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業場與銀座
近代東亞國家無一例外地面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衝擊，中國與日本在此背景之下都展開了學習西方的運動。日本的「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中國的「洋務運動」等，核心都是學習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大型的工廠和政治改革雖然最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對普通公民來說似乎有些距離。近代西方文明中引人注意的是城市的發展，因此城市的「洋務」也是中日學習的重點。
近代中國和日本共同受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衝擊，都對此做出了反映，中日兩國在應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衝擊後，都發動了學習洋務殖產興業的計劃。以往我們在論及學習洋務的成果時，往往偏重於那些大型的大機器工廠、洋務企業、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但是，這些洋務成果距離一位普通公民似乎過於遙遠，因此，我們不妨將注意力轉移到公民的生活，從城市商業的角度來看近代中日的洋務。
一、從江戶銀座到東京銀座
銀座是日本商業的代表，「座」的發音是「ざ」，可翻譯為行業工會，銀座的本意是「銀匠的行業工會」。自明治維新殖產興業以來，日本不斷引進西方文明成果，實施「銀座煉瓦街計劃」、「官廳集中計劃」和「市區改正計劃」。日本傳統的木質建築能夠有效抵禦地震，卻難以抵禦火災，因而產生「喧囂與火乃江戶之花」的傳言，所以在都市計劃中城市的不燃化是其重要任務[①]。明治政府決心要讓東京成為能夠抵禦火災的城市[②]，1872年銀座大火為銀座提供了契機，在政府的組織下展開「銀座煉瓦街計劃」，建立了銀座赤煉瓦街。日本的第一條鐵路線是從東京銀座南面的新橋到橫濱的櫻木町，鐵路的出現使銀座逐漸成為東京的門戶。當時「京橋區包括銀座在內有差不多1000座磚砌建築，其他城區則只有總共不到20座。」[③]因此，銀座所表現的全新面貌並非銀座其自身發展的結果，是在日本興辦洋務的背景下所遇到的契機。
1882年7月，東京開始籌備建設鐵道馬車，光明社社員中川外次表示「東京銀座二町目接近繁華地段，鐵道馬車的開設目前在計劃之中。」[④]東京市內僅有銀座擁有能通行鐵道馬車和電車的寬敞大道，而且擁有東京乃至日本最集中的新式建築，於是在銀座消磨時光的風尚——「銀座漫步」便應運而生。1913年上半年日本汽車車禍事件分別為，1月28件、2月28件、3月29件、4月30件[⑤]。可以看出日本已經擁有相當數量的汽車，為應對汽車數量增加所帶來的交通問題，《東京每日新聞》提出，「在交通頻繁的銀座街道上，沒有人不邊走路邊看報，要減少汽車事故，第一要進行司機改良，第二要進行行人改良，第三要提高乘車人的素質。」[⑥]《東京每日新聞》以銀座街道的狀況為例，其本身便說明銀座在當時日本交通方面的代表作用，銀座車輛繁多交通便利。因為銀座的不斷繁榮，早期的道路越來越無法滿足銀座的交通需求。「東京市明年（1920年）共計預算十二萬元以上，計劃對新橋和京橋間的銀座通大概十町的街道進行大改造。」[⑦]銀座便利的交通與其商業相結合使銀座成為日本近代化的縮影，也是東亞學習西方、興辦洋務，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東亞特色城市近代化的濫觴。
銀座作為新式商業街是關東大地震前東京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標誌，新式建築、新式交通促成了銀座的興起，新式照明設施則使銀座在一日之內的繁榮時間延長。1874年東京亮起了85盞煤氣燈，「這些燈從芝順着銀座大道向北一直延伸到京橋。」[⑧]1878年中央電信局開業儀式上的主要看點是一盞電燈，結果它只亮了15分鐘就熄滅了。1882年，大倉組商會在銀座分店前成功地安裝了一盞弧光燈。雖然電燈在銀座在照明方面的嘗試有些曲折，卻體現出銀座作為新事物的示範區的作用。1882年9月27日，《大阪朝日新聞》曾經報道了東京電燈的相關新聞，「東京市內所安裝的電燈採用的是橫須賀造船所從外國進口的機械設備，這些小電燈和銀座的大藏組的電燈相同。」[⑨]1869年，銀座開設了日本最早的新式理髮店；1880年，銀座成立日本最早的英式俱樂部——交詢社，銀座南面的新橋是日本首條鐵路的車站。19世紀末新事物往往在銀座出現[⑩]，銀座發揮了「勸業」的功能。
