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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JNO1/汉族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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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先民,顾名思义,是指汉民族前身的主要氏族部落,可称为先汉,类同吐蕃帝国之前的雪域各文化人群历史,或蒙古帝国以前的草原各文化人群历史,或统一新罗以前的朝鲜族先世各文化人群的历史,以上东亚地区的原居民各民族都是由蒙古人种组成。

因为汉洲大地上汉族先民各个不同的氏族部落虽然长期有着虞、夏、商、周等部落-封建共主及相近的文化内涵,但也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权力,社会组织与秦汉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回然不同,更类同由复数部落邦国组成的古希腊社会、弥生日本、玛雅城邦、三韩诸国等等,所以史前至先秦的汉族先民各氏族部落势力可合称为诸汉,是汉族内部在秦汉王朝时代实现民族统一之前的社会状态。[注 4]

神话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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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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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族流传的古代神话及相关古代文献记载,世界最初是一片浑沌,这片混乱、什么都没有的世界不知道过了多久,被后世人称之为“盘古”的一位神在浑沌中诞生,同一时间,浑沌中轻的物质上升、重的物质下沉,轻重分开就形成“天”与“地”,最初“天”与“地”很接近,但每过一日,天就升高一丈、地就增厚一丈,盘古神亦长高一丈,就这样过了18000年,天与地已经分开很远,这时,盘古神的身体变化为自然界上的一切[55][注 5]

在创世之后,接着就是三皇的时代[注 6],早期传说指出,男神伏羲与女神女娲结合,生下四神,分别是青木干、朱四单、戮黄难、滩墨干,负责管理世界的山川、气侯、时间等秩序,从后来“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来看,水正玄冥、木正句芒、金正蓐收、土正后土这四正之官——可能还包括火正祝融——皆具有祭祀四神的职能,类似沟通神明的巫师[注 7]

后来世界出现劫难,支撑天地的“四极”被毁,“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一幅地狱惨况,于是女娲以“五色石”填补破损的天,以大鳌之四足来代替“四极”支起上天,杀黑龙等“食颛民”、“攫老弱”的猛兽,又用芦灰——类似息壤[67]的东西——来止息洪水[68]。在汉族神话的另一个版本里,发生一场几乎将人类灭绝的大洪水,伏羲与女娲作为一对兄妹因为被龙背负上天而得以幸存,洪水过后,伏羲与女娲互为婚姻,繁衍出后世全人类[69][70]。又有神话相传人类是由女娲神用泥土创造出来[71]

在伏羲与女娲之后,被称之为赤县神州的土地上出现过很多氏族,如容成氏、大皞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赫胥氏、尊卢氏、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等,这些氏族在史籍上仅留下称呼,其他信息皆茫然无考[注 8],这些氏族活动的时代被称为“至德之世”,例如容成氏时代“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74],赫胥氏时代的“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75],众多氏族中,有巢氏、燧人氏与大皞氏对后世有比较大的影响,燧人氏“钻燧取火”煮熟食,有巢氏“构木为巢”建屋,都改变了住民的生活方式,燧人氏后世不显,应在后来氏族部落的战争中灭亡,有巢氏则因为内乱而亡[76][77]

大皞氏与少皞氏同以“皞”命名,彼此很可能有血缘关系,大皞氏的居地位于济水流域,南及淮北的陈国[78],后来大皞氏有一支后裔迁徙至鄂西川东一带聚居,在当地遂步建立起名为“巴”的国家,不过在商代末年之前,后稷姬弃的一支后裔逆袭成为巴国的统治阶层[67]

当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仿佛人类的黄金时代,这三十万年的太古(神话)时代[79]留给后人的都是美好的想像。

直至神农氏时代,人民开始以耕作为业[80],后来在各氏族的斗争中,有熊氏黄帝崛起,继承神农氏成为强而有力的氏族共主(帝),开启同样受后世称颂的五帝时代。

王者传说:黄帝氏与其姻亲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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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相传,黄帝与炎帝是少典氏与有蟜氏这两大氏族的共同后裔[81][82],黄帝因姬水(今潩水河)[83]之名而得姓姬,炎帝因姜水(今横水河)[84]之名而得姓姜[注 12],从地理位置上看,少典氏与有蟜氏两大氏族的共同聚居地至少东至郑州一带、西至岐山一带,已囊括河洛盆地与关中平原及其之间的地区,其中有蟜氏主要聚居于东部的河洛盆地[86],西部的关中平原则由少典氏所占有[注 13]

黄帝又有轩辕氏、有熊氏的称号,传说因其居地而得名,《山海经》是最早记有轩辕一名的传世文献,如“轩辕之丘”、“轩辕之山”、“轩辕之国”、“轩辕之台”,但《山海经》地名的具体位置已难以考实。传说黄帝统治期长达三百年[87],又有轩辕氏、有熊氏的氏族称号,黄帝显然并不是某一人的特称,而是氏族历任酋长(统治者)的共同称号,应出自有熊氏、轩辕氏或黄帝氏这一氏族甚至是同一家族,既然黄帝非一人,那这些散见于《山海经》的“轩辕”地名,极可能是黄帝氏历任统治者(酋长)曾经活动的居地,一如后来夏王朝的诸王也迁移至不同的居地,古老相传有熊氏曾经居于今郑州市一带[注 14][88]。由此可知有熊氏居地主要位于嵩山山脉东麓的平原,作为有熊氏母系的有蟜氏,有熊氏的酋长很可能继承有蟜氏的居地,如此一来,嵩山山脉及其周边平原的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在初兴的有熊氏控制之中。

虽然黄帝在传说中地位非常高,后世很多家族皆出自黄帝,但黄帝并非生来就是最高统治者,在有熊氏之上还有神农氏的炎帝[注 13],神农氏出自与有熊氏同一父系的少典氏[81],至黄帝带领有熊氏崛起之前,神农氏已历“十七世”,代表炎帝这一称号与黄帝同样并非特指某一人,而是一连串前后相承的酋长称号[89],神农氏除了统治自己居地的关中平原以及有熊氏外,自有熊氏东至沿海的夙沙氏亦由神农氏炎帝管理[90][91],也曾经封禅泰山[92],神农氏的分支之一有逢氏亦迁至今山东省一带定居[93][67],可见黄河中游流域及黄河下游流域的山东地区已经统一起来,至少在名义上由同一位酋长或同一氏族所统治。

神农氏正如其氏族名,擅长农业,对农业技术的扩散作出令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贡献[94][95][96],从考古研究可知,公元前3000年以前整个黄河中游流域全境已经是一个以黍、粟为主,稻为辅的原始农耕区[97][98]

神农氏统治的末年,位于黄帝氏领地以东,以泰沂山脉为居地的蚩尤氏族[注 13]率先采用金属为兵器[99],开始向神农氏的权威发起挑战[100],对于共主炎帝来说,显然是“作乱”[101],同样以炎帝为共主的有熊氏于是站到与蚩尤氏对立的阵营,当炎帝兵败“涿鹿之河”后,有熊氏黄帝开始接手对付蚩尤氏的战争[100],相传黄帝打败蚩尤氏的地方是“涿鹿”(又名浊鹿)[102][88],从有熊氏与蚩尤氏的领地位置来看,涿鹿当在泰沂山脉与嵩山山脉之间[注 14]

古来名涿鹿之地不一,揆诸地理,以山阳县(今修武县)之浊鹿(涿鹿)最切合形势[112],是蚩尤氏向西攻打神农氏部落共主的必经之途,南临黄河,也有一片平坦的平原,符合“涿鹿之河”及“涿鹿之野”[82]的记载,炎帝亦曾在山阳县东北方向的淇山以南一带(约今林州市)活动[96],佐证蚩尤氏曾与炎帝“争于涿鹿之河”的记载[100][77],也符合蚩尤被杀于“冀州之野”[18]、“中冀”[100]的记载。

涿鹿之战,黄帝一战而灭蚩尤氏[88],涿鹿一带随后被改称为绝辔之野[100],蚩尤氏覆亡后,炎帝尚未高兴多久,有熊氏就成为神农氏共主的挑战者,黄帝率领有熊氏及各氏族部落的联军攻打炎帝,于当时炎帝的居地阪泉[注 14]与神农氏的军队作战[82][113],炎帝三战三败,此战过后,有熊氏黄帝正式取代神农氏炎帝成为黄河中游及下游流域的共主(帝),据传,黄帝氏在平定蚩尤氏、神农氏后,其势力范围[注 13]

涿鹿之阿,即涿鹿平原[88],其地大约在郑州黄河段以北的“绝辔之野”一带[注 14],如在修武县一带,正好位于上述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区[注 14]。当黄帝讨平“不顺者”后,自不必再“迁徙往来无常处”,故而“居于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实际位置不详,但当在有熊氏领地之内,不会离郑州太远,而且黄帝成为各氏族共主后,亦没有理由长期远离有熊氏旧地,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应在今河南省境内豫中、豫北一带。

不过黄帝氏并非只在轩辕之丘一带活动,也曾经在洞庭之野、空桐山[114][88]、具茨山一带活动,甚至亲自上泰山封禅,这些应是后世巡狩之礼的滥觞[注 13]

当黄帝稳定中原地区的各氏族共主之位后,率军北上至釜山区域一带,与名为“荤粥”的敌人交战并取得胜利,在交战地区带来另一个“涿鹿”地名,以黄帝战胜蚩尤氏之地“涿鹿”命名来纪念黄帝氏族战胜荤粥部落所取得的胜利。

后黄帝时代的部落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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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黄帝氏之后成为黄河中下游流域氏族共主(帝)的是少皞氏,传说中并没有关于少皞氏以武力取代有熊氏的只语片言,可见少皞氏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接替有熊氏成为氏族共主,而且少皞氏与有熊氏有血缘关系的颛顼氏关系密切[115],当时很可能已经存在一套共通规则,令氏族共主(最高酋长、帝)的至高职位能由数个家族共同垄断,在黄帝为氏族共主时期,少皞氏就与有熊氏有着密切的关系,“命少昊清司马鸟师”,是黄帝氏统治集团的一支[100]

少皞氏的居地大约位于鲁国一带[2],东至郯国[93],而属于少皞氏世官的爽鸠氏居于齐国,故此整个泰沂山脉周边一带都是少皞氏的直辖区,从有熊氏手上接过氏族共主的少皞氏酋长名叫挚,按传说中黄帝至颛顼之间有昌意、韩流两代人[67],则少皞氏垄断氏族共主之位只有两代人的时间。

少皞氏除了以鸟名官,当时已存在火正祝融、水正玄冥、木正句芒、金正蓐收、土正后土这五个重要官职[116]

继少皞氏之后为颛顼氏[117],颛顼氏又称高阳氏[82],出自黄帝氏,即是黄帝的家族[118][119],颛顼氏继承少皞氏成为氏族共主之际,一度受到另一氏族——神农氏炎帝的一支后裔——共工氏的挑战[67][120][121],颛顼氏的居地主要在卫国[78]以及泰沂山脉一带[122],少皞氏的居地也由颛顼氏所继承。

颛顼氏的分支有鲧、老童,鲧即是夏后氏祖先[118][119],而老童就是战国七雄之一楚国王室的祖先[注 17],老童后裔的一支黎曾垄断火正祝融这一职务,所谓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显然与高阳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又有一支后裔女修与少皞氏的一支结合,成为秦国王室的起源[注 11],颛顼氏的另外一支后裔有虞氏是田氏齐国的祖先[128][129],即是夏后氏及战国时代之秦、赵、楚、齐这四大诸侯国皆与颛顼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史载继高阳氏颛顼之后,由高辛氏帝喾担任氏族共主[注 18],高辛氏与高阳氏同样是黄帝氏的分支[132],曾经与高阳氏对抗的共工氏亦与高辛氏产生矛盾,但并没有影响高辛氏的统治[123]。据传说,高辛氏分别与陈锋氏、娵訾氏、有娀氏、有邰氏等四个氏族通婚,这五个氏族的互动分化出以放勋、挚、契、弃为祖先的新氏族部落[132][101][108][118][119]

  • 高辛氏与娵訾氏联姻而生下挚,与少皞氏祖先挚同名,可能是因为高辛氏或娵訾氏与少皞氏有关联,挚成为氏族共主后不久就被放勋所替代。
  • 高辛氏与陈锋氏联姻而生下放勋,即是帝尧,是陶唐氏的酋长。
  • 高辛氏与有娀氏的简狄生下的契氏[注 19]是商部落的祖先,契氏可能与担任火正祝融的阏伯有更紧密的关系,契氏的后裔相土就曾担任火正祝融[138][137][注 4]
  • 高辛氏与有邰氏的姜嫄生下弃氏[注 19],是周部落的祖先,后因善于农事而被陶唐氏封为后稷,世袭后稷一职,居于有邰(今中国陜西省武功县一带[108])。

除此之外,帝鸿氏也是出自高辛氏[115]

陶唐氏帝尧,是传说中五帝倒数的第二位,陶唐氏垄断氏族共主之位118年[132]。在陶唐氏统治的晚年,中原地区发生洪水,高阳氏后裔的鲧[注 20]。被陶唐氏的帝尧派遣去治水,但历经九年都不成功,同时帝尧也在选择氏族共主的继任人,最后放弃儿子丹朱,改为选择桃姓有虞氏的舜作为继任人,并将两位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在汇入黄河的妫水边(今中国山西省永济一带)实现陶唐氏与有虞氏的联姻[140]。当帝尧确立舜为氏族共主(帝)继承人后,鲧和共工氏却表示反对,引发帝尧与共工氏、鲧之间的战争,共工氏、鲧皆被平定[141],共工氏被放遂至北部的幽都地区(今中国北京市一带[88]),鲧因为治水无功,被帝尧派舜杀鲧于羽山(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县与赣榆县一带[88][142])。

舜在帝尧统治的最后8年即已掌控氏族共主的权力,在此期间,高阳氏后裔的八个氏族苍舒、𬯎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以及高辛氏后裔的八个氏族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被舜所起用,将这十六个氏族成为自己的支持者,除此之外,在舜的运作下,帝尧以鲧之子禹为司空、弃氏为后稷[注 19]、契氏为司徒、皋陶为大理、垂为工师、伯益为虞人、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令以陶唐氏与有虞氏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得到各氏族首领的支持,同时舜又将帝鸿氏后裔浑敦、少皞氏后裔穷奇、高阳氏后裔梼杌以及缙云氏后饕餮这四个合称为“四凶族”的氏族流放到边远地区[127],其中身为神农氏炎帝后裔的饕餮,即是三苗氏[143][88],其中也包含部分高阳氏的分支[18]。当帝尧过世后,舜为帝尧服三年之丧后才出任氏族共主。

帝尧之子丹朱被称为“帝丹朱”[130],可能在有虞氏成为氏族共主之前,丹朱曾经成氏族共主。

有虞氏继陶唐氏之后成为氏族共主(帝),帝舜,姚姓,是高阳氏分化出的一支氏族[132],居于今黄淮之间的山东省地区[注 21][注 2]

舜成为氏族共主(帝)后,早前被流放至南方洞庭湖至彭蠡泽之间[152]的三苗氏因为不同意舜继尧位的权力更替,于是起兵造反[153],不久,三苗国发生内乱,于是步入权力中心的禹受到帝舜的任命,统率军队南攻三苗国,用了30日的时间击溃三苗国,但未能彻底平定三苗国,经由帝舜采用“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等德化柔和手段,用了70日的化解三苗氏对氏族共主有虞氏的敌对情绪,才彻底安定南方氏族,算上战争的30日,平定三苗国总共用了100日[154](一说为三年[76])。

帝舜平定三苗氏之后,封其弟象于有庳[155](今中国湖南省永州市一带[88]),又派禹接下其父鲧的末竟之业,带领大费(又名伯翳、伯益)、契、伯夷等人负责治水工作,这一做就是十三年,这段时间,禹走遍四渎流域以研究治水方法,治水的过程非常艰苦,根据传世文献,涉及的地理范围并不十分清晰,但至少可以确定北抵燕山及太原、西到陇西、东尽大海、南达巴蜀及长江以南的江东等地,同时也令大禹及其上司帝舜对于各地氏族部落的风俗、物产及位置深化认识,将各氏族部落的这一块大地划分为九个部分,分别为豫、冀、青、徐、兖、扬、荆、梁、雍,合称九州[156],别称赤县神州[11],同时以贡赋加强对各地氏族部落的控制,史称:

禹治水成功后,被帝舜赐姓“姒”、氏“有夏”[157],故可称为姒姓有夏氏,禹名文命,按现代汉族姓名的称谓,可称呼为姒文命,治水任务令禹远离权力中心十三年,但亦令禹遇上涂山氏之女[158][136],在治水过程中,禹与涂山氏的联姻令禹得到涂山氏(今蚌埠市境[注 15])的支持,成为禹后来登上氏族共主的助力之一,姒文命之子姒启即出生于治水时期。

治水功绩成为姒文命的政治资本,不久即被帝舜任命为继承人,至于其他相助姒文命治水的部属,亦得到相应的功勋,例如伯夷被帝舜赐姓“姜”、氏“有吕”,成为四岳部落的酋长[157][124];大费被帝舜赐姓嬴氏并与有虞氏“姚姓之玉女”联姻[133];契被帝舜赐姓子氏并封于“商”——可称之为商氏[101]

十七年后,帝舜统治的第三十九年,帝舜在一次往南方巡狩的中途崩逝,葬于苍梧之野[159][131](今中国湖南省九嶷山一带[67][160],在象受封的有庳国附近一带[88]),姒文命为帝舜服丧三年,其后姒文命居于阳城(今禹州市境[注 15]),被各氏族部落推举为氏族共主(帝)[118] ,于是有夏氏成为继有虞氏之后的氏族部落联盟共主[142],当时地方统治者(氏族首领)称为“后”,所以又有夏后氏之称[注 20],而帝舜之子商均则以氏族首领(诸侯)成为夏后氏部落联盟的一部分[注 22](今中国虞城县一带)。

姒文命即位后以管豁司法的大理皋陶为继承人,但皋陶在姒文命在位期间过世,姒文命将皋陶的后裔分别封建为六国(今中国安徽省六安市)、英国(今中国湖北省英山县)[142][132],在姒文命统治倒数的第七年,姒文命改立管豁山林湖泊资源的“虞人”伯益(大费)为继承人[161][133][162]

就任氏族共主的姒文命,在其妻的娘家涂山氏地区内开了一次召集各氏族部落的大会,据传说,这次大会出席的氏族部落多达10000个,体现了姒文命在各氏族部落的权威,这次大会成为有夏氏500多年统治开始的征兆[163]。后来姒文命在会稽(今中国浙江省会稽山一带[164])又开了一次氏族部落的大会,因为防风氏迟到,被姒文命斩杀[165],由此进一步加强氏族共主夏后氏对各地氏族部落的控制力,姒文命还收集九州各地氏族部落的贡金用以铸造代表九州的九个大鼎,传说直至姒启成为氏族共主后,才完成九鼎的铸造,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九鼎最初可能是陶制的,直至晚夏才用金属铸成九鼎[166][145]

氏族共主姒文命在位45年[167],逝世后,应由伯益继任氏族共主[161],不过夏后氏的影响力巨大,得到各氏族部落的支持,最终氏族共主之位落入姒启手上[161],不过姒启得到氏族共主之位的过程并一帆风顺,来自伯益的阻碍一直存在,甚至令姒启一度遭“忧”,姒启大权在握后就把对手伯益处决,与舜继尧、禹继舜不同,舜与禹并没有把陶唐氏丹朱与有虞氏商均赶尽杀绝,姒启与伯益之争开始体现出部族最高权力之争的残酷性。虽然姒启压倒伯益成为新氏族共主,但伯益所代表的反姒启势力并未从此烟销云散。

约公元前2023年[注 23],以姒启成为新氏族共主开始,由黄河中游流域及海岱地区所组成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氏族部落竞争更残酷、阶级差距更大的时代。

姒启打败伯益之后,召集联盟内的各氏族部落在自己所居的阳城附近一带的钧台[168]大会,以此来确立氏族共主的权威,此时氏族部落联盟己经渐渐向封建王权演变,而氏族共主经过黄帝氏的征战以及尧舜时代攻打共工氏、有苗氏的战争,其权力进一步坐大,甚至姒启的祖父鲧被氏族共主帝尧以治水不力为由处决,至姒文命时代,己经可以以迟到为借口处决氏族首领,氏族共主的身份在夏代渐渐转而成为任意处决地方氏族酋长的王,王的权力凌驾于任何人之上,而且王权由直系亲属继承,相当于地方氏族酋长的巨无霸版,所以也可以认为“王”只是凌驾众酋长之上的大酋长,大酋长与众酋长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大酋长所直接掌握的土地,特别是人口比任一酋长更大更多,其可供养及领有的军队人数自然更多,“王”与“氏族共主”的差别在于前者对众酋长拥有生杀大权并垄断最高权力之位父子相承,不过最初世袭的氏族共主权力有限且不稳定,只有强势的氏族共主才可以获得近乎王的权力,后继者并不能自动得到权威,在少康中兴以后,夏后氏的世袭共主之位及权势才逐渐得到强化并向王权方向的发展,夏部落大酋长不止稳固世袭王权并将夏王对地方的直接控制(王畿)逐渐由伊洛−嵩山一带向四方扩大。

上古中原诸姓氏族父系源流
源自黄帝氏族
人物或氏族 后裔 备注
苍林氏 不适用 不适用
青阳(玄嚣) 高辛氏帝喾,其后有子姓契、姬姓后稷 母系西陵氏
不适用
不适用
夷鼓 母系彤鱼氏
青阳(少昊金天氏)[注 24] 大费助大禹治水有功,受赐嬴氏[133] 母系方雷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8][119] 大禹 母系有莘氏
源自神农氏族
人物或氏族 后裔 备注
炎帝(赤帝) 吕氏、缙云氏 母系有蟜氏

汉族上古氏族部落传承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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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典氏
神农氏
炎帝
有熊氏
黄帝
昌意玄嚣
韩流蟜极
共工氏缙云氏高阳氏
帝颛顼
高辛氏
帝喾
饕餮氏族穷蝉老童“八恺”氏族[127]梼杌氏族“八元”氏族[127]帝鸿氏族
敬康
句望
桥牛陶唐氏
四岳有苗氏瞽叟骆明[注 20]陶唐氏
帝尧
有虞氏
帝舜
有崇氏

陶唐氏
丹朱
有虞氏
商均
姒姓氏族
大禹
子姓氏族

[注 19]
姬姓氏族

夏王朝
商王朝
吕尚妫姓氏族
妫满
诸侯国
杞国
诸侯国
越国
诸侯国
宋国
周王朝




传说时代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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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诸部落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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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七千纪之初,在泰沂山脉北麓一带出现“后李文化”(约公元前7000~约公元前5300左右)[169];至公元前七千纪下半叶开始,郑洛地区一带产生“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470~公元前5000年)[170];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河北平原出现“磁山文化”(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5300)[171];约公元前5300年左右,在淮河中游地区出现“双墩文化”,双墩文化衰落后,当地发展出“侯家寨文化”[172][173]

公元前6000年左右,关中地区诞生“老官台文化”(曾别称为大地湾文化、白家村文化等,约在公元前6000~公元前5000左右)[174][175],至公元前六千纪末叶,在老官台文化的宝鸡市北首岭遗址,该遗址下层遗存因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而与老官台文化分化,在老官台文化晚期逐渐发展成为早期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又有别称为北首岭文化、零口类型),是半坡类型的前身[注 25],在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取代老官台文化[178],仰韶文化开始崛起。

在公元前六千纪下半叶,裴李岗文化人群有一部分东进泰沂山脉,与当地后李文化人群融合,至约公元前5300年形成北辛文化人群,取代原先的后李文化人群[169];磁山文化衰亡后,在北辛文化的影响下,当地发展出“镇江营文化”[179];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约公元前5100~公元前4500)取代老官台文化后,除分布在原老官台文化地区[178][注 25],还向东强势渗入山西西南部地区[180],随即在当地与裴李岗文化融合形成仰韶文化枣园类型(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4300)[181],而在渭河流域的逐渐演化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177][176],与枣园类型互相影响。

枣园类型东扩至嵩山附近一带,之后当地的枣园类型逐渐发展,在仰韶庙底沟时代演化为秦王寨类型[182]

而主要分布在汉代河东郡地区的枣园类型则演化为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约公元前4300~公元前3800)[183][184],然后东扩入洛河流域,在洛河流域衍生出王湾一期Ⅰ段类型,王湾一期Ⅰ段类型诞生后随即东扩,进占伊河流域及嵩山附近一带,后来被秦王寨类型取代[182],大约稍晚,镇江营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化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而北辛文化在东庄类型出现不久即演化为大汶口文化[185]

东庄类型接着发展为庙底沟类型,向周边扩张,东入上党高原[186][187],在伊洛一带与同源自枣园类型的秦王寨类型交错分布[182];向西覆盖半坡类型,直抵今青海省民和县、循化县一带[188][189];向北覆盖吕梁山脉,扩张至大同盆地一带,触角深入前套平原[190][98]


仰韶文化地方类型
类型 别名 起讫年代[注 25] 分布 备注
北首岭类型 零口类型 约公元前5100年~约公元前4500年[177][176] 原老官台文化范围 不适用
半坡类型 晚段又称为史家类型[176] 约公元前4500年~约公元前4000年[176][注 25] 不适用
枣园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4300年[181] 西至黄河西岸,南至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一线,北至山西省襄汾县一带,东至济源市、嵩山附近区域一带 不适用
东庄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300年~约公元前3800年[183] 不适用
庙底沟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000年~约公元前3100年[191]
秦王寨类型 大河村类型(有争议)[注 26] 约公元前3700年~约公元前2700年[191]
约公元前3400年~约公元前3000年(不包含大河村类型)
有观点认为大河村类型是秦王寨类型的后继
大张庄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4500年[192] 主要分布在伏牛山以南、桐柏山以西、武当山以北、秦岭-黄龙山以东的区域,尽有南阳盆地并占有今湖北省十堰市和部分襄阳市、陕西省商洛市的地区 不适用
八里岗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500年~约公元前4000年[192] 不适用
下王岗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4000年~约公元前3500年[192][98] 不适用
朱家台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3500年~约公元前3000年[192] 不适用
后岗类型 南杨庄类型、后岗一期 约公元前4400年~约公元前4000年[191] 主要分布在北至洋河、桑干河,南至卫河流域一带的区域[193][179] 不适用
大司空类型 百里村类型 约公元前3500年~约公元前3000年[194] 分布在太行山脉东麓的河北、河南二省平原地带,北至邢台,南达新乡 不适用
西王村类型 西王村三期[182] 约公元前3100年~约公元前2700年[195] 不适用
半坡四期类型 不适用 约公元前3500年~约公元前2900年[196] 原老官台文化范围 不适用


约公元前第六千纪末,老官台文化与裴李岗文化融合成为仰韶文化[181][177],自此即向四周扩张,催生出不同地方类型的文化,而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内部分布最广的类型,在庙底沟类型衰落后,秦王寨类型尽有汝河流域、沙河上游及嵩山附近、伊河流域、洛河流域,甚至西扩至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一带[182],关陇地区则出现半坡四期类型[196],同时庙底沟类型逐渐进入西王村类型阶段[182],仰韶文化随后步入衰退,其区内的地方类型逐渐从仰韶母体分离,发展为一支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如半坡四期类型发展为泉护二期文化[196]、西王村类型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197][198]

虽然仰韶文化已成历史,但仰韶文化作为当时东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支文化人群,其遗传基因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及苗族的血统影响巨大[13]

进入龙山时代,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199]亦乘时西扩北进,其文化影响波及河渭一带,郑洛一带的秦王寨类型除了洛阳盆地被东进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进占外,其余皆被西进的大汶口文化覆盖,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前后屯类型[注 26],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前后屯类型变成郝家台类型,成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注 27],随后,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陶寺文化。[197]

进入龙山时代晚期,郝家台类型在吸收王油坊类型及后岗二期文化的部分因素,约于公元前19世纪的演化为二里头文化[203][202],当时的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之间有着早在仰韶时代即己开通了三条的要道——自东至西分别是轵关陉道[204]、虞坂巅𫐉道[205]、中条浢津道[206],令二里头文化能向西顺利进入运城盆地影响及于临汾盆地。

龙山时代,嵩山南北周边一带的当地住民主要由仰韶时代的土著繁衍而来,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及苗族的血统影响较仰韶时代更巨大[13]

汉诸部重要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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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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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的陶寺遗寺,位于中国山西省襄汾市,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存续于龙山时代晚期,早期聚落面积约五十六万平方米(约0.5km²),中期聚落增至约二百八十万平方米(约2.8km²),晚期更增至三百万平方米(约3km²)[207],有的研究估计聚落遗址面积近四百万平方米(约4km²)[208],可能曾经是陶唐氏历任酋长的治所。[注 28]

石峁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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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位于中国陜西省神木县,其影响主要在陜北高原,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存续年代约龙山时代晚期,主要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四百万平方米。[注 28]

姒夏部落:从氏族共主至部落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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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华夏王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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姒启在钧台之会得到各氏族部落酋长的归顺[224],由此开启了夏后氏长近500年的统治时代,不过初登王位的姒启仍然遭受挑战,挑战者是来自关中平原的有扈氏,于是姒启先发制人,率军攻入有扈氏领地,在甘地与有扈氏主力大军对峙,战前,姒启以其父的名义作《甘誓》[注 15],以赏罚两种形式来鼓励军队作战:

从《甘誓》可以看姒启所率领的大军并非全都直接听命于姒启,所以才需要强调“用命”、“弗用命”,在甘之战的姒启军队应该是由臣属夏后氏的各氏族部落派出的部队,加上夏后氏本部军力所组成。

甘之战以夏后氏取得完胜告终,王国平定西部的叛乱,压服不满势力,姒启完整地将黄帝氏至大禹的历任氏族共主管辖范围各氏族部落臣服于夏后氏的王权。[注 20]

姒启在位三十九年[注 30],其后王位不再禅让授亲,而是直接父子相承,由其子姒太康继位。

但姒太康的统治能力明显不如其父,史称其“娱以自纵”[135]、“盘游无度”,在此时期,来自王朝东部地区的诸侯有穷氏,在其酋长羿的领导下,势力不断坐大,并将自己的居地由鉏(今中国河南省滑县一带)南迁至穷石,可能是因为有穷氏的强势南进,夏王姒太康将治所由阳翟迁至西北方向的西斟𬩽(今中国河南省二里头遗址一带)[注 15],但显然于事无补,有穷氏最后居然控制了王朝的军政大权,成为夏后氏的权臣,羿虽然不是王,但权势拟于王者,被称为“后羿”。

当时有穷氏后羿与姒太康与同居于西斟𬩽,可见有穷氏的权势之强,已经将夏王紧紧控制在手,一如后世之王莽与汉平帝、曹操与汉献帝,不过后羿并没有出现以有穷氏取代夏后氏为王的举动,夏王姒太康统治短短四年[注 31]就驾崩,之后后羿拥立姒太康之弟姒中康为新王,其时夏王朝军政主要在后羿的控制下,当然,王朝中并非所有人都服从后羿的统治,在中康时代就爆发牺和事件,羲和作为一方氏族,与有穷氏发生矛盾,于是在后羿控制下,王朝派胤氏酋长胤后率军讨伐牺和,战争结果史无明文,但自陶唐氏帝尧共主时代以来就存在的牺和氏从此消失在文献记载中[264],除此之外,王朝的乐正伯封亦与有穷氏产生冲突,旋被后羿派兵平定,在这两场战争后不久,夏王姒中康仅统治七年就驾鹤西归,之后王位由其子姒相继承,不过姒相初即位就移居至商丘[167],其行径似是远离后羿的影响,从位置上看,移治商丘显然得到有虞氏的支持,大约与此同时,商氏族酋长相土南迁至商丘附近一带,可见夏后氏的王权亦得到商部落的支持[138][137],如此一来,夏王朝就出现居于西斟𬩽地的后羿以及居于商丘的夏王姒相两个权力中心。

在夏王姒相统治的第一年(约公元前1973年),位于东部的姒相发动对淮河流域部落(淮夷)[注 2]的战争,将淮夷部落转变为夏后氏名义上的臣属,次年,姒相又派兵征伐风夷部落与黄夷部落,以确立东部氏族部落在政治上的臣属,后来姒相迎聚有仍氏[265]之女后缗为妻,加上曾祖母所属的涂山氏,夏后氏的分家斟𬩽氏与斟灌氏,以及有虞氏、商氏,这些可以视为姒相即位后为争取各氏族部落(诸侯)支持与重振王室的努力,令失去半壁江山的夏后氏得到东部各氏族部落的支持[167],另一方面,在后羿领导下的夏王朝派兵西征位于陇东的畎夷,经过七年的战争,终于将畎夷降服,使其成为后羿的势力范围[24]

至此,夏王朝的西部与东部地区分别由有穷氏与夏后氏统治,假以时日,随着矛盾的累积,如非一方吞并另一方,就是后羿统治的西部地区从夏王朝正式分裂出去,由有穷氏统治,可称为穷王朝,如同由夏后氏(有夏氏)统治而称之为夏王朝,然而王朝内部却产生了一股新势力,最终将双方都吞并了结。处于万人之上位置的后羿与姒太康相似,“淫游以佚畋”、“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忽略了身后权力中心的野心家,在后羿不知不觉中,朝政大权落入有穷氏的家臣——来自伯明氏的“谗子弟”——寒浞手中[156]

就在夏王姒相统治的第八年,羽翼己丰的寒浞发动政变攻杀后羿及其诸子,由此,寒浞成功取代并接收后羿的势力,但后羿的其中一位臣子靡逃亡至有鬲氏(约在今中国德州市至滨州市一带[142]),为寒浞势力败亡埋下伏笔[156]。随后,寒浞成为姒相的对手,在与寒浞的斗争中处于劣势,次年,姒相转移至斟灌氏之地以抵御寒浞势力的攻势,两国相持直至寒浞之子寒浇也长大,寒浇天生神力[266],在其率领下,夏后氏的军队节节败退,第二十六年[注 31],寒浇率军攻灭斟灌氏,依从姒相的斟𬩽氏坚持至次年被寒浇所灭,姒相被俘,于下一年(约公元前1946年)被弑,经过一连串军事行动后,寒浞封建其子寒浇于过地(约今中国莱州市一带[142])、寒豷于戈地[注 15],在东部的姒相势力范团内确立统治,而原先站在姒相一方的氏族部落不得己向寒浞称臣,商氏更被迫迁离商丘一带,北迁至河北平原中部,至此,夏后氏自姒启建立世袭共主统治以来,历经七十八年后覆亡,其原有势力范围尽为寒浞所有,穷王朝成为中原地区无可争议的主宰[233]

在姒相被有穷氏俘掳时,其妻后缗正怀孕在身,在战乱中逃亡回娘家有仍氏,在当地产下姒少康,姒少康长大后成为有仍氏族的牧正,负责管理氏族内的畜牧业[156],不过作为夏后氏的继承人,必然引起有穷氏的猜忌,在寒浇的威胁下,有仍氏不得不放弃对姒少康的庇护,姒少康辗转逃亡至有虞氏的领地,得到有虞氏酋长的收容并担任有虞氏的庖正————显然姒少康有一手好厨艺,不久,姒少康迎娶有虞氏族的两位女性为妻,还得到纶地(今中国河南省商丘市西南雎阳区一带)作为根据地以及500名士兵[168],然后就是一系列密谋恢复夏后氏统治的合纵连横,当中的具体事宜至公元前六世纪已经佚失,但不外乎与有穷氏内部的夏后氏残部联络,以及拉拢不服从穷王朝统治的氏族部落,例如收容后羿遗臣靡的有鬲氏、被寒浇灭亡的斟灌氏与斟𬩽氏残部,由此,姒少康的势力一步步坐大,姒少康与有穷氏斗争的经过不详,传世文献只记录斗争的结果,姒少康的军队在靡的帮助下,成功推翻有穷氏的统治,杀寒浞,恢复夏后氏的统治(约公元前1906年)[233]

在经历四十年流亡生涯后[注 20],姒少康继承其父姒相的王位,继续追杀有穷氏的残馀势力,濒临大海的寒浇被姒少康率军攻杀,而寒豷则被年轻王位继承人——姒杼所率军消灭,全面恢复夏王朝原有的势力范围,史称少康中兴[233],姒少康在其统治的第十八年(约公元前1889年)以原地(今中国河南省济源市一带)为王的治所[注 15],开始了夏王朝的鼎盛年代,由此,夏后氏的氏族共主世袭统治才开始稳定下来,逐渐向部落王权发展[注 27]

姒杼继其父为王,在统治的第五年(约公元前1881年),姒杼将治所迁至老丘(今中国河南省开封市一带),在其统治年代,王朝曾经派兵东征濒海地区,在三寿之地获得一只九尾狐,姒杼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夏王朝迈入了一个强盛的时代,而在东南方向,夏王姒杼的兄弟姒无余成为宁绍平原的氏族酋长——后来越国公室的初代祖先[注 1]

在姒杼之后,夏王朝在姒芬、姒芒、姒泄等三世三王统治下继续强盛,时间长达154年(约公元前1885年~约公元前1732年),在这个时代,夏王朝的势力东至大海,南有涂山氏、英国、六国、有男氏,直抵长江边上,西有莘氏、后稷家,以有邰氏为王朝西大门,甚至远至畎夷部落也向夏后氏臣服,而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与王都老丘之间的山区则在夏后氏的直接统治之下[注 27],北有鬲氏、商氏等等代表夏后氏在河北平原的管治,而上党高原也在夏后氏的羁縻之下,当时中原河洛一带的住民的血统影响深远,奠定了现代汉民族的主要遗传结构[14]

姒芬时,来自王朝东方的九大部落派使入朝;姒泄时,九大部落中有六个成为王朝的一方诸侯,不过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氏族部落,夏王只是羁縻而己,夏王对其控制力不强,如同小封建领主之于大封建领主,从属关系只是基于双方实力差距巨大而建立,一旦实力差距不大或产生利益冲突,这种从属关系随时都会消失,而邻近地区的氏族部则逐渐直接置于夏王统治之下,成为夏后氏的部民(夏部落),王畿亦因此得到扩展。[注 27]

在盛夏时期,王朝北部诸侯商氏与其北边的有易氏产生冲突,商氏酋长王亥——契的七世孙——在一次与有易氏的来往中发生矛盾而被有易氏杀害,王亥之子上甲微为了复仇,向河伯——可能是代表夏后氏的势力[注 32]——借兵,然后打败有易氏,完成报仇[115],这个胜利令上甲微被视为“能帅契者”,受到后世商王室的纪念[118]

自夏王姒泄之后,王位在姒不降、姒扃两兄弟及其子姒廑、姒孔甲之间互相传承,王位出现兄终弟及的情况,违反了自姒少康以来父子传承的惯例,可能反映了该段时期间,夏后氏的权力中心出现动荡,大约同一时期,夏后氏以旧斟𬩽(今中国河南省二里头遗址[239])为王朝中央的首都,旧斟𬩽周边地理形势险峻,北有羊肠坂接上党高原,济水、黄河自西向东流,在伏山北缘流过,形成后世虎牢关天险,西有华山、崤山函谷关天险,南有嵩山、熊耳山之间的伊阙关天险[152],构成一个由山脉河流拱卫的小区域,王都以后未曾迁移。

姒廑在位时期曾经“居西河”,当是对陜西省东部地区的巡狩或征伐[注 15],王位传至姒孔甲之后才恢复父死子继的旧例。

一般认为夏王朝的衰败根源可以追溯至第十三任夏王姒孔甲,姒孔甲最出名的事迹是误食“龙”肉[116],其次就是音乐才能,姒孔甲的破斧之歌成为中原东部地区流行音乐的始源[注 33],从这些传说可以看出姒孔甲并非暴君,最多只是昏庸之主,而王朝的臣属子姓商氏族自上甲微以来日渐坐大,不过其实力仍然与夏后氏存在巨大的差距,直至子履——上甲微的七世孙——时,商氏族的直辖地只有方圆七十里至方圆百里大小[279][280]

子商吞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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姒孔甲的曾孙姒履癸是末代夏王,在位期间大修王宫别苑,顷宫、瑶台、琼室、玉门是其中四个主要建筑,其手下有勇士推哆、大戏[281],可能在向外征伐不臣氏族部落时曾立下战功。姒履癸在一次征讨反叛氏族有施氏时,有施氏以部内美女妹喜与夏王联姻,平息了夏后氏与有施氏的干戈[158][81]。虽然夏后氏的实力强大,但在姒履癸的统治下,夏部落内部开始累积起不满。姒履癸在有仍氏地区发起召集各氏族部落的诸侯大会,敉平中途反叛的诸侯有缗氏[224],同时夏后氏对上党高原加强控制,将其成为夏王朝的王畿之地,时值公元前16世纪初。

在酋长子履的领导下,商部落从河北平原迁至南亳(今中国河南省商丘市一带[282][101]),以此为新据点遂步壮大商氏,传说此时子履已有代夏的野心,正求贤若渴,卞随、瞀光都曾被子履招览,但皆被拒绝,直至子履与有莘氏的一次联姻,一个陪嫁的奴仆庖人——被视为“天下之贱人”——伊尹(又名阿衡)毛遂自荐向子履展示自己的才学,由此得到子履的赏识,成为商部落的大臣[283][284]

子履的野心可能被姒履癸探知而一度被囚禁在夏台,伊尹亦可能因此而入臣夏王,为争取释放子履在夏后氏内部交通关系,子履获释后,商部落正式步上扩张势力的道路[142],而伊尹又以为姒履癸去除恶疾为契机为夏王服务[285],为子履收集夏后氏内部矛盾的情报[286],故而又有“五就汤,五就桀”一说[287],可见商部落同时与夏后氏保持友好关系。

葛国,是子履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牺牲品,据称子履听闻葛国的首领葛伯不祀祭鬼神,在派人了解葛伯不祭祀的原因后,又派人送牛羊肉酒水黍稻予葛伯以便祭祀,不料葛伯却直接派人从送者抢夺食物,甚至因此杀害小童,留下“葛伯仇饷”的典故,得到开战籍口的子履于是直接出兵攻灭葛国[101],这是商部落扩张势力的第一战,传说子履“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以南亳为中心向四周急速发展,进而西灭顾国、韦国,击破昆吾氏,剪除夏后氏的外围诸侯氏族,然后正式叛夏,进攻夏王朝的核心——西邑夏,子履在率领军队出征前,向商部落发布了被后世称之为“汤誓”的动员演说:

然后就西征夏后氏,在“有娀之墟”、“呜条”等地与夏王姒履癸率领的军队交战,夏军接连兵败,夏将推哆、大戏被杀[73][281][288],夏后氏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姒履癸带着残余力量及妹喜向南退往南巢苛存,河洛地区尽为商部落所有。

“夏后氏政衰”,值此部落王权更替之际,在姒相时期被后羿降服的畎夷部落乘乱开始攻略关中邠、岐之地[24],领地位于关中一带的后稷姬不窋领导的姬姓氏族受到畎夷的威胁,至商代初年,姬姓氏族成为畎夷部落的臣属之一,这支小氏族不得不“犇戎狄之间”,从有邰氏地区北迁至陇东高原(今中国甘肃省庆阳市一带[108]),姬不窋因此失去世代相袭的后稷一职,成为末代后稷,其风俗也日渐戎狄化,“去稷不务”,直至姬不窋之孙姬刘成为氏族首领后率领追随者南迁至豳地后,才得以逐渐去戎狄化,“复修后稷之业”(今中国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一带[231])。

王室世系与夏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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姒姓夏王朝(约公元前2023年─约公元前1550年[注 35]
夏王朝王表
王名 积年 统治年份(推测) 备注
姒启
三十九[167] 约公元前2023年~约公元前1985年 不适用
姒太康
[290] 约公元前1984年~约公元前1981年 不适用
姒中康
[290] 约公元前1980年~约公元前1974年 不适用
姒相
二十八[290] 约公元前1973年~约公元前1946年 不适用
姒少康
二十一[290] 约公元前1906年~约公元前1886年 不适用
姒杼
二十七[291] 约公元前1885年~约公元前1859年 不适用
姒芬
四十四[290] 约公元前1858年~约公元前1815年 不适用
姒芒
五十八[290] 约公元前1814年~约公元前1757年 不适用
姒泄
二十五[290] 约公元前1756年~约公元前1732年 不适用
姒不降
五十九[290] 约公元前1731年~约公元前1673年 不适用
姒扃
十八[290] 约公元前1672年~约公元前1655年 不适用
姒廑
二十[291] 约公元前1654年~约公元前1635年 不适用
姒孔甲
三十一[292] 约公元前1634年~约公元前1604年[注 36] 不适用
姒皋
十一[291] 约公元前1603年~约公元前1593年 王墓在殽山南道一带[293]
姒发
十二 [291] 约公元前1592年~约公元前1581年 不适用
姒履癸
三十一[290] 约公元前1580年~约公元前1550年 不适用
夏后氏的分支氏族部落
氏族名 姓氏 位置 备注
斟𬩽氏
不适用 原居于今中国河南省二里头遗址一带[239],后迁至今中国山东省安丘市一带[142] 不适用
斟灌氏
不适用 今中国山东省寿光市一带[294] 不适用
有扈氏
不适用 今中国陕省西安市一带[142] 不适用
有男氏
不适用 今中国江汉平原一带[295] 不适用
有莘氏 不适用 今中国河南省民权县一带[101];另一支在今中国陜西省合阳县一带[108] 氏族分支分散居于不同地方
夏后氏管辖的异姓氏族部落
有仍氏 任姓 今中国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一带[265][238] 不适用
有虞氏 姚姓 今中国河南省虞城县一带 不适用
陶唐氏
不适用 唐国,约今中国山西省翼城县一带[6][296];丹朱一支在今中国河南省淅川县一带[88][297] 氏族分支分散居于不同地方
御龙氏
不适用 今中国河南省鲁山县一带[116][298] 陶唐氏的分支[299]
商氏
子姓
今中国河南省商丘市一带[138][137] 不适用
有娀氏
不适用 今中国山西省永济市一带[101] 不适用
后稷氏
姬姓
今中国陜西省武功县一带[108] 不适用
有邰氏
姜姓
今中国陜西省武功县至扶风县一带[300] 不适用
有鬲氏
不适用 约在今中国德州市至滨州市一带[142][301] 不适用
涂山氏
不适用 今中国安徽省蚌埠市一带[231] 不适用
六国
偃姓
[142][147]
今中国安徽省六安市一带 不适用
英国
今中国湖北省英山县一带 不适用
有穷氏
不适用 今中国河南省滑县一带[142] 本为夏后氏之臣,为夏王朝的一部分,后取代夏后氏成为王朝的新统治者,然而约四十年后被重新崛起的夏后氏所消灭。

相关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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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晚期氏族部落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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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初期,位于郑洛一带的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被西边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及东边的大汶口文化覆盖,在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下,原秦王寨类型的分布地上诞生了大汶口文化的前后屯类型,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前后屯类型变成郝家台类型,成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注 27],直至公元前二十世纪的龙山时代晚期演化为二里头文化[203][202],新砦期的二里头文化旋即北上进入伊洛盆地,大致上以嵩山山脉为核心,西至洛阳、东至郑州、北及黄河、南达平顶山-漯河一带[203],当时(煤山-新砦类型时期)嵩山南北周边一带的氏族部落主要由仰韶时代的土著繁衍而来,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及苗族的血统影响相比仰韶时代的当地住民更为巨大[13][14]

二里头一期时代,二里头文化在新砦期的基础上,向西囊括中条山南麓的豫西峡谷,在二期时,二里头文化北渡黄河进入沁河以西平原,向东扩至兰考、阜阳一线,向南扩至十堰、信阳一带[302][235][注 37],亦经由轵关陉道[204]、虞坂巅𫐉道[205]、中条浢津道[206]北上影响运城盆地。大约同一时代或稍晚,在太行山以东的漳河流域的后岗二期文化旧地上,诞生出最初的下七垣文化[注 38]

二里头文化在三期时达到最盛,东线变化不大,黄河以南约在惠济河-涡河中游-颖河下游一线,在黄河以北则东越沁河,将东岸地区纳入二里头文化之下,如设立府城遗址般的二里头文化据点[303],而向西扩张至灞河一带,关中平原东部成为二里头文化的组成部分[304],向南则进至钟祥、大悟的江汉平原北缘一带,而长江以北、大别山以西、三峡以东的江汉平原及大别山东麓的淮南西部一带或多或少也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305][306][307],同期临汾盆地受到二里头文化深入影响[302]

到了二里头四期,二里头文化出现衰落,在黄河以南有所收缩,从涡河中游-颖河下游一带西退至颖河上游-小洪河-汝河下游一带,在黄河以北则自沁河东岸退出,与下七垣文化以沁河为界[303],在南方退出江汉平原,约维持二期时代的分布,在西方亦自西安市地区收缩至华山周边一带,二里头文化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皆有所收缩,而北方不变,但其影响则有所扩张,进占沁河流域及其以东的晋城盆地、长治盆地[注 37],同期,下七垣文化开始越过黄河向南扩张,直抵商丘市一带,进据豫东地区,分布在滹沱河以南、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以西,与二里头文化一东一西并立于中原地区[注 38]

大约在二里头四期晚段中叶,下七垣文化部落联合岳石文化部落攻占二里头文化部落领地,在下七垣文化部落主导下,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吸收岳石文化因素后融合为二里岗文化,二里岗文化部落继承并取代了原先的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部落。
二里头王权被七垣文化部落推翻后,二里头文化部落有一分支不接受下七垣王权统治而选择向南方流亡,其中有一支经三峡地区西进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文化部落的一部分[308]

王朝重要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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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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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岗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城址分为小城、大城,小城最早可上溯至公元前25世纪,大城约建成于公元前21世纪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下溯至二里岗文化时代,总面积约三十四万平方米(约0.3km²),可能是大禹姒文命的治所阳城。[注 15]

瓦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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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店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禹州市火龙乡瓦店村,总面积约一百一十万平方米(约1.1km²),年代约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9世纪,可能是夏后氏酋长姒启的治所阳翟,附近一带的钧台曾是姒启会盟各氏族部落之地。[注 15]

新砦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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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约1km²),年代相当于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文化[注 27]晚期至二里头一期[309],在遗址内有一始建于新砦期晚段的露天大型建筑遗存,推测是新砦遗址统治者用以祭祀祖先的“𫮃”或祭祀掌管山林川谷丘陵的众神祇的“坎”[310]

二里头(西斟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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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晚期的王都即今二里头遗址[注 15],很可能是传说中的王都西斟𬩽[311][239],位于今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境,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二期至四期间是亚太区面积最大的城邑,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二里头遗址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至二期年代,二里头遗址扩大至己知的三百万平方米(约3km²)[312],在遗址中心建有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区,宫城区平面近正方形,四侧各有一条宽10~20米的道路,呈“井”形九宫格,“井”中间是宫城区,宫城区以北的祭祀区有墓葬分布,以南为手工业作坊区。

二里头遗址的统治阶级开始使用青铜礼器[313][314],当时业己出现小型马车的使用[315][312],同期统治阶层在宫城区修建了3号基址及5号基址两座建筑,这两座建筑物在第三期被废弃,其原址上分别建立2号基址及4号基址,同期又另建有1号、7号、8号基址等建筑,上述建筑沿用至第四期晚段[316],不久后因为下七垣文化部落吞并二里头文化部落而导致宫城区建筑群被废弃,可能即传说中商子履攻取夏王朝的部落战争反映。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石质、蚌质、角质、骨质、牙质、青铜等不同材质制成的箭镞,青铜镞最初出现在二里头四期晚段,四期晚段也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箭镞最多的时段,或与夏商王权交替的部落冲突有关。[注 15]

地方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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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晚期地方主要聚落遗址
王朝各部落分布
聚落位置 部落 己知面积 二里头文化年代 备注
河南省荥阳市大师姑遗址[317] [注 37] 约0.51km² 二里头二期~二里头四期 不适用
河南省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 约0.18km² 二里头一期~二里头二期[318] 不适用
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遗址[319] 约0.01km² 二里头二期~二里头四期 不适用
河南省方城县八里桥遗址[320]

[321]

约1.35km² 二里头二期~二里头四期 不适用
河南省淅川县盆窑遗址[322] 约0.05km² 二里头三期~二里头四期 不适用
湖北省十堰市辽瓦店子遗址[322] 约0.10km² 二里头三期~二里头四期 不适用
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302][323] [注 27] 约0.25km² 二里头二期~二里头四期 不适用
山西省绛县西吴壁遗址[329] 约0.70km² 二里头三期~二里头四期 不适用

子商部落:成功下克上的诸侯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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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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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履率领的商部落成功击败夏后氏,取代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建立起子姓氏族的王权,子履因此之故,自尊为“武王”,旋即以西亳为都[注 16],为了稳定四周氏族部落的取态,逐向周边地区的诸侯群后发表被后世称之为《汤诰》的告喻,先合理化攻夏之举:

然后再向各氏族部落发表带有强迫其臣服新王意味的警告宣言:

成功以小商吞大夏,建立新王权的子履在位十多年,以伊尹为相辅佐治理,子履时期的处事传统被称为“汤法”,在此其间,子履的长子太丁已先子履一步离世,当子履去世后,为了保持新建王权统治的稳定,王位遂由太丁之弟子胜继承而非太丁的年轻儿子子至继承,但子胜仅在位三年就去世,王位由子胜之弟子庸接任,然而亦仅在位四年而已,经过两任国王短短七年的统治后,在伊尹的支持下,太丁之子子至得以继承其祖父的王位,据称在子至在位的第一年,年长的大臣伊尹教导年轻君王治理朝政,其理念被集结为《伊训》、《肆命》、《徂后》等文章[101]

不过子至最初的统治却是“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将国王子至流放至桐宫,独搅朝政大权,仿佛约四百多年前有穷氏权臣执掌朝政的再现,但伊尹不同于羿,最多掌权三年后就重新将子至迎回首都西亳并交还至高权力,开始第二次统治的子至一反首次统治时的态度,开始勤政励治,王朝遂进入长期的稳定上升轨道。

子至之后,王位由其子子绚继承,在子绚时期,辅佐王朝四代五王的老臣伊尹去世,子绚死后王位传入其弟子辨之手,王位由兄传弟,然而子辨死后,王位由子辨之子子高继承,王位又转而父传子,之后商王王位的传承都是兄传弟,再由最后继承的弟弟实行父传子,虽然王位的继承有两种方式,但并没有因此引发内乱,由子至至子高统治的三代四王时期的商王朝继续稳定发展[101]

至子高之弟子伷继位,王朝出现衰落的迹象,“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当子伷之弟子密继位后才扭转衰落的趋势,在大臣伊陟、巫咸的辅助下,王朝“复兴,诸侯归之”,子密的统治时间长久,据称长达75年[330],大约在此其间,夏部落的部民归化为商部落的部民,商部落由此不止在政治上成为大商,在人口上亦成为大商大部落,同期,大费的后裔嬴姓氏族成功与商王室联姻,遂渐显贵起来[133],而商初时期被迫北“犇戎狄之间”的姬姓氏族,其酋长姬刘率领部人南迁入豳,由半农半牧逐渐恢复为农耕生活[108][331][147]

子密之后,其三个儿子,子庄、子发、子整兄弟三人相继为王,子庄时将王都由西亳东迁至隞,子整为王时又将王都由隞迁至相[注 16],在子密三子的统治时代,王朝又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一度在东部地区卷入与蓝夷、班方等诸夷部落的战争,至子整之子子滕为王时,再将王都由相迁至邢[注 16],并在大臣巫贤的辅助下,令王朝再次“复兴”[101]

子滕的王位传给儿子子旦,子旦死后又传给弟弟子逾,但其后王位不是由子逾的儿子或子逾的弟弟继承,而是传给子旦的儿子子子新,即是子逾的侄子继承,子新死后也不是由其儿子或弟弟继承王位,反而由堂兄弟子更,即是子逾的儿子继位,子更死后,王位再传给子更的侄子、子新的儿子子和,从子新继位开始,商王的王位不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反而是叔父传侄子、堂兄弟相传,王位在子旦与其子子新、子逾与其子子更等四人之间传承,彷佛子旦-子新、子逾-子更这两个王室家庭互相竞争王位,可能代表王朝权力中心在这两代人时期出现动荡不稳,子更可能因此而将王都迁至奄[注 16]

直至子新的儿子子和继承王位后才重新恢复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子旦-子新-子和这一脉支系显然胜出权力斗争,子新的四个儿子,子和、子旬、子颂、子敛这四兄弟先后继承王位[101],子旬时期,王都又再迁徙,旧都西毫、殷等地曾经成为王都[注 16],王都自子庄时期开始迁徙不定,至子旬时期才告一段落,同时子旬接受居在黄淮平原北部的季连氏族的联姻请求,将女儿子隹下嫁季连氏族的酋长[332][333],强化王室与王朝南部重要氏族的联系。

王位经过子和、子旬、子颂、子敛四兄弟之手后,传入子敛之子子昭手上,但子昭“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地位不高[330],显然不是预定的王位继承人,子昭之登王位,可能是朝廷斗争,受到有力大臣支持的结果[334],以致最初三年“政事决定于冢宰”[101],之后子昭才逐渐掌控朝政大权,掌权后派遣来自傅险的说率兵攻灭与王室有隙的失仲氏族,以此提拔说为王朝大臣[285][335][336],因说来自傅险地方,又称为傅说,彼时殷墟已成为王都。

在子昭统治下,王朝与周边土方、吉方、巴方、召方、龙方等氏族部落冲突频密,子昭的配偶之一妇好亦先后带兵征伐巴方、土方,另一配偶妇妌亦曾带兵征伐龙方[337][263],其中王朝至少耗费了三年才征服土方,子昭曾经亲征召方、吉方,打击两国实力[338],在子昭五十九年的统治下,“殷道复兴”,王朝再次强大起来[330],值得一提的是,汉字至迟在子昭时代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注 39]

子昭的两个儿子子曜、子载先后为王,子曜继位后征服吉方,并在一次亲征后征服召方[338],其弟子载为王时“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330],继绩维系王朝的强盛,然而子载之后“殷复衰”[101],王位在其两个儿子子先、子嚣之间相传[342],这是商朝王位最后一次兄终弟及的传承[101]

子瞿继其父子嚣为王,其最著名事迹是射天之举,所谓射天是指子瞿将一个装满血液的革囊吊高,象征高高在上的神,子瞿以箭射之,彷佛神被国王所击伤,这种举措毫无疑问是抬高王权的努力[101]

子瞿时代的“犬戎”等戎狄诸部势力日益强盛大肆扩张[24],豳地的姬姓氏族亦受到诸戎狄侵略的威胁而不得不在其酋长姬亶父的带领下南迁至岐山周原一带定居并废除自姬不窋以来的戎狄化习俗,因为周原地在有邰氏居地附近,姬亶父透过与有邰氏之女(太姜)联姻,得以在岐山南麓站稳安居并招来部民建起因地得名的周邦国(周部落),太姜生下姬泰伯、姬雍、姬历等三子,姬历成年后与来自商部落的任姓氏族之女(太任)联姻而生下姫昌,姬亶父属意姫昌成为部落首领而欲传位姬历,姬泰伯与姬雍因而退出竞争而辗转远走至吴(今中国无锡县梅里遗址一带)建立聚落定居[343],后世吴国由此而生。[注 1]

姬姓氏族在顺利继任的姬历手上逐渐壮大,得到子瞿的重视,姬历曾经至殷墟朝觐商王,随后姬历四出征讨戎狄部落,西落鬼戎诸部成为周部落的手下败将,20个首领被俘,仅仅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姬周部落就由被戎狄诸部落欺凌的对象迅速强大至足以打败戎狄诸部落的强者,在周部落蒸蒸日上之际,子瞿在渭水流入黄河的一带地区进行田猎活动时,被雷击而死,其子子托继位为王[101]

子托时期,姬历继续征伐狄戎,然而在攻打燕京之戎时失败,但隔年即成功消灭余无之戎,三年后又消灭始呼之戎,再过四年,翳徒之戎亦被周部落消灭[24],周部落接连取得胜利引起了子托的警戒,不久后姬历被名义上的共主商王子托杀害,姬历之子姬昌因此接任统治周国,但周与商的关系并未决裂,继续“奉勤于商”并得到闳夭、泰颠、辛甲、散宜生、鬻子等人投靠,姬昌与姒姓有莘氏联姻,娶有莘氏之女(太姒)生下姬发,而商的王位亦传入子托之子子羡,帝乙子羡时期商王国继续处于衰落的阶段,子托有弟受封于箕地而被称为箕子。

帝乙子托去世后,王位落入子受手中,子受的异母兄子启不得立,但受封于微地而被称为微子启,其弟亦因此被称为微仲。
据称子受滥征钱粮以致充满了鹿台、钜桥的储备空间,又大肆扩建王宫殿宇,在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闲,为长夜之饮”,引起国内不满,于是子受设计炮烙之刑来惩罚反对者,其弟子启、王子比干、王叔箕子等王室成员对此加以劝阻,但子启被迫远离权力中心、箕子被囚禁、比干被杀,子受“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贤臣商容被废黜,甚至周部领袖姬昌对此有批评亦被诱捕囚禁于羑里,同时,蜚廉与恶来父子、费仲、崇侯虎等王国重臣受到子受的宠信,而对外方面,子受领导下的商王国主要向东土的夷部落扩张,其中在帝辛十年及十五年各发生一次征伐夷部落的战争并得到胜利,至子受统治末年,商王国已经成功压制夷部落,子受在黎地举行大阅兵以威慑降服的夷部落各邦,而以周部落为首的西土诸部落因为已向商王称臣则受到忽略。

