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际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可以指一种学术传统、意识形态、政治事业或外交政策。^[1]个人以为，作为意识形态来讲，当代的自由国际主义是指左翼自由主义者对于自己理念的国际主义化，它强调无条件遵从国际公约、无条件遵守国际法、坚守国际秩序以及将国际社会中同样支持自由民主事业的人作为“同志”看待并积极合作的意识形态。

1919年国际主义领袖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回顾英国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时认为，后者是自由国际主义者的先驱。^[1]

作为外交政策来讲，自由国际主义是指美国在二战后通过对外援助、国际宣传的方式向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制变革的政策。^[2]

自由国际主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定义，这是因为它既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分支，又可以作为“国际主义”的分支（又区分为“保守国际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社会国际主义”）。^[3]

现今的自由国际主义，有美国推行的干涉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亦有反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派别，后者主张全球民主力量的联合，但反对美国控制和利用这种联合，也反对美国以推行自由民主为借口侵略他国的行为。自由国际主义如今也加入了“反霸权主义”、“主权平等”、“人权高于主权”等内容。

起源

19世纪的自由国际主义是在帝国和民族国家不断变化的版图中诞生的。^[1]在西方精神史上，追求 “人类大同”理想和建立国家联邦维护和平的朴素国际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例如，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提出 “人是理性的动物，并具有作为 ‘世界之邦’公民的普世主义权利”。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启蒙时代，格老秀斯、克略西和康德提出的“国际法治和平”“商业贸易和平”及 “共和主义和平”命题，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19 世纪英国霸权和帝国主义催生了以英国民主为中心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
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召开和两次世界大战催审现代成熟的民主制度，以及自由国际主义的定型。^[3]

亚当·斯密（Adam Smith）、杰米里·边沁（Jeremy Bentham）等早期自由国际主义者都认为，人类能够理智而开明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现代社会得以建立各种制度。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在现代化的世界里，人类可以通过合作追求开明地利益以改善状况。^[1]

要素

开放与贸易

贸易和交流被认为是现代国际秩序的最基本部分。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The Corn Laws）引起的贸易限制引发了各国对自由贸易争取的运动，“商业自由”和“公海自由”的观念开始出现。自由贸易的概念随即被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理论家发展。随后，自由贸易理念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规则和制度

自由国际主义对秩序是有松散的规范的。这是一种“多边主义”的规范，而非反映特定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试图建立霸权的国家也发现这些制度和规则有助于弱小或中等国家的默许和合作。

自由民主政体的团结

在自由国际主义者眼中，国际秩序是以民主力量的团结为主的，而不能与专制政权团结。巴黎和会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私下里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世界主要大国对民主原则的接受和对真正民主政府的维护将维持永久的和平……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努力使民主普及。在实现这点之后，我根本不在乎是否有条约来维护和平。我愿意依靠民主国家的和平精神来实现国家间的理想关系，我不相信任何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的联盟能够实现这一目的，至少在短时间内是如此的。

背后的底层逻辑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有相近的利益和价值观，其合作比与专制国家合作要容易。它们会视对方的政策为合法的。民主国家拥有透明度，也具有共同的治理经验，这使得彼此间的合作更为容易。也就是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所说的“契约优势”。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不同的另一点在于，它们之间可以达成可信的长期协议，以客服产生冲突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当然，近年有研究表明，专制国家的领导层往往更加稳定，而这种稳定对于确保国际协议是非常有用的（但一些不守信用的流氓国家除外）。

利普森还指出，宪政民主国家有另外一些优势特征：对外界监督的开放性、政权的连续性、使得领导人遵守承诺的选举激励、作出持久承诺的宪政能力。

从长远看，民主国家在战争动员方面亦存在优势。

合作安全

自由国际主义非常担心战争的威胁，因此在其理论中着重强调联手遏制威胁以促进和平和稳定。

推进社会进步

自由国际主义者积极推动社会进步，包括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健康状况、防止暴力、增进权利和社会正义。^[1]

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光谱

一般认为，社会自由主义者比古典自由主义者更强调国际主义，也更看重同民主国家的合作。但无论是社会自由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都要依靠自由国际主义来维持正常的贸易、维护国际秩序以及维持和平。在专制国家，不论社会自由主义者还是古典自由主义者，都希望得到民主国家的帮助，只不过社会自由主义者对一些破坏边界的行为是有所抗拒的，例如对美国企图利用对各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以建立亲美（乃至傀儡）政府的野心持有批判态度，而古典自由主义者则偏向无条件接受这种帮助。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安那其资本主义者亦持有自由国际主义立场。自由国际主义从中左翼至极右翼皆有之。