在銀座走向繁榮之前，日本橋是東京的商業中心，明治維新前東京的交通依賴於河流，鐵路建成後交通重心才逐漸向陸路轉移，日本橋恰恰是東京水路交通的核心。當銀座引入西方的照明技術之後，日本橋的沒落才越發明顯。正如愛德華·賽登施蒂克在《東京百年史》中所言「當夜幕降臨時，人群便開始從一片漆黑的日本橋向南涌到銀座去。」[⑪]銀座的成功和日本橋的沒落，證明了明治政府殖產興業在城市建設方面的成功。日本在進行殖產興業的過程中，並不是簡單地引進西方技術興辦工廠，而是真正地接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優點。銀座原本是銀匠和銀器加工的聚集地，在江戶時代為武士階層服務。銀座的崛起依靠了明治政府的政策，明治政府的政策則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因此銀座的繁榮是日本興辦洋務的成果。銀座煉瓦街是近代文明濃縮化的展示，在日本展示了近代文明，它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正是在銀座的引導下，傳統的江戶才變為近代的東京。
甲午戰後日本橋、新宿、淺草等地也逐漸接受銀座所開創的新模式，1904年日本橋地區引入百貨商店模式，三越百貨公司開創了吳服系百貨商店。銀座的繁榮帶動了銀座之外的其他地區主動引進洋務，傳統經濟中心日本橋學習法國百貨商店模式則說明，東京的傳統勢力認可了銀座的成功。進入大正時代之後江戶真正變成了東京，銀座不再是引進洋務的展示區，而是洋務的引領地區。1917年大阪都市事業改良調查會派人前往東京對道路改良進行實地調查，主要調查了東京實施道路改良的日本橋附近、銀座街、須田町附近、本鄉森川町。[⑫]大阪對銀座街道的考察可以看出，銀座已經得到西日本的認可，銀座所代表的新發展模式不僅僅在東京而是在日本受到認可。
1912年雨宮敬次郎、利川勇次郎、藤岡市助、井上角五郎等請願，修建品川到上野和新宿到銀座的十字形高架電車[⑬]。大正時代初期銀座仍然是東京的經濟重心，1920年早川徳次、安田善三郎等人發起建立地鐵的申請得以通過，該計劃中第一期地鐵線，從品川的京津電車的終點起，連接品川站，穿過慶應義塾前的芝山，到新橋站後經過銀座大通線至萬世橋，再到上野站之後抵達淺草。[⑭]實際上淺草到新橋的線路建成後並未南下連接品川，而是將虎之門和新橋相連， 1939年建成了澀谷到淺草的地鐵線。首條地鐵線將銀座作為重要的站點足以說明其重要性，地鐵將銀座的受眾群體進一步擴大，距離銀座較遠的地區的人們可以通過地鐵到達，比之前的有軌電車更為便利。銀座因煉瓦街而興起，因交通而發展，銀座見證了近代日本交通的變遷。
1916年《報知新聞》在報道東京地價時稱「大正四年日本橋區的本船町十番地以一坪九十五元位居東京市內地價榜首，其賣價為二百五十二元四十九錢。之前地價最高的地區是銀座三丁目。」[⑮]大正年間，日本橋等其他地區逐漸發展起來，銀座的獨特性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銀座」在各地興起。銀座是東京近代化的先行者，銀座利用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而崛起，並將其展示進而在東京乃至日本推廣。當日本橋出現三越百貨之後，當大阪出現阪急百貨之後，當東京認可煉瓦建築之後，銀座便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對銀座煉瓦街造成嚴重破壞，因地震引發的後續大火也把房屋內的木質裝橫物和底板焚毀。地震之後，原本繁華的銀座煉瓦街被摧毀，種植在平野園店前的、銀座最古老的行道樹和其他銀杏樹也都被燒毀。然而，銀座的內涵卻保存了下來，在重建的銀座中發揚。
二、天津勸業場
民國時期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假如上海是中國的巴黎，里昂是法國的上海這話是對的，那便，天津可以說是北方是巴黎而中國的里昂了。」[⑯]天津是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而且靠近北京，勸業場又是天津繁華的商業中心。天津勸業場和日本銀座十分相似，都是在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本身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體現。
天津勸業場（以下稱勸業場）的建設比較晚，1928年8月19日，《大公報》曾刊登勸業場的招租廣告，「啟者所有租賃本場內外樓上大小門面、地攤之各租戶經理人注意，請親來本場丈量尺寸，以便自行在場外他出置造貨架、稼具等件。」[⑰]說明勸業場基本布局已經建設完畢，租戶商家可以按照目前的店面大小來設計商店。勸業場的建設動機是「建設一規模較大之商場，俾可以容納多數小本經營之商號，而收振興市面之效。」[⑱]勸業場的地基購買自法商先農公司約5畝，每畝價值10萬兩白銀，並在1928年春開始建設，建設工程由新業公司承包。此外，還聘請了永和營造公司的法人保羅阿勃雷繪製設計圖，僅建築費就有60萬元。勸業場的各層的門面「均已先期經各商號分頭租妥，一俟建築成功，即於陰曆八月下旬入場布置，九月中旬正式開幕。」[⑲]而且，泰康商場和天祥商場等商場的部分店鋪也決定遷至勸業場重新開幕。
