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台湾战后史

本文可以用于向中国大陆的学生普及台湾战后史。聆听者应有一定的历史知识。

讲授时间约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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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党国体制下的台湾

二二八事件

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接受日本的投降，台湾结束了日本的统治。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

台湾人民十分激动，但是现实却让他们失望了。回归后的台湾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1. 政治腐败：台湾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国民政府觉得台湾的日本化会很严重，要严加控制。所以，台湾省不设省政府，而是设立“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由前面我们说的陈仪担任，他独揽了台湾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的权力，俨然成为台湾的新总督。来台官员的风气贪腐无比，不守纪律，很多不通闽南语或日语，遇事推诿，敷衍塞责，与日本官员的行政效率行政强烈的对比。
2. 军纪涣散：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在基隆登陆时，台湾人民热烈欢迎，然而他们看到的来自祖国的军队是这样的：身着斗笠、草鞋，手上拿着雨伞，有的还背着大锅，有的因为晕船连路都走不稳。精神面貌不好也就算了，问题是来台的军队军纪涣散，乘车用餐不付钱，甚至盗窃抢劫，奸污妇女，动辄开枪伤人。这与日军的法纪严明也形成了强烈对比。
3. 人口歧视：来台的外省人抱持着胜利者的优越感，排斥台湾的日本风，歧视台湾人。政府要职由外省人控制，他们任人唯亲，排挤台湾人。1946年3月，长官公署一级单位18位正副首长中仅1个台人，17位县市长中仅3个台人。不仅政府排斥台湾人，公司和工厂的主管也轮不到台湾人，同一职位上外省人的工资也比台湾人高。
4. 经济恶化：①与民争利：台湾沿袭日本的专卖制度，烟、酒、盐、糖等民生物资全部纳入政府专卖。大部分重要产业被纳入政府统制之下，民间企业破产，工厂停业，失业严重。②缺粮：台湾地理位置很适合种水稻，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原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米价却一直飞涨，很多地方发生饥荒。③通货膨胀：台湾和大陆发行的是不同的货币——台币，台币大量印发，台湾的物资多输往大陆战场，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
5. 社会文化：日本统治下台湾进入近代社会，经济、生活水平、认知和价值观等比中国进步。回归后台湾人发现，“祖国”与心中幻想相差甚远，在语言及文化上不适应，这加深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鸿沟。大量台湾人复员或被遣返，政府却任其流离失所。当时台湾有四五十万人失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治安比日治时期更差，1945年的刑事案件比前一年增加了28倍。

台湾社会问题逐渐恶化，民众深感痛苦，最后积累的民怨终于爆发。

1947年2月27日晚上，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缉查私烟，查扣了一名贩卖私烟以维持生活的寡妇林江迈，并与她发生了冲突。在争执中，查缉员用枪柄敲击林江迈头部，导致她出血受伤，昏迷在地。围观群众气愤地追打查缉员，一名查缉员开枪示警时误击一名民众，次日死亡。

第二天，即2月28日，台北市民纷纷罢工、罢课、罢市，捣毁了专卖局台北分局，并在行政长官公署前示威请愿，遭到卫兵开枪扫射。民众转而占领了台湾广播电台，向台湾各地广播这一事件，并批判了台湾统治乱象，呼吁群众反抗。随后，台湾部分地区相继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变蔓延到全台湾，群众包围、占领或接管地方政府和警察局，殴打士兵和外省人，收缴警察局和军队的武器。部分地区还组织了武装部队反抗政府。

3月1日，民意代表和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希望与陈仪协商谈判，并拟定了解决冲突与政治改革的方案。

但陈仪等官员不了解台湾的社会情况，将此事误判为共产党、日本势力、流氓和士绅勾结生事，并把处理委员会的要求看作无理取闹或别有用心。3月2日，陈仪请求蒋介石派军队增援，同时还与处理委员会周旋，假装接受他们的要求。

3月8日起，国民政府的增兵陆续登陆台湾，进行武力镇压，随后进行“清乡”。处理委员会被解散，干部被逮捕或暗杀，很多人死亡或者失踪，甚至未经公开审判就被枪毙。这期间也有浑水摸鱼的，有人趁机栽赃构陷，有的军警借此敲诈勒索。

