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大典語文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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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勝爲士


上古漢語中國古代的語言,而文言文是模仿古漢語的活語言,是活的古漢語[1]維基大典,是使用文言文編纂而成的維基百科。

文言文有創新的成分,也有時代的成分,但是它的句法基礎還是古漢語,它的詞彙基本上還是古漢語詞彙。以前的讀書人都要熟讀古代典籍,把古漢語的句法體系內在化,使古漢語成為自己的第二語言。文言文延續了古漢語的生命。[2]現代社會早已不使用文言文了,學習古漢語的目的也不是為求文字的表達。現代人不可能像古人一樣把大部分甚至全部時間放在古漢語學習上,必須以精簡有效的方式攝取知識,也就是必須通過有系統的整理與介紹,由過去的感性學習改為知性學習[3]編寫維基大典,理應以掌握文言文為前提。

本文所商榷的,正是維基大典運用文言文的“章法”。所謂“章法”,即其他語言版本所謂的“格式、風格”等,而非文言文的作文法。但是“章法”也涉及遣詞用字的規範,尤其是面對兩岸三地,廣之至中日韓越名詞不統一的問題,設置用名原則就十分必要了。此外,還需釐清一些認識上的問題,如“文言是否可以清晰表述現代事物、文言百科是否也應講求修辭、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關係”等。因此本課題擬從語法、語義、語用三個方面入手,探討出比較折中、適用的方案來,並對維基大典的現況提出改良意見,對常見問題給出解釋。

語法[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漢語的書面語有文言和白話兩個系統:一為在先秦口語基礎上形成、以先秦到西漢文獻語言為模仿對象的文言系統,一為在秦漢以後口語基礎上形成的古白話系統。[4]

隨著商朝定都殷,形成了以殷地話為中心的通用語。周代金文和商代甲骨文在結構上大致相似,所用詞彙也相差無幾。揚雄所記載的“通語”和孔子所說的“雅言”已具有中華民族共同語的雛形,當時,方言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語音上,而儒、道、墨、法、名、兵、農等各學派的著作,書面表達上則基本一致。[5]

雅言,是對直白的口語的文飾和美化,作為書面語,也就是文言。文言的形成歷程可以說是書面語逐漸脫離口語的歷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在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影響下,語言復古的傾向更趨嚴重,言文逐漸分離。到了唐宋,反對駢文,模仿先秦兩漢的書面語,於是言文更加分離,文言系統從周秦和漢代的古典散文發展而凝固,形成了以先秦兩漢的書面語為模式的文言。[6]就書面語的文言系統而言,秦漢後的模仿先秦兩漢的文獻雖然也出現有一些新詞新義,但主要傾向於接受先秦兩漢已使用過的趨於定型化的語言成分,或通過先秦兩漢舊有的質素組合來表達新詞新義,總體上滯後於語言的發展,這可以說是文言系統從先秦直到明清共有的特點[7]

秦以前的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古籍不太大,也分為“質言體”和“文言體”。“質言體”一般是口語的直錄,辭句質樸,較少文飾,如《周書》中的《大誥》《康誥》《酒誥》;“文言體”一般是經過加工潤飾的作品,如《尚書》中的《洪範》《顧命》及《儀禮》十七篇等。諸子百家中,《論語》是孔子的語錄,墨子愛用“質言體”著書,荀子、韓非子文亦樸實,孟子、莊子則力求文質並茂。[8]注意,此處所說的上古漢語的“質言體”和“文言體”,是風格差別,二者均為文言,而先秦時代的書面語和口語基本是一致的。後人模仿之,有不同的用途。漢魏以後,文言成為相當固定的書面語,而以口語為主的“白話”篇章,如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錄,到晚唐五代開始出現,並且要一直到白話文運動取代了“文言”的書面漢語的地位。[9]

前面講到“文言系統,主要傾向於接受先秦兩漢已使用過的趨於定型化的語言成分,或通過先秦兩漢舊有的質素組合來表達新詞新義,這是從先秦直到明清共有的特點”。文言,意思是只見於文而不口說的語言,具有人為性和綜合性的特徵,有相當嚴格的詞彙和句法系統。這一系統定型後,成為了一套根深蒂固的表達習慣,不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文言的撰文用詞都是通用語,不遵從當時口語,此即人為性。但由於書面寫作或多或少會受到口語影響,所以後世文言中難免有新的成分出現,此即綜合性。[10]與“文言”概念相對的,就是“白話”,它依照繼續演變的口語寫成新的書面語。近代,梁啟超等倡創新文體,雖仍文白夾雜,但是白話成分已超過了文言,突破了文言的基本格局,被視為白話文運動的先聲之一。[11]

例:
詞彙上:名詞可以說“”,也可以說“”,但只能說“”,不能說“豬”;
動詞上:“”的所指是跑,表示現在的“走”要說“”;
形容詞:沒錢不能說“窮”,要說“”;
語氣詞:“的、了、嗎、啦”都不可以用,要用“之、乎、也、矣”;
句法上:“唯予馬首是瞻”不能說“唯瞻予馬首”,“未之有也”不能說“未有之也”。[12]

文化思想層面上,新詞和新義使文言和白話判然有別。[13]正因為語言是文化載體,從宋元以來,文言與白話的並存就已不是簡單的工具使用問題,文言是士官文化的載體,與士官文化價值系統相聯繫,而白話是市井文化的載體,與市井文化價值系統相聯繫。[14]胡先驌在評價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時說:“中國文言與白話之別,非古今之別,而雅俗之別也。”他否認白話與文言之間的衝突是現代與傳統的衝突,只是雅俗觀念不同。近代文學的雅俗變遷,是以文言為正宗的雅文學與以白話為正宗的俗文學互相調整的結果。[15]歷史上,白話文運動的發起者們把嚴復的翻譯放在文言文陣營加以批判,而以雙音詞為主的和製漢語則被歸屬到白話文陣營,用於漢語文的改造。吳汝綸評價嚴復,說他的文辭“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梁啟超則說他“文必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16]時人之所以語感如此,正因為嚴譯使用的是基於先秦兩漢定型化的語言成分,並通過舊有的質素組合來表達新詞新義。魯迅曾在《新秋雜識》中刻意把“生殖機關”改作嚴譯風格的“性官”,以便寫作古詩,此亦一證。而正因嚴譯屬於文言,方铭、呂美生在《論桐城派》中認為,嚴復和林紓一樣是力延桐城文派30年的古文家