按照高星橋的設想，原本勸業場要建設11層，後來因為資金問題只蓋了6層，1929年勸業場靠近旭街的一側加蓋了一層。[⑳]勸業場總體未完工之前，天緯球房「則已安置就緒，業於本月九日先行交易矣」[21]。1928年10月中旬，勸業場建成並提出「訂於本年舊曆九月二十一日交房」[22]，從報紙的日期來看，10月17日是陰曆（也就是文中的「舊曆」）九月初五，11月2日便是「舊曆九月二十一日」。勸業場最初的開幕日期訂於11月2日，「本場與各租戶定於夏曆十月底裝修齊備，近因各租戶催促提前開幕以便早日營業，今定於夏曆十月十六日暫行交易，擇期開幕。」 [23]而勸業場實際的開幕日期是12月12日，主要是因為「為期急促，均不及入場布置」[24]當日的《大公報》中還提到，勸業場中冬季可放暖氣，夏季可放冷氣，其中「冷氣」很有可能是空調。勸業場開幕當天「各界人士前往參觀者，絡繹不絕，即六樓屋頂，亦有多人佇立寒風中籍以望遠者。」[25]雖然具有誇張的描述，但可以看出，勸業場對天津市民來說是極為新奇的事務。
勸業場中最有名的是「八大天」，其中的大戲院稱為「天華景舞台」，其「樓下可容五百二十人，第一層有包廂二十一座及散座二百餘，第二層撒座二百餘，計上下三層可容一千餘人。」[26]此外天宮影院可以容納九百多人，天會軒戲院可以容納五百多人，而且特別說明「表演各樣雜耍及文明戲」[27]勸業場實際上是吸收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上建設而成的，建築風格、建築技術不同於傳統時期的中國。
1929年1月，勸業場可利商行發生一起盜竊案件，可利商行「被一乞丐竊去紅色線毯一條」[28]僅從《大公報》來看，勸業場附近的盜竊案件比較多。1929年2月，伊全一在勸業場賣報紙時「見有顧姓婦由場內出門，伊乘機將黃色耳挖由該婦頭上竊去。」[29]此外，共產黨也在勸業場展開相關活動，「法租界勸業場前聚集工人裝束者多人，一致大聲呼喊『打倒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戰爭』口號，並自稱系共產黨順直省黨部所委派，舉行三一八紀念，一部分工人高擲共產黨傳單。」[30]不論是進行盜竊還是進行宣傳活動，其共同點就是需要在人員密集的場所。人員密集的商場無疑是小偷、扒手最容易出現的地方，宣傳活動也需要在這樣的地方。勸業場不僅盜竊案件頻發，而且共產黨也在此舉行紀念宣傳活動，都說明勸業場是天津人員密集的場所。
1931年，高星橋決定將勸業場六樓的共和廳拆除，六樓「樓面全部打通，加蓋一層樓。」[31]《天津商報畫刊》認為，高星橋想將勸業場建設成天津最高的建築，後期實際上也做到了，「在津市的南郊，就能望見它的屋頂；夜間燈先輝煌，水晶般地明亮，牠具有大力量的吸引力。」[32]勸業場的交通方面與銀座類似，「天津勸業場在法租界天增里，黃、綠、藍牌電車的集中處。」[33]從圖1可以看出，勸業場優良交通條件。
勸業場建設之後也獲得了天津市民的認可。1923年3月，畫家方伯陶「本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在法租界勸業場內舉行個人畫展一個星期。」[34]目的是通過買畫來為上海淞滬抗戰的將士籌集資金。1933年10月8日至12日，在勸業場共和廳舉行了「宋元明名人書畫展覽」，「並募集名人書畫多種另室陳列拍賣，助黃河賑災。」[35]在勸業場售賣書畫說明，勸業場所吸引的不僅有普通市民，而且包括知識分子等，同時也可以看出勸業場具有很高的社會認可度。
勸業場的內部既有電梯，又有暖氣和冷氣等設備，場內娛樂設施齊全，屋頂還有花園。這樣的設計似乎就在我們身邊，現在的商場幾乎都採用內部裝設空調等調節溫度和濕度的設備，也按設電梯和娛樂設施，部分商場的樓頂也開設是花園。筆者看來，現在的商場和民國時期的勸業場相比，只是外表的變化而沒有本質的改變。電影院仍然放着電影，只是內容會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戲院變成了KTV和卡拉OK，小商店鱗次櫛比，也只是商品的更迭和名稱的變化；茶館、咖啡廳仍然存在，奶茶店在我們的時代風靡，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娛樂方式的改變而已。勸業場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城市生活和商業的改變，更是城市商業是近代化。
三、東京銀座煉瓦街與天津勸業場