经由以散宜生为首的周部落臣僚多方搜罗“天下之珍怪”上贡子受,令被囚羑里七年的姬昌不止被释放回国,还被帝辛子受封为“西伯”,负责商王国的西部事宜,之后周部落在姬昌治下烝烝日上,向四方扩张,首先是虞国与苪国向周部落称臣,继之是古公亶父时代打压姬姓氏族逼其迁徙的戎人(犬戎)部落受到姬昌派兵打击,在解决犬戎部落的威胁后,次年,商西伯姬昌转而攻打密须氏,将其覆灭,第二年又远征破灭耆国,第三年继续征战,灭邘国,第四年东征灭崇侯虎的崇国,6年之间降虞苪、逐犬戎,灭密须、耆、邘、崇四国,此外又攻灭丰、镐两邦[73],灭崇的同年姬昌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并以此为周都,其功绩被誉为“三分天下有其二”,虽是夸张之词然至少雍州之域已尽成姬周部落的势力范围。
在姬昌离开商的羑里回岐后不久,传闻太姒在梦中见到殷都的王廷内生满带荆棘,然后看见她的儿子姬发将岐邑的宫廷内的梓树移植入商的王廷,之后商廷的荆棘与梓树随即变化为松树、柏树、栎树、白桵树,经过占卜后确认此梦是“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预兆[286],又有传闻一只红色的鸟叼着玉圭降临在岐邑的神社上,玉圭上刻有“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因此姫昌受上天之命接替商的统治权,遂自立为王密谋伐商但仍然向商王国称臣,立都丰邑的次年,在位近五十一年的姬昌去世,王位由儿子姬发继承为周武王,姬发与商王国的权贵结盟,派王弟周公姬旦与商臣胶鬲在四内盟誓,又派召公姬奭与微子启在共头山盟誓。
姬发即王位数年就大举起兵攻商,带着姬昌的神位声言奉父命出征,又派人联络各地氏族部落出兵在盟津会合,当大军抵达盟津之时,传闻有来自800支不同氏族部落(诸侯)的军队会合周军伐商,但姬发在领兵北渡黄河后以天命未知为由退兵。

牧野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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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津之会的2年后,姬发再次起兵攻商并召集各地氏族部落出征,东征前歹,姬发在岐邑宗庙向皇天后土、名山大川等神灵报告姬周伐子商事由:

并首次以“华夏”为姬周王室及所领部民的自称,随后周王姬发与周公姬旦、毕公姬高、召公姬奭、太师姜尚等人率战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东出伐商,在盟津再一次与各地氏族部落会合,以周军为主力的联军北渡黄河,于二月甲子日抵达商之朝歌的郊外,帝辛子受亦领兵出城抗击,周武王“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这个统治中原约五百年的王朝,在一日之内被周军击败,商将费仲、恶来被杀,子受眼见战败遂走入朝歌城内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同日周军入主殷都,姬发及其臣僚进入殷都安抚殷都民众,次日周武王赴商的神社祭祀,祝文云:

周武王叩拜后自称

天皇上帝授予子商的中原统治权正式由姬周继承,随后数日,周武王派兵四出攻略商王畿,吞商之后任命子受之子子武庚(禄父)负责治理殷都权贵与平民并设立三名监官监察子武庚,派召公奭释放箕子、毕公高释放在狱囚犯及在商容的闾巷旌表、南宫括将鹿台及钜桥的大量粮赋全部分发给殷都民众、闳夭修整比干的坟墓等等,又将商王畿三分以封建王弟姬度、姬鲜及姬处,同样负有监督子武庚之责,之后周武王班师回朝。

[注 40]

王室世系与商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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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姓商王朝(约公元前1550年─约公元前1046年[注 35]
商王朝王表
称号 王名 积年 统治年份(推测) 备注
成汤
子履
十二[290] 约公元前1550年~约公元前1539年 不适用
外丙
子胜
[162] 约公元前1538年~约公元前1537年 不适用
仲壬
子庸
[162] 约公元前1536年~约公元前1533年 不适用
太甲
子至
十二[353] 约公元前1532年~约公元前1521年 不适用
沃丁
子绚
十九[290] 约公元前1520年~约公元前1502年 不适用
太庚
子辨
[290] 约公元前1501年~约公元前1497年 不适用
小甲
子高
十七[290] 约公元前1496年~约公元前1480年 不适用
雍己
子伷
十二[290] 约公元前1479年~约公元前1468年 不适用
太戊
子密
七十五[290] 约公元前1467年~约公元前1393年 不适用
仲丁
子庄
[290] 约公元前1392年~约公元前1384年 不适用
外壬
子发
[290] 约公元前1383年~约公元前1374年 不适用
河亶甲
子整
[290] 约公元前1373年~约公元前1365年 不适用
祖乙
子滕
十九[290] 约公元前1364年~约公元前1346年 不适用
祖辛
子旦
十四[290] 约公元前1345年~约公元前1332年 不适用
沃甲
子逾
[290] 约公元前1331年~约公元前1327年 不适用
祖丁
子新
[290] 约公元前1326年~约公元前1318年 不适用
南庚
子更
[290] 约公元前1317年~约公元前1312年 不适用
阳甲
子和
[290] 约公元前1311年~约公元前1308年 不适用
盘庚
子旬
二十八[290] 约公元前1307年~约公元前1280年 不适用
小辛
子颂
[290] 约公元前1279年~约公元前1277年 不适用
小乙
子敛
[290] 约公元前1276年~约公元前1267年 不适用
武丁
子昭
五十九[290] 约公元前1266年~约公元前1208年 不适用
祖庚
子曜
[354] 约公元前1207年~约公元前1201年 不适用
祖甲
子载
三十三[290] 约公元前1200年~约公元前1168年 不适用
廪辛
子先
[290] 约公元前1167年~约公元前1164年 不适用
庚丁
子嚣
[290] 约公元前1163年~约公元前1156年 不适用
武乙
子瞿
三十五[290] 约公元前1155年~约公元前1121年 不适用
文丁
子托
十三[290] 约公元前1120年~约公元前1108年 不适用

子羡
[290] 约公元前1107年~约公元前1099年 不适用

子受
五十三[290] 约公元前1098年~约公元前1046年 不适用
王室管豁的氏族部落(诸侯)
氏族部落名 别称 姓氏 位置 备注
杞国 不适用 [355]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曾国 缯国 一说湖北省随州市一带[355],一说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一带[356]
戈国 不适用
雇国 不适用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一带[355] 有扈氏之后
六国 不适用 安徽省六安市一带
亘方 不适用 不适用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一带 曾经与王室敌对,统治者与商王室关系密切[357]

其他氏族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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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隶商王朝管豁的氏族部落
部落名 别称 位置[注 41] 备注
缶方 约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一带[385]
基方 箕方[385] 约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一带[385]
土方 约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一带[357] 后被商朝征服[338]
先方 约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一带[357]
鬼方 约陕西省榆林市及延安市部分地区一带[357]
吉方 与土方、鬼方相邻,约陕北地区与山西省交界一带[357] 后被商朝征服[338]
龙方
巴方
召方 后被商朝征服[338]

相关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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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落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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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后岗二期文化之后,漳河平原受到太行山以西地区的文化影响,最早在二里头一期时誔生了下七垣文化,初期分布在漳河与滹沱河之间,西边的太行山脉与东边的黄河下游三角洲泛滥区构成下七垣文化天然的西缘与东缘,下七垣文化二期时向北越过滹沱河进至拒马河南岸,向南则至今鹤壁市一线,至第三期,下七垣文化北界仍位于拒马河,向南抵泌水,与二里头文化以泌水为界,第四期时下七垣文化沿泌水北岸向黄河北岸扩散,其余分布与第三期的分布范围相同,进入第五期,下七垣文化完全退出滹沱河以北地区,而南缘分布越过黄河,沿惠济河流域分布。[注 38]
二里岗下层文化,其分布向西到达今西安一带,囊括临汾与运城盆地以及上党高原南部的晋城市一带,分布北缘在河北平原的泜河一线,东缘至今河南与山东两省省界一带,南线在寿县、霍邱、邓州、淅川一带,不久后就进抵长江北岸[386]

在西方,二里岗上层文化分布直达周原,于关西地区孕育出京当类型,发展至殷墟二期,郑家坡类型继之而起成为周原区的主宰。[注 9]

在南方,二里岗下层文化接替二里头文化向南扩张,进至武汉市黄陂区——荆州市荆州区——六安市——寿县一带,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继续向南扩张,跨越长江直抵石门县——岳阳县一带,向东沿江东扩至鄱阳湖西岸九江山地区,在东南方亦越过霍山进至巢湖、潜山县一带,相邻的清江盆地受对商文化的影响。殷墟一期商文化开始转弱,进入殷墟二期,商文化全面收缩,退出江汉平原、淮河以南之地,直至殷墟四期罗山县成为商文化的最南界[389] [注 10]

王朝重要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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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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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遗址,位于今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境,面积约25平方公里(25km²),始建于二里头四期,衰落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是子履代夏后所都的亳都最有力侯选。[390][注 16]

偃师商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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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商城遗址,位于今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境,在二里头遗址以东约6公里,大城套着小城,小城面积约81万平方米,加上大城,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宫殿区在小城中部,小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大城建于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391][392],城市至二里岗上层二期时衰落荒废[393]

小双桥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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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双桥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面积约六百万平方米(6km²),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可能是仲丁子庄的隞都[394][395]所在。

洹北商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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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北商城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北岸,面积约四百七十万平方米(4.70km²),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早段,是河亶甲子整的相都、祖乙子滕的邢都及盘庚子旬的殷都[396]侯选地,其宫城区有三十多座建筑基址,其中一号建筑有十间房间,推测是分别祭祀自上甲微至沃甲子逾的“十示”(上甲微、成汤、太丁、太甲子至、太庚子辨、太戊子密、仲丁子庄、祖乙子滕、祖辛子旦、沃甲子逾)场所,可能是盘庚子旬所建,是商王室的宗庙,而二号建筑的四间房间亦有同样功能,可能是武丁子昭所建,用来祭祀“四父”(阳甲子和、盘庚子旬、小辛子颂、小乙子敛)的场所[397]

殷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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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总面积可能达36km²,遗存分为四期,一期遗址约12km²,至四期时扩大至约30km²,在西北方向的武官村西北岗一带设有王陵。[注 16]

地方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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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地方主要聚落遗址[注 42]
商王朝各部落分布
聚落位置 部落 己知面积 商文化年代 备注
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 约0.25km² 二里岗文化 不适用
山西省绛县西吴壁遗址[329] 约0.70km² 二里岗文化 不适用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大辛庄遗址 约0.3km² 二里岗上层一期~殷墟四期 不适用
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城址[423][307] 约0.07km² 二里岗下层一期~殷墟一期 不适用
河南省安阳市柏庄镇辛店遗址 约1km² 殷墟二期~殷墟四期 由姒姓戈氏族主导的邑落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台西遗址 约0.1km² 二里岗上层~殷墟二期 不适用

姬周部落:血缘氏族与文化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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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华夏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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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姬发在攻并商王畿扫平敌对势力后,一边返回歧丰之地一边处理新领土事宜,比如分封上古氏族的直系后裔,封建神农氏的后裔于焦地、有熊氏的后裔于祝地、陶唐氏的后裔于蓟地、有虞氏的后裔于陈地、夏后氏的后裔于杞地以及封建微子启于宋地,同时又封建太师姜尚于营丘、封建周公旦于少昊之虚,但周公旦为中央重臣而不就封。
周武王在灭商后返程途中登上太室山祭祀天神,留意昔日“有夏之居”的地理形势,计划在伊洛平原营建新城并向王弟周公旦透露建立新都的意向,返回镐京后为庆祝代商为九州共主而举行盛大的祭祀。
另外,周武王与箕子经过交流彻谈后,同意封建箕子于北方,为箕氏朝鲜的滥觞。
约在革商后的第三年,周武王重病不起,王弟周公姬旦为之向上帝先王祈祷祝告愿以己身代王受难,又将祈文藏于金縢之柜中,然而不久后周武王在十二月去世。[424]

周武王之子姬诵继位为王,因姬诵年幼,由王叔姬旦及召公姬奭辅政,姬旦为太傅、姬奭为太保,周王国以陜地为界,陜以东地区由周公负责而陜以西地区由召公奭负责,实际上是周公旦代王行政而“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大权在握的周公旦因此受到管叔姬鲜、蔡叔姬度为首等地方实力派的质疑,认为“公将不利于孺子”[286],甚至召公奭也怀疑周公旦的野心,后在周公旦劝说下打消质疑,但数月后管叔鲜、蔡叔度联同子武庚及商部遗民一同发起叛乱,昔日帝辛宠臣嬴姓氏族首领飞廉更策动东土夷部落联合子武庚反周。
周公旦遂借周王之命举兵东向平乱,第一年致力于稳定局势,遏制叛乱扩大,为平定叛乱,召公奭授命齐太公姜尚征伐黄河以东、大海以西,自无棣南至穆陵这一片区域各氏族部落的世袭权力:

第二年,周公旦进军商王畿旧地,击败叛军主力,管叔鲜与子武庚皆被杀、蔡叔度被流放,第三年周公旦继承东征,攻破奄城,击败夷部落熊盈氏族十七邦国,攻取其九座城邑,杀嬴飞廉,在降服夷部落后率兵西还。

为保证东土安全,周公旦将追随叛乱的商部落分为两部,一部分商部落授予其弟姬封治理并以商王畿为封地,另一部授予以商丘一带为封地的微子启治理并取代子武庚享有祭祀历代商王权利;周公旦派其子姬伯禽就封于曲阜(少昊之墟)以坐镇东土;约子武庚之乱前后,临汾盆地的唐国发生内乱,周公旦因此派兵将其攻灭而封建周成王之弟姫虞于唐。

周公旦平定叛乱后,在其主政下以王命召集各地称臣于周王国的各氏族部落(诸侯)朝觐周王,大会于岐山之阳(南)的宗周岐邑,在这一次诸侯大会上,周王室首次将异姓诸侯依其方位分为“夷”、“蛮”、“戎”、“狄”四大类,而将王室及代商之前的旧部民众则以“华夏”自称,建立最初的华夏与夷蛮戎狄五方论政治文化分类[注 3],同时周公旦乘势在各诸侯面前举行阅兵,耀武扬威彰显周王室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震慑各地氏族部落诸侯,被后世称为“岐阳之蒐”。
不久后,周公旦继承周武王遗志在伊洛盆地的夏后氏旧都附近营建直属于王室的新城邑——洛邑,以作为王权控制东部地区的重要据点。[注 43]

周公旦在成周洛邑建成后又以王命召集偏远地区之各氏族部落派使赴成周洛邑大会,各氏族部落皆派使入周朝贡,周成王带领陶唐氏之唐公、有虞氏之虞公、夏公、殷(宋)公等重要诸侯接待远赴而来的各氏族部落使者。[注 44]

周公旦摄政七年后还政于周成王,然而昔日对周公旦的批评沉渣浮起,令周成王怀疑周公旦的忠诚,周公因之南逃诸侯楚国躲避,直至周成王发现金縢之柜中周公旦为周武王的祈祷文才冰释前嫌,迎周公旦回王畿。

[注 4]

盛极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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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夷、厉王时期的某一年十月,淮夷部落(别称南淮夷、南夷)各邦向周王国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兵锋北向威胁伊洛盆地,周王因之亲赴成周雒邑坐镇,最终周军挫败淮夷军队的攻势。[347]
周厉王亲自率军向淮夷部落发起一次攻击,2次击败淮夷军队,取胜而还,还师途中驻扎在坏地时,鄂侯驭方前来觐见周王,双方宴会甚欢,然而到了周厉王的晚年,周王国与鄂国的关系破裂,鄂侯率领南淮夷部落及东夷部落联兵攻周,攻入周王国的东部及南部,周厉王遂大举出兵反攻鄂国,经过短暂相持后一举攻灭鄂国,俘虏鄂侯驭方而还。
周厉王派虢仲率兵进攻南淮夷部落,虢仲途径成周雒邑后南下攻打南淮夷部落,但无功而还。
[注 45] [347]

戎狄猾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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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周厉王姬胡在国内广征赋税,特别是禁止诽谤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王都镐京的多数贵族及平民国人在其统治的第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共同发起暴动,推翻周厉王的统治,周厉王被迫亡命彘邑,而王太子姬静得到卿士召穆公姬虎的庇护,以假死躲过杀身之祸。
王都暴乱引起的政局动荡,诱发王朝周边的氏族部落乘机内侵,如西戎部落即趁此攻陷周朝在陇西的根据地西犬丘,将治理当地的周王封臣嬴姓大骆一族屠杀殆尽[注 46];王朝东边淮水一带的夷部落也乘势叛周“入寇”王国边境。
周厉王失去王权而终老于彘邑,而王畿的王权中心由诸侯代理掌控十四年,这段时期王朝的主宰模糊不清,一说王权由周定公及召穆公两卿士共同摄政[435],一说由共伯和代理王权[436],“诸侯释位以间王政”的王位空置期持续至周厉王去世,经由召穆公的支持,王太子姬静登上周王之位,重掌王权,为周宣王。
周宣王四年(公元前824年),周王命令附庸封臣秦仲攻打西戎,但秦仲在战争中兵败被杀,于是周宣王立秦仲长子秦庄公继承附庸位并割7000华夏兵力予嬴秦,助其对抗西戎,实力得到增强的嬴秦氏族在秦庄公的率领下大破西戎,收复西犬丘,之后秦庄公从秦邑移居西犬丘;除了对西戎部落,也对威胁王畿北方的𤞤狁部落、威胁东土黄淮地区的淮夷部落相继发动战争以安定王国边境。[注 45]
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春,鲁武公姬敖带着两个儿子姬括与姬戏赴镐京入觐周王,因为周王宠信姬戏,于是以王命立姬戏为鲁大子,而鲁武公返回鲁都曲阜不久后就去世,同年夏,姬戏继侯位为鲁懿公。
周宣王二十一年(公元前807年),姬括之子姬伯御纠集支持者攻杀鲁懿公,姬伯御随即自立为鲁侯。
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周王将王弟姬友(郑桓公)封建于畿内关西郑地。
周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97年),周王派兵攻伐太原戎部落,不胜而还。
周宣王三十二年(公元前796年),周王召集大军亲征鲁国,王军攻杀姬伯御,周王任命鲁懿公之弟姬称即鲁侯位,为鲁孝公。
周宣王三十六年(公元前792年),周王派兵攻伐条、奔两地之戎部落,但王军兵败而退。
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姜氏之戎(申戎)派兵越过西申国突入王畿,在王都附近的千亩击败周王亲率的部队,之后周王派兵迎击姜氏之戎,将其一举击破驱逐出王畿。[注 47]
周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2年),周王过世,王太子姬宫涅继位为王。
周幽王姬宫涅二年(公元前780年),关西王畿发生地震引致歧山山崩,令渭水、泾水及北洛水一度断流。
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周王派伯士领兵讨伐六济之戎,不料伯士兵败战死;同年,周王废黜王后申姜(西申侯之女),改立褒姒为王后,又计划以褒姒之子姬伯服取代申姜之子姬宜臼为王太子,引起西申侯与周王龃龉不合,另一边,王叔郑桓公从郐国地方夺得郑父之丘以为封土。
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西戎部落发兵攻打嬴秦,围攻西犬丘,幸被秦襄公之兄世父击退,但世父被西戎俘虏,至次才被放还。
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周王正式改立姬伯服为王太子,于是姬宜臼投靠外公西申侯并得到许文公与鲁孝公支持,逐强调原有的太子身份而自立为“天王”;在王国开始动荡之际,王弟郑桓公被任命为司徒,但为了远离斗争中心,郑桓公谋划扩大在关东的封土以为东迁退守之地。
周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周王召集各诸侯及戎、狄诸部落使者在王都太庙太室会盟,以孤立在西申的天王姬宜臼及令戎、狄诸部落保持政治中立。[注 48]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周王与王太子姬伯服领兵围攻西申,以逼使西申侯交出姬宜臼,王国爆发内战,缯侯为了支援西申而以关西王畿的人口财富贿赂犬戎与西戎诸部出兵,于是犬戎、西戎遂乘此千载一时的良机,选择背叛太室之盟而联合出兵侵周,王军节节败退,周王因此征召诸侯勤王,虽然秦襄公、卫武公有起兵勤王之举,但迟缓未至,最终周王与姬伯服在骊山附近兵败被杀,犬戎与西戎诸部劫掠关西王畿,攻夺岐丰之地并“尽取周赂而去”;以西虢国君(虢公)姬翰为首的“邦君诸正”一派在携地拥立周幽王之弟姬余臣为王,即周携王,与在镐京已称王的侄子姬宜臼互相敌对。
周平王姬宜臼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封立附庸嬴秦为诸侯,得到秦襄公的效忠。
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周携王被晋文侯姬仇杀害,同年,秦文公成功驱逐戎人势力而解放岐山以西之地。


[注 49]

重振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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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东迁雒邑(别称成周、王城)后,在周平王长达五十一年的统治中,东部王畿地区尚算和平,而西部王畿自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兵败后开始,大部分地区落入被称之为“戎狄”的势力及臣属于“戎狄”的本土势力手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秦国——周平王所分封的诸侯——才将“戎狄”势力及其附属势力遂出关中地区并将版图东至西岳华山一带,完成奉周天子之命收复王畿的任务[注 46],不过当年周平王只是赐给秦国岐丰及岐丰以西之地,关中东部就不是秦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既然王室东迁,关中也非完全是“戎狄”的天下,至少在关中东部还有梁、芮两个诸侯国,在关中西部也有小虢——未随西虢国东迁的西虢国臣民——这一姫姓诸侯存在,可见周王朝在公元前771年后的公元前8世纪并没有彻底失去关中地区。


周平王姬宜臼统治的年代,王权仍有一定的号召力,秦国在襄、文二公的领导下正蒸蒸日上,驱逐诸戎收复了岐丰之地[注 46],当辅助周室东迁的卫武公姬和、晋文侯姬仇、郑武公姬掘突分别于周平王十三年(公元前758年)、二十五年(公元前746年)、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相继世后,其诸侯国内遂渐出现不稳定的内乱因素,种种事态间接令王权受到挑战。
周平王十三年(公元前758年),卫武公去世,其子姬扬继位为卫前庄公,因为卫前庄公纵容少子姬州吁掌兵权,导致后来卫国公位出现多次政变争夺的乱象。
周平王二十六年(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姬伯封其叔姬成师于曲沃,种下了日后晋国内乱起因,基于晋文侯姬仇曾经出力助王室东迁,在晋国内战期间,周王一直都支持晋文侯的直系后代为晋侯,反对来自曲沃方面的下克上行径。
周平王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朝中执政卿士亦是离王都雒邑最近的郑国国君郑武公姬掘突去世,其子姬寤生继位为郑庄公,但因为生母武姜宠爱小儿子姬段的缘故,郑庄公将国内最大的城邑京城封给弟弟姬段(大叔段),因此种下兄弟相争的缘由,也正是因为郑武公过世,周平王开始将朝政交由西虢公负责,但受到郑庄公反对,周平王不得不以儿子为质,交换郑庄公的儿子姬忽为人质才能重建信任关系。
周平王三十二年(公元前739年),晋昭侯被臣下潘父所弑,潘父迎曲沃桓叔姬成师入主晋都翼城(今中国山西省翼城县境),但受到国人阶层的群起反对,姬成师被迫退出翼城回曲沃,而晋昭侯之子姬平继位晋侯,为晋孝侯,潘父被杀,八年后(公元前731年)姬成师过世,其子姬鱓继位为曲沃庄伯,继承入翼代晋的父志。
周平王三十六年(公元前735年),卫前庄公卒,其子姬完继立为卫桓公,但其地位受到异母弟姬州吁的挑战,在次年就将姬州吁驱遂。
周平王四十七年(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发兵攻翼城,杀晋孝侯姬平,入主翼城,但与其父一样受到国人阶层举兵反对,不得不退回曲沃,晋侯之位由晋孝侯之子姫郄继承,为晋鄂侯。
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五月,郑庄公之弟姬段据京城起兵反,企图偷袭新郑取代郑庄公成为新一任郑伯,郑庄公派兵二百乘攻打京城,京城立即叛离姬段,姬段逃至鄢邑,适逢郑军杀至,辛丑,姬段亡奔共地,与流亡在外的姬州吁结交,姬段之子公孙滑则投奔卫国,在冬季,卫桓公因公孙滑而攻取郑国的廪延,郑庄公取得周王派兵支持,又得到邾、鲁二国派兵支援,反攻入卫国南境而去。 周平王在其统治的第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三月二十五日过世,刚刚登基的王孙姬林决定将朝政交由西虢公专责,导致周王与郑庄公的关系急转直下,四月,郑庄公派兵入畿内擅自割取温邑的农作物而去,同年秋,郑庄公又派兵入畿内成周割取农作物而去。

周桓王姬林元年(公元前719年)二月戊申,姬州吁聚集卫国反对派势力攻杀其兄卫桓公,姬州吁自立为卫公后,即联络宋、陈、蔡三国计划攻郑,夏季,姬州吁、宋殇公子与夷领兵以及陈、蔡二国派出的援兵,联合攻郑,围新郑五日而退,在秋季,卫宋陈蔡四国再度联合攻郑,击败郑军,割取郑境农作物而还,不过到了九月,姬州吁被国内反对派杀害,群臣派人迎接在邢国的卫桓公之弟姬晋回国继位,十二月,姬晋继位为卫宣公。
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春季,曲沃庄伯乘晋鄂候去世之机,与郑、邢二诸侯联手攻打翼城,周桓王派兵帮助晋鄂候之子姬光,但仍遭到失败,姬光逃至随地,秋季,周桓王任命西虢公领兵北伐曲沃,打败曲沃庄伯,迫使其退回曲沃,并在翼城任命姬光为晋候,次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亲自赴雒邑朝见周桓王,但没有受到应有礼遇。
周桓王五年(公元前715年)八月,郑庄公与齐国使者一同入觐周王,第二年(公元前714年)夏,郑庄公籍口奉周王命令派兵攻打宋国,未有胜负就撒退,在冬季,一支戎人部落侵扰郑境北方,被郑庄公领兵歼灭大部,随后郑庄公再次准备攻宋并发布王命召集诸候,其中齐、鲁二诸侯与郑国联盟,而收到王命的蔡、卫、郕三国并没有理会。
周桓王七年(公元前713年)正月,郑庄公与鲁隐公姬息姑、齐僖公姜禄甫先后在鲁国中丘、邓地会晤,准备攻打宋国,六月,郑庄公、鲁隐公、齐僖公各自领兵入宋境老桃会合,初七壬戌,联军在菅地击败宋军,之后郑庄公攻取郜邑、防邑,但都送给鲁国,三国退兵之际,七月,宋国与卫国、蔡国联兵攻入郑国,围攻戴邑,八月,郑庄公领兵赴戴,初九日癸亥,郑军在戴邑外围大败宋、卫、蔡三国联军,九月,郑庄公再次领兵攻入宋境而还,到了十月,郑、齐联军以不奉王命攻宋为借口攻掠郕国。
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初,郑、鲁、齐三国计划攻打许国,七月初一日庚辰,郑庄公、鲁隐公、齐僖公各自领兵围许国都邑,至初三日壬午,联军攻入许,此后许国被郑国控制,约与此同时,周桓王派人将郑国的邬、刘、𫇭、邘四地收入王畿,将有苏氏温国所属的温、原、𫄨、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𬯎、怀等十二邑赐与郑国,但因为十二邑不属周王所辖,所以相当于郑国失去四地领土。
之后息国主动向郑国发起攻击,但一败涂地,郑庄公并未乘胜追击,反而说动西虢公姬忌父一同领兵攻宋,十月十五日壬戌,西虢军与郑军在宋境大败宋军。
周桓王十年(公元前710年)正月十四日戊申,宋国发生政变,宋大宰华父督杀害宋殇公及宋司马孔父,华父督控制了宋国,为确保自己的地位,派人贿赂郑、鲁、齐、陈四国,并接回在郑国的子冯继位宋公,三月,郑庄公、鲁桓公姬允、齐僖公、陈桓公妫鲍在宋境稷地会晤,对华父督表达支持。

周桓王十一年(公元前709年)春,曲沃武公姬称发兵攻打翼城,大败晋军,俘获晋哀侯姬光,王室势力被间接削弱,而晋侯之位由姬光之子承袭,为晋小子侯,同年冬,芮国国君姬伯万被生母芮姜驱逐,流亡魏国,次年(公元前708年)秋,秦宪公进攻芮国失利,至冬季,秦国得到周王的支持,派兵与王军联合围困魏国迫使姬伯万投靠,秦国因此控制姬伯万,六年后(公元前702年)秦出子助姬伯万回国掌权,由此秦国控制芮国。
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夏,周王罢免郑庄公在王都雒邑的官职,周王与郑伯的矛盾遂公开化,同年秋季,周王统率王军以及卫、蔡、陈三诸侯的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领兵迎战,双方大战于𦈡葛,卫、蔡、陈三国士兵首先溃败,郑军随之合攻王军,击溃王军,周王的肩膀因之中箭受伤,但周王毕竟是华夏共主,郑庄公虽然取得胜利仍不敢追击,以免落人口实,此战过后,王权再度受到削弱。
周桓王十五年(公元前705年)秋,郑庄公派兵攻打盟、向二邑,并得到卫、齐二诸侯派兵支持,周王不得已,只好将二地部众迁入郏邑(王城)安置,默认二邑由郑国领有,到了冬季,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侯,继而在次年(公元前704年)春季攻䧟翼城,为了重振王权,周王准备妥当后,在冬季派西虢公姬林父统兵北上晋国,扶立晋哀侯姬光之弟姬缗为晋侯。
周桓王十七年(公元前703年)春,周王姬林以纪国姜姓之女为王后,之后在秋季,周王纠合芮、梁、荀、贾四诸侯加上西虢国,再度派姬林父统率王军北上讨伐曲沃,战果失载,但24后曲沃武公才成为晋侯,可见曲沃方面受到一定的打击。
周桓王十八年(公元前702年)春,周王与西虢公发冲突,派兵攻打西虢,西虢公在夏季被迫流亡虞国,不过虞国同时发生政变,虞公被弟弟虞叔驱逐,流亡共池。
周桓王十九年(公元前701年)五月初七日癸未,郑庄公去世,权臣祭足掌控郑政,甚至废立郑公,之后郑国开始步入衰落,而一直被郑国打压的宋国亦干涉郑政,令郑、宋二国战火再起。
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三月十一日乙未,周桓王去世,王位由王太子姬佗继承,但其弟姬克觊觎王位,开始密谋篡夺之事,同年,郑国继续内哄,而其他诸侯亦对此加以军事干涉,在西部旧地,秦国达成全面驱逐戎人势力的目标,收复关中。

周庄王姬佗三年(公元前694年),王弟姬克与周公姬黑肩的篡位阴谋泄漏,周王派人杀死周公,姬克逃亡南燕国。
周庄王八年(公元前689年)冬,齐襄公姜诸儿和鲁庄公姬同为了使7年前被放遂的卫惠公姬朔回国复位,一同举兵攻卫,周王派兵援卫,但次年夏,卫惠公成功复位,将时任卫公姬黔牟放遂,姬黔牟流亡王畿,得到周王的收留。
周庄王十五年(公元前682年),周庄王过世,其子姬胡齐继王位,为周釐王,与周桓王宠爱小儿子姬克一样,周庄王宠爱小儿子姬颓,姬颓也有夺取其兄王位的野望。

周釐王姫胡齐二年(公元前680年)春,齐、陈、曹三诸侯谋攻宋国,齐桓公姜小白为出师有名,派使向周王请求出兵协助,得到周王同意,夏季,周王派单伯率王军会合齐、陈、曹三国攻宋,最后宋国向联军妥协,因此在冬季,周王的代表单伯赴卫境鄄地与齐公、卫公、郑伯以及宋公会晤。
周釐王三年(公元前679年)春,齐桓公再次在鄄地与卫公、郑伯、宋公以及陈侯会晤,开启齐桓公领导尚臣属于周王的华夏诸侯的齐国霸业,同年,曲沃武公攻克翼城,杀害晋候姬缗,终结晋国长达六十年的内战,之后为得到周王承认为晋侯,曲沃武公搜集大量宝器财物上献周王,以求得到认可。
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冬,周王派西虢公姬丑册封曲沃武公为晋侯,即晋武公,曲沃桓叔姬成师的理想在其孙晋武公姬称手上得到实现。次年,周釐王过世,其子姬阆即位为周惠王
周惠王姬阆元年(公元前676年)春,西虢公带同晋武公入觐周王。


王畿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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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因为周王夺去𫇭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石速等五名大夫的田地财物,引起不满,加上温国因为周桓王曾将十二邑地名义上换给郑庄公而不满,遂乘机合谋反叛,秋季,畿内反对派拥王叔姬颓为领袖,起兵攻打周王,但叛乱失败,叛军退守温国,姬颓投奔卫国,成功说服卫国及南燕国出兵相助,进入冬季,得到卫、南燕二诸侯派兵助力的叛军成功攻克雒邑,姬颓自立为周王。
周惠王三年(公元前674年)春,郑厉公姬突介入王室事务,因为调和反对派和周惠王的干预失败,遂强行将南燕国君燕仲父拘捕,带同周惠王回郑,夏季,郑厉公将周惠王安置于郑境栎城,同年冬,郑厉公与西虢公姬丑计划协助周惠王重返王都恢复统治。
周惠王四年(公元前673年)春,西虢公与郑伯领兵在郑境弭地会合,夏季,联军围攻王都雒邑,郑伯领兵与周惠王从雒邑南边的圉门攻入,西虢公领兵从北边攻入,杀死姬颓及五名大夫等叛乱势力,恢复周惠王的统治,周惠王因此将虎牢以东的王畿地区分封给郑厉公,郑厉公在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辛酉过世,其子姬踕继承公位为郑文公。
周惠王九年(公元前668年),西虢国分别在秋冬二季攻掠晋国。
周惠王十年(公元前667年),周王派使齐桓公,要求齐国讨伐卫国以惩罚8年前卫惠公姬朔支持王叔姬颓叛乱的言行。
周惠王十一年(公元前666年),齐桓公奉王命派兵攻卫,在三月甲寅大败卫军,之后卫懿公姬赤向齐桓公进贡大批财宝才令齐军退兵。
周惠王十二年(公元前665年)十二月,大夫樊仲皮以樊邑发动叛乱,次年夏,周王任命西虢公领兵平乱,四月丙辰,西虢公攻破樊邑俘获樊仲皮,平定叛乱。
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七月,据说有一位神从天而降在西虢国的莘地,西虢公派人祭祀,得到神赐下土地给西虢国的许诺,这位神在莘地停留六个月后才离去,而当时王都的官员内史过及西虢官员太史嚚认为这是西虢行将亡国的预兆。
从这一年冬天开始,诸狄部落大举南攻,邢国首当其冲,到第三年(公元前660年)十二月,卫国也受诸狄攻侵,卫懿公在荧泽一战兵败被杀,卫都朝歌陷落,狄部兵锋一度直抵黄河,卫境曹、共、滕三邑华夏部众拥卫宣公之孙姬申为卫公,齐桓公与宋桓公、曹昭公一同派兵援邢,在聂北会合,但邢国在第四年(公元前659年)春即兵败亡国,有华夏难民逃至聂北寻求庇护,同年夏,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将邢国难民安置在夷仪,为其修筑城邑重新立国;在南方,昔日周王的诸候——楚国已经强大至足以挑战中原诸侯,多次攻打郑国,这一年七月,楚国又一次攻掠郑国,逼使齐、宋、鲁、郑、曹、邾六诸侯在邾境柽地会晤以谋应对;亦是在这一年,嬴任好继任为秦公,即派兵攻破在茅津的戎部落,而在此前的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西虢国也在渭汭(黄河与渭水交会处一带)攻破一支戎部落。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正月,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戴公姬申在卫境楚丘建都复国,然而与在夷仪的邢国一样,都失去收复旧土的意愿,在夏季,晋献公姬佹诸派兵向虞国借道攻西虢,虞国同意借道并派兵助晋,晋国遂得以攻取西虢在黄河北岸的领土(下阳),西虢公姬丑并没有全力反攻下阳,而是在秋季派兵攻破在桑田的戎人部落。[注 47]
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正月,齐桓公与鲁僖公姬申、宋前桓公子御说、陈宣公妫杵臼、卫文公姬启方、郑文公姬踕、许穆公姜新臣、曹昭公姬班七诸侯联合领兵攻蔡国,逼降蔡国后进而攻楚,联军屯于楚境陉地,至夏季,联军退屯于召陵,在当地以齐桓公为首的八诸侯与楚成王熊恽订下盟约之后就退兵,同时许穆公在军中过世,其子姜业继许公位;因晋献公的猜忌,十二月二十六日戊申,晋大子姬申生在新城自缢,姬申生另外两个兄弟姬重耳与姬夷吾分别逃入蒲邑、屈邑,同样,王室再次出现兄弟相争的暗流,因周惠王宠爱小儿子姬带,令王太子姬郑的地位受到威胁。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春,晋国公子姬重耳向北逃入诸狄部落流亡,夏季,齐桓公率领鲁、宋、郑、陈、卫、许、曹七诸侯在卫境首止会晤王太子姬郑,至八月,郑文公在周惠王的劝说下,中途退出会盟离开首止,剩下七诸侯与王太子订立盟约,支持王太子地位不变,在同一月份,晋献公领兵再次借道虞国进攻西虢,十六日甲午,晋军围攻黄河南岸的西虢都城上阳,十二月初一日丙子,晋军攻克上阳城,西虢公姬丑逃难王都雒邑,西虢国灭亡,之后晋献公在回程中驻留虞国,立即趁机攻并虞国。
周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54年)春,晋献公派兵攻屈邑,姬夷吾不得已流亡梁国;因为郑文公在首止之会中途自行退出,齐桓公遂联同鲁、宋、陈、卫、曹五诸侯在夏季出兵攻郑,围新密,不过楚国为救援郑国而派兵攻许,逼使联军弃郑救许后才各自退兵,但许僖公姜业在冬季亲自觐见楚成王,向楚国称臣。
周惠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53年),周惠王姬阆在闰十二月过世,但王太子姬郑因为担心弟弟姬带乘机夺位而密不发丧,派密使向齐桓公求助。
周惠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52年)正月,齐桓公和鲁僖公、宋前桓公、卫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姬襄、陈国大子妫款在洮地与王太子姬郑的使者会盟,对王太子表示支持,得到七诸侯支持的王太子才得以登基为王,然后为周惠王发丧。

周襄王姬郑元年(公元前651年)夏,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在葵丘会盟,周王派周公姬孔与会,当姬孔在秋季离开葵丘返王畿中途遇上正在赴会中途的晋献公,劝说晋献公不必赴会,晋献公回国后不久就在九月病逝,为了争夺晋公之位,晋国陷入内乱,齐桓公因此在十一月率与宋卫郑许曹六诸侯联军西攻晋国,直抵高梁,与秦穆公联手打算扶姬夷吾登晋公位,在晋国内乱之际,次年春,诸狄部落攻打温国,攻破温邑,灭亡温国,国君有苏氏流亡卫国;四月,姬夷吾在秦、齐两大诸侯的帮助下,入曲沃为晋公,即晋惠公,仅一年后(公元前649年)的夏天,王弟姬带联络雒邑以西的诸戎部落——应是早前在渭汭、茅津、桑田一带的戎部落残部扩散入王畿——以助其争夺王位,诸戎部落遂东侵王畿,围攻王都雒邑,秦穆公与晋惠公因此皆派兵进入王畿攻打诸戎以救援雒邑,成功助周王抵抗诸戎的攻侵,最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周王与戎部落停战和好。
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夏,周王发兵讨伐王弟姬带,至秋季,姬带兵败流亡齐国,冬季,齐恒公派使促成周王和晋惠公分别与戎部落讲和。
周襄王五年(公元前647年)夏,齐桓公在卫境咸地与鲁僖公、宋襄公子兹甫、陈穆公妫款、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七诸侯会盟,因应王畿遭受戎部落滋扰的缘故,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诸侯共同派兵进驻王畿协防王都雒邑。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秋,秦国与晋国发生战争,九月十三日壬戌,秦穆公大败晋军于晋境韩原,俘虏晋惠公,十月,秦、晋两诸侯在王城讲和,秦穆公在十一月送晋惠公回国,而晋惠公以大子姬圉入秦为质,又将下阳以西、华山以东甚至黄河以东的晋境解梁邑割予秦国,直至2年后秦国退回黄河以西,两诸侯国再次以黄河为界。
周襄王八年(公元前644年)秋,戎部落再次威胁雒邑,周王派使向齐桓公求助,齐国于是联同其他诸侯再次派兵屯王畿以防御诸戎,但次年十月初八日乙亥,齐桓公病逝后,齐国陷入公位之争,直至七个月后(公元前642年),齐桓公之子姜昭在宋襄公联同曹、卫、邾三诸侯派兵协助下即位为齐公,齐国局势才有所稳定。
周襄王十二年(公元前640年)夏,原来臣属于郑国的滑国叛郑投卫,郑文公派兵攻滑,逼使滑国重投郑国,但当郑军回师后,滑国又转投卫国。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秋,在秦国为人质的晋大子姬圉逃回晋国;在大夫富辰的劝说下,周王宽恕王弟姬带的叛乱罪,容许其返回王畿,次年九月,晋惠公卒,大子姬圉即位为晋怀公,同年底,姬重耳辗转入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欢迎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正月,秦穆公派兵助姬重耳回晋国争夺公位,二月,姬重耳入晋都曲沃,即晋文公,随后晋怀公被杀于高梁邑。[注 50]
在晋文公即位前后,郑文公打算再度派兵攻滑国,周王闻讯后派伯服、游孙伯赴郑,劝说郑文公取消攻打同为姬姓诸侯的滑国,但郑文公不止拒绝周王的劝说,还将伯服和游孙伯拘留下来,周王因此而深感愤慨,派颓叔、桃子联络黄河北岸的隗姓狄部落,促使其出兵攻郑,夏季,隗姓狄部落出兵攻郑,取栎邑而还,为了稳固王室与隗姓狄部落的联盟,周王以隗姓狄女为王后,不料隗王后很快与王弟姬带发生私通丑闻,周王遂废黜隗王后,但此举引起隗姓狄部落不满,颓叔和桃子亦投入隗姓狄部落阵营,拥姬带为王,向隗姓狄部落借兵叛乱,起兵攻周王,周王担心不敌,于是东奔坎欿;至秋季,狄军助姬带大败王军,攻陷王都雒邑,俘虏周公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朝中重要卿士,虽然攻陷雒邑,但因为隗后在温邑的缘故,姬带亦一同居于温邑,周王则从坎欿流亡郑国的氾邑;冬季,周王分别派使赴鲁、晋、秦三诸侯告难,郑文公亲赴氾邑慰问周王。

[注 50]

晋伯王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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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春,秦穆公与晋文公分别出兵勤王,不过晋文公劝退秦军,单独领兵勤王,晋文公在三月二十日甲辰抵达阳樊,然后分兵两路,一支围攻在温邑的姬带,一支入郑迎接周王,到了四月初三日丁巳,在晋军帮助下,周王重新回到王都雒邑,而温邑被晋军攻克,俘获姬带后执送隰城处决,初四日戊午,晋文公亲入雒邑朝觐周王,周王将黄河以北由阳樊、温、原、欑茅等地组成的南阳地区(相当于汉朝的河内郡)永久赐予晋国。
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冬,楚国派兵攻宋,围缗邑,至次年冬,楚国的臣属陈、蔡、郑、许四国亦派兵助楚攻宋,围宋都商丘,宋成公子王臣派使向晋文公求援。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正月,晋文公率兵攻卫,二月,晋文公与齐昭公姜潘在卫境敛孟会盟,逼降卫国,齐、秦、宋三诸侯亦派兵助晋,随后晋文公攻曹围陶丘,在三月初九日丙午攻克曹都陶丘,拘禁曹共公,楚军随之撒围商丘,改为进逼晋军,四月初三日己巳,以晋军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败楚军于卫境城濮,楚军残部撒退,晋胜楚败的消息传开后,郑文公投靠晋国,在五月初十日丙午与晋文公在衡雍会盟,卫成公则逃亡楚国,以弟姬叔武暂掌卫政,之后在十三日己酉,晋文公入雒邑觐见周王,十七日癸丑,晋文公与齐昭公、鲁僖公、宋成公、蔡庄侯、郑文公、卫公子姬叔武、莒兹丕公己期在践土会晤立盟,至六月,卫成公回卫掌政,但误杀姬叔武;冬季,晋文公在温邑与齐昭公、鲁僖公、宋成公、蔡庄侯、郑文公、陈穆公、邾文公曹蘧蒢以及秦穆公派来的使者会晤,并召唤周王赴会,会盟其间,晋文公派人拘捕卫成公,将其囚禁在雒邑,而曹共公得到晋文公的许可回曹复位;十二月十四日丁丑,晋、齐、鲁、宋、蔡、郑、陈、邾、秦九诸侯派兵围许都许邑,逼使许国弃楚从晋。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1年)六月,晋、鲁、宋、齐、陈、蔡、秦七诸侯派使在翟泉与王叔姬虎会盟。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夏,晋文公派医师毒杀卫成公,但因医师受赂而未成,经鲁僖公的求情后,卫成公在秋季得到周王与晋文公的同意回国掌权。
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卫成公派兵攻郑,至匡地而还,同年十二月初九日己卯,晋文公过世,其子姬驩继位为晋襄公。
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26年)夏,晋襄公赴温邑,朝觐周王,然后派兵攻卫,五月初一日辛酉晋军围戚邑,六月初七日戊戌攻取戚邑,之后卫国亦派兵攻晋而去,次年六月,在陈国调解后,晋国与卫国讲和。
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年)秋,楚国派兵攻江国,至冬,晋国派使向周王传达江国的危机,遂令周王派兵与晋军联合攻楚援江,但在楚境方城与楚军对峙,最后双方各自退兵,而江国继续受楚军攻击。
周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623年)秋,晋襄公派兵攻秦,围攻邧城、新城,不克而去,不久后楚国吞并冮国,秦穆公因之哀悼同为嬴姓江国;同一年,秦穆公派兵征服雍州境内全部诸戎部落,至少有8个戎部落邦国因之向秦国臣服,周王因此派使赴雍城祝贺秦穆公。
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夏,秦穆公过世,至秋八月十四日乙亥,晋襄公过世。
周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619年)八月二十九日戊申,周襄王去世,王位由其子姬壬臣继任。

周顷王二年(公元前617年)七月,周王派使在女栗与鲁国使者会盟。
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春,周顷王去世,其子姬班即位为王,同时朝政因周公姬阅与王孙苏的派系斗争而撕裂,甚至互相争取晋国的支持,七月,周王派尹氏、聃启为使赴晋国助姬阅争取支持,在晋国执政赵宣子赵盾的干预后才平息王畿两派斗争;同年五月,齐昭公姜潘卒,其子姜舍继公位,但在九月被密谋篡位的叔叔姜商人杀害,姜商人即位为齐懿公,因为姜舍生母子叔姬是鲁文公姬兴的姨母,于是派使赴雒邑,希望透过国王的王命促使齐懿公送子叔姬返回鲁国,至冬季,周王派单伯赴齐宣布王命,不料单伯被齐懿公拘捕囚禁,随后子叔姬也被拘捕囚禁。

周匡王姬班元年(公元前612年)春,鲁国派使赴晋,希望晋国协助单伯及子叔姬被齐国扣留的事件,在晋国施压下,齐懿公在六月放还王使单伯,但齐国在秋季派兵攻鲁国西境,于是鲁国再派使赴晋控诉齐国,十一月,晋灵公姬夷皋与宋、卫、蔡、陈、郑、许、曹七诸侯在郑境扈地会盟,谋攻齐国,然而因为齐懿公贿赂晋灵公,令攻齐计划取消,到了十二月,齐懿公送还子叔姬回鲁,但同时又派兵攻鲁国西境,旋又因曹国亲鲁,攻曹而去。
周匡王三年(公元前610年)秋,周王遣将甘歜率兵大败戎部落于邥垂。
周匡王六年(公元前607年)九月,晋国发生政变,晋灵公被赵氏所弑,赵盾派使赴王都迎晋文公另一子姬黑臀回晋即公位,为晋成公;十月初六日乙亥,周匡王崩逝,王位由王弟姬瑜接任。

周定王姬瑜元年(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率兵北伐陆浑戎,乘胜兵临伊水,在雒邑附近举行阅兵,周王派王孙满为使慰问楚庄王,其间楚庄王借问九鼎轻重为由试探可否取代姬周王朝,被王孙满以王权“在德不在鼎”为由婉拒,楚庄王自知尚未有取代姬周的能力,遂带着对陆浑戎的胜利回楚。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冬,晋成公、宋文公子鲍、卫成公、鲁宣公姬俀、郑襄公姬坚、曹文公姬寿六诸侯在晋境黑壤(黄父)会盟,周王亦派使与会,次年秦国传出一个有关王室的预言:

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六月,因赤狄潞氏首领婴儿的夫人伯姬——即晋景公的姐姐——被潞氏执政酆舒杀害,直接导致晋国发兵讨伐赤狄,十八日癸卯,晋军大破狄军于曲梁,至二十六日辛亥,晋军灭亡潞氏,酆舒流亡卫国,但卫国很快将酆舒执送晋国处决,秦国在七月派兵攻晋,于是晋景公在二十八日壬午屯居稷地,一边应对秦军一边攻略赤狄领土,在扶立黎侯复国后移屯西进北洛水,在辅击败秦军而晋军亦继续攻略赤狄领土;在晋灭潞的同时,姬周朝廷上的政争加剧,王孙苏派人杀害召公、毛公,掌控王政,而晋景公灭潞后拣选少量狄部男女为象征式俘虏,派使押送入王都雒邑献俘,同时对赤狄的战争继续进行中,至次年(公元前593年)正月,晋军攻灭甲氏、留吁以及铎辰等赤狄三部,赤狄仅余下廧咎如部苟延残存,晋景公在三月再次将拣选少量狄部男女为象征式俘虏押送入王都雒邑进行献俘仪式,以庆贺晋公为周王对赤狄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
同年夏季,雒邑内的党争再起,召公和毛公的同党与王孙苏一派互相对抗,一座名为宣榭的宫廷建筑可能因此而被烧毁,在秋季,王孙苏斗争失利,被迫流亡晋国,寻求晋国的支援,于是得到晋国支持的王孙苏重返雒邑,晋景公在冬季派范武子士会赴王都调和两派冲突。
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592年)春,晋、齐交恶,六月十六日己未,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邾定公五诸侯在断道(卷楚)会盟,计划攻齐,次年春,晋景公与卫国大子联兵攻齐,至阳谷,齐顷公遂与晋景公在齐境鄫地会晤,成功止戈停战,晋、卫联军退兵,不过鲁宣公计划攻齐,于是派使赴楚联盟,但因楚庄王在七月初一日甲戌过世而不能出兵,鲁宣公改派使联晋攻齐。
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590年)春,王室与诸戎部落矛盾再起,晋景公派使调和失败,周王派兵伐茅戎,但在三月二十日癸未兵败于徐吾氏;同年夏,晋景公与鲁成公在晋境赤棘会盟计划攻齐。
次年(公元前589年)春,齐顷公率兵攻鲁,取龙邑,至巢丘而还,四月,卫穆公派兵攻齐失败,向晋国求援,晋景公遂派郤克(郤献子)领晋军八百乘攻齐,鲁、卫、曹三诸侯亦派兵支援,六月十七日癸酉,联军在齐境鞌地大败齐军,七月二十四日己酉,齐顷公派人与联军在齐境袁娄讲和会盟;楚国得知晋国派兵攻齐,亦大举发兵北上援齐,准备进攻卫、鲁,直至冬季,虽然晋、齐已会盟讲和,但楚国令尹熊婴齐仍率军北上,行经宋国领土攻卫,之后进入鲁国,屯驻在蜀地,鲁成公派使向楚国求和,得到允许,十一月,秦桓公派右大夫说为使赴鲁境蜀地,参与楚国主导的会盟,十三日丙申,楚令尹、鲁成公、蔡景侯姬固、许昭公姜锡我、秦使大夫说、宋使华元、陈使孔宁、卫使孙良夫、郑使姬去疾以及齐、曹、邾、薜、鄫诸侯使者在鲁境蜀地会盟;同年底,晋景公派巩朔(士庄伯)押着鞌之战的齐军战俘赴王都雒邑进行献俘仪式,但周王派单襄公批评:

向晋使巩朔的来意表示拒绝。次年(公元前588年)秋,晋景公派郤克领兵与卫国联合攻灭赤狄残部廧咎如。

周定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86年)十一月十三日己酉,周定王去世,其子姬夷继任为周简王。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夏,周公姬楚在与周惠王、周襄王后代组成的一支王族势力交恶的同时又与大夫伯舆斗争,姬楚竞争失败,因而投奔晋国,周王派刘康公赴晋劝说姬楚,刘康公在阳樊与姬楚会晤,成功说服姬楚回王畿,双方甚至在王畿鄄地盟誓,然而姬楚返回雒邑后仅仅三天,就再度流亡赴晋;秋季,周王与晋大夫郤至为了温邑附近的鄇田归属相争,周王因此派刘康公与单襄公赴晋,向晋景公投诉郤至,在晋景公的命令下,郤至放弃争夺鄇田。
同年冬,在宋国大夫华元的牵线下,晋、楚两国开始罢兵和谈。
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五月,晋国与楚国各派使赴宋,初四日癸亥,两国使者在宋都商丘西门郊外盟誓:

晋、楚争霸中原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春,晋厉公派使联络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诸侯国准备攻秦,三月,九诸侯及其使者在王都雒邑会合,周王亦派刘康公、成肃公助晋攻秦,至四月初五日戊午,晋厉公派魏相宣布与秦国断交。五月,晋厉公在雒邑会合齐灵公、鲁成公、宋共公子固、卫定公姬臧、郑成公、曹宣公姬庐以及邾、滕两诸侯派来的使者,九诸侯联军共同进攻秦国,初五日丁亥,联军与秦军在秦境麻隧大战,秦军战败,秦将成差、女父被俘,联军继续西进追击,大约与此同时曹宣公在军中逝世,之后联军西渡泾水,一直抵达侯丽后才退兵,战后不久成肃公卒于瑕地。
周简王十年(公元前576年)六月,楚国派兵先后攻掠郑、卫,破坏盟约,令晋、楚两国再次交恶。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四月,晋厉公派使联络齐、鲁、卫等诸侯举兵攻郑,楚共王熊审亦举兵救郑,六月二十九日甲午,晋厉公率领的晋、齐、鲁、卫联军与楚共王率领的楚、郑、陈联军大战于鄢陵,相持不下,楚共王因被箭射中而失去一只眼睛,同日晚,楚共王自度不能战胜晋军,连夜撒退,不过郑成公领导下的郑国仍继续追随楚国;七月,晋厉公、齐灵公、鲁成公、卫献公、宋平公、邾定公六诸侯在沙随会盟,计划攻打郑国,随后晋、齐、鲁、邾皆派兵联合攻郑,周王亦派尹武公率兵助攻,联军入郑,屯于郑都新郑西郊,后又移屯制田,改道攻打陈国,兵至鸣鹿后又转攻蔡国,攻蔡之后联军回师屯于颍上,二十四日戊午夜,郑军乘夜偷袭联军而去,其中齐、宋、卫三军皆败于郑军;十二月,晋厉公派郤至押着鄢陵之战中少量楚军俘虏赴王都雒邑进行献俘仪式。
周简王十二年(公元前574年)五月,晋厉公、齐灵公、鲁成公、卫献公、宋平公、曹成公、邾定公七诸侯领兵联合攻郑,周王亦派尹武公及单襄公领兵与之联合,联军攻郑,从戏童进抵曲洧,六月二十六日乙酉,七诸侯在柯陵会盟,之后楚国令尹熊婴齐(子重)领兵北上救郑,兵至首止而联军退兵,暂时避免一场大战;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午,晋国发生政变,郤氏被除,栾氏及中行氏亦几乎在政变中被除,然而不久后栾氏及中行氏发动政变将晋厉公拘禁,暂掌晋政。
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正月初五日庚申,栾氏及中行氏将晋厉公杀害,派荀罃(智武子)、士鲂赴雒邑迎立晋襄公曾孙姬周为晋公,即晋悼公。次年九月十五日辛酉,周简王逝世,王位由其子姬泄心继任为周灵王,据称即28年前秦国预言的“髭王”。

周灵王二年(公元前570年)六月,周王派单顷公赴鸡泽与晋、齐、鲁、宋、卫、郑、莒、邾八诸侯会晤,二十三日己未,单顷公与八诸侯结盟,不久陈成公派使赴鸡泽改投晋国,于是在晋悼公的主导下,八诸侯在戊寅与陈国结盟。
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春,因王畿受到诸戎部落的滋扰,周王派卿士王叔陈生赴晋向晋悼公投诉诸戎部落的行径,然而晋国却将王叔陈生扣押,并派士鲂赴雒邑解释王叔陈生是因为与诸戎部落有勾结而被扣押。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十一月,王都之内以王叔陈生及伯舆两位卿士为首的派系为争夺朝政而水火不容,因为周王支持伯舆,王叔陈生一怒之下出雒邑北奔晋国,周王派人在黄河边上追上劝服王叔陈生,并为之处决史狡以讨好王叔陈生,不过王叔陈生虽然放弃奔晋,但仍然不入王都,晋悼公知道王畿的争执后,派士匄(范宣子)赴王都解决王叔陈生与伯舆的两派争执,王叔陈生在与伯舆的对质中失败,士匄亦代表晋悼公站在周王一边支持伯舆,令王叔陈生倒台投奔晋国,周王遂以单靖公代替王叔陈生为卿士。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冬,周王为娶王后而派使赴齐求婚,隔年(公元前559)秋,周王派刘定公褒命齐灵公:

次年春,周王派单靖公与刘定公一同赴齐迎王后姜氏(穆后)赴雒,同年十一月初九日癸亥,晋悼公去世,其子姬彪在次年正月即晋公位。

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552年)夏,晋国发生政变,在士匄主导下,栾氏势力受到打击,或被害或被囚,秋季,栾氏首领栾盈(栾怀子)被驱遂出晋,栾盈只得带着部众出奔楚国,在途经王畿时被当地人劫掠,于是栾盈派人向周王求助:

周王遂下令禁止劫掠栾盈一行人,又派人将收集栾盈被劫掠的财物将其归还,并派兵护送栾盈部众直至轘辕山,之后栾盈部众南下赴楚;同年冬季,晋平公与齐、鲁、宋、卫、郑、曹、莒、邾八诸侯在商任会晤,共同拒绝收留栾氏同党,然而次年秋,栾盈又从楚国投奔齐国,得到齐后庄公的接纳,于是晋平公在冬季于沙随会晤齐、鲁、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再次强调收留栾氏同党。

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夏,在齐后庄公的帮助下,栾盈秘密返晋,潜入并控制曲沃,在得到魏舒(魏献子)的帮助后发起叛乱,派兵围绛城,随后士鞅(范献子)劫持魏舒,成功迫使魏氏叛栾,在赵氏、韩氏、中行氏、智氏等豪族合力之下,晋军击败栾盈,栾盈退守曲沃,晋军进围曲沃,七月,在栾盈被围曲沃之际,齐后庄公起兵攻卫国,但仅虚晃一枪后,齐军转攻晋国,杀入沁水流域,直抵荧庭,以报复五年前的平阴之败,但在撒退时被晋将赵胜追击而有小失,至十月,晋军攻取曲沃,平定栾盈叛乱。
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晋国正卿士匄去世,赵氏赵武(赵文子)在七月接任正卿主政晋国,赵武支持晋、楚两国应罢兵和谈,得到楚国令尹屈建(子木)的响应,次年,晋、楚两国互访往来商讨。
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春,晋、楚两国停战和谈得到诸侯的支持,决定在宋都商丘会盟,五月,晋正卿赵武至商丘,七月,楚令尹屈建至商丘,其诸侯国使者亦于这段期间抵达商丘,经过商讨最后决定除了秦、齐两诸侯不必臣属晋国与楚国,以及邾国臣属齐国与滕国臣属宋国外而不与盟,其余郑、宋、鲁、陈、卫、陈、蔡、曹、许等诸侯皆同时向晋、楚两国臣属,“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次日[注 50],晋、楚、郑、宋、鲁、陈、卫、陈、蔡、曹、许各诸侯使者将在商丘西门郊外结盟,在屈建的坚持下,由楚使主盟,因此次会盟在宋国举行而称为“宋之盟”,此后晋、楚争霸中原的斗争再度暂告一段落。
周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癸巳,周王去世,其子姬贵继位为王;闰十二月二十八日乙未,楚康王去世,同月,楚令尹屈建亦卒。

周景王姬贵元年(公元前544年)四月,楚康王之子熊麇(郏敖)继王位,楚康王之弟熊围为令尹。
周景王二年(公元前543年)四月,王弟姫佞夫被其堂弟儋括拥立为王,二十八日戊子,儋括起兵攻取𫇭邑,𫇭邑大夫成愆逃奔入平畤,至五月初四日癸巳,姬佞夫被大夫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等五人联合诛杀,弥平叛乱,儋括一党于是流亡晋国。
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十一月,楚令尹熊围发动政变,杀害楚王熊麇后自立而王;十二月初五日庚戌,晋正卿赵武卒,次年春,晋平公以韩起(韩宣子)出任正卿。
周景王十年(公元前535年)八月二十七日戊辰,卫襄公姬恶卒,随后周王派成简公赴卫吊祭;十月,单献公被襄王、顷王的后裔联手杀害,改立单献公之弟为单成公。
周景王十一年(公元前534年)九月,楚灵王派王弟熊弃疾率兵攻陈,至十一月十八日壬午,楚并陈。
周景王十二年(公元前533年)春,王畿甘邑大夫襄与晋国阎邑大夫嘉因为阎地的归属而发生冲突,晋国派大夫梁丙、张趯领兵与阴(陆浑)戎部落进攻王畿颍地,因此周王急忙派詹桓伯赴晋批评晋平公:

晋正卿韩起于是停止军事行动,派赵成赴雒,向周王送还阎地并放归颍地的俘虏,周王亦派宾滑罢免大夫襄在甘邑的统治以向晋国示好[19],次年七月初四日戊子,晋平公卒,其子姬夷继公位为晋昭公。

