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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JNO1/汉族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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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先民,顾名思义,是指汉民族前身的各氏族部落,可称为先汉,类同吐蕃帝国之前的雪域各文化人群历史,或蒙古帝国以前的草原各文化人群历史,或统一新罗以前的朝鲜族先世各文化人群的历史,以上东亚地区的原居民各民族都是由蒙古人种组成。

因为汉族先民各个不同的氏族部落虽然长期有着黄帝、夏、商、周等部落-封建共主及相近的文化内涵,但也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权力,社会组织与秦汉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回然不同,更类同由复数部落邦国组成的古希腊社会、弥生日本、玛雅城邦、三韩诸国等等,所以史前至先秦的汉族先民各氏族部落势力可合称为诸汉,是汉族内部在秦汉王朝时代实现统一之前的社会状态。

神话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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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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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族流传的古代神话及相关古代文献记载,世界最初是一片浑沌,这片混乱、什么都没有的世界不知道过了多久,被后世人称之为“盘古”的一位神在浑沌中诞生,同一时间,浑沌中轻的物质上升、重的物质下沉,轻重分开就形成“天”与“地”,最初“天”与“地”很接近,但每过一日,天就升高一丈、地就增厚一丈,盘古神亦长高一丈,就这样过了18000年,天与地已经分开很远,这时,盘古神的身体变化为自然界上的一切[1][注 1]

在创世之后,接着就是三皇的时代[注 2],早期传说指出,男神伏羲与女神女娲结合,生下四神,分别是青木干、朱四单、戮黄难、滩墨干,负责管理世界的山川、气侯、时间等秩序,从后来“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来看,水正玄冥、木正句芒、金正蓐收、土正后土这四正之官——可能还包括火正祝融——皆具有祭祀四神的职能,类似沟通神明的巫师[注 3]

后来世界出现劫难,支撑天地的“四极”被毁,“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一幅地狱惨况,于是女娲以“五色石”填补破损的天,以大鳌之四足来代替“四极”支起上天,杀黑龙等“食颛民”、“攫老弱”的猛兽,又用芦灰——类似息壤[13]的东西——来止息洪水[14]。在汉族神话的另一个版本里,发生一场几乎将人类灭绝的大洪水,伏羲与女娲作为一对兄妹因为被龙背负上天而得以幸存,洪水过后,伏羲与女娲互为婚姻,繁衍出后世全人类[15][16]。又有神话相传人类是由女娲神用泥土创造出来[17]

在伏羲与女娲之后,被称之为赤县神州的土地上出现过很多氏族,如容成氏、大皞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赫胥氏、尊卢氏、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等,这些氏族在史籍上仅留下称呼,其他信息皆茫然无考[注 4],这些氏族活动的时代被称为“至德之世”,例如容成氏时代“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馀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20],赫胥氏时代的“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21],众多氏族中,有巢氏、燧人氏与大皞氏对后世有比较大的影响,燧人氏“钻燧取火”煮熟食,有巢氏“构木为巢”建屋,都改变了住民的生活方式,燧人氏后世不显,应在后来氏族部落的战争中灭亡,有巢氏则因为内乱而亡[22][23]

大皞氏与少皞氏同以“皞”命名,彼此很可能有血缘关系,大皞氏的居地位于济水流域,南及淮北的陈国[24],后来大皞氏有一支后裔迁徙至鄂西川东一带聚居,在当地遂步建立起名为“巴”的国家,不过在商代末年之前,后稷姬弃的一支后裔逆袭成为巴国的统治阶层[13]

当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仿佛人类的黄金时代,这三十万年的太古(神话)时代[25]留给后人的都是美好的想像。

直至神农氏时代,人民开始以耕作为业[26],后来在各氏族的斗争中,有熊氏黄帝崛起,继承神农氏成为强而有力的氏族共主(帝),开启同样受后世称颂的五帝时代。

王者传说:黄帝氏与其姻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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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相传,黄帝与炎帝是少典氏与有蟜氏这两大氏族的共同后裔[27][28],黄帝因姬水(今潩水河)[29]之名而得姓姬,炎帝因姜水(今横水河)[30]之名而得姓姜[注 5],从地理位置上看,少典氏与有蟜氏两大氏族的共同聚居地至少东至郑州一带、西至岐山一带,已囊括河洛盆地与关中平原及其之间的地区,其中有蟜氏主要聚居于东部的河洛盆地[31],西部的关中平原则由少典氏所占有[注 6]

黄帝又有轩辕氏、有熊氏的称号,传说因其居地而得名,《山海经》是最早记有轩辕一名的传世文献,如“轩辕之丘”、“轩辕之山”、“轩辕之国”、“轩辕之台”,但《山海经》地名的具体位置已难以考实。传说黄帝统治期长达三百年[33],又有轩辕氏、有熊氏的氏族称号,黄帝显然并不是某一人的特称,而是氏族历任酋长(统治者)的共同称号,应出自有熊氏、轩辕氏或黄帝氏这一氏族甚至是同一家族,既然黄帝非一人,那这些散见于《山海经》的“轩辕”地名,极可能是黄帝氏历任统治者(酋长)曾经活动的居地,一如后来夏王朝的诸王也迁移至不同的居地,不过“有熊”的位置却是清楚的,在今郑州一带[34][35]。由此可知有熊氏的居地位于嵩山山脉东麓的平原,作为有熊氏母系的有蟜氏,有熊氏的酋长很可能继承有蟜氏的居地,如此一来,嵩山山脉及其周边平原的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在初兴的有熊氏控制之中。

虽然黄帝在传说中地位非常高,后世很多家族皆出自黄帝,但黄帝并非生来就是最高统治者,在有熊氏之上还有神农氏的炎帝[注 7],神农氏出自与有熊氏同一父系的少典氏[27],至黄帝带领有熊氏崛起之前,神农氏已历“十七世”,代表炎帝这一称号与黄帝同样并非特指某一人,而是一连串前后相承的酋长称号[39],神农氏除了统治自己居地的关中平原以及有熊氏外,自有熊氏东至沿海的夙沙氏亦由神农氏炎帝管理[40][41],也曾经封禅泰山[42],神农氏的分支之一有逢氏亦迁至今山东省一带定居[43][13],可见黄河中游流域及黄河下游流域的山东地区已经统一起来,至少在名义上由同一位酋长或同一氏族所统治。

神农氏正如其氏族名,擅长农业,对农业技术的扩散作出令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贡献[44][45][46],从考古研究可知,公元前3000年以前整个黄河中游流域全境已经是一个以黍、粟为主,稻为辅的原始农耕区[47][48]

神农氏统治的末年,位于黄帝氏领地以东,以泰沂山脉为居地的蚩尤氏族[注 8]率先采用金属为兵器[52],开始向神农氏的权威发起挑战[38],对于共主炎帝来说,显然是“作乱”[53],同样以炎帝为共主的有熊氏于是站到与蚩尤氏对立的阵营,当炎帝兵败“涿鹿之河”后,有熊氏黄帝开始接手对付蚩尤氏的战争[38],相传黄帝打败蚩尤氏的地方是“涿鹿”(又名浊鹿)[54][35],从有熊氏与蚩尤氏的领地位置来看,涿鹿当在泰沂山脉与嵩山山脉之间[注 9]

古来名涿鹿之地不一,揆诸地理,以山阳县(今修武县)之浊鹿(涿鹿)最切合形势[57],是蚩尤氏向西攻打神农氏部落共主的必经之途,南临黄河,也有一片平坦的平原,符合“涿鹿之河”及“涿鹿之野”[28]的记载,炎帝亦曾在山阳县东北方向的淇山以南一带(约今林州市)活动[46],佐证蚩尤氏曾与炎帝“争于涿鹿之河”的记载[38][23],也符合蚩尤被杀于“冀州之野”[58]、“中冀”[38]的记载。

涿鹿之战,黄帝一战而灭蚩尤氏[35],涿鹿一带随后被改称为绝辔之野[38],蚩尤氏覆亡后,炎帝尚未高兴多久,有熊氏就成为神农氏共主的挑战者,黄帝率领有熊氏及各氏族部落的联军攻打炎帝,于当时炎帝的居地阪泉[注 10]与神农氏的军队作战[28][59],炎帝三战三败,此战过后,有熊氏黄帝正式取代神农氏炎帝成为黄河中游及下游流域的共主(帝),据传,黄帝氏在平定蚩尤氏、神农氏后,其势力范围[注 11]

涿鹿之阿,即涿鹿平原[35],其地大约在郑州黄河段以北的“绝辔之野”一带[注 12],如在修武县一带,正好位于上述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区[注 13]。当黄帝讨平“不顺者”后,自不必再“迁徙往来无常处”,故而“居于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实际位置不详,但当在有熊氏领地之内,不会离郑州太远,而且黄帝成为各氏族共主后,亦没有理由长期远离有熊氏旧地,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应在今河南省境内[65]

不过黄帝氏并非只在轩辕之丘一带活动,也曾经在洞庭之野、空桐山[66][35]、具茨山一带活动,甚至亲自上泰山封禅,这些应是后世巡狩之礼的滥觞[注 14]

当黄帝稳定中原地区的各氏族共主之位后,率军北上至釜山区域一带,与名为“荤粥”的敌人交战并取得胜利,在交战地区带来另一个“涿鹿”地名,以黄帝战胜蚩尤氏之地“涿鹿”命名来纪念黄帝氏族战胜荤粥部落所取得的胜利。

继黄帝氏之后成为黄河中下游流域氏族共主(帝)的是少皞氏,传说中并没有关于少皞氏以武力取代有熊氏的只语片言,可见少皞氏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接替有熊氏成为氏族共主,而且少皞氏与有熊氏有血缘关系的颛顼氏关系密切[70],当时很可能已经存在一套共通规则,令氏族共主(最高酋长、帝)的至高职位能由数个家族共同垄断,在黄帝为氏族共主时期,少皞氏就与有熊氏有着密切的关系,“命少昊清司马鸟师”,是黄帝氏统治集团的一支[38]

少皞氏的居地大约位于鲁国一带[71],东至郯国[43],而属于少皞氏世官的爽鸠氏居于齐国,故此整个泰沂山脉周边一带都是少皞氏的直辖区,从有熊氏手上接过氏族共主的少皞氏酋长名叫挚,按传说中黄帝至颛顼之间有昌意、韩流两代人[13],则少皞氏垄断氏族共主之位只有两代人的时间。

少皞氏除了以鸟名官,当时已存在火正祝融、水正玄冥、木正句芒、金正蓐收、土正后土这五个重要官职[72]

继少皞氏之后为颛顼氏[73],颛顼氏又称高阳氏[28],出自黄帝氏,即是黄帝的家族[74][75],颛顼氏继承少皞氏成为氏族共主之际,一度受到另一氏族——神农氏炎帝的一支后裔——共工氏的挑战[13][61][76],颛顼氏的居地主要在卫国[24]以及泰沂山脉一带[77],少皞氏的居地也由颛顼氏所继承。

颛顼氏的分支有鲧、老童,鲧即是夏后氏祖先[74][75],而老童就是战国七雄之一楚国王室的祖先[注 15],老童后裔的一支黎曾垄断火正祝融这一职务,所谓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显然与高阳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又有一支后裔女修与少皞氏的一支结合,成为秦国王室的起源[注 16],颛顼氏的另外一支后裔有虞氏是田氏齐国的祖先[84][85],即是夏后氏及战国时代之秦、赵、楚、齐这四大诸侯国皆与颛顼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史载继高阳氏颛顼之后,由高辛氏帝喾担任氏族共主[注 17],高辛氏与高阳氏同样是黄帝氏的分支[88],曾经与高阳氏对抗的共工氏亦与高辛氏产生矛盾,但并没有影响高辛氏的统治[79]。据传说,高辛氏分别与陈锋氏、娵訾氏、有娀氏、有邰氏等四个氏族通婚,这五个氏族的互动分化出以放勋、挚、契、弃为祖先的新氏族部落[88][89][90][74][75]

  • 高辛氏与娵訾氏联姻而生下挚,与少皞氏祖先挚同名,可能是因为高辛氏或娵訾氏与少皞氏有关联,挚成为氏族共主后不久就被放勋所替代。
  • 高辛氏与陈锋氏联姻而生下放勋,即是帝尧,是陶唐氏的酋长。
  • 高辛氏与有娀氏的简狄生下的契氏[注 18]是商部落的祖先,契氏可能与担任火正祝融的阏伯有更紧密的关系,契氏的后裔相土就曾担任火正祝融[96][95][注 19]
  • 高辛氏与有邰氏的姜嫄生下弃氏[注 18],是周部落的祖先,后因善于农事而被陶唐氏封为后稷,世袭后稷一职,居于有邰(今中国陜西省武功县一带[34])。

除此之外,帝鸿氏也是出自高辛氏[70]

陶唐氏帝尧,是传说中五帝倒数的第二位,陶唐氏垄断氏族共主之位118年[88]。在陶唐氏统治的晚年,中原地区发生洪水,高阳氏后裔的鲧[注 20]。被陶唐氏的帝尧派遣去治水,但历经九年都不成功,同时帝尧也在选择氏族共主的继任人,最后放弃儿子丹朱,改为选择桃姓有虞氏的舜作为继任人,并将两位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在汇入黄河的妫水边(今中国山西省永济一带)实现陶唐氏与有虞氏的联姻[101]。当帝尧确立舜为氏族共主(帝)继承人后,鲧和共工氏却表示反对,引发帝尧与共工氏、鲧之间的战争,共工氏、鲧皆被平定[102],共工氏被放遂至北部的幽都地区(今中国北京市一带[35]),鲧因为治水无功,被帝尧派舜杀鲧于羽山(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县与赣榆县一带[35][103])。

舜在帝尧统治的最后8年即已掌控氏族共主的权力,在此期间,高阳氏后裔的八个氏族苍舒、𬯎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以及高辛氏后裔的八个氏族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被舜所起用,将这十六个氏族成为自己的支持者,除此之外,在舜的运作下,帝尧以鲧之子禹为司空、弃氏为后稷[注 21]、契氏为司徒、皋陶为大理、垂为工师、伯益为虞人、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令以陶唐氏与有虞氏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得到各氏族首领的支持,同时舜又将帝鸿氏后裔浑敦、少皞氏后裔穷奇、高阳氏后裔梼杌以及缙云氏后饕餮这四个合称为“四凶族”的氏族流放到边远地区[83],其中身为神农氏炎帝后裔的饕餮,即是三苗氏[104][35],其中也包含部分高阳氏的分支[58]。当帝尧过世后,舜为帝尧服三年之丧后才出任氏族共主。

帝尧之子丹朱被称为“帝丹朱”[86],可能在有虞氏成为氏族共主之前,丹朱曾经成氏族共主。

有虞氏继陶唐氏之后成为氏族共主(帝),帝舜,姚姓,是高阳氏分化出的一支氏族[88],居于今黄淮之间的山东省地区[注 22][注 23]

舜成为氏族共主(帝)后,早前被流放至南方洞庭湖至彭蠡泽之间[109]的三苗氏因为不同意舜继尧位的权力更替,于是起兵造反[110],不久,三苗国发生内乱,于是步入权力中心的禹受到帝舜的任命,统率军队南攻三苗国,用了30日的时间击溃三苗国,但未能彻底平定三苗国,经由帝舜采用“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等德化柔和手段,用了70日的化解三苗氏对氏族共主有虞氏的敌对情绪,才彻底安定南方氏族,算上战争的30日,平定三苗国总共用了100日[111](一说为三年[22])。

帝舜平定三苗氏之后,封其弟象于有庳[112](今中国湖南省永州市一带[35]),又派禹接下其父鲧的末竟之业,带领大费(又名伯翳、伯益)、契、伯夷等人负责治水工作,这一做就是十三年,这段时间,禹走遍四渎流域以研究治水方法,治水的过程非常艰苦,根据传世文献,涉及的地理范围并不十分清晰,但至少可以确定北抵燕山及太原、西到陇西、东尽大海、南达巴蜀及长江以南的江东等地,同时也令大禹及其上司帝舜对于各地氏族部落的风俗、物产及位置深化认识,将各氏族部落的这一块大地划分为九个部分,分别为豫、冀、青、徐、兖、扬、荆、梁、雍,合称九州[113],别称赤县神州[114],同时以贡赋加强对各地氏族部落的控制,史称:

禹治水成功后,被帝舜赐姓“姒”、氏“有夏”[115],故可称为姒姓有夏氏,禹名文命,按现代汉族姓名的称谓,可称呼为姒文命,治水任务令禹远离权力中心十三年,但亦令禹遇上涂山氏之女[116][94],在治水过程中,禹与涂山氏的联姻令禹得到涂山氏(今蚌埠市境[注 24])的支持,成为禹后来登上氏族共主的助力之一,姒文命之子姒启即出生于治水时期。

治水功绩成为姒文命的政治资本,不久即被帝舜任命为继承人,至于其他相助姒文命治水的部属,亦得到相应的功勋,例如伯夷被帝舜赐姓“姜”、氏“有吕”,成为四岳部落的酋长[115][80];大费被帝舜赐姓嬴氏并与有虞氏“姚姓之玉女”联姻[91];契被帝舜赐姓子氏并封于“商”——可称之为商氏[89]

十七年后,帝舜统治的第三十九年,帝舜在一次往南方巡狩的中途崩逝,葬于苍梧之野[117][87](今中国湖南省九嶷山一带[13][118],在象受封的有庳国附近一带[35]),姒文命为帝舜服丧三年,其后姒文命居于阳城(今禹州市境[注 24]),被各氏族部落推举为氏族共主(帝) ,于是有夏氏成为继有虞氏之后的氏族部落联盟共主[119],当时统治者(氏族首领)称为“后”,所以又有夏后氏之称[120][74],而帝舜之子商均则以氏族首领(诸侯)成为夏后氏部落联盟的一部分[注 25](今中国虞城县一带)。

姒文命即位后以管豁司法的大理皋陶为继承人,但皋陶在姒文命在位期间过世,姒文命将皋陶的后裔分别封建为六国(今中国安徽省六安市)、英国(今中国湖北省英山县)[119][88],在姒文命统治倒数的第七年,姒文命改立管豁山林湖泊资源的“虞人”伯益(大费)为继承人[121][91][122]

就任氏族共主的姒文命,在其妻的娘家涂山氏地区内开了一次召集各氏族部落的大会,据传说,这次大会出席的氏族部落多达10000个,体现了姒文命在各氏族部落的权威,这次大会成为有夏氏500多年统治开始的征兆[123]。后来姒文命在会稽(今中国浙江省会稽山一带[124])又开了一次氏族部落的大会,因为防风氏迟到,被姒文命斩杀[125],由此进一步加强氏族共主夏后氏对各地氏族部落的控制力,姒文命还收集九州各地氏族部落的贡金用以铸造代表九州的九个大鼎,传说直至姒启成为氏族共主后,才完成九鼎的铸造,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九鼎最初可能是陶制的,直至晚夏才用金属铸成九鼎[126][127]

氏族共主姒文命在位45年[128],逝世后,应由伯益继任氏族共主[121],不过夏后氏的影响力巨大,得到各氏族部落的支持,最终氏族共主之位落入姒启手上[121],不过姒启得到氏族共主之位的过程并一帆风顺,来自伯益的阻碍一直存在,甚至令姒启一度遭“忧”,姒启大权在握后就把对手伯益处决,与舜继尧、禹继舜不同,舜与禹并没有把陶唐氏丹朱与有虞氏商均赶尽杀绝,姒启与伯益之争开始体现出部族最高权力之争的残酷性。虽然姒启压倒伯益成为新氏族共主,但伯益所代表的反姒启势力并未从此烟销云散。

约公元前2023年[注 26],以姒启成为新氏族共主开始,由黄河中游流域及海岱地区所组成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氏族部落竞争更残酷、阶级差距更大的时代。

姒启打败伯益之后,召集联盟内的各氏族部落在自己所居的阳城附近一带的钧台[129]大会,以此来确立氏族共主的权威,此时氏族部落联盟己经渐渐向封建王权演变,而氏族共主经过黄帝氏的征战以及尧舜时代攻打共工氏、有苗氏的战争,其权力进一步坐大,甚至姒启的祖父鲧被氏族共主帝尧以治水不力为由处决,至姒文命时代,己经可以以迟到为借口处决氏族首领,氏族共主的身份在夏代渐渐转而成为任意处决地方氏族酋长的王,王的权力凌驾于任何人之上,而且王权由直系亲属继承,相当于地方氏族酋长的巨无霸版,所以也可以认为“王”只是凌驾众酋长之上的大酋长,大酋长与众酋长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大酋长所直接掌握的土地,特别是人口比任一酋长更大更多,其可供养及领有的军队人数自然更多,“王”与“氏族共主”的差别在于前者对众酋长拥有生杀大权并垄断最高权力之位父子相承,不过最初世袭的氏族共主权力有限且不稳定,只有强势的氏族共主才可以获得近乎王的权力,后继者并不能自动得到权威,在少康中兴以后,夏后氏的世袭共主之位及权势才逐渐得到强化并向王权方向的发展,直至姒不降一代,夏部落大酋长才稳定成为世袭王权。

上古中原诸姓氏族父系源流
源自黄帝氏族
人物或氏族 后裔 备注
苍林氏 不适用 不适用
青阳(玄嚣) 高辛氏帝喾,其后有子姓契、姬姓后稷 母系西陵氏
不适用
不适用
夷鼓 母系彤鱼氏
青阳(少昊金天氏)[注 27] 大费助大禹治水有功,受赐嬴氏[91] 母系方雷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74][75] 大禹 母系有莘氏
源自神农氏族
人物或氏族 后裔 备注
炎帝(赤帝) 吕氏、缙云氏 母系有蟜氏

汉族上古氏族部落传承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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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典氏
神农氏
炎帝
有熊氏
黄帝
昌意玄嚣
韩流蟜极
共工氏缙云氏高阳氏
帝颛顼
高辛氏
帝喾
饕餮氏族穷蝉老童“八恺”氏族[83]梼杌氏族“八元”氏族[83]帝鸿氏族
敬康
句望
桥牛陶唐氏
四岳有苗氏瞽叟骆明[注 20]陶唐氏
帝尧
有虞氏
帝舜
有崇氏

陶唐氏
丹朱
有虞氏
商均
姒姓氏族
大禹
子姓氏族

[注 18]
姬姓氏族

夏王朝
商王朝
吕尚妫姓氏族
妫满
诸侯国
杞国
诸侯国
越国
诸侯国
宋国
周王朝




附遗存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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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七千纪之初,在泰沂山脉北麓一带出现“后李文化”(约公元前7000~约公元前5300左右)[130];至公元前七千纪下半叶开始,郑洛地区一带产生“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470~公元前5000年)[131];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河北平原出现“磁山文化”(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5300)[132];约公元前5300年左右,在淮河中游地区出现“双墩文化”,双墩文化衰落后,当地发展出“侯家寨文化”[133][134]

公元前6000年左右,关中地区诞生“老官台文化”(曾别称为大地湾文化、白家村文化等,约在公元前6000~公元前5000左右)[135][136],至公元前六千纪末叶,在老官台文化的宝鸡市北首岭遗址,该遗址下层遗存因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而与老官台文化分化,在老官台文化晚期逐渐发展成为早期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又有别称为北首岭文化、零口类型),是半坡类型的前身[注 28],在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取代老官台文化[139],仰韶文化开始崛起。

在公元前六千纪下半叶,裴李岗文化人群有一部分东进泰沂山脉,与当地后李文化人群融合,至约公元前5300年形成北辛文化人群,取代原先的后李文化人群[130];磁山文化衰亡后,在北辛文化的影响下,当地发展出“镇江营文化”[140];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约公元前5100~公元前4500)取代老官台文化后,除分布在原老官台文化地区[139][注 28],还向东强势渗入山西西南部地区[141],随即在当地与裴李岗文化融合形成仰韶文化枣园类型(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4300)[142],而在渭河流域的逐渐演化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138][137],与枣园类型互相影响。

枣园类型东扩至嵩山附近一带,之后当地的枣园类型逐渐发展,在仰韶庙底沟时代演化为秦王寨类型[143]

而主要分布在汉代河东郡地区的枣园类型则演化为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约公元前4300~公元前3800)[144][145],然后东扩入洛河流域,在洛河流域衍生出王湾一期Ⅰ段类型,王湾一期Ⅰ段类型诞生后随即东扩,进占伊河流域及嵩山附近一带,后来被秦王寨类型取代[143],大约稍晚,镇江营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化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而北辛文化在东庄类型出现不久即演化为大汶口文化[146]

东庄类型接着发展为庙底沟类型,向周边扩张,东入上党高原[147][148],在伊洛一带与同源自枣园类型的秦王寨类型交错分布[143];向西覆盖半坡类型,直抵今青海省民和县、循化县一带[149][150];向北覆盖吕梁山脉,扩张至大同盆地一带,触角深入前套平原[151][48]


仰韶文化地方类型
类型 别名 起讫年代[注 28] 分布 备注
北首岭类型 零口类型 约公元前5100年~约公元前4500年[138][137] 原老官台文化范围 不适用
半坡类型 晚段又称为史家类型[137] 约公元前4500年~约公元前4000年[137][注 28] 不适用
枣园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4300年[142] 西至黄河西岸,南至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一线,北至山西省襄汾县一带,东至济源市、嵩山附近区域一带 不适用
东庄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300年~约公元前3800年[144] 不适用
庙底沟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000年~约公元前3100年[152]
秦王寨类型 大河村类型 约公元前3700年~约公元前2700年[152] 不适用
大张庄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4500年[153] 主要分布在伏牛山以南、桐柏山以西、武当山以北、秦岭-黄龙山以东的区域,尽有南阳盆地并占有今湖北省十堰市和部分襄阳市、陕西省商洛市的地区 不适用
八里岗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500年~约公元前4000年[153] 不适用
下王岗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000年~约公元前3500年[153][48] 不适用
朱家台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3500年~约公元前3000年[153] 不适用
后岗类型 南杨庄类型、后岗一期 约公元前4400年~约公元前4000年[152] 主要分布在北至洋河、桑干河,南至卫河流域一带的区域[154][140] 不适用
大司空类型 百里村类型 约公元前3500年~约公元前3000年[155] 分布在太行山脉东麓的河北、河南二省平原地带,北至邢台,南达新乡 不适用
西王村类型 西王村三期[143] 约公元前3100年~约公元前2700年[156] 不适用
半坡四期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3500年~约公元前2900年[157] 原老官台文化范围 不适用


约公元前第六千纪末,老官台文化与裴李岗文化融合成为仰韶文化[142][138],自此即向四周扩张,催生出不同地方类型的文化,而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内部分布最广的类型,在庙底沟类型衰落后,秦王寨类型尽有汝河流域、沙河上游及嵩山附近、伊河流域、洛河流域,甚至西扩至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一带[143],关陇地区则出现半坡四期类型[157],同时庙底沟类型逐渐进入西王村类型阶段[143],仰韶文化随后步入衰退,其区内的地方类型逐渐从仰韶母体分离,发展为一支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如半坡四期类型发展为泉护二期文化[157]、西王村类型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158][159]

虽然仰韶文化已成历史,但仰韶文化作为当时东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支文化人群,其遗传基因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及苗族的血统影响巨大[160]

进入龙山时代,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161]亦乘时西扩北进,其文化影响波及河渭一带,郑洛一带的秦王寨类型除了洛阳盆地被东进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进占外,其馀皆被西进的大汶口文化覆盖,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前后屯类型,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前后屯类型变成郝家台类型,成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注 29],之后吸收王油坊类型及后岗二期文化的部分因素,于公元前二十世纪的龙山时代晚期演化为二里头文化[165][163],当时的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之间有着早在仰韶时代即己开通了三条的要道——自东至西分别是轵关陉道[166]、虞坂巅𫐉道[167]、中条浢津道[168],令二里头文化能向西顺利进入运城盆地。

龙山时代,嵩山南北周边一带的当地住民主要由仰韶时代的土著繁衍而来,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及苗族的血统影响较仰韶时代更巨大[160]

姒夏部落:从氏族共主至部落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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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王朝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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姒启在钧台之会得到各氏族部落酋长的归顺[169],由此开启了夏后氏长近500年的统治时代,不过初登王位的姒启仍然遭受挑战,挑战者是来自关中平原的有扈氏,于是姒启先发制人,率军攻入有扈氏领地,在甘地[170]与有扈氏主力大军对峙,战前,姒启以其父的名义作《甘誓》[注 24],以赏罚两种形式来鼓励军队作战:

从《甘誓》可以看姒启所率领的大军并非全都直接听命于姒启,所以才需要强调“用命”、“弗用命”,在甘之战的姒启军队应该是由臣属夏后氏的各氏族部落派出的部队,加上夏后氏本部军力所组成。

甘之战以夏后氏取得完胜告终,王国平定西部的叛乱,而东部地区就有夏后氏的分家——斟𬩽氏与斟灌氏——坐镇,至此姒启已压服不满势力,完整地将黄帝氏至大禹的历任氏族共主管辖范围转化为夏王朝的管辖范围。

姒启在位三十九年[注 30],其后王位不再禅让授亲,而是直接父子相承,由其子姒太康继位。

但姒太康的统治能力明显不如其父,史称其“娱以自纵”[93]、“盘游无度”,在此时期,来自王朝东部地区的诸侯有穷氏,在其酋长羿的领导下,势力不断坐大,并将自己的居地由鉏(今中国河南省滑县一带[173])南迁至穷石[113],可能是因为有穷氏的强势南进,夏王姒太康将治所由阳城(今中国河南省禹州市一带)迁至西北方向的旧斟𬩽(今中国河南省二里头遗址[173][174]),但显然于事无补,有穷氏最后居然控制了王朝的军政大权,成为夏后氏的权臣,羿虽然不是王,但权势拟于王者,被称为“后羿”。

当时有穷氏后羿与姒太康与同居于旧斟𬩽地[175],可见有穷氏的权势之强,已经将夏王紧紧控制在手,一如后世之王莽与汉平帝、曹操与汉献帝,不过后羿并没有出现以有穷氏取代夏后氏为王的举动,夏王姒太康统治短短四年[注 31]就驾崩,之后后羿拥立姒太康之弟姒中康为新王,其时夏王朝军政主要在后羿的控制下,当然,王朝中并非所有人都服从后羿的统治,在中康时代就爆发牺和事件,羲和作为一方氏族,与有穷氏发生矛盾,于是在后羿控制下,王朝派胤氏酋长胤后率军讨伐牺和,战争结果史无明文,但自陶唐氏统治时代以来就存在的牺和氏从此消失在文献记载中[176],除此之外,王朝的乐正伯封亦与有穷氏产生冲突,旋被后羿派兵平定,在这两场战争后不久,夏王姒中康仅统治七年就驾鹤西归,之后王位由其子姒相继承,不过姒相初即位就移居至商丘[128],其行径似是远离后羿的影响,从位置上看,移治商丘显然得到有虞氏的支持,大约与此同时,商氏族酋长相土南迁至商丘附近一带,可见夏后氏的王权亦得到商部落的支持[96][95],如此一来,夏王朝就出现居于旧斟𬩽地的后羿以及居于商丘的夏王姒相两个权力中心。

在夏王姒相统治的第一年(约公元前1973年),位于东部的姒相发动对淮河流域部落(淮夷)[注 23]的战争,将淮夷部落由名义上的臣服转为纳入夏王朝的强力统治下,次年,姒相又派兵征服风夷部落与黄夷部落,进一步强化对东部氏族部落的控制,之后数年,被祖父姒启征服的有扈氏乘王朝分裂之机,又一次发起叛乱,这种以卵击石的行径毫不意外地被夏王朝敉平[注 32],后来,姒相迎聚有仍氏[177]的后缗为妻,加上曾祖母所属的涂山氏,夏后氏的分家斟𬩽氏与斟灌氏,以及有虞氏、商氏,这些可以视为姒相即位后为争取各氏族部落(诸侯)支持与重振王室的努力,令失去半壁江山的夏后氏在东部的统治得到加强与稳固[128],另一方面,在后羿领导下的夏王朝派兵西征位于陇东的畎夷,经过七年的战争,终于将畎夷降服,使其成为后羿的势力范围[178]

至此,夏王朝的西部与东部地区分别由有穷氏与夏后氏统治,假以时日,随著矛盾的累积,如非一方吞并另一方,就是后羿统治的西部地区从夏王朝正式分裂出去,由有穷氏统治,可称为穷王朝,如同由夏后氏(有夏氏)统治而称之为夏王朝,然而王朝内部却产生了一股新势力,最终将双方都吞并了结。处于万人之上位置的后羿与姒太康相似,“淫游以佚畋”、“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忽略了身后权力中心的野心家,在后羿不知不觉中,朝政大权落入有穷氏的家臣——来自伯明氏的“谗子弟”——寒浞手中[113]

就在夏王姒相统治的第八年,羽翼己丰的寒浞发动政变攻杀后羿及其诸子,由此,寒浞成功取代并接收后羿的势力,但后羿的其中一位臣子靡逃亡至有鬲氏(约在今中国德州市至滨州市一带[173]),为寒浞势力败亡埋下伏笔[113]。随后,寒浞成为姒相的对手,在与寒浞的斗争中处于劣势,次年,姒相退居至斟灌氏之地,企图以泰沂山脉抵御寒浞,但只是拖延了寒浞军队的攻势,两国相持直至寒浞之子寒浇也长大,寒浇天生神力[179],在其率领下,夏后氏的军队节节败退,第二十六年[注 31],寒浇率军攻灭斟灌氏,姒相亡奔斟𬩽氏,不过斟𬩽氏在次年旋被寒浇所灭,姒相被俘,于下一年(约公元前1946年)被弑,经过一连串军事行动后,寒浞封建其子寒浇于过地(约今中国莱州市一带[173])、寒豷于戈地(位置不确,约在今中国河南省东部一带),在东部的姒相势力范团内确立统治,而原先站在姒相一方的氏族部落不得己向寒浞称臣,商氏更被迫迁离商丘一带,北迁至河北平原中部,至此,夏王朝自姒启建立统治以来,历经七十八年后覆亡,其原有势力范围尽为寒浞所有,穷王朝成为中原地区无可争议的主宰[180]

在姒相被有穷氏俘掳时,其妻后缗正怀孕在身,在战乱中逃亡回娘家有仍氏,在当地产下姒少康,姒少康长大后成为有仍氏族的牧正,负责管理氏族内的畜牧业[113],不过作为夏后氏的继承人,必然引起有穷氏的猜忌,在寒浇的威胁下,有仍氏不得不放弃对姒少康的庇护,姒少康辗转逃亡至有虞氏的领地,得到有虞氏酋长的收容并担任有虞氏的庖正————显然姒少康有一手好厨艺,不久,姒少康迎娶有虞氏族的两位女性为妻,还得到纶地(今中国河南省商丘市西南雎阳区一带)作为根据地以及500名士兵[129],然后就是一系列密谋恢复夏后氏统治的合纵连横,当中的具体事宜至公元前六世纪已经佚失,但不外乎与有穷氏内部的夏后氏残部联络,以及拉拢不服从穷王朝统治的氏族部落,例如收容后羿遗臣靡的有鬲氏、被寒浇灭亡的斟灌氏与斟𬩽氏残部,由此,姒少康的势力一步步坐大,姒少康与有穷氏斗争的经过不详,传世文献只记录斗争的结果,姒少康的军队在靡的带领下,成功推翻有穷氏的统治,杀寒浞,恢复夏后氏的统治(约公元前1906年)[180]

在经历四十年[注 33]流亡生涯后,姒少康继承其父姒相的王位,继续追杀有穷氏的残馀势力,濒临大海的寒浇被姒少康率军攻杀,而寒豷则被年轻王位继承人——姒杼所率军消灭,全面恢复夏王朝原有的势力范围,史称少康中兴[180],姒少康在其统治的第十八年(约公元前1889年)以原地(今中国河南省济源市一带[181][182])为王的治所,开始了夏王朝的鼎盛年代,由此,夏后氏的氏族共主世袭统治才开始稳定下来,逐渐向部落王权发展,王的直豁区逐渐得到扩展[注 34]

姒杼继其父为王,在统治的第五年(约公元前1881年),姒杼将治所迁至老丘(今中国河南省开封市一带),在其统治年代,王朝曾经派兵东征濒海地区,在三寿之地获得一只九尾狐,姒杼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夏王朝迈入了一个强盛的时代,而在东南方向,夏王姒杼的兄弟姒无馀成为宁绍平原的氏族酋长——后来越国公室的初代祖先[注 35]

在姒杼之后,夏王朝在姒芬、姒芒、姒泄等三世三王统治下继续强盛,时间长达154年(约公元前1885年~约公元前1732年),在这个时代,夏王朝的势力东至大海,南有涂山氏、英国、六国、有男氏,直抵长江边上,西有莘氏、后稷家,以有邰氏为王朝西大门,甚至远至畎夷部落也向夏后氏臣服,而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与王都老丘之间的山区则在夏后氏的直接统治之下[注 34],北有鬲氏、商氏等等代表夏后氏在河北平原的管治,而上党高原也在夏后氏的羁縻之下,当时中原河洛一带的住民的血统影响深远,奠定了现代汉民族的主要遗传结构[164]

姒芬时,来自王朝边境的九大部落派使入朝;姒泄时,九大部落中有六个成为王朝的一方诸侯,不过对于这些臣属,夏王只是羁縻而己,夏王对其控制力不强,如同小封建领主之于大封建领主,从属关系只是基于双方实力差距巨大而建立,一旦实力差距不大或产生利益冲突,这种从属关系随时都会消失。在这段时期,王朝北部诸侯商氏与其北边的有易氏产生冲突,商氏酋长王亥——契的七世孙——在一次与有易氏的来往中发生矛盾而被有易氏杀害,王亥之子上甲微为了复仇,向河伯——可能是代表夏后氏的势力[注 36]——借兵,然后打败有易氏,完成报仇[70],这个胜利令上甲微被视为“能帅契者”,受到后世商王室的纪念[74]

自夏王姒泄之后,王位在姒不降、姒扃两兄弟及其子姒廑、姒孔甲之间互相传承,王位出现兄终弟及的情况,违反了自姒少康以来父子传承的惯例,可能反映了该段时期间,夏后氏的权力中心出现动荡,大约同一时期,夏后氏以旧斟𬩽(今中国河南省二里头遗址[189])为王朝中央的首都,旧斟𬩽周边地理形势险峻,北有羊肠坂接上党高原,济水、黄河自西向东流,在伏山北缘流过,形成后世虎牢关天险,西有华山、崤山函谷关天险,南有嵩山、熊耳山之间的伊阙关天险[109],构成一个由山脉河流拱卫的小区域,王都以后未曾迁移。

姒廑在位时期曾经“居西河”,当是对陜西省东部地区的巡狩或征伐[注 24],王位传至姒孔甲之后才恢复父死子继的旧例。

一般认为夏王朝的衰败根源可以追溯至第十三任夏王姒孔甲,姒孔甲最出名的事迹是误食“龙”肉[72],其次就是音乐才能,姒孔甲的破斧之歌成为中原东部地区流行音乐的始源[注 37],从这些传说可以看出姒孔甲并非暴君,最多只是昏庸之主,而王朝的臣属子姓商氏族自上甲微以来日渐坐大,不过其实力仍然与夏后氏存在巨大的差距,直至子履——上甲微的七世孙——时,商氏族的直辖地只有方圆七十里至方圆百里大小[190][191]

姒孔甲的曾孙姒履癸是末代夏王,在位期间大修王宫别苑,顷宫、瑶台、琼室、玉门是其中四个主要建筑,其手下有勇士推哆、大戏[192],可能在向外征伐不臣氏族部落时曾立下战功。姒履癸在一次征讨反叛氏族有施氏时,有施氏以部内美女妹喜与夏王联姻,平息了夏后氏与有施氏的干戈[116][27]。虽然夏后氏的实力强大,但在姒履癸的统治下,夏部落内部开始累积起不满。姒履癸在有仍氏地区发起召集各氏族部落的诸侯大会,敉平中途反叛的诸侯有缗氏[169],同时夏后氏对上党高原加强控制,将其成为夏王朝的王畿之地,时值公元前16世纪初。

在酋长子履的领导下,商部落从河北平原迁至南亳(今中国河南省商丘市一带[193][53]),以此为新据点遂步壮大商氏,传说此时子履已有代夏的野心,正求贤若渴,卞随、瞀光都曾被子履招览,但皆被拒绝,直至子履与有莘氏的一次联姻,一个陪嫁的奴仆庖人——被视为“天下之贱人”——伊尹(又名阿衡)毛遂自荐向子履展示自己的才学,由此得到子履的赏识,成为商部落的大臣[194][195]

子履的野心可能被姒履癸探知而一度被囚禁在夏台,伊尹亦可能因此而入臣夏王,为争取释放子履在夏后氏内部交通关系,子履获释后,商部落正式步上扩张势力的道路[119],而伊尹又以为姒履癸去除恶疾为契机为夏王服务[196],为子履收集夏后氏内部矛盾的情报[197],故而又有“五就汤,五就桀”一说[198],可见商部落同时与夏后氏保持友好关系。

葛国,是子履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牺牲品,据称子履听闻葛国的首领葛伯不祀祭鬼神,在派人了解葛伯不祭祀的原因后,又派人送牛羊肉酒水黍稻予葛伯以便祭祀,不料葛伯却直接派人从送者抢夺食物,甚至因此杀害小童,留下“葛伯仇饷”的典故,得到开战籍口的子履于是直接出兵攻灭葛国[89],这是商部落扩张势力的第一战,传说子履“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以南亳为中心向四周急速发展,进而西灭顾国、韦国,击破昆吾氏,剪除夏后氏的外围诸侯氏族,然后正式叛夏,进攻夏王朝的核心——西邑夏,子履在率领军队出征前,向商部落发布了被后世称之为“汤誓”的动员演说:

然后就西征夏后氏,在“有娀之墟”、“呜条”等地与夏王姒履癸率领的军队交战,夏军接连兵败,夏将推哆、大戏被杀[19][192][199],夏后氏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姒履癸带着残馀力量及妹喜向南退往南巢苛存,河洛地区尽为商部落所有。

“夏后氏政衰”,值此部落王权更替之际,在姒相时期被后羿降服的畎夷部落乘乱开始攻略关中邠、岐之地[178],领地位于关中一带的后稷姬不窋领导的姬姓氏族受到畎夷的威胁,至商代初年,姬姓氏族成为畎夷部落的臣属之一,这支小氏族不得不“犇戎狄之间”,从有邰氏地区北迁至陇东高原(今中国甘肃省庆阳市一带[34]),姬不窋因此失去世代相袭的后稷一职,成为末代后稷,其风俗也日渐戎狄化,“去稷不务”,直至姬不窋之孙姬刘成为氏族首领后率领追随者南迁至豳地后,才得以逐渐去戎狄化,“复修后稷之业”(今中国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一带[171])。

王室世系与夏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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姒姓夏王朝(约公元前2023年─约公元前1550年[注 39]
夏王朝王表
王名 积年 统治年份(推测) 备注
姒启
三十九[128] 约公元前2023年~约公元前1985年 不适用
姒太康
[201] 约公元前1984年~约公元前1981年 不适用
姒中康
[201] 约公元前1980年~约公元前1974年 不适用
姒相
二十八[201] 约公元前1973年~约公元前1946年 不适用
姒少康
二十一[201] 约公元前1906年~约公元前1886年 不适用
姒杼
二十七[202] 约公元前1885年~约公元前1859年 不适用
姒芬
四十四[201] 约公元前1858年~约公元前1815年 不适用
姒芒
五十八[201] 约公元前1814年~约公元前1757年 不适用
姒泄
二十五[201] 约公元前1756年~约公元前1732年 不适用
姒不降
五十九[201] 约公元前1731年~约公元前1673年 不适用
姒扃
十八[201] 约公元前1672年~约公元前1655年 不适用
姒廑
二十[202] 约公元前1654年~约公元前1635年 不适用
姒孔甲
三十一[203] 约公元前1634年~约公元前1604年[注 40] 不适用
姒皋
十一[202] 约公元前1603年~约公元前1593年 王墓在殽山南道一带[204]
姒发
十二 [202] 约公元前1592年~约公元前1581年 不适用
姒履癸
三十一[201] 约公元前1580年~约公元前1550年 不适用
夏后氏的分支氏族部落
氏族名 姓氏 位置 备注
斟𬩽氏
不适用 原居于今中国河南省二里头遗址一带[189],后迁至今中国山东省安丘市一带[173] 不适用
斟灌氏
不适用 今中国山东省寿光市一带[205] 不适用
有扈氏
不适用 今中国陕省西安市一带[206] 不适用
有男氏
不适用 今中国江汉平原一带[207] 不适用
有莘氏 不适用 今中国河南省民权县一带[208];另一支在今中国陜西省合阳县一带[209] 氏族分支分散居于不同地方
夏后氏管辖的异姓氏族部落
有仍氏 任姓[177] 不适用 不适用
有虞氏 姚姓 今中国河南省虞城县一带 不适用
陶唐氏
不适用 唐国,约今中国山西省翼城县一带[210][211];丹朱一支在今中国河南省淅川县一带[35][212] 氏族分支分散居于不同地方
御龙氏
不适用 今中国河南省鲁山县一带[72][213] 陶唐氏的分支[214]
商氏
子姓
今中国河南省商丘市一带[96][95] 不适用
有娀氏
不适用 今中国山西省永济市一带[53] 不适用
后稷氏
姬姓
今中国陜西省武功县一带[34] 不适用
有邰氏
姜姓
今中国陜西省武功县至扶风县一带[32] 不适用
有鬲氏
不适用 约在今中国德州市至滨州市一带[173][215] 不适用
涂山氏
不适用 今中国安徽省蚌埠市一带[171] 不适用
六国
偃姓
[119][216]
今中国安徽省六安市一带 不适用
英国
今中国湖北省英山县一带 不适用
有穷氏
不适用 今中国河南省滑县一带[173] 本为夏后氏之臣,为夏王朝的一部分,后取代夏后氏成为王朝的新统治者,然而约四十年后被重新崛起的夏后氏所消灭。

相关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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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晚期部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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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初期,位于郑洛一带的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被西边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及东边的大汶口文化覆盖,在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下,原秦王寨类型的分布地上诞生了大汶口文化的前后屯类型,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前后屯类型变成郝家台类型,成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注 29],直至公元前二十世纪的龙山时代晚期演化为二里头文化[165][163],新砦期的二里头文化旋即北上进入伊洛盆地,大致上以嵩山山脉为核心,西至洛阳、东至郑州、北及黄河、南达平顶山-漯河一带[165],当时(煤山-新砦类型时期)嵩山南北周边一带的氏族部落主要由仰韶时代的土著繁衍而来,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及苗族的血统影响相比仰韶时代的当地住民更为巨大[160][164]

二里头一期时代,二里头文化在新砦期的基础上,向西囊括中条山南麓的豫西峡谷,在二期时,二里头文化北渡黄河进入沁河以西平原,亦经由轵关陉道[166]、虞坂巅𫐉道[167]、中条浢津道[168]向西进占运城盆地,向东扩至兰考、阜阳一线,向南扩至十堰、信阳一带[217][182][注 41],大约同一时代或稍晚,在太行山以东的漳河流域的后岗二期文化旧地上,诞生出最初的下七垣文化[注 42]

二里头文化在三期时达到最盛,东线变化不大,黄河以南约在惠济河-涡河中游-颖河下游一线,在黄河以北则东越沁河,将东岸地区纳入二里头文化之下,如设立府城遗址般的二里头文化据点[218],而向北则进占临汾盆地[217],向西扩张至灞河一带,关中平原东部成为二里头文化的组成部分[219],向南则进至钟祥、大悟的江汉平原北缘一带,而长江以北、大别山以西、三峡以东的江汉平原及大别山东麓的淮南西部一带或多或少也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220][221][222]

到了二里头四期,二里头文化出现衰落,在黄河以南有所收缩,从涡河中游-颖河下游一带西退至颖河上游-小洪河-汝河下游一带,在黄河以北则自沁河东岸退出,与下七垣文化以沁河为界[218],在南方退出江汉平原,约维持二期时代的分布,在西方亦自西安市地区收缩至华山周边一带,二里头文化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皆有所收缩,但在北方则有所扩张,占领沁河流域及其以东的晋城盆地、长治盆地[注 41],同期,下七垣文化开始越过黄河向南扩张,直抵商丘市一带,进据豫东地区,分布在滹沱河以南、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以西,与二里头文化一东一西并立于中原地区[注 42]

王朝晚期重要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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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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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新密市,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约1km²),年代相当于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文化[注 29]晚期至二里头一期[223],在遗址内有一始建于新砦期晚段的露天大型建筑遗存,推测是新砦遗址统治者用以祭祀祖先的“𫮃”或祭祀掌管山林川谷丘陵的众神祇的“坎”[224]

二里头遗址(斟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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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晚期的王都即今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传说中的王都旧斟𬩽[225][174],位于今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境,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时代亚太区面积最大的城邑,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二里头遗址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至二期年代,二里头遗址扩大至己知的三百万平方米(约3km²)[226],其统治阶级开始使用青铜礼器[227][228],当时业己出现小型马车的使用[229][226],同期统治阶层修建了3号宫殿及5号宫殿两座建筑,这两座建筑物在第三期被废弃,其原址上分别建立2号宫殿及4号宫殿,同期又另建有1号、7号、8号宫殿等建筑,第四期时修建6号宫殿[230]
在遗址北部有三座编号分别为84YLⅥF1、85YLⅥF3及87YLⅥF8的圆形干栏式建筑,可能是三座干栏式圆形粮仓[231]

地方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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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晚期地方主要聚落遗址
夏部落领地[注 41]
聚落位置 己知面积 二里头文化时期 备注
河南省荥阳市大师姑遗址[232] 约0.51km² 二期~四期 不适用
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遗址[233] 约0.01km² 二期~四期 不适用
河南省淅川县盆窑遗址[234] 约0.05km² 三期~四期 不适用
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217][235] 约0.25km² 二期~四期 不适用
山西省绛县西吴壁遗址[236] 约0.70km² 三期~四期 不适用
湖北省十堰市辽瓦店子遗址[234] 约0.10km² 三期~四期 不适用

子商部落:成功下克上的诸侯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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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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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履率领的商部落成功击败夏后氏,取代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建立起子姓氏族的王权,子履因此之故,自尊为“武王”,旋即以西亳为都[注 43],为了稳定四周氏族部落的取态,逐向周边地区的诸侯群后发表被后世称之为《汤诰》的告喻,先合理化攻夏之举:

然后再向各氏族部落发表带有强迫其臣服新王意味的警告宣言:

成功以小商吞大夏,建立新王权的子履在位十多年,以伊尹为相辅佐治理,子履时期的处事传统被称为“汤法”,在此其间,子履的长子太丁已先子履一步离世,当子履去世后,为了保持新建王权统治的稳定,王位遂由太丁之弟子胜继承而非太丁的年轻儿子子至继承,但子胜仅在位三年就去世,王位由子胜之弟子庸接任,然而亦仅在位四年而已,经过两任国王短短七年的统治后,在伊尹的支持下,太丁之子子至得以继承其祖父的王位,据称在子至在位的第一年,年长的大臣伊尹教导年轻君王治理朝政,其理念被集结为《伊训》、《肆命》、《徂后》等文章[89]

不过子至最初的统治却是“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将国王子至流放至桐宫,独搅朝政大权,仿佛约四百多年前有穷氏权臣执掌朝政的再现,但伊尹不同于羿,最多掌权三年后就重新将子至迎回首都西亳并交还至高权力,开始第二次统治的子至一反首次统治时的态度,开始勤政励治,王朝遂进入长期的稳定上升轨道[89]

子至之后,王位由其子子绚继承,在子绚时期,辅佐王朝四代五王的老臣伊尹去世,子绚死后王位传入其弟子辨之手,王位由兄传弟,然而子辨死后,王位由子辨之子子高继承,王位又转而父传子,之后商王王位的传承都是兄传弟,再由最后继承的弟弟实行父传子,虽然王位的继承有两种方式,但并没有因此引发内乱,由子至至子高统治的三代四王时期的商王朝继续稳定发展[89]

至子高之弟子伷继位,王朝出现衰落的迹象,“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当子伷之弟子密继位后才扭转衰落的趋势,在大臣伊陟、巫咸的辅助下,王朝“复兴,诸侯归之”,子密的统治时间长久,据称长达75年[248],大约在此其间,夏部落的部民归化为商部落的部民,商部落由此不止在政治上成为大商,在人口上亦成为大商大部落,同期,大费的后裔嬴姓氏族成功与商王室联姻,遂渐显贵起来[91],而商初时期被迫北“犇戎狄之间”的姬姓氏族,其酋长姬刘率领部人南迁入豳,由半农半牧逐渐恢复为农耕生活[90][249][216]

子密之后,其三个儿子,子庄、子发、子整兄弟三人相继为王,子庄时将王都由西亳东迁至隞[注 43],子整时又将王都由隞迁至相[注 43],在子密三子的统治时代,王朝又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一度在东部地区卷入与蓝夷、班方等诸夷部落的战争,至子整之子子滕为王时,再将王都由相迁至邢[注 43],并在大臣巫贤的辅助下,令王朝再次“复兴”[89]

子滕的王位传给儿子子旦,子旦死后又传给弟弟子逾,但其后王位不是由子逾的儿子或子逾的弟弟继承,而是传给子旦的儿子子子新,即是子逾的侄子继承,子新死后也不是由其儿子或弟弟继承王位,反而由堂兄弟子更,即是子逾的儿子继位,子更死后,王位再传给子更的侄子、子新的儿子子和,从子新继位开始,商王的王位不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反而是叔父传侄子、堂兄弟相传,王位在子旦与其子子新、子逾与其子子更等四人之间传承,彷佛子旦-子新、子逾-子更这两个王室家庭互相竞争王位,可能代表王朝权力中心在这两代人时期出现动荡不稳,子更可能因此而将王都迁至奄[注 43]

直至子新的儿子子和继承王位后才重新恢复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子旦-子新-子和这一脉支系显然胜出权力斗争,子新的四个儿子,子和、子旬、子颂、子敛这四兄弟先后继承王位[89],子旬时期,王都又再迁徙,旧都西毫、殷等地曾经成为王都[注 43],王都自子庄时期开始迁徙不定,至子旬时期才告一段落,同时子旬接受居在黄淮平原北部的季连氏族的联姻请求,将女儿子隹下嫁季连氏族的酋长[250][251],强化王室与王朝南部重要氏族的联系。

王位经过子和、子旬、子颂、子敛四兄弟之手后,传入子敛之子子昭手上,但子昭“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地位不高[248],显然不是预定的王位继承人,子昭之登王位,可能是朝廷斗争,受到有力大臣支持的结果[252],以致最初三年“政事决定于冢宰”[89],之后子昭才逐渐掌控朝政大权,掌权后派遣来自傅险的说率兵攻灭与王室有隙的失仲氏族,以此提拔说为王朝大臣[253][254][255],因说来自傅险地方,又称为傅说,彼时殷墟已成为王都。

在子昭统治下,王朝与周边土方、吉方、巴方、召方、龙方等氏族部落冲突频密,子昭的配偶之一妇好亦先后带兵征伐巴方、土方,另一配偶妇妌亦曾带兵征伐龙方[256][257],其中王朝至少耗费了三年才征服土方,子昭曾经亲征召方、吉方,打击两国实力[258],在子昭五十九年的统治下,“殷道复兴”,王朝再次强大起来[248],值得一提的是,汉字至迟在子昭时代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注 44]

子昭的两个儿子子曜、子载先后为王,子曜继位后征服吉方,并在一次亲征后征服召方[258],其弟子载为王时“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248],继绩维系王朝的强盛,然而子载之后“殷复衰”[89],王位在其两个儿子子先、子嚣之间相传[261],这是商朝王位最后一次兄终弟及的传承[89]

子瞿继其父子嚣为王,其最著名事迹是射天之举,所谓射天是指子瞿将一个装满血液的革囊吊高,象征高高在上的神,子瞿以箭射之,彷佛神被国王所击伤,这种举措毫无疑问是抬高王权的努力[89]

子瞿时代的“犬戎”等戎狄诸部势力日益强盛大肆扩张[178],豳地的姬姓氏族亦受到诸戎狄侵略的威胁而不得不在其酋长姬亶父的带领下南迁至岐山周原一带定居并废除自姬不窋以来的戎狄化习俗,因为周原地在有邰氏居地附近,姬亶父透过与有邰氏之女(太姜)联姻,得以在岐山南麓站稳安居并招来部民建起因地得名的周邦国(周部落),太姜生下姬泰伯、姬雍、姬历等三子,姬历成年后与来自商部落的任姓氏族之女(太任)联姻而生下姫昌,姬亶父属意姫昌成为部落首领而欲传位姬历,姬泰伯与姬雍因而退出竞争而远走至吴(今中国无锡县梅里古镇一带)建立聚落定居,后世吴国由此而生。[注 35]

姬姓氏族在顺利继任的姬历手上逐渐壮大,得到子瞿的重视,姬历曾经至殷墟朝觐商王,随后姬历四出征讨戎狄部落,西落鬼戎诸部成为周部落的手下败将,20个首领被俘,仅仅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姬周部落就由被戎狄诸部落欺凌的对象迅速强大至足以打败戎狄诸部落的强者,在周部落蒸蒸日上之际,子瞿在渭水流入黄河的一带地区进行田猎活动时,被雷击而死,其子子托继位为王[89]

子托时期,姬历继续征伐狄戎,然而在攻打燕京之戎时失败,但隔年即成功消灭余无之戎,三年后又消灭始呼之戎,再过四年,翳徒之戎亦被周部落消灭[178],周部落接连取得胜利引起了子托的警戒,不久后姬历被名义上的共主商王子托杀害,姬历之子姬昌因此接任统治周国,但周与商的关系并未决裂,而商的王位亦传入子托之子子羡,帝乙子羡时期商王国继续处于衰落的阶段,子托有弟受封于箕地而被称为箕子。

帝乙子托去世后,王位落入子受手中,子受的异母兄子启不得立,但受封于微地而被称为微子启,其弟亦因此被称为微仲。
据称子受滥征钱粮以致充满了鹿台、钜桥的储备空间,又大肆扩建王宫殿宇,在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闲,为长夜之饮”,引起国内不满,于是子受设计炮烙之刑来惩罚反对者,其弟子启、王子比干、王叔箕子等王室成员对此加以劝阻,但子启被迫远离权力中心、箕子被囚禁、比干被杀,子受“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甚至周部领袖姬昌对此有批评亦被诱捕囚禁于羑里,同时,蜚廉与恶来父子、费仲、崇侯虎等王国重臣受到子受的宠信,而对外方面,子受领导下的商王国主要向东方的夷部落扩张,其中在帝辛十年及十五年各发生一次征伐夷部落的战争并得到胜利,至子受统治末年,商王国已经成功压制夷部落,子受在黎地举行大阅兵以威慑降服的夷部落各邦。
经由以散宜生为首的周部落臣僚多方搜罗“天下之珍怪”上贡子受,令被囚羑里七年的姬昌不止被释放回国,还被帝辛子受封为“西伯”,负责商王国的西部事宜,之后周部落在姬昌治下烝烝日上,向四方扩张,首先是虞国与苪国向周部落称臣,继之是古公亶父时代打压姬姓氏族逼其迁徙的戎人(犬戎)部落受到姬昌派兵打击。
解决犬戎部落的威胁后,次年,商西伯姬昌转而攻打密须氏,将其覆灭,第二年又远征破灭耆国,第三年继续征战,灭邘国,第四年东征灭崇侯虎的崇国,同年,姬昌营建丰邑并此为周都,6年之间降虞苪、逐犬戎,灭密须、耆、邘、崇四国,其功绩被誉为“三分天下有其二”,虽是夸张之词然至少雍州之域已尽成姬周部落的势力范围,姬昌更在这段时期自立为王,俨如脱商自立以争夺中原的统治权,但在立都丰邑的次年,在位近五十一年的姬昌去世,由儿子姬发继承

[注 45]

王室世系与商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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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姓商王朝(约公元前1550年─约公元前1046年[注 39]
商王朝王表
称号 王名 积年 统治年份(推测) 备注
成汤
子履
十二[201] 约公元前1550年~约公元前1539年 不适用
外丙
子胜
[122] 约公元前1538年~约公元前1537年 不适用
仲壬
子庸
[122] 约公元前1536年~约公元前1533年 不适用
太甲
子至
十二[265] 约公元前1532年~约公元前1521年 不适用
沃丁
子绚
十九[201] 约公元前1520年~约公元前1502年 不适用
太庚
子辨
[201] 约公元前1501年~约公元前1497年 不适用
小甲
子高
十七[201] 约公元前1496年~约公元前1480年 不适用
雍己
子伷
十二[201] 约公元前1479年~约公元前1468年 不适用
太戊
子密
七十五[201] 约公元前1467年~约公元前1393年 不适用
仲丁
子庄
[201] 约公元前1392年~约公元前1384年 不适用
外壬
子发
[201] 约公元前1383年~约公元前1374年 不适用
河亶甲
子整
[201] 约公元前1373年~约公元前1365年 不适用
祖乙
子滕
十九[201] 约公元前1364年~约公元前1346年 不适用
祖辛
子旦
十四[201] 约公元前1345年~约公元前1332年 不适用
沃甲
子逾
[201] 约公元前1331年~约公元前1327年 不适用
祖丁
子新
[201] 约公元前1326年~约公元前1318年 不适用
南庚
子更
[201] 约公元前1317年~约公元前1312年 不适用
阳甲
子和
[201] 约公元前1311年~约公元前1308年 不适用
盘庚
子旬
二十八[201] 约公元前1307年~约公元前1280年 不适用
小辛
子颂
[201] 约公元前1279年~约公元前1277年 不适用
小乙
子敛
[201] 约公元前1276年~约公元前1267年 不适用
武丁
子昭
五十九[201] 约公元前1266年~约公元前1208年 不适用
祖庚
子曜
[266] 约公元前1207年~约公元前1201年 不适用
祖甲
子载
三十三[201] 约公元前1200年~约公元前1168年 不适用
廪辛
子先
[201] 约公元前1167年~约公元前1164年 不适用
庚丁
子嚣
[201] 约公元前1163年~约公元前1156年 不适用
武乙
子瞿
三十五[201] 约公元前1155年~约公元前1121年 不适用
文丁
子托
十三[201] 约公元前1120年~约公元前1108年 不适用

子羡
[201] 约公元前1107年~约公元前1099年 不适用

子受
五十三[201] 约公元前1098年~约公元前1046年 不适用
王室管豁的氏族部落(诸侯)
氏族部落名 别称 姓氏 位置 备注
杞国 不适用 [267]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曾国 缯国 一说湖北省随州市一带[267],一说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一带[268]
戈国 不适用
雇国 不适用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一带[267] 有扈氏之后
六国 不适用 安徽省六安市一带
亘方 不适用 不适用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一带 曾经与王室敌对,统治者与商王室关系密切[269]

其他氏族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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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隶商王朝管豁的氏族部落
部落名 别称 位置[注 46] 备注
缶方 约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一带[270]
基方 箕方[270] 约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一带[270]
土方 约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一带[269] 后被商朝征服[258]
先方 约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一带[269]
鬼方 约陕西省榆林市及延安市部分地区一带[269]
吉方 与土方、鬼方相邻,约陕北地区与山西省交界一带[269] 后被商朝征服[258]
龙方
巴方
召方 后被商朝征服[258]

相关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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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重要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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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小双桥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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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双桥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面积约六百万平方米(6km²),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可能是仲丁子庄的隞都[272][237]所在。

洹北商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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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北商城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北岸,面积约四百七十万平方米(4.70km²),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早段,是河亶甲子整的相都、祖乙子滕的邢都及盘庚子旬的殷都[247]侯选地,其宫城区有三十多座建筑基址,其中一号建筑有十间房间,推测是分别祭祀自上甲微至沃甲子逾的“十示”(上甲微、成汤、太丁、太甲子至、太庚子辨、太戊子密、仲丁子庄、祖乙子滕、祖辛子旦、沃甲子逾)场所,可能是盘庚子旬所建,是商王室的宗庙,而二号建筑的四间房间亦有同样功能,可能是武丁子昭所建,用来祭祀“四父”(阳甲子和、盘庚子旬、小辛子颂、小乙子敛)的场所[273]

地方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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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地方主要聚落遗址
商部落领地
聚落位置 己知面积 商文化时期 备注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商城遗址[239] 约1.90km² 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 不适用
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 约0.25km² 二里岗文化 不适用
山西省绛县西吴壁遗址[236] 约0.70km² 二里岗文化 不适用
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遗址[274][222] 约0.07km² 下七垣文化五期~殷墟一期 不适用

姬周部落:血缘氏族与文化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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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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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夷、厉王时期的某一年十月,淮夷部落(别称南淮夷、南夷)各邦向周王国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兵锋北向威胁伊洛盆地,周王因之亲赴成周雒邑坐镇,最终周军挫败淮夷军队的攻势。[275]
周厉王亲自率军向淮夷部落发起一次攻击,2次击败淮夷军队,取胜而还,还师途中驻扎在坏地时,鄂侯驭方前来觐见周王,双方宴会甚欢,然而到了周厉王的晚年,周王国与鄂国的关系破裂,鄂侯率领南淮夷部落及东夷部落联兵攻周,攻入周王国的东部及南部,周厉王遂大举出兵反攻鄂国,经过短暂相持后一举攻灭鄂国,俘虏鄂侯驭方而还。
周厉王派虢仲率兵进攻南淮夷部落,虢仲途径成周雒邑后南下攻打南淮夷部落,但无功而还。
[注 47] [275]

戎狄猾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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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周厉王姬胡在国内广征赋税,特别是禁止诽谤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王都镐京的多数贵族及平民国人在其统治的第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共同发起暴动,推翻周厉王的统治,周厉王被迫亡命彘邑,而王太子姬静得到卿士召穆公姬虎的庇护,以假死躲过杀身之祸。
王都暴乱引起的政局动荡,诱发王朝周边的氏族部落乘机内侵,如西戎部落即趁此攻陷周朝在陇西的根据地西犬丘,将治理当地的周王封臣嬴姓大骆一族屠杀殆尽[注 48];王朝东边淮水一带的夷部落也乘势叛周“入寇”王国边境。
周厉王失去王权而终老于彘邑,而王畿的王权中心由诸侯代理掌控十四年,这段时期王朝的主宰模糊不清,一说王权由周定公及召穆公两卿士共同摄政[278],一说由共伯和代理王权[279],“诸侯释位以间王政”的王位空置期持续至周厉王去世,经由召穆公的支持,王太子姬静登上周王之位,重掌王权,为周宣王。
周宣王四年(公元前824年),周王命令附庸封臣秦仲攻打西戎,但秦仲在战争中兵败被杀,于是周宣王立秦仲长子秦庄公继承附庸位并割7000华夏兵力予嬴秦,助其对抗西戎,实力得到增强的嬴秦氏族在秦庄公的率领下大破西戎,收复西犬丘,之后秦庄公从秦邑移居西犬丘;除了对西戎部落,也对威胁王畿北方的𤞤狁部落、威胁东土黄淮地区的淮夷部落相继发动战争以安定王国边境。[注 49]
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春,鲁武公姬敖带着两个儿子姬括与姬戏赴镐京入觐周王,因为周王宠信姬戏,于是以王命立姬戏为鲁大子,而鲁武公返回鲁都曲阜不久后就去世,同年夏,姬戏继侯位为鲁懿公。
周宣王二十一年(公元前807年),姬括之子姬伯御纠集支持者攻杀鲁懿公,姬伯御随即自立为鲁侯。
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周王将王弟姬友(郑桓公)封建于畿内关西郑地。
周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97年),周王派兵攻伐太原戎部落,不胜而还。
周宣王三十二年(公元前796年),周王召集大军亲征鲁国,王军攻杀姬伯御,周王任命鲁懿公之弟姬称即鲁侯位,为鲁孝公。
周宣王三十六年(公元前792年),周王派兵攻伐条、奔两地之戎部落,但王军兵败而退。
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姜氏之戎(申戎)派兵越过西申国突入王畿,在王都附近的千亩击败周王亲率的部队,之后周王派兵迎击姜氏之戎,将其一举击破驱逐出王畿。[注 50]
周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2年),周王过世,王太子姬宫涅继位为王。
周幽王姬宫涅二年(公元前780年),关西王畿发生地震引致歧山山崩,令渭水、泾水及北洛水一度断流。
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周王派伯士领兵讨伐六济之戎,不料伯士兵败战死;同年,周王废黜王后申姜(西申侯之女),改立褒姒为王后,又计划以褒姒之子姬伯服取代申姜之子姬宜臼为王太子,引起西申侯与周王龃龉不合,另一边,王叔郑桓公从郐国地方夺得郑父之丘以为封土。
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西戎部落发兵攻打嬴秦,围攻西犬丘,幸被秦襄公之兄世父击退,但世父被西戎俘虏,至次才被放还。
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周王正式改立姬伯服为王太子,于是姬宜臼投靠外公西申侯并得到许文公与鲁孝公支持,逐强调原有的太子身份而自立为“天王”;在王国开始动荡之际,王弟郑桓公被任命为司徒,但为了远离斗争中心,郑桓公谋划扩大在关东的封土以为东迁退守之地。
周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周王召集各诸侯及戎、狄诸部落使者在王都太庙太室会盟,以孤立在西申的天王姬宜臼及令戎、狄诸部落保持政治中立。[注 51]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周王与王太子姬伯服领兵围攻西申,以逼使西申侯交出姬宜臼,王国爆发内战,缯侯为了支援西申而以关西王畿的人口财富贿赂犬戎与西戎诸部出兵,于是犬戎、西戎遂乘此千载一时的良机,选择背叛太室之盟而联合出兵侵周,王军节节败退,周王因此征召诸侯勤王,虽然秦襄公、卫武公有起兵勤王之举,但迟缓未至,最终周王与姬伯服在骊山附近兵败被杀,犬戎与西戎诸部劫掠关西王畿,攻夺岐丰之地并“尽取周赂而去”;以西虢国君(虢公)姬翰为首的“邦君诸正”一派在携地拥立周幽王之弟姬余臣为王,即周携王,与在镐京已称王的侄子姬宜臼互相敌对。
周平王姬宜臼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封立附庸嬴秦为诸侯,得到秦襄公的效忠。
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周携王被晋文侯姬仇杀害,同年,秦文公成功驱逐戎人势力而解放岐山以西之地。


[注 52]

重振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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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东迁雒邑(别称成周、王城)后,在周平王长达五十一年的统治中,东部王畿地区尚算和平,而西部王畿自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兵败后开始,大部分地区落入被称之为“戎狄”的势力及臣属于“戎狄”的本土势力手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秦国——周平王所分封的诸侯——才将“戎狄”势力及其附属势力遂出关中地区并将版图东至西岳华山一带,完成奉周天子之命收复王畿的任务[注 48],不过当年周平王只是赐给秦国岐丰及岐丰以西之地,关中东部就不是秦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既然王室东迁,关中也非完全是“戎狄”的天下,至少在关中东部还有梁、芮两个诸侯国,在关中西部也有小虢——未随西虢国东迁的西虢国臣民——这一姫姓诸侯存在,可见周王朝在公元前771年后的公元前8世纪并没有彻底失去关中地区。


周平王姬宜臼统治的年代,王权仍有一定的号召力,秦国在襄、文二公的领导下正蒸蒸日上,驱逐诸戎收复了岐丰之地[注 48],当辅助周室东迁的卫武公姬和、晋文侯姬仇、郑武公姬掘突分别于周平王十三年(公元前758年)、二十五年(公元前746年)、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相继世后,其诸侯国内遂渐出现不稳定的内乱因素,种种事态间接令王权受到挑战。
周平王十三年(公元前758年),卫武公去世,其子姬扬继位为卫前庄公,因为卫前庄公纵容少子姬州吁掌兵权,导致后来卫国公位出现多次政变争夺的乱象。
周平王二十六年(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姬伯封其叔姬成师于曲沃,种下了日后晋国内乱起因,基于晋文侯姬仇曾经出力助王室东迁,在晋国内战期间,周王一直都支持晋文侯的直系后代为晋侯,反对来自曲沃方面的下克上行径。
周平王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朝中执政卿士亦是离王都雒邑最近的郑国国君郑武公姬掘突去世,其子姬寤生继位为郑庄公,但因为生母武姜宠爱小儿子姬段的缘故,郑庄公将国内最大的城邑京城封给弟弟姬段(大叔段),因此种下兄弟相争的缘由,也正是因为郑武公过世,周平王开始将朝政交由西虢公负责,但受到郑庄公反对,周平王不得不以儿子为质,交换郑庄公的儿子姬忽为人质才能重建信任关系。
周平王三十二年(公元前739年),晋昭侯被臣下潘父所弑,潘父迎曲沃桓叔姬成师入主晋都翼城(今中国山西省翼城县境),但受到国人阶层的群起反对,姬成师被迫退出翼城回曲沃,而晋昭侯之子姬平继位晋侯,为晋孝侯,潘父被杀,八年后(公元前731年)姬成师过世,其子姬鱓继位为曲沃庄伯,继承入翼代晋的父志。
周平王三十六年(公元前735年),卫前庄公卒,其子姬完继立为卫桓公,但其地位受到异母弟姬州吁的挑战,在次年就将姬州吁驱遂。
周平王四十七年(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发兵攻翼城,杀晋孝侯姬平,入主翼城,但与其父一样受到国人阶层举兵反对,不得不退回曲沃,晋侯之位由晋孝侯之子姫郄继承,为晋鄂侯。
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五月,郑庄公之弟姬段据京城起兵反,企图偷袭新郑取代郑庄公成为新一任郑伯,郑庄公派兵二百乘攻打京城,京城立即叛离姬段,姬段逃至鄢邑,适逢郑军杀至,辛丑,姬段亡奔共地,与流亡在外的姬州吁结交,姬段之子公孙滑则投奔卫国,在冬季,卫桓公因公孙滑而攻取郑国的廪延,郑庄公取得周王派兵支持,又得到邾、鲁二国派兵支援,反攻入卫国南境而去。 周平王在其统治的第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三月二十五日过世,刚刚登基的王孙姬林决定将朝政交由西虢公专责,导致周王与郑庄公的关系急转直下,四月,郑庄公派兵入畿内擅自割取温邑的农作物而去,同年秋,郑庄公又派兵入畿内成周割取农作物而去。

周桓王姬林元年(公元前719年)二月戊申,姬州吁聚集卫国反对派势力攻杀其兄卫桓公,姬州吁自立为卫公后,即联络宋、陈、蔡三国计划攻郑,夏季,姬州吁、宋殇公子与夷领兵以及陈、蔡二国派出的援兵,联合攻郑,围新郑五日而退,在秋季,卫宋陈蔡四国再度联合攻郑,击败郑军,割取郑境农作物而还,不过到了九月,姬州吁被国内反对派杀害,群臣派人迎接在邢国的卫桓公之弟姬晋回国继位,十二月,姬晋继位为卫宣公。
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春季,曲沃庄伯乘晋鄂候去世之机,与郑、邢二诸侯联手攻打翼城,周桓王派兵帮助晋鄂候之子姬光,但仍遭到失败,姬光逃至随地,秋季,周桓王任命西虢公领兵北伐曲沃,打败曲沃庄伯,迫使其退回曲沃,并在翼城任命姬光为晋候,次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亲自赴雒邑朝见周桓王,但没有受到应有礼遇。
周桓王五年(公元前715年)八月,郑庄公与齐国使者一同入觐周王,第二年(公元前714年)夏,郑庄公籍口奉周王命令派兵攻打宋国,未有胜负就撒退,在冬季,一支戎人部落侵扰郑境北方,被郑庄公领兵歼灭大部,随后郑庄公再次准备攻宋并发布王命召集诸候,其中齐、鲁二诸侯与郑国联盟,而收到王命的蔡、卫、郕三国并没有理会。
周桓王七年(公元前713年)正月,郑庄公与鲁隐公姬息姑、齐僖公姜禄甫先后在鲁国中丘、邓地会晤,准备攻打宋国,六月,郑庄公、鲁隐公、齐僖公各自领兵入宋境老桃会合,初七壬戌,联军在菅地击败宋军,之后郑庄公攻取郜邑、防邑,但都送给鲁国,三国退兵之际,七月,宋国与卫国、蔡国联兵攻入郑国,围攻戴邑,八月,郑庄公领兵赴戴,初九日癸亥,郑军在戴邑外围大败宋、卫、蔡三国联军,九月,郑庄公再次领兵攻入宋境而还,到了十月,郑、齐联军以不奉王命攻宋为借口攻掠郕国。
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初,郑、鲁、齐三国计划攻打许国,七月初一日庚辰,郑庄公、鲁隐公、齐僖公各自领兵围许国都邑,至初三日壬午,联军攻入许,此后许国被郑国控制,约与此同时,周桓王派人将郑国的邬、刘、𫇭、邘四地收入王畿,将有苏氏温国所属的温、原、𫄨、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𬯎、怀等十二邑赐与郑国,但因为十二邑不属周王所辖,所以相当于郑国失去四地领土。
之后息国主动向郑国发起攻击,但一败涂地,郑庄公并未乘胜追击,反而说动西虢公姬忌父一同领兵攻宋,十月十五日壬戌,西虢军与郑军在宋境大败宋军。
周桓王十年(公元前710年)正月十四日戊申,宋国发生政变,宋大宰华父督杀害宋殇公及宋司马孔父,华父督控制了宋国,为确保自己的地位,派人贿赂郑、鲁、齐、陈四国,并接回在郑国的子冯继位宋公,三月,郑庄公、鲁桓公姬允、齐僖公、陈桓公妫鲍在宋境稷地会晤,对华父督表达支持。

周桓王十一年(公元前709年)春,曲沃武公姬称发兵攻打翼城,大败晋军,俘获晋哀侯姬光,王室势力被间接削弱,而晋侯之位由姬光之子承袭,为晋小子侯,同年冬,芮国国君姬伯万被生母芮姜驱逐,流亡魏国,次年(公元前708年)秋,秦宪公进攻芮国失利,至冬季,秦国得到周王的支持,派兵与王军联合围困魏国迫使姬伯万投靠,秦国因此控制姬伯万,六年后(公元前702年)秦出子助姬伯万回国掌权,由此秦国控制芮国。
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夏,周王罢免郑庄公在王都雒邑的官职,周王与郑伯的矛盾遂公开化,同年秋季,周王统率王军以及卫、蔡、陈三诸侯的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领兵迎战,双方大战于𦈡葛,卫、蔡、陈三国士兵首先溃败,郑军随之合攻王军,击溃王军,周王的肩膀因之中箭受伤,但周王毕竟是华夏共主,郑庄公虽然取得胜利仍不敢追击,以免落人口实,此战过后,王权再度受到削弱。
周桓王十五年(公元前705年)秋,郑庄公派兵攻打盟、向二邑,并得到卫、齐二诸侯派兵支持,周王不得已,只好将二地部众迁入郏邑(王城)安置,默认二邑由郑国领有,到了冬季,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侯,继而在次年(公元前704年)春季攻䧟翼城,为了重振王权,周王准备妥当后,在冬季派西虢公姬林父统兵北上晋国,扶立晋哀侯姬光之弟姬缗为晋侯。
周桓王十七年(公元前703年)春,周王姬林以纪国姜姓之女为王后,之后在秋季,周王纠合芮、梁、荀、贾四诸侯加上西虢国,再度派姬林父统率王军北上讨伐曲沃,战果失载,但24后曲沃武公才成为晋侯,可见曲沃方面受到一定的打击。
周桓王十八年(公元前702年)春,周王与西虢公发冲突,派兵攻打西虢,西虢公在夏季被迫流亡虞国,不过虞国同时发生政变,虞公被弟弟虞叔驱逐,流亡共池。
周桓王十九年(公元前701年)五月初七日癸未,郑庄公去世,权臣祭足掌控郑政,甚至废立郑公,之后郑国开始步入衰落,而一直被郑国打压的宋国亦干涉郑政,令郑、宋二国战火再起。
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三月十一日乙未,周桓王去世,王位由王太子姬佗继承,但其弟姬克觊觎王位,开始密谋篡夺之事,同年,郑国继续内哄,而其他诸侯亦对此加以军事干涉,在西部旧地,秦国达成全面驱逐戎人势力的目标,收复关中。

周庄王姬佗三年(公元前694年),王弟姬克与周公姬黑肩的篡位阴谋泄漏,周王派人杀死周公,姬克逃亡南燕国。
周庄王八年(公元前689年)冬,齐襄公姜诸儿和鲁庄公姬同为了使7年前被放遂的卫惠公姬朔回国复位,一同举兵攻卫,周王派兵援卫,但次年夏,卫惠公成功复位,将时任卫公姬黔牟放遂,姬黔牟流亡王畿,得到周王的收留。
周庄王十五年(公元前682年),周庄王过世,其子姬胡齐继王位,为周釐王,与周桓王宠爱小儿子姬克一样,周庄王宠爱小儿子姬颓,姬颓也有夺取其兄王位的野望。

周釐王姫胡齐二年(公元前680年)春,齐、陈、曹三诸侯谋攻宋国,齐桓公姜小白为出师有名,派使向周王请求出兵协助,得到周王同意,夏季,周王派单伯率王军会合齐、陈、曹三国攻宋,最后宋国向联军妥协,因此在冬季,周王的代表单伯赴卫境鄄地与齐公、卫公、郑伯以及宋公会晤。
周釐王三年(公元前679年)春,齐桓公再次在鄄地与卫公、郑伯、宋公以及陈侯会晤,开启齐桓公领导尚臣属于周王的华夏诸侯的齐国霸业,同年,曲沃武公攻克翼城,杀害晋候姬缗,终结晋国长达六十年的内战,之后为得到周王承认为晋侯,曲沃武公搜集大量宝器财物上献周王,以求得到认可。
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冬,周王派西虢公姬丑册封曲沃武公为晋侯,即晋武公,曲沃桓叔姬成师的理想在其孙晋武公姬称手上得到实现。次年,周釐王过世,其子姬阆即位为周惠王
周惠王姬阆元年(公元前676年)春,西虢公带同晋武公入觐周王。

[注 19]

王畿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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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因为周王夺去𫇭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石速等五名大夫的田地财物,引起不满,加上温国因为周桓王曾将十二邑地名义上换给郑庄公而不满,遂乘机合谋反叛,秋季,畿内反对派拥王叔姬颓为领袖,起兵攻打周王,但叛乱失败,叛军退守温国,姬颓投奔卫国,成功说服卫国及南燕国出兵相助,进入冬季,得到卫、南燕二诸侯派兵助力的叛军成功攻克雒邑,姬颓自立为周王。
周惠王三年(公元前674年)春,郑厉公姬突介入王室事务,因为调和反对派和周惠王的干预失败,遂强行将南燕国君燕仲父拘捕,带同周惠王回郑,夏季,郑厉公将周惠王安置于郑境栎城,同年冬,郑厉公与西虢公姬丑计划协助周惠王重返王都恢复统治。
周惠王四年(公元前673年)春,西虢公与郑伯领兵在郑境弭地会合,夏季,联军围攻王都雒邑,郑伯领兵与周惠王从雒邑南边的圉门攻入,西虢公领兵从北边攻入,杀死姬颓及五名大夫等叛乱势力,恢复周惠王的统治,周惠王因此将虎牢以东的王畿地区分封给郑厉公,郑厉公在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辛酉过世,其子姬踕继承公位为郑文公。
周惠王九年(公元前668年),西虢国分别在秋冬二季攻掠晋国。
周惠王十年(公元前667年),周王派使齐桓公,要求齐国讨伐卫国以惩罚8年前卫惠公姬朔支持王叔姬颓叛乱的言行。
周惠王十一年(公元前666年),齐桓公奉王命派兵攻卫,在三月甲寅大败卫军,之后卫懿公姬赤向齐桓公进贡大批财宝才令齐军退兵。
周惠王十二年(公元前665年)十二月,大夫樊仲皮以樊邑发动叛乱,次年夏,周王任命西虢公领兵平乱,四月丙辰,西虢公攻破樊邑俘获樊仲皮,平定叛乱。
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七月,据说有一位神从天而降在西虢国的莘地,西虢公派人祭祀,得到神赐下土地给西虢国的许诺,这位神在莘地停留六个月后才离去,而当时王都的官员内史过及西虢官员太史嚚认为这是西虢行将亡国的预兆。
从这一年冬天开始,诸狄部落大举南攻,邢国首当其冲,到第三年(公元前660年)十二月,卫国也受诸狄攻侵,卫懿公在荧泽一战兵败被杀,卫都朝歌陷落,狄部兵锋一度直抵黄河,卫境曹、共、滕三邑华夏部众拥卫宣公之孙姬申为卫公,齐桓公与宋桓公、曹昭公一同派兵援邢,在聂北会合,但邢国在第四年(公元前659年)春即兵败亡国,有华夏难民逃至聂北寻求庇护,同年夏,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将邢国难民安置在夷仪,为其修筑城邑重新立国;在南方,昔日周王的诸候——楚国已经强大至足以挑战中原诸侯,多次攻打郑国,这一年七月,楚国又一次攻掠郑国,逼使齐、宋、鲁、郑、曹、邾六诸侯在邾境柽地会晤以谋应对;亦是在这一年,嬴任好继任为秦公,即派兵攻破在茅津的戎部落,而在此前的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西虢国也在渭汭(黄河与渭水交会处一带)攻破一支戎部落。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正月,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戴公姬申在卫境楚丘建都复国,然而与在夷仪的邢国一样,都失去收复旧土的意愿,在夏季,晋献公姬佹诸派兵向虞国借道攻西虢,虞国同意借道并派兵助晋,晋国遂得以攻取西虢在黄河北岸的领土(下阳),西虢公姬丑并没有全力反攻下阳,而是在秋季派兵攻破在桑田的戎人部落。[注 50]
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正月,齐桓公与鲁僖公姬申、宋前桓公子御说、陈宣公妫杵臼、卫文公姬启方、郑文公姬踕、许穆公姜新臣、曹昭公姬班七诸侯联合领兵攻蔡国,逼降蔡国后进而攻楚,联军屯于楚境陉地,至夏季,联军退屯于召陵,在当地以齐桓公为首的八诸侯与楚成王熊恽订下盟约之后就退兵,同时许穆公在军中过世,其子姜业继许公位;因晋献公的猜忌,十二月二十六日戊申,晋大子姬申生在新城自缢,姬申生另外两个兄弟姬重耳与姬夷吾分别逃入蒲邑、屈邑,同样,王室再次出现兄弟相争的暗流,因周惠王宠爱小儿子姬带,令王太子姬郑的地位受到威胁。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春,晋国公子姬重耳向北逃入诸狄部落流亡,夏季,齐桓公率领鲁、宋、郑、陈、卫、许、曹七诸侯在卫境首止会晤王太子姬郑,至八月,郑文公在周惠王的劝说下,中途退出会盟离开首止,剩下七诸侯与王太子订立盟约,支持王太子地位不变,在同一月份,晋献公领兵再次借道虞国进攻西虢,十六日甲午,晋军围攻黄河南岸的西虢都城上阳,十二月初一日丙子,晋军攻克上阳城,西虢公姬丑逃难王都雒邑,西虢国灭亡,之后晋献公在回程中驻留虞国,立即趁机攻并虞国。
周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54年)春,晋献公派兵攻屈邑,姬夷吾不得已流亡梁国;因为郑文公在首止之会中途自行退出,齐桓公遂联同鲁、宋、陈、卫、曹五诸侯在夏季出兵攻郑,围新密,不过楚国为救援郑国而派兵攻许,逼使联军弃郑救许后才各自退兵,但许僖公姜业在冬季亲自觐见楚成王,向楚国称臣。
周惠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53年),周惠王姬阆在闰十二月过世,但王太子姬郑因为担心弟弟姬带乘机夺位而密不发丧,派密使向齐桓公求助。
周惠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52年)正月,齐桓公和鲁僖公、宋前桓公、卫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姬襄、陈国大子妫款在洮地与王太子姬郑的使者会盟,对王太子表示支持,得到七诸侯支持的王太子才得以登基为王,然后为周惠王发丧。

周襄王姬郑元年(公元前651年)夏,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在葵丘会盟,周王派周公姬孔与会,当姬孔在秋季离开葵丘返王畿中途遇上正在赴会中途的晋献公,劝说晋献公不必赴会,晋献公回国后不久就在九月病逝,为了争夺晋公之位,晋国陷入内乱,齐桓公因此在十一月率与宋卫郑许曹六诸侯联军西攻晋国,直抵高梁,与秦穆公联手打算扶姬夷吾登晋公位,在晋国内乱之际,次年春,诸狄部落攻打温国,攻破温邑,灭亡温国,国君有苏氏流亡卫国;四月,姬夷吾在秦、齐两大诸侯的帮助下,入曲沃为晋公,即晋惠公,仅一年后(公元前649年)的夏天,王弟姬带联络雒邑以西的诸戎部落——应是早前在渭汭、茅津、桑田一带的戎部落残部扩散入王畿——以助其争夺王位,诸戎部落遂东侵王畿,围攻王都雒邑,秦穆公与晋惠公因此皆派兵进入王畿攻打诸戎以救援雒邑,成功助周王抵抗诸戎的攻侵,最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周王与戎部落停战和好。
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夏,周王发兵讨伐王弟姬带,至秋季,姬带兵败流亡齐国,冬季,齐恒公派使促成周王和晋惠公分别与戎部落讲和。
周襄王五年(公元前647年)夏,齐桓公在卫境咸地与鲁僖公、宋襄公子兹甫、陈穆公妫款、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七诸侯会盟,因应王畿遭受戎部落滋扰的缘故,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诸侯共同派兵进驻王畿协防王都雒邑。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秋,秦国与晋国发生战争,九月十三日壬戌,秦穆公大败晋军于晋境韩原,俘虏晋惠公,十月,秦、晋两诸侯在王城讲和,秦穆公在十一月送晋惠公回国,而晋惠公以大子姬圉入秦为质,又将下阳以西、华山以东甚至黄河以东的晋境解梁邑割予秦国,直至2年后秦国退回黄河以西,两诸侯国再次以黄河为界。
周襄王八年(公元前644年)秋,戎部落再次威胁雒邑,周王派使向齐桓公求助,齐国于是联同其他诸侯再次派兵屯王畿以防御诸戎,但次年十月初八日乙亥,齐桓公病逝后,齐国陷入公位之争,直至七个月后(公元前642年),齐桓公之子姜昭在宋襄公联同曹、卫、邾三诸侯派兵协助下即位为齐公,齐国局势才有所稳定。
周襄王十二年(公元前640年)夏,原来臣属于郑国的滑国叛郑投卫,郑文公派兵攻滑,逼使滑国重投郑国,但当郑军回师后,滑国又转投卫国。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秋,在秦国为人质的晋大子姬圉逃回晋国;在大夫富辰的劝说下,周王宽恕王弟姬带的叛乱罪,容许其返回王畿,次年九月,晋惠公卒,大子姬圉即位为晋怀公,同年底,姬重耳辗转入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欢迎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正月,秦穆公派兵助姬重耳回晋国争夺公位,二月,姬重耳入晋都曲沃,即晋文公,随后晋怀公被杀于高梁邑。[注 53]
在晋文公即位前后,郑文公打算再度派兵攻滑国,周王闻讯后派伯服、游孙伯赴郑,劝说郑文公取消攻打同为姬姓诸侯的滑国,但郑文公不止拒绝周王的劝说,还将伯服和游孙伯拘留下来,周王因此而深感愤慨,派颓叔、桃子联络黄河北岸的隗姓狄部落,促使其出兵攻郑,夏季,隗姓狄部落出兵攻郑,取栎邑而还,为了稳固王室与隗姓狄部落的联盟,周王以隗姓狄女为王后,不料隗王后很快与王弟姬带发生私通丑闻,周王遂废黜隗王后,但此举引起隗姓狄部落不满,颓叔和桃子亦投入隗姓狄部落阵营,拥姬带为王,向隗姓狄部落借兵叛乱,起兵攻周王,周王担心不敌,于是东奔坎欿;至秋季,狄军助姬带大败王军,攻陷王都雒邑,俘虏周公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朝中重要卿士,虽然攻陷雒邑,但因为隗后在温邑的缘故,姬带亦一同居于温邑,周王则从坎欿流亡郑国的氾邑;冬季,周王分别派使赴鲁、晋、秦三诸侯告难,郑文公亲赴氾邑慰问周王。

[注 53]

