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鑑賞
文學鑑賞,又叫做文學欣賞是讀者在進行對文學作品的閱讀或者聽講時,通過情感體驗和理性分析對文學作品進行創造性的解讀和欣賞的審美精神活動。讀者可以藉助文學作品的語言體會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形象,領悟意蘊或情趣,獲得美感享受。這一過程便被稱為文學鑑賞。文學鑑賞的動機是為了獲得審美的愉悅,以精神滿足為主又包含功利性的活動。文學鑑賞不僅作為讀者個人的閱讀活動,並且還作為文學活動中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文學鑑賞並非是文學批評,文學鑑賞是文學批評的基礎,並且文學鑑賞是一套獨立的自成體系的理論。[1][2][3]
即讀者,鑑賞主體則是文學鑑賞本體論中所提出的有區別於普通讀者的主體,鑑賞主體是本條目對於處在鑑賞活動的主體的統稱。[3]
即文學作品,鑑賞客體指鑑賞活動中的客體,例如文學作品或文學文本。[3]
文學鑑賞發生的前提是文學創作,並且以語言為媒介,創作出可欣賞的作品,供讀者欣賞。
文學鑑賞活動需要鑑賞客體,即文學作品,和鑑賞主體,即讀者或者聽眾。二者必須建立起一定聯繫才能開始文學鑑賞活動。二者互為條件。這兩條是文學鑑賞活動正常開始的充分條件。[1]
要了解鑑賞客體的創作意圖及其時代背景,這就是文學鑑賞活動中常被要求做的「知人論世」。
鑑賞客體必須具備可鑑賞基本條件[2]鑑賞主體則要求有一定的審美素養和能力的人作為鑑賞主體,具體來說就是要「博觀厚積」針對感性經驗有了足夠的儲備,積累,並且廣泛地閱讀各類文學作品,形成豐富的審美直覺,正如劉勰所寫「操千曲而後曉聲」[4][5],這是實現文學鑑賞的必要條件。[1]
鑑賞主體與鑑賞客體之間相互適應。這是文學鑑賞的直接條件[1]
要求鑑賞主體摒棄個人偏見(「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3]),以研究性態度審視作品,並且對作品進行鑑別或判斷。
文學鑑賞需要品鑑文學作品的語言,其語言需要足夠的通順且有着充足的表現力,這種表現力是來源於不同於生活語言的文學語言中能指的多向性和不確定性。「文學鑑賞就是閱讀文字,通過語言文字來鑑賞作品。如果語言不通,即使有再高的鑑賞能力,也是無法從作品中得到任何享受的。」「在文學鑑賞中,文學語言是最先吸引讀者的。」[2]
文學作品的想象性是由文學語言的性質決定的,由於文學語言的能指的多向性、不確定性和不具有直觀性,文學鑑賞主體往往能從文字語言中解讀出豐富含義,產生諸多聯想,而不是一個固定含義。「文學語言表意的豐富性不僅僅局限於文字的字面意義」[2]在文學鑑賞中常常強調對於形象的感受與想象,對於文學鑑賞主體要求有充足的想象力。「要有將抽象的文字符號轉化為具體形象的能力,重視對作品的形象感受。」[2]並且想象並非虛無縹緲的空想或幻想,而是鑑賞主體在作品描繪的藝術形象的基礎上進行的能動的再創造。鑑賞主體對作品形象的理解與把握,可以有自己獨特的視角或新意,但不能完全脫離作品本身,與作品本身相牴觸或背離。
例如:《紅樓夢》第98回寫黛玉臨終時說了一句話:「寶玉!寶玉!你好………………」這句話常常被人們用來說明文學語言的含蓄性和多義性。[2]
文學鑑賞中對於文學鑑賞客體的鑑賞始終是基於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判斷與共情,而共情則是服務於文學鑑賞主體的審美需求,即在精神上愉悅的需求與對美的追求。「文學鑑賞作為審美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最終是以審美享受為目的的。這種美的享受與欣賞其他藝術所得到的享受有所不同,它主要通過領略文學中的詩意來獲得。」[2]如同朱光潛所說:「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6]
感知語言:文學鑑賞從具體閱讀作品入手,要對具體的語言文字產生理解,這種理解基於字,詞,句,段落之間的語法和聯繫,能夠讀懂諸如隱喻,象徵,反語,黑色幽默,諷刺等等特殊手法,再通過文字符號構建意象