国民政府对此事的处理，除了武力镇压，也对台湾进行了改革。被派到台湾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台湾社会提出的改革意见上报中央，国民政府基于此进行了善后，大部分接受了他的建议，比如撤销了行政长官公署，改设省政府，也算是对台湾民间力量的妥协。

5月15日，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次日台湾结束清乡。二二八事件至此结束。

后来，二二八事件成为政治禁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被提及。1995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纪念碑落成，时任总统李登辉代表政府向受难者家属道歉。同年，2月28日被定为“和平纪念日”。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战后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它给台湾留下了长期社会创伤，深深影响台湾历史。

1. 严重打击台湾人民心理，导致民间长期恐惧政治，屈服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这有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阻碍民主政治发展。
2. 许多台湾社会精英、地方士绅或知识分子遭到逮捕、暗杀，台湾精英几乎伤亡殆尽，造成了人才上的断层。
3. 台湾人对中国失望，部分人士流亡海外宣扬台湾独立。
4. 台湾人对外省人的不满加深。这种省籍情结到今天还难以化解。

国府迁台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国民政府转移到台湾的大概过程。

1947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动员戡乱”，意思是“全国总动员戡平叛乱”。1948年4月18日，为应对内战局势，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5月10日施行），授予总统实施逾越宪法紧急处分的权限。5月20日，蒋中正就职第一任总统。

1949年1月，在多方压力下，蒋介石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与中共谈判破裂，随后解放军渡过长江。5月20日，台湾省主席陈诚宣布台湾戒严，群众未经许可不得游行请愿。12月7日，经过几番辗转，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北市。

在台统治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稳定局势，控制台湾。我们分几个角度来看这段历史。

威权统治：因为统治范围大大缩小，无法依据《宪法》规定选出新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54年，司法院认为，国会议员可以继续行使职权，不用改选。随后国民大会决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且不设失效期。《临时条款》能够调集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对稳定局势是很有帮助的。但此后，尽管局势逐渐稳定，国民大会仍四次修订《临时条款》，使其逐渐超出了紧急处分法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总统及国民大会的权限。《临时条款》和戒严令成为国民党维护统治的工具。除了掌握权力，国民党也通过大量渠道给群众灌输思想。

白色恐怖：平叛的时候，处理叛乱分子是很重要的。《刑法》（民国37年）第一百条第一项规定，“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1949年5月，立法院通过《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规定“犯《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之罪者[……]，处死刑”。也就是说，你只要叛乱，就是死路一条。严厉的惩罚措施确实打击了国内反叛力量，但这也给政府以“肃清匪谍”之名，整肃异己，迫害异见者的借口。此外，戒严时负责实施军事管制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监控人民，制造冤案，导致人人自危，这就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总统：还记得代总统李宗仁吗？其实他当代总统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握有权力，给李宗仁惹事。和中共谈崩了之后，李宗仁和蒋介石决裂。年底，他借口生病飞往美国，就不回来了。1950年，蒋介石宣布“复行视事”，重新行使总统职权，并接连获选第二至五任总统，最终于1975年死在任上。他的儿子蒋经国被选为第六、第七任总统，1988年逝世。

国会：「国会」就是「国民大会」。代表沦陷地区的国会议员无法改选所以从不改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会议员出现缺额的情况。于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府以台湾地区（其实是自由地区）人口增加为由，在台湾对国会议员（其实还有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进行一定增选。

两岸：撤退到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把台湾看作是“复兴基地”，希望“反攻复国”，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针锋相对。国际上，一直坚持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1952年的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决定北京和台北两地都能派运动员参加，中华民国抗议并退出此次奥运。

文化：政府在台湾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政策。大陆爆发文革后，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凸显中华民国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是中华正统。

第二部分 台湾的转型

本土意识抬头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统治了二十年后，它面临的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由此开启了台湾的转型。

中华民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以中华文化继承者自居，并在台湾进行“中国化”。在这样的统治下，台湾民众有强烈的“中国意识”，而相比，台湾自己的东西被忽略、淡忘了。然而，这种“中国意识”面临着危机。

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拥有的中国代表权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自当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国个数也超过了中华民国的。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这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中华民国逐渐失去了国际承认。

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以前，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很受限制，哪都不能去。改革开放后，随着商贸往来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逐步放开了很多地区向外国人开放。大陆对国外游客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而台湾呢？虽然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宣传“中华文化在台湾”，但你如果是外国人，你要到中国旅游，你会选择大陆还是台湾？你要看孔子故乡曲阜，你要看长城、黄河……台湾有吗？那我为什么去台湾？很明显地，八十年代，到台湾的游客变少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增强了它竞争“中国”正统的力量。