小節:

  • 綜上所述,維基大典所應採用的“文言”,當為:從周秦和漢代的古典散文發展而凝固,形成的以先秦兩漢的書面語為模式的文言,傾向於接受先秦兩漢已使用過的趨於定型化的語言成分,並通過先秦兩漢舊有的質素組合來表達新詞新義,以維持從先秦直到明清共有的特點。其典範的語言模仿對象,則包括先秦兩漢文獻,以及後世仿古程度較高的如唐宋八大家文章、桐城派文章等,而符合這一特徵的嚴譯語料也理應包括在內。與此相反,淺白文言受口語影響較大的,或者是混合語體突破了文言的基本格局,造成用詞和句法上的不確定的,則不當在採取之列。

另外,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有一種正式莊典語體常被大眾誤認為文言,常見於台灣的公文,也用在兩岸的某些特殊場合或華人的尺牘之中。我們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八十五》為例:

“請聯合司令部負責決定韓國平民所需之救濟與援助並於當地確立提供此項救濟與援助之辦法……請秘書長將所有關於提供協助救濟與援助之表示轉達聯合司令部……”

須知,這種表達並非文言,即非上文所述傳統意義上的文言,當然也不是梁啟超的新文體。雖然其中多用文言的“之、其”而不用白話的“的、他”,但是語法上是明正屬於現代漢語的一部分。首先,詞彙方面,雙音步的韻律語法所催生出來的正是現代漢語,只是語體上相對大白話更正式莊典,而其基礎詞彙系統和語法均與傳統文言不同。这样的“文言”把“之”再改回“的”,就明顯是白話文了。其次,這種現代正式體文章的語體語法同白話文一樣,比方說可以出現“修車、維修汽車、汽車維修”這樣從具體到抽象概念的表達,而傳統文言中並沒有這一用法。第三,因為文言採用先秦兩漢舊有的質素組合來表達新詞新義,而且詞彙化程度可與現代漢語不同,故而嚴譯的“比例幾何”可以改換常語說成“四幾何成比例”或“比例之幾何”,“愛國主義”也不妨變作“力主愛國之義”等,而現代漢語則不可,“愛國主義”就是“愛國主義”,已經定型的詞彙是不能拆開用的,若增一字、少一字也都會改變語音,影響理解。第四,公文尺牘中表示命令語氣的“者”,以及常見的“該、係”等字眼,古人在做文言時也會酌情煉掉,因為他們不是文言成分。第五,來源不同,上文講到,傳統文言,是從上古漢語定型發展而來的;而現代正式莊典體,乃是白話文運動之後,在雙音步詞彙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現代漢語書面語。白話文以國語為正音,其韻律語法不允許“閱讀報、修理車”這樣的頭重腳輕的短語出現,而文言的基礎上古漢語,不受雙音步構詞的影響,也不接受普通話韻律語法的管轄。第六,應用方面,公文體可以直接按現代漢語的語法來寫,再行改字即可,不需要模仿古代語料。而文言文的寫作,則必須以古文為典範,否則不可能直接在白話文的基礎上,通過修辭改出作者從未見過的用字及句法出來。第七,現代正式莊典體作為文化載體,與傳統文化無甚關係,因為它也誕生於白話文運動之後,所以並沒有什麼古籍是以此為規範創作的。加之,大多數雙音節新名詞又是西學東漸背景下翻譯外文而產生並廣泛使用的,也就更無所謂“傳統文化的發展”或“與時俱進的文言文”這樣的講法了。第八,傳統文言是東亞共通的書面語,具有國際性,而現代漢語的正式體是以現代中國的國語為基礎的,其語彙及句法也並非東亞共通。

小節:

  • 維基大典不應該採用現代漢語的正式莊典語體作為文言標準,因為二者本是來源和組成均不相同的兩種語言。當然,現在漢語的正式莊典體也是很成熟的表達,但如果把正式體當成文言的一部分,便造成混淆了,對於維基大典統一規範語法是不利的。

和梁啟超的新文體類似,清末明初的文白混合體、古時的佛經翻譯體,以及文人的筆記、書信等,如果其文白相雜突破了文言的基本格局,那就也不是典範的文言語料,在取材與學習的過程中都應注意。張中行《文言和白話》在談到文白界限時層列舉了六種文白混用的情形,涉及樂府詩、佛經譯文、曲子詞、話本、章回小說、文人筆記等多種文體。這些語料有些是用詞不同,有些則句法有別,具體的篇章還要具體分析,此處就不例舉了。

對於文言的基本詞彙,可以通過商務印書館《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加以學習。而其開篇的說明之中,也對何為“文言文”作出了清晰的界定:

我們選擇字頭的原則是:既然是《古漢語常用字字典》,那麼顧名思義,它的收字應以“古漢語”為範圍,以“常用”為標準。所謂“古漢語”,就是通常所說的“文言文”,指的是先秦和兩漢的傳世文獻以及後代“古文家”模仿這些文獻的語言而寫成的作品為代表的那種語言,不包括漢譯佛典、六朝筆記、唐詩宋詞以及近代戲曲、小說的語言,所以本字典只收文言文的常用字,至於在其他語體的作品中常用的字,本字典不收。

該字典共收常用字6400餘個,參考《十三經》和《史記》的字頻表收錄,足夠基礎之用。至於語法、語感等,除了背字典、背語法外,還要通過大量的閱讀,將語彙、語法、語音綜合在一起,因為學習任何一種語言都是一種綜合的過程。再加上古代歷史文化常識,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結合,才是學習古代漢語的正確途徑。