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531年)二月,楚灵王熊圉在申邑派使召蔡灵侯姬般入觐,三月十五日丙申,楚灵王在申邑的一场宴会上派兵拘捕蔡灵侯并在四月初七日丁巳将其杀害,随之派王弟熊弃疾领兵攻蔡围蔡都,晋正卿韩起为救助蔡国而在秋季赴厥慭与齐、鲁、宋、卫、郑、曹、杞七诸侯使者会晤,韩起派大夫狐父赴楚要求保留蔡国,但受到楚灵王的拒绝,至十一月二十日丁酉,楚军攻破蔡都吞并蔡国,后熊弃疾被楚王任命为蔡公;十二月,单成公卒。
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大夫原伯姬绞因其管治暴虐,在十月初一日壬申被其臣属遂出原邑,姬绞因而流亡王畿郊地,姬绞之弟姬跪寻接掌原邑,同月二十五日丙申,卿士甘悼公姬过被公室联手杀害,甘公之位由甘成公之孙姬䲡继任为甘平公,而属于甘悼公一党的庾过、瑕辛、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等人在次日丁酉相继被甘平公杀害。
周景王十六年(公元前529年)夏,楚蔡公熊弃疾起兵叛乱,控制楚都郢,熊弃疾拥立其兄熊比(子干)为王,五月,因谣传楚灵王将反攻入楚都郢,楚王熊比惧而自杀,次日熊弃疾即楚王位为楚平王,之后恢复陈、蔡为独立诸侯国,而楚灵王在申亥家中自杀[注 50];七月二十九日丙寅,晋昭公以兵车四千乘阅兵于邾国南部,随后与齐景公、鲁昭公、宋元公、卫灵公、郑定公、曹武公、莒著丘公、邾庄公、滕悼公、杞平公、小邾穆公等十一诸侯在平丘会晤,周王亦派卿士刘献公与会,在八月初四日辛未及初五日壬申,晋昭公再次在平丘阅兵以威慑各诸侯,初七日甲戌,十三诸侯在平丘会盟。
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六月初九日乙丑,王太子姬寿卒,八月二十三日戊寅,穆后姜氏卒,十二月,晋昭公派荀跞(智文子)赴雒吊祭。
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秋,因应陆浑之戎弃晋亲楚,晋顷公遂决定消灭陆浑戎,晋正卿韩起(韩宣子)因为在梦中见到晋文公带着荀吴将陆浑之戎交给自己,认为是吉兆,于是派荀吴领兵南下灭陆浑,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晋顷公派屠蒯赴王畿,向周王预告晋国将派人南下祭祀雒水及三涂山,然而晋顷公的目的被大夫苌弘看穿并向刘献公姬挚提醒晋国将攻打陆浑,因此王室为将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在九月二十四日丁卯,荀吴统兵从棘津南渡黄河,分派人去祭祀雒水及三涂山,随后进攻陆浑之戎,至二十七日庚午攻灭陆浑戎邦,其国君(陆浑子)逃亡楚国,而陆浑部民一部分被晋国收编,一部分溃逃至甘鹿,“周大获”,尽数成为王室部民。
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二月十五日乙卯,大夫毛伯过被族人毛得杀害。

五年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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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四月,周王率领公卿大臣在北邙山田猎,因为周王企图立宠爱的王子姬朝为太子,但受到单穆公姬旗与刘献公的反对,传闻周王在此次田猎中去除单穆公与刘献公,不料周王病亡于荣锜氏,十三日后刘献公过世,单穆公拥护刘献公之子姬狄继公位为刘文公,而王位由王子姬猛继任为周悼王,五月,单穆公在周悼王的同意下攻杀王子姬朝的重要支持者宾起并在封邑与各王子结盟。
六月,周景王下葬后不久,王弟姬朝召集王子姬还、召庄公等支持者,率领郊、要、饯三邑的士卒起兵叛乱,驱逐刘文公,五日后刘文公奔扬邑,而单穆公接周悼王出王宫回单国,但同日晚上,周悼王被姬还劫持回王宫,次日癸亥,单穆公逃出王都,在召庄公的建议下,姬还计划假装与单穆公结盟然后将其击杀,姬还于是与姬姑、姬发、姬弱、姬鬷、姬延、姬定、姬稠等王室成员领兵追上单穆公,姬还在崿岭与单穆公结盟,旋即背盟追杀单穆公,而刘文公回刘国,隔日乙丑,单穆公至平畤,然后反击并剿灭迫兵,于是攻守易位,姬朝闻败讯后逃入京邑,次日丙寅,单穆公攻打京邑而不克,京邑人奔走北邙山逃避战火,巩简公与甘平公在5日内分别攻打姬朝控制的京邑,均失败而退,另一边,刘文公乘势控制王都,单穆公派使赴晋,向晋顷公求援,七月,单穆公奉周悼王屯驻皇地,派王子姬处入王都驻守,13日后姬朝派𬩽肸攻皇地,失败被俘,八月,司徒丑率兵攻打姬朝据点前城失败,继而姬朝重新控制王都,但姬朝派兵攻单邑失败,次日庚午,单穆公反击,在次日辛未攻打东圉,双方进入僵局;晋顷公因王畿内乱持续,遂调派麾下陆浑戎兵及焦、瑕、温、原四邑华夏兵南下控制局势。
十月,晋将籍谈、荀跞(智文子)统兵控制王都,奉迎周悼王回都,庚申,姬朝再次取得胜利,分别在郊邑击败单穆公及刘文公部众、在社邑击败陆浑戎兵,至十一月,周悼王卒,仅4日后,单穆公与刘文公拥立周悼王同母弟姬丐为新王,十二月,晋军分屯于平阴、侯氏、谿泉、社邑,而王军分屯氾、解、任人三邑,后晋军攻取前城。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正月,晋军与王军围攻郊邑,次日即攻取郊邑,初五日丁未,晋军屯平阴,王军屯泽邑,在晋国援助下,单穆公与刘文公一派再占上风,周敬王派使向晋顷公表示已控制畿内局势,于是晋军在初八日庚戌退兵,在四月十五日乙酉,单穆公攻取訾地、刘文公攻取墙人和直人,六月十三日壬午,姬朝退守尹邑,十七日丙戌,单穆公与刘文公各自领兵分别从阪道、尹道进攻尹邑,单穆公首先抵达尹邑,但被姬朝打败,刘文公闻讯后退兵,此后双方攻守再度逆转,姬朝统兵往攻王都,二十一日庚寅,单穆公与刘文公奉周敬王退出王都往屯刘邑,二十五日甲午,姬朝再次控制王都,七月初九日戊申,姬朝入居王宫,因此被称为“西王”,而居于刘邑的周敬王又被称为“东王”,之后西王姬朝派姞辛率兵攻刘文公,在唐地击败刘文公所部,十七日丙辰,姞辛再败刘文公于𬩽地,二十五日甲子,姞辛攻取西闱,二十七日丙寅,姞辛攻取蒯邑。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正月辛丑,召简公(伯盈)、甘桓公在王都雒邑觐见西王姬朝,二十二日戊午,姬朝攻取邬邑,六月初八日壬申,姬朝派兵攻取瑕邑及杏邑;晋正卿韩起在郑定公的建议下,决定在明年召集诸侯大会以谋划安定王室。十月癸酉,姬朝用“成周之宝珪”祭祀河神。
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夏,晋、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十诸侯使者在晋境黄父会晤,决定输粮出兵,为“明年将纳王”做准备。十月壬申,姞辛率兵于巩地渡雒水,焚东訾而不克。
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四月,单穆公派人向晋国求援,五月初五日戊午,刘文公所部在尸氏击败姬朝军队,十五日戊辰,刘文公再战于施谷,反被姬朝所部击败,至七月十七日己巳,刘文公带着周敬王离开刘邑,在十八日庚午到达渠邑,而刘邑则被姬朝军队攻破焚毁;周敬王在二十四日丙子至偖氏,二十五日丁丑至萑谷,二十八日庚辰至胥靡,二十九日辛巳至滑邑才安定下来,正在姬朝节节胜利之际,晋顷公派荀跞、赵鞅(赵简子)统兵赴援周敬王,并先行派兵屯守王畿南方的阙塞(伊阙)。
十月十六日丙申,得到晋国支持的周敬王在滑邑召集大军出征,十一月十一日辛酉,晋军攻取巩邑,西王与东王再次攻守逆转,眼见西王姬朝濒临失败,召简公遂驱逐姬朝出王都并派人与单穆公、刘文公结盟,而姬朝不得不与召氏族人、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等支持者带着“周之典籍”流亡楚国;周敬王在二十三日癸酉入居王都,至此王畿才恢复统一。
同年十二月,在楚国的西王姬朝派使向各诸侯国发出函告,以解释起兵因由及寻求地方诸侯的支持,鲁国大夫闵马批评姬朝的函告内容:“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这场内乱由王子姬朝在周灵王二十五年五月发起,姬朝最初占有优势,不止占据王都雒邑,还控制住周悼王姬猛,但很快在同月被卿士单穆公击败,失去了对王都及周悼王的控制,至十月,晋国派兵入王畿助单穆公、刘文公一派,令其优势更为稳固,不过周悼王在十一月过世,单穆公与刘文公旋即拥立姬丐为新王,继续对姫朝保持压力,至次年正月晋国退兵后,姬朝在六月于尹邑城外击败单穆公,再次占有优势,而单穆公与刘文公兵败如山倒,同月,姬朝再度占领王都,逼使姬丐离开王都,之后三年虽然姬朝保持优势,但亦未能消灭单穆公与刘文公势力,周敬王四年七月,晋国再次派兵勤王,十一月,姬朝众叛亲离只得率残部奔楚,而姬丐返回王都,这场长达四年六个月横跨五年的内战才结束。
因应战时周敬王所居之刘邑在东,而姬朝所居之雒邑在西,两股势力可分别称之为东王派、西王派。

畿内内战派系
东王派 西王派
主要人物 备注 主要人物 备注
周悼王姬猛 姬朝
周敬王姬丐 姬还
单穆公姬旗 姬发
刘献公 姬弱
刘文公姬狄伯蚠 姬鬷
巩简公 姬延
甘平公 姬定
苌弘 姬稠
阴不佞 尹文公姞圉
晋顷公 姞辛(尹辛)
不适用 不适用 姞固(尹氏固)
不适用 不适用 召庄公(伯奂)
不适用 不适用 召简公(伯盈) 召庄公之子,后转投东王派
不适用 不适用 甘桓公 甘平公之子
不适用 不适用 毛伯姬得
不适用 不适用 南宫极
不适用 不适用 南宫嚚
不适用 不适用 𬩽肸
不适用 不适用 𬩽罗
不适用 不适用 阴忌

苟安伊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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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秋,晋、宋、卫、曹、邾、滕、薛七诸侯使者在郑境扈地会晤,决定派兵入王畿驻守,十二月,七诸侯联合派兵驻守王畿,次年秋,晋国正卿韩起(韩宣子)去世,魏舒(魏献子)接任正卿。
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二月,召简公以及姞固等姬朝残党被周王处决,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庚寅,姬朝残党姬赵车占据鄻邑发起叛乱,但很快被大夫阴不佞敉平,次年六月二十一日庚辰,晋顷公去世,其子姬午继公位为晋定公。
周敬王十年(公元前510年)八月,周王派富辛、石张赴晋国,要求晋定公帮助建立一座新成周城:

于是晋正卿魏舒召集诸侯会盟,十一月,魏舒与齐、鲁、宋、卫、曹、莒、薛、杞、小邾九诸侯使者在王畿狄泉,决定共同为周王另外建立成周城,十四日己丑,开始规划建城;同年,传闻蔡昭侯及唐成公入郢都觐见楚昭王时,因楚令尹囊瓦(子常)要贿不成而将蔡昭侯与唐成公扣留在郢。次年正月,魏舒在大陆田猎回程途中于宁地过世,士鞅(范献子)继之为晋正卿,而新成周城经过约30天(三旬)的劳动后建成,之后周王移居新成周城,雒邑沿用王城称呼。
周敬王十二年(公元前508年),因为巩简公长期好用外人而疏远巩氏族人,在四月二十四日辛酉被其宗族杀害。
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冬,唐国与蔡国先后行贿楚令尹囊瓦,满足其要求后,滞郢三年的唐成公与蔡昭侯才被放还回国后,其中蔡昭侯立即派人向晋国请求伐楚。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三月,在卿士刘文公主持下,晋定公、鲁定公、宋景公、蔡昭侯、卫灵公、陈惠公、郑献公、许公姜斯、曹隐公、莒郊公、邾隐公、滕顷公、薛襄公、杞悼公、小邾穆公以及齐大夫国夏等十六诸侯及使者在召陵大会,谋划攻楚,但被晋正卿士鞅拒绝,同年冬,吴王姬阖庐大举起兵攻打楚国,沿淮水逆流而上攻入楚境,与蔡、唐两诸侯联合攻楚,十一月,吴王大败楚令尹囊瓦于柏举,囊瓦逃亡郑国。吴军随之进抵清发水,五战五胜楚军,楚昭王熊珍被逼离开楚都郢,次日吴军即攻入郢,而楚昭王先逃至郧国,再逃至随国;在随国的楚昭王派申包胥赴秦告急求援,但秦哀公拒绝出兵,申包胥为之哀悼哭泣绝食七日,促使秦哀公决定派兵五百乘救楚。
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春,周王乘吴军入郢,吴、楚交兵的混乱局势,派人赴楚刺杀王弟姬朝;六月,在楚秦军自稷地出发,与楚军联合大败吴军于沂地,之后楚国新令尹熊申(子西)亦大败吴军于军祥,七月,楚、秦联军攻灭唐国,九月,吴王姬阖庐之弟夫概在吴国自立为王,被吴王派兵攻败,夫概不得已投奔楚国,这次吴国内哄削弱了吴军战力,随后吴军虽在雍澨击败楚军,但旋又被秦军击败,吴军退屯于麇地,楚军以火攻在麇地击败吴军,之后楚军在公婿之谿再次击败吴军,此战后吴王率军退还吴国,吴楚大战结束,十月,楚昭王重返郢城。
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夏,以儋翩为首的姬朝残党得到郑国支持,郑国因此出兵攻打王畿之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等六邑,至六月,晋定公派阎没率兵入驻王畿,并修缮胥靡城,但儋翩的势力继续坐大,周王为此在十二月离开成周城,移居姑莸以避乱。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二月,儋翩据仪栗发起叛乱,尹氏从之,四月,单武公与刘桓公出兵攻打叛军,大败尹氏于穷谷,至十一月,单武公与刘桓公在姑莸奉接周王,初五日己巳,周王入居雒邑;同年秋,齐景公与郑献公结盟反晋,之后卫灵公派人赴沙地(琐地)与齐景公结盟。
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502年)春,单武公与刘桓公继续平叛,二月,单武公攻取谷城,刘桓公攻取仪栗,隔日,单武公攻取简城,刘桓公攻取盂邑,儋翩之乱随之被敉平[注 50];夏,晋正卿士鞅率军在卫境鄟泽与卫灵公会盟,但因为卫灵公在会上受辱,返回卫都帝丘后遂决定叛晋;同年秋,卿士成桓公与晋正卿士鞅联合率兵攻郑,围攻虫牢,随后又攻打卫国而去,次年士鞅去世,晋正卿之位由赵武(赵文子)之孙赵鞅(赵简子)接任。
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秋,齐景公与卫灵公联兵攻晋,齐景公围攻夷仪,卫灵公围攻五氏(寒氏),齐军攻克夷仪而卫军攻五氏失败,但在回师途中,齐军被追击而来的晋军打败,齐景公率残部回齐。
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夏,晋正卿赵鞅统兵攻卫,围帝丘,但不克而还,然而卫灵公亦因此向赵鞅割让五百户华夏人口,赵鞅将其安置于邯郸,而邯郸大夫赵午因此与卫国建起友好关系。
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齐景公与卫灵公再度发兵攻晋,入河内(晋南阳),闻有晋军反击而草草撒退;夏,赵鞅命令赵午将五百华夏户转移至晋阳,传闻赵午为了避免与卫国之间的关系恶化,遂派兵攻齐国边境而去,再以担心齐国报复为由将五百华夏户转置晋阳,但赵鞅得知后怒而将赵午囚禁在晋阳,不久后将赵午处死,于是赵午之子赵稷及家臣涉宾据邯郸叛乱,因此晋定公派籍秦率军在六月围攻邯郸,不料,赵午是荀寅(中行文子)的外甥,而荀寅又是士吉射(范昭子)的姻亲,遂令中行氏及范氏卷入赵氏内哄。
七月,中行氏、范氏起兵攻打“赵氏之宫”,迫使赵鞅逃亡晋阳,在晋定公的许可下中行氏、范氏进而围攻晋阳;围攻邯郸的籍秦也投入中行氏、范氏阵营,邯郸可能因此解围;晋国其他三大家族智氏、魏氏、韩氏也卷入中行氏、范氏与赵氏之间的家族斗争,韩不信(韩简子)与荀寅交恶、魏曼多(魏襄子)与士吉射交恶,而荀跞(智文子)亦欲驱遂荀寅、士吉射,在经过晋定公的同意后,智氏、魏氏、韩氏三家在十一月奉晋定公之命起兵攻打中行氏、范氏,但不克而还,晋阳可能因而解围,荀寅与士吉射转而率兵攻打晋定公,受到晋国上下的联合反对而失败,于是晋定公乘胜派兵攻打荀寅、士吉射,十八日丁未,荀寅、士吉射退入朝歌据守,而晋军围攻朝歌;赵鞅在经魏曼多、韩不信的求情后,得以在十二月十二日辛未入绛邑,代表赵氏与晋定公和解,而邯郸随后再次被晋军围攻。
王室因为卿士刘公与范氏“世为婚姻”,所以在这一场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对中行氏、范氏的战争中支持中行氏及范氏阵营。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夏,齐景公、卫灵公与鲁定公在牵地会晤商讨救援中行氏与范氏,而以晋大夫士鲋(析成鲋)及小王桃甲为首的中行氏、范氏党徒发动狄部落往攻绛邑,兵败而还后各奔东西,小王桃甲入朝歌城、士鲋入王畿,至秋季,齐景公与宋景公为帮助范氏而在曹国洮地会晤,十二月,晋军在潞地打败中行氏与范氏的军队,俘获籍秦、高强,紧接着又在百泉打败范氏与郑声公的联军,瓦解了中行氏与范氏在晋国的势力;这一年秋,卫大子姬蒯聩谋杀其父卫灵公之夫人南子失败,被迫流亡宋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四月,齐景公与卫灵公为了救援被围的赵午,联合出兵攻晋,围五鹿,不克而退,至秋,齐景公与卫灵公在干侯会晤商议援助范氏及中行氏,并派使与鲜虞国联络,鲜虞与齐、卫、鲁三诸侯遂共同出兵攻晋,攻取棘浦;十一月,晋正卿赵鞅统率晋军团攻朝歌。
周敬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93年)四月初六日丙子,卫灵公卒,其孙姬辄被立为公,即卫出公,六月十六日乙酉,赵鞅接纳姬辄之父,即卫大子姬蒯聩的投靠并将其安置于戚邑;八月,郑将罕达、驷弘领兵护送齐国粮食予朝歌,士吉射派兵迎接,与赵鞅率领的晋军在戚地遭遇,初六日甲戌,晋军在铁地击败郑军,“获齐粟千车”,大胜而还。
周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92年)春,齐景公与卫出公派兵攻晋国,围戚邑,更派使鲜虞国要求援助,但未能达到目的而退兵;夏,因应王室支持中行氏及范氏,赵鞅于是统兵南下王畿,在晋军武逼迫之下,六月初十日癸卯,刘文公杀害亲近中行氏及范氏的大夫苌弘以向赵鞅示好,成功避免战争,而赵鞅在退兵后,于十月再次亲赴前线继续朝歌围城战,二十二日癸丑,士吉射、荀寅放弃朝歌逃入邯郸。
周敬王二十九年(公元前491年)七月,齐景公与卫出公派兵攻晋以援救范氏,十三日庚午,齐、卫联军围攻五鹿,但未能左右晋军动向,九月,赵鞅加紧围困邯郸,至十一月逼使邯郸投降,荀寅流亡鲜虞国、赵稷逃入临邑,十二月,赵稷投奔齐军,之后齐军先后攻破晋国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等八邑而去,然后赴鲜虞护送荀寅入晋境范氏柏人城。
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春,晋定公派兵围攻柏人,士吉射与荀寅因此流亡齐国,晋军攻取柏人,范氏守臣张柳朔战死;夏,因卫出公派兵助中行氏及范氏,晋正卿赵鞅遂率兵攻卫,围中牟,未克还师。
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春,因鲜虞曾经支援中行氏及范氏,赵鞅遂率兵攻打鲜虞国,惩鲜虞而回,至此,晋国的中行氏及范氏叛乱才最终完结。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夏,周王派卿士单平公与晋定公、鲁哀公、吴王姬夫差在黄池会晤,正值黄池大会之际,越王姒勾践在六月十一日丙子起兵攻吴,于二十一日丙戌大败吴军后,次日二十二日丁亥攻入吴都姑苏,吴王得知后,在七月初七日辛丑急切地与晋公在盟会互相争当盟主,吴王认为“于周室我为长”,而晋公则认为“于姬姓我为伯”,互相争持不下,晋正卿赵鞅遂决定以兵威逼使吴王让步,吴王亦以随行的三万吴军示威,赵鞅派使与吴王谈判,最后会盟由晋公主盟,结束后吴王统兵回江东,返程中途派王孙茍使赴成周,向周王表示:

周王回复吴使王孙茍:

吴王南下后派使与越王谈判议和,越王自㤔难以一举灭吴,在吴王付出巨额财物后,越军退出姑苏,至冬季,吴、越两国恢复和平。
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冬季,在晋境戚邑的卫国前太子姬蒯聩与在卫都帝丘的姐姐孔姬联络,秘密潜入帝丘,在孔姬的协助下,姬蒯聩迫使表弟孔悝与之结盟发起叛乱,控制帝丘,卫出公姬辄闻变连忙逃奔鲁国,孔悝的邑宰仲由(子路)带人对抗姬蒯聩失败被杀,之后姬蒯聩被孔悝拥立为卫公,即卫后庄公,次年春,卫后庄公派鄢武子肸赴成周,向周王表明:

周王派单平公回应卫使鄢武子:

卫出公赴鲁国,之后转赴齐国。

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去世,其子姬仁继王位。

周元王姬仁元年(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王姒勾践起兵攻吴,围攻吴都姑苏,2年后(公元前473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卯,越军攻破姑苏,吴王夫差自缢,吴国尽为越国所并,次年,越王领兵北上,在徐州与晋出公、齐平公等诸侯会晤结盟并派使赴成周向周王上贡,周王以祭祀之肉(胙)回礼越王;徐州之会结束后,越王将昔日吴国夺自宋国的沛邑、夺自楚国的浮陵、夺自鲁国的临沂及开阳等地各还其国,得到“霸王”外号。[注 50]
周元王八年(公元前468年),周王崩,其子姬介继王位。

周贞定王姬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晋正卿荀瑶(智襄子)与魏驹(魏桓子)、韩虎(韩康子)三大家族联手出兵攻赵氏,将赵无恤(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但三家联军在围城三月不克,于是筑堤坝拦蓄晋水以淹灌晋阳城,晋阳被围城约2年后(公元前453年)的春季,赵无恤因围城日久而粮尽兵弱,遂派张孟谈出城暗地里与魏驹、韩虎约定反攻荀瑶,三月初九日丙戌,魏氏、韩氏派人夺堤坝决水灌智氏军营,随后魏氏、韩氏与赵氏出兵围攻智氏军队,在晋阳城外大败智氏,擒杀荀瑶,智氏家族自此衰败凋零,之后智氏封地被赵、魏、韩三家瓜分殆尽,而赵氏所得最多[459]
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41年),周王去世,其长子姬去疾继王位为周哀王,但只在位3个月,之后被王弟姬叔袭攻杀,姬叔袭篡王位为周思王,然而仅在位5个月后就被王弟姬嵬攻杀,姬嵬因此得以继承王位为周考王,这一年,周贞定王的三个儿子先后取得王位,王都成周先后变换四位大王,是王子姬朝叛乱后王畿发生的首次内哄。
周考王在位期间,将雒邑(王城)一带封建予王弟姬揭(西周桓公)并任命其周公,之后姬揭的势力日渐强大至足以与周王分庭抗礼甚至压倒周王,成为王畿分裂的远因。

王畿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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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周王去世,王位顺利传至其子姬午手上,为周威烈王。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魏斯(魏文侯)派其子魏击联同赵籍(赵烈侯)、韩虔(韩景侯)奉晋烈公率兵攻齐,同时身为晋国同盟的越王姒翳亦领兵攻齐,各自成功击败齐军,战胜之后,越王在鲁都曲阜稷门外与齐宣公、鲁穆公和谈会盟,之后齐宣公赴晋军营地与赵氏、魏氏、韩氏三家会盟,三家亦派使臣赴临淄溋门外与齐使会盟,胜利后晋烈公率领齐宣公、鲁穆公、宋昭公、卫慎公与郑𦈡公等五诸赴成周入觐周王,而且将部分齐军俘虏用作向周王的献俘义式以炫耀武功[460][461][462]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在晋国赵、魏、韩三大家族的要求下,周王将三家封为诸侯,自此赵、魏、韩三家三分晋国而成为独立诸侯国。

王室世系与周部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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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周王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注 35]
周王朝王表
称号 王名 积年/积月 统治年份 备注
武王
姬发
约公元前1046年~约公元前1043年 不适用
成王
姬诵
三十二 约公元前1043年~约公元前1011年 不适用
康王
姬钊
十五 约公元前1010年~约公元前996年 不适用
昭王
姬瑕
十九 约公元前995年~约公元前977年 不适用
穆王
姬满
五十五 约公元前976年~约公元前922年 不适用
共王
姬繄扈
二十二 约公元前921年~约公元前900年 不适用
懿王
姬囏
约公元前899年~约公元前892年 不适用
孝王
姬辟方
约公元前891年~约公元前886年 不适用
夷王
姬燮
约公元前885年~约公元前878年 不适用
厉王
姬胡
三十七 约公元前877年~约公元前841年 不适用
不适用 约公元前841年~约公元前828年 不适用
宣王
姬静
四十六 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 不适用
幽王
姬宫涅
十一 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71年 不适用
平王
姬宜臼
五十一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20年 不适用
桓王
姬林
二十三 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97年 不适用
庄王
姬佗
十五 公元前696年~公元前682年 不适用
釐王
姬胡齐
公元前681年~公元前677年 不适用
惠王
姬阆
二十五 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52年 不适用
襄王
姬郑
三十三 公元前651年~公元前619年 不适用
顷王
姬壬臣
公元前618年~公元前613年 不适用
匡王
姬班
公元前612年~公元前607年 不适用
定王
姬瑜
二十一 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86年 不适用
简王
姬夷
十四 公元前585年~公元前572年 不适用
灵王
姬泄心
二十七 公元前571年~公元前545年 不适用
景王
姬贵
二十五 公元前544年~公元前520年 不适用
悼王
姬猛
约半年 公元前520年 不适用
敬王
姬丐
四十四 公元前519年~公元前476年 前王之弟
元王
姬仁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68年 不适用
贞定王
姬介
二十八 公元前467年~公元前441年 不适用
哀王
姬去疾
三月 公元前441年 不适用
思王
姬叔袭
五月 公元前441年 前王之弟
考王
姬嵬
十五 公元前441年~公元前426年 前王之弟

[注 51]


[注 48]

相关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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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重要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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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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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遗址,其城址有小城、大城,小城城址位于大城西北部,年代约商末至西周晚期,面积约一百七十五万平方米,大城位于小城东南方,小城构成大城西北部,大城面积约五百二十万平方米,年代约西周中晚期,两城合计约六百九十五万平方米(约6.9km²),皆于西周末年废弃,城址可能是西周王都[468],小城内有一大型宫殿建筑群。[注 43]

丰镐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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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遗址,即丰京与镐京遗址的合称,总面积约17.8km²,以沣水为界,周文王姬昌营建的丰京在沣水西岸,周武王姬发所筑的镐京在沣水东岸,传统上以镐京为西周王朝的王都。[注 43]

东周王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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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王城遗址,位于中国洛阳市西工区及润西区,横跨涧河两岸,主体在润河东岸,城址年代约春秋中期至西汉时代,面积约14km²,于东汉时代逐渐废弃,是东周诸王及西周君诸公所居的王城。[注 43]

地方聚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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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地方主要城邑遗址
周王朝各部落分布
城邑位置 部落 己知面积 年代 备注
宁夏区彭阳县姚河塬遗址 商部落、周部落
戎部落
约0.92km² 西周早期~西周晚期 周王朝的诸侯国都邑
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秦部落 约0.55km² 西周晚期~春秋时代晚期 不适用

嬴秦部落:汉族统一王朝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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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皞氏支系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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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皞氏部落内有一分支玄鸟氏,玄鸟氏的一名男性与颛顼氏的女修婚配而生子大业,别立为一支氏族,大业与少典氏的女华联姻而生下大费,大费因为参与大禹治水而得到有虞氏首领兼部落共主大舜的赏识,大费得以迎娶有虞氏之女(姚姓之玉女),与强大氏族的联姻令大费家族开始崛起,之后大舜赐姓大费嬴姓,可能因此之故,大费家族的世居地因此得名“嬴”,流经该地的河流亦名为“嬴水”。[注 11]
大费的两个儿子大廉与若木分别立氏,于是嬴姓氏族分为两支主要氏族,大廉后裔为鸟俗氏,若木后裔为费氏,在姒启建立夏王朝后,费氏成为夏后氏的臣民也即夏部落的一部分,而鸟俗氏可能并没有臣属于夏后氏而是夷部落一部分,但嬴姓两大氏族在夏代末年不约而同向商部落的首领子履称臣,特别是费氏更在商部落攻灭夏后氏而吞并夏部落的战争立下功绩,嬴姓氏族遂成为商部落的一部分。
至晚商时代,嬴姓鸟俗氏的首领中衍得到与商王室联姻的机会,以此为樊机,提高了嬴姓氏族在商王朝的地位,中衍之子胥轩为商王朝“保西垂”,居于王朝西部地区,与骊山姜姓氏族之女联姻而生下中潏,中潏继续为王朝“保西垂”,至中潏之子蜚廉时期,蜚廉得以接近王朝中央,蜚廉与其子恶来两人成为商纣王信任的大臣,为纣王东奔西走,周武王伐纣时将商王连同恶来一并杀死,而蜚廉站在亲商阵营反对周王朝,在周公姬旦东征平叛时被杀于“海隅”也即青州地区,因此蜚廉另两个儿子,恶来革及季胜两人所代表的嬴姓氏族在周王朝的地位低下,恶来革可能因此而早逝,在周公东征至周孝王时期之间——很可能在大骆一代——嬴姓被周王西迁至西犬丘以守卫边境。
在周穆王时代,季胜玄孙造父因助周穆王东征徐偃王有功,受封于赵城,因地得氏,嬴姓鸟俗氏遂为嬴姓赵氏,恶来革的玄孙大骆亦因此为嬴姓赵氏,嬴姓在周王朝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至迟此时嬴姓氏族成为周部落的一部分,而恶来革在西犬丘的后代亦因此成为嬴姓赵氏,至周孝王时期,因为大骆之子非子为周王在“汧渭之间”养殖马匹有功,周孝王因此裂土分封非子于秦地为附庸,自此非子从大骆家族分开别立一支宗族,为嬴姓秦氏,非子号称秦嬴,成为一新氏族的始祖。

姬周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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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的世袭附庸位三传至曾孙秦仲,秦仲三年(公元前842年),王畿国人阶层发生暴乱,周厉王被迫退位,王位空置,王权暂时由诸侯摄政代行,西戎诸部趁此良机东侵,攻破西犬丘,杀光大骆家族,但直至周厉王之子周宣王登基(公元前828年)后,王朝才开始采取反击行动,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派其负责攻伐西戎部落。
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在对西戎的战争中不幸被西戎王杀害,于是周王召集秦仲的五个儿子,从王畿中割取七千华夏兵予嬴秦继续反攻西戎,在秦仲五子的努力下成功反败为胜,将西犬丘从西戎部落手上收复回来,战后,周王以其中一子继秦仲位(公元前821年)为秦庄公,并认可将西犬丘领地并入嬴秦,自此秦庄公从秦邑移居入西犬丘为周王朝守边。
秦庄公之子世父为了报复祖父秦仲被害之仇,主动搅下对付西戎王的责任,将附庸继承人之位让予弟弟,在秦庄公与世父的领导下,此后四十四年间西犬丘及秦邑这两片嬴秦领地得到粗安局面。
周幽王四年(公元前778年),世父之弟接任附庸位为秦襄公,在其统治的第二年(公天前776年),西戎诸部再一次发兵攻打西犬丘,66年前西犬丘保卫战的嬴姓赵氏失败陷戎,这一次嬴姓秦氏成功抗击西戎,只是世父被西戎俘虏,经秦襄公与西戎王之间的外交往来,世父在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才被释放回周。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西申侯支持被废的太子姬宜臼,周幽王遂亲领兵围攻西申,不料西申与西戎、犬戎串通,诸戎军南下击败王军,周幽王节节败退,至骊山附近兵败被杀,姬宜臼于是成为新王,作为姬周新王,开始与进犯关西王畿的诸戎渐生矛盾;周平王姬宜臼为了拉拢诸侯,册封附庸嬴秦为新诸侯国:

自此嬴秦得到与晋、郑、齐、卫等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的身份,享有对岐山以西地区的合法统治权以及独自对戎狄诸部作战的正当性。[注 4][注 46]


[注 53]

雍州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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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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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襄公在成为诸侯的次年建立西畤祭祀少皞氏,之后四年秦国一直向东“攻遂戎”,至周平王五年(公元前766年)秦军兵锋已抵达岐山脚下,适逢秦襄公身故,其子继公位为秦文公。
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秦文公率兵七百东巡,次年抵达汧渭之会后即筑城为都,将治所从西犬丘迁出,进入关中平原西端,在周平王十五年(公元前756年)建立鄜畤祭祀。
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前750年)间,秦文公将秦境东扩至岐山,其地原有周部落民众亦入秦为部民,至周桓王四年(公元前716年),统治秦国五十年的秦文公去世,公位由其孙继承为秦宪公。
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秦宪公将治所迁入平阳为新都,而平阳西边的诸侯小虢国继续与秦国共存;同年秦宪公派东进攻伐荡社,第二年又派兵与亳王作战,第三年(公元前712年)亳王兵败北投诸戎,荡社灭亡,渭水中游平原被秦国收复,大量周部落人口亦被秦部落吸收,秦国甚至乘胜将领土继续向东扩,收取渭水下游平原大部分地区,黄河以西的关中平原几乎尽为秦国领土,与位于黄河西岸的梁、芮两诸侯接壤。
周桓王十二年(公元前708年)夏,秦宪公派兵攻打同为诸侯的芮国,不料因轻敌而遭受失败,因为芮国诸侯芮伯姬万在去年被生母芮姜驱遂出国而流亡魏国,于是同年秋,秦宪公与周桓王联合围攻魏国,成功逼使魏国交出姬万给秦国,以控制芮国。
周桓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秦宪公再度派兵东进,攻灭荡氏,同年秦宪公过世,随后秦国发生自秦非子以来第一次政变,当时弗忌、威垒、三父三名大庶长联手将大子废黜,改扶年仅五岁的大子之弟为新秦公,即秦出子,在秦出子统治的第二年(公元前702年),秦国派兵助姬万回芮掌政,成功将芮国变为秦国的势力范围。
周桓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98年)弗忌、威垒与三父一派杀害秦出子,重新将被废的原大子扶上公位,即秦武公,次年(公元前697年)秦武公即派兵东征局促在华山一隅的彭戏氏,将其攻灭,西岳华山成为秦国东疆。
周庄王二年(公元前695年),秦武公将曾经擅行废立的弗忌、威垒与三父一党尽数处决,七年后,秦武公派兵西伐西戎诸部,攻灭邽戎、冀戎,拓展在陇西高原的疆土并移华夏民实边以设立邽县、冀县强化控制边境。
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秦武公过世但其子嬴白并末能继承公位[注 54],反而由秦武公三十三岁的弟弟继承公位,为秦德公,嬴白则得到秦都平阳作为封邑,因此秦德公决定迁都。
周釐王五年(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将位于平阳以北的雍城确立为秦国新都,同年梁伯与芮伯两诸候赴雍城朝见秦公,然而次年秦德公即过世,公位由其三个儿子相继接任。
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秦宣公建立密畤,同年,秦国与晋国在河阳发生首次冲突,以秦军胜利告终。
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秦宣公去世,虽然有子女但公位由弟弟接任,为秦成公,次年梁伯与芮伯两诸候再次雍城朝见秦公,三年后秦成公去世,其弟弟嬴任好继承其兄公位,为秦穆公。

东向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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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秦穆公亲自领东征茅津,攻破盘踞该地的戎部落(茅戎)。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十二月初一日丙子,晋献公领兵攻克西虢首都上阳城,西虢公姬丑逃难王都雒邑,西虢国灭亡,之后晋献公在回程中驻留虞国并趁机攻并虞国,其中百里傒因此而成为俘虏;同年秦穆公迎娶晋献公之女穆姫[注 50],时年已七十多岁的百里傒成为穆姬的随从入秦,中途逃亡楚国但被楚国边民控制囚禁,秦穆公听闻百里傒有才能,就用五张黑山羊皮将百里傒赎回秦国,任命为大臣;虽然秦穆公成为晋献公的女婿,但秦、晋两诸侯并末因此实现和好,不久后在河曲又爆发一次军事冲突。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九月,齐桓公与鲁、宋、卫、郑、许、曹六诸侯以及王使周公宰孔在葵丘会盟,不久晋献公过世,其继承人姬奚齐在十月被臣下里克杀害,姬奚齐异母弟姬卓继立,但在十一月又被里克杀害,齐桓公闻讯于是派姜朋领兵与宋、卫、郑、许、曹五诸侯联军攻晋以干预晋国公位之争;同时,晋献公另一子姬夷吾在梁国派郤芮赴秦求援以争夺晋公位,为此许诺将黄河以西以南加上解梁一带晋境转让秦国,于是姬夷吾得到秦穆公的支持,秦国派兵会合诸侯联军以助姬夷吾回晋登位,姜戎氏大约因此归附姬夷吾赴晋为其效力。
周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四月,在诸侯联军以及周王的支持下,姬夷吾即晋公位,为晋惠公,一掌权即派使秦国要求推迟割让领土,事实上永久冻结领土转让之事,而连弑两公的里克被迫自杀。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夏,王弟姬带联络雒邑以西的诸戎部落——应是早前在渭汭、茅津、桑田一带的戎部落残部扩散入王畿[注 47]——以助其争夺王位,诸戎部落遂东侵王畿,围攻王都雒邑,秦穆公与晋惠公因此皆派兵进入王畿攻打诸戎以救援雒邑,成功助周王抵抗诸戎的攻侵,最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周王与戎部落在秋季停战和好,然而次年冬,周王与戎部落再生,由齐桓公派管夷吾调解周王与戎部落的冲突。
周襄王五年(公元前647年)冬,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向秦国求援,于是秦穆公派人以水运送粮入晋救济,规模之大被称为“泛舟之役”,然而在下一年冬季,当秦国发生饥荒而向晋国求粮时,晋惠公拒绝秦穆公的请求。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秋,秦穆公领兵攻晋,三败晋军,兵抵晋境韩原,于是晋惠公领兵迎战,九月十三日壬戌,秦军在韩原击败晋军并俘虏晋惠公,最后秦穆公决定与晋惠公议和,十月,秦穆公与晋国代表吕省在王城会盟,得到五年前晋惠公许诺转让给秦国的领土,黄河以西以南的晋境遂转为秦境,甚至黄河以东的一部分晋境亦成为秦境,十一月,秦穆公放晋惠公回国,晋国在战败后不久再一次发生饥荒,秦穆公又再一次送粮予晋国渡过困境,次年秋,狄部落得知晋国兵败韩原后,出兵侵晋,攻掠狐厨、受铎以至昆都而去。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夏,晋惠公派大子姬圉入秦为质子,以此换取秦国归还黄河以东的领土,姬圉在秦国娶怀嬴,嬴、姬二姓又一次联姻。
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冬,秦穆公派兵攻梁国,攻取新里,次年冬又派兵攻梁,将其攻并。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秋,质子姬圉抛弃怀嬴逃出秦国回晋,第二年九月,晋惠公过世,姬圉即晋公,为晋怀公,同年底晋公子姬重耳自楚入秦,得到秦穆公的欢迎,并迎聚怀嬴、文嬴等五个秦穆公的女儿以结姻亲。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正月,秦穆公领兵助姬重耳回晋,秦军东渡黄河入晋,先后攻取令狐、桑泉、臼衰,二月,晋军屯于卢柳,秦 穆公派大夫嬴絷赴晋军联络,之后晋军移屯郇地。
姬重耳派狐偃与秦、晋两诸侯国重要大臣在郇地会盟,随后姬重耳掌控晋军,入主晋都即晋公位为晋文公,而晋怀公被杀于高梁,但晋文公地位仍然不稳,大臣吕省、郤芮一派阴谋作乱,于是晋文公向秦穆公求援,三月,双方在王城秘密会晤,同月底,吕省、郤芮举兵叛乱,但寻遍不获晋文公,自知失败准备流亡秦国,被秦穆公诱杀,之后晋文公接怀嬴回晋,秦穆公亦移送三千卫士予晋文公,助其保护出入安全。
周王因不满郑国攻打滑国而与隗姓狄部落联盟,甚至以隗姓女为王后,但隗王后与王弟姬带私通而被废,导致隗狄部落而姬带联合发动叛乱,同年秋,狄军击破王军,攻陷雒邑,周王流亡郑国,而姬带与隗后同居于温邑;周王在冬季分别派使赴秦、晋、鲁三诸侯告难。
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春,秦穆公与晋文公分别出兵勤王,不过秦穆公被晋文公劝退而停止军事行动,四月,晋文公消灭姬带一党与隗狄部落,迎周王入雒邑,令晋国增添由阳樊、温、原、欑茅等地组成原属王畿的南阳地区(相当于汉朝的河内郡)为封地。
同年秋,秦、晋联合攻打鄀国,楚国派申公斗克(子仪)、息公屈御寇(子边)领兵赴鄀都商密援助,随后秦军攻取鄀境析地,进围商密,假装与斗克、屈御寇有密约,商密因此怀疑被楚国出卖而选择投降秦军,导致斗克和屈御寇被俘,秦军得手后就撒退,即使楚国令尹成得臣(子玉)闻讯后领兵追击也只不及而还。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初,晋、楚两国步入交战边缘,秦穆公派其子嬴慭领兵助晋,四月初二日戊辰,晋文公领兵与楚令尹成得所率部队在城濮一带对峙,初三日己巳,晋军大败楚军,楚军不得已而撒退,五月,晋文公与鲁、齐、宋、蔡、郑、卫、莒七诸侯在践土会盟,冬季,秦穆公派使赴温邑与晋、齐、宋、蔡、郑、陈、莒、邾八诸侯会晤。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1年)六月,嬴慭与王叔姬虎在翟泉与晋、鲁、晋、宋、齐、陈、蔡七诸侯使者在翟泉会盟。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九月,秦穆公与晋文公联兵攻郑,秦军屯氾南,晋军屯函陵,郑文公姬踕派烛之武赴秦军营地说服秦穆公退兵,成功促使秦、郑会盟,秦穆公在留下杞子、逢孙、杨孙领兵戍守郑境后就退兵回国,而晋文公在秦军撒退后,自知孤军难呜,亦退兵,但在撒退前逼使郑文公确立流亡晋国的郑公子姬兰为郑国大子。
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四月十六日己丑,郑文公过世,其子姬兰继位为郑穆公,同年十二月初九日己卯,晋文公过世,其子姬驩继位为晋襄公,就在晋文公去世前后,驻郑秦将杞子派密使赴秦,以自己能里应外合为由说动秦穆公派兵攻郑,于是秦穆公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统兵东进攻打郑国。
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27年)正月,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所率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北郊,秦军战车上的士兵皆下车脱下头盔以向周王所在致敬,但因为跳跃着返回车上,而且又没有脱下盔甲收起兵器,被当时旁观的王孙满批评为“轻而无礼”。
当时在王畿的郑国商人弘高发现秦军东进攻打郑国,遂以12头牛慰问秦军,并立即派人通知郑穆公,郑穆公得知秦军目标后,厉兵秣马并派人劝告秦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离开郑国,于是杞子投奔齐国,逢孙、杨孙则投奔宋国。
二月,当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人知道郑国己有戒备后,自知不可能取胜,只得放弃攻郑,转而攻掠邻近的滑国而还,但当晋国得知秦军攻滑的消息后,决定在秦军返程途中发兵攻击,因此招集大军,姜戎氏亦出兵助战,四月十三日辛巳,晋襄公领兵与姜戎氏在殽山一带伏击秦军,秦军被击溃,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被俘,但因为晋文公的夫人文嬴为秦穆公之女,在文嬴的一力要求下,晋襄公释放孟明视等人回秦,而秦穆公因殽山之战遂释放八年前俘虏的斗克回楚,与楚国结盟。
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26年),原本为西戎王效力的华夏人由余投靠秦国,秦穆公因之得到诸戎部落利害的准确情报,为彻底击败诸戎做好准备。
周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625年)正月,秦穆公派孟明视领兵攻晋,以报复两年前殽山之败,二月,晋襄公领兵抗击,初七日甲子,秦、晋两军大战于秦境彭衙,在晋将狼瞫决死冲锋下,此战以秦军兵败告终,同年冬季,晋国为报复彭衙之战,派兵攻秦,宋、陈、郑三诸侯亦派兵助晋,联军攻取汪邑,兵至彭衙后就退兵。
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年)夏,秦穆公领兵攻晋,在东渡黄河后焚烧渡河的船只以示死战的决心,随后秦军深入晋境,攻克王官,但晋国闭城坚守拒不出战,秦穆公只得从茅津南渡黄河,在殽山为三年前的秦军败卒尸骸封土立坟后就退兵;秋,楚国派兵攻江国,冬,周王派兵与晋国联合攻楚援江,但在楚境方城与楚军对峙,最后双方各自退兵,而江国继续受楚军攻击。
周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623年)秋,晋襄公为报复去年的王官之战,亲自领兵攻秦,围攻邧城、新城,皆不克而退,不久,楚国攻并江国,因为江国公室同为嬴姓,秦穆公为之降礼哀悼。
同年,秦穆公大举发兵征伐诸戎,在秦将孟明视的征战下,8~12个诸戎主要邦国被全部征服,陇西高原的绵诸、狄、䝠、绲与陇东高原的义渠、乌氏、胊衍、大荔戎等8个诸戎主要邦国皆向秦国称臣,史称“霸西戎”,周襄王因此派大臣赴雍城祝贺秦穆公降服诸戎的成就,毕竟秦公是周王的诸候,而此次全面击败陇东与陇西两地诸戎,可称得上一洗近150年前周王被诸戎威胁而不得不放弃关中平原东迁伊洛平原的耻辱。[注 46]
周襄王三十年(公元前622年)夏,秦国派兵攻并鄀国。
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夏,秦穆公过世,其子嬴罃继公位为秦康公;八月十四日乙亥,晋襄公卒,因为其子姬夷皋年幼,众臣希望立年长者为君,晋国执政赵盾主张拥立在秦国的晋文公之子姬雍,另一位大臣狐射姑则主张拥立在陈国的晋文公另一子姬乐,晋廷两派争执不下,赵盾派先蔑、士会赴秦迎接姬雍,而狐射姑则派人赴陈迎接姬乐,但姬乐在晋境郫邑被赵盾派人杀害,九月,狐射姑派狐鞫居杀死赵盾一党的阳处父,因此狐鞫居在十一月被处决,狐射姑不得已流亡诸狄部落。
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20年)春,秦康公派兵护送姬雍回晋,但赵盾扶立姬雍的安排受到姬夷皋生母穆嬴的强烈反对,不久,赵盾改变主意依从穆嬴的意见立姬夷皋为晋公,即晋灵公,因此赵盾秘密召集大军准备对抗护送姬雍的秦军,当军队在堇阴集结完成后,赵盾才宣布秦军是敌人,旋即连夜行军,在四月初一日戊子,晋军大败秦军于令狐、刳首一带,秦军被迫撒退,初二日己丑,当初迎接姬雍的先蔑、士会投奔秦国。
周顷王二年(公元前617年)春,晋国派兵攻秦,取少梁,于是秦康公在夏季率兵攻晋,取北征。
周顷王四年(公元前615年)秋,秦康公派西乞术出使鲁国,透露即将攻晋的消息,冬季,秦康公率兵攻晋,攻克晋邑羁马,赵盾领兵抗击,十二月戊午,秦军攻晋军,未分胜负就脱离接触,同日,秦军连夜撒退,但很快又回手攻破瑕邑而去。
周顷王五年(公元前614年)春季,晋国派兵屯瑕邑,负责监控桃林之塞一带,同年夏,赵盾为了劝诱士会回晋,安排魏寿余佯以魏邑叛晋归秦,秦康公领兵屯于黄河西岸准备东渡,而魏寿余屯驻在黄河东岸,魏寿余要求秦康公派河东人前来交接,于是秦康公派士会渡河,士会在渡河前向秦康公要求如果晋国扣留自己,希望秦国能放还自己的家室回晋,得到秦康公的许诺,士会渡河后一去不回,秦康公亦遵守承诺放士会一家回晋,但有一部分家人留居秦国,即后来的秦国刘氏。
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秋,楚国发生饥荒,庸国与麇国乘势分别与诸蛮部落、百濮部落联合攻打楚国,但楚国一出兵反击,麇国与百濮部落皆偃旗息鼓而退,于是楚军转攻庸国,不料七战皆败,遂令庸国生起轻视楚国之心,然而楚国与秦国、巴国联合攻庸,这一次楚庄王亲自领兵出击,在秦军与巴军支援下楚国一举攻灭庸国并降服诸蛮部落。
周匡王四年(公元前609年)秦康公逝世,其子嬴稻继公位为秦共公。
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年)冬,晋国为了与秦国和谈,派兵攻崇国,但末能达到目的只得撒兵。
周匡王六年(公元前607年)春,为了报复晋国攻崇之举,秦国派兵攻晋,围焦邑,没有攻克就退兵。
周定王二年(公元前605年)春,秦共公逝世,其子继公位为秦桓公。
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春,晋国与白狄部落讲和结盟,在夏季联合攻秦而去。
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六月,以晋景公之姊伯姬被害为导火索,晋国大举发兵征讨赤狄诸部,晋军在十八日癸卯大败赤狄军于曲梁,至二十六日辛亥,晋军灭潞氏,七月,秦桓公乘几率兵攻晋,攻破箕、郜两邑,屯于晋境辅氏,晋景公领兵进攻,两军大战于辅氏,晋将魏颗俘获秦将杜回,秦军兵败撒退。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四月,卫穆公派兵攻齐失败,向晋国求援,晋景公遂派兵攻齐,鲁、卫、曹三诸侯亦派兵支援,六月十七日癸酉,联军在齐境鞌地大败齐军,七月二十四日己酉,齐顷公派人与联军在齐境袁娄讲和会盟;楚国得知晋国派兵攻齐,亦大举发兵北上援齐,准备进攻卫、鲁,直至冬季,虽然晋、齐已会盟讲和,但楚国令尹熊婴齐仍率军北上,行经宋国领土攻卫,之后进入鲁国,屯驻在蜀地,鲁成公派使向楚国求和,得到允许,十一月。秦桓公派右大夫说为使赴鲁境蜀地,参与楚国主导的会盟,十三日丙申,楚令尹、鲁成公、蔡景侯姬固、许昭公姜锡我、秦使大夫说、宋使华元、陈使孔宁、卫使孙良夫、郑使姬去疾以及齐使在鲁境蜀地会盟。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年)冬,秦桓公派兵与白狄诸部联合攻晋,破边而去。
周简王五年(公元前581年)五月,晋景公重病将亡,派使赴秦求名医,秦桓公派医缓入晋诊治,但因病入膏肓而无能为力,六月,晋景公因上厕所跌下摔死,大子姬州蒲继位为晋厉公。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冬,秦、晋两诸侯相约在晋境令狐会盟,晋厉公先到令狐,而秦桓公不肯渡河赴令狐,只到王城而止,最后秦桓公派代表史颗赴令狐与晋厉公会盟,晋厉公则派代表郤犨赴王城与秦桓公会盟,不久,秦桓公派使赴楚,要求与楚国结盟,此举后来被晋国视为背盟,次年五月,晋国与楚国皆同意向对方停战讲和,也即所谓“弭兵”者,初四日癸亥,晋、楚各派使在宋都商丘西门外会盟,成功缔结第一次弭兵盟约,晋国遂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秦国。
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春,晋厉公派使联络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诸侯国准备攻秦,三月,九诸侯及其使者在王都雒邑会合,周王亦派刘康公、成肃公助晋攻秦,至四月初五日戊午,晋厉公派魏相宣布与秦国断交。
五月,晋厉公在雒邑会合齐灵公、鲁成公、宋共公子固、卫定公姬臧、郑成公、曹宣公姬庐以及邾、滕两诸侯派来的使者,九诸侯联军共同进攻秦国,初五日丁亥,联军与秦军在秦境麻隧大战,秦军战败,秦将成差、女父被俘,联军继续西进追击,大约与此同时曹宣公在军中逝世,之后联军西渡泾水,一直抵达侯丽后才退兵。第二年冬,秦桓公逝世,其子继公位为秦景公,而晋、楚的弭兵之盟只维持了4年,周简王十年(公元前576年)六月,楚国派兵先后攻掠郑、卫,破坏盟约,令晋、楚两国再次交恶,次年因为郑国与楚国结盟,晋厉公派使联络各诸侯举兵攻郑,楚共王熊审亦举兵救郑,六月二十九日甲午,晋厉公率领的晋、齐、鲁、卫联军与楚共王率领的楚、郑联军大战于鄢陵,相持不下,楚共王因被箭射中而失去一只眼睛,同日晚,楚共王自度不能战胜晋军,连夜撒退,不过郑成公领导下的郑国仍继续追随楚国;次年晋国发生政变,不久,晋厉公于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正月庚申被臣下杀害,当时居于雒邑的晋襄公曾孙姬周被迎回晋国拥立为公,即晋悼公,而郑成公在周灵王元年(公元前571年)七月初九日庚辰过世后,郑国多次在晋、楚两国压力下一时与晋国结盟一时与楚国结盟。
周灵王八年(公元前564年)夏,秦景公派士雃出使楚国,联络楚共王准备出兵攻晋,秋季,适逢晋国发生饥荒,秦景公派兵攻掠晋国而去,而楚共王认为晋国强大难以取胜,仅领兵屯于武城为秦国声援。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六月,晋国为报复去年秦国犯边,派荀罃领兵攻秦,破秦边而去。
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七月,郑国受到晋悼公领导的齐、鲁、宋、卫、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侯联军压力而与晋国结盟,楚国闻讯打算派兵攻郑,楚令尹熊贞(子囊)派使赴秦请求秦国派兵支持楚国军事行动,于是秦景公派右大夫詹领兵入楚,与楚军联合作战,楚、秦联军首先攻郑,但郑简公姬嘉不作抵抗立即就向楚、秦联军臣服结盟,二十七日丙子,联军遂转攻宋国边境。九月,因郑国投楚,晋悼公再次发起十一诸侯联军攻郑,郑简公不作抵抗立即向诸侯联军臣服结盟;十二月,秦景公以救郑为名派庶长鲍与庶长武领兵攻晋,十三日己丑,秦军与晋军在晋境栎地交战,晋军因战前轻视秦军而遭受战败,秦军胜利而还。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冬,为报复晋国成功逼郑国投晋,楚、秦联军再度攻宋,直抵宋境杨梁而去,次年九月十四日庚辰,楚共王去世。
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四月,为了报复栎之战,晋悼公召集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诸侯联合攻秦,在晋将荀偃(中行献子)的率领下,十三诸侯联军攻入秦境,西渡泾水,秦军在泾水上游下毒,令联军出现中毒减员,联军继续西进,直至棫林,秦景公都没有向联军屈服的意向,于是联军不得己而撒退,晋将栾鍼、士鞅(范献子)在退兵途中回击秦军,栾鍼战死,这次攻秦之战因大举出兵而得不到成果,在晋国被称为“迁延之役”,而且因栾鍼之死令士鞅与栾氏家族发生矛盾,士鞅因而被迫一度逃亡秦国,但在秦景公的帮助下,士鞅才得以回晋。次年十一月初九日癸亥,晋悼公卒,其子姬彪在翌年正月继位为晋平公。
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五月,晋国与秦国再次和谈。

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春,晋平公派韩起赴秦而秦景公派弟嬴鍼赴晋,互相缔结同盟;夏季,秦景公派兵配合楚军攻打吴国,但楚、秦联军行至雩娄时得知吴国已有防备,遂改道攻打郑国,五月,联军进攻郑境城麇,击败郑军,俘获郑将皇颉与姬堇父而还,随后,楚国皇颉与姬堇父两人作为俘虏献给秦国,于是郑简公派使赴秦贘回两人,但被秦景公拒绝,郑简公再度派使赴秦并听从姬侨(子产)的意见向秦景公说:“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然后才得以贘回两人;同年,在宋国大夫子戌的牵线下,晋、楚两国再度酝酿停战和谈结盟的倾向。
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夏,晋、楚、秦、齐四国同意止战和谈,与其他诸侯邦国一同派使赴宋都商丘会晤,决定除了秦、齐两诸侯不必臣属晋国或楚国以及邾国臣属齐国、滕国臣属宋国外,其余郑、宋、鲁、陈、卫、陈、蔡、曹、许等诸侯皆同时向晋、楚两国臣属,七月,各诸侯使者在商丘西门郊外会盟,晋国正卿赵武和楚国令尹屈建(子木)争夺盟主之位,最后由楚国主盟,成功缔结第二次弭兵之盟。

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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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五月,嬴鍼因受到秦景公的猜忌而携家带口以及大量动产流亡晋国;秋季,晋平公患病,派使赴秦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入晋诊治,但疾重不可治。
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年)秋,秦景公卒,其子继公位为秦哀公,因此嬴鍼在冬季从晋国返回秦国。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冬,吴王姬阖庐大举起兵攻打楚国,沿淮水逆流而上攻入楚境,与蔡、唐两诸侯联合攻楚,十一月,吴王大败楚令尹芈瓦(子常)于柏举,芈瓦逃亡郑国。吴军随之进抵清发水,五战五胜楚军,楚昭王熊珍被逼离开楚都郢,次日吴军即攻入郢[注 50],而楚昭王先逃至郧国,再逃至随国;在随国的楚昭王派申包胥赴秦告急求援:“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但秦哀公拒绝出兵,申包胥为之哀悼哭泣绝食七日,促使秦哀公决定派兵五百乘救楚。
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六月,在楚秦军自稷地出发,与楚军联合大败吴军于沂地,之后楚国新令尹熊申(子西)亦大败吴军于军祥,七月,楚、秦联军攻灭唐国,九月,吴王姬阖庐之弟夫概在吴国自立为王,被吴王派兵攻败,夫概不得已投奔楚国,这次吴国内哄削弱了吴军战力,随后吴军虽在雍澨击败楚军,但旋又被秦军击败,吴军退屯于麇地,楚军以火攻在麇地击败吴军,之后楚军在公婿之谿再次击败吴军,此战后吴王率军退还吴国,吴楚大战结束,十月,楚昭王重返郢城。
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秋,秦哀公卒,公位由其孙继任,为秦惠公。
自棫林之战后特别是第二次弭兵之盟后,秦国遂渐停止了争霸中原的举动而偏安一隅,在秦恵公时期仍然如此,周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92年)十月十二日癸卯,秦惠公去世而其子继公位,为秦悼公,秦悼公治秦十四年,期间吴国争霸中原诸侯,在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会盟一度挑战晋国盟主地位,旋因越王姒勾践起兵攻吴,攻破吴都姑苏,终结了吴国的霸业,至同年冬吴、越两国结和后越军才退出姑苏,此后吴弱而越强;秦悼公卒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其子继公位为秦厉共公,两年后的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王姒勾践发起灭吴之战,围困姑苏,两年后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卯,越军攻占姑苏,随即攻并吴国
秦国在秦厉共公治下再次强大起来,周贞定王八年(公元前461年),秦厉共公派兵二万攻灭盘踞王城的大荔邦[注 53],四年后(公元前457年)又亲领兵攻打绵诸戎邦而回,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秦厉共公派兵攻伐义渠王国,摧毁义渠军俘虏义渠王,沉重打击义渠戎部落的实力;同一时期,晋国四大家族陷入互相倾轧的内斗,其中又以智氏最强,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智氏联合魏氏与韩氏出兵围攻赵氏首领赵无恤于晋阳,不料魏氏、韩氏暗通赵无恤,突然反攻智氏,赵、魏、韩三家攻并智氏,次年及五年后分别有智氏族人智开、智宽带着追随者投奔秦国,而齐国姜氏大权旁落,由田氏执掌齐政,楚国在楚惠王熊章治下风头正盛,在周贞定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攻灭蔡国,隔年又灭杞国,可谓当时诸汉最强大的邦国。
周贞定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43年)秦厉共公逝世,其子继公位为秦躁公,自此秦国再次陷入衰弱期,秦躁公继位的第二年,南郑发生叛乱,汉中盆地随之落入古蜀国手中,十一年后(公元前430年)义渠王起兵攻秦,杀至渭水北岸劫掠而去,周孝王十二年(公元前429年)秦躁公卒,其子不得继公位,公位由秦躁公之弟接位,为秦怀公,但四年后秦怀公被以庶长鼂为首的臣下逼迫而自杀,因为秦怀公之子昭子早死,因此臣下拥立昭子之子继公位,为秦灵公;在秦国衰弱时,晋国魏氏势力在其首领魏斯领导下正蒸蒸日上,西渡黄河向西扩张,周威烈王八年(公元前418年)魏氏在黄河西岸少梁筑城,秦国遂出兵攻少梁,但并未能取胜,次年魏氏完成少梁城,下一年,秦国在少梁以北的籍姑筑城,同年秦灵公卒,但其子嬴师隰未能接任公位,反而是昭子之弟被拥立为秦公,即秦简公,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413年)魏斯发兵攻秦,晋军西佂,在秦境郑地大败秦军,次年魏斯派其子魏击攻克繁庞,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魏斯再派兵攻秦,令晋国在关西平原部拓展大片领土,为巩固河西领土而增筑临晋、元里等城邑,次年,晋军再次兵临郑地而回,又增筑洛阴、合阳两城,秦简公在同年“堑洛”在北洛水设立防线又于北洛水西岸建立重泉城以对抗北洛水东岸的晋国,五年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封建赵氏、魏氏、韩氏三家为诸侯国,晋国领土几被三家瓜分殆尽,由此赤县神洲进入内竞最激烈的战国时代。
周安王元年(公元前401年)秦简公派兵攻魏,至阳狐而还,六年后(公元前395年)派兵西征攻灭绵诸邦,再四年后(公元前391年)派兵攻韩国宜阳地区,攻取六座城邑而还,翌年又派兵攻破魏国武城,同年齐国亦攻魏,取襄陵而去,接着次年秦简公派兵攻魏国阴晋,不克而还,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秦简公派兵攻古蜀国,收复南郑汉中之地,但旋又失陷,同年秦简公过世,其子年幼继公位为秦出公,同年赵、魏、韩三诸侯出现君位更替,新君登位,次年田氏代姜成为齐公,又次年(公元前384年)秦庶长改迎立秦灵公之子嬴师隰即秦公位为秦献公,秦出公及其生母皆被庶长改所杀害,从秦献公开始,秦国再度崛起。
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建立栎阳城并将秦都从雍城东移至栎阳。
周烈王二年(公元前374年)秦献公设立栎阳县,同年,周王派太史儋入秦视察。
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魏侯魏罃与韩侯韩若在宅阳会晤,实现魏、韩同盟,同年秦国与魏国在洛阴爆发战争,秦军击败魏、韩联军,隔年(公元前364年)秦国与魏国在尧门山(石门山)一带开战,秦军击败魏军,魏军战败损失六万人,其胜负震动中原,周王因之派使赐黼黻礼服予秦献公以祝贺胜利;同年魏侯将魏都从安邑迁至大梁。
周显王七年(公元前362年)秦献公派庶长国领兵攻魏,深入魏境进攻少梁城,魏侯派大子及公孙痤领兵援助少梁,秦军大破魏军,俘获魏国大子及魏将公孙痤而去,同年秦献公去世,其子嬴渠梁继公位为秦孝公。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为复兴秦国,颁布求贤令:

同年秦孝公派兵东攻魏国围陜城,不克而还;又派兵西征獂戎,大破獂军,斩杀獂王而攻灭獂戎邦国。[注 52]

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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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来自卫国的公孙鞅建议下,决定进行变法,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执行对秦国制度进行大规模变革,强化政府对原华夏秦部平民的控制、尊崇立有军功之人士使其享有相应的爵秩、禁止没有军功在身的公族宗室权贵享有爵秩、织耕多出帛栗者可免除徭役等等,促使秦部民对秦侯与官僚系统的服从及以帛粮自足、以军功为实现阶级流动的主要路径来提升秦国的总战力,从上而下的改革历经三年后,开始初现成效,秦国境内“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而秦部民“勇于公战,怯于私鬬”。[注 55]
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侯魏罃在杜平会晤,但第二年秦孝公乘魏国派兵攻赵之际,出兵攻魏,在杜平附近的元里一带大破魏军,进而攻取少梁,次年秦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大良造,统兵攻魏,东渡黄河围攻魏国旧都安邑,将其逼降。
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营建咸阳城,并移都于此,又将国内秦部民大小聚落各自合并,共为41个县,同年秦孝公在彤地与魏国使者会晤,两国讲和。
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因应秦国复兴东进破魏,周王派使入秦祝贺(致伯),次年魏侯借朝觐周王之名召集宋、卫、邹、鲁、陈、蔡等十二诸侯大会于逢泽,秦孝公派公子嬴少官领兵赴会,魏侯率诸侯在孟津朝觐周王。[502][503]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秦孝公派公孙鞅率兵进攻魏国的河西地区,公孙鞅透过诈和诱骗魏军主帅公子卬会盟讲和,发动伏兵突袭俘虏公子卬,进而打败魏军,魏侯被迫向秦国求和,公孙鞅因功而被秦孝公封建商、于等15座城邑之地。
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派兵攻魏,在魏境岸门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不久后秦孝公去世,其子嬴驷接任秦侯,因变法以致利益受损的反对派乘机向新任秦侯诬告公孙鞅谋反,嬴驷听从诬告,派人去缉捕公孙鞅,公孙鞅被迫流亡魏国,但被魏国拒绝,于是公孙鞅返回商、于封地,召集封地兵力北上咸阳,嬴驷亦派兵对抗,双方大战于郑县,公孙鞅所部败北,在逃亡途中被杀,嬴驷对其遗体执行车裂重刑,以警告境内“莫如商鞅反者”。
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周王派使入秦祝贺嬴驷继侯位。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周王派使将祭祀之胙肉分赐秦侯。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魏国将阴晋一带割让予秦国,秦国将其更名为宁秦。
周显王三十八年(公元前331年)秦侯派兵攻魏,击败魏军,俘获魏将龙贾。
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魏国将黄河以西的关西平原之地(魏西河郡)割让给秦国,但并未能实现秦、魏和好,同年,秦军东进攻魏,围攻焦、曲沃两城,至次年两城降秦,秦军东渡黄河攻取汾阴、皮氏,在秦军攻势的同时,秦侯嬴驷与魏惠王魏罃在应地会唔,但两诸侯未能实现和解,第二年,秦军又渡黄河攻入吕梁山,逼降蒲阳城,魏军兵败如山倒逼使魏惠王将上郡全境割让给秦国,至此实现秦、魏停战,两诸侯国以黄河为界。
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秦侯将焦及曲沃归还魏国,曲沃西侧的函谷关成为秦国的新东界。
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四月初四戊午,秦侯嬴驷称王,为秦惠文王,秦国自此由周王辖下的诸侯国而成为与齐、楚、魏、韩同等的原华夏诸王国一员。


王国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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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显王四十五年(公元前324年),因应去年自立为王,嬴驷将秦国的本年纪元改作王元年,即秦惠文王元年,同年派兵攻魏,攻取陜地。
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齐、燕五国联合攻秦,是为第一次合纵攻秦,秦王派王弟庶长嬴疾迎战,秦军在韩境修鱼大破联军,韩将申差被杀,赵国公子渴、韩国太子奂被俘虏。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古蜀王因苴侯亲巴而发兵攻苴,苴侯流亡巴国,巴王因之向秦国求援,秦王遂派张仪、司马错等统兵南下攻蜀,秦军在葭萌击败古蜀王的大军,秦军深入在武阳击杀古蜀王,继而平定古蜀全境,不久之后,张仪统兵攻巴,俘虏巴王灭亡巴国,同年秦国派兵攻赵,取得在吕梁山脉之西阳(中阳)城及汾水东岸的中都城。
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秦王派弟嬴疾率兵围攻魏国的焦邑,将其逼降,同年秦王又派兵攻韩,大败韩军于韩境岸门;秦王封其子嬴通国为蜀侯,任命陈庄为蜀相,就任治蜀。
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13年),秦王与魏襄王魏嗣在秦境临晋会晤,实现秦、魏两国停战,同时又派王弟嬴疾领兵攻赵,攻取蔺邑,俘虏赵将赵庄;另一边秦王派张仪使楚国,以“商于之地方六百里”诱骗楚怀王熊槐与齐国绝交,令楚、齐交恶,齐宣王田辟疆为了对抗楚国,转而与秦国结盟,楚怀王发现上当后大怒起兵攻秦。
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春,楚怀王派大将军屈匄统兵攻秦,但被秦将庶长魏章及嬴疾率兵大败于秦境丹阳一带,屈匄等七十多名楚将被俘,秦军乘胜攻取楚国的西城(安康盆地)及上庸地区;楚怀王闻败讯后恚怒不已,遂举国之力集结大军攻秦,这一次楚军攻破武关尽取商、于之地,继而北上逼近关西平原兵临蓝田县,秦军在蓝田峣山一带大败楚军,楚军战败的消息传入魏、韩两国后,魏、韩趁机联合攻楚,联军攻入南阳盆地,兵锋直抵邓邑,逼使楚军退出秦境回防南阳,于是除了西城外,领土回复秦、楚大战之前的形势。
秦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秦王为与楚国恢复和好,打算归还西城及上庸之地,但楚怀王声言“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自愿使楚,在张仪操作下成功令楚怀王忘却被骗之仇并促成秦、楚两国“合亲约婚姻”结同盟;蜀相陈庄发起叛乱,杀害蜀侯嬴通国,但咸阳尚未来得及反应,秦王嬴驷去世,其子嬴荡继承王位,为秦武王。
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秦王在秦境临晋会晤魏襄王,同年平定陈庄之乱。
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南方,秦王封兄弟嬴恽为蜀侯就国;在东方,秦王在秦境临晋郊区会晤韩襄王韩仓,但秦、韩和好不久,秦王声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同年秋,秦王派大军攻韩之宜阳,次年秦军击破韩军,攻取宜阳城并北渡黄河在韩境武遂筑城,又派嬴疾以兵车100乘东入周王畿会晤周王赧王,不料秦王在与宠臣孟说比赛举鼎时,因失手导致胫骨断裂受伤,延至八月,秦王因伤重不治身亡,咸阳迎来在燕国为质的秦王异母弟嬴稷入秦为王,即秦昭襄王,时年十九岁,其生母芈氏为宣太后。
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秦王将武遂归还韩国。
秦昭襄王二年(公元前305年),以庶长壮、桑君为首的大臣及王室成员甚至秦武王的生母惠文后与秦武王的王后悼武后皆参与发起叛乱以图废黜嬴稷的王位,最终被秦王敉平,除了惠文后被赐死及悼武后流亡魏国外,参与者皆被诛杀。
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秦王在秦境上庸之黄棘会晤楚怀王,后来就将上庸归还楚国。

相关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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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6]



嬴秦政权地方主要城邑遗址
王朝各部落分布
城邑位置 部落 己知面积 年代 备注
甘肃省礼县四角坪遗址 古华夏 约0.02km² 战国时代~秦代 不适用


[注 57]

早期文献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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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遗存至今的专门记述史事的早期文献最早只到东周时代,例如《左传》,约成书于战国初期,但其据以记载春秋史事的材料,则可能追溯至春秋时代,即使是较《春秋》晚成书的《国语》,亦可能是以春秋时代遗留至当时的史料编辑而成。又如《诗经》、《逸周书》、《山海经》、《尚书》、《世本》都是成书于战国秦汉间,个别篇章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乃至西周时代,疑古论以很多晚出文献内的人物及事迹在早期文献内没有记载为由,认为都是后世伪造出来,又提出“古史层累说”,这种观点就如同过去有声音指出是滥用默证,也提出"古史层累遗失说”。认为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 在此引张荫麟的一段评论来说明疑古论的问题:

“ 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存在。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全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况下,默证不能有效;必根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甚远。”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当然,要求“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全未失而后可”是难以做到,但历史本来是一分材料一分货,要求理论假说于史有征是基本要求,即使要作出推测猜想,其推测猜想也不应该完全偏离史料。 有观点认为《诗经》提到“维禹”,但没有“夏禹”,所以禹与夏无关,将禹与夏联系起来只是“战国伪史家”捏造出来,又谓禹只是上古的一个神,后来才被人格化。然而《诗经》这类早期文献没有提到“夏禹”就代表禹与夏无关?《诗经》也没有“商汤”、“商纣”、“周文”、“周武”等记载,难道汤、纣、文王、武王就与商周没有关?至于以禹的功绩是敷土、旬山、息壤等认为禹最初是一个神,其论证薄弱,就如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来描述孔子,孔子最初是一个神?与其说禹由神到人,不如说是相反,如同孔子一样,禹最初是上古一个重要人物,但经过一千多年的美化渲染,加上距离时代越远记忆越模糊,才令禹出现神格化的迹像,关羽又是一个例子,原来是刘备的一名将军,地位只是汉寿亭侯,经一千多年的美化渲染,至万历年间,居然号称“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所以即使禹以息壤止洪水,也不代表只是一尊神而不存在其历史原形的人物,相比而言,说在西周时代,禹已经有神化迹象才谨慎的推测,至于公元前21世纪是不是真有禹其人及禹是否夏王朝的建立者,基于“一分材料一分货”,在没有任何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文字证据的情况下,神话仍然是神话、传说仍然是传说,不应该武断地一概否定,将神话及传说视为虚构的产物从而抹去上古史,这已不是疑古,而是灭古[注 58],疑古疑古,“疑”即是神话及传说仍然具有部分真的可能性,信者传信,疑者从疑,就像藏族史的“天赤七王”,是信史之前传说时代的历史,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又所谓“战国伪史家”伪造论,这完全是臆想,所谓伪造,就是无中生有,说诸子百家对五帝尧舜禹有所美化夸张渲染则可,如说凭空创作则否,从百家争鸣的情形来看,只会成为被别人攻击的一个弱点,即使伪造出来,最终只会被敌国或敌对派别所揭穿,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是不存在伪造的客观条件。

采用默证即使不要求“所有记录均保全未失而后可”,至少也要当时重要史事均经记录下来且有大量记录全而未失才可,商代以前历史的早期文献记载稀少且零碎,也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遗存,所以对此的默证运用必须要更慬慎,小心假设,小心求证。假如去证明一个人有罪(比如造假),举证是控方的责任,其证据必须构成闭合性证据环,不存在其他可能,才能断定伪造是事实,否则伪造说只是一个激进的假想。

又有观点以考古文化来否定黄帝、五帝、尧舜的存在,但所谓考古学文化,是用陶瓷等锅碗瓢盆的形态差异来区分不同的文化,问题是这些陶器群的差异是不是必然等同人群的文化差异?又商周以前部落林立,黄帝、尧舜禹都只是部落联盟的共主,不同的部落之间的文化有所差别是很正常的事,就如现在有的民族半农半牧,因而令同一民族内部因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自然环境而产生文化有所差异的群体(例如同属希腊民族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这种不同甚至催生族群内部的地域歧视),且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不代表该考古学文化所属的人群必然不会隶属于黄帝的部落联盟!以二里头文化为例,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不能等同于夏王朝的势力范围,隶属夏部落联盟也不代表文化必然与河洛地区完全一样,又如《禹贡》虽然有经后人编辑的痕迹,但不能因此断定是战国时代才制造出来,至少也存在一种这样的可能性:禹贡的一些基本内容(比如涉及的地区、地区物产)最初产生于夏代,但只是口头传说,至汉字产生,能写下数百字的文章后才记载下来,到战国时代才为学者整理编排为《禹贡》。而《禹贡》内的“贡赋”可能反映的是夏代黄河流域与其他地区的来住,也可能是夏代以后的人们或战国学者对他们所见到的夏代相关史料而认定是“贡赋”,至如后世也有的政权将其他国家派使节前来视同朝贡,所以不能断定《禹贡》100%或大部分都是伪造的,而且目前早期文献讲述商代以前史迹的史料不多,对于《禹贡》这种在古代地位很重要的传世文献不应轻易否定[注 59],这种将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一律视之为编造的谎言[541],这种做法简直是不负责任。又,在上海的广富林文化(年代下限在夏代)是由在豫东皖北的王油坊类型迁移来,既然夏代的淮北与上海已有大规模的文化迁移(更可能是人群迁移所致的),加上后来二里头先民南下致令二里头文化大量南传至长江流域,例如至迟在二里头四期,二里头文化已经强烈影响了江汉平原地区[272],假如二里头人群对长江流域一无所知,又岂会南下!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夏王朝统治者(大酋长)的视线及势力范围只会局限于二里头文化之内。

汉族共祖炎黄传说的事实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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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起源多元早已有之,比如满族之布库里雍顺实仅为爱新觉罗氏一家之始祖,巴塔赤罕也非乃蛮、汪古、克烈等族群之祖先。

现代汉族父系O2a内有Oα、Oβ、Oγ三支合计占汉族男性人口约40%,其人口爆发扩张年代可以追溯至生活在仰韶时代的三位男性身上,说明汉族以三皇五帝及嬴、姜、姬等姓氏为代表的个别几名男性为血缘祖先的传说有着一定的事实支持,并非向壁虚构的,所以汉族以炎黄子孙自居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上古史本相。[注 13]

先汉相关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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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族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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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汉族部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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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史前诸部落文化
前仰韶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注 25] 分布/主要遗址[注 60] 备注
裴李岗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6479年~约公元前5000年[170] 主要分布在郑洛地区一带,遗址有百多个,大致上分布在东至杞县、项城,北至安阳、济源市,东南至信阳、潢川,西南至方城、叶县,西至卢氏、嵩县一带,围绕中岳嵩山一带向周边地区分布[553],覆盖南阳盆地,甚至渗入江汉平原[554] 不适用
老官台文化 白家村文化、大地湾文化 约公元前6000年~约公元前5000年[174][175][178] 北至陇东、陕北南缘,东至黄河,南至汉水中上游及丹江流域,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亦为老官台文化分布区,遗址有40多个[174] 不适用
磁山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6000年~约公元前5300年[171] 文化范围大致上分布在东至大海,北至永定河,南至卫河-漳卫新河,西至太行山东麓一带。遗址有9个 不适用
镇江营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4400年[179][191] 大致上分布在南至安阳、濮阳地区,北至河北省易县、北京市房山区,囊括桑干河、壶流河流域等地区[注 61] 不适用
顺山集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6200年~约公元前5500年[555]

约公元前6600年~约公元前5900年[556]

一般视顺山集一期、顺山集二期为顺山集文化,而顺山集三期则有争议
双墩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5300年~约公元前4300年[172] 不适用
仰韶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 分布/主要遗址 备注
仰韶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5000年~约公元前3000年 主要分布在东至太行山山脉、河北省邢台、邯郸、河南省濮阳、城关、周口、息县、信阳,南入湖北省枣阳、襄阳、十堰、陜西省安康、汉中,西至甘肃省陇南、甘南以至青海省民和县、循化县,北抵宁夏区固原、吴忠盐池、内蒙古区鄂尔多斯、托克托、山西省大同一线[188][189][97][98]范围,尽有陜西省、山西省,几乎整个河南省,甘肃省黄河以南地区,宁夏区南部以及内蒙古区、河北省、湖北省的少量地区。 仰韶文化族群对现代畲族、汉族、土家族、苗族的遗传成分影响巨大[13]
大汶口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4200年~约公元前2600年

[557]

其文化人群采用的骨刻文符号很可能是甲骨文汉字的前身[558]
龙虬庄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4600年~约公元前3000年[559] 不适用
侯家寨文化[173] 不适用 约公元前4200年~约公元前3600年[173] 北抵河南省鹿邑县,东至安徽省含山县,西至怀宁县,南至江苏省高淳县,大致上分布在洪泽湖以西、大别山以东之间的淮河流域[注 62] 其刻划符号很可能是汉字的起源[560]
龙山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 分布/主要遗址 备注
庙底沟二期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700年~约公元前2300年[197] 不适用
煤山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1900年[202] 分布范围大致上东至商丘、泗县,最东直至江淮平原东部,可能濒临大海,南至大别山北麓,尽有江汉平原,向西抵三峡,囊括南阳盆地,北至开封、郑州、嵩山一线以南,相关遗址有133个[注 29] 中国河南省龙山时代住民相比起仰韶时代的当地住民,对现代畲族、土家族、苗族,特别是对汉族的遗传成分影响更巨大[13][14]
王湾三期文化[注 27] 不适用 约公元前2400年~约公元前1760年[561] 位于煤山文化以北,囊括洛阳盆地,东至贾鲁河,西至崤山、熊耳山,北至王屋山、太行山一带[562]
陶寺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1900年[223] 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北至太岳山一线,南尽峨嵋岭,西起吕梁山-火焰山,东临沁河,相关遗址有256个 不适用
三里桥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1900年[563][197] 崤山以北、渑池以西、华山以东、峨嵋岭以南是主要分布区 不适用
后岗二期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600年~约公元前2000年[564] 不适用
客省庄文化 不适用 约公元前2400年~约公元前2000年[565] 分布在东起黄河、西到甘肃天水、北抵陕西长武、南达陕西户县的关陇地区,相关遗址有82个 不适用
二里头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 分布/主要遗址 备注
二里头文化[注 37] 不适用 约公元前1870年~约公元前1530年[242]

约公元前2000年~约公元前1500年[242][302][570]

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人群的遗传成分对现代汉民族影响最大,奠定现代汉民族的遗传结构[14]
下七垣文化[注 38] 先商文化[576][577][578][579] 二里头一期~二里头四期[注 38][242] 文化分布北尽南拒马河,南至古黄河-泌水一线,向东不过古黄河,西背太行山脉东麓 不适用
岳石文化 不适用 二里头二期~殷墟一期[241][580] 不适用
二里岗时代
称谓 别称 起讫年代 分布/主要遗址 备注
二里岗文化文化[注 10] 早商文化


[注 63]

三代王室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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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氏
有崇氏高辛氏
姒姓氏族
大禹
子姓氏族