台湾一直强调自己如何地“中国”，但现在，这个宣称面临着“失去承认”和“竞争加强”两个危机。从外国人看来，“中华正统”似乎已经不是台湾拥有的东西，但台湾反而说自己有。台湾作家龙应台把这种情况叫作“文化上的精神分裂”，“有的说没有，没有的说有”。她的父亲是湖南人，随国军迁到台湾。所以别人问她哪里人，她都说自己是湖南人。但1979年，她在美国遇到了一个“共匪”——一个来自湖南的商人，这个商人有一口浓重的湖南腔，谈着家乡的风景、田野，然后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

龙应台就愣住了。如果你是她，你会说自己是湖南人吗？谁才是真正的湖南人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危机打破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它是台湾出现所谓“本土意识抬头”的重要原因。什么叫“本土意识抬头”？本土就是台湾。本土意识抬头就是“台湾”意识上来了，相应地，“中国”意识下去了。那本来的状况如何？“中国”意识下去，说明原来很高；“台湾”意识上来，则是因为本来几乎没有。

国府迁台是1949年，到了七十年代，第一批在台湾出生的外省人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台湾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不想看着自己的家乡不受重视，只是一个“复兴基地”。这一代人对家园的感情也是台湾意识崛起的原因。那个时候，青年都喜欢唱外语歌曲，因此，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叫李双泽的，号召大家要“唱自己的歌”，而台湾地位的变化也是这个号召的重要原因。1977年，李双泽创作了歌曲《美丽岛》。“美丽岛”是什么？台湾又叫作“福尔摩沙”，是葡萄牙语“美丽”的意思。

这就是台湾本土意识的抬头。所以，面对那个湖南人，龙应台突然意识到，“原来啊，我是台湾人。”（龙应台《文明的力量》）

民主意识觉醒

自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本土意识抬头”，一个是“民主化”。本土意识抬头和民主化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带来的，除了中国意识，还有一大帮外省的官僚和国会议员。政府由国民党把持；而为了体现中华民国的正统性，代表沦陷地区的国会议员从不改选而长期在位。

台湾民主化的推手主要是党外人士。当时实行党禁，只有中国国民党和其它两个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是合法政党。七十年代，反对国民党长期独裁专政的异议人士开始以“党外人士”自称，力量也逐渐增强。

1977年（中坜事件），因怀疑国民党在桃园县县长选举中舞弊，群众包围了警察局。此事并未被镇压，这鼓舞了党外人士，他们相互串联。

1978年年底，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蒋经国宣布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失去选举舞台的党外人士发表了抗议，并酝酿创办一份杂志。1979年8月，杂志首发，名字就叫《美丽岛》，它是一个“没有党名的政党”。当年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这一天，《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要求民主、解严、解禁，被宪警镇压，警民发生冲突，这就是“美丽岛事件”。事件发生后，多名党外人士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在国际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允许报纸报道审判过程，而这一报道扩大了党外人士的影响力。之后，很多受审者和他们的辩护律师走入了政坛。

美丽岛事件促进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剧烈影响了台湾的政治、文化。

民主化

台湾的民主化除了党外人士的推动，还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

经济上，经济发展，教育普及，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成熟，要求分享被外省官僚长期垄断的上层权力，希望在台湾社会当家做主。

国际上，1986年，菲律宾的独裁政权被推翻，给台湾造成很大震撼。美国也一直向台湾施加压力，希望台湾能民主化。

其他原因还包括政府一直以“民主”自居，西方民主的影响与冲击等。

1986年，党外人士成立了民主进步党。虽然当时党禁仍未解除，但并没有被取缔。

1987年7月15日，在戒严了三十八年后，蒋经国解除了台湾戒严令，党禁因此解除。次年报禁解除，同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两年后被选为第八任总统。

1989年，党外人士郑南榕因为公开支持台湾独立，被控涉嫌叛乱。他为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拒绝出庭，自焚身亡。郑南榕的死一般被看作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尝试压制言论自由。