再現形象:當文學鑑賞者在鑑賞活動時形成了審美的注意,很快就會進入作品所描述的特定的帶有假定性的世界了。[3]文學鑑賞主體再通過想象力在精神世界依憑自身的表象積累,生活經驗,並且投入情感才能構建出特定形象及其世界。有學者認為這是作家主觀情意與客觀物象交融而形成的意境,是以一種足以使鑑賞主體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5]
情感共鳴:鑑賞主體將自己的情感移注於藝術形象,自身的情感意識與此前所構建的作品的形象中的情感意識產生一致性時,就有了文學鑑賞中的共鳴現象。文學鑑賞中的共鳴,是讀者與文本之間達成的情感契合狀態,標誌着鑑賞活動的高潮。[7][8]鑑賞主體要「披文以入情」從語言着手構建形象感受情感。[9]
文學鑑賞既需要鑑賞主體從感性着手進入作品,感受作品,與作品中的情感產生共鳴,同時又要求鑑賞主體必須「跳出」作品,同作品保持適當的審美距離。從單純的情感體驗和領悟中跳躍出來,進行適度的理性觀照[3]從樸素的情感上升到理智,通過保持距離,對於作品進行理性的思考,就能體會到這一感動,打動情感的美是如何被藝術家創造出來的。[1][2]
「玩味說」:在中國「鑑賞」一詞是晚近時使用的詞,在古代中國詩論家們一般是以「玩味」「賞玩」等詞來表達。[5][3]中國古代鑑賞理論的「玩味說」主張對文學鑑賞客體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指」的品味、鑑賞。這種品味是對鑑賞客體的內在本質的純直覺的領悟。
「直覺說」:西方的「直覺說」是與哲學「直覺主義」一脈相承的。法國的柏格森就是直覺主義的倡導者。他認為「唯有與人物本身打成一片,才會使我得到絕對」「絕對是只能在一種直覺里給予我們的、其餘的一切則落入分析的範圍」。意大利美學家,文藝批評家克羅齊系統的提出了審美的和藝術的「直覺說」其觀點認為直覺可以相當於低級的感性認識,而與理性認識沒有瓜葛。他說直覺是「就還不是知覺品而是純粹的直覺品」[10]是知覺認識以下的,最低級的感覺活動。他把藝術的鑑賞看作一種活動,與理性無關與對象的內容和本質無關。
「心物說」:是中國哲學史中觸及的一個哲學命題,後來成為中國古代文學鑑賞中一種理論,心物說大致有三派,他們都是主要探討「心」與「物」二者的關係,探討詩的本源問題,包含了鑑賞主體與作品意象的關係問題。作為中國古代鑑賞論和創作論有着深遠影響。[11][3]
「移情說」:是西方的鑑賞理論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德國心理學家、美學家立普斯,他從心理學出發,做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他認為移情作用就是主體情感的外射作用,就是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向外射入到外物身上,也可以用「寄託」[5]這個概念來理解,將內心情感寄託於外物,這種主客體情感相互交融統一就是移情作用的結果,也就是物我和一,這一理論在西方文論史上,有着深遠影響[3][12]。
「虛靜說」:這是中國古代文論家所創造的概念。它着重討論主體在鑑賞或創作之初應有的精神狀態問題。「虛靜」最早作為一個哲學命題提出,老子最早論述了「虛靜」問題,隨後莊子對於虛靜又有新的理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西晉的陸機,被認為是第一個將「虛靜說」運用於文學理論的人。其認為創作時應保持注意力集中,達到「罄澄心以凝思」的狀態。到了南朝的宗炳,他提出「澄懷味象」(可見於畫山水序[13])的觀點。其主張:鑑賞者要摒棄一切雜念,保持澄澈的胸懷。劉勰認為「是以陶鈞文思,貴在靜」[4]。總的來說,「虛靜說」對鑑賞主體的心理把握和鑑賞方法,都是有積極貢獻的。[3][14]