与帝国主义关系

自19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一直被帝国所塑造。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时倡导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秩序原则。在19世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支持开放的贸易与国际法，但这种国际主义却只适用于“现代文明国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帝国。

但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如桑卡尔·穆图（Sankar Muthu）对包括康德、狄德罗、赫德在内的“自由主义哲学家”（proto-liberal）研究，确立了反帝国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分支。这些思想家都相信人类的基本道德平等，相信所有人都“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道德和政治尊重”。在这些哲学家身上，不仅有对人类的赞赏，主张人类是多样化的主体，整个社会和民族不应该仅仅根据与欧洲模式比较来判断优劣。

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杰里米·边沁和亚当·斯密的思想里发现了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帝国自由主义”相反的早期观点。她认为在批评欧洲帝国主义时这些思想家借鉴了如下观点：

人类的权利和外国专制主义的不公正，自由贸易的经济智慧和征服的愚蠢，堕落的文明对自然人的腐蚀，自治共和国统治无权无势子民所需要的虚伪，以及在国内维持自由而在国外实行暴政的不可能。

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持有不同观点。卡斯帕·希尔维斯特（Casper Sylvest）指出：“自由主义内部的许多基本分歧——科布登的尖锐的理性主义，帕麦斯顿的虚张声势的自信，以及格莱斯顿既谦虚又深远的宗教信仰，都可以转化为对帝国扩张的各种看法。”自由主义的观点可以在整个国际主义的光谱上找到，从科布登派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观点到那些主张帕麦斯顿扩大帝国以促进贸易的战略。反《谷物法》联盟领导人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提出观点认为：大英帝国是“一个为贵族提供外部救济的巨大系统”。自由主义者对帝国的支持或反对，取决于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一词汇的。

一些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有时会与那些针对帝国的腐蚀性影响提出古典共和主义忧虑的人达成共识，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马克·吐温（Mark Twain）、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在美西战争后阐述了美国的反帝国传统，这种思想至今可以在自由主义者对华盛顿无限制的军事干预主义的批评中找到。这种自由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和美国创始人的共和思想。不过，由于战后的崛起，美国的自由已经被置于成为非正式帝国的危险之中。对于这些批评者来说，自由主义传统是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思想来源。

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和欧洲的思想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国际主义者们通过拥护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通过奉行自决与主权平等的原则，走出了一条摆脱帝国主义的道路。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原先的殖民体系几乎崩盘。20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国际主义者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后现代的秩序形式。

威尔逊时代的自由国际主义提出了全球视野的新观念，但也保留了西方本位主义。一战后，国家、主权、人民和文明的概念越来越少的建立在19世纪的社会等级观念上，而越来越多的“开放世界大家庭”。

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使罗斯福和他同时代的人放弃了原先对文明、种族、国家的概念，重新撕开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本质。由于对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来自于西方内部，文明的含义不再由种族、肤色、文化或地理来定义。对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规划，西方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是由于美国和英国对帝国依恋的不同产生的。H.G.威尔斯在一战开始前一年在对美国的访问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威尔斯早期的设想中，曾塑造过一个支持大英帝国和自由帝国主义的英美联盟，然而访问后，威尔斯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这种政治想象力。1941年，《大西洋宪章》会议上，罗斯福在大英帝国的特惠制度问题上，以及战后主权权利和自决权原则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在这几十年中，有四种不同力量推动美国远离帝国。

首先是地缘政治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当时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国，认为其长期利益与传统帝国的崩解有关。美国的官员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一种衰落的、不稳定的秩序形式，将不可避免的遇到民族解放运动，美国谨慎的、有选择的与这些运动结盟，扩大其影响力并削弱其他大国的影响力。
其次是地理和历史时机的助力，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应当与打破帝国集团和势力范围联系到一起。美国没有继续旧式帝国的组织理念。美国之所以面向全球，是因为它需要开放，并与世界主要地区建立联系，这反过来促成了美国“开放、非歧视和自决”的反帝国原则。如果说美国建立了一个“全球帝国”，也是通过抬出普遍原则和多边规则与制度做到这一点、并颠覆帝国旧有组织逻辑的。
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影响其获得权力的方式，由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全部位于欧亚大陆，这些国家在各种问题上都或多或少有求于孤立于大西洋西岸的美国。
地理与时机因素加强了美国支持亚非拉独立建国运动和自治运动的动机，成为其反帝秩序建设逻辑的一部分。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为欧洲被纳粹征服的国家和中立国提供了全面的民主愿景，以对抗纳粹的宣传机器。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积极推动了帝国与殖民主义的解体。此外，自由国际主义还参与了争取妇女平权、社会正义以及民权的斗争当中。

