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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闹事的一小撮暴徒，在叫嚣“四个现代化日”的同时，不仅放火行凶，狂呼“剑出鞘”，而且竟然气势汹汹地要天安门前的警卫战士降下五星红旗。这就以他们的反革命暴行，为邓小平的“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作了最清楚的注释。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可以设想，如果他们祈求的那一“日”到来了，革命人民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祖国的山河就会顿时改变颜色。——梁效《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被华国锋时期的中国称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有时也被简化为公式“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1]
（四人帮）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煽动，制造舆论，组织力量，企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统统打倒。
怀仁堂政变后，各批判文章称，文革后期张春桥及其党羽拼命鼓吹其所谓张春桥思想，甚至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根据各批判文章，张春桥思想的内容是：
- “全面专政论”：系统见于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3]
- “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老工人“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是“既得利益者”，“站在保守势力一边”，青年工人“更不行”，全心全意依靠整个工人阶级“不符合辩证法”。贫下中农“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4]
“阶级关系新变动”、“法权基础论”等通常作为四人帮共有思想批判。
霞飞称：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后，上海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称为“对阶级关系变化的新发现”，等于建国后的“各阶级分析”，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新贡献”，“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5] 叶永烈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后，《学习与批判》发表几十篇文章阐述“全面专政论”，十五篇文章论述“阶级关系新变动论”，又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此外还评价了张春桥的其他理论建树，称赞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6]
天津师院理论组的批判文章认为“张春桥思想”是托洛茨基主义的。[7]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是怀仁堂政变后被重点批驳的核心论点。[8]
| “ |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由此而形成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 |
” |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9] | ||
- ↑ 弓长. 敌我关系不容颠倒——斥“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谬论.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77, (3): 11-15.
- ↑ 华国锋.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人民日报. 维基文库. 1977-08-23 （中文）.
- ↑ 张显扬 ,王贵秀. 张春桥的“全面专政”必须彻底批判. 哲学研究. 1978, (9): 35-44.
- ↑ 晓谯. 斥张春桥“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胡说八道.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7, (6): 11-15.
- ↑ 霞飞. 南柯一梦：“文化大革命”中的张春桥（下）. 党史博采(纪实). 2005, (8): 51.
- ↑ 叶永烈. “张春桥思想”. “四人帮”兴亡.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2018-09-27]. ISBN 978751540409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27）.
- ↑ 天津师院理论组. “张春桥思想”和托洛茨基主义. 天津师院学报. 1977, (2): 3-7.
- ↑ 卓炯. 评为篡党夺权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学术研究. 1978, (1): 42-46.
-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 上海. 1976: 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