東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也是東日本的經濟中心，上海雖然是中國的經濟中心，但缺乏政治上的作用，北京雖然是清代中國的政治中心，但缺乏經濟因素。若用上海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城市商業和東京的銀座向比較，則上海經濟因素太強，而且缺乏政治因素；若以北京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城市商業和東京的銀座向比較，則北京政治因素濃厚，而且缺乏經濟因素。天津一方面靠近北京，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北方洋務事業的代表。周明的《東遊日記》中認為銀座是「代表東京繁華」[36]的商業區。勸業場則代表了天津的繁華，「從日租界向南望梨棧，或是由西開教堂遠眺勸業場一帶，確是天津鬧市的中心，一到晚上電炬萬點光明四射。」[37]銀座和天津勸業場具有十分相似的特色，也具有各自獨特的魅力。
天津開埠之後，天津的洋務事業蓬勃發展，天津機器局、天津武備學堂等不斷建立和發展，但是卻無一例外地偏向軍事，即便是開平煤礦，也是因軍事方面的資金不足才建設的。清末新政到民國初年，天津各色工廠逐漸發展。但是，天津的城市商業卻長期維持着近世時期的狀態，似乎在勸業場之前，很難發現具有代表性的國人所建設的近代商業建築。
反觀日本的東京，在明治政府穩固政權之後，銀座煉瓦街便建設起來。或許銀座煉瓦街過於激進，後期銀座地區的商家又掛起了日本傳統的門帘等，但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已經被吸收，日本在興辦「洋務」的時期，軍事、教育、商業等方面似乎在同時進行。中國近代學習西方經歷了「器物」、「制度」到「思想」的層層深入，但筆者認為，中國學習西方最開始便涉及了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只是集中於軍事方面的制度和思想。用馬克思主義的聯繫觀來分析，洋務運動時期不可能局限於器物層面，而是主要在器物層面。明治維新之時，日本便在政治中心——東京——建設了一條銀座西式煉瓦街，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則在籌劃建設頤和園。中國學習近代文明其被動因素更多一些，目的也偏向富國強兵；從銀座來看，日本學習近代文明的主動性遠遠高於中國。僅從天津來看，除卻租界區之外，很難發現西式建築。
勸業場和銀座都在各自的機遇期發展起來，銀座處於「明治維新」時期，其面臨的機遇自不必說。勸業場於1928年12月12日建成開幕，此時恰逢國民政府二次北伐，同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雖然國民政府沒有實現全國的實質統一，仍然有一些獨立性較強的軍閥，同時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割據，但是比較之前中國軍閥割據混戰來看，顯然是巨大的進步。同時，國民政府展開「革命外交」、「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和「新生活運動」。勸業場處在中國的「維新」時期，「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和「新生活運動」也與日本的「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由異曲同工之妙。
天津勸業場的商業形態是中心向外發散式展開[38]，銀座的商業形態更像是水平式展開。勸業場和銀座一樣都擁有那個時代最吸引眼球的建築和便利的交通，然而，銀座的西式煉瓦建築是政府主導建設的，勸業場則發軔於民間。銀座最初的機遇來自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政策，勸業場則是中國在吸收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高星橋的身份是買辦。而且，勸業場位於法租界之內，從天津開埠到勸業場開幕已有近50年的時間，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天津已充分展現出其優勢。銀座的建設也許是官方主導的結果，而銀座的繁榮則得益於近代資本主義文明，勸業場從建設到繁榮均是吸收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結果。銀座的發展伴隨着近代交通的引進，以及新技術的應用。「銀座是那個時代流行事物的發源地，形成一個處於時代前沿的空間是銀座的空間價值。」[39]