晋伯王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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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春,秦穆公与晋文公分别出兵勤王,不过晋文公劝退秦军,单独领兵勤王,晋文公在三月二十日甲辰抵达阳樊,然后分兵两路,一支围攻在温邑的姬带,一支入郑迎接周王,到了四月初三日丁巳,在晋军帮助下,周王重新回到王都雒邑,而温邑被晋军攻克,俘获姬带后执送隰城处决,初四日戊午,晋文公亲入雒邑朝觐周王,周王将黄河以北由阳樊、温、原、欑茅等地组成的南阳地区(相当于汉朝的河内郡)永久赐予晋国。
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冬,楚国派兵攻宋,围缗邑,至次年冬,楚国的臣属陈、蔡、郑、许四国亦派兵助楚攻宋,围宋都商丘,宋成公子王臣派使向晋文公求援。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正月,晋文公率兵攻卫,二月,晋文公与齐昭公姜潘在卫境敛孟会盟,逼降卫国,齐、秦、宋三诸侯亦派兵助晋,随后晋文公攻曹围陶丘,在三月初九日丙午攻克曹都陶丘,拘禁曹共公,楚军随之撒围商丘,改为进逼晋军,四月初三日己巳,以晋军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败楚军于卫境城濮,楚军残部撒退,晋胜楚败的消息传开后,郑文公投靠晋国,在五月初十日丙午与晋文公在衡雍会盟,卫成公则逃亡楚国,以弟姬叔武暂掌卫政,之后在十三日己酉,晋文公入雒邑觐见周王,十七日癸丑,晋文公与齐昭公、鲁僖公、宋成公、蔡庄侯、郑文公、卫公子姬叔武、莒兹丕公己期在践土会晤立盟,至六月,卫成公回卫掌政,但误杀姬叔武;冬季,晋文公在温邑与齐昭公、鲁僖公、宋成公、蔡庄侯、郑文公、陈穆公、邾文公曹蘧蒢以及秦穆公派来的使者会晤,并召唤周王赴会,会盟其间,晋文公派人拘捕卫成公,将其囚禁在雒邑,而曹共公得到晋文公的许可回曹复位;十二月十四日丁丑,晋、齐、鲁、宋、蔡、郑、陈、邾、秦九诸侯派兵围许都许邑,逼使许国弃楚从晋。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1年)六月,晋、鲁、宋、齐、陈、蔡、秦七诸侯派使在翟泉与王叔姬虎会盟。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夏,晋文公派医师毒杀卫成公,但因医师受赂而未成,经鲁僖公的求情后,卫成公在秋季得到周王与晋文公的同意回国掌权。
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卫成公派兵攻郑,至匡地而还,同年十二月初九日己卯,晋文公过世,其子姬驩继位为晋襄公。
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26年)夏,晋襄公赴温邑,朝觐周王,然后派兵攻卫,五月初一日辛酉晋军围戚邑,六月初七日戊戌攻取戚邑,之后卫国亦派兵攻晋而去,次年六月,在陈国调解后,晋国与卫国讲和。
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年)秋,楚国派兵攻江国,至冬,晋国派使向周王传达江国的危机,遂令周王派兵与晋军联合攻楚援江,但在楚境方城与楚军对峙,最后双方各自退兵,而江国继续受楚军攻击。
周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623年)秋,晋襄公派兵攻秦,围攻邧城、新城,不克而去,不久后楚国吞并冮国,秦穆公因之哀悼同为嬴姓江国;同一年,秦穆公派兵征服雍州境内全部诸戎部落,至少有8个戎部落邦国因之向秦国臣服,周王因此派使赴雍城祝贺秦穆公。
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夏,秦穆公过世,至秋八月十四日乙亥,晋襄公过世。
周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619年)八月二十九日戊申,周襄王去世,王位由其子姬壬臣继任。

周顷王二年(公元前617年)七月,周王派使在女栗与鲁国使者会盟。
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春,周顷王去世,其子姬班即位为王,同时朝政因周公姬阅与王孙苏的派系斗争而撕裂,甚至互相争取晋国的支持,七月,周王派尹氏、聃启为使赴晋国助姬阅争取支持,在晋国执政赵宣子赵盾的干预后才平息王畿两派斗争;同年五月,齐昭公姜潘卒,其子姜舍继公位,但在九月被密谋篡位的叔叔姜商人杀害,姜商人即位为齐懿公,因为姜舍生母子叔姬是鲁文公姬兴的姨母,于是派使赴雒邑,希望透过国王的王命促使齐懿公送子叔姬返回鲁国,至冬季,周王派单伯赴齐宣布王命,不料单伯被齐懿公拘捕囚禁,随后子叔姬也被拘捕囚禁。

周匡王姬班元年(公元前612年)春,鲁国派使赴晋,希望晋国协助单伯及子叔姬被齐国扣留的事件,在晋国施压下,齐懿公在六月放还王使单伯,但齐国在秋季派兵攻鲁国西境,于是鲁国再派使赴晋控诉齐国,十一月,晋灵公姬夷皋与宋、卫、蔡、陈、郑、许、曹七诸侯在郑境扈地会盟,谋攻齐国,然而因为齐懿公贿赂晋灵公,令攻齐计划取消,到了十二月,齐懿公送还子叔姬回鲁,但同时又派兵攻鲁国西境,旋又因曹国亲鲁,攻曹而去。
周匡王三年(公元前610年)秋,周王遣将甘歜率兵大败戎部落于邥垂。
周匡王六年(公元前607年)九月,晋国发生政变,晋灵公被赵氏所弑,赵盾派使赴王都迎晋文公另一子姬黑臀回晋即公位,为晋成公;十月初六日乙亥,周匡王崩逝,王位由王弟姬瑜接任。

周定王姬瑜元年(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率兵北伐陆浑戎,乘胜兵临伊水,在雒邑附近举行阅兵,周王派王孙满为使慰问楚庄王,其间楚庄王借问九鼎轻重为由试探可否取代姬周王朝,被王孙满以王权“在德不在鼎”为由婉拒,楚庄王自知尚未有取代姬周的能力,遂带着对陆浑戎的胜利回楚。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冬,晋成公、宋文公子鲍、卫成公、鲁宣公姬俀、郑襄公姬坚、曹文公姬寿六诸侯在晋境黑壤(黄父)会盟,周王亦派使与会,次年秦国传出一个有关王室的预言:

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六月,因赤狄潞氏首领婴儿的夫人伯姬——即晋景公的姊姊——被潞氏执政酆舒杀害,直接导致晋国发兵讨伐赤狄,十八日癸卯,晋军大破狄军于曲梁,至二十六日辛亥,晋军灭亡潞氏,酆舒流亡卫国,但卫国很快将酆舒执送晋国处决,秦国在七月派兵攻晋,于是晋景公在二十八日壬午屯居稷地,一边应对秦军一边攻略赤狄领土,在扶立黎侯复国后移屯西进北洛水,在辅击败秦军而晋军亦继续攻略赤狄领土;在晋灭潞的同时,姬周朝廷上的政争加剧,王孙苏派人杀害召公、毛公,掌控王政,而晋景公灭潞后拣选少量狄部男女为象征式俘虏,派使押送入王都雒邑献俘,同时对赤狄的战争继续进行中,至次年(公元前593年)正月,晋军攻灭甲氏、留吁以及铎辰等赤狄三部,赤狄仅馀下廧咎如部苟延残存,晋景公在三月再次将拣选少量狄部男女为象征式俘虏押送入王都雒邑进行献俘仪式,以庆贺晋公为周王对赤狄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
同年夏季,雒邑内的党争再起,召公和毛公的同党与王孙苏一派互相对抗,一座名为宣榭的宫廷建筑可能因此而被烧毁,在秋季,王孙苏斗争失利,被迫流亡晋国,寻求晋国的支援,于是得到晋国支持的王孙苏重返雒邑,晋景公在冬季派范武子士会赴王都调和两派冲突。
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592年)春,晋、齐交恶,六月十六日己未,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邾定公五诸侯在断道(卷楚)会盟,计划攻齐,次年春,晋景公与卫国大子联兵攻齐,至阳谷,齐顷公遂与晋景公在齐境鄫地会晤,成功止戈停战,晋、卫联军退兵,不过鲁宣公计划攻齐,于是派使赴楚联盟,但因楚庄王在七月初一日甲戌过世而不能出兵,鲁宣公改派使联晋攻齐。
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590年)春,王室与诸戎部落矛盾再起,晋景公派使调和失败,周王派兵伐茅戎,但在三月二十日癸未兵败于徐吾氏;同年夏,晋景公与鲁成公在晋境赤棘会盟计划攻齐。
次年(公元前589年)春,齐顷公率兵攻鲁,取龙邑,至巢丘而还,四月,卫穆公派兵攻齐失败,向晋国求援,晋景公遂派郤克(郤献子)领晋军八百乘攻齐,鲁、卫、曹三诸侯亦派兵支援,六月十七日癸酉,联军在齐境鞌地大败齐军,七月二十四日己酉,齐顷公派人与联军在齐境袁娄讲和会盟;楚国得知晋国派兵攻齐,亦大举发兵北上援齐,准备进攻卫、鲁,直至冬季,虽然晋、齐已会盟讲和,但楚国令尹熊婴齐仍率军北上,行经宋国领土攻卫,之后进入鲁国,屯驻在蜀地,鲁成公派使向楚国求和,得到允许,十一月,秦桓公派右大夫说为使赴鲁境蜀地,参与楚国主导的会盟,十三日丙申,楚令尹、鲁成公、蔡景侯姬固、许昭公姜锡我、秦使大夫说、宋使华元、陈使孔宁、卫使孙良夫、郑使姬去疾以及齐、曹、邾、薜、鄫诸侯使者在鲁境蜀地会盟;同年底,晋景公派巩朔(士庄伯)押着鞌之战的齐军战俘赴王都雒邑进行献俘仪式,但周王派单襄公批评:

向晋使巩朔的来意表示拒绝。次年(公元前588年)秋,晋景公派郤克领兵与卫国联合攻灭赤狄残部廧咎如。

周定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86年)十一月十三日己酉,周定王去世,其子姬夷继任为周简王。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夏,周公姬楚在与周惠王、周襄王后代组成的一支王族势力交恶的同时又与大夫伯舆斗争,姬楚竞争失败,因而投奔晋国,周王派刘康公赴晋劝说姬楚,刘康公在阳樊与姬楚会晤,成功说服姬楚回王畿,双方甚至在王畿鄄地盟誓,然而姬楚返回雒邑后仅仅三天,就再度流亡赴晋;秋季,周王与晋大夫郤至为了温邑附近的鄇田归属相争,周王因此派刘康公与单襄公赴晋,向晋景公投诉郤至,在晋景公的命令下,郤至放弃争夺鄇田。
同年冬,在宋国大夫华元的牵线下,晋、楚两国开始罢兵和谈。
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五月,晋国与楚国各派使赴宋,初四日癸亥,两国使者在宋都商丘西门郊外盟誓:

晋、楚争霸中原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春,晋厉公派使联络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诸侯国准备攻秦,三月,九诸侯及其使者在王都雒邑会合,周王亦派刘康公、成肃公助晋攻秦,至四月初五日戊午,晋厉公派魏相宣布与秦国断交。五月,晋厉公在雒邑会合齐灵公、鲁成公、宋共公子固、卫定公姬臧、郑成公、曹宣公姬庐以及邾、滕两诸侯派来的使者,九诸侯联军共同进攻秦国,初五日丁亥,联军与秦军在秦境麻隧大战,秦军战败,秦将成差、女父被俘,联军继续西进追击,大约与此同时曹宣公在军中逝世,之后联军西渡泾水,一直抵达侯丽后才退兵,战后不久成肃公卒于瑕地。
周简王十年(公元前576年)六月,楚国派兵先后攻掠郑、卫,破坏盟约,令晋、楚两国再次交恶。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四月,晋厉公派使联络齐、鲁、卫等诸侯举兵攻郑,楚共王熊审亦举兵救郑,六月二十九日甲午,晋厉公率领的晋、齐、鲁、卫联军与楚共王率领的楚、郑、陈联军大战于鄢陵,相持不下,楚共王因被箭射中而失去一只眼睛,同日晚,楚共王自度不能战胜晋军,连夜撒退,不过郑成公领导下的郑国仍继续追随楚国;七月,晋厉公、齐灵公、鲁成公、卫献公、宋平公、邾定公六诸侯在沙随会盟,计划攻打郑国,随后晋、齐、鲁、邾皆派兵联合攻郑,周王亦派尹武公率兵助攻,联军入郑,屯于郑都新郑西郊,后又移屯制田,改道攻打陈国,兵至鸣鹿后又转攻蔡国,攻蔡之后联军回师屯于颍上,二十四日戊午夜,郑军乘夜偷袭联军而去,其中齐、宋、卫三军皆败于郑军;十二月,晋厉公派郤至押着鄢陵之战中少量楚军俘虏赴王都雒邑进行献俘仪式。
周简王十二年(公元前574年)五月,晋厉公、齐灵公、鲁成公、卫献公、宋平公、曹成公、邾定公七诸侯领兵联合攻郑,周王亦派尹武公及单襄公领兵与之联合,联军攻郑,从戏童进抵曲洧,六月二十六日乙酉,七诸侯在柯陵会盟,之后楚国令尹熊婴齐(子重)领兵北上救郑,兵至首止而联军退兵,暂时避免一场大战;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午,晋国发生政变,郤氏被除,栾氏及中行氏亦几乎在政变中被除,然而不久后栾氏及中行氏发动政变将晋厉公拘禁,暂掌晋政。
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正月初五日庚申,栾氏及中行氏将晋厉公杀害,派荀罃(智武子)、士鲂赴雒邑迎立晋襄公曾孙姬周为晋公,即晋悼公。次年九月十五日辛酉,周简王逝世,王位由其子姬泄心继任为周灵王,据称即28年前秦国预言的“髭王”。

周灵王二年(公元前570年)六月,周王派单顷公赴鸡泽与晋、齐、鲁、宋、卫、郑、莒、邾八诸侯会晤,二十三日己未,单顷公与八诸侯结盟,不久陈成公派使赴鸡泽改投晋国,于是在晋悼公的主导下,八诸侯在戊寅与陈国结盟。
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春,因王畿受到诸戎部落的滋扰,周王派卿士王叔陈生赴晋向晋悼公投诉诸戎部落的行径,然而晋国却将王叔陈生扣押,并派士鲂赴雒邑解释王叔陈生是因为与诸戎部落有勾结而被扣押。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十一月,王都之内以王叔陈生及伯舆两位卿士为首的派系为争夺朝政而水火不容,因为周王支持伯舆,王叔陈生一怒之下出雒邑北奔晋国,周王派人在黄河边上追上劝服王叔陈生,并为之处决史狡以讨好王叔陈生,不过王叔陈生虽然放弃奔晋,但仍然不入王都,晋悼公知道王畿的争执后,派士匄(范宣子)赴王都解决王叔陈生与伯舆的两派争执,王叔陈生在与伯舆的对质中失败,士匄亦代表晋悼公站在周王一边支持伯舆,令王叔陈生倒台投奔晋国,周王遂以单靖公代替王叔陈生为卿士。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冬,周王为娶王后而派使赴齐求婚,隔年(公元前559)秋,周王派刘定公褒命齐灵公:

次年春,周王派单靖公与刘定公一同赴齐迎王后姜氏(穆后)赴雒,同年十一月初九日癸亥,晋悼公去世,其子姬彪在次年正月即晋公位。

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552年)夏,晋国发生政变,在士匄主导下,栾氏势力受到打击,或被害或被囚,秋季,栾氏首领栾盈(栾怀子)被驱遂出晋,栾盈只得带着部众出奔楚国,在途经王畿时被当地人劫掠,于是栾盈派人向周王求助:

周王遂下令禁止劫掠栾盈一行人,又派人将收集栾盈被劫掠的财物将其归还,并派兵护送栾盈部众直至轘辕山,之后栾盈部众南下赴楚;同年冬季,晋平公与齐、鲁、宋、卫、郑、曹、莒、邾八诸侯在商任会晤,共同拒绝收留栾氏同党,然而次年秋,栾盈又从楚国投奔齐国,得到齐后庄公的接纳,于是晋平公在冬季于沙随会晤齐、鲁、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再次强调收留栾氏同党。

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夏,在齐后庄公的帮助下,栾盈秘密返晋,潜入并控制曲沃,在得到魏舒(魏献子)的帮助后发起叛乱,派兵围绛城,随后士鞅(范献子)劫持魏舒,成功迫使魏氏叛栾,在赵氏、韩氏、中行氏、智氏等豪族合力之下,晋军击败栾盈,栾盈退守曲沃,晋军进围曲沃,七月,在栾盈被围曲沃之际,齐后庄公起兵攻卫国,但仅虚晃一枪后,齐军转攻晋国,杀入沁水流域,直抵荧庭,以报复五年前的平阴之败,但在撒退时被晋将赵胜追击而有小失,至十月,晋军攻取曲沃,平定栾盈叛乱。
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晋国正卿士匄去世,赵氏赵武(赵文子)在七月接任正卿主政晋国,赵武支持晋、楚两国应罢兵和谈,得到楚国令尹屈建(子木)的响应,次年,晋、楚两国互访往来商讨。
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春,晋、楚两国停战和谈得到诸侯的支持,决定在宋都商丘会盟,五月,晋正卿赵武至商丘,七月,楚令尹屈建至商丘,其诸侯国使者亦于这段期间抵达商丘,经过商讨最后决定除了秦、齐两诸侯不必臣属晋国与楚国,以及邾国臣属齐国与滕国臣属宋国外而不与盟,其馀郑、宋、鲁、陈、卫、陈、蔡、曹、许等诸侯皆同时向晋、楚两国臣属,“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次日[注 53],晋、楚、郑、宋、鲁、陈、卫、陈、蔡、曹、许各诸侯使者将在商丘西门郊外结盟,在屈建的坚持下,由楚使主盟,因此次会盟在宋国举行而称为“宋之盟”,此后晋、楚争霸中原的斗争再度暂告一段落。
周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癸巳,周王去世,其子姬贵继位为王;闰十二月二十八日乙未,楚康王去世,同月,楚令尹屈建亦卒。

周景王姬贵元年(公元前544年)四月,楚康王之子熊麇(郏敖)继王位,楚康王之弟熊围为令尹。
周景王二年(公元前543年)四月,王弟姫佞夫被其堂弟儋括拥立为王,二十八日戊子,儋括起兵攻取𫇭邑,𫇭邑大夫成愆逃奔入平畤,至五月初四日癸巳,姬佞夫被大夫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等五人联合诛杀,弥平叛乱,儋括一党于是流亡晋国。
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十一月,楚令尹熊围发动政变,杀害楚王熊麇后自立而王;十二月初五日庚戌,晋正卿赵武卒,次年春,晋平公以韩起(韩宣子)出任正卿。
周景王十年(公元前535年)八月二十七日戊辰,卫襄公姬恶卒,随后周王派成简公赴卫吊祭;十月,单献公被襄王、顷王的后裔联手杀害,改立单献公之弟为单成公。
周景王十一年(公元前534年)九月,楚灵王派王弟熊弃疾率兵攻陈,至十一月十八日壬午,楚并陈。
周景王十二年(公元前533年)春,王畿甘邑大夫襄与晋国阎邑大夫嘉因为阎地的归属而发生冲突,晋国派大夫梁丙、张趯领兵与阴(陆浑)戎部落进攻王畿颍地,因此周王急忙派詹桓伯赴晋批评晋平公:

晋正卿韩起于是停止军事行动,派赵成赴雒,向周王送还阎地并放归颍地的俘虏,周王亦派宾滑罢免大夫襄在甘邑的统治以向晋国示好[300],次年七月初四日戊子,晋平公卒,其子姬夷继公位为晋昭公。

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531年)二月,楚灵王熊圉在申邑派使召蔡灵侯姬般入觐,三月十五日丙申,楚灵王在申邑的一场宴会上派兵拘捕蔡灵侯并在四月初七日丁巳将其杀害,随之派王弟熊弃疾领兵攻蔡围蔡都,晋正卿韩起为救助蔡国而在秋季赴厥慭与齐、鲁、宋、卫、郑、曹、杞七诸侯使者会晤,韩起派大夫狐父赴楚要求保留蔡国,但受到楚灵王的拒绝,至十一月二十日丁酉,楚军攻破蔡都吞并蔡国,后熊弃疾被楚王任命为蔡公;十二月,单成公卒。
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大夫原伯姬绞因其管治暴虐,在十月初一日壬申被其臣属遂出原邑,姬绞因而流亡王畿郊地,姬绞之弟姬跪寻接掌原邑,同月二十五日丙申,卿士甘悼公姬过被公室联手杀害,甘公之位由甘成公之孙姬䲡继任为甘平公,而属于甘悼公一党的庾过、瑕辛、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等人在次日丁酉相继被甘平公杀害。
周景王十六年(公元前529年)夏,楚蔡公熊弃疾起兵叛乱,控制楚都郢,熊弃疾拥立其兄熊比(子干)为王,五月,因谣传楚灵王将反攻入楚都郢,楚王熊比惧而自杀,次日熊弃疾即楚王位为楚平王,之后恢复陈、蔡为独立诸侯国,而楚灵王在申亥家中自杀[注 53];七月二十九日丙寅,晋昭公以兵车四千乘阅兵于邾国南部,随后与齐景公、鲁昭公、宋元公、卫灵公、郑定公、曹武公、莒著丘公、邾庄公、滕悼公、杞平公、小邾穆公等十一诸侯在平丘会晤,周王亦派卿士刘献公与会,在八月初四日辛未及初五日壬申,晋昭公再次在平丘阅兵以威慑各诸侯,初七日甲戌,十三诸侯在平丘会盟。
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六月初九日乙丑,王太子姬寿卒,八月二十三日戊寅,穆后姜氏卒,十二月,晋昭公派荀跞(智文子)赴雒吊祭。
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秋,因应陆浑之戎弃晋亲楚,晋顷公遂决定消灭陆浑戎,晋正卿韩起(韩宣子)因为在梦中见到晋文公带著荀吴将陆浑之戎交给自己,认为是吉兆,于是派荀吴领兵南下灭陆浑,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晋顷公派屠蒯赴王畿,向周王预告晋国将派人南下祭祀雒水及三涂山,然而晋顷公的目的被大夫苌弘看穿并向刘献公姬挚提醒晋国将攻打陆浑,因此王室为将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在九月二十四日丁卯,荀吴统兵从棘津南渡黄河,分派人去祭祀雒水及三涂山,随后进攻陆浑之戎,至二十七日庚午攻灭陆浑戎邦,其国君(陆浑子)逃亡楚国,而陆浑部民一部分被晋国收编,一部分溃逃至甘鹿,“周大获”,尽数成为王室部民。
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二月十五日乙卯,大夫毛伯过被族人毛得杀害。

五年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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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四月,周王率领公卿大臣在北邙山田猎,因为周王企图立宠爱的王子姬朝为太子,但受到单穆公姬旗与刘献公的反对,传闻周王在此次田猎中去除单穆公与刘献公,不料周王病亡于荣锜氏,十三日后刘献公过世,单穆公拥护刘献公之子姬狄继公位为刘文公,而王位由王子姬猛继任为周悼王,五月,单穆公在周悼王的同意下攻杀王子姬朝的重要支持者宾起并在封邑与各王子结盟。
六月,周景王下葬后不久,王弟姬朝召集王子姬还、召庄公等支持者,率领郊、要、饯三邑的士卒起兵叛乱,驱逐刘文公,五日后刘文公奔扬邑,而单穆公接周悼王出王宫回单国,但同日晚上,周悼王被姬还劫持回王宫,次日癸亥,单穆公逃出王都,在召庄公的建议下,姬还计划假装与单穆公结盟然后将其击杀,姬还于是与姬姑、姬发、姬弱、姬鬷、姬延、姬定、姬稠等王室成员领兵追上单穆公,姬还在崿岭与单穆公结盟,旋即背盟追杀单穆公,而刘文公回刘国,隔日乙丑,单穆公至平畤,然后反击并剿灭迫兵,于是攻守易位,姬朝闻败讯后逃入京邑,次日丙寅,单穆公攻打京邑而不克,京邑人奔走北邙山逃避战火,巩简公与甘平公在5日内分别攻打姬朝控制的京邑,均失败而退,另一边,刘文公乘势控制王都,单穆公派使赴晋,向晋顷公求援,七月,单穆公奉周悼王屯驻皇地,派王子姬处入王都驻守,13日后姬朝派𬩽肸攻皇地,失败被俘,八月,司徒丑率兵攻打姬朝据点前城失败,继而姬朝重新控制王都,但姬朝派兵攻单邑失败,次日庚午,单穆公反击,在次日辛未攻打东圉,双方进入僵局;晋顷公因王畿内乱持续,遂调派麾下陆浑戎兵及焦、瑕、温、原四邑华夏兵南下控制局势。
十月,晋将籍谈、荀跞(智文子)统兵控制王都,奉迎周悼王回都,庚申,姬朝再次取得胜利,分别在郊邑击败单穆公及刘文公部众、在社邑击败陆浑戎兵,至十一月,周悼王卒,仅4日后,单穆公与刘文公拥立周悼王同母弟姬丐为新王,十二月,晋军分屯于平阴、侯氏、谿泉、社邑,而王军分屯氾、解、任人三邑,后晋军攻取前城。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正月,晋军与王军围攻郊邑,次日即攻取郊邑,初五日丁未,晋军屯平阴,王军屯泽邑,在晋国援助下,单穆公与刘文公一派再占上风,周敬王派使向晋顷公表示已控制畿内局势,于是晋军在初八日庚戌退兵,在四月十五日乙酉,单穆公攻取訾地、刘文公攻取墙人和直人,六月十三日壬午,姬朝退守尹邑,十七日丙戌,单穆公与刘文公各自领兵分别从阪道、尹道进攻尹邑,单穆公首先抵达尹邑,但被姬朝打败,刘文公闻讯后退兵,此后双方攻守再度逆转,姬朝统兵往攻王都,二十一日庚寅,单穆公与刘文公奉周敬王退出王都往屯刘邑,二十五日甲午,姬朝再次控制王都,七月初九日戊申,姬朝入居王宫,因此被称为“西王”,而居于刘邑的周敬王又被称为“东王”,之后西王姬朝派姞辛率兵攻刘文公,在唐地击败刘文公所部,十七日丙辰,姞辛再败刘文公于𬩽地,二十五日甲子,姞辛攻取西闱,二十七日丙寅,姞辛攻取蒯邑。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正月辛丑,召简公(伯盈)、甘桓公在王都雒邑觐见西王姬朝,二十二日戊午,姬朝攻取邬邑,六月初八日壬申,姬朝派兵攻取瑕邑及杏邑;晋正卿韩起在郑定公的建议下,决定在明年召集诸侯大会以谋划安定王室。十月癸酉,姬朝用“成周之宝珪”祭祀河神。
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夏,晋、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十诸侯使者在晋境黄父会晤,决定输粮出兵,为“明年将纳王”做准备。十月壬申,姞辛率兵于巩地渡雒水,焚东訾而不克。
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四月,单穆公派人向晋国求援,五月初五日戊午,刘文公所部在尸氏击败姬朝军队,十五日戊辰,刘文公再战于施谷,反被姬朝所部击败,至七月十七日己巳,刘文公带着周敬王离开刘邑,在十八日庚午到达渠邑,而刘邑则被姬朝军队攻破焚毁;周敬王在二十四日丙子至偖氏,二十五日丁丑至萑谷,二十八日庚辰至胥靡,二十九日辛巳至滑邑才安定下来,正在姬朝节节胜利之际,晋顷公派荀跞、赵鞅(赵简子)统兵赴援周敬王,并先行派兵屯守王畿南方的阙塞(伊阙)。
十月十六日丙申,得到晋国支持的周敬王在滑邑召集大军出征,十一月十一日辛酉,晋军攻取巩邑,西王与东王再次攻守逆转,眼见西王姬朝濒临失败,召简公遂驱逐姬朝出王都并派人与单穆公、刘文公结盟,而姬朝不得不与召氏族人、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等支持者带着“周之典籍”流亡楚国;周敬王在二十三日癸酉入居王都,至此王畿才恢复统一。
同年十二月,在楚国的西王姬朝派使向各诸侯国发出函告,以解释起兵因由及寻求地方诸侯的支持,鲁国大夫闵马批评姬朝的函告内容:“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这场内乱由王子姬朝在周灵王二十五年五月发起,姬朝最初占有优势,不止占据王都雒邑,还控制住周悼王姬猛,但很快在同月被卿士单穆公击败,失去了对王都及周悼王的控制,至十月,晋国派兵入王畿助单穆公、刘文公一派,令其优势更为稳固,不过周悼王在十一月过世,单穆公与刘文公旋即拥立姬丐为新王,继续对姫朝保持压力,至次年正月晋国退兵后,姬朝在六月于尹邑城外击败单穆公,再次占有优势,而单穆公与刘文公兵败如山倒,同月,姬朝再度占领王都,逼使姬丐离开王都,之后三年虽然姬朝保持优势,但亦未能消灭单穆公与刘文公势力,周敬王四年七月,晋国再次派兵勤王,十一月,姬朝众叛亲离只得率残部奔楚,而姬丐返回王都,这场长达四年六个月横跨五年的内战才结束。
因应战时周敬王所居之刘邑在东,而姬朝所居之雒邑在西,两股势力可分别称之为东王派、西王派。

畿内内战派系
东王派 西王派
主要人物 备注 主要人物 备注
周悼王姬猛 姬朝
周敬王姬丐 姬还
单穆公姬旗 姬发
刘献公 姬弱
刘文公姬狄伯蚠 姬鬷
巩简公 姬延
甘平公 姬定
苌弘 姬稠
阴不佞 尹文公姞圉
晋顷公 姞辛(尹辛)
不适用 不适用 姞固(尹氏固)
不适用 不适用 召庄公(伯奂)
不适用 不适用 召简公(伯盈) 召庄公之子,后转投东王派
不适用 不适用 甘桓公 甘平公之子
不适用 不适用 毛伯姬得
不适用 不适用 南宫极
不适用 不适用 南宫嚚
不适用 不适用 𬩽肸
不适用 不适用 𬩽罗
不适用 不适用 阴忌

苟安伊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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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秋,晋、宋、卫、曹、邾、滕、薛七诸侯使者在郑境扈地会晤,决定派兵入王畿驻守,十二月,七诸侯联合派兵驻守王畿,次年秋,晋国正卿韩起(韩宣子)去世,魏舒(魏献子)接任正卿。
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二月,召简公以及姞固等姬朝残党被周王处决,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庚寅,姬朝残党姬赵车占据鄻邑发起叛乱,但很快被大夫阴不佞敉平,次年六月二十一日庚辰,晋顷公去世,其子姬午继公位为晋定公。
周敬王十年(公元前510年)八月,周王派富辛、石张赴晋国,要求晋定公帮助建立一座新成周城:

于是晋正卿魏舒召集诸侯会盟,十一月,魏舒与齐、鲁、宋、卫、曹、莒、薛、杞、小邾九诸侯使者在王畿狄泉,决定共同为周王另外建立成周城,十四日己丑,开始规划建城;同年,传闻蔡昭侯及唐成公入郢都觐见楚昭王时,因楚令尹囊瓦(子常)要贿不成而将蔡昭侯与唐成公扣留在郢。次年正月,魏舒在大陆田猎回程途中于宁地过世,士鞅(范献子)继之为晋正卿,而新成周城经过约30天(三旬)的劳动后建成,之后周王移居新成周城,雒邑沿用王城称呼。
周敬王十二年(公元前508年),因为巩简公长期好用外人而疏远巩氏族人,在四月二十四日辛酉被其宗族杀害。
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冬,唐国与蔡国先后行贿楚令尹囊瓦,满足其要求后,滞郢三年的唐成公与蔡昭侯才被放还回国后,其中蔡昭侯立即派人向晋国请求伐楚。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三月,在卿士刘文公主持下,晋定公、鲁定公、宋景公、蔡昭侯、卫灵公、陈惠公、郑献公、许公姜斯、曹隐公、莒郊公、邾隐公、滕顷公、薛襄公、杞悼公、小邾穆公以及齐大夫国夏等十六诸侯及使者在召陵大会,谋划攻楚,但被晋正卿士鞅拒绝,同年冬,吴王姬阖庐大举起兵攻打楚国,沿淮水逆流而上攻入楚境,与蔡、唐两诸侯联合攻楚,十一月,吴王大败楚令尹囊瓦于柏举,囊瓦逃亡郑国。吴军随之进抵清发水,五战五胜楚军,楚昭王熊珍被逼离开楚都郢,次日吴军即攻入郢,而楚昭王先逃至郧国,再逃至随国;在随国的楚昭王派申包胥赴秦告急求援,但秦哀公拒绝出兵,申包胥为之哀悼哭泣绝食七日,促使秦哀公决定派兵五百乘救楚。
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春,周王乘吴军入郢,吴、楚交兵的混乱局势,派人赴楚刺杀王弟姬朝;六月,在楚秦军自稷地出发,与楚军联合大败吴军于沂地,之后楚国新令尹熊申(子西)亦大败吴军于军祥,七月,楚、秦联军攻灭唐国,九月,吴王姬阖庐之弟夫概在吴国自立为王,被吴王派兵攻败,夫概不得已投奔楚国,这次吴国内哄削弱了吴军战力,随后吴军虽在雍澨击败楚军,但旋又被秦军击败,吴军退屯于麇地,楚军以火攻在麇地击败吴军,之后楚军在公婿之谿再次击败吴军,此战后吴王率军退还吴国,吴楚大战结束,十月,楚昭王重返郢城。
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夏,以儋翩为首的姬朝残党得到郑国支持,郑国因此出兵攻打王畿之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等六邑,至六月,晋定公派阎没率兵入驻王畿,并修缮胥靡城,但儋翩的势力继续坐大,周王为此在十二月离开成周城,移居姑莸以避乱。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二月,儋翩据仪栗发起叛乱,尹氏从之,四月,单武公与刘桓公出兵攻打叛军,大败尹氏于穷谷,至十一月,单武公与刘桓公在姑莸奉接周王,初五日己巳,周王入居雒邑;同年秋,齐景公与郑献公结盟反晋,之后卫灵公派人赴沙地(琐地)与齐景公结盟。
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502年)春,单武公与刘桓公继续平叛,二月,单武公攻取谷城,刘桓公攻取仪栗,隔日,单武公攻取简城,刘桓公攻取盂邑,儋翩之乱随之被敉平[注 53];夏,晋正卿士鞅率军在卫境鄟泽与卫灵公会盟,但因为卫灵公在会上受辱,返回卫都帝丘后遂决定叛晋;同年秋,卿士成桓公与晋正卿士鞅联合率兵攻郑,围攻虫牢,随后又攻打卫国而去,次年士鞅去世,晋正卿之位由赵武(赵文子)之孙赵鞅(赵简子)接任。
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秋,齐景公与卫灵公联兵攻晋,齐景公围攻夷仪,卫灵公围攻五氏(寒氏),齐军攻克夷仪而卫军攻五氏失败,但在回师途中,齐军被追击而来的晋军打败,齐景公率残部回齐。
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夏,晋正卿赵鞅统兵攻卫,围帝丘,但不克而还,然而卫灵公亦因此向赵鞅割让五百户华夏人口,赵鞅将其安置于邯郸,而邯郸大夫赵午因此与卫国建起友好关系。
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齐景公与卫灵公再度发兵攻晋,入河内(晋南阳),闻有晋军反击而草草撒退;夏,赵鞅命令赵午将五百华夏户转移至晋阳,传闻赵午为了避免与卫国之间的关系恶化,遂派兵攻齐国边境而去,再以担心齐国报复为由将五百华夏户转置晋阳,但赵鞅得知后怒而将赵午囚禁在晋阳,不久后将赵午处死,于是赵午之子赵稷及家臣涉宾据邯郸叛乱,因此晋定公派籍秦率军在六月围攻邯郸,不料,赵午是荀寅(中行文子)的外甥,而荀寅又是士吉射(范昭子)的姻亲,遂令中行氏及范氏卷入赵氏内哄。
七月,中行氏、范氏起兵攻打“赵氏之宫”,迫使赵鞅逃亡晋阳,在晋定公的许可下中行氏、范氏进而围攻晋阳;围攻邯郸的籍秦也投入中行氏、范氏阵营,邯郸可能因此解围;晋国其他三大家族智氏、魏氏、韩氏也卷入中行氏、范氏与赵氏之间的家族斗争,韩不信(韩简子)与荀寅交恶、魏曼多(魏襄子)与士吉射交恶,而荀跞(智文子)亦欲驱遂荀寅、士吉射,在经过晋定公的同意后,智氏、魏氏、韩氏三家在十一月奉晋定公之命起兵攻打中行氏、范氏,但不克而还,晋阳可能因而解围,荀寅与士吉射转而率兵攻打晋定公,受到晋国上下的联合反对而失败,于是晋定公乘胜派兵攻打荀寅、士吉射,十八日丁未,荀寅、士吉射退入朝歌据守,而晋军围攻朝歌;赵鞅在经魏曼多、韩不信的求情后,得以在十二月十二日辛未入绛邑,代表赵氏与晋定公和解,而邯郸随后再次被晋军围攻。
王室因为卿士刘公与范氏“世为婚姻”,所以在这一场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对中行氏、范氏的战争中支持中行氏及范氏阵营。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夏,齐景公、卫灵公与鲁定公在牵地会晤商讨救援中行氏与范氏,而以晋大夫士鲋(析成鲋)及小王桃甲为首的中行氏、范氏党徒发动狄部落往攻绛邑,兵败而还后各奔东西,小王桃甲入朝歌城、士鲋入王畿,至秋季,齐景公与宋景公为帮助范氏而在曹国洮地会晤,十二月,晋军在潞地打败中行氏与范氏的军队,俘获籍秦、高强,紧接着又在百泉打败范氏与郑声公的联军,瓦解了中行氏与范氏在晋国的势力;这一年秋,卫大子姬蒯聩谋杀其父卫灵公之夫人南子失败,被迫流亡宋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四月,齐景公与卫灵公为了救援被围的赵午,联合出兵攻晋,围五鹿,不克而退,至秋,齐景公与卫灵公在干侯会晤商议援助范氏及中行氏,并派使与鲜虞国联络,鲜虞与齐、卫、鲁三诸侯遂共同出兵攻晋,攻取棘浦;十一月,晋正卿赵鞅统率晋军团攻朝歌。
周敬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93年)四月初六日丙子,卫灵公卒,其孙姬辄被立为公,即卫出公,六月十六日乙酉,赵鞅接纳姬辄之父,即卫大子姬蒯聩的投靠并将其安置于戚邑;八月,郑将罕达、驷弘领兵护送齐国粮食予朝歌,士吉射派兵迎接,与赵鞅率领的晋军在戚地遭遇,初六日甲戌,晋军在铁地击败郑军,“获齐粟千车”,大胜而还。
周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92年)春,齐景公与卫出公派兵攻晋国,围戚邑,更派使鲜虞国要求援助,但未能达到目的而退兵;夏,因应王室支持中行氏及范氏,赵鞅于是统兵南下王畿,在晋军武逼迫之下,六月初十日癸卯,刘文公杀害亲近中行氏及范氏的大夫苌弘以向赵鞅示好,成功避免战争,而赵鞅在退兵后,于十月再次亲赴前线继续朝歌围城战,二十二日癸丑,士吉射、荀寅放弃朝歌逃入邯郸。
周敬王二十九年(公元前491年)七月,齐景公与卫出公派兵攻晋以援救范氏,十三日庚午,齐、卫联军围攻五鹿,但未能左右晋军动向,九月,赵鞅加紧围困邯郸,至十一月逼使邯郸投降,荀寅流亡鲜虞国、赵稷逃入临邑,十二月,赵稷投奔齐军,之后齐军先后攻破晋国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等八邑而去,然后赴鲜虞护送荀寅入晋境范氏柏人城。
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春,晋定公派兵围攻柏人,士吉射与荀寅因此流亡齐国,晋军攻取柏人,范氏守臣张柳朔战死;夏,因卫出公派兵助中行氏及范氏,晋正卿赵鞅遂率兵攻卫,围中牟,未克还师。
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春,因鲜虞曾经支援中行氏及范氏,赵鞅遂率兵攻打鲜虞国,惩鲜虞而回,至此,晋国的中行氏及范氏叛乱才最终完结。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夏,周王派卿士单平公与晋定公、鲁哀公、吴王姬夫差在黄池会晤,正值黄池大会之际,越王姒勾践在六月十一日丙子起兵攻吴,于二十一日丙戌大败吴军后,次日二十二日丁亥攻入吴都姑苏,吴王得知后,在七月初七日辛丑急切地与晋公在盟会互相争当盟主,吴王认为“于周室我为长”,而晋公则认为“于姬姓我为伯”,互相争持不下,晋正卿赵鞅遂决定以兵威逼使吴王让步,吴王亦以随行的三万吴军示威,赵鞅派使与吴王谈判,最后会盟由晋公主盟,结束后吴王统兵回江东,返程中途派王孙茍使赴成周,向周王表示:

周王回复吴使王孙茍:

吴王南下后派使与越王谈判议和,越王自㤔难以一举灭吴,在吴王付出巨额财物后,越军退出姑苏,至冬季,吴、越两国恢复和平。
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冬季,在晋境戚邑的卫国前太子姬蒯聩与在卫都帝丘的姊姊孔姬联络,秘密潜入帝丘,在孔姬的协助下,姬蒯聩迫使表弟孔悝与之结盟发起叛乱,控制帝丘,卫出公姬辄闻变连忙逃奔鲁国,孔悝的邑宰仲由(子路)带人对抗姬蒯聩失败被杀,之后姬蒯聩被孔悝拥立为卫公,即卫后庄公,次年春,卫后庄公派鄢武子肸赴成周,向周王表明:

周王派单平公回应卫使鄢武子:

卫出公赴鲁国,之后转赴齐国。

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去世,其子姬仁继王位。

周元王姬仁元年(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王姒勾践起兵攻吴,围攻吴都姑苏,2年后(公元前473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卯,越军攻破姑苏,吴王夫差自缢,吴国尽为越国所并,次年,越王领兵北上,在徐州与晋出公、齐平公等诸侯会晤结盟并派使赴成周向周王上贡,周王以祭祀之肉(胙)回礼越王;徐州之会结束后,越王将昔日吴国夺自宋国的沛邑、夺自楚国的浮陵、夺自鲁国的临沂及开阳等地各还其国,得到“霸王”外号。[注 53]
周元王八年(公元前468年),周王崩,其子姬介继王位。

周贞定王姬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晋正卿荀瑶(智襄子)与魏驹(魏桓子)、韩虎(韩康子)三大家族联手出兵攻赵氏,将赵无恤(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但三家联军在围城三月不克,于是筑堤坝拦蓄晋水以淹灌晋阳城,晋阳被围城约2年后(公元前453年)的春季,赵无恤因围城日久而粮尽兵弱,遂派张孟谈出城暗地里与魏驹、韩虎约定反攻荀瑶,三月初九日丙戌,魏氏、韩氏派人夺堤坝决水灌智氏军营,随后魏氏、韩氏与赵氏出兵围攻智氏军队,在晋阳城外大败智氏,擒杀荀瑶,智氏家族自此衰败凋零,之后智氏封地被赵、魏、韩三家瓜分殆尽,而赵氏所得最多[313]
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41年),周王去世,其长子姬去疾继王位为周哀王,但只在位3个月,之后被王弟姬叔袭攻杀,姬叔袭篡王位为周思王,然而仅在位5个月后就被王弟姬嵬攻杀,姬嵬因此得以继承王位为周考王,这一年,周贞定王的三个儿子先后取得王位,王都成周先后变换四位大王,是王子姬朝叛乱后王畿发生的首次内哄。
周考王在位期间,将雒邑(王城)一带封建予王弟姬揭(西周桓公)并任命其周公,之后姬揭的势力日渐强大至足以与周王分庭抗礼甚至压倒周王,成为王畿分裂的远因。

王畿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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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周王去世,王位顺利传至其子姬午手上,为周威烈王。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魏斯(魏文侯)派其子魏击联同赵籍(赵烈侯)、韩虔(韩景侯)奉晋烈公率兵攻齐,同时身为晋国同盟的越王姒翳亦领兵攻齐,各自成功击败齐军,战胜之后,越王在鲁都曲阜稷门外与齐宣公、鲁穆公和谈会盟,之后齐宣公赴晋军营地与赵氏、魏氏、韩氏三家会盟,三家亦派使臣赴临淄溋门外与齐使会盟,胜利后晋烈公率领齐宣公、鲁穆公、宋昭公、卫慎公与郑𦈡公等五诸赴成周入觐周王,而且将部分齐军俘虏用作向周王的献俘义式以炫耀武功[314][315][316]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在晋国赵、魏、韩三大家族的要求下,周王将三家封为诸侯,自此赵、魏、韩三家三分晋国而成为独立诸侯国。

王室世系与周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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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周王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注 39]
周王朝王表
称号 王名 积年/积月 统治年份 备注
武王
姬发
约公元前1046年~约公元前1043年 不适用
成王
姬诵
三十二 约公元前1043年~约公元前1011年 不适用
康王
姬钊
十五 约公元前1010年~约公元前996年 不适用
昭王
姬瑕
十九 约公元前995年~约公元前977年 不适用
穆王
姬满
五十五 约公元前976年~约公元前922年 不适用
共王
姬繄扈
二十二 约公元前921年~约公元前900年 不适用
懿王
姬囏
约公元前899年~约公元前892年 不适用
孝王
姬辟方
约公元前891年~约公元前886年 不适用
夷王
姬燮
约公元前885年~约公元前878年 不适用
厉王
姬胡
三十七 约公元前877年~约公元前841年 不适用
不适用 约公元前841年~约公元前828年 不适用
宣王
姬静
四十六 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 不适用
幽王
姬宫涅
十一 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71年 不适用
平王
姬宜臼
五十一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20年 不适用
桓王
姬林
二十三 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97年 不适用
庄王
姬佗
十五 公元前696年~公元前682年 不适用
釐王
姬胡齐
公元前681年~公元前677年 不适用
惠王
姬阆
二十五 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52年 不适用
襄王
姬郑
三十三 公元前651年~公元前619年 不适用
顷王
姬壬臣
公元前618年~公元前613年 不适用
匡王
姬班
公元前612年~公元前607年 不适用
定王
姬瑜
二十一 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86年 不适用
简王
姬夷
十四 公元前585年~公元前572年 不适用
灵王
姬泄心
二十七 公元前571年~公元前545年 不适用
景王
姬贵
二十五 公元前544年~公元前520年 不适用
悼王
姬猛
约半年 公元前520年 不适用
敬王
姬丐
四十四 公元前519年~公元前476年 前王之弟
元王
姬仁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68年 不适用
贞定王
姬介
二十八 公元前467年~公元前441年 不适用
哀王
姬去疾
三月 公元前441年 不适用
思王
姬叔袭
五月 公元前441年 前王之弟
考王
姬嵬
十五 公元前441年~公元前426年 前王之弟

[注 54]


[注 51]

嬴秦部落:汉族统一王朝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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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皞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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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皞氏部落内有一分支玄鸟氏,玄鸟氏的一名男性与颛顼氏的女修婚配而生子大业,别立为一支氏族,大业与少典氏的女华联姻而生下大费,大费因为参与大禹治水而得到有虞氏首领兼部落共主大舜的赏识,大费得以迎娶有虞氏之女(姚姓之玉女),与强大氏族的联姻令大费家族开始崛起,之后大舜赐姓大费嬴姓,可能因此之故,大费家族的世居地因此得名“嬴”,流经该地的河流亦名为“嬴水”。[注 16]
大费的两个儿子大廉与若木分别立氏,于是嬴姓氏族分为两支主要氏族,大廉后裔为鸟俗氏,若木后裔为费氏,在姒启建立夏王朝后,费氏成为夏后氏的臣民也即夏部落的一部分,而鸟俗氏可能并没有臣属于夏后氏而是夷部落一部分,但嬴姓两大氏族在夏代末年不约而同向商部落的首领子履称臣,特别是费氏更在商部落攻灭夏后氏而吞并夏部落的战争立下功绩,嬴姓氏族遂成为商部落的一部分。
至晚商时代,嬴姓鸟俗氏的首领中衍得到与商王室联姻的机会,以此为樊机,提高了嬴姓氏族在商王朝的地位,中衍之子胥轩为商王朝“保西垂”,居于王朝西部地区,与骊山姜姓氏族之女联姻而生下中潏,中潏继续为王朝“保西垂”,至中潏之子蜚廉时期,蜚廉得以接近王朝中央,蜚廉与其子恶来两人成为商纣王信任的大臣,为纣王东奔西走,周武王伐纣时将商王连同恶来一并杀死,而蜚廉站在亲商阵营反对周王朝,在周公姬旦东征平叛时被杀于“海隅”也即青州地区,因此蜚廉另两个儿子,恶来革及季胜两人所代表的嬴姓氏族在周王朝的地位低下,恶来革可能因此而早逝,在周公东征至周孝王时期之间——很可能在大骆一代——嬴姓被周王西迁至西犬丘以守卫边境。
在周穆王时代,季胜玄孙造父因助周穆王东征徐偃王有功,受封于赵城,因地得氏,嬴姓鸟俗氏遂为嬴姓赵氏,恶来革的玄孙大骆亦因此为嬴姓赵氏,嬴姓在周王朝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至迟此时嬴姓氏族成为周部落的一部分,而恶来革在西犬丘的后代亦因此成为嬴姓赵氏,至周孝王时期,因为大骆之子非子为周王在“汧渭之间”养殖马匹有功,周孝王因此裂土分封非子于秦地为附庸,自此非子从大骆家族分开别立一支宗族,为嬴姓秦氏,非子号称秦嬴,成为一新氏族的始祖。

姬周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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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的世袭附庸位三传至曾孙秦仲,秦仲三年(公元前842年),王畿国人阶层发生暴乱,周厉王被迫退位,王位空置,王权暂时由诸侯摄政代行,西戎诸部趁此良机东侵,攻破西犬丘,杀光大骆家族,但直至周厉王之子周宣王登基(公元前828年)后,王朝才开始采取反击行动,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派其负责攻伐西戎部落。
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在对西戎的战争中不幸被西戎王杀害,于是周王召集秦仲的五个儿子,从王畿中割取七千华夏兵予嬴秦继续反攻西戎,在秦仲五子的努力下成功反败为胜,将西犬丘从西戎部落手上收复回来,战后,周王以其中一子继秦仲位(公元前821年)为秦庄公,并认可将西犬丘领地并入嬴秦,自此秦庄公从秦邑移居入西犬丘为周王朝守边。
秦庄公之子世父为了报复祖父秦仲被害之仇,主动搅下对付西戎王的责任,将附庸继承人之位让予弟弟,在秦庄公与世父的领导下,此后四十四年间西犬丘及秦邑这两片嬴秦领地得到粗安局面。
周幽王四年(公元前778年),世父之弟接任附庸位为秦襄公,在其统治的第二年(公天前776年),西戎诸部再一次发兵攻打西犬丘,66年前西犬丘保卫战的嬴姓赵氏失败陷戎,这一次嬴姓秦氏成功抗击西戎,只是世父被西戎俘虏,经秦襄公与西戎王之间的外交往来,世父在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才被释放回周。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西申侯支持被废的太子姬宜臼,周幽王遂亲领兵围攻西申,不料西申与西戎、犬戎串通,诸戎军南下击败王军,周幽王节节败退,至骊山附近兵败被杀,姬宜臼于是成为新王,作为姬周新王,开始与进犯关西王畿的诸戎渐生矛盾;周平王姬宜臼为了拉拢诸侯,册封附庸嬴秦为新诸侯国:

自此嬴秦得到与晋、郑、齐、卫等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的身份,享有对岐山以西地区的合法统治权以及独自对戎狄诸部作战的正当性。[注 19][注 48]


[注 55]

雍州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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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襄公在成为诸侯的次年建立西畤祭祀少皞氏,之后四年秦国一直向东“攻遂戎”,至周平王五年(公元前766年)秦军兵锋已抵达岐山脚下,适逢秦襄公身故,其子继公位为秦文公。
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秦文公率兵七百东巡,次年抵达汧渭之会后即筑城为都,将治所从西犬丘迁出,进入关中平原西端,在周平王十五年(公元前756年)建立鄜畤祭祀。
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间,秦文公将秦境东扩至岐山,其地原有周部落民众亦入秦为部民,至周桓王四年(公元前716年),统治秦国五十年的秦文公去世,公位由其孙继承为秦宪公。
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秦宪公将治所迁入平阳为新都,而平阳西边的诸侯小虢国继续与秦国共存;同年秦宪公派东进攻伐荡社,第二年又派兵与亳王作战,第三年(公元前712年)亳王兵败北投诸戎,荡社灭亡,渭水中游平原被秦国收复,大量周部落人口亦被秦部落吸收,秦国甚至乘胜将领土继续向东扩,收取渭水下游平原大部分地区,黄河以西的关中平原几乎尽为秦国领土,与位于黄河西岸的梁、芮两诸侯接壤。
周桓王十二年(公元前708年)夏,秦宪公派兵攻打同为诸侯的芮国,不料因轻敌而遭受失败,因为芮国诸侯芮伯姬万在去年被生母芮姜驱遂出国而流亡魏国,于是同年秋,秦宪公与周桓王联合围攻魏国,成功逼使魏国交出姬万给秦国,以控制芮国。
周桓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秦宪公再度派兵东进,攻灭荡氏,同年秦宪公过世,随后秦国发生自秦非子以来第一次政变,当时弗忌、威垒、三父三名大庶长联手将大子废黜,改扶年仅五岁的大子之弟为新秦公,即秦出子,在秦出子统治的第二年(公元前702年),秦国派兵助姬万回芮掌政,成功将芮国变为秦国的势力范围。
周桓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98年)弗忌、威垒与三父一派杀害秦出子,重新将被废的原大子扶上公位,即秦武公,次年(公元前697年)秦武公即派兵东征局促在华山一隅的彭戏氏,将其攻灭,西岳华山成为秦国东疆。
周庄王二年(公元前695年),秦武公将曾经擅行废立的弗忌、威垒与三父一党尽数处决,七年后,秦武公派兵西伐西戎诸部,攻灭邽戎、冀戎,拓展在陇西高原的疆土并移华夏民实边以设立邽县、冀县强化控制边境。
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秦武公过世但其子嬴白并末能继承公位[注 56],反而由秦武公三十三岁的弟弟继承公位,为秦德公,嬴白则得到秦都平阳作为封邑,因此秦德公决定迁都。
周釐王五年(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将位于平阳以北的雍城确立为秦国新都,同年梁伯与芮伯两诸候赴雍城朝见秦公,然而次年秦德公即过世,公位由其三个儿子相继接任。
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秦宣公建立密畤,同年,秦国与晋国在河阳发生首次冲突,以秦军胜利告终。
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秦宣公去世,虽然有子女但公位由弟弟接任,为秦成公,次年梁伯与芮伯两诸候再次雍城朝见秦公,三年后秦成公去世,其弟弟嬴任好继承其兄公位,为秦穆公。
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秦穆公亲自领东征茅津,攻破盘踞该地的戎部落(茅戎)。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十二月初一日丙子,晋献公领兵攻克西虢首都上阳城,西虢公姬丑逃难王都雒邑,西虢国灭亡,之后晋献公在回程中驻留虞国并趁机攻并虞国,其中百里傒因此而成为俘虏;同年秦穆公迎娶晋献公之女穆姫[注 53],时年已七十多岁的百里傒成为穆姬的随从入秦,中途逃亡楚国但被楚国边民控制囚禁,秦穆公听闻百里傒有才能,就用五张黑山羊皮将百里傒赎回秦国,任命为大臣;虽然秦穆公成为晋献公的女婿,但秦、晋两诸侯并末因此实现和好,不久后在河曲又爆发一次军事冲突。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九月,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六诸侯以及王使周公宰孔在葵丘会盟,不久晋献公过世,其继承人姬奚齐在十月被臣下里克杀害,姬奚齐异母弟姬卓继立,但在十一月又被里克杀害,齐桓公闻讯于是派姜朋领兵与宋、卫、郑、许、曹五诸侯联军攻晋以干预晋国公位之争;同时,晋献公另一子姬夷吾在梁国派郤芮赴秦求援以争夺晋公位,为此许诺将黄河以西以南加上解梁一带晋境转让秦国,于是姬夷吾得到秦穆公的支持,秦国派兵会合诸侯联军以助姬夷吾回晋登位,姜戎氏大约因此归附姬夷吾赴晋为其效力。
周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四月,在诸侯联军以及周王的支持下,姬夷吾即晋公位,为晋惠公,一掌权即派使秦国要求推迟割让领土,事实上永久冻结领土转让之事,而连弑两公的里克被迫自杀。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夏,王弟姬带联络雒邑以西的诸戎部落——应是早前在渭汭、茅津、桑田一带的戎部落残部扩散入王畿[注 50]——以助其争夺王位,诸戎部落遂东侵王畿,围攻王都雒邑,秦穆公与晋惠公因此皆派兵进入王畿攻打诸戎以救援雒邑,成功助周王抵抗诸戎的攻侵,最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周王与戎部落在秋季停战和好,然而次年冬,周王与戎部落再生,由齐桓公派管夷吾调解周王与戎部落的冲突。
周襄王五年(公元前647年)冬,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向秦国求援,于是秦穆公派人以水运送粮入晋救济,规模之大被称为“泛舟之役”,然而在下一年冬季,当秦国发生饥荒而向晋国求粮时,晋惠公拒绝秦穆公的请求。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秋,秦穆公领兵攻晋,三败晋军,兵抵晋境韩原,于是晋惠公领兵迎战,九月十三日壬戌,秦军在韩原击败晋军并俘虏晋惠公,最后秦穆公决定与晋惠公议和,十月,秦穆公与晋国代表吕省在王城会盟,得到五年前晋惠公许诺转让给秦国的领土,黄河以西以南的晋境遂转为秦境,甚至黄河以东的一部分晋境亦成为秦境,十一月,秦穆公放晋惠公回国,晋国在战败后不久再一次发生饥荒,秦穆公又再一次送粮予晋国渡过困境,次年秋,狄部落得知晋国兵败韩原后,出兵侵晋,攻掠狐厨、受铎以至昆都而去。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夏,晋惠公派大子姬圉入秦为质子,以此换取秦国归还黄河以东的领土,姬圉在秦国娶怀嬴,嬴、姬二姓又一次联姻。
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冬,秦穆公派兵攻梁国,攻取新里,次年冬又派兵攻梁,将其攻并。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秋,质子姬圉抛弃怀嬴逃出秦国回晋,第二年九月,晋惠公过世,姬圉即晋公,为晋怀公,同年底晋公子姬重耳自楚入秦,得到秦穆公的欢迎,并迎聚怀嬴、文嬴等五个秦穆公的女儿以结姻亲。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正月,秦穆公领兵助姬重耳回晋,秦军东渡黄河入晋,先后攻取令狐、桑泉、臼衰,二月,晋军屯于卢柳,秦 穆公派大夫嬴絷赴晋军联络,之后晋军移屯郇地。
姬重耳派狐偃与秦、晋两诸侯国重要大臣在郇地会盟,随后姬重耳掌控晋军,入主晋都即晋公位为晋文公,而晋怀公被杀于高梁,但晋文公地位仍然不稳,大臣吕省、郤芮一派阴谋作乱,于是晋文公向秦穆公求援,三月,双方在王城秘密会晤,同月底,吕省、郤芮举兵叛乱,但寻遍不获晋文公,自知失败准备流亡秦国,被秦穆公诱杀,之后晋文公接怀嬴回晋,秦穆公亦移送三千卫士予晋文公,助其保护出入安全。
周王因不满郑国攻打滑国而与隗姓狄部落联盟,甚至以隗姓女为王后,但隗王后与王弟姬带私通而被废,导致隗狄部落而姬带联合发动叛乱,同年秋,狄军击破王军,攻陷雒邑,周王流亡郑国,而姬带与隗后同居于温邑;周王在冬季分别派使赴秦、晋、鲁三诸侯告难。
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春,秦穆公与晋文公分别出兵勤王,不过秦穆公被晋文公劝退而停止军事行动,四月,晋文公消灭姬带一党与隗狄部落,迎周王入雒邑,令晋国增添由阳樊、温、原、欑茅等地组成原属王畿的南阳地区(相当于汉朝的河内郡)为封地。
同年秋,秦、晋联合攻打鄀国,楚国派申公斗克(子仪)、息公屈御寇(子边)领兵赴鄀都商密援助,随后秦军攻取鄀境析地,进围商密,假装与斗克、屈御寇有密约,商密因此怀疑被楚国出卖而选择投降秦军,导致斗克和屈御寇被俘,秦军得手后就撒退,即使楚国令尹成得臣(子玉)闻讯后领兵追击也只不及而还。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初,晋、楚两国步入交战边缘,秦穆公派其子嬴慭领兵助晋,四月初二日戊辰,晋文公领兵与楚令尹成得所率部队在城濮一带对峙,初三日己巳,晋军大败楚军,楚军不得已而撒退,五月,晋文公与鲁、齐、宋、蔡、郑、卫、莒七诸侯在践土会盟,冬季,秦穆公派使赴温邑与晋、齐、宋、蔡、郑、陈、莒、邾八诸侯会晤。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1年)六月,嬴慭与王叔姬虎在翟泉与晋、鲁、晋、宋、齐、陈、蔡七诸侯使者在翟泉会盟。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九月,秦穆公与晋文公联兵攻郑,秦军屯氾南,晋军屯函陵,郑文公姬踕派烛之武赴秦军营地说服秦穆公退兵,成功促使秦、郑会盟,秦穆公在留下杞子、逢孙、杨孙领兵戍守郑境后就退兵回国,而晋文公在秦军撒退后,自知孤军难呜,亦退兵,但在撒退前逼使郑文公确立流亡晋国的郑公子姬兰为郑国大子。
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四月十六日己丑,郑文公过世,其子姬兰继位为郑穆公,同年十二月初九日己卯,晋文公过世,其子姬驩继位为晋襄公,就在晋文公去世前后,驻郑秦将杞子派密使赴秦,以自己能里应外合为由说动秦穆公派兵攻郑,于是秦穆公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统兵东进攻打郑国。
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27年)正月,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所率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北郊,秦军战车上的士兵皆下车脱下头盔以向周王所在致敬,但因为跳跃着返回车上,而且又没有脱下盔甲收起兵器,被当时旁观的王孙满批评为“轻而无礼”。
当时在王畿的郑国商人弘高发现秦军东进攻打郑国,遂以12头牛慰问秦军,并立即派人通知郑穆公,郑穆公得知秦军目标后,厉兵秣马并派人劝告秦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离开郑国,于是杞子投奔齐国,逢孙、杨孙则投奔宋国。
二月,当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人知道郑国己有戒备后,自知不可能取胜,只得放弃攻郑,转而攻掠邻近的滑国而还,但当晋国得知秦军攻滑的消息后,决定在秦军返程途中发兵攻击,因此招集大军,姜戎氏亦出兵助战,四月十三日辛巳,晋襄公领兵与姜戎氏在殽山一带伏击秦军,秦军被击溃,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被俘,但因为晋文公的夫人文嬴为秦穆公之女,在文嬴的一力要求下,晋襄公释放孟明视等人回秦,而秦穆公因殽山之战遂释放八年前俘虏的斗克回楚,与楚国结盟。
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26年),原本为西戎王效力的华夏人由余投靠秦国,秦穆公因之得到诸戎部落利害的准确情报,为彻底击败诸戎做好准备。
周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625年)正月,秦穆公派孟明视领兵攻晋,以报复两年前殽山之败,二月,晋襄公领兵抗击,初七日甲子,秦、晋两军大战于秦境彭衙,在晋将狼瞫决死冲锋下,此战以秦军兵败告终,同年冬季,晋国为报复彭衙之战,派兵攻秦,宋、陈、郑三诸侯亦派兵助晋,联军攻取汪邑,兵至彭衙后就退兵。
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年)夏,秦穆公领兵攻晋,在东渡黄河后焚烧渡河的船只以示死战的决心,随后秦军深入晋境,攻克王官,但晋国闭城坚守拒不出战,秦穆公只得从茅津南渡黄河,在殽山为三年前的秦军败卒尸骸封土立坟后就退兵;秋,楚国派兵攻江国,冬,周王派兵与晋国联合攻楚援江,但在楚境方城与楚军对峙,最后双方各自退兵,而江国继续受楚军攻击。
周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623年)秋,晋襄公为报复去年的王官之战,亲自领兵攻秦,围攻邧城、新城,皆不克而退,不久,楚国攻并江国,因为江国公室同为嬴姓,秦穆公为之降礼哀悼。
同年,秦穆公大举发兵征伐诸戎,在秦将孟明视的征战下,8~12个诸戎主要邦国被全部征服,陇西高原的绵诸、狄、䝠、绲与陇东高原的义渠、乌氏、胊衍、大荔戎等8个诸戎主要邦国皆向秦国称臣,史称“霸西戎”,周襄王因此派大臣赴雍城祝贺秦穆公降服诸戎的成就,毕竟秦公是周王的诸候,而此次全面击败陇东与陇西两地诸戎,可称得上一洗近150年前周王被诸戎威胁而不得不放弃关中平原东迁伊洛平原的耻辱。[注 48]
周襄王三十年(公元前622年)夏,秦国派兵攻并鄀国。
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夏,秦穆公过世,其子嬴罃继公位为秦康公;八月十四日乙亥,晋襄公卒,因为其子姬夷皋年幼,众臣希望立年长者为君,晋国执政赵盾主张拥立在秦国的晋文公之子姬雍,另一位大臣狐射姑则主张拥立在陈国的晋文公另一子姬乐,晋廷两派争执不下,赵盾派先蔑、士会赴秦迎接姬雍,而狐射姑则派人赴陈迎接姬乐,但姬乐在晋境郫邑被赵盾派人杀害,九月,狐射姑派狐鞫居杀死赵盾一党的阳处父,因此狐鞫居在十一月被处决,狐射姑不得已流亡诸狄部落。
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20年)春,秦康公派兵护送姬雍回晋,但赵盾扶立姬雍的安排受到姬夷皋生母穆嬴的强烈反对,不久,赵盾改变主意依从穆嬴的意见立姬夷皋为晋公,即晋灵公,因此赵盾秘密召集大军准备对抗护送姬雍的秦军,当军队在堇阴集结完成后,赵盾才宣布秦军是敌人,旋即连夜行军,在四月初一日戊子,晋军大败秦军于令狐、刳首一带,秦军被迫撒退,初二日己丑,当初迎接姬雍的先蔑、士会投奔秦国。
周顷王二年(公元前617年)春,晋国派兵攻秦,取少梁,于是秦康公在夏季率兵攻晋,取北征。
周顷王四年(公元前615年)秋,秦康公派西乞术出使鲁国,透露即将攻晋的消息,冬季,秦康公率兵攻晋,攻克晋邑羁马,赵盾领兵抗击,十二月戊午,秦军攻晋军,未分胜负就脱离接触,同日,秦军连夜撒退,但很快又回手攻破瑕邑而去。
周顷王五年(公元前614年)春季,晋国派兵屯瑕邑,负责监控桃林之塞一带,同年夏,赵盾为了劝诱士会回晋,安排魏寿馀佯以魏邑叛晋归秦,秦康公领兵屯于黄河西岸准备东渡,而魏寿馀屯驻在黄河东岸,魏寿馀要求秦康公派河东人前来交接,于是秦康公派士会渡河,士会在渡河前向秦康公要求如果晋国扣留自己,希望秦国能放还自己的家室回晋,得到秦康公的许诺,士会渡河后一去不回,秦康公亦遵守承诺放士会一家回晋,但有一部分家人留居秦国,即后来的秦国刘氏。
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秋,楚国发生饥荒,庸国与麇国乘势分别与诸蛮部落、百濮部落联合攻打楚国,但楚国一出兵反击,麇国与百濮部落皆偃旗息鼓而退,于是楚军转攻庸国,不料七战皆败,遂令庸国生起轻视楚国之心,然而楚国与秦国、巴国联合攻庸,这一次楚庄王亲自领兵出击,在秦军与巴军支援下楚国一举攻灭庸国并降服诸蛮部落。
周匡王四年(公元前609年)秦康公逝世,其子嬴稻继公位为秦共公。
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年)冬,晋国为了与秦国和谈,派兵攻崇国,但末能达到目的只得撒兵。
周匡王六年(公元前607年)春,为了报复晋国攻崇之举,秦国派兵攻晋,围焦邑,没有攻克就退兵。
周定王二年(公元前605年)春,秦共公逝世,其子继公位为秦桓公。
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春,晋国与白狄部落讲和结盟,在夏季联合攻秦而去。
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六月,以晋景公之姊伯姬被害为导火索,晋国大举发兵征讨赤狄诸部,晋军在十八日癸卯大败赤狄军于曲梁,至二十六日辛亥,晋军灭潞氏,七月,秦桓公乘机率兵攻晋,攻破箕、郜两邑,屯于晋境辅氏,晋景公领兵进攻,两军大战于辅氏,晋将魏颗俘获秦将杜回,秦军兵败撒退。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四月,卫穆公派兵攻齐失败,向晋国求援,晋景公遂派兵攻齐,鲁、卫、曹三诸侯亦派兵支援,六月十七日癸酉,联军在齐境鞌地大败齐军,七月二十四日己酉,齐顷公派人与联军在齐境袁娄讲和会盟;楚国得知晋国派兵攻齐,亦大举发兵北上援齐,准备进攻卫、鲁,直至冬季,虽然晋、齐已会盟讲和,但楚国令尹熊婴齐仍率军北上,行经宋国领土攻卫,之后进入鲁国,屯驻在蜀地,鲁成公派使向楚国求和,得到允许,十一月。秦桓公派右大夫说为使赴鲁境蜀地,参与楚国主导的会盟,十三日丙申,楚令尹、鲁成公、蔡景侯姬固、许昭公姜锡我、秦使大夫说、宋使华元、陈使孔宁、卫使孙良夫、郑使姬去疾以及齐使在鲁境蜀地会盟。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年)冬,秦桓公派兵与白狄诸部联合攻晋,破边而去。
周简王五年(公元前581年)五月,晋景公重病将亡,派使赴秦求名医,秦桓公派医缓入晋诊治,但因病入膏肓而无能为力,六月,晋景公因上厕所跌下摔死,大子姬州蒲继位为晋厉公。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冬,秦、晋两诸侯相约在晋境令狐会盟,晋厉公先到令狐,而秦桓公不肯渡河赴令狐,只到王城而止,最后秦桓公派代表史颗赴令狐与晋厉公会盟,晋厉公则派代表郤犨赴王城与秦桓公会盟,不久,秦桓公派使赴楚,要求与楚国结盟,此举后来被晋国视为背盟,次年五月,晋国与楚国皆同意向对方停战讲和,也即所谓“弭兵”者,初四日癸亥,晋、楚各派使在宋都商丘西门外会盟,成功缔结第一次弭兵盟约,晋国遂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秦国。
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春,晋厉公派使联络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诸侯国准备攻秦,三月,九诸侯及其使者在王都雒邑会合,周王亦派刘康公、成肃公助晋攻秦,至四月初五日戊午,晋厉公派魏相宣布与秦国断交。
五月,晋厉公在雒邑会合齐灵公、鲁成公、宋共公子固、卫定公姬臧、郑成公、曹宣公姬庐以及邾、滕两诸侯派来的使者,九诸侯联军共同进攻秦国,初五日丁亥,联军与秦军在秦境麻隧大战,秦军战败,秦将成差、女父被俘,联军继续西进追击,大约与此同时曹宣公在军中逝世,之后联军西渡泾水,一直抵达侯丽后才退兵。第二年冬,秦桓公逝世,其子继公位为秦景公,而晋、楚的弭兵之盟只维持了4年,周简王十年(公元前576年)六月,楚国派兵先后攻掠郑、卫,破坏盟约,令晋、楚两国再次交恶,次年因为郑国与楚国结盟,晋厉公派使联络各诸侯举兵攻郑,楚共王熊审亦举兵救郑,六月二十九日甲午,晋厉公率领的晋、齐、鲁、卫联军与楚共王率领的楚、郑联军大战于鄢陵,相持不下,楚共王因被箭射中而失去一只眼睛,同日晚,楚共王自度不能战胜晋军,连夜撒退,不过郑成公领导下的郑国仍继续追随楚国;次年晋国发生政变,不久,晋厉公于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正月庚申被臣下杀害,当时居于雒邑的晋襄公曾孙姬周被迎回晋国拥立为公,即晋悼公,而郑成公在周灵王元年(公元前571年)七月初九日庚辰过世后,郑国多次在晋、楚两国压力下一时与晋国结盟一时与楚国结盟。
周灵王八年(公元前564年)夏,秦景公派士雃出使楚国,联络楚共王准备出兵攻晋,秋季,适逢晋国发生饥荒,秦景公派兵攻掠晋国而去,而楚共王认为晋国强大难以取胜,仅领兵屯于武城为秦国声援。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六月,晋国为报复去年秦国犯边,派荀罃领兵攻秦,破秦边而去。
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七月,郑国受到晋悼公领导的齐、鲁、宋、卫、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侯联军压力而与晋国结盟,楚国闻讯打算派兵攻郑,楚令尹熊贞(子囊)派使赴秦请求秦国派兵支持楚国军事行动,于是秦景公派右大夫詹领兵入楚,与楚军联合作战,楚、秦联军首先攻郑,但郑简公姬嘉不作抵抗立即就向楚、秦联军臣服结盟,二十七日丙子,联军遂转攻宋国边境。九月,因郑国投楚,晋悼公再次发起十一诸侯联军攻郑,郑简公不作抵抗立即向诸侯联军臣服结盟;十二月,秦景公以救郑为名派庶长鲍与庶长武领兵攻晋,十三日己丑,秦军与晋军在晋境栎地交战,晋军因战前轻视秦军而遭受战败,秦军胜利而还。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冬,为报复晋国成功逼郑国投晋,楚、秦联军再度攻宋,直抵宋境杨梁而去,次年九月十四日庚辰,楚共王去世。
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四月,为了报复栎之战,晋悼公召集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诸侯联合攻秦,在晋将荀偃(中行献子)的率领下,十三诸侯联军攻入秦境,西渡泾水,秦军在泾水上游下毒,令联军出现中毒减员,联军继续西进,直至棫林,秦景公都没有向联军屈服的意向,于是联军不得己而撒退,晋将栾鍼、士鞅(范献子)在退兵途中回击秦军,栾鍼战死,这次攻秦之战因大举出兵而得不到成果,在晋国被称为“迁延之役”,而且因栾鍼之死令士鞅与栾氏家族发生矛盾,士鞅因而被迫一度逃亡秦国,但在秦景公的帮助下,士鞅才得以回晋。次年十一月初九日癸亥,晋悼公卒,其子姬彪在翌年正月继位为晋平公。
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五月,晋国与秦国再次和谈。

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春,晋平公派韩起赴秦而秦景公派弟嬴鍼赴晋,互相缔结同盟;夏季,秦景公派兵配合楚军攻打吴国,但楚、秦联军行至雩娄时得知吴国已有防备,遂改道攻打郑国,五月,联军进攻郑境城麇,击败郑军,俘获郑将皇颉与姬堇父而还,随后,楚国皇颉与姬堇父两人作为俘虏献给秦国,于是郑简公派使赴秦贘回两人,但被秦景公拒绝,郑简公再度派使赴秦并听从姬侨(子产)的意见向秦景公说:“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然后才得以贘回两人;同年,在宋国大夫子戌的牵线下,晋、楚两国再度酝酿停战和谈结盟的倾向。
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夏,晋、楚、秦、齐四国同意止战和谈,与其他诸侯邦国一同派使赴宋都商丘会晤,决定除了秦、齐两诸侯不必臣属晋国或楚国以及邾国臣属齐国、滕国臣属宋国外,其馀郑、宋、鲁、陈、卫、陈、蔡、曹、许等诸侯皆同时向晋、楚两国臣属,七月,各诸侯使者在商丘西门郊外会盟,晋国正卿赵武和楚国令尹屈建(子木)争夺盟主之位,最后由楚国主盟,成功缔结第二次弭兵之盟。
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五月,嬴鍼因受到秦景公的猜忌而携家带口以及大量动产流亡晋国;秋季,晋平公患病,派使赴秦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入晋诊治,但疾重不可治。
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年)秋,秦景公卒,其子继公位为秦哀公,因此嬴鍼在冬季从晋国返回秦国。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冬,吴王姬阖庐大举起兵攻打楚国,沿淮水逆流而上攻入楚境,与蔡、唐两诸侯联合攻楚,十一月,吴王大败楚令尹芈瓦(子常)于柏举,芈瓦逃亡郑国。吴军随之进抵清发水,五战五胜楚军,楚昭王熊珍被逼离开楚都郢,次日吴军即攻入郢[注 53],而楚昭王先逃至郧国,再逃至随国;在随国的楚昭王派申包胥赴秦告急求援:“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但秦哀公拒绝出兵,申包胥为之哀悼哭泣绝食七日,促使秦哀公决定派兵五百乘救楚。
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六月,在楚秦军自稷地出发,与楚军联合大败吴军于沂地,之后楚国新令尹熊申(子西)亦大败吴军于军祥,七月,楚、秦联军攻灭唐国,九月,吴王姬阖庐之弟夫概在吴国自立为王,被吴王派兵攻败,夫概不得已投奔楚国,这次吴国内哄削弱了吴军战力,随后吴军虽在雍澨击败楚军,但旋又被秦军击败,吴军退屯于麇地,楚军以火攻在麇地击败吴军,之后楚军在公婿之谿再次击败吴军,此战后吴王率军退还吴国,吴楚大战结束,十月,楚昭王重返郢城。
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秋,秦哀公卒,公位由其孙继任,为秦惠公。
自棫林之战后特别是第二次弭兵之盟后,秦国遂渐停止了争霸中原的举动而偏安一隅,在秦恵公时期仍然如此,周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92年)十月十二日癸卯,秦惠公去世而其子继公位,为秦悼公,秦悼公治秦十四年,期间吴国争霸中原诸侯,在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会盟一度挑战晋国盟主地位,旋因越王姒勾践起兵攻吴,攻破吴都姑苏,终结了吴国的霸业,至同年冬吴、越两国结和后越军才退出姑苏,此后吴弱而越强;秦悼公卒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其子继公位为秦厉共公,两年后的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王姒勾践发起灭吴之战,围困姑苏,两年后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卯,越军攻占姑苏,随即攻并吴国
秦国在秦厉共公治下再次强大起来,周贞定王八年(公元前461年),秦厉共公派兵二万攻灭盘踞王城的大荔邦[注 55],四年后(公元前457年)又亲领兵攻打绵诸戎邦而回,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秦厉共公派兵攻伐义渠王国,摧毁义渠军俘虏义渠王,沉重打击义渠戎部落的实力;同一时期,晋国四大家族陷入互相倾轧的内斗,其中又以智氏最强,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智氏联合魏氏与韩氏出兵围攻赵氏首领赵无恤于晋阳,不料魏氏、韩氏暗通赵无恤,突然反攻智氏,赵、魏、韩三家攻并智氏,次年及五年后分别有智氏族人智开、智宽带着追随者投奔秦国,而齐国姜氏大权旁落,由田氏执掌齐政,楚国在楚惠王熊章治下风头正盛,在周贞定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攻灭蔡国,隔年又灭杞国,可谓当时诸汉最强大的邦国。
周贞定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43年)秦厉共公逝世,其子继公位为秦躁公,自此秦国再次陷入衰弱期,秦躁公继位的第二年,南郑发生叛乱,汉中盆地随之落入古蜀国手中,十一年后(公元前430年)义渠王起兵攻秦,杀至渭水北岸劫掠而去,周孝王十二年(公元前429年)秦躁公卒,其子不得继公位,公位由秦躁公之弟接位,为秦怀公,但四年后秦怀公被以庶长鼂为首的臣下逼迫而自杀,因为秦怀公之子昭子早死,因此臣下拥立昭子之子继公位,为秦灵公;在秦国衰弱时,晋国魏氏势力在其首领魏斯领导下正蒸蒸日上,西渡黄河向西扩张,周威烈王八年(公元前418年)魏氏在黄河西岸少梁筑城,秦国遂出兵攻少梁,但并未能取胜,次年魏氏完成少梁城,下一年,秦国在少梁以北的籍姑筑城,同年秦灵公卒,但其子嬴师隰未能接任公位,反而是昭子之弟被拥立为秦公,即秦简公,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413年)魏斯发兵攻秦,晋军西佂,在秦境郑地大败秦军,次年魏斯派其子魏击攻克繁庞,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魏斯再派兵攻秦,令晋国在关西平原部拓展大片领土,为巩固河西领土而增筑临晋、元里等城邑,次年,晋军再次兵临郑地而回,又增筑洛阴、合阳两城,秦简公在同年“堑洛”在北洛水设立防线又于北洛水西岸建立重泉城以对抗北洛水东岸的晋国,五年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封建赵氏、魏氏、韩氏三家为诸侯国,晋国领土几被三家瓜分殆尽,由此赤县神洲进入内竞最激烈的战国时代。
周安王元年(公元前401年)秦简公派兵攻魏,至阳狐而还,六年后(公元前395年)派兵西征攻灭绵诸邦,再四年后(公元前391年)派兵攻韩国宜阳地区,攻取六座城邑而还,翌年又派兵攻破魏国武城,同年齐国亦攻魏,取襄陵而去,接着次年秦简公派兵攻魏国阴晋,不克而还,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秦简公派兵攻古蜀国,收复南郑汉中之地,但旋又失陷,同年秦简公过世,其子年幼继公位为秦出公,同年赵、魏、韩三诸侯出现君位更替,新君登位,次年田氏代姜成为齐公,又次年(公元前384年)秦庶长改迎立秦灵公之子嬴师隰即秦公位为秦献公,秦出公及其生母皆被庶长改所杀害,从秦献公开始,秦国再度崛起。
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建立栎阳城并将秦都从雍城东移至栎阳。
周烈王二年(公元前374年)秦献公设立栎阳县,同年,周王派太史儋入秦视察。
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魏侯魏罃与韩侯韩若在宅阳会晤,实现魏、韩同盟,同年秦国与魏国在洛阴爆发战争,秦军击败魏、韩联军,隔年(公元前364年)秦国与魏国在尧门山(石门山)一带开战,秦军击败魏军,魏军战败损失六万人,其胜负震动中原,周王因之派使赐黼黻礼服予秦献公以祝贺胜利;同年魏侯将魏都从安邑迁至大梁。
周显王七年(公元前362年)秦献公派庶长国领兵攻魏,深入魏境进攻少梁城,魏侯派大子及公孙痤领兵援助少梁,秦军大破魏军,俘获魏国大子及魏将公孙痤而去,同年秦献公去世,其子嬴渠梁继公位为秦孝公。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为复兴秦国,颁布求贤令:

同年秦孝公派兵东攻魏国围陜城,不克而还;又派兵西征獂戎,大破獂军,斩杀獂王而攻灭獂戎邦。

早期文献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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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遗存至今的专门记述史事的早期文献最早只到东周时代,例如《左传》,约成书于战国初期,但其据以记载春秋史事的材料,则可能追溯至春秋时代,即使是较《春秋》晚成书的《国语》,亦可能是以春秋时代遗留至当时的史料编辑而成。又如《诗经》、《逸周书》、《山海经》、《尚书》、《世本》都是成书于战国秦汉间,个别篇章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乃至西周时代,疑古论以很多晚出文献内的人物及事迹在早期文献内没有记载为由,认为都是后世伪造出来,又提出“古史层累说”,这种观点就如同过去有声音指出是滥用默证,也提出"古史层累遗失说”。认为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 在此引张荫麟的一段评论来说明疑古论的问题:

“ 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存在。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全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况下,默证不能有效;必根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甚远。”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当然,要求“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全未失而后可”是难以做到,但历史本来是一分材料一分货,要求理论假说于史有征是基本要求,即使要作出推测猜想,其推测猜想也不应该完全偏离史料。 有观点认为《诗经》提到“维禹”,但没有“夏禹”,所以禹与夏无关,将禹与夏联系起来只是“战国伪史家”捏造出来,又谓禹只是上古的一个神,后来才被人格化。然而《诗经》这类早期文献没有提到“夏禹”就代表禹与夏无关?《诗经》也没有“商汤”、“商纣”、“周文”、“周武”等记载,难道汤、纣、文王、武王就与商周没有关?至于以禹的功绩是敷土、旬山、息壤等认为禹最初是一个神,其论证薄弱,就如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来描述孔子,孔子最初是一个神?与其说禹由神到人,不如说是相反,如同孔子一样,禹最初是上古一个重要人物,但经过一千多年的美化渲染,加上距离时代越远记忆越模糊,才令禹出现神格化的迹像,关羽又是一个例子,原来是刘备的一名将军,地位只是汉寿亭侯,经一千多年的美化渲染,至万历年间,居然号称“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所以即使禹以息壤止洪水,也不代表只是一尊神而不存在其历史原形的人物,相比而言,说在西周时代,禹已经有神化迹象才谨慎的推测,至于公元前21世纪是不是真有禹其人及禹是否夏王朝的建立者,基于“一分材料一分货”,在没有任何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文字证据的情况下,神话仍然是神话、传说仍然是传说,不应该武断地一概否定,将神话及传说视为虚构的产物从而抹去上古史,这已不是疑古,而是灭古[注 57],疑古疑古,“疑”即是神话及传说仍然具有部分真的可能性,信者传信,疑者从疑,就像藏族史的“天赤七王”,是信史之前传说时代的历史,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又所谓“战国伪史家”伪造论,这完全是臆想,所谓伪造,就是无中生有,说诸子百家对五帝尧舜禹有所美化夸张渲染则可,如说凭空创作则否,从百家争鸣的情形来看,只会成为被别人攻击的一个弱点,即使伪造出来,最终只会被敌国或敌对派别所揭穿,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是不存在伪造的客观条件。

采用默证即使不要求“所有记录均保全未失而后可”,至少也要当时重要史事均经记录下来且有大量记录全而未失才可,商代以前历史的早期文献记载稀少且零碎,也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遗存,所以对此的默证运用必须要更慬慎,小心假设,小心求证。假如去证明一个人有罪(比如造假),举证是控方的责任,其证据必须构成闭合性证据环,不存在其他可能,才能断定伪造是事实,否则伪造说只是一个激进的假想。

又有观点以考古文化来否定黄帝、五帝、尧舜的存在,但所谓考古学文化,是用陶瓷等锅碗瓢盆的形态差异来区分不同的文化,问题是这些陶器群的差异是不是必然等同人群的文化差异?又商周以前部落林立,黄帝、尧舜禹都只是部落联盟的共主,不同的部落之间的文化有所差别是很正常的事,就如现在有的民族半农半牧,因而令同一民族内部因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自然环境而产生文化有所差异的群体(例如同属希腊民族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这种不同甚至催生族群内部的地域歧视),且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不代表该考古学文化所属的人群必然不会隶属于黄帝的部落联盟!以二里头文化为例,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不能等同于夏王朝的势力范围,隶属夏部落联盟也不代表文化必然与河洛地区完全一样,又如《禹贡》虽然有经后人编辑的痕迹,但不能因此断定是战国时代才制造出来,至少也存在一种这样的可能性:禹贡的一些基本内容(比如涉及的地区、地区物产)最初产生于夏代,但只是口头传说,至汉字产生,能写下数百字的文章后才记载下来,到战国时代才为学者整理编排为《禹贡》。而《禹贡》内的“贡赋”可能反映的是夏代黄河流域与其他地区的来住,也可能是夏代以后的人们或战国学者对他们所见到的夏代相关史料而认定是“贡赋”,至如后世也有的政权将其他国家派使节前来视同朝贡,所以不能断定《禹贡》100%或大部分都是伪造的,而且目前早期文献讲述商代以前史迹的史料不多,对于《禹贡》这种在古代地位很重要的传世文献不应轻易否定[注 58],这种将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一律视之为编造的谎言[344],这种做法简直是不负责任。又,在上海的广富林文化(年代下限在夏代)是由在豫东皖北的王油坊类型迁移来,既然夏代的淮北与上海已有大规模的文化迁移(更可能是人群迁移所致的),加上后来二里头先民南下致令二里头文化大量南传至长江流域,例如至迟在二里头四期,二里头文化已经强烈影响了江汉平原地区[185],假如二里头人群对长江流域一无所知,又岂会南下!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夏王朝统治者(大酋长)的视线及势力范围只会局限于二里头文化之内。

炎黄共祖传说的事实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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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起源多元早已有之,比如满族之布库里雍顺实仅为爱新觉罗氏一家之始祖,巴塔赤罕也非乃蛮、汪古、克烈等族群之祖先。

根据基因研究,现代汉族父系有超过40%可以追溯至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三位男性身上,说明汉族以三皇五帝及嬴、姜、姬等姓氏为代表的个别几名男性为血缘祖先的传说有着一定的事实支持,并非向壁虚构的[345][346],所以汉族以炎黄子孙自居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上古史本相。

先汉相关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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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族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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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汉族部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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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史前地域文化
前仰韶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注 28] 分布/主要遗址[注 59] 备注
后李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7000年~约公元前5300年[130] 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北麓一带,有遗址16个,分布范围东至潍坊市寒亭区前埠下,西至济南市长清区月庄,泰沂山脉南麓很可能也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注 60] 不适用
北辛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5300年~约公元前4200年[130][140] 不适用
裴李岗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6479年~约公元前5000年[131] 主要分布在郑洛地区一带,遗址有百多个,大致上分布在东至杞县、项城,北至安阳、济源市,东南至信阳、潢川,西南至方城、叶县,西至卢氏、嵩县一带,围绕中岳嵩山一带向周边地区分布[347],覆盖南阳盆地,甚至渗入江汉平原[348] 不适用
老官台文化 白家村文化、大地湾文化 约公元前6000年~约公元前5000年[135][136][139] 北至陇东、陕北南缘,东至黄河,南至汉水中上游及丹江流域,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亦为老官台文化分布区,遗址有40多个[135] 不适用
磁山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6000年~约公元前5300年[132] 文化范围大致上分布在东至大海,北至永定河,南至卫河-漳卫新河,西至太行山东麓一带。遗址有9个 不适用
镇江营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4400年[140][152] 大致上分布在南至安阳、濮阳地区,北至河北省易县、北京市房山区,囊括桑干河、壶流河流域等地区[注 61] 不适用
顺山集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6200年~约公元前5500年[349]

约公元前6600年~约公元前5900年[350]

一般视顺山集一期、顺山集二期为顺山集文化,而顺山集三期则有争议
双墩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5300年~约公元前4300年[133] 不适用
仰韶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 分布/主要遗址 备注
仰韶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3000年 主要分布在东至太行山山脉、河北省邢台、邯郸、河南省濮阳、城关、周口、息县、信阳,南入湖北省枣阳、襄阳、十堰、陜西省安康、汉中,西至甘肃省陇南、甘南以至青海省民和县、循化县,北抵宁夏区固原、吴忠盐池、内蒙古区鄂尔多斯、托克托、山西省大同一线[149][150][47][48]范围,尽有陜西省、山西省,几乎整个河南省,甘肃省黄河以南地区,宁夏区南部以及内蒙古区、河北省、湖北省的少量地区。 仰韶文化族群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苗族的遗传成份影响巨大[160]
大汶口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4200年~约公元前2600年[351] 其文化人群采用的骨刻文符号很可能是甲骨文汉字的前身[352]
龙虬庄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4600年~约公元前3000年[353] 不适用
侯家寨文化[134] 不适用 约公元前4200年~约公元前3600年[134] 北抵河南省鹿邑县,东至安徽省含山县,西至怀宁县,南至江苏省高淳县,大致上分布在洪泽湖以西、大别山以东之间的淮河流域[注 62] 其刻划符号很可能是汉字的起源[354]
龙山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 分布/主要遗址 备注
庙底沟二期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700年~约公元前2300年[158] 不适用
煤山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1900年[163] 分布范围大致上东至商丘、泗县,最东直至江淮平原东部,可能濒临大海,南至大别山北麓,尽有江汉平原,向西抵三峡,囊括南阳盆地,北至开封、郑州、嵩山一线以南,相关遗址有133个[注 63] 中国河南省龙山时代住民相比起仰韶时代的当地住民,对现代畲族、土家族、苗族,特别是对汉族的遗传成份影响更巨大[160][164]
王湾三期文化[注 29] 不适用 约公元前2400年~约公元前1760年[355] 位于煤山文化以北,囊括洛阳盆地,东至贾鲁河,西至崤山、熊耳山,北至王屋山、太行山一带[356]
陶寺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1900年[357] 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北至太岳山一线,南尽峨嵋岭,西起吕梁山-火焰山,东临沁河,相关遗址有256个 不适用
三里桥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1900年[358][158] 崤山以北、渑池以西、华山以东、峨嵋岭以南是主要分布区 不适用
后岗二期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600年~约公元前2000年[359] 不适用
客省庄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400年~约公元前2000年[360] 分布在东起黄河、西到甘肃天水、北抵陕西长武、南达陕西户县的关陇地区,相关遗址有82个 不适用
二里头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 分布/主要遗址 备注
二里头文化[注 41] 不适用 约公元前1870年~约公元前1530年[200]