施莱辛格于1949年出版了《关键中心》（The Vital Center）敦促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建立多元主义与开放社会，保护其制度不受其极权主义对手（苏联）的影响。冷战期间自由主义为美国提供了一种理论角度，使得自由国际主义积极地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在很多时候，美国陷入到干涉主义的陷阱之中，自由主义的野心促使美国意图将西方制度推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家门口，并为伊拉克战争提供了理由。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将美国的干预主义追溯到自由国际主义的源头。

自由国际主义曾站到全球斗争的各方，包括支持和反对帝国的势力之间的斗争。至今，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批评不是它对帝国的原始支持，不是它追求强制性的政权变化，而在于它的软弱。^[1]

中国的自由国际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者天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这是因为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受到的打压最严重，因此只能尽可能多依靠国际上中国民主运动的同情者的帮助，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可能连自身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大量右翼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帮助，亦有左翼自由主义者向往西欧和北欧的福利国家而天然对欧洲有好感。

中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者讨论问题的重点更多的是实现宪政^[4]，尽管官方划了红线禁止提及宪政^[5]。他们认为，专制会引起很多民族性格的病灶，诸如无耻、无知、懦弱、激进、极端、轻狂、傲慢、偏见、好战、势利，会毁掉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6]

一些右翼自由国际主义者主张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大清帝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签订的所有领土“不平等条约”，由俄罗斯联邦等国归还全部俄罗斯帝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侵占的中国领土。而左翼自由国际主义者也支持推倒“新殖民主义”体系，支持亚非拉国家废止一切不平等的经济条约。

危机

冷战结束之后自由国际主义迎来了它的危机，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失去了外界大国对它的限制，从而展现出更多的野心，这也使得美国的政策备受争议，不仅受到来自其国内和平主义者的批评，在国际社会也饱受非议。与此同时，在苏联解体的几十年之后，原本被世界民主力量所驱逐的黑暗势力——反自由、专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范围、领土修正主义（territorial revisionism）、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和剥夺、对公民权利的打压——卷土重来^[1]，截至2024年，全球民主连续6年倒退^[7]^[8]^[9]，全球自由度连续18年倒退^[10]，加上西方菁英在解决经济危机、难民危机、债务危机和新冠疫情的不力，民粹主义正在兴起，^[11]自由民主制风雨飘摇。逆全球化的思潮破坏了自由贸易体系，也使得问题雪上加霜^[12]。

根据一些研究表明，专制主义的回潮，实际上更多的来自于自由国际主义者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推行民主制度的失败，这些行动不仅没有使这些国家变民主，反而使它们越来越反文明。由于自由国际主义者天然反感反人权的事物，当伊拉克等国新的执政者更加反人权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倾向于更换援助对象甚至撤出该国，导致美西方国家“不负责任”的名声。与此同时，苏联的一朝解体成为中国一直以来的阴影，大部分自由国际主义者乐见苏联的解体，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都因此担忧民主化改革会带来中国的解体。而且，苏联的解体虽然使波罗的海三国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此三国实行排斥少数民族（俄罗斯族）的公务员配额制（按民族分配）以及限制俄族语言、限制加入国籍等歧视性政策，以及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东斯拉夫三国民主化的失败（乌克兰在历年民主指数排名中位列混合政权），都使得苏联解体备受争议。加上美国的衰落以及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让人们认为民主制度并不好，以及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引起仇视，都使得很多已经走向宪政的政权再度威权化，甚至极权化。

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在各国的兴起都成为自由国际主义的最大障碍，极端民族主义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更沦为专制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13]^[14]，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的反面，另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的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最大的对手之一。自由主义在应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时几乎是无力的。这两股力量的合流^[15]，导致了自由国际主义更深层次的危机。在欧洲，民族主义借着身份政治的躯壳，成为民主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16]中共亦担忧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对自身产生威胁。^[17]^[18]

前途

自由国际主义者不应该沉溺于自己过去的成就，尤其是国际形势对自由国际主义不利的时候，盲目强调自由国际主义的贡献并不会为其争取多少支持者，尽管我们需要为自由国际主义辩护。自由国际主义想要在21世纪继续保持其显要性，就必须回归其本源，尽量不要将自己定义为全球向理想社会迈进的宏伟愿景，而更多的将自己定义为一种务实的、以改革为导向的方法，去除其中的教条主义部分，以使自由民主国家安全，也使专制国家的人民更容易接受。与此同时，它必须恢复其作为管理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意义，其目标不是建立或消除国家边界，而是商定合作管理边界的原则和制度。最后，自由国际主义需要总结其两百年来所有的思想和想法，不断努力，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不仅要确保民主的未来，还要确保地球的共生发展。^[1]

虽然民主越来越多的遇到专制的威胁，但自由国际主义者不应气馁，而应该想办法修正自己的理念以争取更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相信自由国际主义一定能恢复往昔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