  • 關於王力《古漢語常用字字典》所收字是否為常用字,是有爭議的。比如海柳文《十三經字頻研究》發現,該字典只有三分之二的漢字是高頻字,其餘三分之一都非高頻,甚至有622個漢字在十三經中根本沒出現過。字典是從王力《古代漢語》教材的詞彙表擴充而來,作者也就得出結論,即王力根據他個人語感抽取的常用字帶有主觀性,並沒反應古代漢語常用字的情況。不過,海柳文也重新整理了一份含4000字的常用字表作為主要學習對象,因此這種學習方法是不存在問題的,只是資料選擇問題。

呂叔湘、葉聖陶、朱自清合編的《文言讀本》的導言論及文言的性質,也提到“正統文言”的問題,說:“在各式各樣的文言之中,我們可以提出一種來稱之為“正統文言”,這就是見之於晚周兩漢的哲學家和歷史家的著作以及唐宋以來模仿他們的所謂古文家的文章的。”用詞比他們更古奧的,比如甲骨文、金文和《尚書》中的文章。而接納了口語成分的,則是書信、官文書、筆記小說、翻譯文章之類。至於語錄、詩詞、戲文、小說,就多是口語體了。

《文言讀本》就把“正統文言”(一般文言)和混合語體區分得十分清楚,比如其第四課《喻言》選自《百喻經》,“討論及練習”一節說:“翻譯佛經的文體跟正統文言有點不同,比較接近口語。……可是佛經又跟其他接近口語的文體不同……它的特有風格最初也許是由於翻譯(正如現在的翻譯作品一樣),可是後來中國佛教徒的著作也都採取這種筆調,甚至文人一時遊戲也有模仿佛經的。這種風格最明顯的特點是愛用‘四字句’,就是四字一頓,不一定是語法上所謂‘句’。大概是譯經的人有意這麼安排,為的是便於讀熟。”至於用詞的不同,後文又講說:“‘云何’、‘何以故’、‘以是之故’、‘……作是念’都是佛經裡常用的詞語。引進對話,不用‘曰’字而用‘言’字,也是跟一般文言不同處。”佛經以外,第六課課後又談到了《世說新語》,謂:“《世說新語》的風格很樸實。一方面省去許多文言常用的虛字,如這三篇裡‘者’字、‘也’字、‘乎’字一個都沒有,語助詞只有一個‘耶’字,最常見的‘而’字也只有兩個。另一方面,它肯容納當時口語裡的詞語,如‘雞子’、‘筯’、‘數’、‘頭’、‘定’。”第七課《桃花源記》後說,文中的“隨其往”,依一般文言的用例改作“隨之往”更加合適些,但大體而論,本文的詞語和語法還是文言的,尤其是那些從古書裡引來的現成詞語,比如“芳草、落英、雞犬相聞、黃髮、垂髫、問津”等。其第八課《口技》談及了明清文風變化問題,說本文作者是清初人,繼承了晚明的作風。晚明擺脫唐宋古文家束縛,“儘管在詞彙方面守著文言的範圍,在文法章法上卻不願意拘拘束束,口語的,佛經的,時文(八股文)的特色都會被他們改頭換面運用進去”,後來桐城派興起,就又回到了古文家風格。

《文言讀本》第九課《核舟記》後,對比了語法問題,比如文言稱說東西的件數,常用“一牛”和“牛一”二式,不大用“一頭牛”或“牛一頭”,而課文中“老松隱蔽三章”語法也不大通,只能說“老松三章蔽之”才行。又先現代漢語表事物存在,常用動詞在前而主語在後的語序,如“大門口放著一條板凳,板凳上坐著一個老頭兒”,古文是沒有這種表達習慣的!但後世文言受口語影響,多少會出現這種格式。其第十二課出自《夷堅志》,課後說它也是筆記,但風格與《世說新語》不同,口語成分較少,“但是跟蓄意要做‘古文’的文章畢竟不同”。這本教科書的第十八課,就是魯迅的《癡華鬘題記》,文風受《百喻經》影響,因而課後也有對於語法的討論。一是文中的“樹葉而裹之”,“這個‘而’字在一般文言裡是沒有的,佛經裡為了湊句子的字數常常有多餘的‘而’字和‘於’字。”二是“魯迅的文言另有一種風格,和一般的‘古文’大異其趣,他糅合漢魏的整齊和筆記文的樸素,而又很能調和。”語法上同傳統文言的區別是:第一段的“不易得之”,正統當作“不易得也”;第三段的“嘗稱百喻,而實缺二”,古文當作“而實缺其二”;第四段“今則已無阿伽陀藥,更何德有藥裏?”,這個語氣詞文言當用“乎”或“哉”。這些都是差異。

進階閱讀:

至此,就已經把何為文言界定清楚了,無論語法還是用詞,均有一定之規可循。那麼語義方面,文言可以有長句嗎?文言文可不可以採用後世新名詞呢?

語義[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文言並非都要簡短,文字的多與少,取決於文中信息量的多與少。梁啟超曾說“文章不見得簡的便好,那記成二三十字的、百字的可惜不傳,不見得沒有好文章。古來許多名文,我們都嫌其太短。”又說“《孟子》長篇如《許行章》就是極好的文學。”又說“辭達而已,文之好壞,和白話文言無關”。[17]篇幅長的不必說,句子長的在文言中也並非沒有,比如在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中的一句: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

在短短的“今夫……者”三字套語之間,嵌入了整整12個句子,把長短律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長短律,就是口語韻律。[18]文言長句的例子並不少見,袁靜安《作文研究法》述及“挺拔之句”,說“凡句欲求其夭矯挺拔,如長虹之倚天……即所謂長句者是也。”之後給出的例句如下:

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禮記》檀弓下)
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禮記》檀弓下)
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樂毅報燕王書》)
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韓愈《祭鱷魚文》)