约公元前2000年~约公元前1500年[200][163][217][366]

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人群的遗传成份对现代汉民族影响最大,奠定现代汉民族的遗传结构[164]
下七垣文化[注 42] 先商文化[371][372][373][374] 二里头一期~二里头四期[注 42][200] 文化分布北尽南拒马河,南至古黄河-泌水一线,向东不过古黄河,西背太行山脉东麓 不适用
岳石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1800年~约公元前1450年[375][376] 不适用

三代王室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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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氏
有崇氏高辛氏
姒姓氏族
大禹
子姓氏族

初代后稷

(1)
姒启
昭明
(2)
姒太康
(3)
姒中康
相土
(4)
姒相
昌若
(5)
姒少康
曹圉
姒无馀(6)
姒杼
(7)
姒芬
王亥
(8)
姒芒
上甲微
(9)
姒泄
报乙
(10)
姒不降
(11)
姒扃
报丙
(13)
姒孔甲
(12)
姒廑
报丁
(14)
姒皋
主壬
(15)
姒发
主癸
(16)
姒履癸
(17)帝成汤
子履
太丁(18)帝外丙
子胜
(19)帝中壬
子庸
(20)帝太甲
子至
末代后稷
不窋
(21)帝沃丁
子绚
(22)帝太庚
子辨
(22)帝小甲
子高
(23)帝雍己
子伷
(24)帝太戊
子密
公刘
(25)帝中丁
子庄
(26)帝外壬
子发
(27)帝河亶甲
子整
庆节
(28)帝祖乙
子滕
皇仆
(29)帝祖辛
子旦
(30)帝沃甲
子逾
差弗
(31)帝祖丁
子新
(32)帝南庚
子更
毁隃
(33)帝阳甲
子和
(34)帝盘庚
子旬
(35)帝小辛
子颂
(36)帝小乙
子敛
公非
(37)帝武丁
子昭
高圉
(38)帝祖庚
子曜
(39)帝祖甲
子载
亚圉
(40)帝廪辛
子先
(41)帝庚丁
子嚣
公叔祖类
(42)帝武乙
子瞿
古公亶父
(43)帝文丁
子托
太伯虞仲季历
(44)帝乙
子羡
姬昌
子开子衍(45)帝辛
子受
杞国
东楼公
武庚
  1. 有说法认为汉族的盘古神话是由西南民族移入,但有关盘古神话的文字记载首见于吴国汉族人徐整的《三五历记》,有人认为这是别的民族的神话,但没有证据证明,且《三五历记》载有汉族的三皇神话[1],加上引用《三五历记》的《艺文类聚·卷一·天部上》及《太平御览·天部二》皆述汉族传统文化中有关“天”的认识,不涉及其他民族的神话,加之盘古“血为淮渎”、“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五岳淮渎皆为汉族地区名山大川而非西南族群的名山大川,可证《三五历记》记载的必是汉族神话无疑,其次汉族历史上受到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统治,亦未见汉族神话存在大量由上述民族神话引入的内容,没有理由认为西南民族的神话会对汉族神话有关起源部分产生替换的如此重大影响,至于三国时代以前有关盘古传说不见记载,可能与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价值观有关,盘古只是三国时代以前中原地区下层百姓流传的口头传说[2][3],自然长期不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关注,更可能的是,盘古在三国时代以前并不叫“盘古”,而是名“伏羲”[4],一说“盘”以“般”为声符,“般”有大之义,“盘”的异体字“槃”也有大之义[5],盘古即大古,也就是太古,可能后来人格化,所以之前才不见有关“盘古”的记载。“盘古”之名可能是后来受到西南民族的影响才改名,同在公元三世纪,并没有西南民族流传盘古神话的记载,而西南民族有关盘古神话的记载相对很晚才出现,而盘古神话中很多元素在先秦汉籍中已出现[6],合理推测是汉族移民入西南,令当地族群受到汉族文化影响之故[7]
  2. 三皇是指哪三皇,历来有争议,侯选人物有伏羲、女娲、燧人、祝融、神农等五人,从伏羲、女娲的救世造人神话来看,三皇肯定包含伏羲与女娲,而且在汉代画像中伏羲与女娲的形象都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与其说是“皇”,不如说是“神”更贴切,所谓三皇其实就是三神,以此而论,燧人、祝融、神农不太适合列入三皇。笔者认为地位比伏羲与女娲更高的至高神“太一”[8]或“昊天上帝”都可能是三皇之一[9][10],一说生下日月的帝俊是天帝,地位高于伏羲与女娲[11],也是三皇侯补。
  3. 有说法认为出土于湖南省长沙的楚帛书甲篇代表西南民族的成分,非也,从帛书可知其记载了伏羲、女娲、炎帝、祝融等汉族神话传说人物,所以实为流传于战国时代的汉族神话[12],有的将“为禹为禼”释为“为禹为契”,皆为汉族神话传说中从黄帝氏族分化出来的新氏族的首领,故知其必源自汉族的神话,但其出土于楚国南部的长沙,不排除汉族神话的一些细节受到西南民族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4. 《庄子》[18]《容成氏》[19]都有记载尊卢氏、赫胥氏、轩辕氏、神农氏等氏族,其中轩辕氏排在神农氏之前,伏羲氏排在轩辕氏之后,可证其并没有依从时间先后排序,在《容成氏》中这些氏族被视为“有天下”,即曾为氏族共主,而且皆“不授其子而授贤”,显然一个禅让制的理想世界,但从尧禅舜、舜禅禹的事迹来看,虽然亦“不授其子而授贤”,但此“贤”又是陶唐氏的女婿就是与有虞氏同宗的有夏氏,可见“授贤”即授亲,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赫胥氏、尊卢氏等等氏族应该都是血缘或关系密切的氏族。
  5. 姜非羌,“羌”是指西羌人、羌族;“姜”是少典氏的一支后裔群体,是古中原人的一部分,姜姓之民是分布最西的古中原人(汉族先民),因而与羌族先民存在密切来往,渐染羌风,如后世之董卓、马腾,因此容易混淆,虽然陇山以东的古中原人与陇山以西的羌族先民有同源关系,但彼时没有民族意识且流向不同,西为羌、东为汉,不可姜羌不分以致指汉为羌。。
  6. 神农氏的后裔有邰氏在关中[32],且姜水亦在关中[30],当为神农氏领地所在,既然有蟜氏、有熊氏领地皆在河南省,则少典氏亦应与神农氏同居陜西省。
  7. 虽然近代有说法认为神农氏、炎帝、赤帝并称呼并非一人,但这只是滥用默证而得出的观点,从“神农有炎之德”的记载来看[36],神农氏与炎帝确有可能是一人的不同称呼,笔者认为炎帝是神农氏历任酋长的称呼,而“神农氏”可以是指神农氏酋长,所以神农氏、炎帝并非一人之称呼的说法,是对也不对,如吐蕃帝国历史上有多位赞普,但同一时间只会有一位赞普存在,如同香港特区政府之特首,一如神农氏之于炎帝,所以神农氏与炎帝才能分别封禅泰山,而且黄帝是在战胜炎帝后才得以取代神农氏的天下[37],关于赤帝,在《逸周书》中就提到赤帝、蚩尤、黄帝[38],其中赤帝显然就是《史记》中败于阪泉的炎帝,“炎帝为火师”,亦与烈山氏这个别称产生关联,传统将神农氏、炎帝、赤帝三者等同的说法仍然可信。
  8. 与黄帝、炎帝相同,蚩尤一称同样是一连串前后相承的酋长称号,在黄帝击杀蚩尤后,仍然有蚩尤活动的传说,所以应该以“蚩尤氏”称之[49],其统治中心大约位于黄河以东以南的微山湖、济宁、东平湖等泰山周边地区[42][50];传说蚩尤是黄帝之子[51],可能代表黄帝氏族与蚩尤氏族之间有密切或亲缘关系。
  9. 虽然位于张家口市的涿鹿县自汉代以来即相传为涿鹿之战的涿鹿,但从有熊氏与蚩尤氏的领地位置来看是不太可能向北跑到张家口决战,而且相传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的阪泉亦在当地[55],神农氏地盘在陜西省,黄帝地盘在河南省,又怎会跑到张家口市决战?且位于山区之中,对无论哪一方行军都有困难,有平原不走反进山区决战,实咄咄怪事。涿鹿与阪泉,分别是黄帝灭蚩尤、降炎帝的关键地点,与黄帝的成就息息相关,这些地名应是有熊氏的一支后裔迁入张家口市一带而带来的,周代商后,即封“黄帝之后于蓟”[56],蓟国位于今北京市范围,与燕国相邻,离涿鹿县很近,蓟国可能曾将涿鹿县收入版图。蓟后为燕灭,蓟国遗民或西迁山区或被燕国迁至涿鹿县一带,于是为当地带来涿鹿、阪泉的地名;也可能是后来有熊氏成为共主后,黄帝曾经在冀北晋北与北方荤粥对抗而留下的足迹。
  10. 阪泉是地名,考黄帝居轩辕之丘而称轩辕氏、居有熊而称有熊氏,则阪泉氏之称当是炎帝居阪泉之故[23];与涿鹿一样,阪泉位置亦有争议,主要有阳曲县东北说、涿鹿县东南说、运城市说、扶沟县说,从黄帝与炎帝的领地分处河洛嵩山、关中平原的形势来看,只有运城市说位于神农氏领地与有熊氏领地之间,而炎帝居阪泉,也代表汾河平原也是神农氏领地,炎帝可以东经上党高原至淇山,也可以从垣曲一带沿黄河而下经豫北平原而至淇山
  11. 按《列子》所记,黄帝曾在空同(空桐)山[60][61]、洞庭之野[62][35]活动,正与《史记》所载“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符合,当然这只是黄帝部落的势力范围,偏远如岱宗、长江一带的部落只是名义上奉黄帝为最高酋长,不太可能受到类似后世王朝郡县制力度的统治。
  12. 文字前言“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后“邑于涿鹿之阿”,不排除是指今涿鹿县之涿鹿,可能是黄帝在“北逐荤粥”战争时的屯驻地,除去荤粥的威胁后,继续平定天下“不顺者”,以致“迁徙往来无常处”、“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此时黄河流域已进入定居农业的时代[47],以“迁徙往来无常处”攀附黄帝为游牧民族,实无稽之谈,何况《史记》后文即言“播百谷草木”,而且在仰韶时代,哪怕是蒙古高原也尚未出现游牧的生业方式[63],另外,或游牧或定居农业,只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设令一蒙古人以耕作为业而其族属仍属蒙古不变,那一汉族人以游牧为业亦不能改变其族属,游牧汉族人仍属汉族。如《史记》所言,黄帝之所以“迁徙往来无常处”只是因为征服不顺诸侯,为完成有熊氏取代神农氏的共主的过程。
  13. 也有说法认为涿鹿在彭城一带[64],很可能代表“涿鹿”本身并非特定单一地名,而是发生过重大战争的地方皆以涿鹿命名,所以炎帝战蚩尤氏、黄帝战蚩尤氏,甚至黄帝战炎帝之地都有涿鹿之名,其实只是同名异地。
  14. 巡狩的目的为了维持对各地氏族(诸侯)的控制,即所谓“会诸侯,考不同”,如有必要作为各氏族的共主(天子)可发兵“诛有罪”,亦即所谓“不顺者”,经过“从而征之”,黄帝对各地氏族的控制力大大加强,相比炎帝作为共主时只能“教而不诛”,黄帝则“诛而不怒”[67][68][69],不过巡狩在黄帝时代尚未形成制度,因此黄帝的巡狩才被称为“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28],但其实是征伐“天下有不顺者”、“讨不义”的举动;在黄帝成为氏族共主之前有无怀氏、虙羲氏、神农氏曾经在泰山封禅,而黄帝是有明确记载亲自上泰山封禅的第一位[49][42]
  15. 虽然传世文献有差异,但皆指出楚国公室祖先祝融一支是出自颛顼氏[78][79][80],楚国出土文献亦证明楚国公室出自颛顼氏[81],不过,视颛顼、老童、季连等为一人则其人寿会长到离奇,视颛顼、老童、季连为氏族之称号才合情理,又如高阳氏之子八人及高辛氏之子八子合称为“十六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被视为“四凶族”,可证其必为氏族之称,随着人口增加与政治斗争,一个氏族分化出多个氏族亦理所当然。另据文献记载,楚国官方史书名为《梼杌》[82],而颛顼氏的一支后裔亦以梼杌为名[83],可证楚国公室与颛顼氏有密切的关系。
  16. 16.0 16.1 虽然《史记》只明确记载嬴姓母系祖先是女修,父系祖先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而郯国与秦国同一祖源[91],郯国是少皞氏的后裔,少皞氏的部众中有一支名玄鸟氏[43],嬴秦公室祭祀少皞氏[42],加上古蜀王称秦公嬴驷是“东方牧犊儿”[322],所以嬴秦公室的父系祖先很明显是出自少皞氏内的玄鸟氏。
    一说认为黄帝之子青阳即是少皞氏[323],为己姓,但无论少皞氏是己姓还是嬴姓,均与嬴秦公室出自少皞氏的世系并不矛盾,因为嬴姓是得自有虞氏的赐姓[91]
    大费与大舜、大禹同时代人,其子若木为夏代初年人,其玄孙辈费昌当为帝姒杼同时代人而非夏末商初人,所以费昌只能是若木十代子孙以后的后裔而非玄孙辈,同理,生活在太戊时期的中衍也是大廉的后裔;如果中潏是中衍的玄孙,则恶来与中衍之间相隔五代人,而纣王子受与太戊子密之间相隔十一代人,中衍与子商王室之女成婚的时间显然不可能在太戊时期,但如果中潏是中衍四代以后更晚的子孙则世系代数更为合理,在夏商两代的“玄孙”当是误传,应理解为后裔。
    当周孝王想以非子取代成作为大骆的继承人时,西申侯曾以“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为由劝阻,“戎”为马拉之兵车、战车之义,如戎路、戎右、元戎、御戎等,可见戎胥轩在车马方面效力商王,一如造父以善控马车助周穆王“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但胥轩之后中潏、恶来、蜚廉三世皆效忠商王,胥轩又如何可能突然“以亲故归周”?如果胥轩投周,那后来中潏、蜚廉、恶来祖父三人又是如何投商?为何亲商反周?考虑到周曾经臣属于商,那胥轩与某位姬周首领同为商臣,那彼此可能有所亲善,但绝不可能弃商归周;西申侯声称“申骆重婚,西戎皆服”,但在共和元年(前841)周厉王因国人阶层暴动而退位,王朝正值动荡之机,西戎趁火打劫,攻破西犬丘,当地大骆家族成员尽数被杀,很明显西申侯所谓西戎皆服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充满水分的,所以西申侯这段说词只是一段充斥夸张失实不可信的传闻,难怪周幽王轻视西申侯,只是西申虽然防戎能力低效,周幽王却未能料到西申串通西戎犬戎的可能性而且破坏力足以倾覆关西王畿。
  17. 有观点认为帝喾即《山海经》中的帝俊,也有观点认为帝俊即是有虞氏帝舜,但帝舜与帝俊曾经在《山海经》一同并列[86][87],故笔者采信帝喾=帝俊的观点
  18. 18.0 18.1 18.2 18.3 陶唐氏垄断氏族共主(帝)之位过百年,活动于陶唐氏统治末年及帝舜统治时期的契、弃均不太可能与帝喾之子契、弃为同一人,帝喾所生的契、弃应是帝舜统治时期的契、弃的祖先,所以笔者以契氏、弃氏来称呼活动在五帝时代的契、弃二人。不过,一个氏族不担任氏族共主(帝)并不代表该氏族的灭亡,比如伯益之母出自少典氏[91],高辛氏可以是在陶唐氏为帝(氏族共主)时代才与有娀氏及有邰氏通婚,所以契、弃分别是某一位人士的称号的可能性也存在。同样,黄帝氏可能是在陶唐氏统治时代才分化出有崇氏一支。本家虽然衰落,不过分家就强盛起来;《商颂》[92]、《楚辞》[93]及《吕氏春秋》[94]中的“帝”即是“高辛”,《左传》则说相土是出自高辛氏的后裔阏伯一脉[95][96],有关契是高辛(帝喾)与有娀氏之女的后代,最初的传说与《史记》关于契之先代父母的说法不存在出入。
  1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现代有些说法称商人为“商族”、“商民族”,但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出土或传世文献皆没有此称呼,也没有留下足以作为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文字证据,极其量只是一个部族;从流传于世的传说来,虞夏商周皆黄帝子孙,也就是说,商人或商王室并不存在一个排除虞夏周而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何况,所谓夏人、商人、周人,广义上只是中原地区土著被不同氏族统治而出现的一个称呼,被夏后氏统治即为夏人、被子姓商氏统治即为商人、被姬姓周氏统治即为周人,纯属政治身份归属的称谓,政权更替并非人群更替,而狭义上的虞夏商周只是统治者氏族的称谓,所谓“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只是近代幻想出来、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群体,如同有虞氏的统治下没有“虞民族”,夏、商、周的统治亦然,晚至东周时代的中原地区群体还尚未成为民族共同体,至于其他更少文字记载的先秦“蛮夷戎狄”更不可能是民族群体,先秦所谓“蛮夷戎狄”只是相对于姬周华夏的他者,事实上,在汉民族形成以前整个亚太地区仅存在氏族部落等低层次的血缘单位,不存在民族共同体这种高级血缘单位,所以笔者以夏后氏、商氏、周氏的称呼更为合理;为便于区分,笔者以夏后氏、子姓商氏、姬姓周氏等“XX氏”来指称王室或部落上层(权贵)人群,以夏部落、商部落、周部落等“X部落”来合称部落内的上层(权贵)与下层民众(部民),以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等“X王朝”来指称当时统治中原各氏族部落的最高部落王权,涵盖本部落及从属部落的人群与领地。
    另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族类”的初义是指氏族、家族、宗族,并非民族,在其第一次出现的语境中,仅指异姓氏族[298]
    先秦“华夏”最初仅为周王室及其姻亲集团的代称,华夏只是周王室集团及其部民的自称,只有遵周礼,特别是属于周天子“母弟甥舅”之诸侯国人才能归类为诸华、诸夏,而不遵守周礼、不尊重周天子、更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诸侯国人则被视为“蛮夷戎狄”[80][216],比如《穀梁传》周桓王四年(前716)的卫国因为强行劫掠出使鲁国而归的王臣凡伯而一度被称为“戎”[299];《穀梁传》在公元前582年称莒国“虽夷狄,犹中国也”;杞国是夏后氏后裔,《左传》却在公元前637年一度称杞国为“夷”[300],纵使是源自周王室的吴国,称王(不守周礼)的举动,一样被视为“蛮夷戎狄”[301],可知先秦夷狄戎是以政治立场来划分,彼时文化制度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所谓华夏者即中国,是指以姬姓为首的诸侯国,也即“兄弟之国”、“兄弟甥舅”、“王之亲姻”[300][302],所谓北狄与西戎并非族群称谓,只是华夏对他者(其他政治集团)称呼,但不代表非姬姓就必然是蛮夷戎狄,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不是截然二分的,两者间具有模糊的过渡区域,周王分土封建之诸侯本属华夏,但基于姻亲远近或政治文化阵营的变动可为华夏亦可为蛮夷戎狄,比如嬴姓秦国,周桓王曾经与秦宪公联合攻打魏国,当周襄王遭受王弟姬带与隗狄部落遂出王畿后就派左鄢父向秦国求援[210],当秦穆公制霸西戎诸部后就派使入秦祝贺,可见周王并不将秦国视作戎狄;齐国虽是姜姓,但齐太公姜尚为周王朝的建立贡献尤多,享有征伐青徐二徐诸侯的权力,周文王姬昌的祖母是姜姓女(太姜),所以齐公亦是“王之姻亲”而属华夏,只是相对而言,姬姓诸侯是华夏核心,非姬姓诸侯是华夏边缘,而诸侯称王则摈出华夏。
    进入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战国初后,华夏开始超越“诸姬”,七国称王而其主要民众亦属华夏部落[303],共享同一空间(赤县神州)[304][305][114],可证东周时代的华夏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正在同化黄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其他氏族部落人口正在扩张的大部落,直至华夏部落遂渐将夷部落以及一部分的狄部落、戎部落同化为华夏部落,加上南方一部分的诸越部落[306],至迟在公元前后的汉代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稳定不变的民族共同体。
    虽然前有春秋时代的诸戎、诸狄部落入居王畿核心伊洛盆地,后有两晋南北朝时代五胡攻侵中原,但在血缘上,现代汉族主要是从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中原古人繁衍而来[160][164],特别是中原核心地区的河南省汉族至少从西周时代起便一脉相承至今,北亚蒙古人和印欧人种的影响微弱[307],可见诸戎与诸狄的影响如果不是被人口众多的华夏部落冲击得近乎消失就必定是与华夏部落共享相近的亲缘血统,另外,石峁文化人群的mtDNA与同时代黄河中游流域居民及现代汉族最接近[308],而先秦时代存在北狄与犬戎皆是自黄帝部落分离出去[78][58]、允姓之戎是被华夏先王驱遂至瓜州等传说[300],加上陜北高原北部是戎狄部落居地,所以戎狄部落——至少有一部分戎狄部落——与华夏部落共享相近血统。
  20. 20.0 20.1 所谓“黄帝生骆明”[13],其实是指骆明这一家族由同是黄帝氏族后裔的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分化出来[74][75],如同“有五世而迁之宗”[97],新氏族从旧氏族中分化出来[98]。至于所谓“禹生石纽”是“禹生于石”的误解,而“禹生于石”其实“启生于石”的误传,从传说中禹的身世与事迹来看,禹是绝不可能生于西羌或兴于西羌[99],只有治水时“浮于积石”、“道河积石”涉及后世西羌人之地,东汉景云碑亦只说禹有“石纽汶川之会”[100],除此以外,禹的事迹与西羌无涉,显然不能得出禹是西羌人的结论,何况在一个重视血缘的氏族部落社会,没有血缘关系是绝不可能踏入统治阶层顶端。
  21. 此后,后稷一职由弃氏[注 18]的家族世袭,如台茧及其子叔均,皆为后稷以事农耕[78],帝喾(帝俊)至后稷叔均之间至少还有两代人[13],显见“帝俊生后稷”中“后稷”是指世袭后稷的一支家族,然而历任后稷之名失载,至不窋始见记载,所以笔者以后稷氏称呼自弃至不窋之间的世系。
  22. 据古载关于舜为氏族共主之前的居地有雷泽、历山[105][106][107]、负夏、寿丘[88]等地,其中河滨、河濒意即黄河岸边,雷泽一地明确是定陶[108],负夏、寿丘、历山当在附近一带,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23. 23.0 23.1 按《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据《孟子注疏》解释孟子之所以说是舜是东夷人,是“以其地在东方,故曰东夷之人”,同样也是因为周文王“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终始之地与文王所居终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远,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后有千二百歳之久,其皆得志行政于中国以致治如合其符节有周而无异,一为先圣于前一为后圣在后,其所揆度则一而无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即只是因为舜地处中原东部、周文王地处中原西部,才称其为东夷人(东方人)、西夷人(西方人)。故此“夷”并非少数民族的代名词,从传说来看,舜、周文王皆是黄帝后裔,当然不可能是非汉或非华夏人群,孟子之“东夷”、“西夷”,仅是指诸冯、负夏、鸣条以及岐周、毕郢这分别位于东方和西方的地区,将此处“东夷”、“西夷”视同非华夏人群或非汉族的代称只是后人的误解,这个误解也成为外来民族征服汉族地区后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借口。
  24. 24.0 24.1 24.2 24.3 有说法认为有扈氏领地在原阳县,不过如此一来就和姒启所居的阳城过于接近,笔者认为传统说法的户县说更合理,因为如有扈氏在原阳县,距阳城不过咫尺之隔,而户县离阳城更远,加之古本《竹书纪年》云“启征西河”,战国时代魏国将洛水至黄河之间的地区设立为西河郡,可证在姒启曾在关中地区作战,与进攻有扈氏的方向相同,而且遥远的位置才能令作为弱势方的有扈氏相信反抗夏后氏统治能成功[23],而原阳县应理解为有扈氏战败后,部分民众被姒启强制迁至黄河以北地区,以便就近看管,此外,古本《竹书纪年》亦有姒廑(胤甲)“居西河”的记载,应亦是夏后氏在关中地区活动的反映;根据传世文献,夏后氏曾经在姒文命、姒启、姒相时期与有扈氏发生战争,考虑到大禹姒文命在治水、平三苗的威望,姒启很有可能在即位之初曾假借父命行事,以姒文命的名义发布命令,令1500年后的人误以为甘之战是姒文命时期发生的。
    涂山氏,在今中国安徽省蚌埠市境[171],也即涂山之会所在地[172]
    阳城,在今中国河南省禹州市境[129]
  25. 有观点认为在夏后氏统治之前存在一个历时数百年“虞朝”,笔者认为此论不足信,因为传世文献皆指出姒文命是鲧之子[116],而鲧活动于陶唐氏帝尧时期,姒文命则继承帝舜成为氏族共主(帝),由此观之,有虞氏的统治时间不会超过一代人。另外,虽然在帝舜之前有虞氏存在“自幕至于瞽瞍”的世系[84],但考虑到高阳氏、高辛氏、有夏氏等皆先后由黄帝氏分化出来,然后各氏族彼此是平行存在,“自幕至于瞽瞍”完全可以是有虞氏成为帝(氏族共主)之前的历任氏族酋长,不必以“虞朝”来解释。
  26. 夏后氏诸王统治年月无定说,笔者在此采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公元前2070年为夏后氏统治的始年,减去姒文命的四十五年及横跨三个年头的服丧期,则姒启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2023年。
  27. 《晋语四》这段话[27]虽不见于其他先秦文献,但考虑到先秦文献对商周以前的史事稀阙,难以互相对照。司空季子是为劝姬重耳而举出的传说事例,青阳既是姬姓又是己姓,有可能是司空季子急切劝说或文献传抄而发生的失误,但不排除有两个青阳存在的可能性,如《索隐》所推测[28],可能为不见其他文献的己姓青阳,如《逸周书史记解》所载的曲集之君、毕程氏、县宗之君等势力的兴亡,仅一见于文献,这些都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己存在的传说,所以晋语四这段材料暇不掩瑜,不止不能否定,反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28. 28.0 28.1 28.2 28.3 28.4 旧有观点认为在老官台文化之后是半坡类型,也就是【老官台文化(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5000)→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但按魏继印等新近的观点认为“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陶器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陶器的比较看,两类遗存应为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即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前身或早期阶段”[137],在原来的半坡类型内分出北首岭类型,文化演变脉络就是【老官台文化(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5000)→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约公元前5100~公元前4500)→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至于老官台文化完结于公元前5000年,而北首岭类型开始于公元前5100年,因为文化改变不是政权更换,不可能上一年还是A文化,下一年就立即变为B文化,族群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换文化面貌,如邸楠所言“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和旧文化因素的消失并不同步”[138],加上测年技术的差异,不同学者的推测不同,故而有二、三百年的偏差;另外,一些考古学文化的称谓后缀不统一,同一事物既名文化,又名类型,笔者将其统一命名,“文化”之下是“类型”,类型之下是“亚型”。
  29. 29.0 29.1 29.2 29.3 29.4 嵩山以南、贾鲁河以西的郝家台类型及其后续煤山类型应该归入王湾三期文化[162]还是煤山文化是有争议,笔者采用煤山文化的观点,即将郝家台-煤山类型归属煤山文化,所以汝颍、许漯等地是煤山文化的分布区;另外,二里头文化包不包括新砦文化亦有争议,笔者认同新砦文化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意见,即新砦文化其实是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163],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可上溯至龙山时代晚期,则龙山时代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即是二里头文化人群[164]
  30. 在位积年据古本《竹书纪年》[128],然其岁数当有误,若姒启出生于姒文命治水时期,则姒启岁数应大于姒文命统治期(45年)与姒启统治期(39年)之和,即年寿八十四以上。
  31. 31.0 31.1 如没有说明,文中夏后氏诸王的统治积年皆参自今本《竹书纪年》。
  32. 从有扈氏的位置来看,无论是在户县或原阳县,特别后者更是位于有穷氏的原居地——鉏与后羿治所旧斟寻之间,所以这次叛乱应由后羿派兵平定,姒相只是名义上的代表。
  33. 寒浞在杀害后羿后“因羿室,生浇及豷”,至“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可见这一段时间至少足以令一名初生婴儿成长为领兵作战的大将[113],按今本《竹书纪年》,寒浞杀害后羿之事在姒相八年,后缗逃奔有仍氏在姒相二十八年,20年时间足以令一名初生婴儿成长为领兵作战的大将,浇长大后“杀斟灌以伐斟𬩽,灭夏后相”,姒相之妻“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180],故20年一说可从,而姒少康之子姒杼在灭亡有穷氏的战役中已能领兵“灭豷于戈”,假设姒少康在20岁左右生姒杼,姒杼“灭豷于戈”时年约20岁[113],则寒浞杀姒相至姒少康杀寒浞之间约有四十年的岁月。
  34. 34.0 34.1 笔者认为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属于夏后氏的直接统治区域,相当于夏王的王畿,而夏王朝还包括向夏后氏称臣的氏族部落,所以夏王朝的范围远大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夏王畿自二里头文化二期才开始大规模扩张,代表此时夏后氏才完成由氏族共主向部落王权的蜕变。
  35. 35.0 35.1 基于位置远离夏后氏起家之地,姒无馀成为当地酋长更可能是当地氏族与夏后氏联姻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姒无馀的后人遂步迁移至宁绍平原,殷革夏后,夏王姒履癸就南奔至南巢。夏代中原地区的原始瓷器就是由浙南闽北地区出产[183],至迟在公元前24世纪就已有少量中原移民定居在上海市境内[184],所以伊洛盆地与宁绍平原两地的氏族部落之间出现文化以至人员往来亦非不可能的事[185],自淮河一带向南跨过长江越过江东平原就到达宁绍平原,不论分封、流放或联姻,对于夏后氏王室成员或夏部落民众来说是有能力达成的。
    夏代以前中原核心地区人口可以迁移入宁绍平原,那商末周初的周原地区人口能迁移入环太湖平原亦不足为奇,从春秋时代鲁国、楚国与吴国的互动可知吴国王室源自姬周王室。[90][186][187]
  36. 河伯,在后羿执掌夏政时曾经被后羿所欺压[116],在夏王姒芬时代,河伯冯夷曾与洛伯用发生争执[188],河伯的“河”是指黄河,洛伯的“洛”是指洛水,既然河伯冯夷能与洛伯用发生争执,那河伯与洛伯的居地不会太远,洛伯应居于河洛地区附近,而河伯居于黄河以北,如此才能派兵支援商氏族,考虑到河伯与洛伯皆居于河南省,位于夏王朝的王畿之内,那河伯如非夏后氏同姓氏族就是姻亲部落,其派兵援助商氏族的举动至少取得夏王的默许。
  37. 据《吕氏春秋》,北音、南音、东音、西音是指中原地区东南西北四处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其诞生正好与上古统治者有关,应该是有宫庭音乐的背景才被记载下来,后来东南西北四处吸收了不同时代的音乐特色,所以这些宫庭音乐才被称东南西北四音之“始”,可说是汉民族音乐文化最早的记载[94]
  38. 笔者参考《殷本纪》、《尚书》、《墨子》及《国语》中有关汤誓的文句修饰。
  39. 39.0 39.1 39.2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约在公元前1565年~公元前1530年[200],商代夏约在第四期晚段之际,参考古籍有关夏代列王的积年,所以笔者推测约发生在公元前1550年,同时也采信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的始年、公元前1046年为周灭商之年,自周昭王以后的西周列王年代亦采之夏商周断代工程。
  40. 姒不降的统治始于公元前1731年,其子姒孔甲卒于公元前1604年,两代人长达127年,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但后世也有两代人时间过百年的例子:英国亨利八世生于公元1491年6月28日,其女伊丽莎白一世卒于公元1603年3月24日,长达112年;英国乔治三世生于公元1738年6月4日,其子汉诺威国王奥古斯特一世卒于公元1851年11月18日,长达113年;齐前庄公统治始于公元前795年,其子齐僖公卒于公元前698年,两代人统治97年,卫僖公统治始于公元前855年,其子卫武公卒于公元前758年,两代人统治97年,又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其子秦昭襄王卒于公元前251年,长达105年;古埃及拉美西斯一世生于公元前1303年,其子麦伦普塔卒于公元前1203年,正好100年;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的统治始于公元前58年,其子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挛鞮舆卒于公元46年,两代人统治104年;斯里兰卡Anuradhapura王国的pandukabhaya王统治始于公元前437年,其子Mutasiva王卒于公元前307年,两代人统治130年,所以两代人统治127年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不过,相比起父子关系,从时间来看,姒孔甲是姒不降之孙的可能性更大。
  41. 41.0 41.1 41.2 41.3 二里头文化[注 29]各期遗存的主要遗址
    新砦一期(早期):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登封市王城岗遗址(4)、汝州市煤山遗址、禹州市瓦店遗址(3)、巩义市花地嘴遗址、偃师市灰嘴遗址、郑州市站马屯遗址(3)、荥阳市竖河遗址[165]
    新砦二期(晚期):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黄寨遗址(1)、登封市王城岗遗址(5)、汝州市煤山遗址、洛阳市东干沟遗址、偃师市灰嘴遗址、郑州市牛寨遗址[165]
    一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1)、新密市新砦遗址(3)[165]、汝州市煤山遗址[361]、郑州市稍柴遗址(1)、东赵遗址、荥阳市竖河遗址、渑池县鹿寺遗址[361]、陈窑遗址[361]、西平县上坡遗址[220]、周口市商水县朱集遗址[362]、良台寺(阎庄)遗址、太康县方城遗址、项城市高寺砦遗址、骨头冢遗址、淮阳区范丹寺遗址、双冢遗址、西华县陆城遗址、后于王庄遗址、扶沟县林砦遗址、沈丘县东冢遗址[362]
    二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2)、洛阳市东杨村遗址(晚段)[218]、汝州市煤山遗址[361]、郑州市稍柴遗址(2)、东赵遗址、黄委会青年公寓遗址、洛达庙遗址(1)、荥阳市大师姑遗址(1)、竖河遗址、娘娘寨遗址、尉氏县新庄遗址、杞县段岗遗址、牛角岗遗址、朱岗遗址、渑池县鹿寺遗址[361]、陈窑遗址[361]、三门峡市陜州区西崖村遗址[361]、陜州区七里铺遗址[361]、邓州市穰东遗址[361][363]、驻马店市党楼遗址[220]、新蔡县郭冢遗址、坟冢遗址、蚓冢遗址[362]、西平县上坡遗址[220]、漯河市郾城区皇寓遗址[364]、周口市太康县方城遗址[362]、项城市骆驼岭遗址、淮阳区双冢遗址、西华县陆城遗址、后于王庄遗址、泥土店遗址[362];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361][235]、襄汾县大柴遗址[361];湖北省郧县李营遗址(晚段)[365]、大悟县李家湾遗址[220]
    三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3)、洛阳市东杨村遗址[218]、汝州市煤山遗址[361]、郑州市稍柴遗址(3)、东赵遗址、上街遗址、黄委会青年公寓遗址、大河村遗址、洛达庙遗址(2)、望京楼遗址、荥阳市大师姑遗址(2-3)、竖河遗址、娘娘寨遗址、薛村遗址、尉氏县新庄遗址、杞县段岗遗址、牛角岗遗址、朱岗遗址、开封市虎丘岗遗址、焦作市府城遗址[218]、温县北平皋遗址[218]、济源市留庄遗址(晚段)[218]、新峡遗址(1-2)[366]、渑池县鹿寺遗址[361]、陈窑遗址[361]、三门峡市陜州区七里铺遗址[361]、邓州市穰东遗址[361][363]、方城县八里桥遗址[220]、淅川县下王岗遗址[220]、盆窑遗址[234]、门伙遗址[234]、李营遗址[234]、驻马店市杨庄遗址[220]、新蔡县郭冢遗址、坟冢遗址、蚓冢遗址[362]、信阳市北丘上层遗址[220]、漯河市郾城区皇寓遗址[364]、周口市商水县王田寺遗址[362]、太康县方城遗址、项城市骆驼岭遗址、淮阳区双冢遗址、西华县陆城遗址、后段庄遗址、后于王庄遗址、泥土店遗址、商高宗冢遗址、沈丘县东冢遗址[362];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361]、襄汾县大柴遗址[361];陜西省商县东龙山遗址[367]、紫荆遗址[367]、华县南沙村遗址[367]、元君庙遗址[367]、西安市老牛坡遗址[367];湖北省郧县李营遗址[365]、十堰市郧阳区辽瓦店子遗址[234]、盘龙城王家嘴遗址[220][221]、钟祥市乱葬坑遗址[220]、大悟县李家湾遗址[220]、襄阳市墓子岗遗址[220]、王树岗遗址[220]
    四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郑州市稍柴遗址、东赵遗址、上街遗址、黄委会青年公寓遗址、洛达庙遗址(3)、望京楼遗址、荥阳市大师姑遗址(4-5)、娘娘寨遗址、薛村遗址、杞县段岗遗址、牛角岗遗址、朱岗遗址、开封市虎丘岗遗址、济源市新峡遗址(3)[366]、武陟县大司马遗址(早段)[218]、邓州市穰东遗址[361][363]、淅川县盆窑遗址、单岗遗址[234]、李营遗址[234]、驻马店市新蔡县郭冢遗址、坟冢遗址、蚓冢遗址[362];陜西省商县东龙山遗址[367]、华县南沙村遗址[367];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361]、绛县柳庄遗址[368]、长治市小神遗址、屯留县西李高遗址、泽州县和村遗址、沁县南涅水遗址、岚县荆峪堡遗址[369];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辽瓦店子遗址[234]、襄阳市王树岗遗址[234][362][218][365][361][220][221][367][368][369][364][235][363]
  42. 42.0 42.1 42.2 42.3 根据下七垣文化五期说的观点,下七垣文化一至五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下七垣文化一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一期至二期早段,下七垣文化二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下七垣文化三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下七垣文化四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下七垣文化五期相当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各期遗存相关遗址如下[370]
    一期: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下七垣遗址(④-③)、槐树屯遗址、石家庄市市庄遗址
    二期: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磁县滏阳营遗址、南城遗址(⑥)、河北村遗址、平山县南石殿遗址、邢台市葛家庄遗址、临城县屯院遗址、柏乡县中鲁遗址、定州市尧方头遗址(④-③)、任邱市哑叭庄遗址(2)、徐水县韩家营遗址、易县下岳各庄遗址(1);河南省鹤壁市刘庄遗址、安阳市大寒村南岗遗址
    三期: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北羊台遗址、北羊井遗址、义西遗址(3)、薛庄遗址(④)、磁县滏阳营遗址、界段营遗址、南城遗址(⑥)、河北村遗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北胡庄遗址、正定县西房头遗址、邢台市葛家庄遗址、粮库遗址、临城县补要遗址、柏乡县赵庄遗址、定州市尧方头遗址(④-③)、任邱市哑叭庄遗址(2)、徐水县巩固庄遗址、遂城遗址、易县下岳各庄遗址(1)、涉县台村遗址、永年县何庄遗址、沙河市马庄遗址、唐县北放水遗址、南放水遗址、肃宁县后白寺遗址(1)、容城县上坡遗址(③)、午方遗址、白龙遗址、保定市小车遗址;河南省安阳市小屯西地遗址、鄣邓遗址、西蒋村遗址、淇县宋窑遗址、辉县孟庄遗址、长垣县宜丘遗址
    四期: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龟台遗址、北羊台遗址、北羊井遗址、义西遗址(3)、薛庄遗址(④)、磁县下七垣遗址(④-③)、南城遗址(⑥)、河北村遗址、白村遗址、正定县小客庄遗址、新乐市何家庄遗址、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内邱县南三岐遗址、临城县补要遗址、定州市尧方头遗址(④-③)、北刘家庄遗址(1)、任邱市哑叭庄遗址(2)、徐水县文村遗址、大赤鲁遗址、易县老姆台遗址、七里庄遗址、下岳各庄遗址(1)、涉县台村遗址、永年县何庄遗址、唐县淑闾遗址、北放水遗址、肃宁县后白寺遗址(1)、容城县上坡遗址(③)、北张遗址、武安市崔炉遗址、赵窑遗址;河南省安阳市鄣邓遗址、西高平遗址、鹤壁市刘庄遗址、淇县宋窑遗址、辉县孟庄遗址、孙村遗址、长垣县宜丘遗址、焦作市府城遗址、修武县李固遗址、新乡市李大召遗址、潞王坟遗址、浚县大赉店遗址、赞皇县南马遗址、安新县辛庄克遗址
    五期:河北省邯郸市北羊井遗址、磁县下潘汪遗址、白村遗址、元氏县南程遗址;河南省安阳市西蒋村遗址、鹤壁市刘庄遗址、淇县宋窑遗址、辉县孟庄遗址、琉璃阁遗址、长垣县宜丘遗址、焦作市府城遗址、新乡市李大召遗址、潞王坟遗址、雎县周龙岗遗址、杞县鹿台岗遗址、民权县牛牧岗遗址、李岗遗址、吴岗遗址、濮阳市马庄遗址
  43.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上古时代的古地名相当于现今何地是充满争议:
    商王朝的王都西亳地点有争议,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两说,如方酉生支持偃师商城说、李维明支持郑州商城说,也有主张郑州商城为主都、偃师商城为陪都的说法。
    仲丁子庄所迁之隞,传统说法是以河南省荥阳市敖山一带为隞都所在地,也有小双桥遗址为隞都的说法[237],也有认为隞都与河亶甲子整所迁之相、祖乙子滕所迁之邢一样,只是商王设立的临时性都邑,以柘城县孟庄遗址为隞都[238][239]
    河亶甲子整所迁之相亦同样存在争议,多数说法认为洹北商城是相都,亦有说法认为相都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一带[240][241]
    祖乙子滕所迁之耿、庇、邢,一般认为耿是邢是的音讹、庇是邢的字讹,子滕一王只有一迁,即邢都,主流说法认为是在河北省邢台市一带,也有说法认为是在河南省温县北平皋遗址附近一带[242][243],另有说法认为子滕所迁之都为庇,即洹北商城,而子整所迁的相都则在内黄县一带[244]
    南庚子更所迁之奄都,传统上是指商奄,又称商盍,即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有说法认为是在今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东安故城一带[245]
    盘庚子旬曾经先后以殷及旧都西亳为王都,一王二迁,先自奄都迁殷,再自殷都迁西亳[246]。殷墟遗址长期被视为殷都,然而在殷墟遗址并没有发现盘庚子旬、小辛子颂、小乙子敛三王时期的甲骨文、王陵、宫殿等遗存,令殷都位置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殷墟遗址是在武丁子昭时期成为王都,洹北商城才是子旬所迁之殷都[247]
  44. 虽然陶文及金文有个别字体的诞生可以追溯在二里头时代[259],但目前最早明确用以纪录的汉字是在商代晚期才出现,无疑是现代汉语文的源头[260],作为当时仅限于贵族甚至是王室成员使用的语文,商王室的祖源应来自汉语人群。
  45. 甲骨文中所见的地名所对应的确实位置基本上仅是猜测,据甲骨刻辞,帝辛十祀曾经发生商王子受远征夷方的战争,在接近前线的攸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取得胜利后返回殷,但子受行进路线及对象夷方(人方)的位置皆充满争议,李发认为子受南下渡黄河至淮北市一带的前线作战,夷方约在徐州市一带[262][257];据甲骨刻辞,帝辛十五祀也曾征伐在今徽北苏北一带的夷方部落[263]
    晚商时代的虞国与苪国位置有争议,郝玥与张绍冬认为两邦皆在今中国甘肃省华亭县境[264]
    按传世说法,密须氏在今灵台县境,则犬戎应在密须氏以北之陇东地区,但亦有可能在泾水以东的陇东地区,而耆国在今黎城县境,邘国在今沁阳市境,崇国则与丰邑相邻,姬昌攻伐犬戎、密须、耆、邘、崇五邦国而后才“三分天下有其二”,则其父姬历的武功应远小于姬昌,那姬历所讨伐的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5个部落其地皆在陜北或陇东境更合理,而且这些被后人冠以“戎”名的部落仅一见于史籍,其实力应远小于周部落,所以即使被燕京之戎击败亦不致对周部落产生威胁,姬历被子托杀害只是出于对小部落迅速坐大的危机感,如果是一个足以与大邑商匹敌的部落的统治者被杀就足以解除对商部落的威胁?何况姬历还有继承人姬昌,所以笔者判断姬历治下的周部落实力有限,姬昌因此继续向商王称臣,而5个部落实力相比周部落只会更弱,不会距离周部落太远,最可能位于后世戎狄部落活动的陇东及陜北地区。
  46. 关于商代的氏族部落(方国)位置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仅为推测,甲骨文卜辞很多未能反映各氏族部落情况、各氏族部落与商王朝的关系或相关战争的胜负,比如商朝与巴方的战争结果,显然已经失传不可考
  47. 青铜金文的字句词汇含义常有争议,比如有的将《十月敔盘》中“□、昴、参泉、裕敏、阴阳洛”视为五个地名,也有的将“裕敏”视作动词预谋;有的将《翏生盨》“伐角、□(津),伐桐、遹”视为角、津、桐、遹四地,但也有视角津、桐遹为两地,所对应的今地位置基本上只是猜测,故此笔者仅描述金文内容的大体旨意,一般只判断青铜器属于西周早期/中期/晚期,大致上昭穆是早中期交界,夷厉是中晚期交界,至于金文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哪一位周王时代亦常见争议不存在一致的共识,笔者只能选择其中较为可信的主张。
    笔者采信《十月敔盘》是周厉王时期的主张,据《十月敔盘》载,淮夷部落在西周晚期曾向周王国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势,伊洛盆地也受到威胁,但淮夷部落发起的战争最终失败,周王因此在成周雒邑赏赐作战有功的敔。[275]
    笔者采信《翏生盨》是周厉王时期的主张,《翏生盨》载周厉王对淮夷部落的一次主动攻击取得胜利,故此笔者认为《十月敔盘》事在《翏生盨》前,而《翏生盨》和《鄂侯驭方鼎》有相同的地名“角、僪”,当是对同一场战争的不同角度描写,而《仲催父鼎》所载的周与南淮夷战争可能亦是发生在周厉王时期。
    周厉王因愤怒于鄂侯姞驭方联合南淮夷与东夷部落侵周,在出征鄂国前下达“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主流说法认为“勿遗寿幼”的对象是鄂国平民,但这种说法扞格不通,首先平民人口是封建统治阶的主要剥削对象,滥杀不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其次传世文献对周厉王皆持贬斥的态度,但未有其在鄂国境内实行屠杀的记载,且《禹鼎》亦不载有对平民“勿遗寿幼”施行,再次,今随州市地区在古代没有流传周代曾发生屠杀平民事件的传闻,亦没有相关事件的遗存,所以主张“勿遗寿幼”的对象是鄂国平民这种说法明显有误,笔者认为“勿遗寿幼”的对象是以鄂侯姞驭方为首的统治阶层更为合理,清除世袭相承的鄂国统治阶层令周王更容易掌控鄂地人口资源,后来周王就将部分鄂国民众北迁至今南阳市宛区一带并封建王室成员于当地成立姬姓鄂国;姬性鄂国的始封年代有争议,黄锦前认为是周宣王所封[276]而曾芬甜则认为是周平王所分封[277],考虑到幽、平之际的局势动乱,笔者认同姬性鄂国是周宣王封建;在夏饷铺墓地中年代由早至晚编号为M6、M19、M7的是姬姓鄂侯墓,分别匹配M5、M20、M16三座鄂侯夫人墓,而年代最晚的M1鄂侯夫人墓缺失与其匹配的鄂侯墓,所以笔者认同第4任鄂侯是亡国之君,因此其墓地不在夫人M1墓旁,姬姓鄂国由周宣王封建,灭亡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历经4任姬姓鄂侯而享国祚约100年。
    周宣王五年(前823),周王对𤞤狁部落的战争取得胜利,赏赐在战争中立有功勋的兮甲,随后周王开始对付在周厉王失政后叛周的淮夷部落,至周宣王十八年(前810)正月,南仲邦父派驹父、高父出使淮夷部落,顺利收取淮夷部落向周王国上缴的贡赋。
    周宣王四十二年(前786)为了防备戎人部落,封建曾经在弓谷打败戎人军队的长父于杨地。
  48. 48.0 48.1 48.2 48.3 48.4 嬴秦氏族父系源自少昊氏,母系源自颛顼氏,大费因善于驯服鸟兽而受帝舜赐姓嬴,其祖居地约在嬴水一带(今中国山东省莱芜市境)[324]
    姒启建立夏王朝后,嬴姓遂成为姒夏的诸候,至夏代末年,嬴姓改换门庭转投商部落,并在商部落取代夏王朝的战争中立有功勋,商王朝建立后“嬴姓多显”,成为王朝显贵,在晚商时代,嬴姓传至胥轩一代,胥轩负责守卫商王朝西部边境,其与姜姓郦山之女联姻生下中潏,中潏之子蜚廉在周部落取代商王朝的战争中对抗周部落而死,令嬴姓在周王朝的地位一落千丈,至迟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之前被王室命令迁至西犬丘一带守卫王朝边境(今中国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境)以防备西戎诸部。
    蜚廉的后裔分为两支,季胜一支传至造父时,因助周穆王西巡东归有功,受封于赵城并为赵氏,令嬴姓地位止跌回升,蜚廉另一支恶来革的后裔传至大骆一代,大骆因为造父显贵起来亦得为赵氏,大骆居于西犬丘,与姜姓西申国之女联姻生下成,大骆另有一子非子,非子因为在汧渭之间为王室养马有功而被周孝王立为附庸并分封于周土秦地建立秦邑(位置有争议,一说在甘肃省清水县李崖遗址[325],一说在陜西省宝鸡市陈家崖遗址),“号曰秦嬴”,至此,嬴姓分为三支,一支在赵城为嬴姓赵氏,一支在西犬丘亦属嬴姓赵氏,另一支在秦邑为嬴姓秦氏。
    非子的玄孙秦仲在位时期,正值周厉王末年,王朝发生内乱,王权暂由共伯和摄政,西戎诸部乘机东侵,攻陷西犬丘尽杀大骆直系,至周宣王继位后才任命秦仲负责讨伐西戎部落。
    周宣王四年(前824),秦仲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兵败被杀,于是周宣王立秦仲长子秦庄公继承附庸位并割7000兵力予嬴秦,助其对抗西戎,实力得到增强的嬴秦氏族在秦庄公的率领下大破西戎,收复西犬丘,之后秦庄公从秦邑移居西犬丘。
    周幽王四年(前778),秦庄公去世后由秦襄公继承附庸位,周幽王六年(前776),西戎诸部发兵攻秦,一度包围了西犬丘,所幸嬴秦坚守不失直至西戎解围而去。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因为周幽王废黜太子姬宜臼,姬宜臼于是逃往外公申侯的西申国,周幽王领兵至西申,企图逼使申候交出姬宜臼,然而申侯却潜通王朝的世敌西戎与犬戎,联合进攻关中,西戎与犬戎自然不会放过此等良机,在申侯的协助下,西戎与犬戎击败周幽王军队,最后周幽王退至骊山一带兵败被杀,诸戎占领岐山以西地区并“尽取周赂而去”,关中陷入不稳,姬宜臼登基为新王后决定放弃关中东迁雒邑,大约在同一年,周平王姬宜臼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已被诸戎控制的岐山以西地区赐给新成立的秦国作为封土,自此秦国即开始东征驱遂诸戎遂渐收复关中地区。
    周平王五年(前766),秦襄公东伐诸戎部落,兵锋直抵岐山,但不幸于同年身故,导致东征成果末能稳固,但经过秦襄公的征伐后,盘踞在岐山以西的诸戎势力大为削弱。
    周平王八年(前763)秦文公率兵七百东巡,第二年,秦文公抵达汧水汇入渭水之处,即汧渭之会并以该处为国都(今陜西省宝鸡市魏家崖遗址一带[326][327],又称汧邑),经营东部新领土,并招徕附近的周部落民众成为嬴秦氏族的部众(秦部落是华夏部落的一支[328]),此后秦国势力日渐强大。
    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秦文公派兵东伐诸戎,将岐山以西的诸戎残馀势力彻底清除并将当地周部落人口纳入秦国控制之下,岐山一线成为秦国的东界,此后数十年秦国虽然没有大规模东征,但仍然向东缓慢渗透。
    周桓王六年(前714),秦宪公将国都由汧渭之会东迁至平阳(今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一带),并于同年派兵东伐荡社,这场战争持续至第二年,当时秦军击败亳王,迫使亳王投奔诸戎,成功消灭荡社,近十年后的周桓王十六年(前704),秦宪公派兵攻灭荡氏,将渭水中游以至下游关中平原大部变为秦国领土,自此秦境与梁、芮二国相接,但胜利后不久秦宪公过世,秦国一度陷入权力斗争。
    秦国派兵攻打荡社而与“亳王”发生战争,并且在打败“亳王”后才得以灭亡荡社,故亳王应为荡社的首领,亳王与荡社实属同一政治势力。亳王被击败后“奔戎”,可以理解为投奔诸戎势力,从形势上看理当是向北走才能投奔诸戎,而且“奔戎”本身代表亳王并非诸戎势力的一支,当是在关中陷入混乱后崛起的一支本土势力,可能与诸戎有臣属关系,亳王下场史无记载,不过在灭荡社的9年之后秦国又攻灭荡氏,从“荡社”、“荡氏”的名称来看,两者应有关连,基于上述两段记载,可以推测亳王兵败后,在一支戎人势力庇护下东山再起,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荡社”与“荡氏”完全无关的可能性。
    荡社位置有三说,分别是杜县(今中国陕西省西安市杜陵乡一带)、三原县(今中国陕西省三原县)、始平县(今中国陕西省兴平县),无论是三原县还是始平县,皆己相当接近西安市,杜县所在更是西安市南郊,秦国自西向东收复关中,先灭荡社后灭荡氏,则荡氏位置当在荡社以东,即使荡社在兴平县,兴平之东就是咸阳市,后来秦武公杜地及郑地分别设立杜县、郑县,则至迟在秦宪公末年秦国东界已达今西安市一线。
    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武公成为权力斗争的胜出者,成为国君的第一年即派兵东伐,攻灭在华山一带的彭戏氏,至此,除了芮国、梁国等少数地点外,关中平原几尽为秦国所有,为避秦军锋芒,骊山姬姓之戎可能即因此而东徙至上党高原南部,最终于周惠王五年(前672)被晋国派兵攻灭,犬戎一支势力则盘踞于渭汭(黄河与渭水交会处一带),西虢国在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将其攻灭。
    从秦国东取关中的过程来看,关中戎人一直都没有集结为一股势力对抗秦国,代表关中戎人是由各股独立的势力组成,即使诸戎势力之上存在一个戎王,戎王对其在关中的势力恐怕也没有很多控制力,至少不比同时期周王对各诸侯的控制力更强,另外,亳王、小虢(今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一带)并非戎人势力,特别后者应是虢国残留在关中的一支,正因为是王族诸侯,秦国才会容忍在都城平阳西郊存在这样一股独立势力27年,彭戏氏及骊山戎亦可能不是戎人势力,而是诸戎部落攻陷关中令社会陷入混乱而乘势崛起的本地势力,后者更可能是王族远枝,但因为臣属于诸戎才被后世视“戎”的一部分。西戎及犬戎是与为了将外孙姬宜臼推上王位的申候合作,加之关中平原的周部落人口稠密,故此诸戎不可能将关中平原尽数占据,只能“尽取周赂而去”,留下一些戎部落占据部分要地——比如茅津——及扶持当地一些傀儡势力以确立戎人对周王畿的控制力及对周王的影响,周平王姬宜臼登基后决定迁都雒邑应有摆脱诸戎势力压制的考量。
    周庄王九年(前688),秦武公派兵征伐西戎诸部以保护西犬丘后方安危,攻灭邽戎(今中国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境)、冀戎(今中国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境),分别设置邽县、冀县,从冀戎所在位置看,西戎与犬戎联合打败周幽王后,作为西戎一支的冀戎曾经有东迁之举。西征胜利后秦国就开始体养生息以把主要力量用于东进与其他诸侯国——主要是晋国——争霸中原。
    周釐王五年(前677),秦武公之弟秦德公成为新任国君后,将都城由平阳北迁至雍城,同年,梁国与芮国的国君亲自入朝秦国,不过秦德公统治短暂,第二年就过世,之后公位在其三个儿子之间传承,至周惠王十八年(前659),第三个儿子嬴任好继位为秦穆公,在位的第一年发兵东征在茅津的戎部落(以地名部又称茅戎),驱遂戎人收复茅津,此戎部落显然是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后才有机会南下至茅津盘踞,此后近35年间秦穆公都专注于与晋国争霸,直至确信不能取代晋国称霸中原以及得到在西戎安居多年的华夏人由余投靠后,才重新再次征伐西戎诸部。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6),秦穆公得知西戎王派往秦国的使者是华夏人由余,秦穆公与由其谈后发现由余是人才,遂拉拢其弃戎入秦以探听西戎虚实,至于谈话内客,一说由余作为西戎王的使者时吹嘘西戎上下充满淳德忠信如同没有人性缺陷的国度,可谓崇戎贱夏,但以常情度之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古今中外有哪一个部落邦国实现了这种完美社会?这只是因为各为其主才对西戎社会过度美化,另一说由余评论华夏先王制度的奢俭得失,得到秦穆公的佩服[329],二说相较,显然后说更符合常理。
    秦穆公用了三年时间准备,至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秦穆公发兵征伐诸戎,涉及的诸戎邦国有8~12个,最后陇西高原的绵诸、狄、䝠(今中国甘肃省陇西县境)、绲与陇东高原的义渠、乌氏(今中国甘肃省泾川县境)、胊衍(今中国陜西省定边县境)以及大荔戎等8个诸戎主要邦国皆向秦国称臣,史称“霸西戎”,周襄王姬郑因此派大臣祝贺秦穆公降服诸戎的成就,毕竟秦公是周王的诸候,此次全面击败陇东与陇西诸戎,可称得上一洗近150年前周王被诸戎威胁而不得不放弃关中平原东迁伊洛平原的耻辱。
    不过秦穆公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彻底的,特别是义渠戎,这个尚算弱小的邦国在近200年后成功征服陇东高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自立为王更一度威胁秦国的关中,如同昔日的犬戎与西周,而秦穆公在制霸诸戎2年后就不幸过世,之后公位在其子孙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相继,但秦国又卷入与晋国的斗争中,多次失败令秦国每况愈下,诸戎各部可能在这段时期解除了与秦国的臣属关系,至周灵王十三年(前559),晋国纠集十二诸侯西攻秦国,诸候联军直至泾水后才撒军,秦国遭受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败,数年后与晋国讲和,秦国自此从秦景公之后的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三代秦公皆偏安雍州,甚少参与中原事务,直至秦悼公的儿子秦厉共公接手为止。
    秦厉共公在周贞定王八年(前461)派兵攻灭大荔戎,又在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亲自领兵西征降服绵诸戎,接着更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前444)派兵北征义渠王国,摧毁义渠军俘虏义渠王,在十七年内三度征伐诸戎,特别是后两次代表了秦厉共公将陇西高原西部及陇东高原再度变成秦国的势力范围,但十四年后,在秦厉共公的儿子秦躁公统治的第十三年(前430),义渠国发兵南犯秦国,兵锋一度直抵渭水,虽然秦军最终击退义渠军,义渠国亦成为唯一一个能对抗秦国的戎人邦国,可能是因为义渠戎吸收了南下的北亚胡人,习得游牧战法得以统一陇东而后才能觊觎关中。
    秦躁公之后公位传承再次出现斗争,秦躁公之弟秦怀公继承公位,但秦怀公被臣下所杀,接着公位在秦怀公两个儿子的后人之间传承,首先是秦怀公的孙子秦灵公继位,然而秦灵公死后并非由其子嬴师隰继位,而是由秦怀公由一子秦简公继立,在秦简公在位的第十二年,也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威烈王姬午正式承认晋国的三大家族赵氏、魏氏、韩氏为诸侯,令晋国一分为三,华夏进入内竞更激烈的战国时代。
    周安王五年(前395),秦简公派兵西佂,攻灭绵诸戎部落。
    秦简公之后公位先后由其子孙秦惠公、秦出公相继接任,至周安王十七年(前385),秦出公被臣下杀害,公位由秦灵公之子嬴师隰继承,即秦献公。
    周安王十九年(前383),秦献公将首都由雍城东迁栎阳,全力对抗魏国,直至秦献公之子嬴渠梁继位后,任用卫鞅变法图强,促使秦国越发强大直至统一赤县神州。周显王八年(前361),秦孝公嬴渠梁统治的第一年,秦国派兵西征,斩杀䝠王攻灭䝠戎,彻底平定整个陇西高原,在周显王十九年(前350),秦孝公将首都由栎阳西迁咸阳。
    周显王三十四年(前335),秦孝公之子秦惠文公嬴驷统治的第三年,义渠王国东攻秦国,败秦军于北洛水一带而还,四年后(前331),义渠王国发生内乱,秦惠文公乘势派兵入义渠助义渠王平乱,至迟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前327)逼使义渠国向秦国称臣,秦国再度将陇东高原纳入势力范围,义渠国的王号可能因此被废。
    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秦公嬴驷正式称王,为秦惠文王,在秦惠文王的统治下,秦国越来越强大,促使关东六雄中的五国多次组成联盟抗衡秦国,特别是在周慎靓王四年(前317)义渠国与秦国再次交恶,秦国因之攻取郁郅为县后,义渠国成为魏国联合的对象,义渠国可能趁机再度称王,至周慎靓王六年(前315),秦国与魏国交战,秦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耗费财帛并牺牲宫女百人来拉拢义渠国,但义渠王仍然选择背刺秦国,起兵南攻秦国,大败秦将李伯[330],不过秦惠文王很快反应过来,起兵北伐,次年周赧王元年(前314),秦军攻克义渠国南部25座城邑,沉重打击义渠国力,令义渠不再成为嬴秦的威胁。
    周赧王五年(前310),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嬴荡在位的第一年,秦国再次派兵击败义渠国。
    周赧王八年(前307),秦武王因为举鼎受伤而意外过世,因为秦武王没有儿子,宫廷众臣决定拥立秦惠文王的另一子,也即秦武王的异母弟弟嬴稷为秦王,成为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亦是汉族历史上在位时间次长的君王,而嬴稷的生母芈氏则被尊为宣太后,次年即秦昭襄王元年(前306),义渠国在历经与秦国的多年对抗后日渐衰弱,义渠王于是乘着秦国新王登基的机会,决定入朝秦国向秦昭襄王称臣,令两国夏戎两部众之间实现了和平。
    后世传闻义渠王最早从这时起便开始与宣太后互生情愫,后来更生下两个儿子,这些不排除是关东六国对秦国政治上的抹黑,即令宣太后是真的有了第二春,基于当时秦国享有对义渠国的压倒性优势,宣太后并不需要屈身讨好义渠王,且秦昭襄王登基时已虚岁十九,如果宣太后是在十五岁生下秦昭襄王,则此时年已三十三,以义渠王一国之君的身份与一名已生儿育女且至少三十三岁的妇女私通,屈尊降贵的一方恐怕未必是宣太后,另外,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宣太后将在甘泉宫将义渠王诱杀的同时又将杀死义渠王的两个儿子,如果这两子是宣太后亲生那手刅亲子显然有违常理,秦昭襄王也会感到不安,所以宣太后应只是义渠王两子的继母,义渠王说动宣太后认两儿为继子此举可能是想拉近义渠王室与秦王室关系,只是后来传讹为宣太后的亲生儿子可以迎合六国支持者对秦国的诋毁。
    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即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与义渠王的感情破裂,并在甘泉宫杀死义渠王及其两子,然后秦国在这位至少六十八岁女性主持下发起对义渠国的军事行动,次年秦昭襄王回想起战争期间自言“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可见已经超过五十岁的秦昭襄王仍然需要遵从宣太后的意见来进行对义渠国的战争,最后秦国迅速在同年消灭义渠王国,将陇东高原变为秦国领土,至此,从秦仲开始,历经500多年的对抗后,以嬴秦全灭诸戎结束,诸戎部落被人口众多的华夏部落所融化,至于不服秦国统治的诸戎部落不是西逃河湟就是北上西套平原融入游牧族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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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50.0 50.1 50.2 50.3 自周宣王继位以来,王国与诸戎势力战争开始比较频密,太原戎是太原地区之戎,太原可能在今太原盆地境内;条戎、奔戒,亦当是地名后缀“戎”的称呼,奔地不详,条地可能与中条山有关,或者在此山附近,太岳山也曾有中条山之称,条地也有可能在太岳山附近,奔地亦应在条地附近,如果两地在中条山附近就意味着戎人势力深入王畿中部,王军兵败必然导致王国局势动荡,但史籍无相关记载,所以笔者认为两地在太岳山附近更合理。
    申戎,在申地之戎,彼时西申为周王诸侯,申地之戎可能即在西申附近一带,王军可以得到西申国的帮助从而战胜申戎,此前一年(前790)“戎人灭姜侯之邑”,或即申地戎人势力对西申的攻击,同样是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国语周语上》称王军在千亩一战被姜氏之戎击败,千亩位置有争议,或在今山西省介休市,或在安泽县千亩原,或在王都镐京附近,笔者认为三地皆有可能,如按清华简《系年》所云,千亩应为周武王“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的千亩,则千亩当位于王都附近,然而王军在千亩被姜氏之戎所败,接下来王都显然会被攻打或周边地区被劫掠,但史籍并没有相关记载,仿佛在王都附近战败并没有任何影响,考虑到同年战胜申戎的事绩,笔者推断事情经过:周宣王三十八年(前790),西申国被姜氏之戎(申戎)大举攻击,“姜侯之邑”因此失陷,姜氏之戎突破西申防线后南下深入王畿,次年(前789),姜氏之戎虽然在镐京附近的千亩击败周王统领的王军,但因远道而来已经师老兵疲,赵奄父驾御马车成功护卫战败的周王撒退,之后周王发起第二次攻势——可能还有南下勤王的西申军合攻——彻底击败姜氏之戎[178],另外,晋穆侯曾经参与条地之战及千亩之战,可能曾派兵勤王参与此战;姜氏之戎可能与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原居于瓜州的姜戎氏有关联,如是则瓜州与西申国相距不远,也可以理解嬴秦坚持将姜戎氏驱逐。
    所谓六济之戎,六济位置不详,笔者认为从“六济”之称,其地或在济水流域一带,按《左传》鲁隐公二年(前721)春会戎于潜而八月盟戎于唐,鲁隐公九年(前714)北戎侵郑,鲁桓公二年(前710)九月盟戎于唐,鲁桓公六年(前706)北戎侵齐、鲁庄公十八年(前676)鲁侯击戎于济西、鲁庄公二十年(前674)齐攻戎、鲁庄公二十四年(前670)戎侵曹、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鲁侯攻戎;唐地在今中国鱼台县境,潜地在今中国金乡县北境,两地相近,唐在南而潜在北,皆在鲁境,当为“戎”派出之使者入鲁境与鲁侯会盟,从鲁庄公率兵“追戎于济西”,该戎人势力当来自济水以西,值得留意的是在济水以西存在卫国这一重要诸侯国,戎人势力在春秋初年能越卫境而攻鲁攻曹,或与卫国结盟之故,邢国在卫国以北,而北戎竟能越邢、卫而侵郑侵齐,很可能邢、卫二诸侯皆与戎人势力结成同盟,自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后即不见有戎人势力南侵的纪录,反而6年后《春秋》有“狄伐邢”的纪录,恰好齐桓公在前年(前664)派兵北上打败山戎,笔者推断以山戎为首的戎人势力在战争中损失过大以致衰弱,以赤狄为主体的狄人势力乘机崛起侵蚀其势力范围而与邢国接壤,当狄人势力南扩之时,失去戎人盟友的邢、卫两国只得弃地渡河南迁;如六济之济指济水而言,则六济者仅是戎人兵锋触及而与王军交战之地,从戎人军队与王军战于六济来看,当时邢、卫或曾与戎人结盟,故戎人兵锋能深入至济水,事与62年后鲁隐公九年(前714)的北戎南下侵郑相仿,只是战果一败一胜不同,戎人虽然战胜王军而杀伯士,但周边鲁、卫、东虢、郐、宋等诸侯围绕,虽胜亦不可久居,劫掠地方而走是唯一的选择。
    公元前7世纪中叶这些在渭汭、桑田、茅津等地的戎人部落应是受到秦国东进收复关中的压力而渐次东迁,比如骊戎因骊山而得名,但如此一来就与秦国东境早在公元前697年推至华山的事实产生矛盾,如果华山以西尽为秦境,晋国何得能深入秦境攻灭骊戎而还?在同一年,史书记载秦国与晋国在河阳发生了一场战争,可能与晋国攻打骊戎有关?综合史料记载,在秦国东进的形势下,骊戎最迟在公元前697年就离开骊山一带东移至上党高原西南,晋国才能在公元前672年攻灭已不在骊山的骊戎,而被西虢国击败的犬戎也是受秦国东进威胁而东迁至渭汭,桑田的戎部落亦当如此,西虢首先在渭汭击破戎部落,然后秦穆公东伐在茅津的戎部落,接着西虢在桑田击破戎部落,地理上,渭汭在西、桑田在中、茅津在东,西虢进军渭汭必先途经茅津、桑田,秦军东进茅津必先途经桑田,西虢进军渭汭时在灭茅津、桑田两地戎部落之前,秦军东进茅津时在灭桑田两地戎部落之前,然而沿途不见交战记载,渭汭、桑田、茅津三地戎部落在三年内被灭,很可能只是同一戎部落因为先后遭受秦与西虢攻打而先后迁居三地,不然就是戎部落移居茅津在西虢军从渭汭回师之后,戎部落移居桑田亦在秦军从茅津回师之后,所以秦与西虢才能轻易击溃立足未稳的戎部落。
    作为守护王畿西境的西虢,作为朝中执政卿士的西虢公,首要任务是为王畿清除来自戎部落的威胁,但晋国在公元前655年攻灭西虢,削弱了王畿军事力量,而公元前651年晋国又陷入内乱,这些都是渭汭、桑田、茅津等地诸戎残部死灰复燃的有利局势,令诸戎有机会逐渐东扩逼迫雒邑以西的伊水与洛水一带,所谓茅戎、伊雒之戎(扬拒泉皋之戎)、蛮氏之戎即指这些东进因所居之地而被命名的戎部落,茅戎因迁居于茅津而得名;伊雒之戎又称为“扬拒泉皋伊雒之戎”,据杜预注解,扬、拒、泉、皋是指位于伊水与雒水之间的戎人聚落,因其迁居于伊水与雒水之间而得名[298],笔者认为可从,从四邑仅泉邑或即泉亭而其他三邑位置失载,可知四邑只是小聚落的规模,从四邑之戎“同伐京师”可知扬拒泉皋之戎不是一股单一势力,而且由多支独立的小股势力组成;蛮氏之戎又称为戎蛮,《公羊传》称为戎曼[309],《后汉书·郡国志一》称为鄤氏[310],可见蛮、曼、鄤互通,而姬周诸侯邓国曼姓,加上先秦蛮夷戎狄不是与华夏界限分明的部落名号[注 19],蛮为曼之讹,故蛮氏或为曼姓氏族的一支;陆浑戎是在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始被秦穆公与晋惠公联手迁至王畿区域的伊川一带,与伊雒之戎交错而居,又有阴戎者,因其主要活动于扬拒泉皋之戎以西的河南山北地区(阴地)而被称为阴戎,杜预认为阴戎即陆浑戎[298],《后汉书西羌传》认为阴戎与陆浑戎同为允姓之戎的一支,由于“阴戎”之名仅见于鲁昭公九年(前533)且同为允姓之戎,相较之下前说更合理,即阴戎是陆浑戎的异名,但也不排除是自陆浑戎分离出的一股独立势力,后被陆浑戎重新吞并或被晋国消灭的可能性,而陆浑戎灭亡后,一部分被晋国编制而称为“九州之戎”,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晋顷公曾经派遣九州之戎赴王畿对抗西王阵营,但被“前城人败陆浑于社”,可证九州之戎是陆浑部民入晋后的称呼,基于陆浑灭亡后,茅戎、扬拒泉皋之戎皆不见踪影,最迟当与陆浑同时被晋国所灭,然而实际上应更早,除了陆浑戎外其他在畿诸戎最后的记录是在周灵王四年(前568),很可能不久后即被陆浑戎邦攻灭,周景王二十年(前525)晋灭陆浑之前曾派人祭祀雒水及三涂山,三涂山即在伊水北岸,约今嵩县西之山地,而晋灭陆浑之事不涉及扬拒泉皋之戎,代表扬拒泉皋之戎在此年之前已经灭亡,应被陆浑所攻灭。
    这些诸戎部落在公元前8世纪东迁入成周王畿后屡屡与周王为代表的华夏部落发生矛盾,在西虢国灭亡后,其中扬拒泉皋之戎更勾结王室内的阴谋分子,以支持王弟姬带为名进攻王都,焚烧东门,所幸在秦穆公和晋惠公派兵支援下力保不失,之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暂时平息了王室与诸戎的冲突,但次年(前648)因为周襄王驱遂姬带,又令王室与诸戎再起干戈,为此齐桓公介入调解,再次令王室与诸戎和解,这次冲突亦令晋国和诸戎决裂,齐桓公因此同时促使晋国与诸戎和解,不过次年(前647)秋因王室出现“戎难”,齐桓公遂与鲁、宋、陈、卫、郑、许、曹七诸侯联合派兵勤王,协防王畿,三年后(前644)的秋季,周襄王甚至向齐桓公请求援助,于是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邢、曹八诸侯派兵共同保护王都,可见王室与诸戎之间持续的紧张状态;周襄王十四年(前638)晋惠公与秦穆公将允姓的陆浑戎部落迁入王畿之阴地,但陆浑戎“偪我诸姬”,与王室出现冲突,增加王都雒邑的防御压力,105年后(前533)的周景王还为此向晋平公抱怨晋惠公的决定,不过周襄王也顾不上,因为仅仅2年后(前636),周襄王为抗衡郑国而依赖隗狄部落,甚至以隗姓女为王后,不料因王弟姬带与隗王后私通而导致隗狄部落发动叛乱,拥姬带为王,周襄王被迫出居郑国并派使向诸侯求援,最后由晋文公在次年(前635)平定叛乱,迎周襄王回王都,在晋国的强力支持下,此后25年间未再有诸戎威胁王室的记录,很可能是因为王畿诸戎自此臣属于晋,直至周襄王之孙周匡王在位的第三年(前610),周王派甘歜率兵大败戎部落于邥垂,可见虽然王室和诸戎在晋国的影响下和解,但也存在摩擦而爆发冲突,20年后(前590),王室与诸戎的矛盾再次激化,晋景公因之派使促使双方和解,然而和议成功后周定王派兵攻茅戎,不料兵败于徐吾氏,不过和议并未失效,之后除了周灵王四年(前568)周王派人向晋悼公投诉诸戎的风波外,直至周景王二十年(前525)晋灭陆浑后,王室再未与诸戎发生冲突。
    茅戎初见于周惠王十八年(前659),继见于周定王十七年(前590)的徐吾氏之战,此后不再见于记录,从茅津的位置来看,灭亡茅戎的不是陆浑戎就必定是晋国;扬拒泉皋之戎初见于周襄王三年(前649),次年与王室发生矛盾的“戎”应当是扬拒泉皋之戎,在周襄王五年及八年(前644),齐桓公两度联合诸侯派兵入王畿协防以抗衡的戎部落亦应是扬拒泉皋之戎,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鲁国曾派使与扬拒泉皋之戎在暴地会盟,周匡王三年(前610)被周王派兵大败于邥垂的“戎”可能亦是扬拒泉皋之戎,基于周景王向晋平公不满允姓之戎东迁,上述与王室发生冲突的“戎”亦可能是陆浑戎,在陆浑灭亡一年多后的周景王二十二年(前523)春,楚国“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令尹子瑕城郏”,其“阴”或指陆浑戎,如是则有可能是陆浑子为楚国招徕的陆浑残部,不过只是楚境阴地民众的迁移而无关陆浑事也是有可能的,后来在周敬王二十九年(前491),楚昭王为了逼使晋国交出流亡在晋的戎曼子赤,曾令左司马眅“起丰、析与狄戎”之兵屯驻抵近上洛地区以威慑晋国,其中“狄戎”应是流入楚境之诸戎部落。
    另外考虑到在诸戎部落东迁之前成周王畿已有华夏先住民,茅戎、蛮氏之戎、扬拒泉皋之戎、陆浑戎等势力治下有大量原属华夏部落的民众,由此也得以与王室及各诸侯周旋百馀年才走向灭亡,如陆浑戎邦灭亡后,一部分民众迅速成为王室治下部民的一份子,陆浑认同冰消瓦解,既然起初能够由夏入戎,那之后从戎入夏更没有阻碍。[注 19]
    姜戎氏(姜姓戎部落)可能也是由于秦国东进收复关西而被驱遂,但因晋惠公以姜戎氏是四岳的后裔而将其安置在晋国南边,在公元前559年,范宣子士匄指责姜戎氏首领姜驹支导致“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姜驹支认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即姜戎氏的饮食衣服与华夏部落不同,又舆华夏诸侯没有任何外交来往,又怎能令华夏诸侯疏远晋国?)可见只有诸戎部落语言与华夏部落语言是共通的才会存在“言语漏泄”的可能性,至于东迁时间,考虑到晋惠公与秦穆公曾在公元前638年来自瓜州的允姓陆浑戎部落迁入伊水一带,而姜戎氏与允姓戎部落同样是来自瓜州的也是在晋惠公主政时期迁入晋国,那姜戎氏很可能就是在公元前638年前后东迁,基于晋惠公时晋国尚局促于河东一隅不可能划出大片土地给姜戎氏,而史籍亦不载其东迁年份事由,迁入的“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明显不能负载大量人口,可见姜戎氏人口不多影响微小,最多可能只有数千男女,另外,允姓戎部落与姜戎氏既然可以被秦、晋国管控下东迁或移居晋国,那允姓戎部落与姜戎氏的先居地瓜州很可能就在秦国与晋国之间,即陜北高原一带。
    骊戎虽然在公元前672年被晋国所灭,但其残部有可能东迁,在公元前660~前659年间灭邢破卫的诸狄部落也可能有一部分隗姓狄部落西迁,这些流散的戎部狄部落人群很可能得到当时因支持王叔姬颓造反而与王室交恶的温国接纳,用以争取更多力量对抗王室,不料最后与戎狄部落交恶导致戎狄部落攻打温国,加之温国失去王室的支持,只有败亡一途,虽然狄部落攻陷温邑,但从后来晋文公接收南阳地区的经过来看,除了温邑外,其他城邑如阳樊、原等在周王名义下保持独立,至少不受狄部落控制,另外,周襄王在公元前636年与隗姓狄部落联盟,从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的诸狄部落来看,应是来自黄河以北的南阳地区,即来自温国故地,所以灭亡温国的诸狄部落应是隗姓狄部落。
    所谓长狄者,其实是指鄋瞒部落历任首领中,因个别人士身材特别高大,因此以“长”名修饰,按《穀梁传》及《公羊传》称“长狄也,兄弟三人”,身材特别高大的仅兄弟三人,按《左传》,明确以“长”名之的只有缘斯、侨如两人,如现代的川岛悠翔、阮文幺、姚明、河升镇等个体,可见只是身高特别高的个别人士,也正是因为身高出众,侨如、焚如、荣如兄弟三人才得以担任鄋瞒首领;从《左传》在鲁文公十一年(前616)称鄋瞒为“狄”、鄋瞒参与曲梁之战二事可知鄋瞒当为赤狄一部,鄋瞒最早出现的时间有二说,一说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当时鄋瞒部落在缘斯的率领下攻打宋国,但反被宋武公派皇父充石领兵大破于宋境长丘,缘斯亦被俘杀,另一说“宋败长狄缘斯于长丘”事在宋昭公四年(前616),也即周顷王三年(前616),同年鄋瞒部落在首领侨如的统率下先侵齐,后又掠鲁,叔孙得臣十月率兵在鲁境咸地击杀侨如,按后说,侨如被杀事己在十月,则缘斯被杀事应在十月以前;侨如死后,其弟荣如可能接任鄋瞒首领,但荣如在周匡王六年(前607)率军攻齐失败被杀,荣如之弟简如接掌鄋瞒,然而随后卫国乘机派兵攻鄋瞒,鄋瞒再次战败,简如被杀,接着简如之兄焚如出任鄋瞒首领,鄋瞒先后被鲁文公、齐惠公、卫成公打败,鄋瞒首领侨如、荣如、简如兄弟三人因此相继被杀,导致鄋瞒部被大幅削弱,13年后的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六月,晋国讨伐赤狄,晋军在曲梁一战摧毁赤狄军,焚如战死,“鄋瞒由是遂亡”。
    代国,曾被后人称为代戎,代王子姓[181],与商王室同姓,代部落可能与华夏部落有渊源关系,代国王室或为周灭商后逃往蔚县盆地的华夏流亡者后裔,在春秋时代建立起一个以蔚县盆地为核心的邦国,据《管子轻重戊》,传说齐国在齐桓公时代曾经与代国有来往,笔者认为这可能代表了春秋时代晚期代国的情况,在代国以北有一支名为离枝的族群,是代国的敌人,不时侵扰代国北边;在赵鞅担任晋国正卿的末期就萌生了攻灭代国的想法,当其子赵无恤初任赵氏宗主后,就将姊姊嫁与代王,但很快,甚至赵鞅的丧礼还末完结,赵无恤就邀请代王赴夏屋山附近会晤,不料在宴会上,赵无恤的随从突然用食器击杀代王及其随从,之后赵无恤大举出兵攻打代国,非常顺利灭亡代国,当赵无恤派人迎接其姊姊代王夫人时,其姊因受不了弟弟杀丈夫的变故而悲伤自杀,因为是将发髻上的饰件笄取下磨尖来自杀,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女姓,就将自杀地附近的一座山命名为“摩笄之山”,又别称磨笄山、鸣鸡山、马头山,即今蔚县马头山,而今代王城遗址是西汉初年所建,其位置有可能是春秋代国都城[311];所谓夏屋山实为雁门关东北方的一段山体,与雁门关西南方的句注山共同构成恒山山脉,在赵无恤时代,夏屋山与句注山之间存在名为句注塞的关口,是《吕氏春秋有始覧有始》最重视的九塞之一,从赵无恤与代王会晤之地来看,恒山以南为晋国赵氏领地,以北的大同盆地应已成为代国领地,代国灭亡后其故地成为赵无恤堂侄赵周的封土。
  51. 51.0 51.1 周幽王十年(前772)的太室之盟,传统说法认为太室之盟的太室是指太室山(嵩山),然而彼时姬宜臼于西申自称天王,次年周幽王即起兵围西申,政治形势紧张的关头离王都的举动令人启疑,即令需要会盟诸侯,身为各诸侯的上级周王亦不必赴嵩山会晤各诸侯或其使者,所以笔者颇疑太室非指太室山,而是太庙一部的太室,且“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可知戎狄部落曾参与太室之盟,如太室是在相对离陜北、陇东及陇西更近的镐京较为合理;从太室之盟这个举动可以看出周幽王有考虑到戎狄部落乘周王国内战之机大举入侵的可能,所以才在太庙太室与戎、狄诸部使者会盟以建立拉拢或约束戎、狄诸部的政治协议,显然易见,当周幽王领兵围困西申国之时,肯定没有料到“戎、狄叛之”的可能性,但当犬戎、西戎一同起兵来攻时,王军并无在西申境内一触即溃,周幽王及其子姬伯服是在骊山附近被杀,这意味着王军面对犬戎与西戎的戎军是边战边退,直至撒退到骊山附近才穷途末路溃败而逃。
    关于周平王迁都关东王畿雒邑之年传统认为是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或周平王元年(前770)东迁,据古本《竹书纪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即以西虢公姬翰为首的一部分卿士诸侯派系拥立王子姬余臣为新王,既然是西虢公所拥立,则携地可能在西虢境内,清华简《系年》就直称“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自此周王国出现携王姬余臣与天王姬宜臼叔侄两人二王并立的局面,直至周携王在位的第二十一年(前750)被晋文侯姬仇杀害后,周平王才成为王国境内唯一的王;如携地在西虢,则正位于镐京与雒邑之间,若携地在21年间一直都属于周携王的领土,那周平王在周携王死前恐怕难以东迁洛邑,则周平王东迁洛邑之举不早于周携王二十一年,当然周平王也有可能向东南经丹江通道入南阳盆地后再北上穿越方城夏道后转入伊洛盆地,又或东渡黄河入运城盆地经轵关陉东出后再南渡黄河入伊洛盆地,如此周平王仍有办法在周幽王十一年东迁雒邑,不过春秋时代西虢在三门峡当为后来跟随周平王东迁的结果,西虢的初封地可能在今凤翔县境,如此携地就不成为周平王东迁的障碍,若如此,秦襄公在周平王五年(前766)已经“伐戎而至岐”,周携王应在即位后不久离开或失去携地,然而晋文侯在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杀周携王于西虢,抑或为戎狄所迫而东迁者非特周平王,周携王亦有东迁之举而西虢随其东迁?周携王所立之地与身死之地为同名异地?周平王二十一年恰好是秦文公将岐山以西地区纳入秦国并“收周馀民有之”的同一年,秦襄公“伐戎而至岐”之举恐怕带有以兵威助周平王威慑周携王一派的意味,但周携王也是王,只有周携王死亡而西虢东迁后,嬴秦才能顺利攻取岐山以西地区,这可能是嬴秦虽然已于周平王五年(前766)“伐戎而至岐”却要晚至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才能拓“地至岐”的原因所在;按《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记载晋惠公与秦穆公迁允姓之戎入雒邑以西的王畿之地一事时,回顾起当年伴同周平王东迁的大夫辛有的一个预感,当辛有在伊川一带看到“被发而祭于野者”时感叹:“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按清华简《系年》,周携王在位21年,之后“周亡王九年”,再经“三年乃东徙”,则周平王东迁事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再经33年之后,也即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恰好距离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99年而“不及百年”,但考虑到助力东迁的晋文侯与郑武公分别卒于周平王二十五年(前746)和二十七年(前744)[316][115],那东迁之举不太可能晚于晋文侯的卒年;因应“周亡王九年”的不同诠译而得出不同的东迁时间,解“周亡王九年”为周携王死后九年,则东迁在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解“周亡王九年”为周幽王死后九年,则东迁在周平王十二年(前759),解“周亡王九年”为周幽王九年,则东迁在周平王元年(前770)而符合传统说法,故此周平王东迁雒邑的时间点有四,分别是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周平王元年(前770)、周平王十二年(前759)、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据《史记秦本纪》“秦襄公将兵救周”后得周平王赐以岐丰之地,《吕氏春秋》也称“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然而秦襄公却卒于周平王五年(前766),如此一来就有论者重排秦襄公在位年数以配合周平王在五年之后才东迁雒的论点,比如程平山将秦襄公与秦文公的在位年数颠倒而令秦襄公卒于其在位的第50年(前728)、王硕认为秦襄公在位29年而秦文公在位33年等等[318],但需要指出,即令东迁雒邑晚至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若周平王与犬戎、西戎势力在周平王五年(前766)之前出现矛盾冲突,则“秦襄公将兵救周”、受赐岐山以西之地及受封诸侯仍可发生在周平王五年之前,代表嬴秦在周幽王死后选择了周平王阵营,如此一来,秦文公十六年(前750)扩境至岐山一线之后直至秦宪公二年(前714)之前,嬴秦东伐事业停顿了36年就能得到完美解释,毕竟嬴秦受封岐山以西之地,名义上只能将“岐以东献之周”,而当周平王东迁后而关西王畿落入戎人或依附戎人的本土势力之手,嬴秦才能合法东征以收复关西。
    传闻赵鞅(赵简子)曾经得到天神许诺赵氏后裔攻灭两个狄人邦国的梦兆,即“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其中“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可知代国王室是子姓,“主君之子”在预兆中两次提及,前一次提及是指赵鞅的后代,并非仅指赵无恤,后一次提及才仅指赵无恤;所提二国,一国为“主君之子”所灭,另一国为“主君之后嗣”所灭[181],也即赵襄子赵无恤灭代国及赵武灵王赵雍灭中山国,两国王族皆子姓[129],与商王室同姓,代部落与鲜虞部落可能与华夏部落有渊源关系,代国王室与中山国王室或为中原战乱之际逃往蔚县盆地的华夏流亡者后裔,在春秋时代分别于以蔚县盆地为核心建立代国及以滹池水下游北至南易水之间的平原地区为核心建立起鲜虞国(中山国);基于鲜虞国及其后的中山国王族姓氏有姬姓及子姓两说,笔者认为情况类似田氏代齐,鲜虞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子姓取代姬姓或姬姓取代子姓的权力转移。
    约周元王元年(前475)赵襄子赵无恤攻灭代国后,将代国故土封建给侄子赵周,即代成君,同时亦派兵北上守卫无穷之门(今中国张家口市万全县野狐岭)以防御来自无穷之门以北的北亚胡人威胁,无穷之门以南纳入晋境并成为代成君的封土[313],赵无恤领兵一举“逾句注而破并(并)代以临胡、貉”[319],于是晋国领土自此与胡人、貉人邻接。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为主要目的,其重点在骑射而非胡服,胡服主要施行于贵族上层及地区军队,对赵国华夏民间社会影响很弱[320]
    所谓胡服令,归根究底是赵雍为攻略西北胡地而实施的文化统战,相当于胡服支持者肥义所举“舜舞有苗,禹袒裸国”的例子,赵雍于在位的第十九年,也即周赧王八年(前307)始行胡服,次年即“西略胡地”降服林胡王,同年派邻接胡地的代相赵固管理诸胡事务并负责招募胡兵,待到第二年攻打中山国的战役中,赵希所统领的部队就由胡兵及代地兵组成,在周赧王十五年(前300)赵雍攻取胡狄杂居的前套平原后的次年即传位其子赵何,赵雍自号主父,率领部众亲自经略新得的胡地,隔年,在赵雍兵威之下,楼烦王向赵国称臣,2年后(前295)赵雍死于沙丘之变,从赵雍的活动来看,穿胡服主要是为了统治“胡、翟之乡”而实施的文化政策,仅事涉邯郸朝廷及边境胡狄杂居地,无必要亦无能力强制赵国华夏社会全盘胡服,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周赧王八年反对胡服的周祒(周绍),直至周赧王十四年(前301)才穿胡服而成为赵何之傅,另外,周赧王十三年(前302)赵雍“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胡服)”,可见即使靠着国君赵雍的强制推广,赵国只有在九原郡的官吏阶级才被命令强迫穿胡服,而当七年后赵雍与肥义均死于沙丘宫变,官吏就不再有被强迫穿戴胡服的压力,所以胡服对赵国华夏社会特别是对平民阶层的影响很有限是可想而知;相比胡服,骑射才是值得华夏部落学习的技能,只有掌握或优化作为长途机动的“骑”以及远程攻击的“射”,东亚华夏人才能抵抗来自北亚胡人的军事压迫,习骑射也即师胡长技以制胡,对处于华夏分裂时代的赵国来说,除了破胡拓地外亦可以攻略同为华夏或其他亲缘部落的国家,赵雍正是以习骑射可“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及“报中山之怨”来说服叔父赵成(公子成)支持胡服骑射,为了训练骑兵,赵雍在攻取胡翟之乡后建立原阳县城(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古城),更在县内设立骑邑,从牛赞以“今民便其用而变之”为由反对“破卒散兵以奉骑骑射”的骑邑之设,可知骑邑是训练不熟骑射的华夏士兵习练骑射的基地,虽然赵国成功攻取前套平原的“胡、翟之乡”及拥有强大的华夏骑兵部队,但赵雍仍需建起长城以防御北亚草原游牧民的侵掠,至赵考成王时代,日渐强大的匈奴已经成为雁门及代郡北边的重大威胁,除了李牧主政外,其他时间“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直至李牧招募起一支由1300战车、13000骑兵、50000步兵及100000弓兵组成的部队,靠着诈败诱敌深入才能一战歼灭匈奴军主力[321],在面对以骑兵为主的匈奴军,赵军的骑兵占比只有7.9%,面对将越来越多游牧族群征服而越发强大的匈奴帝国,赵军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即使是华夏名将李牧也不敢轻易出战。
    赵雍为推行胡服辩护的理由主要是“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古今不同俗”,以此来反对坚持“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圣人不易民而教,知子不变俗而动”等以公子成为首的传统派,乍看之下,赵雍反对传统的理由似乎充分,然而三代礼服虽然不一,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些都是数百年间遂渐发生的变化而非一代人或短短数年之内发生的剧烈变化,而且即使圣人“因事而制礼”、“事异而礼易”,这都是根据前代有所损益而变,并非移植外来传统来取代本土传统,何况纵使过去曾有变化,不代表现在或未来必须有所变化甚至全盘舍弃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赵雍所秉持的理由并不充分,一支军队强大与否关键不在于服饰,赵氏不需穿胡服才能灭代。传统派坚持的“古之道”、“中国不近蛮夷之行”而反对“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等理由虽不免出于族群情感,然也是人之常情,古代在同一人种之下区分不同部落族群最快捷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对方的服饰,坚持传统服饰其实就是对族群认同的捍卫,而以政治力量为后盾强制一种外来文化完全取代另一种本土文化的政策被称为文化灭绝也不为过,所以赵雍的全盘胡化思想实有欠妥善,胡服对赵国华夏社会影响有限实属幸事,只是易胡服之举每每成为反汉主义摧残汉族文化的借口,以一种“进步”对“落后”、“有用”对“无用”的二元对立观来合理化强迫强制的方式取代汉族文化,反之则否,自然的文化交流被变为强迫文化融合以至文化灭绝的掩盖。
  52. 周代主要人口分为国人与野人两个阶层,两者不存在族群差异[注 19],国人相当于城市人或知识分子,有干涉政治的权力及服兵役军赋的责任,可能与权贵有亲缘关系[280][281][282],“君子”本义为贵族阶层或有贵族血统的人,春秋末期开始变为有德之人的指称[283],而野人多居于郊野,没有政治权力,相当于底层平民[284][285][286][25][287][288][289][290][291][292],“小人”可指专研某一技能百工者[293]或平民[294],国人以闾编户,野人则以里编户[295][296],至战国时代,国人开始失去参与政治的权力而野人开始负担兵役,国野阶层遂融为一体[297]
  53.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与穆姬成亲在周惠王二十二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则在周惠王二十一年,因晋灭虞在周惠王二十二年,所以笔者取周惠王二十二年说,但晋灭虞已在十二月,则秦晋联姻之事可能发生在下一年。
    姬重耳于周襄王十六年二月丙午入曲沃,晋怀公被杀于同月戊申,但查该年二月无此干支日,最近的丙午、戊申为该年的正月十五日、十七日,以及三月十六日、十八日。
    周襄王二十六年五月无辛酉,最近的辛酉在四月二十九日。
    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五月无甲辰日,在五月之前的甲辰日在四月二十六日,在五月之后的甲辰日在六月二十七日;同年七月无庚辰、辛巳,七月之前的庚辰、辛巳两日分别是六月初三日及初四日,而七月之后的庚辰、辛巳两日分别是八月初四日及初五日。
    楚康王卒于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然而该月无乙未日,上一个乙未日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而下一个乙未日则在闰十二月二十八日,楚国令尹屈建与楚康王逝世日子相近。
    楚灵王在鲁昭公十三年五月癸亥自杀,同月乙卯,楚王熊比自杀,次日丙辰,熊弃疾登楚王位,然而五月癸亥在二十五日,乙卯在十七日,丙辰在十八日,则楚灵王在楚平王即位后才自杀。
    鲁昭公二十二年,四月乙卯周景王卒,戊辰刘献公卒,但该年四月无乙卯、戊辰日,最接近四月的乙卯日在三月初九日及五月初九日、戊辰在三月二十二日及五月二十二日;五月无庚辰,五月前庚辰在四月初四日,五月后庚辰在六月初五日;六月无丁巳、壬戌、癸亥、乙丑、丙寅、辛未、乙亥,此七干支日五月皆有,分别是十一日丁巳、十六日壬戌、十七日癸亥、十九日乙丑、二十日丙寅、二十五日辛未、二十九日乙亥;七月无戊寅、辛卯,七月前有六月初三日戊寅及十六日辛卯,七月后有八月初四日戊寅及十七日辛卯;八月无辛酉、己巳、庚午、辛未,八月前有七月十六日辛酉、二十四日己巳、二十五日庚午、二十六日辛未,八月后有九月十七日辛酉、二十五日己巳、二十六日庚午、二十七日辛未;十月无丁巳、庚申,十月前有九月十三日丁巳、十六日庚申,十月后有十一月十四日丁巳、十七日庚申;十一月无乙酉、己丑,十一月前有十月十二日乙酉、十六日己丑,十一月后有十二月十三日乙酉、十七日己丑;十二月无庚戌,十二月前庚戌在十一月初七,十二月后在次年正月初八,另鲁昭公二十二年无闰月;鲁昭公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为癸卯,壬寅在鲁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左传》在鲁昭公二十二年所载的月数或干支日有误,如将月份提早1个月比较合理。
    周敬王七年二月无己卯,二月前己卯在正月十二日,二月后己卯在三月十三日
    据《左传》,柏举之战在周敬王十五年(前506)十一月庚午,随后楚昭王在己卯离郢,吴军在庚辰入郢,然而笔者查其年其月没有此干支日,或有误,距离十一月最近的庚午日在十月十八日,己卯在十月二十七日,庚辰在十月二十八日,吴军入郢在楚昭王离郢的次日。
    鲁定公八年(前502)二月无己丑及辛卯,最接近二月的己丑及辛卯分别是正月二十六日及二十八日。
    赵简子赵鞅卒年有争议,有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与周定王十一年(前458)两说,基于赵襄子赵无恤在周元王元年(前475)已行三年之丧,兼之《左传》自鲁哀公十七年后不见赵简子活动,反而荀瑶(智襄子)有一伐齐二伐郑之举,加上清华简《系年》载赵无恤之子赵嘉(赵桓子)在晋敬公十一年(前441)与诸侯各大夫使者会晤的政治活动,则赵无恤必卒于此年之前,所以笔者认同赵无恤之父赵鞅卒于周元王元年之前更合理。
    按《左传》,姬蒯聩政变夺位在鲁哀公十五年冬季闰月,然查该年无闰月。
    越王姒勾践攻并吴国后不久就北上徐州与晋、齐等诸侯大会,按《吴越春秋》徐州之会与灭吴在同一年,然而按《左传》越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十一月,所以笔者认为将徐州之会置于鲁哀公二十三年为妥;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攻齐的徐州之战,徐州当在齐境。
  54. 自周幽王十一年(前771)起诸戎势力进入关中平原,逼使周平王不得不东迁伊洛平原后,诸戎诸狄部落氏族亦乘着王朝中衰地方失序的机会将其兵锋深入河东、伊洛平原、河济平原以至触及泰沂山脉,主要涉及王畿与晋、鲁、郑、卫、齐等诸侯。
    周桓王四年(前716),据称一支戎部落曾经在派使入朝雒邑的时候遭到大臣凡伯的无礼对待,令戎部落记恨在心,趁凡伯出使鲁国后的回程途中,派兵在楚丘将凡伯劫掠而去,但此事有争议,一说是卫国派人将凡伯劫去。[299]
    周桓王六年(前714)冬,一支戎部落侵扰郑国北部——可能因此被称为北戎,郑庄公姬寤生亲自领兵拒敌,于十一月大破戎人,将其歼灭,保卫郑境
    周桓王十四年(前706)夏,北戎攻击齐国,齐僖公向郑国救援,郑庄公派其子姬忽领兵援齐,大败戎军,并留兵助齐驻守一段时间后才退兵。
    周惠王元年(前676)夏,鲁国在济水西岸与戎人交战,鲁庄公姬同率兵将其击退。
    周惠王五年(前672),晋献公姬佹诸派兵攻灭东遭到至上党高原西南的骊戎。
    周惠王七年(前670)冬,戎人南下攻掠曹国,逼使曹僖公姬夷一度逃亡陈国避难。
    周惠王九年(前668)夏,鲁国再度与戎人交战。
    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冬,因为燕山南麓的燕国长期遭受北戎(山戎)肆虐,齐桓公姜小白决定统兵北上助燕抗戎,至次年夏,齐军摧毁北戎军队而还,甚至派人送战利品至曲埠向鲁庄公炫耀齐军武力。
    周惠王十五年(前661)冬,狄部落南下侵伐邢国,次年(前660)春,齐桓公派兵援邢,西虢公姬丑亦于渭汭大破犬戎一部,同年十二月,当邢国激战正酣之际,又有一支狄部落越邢攻卫,于荧泽(今中国河南省淇县境)一战大败卫军,卫懿公姬赤战死,卫都陷狄,不服诸狄统治的华夏人逃亡四散,其中有七百三十人南逃,受到宋桓公的帮助迁移至卫国南境的曹邑,加上共邑、滕邑的华夏部众共计约五千男女,拥卫懿公的堂侄姬申为卫公,同年,可能出于防范诸狄的缘故,郑国派兵北屯黄河;第三年(前659)春,齐、宋、曹联军在聂北(今中国山东省聊城市博平镇一带)会合援邢,但邢国紧接着卫国被诸狄攻陷,逃离诸狄统治的邢国华夏难民南下聂北,联军将追击而至的狄人击退,六月,在三国安排下将邢国华夏难民安置在夷仪,并为其筑城在当地重新立国;第四年(前658)正月,齐、宋、曹、鲁四国为卫戴公姬申在楚丘筑城重新立国,同年秋,西虢公在桑田摧毁一支戎人部落。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十二月,因骊姬诬陷,晋献公两子姬夷吾和姬重耳逃离晋都曲沃,分别据守屈邑与蒲邑,次年春,晋献公派兵攻蒲邑,姬重耳被逼北投诸狄部落,而屈邑的姬夷吾则坚持至下年春季才逃离屈邑流亡梁国。
    周惠王二十五年(前652)春,周襄王即位不久,晋国派兵北攻诸狄,大败狄兵于采桑(今中国山西省吉县壸口镇一带),狄部落为报复,在夏季攻掠晋国而去。
    周襄王二年(前650)春,诸狄部落攻打温国,攻破温邑,灭亡温国,温国国君有苏氏被逼流亡卫国[注 50];夏季,齐桓公与许僖公两诸侯共同出兵北伐山戎,可能是因为14年前的北伐未能彻底攻灭山戎之故。
    周襄王三年(前649)的夏天,王弟姬带联络雒邑以西的诸戎部落——应是早前在渭汭、茅津、桑田一带的戎部落残部扩散至伊水一带——以助其争夺王位,诸戎部落遂东侵王畿,围攻王都雒邑,秦穆公与晋惠公因此皆派兵进入王畿攻打诸戎以救援雒邑,成功助周王抵抗诸戎的攻侵,最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周王与戎部落停战和好。
    周襄王五年(前648)春,诸侯派人为卫都楚丘增筑外城以应对狄部落的威胁;入夏,周王为了惩罚王弟姬带去年暗通戎部落围攻王都的罪过,发兵攻伐姬带,逼使姬带在秋季流亡齐国,可能令戎部落因此不满周王,晋惠公亦因此而与戎部落交恶,齐桓公派使调解其间,令周王与晋公再次与戎部落和归于好。
    周襄王五年(前647)春,卫都楚丘防御得到增强的一年后,狄部落首次南下攻掠卫国;可能因周王与戎部落之间的和平并不稳固,齐桓公在秋季与鲁、宋、陈、卫、郑、许、曹七诸侯共同派兵增强王畿与雒邑的防御。
    周襄王六年(前646)秋,郑国受到狄部落的侵扰。
    周襄王八年(前644)秋,诸狄部落乘去年九月晋国兵败韩原之机,发兵南下攻晋,先后攻陷狐厨、受铎,东渡汾水兵抵昆都而还,同一时间,雒邑再受诸戎威胁,周王派使向齐桓公救援,齐桓公于是联同其他诸侯再次派兵屯王畿以防御诸戎。
    周襄王十年(前642)正月,宋襄公子兹甫纠合曹、卫、邾三诸侯派兵攻齐以助齐公子姜昭,直至五月才成功扶立姜昭为齐公,期间鲁国与诸狄部落当分别派兵援齐,皆功败垂成;冬季,诸狄部落部落与邢国联合攻卫,围菟圃,后由卫文公领兵逼退,次年秋,卫文公为了报复邢国,派兵攻邢而还。
    周襄王十二年(前640)秋,齐国派使在邢国与诸狄部落会晤立盟,建立邢、诸狄、齐三方同盟,次年春,诸狄部落又一次入卫境攻掠而去。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秋,秦、晋两诸侯将人寡力弱的允姓陆浑戎部落从瓜州迁至伊川(伊水一带)安置。
    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周王派伯服、游孙伯赴郑以劝说郑文公取消攻打同为姬姓诸侯的滑国,但郑文公拒绝周王的劝说并将伯服和游孙伯拘留下来,周王因此愤怒,派颓叔、桃子联络黄河北岸的隗姓狄部落,促使其出兵攻郑,隗姓狄部落在夏出兵攻郑,取栎邑而还,周王为了稳固王室与隗姓狄部落的联盟,于是以隗姓狄女为王后,不料隗王后很快与王弟姬带发生私通丑闻,周王遂废黜隗王后,但此举引起隗姓狄部落不满,颓叔和桃子亦投入隗姓狄部落阵营,拥姬带为王,向隗姓狄部落借兵叛乱,起兵攻周王,周王担心不敌,于是东奔坎欿(今中国河南省巩义市境);至秋季,狄军助姬带大败王军,攻陷王都雒邑,俘虏周公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朝中重要卿士,虽然攻陷雒邑,但因为隗王后在温邑的缘故,姬带亦一同居于温邑,周王则从坎欿流亡郑国的氾邑(今中国河南省襄城县境);冬季,周王分别派使赴鲁、晋、秦三诸侯告难,郑文公亲赴氾邑慰问周王。
    周襄王十七年(前635)春,晋文公出兵勤王,在三月二十日甲辰抵达阳樊,然后分兵两路,一支围攻在温邑的姬带,一支入郑迎接周王,到了四月初三日丁巳,在晋军帮助下,周王重新回到王都雒邑,而温邑被晋军攻克,俘获姬带后执送隰城处决,初四日戊午,晋文公亲入雒邑朝觐周王,周王将黄河以北由阳樊、温、原、欑茅等地组成的南阳地区(相当于汉朝的河内郡)永久赐予晋国。
    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冬,晋国乘大胜楚国于卫境城濮之馀,在原有的三军之外再扩军三行,三行相当于三军,即晋国扩军一倍以防御北方诸狄部落的侵犯。
    周襄王二十二年(前630)初,晋国派兵攻郑,以试其虚实,诸狄部落乘此派兵攻齐而还。
    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29)秋,晋国在清原(今中国山西省闻喜县境)阅兵,以防备诸狄部落为名将三行改为二军,而且诸狄部落在冬季出兵攻卫,一度围攻卫都楚丘,卫国在战后迁都帝丘。
    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夏,诸狄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派兵攻打诸狄部落,逼使诸狄部落求和,同年秋,卫国与诸狄部落会盟讲和。
    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夏,诸狄部落乘去年底晋文公去世不久的机会,出兵攻掠齐国而去,到秋季,诸狄部落南攻晋国,晋襄公领兵迎击,于八月二十二日戊子大败狄军于箕地,俘虏白狄部落首领(白狄子)。
    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夏,诸狄部落又一次出兵攻掠齐国而去。
    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十一月,晋国执政赵宣子赵盾与大夫狐射姑发生冲突,狐射姑逃亡赤狄部落。
    周襄王三十二年(前620)夏,赤狄部落派兵南下,攻掠鲁国西边而去,鲁文公因此派使向晋国控诉,赵盾于是透过在赤狄部中的狐射姑质问并代表晋国向赤狄潞氏首领酆舒发出警告。
    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十月初四日壬午,鲁国派姬遂与晋国执政赵盾在衡雍会盟,随后在初七日乙酉,姬遂与伊雒戎(以水名部)部落在暴地会盟。
    周顷王元年(前618)夏,诸狄部落又一次出兵攻掠齐国而去。
    周顷王二年(前617)冬,诸狄部落出兵攻掠宋国而去。
    周顷王三年(前616)秋,鄋瞒狄部落出兵攻掠齐国,然后又攻掠鲁国,鲁文公派兵反击,十月初三日甲午,鲁军大败鄋瞒军于咸地,俘其首领长狄侨如杀之。
    周顷王五年(前614)冬,诸狄部落自从在十四年前与卫国会盟后,首次出兵攻掠卫国而去。
    周匡王三年(前610)秋,周王遣将甘歜率兵大败戎部落于邥垂。
    周定王元年(前606)春,楚庄王率兵北伐陆浑戎,虽战果失载,但从楚庄王后来能够“观兵于周疆”,很明显取得对陆浑戎的胜利;秋季,赤狄部落派攻掠卫国而去。
    周定王二年(前605)夏,赤狄部落出兵攻掠齐国而去。
    周定王四年(前603)秋,赤狄部落南侵晋国,一度团攻怀邑及邢邑,晋成公打算反击,但被荀林父(中行桓子)说服暂缓反击。 周定王五年(前602)夏,赤狄部落又一次南侵晋国,然后仅割向邑的稻田而去。
    周定王六年(前601)春,晋国与白狄部落联盟,在秋季联合攻秦而去。
    周定王九年(前598)秋,赤狄部众中一部分狄部落因为反感来自潞氏的长期奴役,遂改向晋国称臣,晋景公率兵赴欑函与诸狄部落(众狄)会盟。
    周定王十一年(前596)秋,赤狄发兵攻晋,直抵清原而还。
    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六月,赤狄潞氏首领婴儿的夫子即晋景公之姊,被潞氏执政酆舒杀害,晋景公遂派兵攻赤狄,荀林父率兵在十八日癸卯大败赤狄军于曲梁,鄋瞒部首领长狄焚如亦于此战中身亡;二十六日辛亥,晋军灭潞氏,俘虏婴儿,酆舒虽然成功逃亡卫国,但不久后被卫国执送晋国处决,而鄋瞒亦随潞氏而灭亡,进入七月,秦国派兵攻晋,二十八日壬午,晋景公屯居稷地,一边应对秦军一边攻略赤狄领土,在扶立黎侯复国后移屯西进北洛水,随后秦军兵败于辅氏而晋军继续攻略赤狄领土,至次年(前593)正月,晋军攻灭甲氏、留吁、铎辰三部赤狄,可见曲梁一战,赤狄军主力被歼,令赤狄兵败如山倒,晋景公的成就足以与三十年前秦穆公的霸业媲美,足以弥补四年前晋军被楚军在郑境邲地打败的损失有馀。
    周定王十七年(前590)春,周王与茅戎部落有争执,晋景公因之派瑕嘉为使调和,虽然和解成功,但周王仍派刘康公统兵伐茅戎部落,在三月二十日癸未刘康公兵败于徐吾氏而回。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冬,楚令尹熊婴齐以援齐为名起兵北上攻卫寇鲁,遂派楚申公屈巫臣(子灵)先行出使齐国,屈巫臣携夏姬等家室计划北上离楚投齐,但出于齐国在六月被晋军打败于鞌地的考虑,令屈巫臣中途改道投晋,晋景公以屈巫臣为邢邑大夫,负责“捍御北狄”。 周定王十九年(前588)秋,晋景公派郤克领兵与卫国联合讨伐赤狄最后的残部廧咎如,廧咎如部落因之溃败灭亡。
    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十二月己丑,晋景公与齐顷公、鲁成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悼公、曹宣公、邾定公、杞桓公等八诸侯在郑境虫卒会盟,但宋共公因刚才攻灭公子子围(子灵)一党而回绝赴会,然而引起晋景公不满,次年三月,晋国派伯宗、夏阳说率兵与郑、卫联合,伊雒之戎、陆浑以及蛮氏诸戎部落亦派兵助晋,联军计划攻打宋国,但在卫境针邑附近,夏阳说见到针邑无备而起了攻城的念头,但被伯宗所阻,于是联军解散而还,同年秋,鲁成公在晋景公的命令下,派兵攻打宋国而去,以惩罚宋共公不赴虫牢之盟,至一年后,因楚令尹熊婴齐统兵攻郑,宋共公派兵联合晋、齐、鲁、卫、曹、莒、邾、杞等八诸侯出兵援郑,并于八月十二日戊辰在卫境马陵与晋景公、齐顷公、鲁成公、卫定公、曹宣公、莒渠丘公、邾定公、杞桓公等八诸侯共同会盟。
    周简王四年(前582)冬,秦桓公派兵与白狄联合攻晋而去。
    周简王六年(前580)冬,秦桓公与晋厉公各自派使赴秦境王城会盟,然而秦桓公随后分别联落白狄、楚国,企图与之联合攻晋,但被白狄及楚国拒绝。
    周简王七年(前579)五月,晋国与楚国各派使赴宋,初四日癸亥,两国使者在宋都商丘西门郊外订下弭兵之盟,诸狄部落乘晋厉公专注于商丘弭兵时,出兵掠晋而回,结束盟会后,晋国派兵报复诸狄,大败诸狄于交刚。
    周灵王三年(前569)冬,无终之戎的首领嘉父派孟乐出使晋国,在晋司马魏绛(魏献子)的支持下,晋悼公决定与以无终为首的北方诸戎部落结盟,并派魏绛负责和戎事务,近八年后(前562),晋国因无后顾之忧而“九合诸侯”,魏绛得到晋悼公的赞扬。
    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春,因王畿受到诸戎部落的滋扰,周王派卿士王叔陈生赴晋向晋悼公投诉诸戎部落的行径,然而晋国却将王叔陈生扣押,并派士鲂赴雒邑解释王叔陈生是因为与诸戎部落有勾结而被扣押。
    周灵王十二年(前560)秋,吴国攻楚,兵败于楚境庸浦而回,次年正月,晋国因庸浦之战而派士丐(范宣子)与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诸侯使者在向地会晤吴国使者,会上,士丐以暗通楚国为由拘捕了莒国公子己务娄,随后以“言语漏泄”导致“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为由怪责姜戎氏首领姜驹支,但姜驹支强调未曾与诸侯有任何来往,也表示对晋国“岂敢离逷”的忠诚,并朗诵《青蝇》之诗劝士丐勿信谗言,其辩解得到士丐的接受。
    周灵王十七年(前555)春,白狄首度派使鲁国来往。
    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七月,晋正卿赵武与楚令尹屈建在宋国商丘会盟,除了秦、齐两诸侯外,其他诸侯皆同时向晋、楚两国臣属,这次会盟被称为“宋之盟”,因此次年夏,齐、陈、蔡、燕、杞、胡、沈七诸侯入觐晋平公,白狄首领亦亲自赴晋入觐。
    周景王四年(前541)六月,晋将荀吴(中行穆子)领兵北征,在大原与以无终之戎为主的狄军作战,晋军毁车步行,大败以步兵为主力的狄军。
    周景王十二年(前533)春,王畿甘邑大夫襄与晋国阎邑大夫嘉因为阎地的归属而发生冲突,晋国派大夫梁丙、张趯领兵与阴(陆浑)戎部落进攻王畿颍地,因此周王派詹桓伯赴晋批评晋平公,令晋正卿韩起停止军事行动,派赵成赴雒,向周王送还阎地并放归颍地的俘虏,周王亦派宾滑罢免大夫襄在甘邑的统治以向晋国示好。
    周景王十五年(前530)秋,晋将荀吴率兵借道鲜虞国,进攻肥国的昔阳城,至八月初十日壬午攻灭肥国,俘虏肥国国君(肥子)绵皋而回,之后在十二月,晋国派兵攻鲜虞而回。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夏,晋昭公召集诸侯大会,预备先与吴王姬馀眛在良地会晤,但吴王以水路不通婉拒;在七月二十九日丙寅,晋昭公以晋兵车四千乘阅兵于邾国南部,随后与齐景公、鲁昭公、宋元公、卫灵公、郑定公、曹武公、莒著丘公、邾庄公、滕悼公、杞平公、小邾穆公等十一诸侯在平丘会晤,周王亦派卿士刘献公与会,在八月初四日辛未及初五日壬申,晋昭公再次在平丘阅兵以威慑各诸侯,初七日甲戌,十三诸侯在平丘会盟;鲜虞国听闻晋昭公统率大军在平丘与诸侯会盟的消息后,以为晋国无暇北顾而放松,荀吴于是在著雍出兵攻鲜虞,至中人一带摧毁鲜虞军,“大获而归”。
    周景王十八年(前527)秋,荀吴再次统率晋军攻鲜虞,围攻鲜虞附属鼓国鼓城,围鼓城三月,至冬季,鼓城向荀吴开城投降,鼓国国君(鼓子)鸢鞮被俘,荀吴“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但不久又以鸢鞮居鼓以事晋。
    周景王十九年(前526)正月,楚平王熊弃疾因蛮氏之戎发生内乱以及蛮氏首领(戎曼子)嘉没有信用,派右尹姬然丹(子革)将嘉诱杀,派兵控制蛮氏戎,随后扶立嘉的儿子为傀儡。
    周景王二十年(前525)秋,因应陆浑之戎弃晋亲楚,晋顷公遂决定消灭陆浑戎,晋正卿韩起(韩宣子)因为在梦中见到晋文公带着荀吴将陆浑之戎交给自己,认为是吉兆,于是派荀吴领兵南下灭陆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晋顷公派屠蒯赴王畿,向周王预告晋国将派人南下祭祀雒水及三涂山,九月二十四日丁卯,荀吴统兵从棘津南渡黄河,分派人去祭祀雒水及三涂山,随后进攻陆浑之戎,至二十七日庚午攻灭陆浑戎邦,其国君(陆浑子)逃亡楚国,陆浑部民一部分溃逃至甘鹿,“周大获”,遂成为王室部民,另一部分由晋国收编。
    周景王二十四年(前521)冬,鼓子鸢鞮叛晋附鲜虞,于是晋顷公派荀吴率兵往攻鼓国,至次年六月,荀吴攻灭鼓国,鸢鞮再次被俘。
    周敬王十三年(前507)九月,鲜虞国遣兵攻晋,在平中击败晋军,俘虏晋将观虎。
    周敬王十四(前506)三月,应蔡昭侯之请,晋、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五诸侯以及齐国使者在召陵大会商讨攻打楚国,但荀吴之子荀寅(中行文子)以鲜虞国未服为由劝说晋正卿士鞅(范献子)拒绝攻楚,因此晋国拒绝了蔡昭侯的请求,同年秋,士鞅率兵与卫国联合攻打鲜虞而回。
    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冬,士鞅再次率兵攻打鲜虞国,成功报复平中之败后还师。
    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七月,晋国六大家族中的中行氏及范氏在得到晋定公的认可后起兵攻打赵氏,十一月,在智、魏、韩三大家族的影响下,晋定公转而同意三家讨伐中行氏及范氏,由此开始了中行氏及范氏的叛乱,3年后(前494)的秋季,鲜虞派兵与齐、卫、鲁三诸侯联合派兵攻晋,取棘蒲而还,又再2年后(前492),齐、卫派兵围晋境戚邑,为了成功攻取戚邑,两诸侯派使向鲜虞求援,鲜虞国的回应史无明载,但戚邑之后仍属晋国。
    周敬王二十九年(前491)夏,楚国派左司马眅、申公寿馀、叶公诸梁分别在负函及缯关两地集结大军,声称“吴将溯江入郢,将奔命焉”,但楚军很快在楚大夫单浮馀的率领下经霍阳山攻打蛮氏戎梁邑,35年前已成为楚国傀儡的蛮氏戎邦旋即崩溃,戎曼子赤逃亡入晋境阴地,于是楚军转而集结在菟和、仓野,然后楚昭王派使赴阴地,向治理当地的晋大夫士蔑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当时晋国正值中行氏及范氏之乱,晋正卿赵鞅考虑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命令阴地大夫士蔑接受楚国的要求,于是士蔑集结九州之戎(陆浑戎),向戎曼子赤表示将阴地一部分封建给赤,但需要占卜来决定如何建立城邑,当赤赴会与士蔑一同占卜时,士蔑立即将赤及其随行的五名大夫全部拘捕并转交楚国,戎曼子赤被楚国控制后,楚司马眅伪称为赤建城邑立宗庙来招徕流亡在外的戎蛮部民,成功将其俘虏回楚;同年十一月,赵鞅成功令邯郸投降,荀寅流亡入鲜虞国,中行氏及范氏之乱基本结束,十二月,齐军赴鲜虞迎接荀寅入守柏人城,次年春,晋军攻克柏人,中行氏及范氏流亡齐国。
    周敬王三十一年(前489)春,为了报复鲜虞国对中行氏及范氏的支援,赵鞅领兵攻打鲜虞。
    约周元王元年(前475)左右,赵鞅卒后而赵无恤继位赵氏宗主后不久[注 53],赵无恤邀请代戎国王在晋境夏屋山附近宴会,会中,赵无恤突然发难攻杀代王及其随从,接着发兵攻灭代国,之后将代地封建予已故的兄长赵伯鲁之子,也即赵无恤的堂侄赵周为代成君。
    荀瑶继赵鞅出任晋正卿后,曾经率军攻打中山国,取穷鱼之丘而还。
    赵无恤在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消灭智氏之后,代表晋国向中山国方向扩张,曾派新雅穆子为将,出兵攻中山,一日之内攻下中山国的左人城及中人城[317][27],又曾亲自领兵“狩于中山”[59]
  55. 55.0 55.1 据称大荔戎邦是在自周室东迁雒邑后不久就迁入至洛水下游黄河西岸的一支戎人部落,以王城为中心的地区建国为大荔戎,给人一种大荔戎邦在春秋时代初期即己存在的印象,然而秦桓公在周简王六年(前580)仍在王城接见晋国使者郤犨,可见当时大荔戎部落尚未迁至洛水下游王城一带,当地仍是秦境,后来晋国分别在周简王八年(前578)及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召集诸侯联军攻秦,作为军队必经之地的洛水下游地区显然不可能由大荔戎控制,嬴鍼在周景王四年(前541)投奔晋国是带着全部身家而去,单是运输车即有1000乘之多,“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一路上并不存在第三方势力,故此大荔戎部迁入洛水下游的王城一带必在周景王四年以后某一年,此前大荔戎部在“岐、梁山、泾、漆之北”与义渠部落同居于陇东高原,从大荔戎部东迁直至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前444)大荔戎邦被秦厉共公攻灭,大荔戎邦的历史必少于100年。
    从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晋襄公领兵伏击秦军的殽山之战后,秦、晋两诸侯因之决裂而连年交战,在此情况下秦穆公在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分兵出击征伐诸戎就显得有些不分轻重缓急,特别是同年秋季晋襄公领兵攻打秦国,与晋国的战争才是秦穆公当务之急,史载秦穆公发现西戎使臣由余是人才后,为了留下由余而不惜牺牲女乐师16人取悦西戎王,这与周慎靓王六年(前315)秦惠文王为了避免义渠王国乘着秦国应对魏国之际背刺而牺牲100名宫女取悦义渠王的事件非常相似,可以看出秦穆公也面临与秦惠文王相似的局面,即秦国正与东方诸侯交战的同时西方正受到来自诸戎的威胁,而16名女乐师很可能是西戎王向秦穆公索取的进贡或为了避免西戎王侵掠秦国而牺牲的代价,只是为了避讳才美化为挽留人才由余及令西戎王奢靡腐化而付出的代价,正因受到诸戎的军事威胁,秦穆公才在与晋襄公激战正酣之时不得不腾出兵力攻杀西戎王征服诸戎。
    自周灵王十四年(前558)夏季开始,齐灵公姜环多次领兵攻伐鲁国,于是鲁襄公在次年冬,派使赴晋,要求晋国阻止齐国攻鲁,然而齐灵公在十六年(前556)秋及十七年(前555)秋皆亲率兵攻鲁北边而去,同年十月,晋平公遂联同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候联军攻齐,齐灵公领兵至平阴防守抵抗,但因恐惧联军人多势众,在二十九日丙寅连夜退兵,次日即十一月初一日丁卯,联军进入平阴,深入齐境,十二月初二日戊戍,联军兵锋直达齐都临淄,直翌年正月才退兵,七月,晋平公派兵攻齐,因齐灵公在二十八日辛卯过世,兵至齐境谷地的晋军遂退兵,齐灵公之子姜光继齐公位为齐后庄公,同年十一月,晋国与齐国各派使者在大隧会盟;周灵王二十年(前552)夏,晋国发生政变,栾盈被逐,栾氏失势,栾盈在秋季流亡楚国,冬季,晋平公与齐、鲁、宋、卫、郑、曹、莒、邾八诸侯在商任会晤,共同拒绝收留栾氏同党,然而次年秋,栾盈流亡齐国,得到齐后庄公的容留,晋平公在冬季召集齐、鲁、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在沙随会晤,再次强调禁止收留栾氏同党;第二年四月,在齐后庄公的帮助下,栾盈秘密返晋,潜入并控制曲沃发起叛乱,至秋季,齐后庄公率兵攻卫国,虚晃一枪后,齐军攻入晋国,杀入沁水流域,直抵荧庭,报复五年前的平阴之败,但在撒退时被晋军追击有小失,十月,晋国平定栾盈叛乱;周灵王二十三年(前549)夏,齐后庄公担心晋国的报复,遂派使联络楚国以应对,秋季,齐后庄公再次派使楚国要求支援,同时,晋平公与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在夷仪会晤,计划攻打齐国,然而到冬季,楚康王与蔡、陈、许三诸侯联合攻郑,兵临郑都新郑,逼使十二诸侯暂停攻齐,联军救郑,当达到阻止晋国攻齐的目的后,楚康王就撒兵回国,次年五月十七日乙亥,齐国发生政变,齐后庄公被臣下崔杼杀害,十九日丁丑,崔杼拥立齐后庄公之弟姜杵臼即公位为齐景公。不久,晋平公与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再次在夷仪会晤谋攻齐国,但齐景公立即派使赴晋求和并贿赂晋平公以及晋国各级职官,于是得到晋平公的准许,避免了晋、齐之间第三次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从周灵王二十三年五月的时间点来看,晋国平定栾盈叛乱不久,而齐后庄公正派使联络楚国寻求帮助,楚、齐同盟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加上已经与秦国交恶78年,晋国明显正成为楚、秦、齐三国的共同敌人,以一敌三难以持久,考虑到域林之战中,秦景公也没有向晋国求和,所以笔者认为自殽山之战后秦、晋第二次停战和谈是由晋国方面发起的,起因是为了避免晋国以一敌三。
    南郑所属的汉中盆地由周王诸侯姒姓褒国所治,周幽王曾以褒姒为王后[331],周平王东迁雒邑后,汉中盆地的归属眇莽,但在周贞定王十八年(前451)秦厉共公派“左庶长城南郑”,可见汉中至迟在秦厉共公时代已是秦国领土,《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左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前441)皆有“南郑反”的记录,接着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史记六国年表》有“蜀取我南郑”而《史记秦本纪》有“伐蜀取南郑”分别相反的记录,前条古蜀国攻秦取南郑,后条秦国攻古蜀取南郑,笔者认为周安王十五年两条记录是同一事件的开始和结果,即当年秦国攻古蜀取南郑,然后古蜀反攻秦夺回南郑,之后南郑就一直控制在古蜀国手上,直至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灭古蜀为止,而周安王十五年秦国之所以需要从古蜀国手上夺回南郑,应是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南郑反”后不久就落入古蜀国手上,古蜀王可能是“南郑反”的主谋,亦可能是古蜀王见南郑叛军裂秦自立后趁机在前441~前387之间攻并,此前南郑是秦国领土,考虑到秦厉共公之前至周简王八年(前578)期间秦国处于相对衰弱的局面,笔者认为汉中很可能是在秦穆公时期由秦国占有,亦有可能正值收复关西王畿运动时期的秦宪、武二公所攻取的,且“南郑”之得名,是戎狄侵周而杀幽王后,来自郑桓公姬友封土郑地的华夏部民为避难遂南跨秦岭入汉中定居而建[332],所以汉中属于秦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
    绵诸部落是秦穆公在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所降服的诸戎部落之一,绵诸曾经在周元王五年(前471)派使向秦国求援,威胁者不详,如非来自其他戎人邦国的威胁就是来自南迁的北亚胡人部落的威胁,秦厉共公有没有派兵支援其事亦失载,但秦厉共公在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亲自领兵攻伐绵诸邦,可见绵诸捱过不明敌人在周元王五年的威胁,只是绵诸邦需要向昔日敌人秦国乞援,其实力应已受到削弱,虽然周贞定王十二年的秦-绵诸战争胜败失载,然而秦厉共公前有攻灭大荔邦、后有俘虏义渠王的战绩,那绵诸战败是最有可能的结果,62年后的周安王七年(前395)秦简公派兵攻伐绵诸,之后绵诸不再见于汉文记录,所以绵诸当灭亡在周安王七年的秦-绵诸之战。
    洛阴之战及石门之战的起因与经过不详,洛阴位于关西平原东端,以魏惠王初年魏国的强势以及韩国派兵联合,笔者认为魏惠王是洛阴之战的发起者,以图在平原地区扩张领土,而石门山位于于陜北高原西南端,南接关西平原而西接陇东高原,约今中国陕西省三原县嵯峨山一带[333],一旦魏军突入平原地带就非常容易威胁栎阳城的安全,魏惠王亦很可能是石门之战的发起者,以图一举攻至栎阳城下或在关西平原实现领土扩张。
    石门山一说在今中国陕西省旬邑县石门乡境、一说在中国陕西省三原县嵯峨山周边,皆在关西平原、陜北、陇东三地交界附近,魏军既可攻秦于石门山,则上郡西界在石门山附近;雕阴在今中国陜西省富县境;固阳位置有胜州固阳县及银州银城县二说[334],后说更合理,其地在今中国陜西省神木县境,从上述石门山、雕阴、固阳等地点以及郡治高奴[335],可知魏国上郡辖有陜北高原大部分地区,一说认为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攻取义渠“徒泾二十五城”的徒泾即西汉西河郡徒径县,但从魏上郡辖境可知义渠不可能辖有陜北高原,柳从辰认为“徒泾二十五城”可能在清代甘肃泾州县境,但更可能是指义渠在泾水流域所领有的25座城邑,且秦国已于周慎靓王四年(前317)攻克郁郅(今中国甘肃省庆城县境),义渠不可能领有北洛水以东的徒经县地,而辖有陜北高原大部分地区的魏上郡经秦国多年的打击及蚕食后,早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上郡全境就正式被魏惠王割让予秦,秦国在同一年派兵攻赵,杀赵将赵疵然后东渡黄河沿三川河逆流而上攻取赵国的蔺(今中国山西省柳林县境)、离石(今中国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境)两邑,值得注意的是,魏国曾经在公元前350年之前攻打秦国定阳城[336],定阳在西汉上郡定阳县(今中国陜西省延安市固县境),所以秦国也曾领有延安以南的陜北高原地区,魏国辟地于秦后所设的上郡领有陜北高原北洛水流域,“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北洛水与泾水之间的分水岭子午岭山地当为魏上郡与义渠国之边界,此前秦领有陜北南部时有可能是以子午岭为秦与义渠的边界。
  56. 据史载,秦武公葬礼“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正式将人殉这股商代遗风作为秦国公室葬制一部分,从此可以看出秦国文化落后于关东诸侯国之处,直至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嬴连登基才将之废除,但人殉制度非华夏特有,更非秦国特有,古埃及第一王朝[337]、斯基泰人[338]、邪马台国[339]及日本国[340]、公元502年之前的新罗国[341]、东女国、吐蕃帝国[342][339]等也曾在葬俗中施行人殉,虽然古老的文化风俗不全是好的,但需要注意对某些歪风陋俗的批判不能上升为对某些族群的贬损,不应该借现代道德标准之名以偏概全行民族歧视之实。
  57. 灭古派又有“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主张,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加剧民族歧视,从外部看,会令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多元”为由来肢解民族,或以民族出于“多元”而以杂种蔑视之,从内部看,否定起源史会极大削弱民族的凝聚力,既然最初是多元,为什么不可以重新“恢复”为多元?所以“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是一种危险的主张,其影响必然会溢出学术以外,所以学术自由应该如同言论自由一样设有限制。另外,何为“一元”?如果一元是指出自一个男人的后代,那世上所有民族都不是出于一元;如果一元是指一个群体,那何为“一个”群体(元)?以地域论?文化论?这些都是含糊的地方,即使民族出于多元,那“多元”只会是有限的“元”,考虑到民族的聚居地面积有限,多元亦只能是有限地域内的有限的“元”(群体),不可能是无限元、无数元、许多元,而“无限”、“无数”、“许多”等模糊的说法亦可能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或分化肢解族群或逼使族群接受其他族群的移民(更多元),所以笔者认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这种主张是有害的。观乎“元”的定义,民族可以是出于一元,比如可以将民族的起源群体归于同一分类,那就可以视民族出于一元,基于分类的数目,亦可以是二元、三元、四元等等,以个人而论,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祖源,父亲的母亲的父亲亦是祖源,母亲的父亲的父亲亦是祖源,所以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以至数百名祖先,不过认同可以是一元,设使数百名祖先分属ABC三族,个人则可以属于ABC任一族,这些是世上所有民族都存在的现象,但无论如何,由多个群体融合而成的民族本身已经是一元,如同两个家庭通婚的后代已经融合为一个家庭而不可分割、热水与冷水混合后就不可分离一样,当然,一个民族亦可能会分化为多个民族,但这是分化出新的,不是恢复旧的,而这种分化还需要取得原来民族的全体一致共识作为前提。
  58. 比如有研究认为《山海经》有部分内容最早可能源自夏代,反映当时氏族部落的分布[343]
  59. ()内的数字为遗址的地层分期或遗址某文化遗存的分期,仅部分遗址存在明确的地层分期划分
  60. 后李文化遗存的主要遗址分布: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后李遗址[130]、彭家遗址[130]、章丘市西河遗址[130]、小荆山遗址[130]、小坡遗址[130]、摩天岭遗址[130]、绿竹园遗址[130]、茄庄遗址[130]、济南市月庄遗址[130]、大辛庄遗址[130]、万德西南遗址[130]、盛福庄遗址[130]、张马屯遗址[130]、潍坊市前埠下遗址[130]、邹平市孙家遗址[130]、诸城市六吉庄子遗址[130]
  61. 镇江营文化主要源自北辛文化及磁山文化[140],其相关遗存主要分布:
    北京市房山区镇江营遗址;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140]、永年县石北口遗址[140]、保定市留村遗址[140]、正定市南杨庄遗址[140]、三河县刘白塔遗址[140]、任县卧龙岗遗址[140]、涞水县炭山遗址[140]、磁县界段营遗址[140]、下潘汪遗址[140];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140]
  62. 侯家寨文化遗存的主要遗址分布:
    安徽省定远县侯家寨遗址[134]、肥西县古埂遗址[134]、含山县大城墩遗址[134]、怀宁县孙家城遗址[134]、霍邱县红墩寺遗址;河南省鹿邑县武庄遗址[134];江苏省高淳县薛城遗址[134]、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
  63. 煤山文化分为五期,其中第一期及第二期为早期、第三期及第四期为中期、第五期为晚期,早期年代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300年、中期年代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晚期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煤山文化遗存的主要遗址如下[163]
    一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1)、禹州市花石头遗址、襄城县台王遗址(1)、鹿邑县栾台遗址(1)、沈丘县乳香台遗址(1);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遗址(1)、寿县丁家孤堆遗址(1)、青莲寺遗址(1)
    二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2)、禹州市瓦店遗址(1)、花石头遗址、襄城县台王遗址(1)、上蔡县十里铺遗址(1)、许昌市丁庄遗址(1)、柘城县山台寺遗址(1)、鹿邑县栾台遗址(1)、沈丘县乳香台遗址(1);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遗址(2)、寿县丁家孤堆遗址(1)、青莲寺遗址(1)
    三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3)、禹州市瓦店遗址(2)、阎寨遗址(1)、吴湾遗址、冀寨遗址(1)、崔庄遗址、前后屯遗址、汝州市煤山遗址(1)、李楼遗址(1)、北刘庄遗址(1)、伊川县白元遗址、马回营遗址、北寨遗址(1)、白土疙瘩遗址、上蔡县十里铺遗址(2)、登封县王城岗遗址(1)、郭寨遗址(1)、新密市古城寨遗址(1)、驻马店市杨庄遗址(1)、三所楼遗址(1)、党楼遗址、张楼遗址(1)、信阳市阳山遗址、淅川县下王岗遗址(1)、马岭遗址(1)、沟湾遗址(1)、申明铺东遗址(1)、下寨遗址(1)、邓州市八里岗遗址(1)、柘城县山台寺遗址(2)、永城县王油坊遗址(1)、杞县鹿台岗遗址(1)、段岗遗址(1)、郸城县段寨遗址;安徽省宿州市芦城孜遗址(1)、萧县花家寺遗址、寿县青莲寺遗址(2);湖北省郧县大寺遗址(1)、青龙泉遗址(1)、辽瓦店子遗址(1)、丹江口市乱石滩遗址(1)、玉皇庙遗址(1)、彭家院遗址(1)、房县七里河遗址、郧西县庹家湾遗址、随州市黄土岗遗址、余家老湾遗址(1)、西花园遗址(1)、庙台子遗址、大悟县夏家河遗址、孝感市吴家坟遗址、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遗址(1)、宜都市石板巷子遗址(1)、茶店子遗址(1)、王家渡遗址、蒋家桥遗址(1)、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肖家屋脊遗址(1)、邓家湾遗址、谭家岭遗址(1)、三房湾遗址(1)、贯平堰遗址(1)、石板冲遗址(1)、严家山遗址、钟祥市六合遗址、沙洋县钟桥遗址(1)、荆州市枣林岗遗址、汪家屋场遗址、荆门市叉堰冲遗址、当阳县季家湖遗址
    四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4)、禹州市瓦店遗址(3)、阎寨遗址(2)、冀寨遗址(2)、谭陈遗址、汝州市煤山遗址(2)、李楼遗址(2)、北刘庄遗址(2)、伊川县南寨遗址、北寨遗址(2)、登封县王城岗遗址(2)、郭寨遗址(2)、程窑遗址、新密市新砦遗址(1)、古城寨遗址(2)、襄城县台王遗址(2)、许昌市丁庄遗址(2)、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寺岗遗址、驻马店市杨庄遗址(2)、三所楼遗址(2)、张楼遗址(2)、正阳县贾庄遗址、罗山县擂台子遗址、信阳市南山嘴遗址、固始县平寨古城遗址(1)、淅川县下王岗遗址(2)、马岭遗址(2)、沟湾遗址(2)、申明铺东遗址(2)、下寨遗址(2)、邓州市八里岗遗址(2)、柘城县山台寺遗址(3)、永城县王油坊遗址(2)、黑堌堆遗址(1)、造律台遗址、夏邑县清凉山遗址(1)、杞县鹿台岗遗址(2)、段岗遗址(2)、淮阳县平粮台遗址(1)、沈丘县乳香台遗址(2);安徽省宿州市芦城孜遗址(2)、淮北市濉溪县石山孜遗址、蒙城县尉迟寺遗址(1)、寿县斗鸡台遗址(1)、青莲寺遗址(2);湖北省郧县大寺遗址(2)、青龙泉遗址(2)、辽瓦店子遗址(2)、郭家道子遗址、店子河遗址、肖沟遗址、中台子遗址、丹江口市乱石滩遗址(2)、玉皇庙遗址(2)、彭家院遗址(2)、南张家营遗址、花果园遗址、郧西县庹家湾遗址、宜城市下姜家边子遗址、枣阳市毛狗洞遗址(1)、周台遗址、襄阳市牌坊岗遗址、随州市余家老湾遗址(2)、西花园遗址(2)、孝感市徐家坟遗址、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遗址(2)、宜都市石板巷子遗址(2)、茶店子遗址(2)、蒋家桥遗址(2)、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肖家屋脊遗址(2)、谭家岭遗址(2)、三房湾遗址(2)、贯平堰遗址(2)、石板冲遗址(2)、严家山遗址、沙洋县钟桥遗址(2)、荆州市枣林岗遗址、阴湘城遗址、蔡台遗址、汪家屋场遗址;江苏省兴化市南荡遗址(1)、高邮市周邶墩遗址(1)
