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使用者:花開夜/咲夜社會科學科普叢刊/選舉學:個體推動集體:選民單一行為探究

來自維基學院

我們將個體模型分為四類:SES模型(資源模型)、

資源模型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資源模型認為,選民需要花費資源去投票。時間、金錢、技能和教育程度等都是選民所持有的「資源」。

上述文本中我們列出了一些因素,下面我們不妨仔細分析。

正面因素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首當其衝的就是教育,公民教育直接影響其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程度,因為高教育水平不僅能提高選民的社會地位,還培養了認知能力,使人們更容易理解政治議題。雖然在純理論上普遍認為,選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對政治生活的參與熱情也越高,但有趣的是,很多調查報告顯示,儘管教育水平普遍提升,但投票率並未隨之顯著提高[1]

2016年美國大選的投票情況。最左邊的是平均值。

年齡越大的選民投票概率就越大。年輕人往往對政治議題缺乏興趣或感到迷茫,而成年人更容易遵循社會規範參與投票。但年齡帶來的優勢也會有瓶頸。選民年齡超過60歲以後,對政治生活的參與會因為年老體衰和其他原因逐漸降低。

收入:收入直接決定了選民的經濟情況。當收入超過一定界限(溫飽)後,收入對選民的投票率影響反而沒那麼太重要,但收入對選民投票對象的影響卻很大。

負面因素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年齡:當選民的年齡達到一定界限時,就會降低參與度,如上所描述。

與社群的緊密程度:選民與其所在的社區的關係能很大程度地印象其投票意願和傾向。居住時間長的人可能更了解當地事務,因此更可能投票;但更多情況下則是選民與社區的關係並不緊密而導致投票和選舉事務被忽視或迴避。

區域:不同地區的資源分配和政治環境影響居民的投票率。資源匱乏的地區通常投票率較低,如鄉村和偏遠地區,其投票站通常較遠;一些比較混亂的城市角落可能因選民擔心安全問題拒絕從事非必要活動,而導致投票率降低。

其他因素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性別公民權婚姻關係和突發事件(如投票的城市發生了海嘯、選舉比賽甚至只是明星緋聞)都能影響投票率,但通常難以計量對具體的投票事務的參與率是好是壞[2]

理性選擇模型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與上述的資源模型不同,理性選擇模型是一種試圖解釋個體為何參與投票的理論,核心在於將投票行為視為基於成本和收益計算的理性決策。理性選擇理論是現代政治科學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其發展脈絡可追溯至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1957年的奠基性著作《民主的經濟理論》中所描述。里克爾(Riker)與奧德舒克(Ordeshook)於1968年對該理論進行了補充完善,使理性選擇理論形成完整的投票行為解釋體系[3]

理性選擇模型有一套計算公式[4]

早期的公式:

現在通用的公式:

  • P(Probability):選民認為自己的投票能改變選舉結果的概率。
  • B(Benefit):選民對選舉結果的重視程度(如政策偏好、候選人偏好)。
  • C(Cost):投票的實際成本(時間、交通、註冊難度等)。
  • D(Duty):公民責任感(道德義務感)。

在理性選擇模型下,選民在 PB > C 時會選擇參與投票。隨後這個理論被Riker拓展,加入了"D"(公民責任感)作為擴充。[5]

隨著年齡增長,成熟度、社交網絡和政治知識的積累降低了投票的信息成本(C值)。年輕人因社交流動性和信息碎片化,面臨更高的認知負擔,成年選民憑藉穩定的社會關係和經驗,更易高效處理政治信息,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終究會衰老。就如在資源模型所言,「選民年齡超過60歲以後,對政治生活的參與會因為年老體衰和其他原因逐漸降低」。

初次投票尤其是年輕選民的首次參與政治生活,往往成為塑造長期政治行為的關鍵節點。成功完成首次投票後,個體不僅降低了後續投票的感知成本(C值),還通過強化公民責任感(D值)和自我認同,形成習慣性投票的自我強化機制。初次體驗可能引發滾雪球效應,深刻影響其終身政治參與。若初次投票因高成本(C值)受阻,可能形成「棄權習慣」;反之,成功的初次投票則會顯著提升D值和降低C值,開啟持續的政治參與旅程。

動員模型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政黨和組織通過降低參與成本(C)或提高收益(B)來動員選民。

政黨與選民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在動員模型中,政黨通過系統化的信息供給,如候選人背景資料、政策立場對比等,以有效降低選民的信息獲取門檻。同時,政黨和附屬組織會在選區內發起動員活動(如電話回訪、入戶走訪等)直接觸達選民群體,以顯著提升投票參與意願。在實際引用中,實地動員如上門拜訪等效果最佳,可提高投票率約2.54個百分點。電話動員和傳單動員的效果較弱,但仍能提高投票率[6]

社會化-心理模型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社會化-心理模型著重於選民行為中社會化過程和心理因素的作用。社會化-心理模型認為,個體的政治態度和行為是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尤其是從童年到成年的關鍵成長階段。公民的政治參與不僅是理性選擇,更是長期社會化的結果[7]

與前文的理性選擇模型類似,選民的首次選舉的投票行為會通過自我強化效應影響未來參與,成年早期的政治社會化成果(如對民主價值的信任)通常伴隨個體一生。但與理性選擇模型相比,社會化-心理模型認為投票行為更多是習慣或價值觀驅動[8]

參考文獻

[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 Smets, K.; Van Ham, C.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 meta-analysis of individual-level research on voter turnout. Electoral Studies. 2013, 32 (2): 344–359 (英語). 
  2. Stockemer, Daniel; Sundstrom, Aksel. The gender gap in voter turnout: An artefact of men’s over-reporting in survey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2023, 25 (1): 21–41. doi:10.1177/13691481211056850 (英語). 
  3. Aldrich, J. H.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3: 246–278 (英語). 
  4. Downs, A.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5. Riker, W. H.; Ordeshook, P. C.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8, 62 (1): 25–42 (英語). 
  6. Green, D. P.; McGrath, M. C.; Aronow, P. M.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study of voter turnout.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013, 23 (1): 27–48 (英語). 
  7. Lijphart, A. Unequal participation: Democracy's unresolved dilemma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 91 (1): 1–14 (英語). 
  8. Cravens, M. D. Measuring the strength of voter turnout habits. Electoral Studies. 2020, 64: 102117 (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