1990年，国民大会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延长部分议员（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引起民愤，野百合学运爆发。学生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等诉求。次年，国民大会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接着进行了全面改选。任期长达43年的第一届国会议员全部下台，“万年国会”至此结束。随后，第二届国民大会修订《宪法》，调整了总统的选举方式，将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为台湾地区（其实是自由地区）人民直接选出。1996年李登辉获选第九任总统，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

至于金门、马祖地区，则是1992年才结束戒严。（金马地区戒严与台湾地区不同，其始于1948年12月10日蒋介石发布的全国戒严令，全国大多数省区进入戒严，其中包括福建省。而当时台湾省不在戒严范围之内。）

台湾化

省虚级化：1955年后，两岸分界线再无变化，中华民国政府仅统治台湾省全部与福建、广东、海南的部分岛屿，行政上只剩下福建、台湾两省。虽然台北市与高雄市陆续改为直辖市（其实是院辖市？），台湾省仍占全国实际控制区的98%以上。因此，中央政府和台湾省政府同时运作十分冗余累赘。1998年，省虚级化，县、市等地方政府改由中央直接管理，各县、市仅在地方区划上仍隶属于省。2018年和2019年，台湾、福建两省预算相继清零，实质上裁撤。

奥会模式：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加拿大要求中华民国代表团改称“台湾”，国际奥委会也紧急通过了相关决议，但蒋经国不接受并退出这届奥运。1979年，国际奥委会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会籍。经过一番波折后（一开始的决议是，两地的奥委会都叫“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后缀“北京”或“台北”，中国大陆不接受，随后国际奥委会改变决议，只承认北京的中国奥委会，台北的改叫 Chinese Taipei），1981年，国际奥会与台北的中国奥会签订了《洛桑协议》，中华民国将用 Chinese Taipei 作为代表团名称。后来两岸协商确定 Chinese Taipei 的译名为“中华台北”。中华民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体育赛事和国际组织也被称作“奥会模式”。

第三部分 台湾经济

经济恢复期

战后和迁台之后的一段时间，为了重建台湾经济，巩固政权，政府在台湾进行了币制改革和土地改革。

首先是币制改革。1946年发行的台币，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崩溃了。1949年6月新台币发行，以运台黄金和美元作为发行准备，缓和了通货膨胀。

台湾的土地改革分成三个阶段。

1949年实行“三七五减租”，规范了租佃关系，其中规定，佃农对地主缴纳的地租以全年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375‰）为上限，以1947、1948年的平均值计算，所以是定量而不是定比率。

为了扶植自耕农，1951年开始实行公地放领。公地是从日本接收的；“放领”是说，农民向政府领地，缴清地价后可取得土地所有权。

195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地主仅能持有旱田六甲或水田三甲（1甲约1公顷），多余土地必须释出给佃农，这促使佃农成为自耕农。地主失去了土地，政府用土地债券和公营事业股票补偿他们。其中，补偿股票就把土地资本转到了工业。

土地改革很有成效。八成以上农民成为自耕农，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迅速发展。但土改也造成了土地零碎化的问题，就像联产承包一样。

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进口替代 (1952-1960)

1952年到1960年是台湾经济的进口替代时期。

背景是台湾经济逐渐稳定。政府形成了“以农养工”的方针，就是说“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

在农业上，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肥料换谷的意思是，政府独占化肥，农民必须用稻谷按规定的比率与政府交换。

在工业上，重心在民生工业，以生产替代进口，扶植本地产业。

出口扩张 (1960-1970s)

因为国内市场小，实施进口替代后没几年，国内生产过剩，台湾进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出口扩张时期。这一时期，台湾主要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台湾企业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形成了生产上依赖日本、市场上依赖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

这一时期，台湾的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对外贸易出现顺差。

第二次进口替代 (1970s)

七十年代的经济又从国外转回了国内，进入“第二次进口替代”时期。原因包括了日治时期基础设施不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外交受挫导致投资意愿下降，以及全球经济衰退。

第二次进口替代期间主要扩大内需，重点在重工业和公共工程，比如进行的“十大建设”也是以工代赈的例子。

经济转型时期 (1980s- )

八十年代以后，台湾迎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信息行业突飞猛进。此外，同期大陆进行了改革开放，两岸经济联系逐渐密切。

参考资料

很多

致谢

• 感谢User:Peacearth提供的资料。
• 感谢User:Ericliu1912对本文初稿的审核。
• 感谢第一批「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