    五期:河南省信阳市南山嘴遗址、固始县平寨古城遗址(2)、淅川县下王岗遗址(3)、马岭遗址(2)、沟湾遗址(3)、下寨遗址(3)、全寨子遗址、邓州市八里岗遗址(3)、柘城县山台寺遗址(4)、永城县王油坊遗址(3)、黑堌堆遗址(2)、夏邑县清凉山遗址(2)、杞县鹿台岗遗址(3)、雎县周龙岗遗址、虞城县马庄遗址、商丘县坞墙遗址、潘庙遗址、鹿邑县栾台遗址(2)、淮阳县平粮台遗址(2)、沈丘县乳香台遗址(3);安徽省宿州市芦城孜遗址(3)、杨堡遗址、小山口遗址、蒙城县尉迟寺遗址(2)、固镇县南城孜遗址、寿县斗鸡台遗址(2)、丁家孤堆遗址(2)、青莲寺遗址(2);湖北省郧县大寺遗址(3)、辽瓦店子遗址(3)、三明寺遗址、尖滩坪遗址、中台子遗址、丹江口市乱石滩遗址(3)、玉皇庙遗址(3)、彭家院遗址(3)、枣阳市毛狗洞遗址(2)、随州市西花园遗址(3)、宜都市石板巷子遗址(3)、茶店子遗址(3)、栗树窝遗址、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肖家屋脊遗址(3)、三房湾遗址(3)、罗家柏岭遗址、严家山遗址、荆州市枣林岗遗址、汪家屋场遗址;江苏省兴化市南荡遗址(2)、高邮市周邶墩遗址(2)、龙虬庄遗址
    早期煤山文化由郝家台类型及禹会村类型组成,中期时郝家台类型与禹会村类型分别发展为煤山类型、王油坊类型,同时煤山文化大举南扩,除上述两个地方类型,新增杨庄二期类型、乱石滩类型、西花园类型、肖家屋脊类型、石板巷子类型、南荡类型,至晚期时,煤山类型则生成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煤山文化仅馀下王油坊类型、杨庄二期类型、乱石滩类型、西花园类型、肖家屋脊类型、石板巷子类型、南荡类型等七个地方类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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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1 《艺文类聚·卷一·天部上·天》引徐整《三五历纪》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太平御览·皇王部三·天皇》引徐整《三五历记》曰:“溟涬始芽,濛鸿滋萌,岁起摄提,元气肇启,有神灵人十二头,号曰天皇。”
    《太平御览·皇王部三·人皇》引徐整《三五历纪》曰:“有神圣人九头,号人皇。天皇、地皇、人皇为太古。”
  2. 高有鹏《盘古神话考论简说》……三国时期吴国太常徐整最早在《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中提到了盘古神话,显然,盘古神话只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流传状况被记述下来,而它应该是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流传了的。……现在,不仅中原地区发现大量的盘古神话群,包括在甘肃、河北、山西、陕西一带也发现许多盘古神话,这就说明盘古神话并非仅在南方民族中流传,在其他地区同样有。…………
  3. 李修对《盘古神话的桐柏遗存及影响》……这个地这包括豫鄂两省的南阳、驻马店、随州等市的桐柏、泌阳、西平、遂平、随县等十几个相邻县、市、区,地域面积大约在3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约在千万人以上。千百年来盘古神话在这一带的流传一直没有间断过,自然形成了桐柏山盘古文化圈,也可以说是中原神话特别是盘古神话的代表性区域……三国吴人徐整著《五运历年纪》曰:“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血为淮渎”之说,就是盘古神话诞生在古时就建有淮渎庙的桐柏山淮河源一带的有力佐证。…………以豫南桐柏山为中心的中原盘古神话群是中国及世界文明古国创始神话中最古老、最淳朴、最神奇的神话,代代相传,它体现着人类对宇宙起源、生命肇始以及劳动、爱恋、疾病、死亡和真、善、美、假、恶、丑的朦胧体认和含蓄表达。
  4. 韩湖初《闻一多“盘古即伏羲” 说难以动摇-兼评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已作结论” 说》
  5. 《仪礼·卷第一·士冠礼第一》周弁、殷冔、夏收郑玄注:“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饰也,收言所以收敛发也,斋所服而祭也,其制之异亦未闻。”
  6. 叶庆兵《盘古神话的本土文化渊源》盘古开天地神话关于天地未分状态的描述,以及"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等观念,实为先秦两汉之际的普遍认识,尤其在道家文化中盛行。盘古化生神话关于盘古死后身体各部分化生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地万物的故事,应是在我国上古化生神话以及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上古化生神话为其提供了死后化生的结构模式;天人感应思想——尤其是"人副天数"——将人体与自然事物一一对应,与盘古化生神话如出一辙,而且在具体的对应关系上,二者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整体来看,盘古神话根植于本土文化,应是在先秦两汉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
  7. 程希《盘古之宗,根在天中——豫南盘古民俗文化览胜》……盘古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吴国徐整的《三五历纪》。而且,徐整《五运历年纪》对盘古的形象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对盘古神话也有记载……任昉对秦汉以来有关盘古的神话和他了解到的当时存世的盘古遗迹予以考究,认为“秦汉间俗说”“先儒说”“古说”与徐整的说法一致,不同的是他提到了南方地区的盘古历史遗迹。笔者认为这些遗迹是中原地区的盘古说随着北方人的大量南迁到南方地区后逐渐形成的。……
  8. 《史记·孝武本纪》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
  9. 《逸周书·克殷解》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封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䇲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10. 《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
  11. 张露胜《沂南北寨汉墓中帝俊画像考》
  12. 《楚帛书甲篇》曰古□□伏羲,出自□□,处于脽寽□,厥□渔渔,□□□女,梦梦墨墨,无章弼弼,□□水□,风雨是于。乃取□□□子之子曰女填,是生子四。□□是襄,而天践是格,参化唬逃,为禹为禼,以司堵襄。晷而天达,乃上下腾传。山陵不卫,乃命山川四海。□□热气沧气,以为其卫,以涉山陵,泷汩凼𬇕。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峜以为岁,是唯四时。伥曰青木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翏黄难,四曰潬墨干。千又百岁,日月夋生。九州不平,山陵备恤,四神乃作,至于复天,旁动捍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棈。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维使敷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恤,则毋敢[睿攵]天灵。”帝夋乃为日月之行。共工夸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使百神风雨、辰祎乱作。乃逆日月,以剸相□,使有宵有朝,有昼有夕。
  13.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西南有巴国。大皥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锺,为乐风。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后稷是播百榖。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顚,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歳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曰:“息壤者言上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14.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15. 《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复遥百劫,人民转多,食不可足,遂相欺夺。强者得多,弱者得少,地肥神圣,化为草棘。人民饥困,递相食啖,天知此恶,即下洪水荡除,万人死尽,唯有伏羲得存其命,进称天皇承后。……尔时人民死,惟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衣龙上天,得存其命。恐绝人种,即为夫妇。”
  16. 伏羲女娲源出敦煌遗书
  17. 《太平御览·皇王部三·女娲氏》引《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縆泥中于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人也。”
  18. 《庄子·外篇·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19. 19.0 19.1 《容成氏》昔者容成氏、□□氏、□□氏、□□氏、□□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㭏□氏、垆■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𬨎清,而上爱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于是乎喑聋执烛,瞀工鼓瑟,跛躃守门,侏儒为矢,长者悬度,偻者裒𪣻,瘿者煮盐,厇蜀者渔泽,瑕弃不废。凡民蔽芾者,教而诲之,饮而食之,思役百官而月请之。…………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洞通,乃立禹以为司空。禹既已受命,乃卉服、箁箬帽、芙蓻,□足□,□面干皵,胫不之毛。□濏湝流,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海,于是乎□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天下之民居奠,乃饬食,乃立后稷以为田。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于野,复谷豢土,五年乃穰。民有馀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为理。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三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启王天下十又六世而桀作。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琰、琬, □北去其邦,□为丹宫,筑为璿室,饰为瑶台,立为玉门。其骄泰如是状。汤闻之,于是乎慎戒征贤,德惠而不□ ,□三十□而能之。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桀乃逃之历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略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备。当是时,强弱不□諹,众寡不听讼,天地四时之事不修。汤乃溥为征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虐疾始生,于是乎有喑、聋、跛、眇、瘿、□、偻始起。汤乃□戒求贤,乃立伊尹以为佐。伊尹既已受命,乃执兵禁暴, 羕得于民,遂迷而□贼盗,夫是以得众而王天下。……
  20. 《淮南子·本经训》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馀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开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
  21. 《庄子·外篇·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22. 22.0 22.1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23. 23.0 23.1 23.2 23.3 《逸周书·史记解》弱小在彊大之闲,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
  24. 24.0 24.1 《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25. 25.0 25.1 《列子·杨朱》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已来三十馀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遟速之闲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馀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
    杨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故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谚曰‘田父可坐杀。’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极;肌肉麤厚,筋节腃急,一朝处以柔毛绨幕,荐以粱肉兰橘,心㾓体烦,内热生病矣。商鲁之君与田父侔地,则亦不盈一时而惫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谓天下无过者。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黂,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狢,顾谓其妻曰:‘负日之煊,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
  26. 《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
  27. 27.0 27.1 27.2 27.3 27.4 《国语·晋语一》……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我卜伐骊,龟往离散以应我。夫若是,贼之兆也。非吾宅也,离则有之。不跨其国,可谓挟乎?不得其君,能衔骨乎?若跨其国而得其君,虽逢齿牙,以猾其中,谁云不从?诸夏从戎,非败而何?从政者不可以不戒,亡无日矣!”……
    《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
    《国语晋语九》……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遽人来告,襄子将食,寻饭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
  28.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䇲。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隐》旧解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 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嚣,是帝喾祖本与黄帝同姬姓。其国语上文青阳 ,即是少昊金天氏为己姓者耳。既理在不疑,无烦破四为三。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帝颛顼高阳者《索隐》宋衷云:“颛顼,名; 高阳 ,有天下号也。”
  29. 姬水河研讨会纪要
  30. 30.0 30.1 《水经注卷十八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雍水又南,迳美阳县之中亭川,合武水,水发杜阳县大岭侧,东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世谓之赤泥岘。沿波历涧,俗名大横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东南流,东迳杜阳县故城,世谓之故县川。又故虢县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极,在天柱山南,故县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摄目矣,即王莽之通杜也。”
  31. 炎黄母族有蟜氏故地考
  32. 32.0 32.1 《说文解字邑部》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斄县是也。〈诗〉曰:“有邰家室。”
  33. 《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子之问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典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死生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34. 34.0 34.1 34.2 34.3 《史记·周本纪》
    注《集解》徐广曰:“今斄乡在扶风。”《索隐》即诗生民曰“有邰家室”是也。 邰即斄,古今字异耳。《正义》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
    注《括地志》云:“不窑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窑在戎狄所居之城也。”
    注《索隐》:“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
    注《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
  35. 35.00 35.01 35.02 35.03 35.04 35.05 35.06 35.07 35.08 35.09 35.10 35.11 《史记·五帝本纪》
    注《集解》谯周曰:“ 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注《索隐》:“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
    注《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注《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
    注《正义》:“广平曰阿。”
    注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
    注三苗引孔安国云:“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也。”
    注《括地志》云:“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注《括地志》云:“ 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
    注《括地志》云:“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舆地志云零陵郡应阳县东有山,山有象庙。王隐晋书云本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
  36. 《列子·说符》关尹谓子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知之;慎尔行,将有随之,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兹王;桀、纣恶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37. 《庄子·杂篇·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
  38.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逸周书·尝麦解》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今予小子,闻有古遗训,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我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国,有殷之□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无类于冀州,嘉我小国,其命余克长王国。呜呼!敬之哉!如木既颠厥巢,其犹有枝叶作休,尔弗敬恤尔执,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显,亦尔子孙,其能常忧恤乃事,勿畏多宠,无爱乃嚚,亦无或刑于鳏寡非罪,惠乃其常,无别于民。”
  39.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40. 《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
  41. 寿光故事盐宗夙沙氏与中国海盐
  42. 42.0 42.1 42.2 42.3 《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43. 43.0 43.1 43.2 《左传‧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44. 《商君书·算地》……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彊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仿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
  45. 《管子·形势解》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46. 46.0 46.1 《管子·轻重戊》……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
  47. 47.0 47.1 47.2 侯光良、许长军、吕晨青、陈琼、兰措卓玛《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扩张的环境背景》……仰韶时期,黄土高原年均气温较现代高约2℃,年降水高出现代约100 mm,季风强劲,降水增加,400 mm等降水量线较现代向西北内陆推进200 km左右,黍粟作种植的范围扩大,仰韶文化相应扩张。……
    图1 仰韶文化的扩张
    ……仰韶文化,时代为7.0 ka BP-5.0 ka BP,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分布中心在陕西渭河流域、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广阔地带,文化遗址多达五千余处。……最主要的扩张发生在庙底沟时期,其分布中心是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但其分布范围西至青海东部,东达黄河下游地区,北抵内蒙古长城沿线,南部变化不大,维持在汉水流域,在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发展到鼎盛。……
    图3 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要素格局与仰韶文化遗址
    ……考古证据表明全新世暖期北方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为:从绥芬河至宁安镜泊湖南岸,经农安左家山、通辽,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河西走廊至南经青海湖东缘一线。……
  48. 48.0 48.1 48.2 48.3 钟华、李新伟、王炜林、杨利平、赵志军《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一般认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与仰韶时代中期相等同,基本是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产生到衰亡解体的时段。庙底沟文化是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以晋南豫西为中心,以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至整个黄河中游,中国史前文化第一次出现了大范围统一的局面。庙底沟文化较之仰韶文化早期,在聚落数量、组成结构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各区聚落数量都明显增加,并出现许多大型中心聚落。这些现象在庙底沟文化的主体区域——中原地区(豫西、晋南、关中、豫中)都有发现,但在“中原”以外的周边其他地区则少见此现象,说明庙底沟文化中心与外围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本文中原地区的界定是与考古学文化相关的,相对宽泛的区域范围包括豫西、晋南、关中、豫中这几个地区。……至迟在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的稻米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不仅在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域——豫西晋南地区(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代表)有发现,在关中平原从东部(以兴乐坊遗址和杨官寨遗址为代表)到西部(以扶风案板遗址为代表)的广阔范围内也都有发现。……从西坡墓地出土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证据来看,有更多机会获得肉食的社会上层人群,骨骼中¹³C含量也明显偏低,即等级较高人群的主食消费中,粟、黍所占的比例相对一般人群为低,而稻米的消费则较高。这似乎显示稻米在高等级人群中更受欢迎,至于稻米是以主食的形式,还是以米酒的形式为此人群所消费,则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揭示。而从仰韶晚期新街遗址出土尖底瓶中残留物分析研究来看,至迟在仰韶晚期的中原地区,稻米可能已经成为古人酿造谷芽酒的原料。……动、植物考古材料的证据显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应当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具体的,庙底沟文化向南达到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之前的仰韶文化大张庄类型发展为下王岗类型,再向南也到达了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圈;庙底沟文化向东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发生联系;向北扩张至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北部和冀西北。……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应当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应该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49. 49.0 49.1 《韩非子·十过》引师旷言:“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50. 《汉书·郊祀志下》……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
  51. 观澜|清华简爆“蚩尤是黄帝之子”!黄帝灭蚩尤是“大义灭亲”?
  52. 《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53. 53.0 53.1 53.2 《史记·卷三·殷本纪》……有娀氏之女集解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正义按:记云“桀败于有娀之墟”,有娀当在蒲州也。为帝喾次妃。……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集解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汤始居亳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从先王居集解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作帝诰索隐一作“俈”。上云“从先王居”,故作帝俈。孔安国以为作诰告先王,言己来居亳也。。……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迺五迁,无定处集解孔安国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正义自汤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集解孔安国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
  54.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55. 《水经注·卷十三·㶟水》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抪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涿水又东迳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侨郡,以统流杂。涿水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㶟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谓之涿邪水。地理潜显,难以究昭,非所知也。
  56. 《史记·乐书》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
  57. 《水经注·卷九·清水》:“山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陆真阜,南有皇母、马鸣二泉,东南合注于吴陂也。次陆真阜之东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参差次合,南注于陂。泉在浊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浊鹿城,即是公所居也。”
  58. 58.0 58.1 58.2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百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59. 59.0 59.1 《列子·黄帝》
    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从石壁中出,随烟烬上下,众谓鬼物。火过,徐行而出,若无所经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窍,人也;气息音声,人也。问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闻之,问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闻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虽然,试语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文侯大说。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
  60. 《庄子·外篇·在宥》……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
  61. 61.0 61.1 《列子·汤问》……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电霆之声。……
  62. 《庄子·外篇·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63. 邵会秋、吴雅彤《早期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探析》
    ……最早的专业化游牧可能出现在公元前1千纪初,随即就在草原地区迅速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已经被游牧人群所占据。这些人群包括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里海北岸的萨夫罗马泰人、哈萨克和天山地区的塞人以及萨彦-阿尔泰和蒙古等地的早期游牧人。……也就是说公元前8世纪以前,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没有进入真正的游牧社会,大量定居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所论及畜牧向游牧经济转变时期的三个地区的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真正意义上发达的早期游牧文化仅有以阿尔然一号王冢为代表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具备了游牧经济的技术条件,但始终未能进入游牧。黑海北岸在前斯基泰时期可能也未进入游牧。……
    在游牧文化的最初形成阶段,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游牧遗存的数量还非常少,这说明游牧可能最先是在小范围内发生的,但是一旦部分地区产生了这种经济方式,就需要有足够的辅助生业来支持,很可能这时期人们选择了掠夺作为辅助,可以想象一下,一批批游牧人群骑着马不断地闯入定居或半定居草原畜牧人群的聚落中,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居住地,采取游动的经济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部落武装化、移动性都不断加强,这促进了马具和武器的发展。由于草原是不稳定的生态区,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受致命的打击,无法在草原地区继续,越来越多的草原人群加入到游牧大军中,这样游牧社会就形成了。……
  64. 《汉书·刑法志第三》注引郑氏曰:“ 涿鹿在彭城南。与炎帝战,炎帝火行,故云火灾。”
  65. 《记纂渊海·卷十九·郑州》轩辕丘在新郑县境,黄帝生此。
  66. 《史记·孝武本纪》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正义〉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一百里。 ,幸甘泉。
  67. 《商君书·更法》引公孙鞅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68. 《司马法·仁本》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偏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69. 《孟子·梁惠王下》引晏子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70. 70.0 70.1 70.2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71.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𬘬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72. 72.0 72.1 72.2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干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73. 《国语·楚语下》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74.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国语‧鲁语上》:“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贾侍中云:‘有虞氏,舜后,在夏、殷为二王后,故有郊、禘、宗、祖之礼也。’昭谓:此上四者,谓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圆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黄帝、颛顼之后,故禘黄帝而祖颛顼,舜受禅于尧,故郊尧。礼祭法:‘有虞氏郊喾而宗尧。’与此异者,舜在时则宗尧,舜崩而子孙宗舜,故郊尧也。;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舜,当为喾,字之误也。礼祭法曰:‘商人禘喾。喾,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后郑司农云:‘商人宜郊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
  75. 75.0 75.1 75.2 75.3 75.4 《礼记‧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76.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77. 《左传·昭公十年》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78. 78.0 78.1 78.2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茧,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79. 79.0 79.1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80. 80.0 80.1 80.2 《国语·郑语》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衣、柔、历、华,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对曰:“……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处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
  81. 2017年9月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这批简可能是一部较为完整的楚国官修史书,简文从“颛顼生老童”起到楚(献) 惠王“白公起祸”止,记载了楚先祖及熊丽以下至惠王时期各王的终立更替和重大历史事件。…………根据安大简第一组楚史类文献材料初步整理的结果,楚早期世系为帝颛顼生老童,是为楚先。老童生重及黎、吴及韦 (回) 。黎氏即祝融,有子六人,其六子曰季连,是为荆人。“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 告曰:酓 (熊) 。”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 (熊) ,是为荆王”。穴熊生熊鹿 (丽),穴熊终,熊鹿 (丽) 立。简本对楚先祖的来源、世系的记载非常清楚,与《楚世家》等传世文献比较,简本主要有6点不同。一是老童为颛顼所生,不是称所生。老童所生有四子,即“重及黎、吴及韦 (回) ”。简文两个“及”这么用,显然是要防止将四子误为两人。二是黎氏即祝融,而不是重或吴、回。三是无陆终其人,生六子者就是祝融黎,文献陆终当是祝融之误。四是季连就是穴熊,而且简文交待了穴熊得名之由。五是不存在附沮一世。六是穴熊生熊丽,期间并不存在世系的中断,这也证明《楚世家》鬻熊就是穴熊。以上只是对简本撮其大要,与《楚世家》进行初步比勘。可以看出,简本对楚早期传说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整合,记述翔实,线索清晰。《史记》关于楚先祖历史记录的一些矛盾和不清楚的地方,简文都交待得很清楚。根据简文记载,原来老童出自颛顼,是楚人始祖,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季连,季连就是穴熊,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因此,楚简中才会出现祭祀“老童、祝融、穴 (鬻) 熊”这三位祖先的组合,“三楚先”确定无疑就是这一组合的简称。长期以来困惑学者的问题,根据简本楚史的记载就迎刃而解了。这证明安大简楚史与其他楚简对楚先祖世系的记载是一致的,是战国时期楚人业已形成的统一看法。因此,我们认为安大简楚史可能是楚国的一部官修史书。
  82.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83. 83.0 83.1 83.2 83.3 《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𬯎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84. 84.0 84.1 《左传·昭公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85. 《陈侯因齐敦铭文》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慕克成,其唯因齐扬皇考,绍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厥德,诸侯夤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常。”
  86. 86.0 86.1 《山海经·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87. 87.0 87.1 《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
  88.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史记·五帝本纪》
  89. 89.00 89.01 89.02 89.03 89.04 89.05 89.06 89.07 89.08 89.09 89.10 89.11 89.12 《史记·殷本纪》
  90. 90.0 90.1 90.2 《史记·周本纪》
  91.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92. 《诗经·商颂·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蘗,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93. 93.0 93.1 《楚辞·离骚经》……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馀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馀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馀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94. 94.0 94.1 94.2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馀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95. 95.0 95.1 95.2 95.3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脩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
  96. 96.0 96.1 96.2 96.3 《左传‧襄公九年》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97. 《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庶子不祭祢者,明其宗也。
  98. 《朱子语类·杂类》古者姓、氏,大概姓只是女子之别,故字从“女”。男则从氏,如“季孙氏”之类,春秋可见。后世赐姓,殊无义理。氏,如孟孙叔孙季孙是也。姓则同姓,后世子孙或以氏为姓。今人皆称张氏李氏,谓从上下来,只是氏了。只有三代而上经赐姓者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类,是正姓。唐时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为婚姻。沈庄仲问:“姓、氏如何分别?”曰:“姓是大总脑处,氏是后来次第分别处。如鲁本姬姓,其后有孟氏季氏,同为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尝言:‘天子因生以赐姓,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窃恐‘谥’本‘氏’字,先儒随他错处解将去,义理不通。且如舜生于妫汭,武王遂赐陈胡公满为妫姓,即因生赐姓。如郑之国氏,本子国之后,驷氏本子驷之后。如此之类,所谓‘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姓与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孙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后有宋,宋又有华氏鱼氏孔氏之类。周自黄帝以来姓姬,其后鲁卫毛聃晋郑之属,各自以国为氏,而其国之子孙又皆以字为氏。如鲁国子展之后为展氏,展禽喜是也。如三家孟仲季为氏,或因所居为氏,如东门氏之类。
  99. 廖名春《大禹故里说文献考辩》
  100. 《景云碑》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已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近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帐,龟车留滞,家于梓幢,九族布列,裳絻相龙,名右冠盖。君其始仕,天资明括。典牧二城,朱紫有别。强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蒸民乃厉。州郡并表,当享符艾。大命颠覆,中年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退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深野旷泽,哀声悼切。追歌遗风,叹绩亿世。刻石纪号,永永不灭,呜呼哀哉,乌呼哀哉!赞曰:皇天炳壁,郢令名矣。作民父母,化洽平矣。百工维时,品流刑矣。善劝恶惧,物咸宁矣。三考绌敕,陟幽明矣。振华处实,畼遐声矣。重曰:皇灵禀气,卓有纯兮。惟汶降神,梃斯君兮。未升卿尹,中失年兮。流名后载,久而荣兮。勒铭金石,表积勋兮。冀勉来嗣,示后昆兮!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思令梓潼雍讳陟字伯宁,为景君刊斯铬兮
  101. 《史记·陈杞世家》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
  102.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103. 《史记·夏本纪》引《水经》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沂水出泰山盖县艾山,南过下邳县入泗。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殛鲧之地。
  104. 《汉书‧律历志第一上》引颜师古曰:“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者,即饕餮也。”
  105.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于民,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106. 《墨子·卷二·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107. 《墨子·卷二·尚贤下》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108. 《后汉书·郡国三·定陶》本曹国,古陶,尧所居。有三鬷亭。冤句有煮枣城。成阳有尧冢、灵台,有雷泽。乘氏侯国。有泗水。有鹿城乡。句阳有垂亭。鄄城离狐故属东郡。廪丘故属东郡。有高鱼城。有运城。单父侯国,故属山阳。成武故属山阳。有郜城。己氏故属梁。
  109. 109.0 109.1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110. 《山海经·海外南经》引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111. 《尚书·大禹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𫍯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112.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113. 113.0 113.1 113.2 113.3 113.4 113.5 113.6 《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取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114. 114.0 114.1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 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
  115. 115.0 115.1 115.2 《国语·周语中》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无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狄,不祥;以怨报德,不仁。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不忘。王其不可以弃之。”王不听。……
    《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𬊤,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续,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116. 116.0 116.1 116.2 116.3 《楚辞·天问》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画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殿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妺嬉何肆汤何殛焉?……
  117.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118.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119. 119.0 119.1 119.2 119.3 《史记·夏本纪》
  120. 《说文解字·卷十·后部》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
  121. 121.0 121.1 121.2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122. 122.0 122.1 122.2 《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123.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124.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125. 《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126. 《汉书·郊祀志上》有司皆言:“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皆尝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飨承天祜。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周颂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羁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视宗祢广,臧于帝庭,以合明应。”
  127. 《墨子·卷十一·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
  128.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
    ……“禹立四十五年”……
    “启征西河”、“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
    “太康居斟寻”、“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
    “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相居斟灌”
    …………
  129. 129.0 129.1 129.2 129.3 《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二》颍川郡……阳翟,禹所都,有钧台,有高氏亭,有雍氏城。……
    梁国……睢阳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有鱼门,有阳梁聚。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纶城,少康邑。
    中山国……。新市有鲜虞亭,故国,子姓。
  130. 130.00 130.01 130.02 130.03 130.04 130.05 130.06 130.07 130.08 130.09 130.10 130.11 130.12 130.13 130.14 130.15 130.16 130.17 130.18 130.19 孙启锐《后李文化研究》……后李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也是目前海岱地区所见最早的新石器文仪。……检讨后李文化中¹⁴C测年的使用问题,统一用OxCal v4.2对半衰期为5568年的测年数据进行高精度树木年轮校正,推定后李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9000-7300年。…………目前认定为后李文化的遗址共有16处,自西向东依次为长清月庄、万德西南、历下盛福庄、历城张马屯、章丘西河、摩天岭、绿竹园、小荆山、茄庄、小坡、邹平孙家、张店彭家、临淄后李、维坊前埠下、诸城六吉庄子。经过发掘的主要有临淄后李、章丘西河、小荆山、维坊前埠下、张店彭家、长清月庄和历城张马屯7处。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文章中提到的所谓的长清张官遗址,现己证明与月庄遗址为同一遗址,命名为月庄遗址。…………后李文化陶器中最主要的器形是釜,釜的形制比较简单,显示出后李文化陶器尚未明显分化的原始状态。……总体上把后李文化分为8期三大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Aa型、Ab型这两种演化序列清楚、连续的釜来划定的。这两类釜在早中晚期交替中有突变,但在演化方向上始终如一,除有三处缺环外,几乎环环相扣。再结合后李、西河遗址中期和晚期遗存均存在的事实,证明小荆山遗址和月庄遗址是时代先后的关系,而不是地域差别所导致。因此,可以把后李文化分为连续的8期。在8期的基础上,又把后李文化分为三大阶段。早期阶段包括1-3期,中期阶段包括4-5期,晚期阶段包括6-8期。…………首先,以张马屯遗址的测年数据为代表,后李文化的上限可达距今9000年。第二,以H124为代表的月庄第一期与以H259为代表的前埠下一期,绝对年代大约相差为400年。这一积年就是后李文化第六期至第七期的跨度,每期的跨度大约为200年。以此推算,后李文化晚期阶段的大致年代为距今7900-7300年。第三,后李文化早、中期没有明显的测年参照,如果按照上述分期积年计算,中期阶段的绝对年代应在距今8300-7900年,这与后李和西河遗址的测年结果符合。早期的文化遗存变动速率转慢,每期积年应该比200年更长,结合张马屯遗址的测年,后李文化早期的绝对年代为距今9000-8300年。……泰沂山以南地区有两个遗址疑似存在后李文化遗物。一是兖州西桑园遗址。后李文化刚刚确立的时候,人们便注意到了西桑园遗址北辛文化遗存之下“叠压着一种类似或属于后李文化的遗存”,后人的研究也多提及了这一说法。但遗憾的是,西桑园遗址至今没有资料发表,但据称知情者介绍应该不是后李文化的遗存。第二处遗址是诸城六吉庄子遗址。……因此,六吉庄子遗址的特点是,陶器风格与泰沂山以北的后李文化遗址有差别,但石器方面与后李文化有一致性。鉴于遗址中没有鼎足出土,其文化面貌与后李文化更接近。其时代可能比前埠下遗址还要晚,属于后李文化的后续遗存……皖北、苏北两个地区毗邻,文化上紧密联系,小山口早期遗存和顺山集一、二期遗存在时代上共时,内涵上相似,陶釜在整个器物群中占重要地位。限于小山口遗址未发表完整器,典型陶片也较少,还无法进一步比较二者的异同。但与泗洪县相邻的安徽泗县,已经发现了至少3个以上和顺山集相似的遗址,说明两个地区的联系非常密切,文化面貌趋同。所以,在与后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可以把小山口、顺山集一类早期遗有看为一个整体。通过以上分析,晥北、苏北地区与后李文化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密切联系为东进的裴李岗文化北上进入鲁中南地区埋下了伏笔,但从目前的资料看,如果将这两个地区直接划入后李文化分布范围,有失轻率。……目前在半岛地区己知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所谓“白石村一期文化”,或曰“北辛文化白石类型”,其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北辛文化中期后段,绝对年代不会超过距今6600年。……白石村一期是目前所见半岛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但也己经晚至北辛文化中期后段,至早不过距今6500年,所以半岛地区新石器文化较早阶级遗存还存在很大的空白。……在半岛地区没有新石器早期遗存发现的情况下,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可能是由泰沂山一侧地区传播而来的。所以,半岛地区可能存在与后李文化相似的文化遗存。以上我们分析了后李文化可能的分布区域,在鲁北地区以外,皖北、苏北地区与后李文化联系密切,但个性也较明显,不宜划入后李文化分布范围。胶东地区有可能存在与后李文化相似的遗存,但没有材料之前,也不能下肯定的结论。对于鲁中南地区,可能远不止我们目前所知,在北辛文化之前这里不可能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从地域上看,鲁北与皖北、苏北均有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化分布,而且文化交流中的后李文化因素明显,鲁中南地区处于两者的中间地带,应该也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后李文化可以分为鲁北和鲁中南两个地方类型。鲁北类型的代表遗址有张马屯、西河、小荆山等,鲁中南类型还有待验证,但从皖北、苏北地区新石器较早阶段遗存的文化面貌看,鲁中南地区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应该没有问题。……山东地区有着古老地质基础,地壳的形成和固结较早。进入全新世以来,地质地貌已经与现在没有大的差异。目前所发现的后李文化主要分布地区——泰沂山山前平原地带,是山东最多最后的黄土分布区。……在鲁豫皖交界地带,地理状况与现在差别很大。这个区域地质沉积较慢,长期地势低洼,不像现在是一马平川的黄河冲积平原。在山东丘陵、豫西山地东缘及黄河的环绕下,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基本特点是湖泊、沼泽和河流密布,形成“第二湖沼带”。湖沼遍布使山东西部地区不适宜居住和通行,因此学界一般认为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交流路线不是通过鲁西、豫东交接地带,而是沿着淮河北侧支流的通道实现的。……据己有的研究成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前,黄河一直是由河北平原入海的……总之,我们可以确定当时黄河不流经淮北平原,这也是裴李岗文化向东发展的前提条件……后李文化时期的地形地貌与现在类似,海岸线与现在相比相差不大,黄河此时从河北平原一带入海。……对10-6ka BP的气候变化,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7ka BP以前,属于波动升温期,以不稳定的温度波动为特征;第二阶段,7-6ka BP,属于稳定温暖期,气侯暖湿。在第二阶段内,气候稳定,气温比现在高2-3°C,夏季风强烈,降水丰沛。……无论是群聚模式还是迁移现象,都表明当时的聚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中心区域。以中心区域为核心,我们在小清河流域大致可以划出六个小区,它们在空间上的距离基本相等。西河遗址距绿竹园遗址的直线距离约为12千米,绿竹园遗址到小荆山遗址的直线距离约为15千米,其他遗址的相互距离相差不大。从这一点看,小清河流域的聚落分布大体符合中心位置理论。以6千米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大致可以把六个小区分割开来,在这个圆形区域实际上就是聚落的资源域大小。民族学的调查估算显示,理想状态下,一般采集狩猎者的资源域是以10千米为半径的范围内(两小时步行距离),而数农耕群体的资源域在5千米的半径内(一小时步行距离),而在实际中这一半径可能明显小于理想情况。小清河流域的后李文化聚落的资源域显示此时的生业介于狩猎采集和农耕之间。从区位看,各小区自然资源条件较平等,而且各小区呈等距分布的状态,说明当时的聚落应该没有从属关系,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至于其社会组织,我们在单个聚落分析中,认为小荆山聚落是由一个氏族或两个家族组成的,但就小区而言,不同小区应该代表不同的氏族。小区内部是以血缘关系组织的,小区之间存在通婚关系。……家户之间是否平等我们不得而知,但小荆山的墓地显示人与人之间没有产生贫富的分化,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家户之间的分配也是平等的。……后李文化的陶器特点明显,陶系单一,均为夹砂陶,几乎不见泥质陶。陶器质地普遍较细,夹粗砂和蚌壳的比例较小。……在目前的资料状况下,将黄崖一类遗存(扁扁洞更早)作为后李文化的源头是合理的,无论从陶器风格还是石器传统,黄崖一类遗存都可以视为后李文化的源头。…………受豫东鲁西地区湖沼的阻隔,裴李岗文化东进的路线一般认为是沿淮河东进,到达皖北、苏北一带的。……海岱地区和皖北、苏北的这种密切文化联系为东进的裴李岗文化北上进入鲁中南地区埋下伏笔。继影响皖北、苏北地区后,裴李岗文化因素转而北上,与鲁中南地区的后李文化遗存融合形成北辛文化。至迟至距今7300年,北辛文化在鲁中南地区已经形成,而此时的月庄遗址及鲁北的后李文化遗址仍处于独立发展时期。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早期与鲁北的后李文化的后续遗存并存一段时期,从北辛文化中期开始,其势力进入鲁北平原,沿泰沂山北麓自西向东扩张,代表遗址是邹平西南庄、临淄后李等。在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过渡的过程中,众多的后李文化因素保留下来,许多的北辛文化陶器可以在后李文化中找到祖型。……鲁北的北辛文化遗存的时代自西向东呈越来越晚的趋势,显示出其自西向东的扩张路线。后李文化的道址受到压迫开始向东至胶东半岛,向南至鲁东南一带迁移,六吉庄子遗址可能就是其代表。…………通过对典型遗址和典型器物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我们把后李文化分为8期、早中晚三大阶段;通过检讨以往的¹⁴C测年数据及使用高精度数木年轮校正的方法,我们把后李文化的绝对年代定为距今9000—7300年,大约200年为一期,早、中、晚三大阶级的绝对年代分别为距今9000-8300、8300-7900、7900-7300年。……通过对后李文化分布范围的论,将后李文化分为确定的鲁北类型以及尚需确认的鲁中南类型,并认为月庄遗址同鲁中南类型关系密切。鲁中南地区迄今没有确切的后李文化遗址发现,但从苏北、皖北具有较多后李文化因素的情况看,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对后李文化的主要内涵进行研究后,我们推断其来源为泰沂山以南的黄崖一类遗存,而去向则和东进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皖苏北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密切相关,其直接去向为北辛文化,而且表现为由鲁中南到鲁北,再到胶东地区的自西向东的过渡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过渡是裴李岗时代文化圈形成的缩影。……
  131. 131.0 131.1 蔡金英《论裴李岗文化的分期与年代》……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认为裴李岗文化大体处于6470~5000BC的范围内。其中第一期年代约为6470~5800BC,第二期年代约为5800~5500BC,第三期年代约为5500~5000BC左右。……裴李岗文化各段之间,壶、罐、钵和钵形鼎等陶器,在器形方面的演变关系也较为清晰。壶可分为平底壶和圜底壶,此二型壶的演变规律较为一此,均为壶身渐变矮胖,壶颈逐渐变竖直。钵可分为平底钵和圜底钵,平底钵又可分为敞口钵和敛口钵,不同型的钵演变规律一致,腹部由反弧内凹状逐渐到斜直到腹部外弧。罐主要可分为卷沿罐和折沿罐,器身渐矮胖。折沿罐内折角逐渐变小呈平直状。卷沿罐由大卷沿逐渐沿面近平。钵形鼎足跟由较竖直到逐渐外撇较甚。综上,以层位关系为基础,结合器物组合和器形演变,可把裴李岗文化的三段当作裴李岗文化发展的三期。第一期陶器除少量钵和钵形鼎为圜底外,余多为平底,陶壶均为平底。壶颈部较长呈倒八字形;钵腹较深;罐口沿为大卷沿或折沿较大;鼎腹部较深,鼎足较竖直。第二期整体器形变矮。壶颈变短接近竖直;钵腹变浅;罐口沿卷沿较甚;鼎腹变浅,鼎足微外撇。第三期整体器形矮肥。壶颈变短基本竖直;罐卷沿至近平状;鼎腹变浅,足跟外撇更甚,钵形鼎和盆形鼎的足跟有变高趋势。……裴李岗文化墓地中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壶,且壶的形态主要为圆肩鼓腹壶和圆肩斜直腹壶,另外有折肩壶和圆肩扁壶等。居址中出土器物主要为罐、钵、鼎和碗等。罐主要为折沿罐和卷沿罐,还有侈口罐和敛口罐。钵主要为平底钵,还有少量圜底钵,平底钵又可分为敞口钵和敛口钵。鼎主要为钵形鼎,另有罐形鼎和壶形鼎。根据器物的演变规律,结合层位学材料,裴李岗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目前主要见于豫中地区,目前发现材料的遗址有贾湖、裴李岗、唐卢、石固、莪沟北岗、水泉遗址和沙窝李等。遗存整体特征呈瘦高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年校正数据,我们大致可以把裴李岗文化第一期的年代范围定在6470~5800BC之间。第二期遗存分布范围较一期时向西边和向东边都有所扩展。目前发布材料的遗址在第一期基础上新增加有瓦窑嘴、中山寨、王城岗、宋庄、朱寨和高崖等。即西边到了豫西孟津一带,东边到了中牟地区。遗存整体特征较一期时有向矮胖较变的趋势。根据碳十四测年校正数据,我们推断裴李岗文化第二期的年代在5800~5500BC之间。第三期遗存分布范围较二期时缩小,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区,与第一期遗存分布范围大体重合。目前发布材料的遗址有贾湖、裴李岗、石固、水泉、沙窝李和瓦窑嘴等。遗存整体器形较矮胖。根据遗存特征,结合第二期的年代,推断裴李岗文化第三期的年代范围为5500~5000BC。
  132. 132.0 132.1 闫凯凯《磁山文化研究》……磁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太行山东麓,渤海湾西岸,北至永定河流域,南至卫河-漳卫新河附近,主要位于河北省境内,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末次冰期结束后,海平面基本上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据推测距今15000-6000年间,平均每年的上升速率为16.7亳米。距今9000年前后,滦河河口外地海平面深度尚未达到-30米,而距今8000年前后海平面则上升到-5米右,至7000-5000aBP前后达到全新世最高海平面,平均高出2-4米或3米左右,此时也出现了全新世最大海侵范围,海岸线大致位于海兴高湾-盐山城关-沧州东-青县城关-文安东-霸县石沟-安次马道口-武清城关-宝坻郝各庄-玉田虹桥-丰润欢喜庄-丰南黄各庄-滦南暗牛淀-乐亭姜各庄-昌黎团林-秦皇岛一线。之后海平面开始波动下降,降至现今的水平。……生活环境较现在的更为舒适一些,比较接近现在江淮一带的环境。…………磁山文化大致划分为以上4段,结合陶器演化,我们看到1、2段联系比较密切,如有Aa型Ⅰ、Ⅱ式,Ab型Ⅰ、Ⅱ式,Ac型Ⅰ式,Ad型Ⅰ式,B型Ⅰ、Ⅱ式,C型Ⅰ、Ⅱ式陶盂,和Aa型Ⅰ式、Ab型Ⅰ式、B型Ⅰ式陶支脚,以及Ⅰ、Ⅱ式侈口罐、三足钵。3段开始每一型陶器几乎都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侈口陶盂消失;4段则出现了平沿出唇的陶盂。加之磁山遗址二分法的资料报道形式,我们考虑将磁山文化总体分为早晚两大期,1、2段为早期,3、4段为晚期……查下潘旺文化和上宅类型的测年数据,二者相对年代大致为5200-4500BC和5300-4700BC,与磁山文化年代早晚有别应无大的疑问。……我们认为磁山文化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磁山类型和北福地类型。……磁山类型分布在卫河以北、白洋淀以南的冀中、冀南地区,大致以保定-文安(白洋淀-东洼,文安洼)一线为北界。区间的河流主要是子牙河及其支流滹沱河、滏阳河。行政区划上包括邯郸、邢台、衡水、石家庄、沧州等市以及保定南部,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磁山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山前丘陵与东部平原的交界地带,多位于河边台地,如磁山、牛洼堡等,因地势较周围高,所以称为“岗”,这些遗址所在区域应该是河流洪水时期泥沙堆积形成的。……北福地类型分布在保定-文安一线以北,北至永定河流域,最北的遗址则出现在泃河-蓟运河流域。东至海,西至太行山山麓,基本位于冀中偏东北方向。其间的河流主要是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以及泃河-蓟运河等。行政区划上包括保定大部、廊坊、天津和北京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陶器以素面为主,从遗址的典型单位陶片统计表来看,大致要超过60%。纹饰主要是刻划压印的几何形纹饰,如短斜线纹、横人字纹、斜线组纹等。……我们可以对磁山文化之来源以及磁山与北福地的类型之别做一推测: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环境的改善,人类繁衍生息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人口数量开始增多,原先的族群开始分解,形成更多的支群单位。他们在熟悉了自身所处的环境并能够较好地维持生计之后,开始往空间更加宽广的平原地区挺进。磁山文化的先驱者们很有可能就是这批群体中的一份子。他们中一部分人喜爱并流行沿下装饰的风格和直口的陶器作风,一部分人则倾向于选择堆纹、绳纹、束颈侈口和直口的作风,由于风格的不同可能产生了不同的人群集合社会。往北的一批属于前者,可能受到转年一类人群的影响和融合,产生了适合当地环境的北福地类型文化;而向南的一批人则属于后者,在保存传统作风的基础上并加以发挥发展、融合南部地区的土著因素,从而衍生出了富有色彩的磁山类型文化。……在太行山那东麓一带紧接磁山文化的遗存大致有两类,分别以下潘汪第二类遗存和上宅遗址(除去⑧层)为代表。先看前者……其分布范围大致与磁山相仿,时间上较磁山为晚,具体年代约在5200-4500BC。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它是磁山文化的去脉,但差异较大的陶器群是显而易见(陶釜-红顶器与陶盂-支脚),主体器群不一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直接延承。……关于下潘汪文化的来源问题,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源于南部的圜底器文化系统。较早时期的后李文化是以素面夹砂圜底釜为主要器形的,平底器、有足器很少。陶釜之中有一类鼓腹陶釜,素面,侈口,卷沿,短颈,弧腹,圜底,与下潘汪文化的陶釜如出一辙,有很大的相似性。另外愈到晚期这种陶釜腹部就愈浅愈鼓弧,这与下潘汪文化陶釜的演变进程也是一样的。因此下潘汪文化主体陶器的来源很可能与南方的圜底器系统有关系,或者说与后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二类遗存是上宅类型……上宅类型与磁山文化的相近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重要的是陶盂和陶支脚的组合形式被前者继承下来,所以我们认为上宅类型很有可能是磁山文化的去向之一。……我们推测随着全新世环境的愈加改善,特别是距今7500年前后,喜温暖的落叶阔叶林迅速占领山前平原,中部平原亦随之发育起来,气温转暖,海岸线向内陆推进,并逐步达到最大海侵。不仅渤海湾西部如此,山东半岛北侧亦是。大约距今7000年前后海水入侵该区(其实海侵早在之前就已开始)。低纬度地区环境好转的同时,高纬度地区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生活在山东地区的后李-北辛文化开始在海侵和领地减少的背景下逐步沿渤海与太行山之间的通道逐步北进,这一人口流动也与裴李岗文化的东下有关。他们逐渐占领了磁山文化的势力范围,迫使后者逐步北退,向与其临近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靠拢,最终退到燕山南麓的泃河-蓟运河流域,重新安定下来,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上宅类型文化。在这种此进彼退的进程中,可能有一部分裴李岗文化的人们选择了逐步渗透占领的策略(磁山遗址),欲将磁山文化同化。但随着后李-北辛文化的强势北扩,他们有可能逐步退出这一领域(在这一范围内继起的下潘汪文化遗存与裴李岗文化大相径庭)。……我们认为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是两种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本土文化,由于地域的相邻相互间的交流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但是这种交流不是对等,裴李岗对磁山的影响是主要的,并可能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从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来看,磁山文化至少经历了早晚两个大的时间阶段,绝对年代要早于下潘汪文化和上宅类型,晚于南庄头、东胡林、转年、于家沟一类遗存;具体年代大致在距今8000-7300年左右,与裴李岗、兴隆洼、后李文化时代相若。南庄头、转年一类遗存很有可能是磁山文化的源头,南庄头与磁山文化的联系可能更加紧密一些。磁山文化的消亡很有可能与后李-北辛文化的北进有关……上宅类型可能就是其后裔的孑遗,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磁山文化的面貌。……
  133. 133.0 133.1 许丹阳《双墩文化研究》……2005年,阚绪杭从双墩遗址的材料入手,认为双墩遗址的陶器有很强的自身组合特征和个性特征,结合周边地区与双墩遗址文化特征相似的其它遗址,可以称为“双墩文化”,并将此双墩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距今8000~5500年左右……阚绪杭等对双墩文化及其序列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双墩文化是以双墩遗址内涵为代表的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淮河中游地区,从河南与安徽交界的鹿邑至信阳一线到江苏洪泽湖以西,北至安徽与山东交界处,向南到大别山北麓至张八岭地区……目前被认定为属于双墩文化的有双墩、侯家寨一期、武庄一期、小孙岗下层、双古堆、硖山口等遗址…………双墩文化可大体分为两期,一期以侯家寨遗址一期、双墩遗址早期、小孙岗遗址A段为代表。二期以双墩遗址晚期、小孙岗遗址B段、武庄遗址一期为代表。……双墩文化一期可进一步分为两段,即侯家寨遗址、小孙岗遗址A段、双墩遗址早期前段为双墩文化一期前段,三者年代大体相当,双墩遗址早期后段为双墩文化一期的后段,年代较前段稍晚……双墩文化二期也可进一步分为两段,即双墩遗址晚期和小孙岗遗址B段为双墩文化二期的前段,二者年代大体相当。武庄遗址一期为双墩文化二期的后段,年代偏晚……双墩遗址的测年有5个,标本来源于⑪、⑬、⑭、⑲层,年代大致集中在公元前5300~4800年,距今约7300~6800年。侯家寨一期前段和后段各有两个最新的测年数据,其中一期前段的年代为距今7300~7250年,一期后段的年代为距今7250~7100年,综合看侯家寨一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5300~5100年,距今约7300~7100年。双墩遗址和侯家寨遗址的测年标本均来源于属双墩文化一期的地层单位中,由此,可推断双墩文化早期的年代为距今7300~6800年,一期前段距今约7300~7100年,一期后段距今约7100~6800年。与上文的分期结果相互印证。而双墩文化二期的相关测年数据还没有公布,参照大河村仰韶前三期和前二期的年代判断,双墩文化二期前距今约6800~6500年,双墩文化二期后段距今约6500~6300年…………顺山集文化是以顺山集遗址第一、二期遗存为典型代表而命名的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400米处,总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地处淮河下游地区。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距今8500~8300年,第二期距今8300~8000年,第三期距今8000~7500年,前两期代表顺山集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器物形态可观察到有明显的演化关系,而第三期与第二期之间存在缺环,器物形态和组合方式也与前两期大为不同……龙虬庄文化是江淮东部地区以龙虬庄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距今约6600~5000年。……北辛文化是以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海岱地区继后李文化发展起来的又一支重要文化,年代距今约7400~6100年。北辛文化的分布范围为南自淮河故道,向北似未越过黄河,东至海,西界约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一带,主要集中在鲁中南、鲁北、胶东半岛和苏北地区。目前北辛文化遗址己发现一百余处。…………典型仰韶文化以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为主干,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小山口一期文化包括小山口遗址和古台寺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两处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年代距今约8000~7700年。小山口遗址位于安徽省宿县桃山乡小山口村……小山口新石器早期遗存与后李可能就是同一种文化。目前虽然还没有证据证明小山口一期文化就是后李文化,但是从二者的文化面貌来看,即使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它们的关系也应该比较密切。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是在石山孜遗址第二次、第三次发掘中新发现的早于第一次发掘中所认为是石山孜一期的遗存,原石山孜一期被重新认定为石山孜二期遗存。石山孜一期遗存与小山口一期文化也有很大相似性。……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的年代距今约7900~7200年,报告整理者认为石山孜一期文化与小山口一期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并认为顺山集文化为石山孜一期文化的源头,而顺山集文化与石山孜一期遗存的关系也确实比与双双墩文化的关系要紧密的多,从石山孜器物的特征就可以看出来。石山孜一期文化应比小山口遗存年代稍晚,与古台寺新石器早期遗存有一段共时时间。……双墩文化与顺山集第三期遗存相似之处多于顺山集文化,但主体差异还是存在的。二者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在距今约7800年时,淮河流域遭遇干冷气侯。部分动物种属在这种条件下难以生存,人类的生活也不像之前那样稳定,所以处于淮可下游的顺山集先民向淮河中游地区迁徙,带来了部分顺山集文化要素。……石山孜二期文化遗存是延续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发展下来的,而石山孜二期文化遗存与双墩文化有着密切交流,石山孜一期文化的下限时间基本可与双墩文化年代报衔接,双墩文化的部分器形如折沿钵型釜、敞口钵型釜等,以及器物口沿下有凸棱并在上面加印纹饰的风格很可能是从石山孜一期文化继承发展来的。由此推测石山孜一期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部分先民留在原地继续发展造就出石山孜二期文化,而另有一部分人沿淮河支流南下到达淮河岸边双墩文化分布区。而提到裴李岗文化对双墩文化产生的影响,就要谈到裴李岗文化与北辛文化的关系,北辛文化的产生也与裴李岗文化密切相关。裴李岗的一支很可能沿着淮河北侧支流东进,到达泗河中下游地区,从而促使了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形成。而裴李岗文化就是在其东进的过程中对双墩文化形成造成影响,裴李岗人在沿淮河向东迁徙时,淮河中游地区是必经之路,或许有一部分裴李岗人在此时将裴李岗文化的部分传统与文化因素传播到该地区……初步推测双墩文化是由于石山孜一期文化部分先民南移到淮河中游地区、裴李岗文化部分先民沿淮东进过程中途径淮河中游地区、顺山集三期的先民受生活所迫也沿淮迁徙到中游地区、后李文化部分先民南下沿淮抵达在更早时期就己有联系的淮河中游地区,在四者的共同作用下,并与当地本土文化结合形成的。……在双墩遗址与侯家寨遗址发现的房屋形陶器刻划符号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此地区确实降水量大,气侯潮湿,此类刻划符号被认为是杆栏式建筑……这种建筑下面架空,隔开地面,可以有效的隔离潮气,双墩人选择居住在杆栏式房屋内,不同于后李、仰韶、北辛等半地穴式建筑,这也是环境因素造成的。……来源于地层的证据表明以侯家寨二期为代表的侯家寨文化可能是双墩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侯家寨二期的年代距今约为6100~5800年。……综上所述,认为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构成双墩文化的直接来源,顺山集三期对双墩文化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继双墩文化之后,淮河流域又兴起了侯家寨文化,侯家寨文化在继承双墩文化的部分文化因素以外,也具有自己的典型要素。……而龙虬庄文化也是受到双墩文化的一定作用产生的……由此推断双墩文化的主要后继文化即为侯家寨文化和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的年代为距今7300~6300年,总体上可分为两期四段。……通过对双墩文化分布区人内早于和晚于双墩文化的遗存进行分析,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因素,判断双墩文化是在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石山孜一期文化、顺山集三期的作用下,与当地土著文化共同造就的。而双墩文化的后续文化则为侯家寨文化和龙虬庄文化,其中侯家寨文化是有明确地层叠压关系证明的,流向龙虬庄地区则是作为一种假说。最后,利用前文的分析进一步明确距今8000-6000年淮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距今8000年时,小山口一期遗存产生,其文化面貌与海岱地区后李文化相近,二者应有联系。在同时或稍晚时期出现石山孜一期遗存,其与小山口一期遗存的器物特征有相似之处,或许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此类遗存代表了淮河中游地区距今8000年的文化,并延续发展出石山孜二期遗存。距今7300年时,双墩文化在受到多元文化的作用下产生,其与石山孜二期遗存大体是同时发展的,与石山孜二期具有血缘关系,代表距今7000年左右淮河中游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是极为强势的。随后在距今6100年左右,侯家寨文化在继承双墩文化部分要素的基础上,又在与其它文化交流中产生了自身特点,并影响到了之后的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
  134. 134.0 134.1 134.2 134.3 134.4 134.5 134.6 134.7 134.8 陈艳《论侯家寨文化》……侯家寨遗址1985年春和1986年秋进行两次发掘,1989年9月简报发表。1991年“苏鲁豫皖考古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侯家寨文化,认为侯家寨出土器物具有很强的自身特征,内涵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即侯家寨文化。……以侯家寨二期为代表的诸文化遗存,有一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器物组合,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主要分布在淮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代表了距今6200年至距今5600年左右江淮地区原始文化的一个新类型,以“侯家寨文化”称之更为妥当。
  135. 135.0 135.1 135.2 张宏彦《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据至今为止的考古学调查与发掘资料,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和汉水流域,共发现遗址40余处。其中,渭水及其支流泾、洛河流域发现了28处,汉水上游及其支流丹江流域发现约20处。……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老官台文化约距今8000一7000年。根据天水西山坪遗址的地层关系和陶器演变规律,老官台文化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即早期以大地湾一期、北刘下层、白家村遗址、西山坪一期为代表;晚期以北首岭下层、西山坪二期、师赵村一期为代表。每期又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及其支流、汉水上游和丹江上游等地。由于渭水流域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尽相同,故分布于各地的老官台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杨亚长先生曾把老官台文化分为东部类型(潼关以西、咸阳以东,南抵丹江上游的商县一带,北达大荔附近)、西部类型(武功以西至天水一带)、南部类型(汉水上游)。关于汉水上游的前仰韶口时期遗存,过去曾叫“李家村文化”,后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它们应属老官台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称“李家村类型”。…………渭水流域前仰韶时期的老官台文化遗存既有文化主体因素的一致性,又有前后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依据地层关系和典型陶器演变规律,老官台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和四个发展阶段。……
  136. 136.0 136.1 王棣《老官台文化三足器研究》……三足器,是以器物底部带三足的形态特征命名的一类器物。在我国,三足器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三足器的器型丰富,包括三足罐、三足钵、三足壶、三足盆等,广泛分布于老官台、裴李岗和磁山文化中。进入仰韶文化早期,裴李岗、磁山文化分布地区依然延续了三足器的使用,而老官台文化所在的渭水及汉水流域,三足器却彻底消失不见。故而三足器的有无,也成为区分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重要依据之一。……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存在较深的渊源关系。从陶器构成来看,老官台文化流行的圜底钵、深腹平底钵广泛流行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且造型相似。从陶器特征来看,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的陶器均以红陶为主,既有夹砂陶,也有泥质陶;老官台文化以绳纹和带状彩陶为主体纹饰,半坡类型也广泛流行绳纹,并且在老官台文化单一彩陶的基础上,无论是彩陶的数量还是种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葬俗来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的瓮棺葬也见于老官台文化,只是瓮棺葬的葬具有所区别。……技术系统即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一个考古学文化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是导致考古学文化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存在较为深刻的联系。首先,老官台文化与半坡类型在分布范围上高度重合。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而这些地区,基本都位于后来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内。在北首岭、大地湾等多个遗址中,都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地层直接叠压在老官台文化地层上的直接证据,二者在相对年代上也有因袭关系。……因此,老官台文化在地域上与半坡类型的分布范围重合、年代上有明显的早晚因袭关系,被看作仰韶文化的前身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其次,在陶器的某些器形上,北首岭下层的老官台文化和中层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互见的。如平底罐、圜底钵等器型在半坡类型中亦有发现。从陶器的纹饰上看,老官台文化流行的绳纹、线纹、指甲纹、锥刺纹等,写仰韶早期的纹饰十分相似。特别是彩陶的发现更是如此,老官台文化的陶钵、陶口沿流行一圈红彩,在早期仰韶文化中这种装饰习惯被继续使用,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纹饰变得更为复杂,还出现了黑彩。制坯方式也显现出某些关联性,老官台文化的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口沿常常被处理成锯齿状,半坡类型中钵、碗的口沿也常见到锯齿状,锯齿纹的密度逐渐变得较为稀疏,或者呈现锯齿状口沿被抹光的痕迹。建筑形式方面,根据老官台文化残存的居住方式有关的遗迹显示,老官台文化流行的是平面近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屋。在半坡类型中,也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房屋,房址内发现的灶址与老官台文化的灶址相同,均为浅坑式灶址。有灶坑一侧还嵌置一保存火种的夹砂罐,而老官台文化的灶址旁也发现有相同功能的夹砂罐,区别只是夹砂罐的器形为三足罐。……在墓葬形制、随葬习惯方面老官台文化与半坡类型也存在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北首岭中层和下层遗存都可见的用成束的骨镞和猪獠牙随葬的现象,就体现了在埋葬习俗方面的延续。……陶器,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史前考古学中的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特征的陶器群往往被作为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典型的陶器组合发生变化,往往预示着文化面貌己发生变化。从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三足器的消失是烧制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而技术的进步,成为了文化突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反映在器物中就是陶器类型发生变化。考古学在解释文化突变现象时常常与战争、人群的迁徙等外部因素相关联,反映文化突变的内部因素却较少提及。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文化突变,体现的正是古代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技术调整。以技术要素为主导,由内而外的促使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幅度的改变,新的考古学文化最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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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魏继印《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所谓晚期包括北首岭遗址上层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中层中明显属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地层及遗迹单位。因为学术界对北首岭遗址上层属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这种认识较为一致,所以本文不再讨论。但是,对于中层的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认识目前还存在分歧,有必要重新检视。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因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最初是指以西安半坡一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其陶器中有一种标志性的器物——杯形口尖底瓶。1985年,丁清贤先生提出把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改称为“半坡文化”。1992年,赵宾福先生对“半坡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将北首岭遗址以平底瓶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也归入其中。随后,孙祖初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将其中以平底瓶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区分出来,称之为“北首岭文化”。以上两种关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范围的界定,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我们仍主张以真正意义上的杯形口尖底瓶作为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其他类型文化相区别。在北首岭遗址中层中不仅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杯形口尖底瓶,而且还存在一种与其不同的底部削平和腹部较大的平底瓶。从华县元君庙、临潼零口、南郑龙岗寺等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包含这种平底瓶的地层整体上要早于包含尖底瓶的地层。除此之外,这两种瓶也很少共存。这两种情况说明平底瓶整体上要早于尖底瓶。目前,这一认识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北首岭遗址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比较有代表性的Ⅲ区和Ⅳ区内本文所认定的仰韶文化早期地层和遗迹单位中,也不见真正意义上的尖底瓶。…………根据典型地层的叠压关系可确定其相对年代的上限和下限。关于其上限,应考虑其与老官台文化的关系。除北首岭遗址外,目前在陕西关中地区发现同类遗存的遗址主要有南郑龙岗寺、宝鸡福临堡、华县元君庙等。在临潼零口村、南郑龙岗寺、宝鸡北首岭都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地层叠压老官台文化地层的现象,说明它整体上要晚于老官台文化。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的77M9、77M12、77M18和老官台文化较晚阶段的77M10、77M13、77M14等墓葬均开口于77T2第6层下,彼此相邻,排列有序,共同打破第7层,却互不打破,说明这7座墓葬的年代比较接近,也表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中最早的遗存与老官台文化最晚的遗存在年代上较为接近。另外,在南郑龙岗寺不仅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的地层叠压老官台文化地层,而且在M406、M411、M414中还发现平底瓶、蒜头壶、折腹壶与老官台文化典型器物三足绳纹罐共出,而这三种器物在其他老官台文化中很少见到,说明它们很可能在年代上略有交叉。因此,从整体上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上限应与老官台文化晚期的年代接近或略有交叉。至于其年代下限,要分析其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关系。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被压在半坡类型仰韶文化遗存之下,甚至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或是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过渡文化,据此可认为其年代下限应紧接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总体上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介于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间的一个文化类型。关于其绝对年代,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5000年至前4600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5000年至前4500年。对此,我们的认识稍有不同。公布的属北首岭遗址早、中期地层和遗迹单位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有6个。最早的77T4属老官台文化数据,为公元前5340年至前5083年,平均约为公元前5100年,考虑到遗址中还有打破该地层的77M10等老官台文化晚期遗存及仰韶文化早期和老官台文化晚期略有交叉的情况,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上限也应约为公元前5100年。77T1H2属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中最晚的遗迹单位,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因此,我们认为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100年至前4500年之间,持续了约600年。…………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陶器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陶器的比较看,两类遗存应为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即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前身或早期阶段。至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前身还是其早期阶段,我们更倾向于前者,理由有二。其一,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延续时间较长,在北首岭遗址存在两个层次五个时期,延续时间达600年。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也可分为以半坡一期为代表的早段和以史家类型为代表的晚段两个阶段,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4000年,延续时间达500年。两者相加可长达1100年,作为一个文化阶段有点偏长。其二,从瓶的形态演变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瓶是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一直存在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它很可能是由裴李岗文化的双耳壶发展而来,其底部从平底向尖底演变,然后由尖锐底向钝尖底发展,最后又发展到庙底沟二期时的平底。其具体的形态演变轨迹是:平底瓶→杯形口尖底瓶→双唇口尖底瓶→喇叭口尖底瓶→喇叭口钝底瓶→喇叭口平底瓶。这种演变轨迹在关中地区可以与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即以平底瓶为代表的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类型、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半坡类型、以双唇口尖底瓶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以喇叭口尖底瓶(并由尖底向钝底演变)为代表的西王村类型和以喇叭口平底瓶为代表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因此,我们据此可以把北首岭遗址早期的仰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来对待。总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继老官台文化之后仰韶文化最早的一个阶段。…………关于此类遗存的命名也关系到整个仰韶文化系统的命名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意见:其一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其二是作为仰韶文化一期的一个地方类型来命名。我们倾向于第二种看法,理由有两点。其一,在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划分方面,把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统一命名,使它更便于与周边地区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相区别。从区系类型学的角度看,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中原地区(黄河中游)、燕山南北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巴蜀地区(长江上游)、江汉地区(长江中游)、太湖地区(长江下游)等几个大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均自成体系、一脉相承。正如靳松安先生所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各地方类型虽然有些差别,但共性是主要的,尤其是与其他文化圈内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相比,其差异更是微不足道。其二,以仰韶文化某期某种类型来命名仰韶文化的各地方类型,虽然名称看上去比较复杂,但可以使人对其时代、性质和地方特征“一目了然”。而把它们直接称为某种文化,听起来虽然简洁,但却不能让人明了。如称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为“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就非常直观,表示中原仰韶文化第一期中以北首岭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从名称上就可以对此类遗存的时代、性质和分布地域有基本了解。相反,如果把此类遗存称为北首岭文化的话,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还要仔细分辨。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相同或接近的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关中和汉中一带。典型遗址主要有宝鸡的北首岭和福临堡、华县的老官台和元君庙、临潼零口、南郑龙岗寺等。在这些遗址中,虽然北首岭遗址的发掘面积(指发掘到底)有限,但遗存是最为丰富的,存在两个地层五个阶段,文化的发展也呈连续性。因此,我们赞成把此类遗存称为“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北首岭遗址中最丰富和最主要的一类遗存。它是关中地区继老官台文化之后兴起的又一支考古学文化,为仰韶文化最早的遗存,可称为“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直接发展为“仰韶文化二期半坡类型”。北首岭遗址的“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遗存可分为连续发展的早、中、晚三段,代表了整个“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的年代范围,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100年至前4500年。
  138. 138.0 138.1 138.2 138.3 邸楠《陕西北首岭类遗存再探讨》……关中地区早于北首岭类遗存的是老官台文化,两者的年代前后相继,这也是以前很多学者对其内涵产生误判的原因。但我们分析这类遗存的产生应是老官台文化在吸收了部分以裴李岗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因素后蜕变的产物。张宏彦曾将渭水流域的老官台分为两期四段和三个地方类型,认为在前仰韶时代渭水下游区即存在着与裴李岗文化的交流。从文化因素看,素面和绳纹两类纹饰分属裴李岗和老官台两个不同的传统,前者核心区是豫中,而后者的核心区域是渭水流域,到了晚期,两者都有向周邻扩展的趋势,豫西班村遗址中一类兼具两者因素遗存的出现,应是两者接触的结果。正是受裴李岗文化的影响,老官台文化的晚期遗存,包括师赵村一期、北首岭早期以及近年发掘的关桃园前仰韶遗存中,绳纹和素面分别呈下降和上什的趋势,新出现了一类壶、盆等新器形。……从流向看,北首岭类遗存的继承者是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在零口和北首岭遗址均发现有两者间的地层叠压关系。严文明先生曾将半坡类型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半坡早期前段,姜寨一期,元君庙一至三期、横阵墓地为代表。半坡和姜寨遗址中,均发现有与零口遗址8下F9相似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址;而两者的墓葬也均为土坑墓,以单人一次葬较多,少量多人二次合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常见钵、罐、瓶、壶、盆,置于死者腿部或足端,在形制、葬式和随葬器物组合等方面几乎一脉相承。……北首岭遗存的前身当属老官台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部分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因此,与老官台文化的差异使两者归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的主体文化因素则被半坡类型所继承,两者的差异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故内涵未超出仰韶文化范围,属仰韶文化最早阶段的遗存,学术界应仍沿用仰韶文化的北首岭类型较为合适,也证明了渭水流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的中心。在一些属于老官台文化晚期遗存中,有些现象值得注意,如关中东部的老官台H1、H2和元君庙H405、H406中三足器数量已经很少,但在西部的关桃园遗址H140、H154和H277中,却发现有环形口瓶、折腹盆与三足器共存,汉中龙岗寺M406中也发现有环形口瓶与三足器共存的现象,表明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和旧文化因素的消失并不同步。
  139. 139.0 139.1 139.2 吉笃学《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半坡期是仰韶文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距今约7000~6000年。渭水流域是半坡期仰韶文化最主要的分布区域,也是这一阶段仰韶文化分布、演化的中心……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主要分布在东自甘肃天水一带,西至陕西潼关右近,北达甘肃庆阳、宁县的泾水上游地区,南越秦岭到达汉水上游和丹江上游地区。在这一广大地区之内,渭水中下游地区发现遗址的数量最多,文化堆积也最为丰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也最明显,因此,这一地区可能是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分布的中心所在。……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期主要是以平底瓶和直腹为主。二期主要是尖底瓶和鼓腹罐。三期是以葫芦瓶和高领罐为特点。…………
  140. 140.00 140.01 140.02 140.03 140.04 140.05 140.06 140.07 140.08 140.09 140.10 140.11 140.12 140.13 140.14 袁广阔、崔宗亮《镇江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北辛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400至公元前4200年,其早期与镇江营文化时间大体相当……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且镇江营文化与北辛文化早期年代又大体相似,二者之间有很多共有的器物,如小口壶、红顶钵、鼎、盆、器盖等,表明二者应有非同寻常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镇江营一期文化是北辛文化向北扩展的产物。……后岗一期文化广泛分布于太行山以东的整个黄河下游地区,一般认为它的南界在河南省东北部的安阳、濮阳地区,由此向北的冀南、冀中地区,一直到达拒马河流域的河北省易县、北京市房山区,再溯永定河北上,到达冀西北的桑干河、壶流河流域都是它的分布区域。……我们支持镇江营文化是后岗一期文化主要来源的观点。换言之,后岗一期文化是镇江营文化的主要流向。……可以说,镇江营文化是在吸收周边北辛文化、枣园一期文化以及双墩文化的部分因素的基础上衍变成了后岗一期文化,镇江营—后岗一期文化乃是华北地区一支独特而另类的文化系统。……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裴李岗文化雄踞中原腹地,后李文化蜷缩于海岱地区,磁山—北福地一期文化分居河北平原南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几支考古学文化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但到了裴李岗文化中晚期,裴李岗文化开始极力向外扩张。裴李岗文化的北扩不断改造着磁山文化,并使其最终消失。当然,磁山文化的消失也在相当程度上阻挡了裴李岗文化的继续北扩,使得冀中地区出现了一段时间文化上的真空。另外,裴李岗文化的东渐使得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被改造成更加稳定、强大的北辛文化。与此同时,裴李岗文化也开始了一股西进的浪潮,并对豫西、关中、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枣园一期文化的形成。多种文化的激荡、碰撞为冀中、冀北地区打开了一条通路,这为北辛文化的北上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促成了镇江营文化在今京津地区的诞生。镇江营文化诞生后,以北京地区为根据地,开始一路向南跃进,其最南边界已深入到豫北的安阳、濮阳一带。镇江营文化的南渐,使河北平原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考古学文化。……
  141. 张冬煜《晋南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的分期研究》晋南地区的半坡期遗存与渭水流域半坡期遗存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庙底沟期遗存中的尖底瓶之重唇口等典型特征,在晋南地区半坡期遗存的早段已经出现,发展序列基本清楚。同时,该地区的半坡期遗存在晚期受到渭水流域的强烈影响。…………
  142. 142.0 142.1 142.2 李小彬《枣园类型研究》……测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枣园类型早期的绝对年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5000-4700年,晚期大约在公元前4700-4300年。……就是该类遗存的命名问题,有称为“枣园文化”的,有称为“零口村文化”的,还有称为“东关文化”的。显然,用多种称谓来命名同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不合适的。2006年,有学者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的不同看法,认为枣园H1遗存应该称之为“枣园类型”。……则枣园类型第一段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5000-BC4900年,第二段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4900-BC4800年,第三段的绝对年代大约为BC4800-BC4700年,第四段的绝对年代大约为BC4700-BC4500年,第五段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4500-BC43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700年的时间。这样,我们可将枣园类型早期的绝对年代圈定在大约BC5000-BC4700年,晚期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4700-BC4300年的大致范围内。……一是半坡类型与枣园类型双方含有对方的文化因素主要出现在后者的晚期阶段,表明半坡类型的相对年代应该比枣园类型晚些;二是枣园类型延续时间较长,半坡类型与后者的晚期阶段有一段时间的共存,从陶器上看枣园类型似乎受到了半坡类型的较强影响。两者文化面貌上相比所表现出来的些许不同,究其原因应该是两者所处区域不同以及年代上具有早晚所致。……关于北辛文化的渊源,有学者认为是在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共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枣园类型主要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文化因素,但在枣园类型中也存在有白家村文化的文化因素。……枣园类型主要是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因素而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枣园类型的渊源是裴李岗文化。……显然,东庄类型是枣园类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143. 143.0 143.1 143.2 143.3 143.4 143.5 马龙《嵩洛地区仰韶时代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本文将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 “嵩洛地区” 划分为豫西峡谷黄河两岸、嵩山附近区域、洛河流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地区、伊河流域五个自然地理区域,并逐一分析了各区目前已发掘并发表的仰韶时代遗存。本文根据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陶器遗存将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历史分为10 段:1-4 段为仰韶早期,在 5000BC 到 3950BC 范围内;5 段属仰韶时代早期向中期过渡的时间段,在 3950BC-3700BC 范围内。6-7期属仰韶中期,在 3700BC-3300BC 范围内;8段属仰韶时代中期向晚期转变的时间段,在 3300BC-3100BC 范围内;9-10 段属仰韶晚期,在 3100BC-2850BC 范围内。在嵩洛地区仰韶时代存在过两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系列 1 是: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 (仰韶 1-3 段)--大河村二期文化 (仰韶 4-5 段)--秦王寨文化 (仰韶 6-10 段)。系列 2 是:枣园文化荒坡类型 (仰韶 1-3 段)--东庄类型 (仰韶 4-5 段)--庙底沟文化 (仰韶 6-8 段)--涧口文化 (仰韶 9 段)--西王村 Ⅲ 期文化 (仰韶 10 段)。洛河流域、汝河流域、伊河流域不存在连续的考古学文化系列,但洛河流域产生了融合两主系列同期文化因素又具有本地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仰韶 5 段是王湾一期 Ⅰ 段文化,在仰韶 6-7 段是同乐寨文化。两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在嵩洛地区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文化系中区:系列 1 在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时期占据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到大河村二期文化时期范围收缩在嵩山附近区域,到秦王寨文化一期又在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伊河流域有分布,到秦王寨文化二期进一步西扩,占据了洛河流域并延申影响到达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系列 2 在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一期仅见于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东段,到荒坡类型二期扩展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西段;东庄类型时期虽接受了部分来自关中的文化因素但整体是继承自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东庄类型势力向东侵入到洛河流域促成了王湾一期 Ⅰ 段文化的形成,推动王湾一期 Ⅰ 段文化向东侵占了伊河流域及原属系列 1 的汝河流域、嵩山附近区域西部的登封地区,系列 2 的这种势力范围一直延续到庙底沟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消亡后则被秦王寨文化压缩范围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靠西的地区。综上,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历史可以分为 10 段,考古学文化由一系演变出两条主系,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两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同根同源、一衣带水、和合共生。……本文所称嵩洛地区与习用的“河洛地区”、“郑洛地区”范围基本一致,即“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界潼关一线,南以伏牛山脉为界”,北至王屋王脚下。…………仰韶时代1-3段,石固Ⅴ期类型分布在嵩山地区、汝河流域,荒坡类型分布在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仰韶时代4-5段,石固Ⅴ期类型转变为大河村二期类型,见于嵩山地区、汝河流域;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荒坡类型转变为东庄类型;受东庄类型影响,洛河流域兴起“王湾一期Ⅰ段类型”,并扩展到伊河流域、嵩山地区的登封地区。仰韶时代6-7段,大河村二期类型被秦王寨类型取代,范围扩张,收复了嵩山西部的登封地区和伊河流域。东庄类型转变为“南交口二期类型”,并向外扩散影响。被取代的大河村二期类型的一支后裔迁徙到了浴河流域取代了“王湾一期Ⅰ段类型”,在东部嵩山地区、西部豫西地区的影响下,洛河流域诞生了“同乐寨类型”。仰韶时代8段,秦王寨类型内部变革,南交口二期类型进入末段,同乐寨类型被秦王寨类型取代。仰韶时代9段,秦王寨类型完成变革。南交口二期类型衰亡,豫西地区流行涧口类型。仰韶时代10段,豫西地区转变为西王村三期类型,秦王寨类型持续。……南交口二期类型的性质可对应庙底沟文化,以后者改易之…………在嵩洛地区存在过2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其1是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大河村二期文化—秦王寨文化;其2是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东庄类型—庙底沟文化—涧口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系列2相对系列1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纯洁,因为从组织体系上此糸列并非一脉相承:枣园文化荒坡类型时期的组织体系与系列1的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相同,流行单人坚穴土坑墓和瓮棺葬;到东庄类型—庙底沟文化—涧口文化时期则流行二次合葬墓,是受到关中地区的影响;到西王村Ⅲ期文化时期又恢复单人葬。之所以仍称系列2的几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为文化系列而非仅是先后关系的文化序列,是因为几种文化之间仍有继承性:东庄类型是继承枣园文化荒坡类型的基础上吸收半坡文化的文化因素形成的,两方文化因素基本平衡;豫西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则是在扬弃了东庄类型中的枣园文化传统和半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涧口文化是庙底沟文化大势己去后被秦王寨文化涵化的情况下形成的,但主体文化因素仍是继承自庙底沟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则剔除出了秦王寨文化的因素,主体文化因素是继承自涧口文化。要之,系列2虽不类系列1一脉相承,但文化的血脉始终没有中断。……系列1在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大河村二期文化时期占据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到秦王寨文化一期时又在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伊河流域有分布,到秦王寨文化二期进一步西扩,占据了洛河流域并延申影响到达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系列2在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一期仅见于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东段,到荒坡类型二期扩展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西段,东庄类型时期虽接受了部分来自关中的文化因素,整体是继承自枣园文化荒坡类型,势力东进除豫西峡谷黄河两岸,还侵入到洛河流域,在洛河流域促成了王湾一期Ⅰ段文化的形成,推动王湾一期Ⅰ段文化向东侵占了嵩山附近区域的西部登封地区、伊河流域,到庙底沟文化时期虽然庙底沟文化的因素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但在嵩山附近区域则并不强劲,受到了秦王寨文化的抵抗,但也对秦王寨文化产生了影响,促成了秦王寨文化一二期的变革,庙底沟文化消亡后则被秦王寨文化压缩范围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靠西的地区。……秦王寨文化在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洛河流域、伊河流域乃至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均有分布。在秦王寨文化分布的不同区域内因为接近不同的其他文化又有一些地方性特点,本文认为秦王寨文化可以分出四种类型:嵩山附近区域中黄河以南地区是秦王寨文化的大本营。……本文认为此区的秦王寨文化可称作秦王寨文化大河村类型……嵩山附近区域中黄河以北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开始较晚……可定名为秦王寨文化东石寺类型。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可定名为秦王寨文化邱公城类型。洛河流域的秦王寨文化遗存……可称为秦王寨文化王湾类型。……
    p.128 图3-1-2 仰韶时代嵩洛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
    p.132 图3-2-1 仰韶时代嵩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系中系示意
  144. 144.0 144.1 魏兴涛《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研究》……这样本地区目前所见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也即东庄类型大体经过了三期六段的发展历程。……仰韶文化东庄类型以往没有进行年代测定工作。近年,南交口、底董等遗址有了一些碳十四年代数据,为我们了解遗存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参考。现有七个数据,除去明显偏早和偏晚的数据,依最早和最晚数据的中心值,则豫西晋南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年-前3800年。东庄类型的存续年代较长,约五百年的发展历程。……早年提出的三里桥类型不唯代表仰韶早期,还指属于仰韶中期庙底沟遗址一期的部分遗存,这并不恰当。由于1957年三里桥遗址发掘报告中所发表的仰韶文化材料甚少,发表的十多件陶器仅有数件属仰韶早期,因而也不大适用于命名考古学文化类型。因此,严文明所命名的东庄类型最为可取。……从已有资料看,东庄类型主要分布地域为豫西晋南,西至豫、晋、陕交界处或略偏西,南至河南卢氏、洛宁一线,由向北至临汾盆地的山西襄汾曲里北峪沟、万荣西解及冀城北橄等遗址,向东已达洛阳盆地和济源盆地的洛阳王湾、济源长泉等遗址。这样,东庄类型与仰韶文化初期的枣园类型的分布地域约略重合,或即继承后者发展起来的。……豫西晋南地区发现有多组仰韶文化早期单位叠压、打破仰韶文化初期单位的层位关系……既已明确豫西晋南仰韶初期遗存属于枣园类型,该地区仰韶早期为东庄类型,那么,枣园类型到东庄类型是长期发展、逐渐演变、自然过渡的结果。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初期有零口类型,仰韶文化早期则是半坡类型……总体而言,两者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器形上,器物群及典型器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北首岭、零口等遗址前后紧密相接,表明零口类型到半坡类型也是循序发展、逐步过渡完成的。……其实,既然仰韶文化初期枣园类型和零口类型有着共同来源,那么到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和东庄类型地域毗邻又有一定联系和相互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促成东庄类型发展及向庙底沟类型演变更主要原因,或许是东庄类型自身的发展变化。……东庄类型基本上自然发展为庙底沟类型。尽管我们设置了仰韶早、中期,也即两类型的界标,但界标前、后遗存间差别其实并不大,只是随着庙底沟类型的发展兴盛,其与东庄类型才越来越明显。
