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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業務組1972年12月審幹會議

來自維基學院

國務院業務組1972年12月審幹會議是在「解放老幹部」過程中由該機構舉辦的一場不見於官方記錄的會議。

在「文革」十年(1966-1976)中及其後的歷史回顧中,對當時國務院業務組(1967-1975)的一般印象與評價是其工作務實、盡力消除群眾運動衝擊以至無聲地抵制政治宣傳。一九七一年林彪出局後,周恩來乘勢扭轉亂局,欲圖逐步恢復政府各機關的業務秩序,為此要讓當時已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幹部們出來工作。在許多回憶這段歷史的文章中,這一役被稱為 「(1972年)周總理解放老幹部」,是周的德政,也是老幹部們的福音。但是,至今絕少記述提到其間國務院業務組開過一個跡同極左的審幹會議,雖然它最終並未逆轉老幹部「解放」(即所謂「站出來」重獲任用)的過程,但還是給許多幹部留了「辮子」和「尾巴」,成為「文革」後需費大力澄清湔雪的問題。

事件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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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會議之召集係經國務院業務組辦公室通知若干部、委派其政治部主任到場備諮詢,未設政治部的機關則須派出相應人員到會(如當時的國務院科教組派的是辦公室負責人,由組長劉西堯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預先告知)[1]

出席該審幹會的國務院業務組成員有副組長紀登奎李先念等,以及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會議由紀登奎主持。審議方式是對預定幹部逐一翻檔案列述其歷史問題,而後當堂定讞。由各機關派來的「備諮詢」者先在會議室外待傳,被傳到時方得入會旁聽,如領導不問即不發言[1]

會議結果:審議後的結論意見,大多是「擬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要各單位的來人回去個別傳達並「徵求本人意見」;同時「特囑不要說是國務院業務組的意見」[1]

發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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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初值發露是由於當事人之一(當年被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者;以下稱前者)在其2008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追討另一當事人(當年旁聽會議並受命傳達上級意旨、並將前者之抗辯報回交差者;以下稱後者)的責任。後者在病逝前一年留下一信(本擬發致前者並抄送其所在機關老幹部局但終未發出),信中簡述了其親歷的那次國務院業務組會議的前後情形。

前者在其回憶錄中記述那次傳達談話是在「1972年元旦那天」;後者則於信中回應:書中關於兩人談話的「這段話裡,除去『辦公室主任』應為『辦公室負責人』外,其他準確無誤」,意即確認1972年元旦為該談話發生的日期。事實上,由公開發布的兩當事人任職履歷及公開出版的前者回憶錄可知,1972年元旦之日,雙方(人身及組織歸屬)同在安徽鳳陽的「教育部五七幹校」,均尚未回京(任職或體檢),不可能在科教組辦公室談話[註 1]:245–251頁[註 2]。據一切有關資料判斷(按:參見以下背景分析一節),這次談話只可能發生在1973年元旦,而國務院業務組審幹會議正在此前一日,即1972年12月31日。

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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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被審查的這些幹部都歸中央管理,其檔案材料俱存於中組部,而不在各自機關。關於他們的歷史問題,在1956年審幹時都已經做過結論。此次審幹會議的結論意見無異於否掉了其檔案中的原有結論。因此,傳達下去之後,普遍反響是,被審查者皆不滿意,拒絕接受。

在一些部、委機關[註 3],此事以不了了之。而被擬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者的「解放任用」皆未受到影響,在接受傳達並表示個人意見後,此前已經重返領導崗位者照常工作[註 4],而其時尚待解放任用者亦於1973年上半年獲任與其「文革」前所任相當的職務[註 5]。但是,當年受命傳達會議之擬定意見(按:「擬將……定為……」即並非組織結論)[1]者卻仍須對此議出自哪個上級這一節保密,遂使得他們或被誤認為即是那些嚴苛意見的「提出」者[註 1]:252頁,不啻為國務院業務組的領導背黑鍋。這些人中有的與高幹審查工作向無接觸,當時即感受命保密頗為失當,但亦無可如何,只得背負誤解,數十年無由分辯。

另一些機關[註 6]中的政工組織則堅持奉行「文革」路線,繼續整人,正可藉此次國務院業務組審幹偶近極左之機變本加厲,對所謂「有嚴重歷史問題」的老幹部不予「解放任用」,甚至為被審查者做出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之類的嚴厲結論,使這些幹部及其家人繼續蒙受社會歧視,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逐步得以解脫。

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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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無任何官方檔案資料顯示這個審幹會議曾經舉辦,惟個人回憶材料[1][2]曾有提及,與會者均已作古,更無從尋繹其召集究系何人指令。當時通知各部委政治部派員到會備諮詢的是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1][2],但他在有關「周總理解放老幹部」的回憶文章中絕未提及他本人全程參與的這個會議,顯然是因為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此次審幹議決與「解放使用老幹部」的精神背道而馳。