中國古代的正史均用文言書寫,除了魏晉南北朝的史書以及《舊唐書》《舊五代史》保留有一些口語片段外,其他正史幾乎沒有口語資料。[19]像《清史稿》中,鄧世昌犧牲前所說的“今日有死而已!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弗替,是即所以報國也”,雖然為直接引語,但明顯是經過文言改寫的,而非口語原話。兩漢以後,文人在將白話轉寫為文言的時,經常依據信息的重要程度進行取捨和改寫,並稍加潤飾,這相當於一個翻譯的過程,不必完全直譯。類似例子很多,舉隅如下:

例1:

帝曰:“個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舊唐書·李密傳》)
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新唐書·李密傳》)
注:《舊唐書》的口語詞“個”在《新唐書》改用了文言的“此”,另外有修辭。

例2:

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為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舊唐書·辛讜傳》)
慆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新唐書·辛讜傳》)
注:《舊唐書》的“話”為口語詞,《新唐書》改用文言“道”,另外有修辭。

例3:

應係契丹州域全是我家天地;及燕京本是漢地;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三朝北盟會編》)
其土疆皆我有;且燕京皆漢地;去年不遣使,以為失信(《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注:《三朝北盟會編》實錄的“是”,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用文言轉錄不用,另外有修辭。

例4:

一住半年,滯了軍期;不先下了燕京(《三朝北盟會編》)
已誤出師期會;若不得燕京(《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注:《三朝北盟會編》實錄用完成式“了”,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用文言轉錄不用,另外有修辭。

例5:

恰來皇帝有朝旨(《三朝北盟會編》)
適皇帝有旨(《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注:《三朝北盟會編》實錄時間詞後加“來”,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用文言轉錄不用,另外有修辭。

例6:

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三朝北盟會編》)
使副至南朝奏皇帝(《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注:《三朝北盟會編》實錄用“到”,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用文言轉錄改為“至”,另外有修辭。

例7:

說我們漂來一年,蒙王爺各位老爺的恩德,費各位通事並眾位執事人等的情義。感念不忘,這是說不盡的。(《白姓官話》說給通事的口語)
順等因為名利所牽,駕扁舟而貨殖他鄉。不意途遇颶風,隨波濤而任其漂流。幸邀天眷指引生路,於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漂至貴國屬地大島之內。蒙該地方老爺查念,順船尚可修理,命工匠凡財物代為修葺殘缺,更賜日用飲食……(《白姓官話》用文言轉寫的呈文)
注:《白姓官話》是琉球國的漢語教科書,課文往往先用白話,再用文言,可見當時文白表達的不同。

例8:

馬沒有角;天已經明了;柳絮白底像棉花;荷花還沒有開;一切的人都當唸書,用筆寫字;愛親是孝;魚肚子裡有鰾;十個以上的數目,全是到十數進位;法律是國家定的;衣裳不可薄麼;納稅當兵,都是人民的義務……(《簡易識字課本》俗言)
馬無角;天已明;柳絮白如棉;荷花未放;凡人皆當讀書,以筆寫字;愛親孝也;魚腹內有鰾;十以上之數,皆至十進位;法律為國家所定;衣得無薄乎;納稅充兵,皆人民之義……(《簡易識字課本》文言)
注:《簡易識字課本》是清末學部在1909年編著的,課文有文言、俗言對照的部分,可以看出文白在表現功能上的區別,體現了語言形式與其所傳遞內容的適應過程。[20]

例9:

年老,口中無齒。(《漢書·張蒼傳》)
老,無齒。(劉知幾《史通》)
注:劉知幾認為“年、口中”三字可省略,因為“老”即是“年老”,“無齒”自然說的是“口中”。

例10: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世說新語·惑溺》)
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晉書·賈充傳》)
注:“踊”改為“笑”,“嗚”改為“拊”,“愛”改為“私”,不但將直白的口語加工為典雅的書面語,而且語義也稍作改動,相當於再創作。

例11:

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曰:此是安石碎金;下官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風轉急,浪猛……公徐曰:將無歸?(《世說新語》)
由吾不能以道匡衛;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曰:此謝安石碎金也;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晉書》)
注:“身”是六朝第一人稱代詞,改掉。“眼光”接近口語,改為“目光”。“是”表判斷,改為上古漢語的判斷句。“兩娑”即“兩三”,《晉書》撰修者翻譯錯誤,刪去了“娑”。“將無”是六朝口語,委婉地說“是不是”,《晉書》撰修者也翻譯錯誤,改成了一句惶遽的話。[21]

例12:

李伯時家遭寇,伯時尚小,被賊並嬭子劫去。……嬭子……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面有人馬聲,恐是來趕他,乃下馬走入麥中藏。……幸而小底不曾啼,遂無事。……渠知無事,遂又走。(《朱子語類》義剛)
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乳母……自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朱子語類》可學)
注:朱子的不同門生對朱熹的話的記錄是不完全一樣的,這是朱熹講的同一段話,由兩個學生記下來,一個偏白話,一個偏文言,可以看出差異非常大。[22]

其實,這種翻譯為文言,造成與原文語義存在差異的現象很早就有了,最典型的是《尚書》與《史記》,前文講過《尚書》是“質言體”,與《史記》年代相差甚遠,轉寫相當於翻譯了一遍。《王力古漢語字典·序》有一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尚書·湯誓》)
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史記·殷本紀》)
注:《辭源》據此認為“如台”猶言“奈何”,而《王力古漢語字典·序》提出反對,說“史記是譯文,不足為憑”,因為《傳》“今汝其復言桀惡如我所聞之言”,《蔡傳》“湯又舉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皆釋“台”為“我”,所以得出《辭源》解釋有誤的結論。[23]

小節:

  • 綜上,文言和白話不僅在用詞和句法上有差異,其背後的文化習慣也不同。因此維基大典理應將二者視為不同語言,轉寫文章即為翻譯過程,故須符合文言的表達習慣。

現代漢語同文言文的關係不是斷裂的,二者是同源異流。所以現代漢語不論怎樣發展變化,總會或多或少保留文言成分,在詞彙和句法方面同文言有這樣那樣的相似點。比如“切中肯綮→中肯、殺青竹→殺青、象牙裝飾的牀→牙床、剪斷彩綢→剪彩、電風扇→電扇、自己學習→自學、學校學習的經歷→學歷、指導教師→導師”等等,從短語凝固而來的現代漢語常用詞,都可以看作是“白話的文言化”。[24]只要符合一般文言的標準,都不妨借鑒使用,不必處處都另起爐灶。漢語中“俗詞雅化”的現象還有很多,比如清代曲本《鎮冤塔》有“管他黑貓黃貓,咬著耗子就是好貓”一句,是當時的民間俗語,到了蒲松齡《聊齋誌異》中寫為文言形式“黃狸黑狸,得鼠者雄”。現在又說成“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另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也是從最早的“巧新婦做不得無麵的䬪飥”演變來的,還體現了南北飲食文化的不同。類似的口語、書面雙向交融的詞彙化現象,還有“九牛亡一毛→九牛一毛”、“滄海成桑田→滄海桑田”、“泰山北斗→泰斗”、“赴水火/赴湯火→赴湯蹈火”等等。[25]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即文言與白話的對譯問題。文言中一個詞義常常對應著白話中幾個近義詞,但是,又不簡單地等於這幾個詞義之和。文言與白話,他們有著各自不同的語義場,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文白對譯的過程中,我們總會感到語義走樣或不到位的無奈。實際上,語言是約定俗成的,不同語言都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26]即便英漢對譯也是一樣的,而非先進、落後的差別。愛初生《語言的變化:進步還是退步》中說:“語言跟潮汐一樣漲漲落落,就我們所知,它既不進步,也不退步。”不同語言均具有這樣的性質,我們只需要記住,文言是一個封閉的超穩定的系統[27],有著嚴格的詞彙和句法系統。寫作的時候,按照要求接受先秦兩漢已使用過的趨於定型化的語言成分,並通過先秦兩漢舊有的質素組合來表達新詞新義,這樣維持文言的特點就可以了。表達上,務必要以模仿典範的文言文獻作為句法基礎。

例:
上古漢語中,“革命”是兩個詞,謂“變革天命”,而現代漢語的“革命”是一個詞,內涵即revolution。嚴復在翻譯的時候,對表示政權更替的revolution沿用“革命”一詞,如“二月革命”;而表示翻天覆地大變化的,如industrial revolution譯作“實業變遷”;此二者,則又統稱“變革”。此外嚴譯中還有譯作“轉輪”的,一方面是受到佛經翻譯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受到revolution的語根-vol-"to roll"的初義。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均生動地說明了文言與白話在語義場和對譯方式上的不同。

有關文體嚴淨的問題,舊時各文派也風格不一,公安派偏俗,而桐城派就偏古,尤其排斥新名詞。作為桐城殿軍的林紓,在其著作《春覺齋論文》中不但說“蓋文體之嚴淨,不特佛氏之書不宜入”,而且“即最古如《老子》、《莊子》,亦間能偶一及之,用為大道之證;若專恃老、莊之理,又豈足以成文?”甚至“至於近來,自東瀛流播之新名詞,一涉文中,不特糅雜,直成妖異,凡治古文,切不可犯。”這顯然已不僅是語言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了(但並無證據顯示林紓排斥嚴譯,相反,林紓使用了嚴譯,其《黑奴籲天錄·序》“彼中精計學者”,“計學”即經濟學;《伊索寓言》識語“斯賓塞爾講羣學”,“羣學”即社會學。至於其《洪罕女郎傳·跋語》更是直言:“或謂西學一昌,則古文之光焰熸矣。余殊不謂然,學堂中果能將洋、漢兩門分道揚鑣而指授,舊者既精,新者復熟,合中西二文溶為一片,彼嚴幾道先生不如是耶?”足見林紓認可了嚴復的古文成就。),維基百科作為中立的百科不應該採取這種文化成見。

但也該知道,這絕非林紓的刻意要求,乃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般規定。比如乾隆三十四年,福建舉人林元桂在文中使用了“衣鉢”這個佛教名詞,就被判定“文體不正”,革去舉人,並將原有的訓導、歲貢一併褫奪。[28]維基大典如果也這樣辦,那麼新名詞的“氧、熵”等字恐怕也不好出現了,要用別的名詞或短語來代替,不僅作者為難,讀者也索解不易,就違反了百科作為工具書供檢索所需知識和資料的基本用途。可見大典的用詞,應有一個寬泛的取材標準,前面的“氧、熵”分別來源於“養、商”,並非不古;而“物質的量、告訴纔處理的犯罪”這種顯然白話,又可用“物量、告訴乃論之罪”這類更書面氣的又譯來代換,因此兼顧文言與百科的性質,方為維基大典的正途,即語言上要包括傳統文言的一部分,也包括新名詞中不與文言相衝突的一部分,還要包括文言語料中被長期廣泛認同和接受的一部分(因為各時期的文言也稍有差異,梅祖麟《韓愈古文不合周秦兩漢文法例證》可供參看)。這種寬泛的文言可以允許“變體”的存在,但不該作為入手點,因為古人主張復古但習慣使然而沒做到,這除了新名詞,還有能力問題,並非是刻意為之的新標準,比如上文的例句1到12,文言有一些就很淺白了,但是與對應的白話相比,分野仍然是很明顯的。

  • 有一點需要談,就是學寫文言,是個學語言的過程,和語言學研究不是一回事。誠然,語言學對於上古漢語的研究,解決了不少訓詁、句法上的難題,但歷史上真實的語言運用中存在“積非成是”的現象也是常態。比如《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這裡的“佳”當作“隹”,即發語詞“夫唯”,馬王堆帛書只作“夫兵者”也可以證明。[29]但是,“佳兵”畢竟成為了歷史上經見的詞語,常指“堅甲利兵”或“好用兵”,如清·顧炎武《羌湖引》:“佳兵不祥,天道好還,為賊自賊,為殘自殘。”宋·岳珂《桯史•逆亮辭怪》:“金酋亮……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苛役,以迄於亡。” 都是其用例。我們不能因此說這樣就不是文言文了,甚至說就是錯的了,模仿語料以寫作,沒人能規定不可以這樣用。總之,維基大典行文的規範,只要語法維持在模仿典範語料的底線上,整體符合百科的語體要求即可。