  145. 韩建业《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距今70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关中和汉中地区的白家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初期的零口类型,并迅即东向扩展至晋西南、豫西地区,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其影响至少见于华北平原、内蒙古中南部和豫中等地区。……仰韶文化零口类型,是以陕西临潼零口“零口村文化遗存”为代表,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初期的一个地方类型,时当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初。零口类型上承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地区文化,下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孙祖初指出,“北首岭文化”(即零口类型)和“老官台文化”(即白家文化)有很明显的承继关系……关中地区早于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是白家文化,所以探讨零口类型的形成,自然还应当从对白家文化的分析入手。白家文化是距今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西渐到渭河和汉水流域,和来自洞庭湖地区的绳纹陶文化以及陕甘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如果将零口类型和白家文化晚期遗存比较,会发现二者的确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实际情况更可能是零口类型整体晚于白家文化晚期,零口类型形成后再东向扩展,与晋西南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和豫西地区的末期裴李岗文化结合,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遗存。……半坡类型的前身是零口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前身是东庄类型,这都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事实。东庄类型作为半坡类型和枣园类型的融合体,也是大家能够承认的,只是对于后二者因素在前者当中的主次轻重有不同观点。现在我们认识到枣园类型其实也主要源于零口类型,那就等于说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根本上也是主要来自于零口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也就是同源而异化的产物。……
  146.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自身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结合已有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将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距今6100——46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1500多年的时间。而其早中期的分界约在距今5500年,中晚期的分界则在距今50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阶段,大体包括京杭大运河以东的山东省和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中期阶段开始,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有外扩的趋势,主要是向西南方向推进;到晚期阶段,鲁西南的菏泽市、皖北的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和阜阳市的一部分、豫东的商丘市、周口市的一部分,成为新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
    图一 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
    ……所谓二次葬,是指人死亡之后暂埋于一地,待软体部分(如肌肉、毛发等)腐烂之后,重新打开施行二次埋葬,这种埋葬的特点是骨骼位置移动,人骨也少于实际数量,通常只是拣取头骨、盆骨和四肢等大块骨骼实施迁葬。……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出现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呈现出一个由少到多、由近到远的发展过程。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甚至出现了本地传统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在数量上基本上相当的程度。……所以,不少人认为,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除了一般的文化传播之外,还应该存在着人口的迁徙活动,即有相当数量的大汶口人自渤海南岸渡海北迁,来到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从而使当地的文化面貌处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之中。……一般说来,史前陶器的颜色主要有红、灰、黑三大类,其形成的原因分别是:烧制时不封窑或封窑不严密,使陶器在烧制过程中产生了氧化还原,出来的陶器就是红陶;烧到一定程度时对陶窑进行密封,烧成的陶器即为灰陶;在烧制灰陶的基础上,再进行渗碳,即把大量含碳物质置于窑内,使其渗透到陶器壁中,烧成的陶器就变成了黑陶。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烧制技术还比较简单,所以陶器的颜色以红陶或红褐陶为主,黑陶和灰陶的数量不多。中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表现为灰、黑陶所占比例上升,红陶下降。晚期的变化加快,就是红陶的数量明显减少,黑陶和灰陶显著增加,在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黑陶的数量已经开始超过红陶占据主导地位。…… 用龟甲加工制成的器具,通常称之为“龟甲器”。将龟甲器随身带入墓葬之中,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这种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最多。龟甲器的使用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就比较流行,中期阶段继续保持着这一习俗,晚期阶段有所减少,至龙山文化时期,迄今尚未在墓葬中发现使用龟甲器的现象。……龟甲器系由龟之背甲和腹甲合成,并且经过了专门加工,制作工序主要有截磨和钻孔西道。截磨现象均施于腹甲,就是将腹甲的一端截去然后磨平,这种现象见于大墩子和野店遗址。钻孔多施于背甲,腹甲较少。就是在多数背甲的一端或两端,各钻四个一组的小圆孔,四个小孔的位置呈方形排列,当有其特定的含义。……龟甲器在出土时,其中空的内部多装有骨锥、骨针和小石子,其数量不一。……龟甲器的出现并不是始于大汶口文化,我们发现,在时代更早的裴李岗文化中就有发现,并且与大汶口文化的情况十分相似。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在23座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用龟之腹、背甲合成的龟甲器(另有一座墓葬单独使用鳖甲)。其整治程序与大汶口文化相似但原始,有磨平、刻划、钻孔等,但尚未出现钻规整的4个方形排列的小孔的现象,腹腔内多装有随意拣拾未的小石子,数量不一。由此看来,两者之间当有渊源关系,即大汶口文化的龟甲器可能来源于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上就发现了契刻的“目”字,距今7000年以来,仰韶文化和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陶器上,不断地有被称为刻划符号的遗存被发现,郭沫若生前曾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来源。距今5000年前后,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和良渚文化的陶器及玉器上出现了与殷商甲骨文最为接近的“文字”,许多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与后来的汉字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鲁东南的莒县盆地是发现大汶口文化图像文字最多的地区……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图像文字在不同遗址中反复出现,是大汶口文化图像文字分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这些遗址有的相距甚远,如“日、火、山”组合成的图像文字见于陵阳河、前寨和尉迟寺遗址,前寨和尉迟寺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50公里。……综观这些图像文字,其存在和使用的时间并不很长。凡是有明确出土单位的图像文字,或虽然没有具体的出土层位但从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载体的形制可以确定年代的,均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级,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4600年之间。……图像文字的使用者生前显然不是一般的社会成员,而是当时社会中地位显赫、掌握着权力和拥有较多财富的上层人物。……发现的所有图像文字均刻于一种形体硕大的陶器外表,一般称之为大口尊(也有人称其为大口缸、大口瓮等)。其形态为大口,筒状,又有整体肥胖圆底、整体廋削尖底和整体介于两者之间而底部甚小(矮圈足或假圈足)三种形态,外表全部或局部饰有粗篮纹。图像文字多数刻于器体外表的上半部即颈部或颈部以下最显眼的部位。大口尊在墓葬内的陈放位置比较固定,即人体下肢或下肢右侧。……图像文字与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金金的结构相近,特别是与商周金文中族徽一类文字更为接近,许多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截止到目前,各个遗址己发现的图像文字标本共有30个……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居民十分流行拔牙的习俗,但就已发现的3000多座墓葬的情况而言,拨牙习俗流行的时间和区域也很不平衡。……大汶口文化拔牙习俗的地域分布差异甚大,以鲁中南和苏北的汶、泗河流域地区分布最为集中,出现的频率也最高,而其他地区则比较少。……汶泗流域以外地区拔牙的习俗并不普遍。……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拨牙习俗就己经十分流行,追根溯源,我们发现,海岱地区在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中就比较流行拨牙的习俗。如汶上东贾柏北辛文化遗址,在17具人骨中竟有10具拨牙,其所占比例几乎达到60%。这也是大汶口文化直接来源于北辛文化的一项重要证据。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拨牙习俗最为流行的时期,到龙山文化,拨牙习俗开始明显减少和衰退,以们,就逐渐地退出了海岱地区的历史舞台。……头骨变形是指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头骨的自然形状。头骨人工变形产生甚早,在距今2万年前后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3具头骨化石中,就有1人的头骨明显变形。头骨变形有多种形态,和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一样,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头骨人工变形,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枕部畸形,即颅骨的枕骨变得扁平,而其他种类的变形形态极为罕见。至于颅骨枕部变形的方法,一般认为在婴儿成长期间,其仰卧时头下枕着较为坚硬的物体(如木板一类物品),就可以达到头骨枕部扁平的目的。……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原因,可能写人们的宙审美观念有关,即多数人认为头骨的枕骨中部过于突出是很不雅观的,这从进入历史时期把过大的枕骨称为反骨可以得到说明。……大汶口文化的居民还有一种奇异的习俗,就是因为口腔内长期含石陶质小球而导致颊齿异常磨蚀。……但这一习俗施行看的数量显然要远远低于拨牙和头骨枕部变形。……大汶口文化埋葬制度从早到晚的变化,从宏观上考察,墓地的规模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应该是代表了由氏族到家族的变迁。……夷的名称出现较早,大体是在夏代前期,而东夷的称谓产生较迟,比较明确的是在周代,最早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而夏代之前,还没有出现称东方为夷的现象。……
  147. 刘岩、张光辉、程勇、安建峰《山西泽州和村遗址发掘简报》……和村遗址仰韶时代中期遗存以H15 和H18 为代表,所见器形均是晋南庙底沟文化典型器物……以往在泽州县邻近的阳城、沁水等县进行过一些调查,采集有这一时期遗存,部分遗存甚至可早到前仰韶时代,和村遗址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该地区庙底沟文化早期具体文化内涵,结合屯留李高和襄垣北底、长治小神、黎城望北和东阳关圆等仰韶时代遗址,基本构建了整个晋东南地区仰韶时代的文化序列。……
  148. 李鹏飞《长治盆地史前遗存分析》……长治盆地也称“上党盆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大致北起五云山、八松岭,南至丹朱岭、金泉山、羊头山附近,介于太行山脉至太岳山脉之间。行政上录属于长治市,包括下属的潞城市、长治县、襄垣县、屯留县、黎城县、壶关县、长子县、沁县,此外位于长治盆地北部边缘的榆杜县也在研究范围之中。浊漳河为长治境内的主要河流,可分为北源、南源和西源,在襄垣县境内汇聚为浊漳河,全境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东西最长处约15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40公里,总面积13896平方公里。……可将长治盆地仰韶文化遗存6段进行合并,第1段为早期,第2~4段为中期,第5、6段为晚期。……整体来看,长治盆地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与垣曲古城东关仰韶遗存第二期和枣园H4、H3为代表的遗存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年代大致相当,应该属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仰韶早期部分器物如折唇壶明显带有太行山东麓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作风,应该是受后岗类型影响所致。……长治盆地仰韶中期遗存与灵宝西坡、陕县庙底沟、三门峡南交口等遗址出土遗存较为一致,部分器物形态存在差别应该是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不同所致,应该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区。……整体上看,长治盆地仰韶晚期遗存与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晚期西王村类型器物组合、造型一致,同时也受到太行山东麓大司空类型和晋中地区义井类型的影响。……长治盆地仰韶早期遗存发现数量较少,文化面貌不够丰富,但可以肯定的是与豫西晋南地区存在密切的关系。仰韶中期该地区遗址数量迅速增多,器物种类较为丰富,以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弘纹鼓腹罐、直口钵、敛口钵、卷沿盆、敛口盆为代表的器物组合与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庙底沟类型基本一致。以圆点纹、弧线纹、弧边三角纹、回旋勾连纹构成的花卉图案是庙底沟类型彩陶基本造型,可以确定的是该地区在仰韶中期属于庙底沟类型分布区。仰韶晚期也发现有数量众多的遗址,器物组合和造型与西王村类型基本一致,同时也受到大司空类型和义井类型的影响。……可以把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分为4段……据此将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分为两期,第1、2段为早期,第3、4段为晚期。……该地区发掘遗址数量较少,也没用运用相关技术手段进行测年,无法得知龙山早期遗存的具体年代,根据以往研究成果,该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己基本确定,大致与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豫北冀南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年代相当。……从陶质、陶色、纹饰、器物造型和组合等方面来看,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与豫北冀南孟庄龙山早期文化有较大相似性。……同时长治盆地也受到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晋中白燕一期文化影响,二者在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中所占比例较小,没有改变当地文化遗存的性质,龙山时代早期长治盆地属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分布区。……可以把长治盆地龙山晚期遗存分为2段……从陶质、陶色、纹饰、器物组合等方面比较,长治盆地龙山晚期遗存与豫北冀南后岗二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应该属于后岗二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从目前情况看,长治盆地发现的后岗二期文化遗存与后岗二期文化晚期更为接近,应该是在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整个仰韶时期,长治盆地与豫西晋南地区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到仰韶晚期,晋中和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文化因素开始渗透到长治盆地。龙山时期长治盆文化面貌与豫北冀南地区较为一致,但是在龙山早期长治盆文化面貌比较复杂带有大量晋中和晋南文化因素;龙山晚期,长治盆文化面貌与豫北冀南地区基本一致,晋中、晋南地区文化因素消失。…………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大部,河北中南部和西北部,湖北省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甘肃、青海东部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近两千年。这一时期长治盆地与周邻地区均处于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只是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差异,分属不同的地方类型。豫西晋南地区分别为枣园类型-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晋中为庙底沟类型-义井类型;豫北冀南为下潘汪类型-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仰韶早期长治盆地文化面貌与豫西晋南地区基本一致,仅发现少量豫北冀南地区文化因素。仰韶中期,长治盆地发现的遗址数量激增,文化迅速发展……这一时期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最为发达繁荣的时期,晋中、晋东南都成为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同时庙底沟类型越过太行山对豫北冀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治盆地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交流通道作用。仰韶中期遗址数量激增,可能也伴随着豫西晋南地区人口的迁入。在文化交流方面以豫西晋南地区影响长治盆地为主,长治盆地与晋中、豫北冀南地区交流较少,长治盆地与晋中地区出土遗物形制极其接近应该是二者都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区所致。仰韶晚期,长治盆地发现遗址的数量减少,可能与仰韶文化衰落有关。……器物组合和纹饰造型等都与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较为一致。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发展滞缓,以周边地区对中原地区影响为主,大汶口文化向西豫西到豫中一带,豫西南地区也成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类型分布区。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文化发展为西王村类型,对周边控制力减弱,晋中地区的义井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势力向长治盆地挺进,长治盆地虽然在文化性质上与豫西晋南地区仍保持一致,但也有不少晋中和豫北冀南文化因素的发现,这种因素所占比例极小,没有改变当地文化性质。……仰韶早期长治盆地文化面貌与豫西晋南的枣园和东庄类型基本一致,与周邻地区交流较少;仰韶中期长治盆地成为庙底沟类型分布区,与豫西晋南和晋中地区存在较多的交流与互动;仰韶晚期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对长治盆地控制力减弱,豫北冀南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和晋中地区仰韶文化义井类型因素进入到长治盆地。
    龙山时代早期,豫西晋南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豫北冀南地区分布有孟庄龙山早期文化,晋中分布有白燕一期文化。……龙山时代早期,长治盆地受到来自豫西晋南、晋中和豫北冀南三个地区文化的影响,文化面貌呈现复杂多变的状态,整体上更接近豫北冀南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
    龙山时代晚期,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崛起;豫西、晋西南地区发展为三里桥文化,三里桥文化控制范围进一步缩小;晋中地区发展为杏花文化;豫北冀南地区为后岗二期文化分布区。长治盆地在文化面貌上与性质上与后岗二期文化一致,同时与豫西晋南和晋中地区存在一定交流。……龙山时代晚期,长治盆地在文化面貌上与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一致,同时与晋南和晋中地区也存在交流,这种交流较龙山早期己明显减弱。……
    仰韶文化早期,长治盆地发现遗物较少,在文化面貌上和豫西晋南地区比较接近……晋南地区影响长治盆地很可能与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东进有关。仰韶文化中期,长治盆地发现数量较多的遗址,出土遗物在器物组合和造型方面与豫西晋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完全一致,以豫西晋南地区影响长治盆地有关。仰韶中期是庙底沟类型的强盛期,庙底沟类型影响范围北达河套,西至甘青,南及鄂西北,东到海岱,长治盆地仰韶中期己经成为庙底沟类型分布区,这一时期遗址的大量出现应该是晋南地区人口大量涌入的结果。仰韶文化晚期,长治盆地发现遗址数量减少,出土遗物与豫西晋南地区仍保持一致,同时晋中和太行山东麓的豫北冀南地区文化因素开始渗透到长治盆地。此时仰韶文化发展滞缓,晋中地区脱离晋南地区控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开始向外扩张,越过太岳山渗透到长治盆地。豫北冀南地区大司空类型兴起,开始向外扩张,文化因素开始进入长治盆地。龙山时代早期,长治盆地遗存发现数量激增,文化面貌复杂多样。晋南地区文化因素减少,最终退出长治盆地;晋中、豫北冀南文化因素大增,在激烈的角逐过程中,豫北冀南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逐渐占据主导,长治盆地成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分布区。龙山时代晚期,长治盆地文化继续发展,文化面貌完全与后岗二期文化一致,只有少量晋南和晋中地区文化因素发现。……长治盆地共发现史前遗址118处,其中仰韶早期聚落8处,仰韶中期聚落53处,仰韶晚期聚落41处,龙山早期聚落74处,龙山晚期聚落58处,史前不同时期聚落234处,遗址的平均重复使用率为198.3%,即平均一个遗址被两个时期的聚落使用。……
    通过对该地区史前遗存的梳理,建立其史前文化发展序列。长治盆地史前文化经历“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仰韶文化可分为三期6段,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可分为两期4段,后岗二期文化可分为2段。文化因素表明:仰韶文化早期长治盆地文化面貌与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早期遗存基本一致,部分器物带有豫北冀南地区后岗类型的因素;仰韶中期该地区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区,与晋中地区存在一定交流,基本不见太行山东麓地区仰韶文化因素;仰韶文化晚期该地仍属于豫西晋南文化区,但西王村类型对长治盆地控制力减弱,晋中地区义井类型和豫北冀南地区大司空类型文化因素大量进入长治盆地;龙山时代早期, 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和晋中的白燕一期文化在此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占领了该地;龙山时代晚期,后岗二期文化继承了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对该地的控制,长治盆地成为太行山两麓文化交流的中转站。……长治盆地处于豫西晋南、晋中和豫北冀南三大文化区交汇地带,成为三地文化争夺的重点区域,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仰韶文化时期属于太行山西麓的豫西晋南文化系统,龙山时代逐渐融入太行山东麓的豫北冀南文化系统。……
  149. 149.0 149.1 波澜壮阔的庙底沟艺术大潮
  150. 150.0 150.1 张迪《从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的嬗变——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试比较分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甘青地区早于马家窑文化且与马家窑文化类型关系最为密切者当属仰韶文化,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西北部,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东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马家窑类型分布较为广泛,东起甘肃东部清水县,西至青海贵南县,北进入宁夏南,南达四川阿坝汶川县。……甘肃境内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泾河上游流域、西汉水流域及白龙江中游流域。经正式发掘含有该阶段遗存的遗址有天水师赵村、西山坪、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武都大李家坪等。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同陕西境内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似或者基本相同,差别不大,应可归为同一类型。庙底沟类型为仰韶文化迅速发展的阶段,除渭河上游、西汉水、白龙江中游流域外,甘肃中部黄河沿岸、洮河流域及青海东北部的民和、循化等地都发现有该阶段遗存。经发掘或试掘,含该阶段遗存的遗址有大地湾、师赵村、西山坪、大李家坪、札县高寺头、民和阳洼坡等。……石岭下类型作为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或马家窑类型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除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外,还有西汉水上游地区,西边可达湟水下游地区,但其中心区应在天水武山一带。经调查发掘与出土过完整标本的地点有:关子镇、武山石岭下、山王家、傅家门、天水罗家沟、西山坪、张沟、寺嘴、甘谷灰地儿、王家坪、渭水峪、通渭李家沟、静宁威戎镇等遗址。”石岭下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家窑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当中家离出来的……可以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从仰韶文化中脱离出来的地方性文化类型。
  151. 海金乐、董楼平《晋中地区庙底沟文化及相关问题》……本文所称庙底沟文化是指大家熟知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晋南盆地、晋中盆地(包括吕梁山地)、以及向北的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包括桑干河流域和内蒙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均有数量、规模、大小不等的庙底沟文化遗址,只是忻定、大同二区工作平展的晚而发现的数量少而已。如果说晋南地区是庙底沟文化腹地的话,在庙底沟文化中期即成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或略早便开始向四周扩展分传播。晋中盆地周缘台地和坡地及吕梁山地的河谷两侧是这类文化遗址分布的主要地点,当这类文化发展到此,开始积蓄力量以便继续向北推进,直达河套和桑干河流域。此时由南而北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在西面的黄河和东面的汾河,这两条河及其支流起到了通道作用。……本地区庙底沟文化(中、晚期)之前的仰韶时代早期,至今尚未发现属于典型的半坡文化的遗址,也未发现与晋南北橄早期相类的庙底沟早期文化遗存,而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与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一期文化较为相近的文化遗存。……本地区晚期即义井文化是由三种主要文化因素组成:一是直接脱胎于当地庙底沟文化的成份。二是来自大司空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部分;三是本地因素。这三种因素均能找到相应的对象,并构成一个整体即义井文化。以此说明庙底沟文化时期统一性较强,而义井文化时期则趋于分化,从更大范围考察亦如此。……自庙底沟文化进入本地区后,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劲的势头。虽有发展变化,但其本质的内涵(性质)却未改变。与前期文化(这里我们称作“准后岗一期文化”)相比,前期的遗址规模小,数量也极少,根本无能力与之比较;与本地晚期文化即义井文化相比,后者无论是遗址的规模,还是数量都是较强,之所以如此,义井文化正是由于本地庙底沟文化长期盘踞于此,因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义井文化才能够迅速崛起而发展起来,与周围的半坡晚期、海生不浪、大司空、马家窑等仰韶时代文化并立。但若从较大的时空考察,无论是占据的空间,还是文化统一性,准后岗一期文化和义井文化都无法与庙底沟文化相比。……庙底沟文化在其中期分布地域十分广大,也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就分布地域讲,整个黄河中上游以汾河、渭河流域为主,包括汉水中游和海河水系的桑干河流域均为其所覆盖,此时与其并立的考古学文化,东方有大汶口文化,东北有红山文化,南方有大溪文化,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但其占据的空间却不能与庙底沟文化相比……显示庙底沟文化的生产工具的确先进;其次是人口众多,该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文化集团,土地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原始条件下,恐怕并不清楚施肥使土地肥沃,当地力耗底时,不得不开辟新的土地,当到其中期使该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人口增多,开始不断地向外迁徙,同时也将其文化、技术、生产方式等传播出去……
  152. 152.0 152.1 152.2 152.3 张雪莲、仇士华、钟建、李新伟、卢雪峰、赵新平、樊温泉、马萧林、张翔宇、郭永淇《仰韶文化年代讨论》……上述分析是建立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但毕竟用于统计的数据是有限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也难免具有局限性。综合以往的测年数据和目前新测定的数据,可以得到仰韶文化各类型的序列及其大致的年代,即为半坡类型(公元前5000-前3900年)—史家类型(公元前4200-前3800年)—庙底沟类型(公元前4000-前3100年)—庙底沟类型过渡段及晚段(公元前3100-前2700年)—秦王寨类型(公元前3700-前2700年)—西王村Ⅲ类型(公元前2800-前2500年)。而后冈类型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400-前4000年。其中,某些文化类型在不同区域中可能存在的年代差别应该引起注意。……
  153. 153.0 153.1 153.2 153.3 郭翔《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将本地区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分为了两期4段,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的第一期,属仰韶文化大张庄类型;第二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第二期,属仰韶文化八里岗类型……根据现代水文地理研究对汉江的划分,丹江口以上为汉水上游,长约925千米,该河段流经的地区主要为山地,受地势影响水流一般较为湍急;丹江口至湖北钟祥段为汉水中游,长约270千米,该河段丘陵与平原相间,地势比较复杂,水流不稳定;钟祥以下河段为下游,长约382千米,主要流经江汉平原,由于地势低平且河道较窄,再加上受到长江水位的顶托作用,汉江内的水流宣泄不畅。本文所研究的汉水中游地区,与传统水文地理研究中所划分的中游概念并不完全相同,是结合现代水文地理和地区内考古学文化面貌综合划分的结果,主要包括伏牛山以南、桐柏山以西、武当山以北、秦岭-黄龙山以东的广大区域,考古学研究表明,本区域内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小区进行研究。该区域内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更小的地理单元,主要包括丹淅盆地、郧县-丹江口盆地、唐白河平原和枣阳宜城平原的北部,在行政区划上,本地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南阳市大部、湖北省十堰市和襄阳市部分以及陕西省商洛市的一小部分地区。……笔者认同靳松安教授对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划分方法,即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遗存可以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与第二期可以合称为早期,分别以大张庄类型和八里岗类型为代表,第三期为中期,以下王岗类型为代表,第四期为晚期,以朱家台类型为代表。……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遗存数量众多,近年来有许多包含有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遗址公布了新的考古资料,据笔者最新统计,目前己经公布简报或报告的有:淅川沟湾、下王岗、下寨,方城大张庄,邓州八里岗,唐河茅草寺,均县乱石滩,郧县大寺、庹家洲、刘湾、胡家窝、店子河、三明寺、尖滩坪、上宝盖,郧西张家坪,枣阳雕龙碑等遗址。……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一期以大张庄类型为代表,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第一期,第二期以八里岗类型为代表,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第二期。……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早期遗存的测年结果基本与陶器分期结果吻合,即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共可以分为两期4段,且其年代大约分别为:第一期1段,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700年;第一期2段,年代在公元前4700年~公元前4500年;第二期3段,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4300年;第二期4段,年代在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第一期,又可以称为仰韶文化枣园期,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一期遗有属于仰韶文化大张庄类型,与大张庄类型同时的周邻考古学文化或类型,有关中汉中地区的北首岭类型、豫西晋南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石固类型,还有江汉地区的汤家岗文化。……仰韶文化第二期,又可以称为半坡期。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二期属干八里岗类型,与八里岗类型同时的有关中汉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豫西晋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以及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边畈类遗存。……东庄类型,主要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地区,西至豫晋陕交界或略偏西,北达襄汾,南至卢氏、洛宁一代,向东可到洛阳盆地、济源盆地一带。……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豫中嵩山以东、冀西北和晋中北等广大区域。发掘过同类遗存的遗址还有河南安阳后岗、濮阳西水坡、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尉氏椅圈马,河北武安赵窑、正定南杨庄、蔚县四十里坡、山西太谷上土河和娄烦童子崖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与汉水中游地区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应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因此,学界目前大多把上述两支考古学文化,作为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一期遗存文化因素的主要来源。新石器时代中期,汉江上游地区发现有较多的老官台文化遗存,如南郑龙岗寺,西乡李家村、何家湾,紫阳阮家坝,马家营等,丹江上游地区的商州紫荆遗址也发现有较为丰富的典型老官台文化遗存;南阳盆地的邓州八里岗、南阳黄山、南召坡庙、李村等遗址,也发现有裴李岗文化的遗存……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流向问题,即是指其发展问题。该地区自仰韶文化第一期大张庄类型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至仰韶文化第二期,在保留原先以鼎为主要的炊器组合的基础上,继续吸收来自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形成仰韶文化八里岗类型。我们认为,至仰韶文化第三期,汉水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继续在八里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为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综上来看,汉水中游地区作为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两大文化区的交流通道,该地区的仰韶文化八里岗类型与下王岗类型是一脉相承,作为八里岗类型发展的更高阶段,下王岗类型正是在保留前者传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豫中地区大量文化因素和江汉地区少量文化因素后形成的仰韶文化地方类型……
  154. 曹艳宏、周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与大司空村类型略论》……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河南省绳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它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存,从分布情况看,往南发现于豫北的卫河流域,北则一直到达接近内蒙古草原的洋河、桑干河一带,东至西仅限于滹沱河两岸。……大司空村类型的遗址集中发现于卫河、漳河流域,以安阳大司空村为代表。……1954,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在冀中平原曲阳县晓林村钓鱼台遗址发现了一种新的仰韶文化地方类型。经过分析研究,定名为钓鱼台类型。对于这一类型的性质,学术界曾有过较大争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河北省的学者提出了由钓鱼台类型发展到百家村类型(即河北省境向的大司空村类型)的年代序列。……钓鱼台类型的仰韶文化应当代表了大司空村类型的较早阶段。……
  155. 严文明《大司空类型彩陶之分析》……有些学者称大司空类型为百家村类型,因为百家村遗址比大司空村发现得早个,遗物比较丰富,识别得也比较早,只不过名称提得稍晚而己。……现知大司空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尤以漳河和卫河流域为多。河南新乡络丝潭只有少量大司空类型的因素,应该是这个类型分布的南部边缘。在河北历年发现的大司空类型遗址还有磁县下潘汪、界段营,邯郸义西,永年洺关,武安城二庄,邢台柴庄和西黄村等处。邢台大概已经接近这个类型的北部边缘……大司空类型分布的范围是比较明确的,大致呈长椭圆形,南北长径约250公里,东西仅约50公里……实际上在冀南豫北的仰韶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四期,即后岗期、钓鱼台期、大司空期和台口期,大司空类型属第三期,与河南中西部的秦王寨类型基本上属于同一时期,其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据说在汤阴程岗、武陟东石寺、永年西阳城和临漳西太平等处也发现过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但是未见发表资料。即使把这些遗址都算在一起,再加上前已述及的安阳同乐寨、高井台子和大司空村,总数也不过20处。……豫北冀南的仰韶文化可以分为后岗、钓鱼台、大司空和台口四个类型,分别代表四个发展时期。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资料较多,特征鲜明,相对年代也比较清楚。问题在于钓鱼台类型和台口类型是否能够成立,它们的相对年代是否清楚,文化特征是明确,这涉及大司空类型的来龙去脉问题。……现知在河北正定南阳庄、平山石疤沟、邢台西黄村西均有类似钓鱼台的陶器或陶片,包括双唇口尖底瓶、敛口钵、卷缘曲腹盆及饰回旋勾连纹的残片等。从整个仰韶文化来看,应该属于庙底沟期的范畴。正定南阳庄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说明这类遗存晚于后岗类型。同样在南阳庄存在着类似大司空类型的遗存晚于钓鱼台类型的地层关系。发掘报告中所划分的第四期实际上属于钓鱼台类型,而第五期中有不少叠人字纹和网格纹的陶片,与大司空类型的彩陶无异,但更多的彩陶则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南阳庄第五关应当是与大司空类型基本同时并且紧邻大司空类型北边的另一地方类型,并且也是钓鱼台类型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如此说来,大司空类型不过是钓鱼台类型之后继续分化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地方类型而已。至于大司空类型与台口类型的关系,由于后者至今发现很少,难以作出详细的分析。只能大致推测是大司空类型进一步衰落的产物。再往后就是后岗二期文化。在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中,可以看出不少秦王寨类型的影响,尤其到晚期更加明显。…………
  156. 魏兴涛《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研究》……豫西晋西南的仰韶晚期以往通常是指西王村“仰韶晚期”类遗存。……因西王类型一词出现较早,可以用“西王类型”概括本地区整个仰韶晚期内不同时段的遗存,而不必另立其他名称的文化或类型。……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晚期遗存测年数据很少……考虑到各地区仰韶晚期与中期紧密相接,则这一时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100~2700年,即西王类型有约400年的时间跨度。……我们己将本地仰韶晚期遗存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仰韶文化面王类型,后期曾被称为“西王村Ⅲ期文化”。如果确要分开,称前者为仰韶文化晚期,则后者可称为仰韶文化末期。但由上文分析可知,本地区前、后期仰韶文晚期遗有一脉相承,渐续发展,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仰韶文化西王类型,是仰韶文化逐步走向衰落和受其他文化系统影响、向新的文化演变的时期。学术界一般以西王类型作为仰韶晚期的代表,称为西王期或西王村期,本文认为可以西王期来指代整个仰韶晚期。据已有考古资料可知,西王类型的分布区域以豫西晋西南为中心,西到豫、晋、陕省界相接处,南至卢氏,向北包括临汾盆地,向东到洛阳盆地西北。……综合起来,西王类型小口尖底瓶、深腹罐、缸、钵等典型器物与庙底沟类型的同类器在形态上存在一脉相传的演变关系,从而表明,西王类型是在庙底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57. 157.0 157.1 157.2 王炜林《试论泉护二期文化》……泉护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400年。……目前发现有较为典型的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遗址除西安半坡外还有宝鸡福临堡、高陵杨官寨、彬县水北、千阳丰头等,以关中为中心这一个大的范围内的半坡四期文化的面貌基本是一致的,其东界最为明确,大体以三门峡(即陕县)、中条山一线为界,其南、西、北的界限范围也许还要广一些,影响还要大一些。至少可以认为,西起秦安、东至芮城,南到商县,北及铜川的广大范围内是半坡四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半坡四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900年。泉护二期文化的许多特征均可以在半坡四期文化中找到渊源。……泉护二期文化是继半坡四期文化之后,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一种独具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它的文化面貌、文化特征相对稳定,分布范围比较明确,其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400年,处于半坡四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
  158. 158.0 158.1 158.2 郭智勇《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分期与分区研究》……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在西王村 Ⅲ 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 最终发展为以鬲为代表的龙山文化, 年代约BC2900—BC2300年, 大致经历了 600 年左右的发展……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东到黄河以南伊洛河流域,西到关中以西,北到山西晋中附近,其中晋西南是它的中心和策源地。经调查,山西境内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约有百处以上,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含晋中区)以南的汾河流域,尤以垣曲盆地最为集中。……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大致经历了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处于约BC2900年至BC2300年。……晋西南以运城盆地为中心,北抵万荣峨嵋岭,东北到中条山和王屋山,西南两面到黄河岸边。晋南地区以临汾盆地为中心,东到太岳山麓、沁河一线,北到汾西、霍县一带,西达吕梁山东侧,汾河自北向南贯穿全区。晋中地区以太原盆地为中心,包括晋东山地和晋西高原山地的部分区域。此外,其它地区在调查中也发现了部分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材料甚少且无正式遗址发掘,本文不作讨论。……山西各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均发展为各类型的以鬲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学界对此基本一致。东关类型发展为东关龙山文化或称为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另含有王湾三期类型和陶寺文化部分因素),晋南类型发展为陶寺文化早期,白燕类型则发展成以双鋬斝式鬲为代表的晋中龙山文化。……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分为三期七段,每段约100年左右的时间,中期稍短一些,共经历了约600年左右的发展。……陕、豫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晚段的变化过程也和山西境内庙底沟二期文化基本一致……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三期七段,晋中地区只见早期阶段遗存。其绝对年代早期为公元前2900-前2600年,中期为公元前2600-前2500年,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300年,早期分三段,中晚期分别为两段,每段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发展。山西各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是在本地区西王村Ⅲ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159. 魏兴涛《庙底沟二期文化再研究——以豫西晋西南地区为中心》……可以把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初步界定为公元前2700~前2300年,即有约400年的发展历程。……豫西晋西南己发现多处遗址存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叠压或打破仰韶晚期西王类型遗存的层位关系。……因此,可以说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主源是仰韶文化。……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以后,或许待该文化强大之后,其向东发展,将伊洛地区囊括在内,遗留下河南偃师二里头H1、登封告成北沟H1、新安西沃H17、H19、H9等为代表较丰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遗存。……到龙山时代,由于郑洛地区、临汾盆地、关中地区的王湾三期、陶寺、客省庄文化等基本上是在当地庙底沟二期阶段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豫西晋西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源流关系,对于王湾三期文化而言,则应属于其重要的来源或来源之一。……
  160. 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李添娇《中原仰韶至龙山时期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全基因组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河南仰韶和龙山文化人群与中国现代的汉族人群聚类在一起。在F3分析中仰韶和龙山古人群与中国的汉族、畲族、土家族、苗族人群共享较多的等位基因。以上分析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与龙山人群遗传组分高度相似,对现代的汉族、畲族、土家族等人群有着遗传贡献。……全基因组数据分析表明,仰韶和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二者的遗传组成极其相似但却有着略微的不同,即龙山人群相较于仰韶人群携带有较多的南方成分。在现代汉族人群在早期的形成阶段,中原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人群提供了重要的遗传框架。汉族人群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有不同的来源,尤其是东亚南部人群的加入,丰富了人群的遗传成分的多样性但并未改变遗传的主体框架。
  161. 王劲《屈家岭文化溯源辨》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一支持考古学文化,它的分布几乎遍及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其范围南至湘北的澧水流域,北达汉水支流的豫西南一片。其分布中心在汉水以东的江汉平原。……大溪文化与油子岭文化虽都以红陶系为主,均多圈足器,但其陶器组合回异,各具特色,前者是一支釜、罐文化,后者是一支鼎文化,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大溪文化与油子岭文化各具特色,有着各自的文化源流。大溪文化早、中期与油子岭文化,虽都以夹碳或夹砂红陶为主,但文化性质不同,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由于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所以都以种植水稻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又因南方空气潮湿,可能是隔潮的需要,生活用器中均多圈足器。然二者分布中心的地理位置不同,文化内涵各异,并有着各自的文化源流。……油子岭文化源于边畈文化。考古发现所知,汉水流域的江汉平原,自距今6000多年以鼎为主要炊具的边畈文化至油子岭文化,到距今4600余年的屈家岭文化,以鼎、甑(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屈家岭二期出有圈足甑、放鹰台出有豆形甑、螺蛳山出有小型簋形与罐形圈足甑、屈家岭文化为盆形圈足甑)为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一脉相承,自成系列。……屈家岭文化发生、发展的文化谱系应该是,边贩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
  162. 王琼《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存分析》……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存,指的是该地区目前发现的、晚于石家河文化中期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类遗存。……
    图一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址分布图
    ……需要说明的是,以陈冰白、王立新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嵩山以南龙山时代晚期遗有具有相对独立性,应为一支单独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煤山文化,笔者认为此观点不妥。从出土陶器来看,嵩山南北地区确有差异,如嵩山以北地区以深腹罐为主要炊具,斝、双腹盆也较多,甑多呈罐形,瓮、罐、盆类器中装单、双耳者占一定比例。而嵩山以南地区以鼎为最主要炊具,其次为深腹罐和鼓腹罐,深腹盆、觚形杯较多,有相当数量的甑呈盆形,瓮、罐类器装耳者较少。但笔者认为这种差异仅体现在部分典型器型在两地遗址中所占比例不同,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与嵩山南北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有关,两地区陶器无论陶质、陶色还是纹饰都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小口高领罐、矮领瓮、圈足盆、浅盆豆、斜腹碗、敛口钵、单耳杯、器盖等一大批器物皆是两区共有的文化特质,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应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两地区的差别只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地方类型的体现,可称为王湾三期文化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分期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种观点,其中以张绪球先生为代表的“三期五段说”得到较多学者认可。一般认为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之间。……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学术界观点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期说”和“三期说”两大类,笔者赞成“两期四段”的分期方法。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是距今4500——3900年。……
    表一 典型遗址分组年代对应表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为距今约4200——3900年。……
  163. 163.0 163.1 163.2 163.3 163.4 163.5 袁飞勇《煤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学界通常采用夏鼐先生的主张,即以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经常性伴出的类型品作为区分的标志。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降的考古学研究实践中,由于陶器往往是一个遗址出土最丰富与变化最敏感的类型品。因此,张忠培先生指出,陶器的主要器类组合,就往往成为区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笔者赞同陈冰白与余西云先生的意见,主张王湾三期类遗存与煤山遗存是两支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分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和煤山文化……笔者认为可以赞同陈冰白、余西云、王立新、何强等先生的意见,以河南汝州煤山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所分第一、二期和郾家郝家台遗址所分第一至五期为代表的遗存,均以鼎为核心炊器,主要器类组合为鼎、深腹罐、小口高领瓮、矮领瓮、弧腹盆、圈足盘、细柄足、粗颈鬶、覆碗形器盖等,不同于洛阳盆地与郑州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为煤山文化。……笔者认为新砦第三期相比于第二期而言,文化性质并未发生改变,两期遗存应视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笔者认为新砦二期,与其归入煤山文化或独立为“新砦文化”,都不如直接归入呈上升期的二里头文化更为合适。……新砦第二、三期遗存的性质应属于二里头文化。……综上所述,包括新砦第二、三期在内的新砦类遗存,既不宜归入煤山文化也不宜独立为“新砦文化”,而应以归入二里头文化更为适宜。并且综合年代而言,新砦二期可以认为是晚于煤山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早段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三期则是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一期早段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洛阳盆地的腹心地区也是存在相当于新砦二期的二里头文化的。……煤山遗址第三期遗存己发生较大变化,文化性质己不属于煤山文化,而以属于二里头文化更适宜。……蒲城店遗址第二、三期遗存,文化传承、联系紧密,两期遗存之间绝难划出文化性质的分界线,因此皆以属二里头文化为宜。第二期的年代相关于新砦二期。第三期可分为早晚两段:F10、T1G8、TG8G23属早段,相当于二里头一期早段;M17属晚段,相当于二里头一期晚段。以上所有第二、三期的单位与第一期,即煤山文化之间,却界线较为明显。……综合新砦和中原地区其他同时期重要遗址的情况来看,中原地区新砦二期至二里头一期早段的遗存,都应以归入二里头文化最适宜,而不宜归入煤山文化。……笔者认为以汝颍地区出土的煤山文化遗存为标准,中原地区新砦二期阶段的遗存不宜归入煤山文化而归入二里头文化为宜,而豫东南地区杨庄二期、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乱石滩、鄂西宜都地区石板巷子、江汉平原肖家屋脊、鄂北地区西花园、豫东皖中北地区禹会村和王油坊、江淮东部地区南荡为代的诸类遗存,则皆可以归入煤山文化中。
    图1.51 煤山文化不同时期主要遗址分布图
    ……本文的汝颍地区系指嵩山以南、洪河支流南汝河以北地区,东至贾鲁河西岸,西至伊河东岸与豫西山地东缘。……本文的豫东南地区主要指洪河支流南汝河以南至桐柏——大别山脉北麓地区,西隔白云山脉与南阳盆地相邻,东至史河东岸。南汝河上游也有个别遗址位于南汝河以北。这一地区大体位于淮河上游,境内重要的水系有洪河、南汝河、淮河、潢河与史河,皆系淮河支流。……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主要包括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地区,豫西南地区即南阳盆地,鄂西北地区则主要包括现今丹江口水库区,南邻襄宜平原,东邻随枣走廊。境内重要的水系有唐白河、淅水、丹江、汉江等,交通网络便利。……本文的鄂北地区主要包括襄随地区以及府河以东至举水以西的江汉平原东缘地区。北隔桐柏——大别山脉与豫东南地区相邻,西邻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东邻鄂东南地区,南隔大洪山与府河而与江汉平原核心区相邻。鄂北地区境内最重要水系为长江支流涢水——府河、滠水,前者的支流众多,自西向东依次有溠水、㵐水、漂水、澴水,皆自北向南汇入涢水——府河。……过去的一些考古文献,江汉平原汉水以西地区习惯性地被称之为“鄂西地区”,汉水以东则被称之为“汉东地区”。但鉴于本文研究范畴内的龙山晚期阶段,汉水以西地区的考古学遗存除长江西南岸宜都境内的石板巷子类遗存,还有长江北岸荆门、荆州境内的肖家屋脊类遗存。虽然这两类遗存同属于煤山文化,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本文将直接用“鄂西宜都地区”一词来指称位于长江以西的今宜都市境内区域;而对于肖家屋脊类遗存分布的长江以东、以北至府河以西、以南地区,即跨汉水东、西两岸的地区,笔者则直接称之为“江汉平原区”。……在过去的考古文献中,一般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为皖中地区。但因处于其偏北部的禹会村和斗鸡台早期遗存,性质皆同于淮河以北的王油坊类遗有。因此,本节将以“豫东皖中北地区”一词概括豫东、皖北及淮河以南皖中偏北部紧沿淮河南岸的霍邱、寿县、淮南、蚌埠等县市所豁地区。而更南面的不直接沿淮河岸边的六安、长丰、凤阳及其以南的皖中地区,本文则称为“环巢湖地区”。豫东皖中北地区,西北面和西面通过濉河、沱河、浍河、汝颍河、洪汝河等淮河水系,可与嵩山南麓汝颍区和豫东南地区相通。……考古文献中的江淮东部地区,一般系指洪泽湖、高邮湖以东的介于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带,也即里下河平原。这一地区内河网密布,渠连水绕,属典型的水乡泽国。……煤山文化遗存分布于汝颍河流域地区、豫东南地区、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鄂北地区、鄂西宜都地区、江汉平原区、豫东皖中北地区、江淮东部地区等总共八个区域。……煤山文化遗存总共可分为五期,但其中汝颍河流域只有第一至四期,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鄂西宜都、江汉平原等5个区域只有第三至五期,豫东皖中北则有完整的第一至五期,江淮东部则只有第四至五期。……当汝颍河流域在煤山文化第四期即中期结束之后,区域内文化性质己发生转变,新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遗存随之生成。此时,其他七个区域的煤山文化仍在延续,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是为煤山文化第五期,即晚期,其大体皆相当于汝颍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之时。……煤山文化第一至三期时,江淮东部地区分布的是何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目前考古资料中暂未见到或无法甄列出,其情况尚不详。……煤山文化早期遗存,即第一、二期遗存,仅见于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两个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直接早于煤山文化的遗存,便决定了其相对年代上限。汝颍河流域,直接早于以郝家台第一、二期为代表的煤山文化早期遗存包括登封阳城(即告成北沟)“龙山文化早期”、禹州瓦店“龙山文化早期”、吴湾早期、前后屯“龙山文化早期”、平顶山卫东区贾庄寺岗墓葬等。……笔者赞成以上遗存均可以归入大汶口文化的意见。……但是相比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以上遗存显然也与之存在一定的区别,比如存在部分来自西北面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因素……因此,汝颍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不宜再归入尉迟寺类型中,而单立为一个由尉迟寺类型在西进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地方类型为宜。……有鉴于禹州前后屯遗址发表的材料较为丰富和典型,笔者认为,不妨将颍河上游地区的这类遗存名之为“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与庙底沟文化存在着文化交流,并且有部分相互共享的文化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学们多将阳城即告成北沟龙山早期遗存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原因所在。……煤山文化最早遗存存在的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两个地区,直接早于煤文化早期的遗存分别是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汝颍河流域的煤山文化遗存由于过去一般被包括在王湾三期文化内,并且学者们也大抵皆认为嵩山北麓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南麓汝颍区煤山文化的年代从始至终均是相当。因此,过去学者们对王湾三期文化年代的研究结论,即可代表对汝颍区煤山文化年代的研究结论。……综上,可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推定在大约公元前2900~2500年之间。……可推定尉迟寺的年代大约当在公元前3000~2500年之间,上限或更早。综上,豫西晋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900~2500年之间,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的年代与之相当,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2500年之间。……综合得出煤山文化早期的年代约在2500~2300年之间。……综上,可将煤山文化中期的年代推定在大约公元前2300~2000年。……新砦二期的年代,也与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息息相关。对于二者最新的测年研究,是张雪莲、仇士华等人将2005年以来二里头遗址两次测得的数据与新砦遗址数据所做的长系列总拟合,也即第三次拟合,拟合的结果是:“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05年,二里头第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由此可以得出,新砦早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并且,按照以上意见,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一、二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前1610年,晚期(第三、四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610~前1520年。……但不得不说的是,以上年代正如赵春青先生所言“出乎预料的晚”,这也是学界的共同感受。如按前述最新测年结果,则夏商分界应划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估定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而这也是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测年专家也认为:“目前由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得到的武王克商年而建立的年代学体系,相对来说年代己较晚,盘庚迁殷的年代己不大可能晚于公元前1300年,所以将商的开始推定于公元前1600年再不可能有大的出入。”但从考古遗存文化面貌、重大遗迹的变化与夏商更替事件的整合研究来看,邹衡先生提出的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系统结论,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专家提出的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两大都邑的一废一兴可作为夏商王朝更替的标志,即二里头文化主体(一至四期早段)属于夏代文化,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以后所建都城的认识,依然是迄今来看最为自洽合理的假说。既然“夏、商文化的分界就应该推定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段同偃师商城第一期Ⅰ段之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早段属于夏代,则二里头四期早段的年代不应晚于公元前1600年。这样,前述最新测年结果所得二里头文化各期的年代上限都应该是严重偏晚的。由此反观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所得测年结论,反而是1980年代初所得的“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和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公布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拟合后的日历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的两个结论,可能更符合实际。因而,笔认为将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上限推定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仍是最合理的结论。另外,既然最新测年结果中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年代是严重偏晚的,则与之息息相关的新砦二期的年代也应该是偏晚的。……以新砦二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19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00~1500年,即20世纪80年代的结论更为合理。既然新砦二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1900年,则煤山文化晚期,即各区域煤山文化第五期的年代,也大致应在公元前2000~1900年之间。……在绝对年代方面,可认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汝颍河流域因不存在晚期遗存而约截止于公元前2000年。若具体而论,则可认为早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煤山文化的延续时长有大约600年之久……煤山文化早期阶段,即第一、二期之时(下文将简称为早一期、早二期),分布区域仅限于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煤山文化遗存,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可以各自成立为一个地方类型。以典型遗址来命名,可分别称之为郝家台类型、禹会村类型。前者主要分布于嵩山南麓汝颍河流域地区,后者主要分布于豫东皖中北地区。
    图3.3 煤山文化早期阶段的地方类型
    ……煤山文化中期阶段,即第三、四期之时(下文将简称为中三期、中四期),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不再局限于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两个地区,而是向南分布至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鄂西宜都、江汉平原等地区,向东越过洪泽湖和高邮湖分布至江淮东部地区。这八个地区的煤山文化遗存均存在一定的特色,因而可以分为八个地方类型,即煤山类型、王油坊类型、杨庄二期类型、乱石滩类型、西花园类型、石板巷子类型、肖家屋脊类型、南荡类型。
    图3.6 煤山文化中期阶段的地方类型
    煤山类型,分布于汝颍河流域地区,主要承续郝家台类型发展而来。……王油坊类型,分布于豫东皖中北地区,主要承续禹会村类型发展而来。……杨庄二期类型,主要分布于豫东南地区,由煤山类型南下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乱石滩类型,主要分布于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由煤山类型越过方城隘口南下,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西花园类型,主要分布于鄂北地区,由其西北面的乱石滩类型东南下和北面的杨庄二期类型穿过桐柏——大别山脉之间的义阳三关南下,共同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石板巷子类型,主要分布于鄂西宜都地区,由煤山类型进入南阳盆地形成乱石滩类型后,后者进一步南下并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肖家屋脊类型,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由煤山类型进入南阳盆地形成乱石滩类型后,后者进一步南下并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南荡类型,主要分布于江淮东部,由王油坊类型向东南越过洪泽湖和高邮湖发展而来。……煤山文化晚期阶段,即第五期之时(下文将简称为晚五期),分布范围相比于中期阶段时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最明显的变动是汝颍河流域地区的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已为新生成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遗存所取代,汝颍河流域己不再是煤山文化的分布区了。至于其他七个地区的煤山文化遗存,虽然也相应地发生了少量的变化,但对中期阶段的延续是主要的,因而皆仍属于煤山文化原中期阶段的相应七个类型。并且,这七个类型在本阶段的基本分布格局也未发生明显变动,依然大体维持了原中期阶段相应区域的文化态势。……
    图3.7 煤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地方类型
    ……综上,以西山七组、里沟二组、滩小关四期、古城寨一期、大河村五期为代表的大河村五期类遗存,其性质应属于秦王寨文化,年代仍未晚出仰韶晚期时代,早于以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为代表的龙山早期时代。……与大河村五期的同一时期,洛阳盆地以西的涧河流域和豫西地区,分布的则是含有尖底瓶较多而鼎的数量较少、篮纹深腹罐较多而绳纹深腹罐较少的西王村文化,以盘南村H1、庙底沟二期A群和笃忠二期为代表。……综上,秦王寨文化大河村四期阶段甚至更早时,位于豫东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付庄类型就己经与之发生了文化交往,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类型也通过鲁西南菏泽地区与文发生了交往,秦王寨与大汶口文化双方可互见对方的文化因素。……至秦王寨文化大河村五期阶段时,大汶口文化也己转入其总分期的晚期阶段,各地区类型也随之发生转发,豫东皖北地区由付庄类型转变为尉迟寺类型,汶泗流域则由大汶口类型转变为西夏侯类型。……
    图4.22 大河村五期阶段中原与豫皖平原文化格局
    ……偃师二里头H1与滑城早期遗存,与同处洛阳盆地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等秦王寨文化遗存不仅性质明显有别,而且年代也当晚于后者。后者仍属仰韶晚期时代,前者才是洛阳盆地真正的龙山早期遗存,并且实际上还可直接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至于洛阳盒地是否存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遗存,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但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距离该文化核心分布区陕晋豫邻境地区更远的位于嵩山南麓的登封阳城所出釜形斝H29:8三足档部甚宽,明显属于来自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形态,因此处于陕晋豫邻境地区与嵩山南麓之间的洛阳盆地,此时自当延续其稍早时的文化格局而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才最为合理。……大河村五期阶段,中原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即己经受到了来自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早期和西夏侯类型早期的强烈影响……中原地区的文化性质还尚未发生改变,仍属于秦王寨文化。至本阶段,中原地区受到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和西夏侯类型晚期的影响更甚于之前。嵩山南麓颍河上游地区,在主要受到尉迟寺类型晚期并应该同时受到西夏侯类型晚期持续西进的影响下,本地区原来以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为代表的秦王寨文化遭到彻底取代,而形成一个新的大汶口文化地方类型,即前后屯类型。……
    图4.35 龙山早期阶段中原与豫皖平原文化格局
    ……在以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最晚阶段,即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8、9段之时,中原地区此时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西山七组、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等遗存,文化面貌仍属于秦王寨文化。但同时该文化中位于嵩山以东以南的区域已经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西夏侯类型早期的强烈影响。而至龙山早期阶段,即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10、11段之时,中原地区受到大汶口文化前述这两个类型晚期的影响更加强烈,并且以尉迟寺类型的影响更甚。在大汶口文化的这一波西进高潮下,汝颍地区的秦王寨文化传统为之终结,被新形成的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所取代,而原属西王村文化的豫西晋南地区则生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且该文化在形成之际迅速向东南扩张占领了原也属于秦王寨文化的洛阳盆地。……煤山文化早期的两个地方类型禹会村类型和郝家台类型,其形成分别与龙山早期时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和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遗存有莫大的关系。禹会村类型主要直接继承自豫东皖中北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而郝家台类型则主要继承自汝颍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并且实际上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也与尉迟寺类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是由尉迟寺类型的西进而形成,因此郝家台类型的形成可以说也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间接相关。……关中地区在龙山早期时,分布的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主要遗址包括华阴横阵、华县泉护村、蓝田新街、武功浒西庄、赵家来、扶风案板等。至龙山中晚期时,关中地区分布的考古学遗存是主要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发展而来的客省庄文化。……豫北冀南地区相当于龙山早期阶段的遗有,过去一般认为以辉县孟庄“龙山早期”为代表……实际包含三类不同年代、性质的遗物,分别为仰韶晚期的大司空文化、龙山早期文化归属暂不明确的遗存、龙山晚期后岗二期文化。第一类,仰韶晚期阶段,属大司空文化最晚阶段遗存。……第二,龙山早期遗存。……本地区龙山早期文化面貌还尚不清晰,文化性质归属方面,是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还是独立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目前都还暂难以展开讨论。第三,龙山晚期阶段,属于后岗二期文化。……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中期,即煤山文化早期阶段时,海岱地区的考古学遗存己经由大汶口文化转变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环太湖地区也己由良渚文化转变为钱山漾文化。……钱山漾文化遗存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文化因素来源,试分析如下。第一,承自本地良渚文化最晚阶段的因素。……第二,来自豫东皖中北地区煤山文化禹会村类型的因素。……第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环巢湖地区龙山早期时代遗存当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文化因素与良渚文化因素共同组成,但因目前材料过少,不同来源文化因素的占比与总的文化性质归属皆还暂时无法详细讨论。……龙山中期时,除钱山漾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外,煤山文化禹会村类型对环巢湖地区也施加了极大的影响。……煤山文化禹会村类型有较多的文化因素传播至环巢湖地区和宁镇地区,分别形成以古埂上层和浦口牛头岗为代表的遗存,并进一步影响到环太湖地区的钱山漾文化……环太湖地区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晚期的遗存是广富林文化……综上,在广富林文化中,A群和B群器类皆来自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南荡类型,A、B两群的占比之和要高于C群,说明广富林文化主要由王油坊类型经过南荡类型中转进一步南下而来。……龙山晚期,煤山文化中期遗存向南推进到江汉平原取代了石家河文化,形成了煤山文化肖家屋脊类型。
    图5.50 煤山文化中期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动态示意图
    ……煤山文化西花园类型对鄂东地区的蟹子地类型遗存施加了一定的影响,而肖家屋脊类型的主要文化输出对象则是长江以南澧阳平原的孙家岗类型遗存,并直接推动了后者的形成。最后,煤山文化石板巷子类型的因素:既一方面溯长江西上峡江东段,促成了白庙文化的形成,并继续深入峡江西段和渝东地区,对中坝文化形成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则沿清江溯流西上,是香炉石类型遗存的重要文化因素来源。……煤山文化晚期阶段,即第五期时(下文将简称晚五期),也即与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相当的年代,煤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明显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最明显的变动就是汝颍地区的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己为新生成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阶段遗存所取代,汝颍地区的己不再是煤山文化的分布区了。至于煤山文化中期阶段的其他七个地区,分布格局则基本未发生变化。……后岗二期文化则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山东龙山文化的挤压下,里挟后两者的大量文化因素,不断北上,促使冀中及京津唐地区形成雪山二期文化。……
    图5.58 煤山文化晚期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动态示意图
    ……汝颍地区的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只延续到煤山文化总分期的第四期,至第五期时,则己转变为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综此,可认为新砦第二期遗存,主要是在继承较多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因素,吸收部分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少量后岗二期文化的因素,并改造和融合以上因素以创造出大量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出现和生成的。……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中并不处于核心地位的子口瓮、堆纹瓮、折沿圈足盆、平底盆、折壁器盖等因素的流入下。环嵩山地区引发了一场文化的重组。在外来因素的加入和外来因素所诱发的自创新因素不断出现的双重影响下,煤山文化煤山类型的旧有文化因素改变固有演变路径而融入到新文化中,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文化率先形成于靠近豫东皖北和豫北冀南的嵩山东麓地区,即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禹、启及至太康失国前的遗存应包括在煤山文化煤山类型中,约早于公元前2000年;新砦二期是夷羿代夏至少康复国之间的夏文化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1900年;二里头一至四期或四期早段,是少康复国后至商灭夏前的夏文化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1600年。这应该来说,不失为在目前资料情况下一种较为合理的推测吧。……提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早期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早期阶段可分为郝家台、禹会村两个类型;中期阶段分布范围向南和向东急剧拓展,可分为煤山、杨庄二期、乱石滩、石板巷子、西花园、肖家屋脊、王油坊、南荡等八个类型;晚期阶段除汝颍区的煤山类型己转变为新砦二期阶段二里头文化之外,其余七个区域类型则大体保持原有的文化格局。……
  164. 164.0 164.1 164.2 164.3 164.4 164.5 崔银秋、方燕明、宁超、李添娇《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古代居民DNA分析》:“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对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进行的全基因组的测定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单亲遗传标记的单倍型类群的分布还是全基因组的PCA以及f3分析都表明古代瓦店人群在遗传上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因此我们推测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己经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在以后的民族形成过程中,中原群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外来的基因对汉族遗传结构没有造成根本的改变。”
  165. 165.0 165.1 165.2 165.3 165.4 165.5 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新砦遗址中第一期遗存为王湾三期文化,第三期遗存为二里头文化,这两种文化均很早己发现,只有新砦期遗存属于首次在该遗址发现,而且遗存丰富。……从总体特征来看,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段与新砦文化一期相近……从共有的器物演变看二者之间又具有连续性,新砦文化主要来源于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文化二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比从整体来看相接近……新砦文化二期的相对年代早于二里头一期,同时二者在文化发展上又有连续性。二里头文化主要来源于新砦文化,这可以通过陶器的演变看出。……通过对新砦文化一、二期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段及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比较,可看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一期文化三者前后衔接,一脉相承,三者在年代上己不存在缺环。……新砦遗址发现过铜刀残片、铜容器残片及铜颗粒。……依据地理单元、文化特征的不同,可将新砦文化暂分为以下两个中心分布区。
    ⒈颍汝区
    主要分布于颍河、北汝河的上游,区内主要支水系还有双洎河、沙河等。……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论,中心区主要包括新密、登封、新郑、禹州、汝州五个县级市辖区。……据目前的材料,新砦文化的东界大致在京广铁路附近,北不过黄河,西边不到洛阳,南界应在郾城、叶县、鲁山一线,目前最南的一处遗址是郾城郝家台。此外,颍汝中下游地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区。颍河下游的驻马店杨庄遗址一期文化遗存主体因素为石家河文化,二期遗存虽继承了当地石家河文化的若干因素,但主体文化因素来自伊洛平原和嵩山周围的王湾三期文化,但明显比伊洛地区滞后。由于新砦文化直接来源于王湾三期文化,并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根据驻马店杨庄遗址的材料及信阳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因素,推测颍河下游地区应是新砦文化分布的次中心区,当然这有待今后材料的进一步丰富。
    ⒉伊洛下游区及郑州市区
    该区内包含的新砦文化遗址主要是巩义花地嘴、偃师灰嘴、荥阳竖河、郑州牛寨、郑州北二七路等遗址。行政区划上包括今天的偃师以东,巩义、荥阳、郑州等市区。……
    ……据目前的材料可将新砦文化划分为两个类型,即颍汝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类型和伊洛区以花地嘴遗址为代表的花地嘴类型。……新砦期这类遗存可独立为一个新的文化——新砦文化。新砦文化以新砦遗址为代表分为新砦文化一期、二期,其一期晚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段,二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新砦文化的相对年代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900年。新砦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是豫西地区的东部,具体有两个中心分布区,分别是伊洛下游区及颍汝上游区。此外颍汝下游区今后在探讨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时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区。依据目前的材料新砦文化暂时划分为两个类型,即颍汝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类型和伊洛区以花地嘴遗址为代表的花地嘴类型。……
  166. 166.0 166.1 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轵关陉道”》“轵关陉道”是洛阳盆地北渡黄河,经轵关陉,翻太行山而至晋南的一条重要通道。道路沿线聚落形态的时空分布特点反映此道可能在早至史前时期即已存在。轵关陉道相对于虞坂巅𫐉道、中条浢津道而言,道路比较长且需穿行丛山,道路各段有着不同的控制点或要冲地带。……故轵关陉道由西向东大体由汾涑流域的绛县小盆地东南部冷口入山,经横岭关进入垣曲小盆地,东南行皋落,再经今长直、华峰、英言、蒲掌、邵原、王屋,过轵关至济源,南下孟津过河,即入洛阳盆地。……依据对考古学文化遗址的区域调查材料并结合重点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发现从庙底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点有着沿道路分布的迹象,很可能反映了道路本身的存在。
    图一 轵关陉道沿线先秦时期的遗址分布示意图
    ……从目前材料看,济源与晋南之间以山地为主,间有河流与小型河谷或盆地,而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址的聚落分布除了聚落集群分布的特点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条带线状,这一点比平原和大型盆地表现得更为明显。整体而言,从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少有50处遗址沿本文所言道路分布,包含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聚落为主。济源市以西承留—王屋—邵原一线遗址较少,主要是早年考古工作不足的原因,文物普查资料显示这一线还是有零星遗址分布的。大量聚落遗址的存在和空间分布特点反映的正是轵关陉道早在史前时期即已存在。从具体的聚落分布形态看。第一,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址至少有19处,基本上分散在道路的各段。龙山时期的聚落址至少有27处,遗址数量最多,沿道路分布的特点很明显。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至少9处,零星散布在道路两侧,但基本能勾联起来。第二,在道路的各段存在着聚落群密集分布的状态。道路至黄河北岸坡头镇一带密集分布至少3处聚落,即连地、留庄、栗树沟;道路北上西行的轵城、济源西南一带又密集分布有7处聚落;垣曲古城镇以北山前地带密集分布有大量聚落;垣曲县东南皋落乡一带密集分布多处聚落;道路一出中条山山口所在的冷口乡一带密集分布至少有5处聚落。以上这些聚落分布相对密集的地带,基本上不同时期的聚落点都有存在,显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很可能反映出当时道路不同地段的交通控制点。第三,期间道路虽不宜僵化地认为就是一条完整通畅的道路,但道路是可以断断续续地沟通连接在一起的,而且有的地方还可能存在岔路或支线,最为明显的就是从垣曲东南而下流入黄河的亳清河两岸密集分布的聚落点联结起来显然是一条道路,也不排除从亳清河入黄河处渡河再东行进入洛阳盆地的可能性,作为商代重要军事城堡的垣曲商城恰就位于此处。……轵关陉道作为军事要道的作用非常明显,晋国军事行军进入其“南阳之地”继而进入洛阳盆地是很明确的,其他较早时期如夏商也可能同样作为军事要道。同时,该道路也应该是一条“资源运输”通道。……学者们早已指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越过黄河向西北扩张进入垣曲盆地,就是为了控制制造铜器所必需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到达亳清河下游空间开阔的古城南关等遗址建成其中心聚落,溯河而上就是属于亳清河上游的铜矿峪、篦子沟、胡家峪等铜矿点。换言之,这些铜矿资源也可沿亳清河而下,经古城聚落中心,过河输送至洛阳盆地。至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商人征服夏人及其领土,直接在二里头文化聚落中心之上,精心布局了垣曲商城这一军事城堡,控制晋南中条山铜矿等资源仍然是其重要目的。
    图三 晋南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三条主要道路示意图
    ……总之,晋南地区与洛阳盆地作为中原地区两处考古学文化积淀深厚的地理单元,其间的文化互动交流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至少存在有中条浢津道、虞坂巅𫐉道、轵关陉道三条主要的交流道路。地理位置重要之处都是作为道路的控制点或枢纽,一般也是聚落中心点和军事要点。道路除了先民日常通行外,还是盐、铜等重要自然资源的运输通道,也是重要军事要道。三条主要道路犹如动脉,对于两区域的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交流融合起到至关重要地推动作用。
  167. 167.0 167.1 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虞坂巅𫐉道”》虞坂巅𫐉道是汾涑流域的运城盆地翻越中条山到达黄河渡口的一条重要道路,经此路再渡河东行即可进入洛阳盆地。该路正是晋国“假虞灭虢”所借之道,实际上这一道路极有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夏、商时期仍为通途。……我们在梳理相关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时,发现二者之间至少存在着三条很可能早至史前时期既已开通的道路,据其要点可分别称之为“中条浢津道”、“虞坂巅𫐉道”和“轵关陉道”。汾涑流域的运城盆地翻越中条山到达黄河渡口,继而渡河东行进入洛阳盆地的古代道路除了笔者曾撰文谈到的中条浢津道外,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通道,历史文献中亦有记载。这条道路上因其中的两段“虞坂”与“巅𫐉”相对难行而著名,被学者们称之为虞坂巅𫐉道。……由北至南,翻越中条山,大体依次为东郭镇磨河村山底—虞坂—虞城—巅𫐉—圣人涧—茅津渡一线,整体上与今国道209基本相合,略有细微差别。……本文所言虞坂巅𫐉道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属于今天的运城平陆县域以及盐湖区与夏县交界地带,从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看,从庙底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遗址较为密集地呈条带状分布在本文所言虞坂巅𫐉道两侧,目前来看至少有17处之多,沿路分布的特点十分明显。
    表一 虞坂巅𫐉道史前遗址表
    从具体的考古资料看,该区域的聚落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显地呈狭长条带状密集延绵分布,而分布位置恰恰正是虞坂巅𫐉道所在。第二,聚落址包含多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以及二里头文化等多个延续不断的时期。也就是说上述每个考古学文化时期都沿道路分布。第三,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至少有4处,即盘南、郑沟、前柳树凹、王沟等。这4处遗址虽然数量有限,却也基本沿道路分布,一处在黄河岸边,其余却集中于“巅𫐉”附近。聚落繁盛较多的时期是龙山文化时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的遗址达8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至少6处。8处龙山时代聚落沿道路一线分散,明显控制整条道路,且控制各要点,如黄河岸边、“虞原”、“虞坂”以及北麓山底磨河,而磨河一带是潞盐外运的始点之一。第四,所言道路一线及周边存在两处聚落集中聚合区。一个是盐池东部与夏县交界的裴介、庙前一带,属于中条山北麓山前一带,很小的范围内密集且集中分布有至少7处史前遗址,即中吴、史家、堡尔、裴介、南卫、师村和辕村等,可见这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虞坂巅𫐉道自南而北翻越中条山首先面对的即是这一地区,显然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也就意味着控制了这条道路的北出入口地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显然又是继续北上由运城盆地东部进入临汾盆地的前端甚至中转地带。另一个是中条山张店镇所在的“虞原”,这一地带地形地貌非常特殊,本是横亘东西的中条山山顶,却形成了一处地域较为广阔的平坦之地,以致虞国在此建都。虞原范围内至少有7处遗址集中分布,虽属不同时期,恰恰说明每一个时期都被认为是重要之地。从地理位置看,虞原所在既处于道路中段,又居高临下,且有相对广阔的空间,明显是该道路绝佳的控制中心。
    图一 虞坂巅𫐉道两侧庙底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分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庙底沟文化始,这条道路的南段近黄河北岸就有聚落存在,如王崖与盘南遗址,其中盘南遗址还历时多个不同时期,这很可能与史前时期这条道路南下北上的黄河渡口密切相关。可见,虞坂巅𫐉道很可能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就已开通使用,成为由运城盆地东南部翻越中条山,继而过河,西行进入洛阳盆地的一条重要通道。尤其龙山文化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文化的互动交流甚至强势文化的扩张中起着强烈的“动脉”作用。……实际上虞原所在更早时期已是该道路的控制中心。二里头文化时期处于虞原的至少有晴岚和枣园两处遗址,值得注意的是晴岚遗址是整条道路之上所有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中规模最大的,面积达72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该道路沿线上规模最大的二里头文化聚落是在虞原上。龙山文化时期处于虞原的遗址也至少有古城和老城两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老城遗址属于通道上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仍然是在虞原上。另外,从庙底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虞原之上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均有分布,未见有中断,且不止一处。可见,虞原显然也应是周之前这条道路上的中心所在,自然也是道路的控制中心,尤其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168. 168.0 168.1 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中条浢津”道》……晋南地区主要有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两个地理环境优越区域,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均有分布。运城盆地向南经中条山和黄河才能到达洛阳盆地以西,交通历史上就形成了既要翻中条山又要渡大河的双重阻隔。盆地南缘芮城一带穿越中条山沟壑支流间有很多小道,历史上重要的如“直岔岭盐道”即是其中相对较好的道路之一。今芮城和运城盆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解陌公路(运城解州—芮城陌南镇)是在古代“直岔岭盐道”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翻过中条山,进入了基本呈南北向的沟谷,再向南近途即可达到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之一浢津渡。过河即可进入洛阳盆地以西地区。笔者暂称这一重要的通道为中条浢津道。浢津渡,又名郖津或窦津渡,是中条山南麓南下黄河岸边的重要古渡口。……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在地理位置上基本属于今天的运城芮城县域,从芮城地区的考古资料看,至少从仰韶文化时期在中条山两侧的黄土台塬及河旁台地上就出现了较多的聚落,而且出现了一些相对集中的聚落群。更为重要的是,从聚落空间布局的形态看,存在着个别相对集中的条带状分布特征的聚落群。一般而言,史前聚落多是沿大河众多不同层级的支流分布,宏观聚落形态上多呈条带状聚落分布,年代越早越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空间和可控地域才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条山而下没有较大的河流,多是季节性的小支流或溪涧,聚落在小支流旁的塬地分布外,上文提及的个别相对集中的条带状的聚落群大体上正是沿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分布,存在着沿路布局的特点。换言之,这种聚落的空间形态很可能反映了这条道路的实际存在。从现有考古材料看,中条浢津道周边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大体分布有17处聚落址。这17处史前时期的聚落分布相对密集,呈现沿中条浢津道聚合之态。……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无论所言哪一个时期,清凉寺墓地所在的寺里-坡头遗址从庙底沟文化甚至更早的枣园文化晚期一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都连续存在。而且遗址规模宏大,达209万平方米,是整个区域内面积最大的聚落,加之重要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区域的中心聚落,很有可能也是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的控制点。……清凉寺墓地目前保存的范围南北最长处约100米,东西宽约30~90米,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2003到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累计发现墓葬355座,是近年来中原地区发掘面积较大的史前墓地。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墓地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年代偏早,数量也很少,不能做相关分析,二至四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墓地第一期年代相当于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第二至四期的绝对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其中二期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2100年;三、四期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050—前1900年。……清凉寺聚落延续时间长,经历数个考古学文化。墓葬第一期应为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遗址的调查材料也发现了枣园文化晚期的地层、灰坑和瓮棺葬。庙底沟文化时期也有丰富的遗存,仰韶文化晚期以及西王村Ⅲ期遗存也有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遗存更加丰富,龙山时期遗存最丰富,甚至还见有夏时期、东周时期遗存。可见,该聚落延续时间至少两千多年,而且连续延绵,没有断环。换言之,古人竟然连续选择这一不利灌溉、水土易流失、不利农耕的大山南麓丘陵大缓坡地带居住生活两千多年,十分罕见。除了推测其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作用,很难有其它合理解释。清凉寺遗址所在的芮城县境内除黄河干流从县西、南流过外,尚有东西基本平行南北流向的安家涧、孙家涧、葡萄河、恭水涧等14条涧水(季节性河流),它们均发源于北部的中条山,向南注入黄河。在历史上曾有沙窝渡、南窑渡、大禹渡、太安渡、礼教渡、永乐渡、晓理渡、风陵渡等8个主要渡口。位于遗址西侧的恭水涧,俗称朱吕沟,古名浢水,本文所言浢津渡应与此水有关。整体来看,遗址正好在中条山南麓要冲地带,北上3公里即进入中条山区,南行不远即进入陌南镇,而后向南直通浢津渡。可见,清凉寺聚落位于居高临下山前要冲地带,又处于笔者所言进出中条山的中条浢津道之上,加之聚落历时长、规模巨大,故我们推测它应该是这个道路上的关键点,很可能就是道路控制点。……从考古材料看,我们注意到自商王朝开始建立,商文化就向四周扩展,而最先进入的正是处于其西方的晋南地区,在早商文化第一期晚段就开始控制该地区,形成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其它如向北、南及东南、东方的先后扩张都晚于此。而且东下冯类型与典型商文化中心的二里岗类型共性最强,关系最近。……总之,晋南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以西地区今三门峡之间至少存在着一条南北向最便捷古道——中条浢津道,这条古道至少在史前时期的庙底沟文化以来就已存在,并逐渐发展成繁盛之态。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史前时期重要的功用之一。……
  169. 169.0 169.1 《左传·昭公四年》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郑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君其选焉。”王曰:“吾用齐桓。”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子产善相小国。王使椒举侍于后以规过,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宋大子佐后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见,椒举请辞焉,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无乃不济乎?”王弗听。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谏,不过十年。”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
  170. 《史记·卷二·夏本纪》引《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隐》:“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
  171. 171.0 171.1 171.2 《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右扶风……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
    九江郡……当涂,侯国。莽曰山聚。应劭曰:“禹所娶涂山侯国也。有禹虚。”
  172. 宁镇疆《基于禹与涂山关联的淮夷与夏的关系研究》
  173. 173.0 173.1 173.2 173.3 173.4 173.5 173.6 《史记·卷二·夏本纪》引《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韦城县东十里。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 斟寻故城,今青州北海县是也。故过乡亭在莱州掖县西北二十里,本过国地。故鬲城在洛州密县界。杜预云国名,今平原鬲县也。”戈在宋郑之闲也。寒国在北海平寿县东寒亭也,伯明其君也。臣瓒云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又《周书度邑篇》云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𬩽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阳翟县又是禹所封,为夏伯。”
  174. 174.0 174.1 探秘华夏之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2021-07-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16) 
  175. 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
  176. 《尚书·夏书·胤征》
  177. 177.0 177.1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集解》贾逵曰:“缗,有仍之姓也。”杜预曰:“娠,怀身也。”,逃于有仍《集解》贾逵曰:“有仍,国名,后缗之家。”《索隐》未知其国所在。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穀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犹甫吕、虢郭之类。案: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而生少康。《集解》服虔曰:“后缗遗腹子。”
  178. 178.0 178.1 178.2 178.3 178.4 《后汉书·西羌传》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
  179.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问孔子曰:“羿善多射,奡荡舟集解孔安国曰:“羿,有穷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杀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为夏后少康所杀。”俱不得其死然……”
  180. 180.0 180.1 180.2 180.3 《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𬩽,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巳,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181. 181.0 181.1 181.2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索隐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雁门原平县也。”正义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崞县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说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怀州济原县西北二里。左传云襄王以原赐晋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赵衰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内邑也。”。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语在晋事中。…………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闲,闲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见子晣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
    (赵肃侯)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
  182. 182.0 182.1 杨贵金、齐文举《关于原城的新发现及研究》……我们推断,庙街遗址中主要的龙山晚期文化堆积是夏代早期的原邑,帝少康、帝杼居“原”的国都应在西关汽车站一带。所以,我们把帝少康、帝杼居“原”的都城定为西关汽车站——庙街遗址。……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从孟津渡口越过黄河向北发展的第一站,在这里与沁河东岸的先商部族毗邻交错存在,并择优吸收其文化内涵,逐步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点的文化类型。并不间断向北发展,通过济源西北的轵关陉达垣曲一带,最后前进到晋南地区,形成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183. 秦超超、曹峻《试论夏商时期原始瓷的运输路线》
  184. KENJI OKAZAKI、HIROFUMI TAKAMUKU、YOSHINORI KAWAKUBO、MARK HUDSON、JIE CHEN《Cranial morphometric analysis of early wet-rice farm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Middle Neolithic skeletal remains unearthed from the Guangfulin (広富林) (c. 3900–2400 BCE) site in the Yangtze Delta. ”…………“The results of the Mahalanobis generalized statistic showed that Guangfulin was close to the Neolithic, to early Dynastic assemblages of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the Central Plains, such as Xinghong/Zhouzhuang, Yinxu, and Baoji, and to the northern Kyushu/Yamaguchi Yayoi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n contrast, Guangfulin was distant from the Neolithic assemblages of south China such as Hedang and Tanshishan, even though they are ge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located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anshishan culture as expressed in pottery and jade ornaments is influenced by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results of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impact of this population diffusion gradually increased in later periods, and most Eastern Zhou Dynasty individuals of the Yangtze Delta were classified not into the Neolithic group of the same region but into that of northern China.”…………“In conclusion, the cranial morphometric analysi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by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wet-rice farmers in the Yangtze Delta contained significant numbers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migrants from the millet agricultural societies of northern China or else were people who had received genetic influences from those societies. The impact of the gene flow from northern China gradually increased over time a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morphometric differences seen in the Neolithic had disappeared by the Eastern Zhou–Han Dynasty.”…………
  185. 185.0 185.1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本文“南方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是指有与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相同或相近之遗迹和遗物,即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此,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可以为二里头文化或其地方类型,也可以是其他考古学文化但包含有二里头文化的某些因素;年代既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也可能晚于二里头文化。……
    Ⅰ区:豫陕鄂交界地区,指汉水中、上游交接地区。包括豫西南、鄂西北和陕东南地区,地处秦岭山脉东南、桐柏山以西、大洪山—荆山以北、武当山以东,以南阳盆地为中心。遗存地点有河南淅川下王岗,方城八里桥,邓州陈营,湖北丹江口熊家庄,郧县辽瓦店子,襄阳王树岗,枣阳墓子坡,陕西商州紫荆、东龙山等。从公布的材料来看,以淅川下王岗、方城八里桥、商州东龙山三处材料最丰富,襄阳王树岗、郧县辽瓦店子、商州紫荆三处材料虽已公布,但数量极少,邓州陈营、丹江口熊家庄、枣阳墓子坡三处材料未正式公布。…………上述遗存均以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主,也表现出一些地方特色,如除灰陶外,见部分黑陶、红陶和红胎黑皮陶,器类常见本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釜、高领罐等,带耳器物较多,这是关中及其西部地区的文化传统。笔者以为,本区二里头文化暂不宜划分太多地方类型,可以统属于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
    Ⅱ区:江汉平原地区。相关地点有湖北黄陂盘龙城、荆州荆南寺、钟祥乱葬岗、沙市李家台等。…………本区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主要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如盘龙城一期、荆南寺一期及乱葬岗、李家台主体遗存等与二里头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可归于二里头文化。有学者认为可定为二里头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笔者赞同,并建议称为“二里头文化盘龙城类型”。二是商时期遗存中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应是前一时期本地二里头文化传统的遗留,为盘龙城类型商文化的组成部分。…………
    Ⅸ区:江浙地区,包括苏南、上海和浙江地区。地点有江苏江宁点将台,丹徒团山,上海闵行马桥,青浦金山坟,金山查山、亭林,浙江象山县塔山,江山肩头弄等。宁镇地区的点将台、团山遗址所出二里头因素遗物有带按窝的侧装扁足鼎、三足盘、豆、觚等,分别属于点将台文化(或称“点将台下层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前期。太湖流域的马桥、金山坟、亭林及宁绍平原的塔山和浙西南的肩头弄遗址等地二里头因素遗物均属于马桥文化或其地方类型,器类有盉、觚、觯、三足盘、豆、盆等。发掘者将马桥文化分四段,其一、二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三、四段相当于商代前期,而二里头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考古学层面上说,二里头文化南传,终结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本地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模式,开启了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节奏而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二里头文化南传给业已衰落的南方地区文化强烈的外部刺激,促使南方各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复兴。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突然衰亡,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进入低潮,这为中原文化南下提供了条件。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或其孑遗(所谓“后石家河文化”)因二里头文化南下而彻底消失,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等地则受二里头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也因为二里头文化的西进形成了三星堆文化,江淮地区在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参与下形成了斗鸡台文化,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也是本地前期良渚文化遗留与二里头文化结合的产物。这些新的地域文化尽管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但主体面貌均有很大变化,而且外来文化所占分量较大甚至起主导作用。二里头文化可能并没有直接占领和控制长江和淮河以南地区,但其影响波及到上述地区,斗鸡台文化、马桥文化中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存在甚至已经不能仅仅解释为影响了,而是二里头文化直接参与的结果。夏商之际,二里头文化在与商的竞争中失败,其遗民必有一部分从中原南迁,加上已在南方的二里头文化先民在商人南下的压力下又被迫向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等地迁徙。社会生产力和政治发展水平均较先进的二里头基因的注入,促进南方各地域文化走向中兴。从历史学层面上说,二里头文化南传是南方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四土”“五服”系统的开始,也是南方地区纳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中国历史体系的开始。
