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花开夜/咲夜社会科学科普丛刊/选举学:个体推动集体：选民单一行为探究
我们将个体模型分为四类：SES模型（资源模型）、
资源模型认为，选民需要花费资源去投票。时间、金钱、技能和教育程度等都是选民所持有的“资源”。
上述文本中我们列出了一些因素，下面我们不妨仔细分析。
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公民教育直接影响其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因为高教育水平不仅能提高选民的社会地位，还培养了认知能力，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政治议题。虽然在纯理论上普遍认为，选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热情也越高，但有趣的是，很多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教育水平普遍提升，但投票率并未随之显著提高[1]。
年龄越大的选民投票概率就越大。年轻人往往对政治议题缺乏兴趣或感到迷茫，而成年人更容易遵循社会规范参与投票。但年龄带来的优势也会有瓶颈。选民年龄超过60岁以后，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会因为年老体衰和其他原因逐渐降低。
收入：收入直接决定了选民的经济情况。当收入超过一定界限（温饱）后，收入对选民的投票率影响反而没那么太重要，但收入对选民投票对象的影响却很大。
年龄：当选民的年龄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降低参与度，如上所描述。
与社群的紧密程度：选民与其所在的社区的关系能很大程度地印象其投票意愿和倾向。居住时间长的人可能更了解当地事务，因此更可能投票；但更多情况下则是选民与社区的关系并不紧密而导致投票和选举事务被忽视或回避。
区域:不同地区的资源分配和政治环境影响居民的投票率。资源匮乏的地区通常投票率较低，如乡村和偏远地区，其投票站通常较远；一些比较混乱的城市角落可能因选民担心安全问题拒绝从事非必要活动，而导致投票率降低。
性别、公民权、婚姻关系和突发事件（如投票的城市发生了海啸、选举比赛甚至只是明星绯闻）都能影响投票率，但通常难以计量对具体的投票事务的参与率是好是坏[2]。
与上述的资源模型不同，理性选择模型是一种试图解释个体为何参与投票的理论，核心在于将投票行为视为基于成本和收益计算的理性决策。理性选择理论是现代政治科学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其发展脉络可追溯至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1957年的奠基性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所描述。里克尔（Riker）与奥德舒克（Ordeshook）于1968年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使理性选择理论形成完整的投票行为解释体系[3]。
理性选择模型有一套计算公式[4]：
现在通用的公式：
- P（Probability）：选民认为自己的投票能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
- B（Benefit）：选民对选举结果的重视程度（如政策偏好、候选人偏好）。
- C（Cost）：投票的实际成本（时间、交通、注册难度等）。
- D（Duty）：公民责任感（道德义务感）。
在理性选择模型下，选民在 PB > C 时会选择参与投票。随后这个理论被Riker拓展，加入了"D"（公民责任感）作为扩充。[5]
随着年龄增长，成熟度、社交网络和政治知识的积累降低了投票的信息成本（C值）。年轻人因社交流动性和信息碎片化，面临更高的认知负担，成年选民凭借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经验，更易高效处理政治信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终究会衰老。就如在资源模型所言，“选民年龄超过60岁以后，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会因为年老体衰和其他原因逐渐降低”。
初次投票尤其是年轻选民的首次参与政治生活，往往成为塑造长期政治行为的关键节点。成功完成首次投票后，个体不仅降低了后续投票的感知成本（C值），还通过强化公民责任感（D值）和自我认同，形成习惯性投票的自我强化机制。初次体验可能引发滚雪球效应，深刻影响其终身政治参与。若初次投票因高成本（C值）受阻，可能形成“弃权习惯”；反之，成功的初次投票则会显著提升D值和降低C值，开启持续的政治参与旅程。
政党和组织通过降低参与成本（C）或提高收益（B）来动员选民。
在动员模型中，政党通过系统化的信息供给，如候选人背景资料、政策立场对比等，以有效降低选民的信息获取门槛。同时，政党和附属组织会在选区内发起动员活动（如电话回访、入户走访等）直接触达选民群体，以显著提升投票参与意愿。在实际引用中，实地动员如上门拜访等效果最佳，可提高投票率约2.54个百分点。电话动员和传单动员的效果较弱，但仍能提高投票率[6]。
社会化-心理模型着重于选民行为中社会化过程和心理因素的作用。社会化-心理模型认为，个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从童年到成年的关键成长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是理性选择，更是长期社会化的结果[7]。
与前文的理性选择模型类似，选民的首次选举的投票行为会通过自我强化效应影响未来参与，成年早期的政治社会化成果（如对民主价值的信任）通常伴随个体一生。但与理性选择模型相比，社会化-心理模型认为投票行为更多是习惯或价值观驱动[8]。
- ↑ Smets, K.; Van Ham, C.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 meta-analysis of individual-level research on voter turnout. Electoral Studies. 2013, 32 (2): 344–359 （英语）.
- ↑ Stockemer, Daniel; Sundstrom, Aksel. The gender gap in voter turnout: An artefact of men’s over-reporting in survey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2023, 25 (1): 21–41. doi:10.1177/13691481211056850 （英语）.
- ↑ Aldrich, J. H.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3: 246–278 （英语）.
- ↑ Downs, A.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 ↑ Riker, W. H.; Ordeshook, P. C.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8, 62 (1): 25–42 （英语）.
- ↑ Green, D. P.; McGrath, M. C.; Aronow, P. M.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study of voter turnout.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013, 23 (1): 27–48 （英语）.
- ↑ Lijphart, A. Unequal participation: Democracy's unresolved dilemma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 91 (1): 1–14 （英语）.
- ↑ Cravens, M. D. Measuring the strength of voter turnout habits. Electoral Studies. 2020, 64: 102117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