文言中也有複音詞,《開明文言讀本》的導言第六節,臚列了文言和現代漢語相同的複音詞,包括:

蟋蟀、蝴蝶、天文、地理、國家、制度、規則、婚姻、山水、選擇、發揮、主張、調和、商量、欣賞、經營、聰明、正直、淒涼、蕭條、寂寞、逍遙、滑稽

而現代多音詞有相當一部分是合兩個文言單音詞而成的,《開明文言讀本》的導言中又列舉有:

身體、頭腦、皮膚、婦女、泥土、墻壁、技術、行為、思想、語言、樹木、官長、單獨、美麗、惡劣、空虛、悲哀、驕傲、懶惰、危險、吉利、困難、省儉、孝順、追逐、更改、生產、製造、分析、覺悟、依賴、增加、考試、死亡、忍耐、觀察、伯伯、叔叔、舅舅、姑姑、輕輕、漸漸、足足

並說“這一類語詞裡有些也可以用在文言裡邊,至少是現代的通俗文言裡邊”,又補充說“所以這一類跟第六節(上文)那一類例子不容易分清界限”。足見現代漢語,也即後世語言中,有相當一批複音詞能用在文言文中。總之,只要是符合文言的標準和公有特點,即接受先秦兩漢已使用過的趨於定型化的語言成分,或通過先秦兩漢舊有的質素組合來表達新詞新義,這是完全沒問題的。符合這一特徵的,自然也包括現代漢語中的一大批科技術語,馮勝利《漢語書面用語初編》的序中提到,現代漢語“當缺乏表達某種新事物和新概念的詞的時候也會用文言語素來創製新詞,因為這是所有語言創造新詞的普遍方式,就連英語創造新詞也不會採用現代英語的自由單詞,而會採用希臘、拉丁詞根來創造新詞,日語就用反應古漢語語素的漢字來創造新詞”。故而,只要善加取材,維基大典的文言斷不至出現“無詞可用”的局面。

《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論及“涕”、“淚”二字:“涕”是上古常用詞,漢以後“淚”在口語取代了“涕”,“涕”轉指鼻涕。但是在文言之中,“涕”始終是“淚”的同義詞,偶爾借“涕”表鼻涕,也會加上“鼻”字以區別。這說明漢語自古以來,就存在著“文言詞彙”和“口語詞彙”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詞彙系統。因為都是漢語,偶爾會共用一詞,但其他語言中,口語詞彙進入文學語言中,須經歷“擠入→並存→取代”的過程,而文言不然,文言具有極強的保守性,白話新詞進入文言只到“並存”階段即終止,基本不能取代古漢語。比如將“快車”、“快船”等新詞引入文言後,“快”也依然不能取代“速”,“很快”文言要說“甚速”,不能說“甚快”。可見文言的底線,即使用先秦兩漢已定型的質素進行表達,是即便引入新名詞也不會動搖的。

當然,傳統表達也有力所不及的地方。《文言讀本》第二十二課講明初高啟的《書博雞者事》,提到“文家好古,關於典章制度的名稱,喜歡用古代的來代替,以為照用了當時的就不古了。”課文中“守”、“太守”、“部使者”都不是元朝所有。第二十七課《天工開物》也說到:“寫文言的人有一個習慣,用古語來代今語,往往因而意義不確定”,比如“鈞”這個重量單位,今天已經不用了。類似地,地名古今也多有不同。還有,因為中國過去自然科學不發達,所以說明文中也常常有近乎神秘的說法,如“土受火精,形神搖蕩”、“水神透入土膜之下,與火意相感而成”等。像這樣意義不能確定、表達不合科學的,就不該出現在百科文體當中了。

進階閱讀:

語法的標準,用詞的範圍,現在都已經明確了。那麼回到維基大典的問題上來,百科的條目應該採用什麼文體?敘事又應該採用什麼風格呢?

語用[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雖然維基大典使用文言編寫,但是從修辭的角度看,其語體一定屬於“科技語體”,而不屬於“文藝語體”,當然也不是“公文”或“政論”。“文藝語體”是用於藝術交際領域的,而“科技語體”則不然。科技語體,主要由科學論文以及科技書籍的話語的修辭特點構詞,它歸屬於科學技術領域。其話語的主要交際功能是傳播科學知識信息。因此,準確、明晰就成了科技語體類話語的基本特徵。準確、明晰才能科學、嚴謹地傳輸知識信息。“科技語體”中,詞語的意義大多是單義的,而且有許多具體數字,從中找不到比喻、誇張、對偶、擬人等藝術化的修辭方法。至於自然科學的文章,其語體特徵就更明顯了,比如: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等領域,其話語中的科學術語更多。其明晰性、準確性要求更高,語體特徵也更突出。[30](上文提到,因文家好古導致的詞義不明,以及充斥神秘說法造成的表述不科學,都是科技語體所應避免的東西。)

但是,百科的文字同純粹科技文章是有差距的,並非文辭的理論化程度越高越好。百科全書條目的選擇有一些共通性的原則:[31]

獨立主體原則:主體應該是相對獨立的,就像我們去一個公司辦事,我們先想到的是公司的名稱、位址,而不是其中的某個部門。
客觀形成原則:這個主題應該是人們在了解,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客觀形成,為人所熟知,而不是人為擬定的。如創世神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神話題材類型,但是「狗的神話」就是一個人為概括的主題。因此缺少公認的規範性和確定性。
單一主題原則:如「時間和空間」是兩個主題,應該分設。
準確性原則:條目的名稱應該準確的表明條目的主題。
通用性原則:應該使用規範的或約定俗成的名稱。(這裡須注意,因為文言與現代漢語在語言上的差距,維基大典設有專門的用詞規範,不可生硬照搬白話。什麼樣的新名詞可以用於文言,上文有提到。)
名詞性原則:條目名稱應該是名詞性的,靜止的。如「解放海南島」應該改成「海南島戰役」
簡要性原則:如使用「唐詩」,而不用「唐代詩歌」。
非研究原則:百科全書不是研究論文。
非應用原則:百科全書不是為了指導具體的應用。

