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河开边的利弊浅析

熙河开边是北宋末年极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现在很多人都是以它最后糜费太多而抨击了熙河开边的整体作用。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看情况分析的问题，从北宋当时的战略部署和边境的压力来看，熙河开边如果是单纯按照王韶的短期计划（也就是单纯收复河湟地）来作战，那么对于北宋的利益是可以最大化的；而考虑到政治环境以及军队的各类糜费、军制，王韶的这个短期计划依旧是非常有利，但是长期的互市、保护其后方的商路所带来的收益在北宋繁复的官员构架、军队天文数字一般的糜费的影响下甚至不如退回去。

熙河开边在军事上最初被提议的时候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了减缓北宋当时在边境的被动压力的目的，第一就是在当地的吐蕃各部如果被西夏所沾手，那么北宋的边境会更加紧张，而北宋在这之前的确也已经开始对河湟地有所谋略，不过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横山，而河湟地是在“渐”拿横山之后再“傍取”的。尽管对于西夏和北宋而言横山和河湟是一种唇寒齿亡（夸张限定）的关系，横山无论在军略还是经济上意义都比河湟大。横山区域横山的谋略并没有如同朝廷所期望的在短时间内就拿回来，反而在次要地位的河湟地有了极大的进展，这样根据后来的结果来看，熙河开边只是在神宗时期的一个不稳定的阶段性成果。

当王韶上平戎策的时候，他所注重的第一要点（不是说熙河开边的目的）就是要收复河湟，这样才可以达到让西夏陷入腹背受敌的处境。他的总提议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地方不但是他给朝廷描述到了对边境的缓解作用（后来的确也有很大的成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收复河湟的这种思想和新派主张不谋而合。王韶提出那些吐蕃部族是不太强大的，那么理应是很容易可以拿下的（后来的确也拿下了），这样一来王安石等人就有更好的机会去推行新法，在熙宁年间，如果得到这样一个神助，无疑会让新派在政坛的地位稳固很多。所以已经参知政事的王安石必然会同意这样的提议，后来为王韶开路也是实证。

在实际的实践中，王韶的策略对于吐蕃有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对于进士的优待、招募弓箭手屯田等政策都拉近了河湟地和北宋的人文关系并提高了其长治久安的几率。多种史料也说明了王韶在河湟地施行了很多极为高明的政策，例如平等对待所有百姓，甚至将军防大事托于番军，促进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在前五年、十年的时候北宋的财政其实因此反而得到了助益。

可是横山不下，这样的盛景依旧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美梦，北宋也因此要维持一种内凹的没有足够险固边关的边境，这对于北宋的财政来说会有极大的负担，很多人也以维持开边的军费为由来解释北宋的灭亡。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是被许多人忽视的，那就是当王韶在熙宁七年进军吐蕃的时候朝中对王韶的信心是非常不足的，如果吐蕃被西夏所拿下，在西北边陲的情况必然是比王韶在奏疏中所说的后果更加严重，在西北的耗费必然会急剧增加，附近的收入也肯定会完全断绝。

这种时候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而王韶最后依旧使得河湟地为北宋带来了除开减弱西夏威胁以外的各种利益。然而除去王韶兵发河湟，短时间内收获到了很多战利品并坚持维护了当地的商业发展、文化融合外，他的策略中长远的计划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人亡政息。

在哲宗晚年的元符二年起，北宋在河湟地区招募弓箭手的结果就非常惨淡，尽管在十年后依旧有官员上疏提议招募弓箭手屯田，对地方和边境都极有好处，中央也同意了此方案，究其结果依旧惨不忍睹。把熙宁末年的情形照此对比，可以发现在史料记载中异族对于宋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而之前已经说过的王韶作为第一代开拓者，他对于这些吐蕃部族是相对平等的，很多人对他就没有了很大的敌意，市易司的出现更是使得“人情甚悦”；反观二十年后的王赡，他在当地强行推行郡县制，使得百姓对宋朝越加反感，后来王赡放纵部下任由他们掠夺吐蕃所部进一步恶化了双方本来所有的和谐关系。

如此一来双方顺势就开始了新的一轮战争，王赡在用兵镇压有效的背景下便是青塘的决裂，看地图就知道在河湟那样的生地失去了当地人群的支持，为了维持军队长期备御的目的，只能靠大量的人力物力勉力苦撑。最后宋军也只能退出河湟地，更是失去了在河湟区域的大量利益。而这，也是熙河开边被抨击很多的原因之一，如果不解决任人的问题，就算表面上依旧要开边，其实际操作和在内地又有何区别？何况剥削起自己人都如此狠，剥削那些外族人，军队最后反而会被这些反抗的部族所拖垮。

再说朝廷内部，在哲宗早期任用司马光等人时开边由于是王安石强力推荐的，自然也被扔在了一边，而蔡京则借此却又重拾开边往事，然而说到底他并没有太过关心熙河二州的具体情形，继续主持开边事宜不过是政治手段。等到童贯等率军收复了横山等地，才又收复了河湟地。但是当地民众对于宋军早就怀恨在心，为了维持边境稳固，周围的府库都被抽调一空，每年需要多花掉上万贯钱，即使如此依旧无法供应军队所需，导致了当地粮价增长迅速，税收也越来越重，使得西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影响十分恶劣的恶性循环。

反过来再看，尽管耗费了如此多的钱粮，还是有所成效的。宋朝利用了招募弓箭手的一系列制度，解决了部分开垦田地、招募军队及修造水利工程的任务，也把部分异族人民拉入了宋朝的真正统治下；另一方面更是进一步缓解和西夏的边境冲突，打造了相对和平的关系。这样的积极意义在哪怕糜费千万的背景下也不能被忽略。

而在京城被攻破之前，河湟地的治理的确已经更加有起色了，尽管还是无法和最初比，相比之前还是有了极大的发展，大多来自内地的正兵也被收归原地，减轻了国朝大量负担。

总而言之，神宗时期是以并合而兼抚的手段，扶持弱小的吐蕃部落，威胁震服强大的部落，以攻心为上，希望达到以夷制夷联蕃抗夏的目的，这个时期宋国与吐蕃的关系属于长期蜜月期(当然也有小摩擦)。徽宗时期抛弃了神宗时期的方针政策，走的是征服吞并的路线，自然遭到激烈反抗，反而把吐蕃推向西夏方面。个人想法是熙河开边的整体思想是值得赞同、推广并应该付诸实施的，其具体要落实政策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至于中期的糜费就来背黑锅的情况则只能见仁见智，看切入点在哪里，再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