初代后稷

(1)
姒启
昭明
(2)
姒太康
(3)
姒中康
相土
(4)
姒相
昌若
(5)
姒少康
曹圉
姒无余(6)
姒杼
(7)
姒芬
王亥
(8)
姒芒
上甲微
(9)
姒泄
报乙
(10)
姒不降
(11)
姒扃
报丙
(13)
姒孔甲
(12)
姒廑
报丁
(14)
姒皋
主壬
(15)
姒发
主癸
(16)
姒履癸
(17)帝成汤
子履
太丁(18)帝外丙
子胜
(19)帝中壬
子庸
(20)帝太甲
子至
末代后稷
不窋
(21)帝沃丁
子绚
(22)帝太庚
子辨
(22)帝小甲
子高
(23)帝雍己
子伷
(24)帝太戊
子密
公刘
(25)帝中丁
子庄
(26)帝外壬
子发
(27)帝河亶甲
子整
庆节
(28)帝祖乙
子滕
皇仆
(29)帝祖辛
子旦
(30)帝沃甲
子逾
差弗
(31)帝祖丁
子新
(32)帝南庚
子更
毁隃
(33)帝阳甲
子和
(34)帝盘庚
子旬
(35)帝小辛
子颂
(36)帝小乙
子敛
公非
(37)帝武丁
子昭
高圉
(38)帝祖庚
子曜
(39)帝祖甲
子载
亚圉
(40)帝廪辛
子先
(41)帝庚丁
子嚣
公叔祖类
(42)帝武乙
子瞿
古公亶父
(43)帝文丁
子托
太伯虞仲季历
(44)帝乙
子羡
姬昌
子开子衍(45)帝辛
子受
杞国
东楼公
武庚
  1. 1.0 1.1 1.2 1.3 基于位置远离夏后氏起家之地,姒无余成为当地酋长更可能是当地氏族与夏后氏联姻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姒无余的后人遂步迁移至宁绍平原,殷革夏后,夏王姒履癸就南奔至南巢。夏代中原地区的原始瓷器就是由浙南闽北地区出产[267],至迟在公元前24世纪就已有少量中原移民定居在上海市境内[268]
    张科根据对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及荆州市荆州区荆南寺遗址出土的陶器形态差异研究而判断两地皆有商部落人口定居,只是商部人在盘龙城与土著人融合而在荆南寺则与土著人相对疏远。[269]
    湖南省各地历年出土不少商周青铜器,黎海超、崔剑锋与盛伟对宁乡市炭里河和长沙市望城区高砂脊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研究,铅同位素分析发现逾三分之一青铜器是来自中原地区,支持晚商时代中原流亡者携带青铜器南下湖南省的结论[270];孙明分析沩水流域在1938年至2012年间出土了数十件从殷墟一期至春秋时代中期的青铜容器,指出当地这些青铜器的出现是来自中原地区商周部落流亡者带来的[271]
    所以伊洛盆地、关西平原、黄淮等中原地区与宁绍平原、太湖平原等江南地区两地之间的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人员往来是极有可能之事[272],自淮河一带向南跨过长江越过江东平原就到达宁绍平原,不论分封、流放或联姻,对于夏后氏王室成员或夏部落民众来说是有能力达成的。
    夏代中原核心地区人口可以迁移入宁绍平原、商代来自商王畿的商部落人口可以迁移往长江中游北岸一带定居甚至在商末南迁入沩水流域,那商末周初来自周原地区的华夏流亡者迁移入太湖平原亦不足为奇,鲁襄公、楚令尹子西、子服景伯、伍子胥、吴王姬夫差等权贵皆以吴国王室源自姬周王室为事实。[108][233][273]
    现代南部汉族皆是由南下的原华夏部落(中原人群)与先秦时代古南方部落融合而成,与北部汉族在遗传上有密切关系,甚至南北汉族之间父系遗传及母系遗传差异距离皆小于南北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274]
    比如贵州省汉族的全基因组带有逾50%以龙山时代周口市平粮台(Pingliangtai_LN)及禹州市瓦店(Wadian_LN)为代表的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YRB)[275]
    比如疍家汉族的基因组就带有约30%~91%以仰韶时代灵宝市晓坞遗址(Xiaowu_MN)为代表的黄河中游粟黍农民(即原华夏部落)相关血统[276]
    比如族内最为疏远的支系部落广西区汉族(GPH)的基因组主要也是由携带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南下的少数中原部落移民(约25%或以上)与多数古百越部落先住民共融形成[277]
    佐证汉民族主要起源于中原的黄河中游原华夏及南方的古百越这两大原住民部落,由原华夏主导融合形成于约公元1世纪的单一独立民族(ethnic)。
  2. 2.0 2.1 2.2 先秦“华夏”最初仅为周王室及其姻亲集团的代称,华夏只是周王室集团及其部民的自称,只有遵周礼,特别是属于周天子“母弟甥舅”之诸侯国人才能归类为诸华、诸夏,而不遵守周礼、不尊重周天子、更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诸侯国君民则被视为“蛮夷戎狄”[124][147]
    比如《公羊传》在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因为秦国发动殽之战而贬称秦国为“夷狄”;在鲁昭公二十三年(前519)提出“中国亦新夷狄”[148]
    比如《穀梁传》因为卫国在鲁隐公七年(前716)强行劫掠出使鲁国而归的王臣凡伯而一度被称为“戎”[149];在鲁庄公十年(前684)因为楚国打败蔡国而贬称楚国为“狄”;在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因为秦国发动殽之战而贬称秦国为“夷狄”;在鲁成公九年(前582年)称莒国“虽夷狄,犹中国也”;在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因为晋国攻打鲜虞而贬称晋国为“狄”;在鲁定公四年(前506)因为吴军在楚都郢的恶行而贬称吴国为“狄”。[150]
    杞国是夏后氏后裔,《左传》却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一度称杞国为“夷”[19]
    纵使是源自周王室的吴国[注 1],称王(不守周礼)的举动,一样被视为“蛮夷戎狄”,可知先秦之蛮夷狄戎是以政治立场来划分,彼时文化制度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所谓华夏者即中国,是指以姬姓为首的周之诸侯国[5],也即“兄弟之国”、“兄弟甥舅”、“王之亲姻”[19][151],身份是华夏中国还是蛮夷戎狄,是依据诸侯的政治行为褒贬而变化。
    按《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据《孟子注疏》解释孟子之所以说是舜是东夷人,是“以其地在东方,故曰东夷之人”,同样也是因为周文王“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终始之地与文王所居终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远,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后有千二百歳之久,其皆得志行政于中国以致治如合其符节有周而无异,一为先圣于前一为后圣在后,其所揆度则一而无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即只是因为舜地处中原东部、周文王地处中原西部,才称其为东夷人(东方人)、西夷人(西方人)。故此“夷”并非少数民族的代名词,从传说来看,舜、周文王皆是黄帝后裔,当然不可能是非汉或非华夏人群,孟子之“东夷”、“西夷”,仅是指诸冯、负夏、鸣条以及岐周、毕郢这分别位于东方和西方的地区,将此处“东夷”、“西夷”视同非华夏人群或非汉族的代称只是后人的误解,将先秦之蛮夷戎狄诸部落刻舟求剑地等同于汉晋之五胡诸民族,这个误解也成为外来民族征服汉族地区后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借口,以忽视征服战争对汉族社会伤害及淡化外来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不平等待遇。
  3. 3.0 3.1 3.2 3.3 3.4 人类血统相当于基因组(genome),但不同的父系或母系并非民族及种族身份的绝对标签,比如一名白种男性和一名黑种女性生育男性后代,每一代男性皆与黑种女性通婚,其男性后代虽带有来自白种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遗传成分皆与黑种男性无异,难道还可视为白种男性?反过来亦一样,带有非洲父系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男性难道还可视为黑种男性?故此分属不同人种的民族身份确立首要看外貌肤色之差异,其次同一人种或相近外貌肤色的人种则视民族血统之有无,具体血统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设定甚至可以选择性吸纳某些个体的同时拒绝另一些个体,符合前述两项条件后则视个人意志的选择,如此,民族身份遵从血统原则具备稳定群体身份的同时仍可带有一定个人选择的弹性,然而没有文字、没有可信文献纪录之史前时代人群身份,其身份应依其后裔子孙之族属而归类,以免割裂对立信史之民族与其祖先人群的亲缘联系。
    民族(Ethnic Group)的人群起源时代与身份形成时代未必一致,以汉族为例,其民族是由新石器时代居于汉洲大地以原华夏部落为代表的主要黄河中游血统及以百越部落为代表的次要古南方血统之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先秦时代居于黄河中游人群之东、北、西诸氏族部落彼此都部分共享黄河中游血统,皆可归为古华夏诸部落之一
    先秦夷部落主要聚居在青兖徐三州。
    根据济南市章丘区的大汶口文化焦家(jiaojia)遗址的21个个体全基因组分析,焦家人群带有约57.6%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MN)[425]
    根据一项对山东省Liulin_MDWK(邳州市刘林,3)、Ercun_MLDWK(沂南县岸提二村,1)、Xixiahou_MDWK(曲阜市西夏侯,4)、Fujia_MDWK(广饶县傅家,10)、Wucun(广饶县五村,5)、Dawenkou_MDWK(泰安市大汶口,3)、Sanlihe(胶州市三里河,6)、Wutai(烟台市五台,7)、Chengzi(诸城市呈子,2)、Liangchun(临淄市两醇,3)、Fengshan(滕州市封山,1)、Xisanjia(龙口市西三甲,5)、Dongkangliu(枣庄市东康留,3)、Xujiaying(济宁市徐家营,3)、Xiyanchi(临沂市洗砚池,2)、Dongxiaogong(滕州市东小宫,2)、Jianyaomiao(邳州市煎药庙,1)、Dongguandongnan(莱州市东关东南,3)等18个遗址合共60多个个体的基因组(genome-wide)研究,依年代划分为大汶口文化组的刘林、岸提二村、西夏侯、傅家、五村、大汶口、三里河、五台等8个地点;龙山文化组的五台、三里河、呈子3个地点;Shandong_3k(3000年前山东组)的呈子、五村、两醇、西三甲、东康留5个地点;Shandong_2k(2000年前山东组)的封山汉墓、西三甲、徐家营汉墓、洗砚池晋墓、东小宫汉墓、煎药庙晋墓等6个地点;Shandong_1k(1000年前山东组)东关东南宋元明墓地1个地点,共5个年代组,其中大汶口文化组可分为三个亚群:分别是西夏侯与岸提二村的大汶口文化黄河中游亚群(Dawenkou_YR);傅家、五村和大汶口的大汶口文化狩猎采集者亚群(Dawenkou_HG);五台与三里河组成的大汶口文化南东亚亚群(Dawenkou_SEA),其中大汶口文化黄河中游亚群带的基因组带有100%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YR_MN),大汶口文化狩猎采集者亚群带有以博山(Boshan)及小荆山(Xiaojingshan)为代表的9~40%狩猎采集者血统及59~90%以大汶口西夏侯人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大汶口文化南东亚亚群带有15~17%%以福建省昙石山(Tanshishan)及溪头村(Xitoucun)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及82~85%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而刘林遗址人群带有54~87%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10~17%古南方血统、26~35%狩猎采集者血统,平均而言,大汶口文化组带有58.6~100%黄河中游血统。
    龙山文化组的三里河及呈子人群带有100%大汶口三里河人群血统,即带有约73~85%以大汶口西夏侯人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而五台人群带有85.2%大汶口傅家人群血统,即带有略多于一半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
    Shandong_3k组依据其黄河中游血统的来源可细分为三个亚群,分别是东康留与两醇带有100%来自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的亚群1;五村与呈子带有46~70%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及29~53%三里河、呈子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人群血统的亚群2;西三甲带有100%来自龙山三里河人群血统的亚群3。
    现代山东省汉族基因组带有100%来自Shandong_2k组或Shandong_1k组的血统,另外,黄河中游人群血统影响了齐家文化人群及庙子沟文化人群约80%血统、影响石峁文化人群约79%血统、影响西辽河红山文化人群约60%血统、影响哈民忙哈文化人群约24%血统,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历史匈奴、鲜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统对山东省汉族血统的影响微不足道。[426]
    接着根据对河南省禹州市瓦店(Wadian)、叶县余庄(Yuzhuang)、登封市王城岗(Wangchenggang)、山东省邹平县丁公(Dinggong)、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Chengziya)等五个遗址人群的分析,依年代划分为龙山时代丁公人群、龙山时代余庄人群、龙山时代瓦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及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等七个年代人群,其中龙山丁公人群又分为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龙山丁公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龙山丁公o1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龙山丁公o2组)等3个组,其基因组显示,龙山时代丁公组带有51.2%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流域栗黍农民血统(YR_MN),龙山丁公o1组带有46.4%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龙山丁公o2组和大汶口西夏侯人群(Xixiahou_LDWK)、大汶口岸堤二村人群(Ercun_MLDWK)同样与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相同具有基因同质性,龙山余庄人群带有100%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与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具有基因同质性,Chengzi_LS(龙山时代呈子人群)带有73%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龙山瓦店人群带有约85%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及15%以阿美族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二里头时代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带有85%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带有91%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及9%以阿美族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龙山时代瓦店人群、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和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与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N)具有基因同质性,二里头文化人群与岳石文化人群具有相对的基因同质性(genetic homogeneity);Shandong_3k(3000年前山东组)的五村(Wucun)人群带有92%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Shandong_3k组两醇(Liangchun)人群、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皆是100%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的直系后代(direct descendants)[427]
    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Qinwangzhai)的郑州市站马屯遗址人群(Zhanmatun)基因组(genomes)显示其与以灵宝晓坞(Xiaowu)、荥阳汪沟(wanggou)、三门峡仰韶村(Yangshaocun)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人群具有基因同质性(Genetically Homogeneous),同时也与山东省曲阜市的大汶口文化西夏侯遗址人群(Xixiahou)具有基因同质性[428]
    根据一项对山东省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不同时代遗址人群的基因组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汶口文化的济南市Jiaojia焦家(44~49%)、邳州市Liulin刘林(70~89%)、沂南县Ercun岸堤二村(100%)、胶州市Sanlihe三里河(44~59%)、曲阜市Xixiahou西夏侯(100%)、泰安市Dawenkou大汶口(100%)、滕州市GangShang岗上(86%)等遗址人群均带有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YR_MN)成分,龙山文化的济南市ChengZiYa城子崖(15%)、邹平县Dinggong丁公(47%)、诸城市Chengzi呈子(57%)、胶州市三里河(64%)同样带有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在3000年前(1950年前,Shandong_3k)的龙口市XiSanJia西三甲(81%)、诸城市呈子(72%)、广饶县WuCun五村(40%)、临淄市LiangChun两醇(100%)、枣庄市DongKangLiu东康留(100%)等地人群,以及济南市LiuJiaZhuang刘家庄(19%)、曲阜市XiChen西陈(73%)、昌邑市XinZhi辛置(17%)、淄博市TongLin桐林(35%)人群均带有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至于2000年前(1950年前,Shandong_2k)的淄博市YiXi辛店乙烯(76%)、龙口市西三甲(88%)、临沂市XiYanChi洗砚池(73%)、滕州市DongXiaoGong东小宫(74%)、济宁市XuJiaYing徐家营(100%)、邳州市JianYaoMiao煎药庙(100%)、滕州市FengShan封山(100%)及1000年前(1950年前,Shandong_1k)的莱州市东关东南(84%)等地人群仅由主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73%~100%)及新石器时代中期福建省Tanshishan(昙石山)人群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0~26%)组成,与同样由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82.6%)及以新石器时代中期昙石山人群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17.4%)组成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相似,研究指出大汶囗时代山东省人群的基因组约一半已受到来自黄河中游人群的影响但主要局限于山东省内陆地区,龙山时代已存在于山东省内陆地区的黄河中游血统向省内各地扩散,影响不再限于内陆地区,进入商周历史时代,黄河中游血统持续增加成为当时山东省人群最主要的血统,根据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Wenshaobei(闻韶北)西汉时代人群的基因组分析,发现分别带有80.7%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及19.3%以新石器时代中期昙石山人群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与现代山东省汉族人群带有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82.8%)及古南方血统(17.2%)比例相似,两者之间共享share a core genetic foundation(同一个核心遗传基础)。[429]
    战国时代~东汉时代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青蓝府(Qinglanfu)墓地人群的基因组显示,带有超过80%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MN)或100%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LN),也即青蓝府人和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之间具有基因同质性,同时青蓝府人与现代山东省汉族(Shandong Han Chinese,Shandong_HE)、河南省汉族及山西省汉族之间也具有基因同质性,可证三省汉族的遗传成分自汉代至今长达2000年的基因稳定性(Genetic Stability),另外值得留意的是,现代广东省汉族及福建省汉族皆带有约一半的青蓝府人群血统[54]
    综上,佐证仰韶时代大汶口文化受到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东扩的影响而带有大量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原华夏,下同),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焦家、胶州市三里河、邳州市刘林、滕州市岗上等地人群已带约一半同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甚至泰沂山脉西麓的曲阜市西夏侯及沂南县岸堤二村皆带有100%的原华夏血统,而龙山时代的夷部落仍带有近一半原华夏血统,比如三里河、诸城市呈子、邹平县丁公等地人群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原华夏部落在基因上有着亲缘关系,彼此为亲缘部落,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与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与龙山原华夏人具有基因同质性,至汉代山东省地区血统与龙山时代及同时代河南省原华夏血统基本相同,所以将五帝时代~秦代位于青兖徐三州之夷部落归属为类原华夏部落更能反映其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以至现代汉族之基因遗传联系。
    先秦狄部落主要聚居于冀州中北部及相邻的陜北高原地区。
    根据2022年一项对石峁、新华(XH)、寨山(ZS)、木柱柱梁(MZZL)及神圪垯梁(SGDL)等石峁文化相关遗址出土的122个个体线粒体基因组(mitochondrial genomes,mtDNA)分析,发现龙山时代石峁文化人群主要是来自仰韶时代当地人群的延续,石峁文化人群与同时代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关系密切,其中又与陶寺文化人群最密切,与达斡尔、蒙古、维吾尔、藏等现代民族相比,石峁文化人群与现代汉族遗传关系最近,在汉族内则与北方汉族最近[430];一项对龙山时代神木县石峁(Shimao)、襄汾县陶寺(Taosi)、延安市芦山峁(Lushanmao)三个遣址出土个体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三处人群虽受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阿穆尔河血统(AR_EN)成分影响,但仍以土著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仰韶原华夏)血统(YR_MN)为主,石峁人带有90~92%、陶寺人带有81~93%、芦山峁人带有83~88%仰韶原华夏成分,相比起与石峁遗址同一考古学文化位于石峁以西约35公里的神木县大保当镇神圪垯梁遗址(shengedaliang)人群带约77~79%仰韶原华夏成分,石峁、陶寺及芦山峁含有更高比例的仰韶原华夏血统,研究又发现陶寺中期大墓ⅡM22的墓主(编号TS)父系属O2a2b1a2a1a−F46(Oβ)[16],该父系出自生存于约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一名男性,占现代汉族男性约11%人口[注 13];一项对神木县大保当镇石峁文化新华遗址(Xinhua,XH_LN)及长武县周代碾子坡遗址(Nianzipo,NZP_LBIA)人群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新华人除了XH_LN_o、XH_LN_o1这两个个体带有较高比例的古南方血统外,新华人平均带有约81%仰韶原华夏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MN)或91%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LN),而XH_LN_o最高带有约41%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南方岛屿人群(China_SEastAsia_Island_LN)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及约58%仰韶原华夏血统、XH_LN_o1则带有约18%古南方血统及约82%仰韶原华夏血统,至于碾子坡人带有97.6%仰韶原华夏血统及2.4%以泰雅族(Atayal)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研究亦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内蒙古区察哈尔右翼前旗新风乡之庙子沟遗址人群(China_Miaozigou_MN)虽受到阿穆尔河血统影响但仍带有约60~72%仰韶原华夏血统,可见以中原血统(Central Plains ancestry)为主要成分之先秦部落人群广泛分布在阴南丘陵、陜北高原、陇东高原等地[431]
    一项综合阿穆尔河、黄河、西辽河三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出土个体的基因组研究,发现西辽河流域人群主要带有分别来自黄河及阿穆尔河的双重血统,平均而言约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人群基因组分别带有约37%来自黄河中游人群(the central plai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成分及约63%来自阿穆尔河人群成分,至约公元前1697年左右的二里头时代,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中原人群成分升至约92%,但同时来自中原人群的X染色体比例并没有如黄河遗传成分般同等上升,甚至出现占比下降,所以在这段时期有大量中原男性人群的流入辽西才导致相关遗传成分上升,近千年后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中原遗传成分降至约56%[432],可见辽西以南亦即燕山以南作为迁移必经之地的河北平原地区存在大量与黄河中游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聚居。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亦即龙山时代起,陜北高原南北的芦山峁及石峁两地人群皆带有至少70%或以上大量高比例的仰韶原华夏栗黍农民血统,甚至阴南丘陵之庙子沟人仍至少带有60%仰韶原华夏血统,而二里头时代辽西人群拥有的原华夏血统高达92%,是以将先秦狄部落归属类原华夏部落才能凸显其与先秦原华夏部落存在亲缘关系此一事实,另外,陇东高原是先秦戎部落活动地区,碾子坡人基因含有约九成仰韶原华夏血统,很可能代表先秦戎部落吸收了大量源自原华夏部落的人群。
  4. 4.0 4.1 4.2 4.3 4.4 4.5 4.6 现代有些说法称商人为“商族”、“商民族”,但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出土或传世文献皆没有此称呼,也没有留下足以作为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文字证据,极其量只是一个部族;从流传于世的传说来,虞夏商周皆黄帝子孙,也就是说,商人或商王室并不存在一个排除虞夏周而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何况,所谓夏人、商人、周人,广义上只是中原地区土著被不同氏族统治而出现的一个称呼,被夏后氏统治即为夏人、被子姓商氏统治即为商人、被姬姓周氏统治即为周人,纯属政治身份归属的称谓,政权更替并非人群更替,而狭义上的虞夏商周只是统治者氏族的称谓,所谓“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只是近代幻想出来、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群体,如同有虞氏的统治下没有“虞民族”,夏、商、周的统治亦然,晚至东周时代的中原地区人群还尚未成为民族共同体,至于其他更少文字记载的先秦“蛮夷戎狄”更不可能是民族群体,先秦所谓“蛮夷戎狄”只是相对于姬周华夏的他者,事实上,在汉民族形成以前整个亚太地区仅存在氏族部落等基层的血缘单位,不存在民族共同体这种高层血缘单位,近世西学东传而学人任意滥加“民族”之名附会上古氏族部落而不察其虚妄其弊端,以致流毒至今供养民族歧视这颗毒瘤,这正正需要今人对此保持警惕的,所以笔者以夏后氏、商氏、周氏等或夏部落、商部落、周部落等称呼先秦族群更为合理;为便于区分,笔者以夏后氏、子姓商氏、姬姓周氏等“XX氏”来指称王室或部落上层(权贵)人群,以夏部落、商部落、周部落等“X部落”来合称部落内的上层(权贵)与下层民众(部民),以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等“X王朝”来指称当时统治中原各氏族部落的最高部落王权,涵盖本部落及从属诸部落的人群与领地。
    先秦的“族”主要是指氏族、家族、宗族,商部贵族采用被今人称为“族徽”的汉字符号代表家族单位[1],如所谓“殷民六族”由六个氏族组成、“殷民七族”由七个氏族组成[2],其次是指行政单位,如《周礼地官司徒》所云“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或“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3];另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族类”初义是指氏族、家族、宗族,并非民族,在其第一次出现的语境中,仅指异姓氏族[4],可知“族”本义是指氏族、家族、宗族一类姓氏之族。
    先秦之“华夏”最初仅为周王室及其姻亲集团的代称,华夏只是周王室集团及其部民的自称,只有遵周礼,特别是属于周天子“母弟甥舅”之诸侯国人才能归类为诸华、诸夏,而不遵守周礼、不尊重周天子、更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诸侯国人则被贬为“蛮夷戎狄”,纵使是源自周王室的吴国[注 1],称王(不守周礼)的举动,一样被视为“蛮夷戎狄”[5],是以先秦之夷狄戎是以政治立场来划分,彼时文化制度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所谓华夏者即中国,是指以姬姓为首的诸侯国,也即“兄弟之国”、“兄弟甥舅”、“王之亲姻”[注 2],所谓北狄与西戎并非族群称谓,只是华夏对他者(其他政治集团)称呼,但不代表非姬姓就必然是蛮夷戎狄,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不是截然二分的,两者间具有模糊的过渡区域,周王分土封建之诸侯本属华夏,但基于姻亲远近或政治文化阵营的变动可为华夏亦可为蛮夷戎狄,比如嬴姓秦国,周桓王曾经与秦宪公联合攻打魏国,当周襄王遭受王弟姬带与隗狄部落遂出王畿后就派左鄢父向秦国求援,而当秦穆公制霸西戎诸部后就派使入秦祝贺,可见周王并不将秦国视作戎狄,又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公子姬札在鲁都曲埠聆听四方民乐时以“夏声”形容秦国音乐,显见在族群上秦部落是古华夏部之一[6];齐国虽是姜姓,但齐太公姜尚为周王朝的建立贡献尤多,享有征伐青徐二州诸侯的权力,周文王姬昌的祖母是姜姓女(太姜),所以齐公亦是“王之姻亲”而属古华夏,只是相对而言,姬姓诸侯是古华夏核心,非姬姓诸侯是古华夏边缘,而诸侯称王则摈出古华夏。
    进入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战国初后,古华夏开始超越“诸姬”,七国称王而其主要民众亦属古华夏部落[7][8],共享同一空间(赤县神州)[9][10][11],可证东周时代的华夏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正在同化黄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其他氏族部落人口正在扩张的大部落,直至华夏部落遂渐将夷部落以及一部分的狄部落、戎部落同化为华夏部落,加上南方一部分的诸越部落[12],至迟在公元前后的汉代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稳定不变的民族共同体,而发源自姬周的华夏蛮夷戎狄五部五方论被融合五部为一族的汉族继承下来并以华夏为自称,而蛮夷戎狄等称呼则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成为其他不同的新族群的他称,为区分汉族先民群体与其他民族先民群体的不同,先秦时代以商周部落为核心的人群称为古华夏,其周边四大部落可称为古东夷、古南蛮(百越)、古西戎及古北狄,以免将汉人部落与后来新的蛮夷戎狄族群混为一谈。
    虽然前有春秋时代的诸戎、诸狄部落入居王畿核心伊洛盆地,后有两晋南北朝时代五胡攻侵中原,但在血缘上,现代汉族主要是从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中原古人繁衍而来[13][14],特别是中原核心地区的河南省汉族至少从西周时代起便一脉相承至今,北亚蒙古人和印欧人种的影响微弱[15],可见先秦诸戎与诸狄的影响如果不是被人口众多的古华夏部落冲击得近乎消失就必定是与古华夏部落共享相近的亲缘血统;石峁文化人群的mtDNA与同时代黄河中游流域居民及现代汉族最接近,其全基因组含有81%~93%的仰韶时代黄河流域粟黍农民血统[16];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辽西人群基因组含有约36%的中原遗传成分,在二里头时代辽西人群所含有的中原遗传成分占比上升至92%,至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辽西人群基因组仍含有约52%的中原遗传成分,可见辽西以南地区有大量与中原原华夏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部落聚居。
    加之先秦时代存在古北狄与犬戎皆是自黄帝部落分离出去[17][18]、允姓之戎是被古华夏先王驱遂至瓜州等传说[19],加上陜北高原北部、燕山南麓等中原北部皆是古戎狄部落居地,所谓的古戎狄部落——至少从陜北至燕南之间的古戎狄部落——其实是与居于中原核心地区的原华夏部落(primevalHuaxia tribe)共享相近的血统,即同源异流的不同部落,而东夏之先秦夷部落亦与原华夏部落有着亲缘关系[注 3],将这些古夷戎狄部落人群称为类原华夏部落(similar to primevalHuaxia tribe)以示彼此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更为妥善,两者可合称古华夏部落(oldHuaxia tribe),而汉族就是新华夏,“新”只是相对“古”而言,实际上新华夏(汉族)已存在超过2000年之久。
    现代汉族父系O2a有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三大支系合计占汉族男性人口约40%(约三亿人),均是由仰韶时代的三个男性发展而来的[20][21],可见以三皇五帝等个别男性为民族始祖的炎黄子孙传说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汉族称得上是现代中国境内以至全人类内人口最多的单一原住民族群。
    秦汉王朝统一赤县神州打破之此前诸部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地方诸侯国在汉武帝一朝被削弱至与郡县无异,令秦、楚、齐、越等诸部落得以融合为一族,具有族称意义的“汉”最早出现在西汉时代,“汉人”可与“韩人”[22]、“莋都夷”[23]、“月氏”[24]、“槃瓠蛮”[23]等族群相提并论且汉族人成为汉王朝过百个郡国(汉地)的主要户籍人口[25],其后晋代[26][27]、南北朝[28][29]、唐代[30][31][32][33][34]、宋代[35][36][37][38][39][40]、明代[41][42]以至清末民初皆存在此族称,除此之外,华、夏亦曾长期是古代汉族的族称,另外,魏晋时代汉族建立的“魏”、“晋”及羯人建立的“赵”等汉字国号亦一度成为其政权治下汉族人群的代称之一,与“鲜卑”[43]、“羌”、“胡”[44]、“西域人”等族群并称。
    在近代以前的古代汉族人群就己经具有民族意识,比如在建安七年(202),军阀曹操麾下锺繇派傅干劝说马腾投靠曹操,就指出袁氏势力“驱胡虏以陵中国”,即借用胡兵来征伐中原只会引起我族百姓的反感,批评袁氏此举逆德无道,成功促使马腾投曹反袁[45];刘表因为袁氏兄弟内哄,在建安八年(203)分别致书袁谭与袁尚劝止[46][47],担心袁氏内哄会受到外族讥笑​;江统在元康九年(299)撰成《徙戎论》,文中担忧自东汉时代开始迁入汉洲的匈奴人、羌族、氐人等族群与我族民众发生摩擦而爆发变乱会成为汉洲甚至中原“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难以平息的大患,造成带有“华人”、“汉人”、“晋人”、“华夏”等族称的我族平民死伤无数及颠覆晋政权的危机,主张将当时“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的氐羌诸胡迁出汉洲“还其本域”以达成“戎晋不杂”、“华夷异处”,一来“慰彼羁旅怀土之思”,二来“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隔年爆发六王内战后不久就开始五胡祸华,祸乱发生后主流舆论才“服其深识”[48],《徙戎论》可谓先见之明亦是对过往内迁诸胡政策的纠错,不受多元、共融等一类高大上的主流概念蒙蔽,以迁徙隔离一劳永逸避免族群矛盾冲突爆发祸延及避免我族受到冲突影响为优先考虑才是头脑清醒,比如一代贤相魏徵[49];孔坦在咸康元年(335)指出石勒养子石聪“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的出身,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为由劝说石聪帮助代表“华”、“夏”我族的晋政权北伐中原,抗衡占据中原的异族羯人赵政权[50];永和五年(349)十二月,后赵首都邺城发生政变,羯人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被孙伏都、刘铢等人率羯兵3000伏击,但冉闵成功消灭对方,乘势掌控邺城,“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以免自己再遭刺杀,而“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冉闵察觉自己可能得不到城内民众的支持,为了辨别敌我逐向城内发布命令“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并大开城门,于是城外汉族民众涌入城内而城内以羯人为首的胡人民众涌出城外,冉闵因此明白羯人是不会接受自己掌权,遂发布诛胡令,汉官“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在后赵统治下累积的汉、胡族群矛盾迅即爆发,民族冲突令邺城一带的羯人诸胡“死者二十余万”,后赵其他地区“承闵书诛之”,借口去除平日素有积怨的“高鼻多须”胡人,后赵将领麻秋即以此诛杀另一名后赵将领王朗辖下的1000多胡兵,虽然冉闵有借助族群矛盾来掌控羯赵中央的因由,客观上亦是汉族民众对外来征服者的罕见反击,“世龙之殪晋人,既穷其酷;永曾之诛羯士,亦歼其类”,只是冉闵以臣弑君的下克上行为注定会被崇尚君臣大义的迂腐儒生所厌恶而加以污蔑;天监四年(505),梁朝准备北伐中原之际,派丘迟劝说北魏将军陈伯之归降梁朝,说词中指北魏政权为“穹庐”、“异类”、“杂种”的他族代表,以梁政权为上承周汉王朝兼“不育异类”的我族代表,向对方诉以我族感情,最后陈伯之将军显然被说动投梁[51];贞观四年(630),东突厥颉利可汗阿史那什咄苾被汉将李靖击败俘虏,东突厥有近十万男女部众向唐朝投降,唐廷中温彦博一派与魏徵一派为安置东突厥部众于汉洲北缘黄河以南鄂尔多斯沙漠(河南)或黄河以北与草原接壤的河套(河北)而争执,唐太宗决定依从温彦博的建议将安置于东突厥部众河南汉洲,其中有近五万男女居于首都长安,直至贞观十三年(639),李世民在九成宫遭到东突厥部众偷袭后,才后悔将东突厥部众安置于汉洲,表示“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遂改为依从魏徵的建议将东突厥部众尽迁至黄河以北的定襄都督府[49];上元三年(676),薛元超与唐高宗李治就将既不是我族又手持武器的异族“诸蕃”酋长视为危险的威胁[52];洪武七年(1374),洪武帝朱元璋将大明政权的建立视为“汉人故国”的复国[41]
    而我族认同是建基于血统认同之上,例如汉姓可追源自传说中的炎黄二帝[53],即反映我族身份是建基于祖先(血缘)认同,正因古来汉族社会多以祖源也即血缘关系来判断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五胡各民族才出现以我族重要历史人物为祖先特别攀附炎黄二帝为祖,由此才能合理化对中原地区及对汉族的统治权来压制质疑外族统治的思想,亦显示现代汉族与上述以汉人为自我族称的古代民族在血缘遗传及文化认同上一脉相承,至迟自2100多年前的铁器时代之始至今从未曾被外族大量融入影响,比如现代河南与山东两省汉族有着以龙山原华夏(YR_LN)为主要血统且至少可追溯至公元以前的遗传连续性(genetic continuity)至今历2000多年[15][54]​,如同“契丹族”与“契丹人”、“鲜卑族”与“鲜卑人”、“藏族”与“藏人”、“满族”与“满人”,“汉族”与族群意义的“汉人”并无分别,各民族血统彼此都是没有纯杂优劣之别的平等民族,可以直接将汉民族形成前之主要祖源人群称为“汉族先民”,之后则可直接称为汉族。
  5. 有说法认为汉族的盘古神话是由西南民族移入,但有关盘古神话的文字记载首见于吴国汉族人徐整的《三五历记》,有人认为这是别的民族的神话,但没有证据证明,且《三五历记》载有汉族的三皇神话[55],加上引用《三五历记》的《艺文类聚·卷一·天部上》及《太平御览·天部二》皆述汉族传统文化中有关“天”的认识,不涉及其他民族的神话,加之盘古“血为淮渎”、“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五岳淮渎皆为汉族地区名山大川而非西南族群的名山大川,可证《三五历记》记载的必是汉族神话无疑,其次汉族历史上受到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统治,亦未见汉族神话存在大量由上述民族神话引入的内容,没有理由认为西南民族的神话会对汉族神话有关起源部分产生替换的如此重大影响,至于三国时代以前有关盘古传说不见记载,可能与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价值观有关,盘古只是三国时代以前中原地区下层百姓流传的口头传说[56][57],自然长期不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关注,更可能的是,盘古在三国时代以前并不叫“盘古”,而是名“伏羲”[58],一说“盘”以“般”为声符,“般”有大之义,“盘”的异体字“槃”也有大之义[59],盘古即大古,也就是太古,可能后来人格化,所以之前才不见有关“盘古”的记载。“盘古”之名可能是后来受到西南民族的影响才改名,同在公元三世纪,并没有西南民族流传盘古神话的记载,而西南民族有关盘古神话的记载相对很晚才出现,而盘古神话中很多元素在先秦汉籍中已出现[60],合理推测是汉族移民入西南,令当地族群受到汉族文化影响之故[61]
  6. 三皇是指哪三皇,历来有争议,侯选人物有伏羲、女娲、燧人、祝融、神农等五人,从伏羲、女娲的救世造人神话来看,三皇肯定包含伏羲与女娲,而且在汉代画像中伏羲与女娲的形象都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与其说是“皇”,不如说是“神”更贴切,所谓三皇其实就是三神,以此而论,燧人、祝融、神农不太适合列入三皇。笔者认为地位比伏羲与女娲更高的至高神“太一”[62]或“昊天上帝”都可能是三皇之一[63][64],一说生下日月的帝俊是天帝,地位高于伏羲与女娲[65],也是三皇侯补。
  7. 有说法认为出土于湖南省长沙的楚帛书甲篇代表西南民族的成分,非也,从帛书可知其记载了伏羲、女娲、炎帝、祝融等汉族神话传说人物,所以实为流传于战国时代的汉族神话[66],有的将“为禹为禼”释为“为禹为契”,皆为汉族神话传说中从黄帝氏族分化出来的新氏族的首领,故知其必源自汉族的神话,但其出土于楚国南部的长沙,不排除汉族神话的一些细节受到西南民族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8. 《庄子》[72]《容成氏》[73]都有记载尊卢氏、赫胥氏、轩辕氏、神农氏等氏族,其中轩辕氏排在神农氏之前,伏羲氏排在轩辕氏之后,可证其并没有依从时间先后排序,在《容成氏》中这些氏族被视为“有天下”,即曾为氏族共主,而且皆“不授其子而授贤”,显然一个禅让制的理想世界,但从尧禅舜、舜禅禹的事迹来看,虽然亦“不授其子而授贤”,但此“贤”又是陶唐氏的女婿就是与有虞氏同宗的有夏氏,可见“授贤”即授亲,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赫胥氏、尊卢氏等等氏族应该都是血缘或关系密切的氏族。
  9. 9.0 9.1 郑家坡类型约形成于殷墟二期或殷墟一、二期之际,其遗存早期发展脉络尚模糊不清,一般认为渊源自客省庄文化客省庄类型发展而来,典型器物有联裆鬲、折肩罐、敞口盆,主要分布于漆水河中下游地区[387]
    陜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郑家坡遗扯、武功县游凤镇岸底遗址、武功县小湾遗址、武功县北店子遗址、乾县周城遗址、咸阳市杨凌区柴家嘴遗址、徐东湾遗址、麟游县史家塬遗址[388]
    之后郑家坡类遗存发展成为周文化
  10. 10.0 10.1 10.2 二里岗文化各期遗存分布[581]
    下层一期:河南省郑州市商城遗址、洛阳市偃师区商城遗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遗址、周至县郑家滩遗址;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城址
    下层二期:河南省郑州市商城遗址、洛阳市偃师区商城遗址、荥阳市西史村遗址;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582]、垣曲县垣曲商城遗址[582]、绛县柳庄遗址[582]、侯马市上北平望遗址[582];陜西省蓝田县怀珍坊遗址、西安市老牛坡遗址、周至县郑家滩遗址、铜川市耀州区北村遗址;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城址
    上层一期:河南省郑州市商城遗址、洛阳市偃师区商城遗址、赵城村遗址、西口孜遗址、荥阳市西史村遗址、巩义市稍柴遗址(4)、伊川县白元遗址(2);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582]、东阴遗址[582]、垣曲县垣曲商城遗址[582]、宁家坡遗址[582]、绛县柳庄遗址[582]、侯马市上北平望遗址[582]、曲沃县阎村堡子遗址[582]、平陆县前庄遗址[582];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遗址、周至县郑家滩遗址、铜川市耀州区北村遗址、礼泉县朱马嘴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城址
    上层二期:河南省郑州市商城遗址、柘城县孟庄遗址、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巩义市稍柴遗址(4);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台西遗址;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582]、东阴遗址[582]、垣曲县垣曲商城遗址[582]、绛县柳庄遗址[582]、曲沃县阎村堡子遗址[582]、平陆县前庄遗址[582]、黎城县赵店遗址[582];陜西省蓝田县怀珍坊遗址、西安市老牛坡遗址、长安区赤栏桥遗址、周至县郑家滩遗址、铜川市耀州区北村遗址、礼泉县朱马嘴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城址
    殷墟文化各期遗存分布
    一期: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殷墟遗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台西遗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遗址、高新区东甘河遗址、长安区赤栏桥遗址、铜川市耀州区北村遗址、扶风县壹家堡遗址、礼泉县朱马嘴遗址、周原老堡子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城址
    二期: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辛店遗址、荥阳市西史村遗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台西遗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遗址、铜川市耀州区北村遗址、礼泉县朱马嘴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
    三期: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辛店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
    四期: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辛店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
    [583][584][585]
    多数说法将商文化分为二里岗文化(早商)与殷墟文化(晚商),两文化各分四期,少数说法在前两文化的基础上划分出中商文化,中商文化分为三期,中商一期又称为白家庄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中商二期、三期即洹北花园庄商代遗存早晚两期,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586][582][307];也有将紧接着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的中商二、三期视为洹北商城一期(早)、二期(晚),之后才是殷墟一期~四期,也即商文化分为十期,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为早商,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洹北商城二期为中商,殷墟一、二、三、四期则为晚商[587],差异在于后者将洹北商城一、二期独立为二里岗时期与殷墟时期之间的一个文化时期,前者则将其归入紧接二里岗上层二期的殷墟一期。
  11. 11.0 11.1 11.2 虽然《史记》只明确记载嬴姓母系祖先是女修,父系祖先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而郯国公室与秦国公室同一祖源[133],故嬴秦并非出自类华夏戎部落一支[479],而是与郯国同出自类华夏夷部落之少皞氏,少皞氏的部众中有一支名玄鸟氏[93],嬴秦公室祭祀少皞氏[92],加上古蜀王称秦公嬴驷是“东方牧犊儿”[480],所以嬴秦公室的父系祖先很明显是出自少皞氏内的玄鸟氏。
    一说认为黄帝之子青阳即是少皞氏[481],为己姓,但无论少皞氏是己姓还是嬴姓,均与嬴秦公室出自少皞氏的世系并不矛盾,因为嬴姓是得自有虞氏的赐姓[133]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秦夷部落与黄河中游栗黍农民在遗传上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比如豫中平原仰韶站马屯人和泰沂山脉西麓大汶口西夏侯人之间具有基因同质性。[注 3]
    大费与大舜、大禹同时代人,其子若木为夏代初年人,其玄孙辈费昌当为帝姒杼同时代人而非夏末商初人,所以费昌只能是若木十代子孙以后的后裔而非玄孙辈,同理,生活在太戊时期的中衍也是大廉的后裔;如果中潏是中衍的玄孙,则恶来与中衍之间相隔五代人,而纣王子受与太戊子密之间相隔十一代人,中衍与子商王室之女成婚的时间显然不可能在太戊时期,但如果中潏是中衍四代以后更晚的子孙则世系代数更为合理,在夏商两代的“玄孙”当是误传,应理解为后裔。
    中潏之子蜚廉有恶来、季胜、恶来革等三个儿子,蜚廉与恶来于商周之际死于周军之手,因此嬴姓氏族在西周的地位低微,但季胜一支传至造父时,因造父助周穆王西巡东归有功,受封于赵城而得氏赵,令嬴姓地位回升,蜚廉另一支恶来革的后裔传至大骆一代,大骆因为造父显贵起来亦得为赵氏,周王可能在这时封大骆于西犬丘而令嬴秦氏族由类华夏之古东夷部落成为原华夏部落之一。
    大骆有成、非子两个儿子,周孝王曾想以非子取代成作为大骆的继承人时,被西申侯以“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为由劝阻,“戎”为马拉之兵车、战车之义,如戎路、戎右、元戎、御戎等,可见戎胥轩在车马方面效力商王,一如造父以善控马车助周穆王“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但胥轩之后中潏、恶来、蜚廉三世皆效忠商王,胥轩又如何可能突然“以亲故归周”?如果胥轩投周,那后来中潏、蜚廉、恶来祖父三人又是如何投商成为商臣?为何亲商反周?考虑到周曾经臣属于商,那胥轩与某位姬周首领同为商臣,彼此可能有所亲善,但绝不可能弃商归周;西申侯声称“申骆重婚,西戎皆服”,但在共和元年(前841)周厉王因国人阶层暴动而退位[注 49],王朝正值动荡之机,西戎趁火打劫,攻破西犬丘,当地大骆家族成员尽数被杀,很明显西申侯所谓西戎皆服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充满水分的,所以西申侯这段说词只是一段充斥夸张失实不可信的传闻,难怪周幽王轻视西申侯,只是西申虽然防戎能力低效,周幽王却未能料到西申串通西戎犬戎的可能性而且破坏力足以倾覆关西王畿。
    周宣王为了收复西犬丘,将7000原华夏兵员改属为嬴秦氏族的部民,以一户五算,嬴秦氏族增加了35000原华夏人口,部落实力大大增强从而顺利打败古西戎收复了失陷约20年的西犬丘,此后西犬丘一直控制在嬴秦手上,当周幽王被古西戎打败而身亡,秦庄公的次子秦襄公率兵勤王后,得到周平王许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嬴秦于是东扩逐戎并周,将被古西戎控制下故周之领土及原华夏人口纳入嬴秦氏族的领土及部民,遂得以原华夏自居,秦、夏同义[8],秦部落人口在周显王十九年(前350)被秦献公设立41个县治理,若以一县万户、一户五人算,秦国境内的原华夏秦部民约有205万人口。
  12. 羌非姜,“羌”是指西羌人、羌族;“姜”是少典氏的一支后裔群体,是古中原人的一部分,姜姓之民是分布最西的古中原人(汉族先民),因而与羌族先民存在密切来往,渐染羌风,如后世之董卓、马腾,因此容易混淆,虽然陇山以东的古中原人与陇山以西的羌族先民有同源关系,但彼时没有民族意识且流向不同,西为羌、东为汉,不可姜羌不分以致指汉为羌,为作区别,笔者将先秦时代汉人部落(汉族先民)人士的称呼正常描写如黄帝、姒启、大费等等,而同时代非汉人部落之人的称呼则加以_号,如爰剑亚伯拉罕等。
    羌名最早出现在殷墟时代的甲骨文,是商部落对西方敌对部落的他称,关中平原主要由郑家坡文化,也即先周文化以及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注 9][注 10],当时被称为羌的部落只能分布在商周两部落以北的陇东高原及以西的陇西高原之内,或可渗入关中平原西部边缘地带,但在商末周初以后,羌名却消失了数百年,代之以威胁周秦数百年的诸戎部落,经过由原华夏之嬴秦氏族建立的秦国长期军事征伐及移民渗透,戎部落或被驱逐或被同化,至秦代,原华夏部落成为陇东高原及陇西高原的主要人群,而以龙山时代石峁文化人群为代表的陜北高原人群及以周代辗子坡人为代表的陇东高原人群之血统皆带有超过一半甚至高达九成的仰韶黄河中游人群血统,故此不能排除分布在陇东高原或陇西高原的古戎部落很可能与原华夏部落有着亲缘关系,故能被原华夏融合不分,反之后来被他称为羌的人群晚至公元前3世纪才与秦国有来往,并主要分布在陇西高原以西的河湟地区,与当时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以至稍后南下的匈奴人为邻,彼此时代相差700多年,聚居地也不同,所以晚商的古羌人不能等同于秦汉的羌人族群。
    自从诸戎攻破关中杀害周幽王姬宫涅、逼使周平王姬宜臼东迁伊洛后,关中就被各股诸戎势力及本土地方势力割据,以西犬丘为根据地的周朝附庸秦襄公——源自类华夏之夷部落少昊氏的嬴姓氏族——受周平王封为诸侯,遂步东向收复关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国兵抵西岳华山,完成对关中的光复,昔日关中的周部落尽为秦部落,部众亦以“夏”自称[注 11],成为原华夏人在雍州地区的一个强大部落,此后西方诸戎部落再也不能威胁中原。
    根据后世传说,羌族最早的领袖叫无弋爰剑,相当于土家族的廪君、汉族的有熊氏黄帝、希腊族的希伦(Έλλην)、犹太人的亚伯拉罕,羌语称奴隶为“无弋”,可见爰剑出身之低,爰剑的生存时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时任秦君为秦厉公,而爰剑是秦国的一个奴隶,可能是古戎人也可能是原华夏人,爰剑在偶然机会下成功向西逃出秦国,在洮水以西的河湟地区居留,受到当地羌人拥立为领袖,湟中又被称为羌中。
    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叶,在秦国由秦厉公的玄孙秦献公统治期间,秦献公曾经发兵西征诸戎,兵临渭水源,攻灭统治当地的狄䝠戎邦,秦献公之子秦孝公嬴渠梁登基的第一年(前361)也派兵攻灭位于渭水源头的䝠戎邦,可见秦国至迟在公元前361年攻克陇西高原西部地区,将陇西高原全纳入秦国治下,这次西征加上公元前4世纪初原华夏诸邦国的接连打击戎部落,引发诸戎部落惶恐西迁远离原华夏部落,戎部落“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令远在河湟的羌人部落也感受到以秦国为代表的原华夏部落的声势,传说因此一部分羌人在爰剑的曾孙的领导下西迁入青藏高原,其后族众四散,分布在安多及康区,后世分化为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三大族,而留在原地的羌人则由的堂侄两兄弟统治,部众日渐强大,分化为26种羌人分别为两兄弟的26个儿子统治,其中之子的部众最为强大,所部被称为“研种”,显然秦国西征并不对羌人构成威胁。
    秦国在灭亡义渠邦国后即专注于攻伐关东六国以统一赤县神州,但以研种为首的羌人势力日渐强大,甚至不时南渡黄河进入秦国陇西地区劫掠,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长城延伸围绕上郡、北地、陇西三郡西北边境[85],防御羌人南渡甘肃省段黄河抢掠陇西郡重要地区应是陇西段长城主要作用,秦王政八年(前239)将原华夏之民迁移入居临洮守边,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平定六国后,派蒙恬增筑长城严守边境,才将完全终止羌人的劫掠行动,“众羌不复南度”,虽然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开始原华夏陷入内乱,同年冒顿登基为匈奴单于,此后数年间四出扩张领土,派兵将西方的月氏王国驱逐出草原,逼使月氏人自此偏居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成为小国,但外部发生的巨变尚未影响羌人地区,原华夏西北内边之陇西、陇东等地亦尚得粗安无事近40年。
  13.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神农氏的后裔有邰氏在关中[300],且姜水亦在关中[84],当为神农氏领地所在,既然有蟜氏、有熊氏领地皆在河南省,则少典氏亦应与神农氏同居陜西省。
    虽然近代有说法认为神农氏、炎帝、赤帝并称呼并非一人,但这只是滥用默证而得出的观点,从“神农有炎之德”的记载来看[542],神农氏与炎帝确有可能是一人的不同称呼,笔者认为炎帝是神农氏历任酋长的称呼,而“神农氏”可以是指神农氏酋长,所以神农氏、炎帝并非一人之称呼的说法,是对也不对,如吐蕃帝国历史上有多位赞普,但同一时间只会有一位赞普存在,如同神农氏之于炎帝,所以神农氏与炎帝才能分别封禅泰山,而且黄帝是在战胜炎帝后才得以取代神农氏的天下[543],关于赤帝,在《逸周书》中就提到赤帝、蚩尤、黄帝[100],其中赤帝显然就是《史记》中败于阪泉的炎帝,“炎帝为火师”,亦与烈山氏这个别称产生关联,传统将神农氏、炎帝、赤帝三者视为一体的说法仍然可信。
    与黄帝、炎帝相同,蚩尤一称同样是一连串前后相承的酋长称号,在黄帝击杀蚩尤后,仍然有蚩尤活动的传说,所以应该以“蚩尤氏”称之[544],其统治中心大约位于黄河以东以南的微山湖、济宁、东平湖等泰山周边地区[92][545];传说蚩尤是黄帝之子[546],可能代表黄帝氏族与蚩尤氏族之间有密切或亲缘关系。
    现代汉族父系有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三支合计占汉族男性人口约40%(约三亿人),其人口爆发扩张年代可以追溯至生活约在公元前4800年~公元前3400年间的三位男性身上[20][21]
    根据对2000多名彼此无血缘关系的汉族男性的检测并按其汉姓来源分类为姜、嬴、姬及其他(姒、妫、姚、妘、姞)四大组,发现嬴姓组父系O2a2b1a1-M117(O3a2c1a-M117)高频,姜姓组父系O2a1b-002611(O3a1c-002611)高频,其他五姓组父系O2a2b1-M134(O3a2c1-M134)高频,至于姬姓组父系分别有M117和002611高频,因为传说嬴姓源自黄帝,M117可能是黄帝父系,姜姓组002611可能是炎帝父系,而姬姓组可能混合了较多M117以外的父系,至于五姓组的M134推测可能是蚩尤父系,因为蚩尤是失败者其部众投入其他部落[547]。所以在约公元前3400年爆发的Oα很可能是传说中有熊氏酋长(黄帝)父系;约公元前4500年扩张的Oβ证实是陶寺中期统治者的父系[注 28]
    按《列子》所记,黄帝曾在空同(空桐)山[548][120]、洞庭之野[549][88]活动,正与《史记》所载“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符合,当然这只是黄帝部落的势力范围,偏远如岱宗、长江一带的部落只是名义上奉黄帝为最高酋长,不太可能受到类似后世王朝郡县制力度的统治。
    有熊氏共主巡狩的目的为了维持对各地氏族(诸侯)的控制,即所谓“会诸侯,考不同”,如有必要作为各氏族的共主(天子)可发兵“诛有罪”,亦即所谓“不顺者”,经过“从而征之”,黄帝对各地氏族的控制力大大加强,相比炎帝作为共主时只能“教而不诛”,黄帝则“诛而不怒”[550][551][552],不过巡狩在黄帝时代尚未形成制度,因此黄帝的巡狩才被称为“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82],但其实是征伐“天下有不顺者”、“讨不义”的举动;在黄帝成为氏族共主之前有无怀氏、虙羲氏、神农氏曾经在泰山封禅,而黄帝是有明确记载亲自上泰山封禅的第一位[544][92]
  14. 14.0 14.1 14.2 14.3 14.4 虽然位于张家口市的涿鹿县自汉代以来即相传为涿鹿之战的涿鹿,但从有熊氏与蚩尤氏的领地位置来看是不太可能向北跑到张家口决战,而且相传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的阪泉亦在当地[103],神农氏地盘在陜西省,黄帝地盘在河南省,又怎会跑到张家口市决战?且位于山区之中,对无论哪一方行军都有困难,有平原不走反进山区决战,实咄咄怪事。涿鹿与阪泉,分别是黄帝灭蚩尤、降炎帝的关键地点,与黄帝的成就息息相关,这些地名应是有熊氏的一支后裔迁入张家口市一带而带来的,周代商后,即封“黄帝之后于蓟”[104],蓟国位于今北京市范围,与燕国相邻,离涿鹿县很近,蓟国可能曾将涿鹿县收入版图。蓟后为燕灭,蓟国遗民或西迁山区或被燕国迁至涿鹿县一带,于是为当地带来涿鹿、阪泉的地名;也可能是后来有熊氏成为共主后,黄帝曾经在冀北晋北与北方荤粥人群对抗而留下的足迹,值得留意的是,约公元前2800~前1500年间在秦汉长城地带存在大量大小不一的石城,以防御来自长城带以北的人群侵扰[105];也有说法认为涿鹿在彭城一带[106],很可能代表“涿鹿”本身并非特定单一地名,而是发生过重大战争的地方皆以涿鹿命名,所以炎帝战蚩尤氏、黄帝战蚩尤氏,甚至黄帝战炎帝之地都有涿鹿之名,其实只是同名异地。
    《史记·五帝本纪》前言“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后“邑于涿鹿之阿”,不排除是指今涿鹿县之涿鹿,可能是黄帝在“北逐荤粥”战争时的屯驻地,除去荤粥的威胁后,继续平定天下“不顺者”,以致“迁徙往来无常处”、“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此时黄河流域已进入定居农业的时代[97],以“迁徙往来无常处”攀附黄帝为游牧民族,实无稽之谈,何况《史记》后文即言黄帝“播百谷草木”及“居于轩辕之丘”,而且在仰韶时代,哪怕是蒙古高原也尚未出现游牧的生业方式[107],另外,或游牧或定居农业,只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设令一蒙古人以耕作为业而其族属仍属蒙古不变,那一汉族人以游牧为业亦不能改变其族属,游牧汉族人仍属汉族。如《史记》所言,黄帝之所以“迁徙往来无常处”只是因为征服不顺诸侯,为完成有熊氏取代神农氏的共主的过程。
    有熊氏,传说在今中国河南省新郑市[108][109],而轩辕之丘亦在新郑市,或曰在新乡县境[110],部落酋长黄帝所居应不出有熊氏之境,有熊氏领地至少涵盖新郑市与新乡县,两地皆为黄帝所居或属有熊氏的核心地区,考虑到后来历任夏王[注 15]、商王[注 16]所居不一,历任黄帝所居未必皆在一地;袁广阔认为仰韶时代晚期分布在当地一带的考古学文化秦王寨类型可能与黄帝部落有密切联系[111]
    阪泉是地名,考黄帝又名轩辕氏,其得名与所居的轩辕之丘密切相关,则阪泉氏之称亦当是炎帝居阪泉之故[77],与涿鹿一样,阪泉位置亦有争议,主要有阳曲县东北说、涿鹿县东南说、运城市说、扶沟县说,从黄帝与炎帝的领地分处河洛嵩山、关中平原的形势来看,只有运城市说位于神农氏领地与有熊氏领地之间,而炎帝居阪泉,也代表汾河平原也是神农氏领地,炎帝可以东经上党高原至淇山,也可以从垣曲一带沿黄河而下经豫北平原而至淇山。
  15.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传说大禹姒文命所居之阳城在西汉颍川郡阳城县境[162],可能即王城岗遗址[225][226]。马世之认为王城岗小城是禹之父鲧所建,而大城是禹修建。[227]。二里头时代王城岗人群的基因成分与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流域粟黍农民之间存在基因同质性[注 3]
    大禹之子姒启以阳翟为治所,即今中国河南省禹州市境,其大会各诸侯的钓台亦在阳翟附近[168],而东周时期的阳翟城在禹州市八里营村。大禹治所一云在阳城,一云在阳翟[142],当是大禹曾将治所自阳城迁移至阳翟之故;姒启所都之阳翟可能即瓦店遗址[228][229],瓦店遗址属新砦期的前身煤山类型遗存[注 27],瓦店古人的全基因组与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流域粟黍农民及现代汉族皆具有密切的遗传关系[14]
    有说法认为有扈氏领地在原阳县,不过如此一来就和夏王姒启所居的阳翟过于接近,笔者认为传统说法的户县说更合理,因为如有扈氏在原阳县,距阳翟不过咫尺之隔,而户县离阳翟更远,加之古本《竹书纪年》云“启征西河”,战国时代魏国将洛水至黄河之间的地区设立为西河郡,可证在姒启曾在关中地区作战,与进攻有扈氏的方向相同,而且遥远的位置才能令作为弱势方的有扈氏相信反抗夏后氏统治能成功[77],而原阳县应理解为有扈氏战败后,部分民众被姒启强制迁至黄河以北地区,以便就近看管,此外,古本《竹书纪年》亦有姒廑(胤甲)“居西河”的记载,应亦是夏后氏在关中地区活动的反映;根据传世文献,夏后氏曾经在姒文命、姒启、姒相时期与有扈氏发生战争,考虑到大禹姒文命在治水、平三苗的威望,姒启很有可能在即位之初曾假借父命行事,以姒文命的名义发布命令,令1500年后的人误以为甘之战是姒文命时期发生的。
    古城寨遗址,位于今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曲梁乡大樊庄村一带,遗存分为四期,存续于龙山时代晚期,城址面积约十七万平方米,曾属于煤山类型[注 29],城址可上溯至公元前23世纪。李玉山等人将古城寨龙山时代的遗存分为四期五段,第二期分为前、后两段,认为城内的夯土建筑F1属于宫殿建筑,而廊庑基址F4是F1的组成部分[230]
    涂山氏,在安徽省蚌埠市境[231],也即涂山之会所在地[232]
    夏王姒相移治商丘(今中国河南省商丘市境),之后可能一度移治斟灌,主要依靠支持夏后氏的夷部落来与有穷氏势力抗衡[156][233][167],因为寒浞之子“有过浇”在“杀斟灌以伐斟𬩽,灭夏后相”,所以斟寻氏当有追随姒相东迁。
    夷部落的羿之封土鉏地在今中国河南省滑县境,其后所迁居的穷石在黄河以南,具体地界佚失;寒浞封其子浇于过、豷于戈,过地在今中国山东省莱州市境,戈地约在诸侯宋、郑之间,具体地界佚失;寒浞原居之伯明氏与斟𬩽氏同在平寿县境,当即少康中兴以后,夏后氏联同夷部落各氏族灭亡伯明氏而将斟𬩽氏封建于其地界,为东斟𬩽,东斟灌亦是被夏后氏分封建于夷部落地区内的斟灌氏。
    夏王姒少康移治之原地,原在今中国河南省济源市境[234][235]
    夏王姒杼将治所由原邑迁至老丘,老丘在今中国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境,可能在陈留镇的杜良乡、罗王乡一带。[236][237]
    斟𬩽氏及斟灌氏之地各有二,斟𬩽氏之地有二,据《括地志》斟𬩽一在北海县境(今中国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一在巩县境(今中国河南省巩义市境),应劭认为斟𬩽在平寿县境(今中国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于是斟寻之地一在河南,一在山东,为免混淆,笔者认为可依方位称山东省斟𬩽为东斟𬩽而河南省斟𬩽为西斟𬩽;斟灌氏之地亦有二,应劭认为在寿光县(今中国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境),薛瓒认为在东郡灌县境(今中国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境),一在东一在西,可将灌县斟灌称为西斟灌,寿光县斟灌为东斟灌,张守节与郦道元认为东斟𬩽及东斟灌之得名是因为原居河南省之斟𬩽氏与斟灌氏东迁山东省所居之地[238],笔者认为其说可信,而西斟𬩽邻近二里头遗址,故二里头遗址即夏后氏王都[142][239][240],二里头一期据旧测年始于约公元前1900年[202][241],即为夏王姒少康建立之都邑,若据新测年始于约公元前1735年[242],则二里头遗址成为夏后氏都邑是始于夏王姒泄、姒不降父子之经营。
    二里头遗址北部有三座编号分别为84YLⅥF1、85YLⅥF3及87YLⅥF8的圆形干栏式建筑遗址,可能是三座干栏式圆形粮仓[243];绿松石镶嵌工艺是指将绿松石作为一种装饰品被特意磨制成特定形状并镶嵌于其他物品上的工艺技术,这种工艺起源自晚期大汶口文化,然后传播至其他文化部落[244],在遗址宫殿区2号基址的庭院内发现6座墓葬,其中年代在二里头二期的编号2002VM3墓出土一件绿松石龙形器[245][246],从出土自二里头遗址编号2004VT85H290的线松石废料灰坑中的三件绿松石废料样品可以得知,位于今中国陜西省洛南县河口绿松石古矿遗址位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亦是二里头遗址绿松石的来源地之一[247];赵海涛将二里头遗址第四期晚段细分为4个小阶段,认为晚段第2阶段出现宫殿区城墙被打破、宫殿1号基址被出土带有下七垣文化或岳石文化特征器物的灰坑打破、7号8号2号4号等4个宫殿区基址皆被废弃、作坊区5号墙被打破;建造于晚段第3阶段的6号基址与11号基址皆出土带有下七垣文化或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至晚段第4阶段,6号基址与11号基址皆被废弃,于是认为商部落攻并夏部落是发生在二里头四期晚段第2阶段时期,而商王室继承夏后氏在二里头遗址施政,因此在宫殿区建立6号基址与11号基址,直至晚段第4阶段废弃[248][249],黄磊则将二里头四期晚段分为3个小阶段,第1阶段相当于赵海涛所划分的第1阶段,第2阶段相当于后者的第2阶段及第3阶段,第3阶段相当于后者的第4阶段,黄磊认为晚段第1阶段二里头遗址仍为二里头文化部落控制,在第2阶段则被下七垣文化部落控制,至第3阶段二里头遗址衰落为一般聚落[250];李宏飞认为各扡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转变的时间有差距,自东向西,位置较西的出现变化的年代较晚[251];据芦金峰、于新研究,二里头遗址在1999年~2006年间出土了103件箭镞,其中石镞8件、蚌镞13件、角镞12件、骨镞65件、青铜镞4件、牙镞1件,二里头一期没有出土箭镞,之后除了三期早段没有出土箭镞外,二期至四期皆有箭镞出土,二期早段至四期早段出土箭镞在4件至13件之间,而四期晚段出土有74件箭镞其中出现4件青铜镞,四期晚段出土箭镞数量的增加可能代表了战争冲突对伊洛平原的影响[252]
  16.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商王朝的第一个王都西亳地点有争议,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两说,后说支持者有方酉生,前说支持指有李维明、谢肃[398],另外也有主张郑州商城为主都、偃师商城为陪都的说法。
    仲丁子庄所迁之隞,传统说法是以河南省荥阳市敖山一带为隞都所在地,也有小双桥遗址为隞都的说法[395],也有认为隞都与河亶甲子整所迁之相、祖乙子滕所迁之邢一样,只是商王设立的临时性都邑,以柘城县孟庄遗址为隞都[399][393]
    河亶甲子整所迁之相亦同样存在争议,多数说法认为洹北商城是相都,亦有说法认为相都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一带[400][401]
    祖乙子滕所迁之耿、庇、邢,一般认为耿是邢是的音讹、庇是邢的字讹,子滕一王只有一迁,即邢都,主流说法认为是在河北省邢台市一带,也有说法认为是在河南省温县北平皋遗址附近一带[402][403],另有说法认为子滕所迁之都为庇,即洹北商城,而子整所迁的相都则在内黄县一带[404]
    南庚子更所迁之奄都,传统上是指商奄,又称商盍,即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有说法认为是在今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东安故城一带[405]
    盘庚子旬曾经先后以殷及旧都西亳为王都,一王二迁,先自奄都迁殷,再自殷都迁西亳[406]。殷墟遗址长期被视为殷都,然而在殷墟遗址并没有明确发现盘庚子旬、小辛子颂、小乙子敛三王时期的甲骨文、王陵、宫殿等遗存,令殷都位置存在争议,肖雪认为殷墟遗址是在武丁子昭时期成为王都,洹北商城才是子旬所迁之殷都[396],王祁认同子旬所迁之殷是洹北商城,而殷墟是武丁在洹水南岸的新都[407]
    徐明波考证商纣王时期曾将王都从殷墟徙至朝歌,武王伐纣时商朝王都在朝歌[408]
    殷墟王陵区分为东西两区,其中大型墓葬有14座,西区分别有编号HPKM1001(四条墓道)、HPKM1002(四条墓道)、HPKM1003(四条墓道)、HPKM1004(四条墓道)、HPKM1217(四条墓道)、HPKM1500(四条墓道)、HPKM1550(四条墓道)、78AHBM1(一条墓道)以及无墓道的HPKM1567等九座大墓,而东区则有编号HPKM1400(四条墓道)、HPKM1443(二条墓道)、HPKM1129(二条墓道)、50WKGM1(武官大墓二条墓道)、84M260(一条墓道)等五座大墓,西区的HPKM1001、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HPKM1500、HPKM1550和东区的HPKM1400等八座大墓有四条墓道而呈十字型,一般认为是商王墓葬,东区带有两条墓道的HPKM1443、HPKM1129和50WKGM1三座大墓也可能是商王墓,全部王墓皆已被盗掘,盗掘年代有商末周初及北宋末年两说,牛世山考证盗墓活动是在周惠王十六年(前660)赤狄部落攻灭卫国后占领安阳地区期间发生[409];范毓周认为王陵东区带有两条墓道的HPKM1129、HPKM1443、50WKGM1三座大墓年代属殷墟一期,分别可能是盘庚子旬、小辛子颂、小乙子敛的王墓,加上王陵西区八座有四条墓道的王墓,十一座王墓按先后年代HPKM1129→HPKM1443→50WKGM1→HPKM1001→HPKM1400→HPKM1550→HPKM1004→HPKM1002→HPKM1500→HPKM1217→HPKM1003,其中东区有四条墓道的HPKM1400属殷墟二期,可能是武丁之子祖己(孝己)之墓,而西区的HPKM1001、HPKM1550、HPKM1400三大墓皆属殷墟二期,HPKM1004、HPKM1002、HPKM1500、HPKM1217四大墓属殷墟三期,HPKM1003大墓属殷墟四期,认为西区八大墓中以HPKM1001年代最早,很可能是武丁子昭之墓,之后的HPKM1550可能是祖庚子曜之墓、HPKM1004可能是祖甲子载之墓、HPKM1002可能是庚丁子嚣之墓、HPKM1500可能是武乙子瞿之墓、HPKM1217可能是文丁子托之墓、HPKM1003可能是帝乙子羡,西区有一座属殷墟四期的HPKM1567规模最大,但因尚未完成而末开挖墓道而被称为假大墓,应是纣王子受之墓,因国灭身死而未能完工下葬[410];沟口孝司和内田纯子认为王陵区可判断年代先后的大墓按顺序应为HPKM1443→50WGKM1→HPKM1001→HPKM1550→HPKM1400→HPKM1004→HPKM1003→HPKM1002→HPKM1500→HPKM1217→HPKM1567,又认为HPKM1001可能是小乙子敛之墓、HPKM1550可能是祖己之墓、HPKM1400可能是武丁子昭之墓、HPKM1004可能是祖庚子曜之墓、HPKM1003可能是祖甲之墓、HPKM1002可能是庚丁子嚣之墓、HPKM1500可能是武乙子瞿之墓、HPKM1217可能是文丁子托之墓、HPKM1567可能是帝乙子羡之墓,而早于HPKM1001的可能是小乙之前的商王[411];王祁认为西区78AHBM1可能是小乙子敛之墓、HPKM1004可能是祖甲子载之墓,而东区HPKM1400可能是廪辛子先之墓、50WKGM1可能是祖己之墓[407]
    甲骨卜辞有“河东兆”之称,简称“东兆”,兆为田界、域之意,王旭东认为河东兆是指殷墟以东黄河东岸之地,位于今濮阳县境,相当于西周的小东,秦朝沿用旧名“东”而置东郡于当地,商王国据小东地区用以经营大东之地。[383]
  17. 虽然传世文献有差异,但皆指出楚国公室祖先祝融一支是出自颛顼氏[17][123][124],楚国出土文献亦证明楚国公室出自颛顼氏[125],不过,视颛顼、老童、季连等为一人则其人寿会长到离奇,视颛顼、老童、季连为氏族之称号才合情理,又如高阳氏之子八人及高辛氏之子八子合称为“十六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被视为“四凶族”,可证其必为氏族之称,随着人口增加与政治斗争,一个氏族分化出多个氏族亦理所当然。另据文献记载,楚国官方史书名为《梼杌》[126],而颛顼氏的一支后裔亦以梼杌为名[127],可证楚国公室与颛顼氏有密切的关系。
  18. 有观点认为帝喾即《山海经》中的帝俊,也有观点认为帝俊即是有虞氏帝舜,但帝舜与帝俊曾经在《山海经》一同并列[130][131],故笔者采信帝喾=帝俊的观点
  19. 19.0 19.1 19.2 19.3 陶唐氏垄断氏族共主(帝)之位过百年,活动于陶唐氏统治末年及帝舜统治时期的契、弃均不太可能与帝喾之子契、弃为同一人,帝喾所生的契、弃应是帝舜统治时期的契、弃的祖先,所以笔者以契氏、弃氏来称呼活动在五帝时代的契、弃二人。不过,一个氏族不担任氏族共主(帝)并不代表该氏族的灭亡,比如伯益之母出自少典氏[133],高辛氏可以是在陶唐氏为帝(氏族共主)时代才与有娀氏及有邰氏通婚,所以契、弃分别是某一位人士的称号的可能性也存在。同样,黄帝氏可能是在陶唐氏统治时代才分化出有崇氏一支。本家虽然衰落,不过分家就强盛起来。
    《商颂》[134]、《楚辞》[135]及《吕氏春秋》[136]中的“帝”即是“高辛”,《左传》则说相土是出自高辛氏的后裔阏伯一脉[137][138],有关契是高辛氏(帝喾)与有娀氏之女的后代,最初的传说与《史记》关于契之先代父母的说法不存在出入,代表子商氏族与高辛氏、有娀氏存在亲缘关系。传说从高辛氏族分化出来的契氏最初居于蕃地,子商氏族在昭明一代居于砥石,至相土移居于商丘,后来子商氏的首领子履由此起家壮大以至取代夏后氏吞并其部民统治中原地区。唐英桀与董雨康认为甲骨卜辞有一被称为“滴”的河流与子商氏关系密切,滴水附近有一地名为“滴”,因临近河流而添加“氵”旁,滴即是商,帝辛十祀佂人方的往还皆途经商地,根据甲骨卜辞地名判断商(滴)在鄄城县南部,滴水流经鄄城县也即濮水,考证蕃即敛孟附近的蒲池,而砥石亦临近潘,也在敛孟附近,即今濮阳县境,至于相土所居的商丘因位于蕃、砥石以东而被称作“东都”,也即卫国东境之商丘,鄄城县恰恰在卫国东缘,相土之商丘很可能即晚商“滴”地。[139]
    后稷一职由弃氏的家族世袭,如台茧及其子叔均,皆为后稷以事农耕[17],帝喾(帝俊)至后稷叔均之间至少还有两代人[67],显见“帝俊生后稷”中“后稷”是指世袭后稷的一支家族,然而历任后稷之名失载,至不窋始见记载,所以笔者以后稷氏称呼自弃至不窋之间的世系。
  20. 20.0 20.1 20.2 20.3 20.4 汉语“后”是三代上古时期氏族部落领袖的尊称[253],如“群后”、“抚我则后”、“后稷”,又如后稷姬弃与大禹姒文命及四岳姜姓伯夷合称“三后”等,扬雄称汉语“夏”有大、壮大之意,而孔颖达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254][255],所以夏后的含意是最强大的领袖,古华夏部落的夏后类似爱尔兰人的至高王(High king)尊称,显然姒姓有夏氏的姒文命或姒启只有在成为部落共主后才能自尊为夏后氏。
    《史记》所谓“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其中亳、丰镐、雍州、蜀汉皆地名,西羌也只能是地名而非族属,且嬴秦源自东土嬴地而兴于雍州,汉高祖源自沛县而兴于蜀汉,可见禹并非源自西羌,《史记》明言大禹祖源有熊氏黄帝,又《山海经》云“黄帝生骆明”[67],实指骆明这一家族由同是黄帝氏族后裔的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分化出来[118][119],如同“有五世而迁之宗”[256],新氏族从旧氏族中分化出来[257],至于所谓“禹生石纽”是“禹生于石”的误解,而“禹生于石”其实“启生于石”的误传,从传说中大禹身世祖源黄帝−颛项一脉与治水事迹来看,禹是绝不可能生于西羌[258][259],只有治水时“浮于积石”、“道河积石”可能涉及汉代羌人之地,东汉景云碑亦只说禹有“石纽汶川之会”[260],除此以外,禹的事迹与西羌无涉,显然不能得出禹是西羌人的结论,何况在一个重视血缘的氏族部落社会,没有血缘关系是绝不可能踏入统治阶层顶端,传说大禹之父伯鲧属有崇氏,是来自有熊氏族之骆明的后裔,居于嵩山一带,崇即嵩,明显是土著氏族,姒文命治水成功后受帝舜赐姒姓有夏氏。[157][118]
    寒浞在杀害后羿后“因羿室,生浇及豷”,至“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可见这一段时间至少足以令一名初生婴儿成长为领兵作战的大将[156],按今本《竹书纪年》,寒浞杀害后羿之事在姒相八年,后缗逃奔有仍氏在姒相二十八年,20年时间足以令一名初生婴儿成长为领兵作战的大将,浇长大后“杀斟灌以伐斟𬩽,灭夏后相”,姒相之妻“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233],故20年一说可从,而姒少康之子姒杼在灭亡有穷氏的战役中已能领兵“灭豷于戈”,假设姒少康在20岁左右生姒杼,姒杼“灭豷于戈”时年约20岁[156],则寒浞杀姒相至姒少康杀寒浞之间约有四十年的岁月。
    郑杰祥认为《甲骨文合集》的22159、14354.2等卜辞中的“楀示”、“它示”即“禹示”,“示”指宗庙神主,是商王室对大禹的祭祀活动。[261]
    蔡哲茂认为商武丁时代的甲骨卜辞中与黄尹(伊尹)一同受到祭祀的“西邑”是商王对历代夏王的代指合称[262][263]
  21. 据古载关于舜为氏族共主之前的居地有雷泽、历山[144][145]、负夏、寿丘[132]等地,其中河滨、河濒意即黄河岸边,雷泽一地明确是定陶[146],负夏、寿丘、历山当在附近一带,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22. 有观点认为在夏后氏统治之前存在一个历时数百年“虞朝”,笔者认为此论不足信,因为传世文献皆指出姒文命是鲧之子[158],而鲧活动于陶唐氏帝尧时期,姒文命则继承帝舜成为氏族共主(帝),由此观之,有虞氏的统治时间不会超过一代人。另外,虽然在帝舜之前有虞氏存在“自幕至于瞽瞍”的世系[128],但考虑到高阳氏、高辛氏、有夏氏等皆先后由黄帝氏分化出来,然后各氏族彼此是平行存在,“自幕至于瞽瞍”完全可以是有虞氏成为帝(氏族共主)之前的历任氏族酋长,不必以“虞朝”来解释。
  23. 夏后氏诸王统治年月无定说,笔者在此采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公元前2070年为夏后氏统治的始年,减去姒文命的四十五年及横跨三个年头的服丧期,则姒启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2023年。
  24. 《晋语四》这段话[81]虽不见于其他先秦文献,但考虑到先秦文献对商周以前的史事稀阙,难以互相对照。司空季子是为劝姬重耳而举出的传说事例,青阳既是姬姓又是己姓,有可能是司空季子急切劝说或文献传抄而发生的失误,但不排除有两个青阳存在的可能性,如《索隐》所推测[82],可能为不见其他文献的己姓青阳,如《逸周书史记解》所载的曲集之君、毕程氏、县宗之君等势力的兴亡,仅一见于文献,这些都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己存在的传说,所以晋语四这段材料暇不掩瑜,不止不能否定,反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25. 25.0 25.1 25.2 25.3 25.4 旧有观点认为在老官台文化之后是半坡类型,也就是【老官台文化(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5000)→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但按魏继印等新近的观点认为“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陶器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陶器的比较看,两类遗存应为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即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前身或早期阶段”[176],在原来的半坡类型内分出北首岭类型,文化演变脉络就是【老官台文化(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5000)→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约公元前5100~公元前4500)→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至于老官台文化完结于公元前5000年,而北首岭类型开始于公元前5100年,因为文化改变不是政权更换,不可能上一年还是A文化,下一年就立即变为B文化,族群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换文化面貌,如邸楠所言“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和旧文化因素的消失并不同步”[177],加上测年技术的差异,不同学者的推测不同,故而有二、三百年的偏差;另外,一些考古学文化的称谓后缀不统一,同一事物既名文化,又名类型,笔者将其统一命名,“文化”之下是“类型”,类型之下是“亚型”。
  26. 26.0 26.1 徐子莹认为仰韶晚期的大河村类型与秦王寨类型并非同一类型的不同称呼,而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类型,秦王寨类型即大河村遗址第三期,之后发展为大河村遗址第四期的大河村类型,秦王寨类型可分为四期,以弦纹折肩罐与六角星纹彩陶,秦王寨类型年代约公元前3400~公元前3000年,约400年,承接其后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则分为早晚两期[200][201],则其后继前后屯类型或是在大河村类型的基础上演变而成;袁飞勇认为大河村遗址第四、第五期均属秦王寨类型,汝颍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在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下演化为前后屯类型,至龙山时代中期演化为郝家台类型[202]