中國古代的類書與現代的百科全書相似,但存在一些差異。杜澤遜《文獻學概要》認為,類書與百科全書的主要區別在於,百科全書對各種知識內容進行綜合歸納後撰寫而成,屬於著述;類書則僅僅將其他圖書中的詞句片段的原文,不加修改地分類匯集在一起,屬於編輯。著述,即是撰寫文章的意思,不是簡單地將材料整理匯集而已。

在通常情況下,違反語體規範就會造成言語失當,因而必要對百科的性質做出界定。首先,維基大典收容各門知識,顯然屬於綜合性百科全書。而百科全書是一種工具書,需要收錄各種專門術語、重要名詞,並分列條目,詳細解說。其條目比大多數詞典中的詞條更長、更詳細,側重於條目標題中命名的主題的事實資訊。百科全書也使用更多的圖像來輔助知識的介紹。工具書,是把某一門類或各種門類的知識資料,按一定的編排方法匯集在一起,專供人們查閱、徵引,以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的一種特定類型的圖書。可見百科的言語動機和目的,就在於實現對具體問題的說明。說明事理的文體,即為說明文。

說明文是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的一種文體。通過對事物的特徵、性質、形態、功能、原理、來源、成因、發展的解說,讓人們清楚明白那些事理。說明文有三大特點:科學性、客觀性、知識性。葉聖陶說:“說明文說明一種道理,作者的態度是非常冷靜的。道理本該怎樣,作者把它說清楚了就算完事,其間摻不進個人的感情呀,繪聲繪色的描摹呀這一套。”說明文的目的是解說事物,剖析事理,使人清楚明白個中的道理,所以說明文是純客觀的介紹,這種文體對語言的要求是一致的準確、簡潔、生動、堅決、嚴密,這幾方面不是孤立運用,而是互相聯繫,相輔相成的。

說明順序:邏輯順序、時間順序、空間順序;
說明方法:舉例子、打比方、下定義、畫圖表、作詮釋、作比較、摹狀貌、引資料、分類別、列數字、引用;

用文言寫成的說明文,從古到今並不少見,比如《文言讀本》中就有五篇課文屬於說明文性質,分別是:蔡元培《圖畫》、蔡元培《裝飾》、魯迅《癡華鬘題記》、嚴復《英文漢詁敘》和宋應星《天工開物》。其中《天工開物》就是被譽為“中國17世紀工藝百科全書”的綜合性著作;蔡元培的兩篇課文則出自其《華工學校講義》,該書共有四十篇講義,包括德育的三十篇和智育的十篇。

百科全書的條目包括標題、正文內容和圖表等。在百科全書的編纂中,條目的命名非常重要。好的命名應該便於檢索,有學者認為條目應該都是獨立的主題,應以方便讀者的檢索為準則。另外,條目的主題應該是客觀形成的,而不是人為擬定的。例如海灣戰爭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狗的神話」則是人為擬定的主題。條目的命名應該清晰明確,不能含糊不清。例如「新型武器」,很難界定「新型」的劃分。[32]

正因為百科性質、佈局謀篇這些,是文言、白話乃至各種語言所共通的東西,所以除了維基大典的凡例外,其他版本的寫作指南也都不妨參考,而細節的取捨可交由群組討論決定。

用詞除了與文言語體的適切,及準確性、簡要性以外,還要考慮現代社會政治正確的問題,比如歧視。名詞的歧視問題,古已有之。比如作為國名的“楚”和“荊”,《王力古漢語字典》有過解釋。《說文》:“荊,楚,木也。”又:“楚,叢木,一曰荊。”二者異名同實,可能是不同的方言詞。作為國名,《詩經》及春秋早期一般稱“荊”,《穀梁傳·莊公十年》:“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可見“荊”是一種歧視性的稱呼,楚人自稱“楚”。而《孟子》《荀子》《莊子》多用“楚”,反應戰國時期出國的強盛。戰國末秦莊襄王名子楚,為避諱又恢復楚國的蔑稱,《呂氏春秋》《韓非子》主要用“荊”。秦以後,又普遍稱“楚”了。還有國名“日本”與“倭”也是一例,《舊唐書》載:“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新唐書》載:“日本,古倭奴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

比較近代的例子還有“洋”和“夷”的差異。清末士大夫最初多稱西方人為“夷”,而不少來華外國人都對此表示過反對,第一個是胡夏米,他是東印度公司的僱員,曾與中國當局打交道,辯稱英國不是野蠻國家。後來葡萄牙人瑪吉士作《地理備考》,其序中說:“誠知夫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稱之曰夷狄乎?”最終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明文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從詞頻上看,大約在1860年前後,“洋”字的使用慢慢取代了“夷”。同時,清廷原設的“撫夷局”也因交涉日增,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取代。

更近一點的例子,還有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對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除舊史習見的泛稱以外,均加以改正。可見歧視問題是自古存在的,維基大典作為現代百科,理應對此予以重視,並作出相應改變。

一些常見歧視稱呼與非歧視稱呼的對照
歧視稱呼 非歧視稱呼 說明
1 見上文。
2 日本 見上文。
3 洋、外 見上文。
4 番人 土著 “土著”只是“原住民”的舊稱,在《國語辭典》及《漢語大詞典》中均無貶義。有貶義的是“土番、番人、土人”等,但也該考慮到“古今異義”的存在,不能完全用現代漢語的規則要求文言。

