北共同宣言》。2003年开始的卢武铉政府在“阳光政策”基础上推出“和平繁荣政策”。卢武铉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于2007年10月举行了第二次韩朝首脑会晤，并发表《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2008年，韩国保守派李明博执政后，韩国调整了对朝政策。双方关系从此转冷。2017年，朴槿惠因崔顺实事件被弹劾后，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借举办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机，与朝方改善关系，同年与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举行了3次首脑会晤，被外界视为两国关系破冰的迹象。然而到了2020年，脱北者团体向朝鲜散发反朝传单，引起朝鲜当局不悦，关闭位于開城工業地區的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并实施爆破[318]，韩朝关系再次回落至冰点。2024年初，北韓正式宣布放棄兩韓統一的目標，並於同年10月破壞連結兩韓的鐵公路，讓半島統一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日本和韓國是海上鄰國，二戰結束後都與美國結盟。儘管如此，兩國關係仍持續緊張和不友好，相互之間存在強烈的互不信任和一些历史爭端。這些爭端包括：對獨島（日本称竹島）的領土主張、日本首相參拜靖国神社、日本對朝鮮日治時期的不同看法、慰安妇问题、以及日本拒絕談判韓國要求其為虐待朝鮮而道歉或賠償的要求。日本外務省2018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刪除了前一年將韓國稱為“日本與日本共享戰略利益的最重要鄰國”的說法。[319]2021年，韓國亦在其最新的國防白皮書中不再將日本描述為“夥伴”。[320][321]這些緊張局勢使美國推動建立反對中國作為共同敵人的戰線的願望和努力變得複雜。[322]
根據2014年BBC World Service的民意調查，仅13%的日本人對韓國的影響力持正面看法，37%的人表示負面看法，而仅15%的韓國人對日本的影響力持積極態度，79%的人表示負面看法，使韓國排在中國之後，世界上對日本負面看法第二大的國家。[323]由於兩國關係的高度對立性，兩國被各種媒體評論家描述為處於“冷戰”狀態。[324][325][326]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實際控制台澎金馬地區，並獲得美國支持[317]多次擊退中國人民解放軍，反對及打擊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當代政治目的，並以反攻大陸為首要國策，维持台澎金马地区实质控制至今，期間兩岸也發生許多戰役例如：九三砲戰、古寧頭戰役、大擔島戰役、登步島戰役、一江山島戰役、大陳島撤退、八二三砲戰、八六海戰、烏坵海戰、東引海戰等，但1987年台湾開放兩岸探親後，两岸关系一度緩和，两岸官方、民間交流逐漸恢復。解嚴以后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兴起，而統獨問題使得两岸关系逐渐成为两岸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重大敏感议题[327][328]。进入21世纪后，海峽兩岸的经贸活動已相當緊密，並擁有一定程度的物資及人員流通自由。2008年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就任總統後，兩岸恢復官方交流。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馬英九及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329][330]，作為兩岸關係的重大進展[331][332]。2016年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就任總統後，表示不接受九二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即宣布兩岸官方交流中斷[333][334]。2016年以來，中国人民解放军軍機經常繞台灣島飛行，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稱此舉是針對臺灣的施壓與騷擾[335]，尤其是2019年解放軍軍機越過臺灣海峽中線事件，令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美國情報機構指出，習近平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在2027年前具備入侵台灣的能力[336][337]。
當前，海峽兩岸的關係不僅關乎雙方利益，还牽涉到亞太區域的情勢，乃至中美兩大世界強權的戰略布局以及全球安全，成為全球瞩目的焦點之一。同時，由於兩岸長期分裂，致使雙方體制及價值觀的歧異，臺灣興起的臺灣主體意識亦與中國大陆主流的中國統一意識形成碰撞，使得海峽兩岸關係愈加複雜。
1997年7月1日，隨著香港回歸中國，港英政府結束了153年對香港的統治。兩地雖分治多年，存在長期的價值觀及制度差異，但基於一國兩制，移交初期中國大陸與香港關係沒有太大問題。然而進入2010年代後，雙方的實質矛盾逐漸出現，經歷2014年的雨傘革命，香港本土意識抬頭，最终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達到最高峰，导致中国中央政府随后制定并颁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并在2020年6月30日正式生效。英国广播公司发文称，在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实施后，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名存实亡；也有观点认为，一国两制方针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到2047年后也不用改变。[338]
- ↑ 註：至今仍為北約兼歐盟成員國
- ↑ 註：至今仍為北約兼歐盟成員國
- ↑ 註：至今仍為歐盟成員國
- ↑ 註：詳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註：僅限於非北約成員國
- ↑ 註：包括紐西蘭本土、托克勞、庫克群島與紐埃在內
- ↑ 註：至今仍為上合成員國
- ↑ 註：自2000年起
- ↑ 註：前身為獨立國協集體安全條約，自2002年起重組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簡稱集安组织）至今
- ↑ 註：前身為歐亞經濟共同體，自2015年起重組為欧亚经济联盟（簡稱欧亚联盟）至今
- ↑ 註：除印度以外
- ↑ 直至2011年；自2016年起
- ↑ 直至2019年；自2019年起有争议
- ↑ 註：2014年3月11日克里米亞議會宣佈脫離烏克蘭獨立，同年3月18日克里米亞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並成為其聯邦主體後不再是獨立國家
- ↑ 註：上述國家均包括其海外領土在內
- ↑ 註：包括中国大陆、香港與澳門在內
- ↑ 註：除越南以外
- ↑ 註：越南是4個現存共產主義國家中唯一的搖擺國
- ↑ 註：澤曼為時任總理，其個人政治立場在當時（作為總理在任期間）仍為親美，且捷克於1999年3月12日在其任內正式加入北約
- ↑ 註：澤曼為前總理暨現任總統，自2013年澤曼復出並就任總統後其個人政治立場由2002年卸任總理前的親美轉為親中俄，但捷克作為北約成員國暨議會內閣制共和國，且總統為虛位元首並無實權，因此捷克總理、政治上、外交政策上、軍事上至今依舊親美（鑑於捷克總統職位無實權，現任總統澤曼的個人立場雖然轉為親中俄，但這種立場只能代表其自己的個人傾向，且不等於捷克的國家政策上親中俄）
- ↑ 註：歐爾班的個人政治立場在當時（第一個總理任期直至2002年）仍為親美，且匈牙利於1999年3月12日在其任內正式加入北約，但奧班自2010年復出並再次就任總理後，其個人政治立場與匈牙利的政治上、外交政策上由之前的親美轉為在歐美與中俄之間搖擺（同時匈牙利作為北約成員國，軍事上至今依舊親美）
- ↑ 註：僅限於非北約成員國
- ↑ 註：至今仍為歐盟成員國
- ↑ 註：至今仍為北約兼歐盟成員國
- ↑ 註：至今仍為北約兼歐盟成員國
- ↑ 註：尼加拉瓜是中華民國（臺灣）的現存邦交國之一，同時尼加拉瓜與俄羅斯關係較為友好，但由於該國現執政黨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獲反美親中俄的古巴、委內瑞拉等國支持，以及該國繼續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官方外交的原因，尼加拉瓜與中美兩國的關係均較為惡劣
- ↑ 註：包括中国大陆、香港與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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