  186. 《左传·鲁襄公十二年》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
    《左传·鲁昭公三十年》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锺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王弗听,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锺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左传·鲁哀公七年》夏,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为无能为也。
    《左传·鲁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絻,放绖而拜。
    《左传·鲁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将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后于鲁矣。将以二乘与六人从,迟速唯命。”遂囚以还,及户牖,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大宰嚭言于王曰:“无损于鲁,而祗为名,不如归之。”乃归景伯。
  187. 张志鹏《太伯立国苏南考——兼论吴、夨、虞的关系》
  188.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
  189. 189.0 189.1 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未给name(名称)为舊斟鄩遗址的ref(参考)提供文本
  190.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191. 《墨子·卷九·非命上》……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192. 192.0 192.1 《墨子·卷八·明鬼下》……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闲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若以为不然,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于此乎天乃使汤至明罚焉。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夏众,入之郊逐,王乎禽推哆、大戏。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列兕虎,指画杀人。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为然,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播弃黎老,贼诛孩子,楚毒无罪,刳剔孕妇,庶旧鳏寡,号咷无告也。故于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罚焉。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先庶国节窥戎,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乎禽费中、恶来,众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僇。故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费中、恶来、崇侯虎,指寡杀人。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则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
  193. 李锋《商汤南亳问题的再认识》
  194.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195. 《墨子·卷十二·贵义》
  19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赤鹄之集汤之屋》曰古有赤鹄集于汤之屋,汤射之获之,乃命小臣曰:“脂羹之,我其享之。”汤往□。小臣既羹之,汤后妻纴巟谓小臣曰:“尝我于尔羹。”小臣弗敢尝,曰:“后其杀我。”纴巟谓小臣曰:“尔不我尝,吾不亦杀尔?”小臣自堂下授纴巟羹。纴巟受小臣而尝之,乃昭然,四荒之外,无不见也;小臣受其馀而尝之,亦昭然,四海之外,无不见也。
    汤返廷,小臣馈。汤怒曰:“孰盗吾羹?”小臣惧,乃逃于夏。汤乃■之,小臣乃眛而寝于路,视而不能言。众乌将食之,巫乌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夏后有疾,将抚楚,于食其祭。”众乌乃讯巫乌曰:“夏后之疾如何?”巫乌乃曰:“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之栋,其下馀后疾,是使后疾疾而不知人。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体,是使后之身痾疟,不可极于席。”众乌乃往。巫乌乃度小臣之喉胃,小臣乃起而行,至于夏后。
    夏后曰:“尔惟谁?”小臣曰:“我天巫。”夏后乃讯小臣曰:“如尔天巫,而知朕疾?”小臣曰:“我知之。”夏后曰:“朕疾如何?”小臣曰:“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之栋,其下舍后疾,是使后棼棼眩眩而不知人。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身,是使后昏乱憨心。后如彻屋,杀黄蛇与白兔,发地斩陵,后疾其瘳。”
    夏后乃从小臣之言,彻屋,杀二黄蛇与一白兔;乃发地,有二陵屯,乃斩之。其一白兔不得,是始为陴丁诸屋,以御白兔。
  19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伊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曷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
  198. 《鬼谷子·忤合》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汤。
  199. 《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
  200. 200.0 200.1 200.2 200.3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1983年10月,碳十四测年专家仇士华、蔡莲珍等……经过分析估计推论出: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断代工程数据给出了二里头文化第一到四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880~前1520年。……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580~前1480年,二里冈下层第二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85~前1415年。二里冈上层第一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29~前1392年,二里冈上层第二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00~前1210年。…………2000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简本》基本完成后,课题组去河南采样,又去增加了具有直接地层叠压关系的系列样品,通过对其高精度测年并进行数据的曲线拟合,得到二里冈下层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将新砦遗址测得的年代数据与二里头遗址测得的年代数据共同拟合(其中也包括二里头文化第五期,考古学上认为是二里冈期。该数据为断代工程进行时测得,《简本》上二里头的拟合结果中也应用了这些数据,但《简本》数据表中未将此数据列出)……
    表一一 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结果
    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05年,二里头第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
  201. 201.00 201.01 201.02 201.03 201.04 201.05 201.06 201.07 201.08 201.09 201.10 201.11 201.12 201.13 201.14 201.15 201.16 201.17 201.18 201.19 201.20 201.21 201.22 201.23 201.24 201.25 201.26 201.27 201.28 201.29 201.30 201.31 201.32 201.33 201.34 201.35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202. 202.0 202.1 202.2 202.3 《路史·后纪》帝杼能帅禹者,故夏氏报焉,二十有七岁陟,子槐立。……帝厪,一曰顿,立二十岁而陟。……帝皋,是为简皋,十有一岁陟,葬于殽,所谓南陵。子敬发立,一曰惠,是为后敬,其始即继诸夷式賔献其乐舞,于是思禹之功庸意于治,十有二岁陟。
  203. 《资治通鉴外纪》云孔甲“在位三十一年。”《皇极经世》亦同。
  204.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205. 《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义括地志云:“淳于国城在密州安丘县东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国也。春秋‘州公如曹’,传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经云‘淳于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淳于国也’。”,少而喜医方术。
  206. 《史记·卷二·夏本纪》……有扈氏不服《集解地理志》曰:“扶风鄠县是扈国。”《索隐地理志》曰:“扶风县鄠是扈国。”《正义括地志》云:“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鄠县,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启伐之,大战于甘。
  207. 《逸周书补注》……知能均而不亲,并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贵宠,力钧势敌,竞进争权,下争朋党,君弗能禁,南氏以分孔注二臣势钧而不亲,权重养徒党,所以分国也。补注路史夏后纪禹后有南氏以二臣势均争权而分,国名纪世本之有男氏,潜夫作南,周书之有南也,二臣势均争权而分,楚地纪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衡案邓名世姓氏辨正以有南氏为盘庚之后,卢文弨曰有南氏之国,水经注以为在南郡。施彦士曰案南郡,今湖北荆州府是。
  208. 《史记·卷三·殷本纪》注
    《正义》《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209. 《史记·卷四·周本纪》注引正义括地志云:“古㜪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
  210. 210.0 210.1 《左传·鲁桓公四年》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左传·鲁庄公六年》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冬,王使来告难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
    《左传·鲁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
    《左传·鲁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
    《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乎其周之旧也。”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枫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脩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211. 《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胄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曰御龙氏,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后于夏之墟,为唐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太叔,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范氏所云在周为唐杜氏也’。地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县。今在绛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为唐旧国’。”然则叔虞之封即此地也。
  212.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引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舆地志云秦为丹水县也。地理志云丹水县属弘农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光照如火,网而取之,割其血以涂足,可以步行水上,长居川中不溺’。”
  213.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正义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 。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按鲁县,汝州鲁山县是。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上唐乡故城即是。后子孙徙于唐。”,周公诛灭唐。
  214.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215. 《后汉书·地理志·郡国四·平原郡》鬲侯国。夏时有鬲君,灭浞立少康。
  216. 216.0 216.1 216.2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六安国……六,故国,皋繇后,偃姓,为楚所灭。……蓼,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师古曰:“斄读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公刘处豳师古曰:“即今豳州栒邑是。”,大王徙支阝师古曰:“今岐山县是。”,文王作酆师古曰:“今长安西北界灵台乡丰水上是。”,武王治镐师古曰:“今昆明池北镐陂是。”,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师古曰:“谓七月之诗。”。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师古曰:“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腹之下肥曰腴,故取谕云。”。……
    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子男之国,虢、郐为大,恃势与险,崈侈贪冒,君若寄帑与贿,周乱而敝,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亡不克矣。”
  217. 217.0 217.1 217.2 217.3 李维明《夏文化分布态势量化与信息初现》……夏文化初始期(二里头文化一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14.3%。分布密度排序显示(表一),以伊洛平原分布密度最大,嵩山地区次之,豫东和郑荥地区具有一定分布密度,豫西山地比较稀疏。
    表一 夏文化初始期(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夏文化发展期(二里头文化二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23%,分布范围较一期明显扩张,表现为越过黄河进入豫北,西北方向进入晋南运城盆地,南下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与一期相比,豫西山地、郑荥地区和豫东平原密度明显增加;伊洛平原和嵩山地区分布密度明度下降。分布密度排序显示(表二),以伊、洛平原分布密度最大,豫东平原、郑荥地区,嵩山地区次之,豫西山地和新纳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运城盆地分布密度可观,豫南汉水、淮水流域、豫北地区有所分布。
    表二 夏文化发展期(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夏文化鼎盛期(二里头文化三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42.6%。本期在二期分布地域基础上,向西进入陕西省东部,西北进入临汾盆地。分布密度排序显示(表三),伊洛平原、嵩山地区分布密度继续下降,豫东平原、郑荥地区、豫南地区逐渐成为分布密度较大的区域,豫北地区密度继续增加,豫西山地分布密度有所下降,新纳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临汾盆地、陕西省东部形成一定的分布密度。夏文化衰落期(二里头文化四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20%。由于本期分布地域较三期有所收缩,所以豫西山地、豫南地区、豫东平原分布密度明显下降,嵩山地区、晋南分布密度明显攀升(表四)。……伊洛平原是夏文化自始至终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域,显示这里一直是夏文化分布中心。
    表三 夏文化鼎盛期(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表四 夏文化衰落期(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1.河南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
    ……(1)伊洛平原……其中以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为丰富,文化特征最具代表意义,所以可以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2)嵩山丘陵区,本区地处秦岭余脉,多为丘陵分割环绕形成的小型平原。流经这里的汝水、颍水、溱水、双洎河自东南方向最终注入淮河。……本区在二里头文化早期是一个区域性中心,暂以新密新砦等遗址为代表,作为二里头文化地方类型,称为新砦型。……(3)豫西山地,本区域属夹在秦岭与太行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黄河谷地,是连接伊、洛平原与关中平原的交通廊道。……暂以渑池郑窑遗址为代表,作为二里头文化地方型,称为郑窑型。……(4)郑荥地区……应当是一个区域文化中心,暂从学界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为代表,称之为“洛达庙类型”。(5)豫北地区,该地区依太行山,黄河、济水、沁水流经其间……文化面貌同于二里头类型,是伊洛平原和郑荥地区二里头文化北扩的产物。(6)豫东地区……这里应是一个区域文化中心,暂以杞县牛角岗遗址为代表,称之为“牛角岗类型”。(7)豫南地区,本区可以区分为南阳盆地和淮河上游地区。南阳盆地,由北部秦岭余脉伏牛山、桐柏山、大洪山和西部属大巴山脉的武当山合围形成盆地平原。……这里应当存在小区域文化中心,暂以邓州穰东遗址和浙川下王岗遗址为代表,分为平原的“穰东亚型”和山区的“下王岗类型”。淮河上游地区,位于黄淮大平原南陲,南面大别山。……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或小区域文化中心。暂分别以驻马店杨庄遗址和信阳南山嘴遗址为代表,分为“杨庄亚型”和“南山嘴类型”。
    2.山西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
    目前公布的山西省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约占二里头文化遗址总数的22%,主要分布在运城盆地和临汾地区。属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运城盆地,由吕梁山和中条山合围形成盆地,黄河环绕其西,涑水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境,流入黄河。……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可作为“东下冯类型”内部的一个亚型,暂以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称为“东下冯亚型”。临汾地区,属于由东面太行山和西面吕梁山形成的山谷间平原……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可作为“东下冯类型”内部的一个亚型,暂以临汾大柴遗址为代表,称为“大柴亚型”。
    3.陕西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暂以渭南南沙村遗址为代表,称为“南沙村类型”。
    4.湖北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目前有关这里二里头文化面貌尚不是很清楚,暂以枣阳墓子岗遗址为代表,称为“墓子岗类型”。
    5.安徽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安徽省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线索目前主要在阜阳地区有所显露。……
    夏文化不仅起源于拥有煤、铅、森林、动物资源的伊洛平原、嵩山地区,而且向西占据拥有金、铁、煤、石墨、森林、动物资源的豫西山地,进而控制拥有池盐、铜、煤、森林、动物资源的晋南,向南控制拥有铜、云母、萤石、石油、玉石、森林、动物资源的南阳盆地和拥有丰富水产、森林、动物资源的淮源及其上游地区。……
    本文将二里头文化内部进一步分为型、类型、亚型三级。所谓型,因二里头文化初期地域特征而设,以显示其个性。所谓类型,因二里头文化特征的趋同性增强而设,以显示其寓于个性中的共性。所谓亚型,指二里头文化各类型分布区域内不同地理单元文化特征再区分。……
  218.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张超华《豫西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空间范围是豫西北地区,具体指太行山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黄河以北,淇河南这一区域。包括焦作、济源、鹤壁、新乡市的辉县、获嘉县的全部,卫辉市、新乡县的一部,还包括洛阳市的吉利区。……二里头文化是指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它是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在北达沁河流域及晋南地区,南指河南淅川和湖北长江沿岸一带,东到豫东地区,西抵关中平原东部的广大地区皆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下七垣文化是指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具体来说,在北至河北中部,西至太行山麓,东至古黄河沿岸,南至沁河、新乡一带的区域内,均已发现有下七垣文化的遗存。……东太堡文化是指分布于太行山西麓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中北部和长治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东南部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关于其命名,学界存在的争议较大,邹衡先生将其命名为“光社文化”。侯毅、宋建忠、武俊华先生将其命名为“东太堡类型”或“东太堡文化”。宋新潮、严志斌先生将其命名为“白燕文化”。张忠培、闫向东、张光辉先生称其为“白燕四期遗存”。段天璟先生称其为“晋中Ⅵ段遗存”。……二里冈文化是以河南郑州二里冈遗址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商代早期文化。……殷墟文化是指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张国硕先生认为,洹北花园庄遗址早晚段之间联系密切,且与殷墟文化一期文化面貌相似,应该整体归入殷墟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阶段,并认为商文化应该分为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两大阶段,“中商文化”的提法值得商榷。本文基本认可张国硕先生的观点。殷墟文化可四分法,洹北花园庄遗址属于殷墟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二里头文化典型陶器的不同型式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据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四段。……从陶器形态和组合特征等方面观察,以上四段之间均存在差异性。其中,一、二段之间,三、四段之间差异性较大,器物变化明显。而二、三段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共性较多。因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段为第一期,二、三段为第二期,四段为第三期。……本文将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分为三期四段,通过与二里头遗址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其相对年代。……第一期一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第二期二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第二期三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第三期四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
    ……鉴于豫西北地区夏商时期碳十四测年数据较少,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对比来推定该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随着新砦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并认定其性质为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过渡性遗存。有学者将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将二里头文化年代的上限定为公元前1750年,下限为公元前1540年。采用最新的测年数据,则二里头文化四期共历时约200年,每期50手。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第一至三期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因而其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57~前1570年。……
    ……以上典型陶器的不同型式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据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四段。……从陶器形态和组合特征等方面观察,以上四段之间均存在差异性。其中,一、二段之间,三、四段之间差异性较大,器物变化明显。而二、三段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共性较多。因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段为第一期,二、三段为第二期,四段为第三期。……本文将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划分为三期四段,通过与二里头文化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其相对年代。……第一期年代应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相当。……第二期二段……推定其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相当。……第二期三段的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相当。……第三期四段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相当。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相当。其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657~前1570年。
    分析豫西北地区商时期单位文化属性可以发现,这里的文化面貌总体上属于商文化的范畴,但是明显可以分为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两大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序列较为明显,通过与郑州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对比,可以确定其年代。……豫西北地区早商时期不同型式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各个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由此,可以将早商时期遗存分为四段。……从陶器形态和组合特征等方面观察,以上四段典型器形的演变存在较强的承袭性,因此这四段应为同一考古学文化连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每段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可将每一段视为一期。……通过将豫西北地区早商时期遗存与二里冈文化分期做对比,来推断其相对年代。……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一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一期相当。……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二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二期相当。……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三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三期相当。……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四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四期相当。……豫西北地区早商文化时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冈文化一至四期。……从分布范围来看,一、二、三期时期分布范围较广,尤其是在二、三期时,到了四期仅在孟庄遗址有所发现。……
    豫西北地区晚商时期不同型式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各个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由此,可以将晚商时期遗存分为四段。……以上四段陶器组合基本相同,但形态方面有所不同,应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现将其分为四期,与所分四段相对应。……通过对比豫西北地区殷墟文化遗存与安阳殷墟文化的对应关系,来推断其相对年代。……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二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三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推断四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二里头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分布范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东抵郑州地区,北至沁水沿岸,西至三门峡地区,南到南阳地区。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位于豫西北地区的西南部,而其北界抵达沁河沿岸,己属豫西北地区。其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其性质属于夏文化。东下冯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主要分布在山西西南部的汾水、涑水流域,包括运城盆地、临汾盆地等。其分布区域位于豫西北地区的西部。发掘的遗址包括夏县东下冯、永济东马铺头、襄汾感军等。东下冯类型相对年代晚于当地龙山文化时代的三里桥文化和陶寺文化,而早于二里冈文化早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其性质属于夏文化。下七垣文化漳河型主要分布在冀南豫北的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安阳等地区。其分布区域与豫西北地区紧邻,以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界段营、邢台葛家庄、安阳鄣邓、鹤壁刘庄等遗址为代表。其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性质属于先商文化。东太堡文化是指分布于太行山西麓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中北部和长治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东南部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关于这一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先后有不同的命名,如光社文化、二里头文化晋中类型、东太堡文化、朱开沟文化光社类型、白燕文化、尹村一类遗存、下七垣文化白燕类型、白燕类遗存、杏花文化等不同的称呼。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文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地区。……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
    ……学者们在区分二者的地域范围时,大多笼统的描述为以沁河为界,沁河以西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以东为辉卫型的分布区域。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区域的分布基本呈现出稳定——扩张——退缩——稳定的特点。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时期稳定的分布在黄河沿岸,三期早段开始越过沁河,扩展到孟庄遗址、府城遗址,三期晚段时退出孟庄遗址,沁河以东仅存府城遗址,到四期时期退出孟庄,沁河以东基本不见二里头文化遗存。辉卫型在这一区域的分布与之相反,呈现出稳定——收缩——扩张——稳定的特点。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产生于宋窑遗址、孟庄遗址,到了三期早段,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北扩,孟庄遗址的性质发生变化,到了三期晚段,开始大幅扩张,沁河以东基本囊入辉卫型的分布范围,到了四期,辉卫完全占据沁河以东,隔沁河与二里头文化对峙。
    ……观察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文化因素构成……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可知,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中A群为来自漳河型的文化因素,陶器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最多,为构成本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最主要的一群陶器。B群主要是受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传播影响,数量较多。C群主要是受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影响。D群主要是受晋东南地区的东太堡文化的影响,所占数量较少。E群主要是受岳石文化的影响。……
    ……夏商时期,豫西北地区分布着四种考古学文化,分别是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在属于夏王朝时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豫西北地区分布着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两种考古学文化。在属于商王朝前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豫西北地区仅有二里冈文化遗存分布。在属于商王朝后期的殷墟文化时期,这里仅分布有单一的殷墟文化。……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主要是受到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同时,它所包含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较多。本文赞同称其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命名。辉卫型前后持续三期,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止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夏时期,该地的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分布区域呈现此消彼长的规律。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遗存基本分布在黄河附近,而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主要分布在淇河以南的个例遗址。三期早段时,二里头文化迅速扩张,越过沁河,一度占领辉卫型的领地孟庄遗址,而辉卫型仅在宋窑遗址有所发现。三期晚段时,二里头文化呈收缩状态,沁河以东固守府城一处遗址,而辉卫型大肆扩张,沁河以东基本被其占领。四期早段时,二里头文化退出沁河以东,以沁河为界与辉卫型对峙。到了商时期,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统一,基本处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控制之下。……
  219. 李永强《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遗存分区研究》……陕西东部地区地理范围指:西安以东,熊耳山以西,北至渭河,南面以灞河丹江为畀,略呈三角形。该区域地貌复杂,以秦岭东段主峰为界可划分为两个地理单元。秦岭东段主峰以北,为渭河下游冲积平原,南面为秦岭山间谷地。区域内河流众多,其中较大的河流有渭河、灞河、丹江、洛河等,除丹江属于江汉水系外,其余都属于黄河水系。陕西东部处于豫西、晋西南、鄂西北的交汇地带,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走廊。以往的发掘和研究,已经基本摸清了该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序列和文化面貌。依次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早期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文化,其后为二里头时期遗存。……依据文化内涵差异,结合自然地理的分野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把陕西东部地区二里头时期晚期阶段遗存分为两个文化小区,即分布在秦岭山地的东龙山小区和分布在渭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南沙村小区。
    1.东龙山小区
    本小区包括东龙山、紫荆、泔河口、龙头梁等遗址。该小区以商丹盆地为小心,并包括洛河上游地区。……
    2.南沙村小区
    本小区包括南沙村、老牛坡、元君庙等遗址,各遗址均分布于渭河支流的河谷阶地上。……
    上述两个小区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比较细致,两者的共性是主要的,因此,两者不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而应当作一个地方类型的两个文化小区来认识。……陕西东部地区,与豫西、晋西南、鄂西北相邻,在本地区遗存的晚期阶段,上述地区分布着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下王岗类型,而以二里头类型分布地域最广、发展程度最高。本地区二里头时期晚期阶段遗存,即是该类型向西扩张而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同时,东下冯类型和下王岗类型也对本地区晚期阶段有一定影响,相比二里头类型而言,这种影响比较微弱。南沙村小区,与东下冯类型分布地域相邻,吸收了一些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但它的影响仅限于南沙村小区,南边的东龙山小区基本不见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而东龙山小区,与下王岗类型分布地域接近,接纳的下王岗类型文化因素就多一些。同样,下王岗类型的影响也仅限于南面的东龙山小区,没达到北面的南沙村小区。
  220. 220.00 220.01 220.02 220.03 220.04 220.05 220.06 220.07 220.08 220.09 220.10 220.11 220.12 220.13 220.14 秦小丽《夏商时期江淮河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地域间文化动态关系——以陶器资料分析为中心》……长江中游地区是指从位于鄱阳湖南岸的九岭山脉到北岸的大别山脉以西的三峡出口,以宽阔的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地域。这里不仅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还有长江和汉江两大水系以及支流流经的广阔地区。……夏商时期见于江淮地区的器类既有中原地区特有的圆底深腹罐、圆腹罐、甑、刻槽盆、大口尊、小口瓮、爵、斝、盉、甗、鬲外,还有四川东部常见的灯形器、凸肩罐、细柄豆、尖底罐和江西鄱阳湖周边较多的釉陶尊、罐、钵、壶以及长江中游特有的釜形鼎、釜、垂腹罐、粗柄豆、细颈壶和淮河流域的特征性陶器等。这些陶器大多以混杂的形式在不同遗址中出土,而各个陶器系统的比例则视遗址不同而有较大差异,还有一些遗址则了完全看不到这种陶器系统混杂的局面。根据发表的资料,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时期江淮地区的陶器系统有伊洛系,伊洛模仿系,岳石系,巴蜀系,釉陶系,伊洛郑州系,豫南在地系,江淮在地系和其他表示系统不明的陶器。……
    三、江淮地区二里头文化期的陶器组合形式
    起源于黄河支流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较广,直到豫南的丹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均有发现。……以下将从地理位置分布的角度,从北到南将各个遗址分为三个地理区划来分析。它们分别是:汉水及其支流的丹江流域、淮河上游、长江中游的沮漳河及其鄂西三门峡地区。
    1.汉水及其支流的丹江流域……
    八里桥遗址:……在地系器类有刻槽罐、钵形罐、牛鼻耳盆、甑、圆柱形器盖、异形器等,占全体陶器总数的12.8%。伊洛以及伊洛模仿系陶器有鼎、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盆、刻槽盆、有颈罐、缸、大型尊、盉、爵、豆、瓮等,占87.2%。
    下王冈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年代约相当于第1、3期。34个灰坑中出土的陶器有圆腹罐、鼎、深腹罐、甑、大型尊、短颈罐、刻槽盆、缸、器盖、瓮、垂腹罐、钵、釜形尊、盘等。其中第1期的伊洛系陶器有圆腹罐、鼎、豆、杯、短颈罐、深腹盆、甑、大型尊、缸、瓮等,约占全体陶器的77.4%。在地系陶器有垂腹罐、钵、大盘、刻槽盆、釜形尊、器盖等,约占22.6%。到了第三期,陶器除了垂腹罐和钵为在地系,余下全部为伊洛系陶器。在地系和伊洛系的陶器比例分别为10.9%和89.1%。从陶器用途的角度来看,由鼎、圆腹罐、甑等炊煮器和深腹盆、杯、豆、壶等盛食器以及大型尊、小口瓮、平口瓮等储藏器、加工工具的刻槽盆所构成。这与伊洛地区的陶器构成完全相同。
    穰东遗址……
    乱葬坑遗址……
    李家湾遗址……
    王树冈遗址……
    墓子岗遗址……
    ……通过以上7处遗址出土陶器构成的分析,地理上与伊洛地区接近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占各个遗址陶器构成的7成以上,而在地系陶器仅占2~3成。从年代上来看,这里除了穰东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遗迹外,其它所有遗址的年代都与二里头文化前期相当,以二里头第2、3期为多。因此,这个时期这一地区各遗址的陶器构成以伊洛系陶器为主。
    2.淮河上游地区……
    杨庄遗址……
    党楼遗址……
    西平上坡遗址……
    北丘上层遗址……
    3.长江支流沮漳河流域和鄂西地区:这里以长江中游为中心,西从三峡出口到武汉市周边地区,特别是沮漳河流域和鄂西地区以及澧水流域。这一地区发现的遗址中,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少……
    王家嘴遗址:……从灰坑及文化层中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第3、4期的陶器。出土陶器中既有伊洛郑州系的盆形绿、圆腹罐、大口尊、鬲、豆、小口瓮等,占50.0%,在地系的壶、釜形鼎等占25.0%,大口缸占25.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遗址中大口缸特别多,也许这里曾是大口缸的制作工房,在我们无法推断其真正原因之前,把大口缸从全体陶器比例中抽出来单独计算。
    ……盘龙城城址外的王家嘴遗址和荆州荆南寺遗址的伊洛系陶器涵盖了鬲、甗、斝、深腹罐、圆腹罐等日常生活的器类,占到总陶器比例的5成左右,与之前分析过的两地区陶器系统构成相似。但是位于三峡地区的两遗址的陶器系统构成则不同,这里的伊洛糸仅占总比例的2成,而且陶器器类中日常生活器类比较少,多见盉、斝等酒器。
    通过对以上三地区遗址陶器系统构成及其消长趋势的分析,其结果如图六所示,邻近中原地区南部的汉水及其支流地区的7处遗址,其陶器系统中伊洛系陶器占到半数以上,显示其为各个遗址的主要构成要素。……东部淮河上游地区的6处遗址构成中,与汉水流域邻近的4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占到各个遗址的7成以上;而其以东的2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仅占到2~3成,在地系陶器则占到近半数,同时还有岳石系陶器,其比例占到24.2~35.0%,显示了地理位置对陶器系统构成的影响。从年代来看,这里的遗址也大多集中在二里头文化的前半期。距离中原地区最远的长江支流滠水流域,沮漳河流域及鄂西地区,虽然也发现了一些伊洛系陶器,但是其比例很少。先来看除了王家嘴之外的其它三遗址的比例构成。这里伊洛系陶器仅有大口尊、盉、爵、鼎、深腹罐、圆腹罐等占全体陶器的2成。……通过对以上各个遗址的陶器分析,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动态关系以恒常的一般地域间交流为主,接近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的遗址,其陶器构成中伊洛系陶器所占比例大,而较远地区则占很少的比例,显示了地理位置对遗址陶器构成的影响。……
    图六 二里头文化时期江淮地区的陶器构成比率
    四、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陶器构成
    ……1.盘龙城遗址…………以上分析了盘龙城内外5处遗址的陶器系统构成,各个遗址的陶器系统依据其所在遗迹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看,伊洛郑州系陶器占据半数以上,显示其比例较高,是盘龙城遗址陶器构成的主体。……2.荆南寺遗址……4.铜鼓山遗址……
    ……伊洛郑州系陶器占五成以上的遗址仅盘龙城与铜鼓山两处,均高达75%,是陶器构成的主体。而在地系陶器仅占2成多。…………
    长江中游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汉水及其支流地区的陶器构成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它们与中心地区的遗址相联形成一个面的分布…………
  221. 221.0 221.1 221.2 李丽娜《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依据盘龙城王家嘴遗址地层之间的叠压和各遗址器物之间的演变关系,该遗址中的第一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一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第二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二期、王家嘴遗址第一和第二期、李家嘴第二期和杨家嘴第二期墓葬为代表;第三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三期、王家嘴遗址第三期、杨家湾第三期和杨家嘴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应有缺环,而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应是连续发展的。其第一期和第三期的相对年代应分别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的年代相当,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应晚于二里岗H9而稍早于H17,即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早。相应地,其第一期文化的性质应属南下的夏文化,而第二和第三期文化遗存则应属于南下的早商文化。 ……
    表一 盘龙城各遗址分期对应表
    ……盘龙城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应为早商文化……盘龙城第三期的文化因素构成和第二期差不多,但在个别遗址中,缸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相应地,鬲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因此盘龙城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亦应为早商文化。
    ……盘龙城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仅在城垣和城门下有少量发现,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在性质上属于夏文化;而王家嘴遗址⑨层由于所包含的器物和⑧层基本相同,因此两层应该合并,同属于盘龙城遗址第二期,其年代晚于二里岗下层偏早,而稍早于二里岗下层偏晚,在性质上属于早商文化。盘龙城遗址第三期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偏晚,其性质上亦属早商文化。对比盘龙城和郑州两地商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可以看出,其在遗迹和遗物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共性,对此,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是商人南下的结果。……
  222. 222.0 222.1 盛伟《从盘龙城遗址兴废看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二里头文化进入的地点除盘龙城遗址外,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还有荆州荆南寺、襄阳法龙王树岗、钟祥乱葬岗和大悟李家湾等遗址。……与法龙王树岗、乱葬岗面貌接近的遗存还见于其上游的郧县李营、丹江口熊家庄、淅川下王冈及南阳盆地的方城八里桥、邓州穰东等遗址,学界一般将这类遗存统称为二里头文化下王冈类型。因此,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经南阳盆地沿汉水南下应当是其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一条主要线路。李家湾遗址位于汉水东部,其二里头时期遗存的面貌可能与盘龙城遗址较为接近,出土的带鸡冠状鋬的甑或盆、花边口沿罐、带按窝的鼎足、大口尊等均为比较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盘龙城和李家湾所在江汉东部地区向北沿今京九线越过桐柏山即为二里头文化杨庄类型分布区,已发掘的遗址有信阳三里店、驻马店杨庄等遗址。该类型的一些地域特征,如流行肩部不明显的大口尊以及陶器中红陶或褐陶数量相对较多等,也为盘龙城和李家湾遗址所共有,故江汉东部地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由中原地区沿今京广线南下,跨过桐柏山与江汉平原之间的陆地通道后向南传入。二里头文化到达长江沿岸后继续利用长江通道向周边扩散,其中溯江而上可影响鄂西三峡地区,沿江而下则进入赣江下游及鄱阳湖地区。总体来看,盘龙城遗址的兴起与中原文化南下的背景密切相关。从地理位置上看,盘龙城遗址位于汉水与长江这两条水系的交汇口附近,其中汉水是二里头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一条主要通道,而长江则是其进一步往上游和下游发展的主要线路,故这两条水系对于中原文化的南下扩张发挥了重要通道作用。…………从文化背景上看,盘龙城遗址所在的江汉东部地区除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外,也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所波及,因此当时两支最主要的文化势力很早就在盘龙城遗址交汇。当商王朝建立后,作为下七垣文化主要继承者的二里冈文化也很早就进入并控制盘龙城遗址。……二里冈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时代大致相当于盘龙城遗址的第三期,即二里冈文化下层一期偏晚阶段。…………总体来看,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入和扩张表现出东西区位上的差异。在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及赣鄱地区以及洞庭湖东部地区,许多遗址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向外传播的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其文化面貌与盘龙城几乎一致,且与盘龙城遗址的文化演进也保持着相同节奏,显示出中原势力有效的控制力和持续的影响力,所以中原文化的进入是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对这些区域形成强势的文化占领,同时建立起多层级聚落体系,背后隐含的是政治权力对该区域的有效管辖。……综上所述,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二里头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经汉水通道和豫南一带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并以长江沿岸为通道逐步向周边扩张。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势力尚不如二里冈文化强大,所见遗址点的数量较少,遗存也不丰富,更未见城址一类的高等级遗存。盘龙城的兴起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且凭借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上的双重优势,其重要性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便已凸显出来。二里冈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后不久,其势力就开始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首先通过占据和建设盘龙城,中原文化在二里冈下层一期阶段就已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据点。至二里冈文化下层二期开始,中原王朝对盘龙城的建设趋于成熟和完善,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成为商文化向南扩张的中心据点。随着盘龙城等级地位的提高,中原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向东进入到赣江鄱阳湖地区,向南进入洞庭湖东岸,向西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及澧水下游地区,而在盘龙城所在的江汉平原东部及随枣走廊地区则进一步建立起多层级的聚落体系。从中原文化进入的结果来看,中原势力在东部地区显示出有效的控制力和持续的影响力,而在西部地区虽然保持了文化影响上的持续性,却始终未取得文化性质上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果似乎暗示中原王朝的经营重心仍集中于前者,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其向南扩张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资源所决定的。至中商偏晚阶段,盘龙城遭到废弃,进而对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变动产生联动性影响,造成一大批关联次级城市先后遭到废弃,使得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渐兴起,中原文化也由此从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向北撤出。在此之后,商文化虽未如之前那样全面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但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却并未断绝,譬如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多个地点就零星出土了典型殷墟阶段的青铜器,可能是中原文化再次南下的印证……
  223. 姚政权、吴妍、王昌燧、赵春青《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新砦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东南方向的刘寨乡新砦村西北的台地上,南临双洎河,东临圣寿溪水,北面和西面为开阔平地,分布范围约70万平方米。如果加上新砦城址外壕所圈占的范围,遗址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主要的文化遗存分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三个阶段,距今约4200~3750年。…………考古发现证实,稻作最迟在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北传到了黄河流域地区。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西高崖、郑州大河村以及陕西华县泉护村都曾发现有炭化稻标本或遗迹。……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从龙山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其气候环境是温暖湿润的。整个遗址使用期内,气候波动不甚明显。对农作物植硅石类型的分析表明,夏代早期的农业生产是粟作农业为主、兼有水稻和小麦种植的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经济形态。……
  224. 赵春青、张松林、谢肃、黄卫东、张巧燕《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在新砦遗址中心区发掘出1座较完整的大型浅穴式建筑基址。……DF位于遗址中心区偏北部、内壕所环绕的内城偏北处。该处是遗址最高处,海拔143.8米。地势为西高东低,西部为高台抛,高约1.2米。……大型建筑东西现存长99.2米,其中,主体部分南北宽14.5米。活动面从西向东84米处向南内收2.4米,形成刀把形。东部内收部分南北间距11米,主体部分南北墙间距14.8米。…………DF这一大型建筑基址所处位置重要,规模宏大,建造讲究,可见不是一处普通的活动场所。DF内部和墙壁上没有发现承重柱留下的柱洞,可见,它也不是一座盖有屋顶的建筑。活动面上遗留着千层饼状的砂质土层,这说明它可能是一座露天的浅穴式建筑。过去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己发现有与此相似的遗迹。关于此类遗迹的性质,《礼记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𫮃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𫮃”。郑玄注曰:“封土曰坛,除地曰𫮃”。“除”既有整平的意思,也有开掘的意思。𫮃,为祭祀用的经过清除的整洁的地面。《礼记祭法》又云:“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坎是坑的意思,新砦遗址中心区发现的这座浅穴式大型活动场所或许就与“𫮃”或“坎”之类的活动场所有关。……
  225. 方孝廉、方媛媛、方莉《二里头遗址都邑探讨》
  226. 226.0 226.1 李杰、缪小荣《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比较研究》……经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城市性质、选址、规划布局、建造技术及防御体系等五个方面。……(一)……二里头遗址分布于河南偃师市西南约9千米处的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和北许等村庄之间,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发现有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的宫城。文化遗存丰富、规格高,既有规整的宫城、布局严谨的宫殿建筑、呈“井”字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集中分布的祭祀遗存和诸多高等级墓葬,又有铸铜、制陶、制骨、制造玉器和绿松石的作坊,还出土有相当数量且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玉器。其中早期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二里头遗址可分为前后衔接的四期文化,除第一期文化因发掘不彻底和后期破坏未见宫殿建筑基址外,二期至四期文化均发现有宫殿建筑,表明二里头遗址延续年代很长。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7.5千米的陶寺、李庄、中梁、东坡沟等四个自然村之间,由宫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组成。宫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近13万平方米。中期大城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80万平方米。……(三)……二里头遗址宫城位于遗址东南部,平面略呈规整的纵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目前已发现5座城门,城内有排列整齐的十余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城墙之外是垂直相交的四条大道。……陶寺遗址宫城位于遗址东北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与大城基本一致,目前共发现南东门和东南角门两处城门。……(四)在城墙建造技术方面,两处城址的城墙均使用夯筑法、版筑法建造,城墙墙基结构兼有基槽型和地面起建型;宫殿建筑技术接近,皆建造在台基上,是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建筑。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城墙多使用夯筑法建造,部分地段使用版筑法。城墙墙基结构方面,东、南、北三面城墙无基槽,平地起建,西城墙发现有基槽。宫城内发现十余座宫殿建筑。其中1号基址建在一座大型夯土台基上,由主体殿堂及四周的廊庑等构成,形成一座封闭式的庭院。2号基址中心殿堂建在台基之上,四周被廊庑和围墙环绕,也是一座封闭的庭院建筑。陶寺遗址大城及宫城城墙多使用夯筑法和版筑法建造,地上墙体使用版筑法,基槽部分采用夯筑法。城墙墙基结构方面,宫城城墙及大城城墙主要是基槽型,部分城墙可能属于平地起建型。……(五)……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周围多高山峻岭环绕,北面沿黄河一线有邙山东西向横亘,南面为嵩山余脉万安山,山势陡峭。城市四周关隘林立,东有黑石关、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南有伊阙,北有黄河关渡。遗址附近的伊河、洛河及两者交汇后形成的伊洛河同样具备防御功能。二里头遗址未发现郭城,但宫殿区建造有较方正的城墙,将十余城大型夯土基址包围在内,一些地段的城墙使用版筑法修建,墙体陡峭,防御效果显著。如此,遗址外围的自然防御屏障与人工修建的宫城城墙共同拱卫了二里头都邑的安全。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遗址地处塔儿山与汾河之间,东部是太岳山系的塔儿山,西部有吕梁山系的姑射山,地势大体呈东南向西北倾斜。遗址东北部的南河和西南部的宋村沟在陶寺文化时期尚未下切,是宽浅的河谷型河流,在规避水患的同时又利于军事设防。在人工防御设施的建造方面,陶寺遗址不仅修筑有宫城,还修建了郭城。宫城城墙上发现东南角门和南东门两处城门,其中东南角门整体呈短“L”形,且有墩台基础,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相似;南东门平面近似后世“阙楼式”城门,形制特殊,结构复杂。东南角门和南东门址都具有明显防御功能,军事防御色彩浓厚。
    (一)……二里头遗址未建造“保民”性质的郭城,不见较大规模的墓地,设置有较大规模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该遗址目前尚未发现郭城,也不见集中的大规模墓地,出土铜器、玉器的中型墓葬主要集中在宫城周围,墓葬整体分布较为分散。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如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紧靠在宫城南侧,且作坊四周有围垣,便于统治阶层对其进行封闭管理。宫城内的宫殿建筑以1号、2号基址为中心分为东、西两组,且有明显的中轴线布局,布局较为规整合理。与此不同,陶寺遗址则设置有具有“保民”性质的郭城,有集中的墓葬区,且陶寺中期墓葬区和祭祀区位于中期小城的封闭空间内。……(四)在对周边的影响和控制方面,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控制范围广,影响力强;以陶寺遗寺为代表的陶寺文化控制范围相对较小,影响力有限。二里头文化一期之时分布范围相对较小,西至崤山,北以黄河为界,东未及郑州、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自二期开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跨过黄河,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盆地东部、丹江上游的商洛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边分布到开封地区略东,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遗址不论是遗址规模,抑或相关遗迹的丰富程度,还是出土遗物的规格及功用等,都远远领先于周边其他非二里头文化遗址。故二里头文化在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方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二里头文化立动影响其他文化,显示出极强的影响力。与二里头文化有所不同,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集中在晋南的临汾盆地,其南部边缘进入运城盆地东北部一隅,分布范围相对较小,没有明显的文化扩张现象。……(五)……二里头遗址在第一期阶段,遗址规模已达到100万平方米;至第二期时,二里头都邑迎来了大发展,遗址面积增至300万平方米,新建了道路网、大型宫殿、手工业作坊等;第三期进入全盛时期,宫殿区外围建造宫城墙,新建宫殿,其他相关重要遗迹继续沿用等;第四期晚段之末才逐渐衰落。陶寺遗址在早期阶段规模较小,建造了宫殿区和宫城;在中期之时兴建大城(郭城),进入最繁荣阶段;晚期之时城墙、宫殿,甚至早、中期的大型墓葬都受到严重毁坏,都邑迅速衰落,虽然宫城城墙经历了重修,但迅即被废弃,沦为普通聚落。……
  227. 段玉琬《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研究》……二里头文化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器占有重要地位。二里头文化的铜器与治铸遗物不少于294件,可分为容器、乐器、武器、工具及其他礼仪用器等。……本文所指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即为青铜容器和乐器。在青铜礼器产生之前,陶礼器、玉礼器、木质礼器等都在二里头文化礼器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青铜礼器一经产生,便迅速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群的核心,并直接地促成陶礼器地位的严重下降,由此可见青铜礼器在二里头文化晚期礼制系统中的重要性。……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其青铜礼器多被二里岗文化继承并发展,而二里岗文化的青铜礼器又被殷墟文化继承并发展。……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大都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其他遗址几乎不见。统计显示,二里头遗址共发现青铜礼器46件,包括爵、鼎、斝、铃、钺、牌饰六类。……爵是二里头文化发现最早的铜容器,也是发现最多的青铜礼器,共有16件……铜斝出现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共有3件。……铜铃最早出现于陶寺文化中,二里头文化共有铜铃5件,其中二期3件,四期2件,三期目前还没有发现。……牌饰是二里头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器物,不见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共有3件,其中二期1件,四期2件,三期目前还没有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铜鼎到目前为止只发现1件,即二里头87YLVM1:1,属于四期。……二里头文化的铜钺也只发现1件,即二里头2000YLⅢC:1,属于四期。……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最早产生于二期,具体来说是二期偏晚阶段,铜铃、铜牌饰便是最早出现于这一时期。铜爵在三期开始出现,而铜斝、鼎、钺直到四期才开始出现。……二里头文化铜爵就直接来源于二里头文化的陶爵。二里头文化的铜铃应来源于陶寺文化的铜铃。……二里头文化的铜鼎、斝、钺应来源于岳石文化的陶鼎、斝和玉钺。……
  228. 刘远晴《中国早期铜器研究》……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于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早期铜器出土的数量很多,受气候、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文化内涵各不相同,我们将依据其种类、数量、制作技术、合金工艺的不同,分新疆中西部区,东天山与河西走廊区、河湟区、中原海岱区和北方区五个区域……通过对典型器形进行分析,依据中原铜器传统和欧亚草原铜器传统的不同特征,中国发现的早期铜器可以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区域,即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欧亚草原系统)、河湟——长城沿线地区(过渡区)、中原海岱区(中原系统)……
    图一 早期铜器分布图
    新疆中西部地区位于中国西北端,包括,此区域内发现的早期铜器主要分属于克尔木齐早期遗存、小河文化、安德罗诺沃类遗存、阿克塔拉类遗存、新塔拉类遗存、尼雅北部类型。……从现有资料看,该地区铜产品的数量较少,种类也比较简单,仅有少量的铜锥等小型工具和铜环、铜片等小件装饰品。……
    公元前两千纪中叶以前,东天山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为以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哈密是欧罗巴人种在中国分布的最东界,同时也是新疆蒙古人种所占比例最大的地区。……河西走廓地区最早的铜器发现于甘肃洒泉市的高苜蓿地、照壁滩遗址……发掘者认为这两处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晚期遗存……继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之后河西走廊地区出现的是四坝文化,该文化因首次发现于甘肃省丹山县四坝滩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这一狭长地带。南起祁连山北路,北近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达安西一带的疏勒河流域,东南或可至武威一带。据调查资料,其主要分布区仅限于东起山丹西至安西这一范围内,包括山丹、民乐、张掖、高台、金塔、酒泉、玉门、安西等县市。……关于四坝文化的绝对年代,火烧沟、干骨崖、东灰山均有碳十四测年数据,其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950至前1430之间。……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东天山与河西走廊区出土的早期铜器总量较大,迄今为止,四坝文化出土铜器己经有280余件,而天山北路墓地的铜器数量更为惊人,己达千件以上。两个地区早期铜器在种类、特征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在发表的铜器中,锥、刀、凿、镰、斧等工具54件,圆铜饰、管饰、条饰、镜、钏、泡、耳饰、鼻环等装饰品52件,镞、匕和矛等武器21件。……
    马家窑文化分布于甘、宁、青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泾河、渭河、洮河、湟水与西汉水、白龙江、岷江支流杂谷脑河等流域。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3369至前2882年之间。马家窑文化早中期,目前仅见东乡林家出土铜器。马家窑文化晚期包括半山、马厂两类型遗存,半山类型至今未发现铜器,马厂类型经发掘出土的铜器有3件……齐家文化以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命名。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与西汉水流域均有分布,但其分布中心是渭河上游、洮河中下游与湟水中下游地区。以行政区划定位,东起甘肃省庆阳地区宁县,西至青海湖北岸沙柳河,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南抵甘肃省文县,地跨甘、青、宁、蒙四个省区……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己大体明确。经测定的祥本共六个,灵台乔村1个,天水西山坪2个,永靖大何庄2个,乐都柳湾1个。测年数据大体落在公元前2183年前1630年之间。……目前,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共有15处,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大夏河、洮河、湟水流域以及石洋河上游地区,东部地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铜器。据统计齐家文化出土铜器己超过130件,已经发表约60件,包括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其中工具37件,包括刀17件、锥8件、斧3件、钻2件、凿2件、匕1件;装饰品23件,包括指环7件、手镯5件、铜泡6件、臂钏1件以及其他铜饰3件……河湟地区最早发现铜器的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厂类型,出土了3件小件工具。两件为锡青铜,一件为热缎成形的红铜。其中东乡林家的一件铜刀,锡含量较高,在6~10%之间,遗址灰坑中还出土有数件铜块,应为铜铁共生治炼不完全的产物。尽管出土有锡青铜的物品,但是总体来看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治铜业处在较初级的阶段,出土铜器的数量很少、质量也较低,出土的遗址也不多。……整体观之,以公元前两千纪前叶为界,河湟地区的治铜业发展可以划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由马家窑文化晚期到齐家文化早期,这一阶段,冶铜业仍处在较初级的水平,铜产品的数量不多,种类单一,器型也都比较简单。合金配比方面,原始合金铜出现,并最终完成了向纯铜的转化。此时的制作技术以锻造为主,铸造的产品较少,并且只采用双范合铸法。铜器多出土于居址,随葬的很少,说明铜器还属于比较珍贵的资源,没有完全普及。第二个阶段是齐家文化晚期,此阶段冶铜业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特性,出土遗址较多,产品数量明显增多,种类多元化,青铜器较早期阶段比例有了明显提升,说明这一阶段纯铜工艺逐渐被合金铜工艺所取代。在制作技术上,铸造技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人们已经能够使用多块范合铸像单耳竖銎斧这样的复杂器物,环首刀、人面匕首带钮铜镜等器物的工艺水平也很高。铜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说明铜产品己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资源。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下层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和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其分布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南临渤海,东到医巫闾山,至于西界,则因对燕山以南地区的“大坨头类型”性质的不同认识而会得出相异的见解。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分布于燕山南麓的夏家店文化“大坨头类型”也纳入研究范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400年,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目前,夏家店文化共出土早期铜器近110件,并发现有炉壁、少量陶范和铜屑。……朱开沟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即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至内蒙凉城县的岱海地区,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其二、三、四段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中第二段没有铜器出土,第三段出土有锥1件、针1件、臂钏2件、凿1件、镯7件;第四段出土有铜环1件、指环4件、铜镞1件,另外还采集有耳环5件,属于第四段遗物。……龙山时代北方地区发现的铜产品非常少……此时的北方地区,冶铜业可能还处刚刚萌芽的状态。进入夏纪年范畴内,北方地区的冶铜业开始异常迅速发展,制作技术方面,经过检测的26件铜器中,有11件为铸造,10件为热锻,4件为铸造后经过热锻,其中还有1件铜器为铸造后锻制。……合金工艺方面,早期铜器在北方地区一出现,青铜产品就占绝大多数,红铜产品仅占一小部分。……
    考古学习惯上的中原地区主要包括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西部,海岱地区则主要指山东省。这里我们注重的是出土铜器的区域,因此中原海岱区除包括以上区域外,还会涉及陕西等地的一些内容。
    一、仰韶时代中原海岱地区铜器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技术还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人类可能只是无意识对矿石进行加热,从而冶炼出原始合金铜,并不存在对铜矿有意识的加工利用。
    二、龙山时代晚期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仅发现铜器数件和一些冶炼遗物……总的来说,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原海岱地区己经具有了一定水平,能够有意识的冶炼纯铜,并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装饰品。但是此时出土铜器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出土遗址也不多。整体来说,此时的中原冶铜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
    三、二里头文化时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采集了一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学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第一期为1880B.C——1730B.C,第二期为1740B.C——1600B.C,第三期为1610B.C——1555B.C,第四期是1564B.C——1521B.C。……二里头文化目前共发现铜器近190件,冶炼遗物100余件。其中国内外收藏约17件,均为酒器和装饰品。……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主要发现于Ⅳ区,其中最大的一座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该铸铜遗址延续使用的时间有300年左右,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到第四期一直存在。出土了陶范、坩埚、炼渣熔炉壁铜冶铸遗物,其中个刎陶范上雕刻精致的纹饰。这是二里头遗址中目前唯一确定的铸铜遗址,也是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大型铸铜遗址。在遗址的其他区域还发现了多座工场式的作坊,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冶铜业己经达到一定规模。……二里头遗址目前有52件铜器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另有1件铜渣和1件铅片也进行了检测。其中10件为红铜(包括2件锡、铅含量均低于2%的低铅锡青铜);43件为青铜,包括锡青铜15件,铅青铜6件,铅锡青铜21件,砷青铜1件;另有铅制品1件。铸造技术方面,二里头遗址铜器均系范铸法制作,而且是从单范铸造发展到多范铸造,并采用了复合陶范法。生产工具锛、凿、锥、刀、鱼钩和武器戈、戚、镞等多采用单范铸成;容器爵、斝、盉、鼎和乐器铃则采用组合范铸成;铜饰品制作工艺尤其复杂,采用了铸造与镶嵌工艺相结合的手法。一部分铜器还铸有花纹,从素面到花纹,表现了铸造技术的发展。……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城北约17公里,涑水支流青龙河上游的东下冯村,东倚中条山,北枕呜条冈,在山麓下的平原地带。……该遗址共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器14件,包括铜刀1件、铜镞8件、铜凿2件、铜片1件以及残铜器2件。冶金学者对这些铜器进行了成分检测,除一件镞为红铜质外,其余13件均为青铜质地,其中两件镞做了进一步检测,为沿锡青铜。此外,驻马店杨庄发现有铜凿1件,经检验为红铜;洛阳东干沟发现有铜刀2件、钻1件、铜残器1件;登封王城岗发现有铜刀、铜钻、铜片各1件;淅川下王岗铜钩1件;郑州发现铜鬲、铜盉、铜戈、铜镞、铜块各1件;郑州大师姑发现铜刀1件;郑州洛达庙发现铜棍1件;翼城苇沟发现刀1件;偃师高崖发现铜刀1件;新密曲梁发现铜刀1件;荥阳竖河发现铜刀1件;荥阳西史村发现铜镞1件;新郑望京楼发现铜爵1件;垣曲商城发现铜镞1件;陕县西崖发现铜片1件;华县南沙村发现铜锥1件。……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器物类型多样,主要有爵、角、斝、盉、鼎、鬲等容器,戈、戚、钺、镞等武器,牌饰、铜泡等装饰或礼仪性用品,乐器铃以及刀、锥、凿、锛、锯、纺轮,鱼钩、钻等生活用品。……岳石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地区,东至大海,南达江淮,西至鲁西南和豫东,北到辽东半岛南端,其年代约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目前岳石文化共出土早期铜器17件,包括铜刀6件,铜锥3件,铜镞2件……岳石文化以工具为主,也有少量武器和装饰品。合金成分方面青铜比例较大,占总数的七成,红铜占三成。器物多为铸造而成,少数辅之以锻打。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岳石文化虽然器类较多,数量不多,但是除铜环以外,其余器型均见于二里头文化,且器物型制较为近似。通过以上分析,岳石文化的冶铜工艺可能受到中原地区的较大影响。………………总之,这一时期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技术还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人类可能只是无意识对矿石进行加热,从而冶炼出原始合金铜,并不存在对铜矿有意识的加工利用。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原海岱地区,冶金业开始最初的发展,能够有意识的冶炼纯铜,并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装饰品。但是此时出土铜器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出土遗址也不多。整体来说,此时的中原冶铜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接下来,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海岱他区的冶铜业取得极大进步。在器类和纹饰方面,铜器器类大为丰富,纹饰日渐复杂,铜器器类多达二十余种,不但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武器种类也很丰富……制作技术方面,制作技术呈现多元化趋势,除铸造外,还出现了镶嵌、补铸、鎏金等手法,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工艺精湛,为同时期铜器装饰品中的佼佼者,在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背部有鎏金的铜刀;同时,二里头遗址开始普遍使用泥范铸造技术,并能根据不同器类选择单范、多范还是复合范,己能铸造器型较为复杂的铃和爵、斝、盉等器物。合金工艺方面,青铜器占大多数,达到8成左右,红铜器仅占2成左右。不同器类之间,金属成分存在差异,如工具和武器红铜占两成多,而容器则全部为青铜,可见人们对铜的金属属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至迟在二里头二期,就己经形成较稳定的青铜熔铸规范,并懂得根据器物类别性质配置青铜合金的技术。铸造流程和管理方面,能够将铜器制作的一整套程序如淘洗、制范、阴干、浇注、打磨等协调起来,并做到有序进行;铜器生产过程在相应机构组织下实现了规模化和专业化。总的来看,中原地区以二里头为代表的青铜制作技术己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高度。对青铜合金的几种主要金属元素已有较多的认识。二里头早中期的锡青铜铸造、稍晚的铅锡青铜的发明,都是夏代青铜工艺取得的重要成就。可以说,青铜时代主要合金类型的锡青铜和铅锡青铜的配置技术。在夏代已经基本形成,并为商代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的冶铜业存在明显的早晚差异。在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铜器多为刀凿锥等小件工具和兵器镞,虽然也有像复合范制作的铜铃和运用镶嵌工艺制成的铜牌饰这些较复杂铜器出现,但数量很少,铜牌饰(1981YLⅤ M4:5)和铜铃(1982YLⅨ M4:80)都只发现了1件。自第三期开始,二里头文化的冶铜业迅速发展起来,表现其独有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不仅铜牌饰和铜铃等复杂器物比前期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并且又新出现了戈这样的大型武器。其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曲内戈(1975YLⅥ M3:2)内后铸有突起的云纹,文件凹槽内可能镶嵌有绿松石,器物线条流畅,制作精美,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第三期新出现的器物中最引人瞩目的应属铜爵的出现,铸造铜爵等容器,会消耗更多的铜原料,而且需要采 用内外范结合的复合范技术,铜容器的出现代表了二里头文化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反映二里头文化早晚阶段的青铜工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除了早晚的差异,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业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虽然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水平较高,其他遗址的铜器制造仍然停留在较初级的阶段。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泗水尹家城遗址为例,前者从第三期才开始出现少量铜器,器类仅有凿、镞等小件工具或武器;后者出土铜器的数量较少,而且仅见刀、锥、镞、环等小件工具、武器或装饰品。这似乎暗示了这些非中心性的遗址尚不具备制作复杂铜器的实力,其冶铜工业的规模也比较有限。或许这说明当时作为重要手工业部门的铸铜业己经被国家所垄断,这也是国家王权政体出现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国的早期冶铜技术传统各有不同,基本可分为三个区域: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欧亚草原系统)、河湟——长城沿线地区(过渡区)、中原海岱地区(中原系统)……中原海岱地区铜产品从数量上看是最少的,仅有不到210件,但是考虑到该区有近30件大型铜容器发现,其铜产品的生产总量还是非常可观,其治铜业的总体发展水平甚至略高于以上两区。中原海岱地区的铜器有工具、装饰品、武器、乐器、铜容器五大类,工具以刀锥凿为主,有少量钻、锛、纺纶、锯等;武器有戈、戚、钺、镞,镞的数量较多,达30余件;铜容器有爵、角、盉、鼎、斝、鬲等器类,此外,还有乐器铜铃和镶嵌铜牌饰。……中原海岱地区的最大特色是铜容器的发明和使用。铜容器的原型来源于该区的陶器,其铸造技术复杂,需要使用至少3块以上的陶范来制作;种类也很丰富,包括爵、角、盉、鼎、斝、鬲等器类。这一时期,不仅在中原海岱地区以外地区没有发现铜容器,在除二里头遗址之外的该地区也很少有发现,这说明铜容器作为礼器写阶级分化有关,遗址要达到一定等级之上,才有权利制造和使用铜礼器。……中原海岱地区在夏纪年以前,以红铜制品为主,进入夏代范围,锡青铜器占大多数,达到8成左右,红铜器仅占2成左右,中原海岱地区没有砷铜的发现,其铜器合金技术是直接由纯铜发展至锡青铜合金的。同河西走廊以西地区和河湟——长城沿线地区不同,中原海岱地区的居民在铜产品加工过程中有意识的使用铅金属元素。……至迟在夏代早期,中原海岱地区的铜产品已经开始全部使用铸造技术。其铜器加工手段呈现多元化趋势,除铸造外,还出现了镶嵌、补铸、鎏金等手法,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工艺精湛,为同时期铜器装饰品中的佼佼者,在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背部有鎏金痕迹的铜刀。该区自夏代开始,普遍使用泥范铸造技术,并能根据不同器类选择单范、多范还是复合范,从而能够铸造器型较为复杂的铃和爵斝盉等容器。中原海岱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铜器出土。遗址中出土的多为刀、凿、锥等工具和小型武器(镞),其工具和小型武器的形制与西北地区的铜器形制差别很大。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中原海岱地区的墓中随葬有铜器。二期随葬铜器墓的三座墓规模在(2-2.5)×(0.6-1.2)左右,属于中型墓。相较于周围末随葬铜器的墓葬,规模略大,随葬品也较为丰富,多伴出大量的玉钺、管状饰、柄形饰等玉器。二里头文化三期铜器随葬更加普遍,均出土于中型墓葬,铜爵、戈、钺、圆盘形器开始出现并用于随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时期铜礼器和兵器都用于随葬,说明铜器己经成为地位与权利的象征。综上所述,中原海岱地区受农业经济形态和聚落等级分化影响,其铜产品以铜容器为突出特点,在铜器种类、形态、合金配比工艺和铸造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独有特征。
    ……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业是独立起源,其发展过程有很强的连续性,走过了原始合金铜——红铜——锡青铜的整个过程,其铸造技术也多与其它地区不同,有许多自主创新的地方。早在仰韶时代,这一地区就有原始合金铜的发现,至龙山时代晚期,已经能够利用复合范铸造法生产铜铃之类的较为复杂的器物。复合范铸造法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先 进的铸造技术,在两块或多块范组的范腔内插入范芯,使它范壁保持一定但不太大的距离,从而造出器物的薄壁。这种新工艺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为夏代铜容器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夏代开始,由于阶级分化和王权集中的影响,在二里头遗址这样的大型聚落里有能力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铜矿资源,从而使得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技术有了许多创新。陶范的发明是一个天才型的设想,陶范相比较石范,不仅灵活性强,易于塑造成形,而且不受石材的限制,能够制造大型的范模,以满足制作大型铜容器而需求。同时,为适应铜容器的制作需求,铅金属较多的被运用于合金铜的生产过程中。随着这些高水平制作技术的运用,中原地区铜器铸造技术远超出以上两个区域,以大型的铜礼器为基本特征,跻身当时世界铜产品生产的前列,为日后商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中国中原地区的铜器起源于仰韶和龙山时代,在夏代形成了不同区域独特的铜器文化。代表东方铜器发展模式的中原文化,其周边受到了西方铜器文化的冲击,一直影响到中国长城沿线地带。由于中原铜器文化的强势性和独特性,西方铜器文化没有能够再向东深入。两种传统的铜器文化在长城沿线形成对峙与共存,促使中国的铜器文化形成了特征明显三个大区。
    ……依据对中原铜器传统和欧亚草原铜器传统的影响差异,中国发现的早期铜器可以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区域: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欧亚草原系统)、河湟-长城沿线地区(过渡区)、中原海岱地区(中原系统)
    ……从目前资料来看,我国不同地区铜器起源是不同的,中原地区的铜器起源于仰韶和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在夏代形成了独特的铜器文化,恰在此时中原文化的周边受到了欧亚草原铜器文化的冲击,一直影响到中国长城沿线地带。由于中原铜器文化的独特性而未再向东深入。两种传统的铜器文化在长城沿线形成对峙与共存,促使中国的铜器文化形成了特征明显三个大区。
  229. 杜勇《奚仲作车与中国马车的起源》……从技术层面看,中国马车与西方车确有相似的一面,如两轮、独辕、方舆,辕与轴相连,衡置辕前端等。但另外一些技术表现方法却足以将二者的文化特征区别开来。其一,中亚、西亚、北欧等地盛行的四轮马车,在蒙古的科布多苏木和阿尔泰山,内蒙的乌兰察布等地的岩画中都有发现。但殷周时代只有双轮马车,未见四轮马车,不知是未能研发出转向装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殷周以后始终不曾以四轮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如果殷周马车来自引进,恐不至于在未经尝试的情况下,一开始就淘汰了西方盛行己久的四轮马车,以致在殷周时代不曾一见。其二,除个别情况外,西方早期马车的车舆普遍置于轴的前面,直到公元前1100年之后,才逐步出现将车舆的正中部位置于车轴之上的情况。而商周马车的车舆中部却都置于车轴之上。在中亚和蒙古高原的岩画中,这两种车舆置放方式都能见到,显为西方马车影响所致。殷周马车未见车舆置于轴前者,说明它并未借鉴西方马车的构造技术。其三,西方马车的轮径一般在1米以下,轮幅数4-12根不等,很少有超过15根的。中亚和蒙古高原的岩画马车,其轮辐数4-8根不等,多者也不过13、15根。夏含夷曾举内蒙南山根M102刻纹骨板描绘的车轮,谓其辐条多至20-22根,实际是误将骨板构图的装饰花纹视作写实的车轮辐条,不可据信。而商周马车的轮径多在1.5米左右,轮辐数较多,以18根者为常例,个别为22根或26根。较多的轮辐数可增加车轮的强度和承载能力,延长使用寿命。这是中西马车构造的又一显著区别。其四,从马车系驾法来说,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早期马车,一直到罗马时代都使用颈带式系驾法,即在马的颈部套一皮质颈环,与衡木连接,以牵动车子行驶。商周时期的马车则是更为先进的轭靷式系驾法,真正受力的部件是叉在马肩胛前面的轭,传力的则是靷。……无论是马车的构造技术还是驾马技术,中国与西方马车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特别是中国的多辐车轮提高了车辆的传导力和坚固性,轭靷式系骂法充分发挥了马的力量和效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西方马车所具备的先进性。……总的看来,以中亚和蒙古发现的车辆实物和岩画来证明中国马车西来说的种种理由,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从西方说关于马车传入中国的时间看,与中亚和蒙古高原几乎同时甚至更早,马车己奔驰在中原大地上;从技术层面看,中西方马车的差异是明显的,并非源于同一文化基因;从马车主要功能看,当西方马车己成军队核心战斗力的时侯,中国马车在战争中还未发挥出应有的军事作用。这些事实都是与中国马车西来说相抵触的,让人天法相信晚商马车是从中亚引进来的。……
    ……关于殷墟文化之前的商代前期和夏代的马车实物,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但与马车相关的考古资料还是有的。这就是陆续发现的车辙和车马器。1996——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中,在城址东北隅发现两道东西向与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车辙长14米,其痕迹呈凹槽状,口部一般宽约0.12米左右,深约0.03-0.05米,凹槽内填满灰黄色粉尘土,土质酥松。凹面土质坚硬,凹槽两侧的路土因受到车轮挤压而变形,呈隆起状。同时有的部位发现车辙呈交错状,交叉点附近辙沟宽约0.1米左右。车辙轨距约为1.2米。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内有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车辙的间距约为1米,与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相近。发掘者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将我国用车的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为1-1.2米,与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一般为2.2-2.4米有所不同,反映出商代前期和夏代的车体比晚商马车要小许多。偃师商城的发掘者曾在有车彻的道路上,努力寻求牲畜蹄印,结果未能发现。因而无法判断车子以何种牲畜为动力,只能认定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们车子。两处遗址的车辙呈凹槽状,说明车子在道路上行驶频繁,并有一定的载重量。……关于商代前期的车马器,考古发掘中已有零星发现。在郑州商城遗址,曾出土过2件青铜车軎的陶范,说明当时车子配件的生产己经批量化。后来在偃师商城也发掘出一件青铜质地的车軎,个体较小。軎是一种车器,呈长筒形,套在车轴的两端,用以加固轴头。軎孔自上而下插入辖(多为木质),以防脱出。青铜车軎的使用,是坚固木制车辆的关键技术环节之一。此外,在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邢台曹演庄下层、台西、平谷刘家河等遗址中,出土有铜泡、工字形器、管、当卢、人面饰等,据学者研究亦当为车马饰件之物。往前追溯,夏代亦有车马器的遗物。二里头遗址曾先后发现铜铃5件,兽面纹牌饰3件,圆形牌饰3件,铜泡1件。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曾发现铜铃。从铜铃的形制和体大的特点看,当是马铃。其他牌饰和铜泡亦属车马饰件之类。这些车马器的发现,虽然数量和种类尚不够多,但联系偃师商城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现的车辙,以及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的夏代陶文“车”字,应可说明商代前期和夏代已有小型马车作为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了。……由于马车是一种工艺复杂的复合文化,必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水平。如果没有青铜器做车子的辅件使之坚固,完全靠木头制作,用行走缓慢的牛来拉拽或许勉强可用,但要用奔跑速度快而又性情暴烈的马作动力,恐怕一拉就会垮掉。此外,如果没有青铜制作衔镳,也很难使野性十足的马驯服,乖乖接受驾驭。所以青铜冶铸业要是跟不上去,马车的制作和马的驯化都会面临不好克服的困难。过去,人们对夏代青铜冶铸业的认识有限,以为只发现几个小件铜器,生产不成规模,自然无法满足车辆制造对铜制车马器的需求。如今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夏代青铜冶铸业的面貌越来越清楚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例,不仅发现了若干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而且发掘出大规模的冶铸作坊和大量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至夏代晚期,大型铸铜作坊表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二里头遗址也是当时青铜工业中心。”这说明当时中国青铜冶铸业己经不再处于萌芽阶段,而是以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空前的技术水平,开始全面走向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因此,马车制造所需的青铜配件,在夏代是可以得到供给的。……作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物质成果之一,中国马车非自西亚或中亚引进,而是起源于中原本土。从夏代中经商代前期小型马车发展而来的殷墟马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指挥平台。文献记载夏代奚仲作车,尊为造车鼻祖,历史地肯定了奚仲在中国马车发展进程中所作的重大创新和特殊贡献,彰显出一种自信、自强、创造、创新的民族精神。
  230. 袁广阔、朱光华《关于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几点认识》……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宫城范围内已发掘分别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的大型建筑十八座,“已确认第三、四期的多座单体宫室建筑纵向排列,形成明确的中轴线”。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兴建的3号、5号宫殿位于宫城北部偏东的位置,两座宫殿东西并列,前者长逾150米,宽约50米,是一组大型多座院落式建筑。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又分别兴建了1号、2号、4号、7号、8号等宫殿,其中1号宫殿基址位于宫城西南部,平面略呈方形,基址中央为长方形主体殿堂,殿堂前为庭院,庭院四周有廊庑环绕,庭院南部边缘正中为正门。基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迄今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2号宫殿营建于3号宫殿基址之上,结构与1号宫殿类似但规模略小,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基址中部偏北为殿堂,四周有围墙、廊庑,南墙偏东部为大门,大门两侧有门塾。2号宫殿南北长73米,东西宽58米,总面积约4200平方兴,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沿中轴线对称布局,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从二里头文化宫殿基址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作为都邑重心的宫城内部,各类宫殿建筑已基于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形成一定的区划与布局。二里头遗址宫城范围内宫殿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
    (一)宫城西南角以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时的1号宫殿为主,另有同时期修筑的7号、8号建筑基址;
    (二)宫城中北部有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3号、5号宫殿基址,以及二者废弃后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在原址重新修筑的2号、4号宫殿,另有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在2号宫殿北侧修筑的6号宫殿。
    从宫殿建筑的布局来看,西南区的1号与7号宫殿、中北区的2号与4号宫殿,分别依照同一条中轴线而建,显示出较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关于宫殿建筑的性质与社会功能,多数学者认为1号宫殿为夏王朝处理政务的“朝堂”,2号宫殿为夏王朝祭祀祖先的“宗庙”。4号宫殿为王室举行特别典礼的“明堂”。如此看来宫城西南部为夏王朝的治事、议政之所,宫城中北部为夏王朝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地。……
  231. ​曹大志《干栏式粮仓二题》……二里头遗址的圆仓直径7~8.5米,与其接近的是东下冯的圆仓(8.5~9.5米)、灵石旌介的圆窖(7.8米)、洛阳战国粮窖(10米),此外隋唐的含嘉仓只略大一些(10~16米),这些都是官方粮仓。粮仓规模既反映建造的用材尺度,也说明粮食的储量,因此二里头圆仓的性质很值得关注。官方粮仓一般单独成片,距离居住区较远,二里头的圆仓位于遗址北部,似乎也符合官仓的特点。……
  232. 王文华《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发掘与研究》……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和杨寨村南地。……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根据发掘出土遗物及地层关系,我们将大师姑夏代城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前后相连的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段:……第一段的年代应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相当。
    第二段:……该段的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早。
    第三段:……该段的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
    第四段:……该段遗存的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早。
    第五段:……此段相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偏晚。
    ……可以大致推断大师姑夏代城址的繁盛阶段是在一、二、三段,第四段遗存有所减少,五段可能仍在使用,也可能已经废弃。……
  233. 樊温泉、靳松安、秦文生、胡生勇《河南邓州市穰东遗址的发掘》穰东遗址位于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东北约1公里处,东北距穰东火东站约300米,西南距邓州市约26公里。遗址现存面积约15000平方米。……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及出土器物的特征、组合及变化规律,可将穰东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穰东遗址的一至三期是连续发展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出土陶器的形制、组合以及纹饰等方面的特征来看,穰东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应分别相当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比,这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也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陶系方面。如这里出土的陶片中有相当数量的棕黄陶和红褐陶;夹砂陶的比较始终较大,泥质陶相对较少;泥质陶中有一些还夹有极少量的细砂;缺乏典型磨光陶等。但这种地域性特征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地方类型,也就是说穰东二里头文化遗存仍然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
  234. 234.00 234.01 234.02 234.03 234.04 234.05 234.06 234.07 234.08 234.09 王琼《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豫西南鄂西北地区指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相邻地带。这里主要属于汉水中上游流域,从行政区划上看包括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市及所辖的邓州、方城、南召、新野、淅川、西峡、内乡、镇平、唐河、社旗等县市,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及所辖的丹江口、郧西等县市及襄阳市及所辖的老河口、谷城等县市。豫西南鄂西北地区西写陕西东南部毗邻,北有伏牛山与黄河流域为界,东以伏牛山余脉、桐柏山与淮河流域为界,东南部为江汉平原。区域内山脉横迤,河流交织:北部有伏牛山,中部为丹江和唐白河之间的分水岭(尖山与肖山),东南部有桐柏山、大洪山,西南部为武当山,汉水及其支流丹江、唐河、白河等贯穿整个区域,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小区。……具体到本文中,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龙山晚期遗存是指该地区已经发现的晚于石家河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该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600年前后,延续时间400~500年,而龙山时代晚期诸文化基本都在公元前1900年前结束,因此龙山晚期遗存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前后。本文所说的二里头时代是指晚于王湾三期文化、早于二里岗文化的新砦期遗存及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年代范围,其年代跨度约在公元前1900~厕1500年前后。……
    ……本文认为从出土陶器来看,嵩山南北地区确有差异……两者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应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两地区的差别只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地方类型的体现,可称为王湾三期文化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
    …………可以说在关于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存的文化属性及命名问题上,学者们各持己见,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关于二里头时代文化的性质,目前学界己经基本达成一致,即认为其属于二里头文化……
    第二章 龙山晚期遗存分析
    ……目前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经发掘的龙山晚期遗址主要有淅川下王岗、下寨、沟湾、水田营、六叉口、马岭、龙山岗、邓州八里岗、丹江口(原均县)乱石滩、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大寺、青龙泉、店子河、辽瓦店子、襄阳牌坊岗、方域平高台遗址等。…………综上所述,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以往发掘的龙山晚期遗存其实包含了属于不同时代的两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为以下寨遗址一至三组,下王岗遗址一、二组,乱石滩、大寺遗址第二组为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以及以乱石滩、大寺遗址第一组为代表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综上,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朝文化一期一段仅在下寨遗址中发现。二期二段在下寨、大寺、下王岗、青龙泉、八里岗以及辽瓦店子遗址中有所发现。二期三段在下寨、水田营、乱石岗、下王岗、牌坊岗、店子河及金营遗址中均有发现。……综上,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可分为两期四段,其中早期一段主要为站马屯一期;早期二段主要包括矬李一期、站马屯二期、瓦店一期、郝家台一二期及王城岗一期等;晚期三段主要包括矬李二期、煤山一期、李楼一期、瓦店二期、王城岗二三期及郝家台三期等;晚期四段主要包括站马屯三期、矬李三期、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郝家台四五期、煤山二期及李楼二期等。本文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划分为二期三段,通过分别与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其相对年代。……通过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每一段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进行对比可以得知,本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一期一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三段,本地区二期二、三段相当于中原地区晚期四段,部分二期三段单位的年代可能己经进入二里头时代。…………因此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之间,其早、晚两期的分界大致可定为公元前2200年。……确定了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石家河文化绝对年代的下限为公元前2200年左右,那么晚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基本同时的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应为公元前22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或稍晚。……
    第三章 二里头时代遗存分析
    ……豫西南、鄂西北目前经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主要有邓州穰东、方城八里桥、淅川下王岗、盆窑、门伙、单岗、马岭、文坎、李营、郧阳区(原郧县)辽瓦店子、丹江口熊家庄、襄阳王树岗遗址等。……从该地区出土的二里头陶器来看,其性质应属于二里头文化。……可将该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段。……据此可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三期……综上,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仅在穰东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在穰东、八里桥、下王岗、盆窑、门伙、李营及辽瓦店子遗址中有所发现。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在穰东、王树岗、单岗、盆窑、门伙、李营及辽瓦店子遗址中均有发现。…………由于“四期说”能够囊括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因此本文采用“四期说”的分期方法。
    第一期:以二里头一期为代表,还包括煤山三期、稍柴一期、王城岗二里头一期、郑窑一期、新砦三期等。
    第二期:以二里头二期为代表,还包括稍柴二期、洛达庙一期、王城岗二里头二期、皂角树一期、矬李五期、郑窑二期、杨庄三期等
    第三期:以二里头三期为代表,还包括煤山四期、稍柴三期、洛达庙二期、王城岗二里头三期、皂角树二期、郑窑三期等
    第四期:以二里头四期为代表,还包括洛达庙三期、王城岗二里头四期、皂角树三期等
    ……综上所述,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第一至三期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第二至四期。……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较大,北可至太行山南麓沁河以西地区,南到信阳地区,西南可达湖北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襄阳一带,西抵关中东部,东达豫东杞县地区。……
    表4-1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聚落统计表
    表4-2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聚落统计表
    …………从文化面貌来看,该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非常接近,地方特色较少,不宜划分为新的地方类型。……
  235. 235.0 235.1 235.2 常怀颖《从新峡遗址再论二里头与东下冯之关系》……器型的对比可知,新峡遗址与东下冯、二里头遗址最具代表性器类的共性是主要的。同时,借助新峡,我们也能看出二里头与东下冯之间的共性大于其差异。……以新峡的新材料,再次印证了东下冯与二里头之间只是区域的渐变,而非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因此,我认为由新峡观之,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的差别仍然只是同一文化间的空间类型之别。……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之间的关系,是共属二里头文化的并行关系。新峡遗址的发现,证明两个类型之间存在密切的过渡联系,但这种联系反映的,是二里头向东下冯的单向渗透。至少在二里头三期阶段以后,以新峡等沁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来看,我们很少看到东下冯类型通过中条山向东输出的迹象,在二里头遗址中也罕见东下冯类型的痕迹。……
  236. 236.0 236.1 戴向明、田伟、汤毓赟、崔春鹏《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南部的大冲沟20世纪曾有泉水,向西南流向涑水河。……西吴壁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的分布面积均在7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遗存较密集的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我们选取遗址出土的部分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样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集中在公元前1600余年至公元前1200余年,主体落在我们通常认为的夏晚期和早商时期。西吴壁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的分布面积达70万平方米左右,是晋南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夏商时期遗址,出土了磨制石磬、刻纹骨器、仿铜陶礼器等高等级物品,表明西吴壁遗址在夏商时期等级较高,应具有一定区域内中心聚落的性质。……
  237. 237.0 237.1 袁广阔《关于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几个问题》……遗址中已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有8座,规模宏大,但多破坏严重。……郑州商城大多数宫殿建筑出现在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一期,至白家庄期,郑州商城的宫殿已经废弃。从发掘资料看,与二里冈上层一期文化遗存相比,郑州商城内白家庄期遗存分布范围缩小,遗迹、遗物也明显减少。……上述资料表明,小双桥遗址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但铸铜等一些重要的手工业作坊仍留在郑州商城,郑州商城可能还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在小双桥废弃后,郑州地区其他重要城址也随之废弃,这一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几乎完全消失,在同一时间内,如此广大范围的二里冈文化遗存的退出,暗示了郑州地区在商代后期不再是王都之地。豫中南、晋南发现的晚商遗址很少,这种反差也从侧面说明,作为早商的都邑,郑州地区具有的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小双桥遗址总面积近600万平方米,具备商代都城的规模。小双桥的兴起和繁荣的时间,正是郑州商城宫殿基址废弃,遗迹、遗物减少,城址衰败的阶段。从小双桥二里冈文化白家庄期大型城址、遗址的分布以及小双桥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特征看,小双桥都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小双桥遗址地处郑州市西北效的邙山地区,古代为隞地,地理位置与文献中对仲丁都隞的记载一致,其商代文化遗存的时间又与文献中仲丁自亳迁隞的时间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该遗址就是商代仲丁之隞都。
  238. 赵俊杰《河南柘城孟庄遗址性质分析》……一般认为,商人崇信鬼神,尤其是商代后期占卜活动非常频繁,但商代前期占卜活动还是相对较少的,卜骨卜甲在其他遗址中也较为少见。发现卜骨的大型遗址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垣曲商城、王城岗、大师姑,数量均较少,而夏县东下冯和洹北商城还未曾发现。卜甲的数量更少,目前除郑州商城外,其他遗址中还很少发现,在登封王城岗发现少量龟甲,但未见占卜痕迹。…………总之,孟庄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建筑、铸造青铜容器的作坊、稀有的卜骨卜甲、罕见的文字和原始瓷器,这些高规格的遗存在商王朝都城之外的其他城址中也是很少被发现的,由此可见孟庄遗址的地位不亚于其他商代城址,不排除孟庄遗址存在城墙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孟庄遗址商文化遗存的年代仅限于二里冈上层二期。以上可以说明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以后, 或者说在整个殷墟时期该遗址己经废弃。通过发掘和钻探可以看出,孟庄遗址的文化堆积很厚、遗迹单位十分密集,说明二里冈上层二期之时有许多居民在孟庄遗址一带活动,但持续时间不长。短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只会在特殊时期或特殊目的下才会产生,这也可以说明孟庄遗址性质的特殊性。二里冈上层二期规模如此庞大、人口如此密集的孟庄遗址,在殷墟时期遭到了完全废弃,在没有其他自然环境灾害侵袭的情况下是不正常的。这可能意味着孟庄遗址商文化遗存的出现和消失与某种特殊的历史事件有关,并非一般高人居住地。……商代前期文化即二里冈期商文化在早期分布范围较小,二里冈下层时期主要分布在郑、洛一带,上层时期范围才骤然扩大,最东扩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鲁西南部分商文化遗址出现,但岳石文化仍然占据着豫东地区的大部分范围。研究表明,豫东地区西部的鹿台岗、牛牧岗、孟庄、李岗、栾台、东山子等遗址发现了商代前期文化遗存,均属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商文化在其早期开始向北、西、南三方大举扩张,而东方却基本处于扩张停滞阶段。研究表明,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前,豫东地区没有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存在。直至二里冈上层二期之时,商文化才开始向东方扩张,最先占据了豫东地区的西部,最远扩张今天的济南一带。在泗水尹家城、济南大辛庄等遗址发现有二里冈上层的商文化。豫东地区东部不见商代前期文化说明这种扩张可能是跳跃式的,应是军事扩张的表现。……此时的商文化扩张,应是商夷关系开始恶化的表现。据文献记载在商代前期的重大军事事件有仲丁伐“蓝夷”和河亶甲征“班方”,学界一般认为,仲丁和河亶甲时期应属于二里冈上层二期。…………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仲丁时期,蓝夷作乱,商王仲丁选择对其进行征伐。商王朝的势力很快扩展到豫东地区,为方便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商王在孟庄遗址建立军事重镇,修建了大型建筑,并在此铸造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和进行了一些占卜和祭祀活动。战争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商王朝获得一定的胜利,并在大辛庄一带建立了又一军事重地。进入殷墟时期,商王朝对东夷采取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此时都城位置变更,孟庄遗址已不在都城往东夷的路线上而失去军事作用,被完全废弃。可见,孟庄遗址的形成和废止均与商王的活动有关,它是商王东征时期一个重要的驻跸地,是商代前期位于东方的一处重要的军事重镇。