「距離說」:這是瑞士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布洛提出解釋審美現象的「距離說」。它是康德和叔本華審美超功利觀點的發展。他主張審美主客體之間要保持一種無功利非實用的「心理距離」。認為「心理距離」是「審美意識」的本質特徵之一,並依據此判別美。布洛一方面強調審美要脫離於實際生活,非功利化,一方面承認藝術創造與藝術鑑賞都不能和鑑賞主體的個人實際生活經驗分開。主張主客體要有距離,不能差距過大。
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又可以稱為「接受美學(Rezeptionsästhetik)」「接受研究」是由原聯邦德國的康士坦茨大學教授漢斯· 羅伯特 ·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爾夫岡 ·伊瑟爾(Wolfgang Iser)等五位文學理論家創立的。1967年,姚斯所發表的《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是接受理論形成一個獨立學派的理論綱領。主張「文學史應是讀者接受史」,將讀者置於文學意義生產的核心位置。[3][15][16][17][18]
讀者能動性(Reader's Agency):
作品的意義由文本下的豐富的含義與讀者對於作品創造性解讀共同建構,讀者不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創造者,是作品意義的一部分。這對於文學鑑賞來說其意義在於:原本被動適應鑑賞客體的鑑賞主體變成了主動的一方,鑑賞客體的意義(解讀)是其創作者及其鑑賞主體通過鑑賞活動所共同賦予和解讀的。
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
讀者基於歷史語境形成的認知框架,決定作品的被接受程度。期待視野是鑑賞主體的全部個人經驗,包括生活經驗和感性的文學文本閱讀經驗與鑑賞客體的對話或碰撞,也就是是讀者經驗與文本之間的往復辯證,當鑑賞主體的個人經驗收到鑑賞客體衝擊時,鑑賞活動本身就成為了鑑賞主體與鑑賞客體的對話,這種對話揭示了文學鑑賞活動是作用於鑑賞主體和鑑賞客體雙方的。
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
伊瑟爾提出:文本預設具有特定知識儲備與反應能力的「理想讀者」。而所謂的理想讀者就是作者在創作文學文本時所預設好的能夠完完全全理解並讀懂作者想要傳達之意,「理想讀者」對於鑑賞活動有着較大的意義,鑑賞主體通過對理想讀者(隱含讀者)的理解,間接理解鑑賞客體傳達之意並且明白在鑑賞活動中鑑賞客體所希望鑑賞主體扮演的角色,從而完成與鑑賞主體和鑑賞客體之間的雙向互動,溝通。
接受理論將單向的文學鑑賞活動重新解釋為雙向的來自鑑賞主體和鑑賞客體雙方的溝通和交流,突破了原有的鑑賞模式,並且改變了鑑賞客體與鑑賞主體雙方地位,鑑賞主體也通過鑑賞活動參與進入了文學作品的再創造,只不過這種再創造通過接受理論變為了雙向的有溝通的創造。[3]
接受理論是獨立的,自成一套體系的着力研究文學的接受和作用問題的方法論,其對作為文學理論一部分的文學鑑賞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影響,接受理論雖然並不是當代西方文學鑑賞的全部,但的確是最有系統影響最大的理論。[3][8][15][16][17][18]
文學鑑賞作為文學活動的收官環節,在創作主體與接受客體之間發揮着溝通作用,是文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發展了獨立的文學鑑賞理論體系,並對現代文學教育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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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語言學家布洛人物英語維基百科簡介: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Bull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