  27. 27.00 27.01 27.02 27.03 27.04 27.05 27.06 27.07 27.08 27.09 位于嵩山以南、贾鲁河以西的郝家台类型及其后继煤山类型应该归入王湾三期文化还是煤山文化存在争议,王琼认为应归入王湾三期文化[324],陈冰白、袁飞勇认为应归入煤山文化[202],笔者采用煤山文化的观点,即将郝家台-煤山类型归属煤山文化,所以汝颍、许漯等地是煤山文化的分布区,而新砦文化是煤山类型的后继[注 29]
    二里头文化包不包括新砦文化亦有争议,考虑到二里头遗存是新砦文化的后继,笔者认同新砦文化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意见,即新砦文化其实是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202],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可上溯至龙山时代晚期,则龙山时代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即是二里头文化人群[14],其遗传成分奠定了现代汉族的主要遗传成分。
    分布于临汾及运城盆地的东下冯类型存在是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一个类型还是属于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的争议,前说支持者有曹艳朋[223]、常怀颖[323]、张雪霏[325]等人,后说支持者有于孟洲等人[326],后说支持者也承认东下冯类型的形成受到二里头文化很大的影响;临汾盆地在春秋时代称为“夏墟”[2]、“大夏”[137],可能在商部落代夏立朝后夏后氏流亡者曾在此退守对抗商王朝,或是商王朝初立而将夏部落中政治上不可靠的部民筛选出来安置于此监控以远离在伊洛盆地的早商王畿,或是商王将政治上可靠的夏后氏王族封建于此坐镇,无论如何,夏墟、大夏之得名显然是因为当地与夏部落有着密切亲缘关系。
    据向桃初研究,二里头文化部落有一支人群南下三峡地区然后西进梁州的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文化部落的一部分[308],孙华认为迁入成都平原的是夏朝王族(夏后氏)的分支,而且这一支夏后氏随之掌控三星堆文化部落的神权[327],汪启明指出古蜀语是汉语[328]
    按2007年的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开始于约公元前1870年,以姒文命出任部落共主在约公元前2070年左右,则新砦期的前身煤山类型应是最初夏部落的遗存,也即姒少康中兴及之前夏后氏部民聚居地的遗存,而夏王朝晚期遗存相当于新砦-二里头文化,若按旧测年,新砦期之始可追溯至约公元前2000年。
    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属于夏后氏的直接统治区域,是夏后氏部民的主要聚居地,相当于夏王的王畿[注 37],但夏王朝还应包括向夏后氏称臣的各个氏族部落,所以夏王朝的范围远大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夏王畿自二里头文化二期才开始大规模扩张,代表此时夏后氏才完成由世袭的氏族共主向直接控制地方部落的世袭王权的蜕变。
  28. 28.0 28.1 28.2 陶寺文化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197],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典型器物有釜灶、扁壶,以临汾盆地为根据地:
    陶寺遗址、洪洞县侯村遗址、新绛县古堆遗址、绛县周家庄遗址[209][210]
    赵江运认为陶寺文化年代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2000年[211];曹艳朋认为陶寺文化年代约公元前2500年~约公元前1900年,早、中、晚三期各持续约200年。
    武家璧、何弩、何努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是传说中帝尧的都邑;遗址内一座编号ⅡFJT1基址上有13道呈圆弧状排列的夯土柱,被认为是一座古观象台基址;在遗址编号H3403的灰坑中出土了一个破碎的陶制扁壶,上写有属于汉字的红色符号,罗琨释作“昜文”、何弩释作“文尧”,卫斯认同释作文尧[212],而朱同州释作“文令”也即大禹姒文命[213];何努认为陶寺遗址在中期和晚期之间被石峁势力攻破受到大幅破坏,旧统治者被推翻社会失序,在晚期偏晚阶段旧统治者的后代曾发起昙花一现的复辟,但很快被石峁势力击败,自此陶寺遗址一蹶不振。[214]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城址南边被视为王墓的陶寺中期大墓ⅡM22,墓中出土1件木胎大漆箱IIM22:25,漆箱内发现有5件大小一致的彩绘漆木漏斗形器,何努与何司阳的研究指出这5件漏斗形器是沙漏,实验证明一沙漏由呈水平状态的受沙口面至漏空为止约14.4分钟,100沙漏约1440分钟相当于一天24小时,即一漆木漏斗形器相当于一刻,百刻则一日[215];王墓ⅡM22的墓主(编号TS)父系属O2a2b1a2a1a−F46(Oβ),证实Oβ是陶寺遗址中期统治者的父系[16],陶寺中期由早期发展而来,Oβ可能也是陶寺早期统治者的父系。
    孙周勇等人以陶器上有双鋬的设置为标准,将出土相关陶器的遗存文化以石峁遗址为中心命名为“石峁文化”,该类陶器遗存的分布囊括吕梁山脉西侧的前套平原及延长县大宁县以北的南流黄河流域、东侧则从太原盆地北至大同盆地,根据双鋬陶鬲的形态变化将石峁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约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中期约公元前2100年~前1900年,晚期约公元前1900年~前1800年[216]
    中国陜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山西省兴县碧村遗址[217]
    碧村城的核心小玉梁台地上有五座分别为F1~F5的石砌房址,以F2为中心南北各有二座,在台地东部编号2016XBH24的灰坑出土了一块卜骨(2016XBH24:46)及一件玉壁(2016XBH24:39),王晓毅等人推测F2首先建成,然后是F1、F3,最后是F4、F5,石砌房可能是碧村城上层人物所居[218],王树芝等人对F5房址出土的6块木炭研究,发现F5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027年建成或修葺[219];王晓毅与张光辉认为碧村城可能从属于石峁城势力或是与石峁城存在军事同盟关系,碧村城存续于公元前2200年~前1700年之间[220]
    根据相关遗址的植物遗存,杨瑞琛等人及刘洋等人认为石峁相关文化人群的生业以粟黍农耕及畜牧牛羊为主,辅以狩猎采集[221][222]
    在龙山时代,神木县石峁、新华(Xinhua)及府谷县寨山(Zhaishan)等地石峁文化人群与同时代黄河流域人群特别是陶寺文化人群的mtDNA亲缘关系最为密切,在现代则与汉民族最密切,而且陶寺人群及石峁人群的基因组均带有大量(76.3%~92.2%)新石器时代中期即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流域粟黍农民血统(Yellow River Middle Neolithic,YR_MN)[16];陶寺文化衰落后,在二里头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东下冯类型占领了临汾盆地,其地成为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区域[223]
  29. 29.0 29.1 29.2 煤山文化分为五期,其中第一期及第二期为早期、第三期及第四期为中期、第五期为晚期,早期年代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300年、中期年代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晚期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煤山文化遗存的主要遗址如下[202]
    一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1)、禹州市花石头遗址、襄城县台王遗址(1)、鹿邑县栾台遗址(1)、沈丘县乳香台遗址(1);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遗址(1)、寿县丁家孤堆遗址(1)、青莲寺遗址(1)
    二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2)、禹州市瓦店遗址(1)、花石头遗址、襄城县台王遗址(1)、上蔡县十里铺遗址(1)、许昌市丁庄遗址(1)、柘城县山台寺遗址(1)、鹿邑县栾台遗址(1)、沈丘县乳香台遗址(1);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遗址(2)、寿县丁家孤堆遗址(1)、青莲寺遗址(1)
    三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3)、禹州市瓦店遗址(2)、阎寨遗址(1)、吴湾遗址、冀寨遗址(1)、崔庄遗址、前后屯遗址、汝州市煤山遗址(1)、李楼遗址(1)、北刘庄遗址(1)、伊川县白元遗址、马回营遗址、北寨遗址(1)、白土疙瘩遗址、上蔡县十里铺遗址(2)、登封县王城岗遗址(1)、郭寨遗址(1)、新密市古城寨遗址(1)、驻马店市杨庄遗址(1)、三所楼遗址(1)、党楼遗址、张楼遗址(1)、信阳市阳山遗址、淅川县下王岗遗址(1)、马岭遗址(1)、沟湾遗址(1)、申明铺东遗址(1)、下寨遗址(1)、邓州市八里岗遗址(1)、柘城县山台寺遗址(2)、永城县王油坊遗址(1)、杞县鹿台岗遗址(1)、段岗遗址(1)、郸城县段寨遗址;安徽省宿州市芦城孜遗址(1)、萧县花家寺遗址、寿县青莲寺遗址(2);湖北省郧县大寺遗址(1)、青龙泉遗址(1)、辽瓦店子遗址(1)、丹江口市乱石滩遗址(1)、玉皇庙遗址(1)、彭家院遗址(1)、房县七里河遗址、郧西县庹家湾遗址、随州市黄土岗遗址、余家老湾遗址(1)、西花园遗址(1)、庙台子遗址、大悟县夏家河遗址、孝感市吴家坟遗址、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遗址(1)、宜都市石板巷子遗址(1)、茶店子遗址(1)、王家渡遗址、蒋家桥遗址(1)、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肖家屋脊遗址(1)、邓家湾遗址、谭家岭遗址(1)、三房湾遗址(1)、贯平堰遗址(1)、石板冲遗址(1)、严家山遗址、钟祥市六合遗址、沙洋县钟桥遗址(1)、荆州市枣林岗遗址、汪家屋场遗址、荆门市叉堰冲遗址、当阳县季家湖遗址
    四期: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4)、禹州市瓦店遗址(3)、阎寨遗址(2)、冀寨遗址(2)、谭陈遗址、汝州市煤山遗址(2)、李楼遗址(2)、北刘庄遗址(2)、伊川县南寨遗址、北寨遗址(2)、登封县王城岗遗址(2)、郭寨遗址(2)、程窑遗址、新密市新砦遗址(1)、古城寨遗址(2)、襄城县台王遗址(2)、许昌市丁庄遗址(2)、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寺岗遗址、驻马店市杨庄遗址(2)、三所楼遗址(2)、张楼遗址(2)、正阳县贾庄遗址、罗山县擂台子遗址、信阳市南山嘴遗址、固始县平寨古城遗址(1)、淅川县下王岗遗址(2)、马岭遗址(2)、沟湾遗址(2)、申明铺东遗址(2)、下寨遗址(2)、邓州市八里岗遗址(2)、柘城县山台寺遗址(3)、永城县王油坊遗址(2)、黑堌堆遗址(1)、造律台遗址、夏邑县清凉山遗址(1)、杞县鹿台岗遗址(2)、段岗遗址(2)、淮阳县平粮台遗址(1)、沈丘县乳香台遗址(2);安徽省宿州市芦城孜遗址(2)、淮北市濉溪县石山孜遗址、蒙城县尉迟寺遗址(1)、寿县斗鸡台遗址(1)、青莲寺遗址(2);湖北省郧县大寺遗址(2)、青龙泉遗址(2)、辽瓦店子遗址(2)、郭家道子遗址、店子河遗址、肖沟遗址、中台子遗址、丹江口市乱石滩遗址(2)、玉皇庙遗址(2)、彭家院遗址(2)、南张家营遗址、花果园遗址、郧西县庹家湾遗址、宜城市下姜家边子遗址、枣阳市毛狗洞遗址(1)、周台遗址、襄阳市牌坊岗遗址、随州市余家老湾遗址(2)、西花园遗址(2)、孝感市徐家坟遗址、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遗址(2)、宜都市石板巷子遗址(2)、茶店子遗址(2)、蒋家桥遗址(2)、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肖家屋脊遗址(2)、谭家岭遗址(2)、三房湾遗址(2)、贯平堰遗址(2)、石板冲遗址(2)、严家山遗址、沙洋县钟桥遗址(2)、荆州市枣林岗遗址、阴湘城遗址、蔡台遗址、汪家屋场遗址;江苏省兴化市南荡遗址(1)、高邮市周邶墩遗址(1)
    五期:河南省信阳市南山嘴遗址、固始县平寨古城遗址(2)、淅川县下王岗遗址(3)、马岭遗址(2)、沟湾遗址(3)、下寨遗址(3)、全寨子遗址、邓州市八里岗遗址(3)、柘城县山台寺遗址(4)、永城县王油坊遗址(3)、黑堌堆遗址(2)、夏邑县清凉山遗址(2)、杞县鹿台岗遗址(3)、雎县周龙岗遗址、虞城县马庄遗址、商丘县坞墙遗址、潘庙遗址、鹿邑县栾台遗址(2)、淮阳县平粮台遗址(2)、沈丘县乳香台遗址(3);安徽省宿州市芦城孜遗址(3)、杨堡遗址、小山口遗址、蒙城县尉迟寺遗址(2)、固镇县南城孜遗址、寿县斗鸡台遗址(2)、丁家孤堆遗址(2)、青莲寺遗址(2);湖北省郧县大寺遗址(3)、辽瓦店子遗址(3)、三明寺遗址、尖滩坪遗址、中台子遗址、丹江口市乱石滩遗址(3)、玉皇庙遗址(3)、彭家院遗址(3)、枣阳市毛狗洞遗址(2)、随州市西花园遗址(3)、宜都市石板巷子遗址(3)、茶店子遗址(3)、栗树窝遗址、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肖家屋脊遗址(3)、三房湾遗址(3)、罗家柏岭遗址、严家山遗址、荆州市枣林岗遗址、汪家屋场遗址;江苏省兴化市南荡遗址(2)、高邮市周邶墩遗址(2)、龙虬庄遗址
    早期煤山文化由郝家台类型及禹会村类型组成,中期时郝家台类型与禹会村类型分别发展为煤山类型、王油坊类型,同时煤山文化大举南扩,除上述两个地方类型,新增杨庄二期类型、乱石滩类型、西花园类型、肖家屋脊类型、石板巷子类型、南荡类型,至晚期时,煤山类型则生成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煤山文化仅余下王油坊类型、杨庄二期类型、乱石滩类型、西花园类型、肖家屋脊类型、石板巷子类型、南荡类型等七个地方类型。
  30. 在位积年据古本《竹书纪年》[167],然其岁数当有误,若姒启出生于姒文命治水时期,则姒启岁数应大于姒文命统治期(45年)与姒启统治期(39年)之和,即年寿八十四以上。
  31. 31.0 31.1 如没有说明,文中夏后氏诸王的统治积年皆参自今本《竹书纪年》。
  32. 河伯,在后羿执掌夏政时曾经被后羿所欺压[158],在夏王姒芬时代,河伯冯夷曾与洛伯用发生争执[278],河伯的“河”是指黄河,洛伯的“洛”是指洛水,既然河伯冯夷能与洛伯用发生争执,那河伯与洛伯的居地不会太远,洛伯应居于河洛地区附近,而河伯居于黄河以北,如此才能派兵支援商氏族,考虑到河伯与洛伯皆居于河南省,位于夏王朝的王畿之内,那河伯如非夏后氏同姓氏族就是姻亲部落,其派兵援助商氏族的举动至少取得夏王的默许。
  33. 据《吕氏春秋》,北音、南音、东音、西音是指中原地区东南西北四处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其诞生正好与上古统治者有关,应该是有宫庭音乐的背景才被记载下来,后来东南西北四处吸收了不同时代的音乐特色,所以这些宫庭音乐才被称东南西北四音之“始”,可说是汉民族音乐文化最早的记载[136]
  34. 笔者参考《殷本纪》、《尚书》、《墨子》及《国语》中有关汤誓的文句修饰。
  35. 35.0 35.1 35.2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约在公元前1565年~公元前1530年[242],商代夏约在第四期晚段之际,参考古籍有关夏代列王的积年及夏后氏共主统治的积年[289],所以笔者推测约发生在公元前1550年,同时也采信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的始年、公元前1046年为周灭商之年,自周昭王以后的西周列王年代亦采之夏商周断代工程。
  36. 姒不降的统治始于公元前1731年,其子姒孔甲卒于公元前1604年,两代人长达127年,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但后世也有两代人时间过百年的例子:英国亨利八世生于公元1491年6月28日,其女伊丽莎白一世卒于公元1603年3月24日,长达112年;英国乔治三世生于公元1738年6月4日,其子汉诺威国王奥古斯特一世卒于公元1851年11月18日,长达113年;齐前庄公统治始于公元前795年,其子齐僖公卒于公元前698年,两代人统治97年,卫僖公统治始于公元前855年,其子卫武公卒于公元前758年,两代人统治97年,又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其子秦昭襄王卒于公元前251年,长达105年;古埃及拉美西斯一世生于公元前1303年,其子麦伦普塔卒于公元前1203年,正好100年;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的统治始于公元前58年,其子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挛鞮舆卒于公元46年,两代人统治104年;斯里兰卡Anuradhapura王国的pandukabhaya王统治始于公元前437年,其子Mutasiva王卒于公元前307年,两代人统治130年,所以两代人统治127年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不过,相比起父子关系,从时间来看,姒孔甲是姒不降之孙的可能性更大。
  37. 37.0 37.1 37.2 37.3 37.4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六期[注 27],从新砦二期早段开始至二里头四期结束,根据旧测年在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203][202],据2007测年则是约公元前1870年~公元前1530年[242],六期遗存的主要遗址
    新砦一期(早期):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登封市王城岗遗址(4)、汝州市煤山遗址、禹州市瓦店遗址(3)、巩义市花地嘴遗址、偃师市灰嘴遗址、郑州市站马屯遗址(3)、荥阳市竖河遗址[203]
    新砦二期(晚期):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黄寨遗址(1)、登封市王城岗遗址(5)、汝州市煤山遗址、洛阳市东干沟遗址、偃师市灰嘴遗址、郑州市牛寨遗址[203]
    一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1)、新密市新砦遗址(3)[203]、汝州市煤山遗址[325]、郑州市稍柴遗址(1)、东赵遗址、荥阳市竖河遗址、渑池县鹿寺遗址[325]、陈窑遗址[325]、西平县上坡遗址[305]、周口市商水县朱集遗址[566]、良台寺(阎庄)遗址、太康县方城遗址、项城市高寺砦遗址、骨头冢遗址、淮阳区范丹寺遗址、双冢遗址、西华县陆城遗址、后于王庄遗址、扶沟县林砦遗址、沈丘县东冢遗址[566]
    二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2)、洛阳市东杨村遗址(晚段)[303]、汝州市煤山遗址[325]、郑州市稍柴遗址(2)、东赵遗址、黄委会青年公寓遗址、洛达庙遗址(1)、荥阳市大师姑遗址(1)、竖河遗址、娘娘寨遗址、尉氏县新庄遗址、杞县段岗遗址、牛角岗遗址、朱岗遗址、渑池县鹿寺遗址[325]、陈窑遗址[325]、三门峡市陜州区西崖村遗址[325]、陜州区七里铺遗址[325]、邓州市穰东遗址[325][567]、驻马店市党楼遗址[305]、新蔡县郭冢遗址、坟冢遗址、蚓冢遗址[566]、西平县上坡遗址[305]、漯河市郾城区皇寓遗址[568]、周口市太康县方城遗址[566]、项城市骆驼岭遗址、淮阳区双冢遗址、西华县陆城遗址、后于王庄遗址、泥土店遗址[566];湖北省郧县李营遗址(晚段)[569]、大悟县李家湾遗址[305];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325][323]、襄汾县大柴遗址[325]
    三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3)、洛阳市东杨村遗址[303]、汝州市煤山遗址[325]、郑州市稍柴遗址(3)、东赵遗址、上街遗址、黄委会青年公寓遗址、大河村遗址、洛达庙遗址(2)、望京楼遗址、荥阳市大师姑遗址(2-3)、竖河遗址、娘娘寨遗址、薛村遗址、尉氏县新庄遗址、杞县段岗遗址、牛角岗遗址、朱岗遗址、开封市虎丘岗遗址、焦作市府城遗址[303]、温县北平皋遗址[303]、济源市留庄遗址(晚段)[303]、新峡遗址(1-2)[570]、渑池县鹿寺遗址[325]、陈窑遗址[325]、三门峡市陜州区七里铺遗址[325]、邓州市穰东遗址[325][567]、方城县八里桥遗址[305]、淅川县下王岗遗址[305]、盆窑遗址[322]、门伙遗址[322]、李营遗址[322]、驻马店市杨庄遗址[305]、新蔡县郭冢遗址、坟冢遗址、蚓冢遗址[566]、信阳市北丘上层遗址[305]、漯河市郾城区皇寓遗址[568]、周口市商水县王田寺遗址[566]、太康县方城遗址、项城市骆驼岭遗址、淮阳区双冢遗址、西华县陆城遗址、后段庄遗址、后于王庄遗址、泥土店遗址、商高宗冢遗址、沈丘县东冢遗址[566];陜西省商县东龙山遗址[571]、紫荆遗址[571]、华县南沙村遗址[571]、元君庙遗址[571]、西安市老牛坡遗址[571];湖北省郧县李营遗址[569]、十堰市郧阳区辽瓦店子遗址[322]、大悟县李家湾遗址[305]、襄阳市墓子岗遗址[305]、王树岗遗址[305];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325]、襄汾县大柴遗址[325]
    四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郑州市稍柴遗址、东赵遗址、上街遗址、黄委会青年公寓遗址、洛达庙遗址(3)、望京楼遗址、荥阳市大师姑遗址(4-5)、娘娘寨遗址、薛村遗址、杞县段岗遗址、牛角岗遗址、朱岗遗址、开封市虎丘岗遗址、济源市新峡遗址(3)[570]、武陟县大司马遗址(早段)[303]、邓州市穰东遗址[325][567]、淅川县盆窑遗址、单岗遗址[322]、李营遗址[322]、驻马店市新蔡县郭冢遗址、坟冢遗址、蚓冢遗址[566];陜西省商县东龙山遗址[571]、华县南沙村遗址[571];安徽省肥西县三官庙遗址[572];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辽瓦店子遗址[322]、襄阳市王树岗遗址[322];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325]、绛县柳庄遗址[573]、长治市小神遗址、屯留县西李高遗址、泽州县和村遗址、沁县南涅水遗址、岚县荆峪堡遗址[574][566][303][569][325][305][306][571][573][574][568][323][567]
  38. 38.0 38.1 38.2 38.3 38.4 根据下七垣文化五期说的观点,下七垣文化一至五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下七垣文化一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一期至二期早段,下七垣文化二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下七垣文化三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下七垣文化四期相当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下七垣文化五期相当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各期遗存相关遗址如下[575]
    一期: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下七垣遗址(④-③)、槐树屯遗址、石家庄市市庄遗址
    二期: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磁县滏阳营遗址、南城遗址(⑥)、河北村遗址、平山县南石殿遗址、邢台市葛家庄遗址、临城县屯院遗址、柏乡县中鲁遗址、定州市尧方头遗址(④-③)、任邱市哑叭庄遗址(2)、徐水县韩家营遗址、易县下岳各庄遗址(1);河南省鹤壁市刘庄遗址、安阳市大寒村南岗遗址
    三期: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北羊台遗址、北羊井遗址、义西遗址(3)、薛庄遗址(④)、磁县滏阳营遗址、界段营遗址、南城遗址(⑥)、河北村遗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北胡庄遗址、正定县西房头遗址、邢台市葛家庄遗址、粮库遗址、临城县补要遗址、柏乡县赵庄遗址、定州市尧方头遗址(④-③)、任邱市哑叭庄遗址(2)、徐水县巩固庄遗址、遂城遗址、易县下岳各庄遗址(1)、涉县台村遗址、永年县何庄遗址、沙河市马庄遗址、唐县北放水遗址、南放水遗址、肃宁县后白寺遗址(1)、容城县上坡遗址(③)、午方遗址、白龙遗址、保定市小车遗址;河南省安阳市小屯西地遗址、鄣邓遗址、西蒋村遗址、淇县宋窑遗址、辉县孟庄遗址、长垣县宜丘遗址
    四期: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龟台遗址、北羊台遗址、北羊井遗址、义西遗址(3)、薛庄遗址(④)、磁县下七垣遗址(④-③)、南城遗址(⑥)、河北村遗址、白村遗址、正定县小客庄遗址、新乐市何家庄遗址、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内邱县南三岐遗址、临城县补要遗址、定州市尧方头遗址(④-③)、北刘家庄遗址(1)、任邱市哑叭庄遗址(2)、徐水县文村遗址、大赤鲁遗址、易县老姆台遗址、七里庄遗址、下岳各庄遗址(1)、涉县台村遗址、永年县何庄遗址、唐县淑闾遗址、北放水遗址、肃宁县后白寺遗址(1)、容城县上坡遗址(③)、北张遗址、武安市崔炉遗址、赵窑遗址;河南省安阳市鄣邓遗址、西高平遗址、鹤壁市刘庄遗址、淇县宋窑遗址、辉县孟庄遗址、孙村遗址、长垣县宜丘遗址、焦作市府城遗址、修武县李固遗址、新乡市李大召遗址、潞王坟遗址、浚县大赉店遗址、赞皇县南马遗址、安新县辛庄克遗址
    五期:河北省邯郸市北羊井遗址、磁县下潘汪遗址、白村遗址、元氏县南程遗址;河南省安阳市西蒋村遗址、鹤壁市刘庄遗址、淇县宋窑遗址、辉县孟庄遗址、琉璃阁遗址、长垣县宜丘遗址、焦作市府城遗址、新乡市李大召遗址、潞王坟遗址、雎县周龙岗遗址、杞县鹿台岗遗址、民权县牛牧岗遗址、李岗遗址、吴岗遗址、濮阳市马庄遗址
  39. 虽然陶文及金文有个别字体的诞生可以追溯在二里头时代[339],但目前最早明确用以纪录的汉字是在商代晚期才出现,无疑是现代汉语文的源头[340][341],作为当时仅限于贵族甚至是王室成员使用的语文,商王室的祖源应来自汉语人群。
  40. 晚商时代的虞国与苪国位置有争议,郝玥与张绍冬认为两邦皆在今中国甘肃省华亭县境[344]
    按传世说法,密须氏在今灵台县境,则犬戎应在密须氏以北之陇东地区,但亦有可能在泾水以东的陇东地区,周文王灭之而后封建姬姓密国[345]
    耆国在今黎城县境,邘国在今沁阳市境,崇国则与丰邑相邻,姬昌攻伐犬戎、密须、耆、邘、崇五邦国而后才“三分天下有其二”,则其父姬历的武功应远小于姬昌,那姬历所讨伐的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5个部落其地皆在陜北或陇东境更合理,而且这些被后人冠以“戎”名的部落仅一见于史籍,其实力应远小于周部落,所以即使被燕京之戎击败亦不致对周部落产生威胁,姬历被子托杀害只是出于对小部落迅速坐大的危机感,如果是一个足以与大邑商匹敌的部落的统治者被杀就足以解除对商部落的威胁?何况姬历还有继承人姬昌,所以姬历治下的周部落实力尚属有限,姬昌因此继续向商王称臣,而5个部落实力相比周部落只会更弱,不会距离周部落太远,最可能位于后世戎狄部落活动的陇东及陜北地区。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部重臣为救被囚于羑里的姬昌而“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上贡帝辛,周孝王时西申侯所云“昔我先郦山之女”或即此骊戎,不过甲骨文未见以“戎”称呼氏族部落,然春秋初年的骊戎部落为姬姓,显然并非商末的骊戎,考虑到姬昌作为商之西伯以及关西平原作周王畿重地,当不会容许骊山之地有一戎人势力存在,所以骊戎在西周时期消失无踪,既然西申侯将郦山之女称为“我先”,则西申国为郦山之女所属的氏族后裔,应是周王室在克殷后将商末的骊戎部落迁入陇东高原封为西申以保卫周王朝的西垂。
    密须氏为姞姓,周军攻打密须,“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顺利消灭密须,后来分封王室成员于密须故地建立密国。
    周文王的受命纪年有争议,按《史记周本纪》姬昌卒于受命七年,而姬发是受命九年才开始伐商,在十二年灭商,而按《逸周书文传解》姬昌在受命九年仍在世
    据周武王所作的《牧誓》,所谓八百诸侯应即“友邦冢君”,然后是“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周军部队,最后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所派出的兵卒,此八部邦国是指哪八部历来存在争议,庸即庸国,蜀即古蜀;羌可能为甲骨文的羌方,在周部以西,但有说法将羌方位置推定在山西省西南部,考虑到龙山时代陜北高原的石峁文化人群的基因组拥有大量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且其mtDNA与同期的陶寺文化人群及现代汉族皆具有密切亲缘关系[注 3],假如羌方在冀州西南则绝不可能是羌族先民,否则必在陕北以西的陇东或陇山以西的陇西以至更西的地区;卢即卢国,彭即彭国;濮一般认为出自百濮部落一支,然而据《濮监簋》及《宗周钟铭文》可知曾国附近有一濮国且置有濮监——周王为监控各地诸侯国而设的监[346][347][348],故此牧誓之濮未必与位于西南的百濮部落相关;微子启很可能为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提供帮助[349],以致出现“前徒倒戈”的战况[350],那微即微子启的封国;髳或即晚商甲骨文中的髳方[263],然位置不详。庸、卢、彭、濮、微五部邦位置不在“西土”,可知周武王所称的“西土之人”当指周部落而言,但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八部邦臣属于周部落的王国而被算入“西土之人”,不过这些只是少量的象征性部队,克商的主力还是周军,唯其如此才能成功取代子商成为九州共主。
    从周武王的“西土”方位认知,可知“西土”只是更大一块地理空间的西部范围,从周军东出灭商之战看,至少商王国的领土应属东土范围。
    周克商之战的经过很快就分出胜负,据《逸周书世俘解》,二月甲子日当日就“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4日后戊辰日周武王从容不迫地“追祀文王”,在四月返回岐邑太庙祭祀,克商之战非常顺利并没有遭受过多的抵抗,杜勇指出周武王自正月癸巳日起兵伐纣至四月丙午日还师镐京,历时74天[351];至于《尚书武成》所云“血流漂杵”似乎是杀戮过重以致血流多得能令“杵”漂浮在上,然而此句含义历来有争议,白立超认为牧野之战当日下着雨且两军对阵之地邻接清水河,“商周大军雨中大战,嘈杂的战场上,鲜血与雨水混成一片,在士兵的脚下,不断流淌。大雨将血水冲入清水河中,整个清水河水变成血水,并且在河面上漂浮着士兵丢弃的木盾牌。所以‘血流漂杵’只是在特定的天气状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发生的特殊事件,不具有普遍性”[352],孟轲声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也有道理。
  41. 殷墟甲骨卜辞根据不同的卜人集团分为不同的组,可分为自组、宾组、历组、出组、何组、无名组、黄组等,又可根据不同的字体分为不同的类,属于武丁子昭至帝辛子受的卜辞遗存[358]
    曹定云认为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的甲骨卜辞主要是小乙时代的卜辞,其卜辞中的人物“丁”是即王位前的武丁,而卜辞中的“王”是武丁之父小乙。
    商部落有被今人称为“日名”、“腰坑”等文化习惯,日名即是采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干之一为称呼,如小乙之乙、武丁之丁、祖甲之甲等等,其命名性质历来有争议,魏鸿雁认为商王日名是由后王选定的谥号[359];曹定云认为日名是生称,用以区分同辈兄弟间的排行[360]
    腰坑,是指墓葬中墓主腰部附近的土坑,主要用来殉狗,是商代中原地区大量出现的葬俗,俨然商部落的葬俗文化,周部落也受到影响,腰坑最早出现在屈家岭文化,在西周中期后,腰坑开始衰退遂渐没落[361],贺俊认为商代中原腰坑葬俗的源头并非来自周边或商代之前,而是商部落并夏后才独立发展出来[362]
    关于商部落的各氏族及非商之各氏族部落(方国)位置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仅为推测,甲骨文卜辞很多未能反映各氏族部落情况、各氏族部落与商王朝的关系或相关战争的胜负,比如商朝与巴方的战争结果,显然已经失传不可考,甲骨文及青铜铭文中所见的地名所对应的确实位置基本上仅是猜测;属于商王朝的各氏族部落可分为“内服”与“外服”两类[330][363],朱可认为外服中的“卫”原为商部驻扎在外之世袭职官,逐渐成为一氏族统领之外服诸候国[364]
    商代青铜铭文存在以汉字符号代指商部落某一家族的用法[1],该汉字符号被今人称作“族徽”令该家族因此也被今人称作“X族”,相当于日本古代“家纹”,为免混淆,理应称为“X家族”或“X氏族”之家徽,由两个或以上家徽组成的汉符被今人称作“复合氏名”,而由单一家族或氏族聚居的聚落被今人称作“族邑”[365],称为“家邑”或“氏邑”更妥善。
    弜氏:带有“弜”铭文的铜器有48件,王祁与岳洪彬认为其中多属于殷墟二期,甲骨卜辞有“弜侯”一词,领有封地“弜”及自己的部众,“弜”既是人名,也是氏名及地名,弜氏一族是商王祖乙子滕的后代支系也即子姓王室的分支,在武丁一朝已是商王朝的封臣(诸侯),封地“弜”位置不详,但不在王都殷墟附近。[366][367]
    举氏:根据带有氏徽“举”青铜器出土地点及甲骨卜辞有关“举”的记载,李宇田推测武丁时代的举氏家族主要居地在山东省平阴县境,武丁之后的晚商时代举氏家族逐渐以曲阜一带为主要居地,举氏曾多次参与征伐人方的战争,从殷墟刘家庄殷墟四期的M9墓出土6件带有“举”氏徽的青铜器,举氏在殷墟有定居点存在以为定期朝觐商王之行,西周建立后举氏被分为北迁西徙两支,西迁关西的一支受到重用,如京师畯、昔须等举氏族人曾为周王东佂南伐,因琉璃河西周墓IM52号出土2件举氏青铜器,李宇田认为举氏有一支在周初北迁燕国,另外,李宇田根据带有“举”的复合氏徽青铜器,认为举氏分化出棘氏、次氏、商氏、齐氏、庚氏、向氏等等9个分支氏族,其中庚氏曾经与周王室联姻[368]
    庚氏:根据相关甲骨卜辞及青铜铭文,唐英桀和邹芙都推测殷墟时代庚氏的主要聚居地在《左传》鲁昭公四年及鲁哀公八年提及之鲁境“庚宗”,即今中国山东省泗水县泗张镇一带,又认为“妇庚”是嫁入商王室的庚氏女子,庚氏长期任职商王朝的官职“作册”而多在氏徽旁附上“册”作标记,庚氏族人“椃”曾任职殷商之宰,又认为庚氏即殷民六族之条氏,因参与子武庚之乱而被周军征伐败亡,成为鲁侯之民,并认为庚姬尊和庚姬卣是与举氏联姻的姬姓庚氏,并非晚商庚氏[369];李宇田认为庚氏为举氏之分支氏族,庚氏居地在泗水县境,庚姬尊及庚姬卣之庚姬是嫁入庚氏的周王室女子[368]
    爻氏:商代晚期爻爵、爻父丁簋、爻盉等青铜器有氏徽“爻”,张俊成根据带有氏徽“爻”的青铜器多出自山东省滕州市,认为甲骨卜辞之“爻”地及爻氏家族主要居地在滕州市境[370]
    □(戎)氏:明确带有家徽□(戎)的青铜器有45件,戎氏是武丁时代权贵子戎的后裔,王旭东根据相关甲骨卜辞及1963年在兰陵县东高尧村发现商代埋有10件铜器窖藏中的6件皆带有1汉字“戎”,而铜器形制符合殷墟三、四期的特征,认为戎氏家族的氏邑在东高尧村附近一带[371]
    献氏:朱凤瀚根据2015年酒务头墓地被盗掘后追缴回来的4件青铜器上有“天黾”汉字符号,以及2015年后出现5件带有“天黾献”、16件带有“天黾献亚□”、1件带有“天黾献亚田”、2件带有“天黾亚□”汉符等24件青铜器,认为“天黾亚□”只是省略宗族组织中间层次族名“献”的一种方式,从器物形制判断其年代在殷墟三期及四期,推测酒务头村一带区域可能是商部落氏族天黾氏分支献氏的封地,以镇守商王国的边地,献氏在周成王时亦被封侯[372]
    索氏:根据1973年济宁市兖州区李宫村出土的2件带有汉字“索”的铜器、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编号M225墓中出土的2件皆有1汉字□(索)的铜器,王旭东认为晚商时代的索地在兖州区李宫村一带,是“殷民六族”之索氏[2]的单一氏族聚居地,而索氏源出岳石文化人群,商化后成为商部落(殷民)一支氏族,大辛庄遗址则是商王经略东土的一处重要据点,索氏为负责经营据点的氏族之一。[373]
    史氏:王文轩统计带有“史”家徽的青铜器有78件,其中出土自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的有70件,认为前掌大村一带是史氏家族的主要聚居地[374]
    戈氏:戈氏与夏后氏同为姒姓分支,殷墟出土大量带有家徽“戈”的青铜器,洹北商城出土一件刻有“戈亚”的骨匕,除了殷墟外,带有戈氏家徽的青铜器具主要在出自辛店遗址及泾阳县高家堡西周墓地,辛店遗址是由戈氏家族聚居及控制的青铜器铸造基地[375],孔德铭与孔维鹏认为高家堡一带是西周建立后迁入关西的戈氏主要聚居地[376][377][378]
    舌氏:2007年在中国河南省郑州荥阳市广武镇小胡村东北发现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至殷墟四期的墓葬58座,其中35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155件,带有家徽“舌”的青铜器有20多件,而荥阳市是除了殷墟以外唯一出土刻有氏徽“舌”青铜器的地方,张军涛与席奇峰据此认为舌氏的氏邑在荥阳市一带[379]
    据甲骨刻辞,帝辛十祀曾经发生商王子受远征夷方的战争,在接近前线的攸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取得胜利后返回殷,但子受行进路线及对象夷方(人方)的位置皆充满争议,李发认为子受南下渡黄河至淮北市一带的前线作战,夷方约在徐州市一带[380][263];据甲骨刻辞,帝辛十五祀也曾征伐在今徽北苏北一带的夷方部落[381];李宇田认为人方位置在山东省内。
    所谓“方方”,过往曾被视为与商王朝敌对的一个独立方国部落,然而李林重新释读相关甲骨卜辞后,指出“方”并非某一方国专名,“方”是某一个方国之省称,如召方、土方、夷方等可以省称为“方”,或某数个方国也可以省称为“方”,“方方”并非方国[382]
    马方:马方是晚商时代曾多次与商朝爆发军事冲突的一个邦国部落,王旭东考证马方的位置在河、济之间[383]
    张惟捷认为商王将臣属于王朝的周边地区按方位称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与作为核心地区的商王畿对举,甲骨文中的“亚”在地理上是指四土与商之间的地带[384]
  42. 大辛庄遗址总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大辛庄商文化遗存分为六期或七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殷墟四期[412]
    台西遗址面积约十万平方米,李宏飞认为存续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413]
    盘龙城遗址,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其中城址面积约75400平方米,遗存分为七期,第一期遗存受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影响[306],属二里头时代,第二至第七期遗存是商文化遗存,其年代约二里岗下层一期至殷墟一期;根据对盘龙城城址以西的小嘴地区发掘,发现当地在二里岗上层时代存在青铜铸造活动[414];位于城址以北杨家湾地区南坡,年代约盘龙城遗存第七期的编号2001HPYWM13大墓,其墓主是盘龙城的重要权贵[415],付海龙等人依据墓中出土的绿松石器等贵重物品情况去判断杨家弯M13号大墓及同在杨家湾其年代也在盘龙城第七期的M11、M17两座大墓,三座墓主皆是盘龙城第七期时代的当地统治者[416]
    老牛坡遗址,位于陜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办燎原村一带,宋新潮将当地商文化遗存分为六期,第一期及第二期分别是二里岗下层文化与二里岗上层文化,第三至六期属殷墟时期,又指出老牛坡的商文化在殷墟时代发展为带有地方特色的商文化变体[417],黄尚明将老牛坡商文化遗存分为四期,第一及第二期分别是二里岗下层文化与二里岗上层文化,第三期遗存年代约殷墟一、二两期,第四期遗存年代约殷墟三期及四期早段[418];刘士莪与岳连建认为老牛坡遗址一带在商代是崇国的所在地,也即商纣王重臣崇侯虎的封国[419]
    平谷刘家河商代大墓一座,位于中国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南独乐河乡刘家河村东,年代约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之间,墓中出土器物40多件,其中16件是青铜礼器,墓葬的考古学文化归属有争议,但与商文化有密切关系,王丹认为墓主不是商王派来统治当地土著的商部人就是臣属于商的地方君主[420];袁广阔推测墓主是被商王封建于当地的王室成员[421];王坤鹏认为墓主是臣属于商王的非商君主[422]
  43. 43.0 43.1 43.2 43.3 在周原小城中北部凤雏村一带有大型宫室建筑群[469],主要有甲组建筑基址、乙组建筑基址、F3、F4、F6、F7、F8、F9、F10等重要建筑,王恩田认为周原遣址是周原甲骨卜辞及金文所称的“周”,又认为凤雏甲组建筑是王室宗庙,也即周庙,位于甲组建筑西侧的乙组建筑是社宫,而F3建筑是天位(又称天室),属周王祭天之所,即圜丘,F3建筑的庭院偏西有一处由砾石铺砌的遗迹,或即泰坛(天坛),在天坛北侧竖立着一块青灰色的砂岩质大型长方体立石,残高1.89米,露出地面上有0.41米而另外1.48米埋在地面下,原高2.23米,立石顶面平整,立石北方7米处有一重43.1千克的黑灰色砂岩残块,可能原来安放在立石顶面上,王恩田认为两块砂岩结合是“示”也即神主,另外,庭院偏东有若干处烧红的地面,或即烧柴祭天的烟祀,F3庭院是祭天活动的具体场所,但始建于西周早期的F3建筑在周幽王败亡后被犬戎联军侵毁[470];严志斌将凤雏建筑群分为三组,分别以F3和F4为一组、甲组建筑和乙组建筑为一组、F6至F10为一组,认为F3即姬周太庙(周庙),是王室宗庙,亦即文献记载的“太室”,F3东侧的F4可能是金文所载的“图室”,而甲组建筑是周王日常生活的燕寝居所,乙组建筑是周王处理政务的朝寝之所,至于F6至F10五座建筑对应金文的康宫五庙,F6可能是康宫、F7可能是厉宫、F8可能是昭宫、F9可能是穆宫、F10可能是夷宫,五庙是后王为先王所立的宗庙,又认为周原遗址即铭文与典籍所称的“周”。[471]
    丰镐遗址,其中丰京遗存分布约8.6km²[472],镐京遗存分布约9.2km²[473][474]
    成周洛邑有二说,一说认为洛邑有成周与王城两城,一说认为洛邑即成周王城,史善刚与董延寿认为周公旦所建洛邑分别为成周城、王城,考证王城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之间,成周在瀍水以东的汉魏故城内[475];桑栎与陈国梁认为瀍水两岸是西周早期营建的成周洛邑,延至西周中期开始衰落,汉魏故城内的韩旗城址成为西周晚期的成周洛邑[476]
    东周王城遗址,潘付生认为该遗城址是东周王城,约建于春秋中期,宫殿区位于城内西南部,城内东部墓葬区的M1、M2、M3、M4甲字形大墓可能对应西周桓公、威公、惠公、武公四位西周君[477]
    姚河塬城址,位于宁夏区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年代约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城址面积约九十二万平方米,分为内、外城,内城东北部有铸铜作坊区,墓葬区在内城东部边缘,其中发现有大墓互相连通的组墓葬4组,第一组由2017PYIM4、2017PYIM5、2017PYIM6、2017PYIM7四墓组成,第二组由2017PYIM10、2017PYIM12、2017PYIM13、2017PYIM14、2017PYIM15五墓组成,第三组由2017PYIM2、2017PYIM1两墓组成,第四组由2017PYIM22、2017PYIM23两墓组成,4组墓葬可能是分属四代诸侯国君的墓葬。马强等人认为姚河塬城址是西周诸侯获国的都邑,国君来自商部人,又认为姚河塬居民是由商、周、戎三大部落混居组成[478]
  44. 史书中有部分记载带有明显的错误,比如在《逸周书王会解》成周之会中出现战国时代才存在的义渠、楼烦、东胡、匈奴等国家,相关国家在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以至春秋时代皆不见记载,明显是战国以后才窜入《王会解》,可能是儒士以当时威胁华夏部的族群曾入觐周王来神圣化古代周天子或周公旦的边境政策及地位,而且按《史记解》所云“义渠以亡”即义渠国已经在西周初年灭亡,兼《王会解》所附《四方献令》列商汤时各方国有“匈奴、楼烦、月氏”及“东胡”以至“莎车”,后人窜改之痕迹明显;在《王会解》中有“大夏”国出现,然成周之会中已有“夏公”出现,显然文中“大夏”与夏后氏无涉,汉文献中“大夏”除了夏后氏及唐国所在之大夏外,尚有陇西郡之大夏县、张骞所出使当时被汉化称呼为大夏的巴克特里亚,以年代及地理距离来看,“大夏”应来自陇西之大夏县,又“大夏”与“氐羌”并立,显非氐人羌人一支,但也不排除是指临汾盆地之大夏或后儒纂改窜入巴克特里亚之故,所以对于《逸周书》记戴的族群需要审慎,不可全盘轻信;按《明堂解》在平定子武庚叛乱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诸部朝觐周成王于岐邑明堂,如属实则是最早以“夷”、“蛮”、“戎”、“狄”分类各氏族部落的举措,这四大他称分类甚至影响后世对西周以前的汉族上古史叙述
  45. 45.0 45.1 青铜金文的字句词汇含义常有争议,比如有的将《十月敔盘》中“□、昴、参泉、裕敏、阴阳洛”视为五个地名,也有的将“裕敏”视作动词预谋;有的将《翏生盨》“伐角、□(津),伐桐、遹”视为角、津、桐、遹四地,但也有视角津、桐遹为两地,所对应的今地位置基本上只是猜测,故此笔者仅描述金文内容的大体旨意,一般只判断青铜器属于西周早期/中期/晚期,大致上昭穆是早中期交界,夷厉是中晚期交界,至于金文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哪一位周王时代亦常见争议不存在一致的共识,笔者只能选择其中较为可信的主张。
    笔者采信《十月敔盘》是周厉王时期的主张,据《十月敔盘》载,淮夷部落在西周晚期曾向周王国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势,伊洛盆地也受到威胁,但淮夷部落发起的战争最终失败,周王因此在成周雒邑赏赐作战有功的敔。[347]
    笔者采信《翏生盨》是周厉王时期的主张,《翏生盨》载周厉王对淮夷部落的一次主动攻击取得胜利,故此笔者认为《十月敔盘》事在《翏生盨》前,而《翏生盨》和《鄂侯驭方鼎》有相同的地名“角、僪”,当是对同一场战争的不同角度描写,而《仲催父鼎》所载的周与南淮夷战争可能亦是发生在周厉王时期。
    周厉王因愤怒于鄂侯姞驭方联合南淮夷与东夷部落侵周,在出征鄂国前下达“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主流说法认为“勿遗寿幼”的对象是鄂国平民,但这种说法扞格不通,首先平民人口是封建统治阶的主要剥削对象,滥杀不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其次传世文献对周厉王皆持贬斥的态度,但未有其在鄂国境内实行屠杀的记载,且《禹鼎》亦不载有对平民“勿遗寿幼”施行,再次,今随州市地区在古代没有流传周代曾发生屠杀平民事件的传闻,亦没有相关事件的遗存,所以主张“勿遗寿幼”的对象是鄂国平民这种说法明显有误,笔者认为“勿遗寿幼”的对象是以鄂侯姞驭方为首的统治阶层更为合理,清除世袭相承的鄂国统治阶层令周王更容易掌控鄂地人口资源,后来周王就将部分鄂国民众北迁至今南阳市宛区一带并封建王室成员于当地成立姬姓鄂国;姬性鄂国的始封年代有争议,黄锦前认为是周宣王所封[433]而曾芬甜则认为是周平王所分封[434],考虑到幽、平之际的局势动乱,笔者认同姬性鄂国是周宣王封建;在夏饷铺墓地中年代由早至晚编号为M6、M19、M7的是姬姓鄂侯墓,分别匹配M5、M20、M16三座鄂侯夫人墓,而年代最晚的M1鄂侯夫人墓缺失与其匹配的鄂侯墓,所以笔者认同第4任鄂侯是亡国之君,因此其墓地不在夫人M1墓旁,姬姓鄂国由周宣王封建,灭亡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历经4任姬姓鄂侯而享国祚约100年。
    周宣王五年(前823),周王对𤞤狁部落的战争取得胜利,赏赐在战争中立有功勋的兮甲,随后周王开始对付在周厉王失政后叛周的淮夷部落,至周宣王十八年(前810)正月,南仲邦父派驹父、高父出使淮夷部落,顺利收取淮夷部落向周王国上缴的贡赋。
    周宣王四十二年(前786)为了防备戎人部落,封建曾经在弓谷打败戎人军队的长父于杨地。
  46. 46.0 46.1 46.2 46.3 46.4 嬴秦氏族父系源自少昊氏,母系源自颛顼氏,大费因善于驯服鸟兽而受帝舜赐姓嬴,其祖居地约在嬴水一带(今中国山东省莱芜市境)[482]
    姒启建立夏王朝后,嬴姓遂成为姒夏的诸候,至夏代末年,嬴姓改换门庭转投商部落,并在商部落取代夏王朝的战争中立有功勋,商王朝建立后“嬴姓多显”,成为王朝显贵,在晚商时代,嬴姓传至胥轩一代,胥轩负责守卫商王朝西部边境,其与姜姓郦山之女联姻生下中潏,中潏之子蜚廉在周部落取代商王朝的战争中对抗周部落而死,令嬴姓在周王朝的地位一落千丈,至迟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之前被王室命令迁至西犬丘一带守卫王朝边境(今中国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境)以防备西戎诸部。
    蜚廉的后裔分为两支,季胜一支传至造父时,因助周穆王西巡东归有功,受封于赵城并为赵氏,令嬴姓地位止跌回升,蜚廉另一支恶来革的后裔传至大骆一代,大骆因为造父显贵起来亦得为赵氏,大骆居于西犬丘,与姜姓西申国之女联姻生下成,大骆另有一子非子,非子因为在汧渭之间为王室养马有功而被周孝王立为附庸并分封于周土秦地建立秦邑(位置有争议,一说在甘肃省清水县李崖遗址[483],一说在陜西省宝鸡市陈家崖遗址),“号曰秦嬴”,至此,嬴姓分为三支,一支在赵城为嬴姓赵氏,一支在西犬丘亦属嬴姓赵氏,另一支在秦邑为嬴姓秦氏。
    非子的玄孙秦仲在位时期,正值周厉王末年,王朝发生内乱,王权暂由共伯和摄政,西戎诸部乘机东侵,攻陷西犬丘尽杀大骆直系,至周宣王继位后才任命秦仲负责讨伐西戎部落。
    周宣王四年(前824),秦仲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兵败被杀,于是周宣王立秦仲长子秦庄公继承附庸位并割7000兵力予嬴秦,助其对抗西戎,实力得到增强的嬴秦氏族在秦庄公的率领下大破西戎,收复西犬丘,之后秦庄公从秦邑移居西犬丘。
    周幽王四年(前778),秦庄公去世后由秦襄公继承附庸位,周幽王六年(前776),西戎诸部发兵攻秦,一度包围了西犬丘,所幸嬴秦坚守不失直至西戎解围而去。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因为周幽王废黜太子姬宜臼,姬宜臼于是逃往外公申侯的西申国,周幽王领兵至西申,企图逼使申候交出姬宜臼,然而申侯却潜通王朝的世敌西戎与犬戎,联合进攻关中,西戎与犬戎自然不会放过此等良机,在申侯的协助下,西戎与犬戎击败周幽王军队,最后周幽王退至骊山一带兵败被杀,诸戎占领岐山以西地区并“尽取周赂而去”,关中陷入不稳,姬宜臼登基为新王后决定放弃关中东迁雒邑,大约在同一年,周平王姬宜臼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已被诸戎控制的岐山以西地区赐给新成立的秦国作为封土,自此秦国即开始东征驱遂诸戎遂渐收复关中地区。
    周平王五年(前766),秦襄公东伐诸戎部落,兵锋直抵岐山,但不幸于同年身故,导致东征成果末能稳固,但经过秦襄公的征伐后,盘踞在岐山以西的诸戎势力大为削弱。
    周平王八年(前763)秦文公率兵七百东巡,第二年,秦文公抵达汧水汇入渭水之处,即汧渭之会并以该处为国都(今陜西省宝鸡市魏家崖遗址一带[484][485],又称汧邑),经营东部新领土,并招徕附近的周部落民众成为嬴秦氏族的部众(秦部落是华夏部落的一支[6][8]),此后秦国势力日渐强大。
    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秦文公派兵东伐诸戎,将岐山以西的诸戎残余势力彻底清除并将当地周部落人口纳入秦国控制之下,岐山一线成为秦国的东界,此后数十年秦国虽然没有大规模东征,但仍然向东缓慢渗透。
    周桓王六年(前714),秦宪公将国都由汧渭之会东迁至平阳(今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一带),并于同年派兵东伐荡社,这场战争持续至第二年,当时秦军击败亳王,迫使亳王投奔诸戎,成功消灭荡社,近十年后的周桓王十六年(前704),秦宪公派兵攻灭荡氏,将渭水中游以至下游关中平原大部变为秦国领土,自此秦境与梁、芮二国相接,但胜利后不久秦宪公过世,秦国一度陷入权力斗争。
    秦国派兵攻打荡社而与“亳王”发生战争,并且在打败“亳王”后才得以灭亡荡社,故亳王应为荡社的首领,亳王与荡社实属同一政治势力。亳王被击败后“奔戎”,可以理解为投奔诸戎势力,从形势上看理当是向北走才能投奔诸戎,而且“奔戎”本身代表亳王并非诸戎势力的一支,当是在关中陷入混乱后崛起的一支本土势力,可能与诸戎有臣属关系,亳王下场史无记载,不过在灭荡社的9年之后秦国又攻灭荡氏,从“荡社”、“荡氏”的名称来看,两者应有关连,基于上述两段记载,可以推测亳王兵败后,在一支戎人势力庇护下东山再起,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荡社”与“荡氏”完全无关的可能性。
    荡社位置有三说,分别是杜县(今中国陕西省西安市杜陵乡一带)、三原县(今中国陕西省三原县)、始平县(今中国陕西省兴平县),无论是三原县还是始平县,皆己相当接近西安市,杜县所在更是西安市南郊,秦国自西向东收复关中,先灭荡社后灭荡氏,则荡氏位置当在荡社以东,即使荡社在兴平县,兴平之东就是咸阳市,后来秦武公杜地及郑地分别设立杜县、郑县,则至迟在秦宪公末年秦国东界已达今西安市一线。
    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武公成为权力斗争的胜出者,成为国君的第一年即派兵东伐,攻灭在华山一带的彭戏氏,至此,除了芮国、梁国等少数地点外,关中平原几尽为秦国所有,为避秦军锋芒,骊山姬姓之戎可能即因此而东徙至上党高原南部,最终于周惠王五年(前672)被晋国派兵攻灭,犬戎一支势力则盘踞于渭汭(黄河与渭水交会处一带),西虢国在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将其攻灭。
    从秦国东取关中的过程来看,关中戎人一直都没有集结为一股势力对抗秦国,代表关中戎人是由各股独立的势力组成,即使诸戎势力之上存在一个戎王,戎王对其在关中的势力恐怕也没有很多控制力,至少不比同时期周王对各诸侯的控制力更强,另外,亳王、小虢(今中国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一带)并非戎人势力,特别后者应是虢国残留在关中的一支,正因为是王族诸侯,秦国才会容忍在都城平阳西郊存在这样一股独立势力27年,彭戏氏及骊山戎亦可能不是戎人势力,而是诸戎部落攻陷关中令社会陷入混乱而乘势崛起的本地势力,后者更可能是王族远枝,但因为臣属于诸戎才被后世视“戎”的一部分。西戎及犬戎是与为了将外孙姬宜臼推上王位的申候合作,加之关中平原的周部落人口稠密,故此诸戎不可能将关中平原尽数占据,只能“尽取周赂而去”,留下一些戎部落占据部分要地——比如茅津——及扶持当地一些傀儡势力以确立戎人对周王畿的控制力及对周王的影响,周平王姬宜臼登基后决定迁都雒邑应有摆脱诸戎势力压制的考量。
    周庄王九年(前688),秦武公派兵征伐西戎诸部以保护西犬丘后方安危,攻灭邽戎(今中国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境)、冀戎(今中国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境),分别设置邽县、冀县,从冀戎所在位置看,西戎与犬戎联合打败周幽王后,作为西戎一支的冀戎曾经有东迁之举。西征胜利后秦国就开始体养生息以把主要力量用于东进与其他诸侯国——主要是晋国——争霸中原。
    周釐王五年(前677),秦武公之弟秦德公成为新任国君后,将都城由平阳北迁至雍城,同年,梁国与芮国的国君亲自入朝秦国,不过秦德公统治短暂,第二年就过世,之后公位在其三个儿子之间传承,至周惠王十八年(前659),第三个儿子嬴任好继位为秦穆公,在位的第一年发兵东征在茅津的戎部落(以地名部又称茅戎),驱遂戎人收复茅津,此戎部落显然是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后才有机会南下至茅津盘踞,此后近35年间秦穆公都专注于与晋国争霸,直至确信不能取代晋国称霸中原以及得到在西戎安居多年的华夏人由余投靠后,才重新再次征伐西戎诸部。
    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6),秦穆公得知西戎王派往秦国的使者是华夏人由余,秦穆公与由其谈后发现由余是人才,遂拉拢其弃戎入秦以探听西戎虚实,至于谈话内客,一说由余作为西戎王的使者时吹嘘西戎上下充满淳德忠信如同没有人性缺陷的国度,可谓崇戎贱夏,但以常情度之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古今中外有哪一个部落邦国实现了这种完美社会?这只是因为各为其主才对西戎社会过度美化,另一说由余评论华夏先王制度的奢俭得失,得到秦穆公的佩服[486],二说相较,显然后说更符合常理。
    秦穆公用了三年时间准备,至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秦穆公发兵征伐诸戎,涉及的诸戎邦国有8~12个,最后陇西高原的绵诸、狄、䝠(今中国甘肃省陇西县境)、绲与陇东高原的义渠、乌氏(今中国甘肃省泾川县境)、胊衍(今中国陜西省定边县境)以及大荔戎等8个诸戎主要邦国皆向秦国称臣,史称“霸西戎”,周襄王姬郑因此派大臣祝贺秦穆公降服诸戎的成就,毕竟秦公是周王的诸候,此次全面击败陇东与陇西诸戎,可称得上一洗近150年前周王被诸戎威胁而不得不放弃关中平原东迁伊洛平原的耻辱。
    不过秦穆公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彻底的,特别是义渠戎,这个尚算弱小的邦国在近200年后成功征服陇东高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自立为王更一度威胁秦国的关中,如同昔日的犬戎与西周,而秦穆公在制霸诸戎2年后就不幸过世,之后公位在其子孙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相继,但秦国又卷入与晋国的斗争中,多次失败令秦国每况愈下,诸戎各部可能在这段时期解除了与秦国的臣属关系,至周灵王十三年(前559),晋国纠集十二诸侯西攻秦国,诸候联军直至泾水后才撒军,秦国遭受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败,数年后与晋国讲和,秦国自此从秦景公之后的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三代秦公皆偏安雍州,甚少参与中原事务,直至秦悼公的儿子秦厉共公接手为止。
    秦厉共公在周贞定王八年(前461)派兵攻灭大荔戎,又在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亲自领兵西征降服绵诸戎,接着更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前444)派兵北征义渠王国,摧毁义渠军俘虏义渠王,在十七年内三度征伐诸戎,特别是后两次代表了秦厉共公将陇西高原西部及陇东高原再度变成秦国的势力范围,但十四年后,在秦厉共公的儿子秦躁公统治的第十三年(前430),义渠国发兵南犯秦国,兵锋一度直抵渭水,虽然秦军最终击退义渠军,义渠国亦成为唯一一个能对抗秦国的戎人邦国,可能是因为义渠戎吸收了南下的北亚胡人,习得游牧战法得以统一陇东而后才能觊觎关中。
    秦躁公之后公位传承再次出现斗争,秦躁公之弟秦怀公继承公位,但秦怀公被臣下所杀,接着公位在秦怀公两个儿子的后人之间传承,首先是秦怀公的孙子秦灵公继位,然而秦灵公死后并非由其子嬴师隰继位,而是由秦怀公由一子秦简公继立,在秦简公在位的第十二年,也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威烈王姬午正式承认晋国的三大家族赵氏、魏氏、韩氏为诸侯,令晋国一分为三,华夏进入内竞更激烈的战国时代。
    周安王五年(前395),秦简公派兵西佂,攻灭绵诸戎部落。
    秦简公之后公位先后由其子孙秦惠公、秦出公相继接任,至周安王十七年(前385),秦出公被臣下杀害,公位由秦灵公之子嬴师隰继承,即秦献公。
    周安王十九年(前383),秦献公将首都由雍城东迁栎阳,全力对抗魏国,直至秦献公之子嬴渠梁继位后,任用卫鞅变法图强,促使秦国越发强大直至统一赤县神州。周显王八年(前361),秦孝公嬴渠梁统治的第一年,秦国派兵西征,斩杀䝠王攻灭䝠戎,彻底平定整个陇西高原,在周显王十九年(前350),秦孝公将首都由栎阳西迁咸阳。
    周显王三十四年(前335),秦孝公之子秦侯嬴驷统治的第三年,义渠王国东攻秦国,败秦军于北洛水一带而还,四年后(前331),义渠王国发生内乱,秦侯乘势派兵入义渠助义渠王平乱,至迟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前327)逼使义渠国向秦国称臣,秦国再度将陇东高原纳入势力范围,义渠国的王号可能因此被废。
    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秦侯嬴驷正式称王,为秦惠文王,在秦惠文王的统治下,秦国越来越强大,促使关东六雄中的韩、赵、魏、燕、齐五国在周慎靓王三年(前318)首次组成联盟攻打秦[注 52],义渠国亦参与五国攻秦事,令义渠国与秦国再次交恶,义渠国可能趁机再度称王,秦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耗费绣帛千匹并牺牲宫女百人来拉拢义渠国,五国兵败后的秦惠文王八年(前317)秦国因之攻取郁郅为县后,周慎靓王六年(前315)义渠王起兵南攻秦国,大败秦将李伯[注 53],不过秦惠文王很快反应过来,起兵北伐,次年周赧王元年(前314),秦军攻克义渠国南部25座城邑,沉重打击义渠国力,令义渠不再成为嬴秦的威胁。
    周赧王五年(前310),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嬴荡在位的第一年,秦国再次派兵击败义渠国。
    周赧王八年(前307),秦武王因为举鼎受伤而意外过世,因为秦武王没有儿子,宫廷众臣决定拥立秦惠文王的另一子,也即秦武王的异母弟弟嬴稷为秦王,成为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亦是汉族历史上在位时间次长的君王,而嬴稷的生母芈氏则被尊为宣太后,次年即秦昭襄王元年(前306),义渠国在历经与秦国的多年对抗后日渐衰弱,义渠王于是乘着秦国新王登基的机会,决定入朝秦国向秦昭襄王称臣,令两国夏戎两部众之间实现了和平。
    后世传闻义渠王最早从这时起便开始与宣太后互生情愫,后来更生下两个儿子,这些不排除是关东六国对秦国政治上的抹黑,即令宣太后是真的有了第二春,基于当时秦国享有对义渠国的压倒性优势,宣太后并不需要屈身讨好义渠王,且秦昭襄王登基时已虚岁十九,如果宣太后是在十五岁生下秦昭襄王,则此时年已三十三,以义渠王一国之君的身份与一名已生儿育女且至少三十三岁的妇女私通,屈尊降贵的一方恐怕未必是宣太后,另外,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宣太后将在甘泉宫将义渠王诱杀的同时又将杀死义渠王的两个儿子,如果这两子是宣太后亲生那手刅亲子显然有违常理,秦昭襄王也会感到不安,所以宣太后应只是义渠王两子的继母,义渠王说动宣太后认两儿为继子此举可能是想拉近义渠王室与秦王室关系,只是后来传讹为宣太后的亲生儿子可以迎合六国支持者对秦国的诋毁。
    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即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与义渠王的感情破裂,并在甘泉宫杀死义渠王及其两子,然后秦国在这位至少六十八岁女性主持下发起对义渠国的军事行动,次年秦昭襄王回想起战争期间自言“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可见已经超过五十岁的秦昭襄王仍然需要遵从宣太后的意见来进行对义渠国的战争,最后秦国迅速在同年消灭义渠王国,将陇东高原变为秦国领土,至此,从秦仲开始,历经500多年的对抗后,以嬴秦全灭诸戎结束,诸戎部落被人口众多的华夏部落所融化,至于不服秦国统治的诸戎部落不是西逃河湟就是北上西套平原融入游牧族群之中。
  47. 47.0 47.1 47.2 47.3 自周宣王继位以来,王国与诸戎势力战争开始比较频密,太原戎是太原地区之戎,太原可能在今太原盆地境内;条戎、奔戒,亦当是地名后缀“戎”的称呼,奔地不详,条地可能与中条山有关,或者在此山附近,太岳山也曾有中条山之称,条地也有可能在太岳山附近,奔地亦应在条地附近,如果两地在中条山附近就意味着戎人势力深入王畿中部,王军兵败必然导致王国局势动荡,但史籍无相关记载,所以笔者认为两地在太岳山附近更合理。
    申戎,在申地之戎,彼时西申为周王诸侯,申地之戎可能即在西申附近一带,王军可以得到西申国的帮助从而战胜申戎,此前一年(前790)“戎人灭姜侯之邑”,或即申地戎人势力对西申的攻击,同样是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国语周语上》称王军在千亩一战被姜氏之戎击败,千亩位置有争议,或在今山西省介休市,或在安泽县千亩原,或在王都镐京附近,笔者认为三地皆有可能,如按清华简《系年》所云,千亩应为周武王“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的千亩,则千亩当位于王都附近,然而王军在千亩被姜氏之戎所败,接下来王都显然会被攻打或周边地区被劫掠,但史籍并没有相关记载,仿佛在王都附近战败并没有任何影响,考虑到同年战胜申戎的事绩,笔者推断事情经过:周宣王三十八年(前790),西申国被姜氏之戎(申戎)大举攻击,“姜侯之邑”因此失陷,姜氏之戎突破西申防线后南下深入王畿,次年(前789),姜氏之戎虽然在镐京附近的千亩击败周王统领的王军,但因远道而来已经师老兵疲,赵奄父驾御马车成功护卫战败的周王撒退,之后周王发起第二次攻势——可能还有南下勤王的西申军合攻——彻底击败姜氏之戎[24],另外,晋穆侯曾经参与条地之战及千亩之战,可能曾派兵勤王参与此战;姜氏之戎可能与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原居于瓜州的姜戎氏有关联,如是则瓜州与西申国相距不远,也可以理解嬴秦坚持将姜戎氏驱逐。
    所谓六济之戎,六济位置不详,笔者认为从“六济”之称,其地或在济水流域一带,按《左传》鲁隐公二年(前721)春会戎于潜而八月盟戎于唐,鲁隐公九年(前714)北戎侵郑,鲁桓公二年(前710)九月盟戎于唐,鲁桓公六年(前706)北戎侵齐、鲁庄公十八年(前676)鲁侯击戎于济西、鲁庄公二十年(前674)齐攻戎、鲁庄公二十四年(前670)戎侵曹、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鲁侯攻戎;唐地在今中国鱼台县境,潜地在今中国金乡县北境,两地相近,唐在南而潜在北,皆在鲁境,当为“戎”派出之使者入鲁境与鲁侯会盟,从鲁庄公率兵“追戎于济西”,该戎人势力当来自济水以西,值得留意的是在济水以西存在卫国这一重要诸侯国,戎人势力在春秋初年能越卫境而攻鲁攻曹,或与卫国结盟之故,邢国在卫国以北,而北戎竟能越邢、卫而侵郑侵齐,很可能邢、卫二诸侯皆与戎人势力结成同盟,自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后即不见有戎人势力南侵的纪录,反而6年后《春秋》有“狄伐邢”的纪录,恰好齐桓公在前年(前664)派兵北上打败山戎,笔者推断以山戎为首的戎人势力在战争中损失过大以致衰弱,以赤狄为主体的狄人势力乘机崛起侵蚀其势力范围而与邢国接壤,当狄人势力南扩之时,失去戎人盟友的邢、卫两国只得弃地渡河南迁;如六济之济指济水而言,则六济者仅是戎人兵锋触及而与王军交战之地,从戎人军队与王军战于六济来看,当时邢、卫或曾与戎人结盟,故戎人兵锋能深入至济水,事与62年后鲁隐公九年(前714)的北戎南下侵郑相仿,只是战果一败一胜不同,戎人虽然战胜王军而杀伯士,但周边鲁、卫、东虢、郐、宋等诸侯围绕,虽胜亦不可久居,劫掠地方而走是唯一的选择。
    公元前7世纪中叶这些在渭汭、桑田、茅津等地的戎人部落应是受到秦国东进收复关中的压力而渐次东迁,比如骊戎因骊山而得名,但如此一来就与秦国东境早在公元前697年推至华山的事实产生矛盾,如果华山以西尽为秦境,晋国何得能深入秦境攻灭骊戎而还?在同一年,史书记载秦国与晋国在河阳发生了一场战争,可能与晋国攻打骊戎有关?综合史料记载,在秦国东进的形势下,骊戎最迟在公元前697年就离开骊山一带东移至上党高原西南,晋国才能在公元前672年攻灭已不在骊山的骊戎,而被西虢国击败的犬戎也是受秦国东进威胁而东迁至渭汭,桑田的戎部落亦当如此,西虢首先在渭汭击破戎部落,然后秦穆公东伐在茅津的戎部落,接着西虢在桑田击破戎部落,地理上,渭汭在西、桑田在中、茅津在东,西虢进军渭汭必先途经茅津、桑田,秦军东进茅津必先途经桑田,西虢进军渭汭时在灭茅津、桑田两地戎部落之前,秦军东进茅津时在灭桑田两地戎部落之前,然而沿途不见交战记载,渭汭、桑田、茅津三地戎部落在三年内被灭,很可能只是同一戎部落因为先后遭受秦与西虢攻打而先后迁居三地,不然就是戎部落移居茅津在西虢军从渭汭回师之后,戎部落移居桑田亦在秦军从茅津回师之后,所以秦与西虢才能轻易击溃立足未稳的戎部落。
    作为守护王畿西境的西虢,作为朝中执政卿士的西虢公,首要任务是为王畿清除来自戎部落的威胁,但晋国在公元前655年攻灭西虢,削弱了王畿军事力量,而公元前651年晋国又陷入内乱,这些都是渭汭、桑田、茅津等地诸戎残部死灰复燃的有利局势,令诸戎有机会逐渐东扩逼迫雒邑以西的伊水与洛水一带,所谓茅戎、伊雒之戎(扬拒泉皋之戎)、蛮氏之戎即指这些东进因所居之地而被命名的戎部落,茅戎因迁居于茅津而得名;伊雒之戎又称为“扬拒泉皋伊雒之戎”,据杜预注解,扬、拒、泉、皋是指位于伊水与雒水之间的戎人聚落,因其迁居于伊水与雒水之间而得名[4],笔者认为可从,从四邑仅泉邑或即泉亭而其他三邑位置失载,可知四邑只是小聚落的规模,从四邑之戎“同伐京师”可知扬拒泉皋之戎不是一股单一势力,而且由多支独立的小股势力组成;蛮氏之戎又称为戎蛮,《公羊传》称为戎曼[455],《后汉书·郡国志一》称为鄤氏[456],可见蛮、曼、鄤互通,而姬周诸侯邓国曼姓,加上先秦蛮夷戎狄不是与华夏界限分明的部落名号[注 4],蛮为曼之讹,故蛮氏或为曼姓氏族的一支;陆浑戎是在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始被秦穆公与晋惠公联手迁至王畿区域的伊川一带,与伊雒之戎交错而居,又有阴戎者,因其主要活动于扬拒泉皋之戎以西的河南山北地区(阴地)而被称为阴戎,杜预认为阴戎即陆浑戎[4],《后汉书西羌传》认为阴戎与陆浑戎同为允姓之戎的一支,由于“阴戎”之名仅见于鲁昭公九年(前533)且同为允姓之戎,相较之下前说更合理,即阴戎是陆浑戎的异名,但也不排除是自陆浑戎分离出的一股独立势力,后被陆浑戎重新吞并或被晋国消灭的可能性,而陆浑戎灭亡后,一部分被晋国编制而称为“九州之戎”,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晋顷公曾经派遣九州之戎赴王畿对抗西王阵营,但被“前城人败陆浑于社”,可证九州之戎是陆浑部民入晋后的称呼,基于陆浑灭亡后,茅戎、扬拒泉皋之戎皆不见踪影,最迟当与陆浑同时被晋国所灭,然而实际上应更早,除了陆浑戎外其他在畿诸戎最后的记录是在周灵王四年(前568),很可能不久后即被陆浑戎邦攻灭,周景王二十年(前525)晋灭陆浑之前曾派人祭祀雒水及三涂山,三涂山即在伊水北岸,约今嵩县西之山地,而晋灭陆浑之事不涉及扬拒泉皋之戎,代表扬拒泉皋之戎在此年之前已经灭亡,应被陆浑所攻灭。
    这些诸戎部落在公元前8世纪东迁入成周王畿后屡屡与周王为代表的华夏部落发生矛盾,在西虢国灭亡后,其中扬拒泉皋之戎更勾结王室内的阴谋分子,以支持王弟姬带为名进攻王都,焚烧东门,所幸在秦穆公和晋惠公派兵支援下力保不失,之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暂时平息了王室与诸戎的冲突,但次年(前648)因为周襄王驱遂姬带,又令王室与诸戎再起干戈,为此齐桓公介入调解,再次令王室与诸戎和解,这次冲突亦令晋国和诸戎决裂,齐桓公因此同时促使晋国与诸戎和解,不过次年(前647)秋因王室出现“戎难”,齐桓公遂与鲁、宋、陈、卫、郑、许、曹七诸侯联合派兵勤王,协防王畿,三年后(前644)的秋季,周襄王甚至向齐桓公请求援助,于是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邢、曹八诸侯派兵共同保护王都,可见王室与诸戎之间持续的紧张状态;周襄王十四年(前638)晋惠公与秦穆公将允姓的陆浑戎部落迁入王畿之阴地,但陆浑戎“偪我诸姬”,与王室出现冲突,增加王都雒邑的防御压力,105年后(前533)的周景王还为此向晋平公抱怨晋惠公的决定,不过周襄王也顾不上,因为仅仅2年后(前636),周襄王为抗衡郑国而依赖隗狄部落,甚至以隗姓女为王后,不料因王弟姬带与隗王后私通而导致隗狄部落发动叛乱,拥姬带为王,周襄王被迫出居郑国并派使向诸侯求援,最后由晋文公在次年(前635)平定叛乱,迎周襄王回王都,在晋国的强力支持下,此后25年间未再有诸戎威胁王室的记录,很可能是因为王畿诸戎自此臣属于晋,直至周襄王之孙周匡王在位的第三年(前610),周王派甘歜率兵大败戎部落于邥垂,可见虽然王室和诸戎在晋国的影响下和解,但也存在摩擦而爆发冲突,20年后(前590),王室与诸戎的矛盾再次激化,晋景公因之派使促使双方和解,然而和议成功后周定王派兵攻茅戎,不料兵败于徐吾氏,不过和议并未失效,之后除了周灵王四年(前568)周王派人向晋悼公投诉诸戎的风波外,直至周景王二十年(前525)晋灭陆浑后,王室再未与诸戎发生冲突。
    茅戎初见于周惠王十八年(前659),继见于周定王十七年(前590)的徐吾氏之战,此后不再见于记录,从茅津的位置来看,灭亡茅戎的不是陆浑戎就必定是晋国;扬拒泉皋之戎初见于周襄王三年(前649),次年与王室发生矛盾的“戎”应当是扬拒泉皋之戎,在周襄王五年及八年(前644),齐桓公两度联合诸侯派兵入王畿协防以抗衡的戎部落亦应是扬拒泉皋之戎,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鲁国曾派使与扬拒泉皋之戎在暴地会盟,周匡王三年(前610)被周王派兵大败于邥垂的“戎”可能亦是扬拒泉皋之戎,基于周景王向晋平公不满允姓之戎东迁,上述与王室发生冲突的“戎”亦可能是陆浑戎,在陆浑灭亡一年多后的周景王二十二年(前523)春,楚国“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令尹子瑕城郏”,其“阴”或指陆浑戎,如是则有可能是陆浑子为楚国招徕的陆浑残部,不过只是楚境阴地民众的迁移而无关陆浑事也是有可能的,后来在周敬王二十九年(前491),楚昭王为了逼使晋国交出流亡在晋的戎曼子赤,曾令左司马眅“起丰、析与狄戎”之兵屯驻抵近上洛地区以威慑晋国,其中“狄戎”应是流入楚境之诸戎部落。
    另外考虑到在诸戎部落东迁之前成周王畿已有华夏先住民,茅戎、蛮氏之戎、扬拒泉皋之戎、陆浑戎等势力治下有大量原属华夏部落的民众,由此也得以与王室及各诸侯周旋百余年才走向灭亡,如陆浑戎邦灭亡后,一部分民众迅速成为王室治下部民的一分子,陆浑认同冰消瓦解,既然起初能够由夏入戎,那之后从戎入夏更没有阻碍。[注 4]
    姜戎氏(姜姓戎部落)可能也是由于秦国东进收复关西而被驱遂,但因晋惠公以姜戎氏是四岳的后裔而将其安置在晋国南边,在公元前559年,范宣子士匄指责姜戎氏首领姜驹支导致“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姜驹支认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即姜戎氏的饮食衣服与华夏部落不同,又舆华夏诸侯没有任何外交来往,又怎能令华夏诸侯疏远晋国?)可见只有诸戎部落语言与华夏部落语言是共通的才会存在“言语漏泄”的可能性,至于东迁时间,考虑到晋惠公与秦穆公曾在公元前638年来自瓜州的允姓陆浑戎部落迁入伊水一带,而姜戎氏与允姓戎部落同样是来自瓜州的也是在晋惠公主政时期迁入晋国,那姜戎氏很可能就是在公元前638年前后东迁,基于晋惠公时晋国尚局促于河东一隅不可能划出大片土地给姜戎氏,而史籍亦不载其东迁年份事由,迁入的“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明显不能负载大量人口,可见姜戎氏人口不多影响微小,最多可能只有数千男女,另外,允姓戎部落与姜戎氏既然可以被秦、晋国管控下东迁或移居晋国,那允姓戎部落与姜戎氏的先居地瓜州很可能就在秦国与晋国之间,即陜北高原一带。
    骊戎虽然在公元前672年被晋国所灭,但其残部有可能东迁,在公元前660~前659年间灭邢破卫的诸狄部落也可能有一部分隗姓狄部落西迁,这些流散的戎部狄部落人群很可能得到当时因支持王叔姬颓造反而与王室交恶的温国接纳,用以争取更多力量对抗王室,不料最后与戎狄部落交恶导致戎狄部落攻打温国,加之温国失去王室的支持,只有败亡一途,虽然狄部落攻陷温邑,但从后来晋文公接收南阳地区的经过来看,除了温邑外,其他城邑如阳樊、原等在周王名义下保持独立,至少不受狄部落控制,另外,周襄王在公元前636年与隗姓狄部落联盟,从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的诸狄部落来看,应是来自黄河以北的南阳地区,即来自温国故地,所以灭亡温国的诸狄部落应是隗姓狄部落。
    所谓长狄者,其实是指鄋瞒部落历任首领中,因个别人士身材特别高大,因此以“长”名修饰,按《穀梁传》及《公羊传》称“长狄也,兄弟三人”,身材特别高大的仅兄弟三人,按《左传》,明确以“长”名之的只有缘斯、侨如两人,如现代的川岛悠翔、阮文幺、姚明、河升镇等个体,可见只是身高特别高的个别人士,也正是因为身高出众,侨如、焚如、荣如兄弟三人才得以担任鄋瞒首领;从《左传》在鲁文公十一年(前616)称鄋瞒为“狄”、鄋瞒参与曲梁之战二事可知鄋瞒当为赤狄一部,鄋瞒最早出现的时间有二说,一说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当时鄋瞒部落在缘斯的率领下攻打宋国,但反被宋武公派皇父充石领兵大破于宋境长丘,缘斯亦被俘杀,另一说“宋败长狄缘斯于长丘”事在宋昭公四年(前616),也即周顷王三年(前616),同年鄋瞒部落在首领侨如的统率下先侵齐,后又掠鲁,叔孙得臣十月率兵在鲁境咸地击杀侨如,按后说,侨如被杀事己在十月,则缘斯被杀事应在十月以前;侨如死后,其弟荣如可能接任鄋瞒首领,但荣如在周匡王六年(前607)率军攻齐失败被杀,荣如之弟简如接掌鄋瞒,然而随后卫国乘机派兵攻鄋瞒,鄋瞒再次战败,简如被杀,接着简如之兄焚如出任鄋瞒首领,鄋瞒先后被鲁文公、齐惠公、卫成公打败,鄋瞒首领侨如、荣如、简如兄弟三人因此相继被杀,导致鄋瞒部被大幅削弱,13年后的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六月,晋国讨伐赤狄,晋军在曲梁一战摧毁赤狄军,焚如战死,“鄋瞒由是遂亡”。
    代国,曾被后人称为代戎,代王子姓[234],与商王室同姓,代部落可能与华夏部落有渊源关系,代国王室或为周灭商后逃往蔚县盆地的华夏流亡者后裔,在春秋时代建立起一个以蔚县盆地为核心的邦国,据《管子轻重戊》,传说齐国在齐桓公时代曾经与代国有来往,笔者认为这可能代表了春秋时代晚期代国的情况,在代国以北有一支名为离枝的族群,是代国的敌人,不时侵扰代国北边;在赵鞅担任晋国正卿的末期就萌生了攻灭代国的想法,当其子赵无恤初任赵氏宗主后,就将姐姐嫁与代王,但很快,甚至赵鞅的丧礼还末完结,赵无恤就邀请代王赴夏屋山附近会晤,不料在宴会上,赵无恤的随从突然用食器击杀代王及其随从,之后赵无恤大举出兵攻打代国,非常顺利灭亡代国,当赵无恤派人迎接其姐姐代王夫人时,其姊因受不了弟弟杀丈夫的变故而悲伤自杀,因为是将发髻上的饰件笄取下磨尖来自杀,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女姓,就将自杀地附近的一座山命名为“摩笄之山”,又别称磨笄山、鸣鸡山、马头山,即今蔚县马头山,而今代王城遗址是西汉初年所建,其位置有可能是春秋代国都城[457];所谓夏屋山实为雁门关东北方的一段山体,与雁门关西南方的句注山共同构成恒山山脉,在赵无恤时代,夏屋山与句注山之间存在名为句注塞的关口,是《吕氏春秋有始覧有始》最重视的九塞之一,从赵无恤与代王会晤之地来看,恒山以南为晋国赵氏领地,以北的大同盆地应已成为代国领地,代国灭亡后其故地成为赵无恤堂侄赵周的封土。
  48. 48.0 48.1 周幽王十年(前772)的太室之盟,传统说法认为太室之盟的太室是指太室山(嵩山),然而彼时姬宜臼于西申自称天王,次年周幽王即起兵围西申,政治形势紧张的关头离王都的举动令人启疑,即令需要会盟诸侯,身为各诸侯的上级周王亦不必赴嵩山会晤各诸侯或其使者,所以笔者颇疑太室非指太室山,而是太庙一部的太室,且“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可知戎狄部落曾参与太室之盟,如太室是在相对离陜北、陇东及陇西更近的镐京较为合理;从太室之盟这个举动可以看出周幽王有考虑到戎狄部落乘周王国内战之机大举入侵的可能,所以才在太庙太室与戎、狄诸部使者会盟以建立拉拢或约束戎、狄诸部的政治协议,显然易见,当周幽王领兵围困西申国之时,肯定没有料到“戎、狄叛之”的可能性,但当犬戎、西戎一同起兵来攻时,王军并无在西申境内一触即溃,周幽王及其子姬伯服是在骊山附近被杀,这意味着王军面对犬戎与西戎的戎军是边战边退,直至撒退到骊山附近才穷途末路溃败而逃。
    关于周平王迁都关东王畿雒邑之年传统认为是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或周平王元年(前770)东迁,据古本《竹书纪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即以西虢公姬翰为首的一部分卿士诸侯派系拥立王子姬余臣为新王,既然是西虢公所拥立,则携地可能在西虢境内,清华简《系年》就直称“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自此周王国出现携王姬余臣与天王姬宜臼叔侄两人二王并立的局面,直至周携王在位的第二十一年(前750)被晋文侯姬仇杀害后,周平王才成为王国境内唯一的王;如携地在西虢,则正位于镐京与雒邑之间,若携地在21年间一直都属于周携王的领土,那周平王在周携王死前恐怕难以东迁洛邑,则周平王东迁洛邑之举不早于周携王二十一年,当然周平王也有可能向东南经丹江通道入南阳盆地后再北上穿越方城夏道后转入伊洛盆地,又或东渡黄河入运城盆地经轵关陉东出后再南渡黄河入伊洛盆地,如此周平王仍有办法在周幽王十一年东迁雒邑,不过春秋时代西虢在三门峡当为后来跟随周平王东迁的结果,西虢的初封地可能在今凤翔县境,如此携地就不成为周平王东迁的障碍,若如此,秦襄公在周平王五年(前766)已经“伐戎而至岐”,周携王应在即位后不久离开或失去携地,然而晋文侯在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杀周携王于西虢,抑或为戎狄所迫而东迁者非特周平王,周携王亦有东迁之举而西虢随其东迁?周携王所立之地与身死之地为同名异地?周平王二十一年恰好是秦文公将岐山以西地区纳入秦国并“收周余民有之”的同一年,秦襄公“伐戎而至岐”之举恐怕带有以兵威助周平王威慑周携王一派的意味,但周携王也是王,只有周携王死亡而西虢东迁后,嬴秦才能顺利攻取岐山以西地区,这可能是嬴秦虽然已于周平王五年(前766)“伐戎而至岐”却要晚至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才能拓“地至岐”的原因所在;按《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记载晋惠公与秦穆公迁允姓之戎入雒邑以西的王畿之地一事时,回顾起当年伴同周平王东迁的大夫辛有的一个预感,当辛有在伊川一带看到“被发而祭于野者”时感叹:“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按清华简《系年》,周携王在位21年,之后“周亡王九年”,再经“三年乃东徙”,则周平王东迁事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再经33年之后,也即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恰好距离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99年而“不及百年”,但考虑到助力东迁的晋文侯与郑武公分别卒于周平王二十五年(前746)和二十七年(前744)[462][157],那东迁之举不太可能晚于晋文侯的卒年;因应“周亡王九年”的不同诠译而得出不同的东迁时间,解“周亡王九年”为周携王死后九年,则东迁在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解“周亡王九年”为周幽王死后九年,则东迁在周平王十二年(前759),解“周亡王九年”为周幽王九年,则东迁在周平王元年(前770)而符合传统说法,故此周平王东迁雒邑的时间点有四,分别是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周平王元年(前770)、周平王十二年(前759)、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据《史记秦本纪》“秦襄公将兵救周”后得周平王赐以岐丰之地,《吕氏春秋》也称“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然而秦襄公却卒于周平王五年(前766),如此一来就有论者重排秦襄公在位年数以配合周平王在五年之后才东迁雒的论点,比如程平山将秦襄公与秦文公的在位年数颠倒而令秦襄公卒于其在位的第50年(前728)、王硕认为秦襄公在位29年而秦文公在位33年等等[464],但需要指出,即令东迁雒邑晚至周平王三十四年(前737),若周平王与犬戎、西戎势力在周平王五年(前766)之前出现矛盾冲突,则“秦襄公将兵救周”、受赐岐山以西之地及受封诸侯仍可发生在周平王五年之前,代表嬴秦在周幽王死后选择了周平王阵营,如此一来,秦文公十六年(前750)扩境至岐山一线之后直至秦宪公二年(前714)之前,嬴秦东伐事业停顿了36年就能得到完美解释,毕竟嬴秦受封岐山以西之地,名义上只能将“岐以东献之周”,而当周平王东迁后而关西王畿落入戎人或依附戎人的本土势力之手,嬴秦才能合法东征以收复关西。
    传闻赵鞅(赵简子)曾经得到天神许诺赵氏后裔攻灭两个狄人邦国的梦兆,即“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其中“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可知代国王室是子姓,“主君之子”在预兆中两次提及,前一次提及是指赵鞅的后代,并非仅指赵无恤,后一次提及才仅指赵无恤;所提二国,一国为“主君之子”所灭,另一国为“主君之后嗣”所灭[234],也即赵襄子赵无恤灭代国及赵武灵王赵雍灭中山国,两国王族皆子姓[168],与商王室同姓,代部落与鲜虞部落可能与华夏部落有渊源关系,代国王室与中山国王室或为中原战乱之际逃往蔚县盆地的华夏流亡者后裔,在春秋时代分别于以蔚县盆地为核心建立代国及以滹池水下游北至南易水之间的平原地区为核心建立起鲜虞国(中山国);基于鲜虞国及其后的中山国王族姓氏有姬姓及子姓两说,笔者认为情况类似田氏代齐,鲜虞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子姓取代姬姓或姬姓取代子姓的权力转移。
    约周元王元年(前475)赵襄子赵无恤攻灭代国后,将代国故土封建给侄子赵周,即代成君,同时亦派兵北上守卫无穷之门(今中国张家口市万全县野狐岭)以防御来自无穷之门以北的北亚胡人威胁,无穷之门以南纳入晋境并成为代成君的封土[459],赵无恤领兵一举“逾句注而破并(并)代以临胡、貉”[465],于是晋国领土自此与胡人、貉人邻接。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为主要目的,其重点在骑射而非胡服,胡服主要施行于贵族上层及地区军队,对赵国华夏民间社会影响很弱[466]
    所谓胡服令,归根究底是赵雍为攻略西北胡地而实施的文化统战,相当于胡服支持者肥义所举“舜舞有苗,禹袒裸国”的例子,赵雍于在位的第十九年,也即周赧王八年(前307)始行胡服,次年即“西略胡地”降服林胡王,同年派邻接胡地的代相赵固管理诸胡事务并负责招募胡兵,待到第二年攻打中山国的战役中,赵希所统领的部队就由胡兵及代地兵组成,在周赧王十五年(前300)赵雍攻取胡狄杂居的前套平原后的次年即传位其子赵何,赵雍自号主父,率领部众亲自经略新得的胡地,隔年,在赵雍兵威之下,楼烦王向赵国称臣,2年后(前295)赵雍死于沙丘之变,从赵雍的活动来看,穿胡服主要是为了统治“胡、翟之乡”而实施的文化政策,仅事涉邯郸朝廷及边境胡狄杂居地,无必要亦无能力强制赵国华夏社会全盘胡服,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周赧王八年反对胡服的周祒(周绍),直至周赧王十四年(前301)才穿胡服而成为赵何之傅,另外,周赧王十三年(前302)赵雍“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胡服)”,可见即使靠着国君赵雍的强制推广,赵国只有在九原郡的官吏阶级才被命令强迫穿胡服,而当七年后赵雍与肥义均死于沙丘宫变,官吏就不再有被强迫穿戴胡服的压力,所以胡服对赵国华夏社会特别是对平民阶层的影响很有限是可想而知;相比胡服,骑射才是值得华夏部落学习的技能,只有掌握或优化作为长途机动的“骑”以及远程攻击的“射”,东亚华夏人才能抵抗来自北亚胡人的军事压迫,习骑射也即师胡长技以制胡,对处于华夏分裂时代的赵国来说,除了破胡拓地外亦可以攻略同为华夏或其他亲缘部落的国家,赵雍正是以习骑射可“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及“报中山之怨”来说服叔父赵成(公子成)支持胡服骑射,为了训练骑兵,赵雍在攻取胡翟之乡后建立原阳县城(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古城),更在县内设立骑邑,从牛赞以“今民便其用而变之”为由反对“破卒散兵以奉骑骑射”的骑邑之设,可知骑邑是训练不熟骑射的华夏士兵习练骑射的基地,虽然赵国成功攻取前套平原的“胡、翟之乡”及拥有强大的华夏骑兵部队,但赵雍仍需建起长城以防御北亚草原游牧民的侵掠,至赵考成王时代,日渐强大的匈奴已经成为雁门及代郡北边的重大威胁,除了李牧主政外,其他时间“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直至李牧招募起一支由1300战车、13000骑兵、50000步兵及100000弓兵组成的部队,靠着诈败诱敌深入才能一战歼灭匈奴军主力[467],在面对以骑兵为主的匈奴军,赵军的骑兵占比只有7.9%,面对将越来越多游牧族群征服而越发强大的匈奴帝国,赵军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即使是华夏名将李牧也不敢轻易出战。
    赵雍为推行胡服辩护的理由主要是“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古今不同俗”,以此来反对坚持“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圣人不易民而教,知子不变俗而动”等以公子成为首的传统派,乍看之下,赵雍反对传统的理由似乎充分,然而三代礼服虽然不一,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些都是数百年间遂渐发生的变化而非一代人或短短数年之内发生的剧烈变化,而且即使圣人“因事而制礼”、“事异而礼易”,这都是根据前代有所损益而变,并非移植外来传统来取代本土传统,何况纵使过去曾有变化,不代表现在或未来必须有所变化甚至全盘舍弃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赵雍所秉持的理由并不充分,一支军队强大与否关键不在于服饰,赵氏不需穿胡服才能灭代。传统派坚持的“古之道”、“中国不近蛮夷之行”而反对“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等理由虽不免出于族群情感,然也是人之常情,古代在同一人种之下区分不同部落族群最快捷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对方的服饰,坚持传统服饰其实就是对族群认同的捍卫,而以政治力量为后盾强制一种外来文化完全取代另一种本土文化的政策被称为文化灭绝也不为过,所以赵雍的全盘胡化思想实有欠妥善,胡服对赵国华夏社会影响有限实属幸事,只是易胡服之举每每成为反汉主义摧残汉族文化的借口,以一种“进步”对“落后”、“有用”对“无用”的二元对立观来合理化强迫强制的方式取代汉族文化,反之则否,自然的文化交流被变为强迫文化融合以至文化灭绝的掩盖。