  239. 239.0 239.1 赵俊杰《仲丁迁隞地望新探》
  240. 侯卫东《试析洹北商城的形成背景》……1999年发现洹北商城,1999年以来陆续对洹北商城进行了勘查和发掘,勘探出了外城、宫城、西南角小城以及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图一)洹北商城外城平面略呈方形,方向13°,城墙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2150米,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宫城位于外城南部略偏东,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与外城一致,城墙南北长795米、东西宽超过515米,面积40余万平方米。宫城内已探明30多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进行过局部揭露的一号宫殿基址的面积近1.6万平方米、二号宫殿基址的面积5992平方米,二者的方向都与城墙一致,平面都呈“回”字形。洹北商城的营建有一个过程,其顺序是先建一批宫殿宗庙建筑、再营建内城、最后营建外城。洹北商城是在郑州商城失去都邑地位之后营建的一座王都、早于洹河南岸商代晚期都邑,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洹北商城为“何王所都”还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其乃河亶甲所居之“相”,有学者认为其乃盘庚始迁之“殷”,也有学者提出目前还无法确定为河亶甲所居“相”或盘庚始迁“殷”、二者可能前后相续。无论上述学者将洹北商城指认为“何王所都”,几乎都默认郑州小双桥都邑失去王都地位之后洹北商城才继之而起。…………洹北商城形成之前,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文化为商文化的主流,在整个洹河流域仅发现个别二里岗文化聚落。…………下七垣文化主导了二里岗文化的形成,漳洹河流域是下七垣文化的腹心地带,下七垣文化在漳洹流域的分布状况和延续年代对认识洹北商城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非常重要。有学者统计邯郸境内有90余处下七垣文化遗址,有学者统计洹河流域有30余处下七垣文化遗址。漳洹流域及其以北下七垣文化聚落分布密集而广泛、典型二里岗文化聚落仅发现个别案例的现象,学界感到困惑、也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二里岗文化对漳洹流域的影响总体上不太明显,提出漳洹流域的下七垣文化继续发展至二里岗上层时期。也有学者提出下七垣文化整体南下、人群迁徙造成二里岗下层时期考古学文化出现空白地带。两种观点均认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无论属于何种情况,都说明漳洹流域是下七垣文化的腹心地带、二里岗文化的薄弱地带…………郑州商城失去王都地位之后,郑州小双桥都邑继之而起。无论小双桥都邑失去王都地位之后洹北商城才继之而建,还是洹北商城营建最早一批宫殿宗庙建筑的时间与小双桥都邑有一定重合,郑州商城失去都邑地位、偃师商城也失去原来的地位、小双桥都邑兴起等重大事件,都是洹北商城形成的最重要的宏观政治背景。…………从洹北商城形成的宏观政治背景来看,二里岗文化在广域范围内达到扩张的高峰,在漳洹流域的商人故地却没有显著影响。小双桥都邑代表的国家在极度扩张状态下似乎比较脆弱,某个时间二里岗文化传统突然大规模集聚至洹北商城及其周围区域,明显与人群迁徙有关。小双桥都邑是商王仲丁所迁之“隞”的话,仲丁及其以后是比较乱的阶段,河亶甲可能带领一股势力北上至商人故地营建了洹北商城,洹北商城对应的迁都事件或许就是文献中的“河亶甲居相”,这一观点应当引起重视。……在营建洹北商城之前,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文化在广域范围内的扩张达到高峰,郑州商城失去王都地位之后、王都迁移到其附近的小双桥一带,小双桥都邑代表的国家社会仅持续了很短时间,说明商王朝在郑州的都邑逐渐失去凝聚力和控制力,为选择新址营建都邑提供了重要宏观政治背景。洹北商城的始建与“河亶甲居相”可能存在对应关系。
  241. 江昊然《相都地望考辨》洹北商城发现于1999年。该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郊,南邻洹河,往西约19公里即进入太行山东麓,北面为低丘,东面和南面则是开阔的冲积平原。地势总体平坦,但略呈西北高、东南低走势。洹北商城平面略呈方形,方向13度,与殷墟遗址略有重叠,其南北向城墙基槽长约2200米,东西向城墙基槽长约2150米,占地约4.7平方公里。经过10多年的工作,洹北商城兴衰过程逐渐清晰。洹北商城经历了“先建邑,后营小城、再造大城”的过程。洹北商城作为商代中期都邑,其性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关于洹北商城的性质主要有四种说法,其一认为该遗址“虽不排除有盘庚、小辛、小乙所居的可能,但其早期是河亶甲所居之相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其二认为是盘庚所迁之殷,盘庚小辛小乙居于此,而武丁时期才迁至洹南;第三种看法是认为前两种说法都有可能,甚至存在先后续存的关系;第四种看法是洹北商城内较早建筑是盘庚迁殷前所建,大城等建筑是迁殷后续建。…………朱光华、潘付生、魏继印三位先生认为商代后段应有盘庚、小辛、小乙三王都亳,而小乙自亳迁殷也不一定发生在其继任之初。自小乙迁洹南后、武丁于此真正兴盛,从而“更不徙都”。而洹北商城的大火毁迹已经大都之相初成便舍弃费用也亦能印证“盘庚复亳”的突然性,因此,洹北商城为河北之都的可能性很大,而地望所考的相都恰巧处于安阳,因此,洹北商城是河亶甲居相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242. 庞小霞《祖乙迁“邢”考辨》
  243. 李恩玮《商王祖乙居邢建都新考》
  244. 张溯《洹北商城庇都说》
  245. 徐祥法《商奄都邑考》…………综上所述,沂源东安一带应为商奄旧地。再从其地理位置、出土文物分析,东安故城应为商奄故都。……
  246. 朱光华、杨远《盘庚迁都史实的文献释疑》
  247. 247.0 247.1 肖雪《试论盘庚迁殷“殷”之所在》
  248. 248.0 248.1 248.2 248.3 《尚书·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249. 《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250. 李玉洁《《清华简·楚居》记载的夏商之际楚人活动地域》以古籍文献及《清华简·楚居》记载为据,研究楚王族先祖季连部落早期的活动地域;认为季连在夏王朝灭亡之后投靠了商王朝,并娶了“盘庚之子”妣佳,与殷商王朝结为婚姻。季连之裔孙鬻熊的妻子妣□,生丽季时因由膏间生出而死去,巫用荆楚条把妣□的身体缠包复合而葬。为了纪念鬻熊的妻子妣□,自鬻熊始这一支部族开始称为“楚人”。……
  25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楚居》季□(连)初降于□山,氐(抵)于□(穴)竆(穷)。□(前)出于乔山,□(宅)凥(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女曰比(妣)隹,秉兹□(率)相,詈□四方。季□(连)□(闻)亓(其)又(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白(伯)、远中(仲)。□(游)□(徜)羊(徉),先凥(处)于京宗。穴酓遟(迟)□(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哉(载)水,氒(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渭(溃)自□(胁)出,妣□宾于天,□(巫)□(并)赅(该)亓(其)□(胁)以楚,氐(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与屈□(𬘓),思(使)若(鄀)□(嗌)卜□(徙)于□(夷)□,为□室=(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亓(其)宔(主),夜而内□(尸),氐(抵)今曰□ =( □,□)□(必)夜。至酓只、酓□、酓□(樊)及酓□(赐)、酓□,□(尽)居□(夷)□。酓□□(徙)居发渐。至酓□、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勇)及酓严、酓相(霜)及酓□(雪)及酓训(徇)、酓咢及若嚣(敖)酓义(仪),皆居乔多。若嚣(敖)酓义(仪)□(徙)居箬(鄀)。至焚冒酓帅(率)自箬(鄀)□(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渭(溃)疆浧之波(陂)而宇人□(焉),氏(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浧(郢)□(徙)居□ =郢=(□郢,□郢)□(徙)居□ =郢=( 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嚣(敖)自福丘□(徙)□(袭)箬(鄀)郢。至成王自箬(鄀)郢□(徙)□(袭)□=浧=(□浧,□浧)□(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郢=(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嚣(敖)□(起)祸,□(焉)□(徙)居承=之=埜=(蒸之野,蒸之野)□□□,□□(袭)为郢。至龏(共)王、康王、□ =(嗣子)王皆居为郢。至霝(灵)王自为郢□(徙)居秦(干)溪之上,以为凥(处)于章〔华之台〕。……
  252. 陈鸿森《“高宗谅阴”考》…………历来解者对“谅阴”一词,虽知“阴”、“暗”与“不言”有关,然对“谅”字则苦不得确诂。今绎《尚书》之文,高宗即位后,“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则“三年不言”为“亮阴”之行为结果;而高宗之所以“谅阴”,则与即位前“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之事历有关。历来解者不寻溯前因,但截取“三年不言”一语,以求“谅阴”之义,宜乎不得确解。今按“谅阴”阴字旧训为“默”,说原不误;惟“谅”字则当训“强”,高宗“亮阴”,即高宗“强默”,乃“强自克制不语”之谓,盖高宗“旧(久)劳于外”,其被迎立入都即位,朝中故无所亲,鉴于当时朝局形势,未敢兴举自专,故乃或“强默”,三年不言,政事悉听于冢宰,此乃高宗刻意之举,与患病无关。…………考先秦、汉初群籍凡言“谅阴”者,俱与高宗有关,皆源自《尚书》、《论语》之文,明“谅阴”乃高宗个人独行,此二字并非一固定词组。而所谓高宗“谅阴”,即“强默”、“强抑不语”之谓也。今据此义核诸《尚书》本文,周公言:高宗未即位之前,久劳于外,日与小人偕作,深知民间疾隐。故即位后,乃或强抑不语,三年不言,潜心图谋兴复之道。其既经长思久虑,则出言有中,俱有实效,群以为讙。高宗复黾勉从事,不敢荒怠,由是殷邦嘉靖,臣民上下无有怨者,故能长治久安,享国五十九年。…………
    ……据《尚书‧无逸篇》,周公谓武丁“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显见武丁久放在外,初非嗣统之人,其迎立武丁返都继位者,毋宁出自冢宰之意。盖阳甲之子其年必较武丁为长,谋位既久,其人自非冢宰所得任意摆布;而武丁久在外,朝中势孤,冢宰为求继续揽权,因迎立武丁。武丁久在仄陋,阅历既深,洞知事势,故即位后,乃自克制,强默不语,无所兴举,“政事悉决定于冢宰”,一若汉宣帝时,“诸事皆先关白〔霍〕光,然后奏御天子”。此武丁“其即位,乃或谅阴,三年不言”,将待其机也。迨武丁在位日久,权力基础渐稳固后,即思铲除冢宰势力,“而未得其佐”。……其后,武丁与傅说共谋铲除冢宰势力,终厎于成,因“举说以为相”,取代冢宰旧势力,“殷国大治”,遂启殷代中兴新局。……
    ……今据《尚书》言高宗“旧(久)劳于外,爰及小人作”,知武丁并非原定继统之人。然当时冢宰为求操控国政,因迎立武丁于野。武丁初即位,虽欲有为,然朝中势孤,故强自克制,三年不言,政事壹决定于冢宰。待其权力根基稳固后,乃托言夜梦所见,寻得强圉能干之胥靡刑人傅说,相与共谋铲除冢宰势力,终厎于成,遂启殷代中兴之局。……
  25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参·说命上》隹(惟)□(殷)王赐敓(说)于天,甬(庸)为□(失)□(仲)□(使)人。王命氒(厥)百攻(工)向,以货旬(徇)求敓(说)于邑人。隹(惟)□(弼)人□(得)敓(说)于尃(傅)□(岩),氒(厥)卑(俾)□(绷)弓,绅(引)□(关)辟矢。敓(说)方□(筑)□(城),縢□(降)□(庸)力,氒(厥)敓(说)之□(状),鹃(腕)肩女(如)惟(椎)。王廼□(讯)敓(说)曰:“帝殹(抑)尔以畀□(余),殹(抑)非?”敓(说)廼曰:“隹(惟)帝以余畀尔=(尔,尔)□(左)执朕袂,尔右□=(稽首)。”王曰:“旦(亶)肰(然)。天廼命敓(说)伐□=□=(失仲。”失仲)是生子,生二戊(牡)豕。□(失)□(仲)卜曰:“我亓(其)杀之”,“我亓(其)已,勿=杀=(勿杀。”勿杀)是吉。□(失)□(仲)□(违)卜,乃杀一豕。敓(说)于□(围)伐□(失)□(仲),一豕乃□(旋)保以□(逝),廼□(践),邑人皆从,一豕□(随)□(仲)之自行,是为赤(赦)□(俘)之戎。亓(其)隹(惟)敓(说)邑,才(在)北□(海)之州,是隹(惟)员(圜)土。敓(说)逨(来),自从事于□(殷),王甬(用)命敓(说)为公。
  254. 张卉《清华简说命上“说于□伐失仲”考》……简文“说于韦伐失仲”和文献“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所言当为一事,即武丁命傅说伐灭豕韦,“韦”是“豕韦”的简称。……
  255. 曹定云《清华简《 说命上》“二戊豕”解——兼论《说命》 的真实性与传抄时代》……“傅说伐失仲”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韦”(豕韦) 曾是夏桀的重要盟国,商汤之时,就曾伐“韦”(豕韦)。至武丁时,“失仲”可能仍有“二心”,故武丁命傅说再次讨伐之。这样一段历史,史籍无载,但清华简《说命》却保存下来,足见弥足珍贵。清华简《说命》中,失仲的两个儿子称“二戊豕”,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不可思议”,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说命》虽然源出殷代, 但在后来的流传与传抄过程中,无疑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它最后传抄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所谓“日名”是指一个人在同族同辈中的“排行次第”:排行第一者为“甲”,第二者为“乙”,第三者为“丙”,以此类推;若同辈人数超过“十”,则“过十”后重新排定。为了相区分,每一轮之间,在“日名”前加其他的安,如“上甲”、“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大戊”、“仲丁”等。“日名”是人生下来之后就会排定,并非死后才确定。死后“日名”则成为“庙号”。因此,“生二戊豕”应当是生了两个“日名”为“戊”的“豕”(按:实为人)。这种情况,只有在同时生“两个豕(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否则,不可能出现“二戊豕”。换言之,“二戊豕”是“日名”同时为“戊”的“双胞胎兄弟”。……失仲属“豕韦氏”,自然是以“豕”为图腾。按照“图腾崇拜”原则,他生下的“儿子”自然也是“豕”。这是“图腾崇拜”的孑遗,并非真的生下了“豕”。……所以,清华简《说命》中的“二戊豕”,就是“失仲氏”的二个儿子,因“失仲”属“豕韦”氏族,故他的“两个儿子”被称为“二豕”。这两个“儿子”是“双胞胎”,“日名”同为“戊”,故称“二戊豕”。……清华简《说命》中,失仲的两个儿子称“二戊豕”,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不可思议”,恰证明了其真实性。“二戊豕”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历史”名称,以致后人与今人无法理解。“编造”者也是凡人,他不可能编造出一个后人与今人无法理解的“名词”来。……《尚书·说命》虽然源出殷代, 但在后来的流传与传抄过程中,在文字与文风方面,无疑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它最后传抄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这与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所测定的结果(公元前305±30)基本吻合。
  256. 朱雪坷《甲骨文妇好刻辞的整理与系联》……殷墟五号墓主人妇好应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她死于武丁晚期,铭文“姤”为表王后之“后”的女化字,“辛”为她的庙号。……从妇好的军事事迹来看,未见她参与武丁晚期伐吉方的战争,由此可以推测,妇好的主要活动是武丁中期和晚期偏早。……妇妌经常参与农事活动,卜辞中常常卜问妇妌所管理地区种植的黍能不能获得好的收成。且卜辞中履见“妇妌乎黍乎丘商”之语,那么丘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区,也有可能是妇妌的封地。……通过对殷墟甲骨文中妇好材料的爬疏整理,我们可知,妇好生育攸关整个王室,商王武丁对此又极为重视,经常卜问妇好生育是否顺利。通过对妇好生育材料的系联,可见妇好至少有过三次生育,即丁丑日生子、甲寅日生女,癸巳日生女,并且在妇好癸巳日生女这次生育的同时,有战争发生,即雀□正在征伐亘。通过字体和组类判断,我们可知妇好癸巳日生女这次生育最早。……甲骨文材料中有祭祀妇好的内容,那么此时妇好应当已经去世,甲骨文材料中未见妇好参与武丁后期伐吉方卜辞,由此我们推测妇好可能死于武丁后期。妇好骁勇善战,曾参与战争,包括妇好征伐土方、征伐巴方、征伐尸,联合的将领有沚□、□告,……妇好还曾参与农事活动……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同时妇好参与了许多国家大事,在武丁诸妇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257. 257.0 257.1 《甲骨文合集》
    06585正
    贞勿呼妇妌伐龙方
    06476.22
    贞王惟龙方伐
    00093反.1
    贞王比沚□伐巴方
    06479正
    壬申卜争贞令妇好比沚□伐巴方受有祐
    18926
    己巳卜争贞比伐土方
    39886.1
    贞王勿□妇好伐土方
    《小子□卣器铭文》乙巳,子令小子□先以人于堇,子光商(赏)□贝二朋,子曰:“贝售(唯)蔑女(汝)□(历)。”□用乍(作)母辛彝,才(在)十月,月隹(惟)子曰:令□(望)人方□。□,母辛。
    《小臣艅犀尊铭文》丁巳,王省夔且,王易(赐)小臣艅(俞)夔贝,隹(唯)王来正(征)尸(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258.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张淑月《以“(工口) 方” 为中心的卜辞整理与系联》……吉方卜辞中战争材料居多,反映了武丁-祖庚时期的吉方战争。吉方在武丁中晚期与商为敌,祖庚时期战败之后便很少见与吉方相关卜辞。……从所见吉方卜辞来看,吉方发起战争,并多次侵伐西土。……战争中期,吉方进一步侵犯殷商西土地区,严重威胁着土方、召方与商属地交界地区。吉方位于殷商的西北部,土方大致位于吉方的东北方向,召方大致位于吉方的东南方向。……沚戈与商的关系总体上为敌对-臣服-不睦,其人生事迹大致如下:武丁前期与商为敌,臣服后参与多方战事:犹方、巴方、土方、吉方、召方,从这些战事中我们可知土方臣服之后,召方亦与商为敌,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沚戈其后成为伐召方的主将。祖庚时期召方成为强敌,沚戈与商关系不睦,商王将伐召方的主将换为毕,其后被囚禁,沚戈的人生事迹当止于此。……毕为武丁-祖庚时期重要的将领,在与吉方战争期间,他参与了田猎、选将、征伐、获征等事宜。毕担任了伐吉方的主将,在吉方战事中起了关键作用。祖庚时期,吉方战败之后,毕参与了召方战事,并成为伐召方的主将,吉方战争结束时间早于召方战争。……召方战事经历了武丁与祖庚两个时代,召方在武丁时期与商为敌,祖庚时期成为强敌,后臣服于商。……
    ……武丁时期吉方战事至少经历了两个闰年,年终置闰十三月与年中置闰五月,至祖庚时期战败,可见其战争时间之久。……
    以吉方为中心的卜辞排谱(纪月纪日)卜辞
    吉方是殷商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方国,武丁时期曾臣服于商,臣服时间当早于战争时间。武丁中晚期,吉方多次发起战争,成为殷商的强敌,严重威胁着西土地区,直至祖庚初期战败,遂淡出历史。吉方卜辞主要为战争类,吉方多次发动战争,侵犯了西部众多地区,殷商征兵选将伐吉方,武丁时期消灭了吉方主力,祖庚时期战胜了吉方。根据土方及召方卜辞,推测吉方战事大约发生于武丁中期偏晚至祖庚初期,吉方战争开始时间应早于土方与召方,结束时间晚于土方,早于召方。……
  259. 袁广阔《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长期以来商代的图形文字多被视为文字画,是汉字初期阶段的表现。高明认为,这些文字就是普通的古体汉字,只是字体上较一般文字端正古朴。裘锡圭进一步阐明甲骨文是商代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是日常使用的简便字体;而金文则是当时的正体字,是在郑重场合使用的字体;继而推论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绝非中国汉字的起始形态,其成熟的造型和笔法展示出中国文字至此已走过了一段漫长里程。……
    刻契作书:夏代文字
    当前学界普遍认定二里头文化为早于商文化的晚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及该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少量甲骨文,字体上与早商文化颇多相似,可推知至迟在夏文化晚期已使用文字,且展示出夏商文字发展的连贯性。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文,共搜集整理约50例。其他发现陶文的遗址有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陕西商县紫荆等。这些陶文多刻在器物的口沿或肩部,由单笔竖线形或平行线段形构成,内容有墉、臣、鱼、井、车等。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的“车”字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由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此符可能就是当时的“车”字。……此外,商代金文字形也提供了二里头文字影响晚期金文的线索。观察商代后期青铜器铭文,我们发现部分字形与同时代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取象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量极大的陶礼器、生活用器及部分青铜器,如鬲、爵、尊等,均体现出夏文化的器物特点。……此外,金文中的鼓、刀、牙璋等文字,也可在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礼器中找到对应的原型。上述考古发现与文字线索,揭示出晚商金文、甲骨文中的某些器物象形字与同时期的文物存在器形差异,反而取象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早、中期文化用器;这也为晚商金文、甲骨文的部分用字在二里头时期已进入创造和运用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
    规制渐具:商代前期文字
    ……这些商代前期铜器铭文的字形和铸造位置,与商代后期的同类铭文一致,展示出较为明显的相继关系。
    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1953年4月,二里岗遗址出土1段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也有人释为“又土羊乙贞从受十月”。这段文字在功能上与殷墟甲骨文“甲申卜又土”相同,但因出土时地层被扰动曾引起较大争议。后经参与当时发掘工作的裴明相指出,甲骨出土区绝无殷代晚期遗存,应属早商二里岗期。近半个世纪以来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亦显示这一区域并未发现商代晚期遗存。……
    格制大成:商代后期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考古发现卜骨数量众多,共计十余万片,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可见多邦国部族的族徽称名,文字内容部分可与金文互证。李孝定指出,甲骨文约4000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从字形构成、符号化程度、书写形式和使用功能等方面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结构成熟、功能完备的文字符号体系,是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
    册典有序:夏商时期的简牍文字
    ……董作宾等曾将甲骨文中的“册”考证为“龟册”。从出土文物看,甲骨文的刻写载体包括胛骨和龟甲两种,比例大体相当。胛骨不易破碎且形态规整,将其装订成册不难,但发掘中却鲜见成册钻孔的胛骨,换言之,商代并没有将胛骨装订成册的主流需求。龟甲易破碎,将其装订成册不易操作;目前考古发现装订成册的甲骨主要发现于花园庄东地H3,多为完整的龟甲,即所谓的龟册。龟册的串孔位于左右甲桥上或背甲边缘,且只有一个孔,说明捆成龟册时只用了一条绳子。这种形态与甲骨文中有两道横笔的“册”的形象完全不同。可知龟册并非甲骨文中“册”字的象形来源。甲骨文中的“册”,尚保留着图画的原始形态,串系两条绳子,竖笔有的参差不齐,有的整齐划一。这既与简牍的形态十分相似,又和东汉许慎《说文·二下》对册的解字相合:“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这些线索,均指明甲骨文中的“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正如李学勤所言,甲骨文中的“册”字就像以竹木简编组成册之形,相参差的竖笔是一支支的简,联贯各简的横笔则是编册用的绳。…………考虑到甲骨文在功用上仅用于记录占卜、祭祀等内容,这些包罗万象的政令、文告、律令、历法、规范等内容,很大程度上应是通过简册来记录的。至于简牍文字的出现时间,李学勤曾推测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龙山时期朱书陶文可作为旁证。
    结语
    夏商文化遗存的种种证据,展示出中国文字并非肇始于殷墟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金文与甲骨文,而应溯源至更为古老的时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盖,即谓文字。”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中陶文符号的发现,均可视为早期符号文字发展的线索。而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等遗迹的考古成果,更证明夏商周的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沿承性。商代前期文字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的金文、陶文和卜骨刻辞发展而来,而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又被后世所继承并发展。正如黄德宽所说,夏商周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西周文字与商代晚期的汉字一脉相承,商代前期的文字则传承和发展了夏代的文字。……
  260. 古老的甲骨文,离我们并不远
  261. 吴俊德《殷卜辞商王廪辛存在的考察》……经过针对相关卜辞的讨论,本文认为商王廪辛应当存在,第三期“兄辛”及第四期“父辛”,即分别是康丁与武乙对廪辛的称谓。文丁时期,祖辈廪辛初始或称“祖辛”,后又称“三祖辛”、“小外辛”,与祖辛(祖丁父)区别,因其重要性远不及直系先王,故较不受重视,难以于卜辞中获得大量讯息。而帝乙以后,周祭系统趋于完备,而直系先王更加受重视,为求祭祀周期稳定以符合自然规律,因此将旁系先王廪辛排除于祀典之外,故其名号亦无法窥见,造成卜辞中殷先王没有廪辛的假象。
  262. 李发《殷卜辞所见“夷方”与帝辛时期的夷商战争》
  263. 韦心滢《从流散海外殷末青铜器见帝辛十五祀征夷方史事》
  264. 郝玥、张绍冬《诗经·大雅·绵》“虞”“芮”地望考辨
  265. 古本《竹书纪年·殷纪》
  266. 《资治通鉴外纪》云祖庚“在位七年。”
  267. 267.0 267.1 267.2 杨升南《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夏商周时期的“改朝换代”,改变的只是最高权力的转换,体制并无大的变动,诸侯、方国,只要不是同被推翻王朝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大多诸侯、方国都是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而顺风转舵,承认新王朝的统治而继续存在。……以上见于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5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而在商代被续封,仍保有诸侯的地位,是夏代的诸候见于甲骨文者。……
  268. 赵庆淼《卜辞之曾地望考》
  269. 269.0 269.1 269.2 269.3 269.4 穆洁《商代甲骨卜辞中所见山西地区重要方国考》
  270. 270.0 270.1 270.2 陈隆文、代玄烨《卜辞缶方地望考辨》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0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0公里。
  271. 燕生东、丁燕杰《商文化前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特点》……本文在阶段划分上作一调整和合并:二里岗下层为第一阶段,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前段为第二阶段,殷墟一期后段、二期、三期前段为第三阶段,殷墟三期后段至四期(部分可能到了周初)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贝体而言,西部到达了今陜西省关中东部(耀县、西安、蓝田、华县等)和陜南商州北部、山西省西南部临汾、运城一带,北部到达山西省南部晋城、河北省南部泜河流域,南部至驻马店一带和汉水流域的邓州、淅州地区,大体在豫鄂交界处,稍晚时期可能已经跨过省北省的长江,东南则至安徽省淮河流域的寿县、霍邱线。……
    图一 商文化第一阶段分布范围示意图
    ……第二阶段时间跨度较长些…这一阶段,商文化势力在西部边界略有扩展,已到了关中西部的周原一带和陜南商洛扡区,对汉中地区(城固、洋县)的地方青铜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部,商文化扩张较大,已至晋中,甚至可抵滹沱河流域的晋北忻州地区;在太行山以东,本阶段商文化发展也相当迅速,最北到达太行山北端易县、涿州及华北平原北部的保定地区。商文化继续往南扩张,己越过安徽霍山,到达安庆一带,并在强盛时期到达湖南省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线,甚至推进到了江西樟树市一带,其影响力已到达了江西省中部、南京及以南地区(如江宁点将台、镇江丹徙赵家窑、镇江句容城头山、南京北阴阳、南京牛头岗、常州金坛新浮等都发现了受商文化影响的遗存);东南部则扩张至江苏省盐城和连云巷一带。……东界的北部……商文化已经到达了沧州、孟村、惠民、博兴、临淄、寿光、潍坊及潍河东岸一带。但是广袤的滨海平原上未见到这一阶段遗存,显示商王朝还不能从此处接触海洋,开发海洋资源。……东界的中部……说明此时商文化已经列达沂水、沂南、莒南一线,大体在今沭河东岸。……距今海岸10多公里的连云港大村遗址在1960年发现的一座残墓内……大村商文化铜器墓的发现,说明本阶段商王朝势力已到达黄海之滨了。……东界的南部……看来,本阶段中、晚期商文化已到淮河南岸、黄海之滨了。……总之,本阶段商文化分布范围东北已到达渤海南岸内陆地区,东部至潍河、白浪河、沭河一线,向南至连云巷海岸及淮河下游南侧的盐城一带了。……
  272. 韩香花《小双桥与郑州商城遗址白家庄期商文化的比较》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村西南部,处在索须河转湾处东南侧的河旁台地上……“白家庄期”商文化因郑州白家庄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东北角外约100米。1954年9月至1955年4月,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发现它“包含着战国及商代两个时期的三层堆积。其下层系郑州二里岗下层商代文化;中层和郑州二里岗上层商代文化大致相同,唯部分陶器,器形较大,陶壁较厚,绳纹较粗”,因此,初步推断此层和郑州其他区域的二里岗上层文化比较稍为晚些。此后,在郑州商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对于该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有学者称为商文化“白家庄期”,也有学者称为“二里岗上层二期”。…………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建成使用年代主要为二里岗下层和上层一期;至白家庄期,郑州商城的宫殿已逐渐废弃,即使有宫殿存在,也已非常少见。……从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墙以及大型青铜建筑构件来看,这里应兴建有规模宏大、规格极高的宫殿建筑群。……小双桥遗址大量的祭祀遗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商王朝的对外战争,不少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正是文献记载的商王仲丁时期征伐蓝夷的战争。相比之下,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祭祀遗存发现较少,这和商代前期发生的战争较少有一定关系。另外,大量的祭祀遗存也说明小双桥遗址不是一般的聚落遗址,而是商王朝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273. 何乐君《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建筑基址奉祀神主再探》
  274. 孙卓《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影响历程》
  275. 275.0 275.1 275.2 西周晚期《十月敔盘》
    隹(唯)王十月,王才(在)成周,南淮尸(夷)□殳,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敔追□(袭)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长□□(榜载)首百,执讯□,夺孚(俘)人四百,啚于□(荣)白(伯)之所,于□衣□,复付氒(厥)君。隹(唯)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擒)聝百、讯□,王蔑敔□,使尹氏受(授)□敔:圭□(瓒)□贝五十朋、易(赐)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对扬天子休,用乍(作)□(尊)□(簋),敔其迈(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1940年中国陜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翏生盨》
    王征南淮尸(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孚(俘)戎器、孚(俘)金,用乍(作)旅盨,用对剌(烈),翏生眔大□(妘),其百男、百女、千孙,其迈(万)年□(眉)寿永宝用。
    传世西周晚期《鄂侯驭方鼎》
    王南征,伐角、僪(遹),唯还自征,才(在)坏,噩(鄂)侯□(驭)方内(纳)豊于王,乃□(祼)之。□(驭)方□(侑)王。王休宴,乃射,□(驭)方□(乡)。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酓(饮),王□(亲)易(赐)□(驭)方玉五嗀、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休□(赉),□(用)乍(作)□(尊)鼎,其迈(万)年子孙永宝用。
    1940年2月中国陜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禹鼎》
    禹曰:“不(丕)显□□(桓桓)皇且(祖)穆公,克夹□(绍)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叚望(忘)賸(朕)圣且(祖)考幽大吊(叔)、懿吊(叔),命禹□(肖)賸(朕)且(祖)考,政于丼邦。□(肆)禹亦弗敢□(憃),□(锡)共賸(朕)辟之命。”乌虖(乎)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或(国),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王□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恇),弗克伐噩(鄂)。□(肆)武公□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惟)西六□(师)、殷八□(师),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鄂),□(敦)伐噩(鄂),休,只(获)氒(厥)君□(驭)方。□(肆)禹又(有)成,敢对扬武公不(丕)显耿光,用乍(作)大宝鼎,禹其万年子子孙孙宝用。
    传世摹本《仲催父鼎》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白(伯)边及中(仲)□(催)父伐南淮尸(夷),孚(俘)金,用乍(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晚期《虢仲盨盖》
    虢中(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尸(夷),才(在)成周,乍(作)旅盨,□(兹)盨友(有)十又二。
    《兮甲盘》
    隹(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𤞤狁)于□□,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王易(赐)兮甲马四匹、驹车,王令甲政(征)□(辞)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贮(贾),母(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井(刑)□(扑)伐,其隹(唯)我者(诸)侯、百生(姓),氒(厥)贮(贾)母(毋)不即市,母(毋)敢或入□(蛮)宄贮(贾),则亦井(刑)。兮白(伯)吉父乍(作)般(盘),其□(眉)寿万年无彊(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驹父盨盖铭文》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仲)邦父命驹父殷(即)南者(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尸(夷),氒(厥)取氒(厥)服堇(谨)尸(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氒(厥)献氒(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无)敢不□具逆王命。四月,还至于蔡,乍(作)旅盨,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
    2003年眉县出土的2件《四十二年逨鼎铭文》
    隹(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太)室,即立(位),□(司)工散右吴(虞)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向)。尹氏受王□书,王乎(呼)史淢册□逨。王若曰:“逨,不(丕)显文武,膺受大令(命),匍有四方,则□隹(唯)乃先圣且(祖)考夹□先王,爵堇(勤)大令(命),奠周邦。余弗叚□(忘)圣人孙子,余隹(唯)闸乃先且(祖)考,有爵于周邦,□余作□询,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命)女(汝)奠长父,休,女(汝)克奠于氒(厥)□(师)。女(汝)隹(唯)克井(型)乃先且(祖)考,辟□(𤞤)狁,出□(捷)于井阿,于历,女(汝)不畏(?)戎,女(汝)□长父以追搏戎,乃即宕伐于弓谷,女(汝)执讯获馘,俘器、车马。女(汝)敏于戎工,弗逆。朕亲令(命),□女(汝)□鬯一卣,田于□,于□廿田。”逨拜稽首,受册□以出。逨敢对天子不(丕)显鲁休扬,用作□彝,用□(享)孝于前文人,其严在上,□(翼)在下,穆穆秉明德,丰丰□□,降余康□(佑),通彔永令,□(眉)寿绰绾,畯臣天子。逨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276. 《南阳夏饷铺鄂侯家族墓地与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的形势》……据已公布的材料,夏饷铺墓地墓葬排列有序,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和布局。该墓地的鄂侯夫妇墓大致分为四组,由东向西按时间早晚呈“一”字形整齐排列,头向一律朝北。每一组均为两座墓葬,鄂侯墓居东,夫人墓位于西边,间距3米左右,两组墓葬之间的距离为6米左右。第一组位于墓地东端,时代最早,M6为鄂侯墓居东,M5为夫人墓,位于侯墓西侧;第二组的M19、M20,第三组的M7、M16亦然。唯位于墓地西端、规模较前三组略大且年代最晚的第四组仅存M1一座鄂侯夫人墓。……据目前的资料看,夏饷铺墓地的年代下限在春秋早期偏晚,换言之,鄂灭亡的时间应不早于此。综合来看,鄂国最终为楚所灭的时间,或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据夏饷铺春秋早期鄂侯家族墓地最新考古发现,可知宣王时期,周人在南阳盆地重建姬姓鄂国,以稳定南土,屏藩中原。与申、息二国的灭亡时间大致相当,鄂国约于公元前680年前后(即夏饷铺M1夫君鄂侯的下一任鄂侯在位之时)复灭于楚。西周中期以降,南土和中原形势骤变,至西周晚期厉宣时期,周人在中原和南土的统治皆面临严峻挑战。宣王时,通过迁申吕、封建宗亲鄂国于南阳盆地,试图在南土地区进行战略性重塑,重建中原和王朝的屏障,修复自周初建立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但西周王朝衰落和楚人崛起的大势已不可挽回,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取代曾国成为南土的霸主,南土尽入楚人彀中,“金道锡行”的战略通道和屏障作用尽失,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彻底退出江汉流域。……
  277. 曾芬甜《再议夏饷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周王发布命令时强调“无遗寿幼”,南土的姞姓鄂国似乎自此灭亡。然而,2012—2014年,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发现发掘,似乎告诉我们,周王朝有意“存亡续绝”,并未将姞姓鄂国斩草除根。……从周代南土的政治形势看,周王朝也不太可能允许政治忠诚度存疑的姞姓鄂国后裔继续镇守南土,尤其扼守随枣走廊这一“金道锡行”。在伐灭叛乱的鄂侯驭方之后,趁势分封姬姓子弟以填补势力真空,这是封建制度的一贯逻辑。“侯”起源于“为王斥候”的职官,是“王朝派驻边域的外服军事职官之称”。……可以推测,夏饷铺姬姓鄂国为楚所灭的时间也在公元前688年至前664年之间,上距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不到一个世纪。夏饷铺鄂国从分封到灭亡大约存续了八十年,其墓地有三代鄂侯夫妇墓和第四代鄂侯夫人墓,尚未见第四代鄂侯墓。第四代鄂侯或许亡国之时被俘或出亡,未能葬入鄂国公墓,夏饷铺姬姓鄂国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278. 马文增《清华简《系年》首章新研——兼及“国人暴动”、“共和行政”问题》
    …………
    关于“国人”何谓,学界争议不断。李秀亮先生总结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国人’是指居住在国都内的‘公民’,以平民为主体……与此相反,‘国人’就是国中之人,主要由公卿大夫、士和工商组成,而主体是公卿大夫、士等……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因为文献记载的不同,长期以来得不到明确的认识。”笔者认同以“国人”为居住在镐京内的平民这种观点,盖平民被厉王的暴虐之政压迫到“道路以目”的地步,群起而反抗乃必然之事。但是,按《国语》之记载,国人出于激愤而欲杀厉王太子,又为何不杀厉王,而只是将其“流放”?“国人”又有何能力“流放”厉王?“国人”攻击、流放厉王,周王室公卿、姬姓诸侯如何听之任之?……一系列问题皆无法解释。笔者认为,“国人暴动”的国人指的是镐京平民,而废黜、流放厉王的则是姬姓诸侯,即“国人暴动”和“流放厉王”是“彘之乱”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所谓“彘之乱”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国人(以镐京平民为主)不堪忍受厉王的暴虐,群起反击,厉王逃避,国人遂欲杀厉王太子,而邵公以其子代太子赴难。随后,众多姬姓诸侯抵达镐京,因同样无法忍受厉王的暴虐和横征暴敛,诸侯联手废黜并流放了厉王,“彘之乱”平息。
    如此理解,则身为天子的厉王危害全天下而众叛亲离,被国人以暴力反击,并被诸侯联手将其作为宗族之罪人流放,就是合情合理之事,亦完全符合《国语》“诸侯不享,王流于彘”的说法。…………
    基于对清华简《系年》首章的解析,参考《国语·周语》的记载,综合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分析,笔者认为厉宣之际的历史真相如下:周厉王残暴、贪利,导致国人(镐京平民)暴动,诸侯借机联手废黜周厉王,并以宗族罪人名义将其流放到彘,又共同推举邵公代行王政,周王室危机得以平息。期间,国人欲杀幼年之宣王,邵公以其子代之。邵公代行王政,仍奉厉王年号。14年后,邵公立宣王,和平过渡,王政再归于大宗。
  279. 程平山《“共和行政”历史再解读》
  280. 《左傅·鲁桓公五年》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已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左传·鲁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左传·鲁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不听,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六卿和公室,乐豫舍司马以让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书曰:“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
    《左传·鲁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于是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鱹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谓司城去公,对曰:“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须为司城,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
    《左传·鲁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𫇭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左传·鲁襄公十八年》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许,楚子闻之,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国人谓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叹曰:“君王其谓午怀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见使者,稽首而对曰:“诸侯方睦于晋,臣请尝之,若可,君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可以无害,君亦无辱。”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𫇭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
    《左传·鲁昭公十三年》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薳居田,迁许而质许围,蔡洧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王使与于守,而行申之会,越大夫戮焉,王夺斗韦龟中犨,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请试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干饮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蔡人聚,将执之,辞曰:“失贼成军,而杀余何益?”乃释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且违上,何适而可?”众曰:“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依陈、蔡人以国,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巳。”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猈先入,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使观从从师于干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劓。”师及訾梁而溃,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归于楚,王沿夏,将欲入鄢,芊尹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围,以归,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观从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将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国每夜骇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实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使子旗为令尹,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平王封陈蔡,复迁邑,致群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犨、栎之田,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犨、栎,降服而对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姑归,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斗韦龟属成然焉,且曰:“弃礼违命,楚其危哉。”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羇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杀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芊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
    《左传·鲁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国人弗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与,蒲馀侯恶公子意恢,而善于庚与,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公子铎因蒲馀侯而与之谋,曰:“尔杀意恢,我出君而纳庚与。”许之。
    《左传·日鲁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又将叛齐,乌存帅国人以逐之,庚舆将出,闻乌存执殳而立于道左,惧,将止死,苑羊牧之曰:“君过之,乌存以力闻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来奔,齐人纳郊公。
    《左传·鲁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陈,脩旧怨也。
  281. 陈波、谢志杰《浅议“国人”身份地位》
  282. 臧知非《周代里制性质索隐》
    ……将里制与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统一分析,则不难发现:西周之里是宗族城邦下“治民”与“治地”的统一体,既是土地计量单位,也是民居单位;里君既是治民之官,也是治地之官,同时执掌朝政,由贵族担任,远非后世里吏可比。降至战国,领土国家形成,土地和人口均属于国家,人地合一控制体系法典化,里下沉为人地合一的基层行政组织,里君演变为基层小吏。……
    ……笔者以为,作为民居单位的“居里”之“里”均指城——“国”内之里,这决定于当时的国家形态。西周是宗族城邦的发展形态,虽然有了后世的王朝观念,《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一观念的集中表达,但就国家形态而言,本质上依然是宗族城邦,只是有了中央邦(天子之邦)和地方邦(诸侯之邦)的等级之别。无论是天子之邦还是诸侯之邦,均以“城”为核心,城、邦一体,居民无论身份、职业均集中居住于“国”,按身份、宗族与职业分别居于城内和郊区的不同区位,尚无后世的城、乡之别。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并非限于某一个城,而是包含着系于“国”(国都)而治的若干规模不一、高低不等的“邑”在内。这些邑有的是因人口繁衍发散形成,有的则是原生的聚邑,人口多寡不一,均隶属国、系于国,这是后世县的由来。所谓的国野制度、国野之别,是逐步形成的历史结果,国人和野人之称并非得名于空间差异——“国人”居于“国”,“野人”居于“野”,而是政治权利的体现。“国人”是国家主人,享有政治权利,相当于自由人;“野人”是被统治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是非自由人。二者都居住于城邑之内,并非在空间上泾渭分明、分别居住在“国”与“野”。班固谓井田制下“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这“在野曰庐,在邑曰里”说明邑与野有别,里是城邑内亦即“国”内的民居单位,“庐”是处于“野”的临时性居住单位。农忙时节,因农事需要而“毕出在野”,农事结束则 “毕入于邑”,正说明“邑”内是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共同居住区,因身份而居于相应的里之内。这虽然是汉儒对圣王之制的理解,但有一定的历史碎片为基础,不失为西周民居的历史漫画。……金文屡见赐“田”若干的记载,“田”的面积固定,用作赏赐单位,一般理解“田”的单位面积为百亩。笔者以为,揆诸历史逻辑,一田更可能是一平方里之田。因为限于生产技术,其时之农业生产是集体劳作,不存在后世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而是以一里之田、若干“夫”为基本单位,“终三十里”“十千维耦”是这一历史场景的形象表达。因此,文献中“田”与“里”往往并称,即源自其内在的一致性。……
    ……国人、野人(鄙人)户籍分立,国人有当兵的权利,军政合一,故五家为轨和五人为伍合一(这“五家为轨”和“五人为伍”合一是“徒兵”代替车兵的体现,是春秋后期事)。野人本职是农耕,故采用三十家为邑的编制。这三十家为邑,系十进制,当源自《周礼》“十夫为沟”的传统。随着国野之分消融,野人国人合一,遂形成统一的什伍制度。……
  283. 于涛《试探先秦君子观念转变的原因》
  284. 《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左传·鲁定公十四年》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𫸩出奔郑,自郑奔齐,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285. 《孟子·滕文公上》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286. 《晏子春秋·内篇·谏篇·谏上·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两者,先王之禁也;以飞鸟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夫鸟兽,固人之养也,野人骇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后,弛鸟兽之禁,无以苛民也。”
    《晏子春秋·内篇·杂篇·杂下·景公病疡晏子抚而对之迺知群臣之野》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国子请。公曰:“职当抚疡。”高子进而抚疡,公曰:“热乎?”曰:“热。”“热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热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堕者何如?”曰:“如屦辨。”二子者出,晏子请见。公曰:“寡人有病,不能胜衣冠以出见夫子,夫子其辱视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温之,发席傅荐,跪请抚疡。公曰:“其热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苍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堕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见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287. 《荀子·大略》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
  288. 《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必己》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
    《吕氏春秋·离俗覧·高异》子墨子游公上过于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于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
  289. 《新序·杂事四》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
  290. 《说苑·修文》传曰:“触情纵欲,谓之禽兽;苟可而行,谓之野人;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传曰:“君子者,无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厉戒,立于庙堂之上,有司执事无不敬者;斩衰裳,苴绖杖,立于丧次,宾客吊唁无不哀者;被甲撄胄立于桴鼓之间,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者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故曰为左亦宜,为右亦宜,为君子无不宜者,此之谓也。”
  291. 李永伟《西周土地制度略论》……在西周的土地分封制的最底层存在着自由民,亦即"国人"。史界一般理解"国人"为西周各宗族的成员,享有政治权利并服军役,以此区别于农奴。……《周礼天官冢宰》序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此处之"国""野"之分大体即是城与郊之分。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为"国"之范围。其居民又被分作"国人""野人"两个阶层。……
  292. 刘百顺《《孟子》中的“民”是指沦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吗》
  293. 陈丽妍、白薇《《 论语》“小人”释义——从“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说起》
  294. 周金声、舒路萍《《论语》核心概念内涵新探》
    《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古文象君坐形。故从口。”将“君”定义为“尊”,意为高位。“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整字意思是:地位高的人发号施令,治理国家。“君子”一词广见于先秦典籍,主要指有地位的人,如《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指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还有多种意思:1) 称有才德的人。“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2) 称情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风雨》);3) 妻称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草虫》);4) 指男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5) 在上位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6) 对人的尊称。《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在先秦典籍中的“君子”侧重人的外在地位和身份,而在孔子观念里,君子一词则侧重于道德品质的属性,具有德性上的意义。……
    在先秦典籍中早就有“小人”的概念,而且含义很丰富:1) 平民百姓,指被统治者。如《书·无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2) 男子对地位高于己者自称的谦词。如《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3) 人格卑鄙的人。陈昉《颍川语小》卷下:“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4) 老师对学生的称呼。《孔子家语·观周》:“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
  295. 鲁西奇《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的规模都不会太大,大约都在二十五家、三十家。闾、里之上都可能有“族”。族的本义就是聚合起来的人群,是合若干闾、里而成的。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但金文中没有见到这种联合体的专称。……我们认为西周时期乡里控制的基础上作为居住区和聚落的闾及里、邑,居民编排是以居住区和聚落为单位的,二十五家居住的里、闾,乃是标准的里、闾。二十五家单纵排列的长度,则是作为长度单位的“里”的长度。族则是闾、里以上的编组单位,姓是族的标识。它包括若干个聚落或居住区,是一种地域人群的联合(这种联合可能是血缘的,但并不必然以血缘结合为前提)。五邑、十邑之类的称谓,显然指明了若干邑构成一种地域联合体,但我们没有见到用来指称这种地域联合体的专用词汇,说明这种地域联合体可能是不稳定的。……众所周知,“国”乃是围有城垣的大型聚落,“野”则包括城外的田野以及散布于其间的大小聚落;“国人”与“野人”的最初分别,就在于他们分居于“国”中和“野”中。“邑”的本义则是人居于城下,一般也是围有垣壕的聚落。甲骨文与金文所见的“鄙”,则一般释为处于边远地区的邑。……
  296. 《后汉书逸民列传》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297. 崔大华《释“国人”》
  298. 298.0 298.1 298.2 《春秋左传注疏·鲁僖公十一年》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扬、拒、泉、皋皆戎邑,及诸杂戎居伊水、雒水之间者。今伊阙北有泉亭,王子带召之也王子带,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郑传
    《春秋左传注疏·鲁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迩,近也,诸侯听焉听,服也,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大音泰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与鲁异姓,其肯字我乎字,爱也?”公乃止。
    《春秋左传注疏·鲁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阎嘉,晋阎县大夫,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阴戎,陆浑之戎。颍,周邑,王使詹桓伯辞于晋辞,责让之。桓伯,周大夫
    《春秋左传注疏·鲁昭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九州戎,陆浑戎,十七年灭,属晋。州,乡属也,五州为乡及焦、瑕、温、原之师焦、瑕、温、原,晋四邑以纳王于王城。
  299. 299.0 299.1 《春秋穀梁传·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穀梁传·鲁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葬齐顷公。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其日,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大夫溃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为事也。恶之,故谨而日之也。
    楚人入郓。
    秦人、白狄伐晋。
    郑人围许。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300. 300.0 300.1 300.2 300.3 《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起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
    《左传·鲁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
    《左传·鲁昭公十三年》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惟君,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弗克。”鲁人惧听命。
  301. 韩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302. 《国语·周语中》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呼曰:“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阳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君之武震,无乃玩而顿乎?臣闻之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阳不承获甸,而祗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爱也?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晋侯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
  303.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彊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304. 《叔夷钟》……夷典其先旧及其高袓:虩虩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丕显穆公之孙,其配襄公之□而□公之女,□生叔夷,是辟于齐侯之所……
  305. 陈民镇《新出芈加编钟所见“禹”与“夏”》
  306. 金力《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
  307. ​Hao Ma、 Yawei Zhou、Rui Wang、Fei Yan、Haodong Chen、Limin Qiu、Jing Zhao、Li Jin、Chuan-Chao Wang《Ancient genomes shed light on the 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308.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strong and extensiv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LN Longshan period, not only within th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but also between northern Shaanxi and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s.”…………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309. 《公羊传·鲁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曼子,杀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曷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公羊传·鲁哀公四年》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归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晋而京师楚也。”
  310.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一·司隶·河南尹》新城有高都城;有广成聚;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蛮中。
  311. 韩立基、贾晓、陈善云《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综合记载推断,代王城当建于西汉初,大约为公元前201年,汉高祖为巩固北方势力范围、加强边塞防御体系所筑。
  312. 《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穀,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天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313. 313.0 313.1 《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战国策·赵策二·王破原阳》
  314. 赵燕姣《骉羌钟:见证两千余年前齐鲁历史风云》……综上,骉羌钟全铭或可译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晋国韩君的家臣)骉羌身为副帅,辅佐主帅韩宗虔,(通过)征伐秦地威逼齐国,先入长城会于平阴,武力攻克邿力,(进而)袭夺楚京。(凯旋归后)得到了韩君的嘉赏、晋公的表彰及周天子的勉励,特制成这套编钟铭记之,荣耀先祖永世不忘!……
  315. 《骉羌钟》隹(唯)廿又再祀,骉羌乍(作)□(介),氒(厥)辟韩宗□(虔)□(帅),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致)寺力,譶(袭)敚(夺)楚京。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烈),永世母(毋)忘。
  316. 316.0 316.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二》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坪(平)王=(王。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生白(伯)盘。孚(褒)□(姒)辟(嬖)于王=(王,王)与白(伯)盘迖(逐)坪=王=(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坪(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者(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奠(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者(诸)侯。武公即殜(世),□(庄)公即立(位);□(庄)公即殜(世),卲(昭)公即立(位)。亓(其)夫=(大夫)高之巨(渠)尔(弥)杀卲(昭)公而立亓(其)弟子□(眉)寿。齐襄公会者(诸)侯于首□(止),杀子□(眉)寿,车□(轘)高之巨(渠)尔(弥),改立□(厉)公,奠(郑)以□(始)政(正)。楚文王以启于滩(汉)□(阳)。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二十》晋景公立十又五年,申公屈巫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二邦为好,以至晋悼公。悼公立十又一年,公会诸侯,以吴王寿梦相见于虢。晋简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阖卢即世,夫秦(差)王即位。晋简公会诸侯,以与夫秦(差)王相见于黄池。越公勾践克吴,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巩),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晋幽公立四年,赵狗率师与越公朱句伐齐,晋师□(门?)长城句兪(谷?)之门。越公、宋公败齐师于襄平。至今晋、越以为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二十二》楚声桓王即位,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鼬)。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齐与越成,以建阳、䢹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与齐侯贷、鲁侯衍盟于鲁稷门之外。越公入飨于鲁,鲁侯御,齐侯参乘以入。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齐师北,晋师逐之,入至汧水,齐人且有陈□子牛之祸,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与陈淏于溋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廪丘。”晋公献齐俘馘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羴(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王于周。
  317. 《吕氏春秋·慎大覧·慎大》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彊弱。
  318. 王硕《秦襄公纪年考辨》
  319.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320. 赵彦、赵兴州、吴志玮《战国时期赵国服饰文化的中原特征》……赵国服饰按照其二重性地域特征,从文化风格上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于中原文化类型,一种则属于胡服。因为服饰文化具有延续性,商周服制对中原地区服饰的影响颇深。虽然经历了春秋时期军事上的纷争、彊域上的变迁、政治上的动荡、思想上的多元,但具体到服饰方面,由于各国很难随着军事地盘的变迁马上制定相应的服制,故大都随其旧俗,相沿成习。作为包含在中原文化圈中的赵国的一部分,其服饰文化的主流总的说来仍延续商周以来传统的服装样式:一般为襦、裤、深衣、下裳配套。其款式为上衣下裳连属,衣长齐膝,左右衿相交当胸,一幅向身右侧交掩,再用宽带束腰,礼书中称之为“深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但其主要推广范围在军服上,虽然也有向民间服饰的转移,但在中原文化圈内,传统的深衣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并未因胡服的引进而稍减风骚。……改革固然是为了教化百姓,但也是以骑射为目的,并不涉及军事以外的胡服改革。《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胡服的穿用也仅涉及到了上层社会。……中原传统的深衣形制,自春秋至战国一直是本地区居民的常服,男女贵贱皆然。…………在此笔者需要阐明一个问题:即学界流传甚广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观点,这实则是混淆了两种系统的带钩。华夏地区考古史料中多带有钩出土,且时间远远早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年代,史载管仲追赶齐桓公,箭便正中齐桓公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这个年代比胡服骑射足足早了300年,这说明华夏大地上早在春秋早期,带钩己经相当普遍了。至于胡服的带钩则是另一系统……综上可知,深衣当吋广泛流行于中原地区,男女皆服。与男服相比较,女式“深衣”主要有如下特点:女服深衣较男服衣长且曲裾缠绕圈数更多;在纹饰花边上更加注重审美上的要求;舞女的服装与普通女服相比在衣、䄂部位有所变化,以增加舞动起来的美感,增强观赏性。……综上所述,战国时期赵国的中原服饰文化特色很明显,深衣占据着主流地位。从阶层上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穿着;从场合上看,上至祭祀朝会,下至民间仪式都穿用;从人群上看,男女老少皆服之。即使在赵武灵王推行胡骑射改革、大力引进胡服的同时,中原传统的深衣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始终被当作正统的服装款式来穿用。
  321.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李牧》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闲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馀,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彊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322.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323. 《潜夫论·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万接,生白帝挚青阳。世号少曎。代黄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凤皇适至,故纪于鸟。
  324. 李学勤: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
  325. 探寻秦人的足迹——李崖遗址
  326. 孙宗贤《对昔周邑及汧渭之会的新认识》
  327. 魏家崖遗址被确认为秦都邑汧渭之会
  328.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
  329. 《韩非子·十过》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问道于子,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后为由余请期,以疏其谏,彼君臣有间而后可图也。”君曰:“诺。”乃使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许诺。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
  330. 《史记·张仪列传》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331. 刘卓异《“褒姁”小考》
  332. 《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南郑)县,故褒之附庸也。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至六国,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汉中郡,因水名也。《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即汉中郡治也。”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内有小城,南凭津流,北结环雉,金墉漆井,皆汉所脩筑,地沃川险,魏武方之鸡肋,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绪镇南郑而还。晋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马勋断小城东面三分之一,以为梁州汉中郡南郑县治也。自宋、齐、魏咸相仍焉。……
  333. 滑宇翔《论秦魏石门之战故址应在陕西》
  334.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正义:塞,先代反。《括地志》云:“棝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棝音固矣。……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集解徐广曰:“在上郡。”正义《括地志》云:“雕阴故县在鄜州洛交县北卅里,雕阴故城是也。”
  335. 谢伟峰《秦上郡治所位置与迁移考》战国时魏设上郡,治所在高奴,即今延安市。秦夺取魏上郡之地后仍以高奴为治所。秦昭襄王三年,秦取赵国西北境,占领了今陜西榆林一带,为了有效统治,把上郡治所由高奴迁移到了肤施,即今榆阳区东南一带的鱼河附近。秦始皇时期,随着直道的修通与长城的修建,为了更有效地抵抗匈奴,遂把治所迁移到了阳周,即今靖边县杨桥畔。…………笔者认为,高奴作为治所,是从魏设置上郡开始沿袭到秦国初置上郡之时。……随着秦国对原上郡以北地区的占领(具体时间不详,应在昭王三年,即前304年之前),上郡辖地的面积大大扩展,再以高奴作为治所已经不适应对全郡进行有效统治,因此把治所北移到原属于赵国的肤施。……阳周的位置,经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已经被确认,就是位于靖边县杨桥畔的龙眼城。……
  336. 《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337.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p133~p134
    阿拜多斯的哲尔王墓,地下建筑包括修复的在内,为21.5×20米。围绕着哲尔的王墓有一排排的墓穴共338间,葬有国王下葬时被牺牲的家臣侍从的尸体,其中后宫275人,仆人43人。此外,在距离王墓1.5公里方圆周围还葬有国王亲信或宫廷官员269人,或许他们也是为哲尔王殉葬的。
    在阿拜多斯的瓦吉王墓,面积为19×15米,周围葬有伴随国王牺牲的王家侍从墓1747;而他在萨卡拉的第3504号墓的面积为56.45×25.45米。由大坑构成的地下建筑开凿到地平面上,被十字墙分隔成5间壁,其地上建筑为45间。在其马斯塔巴墓的围墙外侧,围绕的随葬墓有62名奴隶殉葬。
    第一王朝时代最大的马斯塔巴墓是在萨卡拉的第3035号乌吉姆,即登王的墓,面积为57.3×26米。地下建筑是由岩石中开凿3间墓室,地上建筑则有45间。但是,他在阿拜多斯的墓地,面积小得多,仅仅为23.5×16.4米。大概有136名奴隶殉葬在王墓周围,包括了男女两性。
  338. 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71)历代国王的坟墓是在盖罗司人居住的他方,那里是包律斯铁涅司河溯航的终点。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方形的大穴;大穴挖好之后,他们便把尸体放置在车上载运到异族那里去。尸体外面涂着一层蜡,腹部被切开洗净,并给装上切碎的高良姜的根部、香料、洋芫荽和大茴香的种子,然后再原样缝上。在尸体送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从这里人们又把国王的尸体放在车上带到属于他们的另一部落那里去,而尸体已到过的地方的那些人则跟在尸体的后面。而在尸体到所有部落那里被载运了一圈之后,它便被人们运到了盖罗司人的土地,这是他们所统治的一切种族当中最远的,也便是下葬的地方了。此后,在把尸体放在草床上放入墓中以后,他们便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并且把木片搭在上面,木片上再复盖上细枝编成的席子当作屋顶。在墓中的空地上,他们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殉葬,他们同时还埋葬他的一个行觞官、厨夫、厩夫、侍臣、传信官;此外还有马匹、所有其他各物的初选品和黄金盏;因为斯奇提亚人是不使用青铜或白银的。在做完以上的事情之后,他便共同修造一个大冢,在修造时他们相互拼命竞争,想把它修造得尽可能地大。(72)在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又进行下面的事情。他们选出国王身旁残存的侍臣当中最亲信可靠的人(这些人都是土著的斯奇提亚人,因为侍奉国王的人都是国王亲自下令选定的,而斯奇提亚人是没有用钱买奴仆的习惯的),把侍臣当中的五十人绞死,把他们最好的马五十匹杀死,再把他们的内脏掏出,把内部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他们把许多​木桩钉到地里去,每两个一对,在每一对木桩上面凹入部向上地安放着车轮的半个轮缘,另外的半个轮缘放到另一对木桩上去,直到许多对木桩都这样配置好的时候。随后,把大木棍从马的尾部一直横穿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结果是前面的车轮支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车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着马的腹部,但四条腿则在半空中悬着。每匹马嘴里都有一马衔并且配着一副缰绳,缰绳是系在前面的木橛子上。然后这五十名被绞杀的少年分别被安置到五十匹马上。他们这样做的辨法是:他们再把一个木棍沿着少年的嵴椎从后部一直穿到颈部;从身体后部突出的棍子则插到横贯马体的那个木棍上的一个孔里去。这五十名骑马的人就这样地给他们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便离开了。
  339. 339.0 339.1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馀步,殉葬者奴婢百馀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 ,所服玩乘马皆瘗,起大屋冢颠,树众木为祠所。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诏上》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者,赞普乞立赞养子,当从先赞普殉,亦诣忠义降。于是虏气衰,军不振。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东女国》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东女》王之葬,殉死至数十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回纥》毗伽阙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上·回鹘上》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 ,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昏,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后以无子,得还。
  340. 《日本书纪卷第六垂仁天皇》廿八年冬十月丙寅朔庚午,天皇母弟倭彦命薨。十一月丙申朔丁酉葬倭彦命于身狭桃花鸟坂,于是集近习者悉生而埋立于陵域,数日不死、昼夜泣吟,遂死而烂臰之、犬乌聚啖焉,天皇闻此泣吟之声心有悲伤,诏群卿曰:“夫以生所爱令殉亡者,是甚伤矣。其虽古风之,非良何从。自今以后议之止殉。”…………
    卅二年秋七月甲戌朔己卯,皇后日叶酢媛命一云日叶酢根命也薨。临葬有日焉,天皇诏群卿曰:“从死之道,前知不可。今此行之葬,奈之为何?”于是野见宿祢进曰:“夫君王陵墓埋立生人,是不良也、岂得传后叶乎?愿今将议便事而奏之。”则遣使者,唤上出云国之土部壹佰人自领土部等,取埴以造作人、马及种种物形,献于天皇曰:“自今以后,以是土物更易生人树于陵墓,为后叶之法则。”天皇于是大喜之,诏野见宿祢曰:“汝之便议,寔洽朕心。”则其土物、始立于日叶酢媛命之墓。仍号是土物谓埴轮,亦名立物也。仍下令曰:“自今以后,陵墓必树是土物,无伤人焉。”天皇厚赏野见宿祢之功,亦赐锻地、即任土部职,因改本姓谓土部臣。是土部连等主天皇丧葬之缘也,所谓野见宿祢,是土部连等之始祖也。
  341. 《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本纪第四》(智证麻立干)三年春三月,下令禁殉葬。前王薨则殉以男女各五人,至是禁焉。
  342. 曾丽容《吐蕃赞普殡葬仪礼中的“共命人”——论古代藏地之人殉》
  343. 付希亮《五藏山经》神形祀法材料源或自夏少康中兴所制方国地理图——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分析《山海经》神形祀法材料所反映的时代
  344. 《顾颉刚和胡适:从论战完败到“史学革命”的大逆转》,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12) 
  345. 《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严实指出:“我把他们分别称为Oα、Oβ和Oγ。这三个大约6000年前的人的后代构成了现在汉族人群的40%以上。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在这三个扩张以前的Y染色体树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人演化出难以分出先后的5~7个支系,而且这5~7个支是都有后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长支或二叉当中的那些古人无数辈的兄弟都没能传下男性后代,当时的人口扩张也相对缓慢,只有这几支幸运儿的后代终于活到了现代。”
  346. Pei He、Zhengmao Hu、Zuobin Zhu、Kun Xia、Shi Huang《Han Chinese males with surnames related to the legendary Huang and Yan Emperors are enriched for the top two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 Y chromosomes O3a2c1a and O3a1c, respectively》
    ……“We performed two independent surveys of 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males (total number of subjects 2415) and divided the subjects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ir surnames with the Eight Great Xings, Jiang (Yan), Ying (Huang), Ji(Huang), and Others (5 remaining Xings related to Huang). In both studies, we found that subjects with O3a1c were enriched with Jiang-related surnames and subjects with O3a2c1a were enriched with Ying-related surnames. Also, subjects with Jiang-related surnames were enriched with O3a1c and those with Ying-related surnames were enriched with O3a2c1a. Finally, subjects with O3a2c1 were slightly enriched for the Others-group, consistent with linking O3a2c1 to another legendary leader Chi You who lost to Huang and was largely ignored as an ancestor of Han on par with Yan and Huang. These results are remarkably 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 writings on Yan and Huang and suggest that tales of Yan-Huang and their related-Xings and surnames may not be unrealistic.”……
    “Since the Huang-related haplotype O3a2c1a is the youngest among the three, and yet has claimed similar if not more descendants than the Yan-related O3a1c, the oldest of the three, the pace of expansion for the Huang lineage appears to be the fastest among the three Y haplotype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Huang being the ultimate victor among the three legendary leaders (Huang had defeated both Yan and Chi You). Together, these results here provide molecular evidence for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n Yan and Huang and the Eight Great Xings of High Antiquity.”
  347. 孙广清《河南裴李岗文化的分布和地域类型》……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等地区的文化面貌日趋一致,有着更多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从1977年至今,在河南中部的新郑、郑州、荣阳、密县、巩义、登封、中牟、杞县、尉氏、汝州、郏县、许昌、禹州、长葛、鄢陵、扶沟、西华,在河南南部的叶县、舞阳、方城、漯河、郾城、驻马店、上蔡、正阳、新蔡、项城、信阳、潢川,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偃师、孟津、嵩县、卢氏,在河南北部的新乡、孟县、辉县、淇县、浚县、安阳、汤阴、林县等42个县、市调查发现105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及遗存。…………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相比,有一定的共同因素。这两种文化的遗址都位于河边台地;都有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子,并带有斜坡式或阶梯式门道;都有氏族公共墓地,墓葬比较集中,排列基本有序,多数都是仰身单人直肢葬;氏族经济生活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还有一定的家畜饲养及少量的渔猎、采集经济;在石器中都有石斧、石铲和石镰;陶器中都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较多,灰陶很少。器形上都有钵形鼎、钵、小口双耳壶、纺轮等,其中裴李岗文化的小口尖底双耳壶可视为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祖形器物。在纹饰上都有划纹、指甲纹、乳钉纹和细绳(线)纹。在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长葛石固遗址、汝州中山寨遗址、舞阳湖南郭遗址和阿岗寺遗址等,均发现了仰韶早期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晚期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堆积,这种现象大大缩短了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仪在年代上的距离。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出土的弧刃扁圆体石斧、弧刃长方形石铲、锯齿石镰和V式罐、Ⅰ、Ⅱ式钵、Ⅰ式鼎、Ⅰ式壶等均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形相似。这些表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当溯源于裴李岗文化。…………
  348. 罗伊《裴李岗文化的南向影响》……裴李岗文化内部根据一定的时空、面貌差异可分为一北一南两个中心:即北部的裴李岗类型和南部的贾湖类型。……贾湖类型最典型的贾湖遗址西南方不远,有一段明显的地堑,天然地将伏牛山和桐柏山隔开,也成为了从中原进入南阳盆地的重要通道,这个自然形成的文化通道就是方城缺口,正是在这里首先发现了裴李岗文化南下的线索。……鉴于裴李岗文化文化在南阳盆地的强势,我们可以继续循着南襄隘道和随枣走廊南下,直面整个江汉平原……其中宜都枝城北遗址H1出土的50多件陶器中,近一半是裴李岗文化典型的折沿罐、角把罐、小口双耳壶等……相比之下,裴李岗文化分布区可见的江汉平原文化因素不甚明确,再次表明裴李岗文化南下力量的强大。……裴李岗文化多元的生存方式和特殊的丧葬习俗,使用的磨光红陶、各式陶鼎、骨笛、龟甲、刻划符号等,涵盖了技术、经济、社会、思想各个层面,在同时期影响了包括江汉平原在内的周边大部分地区,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大发展和此后中国历史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49. 胡清波《顺山集遗存研究》……如何界定一种考古学文化,夏鼐先生曾说,“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物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通过器物组合差异的观察,识别出顺山集遗址出土遗存实际包含三种考古学文化,即顺山集一期文化、顺山集二期文化、顺山集三期文化……本文认为顺山集一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8200~7800年,顺山集二期文化年代为距今7800~7500年,顺山集三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7500~7000年……本文认为,顺山集一期文化主要是一种本地起源的文化,继承了少量贾湖文化因素,并且受到裴李岗文化的较小影响,而与后李文化没有谱系上的联系。顺山集二期文化在主要继承顺山集一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受到了裴李岗文化、上山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促使顺山集一期文化转变为顺山集二期文化的原因所在。顺山集二期文化形成后,也对后李文化也造成了影响。顺山集三期文化主要受跨湖桥文化的影响,但也继承了本地的顺山集二期文化的一些因素。……
  350. 秦佑鹏《顺山集遗存的分期及其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顺山集遗存主要分布于淮河下游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发掘者按照时代的早晚关系将其分成顺山集一期文化、顺山集二期文和顺山集三期文化。其中一、二期文化面貌相近命名为“顺山集文化”,顺山集三期文化与前两期有较大差异称为“顺山集三期类型”。……2012年11月,由南京博物馆、泗洪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在江苏泗洪开幕,此次会议将顺山集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命为“顺山集文化”的意见得到共识……总体上,我们把顺山集遗存分成顺山集文化和顺山集三期类型,其中顺山集文化根据早晚的关系和器物的演化分成早晚两期五段,顺山集三期类型分成三期三小段。……顺山集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8600-7900年,早晚期的分界在8200年。……综合的看,我们认为顺山集三期类型年代应在7800-7500年之间,与顺山集文化有一定的缺环。……石山孜下层文化是指分布淮河中游地区以芦城孜下层、小山口一期、石山孜一期文化代表的距今8200-7300年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8300-7200年。早期前段距今8300年-8100年,早期与晚期的分界是7800年。后段距今8000年-7800年,晚期前段距今7700年-7500年,晚期后段距今7400年-7200年。……通过研究可以推测,顺山集文化的形成是在本地起源的基础上,接受了来自北方后李文化的文化因素,进入顺山集文化晚期,顺山集发展势头明显,有向西北发展的态势,当然也有来自南方文化的压力,对石山孜下层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在沟通南北方交流的过程中,石山孜下层文化扮演了中间的传递角色……时代进入8000年,气候波动与环境变迁,跨湖桥文化的北上伴随着人群的移动,迫使顺山集文化也向北发展,在当地则转化为具有顺山集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两种风格的顺山集三期类型。……顺山集时期的动物考古学资料,目前仅有顺山集遗址公布,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2061块,其中可鉴定到种属的动物遗存有1133块……从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来说,推测肉食来源主要是来自野生动物,狗已经驯化,可能参与到狩猎活动,家畜饲养只是肉食获取的辅助手段。……本文从典型遗址的分组和典型器物的演化两个方面,将顺山集遗存的一、二、三期文化认定为顺山集文化和顺山集三期类型,并对其进了较为精细的年代分期。顺山集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绝对年代距今8600-7900年,早、晚期的分界是8200年。顺山集三期类型在文化面貌上与顺山集文化有很大差异,相对年代晚于顺山集文化,我们认为其绝对年代为距今7800-7500年,与顺山集文化存在一定的缺环。……通过顺山集遗存与石山孜下层文化的比较,推测顺山集文化晚期与石山孜下层文化早期相当,从芦城孜遗址的文化面貌上可以看出,顺山集文化是石山孜文化的源头之一,石山孜下层文化晚期对应顺山集三期类型,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顺山集文化来源上,顺山集文化的形成可能有来源于后李文化的因素……跨湖桥文化早期与顺山集文化晚期年代相当,这一阶段两支文化联系很少,而跨湖桥文化晚期,受自然环境等原因影响,跨湖桥先民持续北上,在与顺山集文化结合产生了顺山集三期类型。……
  351. 大汶口遗址,开启了文明的曙光
  352. 李涵、王云庆《谈“昌乐骨刻文”与中国早期档案“雏形”》……骨刻文字在前期表现的图画性很强,有的字甚至接近绘画,明显是受到大汶口图画符号的影响,基本上只有表事字和象形字两种,处于文字务生的初始阶段。在后期骨刻文图画性逐渐减弱,符号性增强,有的与甲骨文造型相似,例如,刘教授解读骨刻文的“龙”和甲骨文“龙”、骨刻文“鹿”和甲骨文“鹿”以及骨刻文“凤”和甲骨文“凤”,很明显可以看出甲骨文是在骨刻文的基础上简化而来的。……目前普遍承认甲骨文己经是一种非常成本熟的文字,其流行于商代中期,是商王室祭祀专用,以龟甲和兽骨作为刻写载体,又由祭官专门刻写,前后程序规范有序。所以可以认定在如此成熟的甲骨文之前必然经历了文字的形成、发展阶段,由此推断骨刻文处于这个阶段并充当了甲骨文的主要源头作用。……
  353. 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龙虬庄文化是江淮东部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为距6600年至距今5000年左右,是这一阶段江淮东部地区原始文化的代表……介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是江淮平原。其间又以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古邗沟)为界,西部为运西湖区平原,东部为里下河平原。里下河平原即江淮东部地区,由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构造,历史上多次受到东部海水的侵淹,其中全新世以来最大的海侵发生在7000aB.P.以前,江淮之间的海岸线向西推进的最远处可达高邮湖西岸。4700aB.P.~4000aB.P.文间,又发生过一次海平面上升,江淮东部受到大规模的海水内侵。……江淮东部的原始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二期还可分为前后两段,整个的年代跨度大致在6600aB.P.~5000aB.P.之间。……我们认为将6600aB.P.~5000aB.P.之间,分布于江淮东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命名为龙虬庄文化是可行的。……根据己有的研究成果,北辛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中期(6600aB.P.~6300aB.P.)及晚期(6300aB.P.~6100aB.P.)与龙虬庄文化共存,相对应的分别是龙虬庄文化一期与龙虬庄文化二期前段。北辛文化被分为4个地方类型,分别是鲁中南的北辛类型、鲁北区的苑城类型、胶东区的白石类型和苏北区的大伊山类型,其中大伊山类型与龙虬庄文化毗邻。……对于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本文采用高广仁先生三大期的分期方案。根据碳十四测年,早期约为6100aB.P.~5500aB.P.,中期约为5500aB.P.~5000aB.P.,晚期约为5000aB.P.~4600aB.P.。对照龙虬庄文化的年代可知,龙虬庄文化二期晚段大体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期,龙虬庄文化三期基本与大汶口文化中期同时。在不同阶段,大汶口文化被划分、若干个地域类型,早期有鲁中南区的王因类型、苏北区的刘林类型和胶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地区的紫荆山类型;中期有鲁中南区的大汶口类型、苏北区的花厅类型、潍河流域的呈子类型、胶东半岛一带的北庄类型、淄河流域的五村类型。……就目前的资料看,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大致在7000aB.P.~6000aB.P.。同时,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尤其是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的发现,马家浜文化被进一步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苏南沿江地区的东山村类型、浙北地区的罗家角类型、太湖流域腹地的草鞋山类型。……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崧泽文化的年代始于马家浜文化结束、止于良渚文化开始。根据新近发表的南河浜报告,崧泽文化的确切起讫年代应该在6000aB.P.~5100aB.P.之间。……根据己有的材料,良渚文化的上限约在5100aB.P.(或5300aB.P.),因此龙虬庄文化三期与之有短暂的共时。……目前对于龙虬庄文化来源的观点比较一致,即可能来自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我们认为龙虬庄文化可能是解体了,由于环境的变化,龙虬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除少数人选择留下来,大部分人选择了迁移……我们认为龙虬庄文化的去向可能分为三支:一支经江淮中部向淮河上游一带西归;一支北上进入大汶口文化苏北类型的地域;一支南下融入崧泽文化。……
  354. 林岩《侯家寨遗址出土陶器刻划符号研究》……侯家寨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线条简洁,构型简练,表意明显,具有文字的书写特征,刻划符号中不仅出现了部分固定的单体符号,还出现了组合符号,主纹和地纹的有机组合,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其中的一些符号更是出现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中,侯家寨遗址刻划符号的研究是早期汉字起源的重要资料。……侯家寨刻划符号内容丰富,刻划技法娴熟,且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符号,具有象形、会意、指事的功能,较合乎六书造字的原则,由于受社会发展和文化的限制,其表达方式和手段还是十分有限的,距离成熟的汉字还有一段距离,尽管如此,侯家寨刻符和其他陶文一样,处于文字起源的初级阶段,对进一步研究文字起源有重要意义。……侯家寨遗址出土陶器刻划符号共86件,其中85件刻划或压划在碗底,仅有1件刻划在豆座的底部。……侯家寨刻划符号多刻在陶器的底部圈足内,刻划部位隐蔽,只有倒扣过来才能看清符号,如此隐蔽的地方应非装饰美化作用,而是有特殊意义和用途,如比较方便刻划或特定的祭祀所需。……侯家寨遗址中有单体符号和组合符号,侯家寨先民在组合符号时,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堆砌,而是根据其符号的意义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如标本:T2④:297,为水草与鱼的组合,侯家寨刻符中水草和鱼都有单体符号,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侯家寨刻符组合符号是由单体符号组合而成,根据不同的表意组成所需的复杂的刻划符号,而汉字也是由不同构件组合成一个个的单字。侯家寨刻划符号绝大多数刻划在狭窄的碗底平面上,其中载体的性质决定了符号间的组合最好采用紧密的合体或叠合而不是横向分布的形式,也约束了符号必须用有限的形体表现丰富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符多意的倾向,侯家寨刻符这种由分到合的符号组合层次,说明陶器刻划符号与图画文字不同,不是由图画进行拆行,而是与后代汉字类似,根据意义进行灵活的组合,汉字的这种形体和表意的传统,可能从陶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尝试。……
  355. 刘鑫《王湾三期文化年代及生业研究》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2400~1760BC,从碳十四年代来看,其最高起源于淮河平原的许漯地区,年代约2400~1760BC;然后向北扩展至黄河平原的郑州地区,年代约2300~1800BC;最后向西进入豫西山地的汝州、登封及洛阳等河谷盆地,年代约2200~1800BC。……王湾三期文化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可划分为两个地方类型或文化,其中洛阳盆地可单独构成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王湾类型,而许漯地区、郑州地区、汝州盆地以及登封盆地等构成另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煤山类型或郝家台类型。从稻作、饮食以及第一等级墓葬的葬制葬俗来看,煤山类型(郝家台类型)中部分人群可能源自石家河文化,或是生活方式受其重大影响。……王湾三期文化定义为以河南洛阳王湾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其年代范围被认为在公元前2500~1900年间,主要分布范围在今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即以嵩山为中心,东到贾鲁河,西至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北抵王屋山、太行山,南达沙河一线的广大区域。……韩建业和杨新改两位先生先从地域上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郑洛区和汝颍区两个小区,郑洛区指郑州和洛阳之间的黄河沿岸地区,汝颍区指颍河上游地区,并将郑洛区后期遗有称为“王湾类型”,汝颍区前期遗存称为“郝家台类型”,汝颍区后期遗存称为“煤山类型”……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韩杨两位先生根据站马屯、瓦店、王城岗、王湾、煤山、阎庄、新砦等遗址的14个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前期约为2500~2200BC,后期约为2200~1900BC。……对于王湾三期的绝对年代,靳松安先生认为约在2500~2000BC。……在文化分期方面,一般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年代被认为在2500~2200BC,晚期的年代被认为在2200~1900BC……诚然,陶器自然是考古出土遗存中最易辨识的指征,但自公元前2500年以来,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流频繁,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共出的器物越来越多,特征也越来越相似,己很难单凭陶器特征定性考古学文化。……综上所述,王城岗遗址王湾三期文化遗存集中活跃于2170~1970BC之间,其中一段的年代约为2170~2130BC,二段的年代约为2130~2090BC,三段的年代约为2090~1970BC。在王湾三期文化这两百年内,王城岗先民先后修建了小东城、小西城和大城,这些城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都很短,其中小东城的年代可能在2200~2170BC,小西城的年代约为2170~2130BC,大城的年代约为2160~2100BC。……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在许漯地区(淮河平原)发源较早,持续时间也长,年代约在2400~1760BC。郑州地区(黄河平原)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要稍晚于许漯地区,年代约在2300~1800BC。而登封、洛阳、汝州和伊川盆地(豫西山地)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发源年代最晚,年代约在2200~1800BC。从碳十四年代来看,王湾三期文化其最早起源于淮河平原,然后向北扩展至黄河平原,最后向西扩展至豫西山地的河谷盆地。……河南省中西部各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时期都种植有粟和黍……在畜牧方面,各地区都有蓄养猪、狗、黄牛以及绵羊等动物。狩猎活动则以熊、鹿、獐、野猪、豪猪、獾、兔等动物为对象,捕捞对象则主要是蚌类、螺类、蛤蜊、蚬等软体动物,此外还有鱼类、乌龟、鳖等脊椎动物。……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房址在洛阳盆地、登封盆地、汝州盆地、郑州地区以及许漯地区都有发现,这些房址按形制可以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大类。根据目前的发掘资料,这两类房址的分布具有一定地域性。其中半地穴式房址主要分布在洛阳盆地,而地面式房址主要分布在郑州地区(黄河平原)、许漯地区(黄淮平原)以及汝州盆地。汝州盆地完全未见半地穴式房址,郑州地区和许漯地区虽有半地穴式房址发现,但其所占的比例很小。王湾三期文化在居住方式上存在地域性差别,应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关,豫西山地以直立黄土为主,气候较干燥,较适宜建造半地穴式房址。而黄淮平原以河流沉积土为主,黄土不发育,气候较潮湿且易洪涝,地面式建筑相较于半地穴式建筑而言,更适宜这种环境。……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在2400~1760BC,它在许漯地区(淮河平原)发源较早,持续时间也最长,许漯地区王湾三期文化上限在2400BC左右,年代下限约在1760BC。郑州地区(黄河平原)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要稍晚于许漯地区,其年代上限约在2300BC,其年代下限约在1800BC。而登封、洛阳、汝州和伊川盆地(豫西山地)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发源的年代最晚,年代上限约在2200BC,年代下限约在1800BC。从碳十四年代来看,王湾三期文化最早起源于淮河平原,然后向北扩展至黄河平原,最后向西进入豫西山地诸河谷盆地。……王湾三期文化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可以划分为两个地方类型或文化,其中洛阳盆地可单独构成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王湾类型,而许漯地区、郑州地区、汝州盆地以及登封盆地等地构成另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煤山类型或郝家台类型。……
  356. 魏继印《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较少,分布在颍河中游一带,包括今洛阳和郑州地区南部、许昌、漯河以及驻马店地区北部,主要遗存有郾城郝家台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临汝北刘庄遗址第三期、上蔡十里铺遗址、煤山遗址701M、襄城台王遗址H1和T1第4层。……今豫中一带在龙山时代前期主要分布着以禹州谷水河第三期遗存为代表的谷水河类型文化。它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与豫陕晋相邻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约略同时。为了突出它与大汶口文化的不同,这里暂且称其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洛阳盆地和颍河中上游一带,包括今洛阳、郑州、许昌等地区,代表遗存主要有洛阳王湾遗址第二期第四段、巩义里沟遗址第二期、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五期、郑州西山遗址第六组和第七组、长葛石固遗址第八期、禹州谷水河遗址第三期和汝州中山寨遗址第五期等。……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安徽西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以安徽蒙城、宿州、亳州、萧县和河南商丘、周口等地为中心,包括许昌、漯河、平顶山、驻马店等地区,向西影响至豫西晋南,甚至远达陕南一带。……根据陶器反映的文化因素,王湾三期文化是以尉迟寺类型为主体,吸收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等因素形成的融合性文化。
  357. 曹艳朋《陶寺文化研究》陶寺文化是指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陶寺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的临汾盆地,汾水下游和浍河流域是其分布的中心区域。陶寺文化早期主要继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也融合了其它文化的一些因素。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500~ 公元前19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600年的时间。按照其文化面貌可以分为三期五段,早、中、晚三期大约各持续了 200 年。陶寺文化早、中期文化面貌比较一致,晚期可以分为两个地方类型,即南部的陶寺类型和北部的侯村类型。随着夏人的逐渐兴起并向北进行军事扩张,陶寺文化逐渐被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取代,最终消失。……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中游腹心地带,其西、南两面有黄河环绕,周围山脉延绵,东部为王屋山和太行山余脉,南部中条山横贯东西,西为火焰山和吕梁山,北部以太岳山为界,其间为断层陷落盆地,统称晋南盆地。由于峨嵋岭横贯东西,整个盆地又分为南、北两个小盆地,即北部的临汾盆地和南部的运城盆地。临汾盆地略呈南北带状分布,境内黄土覆盖,汾河自北至南纵贯其间,汾河支流浍河自东向西横贯盆地的南部。运城盆地主要是涑水河流域,南部有盐池及伍姓湖等古代内陆湖泊。……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元2500年~前1900年,早、中、晚三期的时间分界大致为公元前2300年和公元前2100年,每期各延续了200年左右的时间。……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方向北偏西45°,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组成。城址南北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遗物以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可知,陶寺城址始建于陶寺文化曱期,扩建于中期,毁于晚期。……陶寺文化早期一级聚落3处,二级聚落18处,三级聚落51处,此时期还没出现特级聚落……整体而言,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大致以塔儿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我们称之两个不同的区聚落。其中,塔儿山以北的区聚落由陶寺组聚落、郭村组聚落和西村组聚落共同构成,后两者显示出以前者为中心的向心性。在此区聚落中,陶寺遗址以其较大的面积和居中的地理位置成为塔儿山北区聚落的中心,我们不妨称之为陶寺区聚落。塔儿山以南的区聚落由北董组、枣园-南橄组聚落和开化组聚落共同构成,前两者表现出以后者为中心的向心性。此外,在整个区聚落中,开化遗址又以其首屈一指的面积和居中的位置成为塔儿山南部区聚落的中心,我们称之为开化区聚落。……陶寺文化中期时,新出现了1处规模巨大的特级聚落,此外,此时期还有一级聚落3个,二级聚落17个,三级聚落34个。它们同陶寺文化早期一样,大致也可以分为两个区聚落……在陶寺文化中期,陶寺遗址的规模空前扩大,陶寺遗址中期聚落的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显然成为此时期整个陶寺文化群聚落的中心。晚期时遗址的数量显著增多,达到174个,大概是早期和中期的两倍,共有特级聚落2处,一级聚落6处,二级聚落39处,三级聚落127处。分布范围也显著扩大,这主要表现在陶寺文化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展上。向东己经达到沁水流域,向西则也翻过了吕梁山到达黄河东岸,虽然东、西部遗址的规模较小,数量也相对较少,但是其散点式的分布足以说明,陶寺文化晚期这两个地区确实已经被纳入到陶寺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从不同时期各级聚落的变化来看,早期时没有特级聚落,说明此时阶级的分化不是十分严重,塔儿山南北山麓遗址数量基本相当,并且各有1个一级聚落作为区聚落的中心,两者的地位基本相当,看不出主次地位的分别。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在早期时,陶寺文化还没有形成具有整体号召力的聚落。中期时出现了1个特级聚落,陶寺遗址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在同时期的聚落中规模遥遥领先。此外,塔儿山南麓区聚落中心逐渐模糊,不再具有像早期时开化遗址那样具有核心凝聚力的聚落,整个塔儿山南麓4个组聚落级别大致相当,这也凸显了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中期整个群聚落中的绝对地位,说明此时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上层的统治较早期时显著加强。晚期时,组聚落内位于较高等级的二级聚落的数量增加,1个组聚落内往往出现不止1个二级聚落,显示出此时期组聚落之内统治力量的加强,并且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竞争。此外,晚期时陶寺遗址城墙被毁、宫殿废弃、墓葬被扰动等一系列客观现实说明陶寺遗址经历了巨大的衰变,并且晚期时陶寺遗址的面积也很有可能有所缩小,虽然仍然在塔儿山北麓区聚落中居于核心抛位,但是更多的可能只是前期影响力的延续。与此同时,塔儿山南麓的方城-南石遗址则在陶寺遗址衰落的同时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面积300万平方米的特大遗址。这一衰一盛的变化似乎无声的宣布了陶寺文化晚期重心的微妙变化,即由陶寺遗址向南转移至方城-南石遗址。后者取代了陶寺遗址在整个陶寺文化中的领导地位。……关于陶寺文化的主要来源,目前学术界的认识相对比较统一,即基本上都认为陶寺文化主体因素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关系密切,且多数认为陶寺文化直接来源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早期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直接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是继陶寺文化之后分布于晋西南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绝对年代的上限大约为公元前1900年,与陶寺文化相接,它的兴起或许与陶寺文化的消失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陶寺文化衰落和东下冯类型兴起的年代大致同夏王朝北上武力扩张的年代相符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陶寺文化晚期是迫于夏王朝北上武力征伐而消失,这种武力征服或许可以解释强大的陶寺文化突然急剧衰落乃至消失的原因。……我国历史初期陶唐氏或唐尧、有虞氏或虞舜、夏后氏或鲧禹的名称属性或性质,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多时候代表的是氏族或部落的概念。这点在民族学的资料中,是有充分根据的。例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叙述易洛魁部落联盟首领的名号时就曾清楚的指出,首任首领所承受之名号,此后就成为各个继承者沿袭用的名号。由此可知,中国古代记载的唐尧、虞舜,都当是氏族部落名。……另外,陶寺遗址H3403扁壶背后的两个“文字”当是“文尧”,是“文尧”的后人为追颂唐尧的伟业而做的史诗歌唱脚本,其本身在陶寺遗址的发现,说明陶寺遗址在早中期很可能就是唐尧的都城。……我们姑且不管禅让存在与否,陶寺遗址一系列的暴力反应至少可以征明,即使禅让真的存在,其间也必定充斥着暴力,唐尧的后继者与唐尧之间的禅让很有可能是在武力的挟持下完成的。……陶寺文化的早晚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陶鬲的大量盛行以及器类的极大丰富,后期的文化因素并不是陶寺文化早期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差异性己有学者指出,“晚期(陶寺)遗址中出现的绳纹单把鬲、侈口高领双鋬鬲、夹砂陶单把罐、泥质陶高领鼓腹单把罐、篮纹小口折肩罐、折腹盆、高圈足豆、单把或双把小陶杯等类器物,与陕县三里桥和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出土物十分相似。”……我们认为陶寺文化的陶鬲来自与其相邻的三里桥文化。三里桥龙山文化类型的相对年代和所处地区的人们共同体应为虞舜部族所创造的文化,三里桥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陶寺文化的早期晚段至晚期晚段略早。尧、舜两个部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三里桥文化和陶寺文化从文化因素上看,有众多的交流。……三里桥文化也因为北迁,使得原来主要分布范围内的文化逐渐衰落,这当是文化发展中心的转移所致。……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早、中、晚三期各自延续了大约200年。陶寺文化早、中期时,分布面积相对较小,地域以较集中,中心遗址对周边聚落的直接控制力较强,文化凝聚力明显,因而文化面貌比较统一。至陶寺文化晚期,随着陶寺文化与晋中地区文化交流的加强,地处这一文化交流前沿地带的洪洞地区出现了以侯村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侯村类型,与临汾盆地南部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陶寺类型南北呼应。……在经历了600年的发展壮大之后,由于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夏人北上扩张并控制了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在武力征讨的过程中迅速衰亡。……