除了歧視,還有中立性的問題,以及各種懸而未決的爭議了,下一小節將作出詳盡列舉。

最後,語用方面,還是要提文言文在近現代記述新事物、新思想的應用問題。

從美學的角度看,“桐城派”的古文義法,與同一時期李漁的論戲曲、園林,金聖歎、毛宗崗的評小說,翁方綱的文章肌理說,都具有某種近代自覺的意味,或多或少地共同表現出重形式、重創作本身的技巧規律的某種思潮。所謂的“仿古”,不是“傳移模寫”,而是在追求古代作品中的形式規律,並把它抽離出來,定作模式,在創作之中駕馭、支配,即不是對古人如實的仿製,而是要抽離出來的新聯繫、新結合。[33]

“湘鄉派”是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而得名。湘鄉派繼承並發展了清代桐城派古文,接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於桐城派標榜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加以“經濟”一條,使古文反映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更實際有用了。這就使桐城派古文從局促迂緩的狹小天地裏解脫出來而應時向前發展。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曾國藩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編《續古文辭類纂》,包括經、子、史、集,以補姚鼐《古文辭類纂》之未備。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稱曾國藩四大弟子。他們真正給桐城文帶來新氣象的是反映新思想的議論文和海外遊記,尤其是後者,以新奇的事物與略帶變化的文風,形成湘鄉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遊鹽原記》、《卜來敦記》,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白雷登海口避暑記》等都以樸實暢達的筆墨傳其形神,以異國新奇風物引人入勝。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記》幾成膾炙人口的名篇,以傳神之筆將內容繁雜的畫面形象地表現出來,又極善烘襯渲染。[34]

進階閱讀:

  • 《古文觀止》、《續古文觀止》
  • 《古文辭類纂》、《續古文辭類纂》
  • 《經史百家雜鈔》

到此為止,我們基本可以得出結論,即用文言編寫百科,是完全可以勝任的。

尚存的爭議[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本節將維基大典目前遇到的問題,及其討論、解決辦法羅列出來,不作評述。

一、漢字使用標準問題

維基大典使用繁體字撰寫,但大陸與台灣標準不同,另外還有異體字問題。

  • 甲方:統一用字的標準。
  • 乙方:不設置標準。
  • 解決辦法:不設標準,但同一篇文章內用字風格須一致。

二、網站界面翻譯問題

  • 甲方:
  • 乙方:
  • 解決辦法:

三、是否可以兼容通俗文言

通俗文言,與正統文言相對,也可稱淺白文言、淺文理、半文半白。

  • 甲方:杜絕文白夾雜,雅正為本,語言正確是基本要求。
  • 乙方:應適當包容新表達,否則對條目的數量、質量均有影響。
  • 解決辦法:禁止文白夾雜,限期改正。

四、是否可以自行創譯新詞

按現行用詞規範篩選後,仍找不到適合文言語境的名詞時。

  • 甲方:直接沿用現代術語。
  • 乙方:自行創製新詞,或改用短語轉述。
  • 解決辦法:

五、對於數字、公式的漢化

數字一律用漢字,公式的表達也參用古書舊有的辦法。

  • 甲方:古漢語本有自己的表現方式,只要舊有應該盡量從舊。
  • 乙方:數字、公式是國際通用的,應該從新。
  • 解決辦法:

六、頁面改用橫排版

七、引用現代漢語內容是否需要轉譯

一些直接引語,或者書籍名稱本是白話的。

  • 甲方:應該轉錄為文言,一則保證語言風格一致,二則避免中國中心主義。
  • 乙方:應該實錄,一則古有成例,二則專名本不該翻譯,況且造詞尚有爭議。
  • 解決辦法:

八、是否包容音譯詞

  • 甲方:不該包容,文言是跨越古今、具有國際性的,音譯詞在東亞無法互通,採用普通話的音譯對於方言使用者也不公平。
  • 乙方:應該包容,音譯詞的存在是正常現象,況且化學元素名有不少是根據音譯造字,改換用詞並不現實。
  • 解決辦法:

理據[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P3,語法與古漢語研究;
  2.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P3,語法與古漢語研究;
  3.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P3,語法與古漢語研究;
  4.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P3;
  5.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第一節,P6;
  6.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第二節,P7;
  7.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第二節,P7-8;
  8.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第二節,P8;
  9.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序》;
  10.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第三節,P17;
  11.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第三節,P15;
  12.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一章第四節,P17;
  13.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二章第二節,P31;
  14.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五章,P223;
  15. 惠萍《嚴復與近代中國文學變革》第三章第一節,P94-95;
  16. 惠萍《嚴復與近代中國文學變革》緒論,P7;
  17. 梁啟超《作文法》第七章:教授法;
  18. 馮勝利《漢語韻律語法教程》第六章第三節,P160-161;
  19.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第二章第一節,P22;
  20.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五章第二節,P270;
  21.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第二章第三節,P34-35;
  22.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第二章第三節,P36;
  23. 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序》序,P10;
  24.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八章第六節,P431;
  25. 徐時儀《習語俗諺的演變及詞語連續統探論》,上海師範大學;
  26.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八章第六節,P430;
  27.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第八章第二節,P410;
  28. 許威漢《訓詁學教程》第五章,P120-121;
  29. 許威漢《訓詁學教程》第十章,P194;
  30. 陳汝東《修辭學教程》第四章第三節,P277-279;
  31. 胡人瑞《百科全書選條的幾個問題》編輯之友,2001(4)-36-39;
  32. 胡人瑞《百科全書選條的幾個問題》編輯之友,2001(4)-36-39;
  33. 李泽厚《华夏美学》
  3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四卷,第452页

參考資料[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
  2. 葉文曦《語義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3. 伍謙光《新編語義學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
  4. 王路《走進分析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5. 王路《語言與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
  6. 陳嘉映《簡明語言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
  7. 馮勝利&王麗娟《漢語韻律語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
  8. 啟功《詩文聲律論稿》,中華書局,2009年5月第一版;
  9. 惠萍《嚴復與近代中國文學變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
  10.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第二版;
  11. 馮勝利《漢語語體語法概論》,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
  12. 陳汝東《修辭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第二版;
  13.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2008年1月;
  14. 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