  49. 49.0 49.1 周代主要人口分为国人与野人两个阶层,两者不存在族群差异[注 4],国人相当于城市人或知识分子,有干涉政治的权力及服兵役军赋的责任,可能与权贵有亲缘关系,周王畿及陈、楚、宋、秦、莒诸国都有国人阶层存在[437][438][439],类似日本国被称为“国人(くにびと)”的武士阶层,而野人则多居于郊野,没有政治权力,相当于底层平民[440][441][442][79][443][444][445][446][447][448];“君子”本义为贵族阶层或有贵族血统的人,春秋末期开始变为有德之人的指称[449],“小人”可指专研某一技能百工者[450]或平民[451];国人以闾编户,野人则以里编户[3][452],至战国时代,国人开始失去参与政治的权力而野人开始负担兵役,国野阶层遂融为一体[453][454]
  50.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与穆姬成亲在周惠王二十二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则在周惠王二十一年,因晋灭虞在周惠王二十二年,所以笔者取周惠王二十二年说,但晋灭虞已在十二月,则秦晋联姻之事可能发生在下一年。
    姬重耳于周襄王十六年二月丙午入曲沃,晋怀公被杀于同月戊申,但查该年二月无此干支日,最近的丙午、戊申为该年的正月十五日、十七日,以及三月十六日、十八日。
    周襄王二十六年五月无辛酉,最近的辛酉在四月二十九日。
    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五月无甲辰日,在五月之前的甲辰日在四月二十六日,在五月之后的甲辰日在六月二十七日;同年七月无庚辰、辛巳,七月之前的庚辰、辛巳两日分别是六月初三日及初四日,而七月之后的庚辰、辛巳两日分别是八月初四日及初五日。
    楚康王卒于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然而该月无乙未日,上一个乙未日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而下一个乙未日则在闰十二月二十八日,楚国令尹屈建与楚康王逝世日子相近。
    楚灵王在鲁昭公十三年五月癸亥自杀,同月乙卯,楚王熊比自杀,次日丙辰,熊弃疾登楚王位,然而五月癸亥在二十五日,乙卯在十七日,丙辰在十八日,则楚灵王在楚平王即位后才自杀。
    鲁昭公二十二年,四月乙卯周景王卒,戊辰刘献公卒,但该年四月无乙卯、戊辰日,最接近四月的乙卯日在三月初九日及五月初九日、戊辰在三月二十二日及五月二十二日;五月无庚辰,五月前庚辰在四月初四日,五月后庚辰在六月初五日;六月无丁巳、壬戌、癸亥、乙丑、丙寅、辛未、乙亥,此七干支日五月皆有,分别是十一日丁巳、十六日壬戌、十七日癸亥、十九日乙丑、二十日丙寅、二十五日辛未、二十九日乙亥;七月无戊寅、辛卯,七月前有六月初三日戊寅及十六日辛卯,七月后有八月初四日戊寅及十七日辛卯;八月无辛酉、己巳、庚午、辛未,八月前有七月十六日辛酉、二十四日己巳、二十五日庚午、二十六日辛未,八月后有九月十七日辛酉、二十五日己巳、二十六日庚午、二十七日辛未;十月无丁巳、庚申,十月前有九月十三日丁巳、十六日庚申,十月后有十一月十四日丁巳、十七日庚申;十一月无乙酉、己丑,十一月前有十月十二日乙酉、十六日己丑,十一月后有十二月十三日乙酉、十七日己丑;十二月无庚戌,十二月前庚戌在十一月初七,十二月后在次年正月初八,另鲁昭公二十二年无闰月;鲁昭公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为癸卯,壬寅在鲁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左传》在鲁昭公二十二年所载的月数或干支日有误,如将月份提早1个月比较合理。
    周敬王七年二月无己卯,二月前己卯在正月十二日,二月后己卯在三月十三日
    据《左传》,柏举之战在周敬王十五年(前506)十一月庚午,随后楚昭王在己卯离郢,吴军在庚辰入郢,然而笔者查其年其月没有此干支日,或有误,距离十一月最近的庚午日在十月十八日,己卯在十月二十七日,庚辰在十月二十八日,吴军入郢在楚昭王离郢的次日。
    鲁定公八年(前502)二月无己丑及辛卯,最接近二月的己丑及辛卯分别是正月二十六日及二十八日。
    赵简子赵鞅卒年有争议,有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与周定王十一年(前458)两说,基于赵襄子赵无恤在周元王元年(前475)已行三年之丧,兼之《左传》自鲁哀公十七年后不见赵简子活动,反而荀瑶(智襄子)有一伐齐二伐郑之举,加上清华简《系年》载赵无恤之子赵嘉(赵桓子)在晋敬公十一年(前441)与诸侯各大夫使者会晤的政治活动,则赵无恤必卒于此年之前,所以笔者认同赵无恤之父赵鞅卒于周元王元年之前更合理。
    按《左传》,姬蒯聩政变夺位在鲁哀公十五年冬季闰月,然查该年无闰月。
    越王姒勾践攻并吴国后不久就北上徐州与晋、齐等诸侯大会,按《吴越春秋》徐州之会与灭吴在同一年,然而按《左传》越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十一月,所以笔者认为将徐州之会置于鲁哀公二十三年为妥;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攻齐的徐州之战,徐州当在齐境。
  51. 自周幽王十一年(前771)起诸戎势力进入关中平原,逼使周平王不得不东迁伊洛平原后,诸戎诸狄部落氏族亦乘着王朝中衰地方失序的机会将其兵锋深入河东、伊洛平原、河济平原以至触及泰沂山脉,主要涉及王畿与晋、鲁、郑、卫、齐等诸侯。
    周桓王四年(前716),据称一支戎部落曾经在派使入朝雒邑的时候遭到大臣凡伯的无礼对待,令戎部落记恨在心,趁凡伯出使鲁国后的回程途中,派兵在楚丘将凡伯劫掠而去,但此事有争议,一说是卫国派人将凡伯劫去。[149]
    周桓王六年(前714)冬,一支戎部落侵扰郑国北部——可能因此被称为北戎,郑庄公姬寤生亲自领兵拒敌,于十一月大破戎人,将其歼灭,保卫郑境
    周桓王十四年(前706)夏,北戎攻击齐国,齐僖公向郑国救援,郑庄公派其子姬忽领兵援齐,大败戎军,并留兵助齐驻守一段时间后才退兵。
    周惠王元年(前676)夏,鲁国在济水西岸与戎人交战,鲁庄公姬同率兵将其击退。
    周惠王五年(前672),晋献公姬佹诸派兵攻灭东遭到至上党高原西南的骊戎。
    周惠王七年(前670)冬,戎人南下攻掠曹国,逼使曹僖公姬夷一度逃亡陈国避难。
    周惠王九年(前668)夏,鲁国再度与戎人交战。
    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冬,因为燕山南麓的燕国长期遭受北戎(山戎)肆虐,齐桓公姜小白决定统兵北上助燕抗戎,至次年夏,齐军摧毁北戎军队而还,甚至派人送战利品至曲埠向鲁庄公炫耀齐军武力。
    周惠王十五年(前661)冬,狄部落南下侵伐邢国,次年(前660)春,齐桓公派兵援邢,西虢公姬丑亦于渭汭大破犬戎一部,同年十二月,当邢国激战正酣之际,又有一支狄部落越邢攻卫,于荧泽(今中国河南省淇县境)一战大败卫军,卫懿公姬赤战死,卫都陷狄,不服诸狄统治的华夏人逃亡四散,其中有七百三十人南逃,受到宋桓公的帮助迁移至卫国南境的曹邑,加上共邑、滕邑的华夏部众共计约五千男女,拥卫懿公的堂侄姬申为卫公,同年,可能出于防范诸狄的缘故,郑国派兵北屯黄河;第三年(前659)春,齐、宋、曹联军在聂北(今中国山东省聊城市博平镇一带)会合援邢,但邢国紧接着卫国被诸狄攻陷,逃离诸狄统治的邢国华夏难民南下聂北,联军将追击而至的狄人击退,六月,在三国安排下将邢国华夏难民安置在夷仪,并为其筑城在当地重新立国;第四年(前658)正月,齐、宋、曹、鲁四国为卫戴公姬申在楚丘筑城重新立国,同年秋,西虢公在桑田摧毁一支戎人部落。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十二月,因骊姬诬陷,晋献公两子姬夷吾和姬重耳逃离晋都曲沃,分别据守屈邑与蒲邑,次年春,晋献公派兵攻蒲邑,姬重耳被逼北投诸狄部落,而屈邑的姬夷吾则坚持至下年春季才逃离屈邑流亡梁国。
    周惠王二十五年(前652)春,周襄王即位不久,晋国派兵北攻诸狄,大败狄兵于采桑(今中国山西省吉县壸口镇一带),狄部落为报复,在夏季攻掠晋国而去。
    周襄王二年(前650)春,诸狄部落攻打温国,攻破温邑,灭亡温国,温国国君有苏氏被逼流亡卫国[注 47];夏季,齐桓公与许僖公两诸侯共同出兵北伐山戎,可能是因为14年前的北伐未能彻底攻灭山戎之故。
    周襄王三年(前649)的夏天,王弟姬带联络雒邑以西的诸戎部落——应是早前在渭汭、茅津、桑田一带的戎部落残部扩散至伊水一带——以助其争夺王位,诸戎部落遂东侵王畿,围攻王都雒邑,秦穆公与晋惠公因此皆派兵进入王畿攻打诸戎以救援雒邑,成功助周王抵抗诸戎的攻侵,最后在晋惠公的调解下,周王与戎部落停战和好。
    周襄王五年(前648)春,诸侯派人为卫都楚丘增筑外城以应对狄部落的威胁;入夏,周王为了惩罚王弟姬带去年暗通戎部落围攻王都的罪过,发兵攻伐姬带,逼使姬带在秋季流亡齐国,可能令戎部落因此不满周王,晋惠公亦因此而与戎部落交恶,齐桓公派使调解其间,令周王与晋公再次与戎部落和归于好。
    周襄王五年(前647)春,卫都楚丘防御得到增强的一年后,狄部落首次南下攻掠卫国;可能因周王与戎部落之间的和平并不稳固,齐桓公在秋季与鲁、宋、陈、卫、郑、许、曹七诸侯共同派兵增强王畿与雒邑的防御。
    周襄王六年(前646)秋,郑国受到狄部落的侵扰。
    周襄王八年(前644)秋,诸狄部落乘去年九月晋国兵败韩原之机,发兵南下攻晋,先后攻陷狐厨、受铎,东渡汾水兵抵昆都而还,同一时间,雒邑再受诸戎威胁,周王派使向齐桓公救援,齐桓公于是联同其他诸侯再次派兵屯王畿以防御诸戎。
    周襄王十年(前642)正月,宋襄公子兹甫纠合曹、卫、邾三诸侯派兵攻齐以助齐公子姜昭,直至五月才成功扶立姜昭为齐公,期间鲁国与诸狄部落当分别派兵援齐,皆功败垂成;冬季,诸狄部落部落与邢国联合攻卫,围菟圃,后由卫文公领兵逼退,次年秋,卫文公为了报复邢国,派兵攻邢而还。
    周襄王十二年(前640)秋,齐国派使在邢国与诸狄部落会晤立盟,建立邢、诸狄、齐三方同盟,次年春,诸狄部落又一次入卫境攻掠而去。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秋,秦、晋两诸侯将人寡力弱的允姓陆浑戎部落从瓜州迁至伊川(伊水一带)安置。
    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周王派伯服、游孙伯赴郑以劝说郑文公取消攻打同为姬姓诸侯的滑国,但郑文公拒绝周王的劝说并将伯服和游孙伯拘留下来,周王因此愤怒,派颓叔、桃子联络黄河北岸的隗姓狄部落,促使其出兵攻郑,隗姓狄部落在夏出兵攻郑,取栎邑而还,周王为了稳固王室与隗姓狄部落的联盟,于是以隗姓狄女为王后,不料隗王后很快与王弟姬带发生私通丑闻,周王遂废黜隗王后,但此举引起隗姓狄部落不满,颓叔和桃子亦投入隗姓狄部落阵营,拥姬带为王,向隗姓狄部落借兵叛乱,起兵攻周王,周王担心不敌,于是东奔坎欿(今中国河南省巩义市境);至秋季,狄军助姬带大败王军,攻陷王都雒邑,俘虏周公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朝中重要卿士,虽然攻陷雒邑,但因为隗王后在温邑的缘故,姬带亦一同居于温邑,周王则从坎欿流亡郑国的氾邑(今中国河南省襄城县境);冬季,周王分别派使赴鲁、晋、秦三诸侯告难,郑文公亲赴氾邑慰问周王。
    周襄王十七年(前635)春,晋文公出兵勤王,在三月二十日甲辰抵达阳樊,然后分兵两路,一支围攻在温邑的姬带,一支入郑迎接周王,到了四月初三日丁巳,在晋军帮助下,周王重新回到王都雒邑,而温邑被晋军攻克,俘获姬带后执送隰城处决,初四日戊午,晋文公亲入雒邑朝觐周王,周王将黄河以北由阳樊、温、原、欑茅等地组成的南阳地区(相当于汉朝的河内郡)永久赐予晋国。
    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冬,晋国乘大胜楚国于卫境城濮之余,在原有的三军之外再扩军三行,三行相当于三军,即晋国扩军一倍以防御北方诸狄部落的侵犯。
    周襄王二十二年(前630)初,晋国派兵攻郑,以试其虚实,诸狄部落乘此派兵攻齐而还。
    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29)秋,晋国在清原(今中国山西省闻喜县境)阅兵,以防备诸狄部落为名将三行改为二军,而且诸狄部落在冬季出兵攻卫,一度围攻卫都楚丘,卫国在战后迁都帝丘。
    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夏,诸狄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派兵攻打诸狄部落,逼使诸狄部落求和,同年秋,卫国与诸狄部落会盟讲和。
    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夏,诸狄部落乘去年底晋文公去世不久的机会,出兵攻掠齐国而去,到秋季,诸狄部落南攻晋国,晋襄公领兵迎击,于八月二十二日戊子大败狄军于箕地,俘虏白狄部落首领(白狄子)。
    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夏,诸狄部落又一次出兵攻掠齐国而去。
    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十一月,晋国执政赵宣子赵盾与大夫狐射姑发生冲突,狐射姑逃亡赤狄部落。
    周襄王三十二年(前620)夏,赤狄部落派兵南下,攻掠鲁国西边而去,鲁文公因此派使向晋国控诉,赵盾于是透过在赤狄部中的狐射姑质问并代表晋国向赤狄潞氏首领酆舒发出警告。
    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十月初四日壬午,鲁国派姬遂与晋国执政赵盾在衡雍会盟,随后在初七日乙酉,姬遂与伊雒戎(以水名部)部落在暴地会盟。
    周顷王元年(前618)夏,诸狄部落又一次出兵攻掠齐国而去。
    周顷王二年(前617)冬,诸狄部落出兵攻掠宋国而去。
    周顷王三年(前616)秋,鄋瞒狄部落出兵攻掠齐国,然后又攻掠鲁国,鲁文公派兵反击,十月初三日甲午,鲁军大败鄋瞒军于咸地,俘其首领长狄侨如杀之。
    周顷王五年(前614)冬,诸狄部落自从在十四年前与卫国会盟后,首次出兵攻掠卫国而去。
    周匡王三年(前610)秋,周王遣将甘歜率兵大败戎部落于邥垂。
    周定王元年(前606)春,楚庄王率兵北伐陆浑戎,虽战果失载,但从楚庄王后来能够“观兵于周疆”,很明显取得对陆浑戎的胜利;秋季,赤狄部落派攻掠卫国而去。
    周定王二年(前605)夏,赤狄部落出兵攻掠齐国而去。
    周定王四年(前603)秋,赤狄部落南侵晋国,一度团攻怀邑及邢邑,晋成公打算反击,但被荀林父(中行桓子)说服暂缓反击。 周定王五年(前602)夏,赤狄部落又一次南侵晋国,然后仅割向邑的稻田而去。
    周定王六年(前601)春,晋国与白狄部落联盟,在秋季联合攻秦而去。
    周定王九年(前598)秋,赤狄部众中一部分狄部落因为反感来自潞氏的长期奴役,遂改向晋国称臣,晋景公率兵赴欑函与诸狄部落(众狄)会盟。
    周定王十一年(前596)秋,赤狄发兵攻晋,直抵清原而还。
    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六月,赤狄潞氏首领婴儿的夫子即晋景公之姊,被潞氏执政酆舒杀害,晋景公遂派兵攻赤狄,荀林父率兵在十八日癸卯大败赤狄军于曲梁,鄋瞒部首领长狄焚如亦于此战中身亡;二十六日辛亥,晋军灭潞氏,俘虏婴儿,酆舒虽然成功逃亡卫国,但不久后被卫国执送晋国处决,而鄋瞒亦随潞氏而灭亡,进入七月,秦国派兵攻晋,二十八日壬午,晋景公屯居稷地,一边应对秦军一边攻略赤狄领土,在扶立黎侯复国后移屯西进北洛水,随后秦军兵败于辅氏而晋军继续攻略赤狄领土,至次年(前593)正月,晋军攻灭甲氏、留吁、铎辰三部赤狄,可见曲梁一战,赤狄军主力被歼,令赤狄兵败如山倒,晋景公的成就足以与三十年前秦穆公的霸业媲美,足以弥补四年前晋军被楚军在郑境邲地打败的损失有余。
    周定王十七年(前590)春,周王与茅戎部落有争执,晋景公因之派瑕嘉为使调和,虽然和解成功,但周王仍派刘康公统兵伐茅戎部落,在三月二十日癸未刘康公兵败于徐吾氏而回。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冬,楚令尹熊婴齐以援齐为名起兵北上攻卫寇鲁,遂派楚申公屈巫臣(子灵)先行出使齐国,屈巫臣携夏姬等家室计划北上离楚投齐,但出于齐国在六月被晋军打败于鞌地的考虑,令屈巫臣中途改道投晋,晋景公以屈巫臣为邢邑大夫,负责“捍御北狄”。 周定王十九年(前588)秋,晋景公派郤克领兵与卫国联合讨伐赤狄最后的残部廧咎如,廧咎如部落因之溃败灭亡。
    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十二月己丑,晋景公与齐顷公、鲁成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悼公、曹宣公、邾定公、杞桓公等八诸侯在郑境虫卒会盟,但宋共公因刚才攻灭公子子围(子灵)一党而回绝赴会,然而引起晋景公不满,次年三月,晋国派伯宗、夏阳说率兵与郑、卫联合,伊雒之戎、陆浑以及蛮氏诸戎部落亦派兵助晋,联军计划攻打宋国,但在卫境针邑附近,夏阳说见到针邑无备而起了攻城的念头,但被伯宗所阻,于是联军解散而还,同年秋,鲁成公在晋景公的命令下,派兵攻打宋国而去,以惩罚宋共公不赴虫牢之盟,至一年后,因楚令尹熊婴齐统兵攻郑,宋共公派兵联合晋、齐、鲁、卫、曹、莒、邾、杞等八诸侯出兵援郑,并于八月十二日戊辰在卫境马陵与晋景公、齐顷公、鲁成公、卫定公、曹宣公、莒渠丘公、邾定公、杞桓公等八诸侯共同会盟。
    周简王四年(前582)冬,秦桓公派兵与白狄联合攻晋而去。
    周简王六年(前580)冬,秦桓公与晋厉公各自派使赴秦境王城会盟,然而秦桓公随后分别联落白狄、楚国,企图与之联合攻晋,但被白狄及楚国拒绝。
    周简王七年(前579)五月,晋国与楚国各派使赴宋,初四日癸亥,两国使者在宋都商丘西门郊外订下弭兵之盟,诸狄部落乘晋厉公专注于商丘弭兵时,出兵掠晋而回,结束盟会后,晋国派兵报复诸狄,大败诸狄于交刚。
    周灵王三年(前569)冬,无终之戎的首领嘉父派孟乐出使晋国,在晋司马魏绛(魏献子)的支持下,晋悼公决定与以无终为首的北方诸戎部落结盟,并派魏绛负责和戎事务,近八年后(前562),晋国因无后顾之忧而“九合诸侯”,魏绛得到晋悼公的赞扬。
    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春,因王畿受到诸戎部落的滋扰,周王派卿士王叔陈生赴晋向晋悼公投诉诸戎部落的行径,然而晋国却将王叔陈生扣押,并派士鲂赴雒邑解释王叔陈生是因为与诸戎部落有勾结而被扣押。
    周灵王十二年(前560)秋,吴国攻楚,兵败于楚境庸浦而回,次年正月,晋国因庸浦之战而派士丐(范宣子)与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诸侯使者在向地会晤吴国使者,会上,士丐以暗通楚国为由拘捕了莒国公子己务娄,随后以“言语漏泄”导致“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为由怪责姜戎氏首领姜驹支,但姜驹支强调未曾与诸侯有任何来往,也表示对晋国“岂敢离逷”的忠诚,并朗诵《青蝇》之诗劝士丐勿信谗言,其辩解得到士丐的接受。
    周灵王十七年(前555)春,白狄首度派使鲁国来往。
    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七月,晋正卿赵武与楚令尹屈建在宋国商丘会盟,除了秦、齐两诸侯外,其他诸侯皆同时向晋、楚两国臣属,这次会盟被称为“宋之盟”,因此次年夏,齐、陈、蔡、燕、杞、胡、沈七诸侯入觐晋平公,白狄首领亦亲自赴晋入觐。
    周景王四年(前541)六月,晋将荀吴(中行穆子)领兵北征,在大原与以无终之戎为主的狄军作战,晋军毁车步行,大败以步兵为主力的狄军。
    周景王十二年(前533)春,王畿甘邑大夫襄与晋国阎邑大夫嘉因为阎地的归属而发生冲突,晋国派大夫梁丙、张趯领兵与阴(陆浑)戎部落进攻王畿颍地,因此周王派詹桓伯赴晋批评晋平公,令晋正卿韩起停止军事行动,派赵成赴雒,向周王送还阎地并放归颍地的俘虏,周王亦派宾滑罢免大夫襄在甘邑的统治以向晋国示好。
    周景王十五年(前530)秋,晋将荀吴率兵借道鲜虞国,进攻肥国的昔阳城,至八月初十日壬午攻灭肥国,俘虏肥国国君(肥子)绵皋而回,之后在十二月,晋国派兵攻鲜虞而回。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夏,晋昭公召集诸侯大会,预备先与吴王姬余眛在良地会晤,但吴王以水路不通婉拒;在七月二十九日丙寅,晋昭公以晋兵车四千乘阅兵于邾国南部,随后与齐景公、鲁昭公、宋元公、卫灵公、郑定公、曹武公、莒著丘公、邾庄公、滕悼公、杞平公、小邾穆公等十一诸侯在平丘会晤,周王亦派卿士刘献公与会,在八月初四日辛未及初五日壬申,晋昭公再次在平丘阅兵以威慑各诸侯,初七日甲戌,十三诸侯在平丘会盟;鲜虞国听闻晋昭公统率大军在平丘与诸侯会盟的消息后,以为晋国无暇北顾而放松,荀吴于是在著雍出兵攻鲜虞,至中人一带摧毁鲜虞军,“大获而归”。
    周景王十八年(前527)秋,荀吴再次统率晋军攻鲜虞,围攻鲜虞附属鼓国鼓城,围鼓城三月,至冬季,鼓城向荀吴开城投降,鼓国国君(鼓子)鸢鞮被俘,荀吴“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但不久又以鸢鞮居鼓以事晋。
    周景王十九年(前526)正月,楚平王熊弃疾因蛮氏之戎发生内乱以及蛮氏首领(戎曼子)嘉没有信用,派右尹姬然丹(子革)将嘉诱杀,派兵控制蛮氏戎,随后扶立嘉的儿子为傀儡。
    周景王二十年(前525)秋,因应陆浑之戎弃晋亲楚,晋顷公遂决定消灭陆浑戎,晋正卿韩起(韩宣子)因为在梦中见到晋文公带着荀吴将陆浑之戎交给自己,认为是吉兆,于是派荀吴领兵南下灭陆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晋顷公派屠蒯赴王畿,向周王预告晋国将派人南下祭祀雒水及三涂山,九月二十四日丁卯,荀吴统兵从棘津南渡黄河,分派人去祭祀雒水及三涂山,随后进攻陆浑之戎,至二十七日庚午攻灭陆浑戎邦,其国君(陆浑子)逃亡楚国,陆浑部民一部分溃逃至甘鹿,“周大获”,遂成为王室部民,另一部分由晋国收编。
    周景王二十四年(前521)冬,鼓子鸢鞮叛晋附鲜虞,于是晋顷公派荀吴率兵往攻鼓国,至次年六月,荀吴攻灭鼓国,鸢鞮再次被俘。
    周敬王十三年(前507)九月,鲜虞国遣兵攻晋,在平中击败晋军,俘虏晋将观虎。
    周敬王十四(前506)三月,应蔡昭侯之请,晋、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五诸侯以及齐国使者在召陵大会商讨攻打楚国,但荀吴之子荀寅(中行文子)以鲜虞国未服为由劝说晋正卿士鞅(范献子)拒绝攻楚,因此晋国拒绝了蔡昭侯的请求,同年秋,士鞅率兵与卫国联合攻打鲜虞而回。
    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冬,士鞅再次率兵攻打鲜虞国,成功报复平中之败后还师。
    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七月,晋国六大家族中的中行氏及范氏在得到晋定公的认可后起兵攻打赵氏,十一月,在智、魏、韩三大家族的影响下,晋定公转而同意三家讨伐中行氏及范氏,由此开始了中行氏及范氏的叛乱,3年后(前494)的秋季,鲜虞派兵与齐、卫、鲁三诸侯联合派兵攻晋,取棘蒲而还,又再2年后(前492),齐、卫派兵围晋境戚邑,为了成功攻取戚邑,两诸侯派使向鲜虞求援,鲜虞国的回应史无明载,但戚邑之后仍属晋国。
    周敬王二十九年(前491)夏,楚国派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分别在负函及缯关两地集结大军,声称“吴将溯江入郢,将奔命焉”,但楚军很快在楚大夫单浮余的率领下经霍阳山攻打蛮氏戎梁邑,35年前已成为楚国傀儡的蛮氏戎邦旋即崩溃,戎曼子赤逃亡入晋境阴地,于是楚军转而集结在菟和、仓野,然后楚昭王派使赴阴地,向治理当地的晋大夫士蔑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当时晋国正值中行氏及范氏之乱,晋正卿赵鞅考虑到“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命令阴地大夫士蔑接受楚国的要求,于是士蔑集结九州之戎(陆浑戎),向戎曼子赤表示将阴地一部分封建给赤,但需要占卜来决定如何建立城邑,当赤赴会与士蔑一同占卜时,士蔑立即将赤及其随行的五名大夫全部拘捕并转交楚国,戎曼子赤被楚国控制后,楚司马眅伪称为赤建城邑立宗庙来招徕流亡在外的戎蛮部民,成功将其俘虏回楚;同年十一月,赵鞅成功令邯郸投降,荀寅流亡入鲜虞国,中行氏及范氏之乱基本结束,十二月,齐军赴鲜虞迎接荀寅入守柏人城,次年春,晋军攻克柏人,中行氏及范氏流亡齐国。
    周敬王三十一年(前489)春,为了报复鲜虞国对中行氏及范氏的支援,赵鞅领兵攻打鲜虞。
    约周元王元年(前475)左右,赵鞅卒后而赵无恤继位赵氏宗主后不久[注 50],赵无恤邀请代戎国王在晋境夏屋山附近宴会,会中,赵无恤突然发难攻杀代王及其随从,接着发兵攻灭代国,之后将代地封建予已故的兄长赵伯鲁之子,也即赵无恤的堂侄赵周为代成君。
    荀瑶继赵鞅出任晋正卿后,曾经率军攻打中山国,取穷鱼之丘而还。
    赵无恤在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消灭智氏之后,代表晋国向中山国方向扩张,曾派新雅穆子为将,出兵攻中山,一日之内攻下中山国的左人城及中人城[463][81],又曾亲自领兵“狩于中山”[113]
  52. 52.0 52.1 自周灵王十四年(前558)夏季开始,齐灵公姜环多次领兵攻伐鲁国,于是鲁襄公在次年冬,派使赴晋,要求晋国阻止齐国攻鲁,然而齐灵公在十六年(前556)秋及十七年(前555)秋皆亲率兵攻鲁北边而去,同年十月,晋平公遂联同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候联军攻齐,齐灵公领兵至平阴防守抵抗,但因恐惧联军人多势众,在二十九日丙寅连夜退兵,次日即十一月初一日丁卯,联军进入平阴,深入齐境,十二月初二日戊戍,联军兵锋直达齐都临淄,直翌年正月才退兵,七月,晋平公派兵攻齐,因齐灵公在二十八日辛卯过世,兵至齐境谷地的晋军遂退兵,齐灵公之子姜光继齐公位为齐后庄公,同年十一月,晋国与齐国各派使者在大隧会盟;周灵王二十年(前552)夏,晋国发生政变,栾盈被逐,栾氏失势,栾盈在秋季流亡楚国,冬季,晋平公与齐、鲁、宋、卫、郑、曹、莒、邾八诸侯在商任会晤,共同拒绝收留栾氏同党,然而次年秋,栾盈流亡齐国,得到齐后庄公的容留,晋平公在冬季召集齐、鲁、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在沙随会晤,再次强调禁止收留栾氏同党;第二年四月,在齐后庄公的帮助下,栾盈秘密返晋,潜入并控制曲沃发起叛乱,至秋季,齐后庄公率兵攻卫国,虚晃一枪后,齐军攻入晋国,杀入沁水流域,直抵荧庭,报复五年前的平阴之败,但在撒退时被晋军追击有小失,十月,晋国平定栾盈叛乱;周灵王二十三年(前549)夏,齐后庄公担心晋国的报复,遂派使联络楚国以应对,秋季,齐后庄公再次派使楚国要求支援,同时,晋平公与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在夷仪会晤,计划攻打齐国,然而到冬季,楚康王与蔡、陈、许三诸侯联合攻郑,兵临郑都新郑,逼使十二诸侯暂停攻齐,联军救郑,当达到阻止晋国攻齐的目的后,楚康王就撒兵回国,次年五月十七日乙亥,齐国发生政变,齐后庄公被臣下崔杼杀害,十九日丁丑,崔杼拥立齐后庄公之弟姜杵臼即公位为齐景公。不久,晋平公与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诸侯再次在夷仪会晤谋攻齐国,但齐景公立即派使赴晋求和并贿赂晋平公以及晋国各级职官,于是得到晋平公的准许,避免了晋、齐之间第三次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从周灵王二十三年五月的时间点来看,晋国平定栾盈叛乱不久,而齐后庄公正派使联络楚国寻求帮助,楚、齐同盟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加上已经与秦国交恶78年,晋国明显正成为楚、秦、齐三国的共同敌人,以一敌三难以持久,考虑到域林之战中,秦景公也没有向晋国求和,所以笔者认为自殽山之战后秦、晋第二次停战和谈是由晋国方面发起的,起因是为了避免晋国以一敌三。
    南郑所属的汉中盆地由周王诸侯姒姓褒国所治,周幽王曾以褒姒为王后[499],周平王东迁雒邑后,汉中盆地的归属眇莽,但在周贞定王十八年(前451)秦厉共公派“左庶长城南郑”,可见汉中至迟在秦厉共公时代已是秦国领土,《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左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前441)皆有“南郑反”的记录,接着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史记六国年表》有“蜀取我南郑”而《史记秦本纪》有“伐蜀取南郑”分别相反的记录,前条古蜀国攻秦取南郑,后条秦国攻古蜀取南郑,笔者认为周安王十五年两条记录是同一事件的开始和结果,即当年秦国攻古蜀取南郑,然后古蜀反攻秦夺回南郑,之后南郑就一直控制在古蜀国手上,直至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灭古蜀为止,而周安王十五年秦国之所以需要从古蜀国手上夺回南郑,应是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南郑反”后不久就落入古蜀国手上,古蜀王可能是“南郑反”的主谋,亦可能是古蜀王见南郑叛军裂秦自立后趁机在前441~前387之间攻并,此前南郑是秦国领土,考虑到秦厉共公之前至周简王八年(前578)期间秦国处于相对衰弱的局面,笔者认为汉中很可能是在秦穆公时期由秦国占有,亦有可能正值收复关西王畿运动时期的秦宪、武二公所攻取的,且“南郑”之得名,是戎狄侵周而杀幽王后,来自郑桓公姬友封土郑地的华夏部民为避难遂南跨秦岭入汉中定居而建[500],所以汉中属于秦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
    战国时代的史事纪录模糊不清、张冠李载、年数讹误者多有,不像有《左传》纪录的春秋时代般清晰,如《史记六国年表》云周周显王三十四年秦国攻取韩国的宜阳,个《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皆云周显王三十七年魏国割让阴晋予秦国,阴晋在华阴、华山一带,周显王三十七年之前秦国尚未得到阴晋,又何能越魏攻韩,至于《六国年表》所称周安王十一年秦“伐韩宜阳,取六邑”,此六邑应属宜阳管辖,宜阳城管辖的地区可能与于、商一带丹江通道的秦国领土接壤才被秦国攻取六座城邑,但亦不能排除周安王十一年的记录是将后来秦攻宜阳一战错载在周安王十一年。
    按《六国年表》,前354年秦国攻取魏国少梁城,前330年魏国放弃包括少梁在内的河西地区予秦,即少梁城在前354年之后某段时间被秦国归还魏国,魏国才能在前330年割让少梁予秦。同按《六国年表》,前353年秦国围降安邑,前286年魏国向秦国割让安邑以求和,显然秦国在得到安邑后又还给魏国,考虑到秦国取得少梁、安邑的时间相近,两城很可能同时归还魏国,笔者认为秦国既然派使者参与魏国主导的逢泽之会,少梁与安邑应在此前已归还魏国,《六国年表》在秦迁都咸阳的同年魏国有“与秦遇彤”的记载,显然是秦、魏两诸候在元里之战后的讲和,那少梁、安邑还魏之事或在同年,值得留意的是,魏国在元里之败后曾有派兵西攻秦国的定阳之举,定阳在北洛水东岸、雕阴东北方向,时雕阴属魏,可见秦魏领土在陜北高原一带犬牙交错。
    逢泽之会主要是魏侯率十二诸侯朝觐周王之事,如果此时魏已称王,以国王身份朝觐另一国王实自贬身价有悖常理,所以逢泽之会时魏不可能称王,至于《战国策秦策五》云魏侯在逢泽之会“乘夏车称夏王”之举应只是僭越之举而非正式称王,苏秦曾称公孙鞅在逢泽之会前后曾劝说魏侯“先行王服”僭制天子之位,其事可能即《韩非子说林上》所云魏侯在臼里之盟中“将复立于天子”的野心,如此则逢泽之会实有会于逢泽、朝于孟津、盟于臼里等一系列经过,或战国史事人物年份多有争议,亦有可能是僭越、称王等不同举动因性质相近而错混记录在一起,至于是何时正式公开称王,笔者认同魏侯魏罃称王是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在徐州与齐侯互相承认对方为王的说法,与秦侯嬴驷称王的次年“更为元年”的做法相似,魏罃在徐州相王的同年,亦即魏罃登位的第三十六年将当年“改元称一年”,一般称为魏惠王后元元年,将此前称为王只是追溯性的称呼,周显王三十五年之前的魏罃尚未称王,最多只敢僭越王制。
    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魏岸门之战,传统说法认此岸门与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14)秦、韩岸门之战的岸门是同一地,在今中国河南省许昌市一带,然而前338年的秦国尚末全有河西,函谷关以西的阴晋(宁秦)仍属魏境,所以秦孝公不可能派兵跨越魏、韩领土至许昌市攻打魏国,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地图中的山西省河津市一带,即汾水汇入黄河一带的南岸有地名岸门,秦、魏岸门之战的岸门当在此,与秦、韩岸门之战的岸门实同名异地。
    关于赵国蔺邑,据《史记赵世家》,赵成侯三年(前372)魏军在蔺地(北蔺)击败赵军,秦军在赵成侯二十四年(前351)曾经攻兰,蔺邑与离石在赵肃侯二十二年(前328)被秦军攻取,按《六国年表》,蔺邑(蔺阳)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前313)被樗里疾率军攻取,这四场发生在蔺地的战争,前两次蔺邑没有易手,后两次皆被秦军攻取,意味着蔺邑于前328年被秦攻取后又在前313年之前被归还赵国,此后再没有兰邑易手的记录,赵武灵王八年(前318)赵国参与五国合纵攻秦事,所以秦国归还蔺邑事必在前318年之前。
    关于秦惠文王七年(前318)第一次合纵攻秦事,联合攻秦的有赵、魏、韩、楚、燕五国,所战之地在修鱼、浊泽一带,一般认为修鱼在河南省原阳县境,然秦惠文王元年(前324)秦夺魏之陜地,陜在三门峡市境,即秦军自陜出秦境,越过王畿,在韩境修鱼作战,乘联军尚未西进之前主动出境迎战;按《史记韩世家》云“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鲠、申差于浊泽”,浊泽紧接在修鱼之后,应是秦军胜利后的追击战;修鱼之战,秦军“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此战的将领仅赵、韩两国将领留有纪录,可以推断五国联军是以赵、韩两军为主力,四名将领中有三名韩将甚至有韩太子领军,可见韩军是主力中的主力,而魏、楚、燕三国只是“打酱油”,按《史记楚世家》,楚怀王是第一次合纵攻秦的纵约长,齐宣王则乘五国聚焦于秦之机,派兵攻赵,败赵重于赵境观泽,次年(前317)又攻魏,败魏军于魏境观津;身为联军主力的韩军战败后,韩宣惠王韩康为转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使赴秦倡议秦、韩结盟并协助秦国攻楚,渐与秦国走近,但楚怀王得知韩国的打算后,听从陈轸的建议派使赴韩,声言发兵助韩抗秦,令韩宣惠王以为有楚国作靠山,于是在秦惠文王十年(前315)主动断绝与秦国的同盟关系,于是秦王发兵攻韩,取石章,次年(前314)秦军在韩境岸门大败韩军,逼使韩国求和并派韩太子苍入秦为质,在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2)楚怀王发兵攻秦的丹阳之战中,韩国“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实践同盟,同年,韩宣惠王卒,太子苍回国继位为王,至于赵国亦受到秦国的报复,秦惠文王九年(前316)秦军攻取赵之中都及西阳,按《六国年表》,次年“秦败我将军英”,隔年,秦将嬴疾攻赵取蔺邑,之后20多年没有秦赵交战的纪录,显然秦国的目标尚在中原魏、韩及楚国身上;义渠国亦有参与第一次合纵攻秦,事后受到秦国打击报复,此后只能苟延残喘直至灭亡[注 53]
  53. 53.0 53.1 53.2 53.3 据称大荔戎邦是在自周室东迁雒邑后不久就迁入至洛水下游黄河西岸的一支戎人部落,以王城为中心的地区建国为大荔戎,给人一种大荔戎邦在春秋时代初期即己存在的印象,然而秦桓公在周简王六年(前580)仍在王城接见晋国使者郤犨,可见当时大荔戎部落尚未迁至洛水下游王城一带,当地仍是秦境,后来晋国分别在周简王八年(前578)及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召集诸侯联军攻秦,作为军队必经之地的洛水下游地区显然不可能由大荔戎控制,嬴鍼在周景王四年(前541)投奔晋国是带着全部身家而去,单是运输车即有1000乘之多,“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一路上并不存在第三方势力,故此大荔戎部迁入洛水下游的王城一带必在周景王四年以后某一年,此前大荔戎部在“岐、梁山、泾、漆之北”与义渠部落同居于陇东高原,从大荔戎部东迁直至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前444)大荔戎邦被秦厉共公攻灭,大荔戎邦的历史必少于100年。
    从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晋襄公领兵伏击秦军的殽山之战后,秦、晋两诸侯因之决裂而连年交战,在此情况下秦穆公在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分兵出击征伐诸戎就显得有些不分轻重缓急,特别是同年秋季晋襄公领兵攻打秦国,与晋国的战争才是秦穆公当务之急,史载秦穆公发现西戎使臣由余是人才后,为了留下由余而不惜牺牲女乐师16人取悦西戎王,这与周慎靓王六年(前315)秦惠文王为了避免义渠王国乘着秦国应对魏国之际背刺而牺牲100名宫女取悦义渠王的事件非常相似,可以看出秦穆公也面临与秦惠文王相似的局面,即秦国正与东方诸侯交战的同时西方正受到来自诸戎的威胁,而16名女乐师很可能是西戎王向秦穆公索取的进贡或为了避免西戎王侵掠秦国而牺牲的代价,只是为了避讳才美化为挽留人才由余及令西戎王奢靡腐化而付出的代价,正因受到诸戎的军事威胁,秦穆公才在与晋襄公激战正酣之时不得不腾出兵力攻杀西戎王征服诸戎。
    绵诸部落是秦穆公在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所降服的诸戎部落之一,绵诸曾经在周元王五年(前471)派使向秦国求援,威胁者不详,如非来自其他戎人邦国的威胁就是来自南迁的北亚胡人部落的威胁,秦厉共公有没有派兵支援其事亦失载,但秦厉共公在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亲自领兵攻伐绵诸邦,可见绵诸捱过不明敌人在周元王五年的威胁,只是绵诸邦需要向昔日敌人秦国乞援,其实力应已受到削弱,虽然周贞定王十二年的秦-绵诸战争胜败失载,然而秦厉共公前有攻灭大荔邦、后有俘虏义渠王的战绩,那绵诸战败是最有可能的结果,62年后的周安王七年(前395)秦简公派兵攻伐绵诸,之后绵诸不再见于汉文记录,所以绵诸当灭亡在周安王七年的秦-绵诸之战。
    按《后汉书西羌传》云“及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然而按《史记》在秦王朝“西至临洮、羌中”之前,并没有原华夏人与羌人来往的记录,故所谓威服羌戎的说法非常可疑,秦军未曾到过湟中,应是汉代人已经将陇东西之戎狄与湟中之羌混淆的原故,且《西羌传》云“至豪健”的强势令其族群被称为研种,如果曾低头臣属于秦国就称不上豪健;据《史记六国年表》周显王九年(前360)“致胙于秦”及二十六年(前343)“致伯秦”,或即与嬴驷率诸戎狄使者朝觐周王有关;秦孝公之时戎狄部落分为九十二国之多且皆臣属于秦,基于陜北为秦、魏所争夺而陇西早就是秦国领土,这92个国家应主要分布在陇东,代表当时义渠国尚属弱小。
    秦、魏两国洛阴之战及石门之战的起因与经过不详,洛阴位于关西平原东端,以魏惠王初年魏国的强势以及韩国派兵联合,笔者认为魏惠王是洛阴之战的发起者,以图在平原地区扩张领土,而石门山位于于陜北高原西南端,南接关西平原而西接陇东高原,约今中国陕西省三原县嵯峨山一带[487],一旦魏军突入平原地带就非常容易威胁栎阳城的安全,魏惠王亦很可能是石门之战的发起者,以图一举攻至栎阳城下或在关西平原实现领土扩张。
    石门山一说在今中国陕西省旬邑县石门乡境、一说在中国陕西省三原县嵯峨山周边,皆在关西平原、陜北、陇东三地交界附近,魏军既可攻秦于石门山,则上郡西界在石门山附近;雕阴在今中国陜西省富县境;固阳位置有胜州固阳县及银州银城县二说[488],后说更合理,其地在今中国陜西省神木县境,从上述石门山、雕阴、固阳等地点以及郡治高奴[489],可知魏国上郡辖有陜北高原大部分地区,一说认为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攻取义渠“徒泾二十五城”的徒泾即西汉西河郡徒径县,但从魏上郡辖境可知义渠不可能辖有陜北高原,柳从辰认为“徒泾二十五城”可能在清代甘肃泾州县境,但更可能是指义渠在泾水流域所领有的25座城邑,且秦国已于周慎靓王四年(前317)攻克郁郅(今中国甘肃省庆城县境),义渠不可能领有北洛水以东的徒经县地,而辖有陜北高原大部分地区的魏上郡经秦国多年的打击及蚕食后,早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上郡全境就正式被魏惠王割让予秦,秦国在同一年派兵攻赵,杀赵将赵疵然后东渡黄河沿三川河逆流而上攻取赵国的蔺(今中国山西省柳林县境)、离石(今中国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境)两邑,值得注意的是,魏国曾经在前355年~前343年之间攻打秦国定阳城[490],定阳在西汉上郡定阳县(今中国陜西省延安市固县境),所以秦国也曾领有延安以南的陜北高原地区,其地与魏国上郡犬牙交错,魏国辟地于秦后所设的上郡领有陜北高原北洛水流域,“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北洛水与泾水之间的分水岭子午岭山地当为魏上郡与义渠国之边界,此前秦领有陜北南部时有可能是以子午岭为秦与义渠的边界。
    秦惠文王七年(前318),《秦本纪》云“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是匈奴人首次见于原华夏史中,然而下一次匈奴人见诸记载是在半个世纪后李牧主政的雁门防御战,没有记录表明前318年的匈奴国已强大至足以与韩、赵、魏、燕、齐五国相提并论,反而有记录表明是义渠邦国而非匈奴国参与第一次合纵攻秦,如《史记张仪列传》所载,秦惠文王因五国攻秦,因此派使“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交好,不料义渠王却乘机攻秦,大败秦将李伯,按《后汉书西羌传》义渠攻秦事在秦惠文王十年(前315),晚于首次合纵攻秦3年,但秦惠文王八年(前317)秦国曾突然攻取义渠之郁郅,明显是义渠与五国联合而受到秦王的报复,据《张仪列传》,(前318)义渠国加入五国合纵→秦王以布帛千匹及牺牲宫女百人讨好义渠王→义渠国攻秦大败李伯[491],据《后汉书西羌传》,(前317)秦攻义渠国取郁郅→(前315)义渠攻秦大败李伯,综合史料,可能经过:(前318)义渠国加入五国合纵→秦王以布帛千匹及牺牲宫女百人讨好义渠王→(前317)秦攻义渠国取郁郅→(前315)义渠国攻秦大败李伯,但也有可能是《后汉书西羌传》混淆先后,实际上是义渠国攻秦大败李伯在先而秦攻义渠国取郁郅在后,即:(前318)义渠国加入五国合纵→秦王以布帛千匹及牺牲宫女百人讨好义渠王→义渠国攻秦大败李伯→(前317)秦攻义渠国取郁郅,所以实际上是五国帅义渠“共攻秦”。
  54. 人殉,是古代人类社会中以杀害活人以权贵亡者服务的一种葬俗,其中华夏部落在商代曾经历人殉风俗的高峰期,直至商王朝灭亡后这股歪风才步向衰落。[492]
    据史载,秦武公葬礼“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正式将人殉这股商代遗风作为秦国公室葬制一部分,从此可以看出秦国文化落后于关东诸侯国之处,直至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嬴连登基才将之废除,但人殉制度非华夏特有,更非秦国特有,古埃及第一王朝[493]、斯基泰人[494]、邪马台国[495]及日本国[496]、公元502年之前的新罗国[497]、东女国、吐蕃帝国[498][495]等也曾在葬俗中施行人殉,虽然古老的文化风俗不全是好的,但需要注意对某些歪风陋俗的批判不能上升为对某些族群的贬损,不应该借现代道德标准之名以偏概全行民族歧视之实。
  55. 公孙鞅为秦国所立下的法律,强化君权,务在弱民以强化国君及官僚对民众控制,即所谓“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501],这些重君轻民严刑治国历来为人所诟病,以现代眼光来看,秦法有缺陷自不待言,但放在公元前4世纪直至秦亡的年代,全世界又有哪一个国家实现君民平等?不应该用后世道德或人权的视角来苛责古人不如今人,古代任何社会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统治(平定内乱)或抵抗外敌,就此而言,商鞅变法是相当成功的,其中所谓壹教者“富贵之门要在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最重要的是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及世官世禄的封建社会创造了一条不看出身只看军功来实现阶级上升的路径,取得军功如同科举制年代的中举,以公元前的社会来比较可以说是相当进步的制度,这是好的一面,虽然法家认为民众可以知法守法来促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民”,但在一个封建王权的社会,严刑治民极大可能成为君王及官僚压迫平民的借口,不以民之忧为忧,这是坏的一面,幸运的是自秦孝公开始六世七王未曾出现昏庸之主,公孙鞅虽死而其法制运作良好,秦国社会秩序大体上实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令秦国能平定六国,并诸夏七国为一,统一当时的赤县神州之域(小神州),其后更将神州东南边缘之百越地区并入嬴秦政权版图,秦王朝的成就足以与古埃及第一王朝、统一新罗、德意志第二帝国、统一高卢的墨洛温王朝等统一本族群主要聚居地之政权的成就媲美,只是完成统一小神州后的短短12年内滥用民力未与民休息、六国部民的旧政治认同仍存,加之秦王朝的初代目与二代目并未实现正常的权力交替且二代目本身昏庸无能,以致叛乱迅速扩大,最终由来自黄淮沛丰之地的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实现合诸部为一族之民族统一大任。
  56. 西周嬴秦部落文化的陶器型态既带有地方特色,如喇叭口罐,同时亦与同时代周部落文化相似。陶器组合以鬲、盆、豆、罐为主,铜器组合以鼎、甗、盂、盘、匜为主
    李崖遗址,位于中国甘肃省清水县城西北侧,年代约西周中期至春秋初期,总面积约六十万平方米[504],可能是周孝王封予嬴非子的秦邑地区
    西山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县城西侧西山坪,年代约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或春秋中期,其中城址面积约87000平方米。赵化成等人认为西山城址可能是大骆所居的西犬丘。[505]
    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的西汉水北岸,年代约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米。赵化成等人认为大堡子可能是秦宪公所居的“西新邑”;田亚岐与张文江认为大堡子秦墓两座M3和M2中字型大墓的墓主可能分别是秦文公与秦静公父子两人[506];侯红伟等人根据对IM31、IM32两墓及K32车马坑的发掘,认为城内墓葬可能是嬴姓宗族的一处家族墓地[507];游富祥等人认为城址内21号夯土建筑基址是一座大型府库类建筑[508]
    山坪遗址,位于大堡子山遗址南的西汉水南岸,年代相当于春秋时代早、中期,面积约80000平方米。赵化成等人认为山坪有可能“西新邑”所在地。
    太公庙秦公大墓,编号M1的中字型大墓,位于陜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东,M1西南侧的乐器祭祀坑出土8件青铜器,分别是5件钟及3件镈,皆有铭文,钟与镈的铭文相同[509];M1可能是秦武公的陵墓,秦都平阳或即在M1大墓附近一带[510]
    雍城遗址,位于陜西省凤翔县县城南侧,在周釐王五年(前677年)成为秦都直至周安王十九年(前383年),面积约11km²,城址以南的三畤塬葬为墓葬区,一般称为秦公陵园,根据勘探,陵园分为雍城西南方的南指挥陵区及东南方的三岔陵区两地,南指挥陵区分为13座分陵园而三岔陵区只有1座分陵园,两陵区分别被兆沟环绕,陵围内部分中字型大墓又各自被兆沟环绕,围绕两陵区、14座分陵园、某些中字型大墓的兆沟分别被称作外兆沟、中兆沟、内兆沟,在南指挥陵区内由中兆沟环绕的一号秦公分陵园面积约579988平方米,发现有秦公一号大墓,M1、M3、M33三座中字型大墓,M5甲字型大墓,M2凸字型大墓,M4、M6、M34、M49四座目字型大墓,其中秦公一号大墓确定属秦景公之墓,而六号秦公陵园面积约312000平方米,发现有M15、M17两座中字型大墓,M19甲字型大墓,M16、M18、M20三座目字型大墓[511][512],在三岔陵区的十四号秦公分陵园,只有外、中两重兆沟,发现有M45丰字型大墓及M47、M49两座中字型大墓,另外在十四号秦公分陵园西南1200米处有一编号为凤三F1的大型建筑遗址,遗址出土写有橐泉宫当四字的筒瓦残片,凤三F1可能即橐泉宫遗址。[513]
    雍城秦公陵园的21座中字型大墓被田亚岐认为可能是秦公陵墓,3座甲字型大墓可能是未享国的秦太子之墓;梁云和田亚岐推测十四号秦公分陵园的丰字型大墓M45是秦穆公之墓、二号分陵园是属秦悼公、九号分陵园是属秦简公、三号分陵园属秦灵公、八号分陵园属秦躁公、十二号分陵园属秦怀公、十三号分陵园属秦昭子、六号分陵园属秦哀公、四号分陵园属秦前惠公、七号分陵园属秦夷公、十号分陵园属秦厉共公、十一号分陵园属秦后惠公、五号分陵园属秦出公[514];王元与田亚岐认为秦德公、秦宣公与秦成公父子三人卒后“葬阳”之阳是位于十四号秦公分陵园,推测十四号秦公分陵园的丰字型大墓M45及中字型大墓M47、M49分别是秦德公、秦宣公、秦成公的陵墓[515]
    严家沟秦陵,位于陜西省西安市渭城区严家沟村北,由外至内分别由外兆沟、外园墙、内园墙围绕,内园墙围绕区域为内陵园,内陵园有大型封土堆两座,称为南陵、北陵,内陵园西北方内园墙外的外陵园有编号1、2、3三座建筑遗址;焦南峰等人认为严家沟秦陵是秦孝文王与华阳太后合葬的寿陵,较大的南陵为秦孝文王墓,北陵为华阳太后墓[516];梁云和王欣亚认为严家沟秦陵是秦惠文王与其王后的陵园,南陵是秦惠文王墓,北陵是惠文后墓。[517]
    位于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村西的韩森冢有一个编号M1的亚字形大墓,被视为秦国王陵;张翔宇等人认为韩森冢可能是秦孝文王与华阳太后合葬的寿陵[518];耿庆刚认为韩森冢是秦昭襄王之子悼太子的陵墓[519];梁云和王欣亚认为韩森冢是秦昭襄王的王后叶阳后之墓。
    芷阳陵区,因位于雍城秦公陵园以东又别称秦东陵,在陜西省临潼韩峪乡,主要分布在韩峪塬及马斜塬一带,芷阳陵分为编号一、二、三、四的四座陵园,一号陵园面积约72万平方米,有亚字型大墓2座(南侧M1及北侧M2),二号陵园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中字型大墓1座及甲字型大墓3座,三号陵园面积48400平方米,有中字型大墓1座,四号陵园面积约80万平方米,有亚字型大墓1座及甲字型大墓2座;焦南峰和李岗指出中字型大墓是嬴秦成为诸侯后的秦公陵墓,而亚字型大墓是秦国称王后的王陵,认为原一、二、三号三座陵园实际上是同一座陵园,四号陵园为第二座陵园,推测一号陵园的M1为秦昭襄王墓、M2为唐太后墓,三号陵园的中字形大墓为悼太子墓,四号陵园的亚字型大墓为宣太后墓,又推测在由一、二、三号组成的第一座陵园及四号这第二座陵园外还存在第三座陵园,可能位于第一座陵园以北的杨寨塬,葬有秦庄襄王及帝太后的陵园[520];梁云和王欣亚认同一号陵园属于秦昭襄王与唐太后的合葬陵园,而四号陵园属于宣太后。
    神禾原秦陵,位于陜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原西北,陵园有兆沟及垣墙围绕,面积约17万平方米,陵园中部有一编号M1亚字形大墓,很可能是秦始皇帝的袓母夏太后之墓[521]
    目前可以确定雍城南指挥陵区一号分陵园的一号大墓墓主是秦景公,而芷阳陵区一号陵园M1亚字形大墓墓主是秦昭襄王及四号陵园亚字形大墓墓主是宣太后的判断无争议。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盘安乡境,遗址中部有一南北向自然冲沟将遗址分为沟东与沟西两部分,遗存分为代表周秦文化的A组及代表戎文化的B组,面积约六十万平方米,A组居址分为四期而A组墓分为五期,居址一期可上溯至西周前期,居址二期对应一、二期墓即西周后期,居址三期对应三、四期墓即春秋时代,而居址四期约对应五期墓即战国时代;B组遗存无居址,其器物遗存相当于A组居址三、四期,相当于东周之际大量出现于毛家坪遗址。[522][523]
    血池遗址,位于陜西省凤翔县雍山一带,分布在约47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主要有雍山夯土台、血池村祭祀坑、北斗村祭祀坑等遗迹,祭祀坑全是车马祭祀坑及马牛羊的动物祭祀坑,可能是嬴秦的吴阳上畤或汉高祖整合的五畤祭祀场所[524]
    四角坪城址,位于甘肃省礼县四角子山顶部,城址年代约战国时代至秦代,面积约28000平方米,城址内有F1~F5五座房址及三座建筑基址[525]。段涛认为四角坪可能是秦始皇帝西巡陇西郡的祭祀场所[526]
    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派使者西入青海高原而留下的石刻汉文[527][528][529][530]
  57. 西周时代的中原地区流行一种很可能从南方古巴蜀部落传入的柳叶形青铜短剑[531],长约30厘米,根据型态及早晚差异分为A、B、C、D四大型,西周早期以A型为主兼带B、C型的木柄青铜短剑,西周中期全部变为D型木柄青铜短剑,西周晚期木柄变成青铜柄的Db型青铜短剑流行[532],这类短剑在秦国演变为秦式短剑[533]
  58. 灭古派又有“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主张,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加剧民族歧视,从外部看,会令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多元”为由来肢解民族,或以民族出于“多元”而以杂种蔑视之,从内部看,否定起源史会极大削弱民族的凝聚力,既然最初是多元,为什么不可以重新“恢复”为多元?所以“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是一种危险的主张,其影响必然会溢出学术以外,所以学术自由应该如同言论自由一样设有限制。另外,何为“一元”?如果一元是指出自一个男人的后代,那世上所有民族都不是出于一元;如果一元是指一个群体,那何为“一个”群体(元)?以地域论?文化论?这些都是含糊的地方,即使民族出于多元,那“多元”只会是有限的“元”,考虑到民族的聚居地面积有限,多元亦只能是有限地域内的有限的“元”(群体),不可能是无限元、无数元、许多元,而“无限”、“无数”、“许多”等模糊的说法亦可能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或分化肢解族群或逼使族群接受其他族群的移民(更多元),所以笔者认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这种主张是有害的。观乎“元”的定义,民族可以是出于一元,比如可以将民族的起源群体归于同一分类,那就可以视民族出于一元,基于分类的数目,亦可以是二元、三元、四元等等,以个人而论,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祖源,父亲的母亲的父亲亦是祖源,母亲的父亲的父亲亦是祖源,所以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以至数百名祖先,不过认同可以是一元,设使数百名祖先分属ABC三族,个人则可以属于ABC任一族,这些是世上所有民族都存在的现象,但无论如何,由多个群体融合而成的民族本身已经是一元,如同两个家庭通婚的后代已经融合为一个家庭而不可分割、热水与冷水混合后就不可分离一样,当然,一个民族亦可能会分化为多个民族,但这是分化出新的,不是恢复旧的,而这种分化还需要取得原来民族的全体一致共识作为前提。
  59. 比如有研究指出《山海经》有部分内容最早可能源自夏代,反映当时氏族部落的分布[534],又文献因编撰目的不同而重心有不同以致叙史起始时间有差,不能因为文献晚出就认定所述的上古史基本框架及标志性人物事件必全然是层累虚构出来[535];据徐义华考证,无论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内容也存在抄录自更早文献或同时代其他文本的记录,而且古华夏王权(夏商周)设有处理文本档案的管理系统,不同的史官对同一事情的记录有不同的文本,而且商周贵族重视袓先的历史功绩,加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尽可能采用得到广泛认可的文本为己方学派背书,是以古史传说属伪造出来一说并不能成立[536]
    杨栋指出清华简《厚父》很可能是在西周初年编成,反映当时已流传有关大禹姒文命及其子姒启的传说[537][538];张利军论证《厚父》的史料源头很可能是来自商代的文献[539],商代存在夏王朝史迹的纪录佐证夏王朝的存在。
    刘义峰研究指出,清华简上、中、下三篇《傅说之命》的史料源头皆来自晚商,前两篇写定于春秋时代,下篇写定于西周中晚期,傅说在上、中两篇的形象近似半人半神,而在下篇则受到商王的训诫并俯伏在王权之下的形象,其后《尚书·说命》代表战国时代儒家学派为以古喻今,将作为人臣蜷缩在王权之下的傅说重新描述为王者之师的圣贤形象。[540]
  60. ()内的数字为遗址的地层分期或遗址某文化遗存的分期,仅少数遗址经详细发掘而探究出明确的地层分期划分
    原华夏人群部落文化以粉红色标记,其他属类华夏部落文化。
  61. 镇江营文化主要源自北辛文化及磁山文化[179],其相关遗存主要分布:
    北京市房山区镇江营遗址;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179]、永年县石北口遗址[179]、保定市留村遗址[179]、正定市南杨庄遗址[179]、三河县刘白塔遗址[179]、任县卧龙岗遗址[179]、涞水县炭山遗址[179]、磁县界段营遗址[179]、下潘汪遗址[179];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179]
  62. 侯家寨文化遗存的主要遗址分布:
    安徽省定远县侯家寨遗址[173]、肥西县古埂遗址[173]、含山县大城墩遗址[173]、怀宁县孙家城遗址[173]、霍邱县红墩寺遗址;河南省鹿邑县武庄遗址[173];江苏省高淳县薛城遗址[173]、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
  63. 后李文化,约公元前7000年~约公元前5300年[169],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北麓一带,有遗址16个,分布范围东至潍坊市寒亭区前埠下,西至济南市长清区月庄,泰沂山脉南麓很可能也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遗存的主要遗址分布: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后李遗址[169]、彭家遗址[169]、章丘市西河遗址[169]、小荆山遗址[169]、小坡遗址[169]、摩天岭遗址[169]、绿竹园遗址[169]、茄庄遗址[169]、济南市月庄遗址[169]、大辛庄遗址[169]、万德西南遗址[169]、盛福庄遗址[169]、张马屯遗址[169]、潍坊市前埠下遗址[169]、邹平市孙家遗址[169]、诸城市六吉庄子遗址[169]
    北辛文化,约公元前5300年~约公元前4200年[169][179]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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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1 2018年5月27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论坛第69期《族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2018年5月27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族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何景成教授以“关于‘族徽’性质的一些看法”为题做报告。他认为,早期铜器铭文(主要分布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数量庞大、内涵丰富、性质复杂。目前有很多关于“族徽”性质的讨论,但各种意见差异很大,任何只尝试用某一种理论或解释模式来说明铭文性质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何景成教授首先讨论了“族”和“徽”的概念。他指出,目前学界关于“徽”有了统一的认识,即这类铭文基本上都是文字。而“族”即家族,是一个血缘集团。血缘集团一般都有一个外在的标识符号,以此作为本组的标志,区别于其他血缘集团。之后,何景成教授讨论了在早期金文里“族徽”被用来标示血缘家族集团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是族徽还是族氏铭文,首先强调的都是“族”这一概念。在周代,表示血缘集团的符号主要是姓和氏。但由于“族徽”铭文本身信息含量少,加之大部分非经正式考古发掘所得丧失了其原生和共生背景信息。因此,讨论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从一些信息较为丰富的典型材料入手,奠定问题讨论的支点。而在有关“族徽”的资料中,微氏家族铜器窑藏是一个很难得的典型资料群。何景成教授指出,早期金文中有一些文字,从其出土情况和器物年代跨度来看,可以认定其作为某一家族的代表符号的。这表明,这类铭文是作为家族的标识来用的。虽然其含义或商人为何采用改文字作为自己家族标识的原因尚不清楚,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不能改变该类铭文作为家族标识的性质。标志家族区别符号的文字是可以称为族氏的。何景成表示,缀有所谓“族徽”符号的铜器,其器主往往是同一家族不同世系贵族,或是父子关系,或是兄弟关系,或属于同一氏称。这些情况表明,这类符号是作为家族标识使用的,可以视作氏族符号。……
  2. 2.0 2.1 2.2 2.3 《左传‧鲁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𬘬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3. 3.0 3.1 鲁西奇《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的规模都不会太大,大约都在二十五家、三十家。闾、里之上都可能有“族”。族的本义就是聚合起来的人群,是合若干闾、里而成的。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但金文中没有见到这种联合体的专称。……我们认为西周时期乡里控制的基础上作为居住区和聚落的闾及里、邑,居民编排是以居住区和聚落为单位的,二十五家居住的里、闾,乃是标准的里、闾。二十五家单纵排列的长度,则是作为长度单位的“里”的长度。族则是闾、里以上的编组单位,姓是族的标识。它包括若干个聚落或居住区,是一种地域人群的联合(这种联合可能是血缘的,但并不必然以血缘结合为前提)。五邑、十邑之类的称谓,显然指明了若干邑构成一种地域联合体,但我们没有见到用来指称这种地域联合体的专用词汇,说明这种地域联合体可能是不稳定的。……众所周知,“国”乃是围有城垣的大型聚落,“野”则包括城外的田野以及散布于其间的大小聚落;“国人”与“野人”的最初分别,就在于他们分居于“国”中和“野”中。“邑”的本义则是人居于城下,一般也是围有垣壕的聚落。甲骨文与金文所见的“鄙”,则一般释为处于边远地区的邑。……
  4. 4.0 4.1 4.2 《春秋左传注疏·鲁僖公十一年》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扬、拒、泉、皋皆戎邑,及诸杂戎居伊水、雒水之间者。今伊阙北有泉亭,王子带召之也王子带,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郑传
    《春秋左传注疏·鲁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迩,近也,诸侯听焉听,服也,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大音泰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与鲁异姓,其肯字我乎字,爱也?”公乃止。
    《春秋左传注疏·鲁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阎嘉,晋阎县大夫,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阴戎,陆浑之戎。颍,周邑,王使詹桓伯辞于晋辞,责让之。桓伯,周大夫
    《春秋左传注疏·鲁昭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九州戎,陆浑戎,十七年灭,属晋。州,乡属也,五州为乡及焦、瑕、温、原之师焦、瑕、温、原,晋四邑以纳王于王城。
  5. 5.0 5.1 韩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6. 6.0 6.1 6.2 《左传·鲁桓公四年》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左传·鲁庄公六年》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冬,王使来告难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
    《左传·鲁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
    《左传·鲁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
    《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乎其周之旧也。”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枫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脩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7.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彊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8. 8.0 8.1 8.2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
  9. 《叔夷钟》……夷典其先旧及其高袓:虩虩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绪。丕显穆公之孙,其配襄公之□而□公之女,□生叔夷,是辟于齐侯之所……
  10. 陈民镇《新出芈加编钟所见“禹”与“夏”》
  11. 11.0 11.1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 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
  12. 金力《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
  13.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李添娇《中原仰韶至龙山时期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全基因组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河南仰韶和龙山文化人群与中国现代的汉族人群聚类在一起。在F3分析中仰韶和龙山古人群与中国的汉族、畲族、土家族、苗族人群共享较多的等位基因。以上分析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与龙山人群遗传组分高度相似,对现代的汉族、畲族、土家族等人群有着遗传贡献。……全基因组数据分析表明,仰韶和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二者的遗传组成极其相似但却有着略微的不同,即龙山人群相较于仰韶人群携带有较多的南方成分。在现代汉族人群在早期的形成阶段,中原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人群提供了重要的遗传框架。汉族人群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有不同的来源,尤其是东亚南部人群的加入,丰富了人群的遗传成分的多样性但并未改变遗传的主体框架。
  14.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崔银秋、方燕明、宁超、李添娇《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古代居民DNA分析》……通过对瓦店古代个体基因组的分析,发现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古代个体与现代汉族人群具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组成成分中显示在瓦店个体中已经含有东亚南部的因素……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对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进行的全基因组的测定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单亲遗传标记的单倍型类群的分布还是全基因组的PCA以及f3分析都表明古代瓦店人群在遗传上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因此我们推测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己经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在以后的民族形成过程中,中原群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外来的基因对汉族遗传结构没有造成根本的改变。
  15. 15.0 15.1 ​Hao Ma、 Yawei Zhou、Rui Wang、Fei Yan、Haodong Chen、Limin Qiu、Jing Zhao、Li Jin、Chuan-Chao Wang《Ancient genomes shed light on the 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No major genetic shift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e next compared our newly sequenced YR 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ang Dynasty with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Middle Neolithic (YR_MN), Late Neolithic (YR_LN),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YR_LBIA) (including Shang Dynasty (1,751 BC-1,111 BC),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BC-221 BC),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03 BC-221 BC),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8 BC) middle YR ancients, and the Han Chinese living in middle YR today (represented by Han_Henan).”
    ……“Each ancient YR group later than the Late Neolithic could also be model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YR_MN and Southern Chinese (represented by Taiwan_Hanben) with similar admixture proportions as YR_LN. ”……
    ……“Our admixture modelling further confirmed that present-day Han_Henan had the same set of ancestral components as ancient YR ancients with a slightly but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Taiwan_Hanben-related ancestry (Chisq-test for the ratio of YR_MN to Taiwan_Hanben, P-value = 0.7757).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Middle-to-Late Neolithic genetic transi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additional Taiwan_Hanben-like northward gene flow up to ∼8.5%, which could be linked to an intensification of rice farming. Further sampling across a wider region of Southern East Asia, especially Neolithic Yangtze River farmer-related ancients, as their culture (such as Shijiahe culture) had an impact on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Wadian, Pingliangtai, Haojiatai people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will be needed to examine the Southern Chinese-like ancestry in YR_LN. Contrasting with th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Europe, a high level of genetic continuity without major population turnover in middle YR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regardless of the frequent change in polities. Middle YR ancients over the past three millennia , showed not only no signs of gene flow from Tibetan Plateau, Xinjiang, and Southern Chinese that received the gene flow from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but also Xiongnu and Xianbei who had invaded the middle YR during the Upheaval of the Five Barbarians, compared with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ancients.”
  16. 16.0 16.1 16.2 16.3 ​Zishuai Huang、Jiaqi Gao、Mingzhi Ma、Wengao Hu、Xin Xiao、Hui Li 《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mplex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individual of the Taosi site came from the middle period monarchic mausoleum IIM22, which had a great quantity of grave goods including jades and lacquered wooden artifacts, indicating the royal status of its owner. This individual was coded as TS.”
    …………
    ……“Here, we implemented a tournament-wise framework to compare competing models. We chose AR_EN or Yumin as Northeast Asian-related source since the Yumin and Lushanmao site shared the burial practice of Jushizang. Populations from the periphery of Yellow River region were best modelled as a two-way admixture of Yumin- (7.8–23.7 %) and YR_MN-related (76.3–92.2 %) ancestries (Fig. 4). ”……
    …………
    Fig. 4. Best-fitted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and relevant ancient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able S5.
    …………
    ……“TS was of royalt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osi, and was archaeologically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Emperor Shun, the legendary leader of ancient China. His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was Oβ ,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unding haplogroup among modern Han Chinese males, indicating a shared paternal lineage between ancient rulers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able. S5 All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17. 17.0 17.1 17.2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茧,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18. 18.0 18.1 18.2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百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19. 19.0 19.1 19.2 19.3 《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起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晋不邻矣,其谁云之。”…………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晋悼夫人愠曰:“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杞,夏余也,而即东夷,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
    《左传·鲁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
    《左传·鲁昭公十三年》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惟君,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弗克。”鲁人惧听命。
  20. 20.0 20.1 ​Shi Yan、Chuan-Chao Wang、Hong-Xiang Zheng、Wei Wang、Zhen-Dong Qin、Lan-Hai Wei、Yi Wang、Xue-Dong Pan、Wen-Qing Fu、Yun-Gang He、Li-Jun Xiong、Wen-Fei Jin、Shi-Lin Li、Yu An、Hui Li、Li Jin《Y 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
    ……“We found that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were binary; however, three strong star-like Neolithic expansions at ∼6 kya (thousand years ago) (assuming a constant substitution rate of 1×10−9/bp/year) indicates that ∼40% of modern Chinese are patrilineal descendants of only three super-grandfathers at that time.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ain patrilineal expansion in China occurred in the Neolithic Era and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 of human Y chromosome, emphasizing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Oα, Oβ, Oγ).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primary haplogroups (G, J, N, O, Q, and R) emerged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20 kya), and most of the presently known East Eurasian clades have branched off i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Age (before 10 kya). All divergences on this tree before 7 kya were binary, suggesting that during the Paleolithic Age, slow population growth and bottlenecks or drift eradicated most of the ever existing clades.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y in the tree is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in Haplogroup O3-M324, i.e. under the M117 clade, the M134xM117 paragroup, and the 002611 clade. Here we denote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as Oα, Oβ, and Oγ, respectively. Since the sample selection for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intended for representing a wide variety of clades i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 star-like expansion indicates successful expansion of male lineages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500 years). These three clades are present with high frequency across many extant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nd encompass more than 40% of the present Han Chinese in total (estimated 16% for Oα, 11% for Oβ, and 14% for Oγ). It is conspicuous that roughly 300 million extant males are the patrilineal progenies of only three mal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xpansion dates are estimated 5.4 kya for Oα, 6.5 for Oβ, and 6.8 for Oγ (Fig. 1)”…………
    …………“Since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of Y chromosome lineages are binary, the three roughly contemporaneous star-like expansion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ndicate a remarkable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arliest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emerged before 10 kya, however, no distinct Y chromosomal expans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his event.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happened several thousand years later, thus are likely linked to middle Neolithic cultures such as Yangshao (6.9–4.9 kya) and Dawenkou Culture (6.2–4.6 ky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is period, agriculture became mature and intensive, and the majority of human diet shifted from food collection into production. Crop harvest constituted a more stable food source than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enabled nourishing population at higher density. In addition, liberation of males from hazardous hunting might have enhanced male viability into adulthood, thus the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of Y chromosome increased.”…………
  21. 21.0 21.1 《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严实指出:“我把他们分别称为Oα、Oβ和Oγ。这三个大约6000年前的人的后代构成了现在汉族人群的40%以上。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在这三个扩张以前的Y染色体树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人演化出难以分出先后的5~7个支系,而且这5~7个支是都有后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长支或二叉当中的那些古人无数辈的兄弟都没能传下男性后代,当时的人口扩张也相对缓慢,只有这几支幸运儿的后代终于活到了现代。”
  22.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亦与朝鲜贡蕃不相往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鑡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鑡因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时晓谓辰韩:“汝还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曰:“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鑡收取直还。郡表鑡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时,故受复除。
  23. 23.0 23.1 《后汉书卷八十七·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24.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冈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埶强弱。