天津電車線路在1927年底基本定型，形成六條電車線覆蓋天津市區的局面。勸業場是在電車線路定型的基礎上建設而成，很大程度上是因已存在的便利交通而繁榮。勸業場不具備銀座所具有的大規模嘗試最新近代文明成果的作用，這也許是因為勸業場的建設時間更晚，近代文明的成果已經引入中國，而銀座的建設之時恰逢日本興辦「洋務」的起始，但在展示近代文明成果方面則具有相同的特點。
勸業場和銀座都在建設之初便受到關注，都代表着各自所處的城市。勸業場在建設的時候，《大公報》稱其為「未來之大商場」[40]。抗戰勝利之後，天津舉行紀念五一的活動，「參加工會二百餘單位達萬餘人，表演行列由金鋼橋直達勸業場。」[41]勸業場不僅僅是一座近代商業建築，也是天津的代表性場所，在勸業場舉行紀念活動使勸業場得到了升華。銀座在建成煉瓦街之後在東京大地震時被摧毀，重建的銀座雖然不像煉瓦街那樣出眾，但銀座的內涵並沒有改變。銀座煉瓦街和重建的銀座不僅是繼承關係，而且兩者本質都是銀座，銀座的建築外表發生了改變，其內涵並沒有變。中國人將重建的銀座仍然看做東京最繁華的地方，「在這裡雖不是人之海，實在是人之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來的來去的去，好似在江中流着的水，沒有停止的時候。」[42]雖然有些文學上的誇張，但卻反映了外國人對銀座的印象。
勸業場的歷史與銀座相比要短得多，勸業場位於法租界，在天津開埠之前是沒有進行大規模開發的地區，銀座則源於江戶時代江戶的發展。江戶是江戶時代日本的武家統治中心，產生了大量為武士階層服務的人口，所以18世紀世紀初江戶的人口超過了100萬人。銀座是町人的居住區，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延寶六年（1678年）《江戶大繪圖》、安正六年（1860年）《安正改正御江戶大繪圖》和文久二年（1862年）《分間江戶大繪圖》來看，銀座是西部是武家敷屋的集中地區，而且是江戶時代比較有實力的藩，如三河松平、相模松平、土佐松平、阿波松平等。江戶時代的銀座是為武家服務的地區，如此銀座對武家也具有依賴性。明治政府雖然名義上以京都首都，但實際上卻以東京為政治中心，並以江戶城為皇宮所在地，這使得銀座等江戶的依附性行業得到了保障。1872年銀座大火為銀座建設為煉瓦街提供了機遇，銀座煉瓦街與傳統時期相比服務的人群也發生了變化。銀座不再是主要面向武家，而是面向普通人，服務人群的變化是銀座繁榮的根源。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所強調的是自由、平等、博愛，1872年銀座大火之後銀座便從武士階層的服務者變成了面向普通人的服務者。同樣，勸業場在開幕之後多次強調其面向普通人的理念，勸業場的屋頂花園「門票定價低廉，以期多數平民不致望而卻步。」[43]筆者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近代城市繁榮的核心，也是「洋務」的核心。
中日學習「洋務」方面具有相似的背景，但卻走上了不同的學習之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時便全面學習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中國則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比中國率先打破了傳統是桎梏。天津本是運河城市，依靠大運河而繁盛，天津開埠之後逐漸變成了海港城市，南運河兩岸的衰敗和海河兩岸的發展是近代文明的結果。雖然銀座煉瓦街和天津勸業場的建設相隔半個世紀，但兩者成功的根源在於人，面向每一個普通的人是二者學習「洋務」的核心。
參考文獻：
[①] 花岡安則、高木勇夫：「近代東京の都市空間の形成と拡大」，「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社會科學」，2002年。
[②] [美]愛德華·賽登施蒂克著，《東京百年史》，謝思遠、劉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67頁。
[③] [美]愛德華·賽登施蒂克著，《東京百年史》，謝思遠、劉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70頁。
[④] 《雜報》，《大阪朝日新聞》，1882年7月13日。
[⑤] 《汽車的事故（一~三）》，《東京每日新聞》，1913年5月16日-1913年5月18日。
[⑥] 《汽車的事故（一~三）》，《東京每日新聞》，1913年5月16日-1913年5月18日。
[⑦] 《銀座街的道路大改造》，《時事新報》，1919年12月12日。
[⑧] [美]愛德華·賽登施蒂克著，《東京百年史》，謝思遠、劉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87頁。
[⑨] 《雜報》，《大阪朝日新聞》，1882年9月27日。
[⑩] 植草昭教：「流行を発信する街、銀座の空間的価値についての考察」，「日本地理學會発表要旨集」，2016年。