  358. 王洪领《试论三里桥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三里桥文化是分布于豫西、晋西南和关中极东部地区的一支龙山晚期文化。本文主要依据东关等五处典型遗址的材料,运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将其分为早晚两期,它们基本代表了目前发现的三里桥文化的早晚发展阶段;据已发表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三里桥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应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从文化内涵写特征分析,三里桥文化应是由庙底沟二期文化直接发展演变而来的。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曾受到了王湾三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陶寺文化等比较强烈的影响。……三里桥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为BC2500~1900年,早、晚两期的时间分界大致为公元前2200年,早晚两期各延续了300年左右的时间。
    三里桥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西南和关中极东部地区,北过中条山达运城盆地,东到渑池涧河上游一带,南抵崤山北麓,西至华山脚下。……
  359. 李世伟《后岗二期文化与周邻文化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豫北是指河南省内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主要包括安阳、新乡、鹤壁、濮阳等市。冀南是指河北省南部地区,主要包括邯郸、邢台两市以及石家庄、衡水等市部分地区。鉴于豫北和冀南两地区紧密相连,其间无高山大河分隔,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相似,加之众多考古学文化遗存在面貌和性质上的相近或一致性,学界经常将两地区合称为豫北冀南地区。豫北冀南地区西倚太行山与山西为邻,南临黄河与豫中相望,东接鲁西北与山东相连,北经冀中、京津地区直达燕山,四通八达。……据文物地图集等相关资料统计,后岗二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己达二百四十处左右……我们认为将后岗二期文化分为两大期3小段更为妥当,也更符合考古学实际。……关于后岗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有学者将其推定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体处于龙山时代晚期。……从目前的田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后岗二期文化早期分布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漳河流域和卫河下游地区;晚期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东面到濮阳地区,发现遗址有濮阳程庄、戚城等,东北抵达滹沱河一线的沧州陈于,北面到冀中地区的任丘喇叭庄等地,向西延伸至太行山西麓的晋东南长治小神村,南界到豫北南部的新乡洛丝谭,西南界限扩展到豫西北地区沁河北岸的博爱西金城,其核心分布区域依旧为豫北北部和冀南南部地区。……我们认为将后岗二期文化分为白营类型、孟庄类型和小神类型似乎更符合考古学实际,本文采用靳松安先生的类型划分方案……白营类型,主要分布于豫北北部、冀南和冀中地区,以漳河流域和卫河下游地区为其中心分布区域。以往学术界多将该地区的龙山晚期遗存称为“后岗类型”,也有人称之为“大寒类型”或“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有学者指出鉴于学术界己将该地区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后岗类型”,而白营遗址在已发掘的同类遗址中与安阳后岗一样富有代表性,将本地区龙山晚期遗存命名为白营类型可减少不必要的混乱,似乎更为合适。……孟庄类型,主要分布于豫北地区南部,北界约略至淇河,西界可抵达沁河北岸,以卫河中上游为其中心分布区。该类型以辉县孟庄遗址为代表,此外还包括修武李固、新乡洛丝谭、李大召、博爱西金城等遗址。……小神类型,以长治小神村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于晋东南地区,上党盆地为其中心分布区。……有学者通过文化因素对比分析后指出,小神类型应当是后岗二期文化在其晚期阶段向太行山西麓扩张进抵晋东南地区后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
    图六 后岗二期文化与周邻文化位置关系图
    ……靳松安先生对王湾三期文化进行深入分析,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两期4段,同时将王湾三期文化划分为王湾、煤山、杨庄二期和乱石滩四个地类型。近年来亦有王湾三期文化的相关研究论文发表。通过对现有考古材料进行梳理,我们认为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是比较合适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在早晚阶段有所不同,晚期时急剧扩大。王湾三期文化在其晚期时迅速扩张至豫南以及豫西南和鄂西北这些原先被石家河文化所占据的地区,并取而代之形成自己的地方类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与“禹征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此外,王湾三期文化对豫南以及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的占据为其后继者二里头文化对该地区的扩张与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采用靳松安先生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与划分地方类型的方案。依据诸遗址测得的¹⁴C年代数据以及学界现有的相关观点和意见,我们认为将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是比较合适的,与后岗二期文化基本同时。……在豫西北沁河下游地区,沁河以南诸遗址文化面貌属于王湾三期文化,为王湾类型分布最北界,沁河以北地则更接近后岗二期文化,为孟庄类型分布的最西缘。龙山时代晚期,温县徐堡和博爱西金城两座史前古城伫立于沁河两岸,一南一北,分属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沁河一线成为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势力范围的边界……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后岗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关系密切,文化面貌上相似、相同之处颇多。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是在一定区域内经过了较长发展时期、彼此之间又有诸多联系的独立的“亲属文化”。……
    造律台文化是指以河南永城造律台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龙山时代晚期遗存……该类文化遗存于上世纪30年代被首次发现,主要分布于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学界过去曾有研究者将此类文化遗存称之为“青堌堆类型”,也有人称之为“王油坊类型”。20世纪80年代初,严文明先生开始使用“造律台类型”这一名称,也有研究者把这类文化遗有作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王油坊类型”。后董琦先生提出“造律台文化”这一命名,明确指出该类遗存是一文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认为造律台文化是王湾三期文化与后岗二期文化向东扩张至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取代该地区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并吸收融合后者的一些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从造律台文化早期文化遗存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来看,这种看法颇有一定道理。参考造律台文化主要遗址己有的¹⁴C年代数据,我们认为造律台文化的绝对年代应属龙山时代晚期,比后岗二期文化年代略晚。……察看造律台文化早期考古学材料,我们发现造律台文化中来自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很多,其主体文化因素主要是在当地大汶口晚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受到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至造律台文化晚期时,来自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才大量增加。鉴于来自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文化因素对改变该地区文化面貌以及造律台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重大影响及关键作用,我们认为将造律台文化归入中原龙文化系统是比较符合考古学实际的。……
    ……关于龙山文化的分期,许多学者做过分析,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三种观点。其中栾丰实先生提出的两大期六小期10段的分期方案比较恰当,基本上能概括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我们赞同这种分期方案。关于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划分问题,学界亦有不同认识。对现有考古材料进行考察,我们认为栾丰实先生的地方类型划分方案较为合适。但不少学者指出,所谓的王油坊类型也称为造律台文化,在陶器组合和纹饰特征等许多方面,都与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比较接近,而与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差别较大,应将其作为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当中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这种认识是比较符合考古学实际的。如此,龙山文化可分为五个地方类型,即尹家城类型、城子崖类型、姚官庄类型、杨家圈类型和尧王域类型。……关于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学界有研究者认为约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的临汾盆地,东到安泽沁河以东,南至峨嵋岭北麓,西越吕梁山到达黄河东岸,北达霍县霍山以东。……关于陶寺文化的年代,有学者将其大致确定为公元前2500~1900年,通过对相关¹⁴C测年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该年代是比较符合考古学实际的,与后岗二期文化大体同时,陶寺文化的早期与后岗二期文化早期基本对应,中期和晚期与后岗二期文化晚期大致相当。
    杏花文化是指以山西汾阳杏花村遗址第四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遗存,同类文化遗存还见于岔沟、乔家沟、双务都、游邀等遗址,主要分布于晋中地区。……关于杏花文化的年代,己有学者指出基本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察看器物特征及与周邻地区的类比,我们认为其年代属龙山时代晚期,与后岗二期文化大体同时。……
    雪山二期文化得名于北京昌平雪山遗址的发掘,是指以雪山遗址第二期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也有学者将这类文化遗存称之为“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同类遗存还包括房山镇江营第四期文化遗存等。该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的京津及冀东北地区,向东可达蓟运河流域,南界至大清河一线。……后岗二期文化与雪山二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早期阶段较少,晚期阶段颇为频繁,后岗二期文化明显处于主导地位,是文化因素的传播者,而雪山二期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为波被动接受一方。同时在该地区见到的诸周邻文化因素中,后岗二期文化在种类上、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后岗二期文化对燕山南麓京津地区的强势影响,对雪山二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使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性质产生变化,脱离北方西辽河文化区的文化传统,而更接近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
    ……关于后岗二期文化的来源问题,以往学界虽略有提及,但都过于笼统。后岗二期文化可分为三个地方类型,位于豫北冀南地区的是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而小神类型则是后岗二期文化在较晚期时扩张至晋东南地区形成的。所以,探讨后岗二期文化的来源问题,实质上是寻找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的源头问题。而探究豫北冀南地区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的来源,则需要去该地区较早时期的龙山时代早期遗存以及更早时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寻找线索。仰韶文化晚期,豫北冀南地区属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分布范围,此外还包括冀中西部地区。……学界对于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及归属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该遗址位于河北永年台口村西南一块狭长的台地上。……从地层关系上看,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早于后岗二期文化。从文化内涵上看,该文化遗存在陶质、陶色、彩绘纹饰以及陶器种类和特征等诸多方面与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之间有着诸多的联系与相似。……鉴于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与大司空类型之间存在诸多文化因素方面的较多相似性,尤其是彩陶,而与后岗二期文化之间差异较大且发展演变关系不是十分清晰,我们认为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与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的联系较后岗二期文化更为紧密,其文化性质恐怕应仍属大司空类型,为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最晚时期的文化遗存。——龙山时代早期,豫北冀南地区现发现属于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较少,主要有辉县孟庄龙山早期和新乡李大召龙山早期等文化遗存。孟庄龙山早期遗存发现于河南辉县孟庄遗址。……我们认为孟庄遗址第二、三期龙山文化遗存实际上属于后岗二期文化范畴,鉴于其地方特色浓厚,应为后岗二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孟庄类型。而孟庄遗址第一期龙山文化遗存其年代早于后岗二期文化,是龙山时代早期分布于此地区的一类文化遗存。……新乡李大召遗址龙山早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颇为近似,两遗址位置较近,且拥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其文化性质应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相同。关于孟庄遗址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的认识,己有学者建议将其称之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同类文化遗存还见于新乡李大召、河北武安东万年、山西长治小神等,从地层上看,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直接叠压于仰韶文化层之上。在陶质陶色、纹饰、器物种类及其特征等诸多方面,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与当地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之间都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以及晋东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应当是主要在该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大司空类型基础之上,又吸收周邻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考虑到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分布区域内的豫北北部及冀南地区、豫北南部及豫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之间的差异性,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似乎可在以上三个小区域内划分出三个地方类型。……豫北冀南地区,在仰韶时代晚期为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的分布范围。进入龙山时代早期,该区域属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势力范围,孟庄龙山文化在三个不同的小区域内似乎可细划分为不同的三个地方类型。约近龙山时代晚期时,豫北北部及冀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率先发展成后岗二期文化白营类型,后岗二期文化由此诞生。其后略晚,在后岗二期文化原生类型(即白营类型)的强势影响下,豫北南部及豫西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发展演变成后岗二期文化在该区的孟庄类型。在其较晚阶段,后岗二期文化将其影响力扩张至晋东南上党盆地,形成另一地方类型,即小神类型。此外,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善,后岗二期文化在晚期时也将自身大量文化因素北上传播至燕山南麓的京津地区,改变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及文化格局,对雪山二期文化的诞生及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后岗二期文化是龙山时代晚期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一支较为强势的考古学文化。约略至公元前2000年以后,豫北冀南地区鲜见后岗二期文化的踪迹。至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先商文化才在该地区兴起。……
    ……考古材料明确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沿袭了诸多后岗二期文化因素。此外,夏家店文化中也有少量浅盘高柄豆、浅腹盆等海岱地区龙山和岳石文化因素。在大甸子等夏家店文化墓葬中,出土有鬶、爵、盉等陶器,则显示出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显然,后岗二期文化等外来因素的传入,改变了燕北西辽河地区以外以筒形罐为主要炊器的考古学文化传统,使该地区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略晚于后岗二期文化,这也为后岗二期文化的文化因素北上,经燕山南麓地区,到达燕山以北地区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因此,我们认为夏家店文化主要是在龙山时代结束以后,由外来的后岗二期文化、龙山以及稍晚的岳石文化等,北进至燕山以北的西辽河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显然,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大洪水灾害是后岗二期文化被迫迁移,离开豫北冀南地区这个祖祖辈辈生存之地的最主要原因。……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北迁并非也不太可能是完全的彻底的,该地区仍残留有部分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于黄河下游地区气候出现剧烈变动,使得黄河下游河道改变、洪水泛滥,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面临空前的巨大洪水灾害,同时由于地理上的限制以及周邻强势文化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后岗二期文化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中大部分文化因素最终被迫迁离豫北冀南地区,大举北进至燕山以北地区。同时,龙山时代晚期,后岗二期文化将自身文化因素传播至燕山以南地区,对当地雪山二期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为其后此次大规模北迁至燕山以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燕山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主要以后岗二期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产生的,鉴于后岗二期文化在外来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夏至早商时期后岗二期文化的某种延续与发展,是后岗二期文化的“后裔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的族属应当为共工氏,其大规模北迁至燕北地区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流共工与幽”有一定的联系。
    继后岗二期文化之后,豫北冀南地区稍晚兴起的考古学文化为先商文化。……我们认为,先商文化主要是在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二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受到周邻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吸收融合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部分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后岗二期文化与南部的王湾三期文化之间文化交流与互动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是在一定区域内经过了较长发展时期、彼此之间又有诸多联系的独立的“亲属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与东南部造律台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后者受到前者较多的文化影响。后岗二期文化应当是经豫北南部,过黄河到达郑州地区,后向东南,将自身文化因素传播至造律台文化的,对分布于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地区的造律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者关系紧密,同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后岗二期文化与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的雪山二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在双方交流的格局中,后岗二期文化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将大量文化因素传播至后者之中,对雪山二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该地区文化面貌和文化格局的改变均产生重要的影响。……后岗二期文化的来源,主要是由龙山时代早期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发展演变而来,同时又吸收部分周邻地区文化因素。具体而言,位置偏北的白营类型(后岗二期文化的原生类型)由豫北北部及冀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发展而来,位置偏南的孟庄类型则主要是在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在该地区的文化遗存基础之上,吸收周邻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主要因该地区仰韶晚期大司空类型发展而来的。后岗二期文化的去向,豫北冀南地区大部分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北迁至燕山以南和燕山以北地区。燕山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应是在以后岗二期文化为主导的外来文化与该地区土著文化碰撞融合而来。鉴于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且对该地区文化面貌和文化传统造成重大改变,我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后岗二期文化的“后裔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豫北冀南地区近乎“消失”,大部分文化因素北进至燕山以北地区的原因,主要与该时期发生的大洪水灾害有关……后岗二期文化对燕山以南他区的影响,也为此次大规模北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可行的条件。后岗二期文化的族属应为共工氏,其北迁原因极有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共工氏治水失败、与尧舜禹部族发生冲突,而被“流共工与幽”等历史事件有关联。……
  360. 梁星彭《试论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是五十年代对客省庄遗址进行发掘后命名的,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有一部分学者把它叫做陕西龙山文化。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称之为客省庄文化。……目前,己发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以及渭水支流泾、漆、雍、沣、潏、浐、灞诸水的河旁一、二级台地上。此外,陕西省东部的丹江上游、洛河流域,以及甘肃东部的耤河流域也有它的踪迹。其分布范围大致是东起陕西华阴,西到甘肃天水,北抵陕西长武,南达陕西户县。大约东西400公里,南北150公里。它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包括陕西的商洛地区及甘肃的东部地区。……根据文化面貌的异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区。……关中西区-甘肃东区遗存可视为典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类型,拟称为客省庄类型,因为客省庄二期文化这个名称是在客省庄遗址发掘以后才加以命名的,而且客省庄遗址的遗迹、遗物也有一定数量,可供比照。……关中东区-商洛地区遗存,则应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或者可用康家遗址来代表,称之为康家类型。……可以估定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过去我们曾经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把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的年代估定在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450年左右。案板三期遗存H7和H2两个标本的碳十四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670年和公元前2575年,正处于浒西庄类型的后半段。案板三期有较多双耳陶器,具有向客省庄二期文化过渡的较浓厚特征。可以认为,案板三期遗存应即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的晚期遗存。……其一,赵家来、泄湖及横阵等遗址都存在客省庄二期文化堆积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堆积之上的层位关系;众多的碳素测年数据表明,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下限在公元前2450年左右,客省庄二期文化上限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这都说明,客省庄二期文化较庙底沟二期为晚,而且是紧接着庙底沟二期文化出现的。其二,关中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有东、西两个区域类型,即横阵类型与浒西庄类型。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样也有东、西两个区域类型,即康家类型和客省庄类型。两种文化的东、西区域类型分布区域大致重合。其三,客省庄二期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迹、遗物都有广泛的相似或相通之处。……客省庄二期文化对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承袭关系是清晰的,而关中西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类型对关中西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的承袭关系尤为明显,因此,客省庄二期文化来源于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说法应是可信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陕西西部及甘肃东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后来演变为典型齐家文化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了。其一,从年代上看,客省庄二期文化上限要比典型齐家文化上限为早。……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分析,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属于典型齐家文化的大何庄F7木柱和木碳的两个碳十四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050±115年和公元前2010±115年,估计典型齐家文化上限不会早过公元前2100年。情况表明,典型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东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而与整个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末期相当。……
  361. 361.00 361.01 361.02 361.03 361.04 361.05 361.06 361.07 361.08 361.09 361.10 361.11 361.12 361.13 361.14 361.15 361.16 361.17 361.18 361.19 361.20 张雪霏《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考古遗存研究》……晋东南地区位于山西省东南地区的太行山西麓,东与河北接壤,南与河南接壤。此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周围环绕着太行山和太岳山。中部地势起伏,其间盆地,比如上党盆地和泽州盆地。境内主要河流为漳水和沁水。……根据材料统计得出结论,小神遗址二里头时期遗有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器类占比最高,小神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虽然与二里头类型、先商文化、白燕文化均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且具有自身的特征,但总体来说,其应归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为宜。……总体来说,西李高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应当纳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总体来说,和村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应当纳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根据材料统计得出结论,南涅水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与其他晋东南地区遗址相比较,文化面貌相对不是特别复杂。其中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器类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大,占比最高,南涅水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虽然与白燕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总体来说,其应归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为宜。……因此,应将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归入东下冯类型。关于东下冯类型在晋东南地区的分布范围,北部似以浊漳河为界,浊漳河以北为晋中地区白燕文化分布区域,以南为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东南部以太行山为界,太行山以东为先商文化分布区域,以西为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因此,按照东下冯类型的三期分法,二里头时期的晋东南地区典型遗址文化遗存时代约相当于东下冯第三期,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晋东南地区周边存在着多种文化类型,其南部是强势的二里头文化主体类型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东向是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所在区域,而其北部是晋中白燕文化分布范围。……由于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二里头类型又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类型,本身二者之间就存在较多形制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所以,晋东南地区此时的文化遗存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到二里头类型的影响。
    ……先商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等地,东至冀豫鲁三省分界线;西以太行山为界,西南以沁河为界;北起拒马河;南到郑州、开封一带。……漳河型是先商文化最早的类型。其分布范围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太行山东麓一带。大致在滹沱河以南,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太行山以东。……邹衡先生提出夏县东下冯是漳河型三个主要来源之一,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来自山西,也可以说,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而来。可以看出漳河型与东下冯类型关系密切。先商文化在其东、北、南三个方向扩张,却独不向其西面的太行山西麓扩张,这从侧面给我们提示,漳河型有可能从山西而来。……辉卫型大致分布在北部以淇河为起点,南部以黄河为界,西起沁水,东北在卫河上游,东南至山东长垣一带的区域。中心分布区域在今河南新乡地区。……邹衡先生时论证了漳河型和辉卫型两者关系,即辉卫型是漳河型向南发展的同时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二者都属于先商文化。……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都与晋东南东下冯类型相邻,互相之间文化交流也较为密切。东下冯类型作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势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一个类型,无疑对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来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大口尊、花边形口沿罐、鸡冠耳等都是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受到其影响和文化渗透的表现。……
    白燕文化是夏商时期存在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分布在晋中地区。邹衡先生称其为“光社文化”;有先生以“东太堡文化”命名;也有学者称其为“白燕文化”。白燕文化的典型遗址是太谷白燕遗址,白燕遗址四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文第四期。……从地理位置来看,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与白燕文化的分布区域分别位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南部和北部,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传播与交流。白燕文化中包含了一些二里头类型文化因素,如白燕文化狄村遗址的爵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四期ⅥT3②下:13基本相似,均为锥状、尖足。这应该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经由东下冯类型分布区域向北传播,从而影响了白燕文化。
    ……早期的先商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的淇河以北、冀南的滹沱河以南的漳河流域,这就是先商文化最早的也是其主体类型漳河型,以及在今保北地区发现的略晚于漳河型的另一个先商文化类型保北型。先商文化早期与二里头文化还没有接壤,所以在这一时期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交流较少。此时也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先商文化施加了较大的影响,在考古学文化上反映就是在早期先商文化的遗址中发现较多带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或者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而同时期二里头文化所分布的区域却只发现少量的先商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十分强势,是核心文化;先商文化仅是一支较为弱势的文化,较二里头文化来说并不发在,所以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极为有限。后期的先商文化迅速发展扩张,其向南扩张到黄河流域,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隔黄河相望,形成先商文化辉卫型,辉卫型向西到沁水,此时二里头文化也在黄河北部豫北地进行扩张,沁水以西为二里头类型。在豫北沁水一带,二里头类型和先商文化东西对峙。……在二里头晚期东下冯类型向其东部的晋东南地区扩张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从晋东南地区自身的自然条件来看,晋东南地区整体为高原地形,海拔在800米至1200米,被东边的太行山,西部的太岳山,西南部的中条山环绕,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其主要由低山丘陵构成,还分布着较多的盆地。……总体来说,晋西南地区自然条件虽优于晋东南地区,但是随着后期人口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地形多样的优点,东下冯类型向东扩也在情理之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由于太行山东麓先商文化的不断扩张。先商文化日益壮大,尤其是因扩张而形成的辉卫型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夏王朝,所以其在晋南地区的表现就是迫使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继续向东扩张,旨在抵御先商文化的威胁。而晋东南地区地势本身就较晋西南地区高,虽然看似自然资源以及农耕条件等不如晋西南地区,但选择地势高的地方建立新的遗址,这也可能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是对先商文化扩张威胁的一种防御手段。……东下冯类型在其第三期向东扩张至晋东南地区,应是为了防范先商文化越过太行山上的“羊肠”通道西进,同时也修补了夏王朝构筑的太行山——沁水——黄河——惠济河这一防御体系的漏洞。……夏商文化之间黄河以北以太行山、沁水为界,太行山西麓为晋东南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沁水以西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在太行山东麓和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辉卫型的分布区域;在南北则以黄河为分界线,以南为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域,以北为先商文化辉卫型分布区域;豫东杞县一带,其东西分界应是惠济河,以西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域,以东为先商文化鹿台岗类型。夏商文化大致以太行山——沁水——黄河——惠济河一线为分界线。夏夷文化之间以杞县——太康——淮阳——沈丘——新蔡一线为分界线,以西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以及杨庄类型的分布区域,以东为岳石文化安邱堌堆类型分布区域。商夷文化之间豫东北地区大致以河南、山东的省界为分界线,以西为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辉卫型的分布区域,以东为岳石文化城子崖类型以及安邱堌堆类型的分布区域,山东以北河北地区不详。……
    表五 二里头典型遗址分期表
    ……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与东下冯类型在文化特征上较为一致。因此,将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归入东下冯类型,其时代约相当于东下冯第三期,即二里头文化四期。……
  362. 362.00 362.01 362.02 362.03 362.04 362.05 362.06 362.07 362.08 362.09 郭明辉《论二里头文化的东渐》……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根据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将东方地区划分为豫中地区、豫东地区和皖西北地区等三部分。
    豫中地区在地理单元上泛指河南省中部地区,包括今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4个地级市,地势上属于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
    豫东地区主要是指位于黄河大冲积扇的东南翼,包括开封、商丘、周口等地区,现今地貌以黄河、淮河干支流冲积的平原为主,地势平坦开阔,环境优良,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交通便利……
    皖西北地区是指安徽省西北部,大致位于安徽境内淮河以北的西部地区,是黄河泛滥和淮河冲积形成的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开阔,水资源丰富,境内主要河流有涡河、西淝河、颍河等淮河北部支流。……宋豫秦先生为探索和了解二里头文化东南向的分布,曾于1993年特赴安徽阜阳地区的阜阳、太和、临泉三地和豫东南的新蔡一带调查,期间在安徽太和倪丘孤堆和河南新蔡郭冢、坟冢、蚓冢,分别发现了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堆积,且新蔡三地遗存的年代大致处于二里头文化第二至四期,可知在夏王朝晚期,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分别在太和和新蔡两县并存,而两者的分界则很可能在介于两县之间的安徽临泉一带。……
    ……孙庆伟先生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墓葬和居址出土陶器的综合统计分析,归纳出14种器类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本文即依据该14种器类,并参考个别其他器类,观察分析不同器物各自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而对器物所代表的遗存进行分期,从而以此区分不同遗存之间的发展变化。……周口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总体上仍属于二里头文化……
    表3-1 周口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分期表
    表3-2 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分期统计表
    ……本文认为郑州地区的二里头遗存特征与伊洛地区虽有些许差异,如郑州地区的三足器较少,鬲相对转多,觚、爵、盉等酒器和部分日用陶器如蛋形瓮、平底深腹罐等少见或不见,但两个地区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总体上区别不大,应归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即二里头类型。……在开封地区经过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段岗遗址发掘时间较早,面积较大,发现的遗迹最多,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出土遗物在器类、质地、纹饰等方面也更全面且具有代表性,故可将段岗遗址作为豫东地区的典型代表,将其划分为“段岗类型”。……
    ……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其位置处于豫西伊洛盆地的伊、洛两河流,四周有大大小小的二级、三级、四级聚落遗址分布,并提供资源供给。向外不远就是高山丘陵地带,基本四面环山,北面为邙山,西部为熊耳山,南面和东面为连绵的嵩山,这些都是极好的军事防御自然屏障。而往东,仅有巩义地区西南——东北流向的伊洛河和狭窄的冲积平原是最佳的东出盆地、进入广袤的黄河冲积平原的路线。豫中郑州地区处于伊洛盆地东出,经嵩山北、黄河南,进入豫东平原的必经地区,地势上属于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大致西南高,东北低,呈阶梯状下降。其中西部的嵩山余脉,包括丘陵山地,大致呈东西向延伸,直至现今郑州市区西南的尖岗水库区域,并在西部南北向近中间地带形成自然分界线,将巩义、荥阳与登封新密隔断。而郑州中部以北的惠济区和郑州中部以东至中牟之间的区域,二里头文化时期地势较为低洼,附近分布有多条河流,且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经过历年的黄河泛滥、河流的汇集加之雨水的积聚,从而在郑州中部以北、以东区域蓄积成两面积较大的湖泊,即荥泽和圃田泽。……
    (一)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
    ……二里头文化一期时,遗存即己广泛分布于伊洛盆地及其周围地区。伊洛盆地的东部地区,则以巩义稍柴遗址为代表。而出伊洛盆地进入豫中西部的荥阳地区,至今发现仅有数例,分布限于荥阳北部、邙山以南区域,且一期的遗存和遗物比较少,如竖河遗址和东赵遗址。至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时,尤其是二期晚段时,二里头文化基本己扩张到豫东大部地区和皖西北地区。如开封地区东部的段岗遗址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和遗物,包括房基、灰沟和几十个灰坑,陶器器类也比较全面;牛角岗遗址发现有厚达4米的二里头文化堆积,并发现房基和灰坑;朱岗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灰坑、灰沟和墓葬,且出土的陶器中多见鸡冠耳和花边沿口等二里头文化典型因素。这些遗址大都分布于惠济河沿岸以西地区。另周口地区涡河河岸以西和皖西北的颍河河岸西部一带亦发现有部分二里头文化遗存。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时,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较为稳定,变化不大,基本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出现的遗址中,同样发现有第三期的文化遗存。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时,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逐渐收缩,甚至部分地区已不见四期遗存。如周口、皖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典型遗存少见或不见,皖西北地区的阜南迎水寺遗址甚至发现有部分遗存出土器物同时包含有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三种因素的现象,说明岳石文化己逐渐占领该地区。开封地区的段岗、牛角岗、朱岗、虎丘岗等遗址的晚期阶段也开始大量出现下七垣、岳石文化因素。……
    (三)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边界
    ……在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在偏东部区域由北向南分布的代表性遗址有开封虎丘岗,杞县西伯牛岗、朱岗、段岗、牛角岗,太康玉皇阁、方城,西华商高宗冢,淮阳双冢、范丹寺,沈丘东冢,项城骨头冢、高寺砦、骆驼岭,新蔡郭冢、坟冢、蚓冢等。而在上述二里头文化遗存东邻区域发现有岳石文化遗存或遗物的遗址有民权牛牧岗、吴岗、李岗,杞县鹿台岗,睢县两河口,柘城山台寺、王马寺、旧北门、孟庄、大毛,太康槐寺,鹿邑栾台,淮阳双冢,郸城汲冢,沈丘东冢,太和倪丘孤堆等。由此可知,在杞县、太康、淮阳、沈丘、临泉一带很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的错居地。综合上述情况,可推断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分界,即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边界,应大致处于兰考-杞县-太康-淮阳-郸城-沈丘-临泉-阜阳一线区域。其中,二里头文化的东界在兰考地区或位于其西部,在杞县地或以惠济河为界,在太康地区或以涡河为界,在临泉、阜阳地区或以颍河为界。……
    ……结合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及不同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早晚关系,可知二里头文化向东传播扩张至开封地区的路线大致沿黄河以南东至开封,并逐渐扩散至开封东部地区。该东向的大致路线及代表性遗址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巩义(稍柴遗址)——荥阳(大师姑、东赵遗址)——郑州(洛达庙、黄委会)——开封——兰考西部、杞县(虎丘岗、段岗、牛角岗遗址)。而开封地区以南的周口地区和皖西北地区也发现有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存,且呈西北——东南向带状分布于颍河干支流两岸,可知二里头文化东渐的路线或从郑州地区分支转向东南地区。结合周口地区和皖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可知此条路线大致沿贾鲁河以西一线,经过尉氏、扶沟、西华,到达沙河、颍河交汇处的周口市区,之后大致沿颍河一线继续向东南,经过淮阳、商水、项城、沈丘,到达皖西北阜阳地区。该东南向大致的路线为:郑州——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商水——项城——沈丘——临泉——阜阳。
    图4-1 二里头文化的东界和东渐的路线
    ……此外,二里头文化进入豫中、豫东平原的路线还有另外一条,即从位于伊洛盆地西南、伊河中游的伊川地区,转向东南进入汝河流域,通过汝州和郏县所在的嵩山与方外山之间狭长地带,到过沙河、颍河流域,至此基本达到漯河、周口所在的广袤平原,进入豫东地区仅需向东南沿河而下即可。相的较而言,二里头文化从沙河、颍河流域向南进入驻马店地区,需横跨更多的河流,所以二里头文化到达周口地区的时间或许更早一些。而事实上,周口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上限确实相对较早。……
    (一)初进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伊洛盆地已广泛分布有二里头文化遗存。其中位于伊洛盆地东部的稍柴遗址,处于二里头文化东出盒地进入豫中平原地区的必经路线,可能作为物质补给和军事防御的据点作用。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时,豫中地区已存在少量二里头文化遗存,如竖河遗址和东赵遗址发现的部分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的遗存和遗物,说明当时已有部分居民向东迁徙并定居生活。……
    (二)扩张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时,豫中大部地区已广泛分布有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时,遗存基本也遍布于除商丘以外的豫东地区。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遗存凭借二期的强劲实力,迅速向东方地区扩张领土,且没有受到较大的阻力,一路扩张至豫东地区,并在扩张过程中,对于占据的领土及时进行驻兵和移民,以巩固新的成果。反映在考古遗存上,典型的遗址是大师姑、东赵和望京楼,或为军事据点,或为物质储存或中转点。三个遗址皆有城址和壕沟,其中大师姑和望京楼面积较大,应为军事重镇或方国都城,用以巩固和防御东方,守卫西部核心区域。东赵中城面积偏小,城中存在大量地穴式灰坑,且临近大师姑城址,应为储粮和物质转运之用。……
    (三)停滞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东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数量变化不大,分布范围也比较稳定。这应是二里头文化东扩至豫东地区时,遭到了分布于山东、豫东、皖北和淮北地区的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部族的抵制和反抗,东扩的步伐才逐渐放缓或停止。但根据二里头文化写岳石文化相互临近地区的遗存特征来看,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处于互相交流、碰撞、拉锯和影响的关系,而之后又有下七垣文化的介入,三种文化的相关遗存中,皆可见到许多对方的文化因素存在,甚至三种文化在部分地区共同存在。如位于杞县东部的鹿台岗遗址,其北部分布有岳石文化,东北部分布有下七垣文化,而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长束颈大口尊等具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也分别存在于两种文化遗存之中,可见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三者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偏晚阶段相对稳定。……
    (四)消退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时,东方的部分地区己少见甚至不见二里头文化遗存。至四期晚段时,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亦存在不多。说明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对东方地区的势力影响逐渐减弱,最后几近甚至己经丧失影响。而分布于豫东、鲁西南、皖西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强,并逐步向西部扩张。通过对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三种文化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可知,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之间互有较多对方的文化因素,也反映了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抑或是中部的大师姑、望京楼等遗址,还是西部核心区的二里头遗址,都开始出现更多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典型风格的器形、纹饰等,而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也开始逐渐向西方传播。比如郑州地区出现的以南关外和电力学校为代表的南关外型文化,以二里岗H9为代表的二里岗下层早段文化和以化工三厂为代表的先商——岳石混合文化等确属先商文化的遗存,而此类遗存中以下七垣文化因素为主,且又可见到些许二里头文化因素,说明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西渐以下七垣文化为主导,且进占郑州地区有短暂的驻留修整,从而也融入有附近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结合东方地区边缘地带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和东邻区域岳石文化的分布,进而推断出二里头文化的东部边界大致处于兰考-杞县-太康-淮阳-郸城-沈丘-临泉-阜阳一线区域。在已知伊洛地区和东方地区地理环境、遗存分布特点、不同区域文化的早晚关系、东部边界等方面的基础上,即可推断二里头文化东渐的大致路线,东向路线为:偃师——巩义——荥阳——郑州——开封——兰考西部、杞县,东南向分支路线为:郑州——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商水——项城——沈丘——临泉——阜阳。其中,东渐的路线存在两个关键点,即稍柴遗址和大师姑遗址,两个遗址具有扼守交通要道、提供物质供给和中转、军事防御等重要作用。另外,二里头文化还可大致沿伊河——汝河——沙河、颍河的路线达到豫东周口地区。……
  363. 363.0 363.1 363.2 363.3 徐燕《豫南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的相关问题试析》……本文研究的豫南地区是指河南南部的伏牛山、驻马店一线以南,桐柏山、大别山一线以北地区。该区西到丹江,东到安徽省西界。豫南地区以桐柏山余脉为界,可划分为东、西两个地理单元。西边是南阳盆地小区,东边是淮河冲积平原小区。两个地理单元之间被桐柏山余脉隔开,但由于山势低缓且不连贯,这两个地理单元之间可通过山间孔道往来。……根据目前的发掘资料判断,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中心是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和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了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北抵沁河岸旁。……穰东遗址坐落在赵河和虹石河之间的平原地带。遗址现存面积约150000平方米。1989年进行发掘,所获资料较丰富,文化堆积以二里头时期为主。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及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与变化规律,可将穰东二里头文化遗有分为三期。我们赞同这种分期结果。这三期遗存是连续发展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表一 豫南地区二里头时期各遗址分期对应关系表
    表二 郑洛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相对应分期表
    ……由表一可知,豫南地区的二里头时期遗存多属于三、四期,若按照郑洛地区的分期标准,则该地遗存多属于二里头晚期。……豫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是郑洛地区二里头类型的发展和延续,是其向南方扩散的结果。……
  364. 364.0 364.1 364.2 袁广阔《河南郾城县皇寓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皇寓遗址位于河南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皇寓村南部,遗址东西长约800、南北宽约70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通过将该遗址陶器的种类、陶色、陶质、器物形制等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陶器进行比较,我们认为皇寓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其中第一期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二期的年代相当,第二、三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遗址第三期的早段和晚段。……据已有考古资料分析,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有两条主要的通道,其中一条是通过信阳到盘龙城一带,而皇寓遗址所处漯河地区正位于二里头文化中心分布区域伊洛地区与信阳之间,是以伊洛地区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向湖北地区传播所需经过的地带,因而皇寓遗址的发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365. 365.0 365.1 365.2 《湖北郧县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李营遗址文化内涵属于二里头文化,但有一定地方特色,与邻近的淅川下王岗遗址、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的同时期遗存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器物组合基本没有变化,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到三期。……
  366. 366.0 366.1 366.2 楚小龙、史炎炎、聂凡、许召东《河南济源新峡遗址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根据现有认识,新峡遗址出土陶器特征及器物组合表明,其文化遗存分属两种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通过将新峡遗址陶器的器型、种类和陶质陶色与二里头遗址对比,我们认为新峡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属于二里头沁西类型。其中新峡第一期和第二期年代分前相当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早段和第三期晚段,第三期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年代相当。……新峡遗址的二里岗文化遗存……总体面貌和郑州二里岗下层和偃师商城3~4段早商文化相近。……
  367. 367.0 367.1 367.2 367.3 367.4 367.5 367.6 367.7 李永强、王继红《陕西东部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分期研究》……陕西东部地区指西安以东,熊耳山以西,渭河以南,灞河——丹江以北的广大区域,略呈三角形。…………
    (一)东龙山遗址
    (二)老牛坡遗址
    (三)南沙村遗址
    (六)紫荆遗址
    (七)元君庙遗址
    …………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遗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变化发生在二、三期之交。从文化面貌来看,一、二期之间较为接近,可划分为早期阶段。三、四期共性很强,合并为晚期阶段。……通过以上分析,把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遗存分为前后相接的早晚两个阶段四小期,建立起文化发展序列。当把这一序列同二里头类型进行横向对比时,可以发现上述四期的年代可分别与二里头遗址的一到四期相对应。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第一期的觚(东龙山M43:1)、I式花边罐(东龙山K43:2)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觚(Ⅱ M54:4)、罐(Ⅱ·ⅤT104:21)相同。小口鼓腹壶(东龙山Ⅲ T26H248:3)、器盖(东龙山Ⅱ T25H232:1)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接近。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第二期的觚(紫荆H91:02)与二里头时期的觚(Ⅳ M18:02)形制相同。三足盘(东龙山97DLS采集:31)也与二里头遗址二期的同类器物接近。二者的年代也应相同。自三期开始,本区遗存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与二里头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二者拥有大致相同的陶器群,同类器物形制风格接近或相同,并且陶质、陶色、纹饰各方面特征也基本一致。这不仅表明二者时代相同,而且关系密切。……
    第四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也很接近。二者的陶器组合基本相同,都有鼎、甑、盆、深腹罐、鬲、大口尊、瓮、大口缸、刻槽盆等器形。陶质、陶色、纹饰方面,二者也较为近似…………
  368. 368.0 368.1 王晓毅、王力之、丁金龙《山西绛县柳庄夏商遗址发掘报告》……绛县位于山西省境南部,中条山的西北麓。……绛县地形复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区面积据半,丘陵占三分之一,平川面积最小。绛山独峙西北,成为绛县、曲沃、闻喜三县的自然界山,主峰紫金山海拔1115米。主要河流有涑水河、磨石里河、续鲁峪河等。涑水河发源于华山南麓陈村峪,向西经闻喜、临猗、永济注入黄河。
    (一)地层堆积
    ………… 第⑤层:二里岗文化层。土色呈灰褐色,土质坚硬。深0.85~1.40米,厚0.20~0.70米。出土大量商代早期的陶片。
    第⑥层:二里头文化层。土质坚硬。深1.30~2.30米,厚0.10~0.70米。出土少量二里头时期的陶片。
    (二)文化分期
    第一期,夏代。主要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包括有H19、H20、H21、H24、H29、H30以及⑥层。
    第二期,商代早期。主要是二里岗期文化遗存,包括有H3、H4、H5、H6、H10、H11、H12、H13、H14、H17、H18、H23、H25、H26、H27、H28以及⑤层。……
    …………柳庄遗址中夏文化遗存…………根据器物形制及其总体特征,此期文化遗存应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大约相当于东下冯遗存的第Ⅳ期。
    商早期文化遗存…………柳庄遗址的商文化遗存可归入二里岗文化的东下冯类型,属商早期遗存。…………
  369. 369.0 369.1 郭智勇《岚县荆峪堡遗址发掘简报》…….荆峪堡遗址夏时期文化遗存从器物群、器物的陶色、纹饰、形制等特征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存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同时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其文化面貌当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地方文化类型。庙底沟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完善了太原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加深了对于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和地域特色的认识……通过整理各区主要遗迹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相关单位内出土器物的总体特征,参照周邻地区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将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早晚两个时期,早期即庙底沟文化时期,晚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该地区发现的晚期文化遗存,从器物群、器物的陶色、纹饰、形制等特征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存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同时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其文化面貌当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地方文化类型。……
  370. 李鹏辉《下七垣文化研究》…………安阳鄣邓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表明粟是下七垣文化时期最为重要的农作物,黍次之,小麦和大豆也已被利用,藜属作农作物在灰坑中普遍发现,且数量与黍相差无几,可能属于补充饮食的野生植物。安阳鄣邓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种属鉴定及名种属动物的重量、频率统计显示,可鉴定种属者包括家猪、犬、山羊、绵羊、鹿、牛、马、草兔、鸨、雉鸡等10种,还有无法鉴定种属的鱼类、蚌类等,其中家猪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动物,应该是当时的主要肉食来源。鹿、鱼、草兔、雉鸡等野生动物较少,表明渔猎经济在该遗址中占比较低。从C、N稳定同位素分析来看,赞皇南马、磁县河北村、滏阳营及安阳鄣邓等遗址中猪、狗、牛的食物皆以C₄类(粟、黍及其副产品)为主,羊以C₃(野生草本植物)为主。这表明下七垣文化人群或许采用了两种饲养方式来饲养不同的家畜,猪、牛、狗等可能类似于舍饲,羊则可能类似于野外放养。鹤壁刘庄、磁县南城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当时人们的食物以C₄类植物为主,猪、牛、狗都是人们的肉食来源,而羊(山羊/绵羊)则不是主要肉食来源,可能有其他用途。…………
    第2章 下七垣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本文根据自然河流和以往认识将下七垣文化分布区划分为四个小区:1.冀中地区,主要指南拒马河至滹沱河流域;2.冀南地区,主要为滹沱河至漳洹流域;3.豫北地区,主体为淇卫之间;4.豫东地区,主要是惠济河流域。……
    2.1.5 小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将冀中地区诸遗存分为三段,冀南地区诸遗存分为了五段,豫北地区诸遗存分为四段,豫东地区诸遗存分为三段。在遗址分期的过程中,己经对诸遗址分期的对应关系做了分析,再结合典型器物的对比,我们可将下七垣文化诸遗址统归为五个大的年代组。
    表2.6 区域分段对应表
    ……下七垣文化虽处于青铜时代,但似乎没有产生自己的青铜文明。遗址所见铜器不但数量稀少,器类也极为简单,多为青铜刀、铜镞、铜耳环、铜笄、铜泡等小型器物,而且无法归纳出演变序列。……
    2.3.2 年代
    ……下七垣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上限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当或稍早,下限则约当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早于二里冈下层。……
    表2.8 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分期对应表
    ……下七垣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仅供参考,这里不估测其绝对年代。
    2.4.2 石器
    ……数量众多的石刀、石镰等,主要功能自然是农业收割工具。石斧传统意义上虽是木作工具,但用于开垦农田时的斩草除木也无不可,而且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龙山时代石斧样本上存在大麦属、粟、黍及块根块茎类淀粉等,这说明石斧也可能用于农业生产。邯郸北羊台遗址灰坑壁上发现浅槽状工具痕迹,或许是耒、耜等木质掘土工具所留。下七垣文化农业生产中的掘土工具可能是木质耒、耜及尖刃石铲等。……综上所述,下七垣文化应是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木作加工可能己经较为成熟。此时生产大量的农用石器工具,而且石器生产上存在一定的标准化,生业模式中农业占很高的比例。……
    第3章 下七垣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地方类型
    ……目前披露材料的下七垣文化第一期遗存仅发现于磁县下七垣、槐树屯和石家庄市庄三处遗址。三处遗址均分布在今滹沱河和漳河之间,是邹衡所说漳河类型分布的核心地区。同时,这一地区也是涧沟型龙山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因素也表明下七垣文化第一期的主体成分即源自于涧沟型龙山遗存。分布地域的重合和文化因素分析均表明下七垣文化应脱胎于本地的涧沟型龙山遗存。……通过对下七垣文化动态分布的观察,可以发现下七垣文化形成之后,即开始向外扩张,至第二期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带,第三、四期继续向西南、东南挺进,第五期时发展重心转向豫东地区,伴随这一改变的是下七垣文化在冀中地区的全面收缩。
    图3.1 下七垣文化第一期分布示意图
    图3.2 下七垣文化第二期分布示意图
    图3.3 下七垣文化第三期分布示意图
    图3.4 下七垣文化第四期分布示意图
    图3.5 下七垣文化第五期分布示意图
    …………
    3.2.2 漳河类型
    ……漳河类型遗存在年代上贯穿了下七垣文化的五期。……漳河类型第一期的主要成分来源于当地的龙山时代遗存,同时在继承龙山时代因素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转变,如绳纹逐渐增多,篮纹少见,纹饰种类更加丰富,器类方面,龙山时代常见的双耳罐、双腹盆、单鋆鬲、蛋壳黑陶杯等因素逐渐消失不见。另外,也吸收了少量二里头文化因素。……卜骨多为动物肩胛骨,包括牛、羊、猪等,仅下七垣遗址发现一片龟卜甲。虽然卜骨发现不多,但贯穿漳河类型的整个发现阶段,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期所见卜骨未经整治,只有灼痕。第二期已经出现切割臼部的整治痕迹,同样仅有灼痕,不钻不凿。到了第三期,开始发现钻灼同施的卜骨。第四期,下七垣遗址的卜骨上见有凿痕,龟卜甲亦发现于该期。第五期时,卜骨钻灼同施。由于可见,不同时期对于卜骨的处理,具有不同的特点,整体呈现一种愈加精细的趋势。
    3.2.3 保北类型
    主要包括南拒马河至滹沱河之间的诸多遗存。……张翠莲认为该类型遗存应该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称为下岳各庄文化。本文认为该类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仍然属于下七垣文化,沿用保北类型的命名。保北类型遗存在年代上处于下七垣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
    3.2.4 辉卫类型
    主要包括淇卫之间的诸遗存。……部分学者将辉卫型遗存剥离出下七垣文化,认为其仍应归属于下七垣文化。辉卫类型遗存在年代处于下七垣文化第二期至第五期。……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下七垣文化的三个地方类型之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从文化因素分析来看,保北类型、辉卫类型的主体成分均来自漳河类型。漳河类型出现最早,且位于保北类型和辉卫类型之间,内涵也最为丰富。保北类型、辉卫类型中所见漳河类型因素均保持了原貌,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异。……
    第4章 下七垣文化的源流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互动
    ……漳河类型的主源为冀南地区的龙山时代“涧沟型”遗存,也有学者称之为后岗二期文化涧沟类型或白营类型等,晋中地区的龙山和夏时期遗存亦提供了重要养分。保北类型则由当地龙山时代遗存与漳河类型、晋中地区夏时期遗存融合而成,其中后二者占据主导地位,是保北类型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辉卫类型的主体因素源自漳河类型,但在其形成之初,晋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下七垣文化的流向,除部分保北类型因素进入壶流河流域外,漳河类型及辉卫类型均对二里冈早商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下七垣文化是早商文化的主要源头,不过,早商文化形成过程中亦吸收了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和部分岳石文化因素等。……
    第5章 下七垣文化的社会结构
    ……总之,基于目前的材料,漳河、辉卫、保北类型的聚落形态大体为三级聚落结构。……下七垣文化三个地方类型的三级聚落结构应代表一定的区域一体化,而且三个地方类型的聚落规模相差不大,缺乏像二里头遗址那样的超大型单一性中心聚落,似乎暗示存在三个相对独立的大型聚落系统。换句话说,下七垣文化应该不是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广域王权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漳河、辉卫和保北类型的物质文化具有统一性,但其聚落形态却呈现出一种分庭抗礼的倾向,三个地方类型之间似乎没有形成一体化的政治体系,下七垣文化可能只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联盟。……
    通过观察遗址点的空间集聚情况,可以初步划分出不同的聚落群。漳河类型在冀南地区至少可以分为10个聚落群,加上豫东鹿台岗、牛牧岗等构成的聚落群,总体至少含有11个聚落群。遗址多分布在河流附近,不同流域的聚落自成一群,每个聚落群中大都存在1—2处较大的聚落。……保北类型诸遗址同样分布在河流附近,至少存在6个聚落群,每个聚落群内亦存在1—2处规模较大的聚落。……与漳河类型不同的是,缺少大规模的聚落密集区,易水流域聚落稍显密集。辉卫类型与保北类型相似,缺少聚落密集区,至少存在5个聚落群。…………
    图5.2 漳河类型聚落分布示意图(冀南地区)
    图5.3 保北类型聚落分布示意图
    图5.4 辉卫类型聚落分布示意图
    ……下七垣文化三个地方类型的聚落规模相差不大,大体可分为三级聚落结构,缺乏像二里头聚落那样的超大型单一性中心聚落,似乎暗示存在三个相对独立的大型聚落系统,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下七垣文化代表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联盟,经济、军事等活动或许是联盟形成的基础和手段。漳河类型至少包括11个聚落群,保北类型至少可分为6个聚落群,而辉卫类型则至少存在5个聚落群,每个聚落群内大都存在1—2处面积较大的聚落。……
    5.2.3 鹤壁刘庄、磁县南城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
    ……对刘庄墓地所对应聚落的人口规模,可利用丹麦学者Jorgensen所用“人口规模=墓葬数量×平均预期寿命/使用时间”的公式来做些推测。据上文分期结果,刘庄墓地年代为下七垣文化二期至五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四期。最新的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年代为公元前1680~公元前1610年,第四期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20年。据此推测刘庄墓地的使用时间约125年。体质人类学研究认为刘庄墓地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28.39岁。运用上述公式可得出刘庄墓地的人口规模约为77人。……刘庄墓地各墓区、墓群的人口规模与殷墟西区墓地、孝民屯南区晚商墓地的人口规模相差不大。依据组织规模可将殷墟西区第三墓区及孝民屯南区晚商墓地所反映的组织结构归纳为四个层次。学者大都将第一层次的亲属组织与宗族对应,规模为每世约10余对夫妻,多者可达30余对夫妻,约20—60人。第二层次则为每世约2—5对夫妻,约4—10人,韩建业、王建峰等认为其或可代表宗族之下的分族。那么,本文估算刘庄墓地三个墓区(宗族)的人口规模约为15—42人不等,墓群(分族)人口规模约为6—12人,分别与殷墟西区、孝民屯晚商墓地宗族和分族的人口规模相若。对于第三、四层次,学者大都将其与家族相联系,人口规模甚小,平均每世约1对夫妻,甚至不足2人。若与近现代宗族的人口规模相比,刘庄、殷墟西区及孝民屯墓地的组织规模都与之相差甚远。……
  371. 刘素娟《先商文化漳河型研究》……1979年邹衡先生按照分布地域及文化特征,首次将先商文化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提出“先商文化漳河型”概念,并认为“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漳河型的分布大体包括了河北省的唐河以南、河南省的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的沿太行山的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里,东西宽约二、三百里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是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指清、浊二水合流以后)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其代表。”……
    ……总之,先商文化漳河型二、三期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文化交流密切,两者时代应相当。鉴于先商文化漳河型一期较早,故推测先商文化漳河型一期约相当与二里头文化二期。先商文化漳河型的相对年代则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关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绝对年代数据仅有一个,即1993年至1997年发掘的邢台葛家庄晚段的H26所作的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3620±70年,此数据当有一定误差。……
    ……1979年邹衡先生首次将以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先商文化辉卫型,并指出“北自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河下游、卫河上游一带,大约都是辉卫型的分布范围”。学者们基本同意此观点,典型观点是李伯谦先生认为辉卫型与漳河型同为先商文化不同类型,可统称为下七垣文化。……下岳各庄文化是以下岳各庄遗址命名,在冀中北部地区即太行山脉以东、北至拒马河、南至滹沱河的广大地区不断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李伯谦、李维明、沈勇等学者多认为仍属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或保北型,本文从“下岳各庄文化”说。……岳石文化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命名的,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其分布以今山东省为主,包括豫东、皖北、苏北乃至辽东半岛南端地区。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450年,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二里岗上层期大致相当。……
    ……本文在对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发现和研究状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对下七垣、葛家庄、何庄、鹿台岗、宜丘等典型遗址进行分组研究,结合对鬲、甗、罐、鼎、深腹盆、浅腹盆、豆、器盖、尊等典型器物的分型分式,将先商文化漳河型分为三期。第一期以葛家应1组为代表,本段陶器的显著特点是大多数器形有颈、圆唇、卷沿,最大腹颈靠上部,花边口器较多;第二期以下七垣1组、何庄1组、何庄2组、葛家庄2组、宜丘1组为代表,纹饰较上一期绳纹变细且整齐,也有素面和弦纹,但带鋆器和花边口器基本消先,篮纹则消失不见;第三期则以宜丘2组、鹿台岗1组、鹿台岗2组为代表,在器形上融入了部分岳石文化因素,反映了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发展趋向。关于其年代问题,由于资料较少,仅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大致处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之间。……
    图一 先商文化漳河型遗址分布示意图
  372. 张晓峥《河北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的研究》……邯郸地处河北省南部,北连冀中平原,东与鲁西地区接壤,南与豫北安阳隔漳河相望,西跨太行山脉与晋东南长治盆地为邻……。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夏商分界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并且对先商文化所追溯的时代范围不甚一致,所以赞同“下七垣文化”的命名而免呼其为先商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邯郸地区的漳河型文化遗存在其晚期己经步入早商纪年,其文化面貌仍有极大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下七垣文化”命名能更加准确表达其文化的内涵。……通过以上遗址的分组分析,我们可将邯郸地区漳河型遗存分为六段……我们将上述六段合并成三期,即第一段与第二段合并,归为早期;第三段与第四段合并,归为中期;第五段与第六段合并,归为晚期。这样邯郸地区漳河型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主要受到太行山西麓晋中龙山期、夏时期文化影响,同时吸收一部分豫北冀南后冈二期文化因素,在文化发展同时,受到周围二里头文化以及山东岳石文化影响。……
  373. 丁磊《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研究》……“漳河型”为上述“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子概念之一,或被称作“先商文化漳河型”、“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等。至于其分布范围,邹衡认为“大体包括了河北省的唐河以南、河南省的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的沿太行山的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里、东西宽约二、三百里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是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其代表”。……下七垣遗址为下七垣文化的命名遗址,其先商文化内涵早已被学界所公认。遗存可按照地层堆积分为两期,以第④层及开口于第四层下的H12、H61为第一期;以第③层及开口于第③层下H95、H99为第二期。……第一期:④层及④层下的H12、H61。……本期的一大特征是发现有较多的鼎,但末见有先商时期的典型炊器鬲的出土,所以对典型器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鼎上。……第一期遗存年代较早,多数特征较为接近龙山时期,其遗存主体的年代约为二里头二期。第二期:③层及③层下的H95、H99。…………本期基本器型主体延续了第一期,但是相比于第一期新增加了较为典型的鬲和爵。……本文认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整体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根据每一期器物形态演变的具体情况又可细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表三 邯郸地区先商文化期别年代对应表
    表从上表可以看出,总体来说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发展有着较为完整的序列,虽然从其早期来看,遗址数量相对较少,内涵相对不丰富,但是其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头四期晚段文化发展一直未曾间断。
    ……邯郸地区先商早期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内涵主要来源于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龙山文化。应当注意的是,邯郸地区的龙山文化虽然整体包含在后冈二期文化之中,但是与豫北地区后冈二期文化又存在一定差别,部分学者称之为涧沟型龙山文化。从具体上说,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地最典型炊器甗上。在邯郸地区涧沟等遗址中多为带有腰隔的甗,而安阳地区却为无腰隔甗。……先商早期存在带腰隔甗等器物,说明其更直接的继承了邯郸本地涧沟型龙山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安阳地区龙山文化因素。……邯郸地区的先商文化其源头有二,主体为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冈二期文化,次之为山东龙山文化,邯郸地区先商文化从形成之初就带有包含两种文化因素的混合型文化的性质,这也奠定了其后不断大力吸收、融合周边优势文化因素,从而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特性。在早期二段,进一步的融合开始,这表现在对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少量吸收上。…………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发展共经历了早、中、晚三期,各期内部又可依据器物变化特征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形成期。早期文化内涵揭示了其文化形成的源头主体为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冈二期龙山文化,而邯郸本地的涧沟型龙山文化,是其更加直接的来源。先商文化的成型也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所以使得先商文化从形成初期就呈现出混合型的文化面貌,而先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能够大力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壮大自身的传统也正源于此。中期,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定型期。本期受到太行山西麓白燕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吸收内化的过程里,商文化中独具特色的鬲的传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文化面貌逐渐定型,学界所认为的先商文化独特的器物群逐渐完备,邯郸地区先商文化逐渐发展壮大。晚期,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成熟期。本期邯郸地区先商文化中二里头文化因素逐渐浓厚,并在本期第二阶段器物群特征逐渐向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下层一期的文化内涵转变。……
    ……虽然在先商时期地缘关系不断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当时聚落组织之间的组织形态、等级的划分,乃至两者背后的利益和权力分配,主要还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为主要标准,相比于之后的历史时期,社会还是处于较原始的阶段。……邯郸地区先商时期己然成为一个一体化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性明显、以血缘关系为主要联系纽带的区域社会组织,夏政权之下的一处地方政权,并在其晚期取得与夏之间权力斗争的最终胜利。……
  374. 李晶《先商文化类型研究》……考古学文化类型是指同一文化向不同地方发展而形成的地方类型。以往的研究中,类型的划分基本有两种方法:一是考古学文化内部由于分布的地域不同而形成的区域性特征,又称为地方类型,如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等;二是根据时间早晚造成的差别,这种意义的划分在考古学研究的较早阶段使用较多,如对仰韶文化的划分。……
    ……先商文化主要分布是以豫北冀南的安阳邯郸为中心,北到河北省中部;往南过黄河至郑州、开封一线,商丘西部的民权县西部也有先商文化存在;东沿冀鲁豫三省分界线;西部以太行山为界,西南到达沁河。……
    图一 先商文化分布图
    ……先商文化遗迹遗物比较丰富,主要遗迹有墓葬、灰坑、房址、陶窑等。遗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等。青铜器有铜刀、镞等小件器物。陶器以灰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褐陶,夹砂陶多于泥质陶。纹饰主要是细绳纹,另外还有楔形点纹、旋纹、附加堆纹等。其中楔形点纹为先商文化独具特色的纹饰,在其他文化中极少见,细绳纹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先商文化流行平底器。器类有鬲、罐、甗、鼎、盆、豆、瓮等。其中卷沿细绳纹鬲、细绳纹橄榄状罐、仅饰旋纹或楔形点纹的深腹盆、大敞口的浅腹平底盆、平底蛋形瓮等为先商文化典型器物。先商文化以鬲、罐、甗为主要炊器。石器有石镰、石刀等,石镰为主要收割工具,数量多于石刀。骨器中匕的数量最多。……上世纪80年代,邹衡先生根据各地区先商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的差别,将唐河以南的冀南地区和淇河以北的豫北地区的,以漳河流域为中心的先商文化称作漳河型;分布于淇河以南、沁水以北、古黄河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先商文化称作辉卫型;分布于郑州地区的先商文化称作南关外型。漳河型和辉卫型己被大多数学者接受,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只是对其进行补充,而没有存在太多的异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南关外型。关于南关外型,笔者同意李伯谦先生的观点,认为它不属于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南关外型不是二里岗文化的直接先驱先商文化,而应该是夏之某一方国所在地。另外,邹先生所说的南关外型还包括了二里岗下层的C1H9、C1H10等单位,而这些单位都是二里岗下层早段遗存,属于早商文化。所以,我们认为南关外型不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典型类型先商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为先商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因素影响较小,是商■先人自身创造的文化,因此我们称为典型类型。该类型处于先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根据先商文化发展的先后以及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多少,我们又分为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漳河型是最早最为典型的先商文化,鹿台岗类型我们认为是漳河型向豫东发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但是其主要文化因素仍是由漳河发展而来的,其主要文化因素仍然是先商文化。
    漳河型的概念最早由邹衡先生提出称先商文化漳河类型或者简称漳河型。……该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冀南豫北的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安阳等地区,处于先商文化的中心地区。……根据目前的认识漳河型应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期应以下七垣第④层为代表,第二期以界段营H8为代表,第三期以下七垣第③层为代表。三者的年代约相当与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鹿台岗类型先商文化以杞县鹿台岗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豫东西部地区。鹿台岗类型文化因素既包含了漳河型的一些特征,又受到与之相邻的其他文化的影响创造了一些自己的地方特点。……在《豫东杞县发掘报告》中把鹿台岗类型分为两期,第一期以鹿台岗遗址H39和H9为代表,其文化面貌与下七垣第三层和永年何庄的先商文化比较接近,年代也应大致相当,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偏晚或者第四期早段;第二期以鹿台岗H35和F1为代表,其中H35略早于F1,H35年代约当二里头第四期中段,F1约相当第四期晚段。
    非典型类型先商文化处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文内,受周邻文化影响比较严重,虽具有先商文化的文化特征,但其自身特征更为明显。该类型为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辉卫型以新乡潞王坟、淇县宋窑、辉县孙村等遗址为代表。虽与漳河型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其中细绳纹鬲、平底盆、楔形点纹等都属于先商文化的典型文化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辉卫型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但由于该类型中包含其他文化因素较多,所以划为非典型类型。从五十年代辉县琉璃阁发掘,随后新乡潞王坟遗址的发现发掘,邹衡先生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先商文化辉卫型(或简称辉卫型),分布范围大致在“北自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水下游、卫河上游一带”。此后,又被称为辉卫型文化、辉卫文化。文章中辉卫型分布范围是北到淇河,南达黄河,西南以新乡市的获嘉县为界,东到长垣县。……沁东类型分布在太行山以南,沁水出山口至黄河口东北这一片三角地带内,己发现遗此数量达11处多,以修武李固、焦作市西侧月季公园遗址、焦作市马村乡安阳城遗址等遗址为代表,是辉卫型向西发展并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个类型。……
    图十一 先商文化类型划分示意图
    ……漳河型与辉卫型是先商文化中发现及命名最早的两种类型,分布地区相邻,距离较近。邹衡先生在提出两种类型的同时论证了其关系为辉卫型是漳河型向南发展同时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形成的,两者同属于先商文化。……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要早于鹿台岗类型首先发展起来,处于先商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要比鹿台岗类型单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细绳纹鬲、橄榄状罐、平底器、楔形点纹等也是先商文化的代表特征。鹿台岗类型是在继承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一些其他文化的有益文化因素,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下岳各庄文化分布在滹沱河以北、拒马河以南一带,时代大约相当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北起西喇木伦河、南至海河和拒马河、西抵桑干河上游、东达辽河以左的广大地区。……
    ……辉卫型先商文化分布区域西面及西南面与二里头文化相邻,距离较近,两者互相来往比较密切。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都对辉卫型先商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而且是当时中原及相邻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夏王朝统治的时代,夏文化对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是占主要方面的,因此,辉卫型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里头文化对辉卫型的影响上。……辉卫型先商文化东面与岳石文化为邻,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互相影响。……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分布在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沁河西南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先商文化沁东类型隔河相望,“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分布区,以西是夏文化分布区”,两者毗邻交错存在,互相影响,吸收彼此先进文化。……
    ……本文同意张国硕先生提出的商■始源地在豫陕晋相邻地区的陕西东部一带。……在契之后的商先公经过了七迁即昭明时东迁砥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以北至山西平陆县一带)和商(晋南沁水),相土东迁泰山下和商丘(即帝丘,今河南濮阳),上甲微迁殷又复归商丘,汤时南下都亳并灭夏。夏代初年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商■流落到晋中、晋南地区,当时自己实力有限,受到当抛部族的排挤和欺凌,属于自己原有的文化也被抹灭的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吸收了当地大量的先进文化,同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因此,我们在分析先商文化的文化因素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杜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
    ……漳河型是处于先商文化中心地带,最典型且时间上最早的先商文化类型。……根据考古资料看,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来源主要有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在漳河地区,先商文化层堆积叠压龙山文化之上……另外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漳河型文化中还包含了来自于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特点以后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在不断迁徙中寻求发展,经濮阳、长垣,沿夏文化势力较薄弱的偏远地带扩展,大约三期时发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这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处于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中间地带,其文化来源比较复杂,文化因素有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及一些其他文化。……在辉卫型早期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明显,所占比例也较大,但是到中晚期先商文化因素和辉卫型自身的特征就占了上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辉卫型早期其族群在夏王朝的控制下,很难吸收其他文化以及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中期先商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商■征服了当地居民,但是并没有消灭这个族群,只是将自己的文化带入,辉卫型的先民们在接受先商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周边其他文化,进而创造出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虽然属于先商文化,但是其文化因素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们把其划分为非典型类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并非是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居住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典型类型所居住地域属于先商文化的边缘地带,与二里头文化等其他文化为邻,受二里头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比较多且较杂。……本文将先商文化分为典型类型和非典型类型。典型类型处于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小,文化因素比较单纯,该类型包括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非典型类型分布地区属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内,主要文化因素由先商文化主导,但是由于处于边缘地带,受周邻文化影响较深,自身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辉卫型和沁东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是相土东迁后定居于漳河流域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商先民在此不断的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努力发展自己,漳河型二期以后势力逐渐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三期的时候进入豫东地区,在那里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漳河型的二三期,加上通过对它的文化因素分析,我们推测辉卫型先商文化是漳河型发展起来以后带着自己的文化南下控制当地居民而形成的。沁东类型是辉卫型向西南发展到沁河东岸,在这里吸收二里头等周边的其他文化,既保持先商文化辉卫型的文化面貌,又创造出自己新的特色的一个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要早于鹿台岗类型首先发展起来,处于先商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要比鹿台岗类型单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细绳纹鬲、橄榄状罐、平底器、楔形点纹等也是先商文化的代表特征。鹿台岗类型是在继承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一些其他文化的有益文化因素,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下岳各庄文化分布在滹沱河以北、拒马河以南一带,时代大约相当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北起西喇木伦河、南至海河和拒马河、西抵桑干河上游、东达辽河以左的广大地区。……
    ……辉卫型先商文化分布区域西面及西南面与二里头文化相邻,距离较近,两者互相来往比较密切。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都对辉卫型先商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而且是当时中原及相邻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夏王朝统治的时代,夏文化对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是占主要方面的,因此,辉卫型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里头文化对辉卫型的影响上。……辉卫型先商文化东面与岳石文化为邻,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互相影响。……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分布在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沁河西南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先商文化沁东类型隔河相望,“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分布区,以西是夏文化分布区”,两者毗邻交错存在,互相影响,吸收彼此先进文化。……
    ……本文同意张国硕先生提出的商■始源地在豫陕晋相邻地区的陕西东部一带。……在契之后的商先公经过了七迁即昭明时东迁砥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以北至山西平陆县一带)和商(晋南沁水),相土东迁泰山下和商丘(即帝丘,今河南濮阳),上甲微迁殷又复归商丘,汤时南下都亳并灭夏。夏代初年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商■流落到晋中、晋南地区,当时自己实力有限,受到当抛部族的排挤和欺凌,属于自己原有的文化也被抹灭的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吸收了当地大量的先进文化,同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因此,我们在分析先商文化的文化因素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杜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
    ……漳河型是处于先商文化中心地带,最典型且时间上最早的先商文化类型。……根据考古资料看,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来源主要有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在漳河地区,先商文化层堆积叠压龙山文化之上……另外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漳河型文化中还包含了来自于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特点以后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在不断迁徙中寻求发展,经濮阳、长垣,沿夏文化势力较薄弱的偏远地带扩展,大约三期时发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这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处于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中间地带,其文化来源比较复杂,文化因素有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及一些其他文化。……在辉卫型早期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明显,所占比例也较大,但是到中晚期先商文化因素和辉卫型自身的特征就占了上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辉卫型早期其族群在夏王朝的控制下,很难吸收其他文化以及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中期先商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商■征服了当地居民,但是并没有消灭这个族群,只是将自己的文化带入,辉卫型的先民们在接受先商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周边其他文化,进而创造出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虽然属于先商文化,但是其文化因素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们把其划分为非典型类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并非是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居住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典型类型所居住地域属于先商文化的边缘地带,与二里头文化等其他文化为邻,受二里头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比较多且较杂。……本文将先商文化分为典型类型和非典型类型。典型类型处于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小,文化因素比较单纯,该类型包括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非典型类型分布地区属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内,主要文化因素由先商文化主导,但是由于处于边缘地带,受周邻文化影响较深,自身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辉卫型和沁东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是相土东迁后定居于漳河流域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商先民在此不断的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努力发展自己,漳河型二期以后势力逐渐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三期的时候进入豫东地区,在那里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漳河型的二三期,加上通过对它的文化因素分析,我们推测辉卫型先商文化是漳河型发展起来以后带着自己的文化南下控制当地居民而形成的。沁东类型是辉卫型向西南发展到沁河东岸,在这里吸收二里头等周边的其他文化,既保持先商文化辉卫型的文化面貌,又创造出自己新的特色的一个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要早于鹿台岗类型首先发展起来,处于先商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要比鹿台岗类型单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细绳纹鬲、橄榄状罐、平底器、楔形点纹等也是先商文化的代表特征。鹿台岗类型是在继承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一些其他文化的有益文化因素,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下岳各庄文化分布在滹沱河以北、拒马河以南一带,时代大约相当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北起西喇木伦河、南至海河和拒马河、西抵桑干河上游、东达辽河以左的广大地区。……
    ……辉卫型先商文化分布区域西面及西南面与二里头文化相邻,距离较近,两者互相来往比较密切。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都对辉卫型先商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而且是当时中原及相邻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夏王朝统治的时代,夏文化对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是占主要方面的,因此,辉卫型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里头文化对辉卫型的影响上。……辉卫型先商文化东面与岳石文化为邻,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互相影响。……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分布在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沁河西南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先商文化沁东类型隔河相望,“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分布区,以西是夏文化分布区”,两者毗邻交错存在,互相影响,吸收彼此先进文化。……
    ……本文同意张国硕先生提出的商■始源地在豫陕晋相邻地区的陕西东部一带。……在契之后的商先公经过了七迁即昭明时东迁砥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以北至山西平陆县一带)和商(晋南沁水),相土东迁泰山下和商丘(即帝丘,今河南濮阳),上甲微迁殷又复归商丘,汤时南下都亳并灭夏。夏代初年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商■流落到晋中、晋南地区,当时自己实力有限,受到当地部族的排挤和欺凌,属于自己原有的文化也被抹灭的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吸收了当地大量的先进文化,同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因此,我们在分析先商文化的文化因素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杜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
    ……漳河型是处于先商文化中心地带,最典型且时间上最早的先商文化类型。……根据考古资料看,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来源主要有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在漳河地区,先商文化层堆积叠压龙山文化之上……另外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漳河型文化中还包含了来自于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特点以后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在不断迁徙中寻求发展,经濮阳、长垣,沿夏文化势力较薄弱的偏远地带扩展,大约三期时发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这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处于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中间地带,其文化来源比较复杂,文化因素有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及一些其他文化。……在辉卫型早期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明显,所占比例也较大,但是到中晚期先商文化因素和辉卫型自身的特征就占了上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辉卫型早期其族群在夏王朝的控制下,很难吸收其他文化以及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中期先商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商■征服了当地居民,但是并没有消灭这个族群,只是将自己的文化带入,辉卫型的先民们在接受先商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周边其他文化,进而创造出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虽然属于先商文化,但是其文化因素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们把其划分为非典型类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并非是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居住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典型类型所居住地域属于先商文化的边缘地带,与二里头文化等其他文化为邻,受二里头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比较多且较杂。……本文将先商文化分为典型类型和非典型类型。典型类型处于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小,文化因素比较单纯,该类型包括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非典型类型分布地区属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内,主要文化因素由先商文化主导,但是由于处于边缘地带,受周邻文化影响较深,自身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辉卫型和沁东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是相土东迁后定居于漳河流域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商先民在此不断的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努力发展自己,漳河型二期以后势力逐渐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三期的时候进入豫东地区,在那里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漳河型的二三期,加上通过对它的文化因素分析,我们推测辉卫型先商文化是漳河型发展起来以后带着自己的文化南下控制当地居民而形成的。沁东类型是辉卫型向西南发展到沁河东岸,在这里吸收二里头等周边的其他文化,既保持先商文化辉卫型的文化面貌,又创造出自己新的特色的一个类型。辉卫型和沁东类型中先商文化因素虽占主要,但它们自身的文化也是居于重要的地位的,因此把它们归为非典型类型。……
  375. 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由于在泗水尹家城和安丘堌堆等遗址发现了岳石文化下压龙山文化、又被二里冈上层早商文化所叠压的层位关系,山东西部地区岳石文化的相对年代是比较清楚的。在胶东地区,继岳石文化之后出现的是珍珠门文化,这己被烟台芝水遗址的发掘所证实。其年代据推测“应比晚商为早,可能早到商代早期”。至于在鲁东南和苏北一带,因沭阳万北遗址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伴出具有殷墟早期特征的陶鬲和陶簋等,其岳石文化的下限应晚至殷墟早期。……总之,现阶段所认识的岳石文化,相对于中原地区夏商系统文化而言,其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殷墟早期。二里头一至四期的年代,目前大家普遍倾向于在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之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至晚不会晚于公元前1400年。因此,根据交叉断代,可将岳石文化的绝对年代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450年之间。……
  376. 张小雷《略论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前1450年。……根据目前的材料可以推断岳石文化对江淮中部的影响南界便是在江淮分水岭南侧一带,即六安——合肥——全椒一线。……安徽皖北中北部地区可归为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沿淮至江淮中部一带是岳石文化的影响区。那么皖北地区可归入岳石文化的哪个类型?以往对岳石文化的类型划分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分为六个类型:胶东半岛照格庄类型、潍渳河流域郝家庄类型、鲁西北的王推官类型、鲁中南的尹家城类型、鲁西南豫东的安邱堌堆类型和鲁东南苏北的土城类型。有学者将皖东北一隅划入尹家城类型,皖西北亳州划入安邱堌堆类型。这在大的类型划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考虑到皖北中部地域广大,历史文化传统一致,与鲁中南山地丘陵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皖北中部一带可单独划为岳石文化的一个类型,可暂称为南城孜类型,皖西北亳州市谯城区可与夏邑清凉山一起归入安邱堌堆类型。……结合江苏镇江马迹山和江淮东部的考古成果来看,岳石文化对江淮地区的影响有多条路线:一条是江淮东部地区,即沭阳万北——高邮周邶墩——镇江马迹山一线;一条是淮北江淮中部地区,即宿州杨堡——固镇南城孜——长丰古城——肥西塘岗一线;再一条则是鲁西南皖西北地区,即安邱堌堆——夏邑清凉山——太和灰角寺——寿县斗鸡台一线。
    图七 岳石文化南部类型划分及对江淮地区影响示意图
    此外,宁镇地区的岳石文化因素除了来自江淮东部路线外,也可能是通过江淮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即翻过张八岭沿滁河过江抵达宁镇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