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河開邊的利弊淺析

熙河開邊是北宋末年極為重要的政策之一，現在很多人都是以它最後糜費太多而抨擊了熙河開邊的整體作用。但是這是一個需要看情況分析的問題，從北宋當時的戰略部署和邊境的壓力來看，熙河開邊如果是單純按照王韶的短期計劃（也就是單純收復河湟地）來作戰，那麼對於北宋的利益是可以最大化的；而考慮到政治環境以及軍隊的各類糜費、軍制，王韶的這個短期計劃依舊是非常有利，但是長期的互市、保護其後方的商路所帶來的收益在北宋繁複的官員構架、軍隊天文數字一般的糜費的影響下甚至不如退回去。

熙河開邊在軍事上最初被提議的時候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了減緩北宋當時在邊境的被動壓力的目的，第一就是在當地的吐蕃各部如果被西夏所沾手，那麼北宋的邊境會更加緊張，而北宋在這之前的確也已經開始對河湟地有所謀略，不過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橫山，而河湟地是在「漸」拿橫山之後再「傍取」的。儘管對於西夏和北宋而言橫山和河湟是一種唇寒齒亡（誇張限定）的關係，橫山無論在軍略還是經濟上意義都比河湟大。橫山區域橫山的謀略並沒有如同朝廷所期望的在短時間內就拿回來，反而在次要地位的河湟地有了極大的進展，這樣根據後來的結果來看，熙河開邊只是在神宗時期的一個不穩定的階段性成果。

當王韶上平戎策的時候，他所注重的第一要點（不是說熙河開邊的目的）就是要收復河湟，這樣才可以達到讓西夏陷入腹背受敵的處境。他的總提議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地方不但是他給朝廷描述到了對邊境的緩解作用（後來的確也有很大的成效），而且還有一個就是他收復河湟的這種思想和新派主張不謀而合。王韶提出那些吐蕃部族是不太強大的，那麼理應是很容易可以拿下的（後來的確也拿下了），這樣一來王安石等人就有更好的機會去推行新法，在熙寧年間，如果得到這樣一個神助，無疑會讓新派在政壇的地位穩固很多。所以已經參知政事的王安石必然會同意這樣的提議，後來為王韶開路也是實證。

在實際的實踐中，王韶的策略對於吐蕃有著極大的作用，無論是對於進士的優待、招募弓箭手屯田等政策都拉近了河湟地和北宋的人文關係並提高了其長治久安的機率。多種史料也說明了王韶在河湟地施行了很多極為高明的政策，例如平等對待所有百姓，甚至將軍防大事托於番軍，促進了西北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在前五年、十年的時候北宋的財政其實因此反而得到了助益。

可是橫山不下，這樣的盛景依舊是一種曇花一現的美夢，北宋也因此要維持一種內凹的沒有足夠險固邊關的邊境，這對於北宋的財政來說會有極大的負擔，很多人也以維持開邊的軍費為由來解釋北宋的滅亡。不過這裡有一個誤區是被許多人忽視的，那就是當王韶在熙寧七年進軍吐蕃的時候朝中對王韶的信心是非常不足的，如果吐蕃被西夏所拿下，在西北邊陲的情況必然是比王韶在奏疏中所說的後果更加嚴重，在西北的耗費必然會急劇增加，附近的收入也肯定會完全斷絕。

這種時候就是一個拆東牆補西牆的困境，而王韶最後依舊使得河湟地為北宋帶來了除開減弱西夏威脅以外的各種利益。然而除去王韶兵發河湟，短時間內收穫到了很多戰利品並堅持維護了當地的商業發展、文化融合外，他的策略中長遠的計劃其實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人亡政息。

在哲宗晚年的元符二年起，北宋在河湟地區招募弓箭手的結果就非常慘澹，儘管在十年後依舊有官員上疏提議招募弓箭手屯田，對地方和邊境都極有好處，中央也同意了此方案，究其結果依舊慘不忍睹。把熙寧末年的情形照此對比，可以發現在史料記載中異族對於宋軍的態度完全不一樣，而之前已經說過的王韶作為第一代開拓者，他對於這些吐蕃部族是相對平等的，很多人對他就沒有了很大的敵意，市易司的出現更是使得「人情甚悅」；反觀二十年後的王贍，他在當地強行推行郡縣制，使得百姓對宋朝越加反感，後來王贍放縱部下任由他們掠奪吐蕃所部進一步惡化了雙方本來所有的和諧關係。

如此一來雙方順勢就開始了新的一輪戰爭，王贍在用兵鎮壓有效的背景下便是青塘的決裂，看地圖就知道在河湟那樣的生地失去了當地人群的支持，為了維持軍隊長期備御的目的，只能靠大量的人力物力勉力苦撐。最後宋軍也只能退出河湟地，更是失去了在河湟區域的大量利益。而這，也是熙河開邊被抨擊很多的原因之一，如果不解決任人的問題，就算表面上依舊要開邊，其實際操作和在內地又有何區別？何況剝削起自己人都如此狠，剝削那些外族人，軍隊最後反而會被這些反抗的部族所拖垮。

再說朝廷內部，在哲宗早期任用司馬光等人時開邊由於是王安石強力推薦的，自然也被扔在了一邊，而蔡京則藉此卻又重拾開邊往事，然而說到底他並沒有太過關心熙河二州的具體情形，繼續主持開邊事宜不過是政治手段。等到童貫等率軍收復了橫山等地，才又收復了河湟地。但是當地民眾對於宋軍早就懷恨在心，為了維持邊境穩固，周圍的府庫都被抽調一空，每年需要多花掉上萬貫錢，即使如此依舊無法供應軍隊所需，導致了當地糧價增長迅速，稅收也越來越重，使得西北地區形成了一個影響十分惡劣的惡性循環。

反過來再看，儘管耗費了如此多的錢糧，還是有所成效的。宋朝利用了招募弓箭手的一系列制度，解決了部分開墾田地、招募軍隊及修造水利工程的任務，也把部分異族人民拉入了宋朝的真正統治下；另一方面更是進一步緩解和西夏的邊境衝突，打造了相對和平的關係。這樣的積極意義在哪怕糜費千萬的背景下也不能被忽略。

而在京城被攻破之前，河湟地的治理的確已經更加有起色了，儘管還是無法和最初比，相比之前還是有了極大的發展，大多來自內地的正兵也被收歸原地，減輕了國朝大量負擔。

總而言之，神宗時期是以併合而兼撫的手段，扶持弱小的吐蕃部落，威脅震服強大的部落，以攻心為上，希望達到以夷制夷聯蕃抗夏的目的，這個時期宋國與吐蕃的關係屬於長期蜜月期(當然也有小摩擦)。徽宗時期拋棄了神宗時期的方針政策，走的是征服吞併的路線，自然遭到激烈反抗，反而把吐蕃推向西夏方面。個人想法是熙河開邊的整體思想是值得贊同、推廣並應該付諸實施的，其具體要落實政策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至於中期的糜費就來背黑鍋的情況則只能見仁見智，看切入點在哪裡，再具體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