在繼九一三事件之後而來的1972年裡,伴隨着對林彪的批判毛澤東和周恩來以談話和批示方式多次釋放要「解放使用老幹部」的意向信號。如毛從一月初發出「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的指示及突然出席陳毅遺體告別會,至12月18日對劉建章妻子的告狀寫下批示,斥責「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註 7]:422-462頁。又如周恩來連續做出保護老幹部的動作,並且讓他們體檢、休養,準備復出工作[註 8]。在如此形勢和氣氛下,國務院業務組似乎不會對為數不少的老幹部做出這樣一種關於歷史問題的新定調[2]

然而,據王若水在《周恩來糾「左」鬥爭的失敗——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一文[註 9]記述,1972年12月19日晚上,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人民大會堂召見魯瑛[註 10]吳冷西和王若水,談《人民日報》的宣傳方針問題。當日周恩來談吐反常,顯得思維散亂,很牽強地說反對極左原側重於其在外交工作中的表現,至於批判林彪的政治路線,還是要強調其本質屬極右云云。江張姚三人則以類似「監軍」的姿態出場,坐看周不得不將批林方向從批極左強捩為批「極右」。江張姚之所以如此逞悍,是因為其有恃無恐——批林整風中禁止再提「極左」正是來自毛澤東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又在他住處召集的小範圍會中的表態[註 7]:422-462頁[註 11]:356-394頁[註 12]。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恰在此後演出上述審幹劇目,是肯定「文革」成績的一種姿態,目的在於迎合毛的旨意和心理。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自知面上無光[3][註 7]:419頁,同時深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質疑其「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時的」之自我評斷。周恩來及中共高層圈內對此盡皆洞若觀火,因此時時處處小心,唯恐觸碰逆鱗。後來鄧小平復出時主動向毛保證「永不翻案」亦是這種心曲畢現之一例。

要之,在「解放使用老幹部」過程中發生的這一短暫逆施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這一階段的博弈鬥法中相互試探的一步。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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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1 1.2 1.3 1.4 1.5 胡沙擬致高沂信稿(2012年7月):『你的書(按:指高沂個人回憶錄《沂水流長》)中說「1972年元旦那天,時任國務院科教組辦公室主任的胡沙找我和劉仰嶠同志談話,提出把我的歷史問題作為『重大歷史問題』加以結論,問我有什麼意見。」 這段話裡,除去「辦公室主任」 應為 「辦公室負責人」 外,其他準確無誤。但以你的黨內生活常識,難道會不明白以我那時職務,怎能有權為一個副部長做歷史問題結論?實際情況是:此前以副總理(按:應為「副組長」)紀登奎李先念為首的國務院業務組審查部級幹部,要求各有關部門政治部主任到場備諮詢;科教組沒有政治部,組長劉西堯、副組長遲群便決定派我去,為此劉西堯給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打了電話。會議由紀登奎主持。當審查到你和劉仰嶠同志時,我被傳喚進去,只是旁聽,沒有人向我提出問題,我當然也未置一詞。此前我從未參與過任何幹部的審查工作,你們的檔案也不在科教組,我當然也未看過,會上提到的你們那些「歷史問題」,我是到那時才知道的。會議最後擬將你和仰嶠同志定為有「重大歷史問題」,徵求本人意見,但特囑不要說是國務院業務組的意見。我找你們二位傳達,只是奉命行事,你們提出不同意見後,我如實向上做了匯報。』(此信稿全文見《「文革」一頁》——2014年5月發表於斯時尚存之共識網
  2. 2.0 2.1 2.2 會中細節之一:當議及高沂檔案記載其入黨前曾在山東省齊東邱縣博山警署任過政警隊長及一等巡官時,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說「那是大官啊」,副組長李先念則解釋其實應屬一般問題(見共識網2014年6月刊載的《對〈「文革」一頁〉的一點補充》),但業務組最終提出的結論意見還是「有嚴重歷史問題」。可見這次審查事先已有定調。
  3. 1971年11月20 日,在一次談話中講到曾經擔任林彪警衛工作的部隊覺得臉上無光時說:「要說無光,是中央臉上無光,也是整個無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臉上無光?」(王永華《「文革」後期解放老幹部始末》)此處所謂「中央」就是指他自己。
  1. 1.0 1.1 見《沂水流長》。
  2. 參見胡沙工作經歷。
  3. 例如原國務院科教組範圍。
  4. 參見劉仰嶠簡歷。
  5. 參見高沂生平。
  6. 例如原國家科委代管下的國務院某直屬單位
  7. 7.0 7.1 7.2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六卷。
  8. 王永華《「文革」後期解放老幹部始末》
  9. 王若水:《周恩來糾「左」鬥爭的失敗——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 https://www.2002n.com/paper/politics/002/538.html/
  10. 當時《人民日報》負責人。見魯珉條目下「逸事」一節。
  11. 參見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第七章「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挫敗」。
  12. 鄭重《張春橋: 1949及其後》第572頁。

分類: 1972年中國政治事件 國務院業務組 紀登奎 吳慶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