[⑪] [美]愛德華·賽登施蒂克著，《東京百年史》，謝思遠、劉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89頁。
[⑫] 《城市的道路政策》，《關西日報》，1917年7月7日。
[⑬] 《市內高架電車再願》，《報知新聞》，1912年8月13日。
[⑭] 《地鐵之事 在東京的鋪設計劃總經費約三千一百萬元》，《京都日出新聞》，1920年2月16日。
[⑮] 《東京的地價和價格》，《報知新聞》，1916年4月5日。
[⑯] 長虹：《假如上海是中國的巴黎》，《大公報（天津版）》，1929年8月14日，第15版。
[⑰] 《天津勸業場建築大樓指日落成預此露布》，《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8月19日，第1版。
[⑱] 《未來之大商場——天津勸業場之調查》，《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9月6日，第6板。
[⑲] 《未來之大商場——天津勸業場之調查》，《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9月6日，第6板。
[⑳] 李煥有：《漫談天津勸業場的「八大天」》，《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總第六十二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頁。
[21] 《勸業場天緯球房先行交易》，《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9月24日，第7版。
[22] 《天津勸業場交房通告》，《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10月17日，第1版。
[23] 《天津勸業場通告》，《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11月16日，第8版。
[24] 《今日開幕之勸業場》，《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12月12日，第6版。
[25] 《天津勸業場昨日已開幕》，《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12月13日，第5版。
[26] 《天津勸業場之各種遊藝設備調查》，《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11月28日，第7版。
[27] 《天津勸業場之各種遊藝設備調查》，《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11月28日，第7版。
[28] 《勸業場中乞丐竊物》，《大公報（天津版）》，1929年1月7日，第6版。
[29] 《一枝耳挖兩月徒刑賣報不老實變成了新聞》，《大公報（天津版）》，1929年2月8日，第9版。
[30] 《勸業場前共產黨散傳單三人被法工部局拘獲》，《大公報（天津版）》，1930年3月19日，第12版。
[31] 《高星橋對勸業場之新計劃》，《天津商報畫刊》，1931年底3卷第4期，第1頁。
[32] 《津市的勸業場》，《市政評論》，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15頁。
[33] 《津市的勸業場》，《市政評論》，1935年第3卷第20期，第15頁。
[34] 《鬻書勞軍》，《大公報（天津版）》，1932年3月18日，第7版。
[35] 《宋元明名人書畫展覽》，《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10月5日，第2版。
[36] 周明：《東遊日記》，《和平月刊》，1939年第4期，第69頁。
[37] 《園丁的話》，《大公報（天津版）》，1932年5月8日，第9版。
[38] 劉榮伶、李和勇：《天津勸業場商業模式源起研究》，《建築與文化》，2016年4月，第205頁。
[39] 植草昭教：《流行的發源地，基於銀座空間價值的考察》，《日本地理學會發表要旨集》，2016年。
[40] 《未來之大商場——天津勸業場之調查》，《大公報（天津版）》，1928年9月6日，第6版。
[41] 《紀念五一大會盛況》，《大公報（天津版）》，1947年5月2日，第5版。
[42] 蒲若：《逛銀座》，《新壘》，1935年第5卷第4-5期，第130頁。
[43] 《勸業場屋頂花園定本日星期日開放》，《大公報（天津版）》，1936年6月19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