  25.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春卿无恙。前别冀南,寂无音驿。援闲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划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
    《后汉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七·丁鸿》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后汉书·卷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九·仲长统》损益篇:“……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
  26.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日南郡象林县》“自此南有四国,其人皆云汉人子孙。今有铜柱,亦是汉置此为界。贡金供税也。”王隐《晋书‧卷二》“日南郡象林南有四国,皆称汉人,贡金供税。”
  27. 法显《佛国记》……得至鄯鄯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合。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地同耳。……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罗言截头也。……彼众僧出问显道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地来。”彼众僧叹曰:“善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道人来到此也。”……精舍北二三里有尸磨赊那,尸磨赊那者言弃死人墓田。……法显于舶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法显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如其下此沙门,吾到地当向国王言汝也。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政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将人从来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
  28. 《南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三十八魏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语,以为传驿。……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
  29.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武节度使·灵州》……保静县,本汉富平县地,后魏立弘静镇,徙关东人以充屯田,俗谓之城,隋改置弘静县,神龙元年改为安静,至德元年改为保静。……
  30. 《唐蕃会盟碑》
    文武孝德皇帝与圣神赞普猎赞陛下二圣舅甥濬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喜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好矣。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以衣粮放归。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如此盟约各自契陈,刑牲为盟,设此大约。倘不依此誓,蕃、汉君臣任何一方先为祸也仍须仇报及为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验证以官印登坛之臣亲署姓名,如斯誓文藏于玉府焉。
  31.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第十六》
    (长庆二年)……陇山有异兽如猴,腰尾皆长,色青赤而猛鸷,见蕃人则跃而食之,遇汉人则否。……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
    (开元十七年)……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为张玄表、李知古等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抄吐蕃,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又缘年小,枉被边将谗构鬬乱,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将万足。前数度使人入朝,皆被边将不许,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娄众失力将状专往,蒙降使看公主来,外甥不胜喜荷。谨遣论名悉猎及副使押衙将军浪些纥夜悉猎入朝,奏取进止。两国事意,悉猎所知。外甥蕃中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椀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吐蕃下》
    (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呼延州僧延素辈七人,称徐舍人召。其火队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趋至帐前,皆马革梏手,毛绳缧颈。见一吐蕃年少,身长六尺余,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缚,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斵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延素曰:“僧身孤亲老,恳祈全活。”悲不自胜。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归之。
  32.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吐蕃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
  33. 《张义潮变文》……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錾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侧近,便拟交锋。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至退浑国内,方始趁趃。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曳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处…………炖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鸟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獐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
  34. 《司空表圣诗集·卷第三·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㫁异鄕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35.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契丹下》初,德光之击晋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则汝得中国不能有,后必有祸,悔无及矣。”德光死,载其尸归,述律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后死于木叶山。……初,萧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而翰妻争妒,告翰谋反,翰见杀,峤无所依,居虏中七年。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峤归,录以为《陷虏记》云
  36.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従禄山此皆燕人语也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四·咸平六年》环州虎翼军士魏琼等四人,前为李继迁所掠,至是遁归,且言:“继迁在灵州东三十里东关镇,树栅居之,所部人骑约三万。去岁伤旱,禾麦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凡执役者,有小过则系头投于河,令人就下流接视,蕃人则援以出,汉人则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殣相望,下多咨怨。”诏赐琼等袍带、缗钱,第补小校、队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六·庆历五年》
    (欧阳)修尝奏疏言:“……且北敌虽以战射为国,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与中国通和之后,未尝躬战阵、遭勍敌,谋臣旧将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贯宁者无三两人。宁材不及中人,已是彼之杰者,所以君臣计事,动多不臧。当初对梁适遣使河西,使与中国通好,及议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国厚利,乃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方且招缉败亡,修治器甲,内恐国中之复叛,外有西夏之为虞,心自怀疑,忧我乘虚而北袭。故于界上勉强虚张,囚我巡兵,侵我地界,盖其实弱而示强尔。实弱而示强者,用兵之诡计也。故臣谓苟能察其强弱,知其情伪,则无不争之理,何必惧其不足惧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
    知黔州、内殿崇班张克明言,领思、费、夷、播四州,又新籍蛮人部族不少,语言不通,习俗各异,若一概以敕律治之,恐必致惊扰,乞别为法。下详定一司敕所,请黔南獠与汉人相犯,论如常法;同类相犯,杀人者罚钱自五十千,伤人折二支已下罚自二十千至六十千;窃盗视所盗数罚两倍,强盗视所盗数罚两倍;其罚钱听以畜产器甲等物计价准当。从之。
  38. 《贾师训墓志铭》公讳师训,字公范,其先出于周之同姓之国。春秋时有贾季贾华,代为名族,至两汉,谊山捐之逵琮之辈以儒学政行发名于世,晋唐间,充耽致位将相,其后有游仕于渤碣之间者,因籍为燕人,子孙相继,衣冠不绝,至公之七代祖曰梦殷,为卢龙军节度判官,卢龙君生道纪,为营州刺史、检校司空,司空高祖曰去疑,先仕后唐。我大圣天皇时奉使来贡,因留之,俾督工役,营上都事业,迁将作大匠,累拜始平军节度加检校太师,赐号□□奉国保定功臣。……大安二年授密副使右谏议大夫,曾奏事御所,有诏迁奚中其部所居汉民四百户。宰相承诏趋出,公独侍,上问之,公前对曰:“自松亭已北距黄河,其间泽、利、榆、松山、北安数州千里之地,皆霫壤也,汉民杂居者半,今一部之民可徙则数州之人尽可徙矣,然则恐非国家之利,亦如辽东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讫今数世无患,愿陛下裁察。”上悟,其事遂止。……
  39.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引封有功《编年》曰:政和五年岁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辽李良嗣密遣人来雄州投蜡弹云:“天庆五年三月四日,辽国光禄卿李良嗣谨对天日斋沐裁书拜上安抚大师足下,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已来悉登仕路,虽披裘食禄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尧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比者国君嗣位以来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盗贼蜂起,攻陷州县边报日闻,民罹涂炭宗社倾危指日可待,迩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军民闻之无不惶骇,揣其军情无有斗志,良嗣虽愚赣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良嗣日夜筹思偷生无地,因省易系有云‘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语不云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得复汉家衣裳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诚不妄悯恤辙鱼,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傥蒙睿旨允其愚恳,预叱会期俯伏前去,不胜万幸。”和诜具其事闻奏,上令太师蔡京、太尉童贯共议可否。十日庚辰,京与贯奏云:“自古招徕,国之盛德,又况辽国用兵军民不附,良嗣归明故当收留。”乞敕和诜密谕会期,后诜令良嗣会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参上谒诜,诜使人掖上厅各具礼赆,是日诜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阙,十八日丁巳,良嗣见于延庆殿,上亲临轩慰劳礼优异,上问所来之,因即奏曰:“臣国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远近生灵悉被苛政,比年以来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县,加之溃卒寻为内患,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愿陛下速行薄伐,脱或后时恐为女真得志,盖先动则制人后动则制于人。”上嘉纳之,遂赐姓赵,授朝请大夫秘阁待诏。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马政至女真。政等至女真授以国书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认所许西京之语,且言平滦营三州不系燕京所管。政不知元传言之详及平州元系燕地,但对以唯唯,遂留虏帐前月馀,议论不决,虏人以朝廷欲全还山前山后故地故民,意皆怀疑各以为“南朝无兵戎之备,止以已与契丹银绢坐邀汉地,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将来灭契丹尽有其地,则南朝何敢不奉我币帛不厚我欢盟!设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讲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据燕地与宋为邻,至时以兵厌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议未迟。”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当且良图,少留人使不妨。”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贯驻军高阳关,宣抚司揭榜示众,榜曰:“幽燕一方本为吾境,一旦陷没几二百年,比者汉、蕃离心,内外变乱,旧主未灭,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涂炭,当司遵奉睿旨统率重兵巳次近边,奉辞问罪务在救民不专杀戮,尔等各宜奋身早图归计,有官者复还旧次;有田者复业如初;若能身率豪杰别立功效即当优与官职厚赐金帛;如能以一州一县来归者即以其州县任之;如有豪杰以燕京来献,不拘军兵百姓,虽未命官便与节度使、给钱十万贯、大宅一区。惟在勉力同心背虏归,永保安荣之乐,契丹诸蕃归顺亦与汉人一等。已戒将士不得杀戮,一夫傥或昏迷不恭,当议别有措置应,契丹自来一切横敛悉皆除去,虽大兵入界,凡所须粮草及车牛脚价并不令燕人出备,仍免二年税赋。”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宣和四年》引封氏《编年》曰:知易州高凤与通守王悰共议云:“天祚播迁燕王厌世,女主初立谋迁汉人,或闻欲行诛戮,汉人被害,吾辈安得奠枕!今者南国宣抚被旨吊伐,汉人往往南归,今萧干林牙见在燕京,可密遣人归款南朝,使南兵来此内外相应尽杀契丹,我辈可免日后之苦。”悰遂谨诺,得僧明赞令来宣司,赞具说:“汉人朝暮延颈颙望,日俟天兵欲归王化积有岁时,今者伏闻朝廷诏词宽厚檄榜,丁甯又闻宣抚司日收归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师、通守王少卿专遣明赞来见宣抚,欲乞择起兵月日来抵易州,当以内应诛戮契丹,伏候钧旨。”贯既察来情。又使刘延庆审问真实,密令明赞先归,期以二十日约天兵前到城下,贯许以事济□赏之以官先次,厚劳令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靖康元年》引《靖康遗录》曰:贼之来虽有少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引《节要》曰:……又闻粘罕初围太原,有保正石竧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人甚众且强悍多豪侠,每朔望告戒必以忠孝为主,由是户多可恃人尽知方,金人攻之往往为竧败,金贼屡屡遁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军破而擒之,皆粘罕怒使之也,当破之日,竧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竧,命钉之于车,剚刃于股将欲支解之,竧颇节义,自持皇恩素感忠赤,昂藏之概傲慢之态磊磊落落,绝无顾虑之念生死鼎镬之惧,铁石忠贞不是过也,粘罕虽腥膻部落,不觉惊异,徐谓竧曰:“尔若降我,当命尔以官。”竧嫚骂曰:“爷是汉人,甘死不降番狗,你识爷么!姓石,石上钉橛更无移改!”竟为贼所害。
  4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边防二庚子五部落之变》“五部落居黎之西,去州百余里,限以飞越岭。有姓郝、赵、王、刘、杨五族,因以得名,即唐史所谓两面羌也,其居叠石为碉人积糗粮器甲于上,族无豪长,惟老宿之听。往来汉地,熟悉能华言,故比诸蕃尤奸黠…………蕃贼自西镇村长驱而来,及奉龙镇富庄头,居民二百年生业及官军糗粮器甲俱被掳掠,蕃贼见所得甚夥,驱汉人负载以归,由是不及近郊,西边惊移之民奔入城中,郡始仓皇失措,福谦因得中风病,又有巡检王价者,守州西北马鞍山之隘,闻兵败欲遁归,倡言蕃贼入城无数,城中居民惊扰,后诘之,乃知其诈。”
  41. 41.0 41.1 《明实录·太祖·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遣故元官赵元佑、张进、沙德成赍诏并织金文绮赐元左丞阿里,仍遣夹失伯里等同还,因赍诏谕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驭海内云扰华夷无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尽平,复我汉人故国统一中夏,于今七年,四夷诸蕃皆已称臣入贡,惟尔大理未尝遣使,近稽载籍大理在唐宋时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国名止称土官,今其国乃元君遗泒梁王者主之,未复故封,朕命臣僚议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故特遣使先谕朕意,使回当发印诰,令尔王臣开国理民,同享承平之福,尔其审之。”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景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壬申,敕哈密忠顺王倒瓦荅失里,曰:“累闻迤北走回人言‘汉人男女有先被达贼抢去’,有转卖与尔哈密地方者、有自逃回尔地方濳住者、有经过尔处被尔部下拘留不发者,前后约有三千余人,中间被尔部下卖与撒马儿罕地面去者约一千余人,其余尚有二千余人,朕以尔自祖父以来世受朝廷爵禄赏,尔亦自称与朝廷守把后门,岂可以求微利致失尔之信义!敕至尔即以朕言宣谕部言下,但有拘留人口者尽数遣人送还,朝廷自有赏赐,决不吝惜,尔其体朕至怀。”
    《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成化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己丑,恊守偏头雁门等关山西按察司副使蔡麟,奉敕言备边事:“偏头关僻在穷荒,三面受敌而镇西、岢岚等处军民畜牧布野,招寇召衅,臣欲相度地里择其高阜险隘,或十里二十里筑立团堡凿堑置桥,一闻有警驱人畜入堡,虏虽来寇将无所掠,此不战而胜之之道也;又胡虏技艺虽便于骑射而谋略终下于汉人,莫若以计破之,昼则望其尘夜则望其火,迨其入寇,清野以待而设伏要路,多张疑兵使彼恍惚莫知所之,或安静以老之,或示弱以骄之,然后揜其不备𢭏其虚懈,马步并进首尾夹击,所谓贱战贵谋者也;又北虏入寇必以中国被虏之人为乡导,临敌之际必令当先,我军杀伤多中国之人,宜于胡人经行要路立牌晓谕,若有汉人被虏能弃甲来归,或斩首来献,或密报虏情者,重加官赏亦足以疑其心而分其势矣。”兵部具拟以闻,诏可。
  42.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三十一年(1449)八月》通事金自安到辽东,先遣人驰报云:“臣见东宁卫人朴镇问声息,答云:‘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又东宁卫指挥高洪镇旅顺口子,闻达达声息,即率所领军,驰入辽东城,守门者误以为达达兵来,顚倒闭门。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墙四十余里,守埤者走报,监军摠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报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备,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辫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鼻耳。东宁卫人曰:‘我辈本是高丽人,中国之乱如此,欲投义州,但不识许入否。’”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十五年(1484)九月》更议唐女处置事。郑昌孙议:“世宗敎云:‘被掳唐人逃来,其主若细知寻踪而来,则宜从权还给。’此于事大,虽似未稳,权宜之策,不得不尔。”沈浍、李克培议:“三者之来,李暹初不许接,宜矣,今既许接,越在我境。若不解送而还给,其夫,后日若逃还本土,说此意,则前日事大之意,一朝扫如矣。解送为便。”尹弼商议:“三者之事,臣反复思之,彼虽称汉女,未可的知。假令是实,以事势计之,兵家之法,有奇有正,制事之宜,亦有经权。今当从奇从权,务弭边衅而已,不可慕虚名,而取实祸也。臣意以谓‘还给其夫,甚合事体。’”洪应、卢思愼议:“前此唐人为野人所掳,而逃来我国者非一,野人追踪而来请者亦多,皆云:‘此非汝土之人,原系汉人,本国事大以诚,例皆解送,汝等所知。’以此答之,已成格例,彼亦无怨言矣。当初不纳则已矣,今已受而纳之矣,若又还与,则非惟大义不可,后有唐人逃来,彼据此例,以请之,将何辞而拒之?解送为便。”传于承政院曰:“于佥意何如?”承旨等启曰:“唐人解送,已有前例,今若还给,则非徒有亏事大之义,后有逃来者,亦援例以请曰:‘前日已还愁升应巨之妻,今何独不然?’则将何辞而答之?”传曰:“以大义言之,则固当解送。然解送,则边衅立生,今姑下谕监司,语三者曰:‘汝虽称唐女,岂信汝言乎?当以野人待之。’又谕节度使,愁升应巨来寻与否,令即驰启。”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二十二年(1491)八月》圣节使朴崇质回到辽东驰启曰:“臣本月十五日朝,遣通事金孟敬诣摠兵官罗雄,请护送军,雄问:‘汝国边境有何事乎?’孟敬答云:‘闻有声息,故今请护送军。’雄曰:‘建州卫达子卜花秃等,九十月、十一二月间,欲犯汝国边境,汝国礼义之地,与中国似一家,摠兵官使兵护送于八站,则虽达子何畏。’又云:‘野人事报牒到此,明日更来抄去。’,十六日朝,孟敬抄来,其文曰:‘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为传报夷情事,据开原备御都指挥使裵震呈,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据通事百户白洪呈,审得海西葛林卫女直指挥答罕出等五名,到市报说“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有黑龙江野人头儿主孔革,领着二、三百人马,说称要来开原地方上偸抢,又怕尔海西山场并松花江三寨的人,先去开原报道,怕他人马赶杀不得抢时,我每说抢尔三寨并山场的人回去。”又说“七月初一日,我每都督都里吉马牛的百姓马忽等三十多人马,诈说辽河打鱼,要来汉人地上偸抢行间。”又有海西钦真河卫女直哈荅亦报“七月初三日,有建州头儿都督卜花秃来我本寨雇马,他说‘我每先去高丽后门抢了两遭回来了,如今又来雇马,还要去抢高丽。’ 又与我每说‘南朝的人马,要到秋间,征伐尔海西一带的人。’我每听得这话害怕,就来开原马法,每上报得知道。”据报备呈到来会同。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太监蓝看得所报,前请除行属,严谨堤备外,合用手本,烦请知会,须至手本者。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为传报事,据开原备御都指挥使裴震呈,据通事白洪呈,审得海西葛林卫女直指挥答罕出报说:“建州头儿卜花秃亲来租我海西头儿兀加的靑马,有兀加不肯与,他歇了一夜,问他:‘尔租马要做甚麿?’ 卜花秃回说:‘五、六月船上过江,抢了高丽家三遭,如今租好马,多收拾人马,还要去抢。’”不知高丽后门,不知汉人地方上去抢有这等事。我亲来见开原马法们报得知道。弘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三十年(1597)四月注》咨意大略:“……开城、平壤二处,开府立镇,练兵、屯田,西接鸭绿、旅顺之师,东为王京、鸟岭之援。须得实心练事,才力兼全者,为巡抚司道,而专任之,听其便宜行事,选其才能者数十辈,分署各处,为之长帅,就朝鲜之人,杂之以汉人,齐之以法,敎之以汉战。因而务农劝织,通商惠工,即山铸钱,以资军兴,如火药、利器,或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尽仰于朝廷。直待夷氛悉净,然后,议撤鸟岭以南,相机进止,毋得浪战损威,鸟岭以北,还定安集,不许尺寸有失。又当通登、莱入辽之海路,从此转饷,以资军兴,从此渡军,以讲水战,使往来之人,不疲于陆”云云。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七年(1615)闰八月注》(许)筠所买书籍,间有所自作,又有《林居漫录》一卷草本,言王奸兄位次,嗣位不正,故王不自奏,使臣僚呈文辨正。盖筠之隶属玄应旻,多材能语,出入市井,换贸如汉人,故能以赝书混其中,华人莫能辨。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一年(1619)三月》贼悉众合围,士卒知必死,愤慨欲战,贼乃招我国胡译河瑞国,语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往虏营,结约贼将而还,景瑞又要弘立俱盟。天朝败兵数百,屯据原阜,贼呼我军中曰:‘汉人之在尔军者,悉出之。’又呼曰:‘鲜人之在汉阵者,皆归之。’时乔游击来投我军,以为庇身之所,见我国与奴连和情态即异,书小纸,付其家丁,以传其子之在辽东者,即以弓弦系项,我国将官救之,乃挺身堕崖而死。弘立等尽搜天兵,送于虏阵,贼纵击尽之。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正月》平安监司朴烨驰启:“顷日贼犯三郡时,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尸身皆令收拾埋瘗矣。”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三月》义州府尹驰启“贼兵二三十余骑,出没江边,搜杀避乱汉人”事。
  43.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鲜卑》……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比能将三千余骑随柔击破银。后代郡乌丸反,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后复通贡献。延康初,比能遣使献马,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黄初二年,比能出诸魏人 在鲜卑者五百余家,还居代郡。明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
  44. 《晋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庾阐》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
    《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八·段灼》……古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有养人以惠,使人以义,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曾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厉,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
    《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若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戌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扬州送黄鹄雏五,颈长一丈,声闻十余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列于充庭之乘。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余人。…………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伏都毁阁道,临问其故。伏都曰:“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严率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铢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给之。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朗奔于襄国。麻秋率众奔于苻洪。……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秃发利鹿孤》……利鹿孤立二年,龙见于长宁,麒麟游于绥羌,于是群臣劝进,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其将𨱎勿崘进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
  45. 司马彪《战略》曰: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彊,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干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制河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竹帛不能尽载也。唯将军审所择!”腾曰:“敬从教。”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
  46.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袁谭》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请救。刘表以书谏谭曰:“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斾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痾,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又与尚书谏之,并不从。
  47. 《魏氏春秋》载表遗尚书曰:“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踪,忘常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尸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公有商、奄之师,皆所以翦除秽害而定王业,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故虽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曹是务,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苞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评,不亦善乎!若留神远图,克己复礼,当振旅长驱,共奖王室。若迷而不返,违而无改,则胡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愤跃鹤望,冀闻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
  48.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49. 49.0 49.1 《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第三十六》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湣,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50. 《晋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八·孔坦》咸康元年,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讨之,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季龙专恣,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坦与聪书曰:“华、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怀饥渴。数会阳九,天祸晋国,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临寐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陨,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兰艾同焚,贤愚所叹,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唯季龙是讨。彭谯使至,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砎石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之众,辅河南之卒,申威赵魏,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项羽,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今六军诫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龁噬争先,锋镝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后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怀恨。
  51. 《​梁书·卷二十·列传第十四·陈伯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䴏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蹷,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䩄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
  52. 《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薛元超》三年,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时高宗幸温泉校猎,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元超以为既非族类,深可为虞,上疏切谏,帝纳焉。
  53.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五十·张说》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若为朕言之。”说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国者,韩、陈、许、郑、鲁、卫、赵、魏为多。”后曰:“善。”
  54. 54.0 54.1 Baitong Wang、Daohua Hao、Yu Xu、Kongyang Zhu、Rui Wang、Xiaomin Yang、Qu Shen、Mengting Xu、Tianyou Bai、Hao Ma、Jiajing Zheng、Xinyi Wang、Xinyue Zou、Hongming Zhou、Xiaolu Mao、Jiaxin Tang、Yanying Peng、Le Tao、Haifeng He、Haodong Chen、Jianxin Guo、Zhi Ji、Yilan Liu、Shaoqing Wen、Li Jin、Qun Zhang、Chuan-Chao Wang《Population expansion from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from Linzi, one of China’s densely populated and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cities from the Zhou to Han Dynasties. The ancient samples in this study were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000 BP). We found the samples derived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Lat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rather than local Neolithic populations. They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sent-day Han Chinese of Shandong, suggesting 2,000 years of genetic stability.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the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 forming the present-day genetic structure of Han Chinese.”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around 1.3 billion descendants, i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the world and could be roughly characterized by linguistic and genetic clines through different mixture proportions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xpans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particularly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 northern coastal people was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by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who replaced the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people. After this structure was formed, it retained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14 samples from Qinglanfu cemetery showed genetic homogeneity with each other, deriving ancestry from a single source in pairwise-qpWave analysis (Figure S2). Therefore, we combined these samples into a single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named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The prevalent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of Qinglanfu samples were O1b1 and O2a2. O1b1 exhibits a higher frequenc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nd northern areas of China, whereas O2a2 is primarily found among the Han Chinese and certain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East Asia. These haplogroup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northern China, particularly those inhabiting the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River Basin, emphasizing the pa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2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Outgroup-f3 statistics, using all ancient populations worldwide, support the close genetic affinity among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in the Central Plain, especially for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igure 2A).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f4 (Mbuti, worldwide populations; Qinglanfu,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statistics also show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ost-Late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s reflected by nearly all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non-significant Z values (−3< Z < 3).”……“We first used the pairwise-qpWave method to formally test whether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farmer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might be derived from one single genetic sour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nearly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p value >0.05), but not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YR_MN nor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NEastAsia_Coastal_EN,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4 results. Moreover, we also found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were consistent with being a clade according to the qpWave (Rank 0: p value >0.05). Therefore, we adde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additional sources to build mixture models to account for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glanfu samples. We found one-way models of using China_YR_LBIA or China_YR_LN as a single source that fit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Although,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2.4%–7.0%) together with China_YR_LN as two sources could also be accepted in modeling the formation of Qinglanfu. However, the models with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China_YR_LBIA as two sources failed since Qinglanfu did not need more southern ancestry compared to China_YR_LBIA (Figure 2B). As for the accepted models with China_YR_MN as one source, Qinglanfu sample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10%),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omposition ratios of modeling China_YR_LBIA and China_YR_LN using China_YR_M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n increase of the southern ancestry through tim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urthermore, we co-analyzed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with Shandong_HE to determine if 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was a single outlier result for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two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both descended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o the Iron Age of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qpAdm analysis, one-way models using Shandong_HE as a single source fitted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Figure 3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To quantitative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lanfu and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we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Mbuti, 14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found 14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uld produce positive Z values compared to China_YR_MN (2.503–3.826, average: 3.00), China_YR_LN (1.044–2.255, average: 1.66), or China_YR_LBIA (0.312–2.047, average: 1.34).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higher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and present-day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refore, we want to mode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using Qinglanfu as a proxy for ancestry sources.
    We first performed pairwise-qpWave for al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HO” database. We detected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Shandong_HE) and Han Chinese in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Rank 0: p value >0.05; Figures 3A). Moreover, we also found these populations were consistent in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ank 0: p value >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genetic stability across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since the Historical era despite experiencing frequent regime changes. Finally, we formally modeled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qpAd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Han populations from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could be adequately mode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Qinglanfu, other Han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56.1%–87.9% of ancestry from Qinglanfu samples, with the remaining from southern Chinese (Figure 3B).”……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in the Historical era from Shandong Linzi. As the capital of Qi, Linzi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demographic diversity, which could serve as a suitable region for studying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in cities. We found these genom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modern Shandong individuals,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elated to Central Plain farmers (Figure 3A), which suggested the present-day genetic profil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were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and continu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times. We deduce that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s in China, such as a continuous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ousands of years.”……“Previous ancient genom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to the west of China, the south of China, and the north of China to promote local population chang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west to replace the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in Historical era, as historical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nearly identical to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to Yangtze River to form local Late Neolithic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north to admix with Mongolian or promote farming in West Liao River basins. Our results pointed to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to replace local Early Neolithic individuals. Taken together, we suggested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rapidl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 all directions, replacing or admixing with local populations to form the main body of Han Chinese.”
  55. 55.0 55.1 《艺文类聚·卷一·天部上·天》引徐整《三五历纪》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太平御览·皇王部三·天皇》引徐整《三五历记》曰:“溟涬始芽,濛鸿滋萌,岁起摄提,元气肇启,有神灵人十二头,号曰天皇。”
    《太平御览·皇王部三·人皇》引徐整《三五历纪》曰:“有神圣人九头,号人皇。天皇、地皇、人皇为太古。”
  56. 高有鹏《盘古神话考论简说》……三国时期吴国太常徐整最早在《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中提到了盘古神话,显然,盘古神话只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流传状况被记述下来,而它应该是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流传了的。……现在,不仅中原地区发现大量的盘古神话群,包括在甘肃、河北、山西、陕西一带也发现许多盘古神话,这就说明盘古神话并非仅在南方民族中流传,在其他地区同样有。…………
  57. 李修对《盘古神话的桐柏遗存及影响》……这个地这包括豫鄂两省的南阳、驻马店、随州等市的桐柏、泌阳、西平、遂平、随县等十几个相邻县、市、区,地域面积大约在3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约在千万人以上。千百年来盘古神话在这一带的流传一直没有间断过,自然形成了桐柏山盘古文化圈,也可以说是中原神话特别是盘古神话的代表性区域……三国吴人徐整著《五运历年纪》曰:“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血为淮渎”之说,就是盘古神话诞生在古时就建有淮渎庙的桐柏山淮河源一带的有力佐证。…………以豫南桐柏山为中心的中原盘古神话群是中国及世界文明古国创始神话中最古老、最淳朴、最神奇的神话,代代相传,它体现着人类对宇宙起源、生命肇始以及劳动、爱恋、疾病、死亡和真、善、美、假、恶、丑的朦胧体认和含蓄表达。
  58. 韩湖初《闻一多“盘古即伏羲” 说难以动摇-兼评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已作结论” 说》
  59. 《仪礼·卷第一·士冠礼第一》周弁、殷冔、夏收郑玄注:“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饰也,收言所以收敛发也,斋所服而祭也,其制之异亦未闻。”
  60. 叶庆兵《盘古神话的本土文化渊源》盘古开天地神话关于天地未分状态的描述,以及"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等观念,实为先秦两汉之际的普遍认识,尤其在道家文化中盛行。盘古化生神话关于盘古死后身体各部分化生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地万物的故事,应是在我国上古化生神话以及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上古化生神话为其提供了死后化生的结构模式;天人感应思想——尤其是"人副天数"——将人体与自然事物一一对应,与盘古化生神话如出一辙,而且在具体的对应关系上,二者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整体来看,盘古神话根植于本土文化,应是在先秦两汉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
  61. 程希《盘古之宗,根在天中——豫南盘古民俗文化览胜》……盘古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吴国徐整的《三五历纪》。而且,徐整《五运历年纪》对盘古的形象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对盘古神话也有记载……任昉对秦汉以来有关盘古的神话和他了解到的当时存世的盘古遗迹予以考究,认为“秦汉间俗说”“先儒说”“古说”与徐整的说法一致,不同的是他提到了南方地区的盘古历史遗迹。笔者认为这些遗迹是中原地区的盘古说随着北方人的大量南迁到南方地区后逐渐形成的。……
  62. 《史记·孝武本纪》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
  63. 《逸周书·克殷解》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封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䇲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64. 《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
  65. 张露胜《沂南北寨汉墓中帝俊画像考》
  66. 《楚帛书甲篇》曰古□□伏羲,出自□□,处于脽寽□,厥□渔渔,□□□女,梦梦墨墨,无章弼弼,□□水□,风雨是于。乃取□□□子之子曰女填,是生子四。□□是襄,而天践是格,参化唬逃,为禹为禼,以司堵襄。晷而天达,乃上下腾传。山陵不卫,乃命山川四海。□□热气沧气,以为其卫,以涉山陵,泷汩凼𬇕。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峜以为岁,是唯四时。伥曰青木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翏黄难,四曰潬墨干。千又百岁,日月夋生。九州不平,山陵备恤,四神乃作,至于复天,旁动捍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棈。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维使敷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恤,则毋敢[睿攵]天灵。”帝夋乃为日月之行。共工夸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使百神风雨、辰祎乱作。乃逆日月,以剸相□,使有宵有朝,有昼有夕。
  67.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西南有巴国。大皥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锺,为乐风。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后稷是播百榖。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顚,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歳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曰:“息壤者言上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68.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69. 《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复遥百劫,人民转多,食不可足,遂相欺夺。强者得多,弱者得少,地肥神圣,化为草棘。人民饥困,递相食啖,天知此恶,即下洪水荡除,万人死尽,唯有伏羲得存其命,进称天皇承后。……尔时人民死,惟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衣龙上天,得存其命。恐绝人种,即为夫妇。”
  70. 伏羲女娲源出敦煌遗书
  71. 《太平御览·皇王部三·女娲氏》引《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縆泥中于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人也。”
  72. 《庄子·外篇·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73. 73.0 73.1 73.2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1}昔者容成氏、□□氏、□□氏、□□氏、□□氏、□□氏、□□氏、 □□氏、□□氏、□□氏、□□氏、□□氏、□□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㭏□氏、垆□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𬨎清,而上爱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于是乎喑聋执烛,瞀工鼓瑟,跛躃守门,侏儒为矢,长者悬度,偻者裒𪣻,瘿{2}者煮盐,厇蜀者渔泽,瑕弃不废。凡民蔽芾者,教而诲之,饮而食之,思役百官而月请之。………………{13}昔〔者〕舜耕于□(历)丘,陶于河宾,鱼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于邦子。尧闻之{14}而□(美)其行。尧于是虖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亩之中。舜{8}于是虖始免蓻(笠)、幵(肩)耨菨(锸),□而坐之子,尧南面,舜北面。舜于是乎始语尧天地人民之道。与之言政,敓(率)简以行;与之言乐,敓(率)和以长;与之言礼,敓(率)敀而不逆。尧乃悦。尧{12}乃老,视不明,听不聪。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23}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洞(通),乃立禹以为司工(空)。禹既已{15}受命,乃卉服、箁箬帽、芙蓻,□足□□{24}□面干皵,胫不生(之)毛。□濏湝流,禹亲执枌(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25}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26}海,于是乎□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27}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28}汉以北为名谷五百。天下之民居奠,乃饬食,乃立后稷以为□(田)。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于野,复□(谷)豢土,五年乃{29}穰,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赛,骄态始作,乃立皋陶以为理。皋陶既已受命,乃辨阴阳之气而听其讼狱,三{30}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35A}启王天下十又六世而桀作。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38}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琰、琬,□北去其邦,□为丹宫,筑为璿室,饰为瑶台,立为玉门。其骄{39}泰如是状。汤闻之,于是乎慎戒征贤,德惠而不□ ,□三十□而能之。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40}门,立于中□。桀乃逃之历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41}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略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鹿(戮)族戋(残)群安(焉)备。{36}当是时,强弱不□諹,众寡不听讼,天地四时之事不修。汤乃□(溥)为征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虐疾始生,于是{37}乎有喑、聋、跛、眇、瘿、□、偻始起。汤乃□戒求贤,乃立伊尹以为佐。伊尹既已受命,乃执兵禁暴,羕得于民,遂迷而{42}□贼盗,夫是以得众而王天下。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纣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为,于{44}是乎作为九成之台,寘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内(坠)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于是{45}乎作为金桎三千。既为金桎,又为酒池,厚乐于酒,尃(溥)夜以为槿(淫),不听其邦之政。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郍、□、于(邘)、鹿、{46}□(来)、崇、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47}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48}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尽?),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文王时(持)故时而教民{49}时,高下肥毳(硗)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昔者文王之佐纣也,如是状也。文王崩,武王即位。武王{50}曰:“成惪者,吾敓而弋之。其次,吾伐而弋之。今受为无道,昏者百姓,至约诸侯,天将诛焉。吾勴天威之。”武王于{51}是乎作为革车千乘,带甲万人,戊午之日,涉于孟津,至于共、縢(滕)之间,三军大□。武王乃出革车五百乘,带甲三千,{52}以少(宵)会诸侯之师于牧之野。纣不知其未有成政,而得失行于民之辰(?)也,或亦起师以逆之。武王于是乎素冠弁,以造{53}吝(类)于天,曰:“纣为无道,昏者百姓,至(致)约诸侯,绝种侮姓,土玉水酒,天将诛焉,吾勴天威之。”武王素甲以陈于殷郊,而殷……
  74. 《淮南子·本经训》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开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
  75. 《庄子·外篇·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76. 76.0 76.1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77. 77.0 77.1 77.2 77.3 《逸周书·史记解》弱小在彊大之闲,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
  78. 78.0 78.1 《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79. 79.0 79.1 《列子·杨朱》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遟速之闲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
    杨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故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谚曰‘田父可坐杀。’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极;肌肉麤厚,筋节腃急,一朝处以柔毛绨幕,荐以粱肉兰橘,心㾓体烦,内热生病矣。商鲁之君与田父侔地,则亦不盈一时而惫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谓天下无过者。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黂,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狢,顾谓其妻曰:‘负日之煊,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
  80. 《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
  81. 81.0 81.1 81.2 81.3 81.4 《国语·晋语一》……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我卜伐骊,龟往离散以应我。夫若是,贼之兆也。非吾宅也,离则有之。不跨其国,可谓挟乎?不得其君,能衔骨乎?若跨其国而得其君,虽逢齿牙,以猾其中,谁云不从?诸夏从戎,非败而何?从政者不可以不戒,亡无日矣!”……
    《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
    《国语晋语九》……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遽人来告,襄子将食,寻饭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
  82.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䇲。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隐》旧解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 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嚣,是帝喾祖本与黄帝同姬姓。其国语上文青阳 ,即是少昊金天氏为己姓者耳。既理在不疑,无烦破四为三。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帝颛顼高阳者《索隐》宋衷云:“颛顼,名; 高阳 ,有天下号也。”
  83. 姬水河研讨会纪要
  84. 84.0 84.1 《水经注卷十八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雍水又南,迳美阳县之中亭川,合武水,水发杜阳县大岭侧,东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世谓之赤泥岘。沿波历涧,俗名大横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东南流,东迳杜阳县故城,世谓之故县川。又故虢县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极,在天柱山南,故县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摄目矣,即王莽之通杜也。”
  85. 金迪《甘肃省陇西县境内战国秦长城走向调查》……陇西县战国秦长城起点位于和平乡云川村砂川里社东北干了□山梁上,起点处有一个蜂窝状土台,根据土台周围的遗物和当地老乡郭有良的描述来判断,此处原应是个敌台,但现己看不到夯层。墙体沿着干了□山梁自东向西延伸,经过砂川里社西北的老坡子沟后,沿拉面沟东侧的坡地梯田向西北延伸,后经过云川村姚家湾社,顺着山势向上延伸到达六条城山梁顶。过了山顶后,墙体顺山势向下,进入渭阳乡境内。出城进入渭阳乡境内后,顺着六条山梁向下延伸,自东向西爬上下阳墩山顶后,再次进入和平乡境(这段长城在渭阳乡只有511米)。长城顺着下阳墩山下坡顺着土路延伸,后爬上万渠山,沿山体地势高低而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和平乡南岔村南岔里社北的看八沟沟底。这段长城先后经过和平乡南岔村的张家寨子社、八寺岔社和南岔里社。墙体跨过看八沟后延伸至渭阳乡境内的小干州村,穿过村子,自下而上沿大了山山延伸。西山山梁发现夯层,可确定墙体沿着西山半山坡的田垄北侧向西延伸,后爬上城壕梁山坡,到达望儿台山梁后,墙体顺着山梁向下,进入云田镇境内。渭阳乡境内的长城先后经过小干川村,渭阳村的花园社和三川村后阴坡社、后阳坡社。长城进入云田镇嘴头村苍河湾社后,顺望儿台山向下延伸至庙山,又爬上王曳山,在苍河湾社的泉沟和泉湾沟交汇处的三岔口处墙体消失。此后长城走向学术界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总结规律。认为长城应是过咸河,穿过二十里铺,到达云田镇的李家门村,后沿乌龙沟南岸延伸的。长城过乌龙沟后顺长城梁的地势高低延伸,走向为东南-西北向,先后经过福星村的蒙家湾社、庞家岔村的庞家岔社、上川社、泉湾社、余家嘴头社,止于余家嘴头社那坡西北余家峡沟沟底,之后进入柯寨乡。长城在柯寨乡境内只有1.5公里左右,自余家峡沟底,顺山势爬上山梁,到达山顶后沿着土路方向延伸。沿路长城走向较为清晰,当地老百姓称此处山梁为“长城梁”。先后经过马家岔村张家嘴头社和阳山社,墙体沿着柯寨乡和德兴乡分界处的山梁顺地势高低延伸。长城过柯寨乡和德兴乡分界处的山梁后,顺着三官庙梁山顶向西南方向延伸,到达土路后拐成东南-西北向。后穿过庙儿湾村的阴山社、庙儿湾社,爬上刺湾梁山顶,穿过公路,沿渠子梁山地势高低延伸。到达赵家营村后,顺刘家山山梁到达山顶,又顺山势向下延伸到达土路上,顺着田垄西侧一直向南。后沿蛤蟆山顺势向下,一直延伸到德兴镇赵家营村赵家营社西南的毛家曳沟,过罗河,先后经过阳山村南家坪社、务龙湾社和阴山社。陇西县战围秦长城的止点位于德兴镇阳山村阴山杜西600多米处的山顶上。……综上所述,陇西县战国秦长城全长近58公里,存在墙体长约29公里,共发现8个单体、9个遗存、7个关堡。墙体大多沿山脊或山梁修建,走向制高点。充分利用了自然河流,尤其是控制两河之汇,依次过和平乡的老坡子沟和拉面沟,云田镇的咸河、云田镇和福星镇之间的乌龙沟,福星镇的余家峡沟和德兴镇的罗河等。在整个甘肃地区的战国秦长城中,陇西县长城保存状况相对较好。……
  86. 炎黄母族有蟜氏故地考
  87. 《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子之问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典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死生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88. 88.00 88.01 88.02 88.03 88.04 88.05 88.06 88.07 88.08 88.09 88.10 88.11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黄帝者,少典之子《集解》谯周曰:“ 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索隐》:“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遂禽杀蚩尤《集解》《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东至于海,登丸山《集解》徐广曰:“丸,一作‘凡’。”骃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虚县。《索隐》注“丸,一作‘凡’”,凡音扶严反。《正义》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临朐县界朱虚故县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纨。守节案:地志唯有凡山,盖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诸处字误,或“丸”或“凡”也。汉书郊祀志云“禅丸山”,颜师古云“在朱虚”,亦与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正义》:“广平曰阿。”。……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注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三苗《正义》孔安国云:“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也。”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正义》《括地志》云:“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殛鲧于羽山《正义》《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
    ……封弟象为诸侯《正义》《括地志》云:“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舆地志云零陵郡应阳县东有山,山有象庙。王隐晋书云本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
  89.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90. 《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
  91. 寿光故事盐宗夙沙氏与中国海盐
  92. 92.0 92.1 92.2 92.3 《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93. 93.0 93.1 93.2 《左传‧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94. 《商君书·算地》……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彊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仿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
  95. 《管子·形势解》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96. 96.0 96.1 《管子·轻重戊》……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
  97. 97.0 97.1 97.2 侯光良、许长军、吕晨青、陈琼、兰措卓玛《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扩张的环境背景》……仰韶时期,黄土高原年均气温较现代高约2℃,年降水高出现代约100 mm,季风强劲,降水增加,400 mm等降水量线较现代向西北内陆推进200 km左右,黍粟作种植的范围扩大,仰韶文化相应扩张。……
    图1 仰韶文化的扩张
    ……仰韶文化,时代为7.0 ka BP-5.0 ka BP,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分布中心在陕西渭河流域、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广阔地带,文化遗址多达五千余处。……最主要的扩张发生在庙底沟时期,其分布中心是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但其分布范围西至青海东部,东达黄河下游地区,北抵内蒙古长城沿线,南部变化不大,维持在汉水流域,在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发展到鼎盛。……
    图3 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要素格局与仰韶文化遗址
    ……考古证据表明全新世暖期北方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为:从绥芬河至宁安镜泊湖南岸,经农安左家山、通辽,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河西走廊至南经青海湖东缘一线。……
  98. 98.0 98.1 98.2 98.3 钟华、李新伟、王炜林、杨利平、赵志军《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一般认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与仰韶时代中期相等同,基本是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产生到衰亡解体的时段。庙底沟文化是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以晋南豫西为中心,以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至整个黄河中游,中国史前文化第一次出现了大范围统一的局面。庙底沟文化较之仰韶文化早期,在聚落数量、组成结构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各区聚落数量都明显增加,并出现许多大型中心聚落。这些现象在庙底沟文化的主体区域——中原地区(豫西、晋南、关中、豫中)都有发现,但在“中原”以外的周边其他地区则少见此现象,说明庙底沟文化中心与外围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本文中原地区的界定是与考古学文化相关的,相对宽泛的区域范围包括豫西、晋南、关中、豫中这几个地区。……至迟在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的稻米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不仅在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域——豫西晋南地区(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代表)有发现,在关中平原从东部(以兴乐坊遗址和杨官寨遗址为代表)到西部(以扶风案板遗址为代表)的广阔范围内也都有发现。……从西坡墓地出土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证据来看,有更多机会获得肉食的社会上层人群,骨骼中¹³C含量也明显偏低,即等级较高人群的主食消费中,粟、黍所占的比例相对一般人群为低,而稻米的消费则较高。这似乎显示稻米在高等级人群中更受欢迎,至于稻米是以主食的形式,还是以米酒的形式为此人群所消费,则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揭示。而从仰韶晚期新街遗址出土尖底瓶中残留物分析研究来看,至迟在仰韶晚期的中原地区,稻米可能已经成为古人酿造谷芽酒的原料。……动、植物考古材料的证据显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应当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具体的,庙底沟文化向南达到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之前的仰韶文化大张庄类型发展为下王岗类型,再向南也到达了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圈;庙底沟文化向东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发生联系;向北扩张至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北部和冀西北。……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应当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应该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99. 《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100.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逸周书·尝麦解》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今予小子,闻有古遗训,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我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国,有殷之□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无类于冀州,嘉我小国,其命余克长王国。呜呼!敬之哉!如木既颠厥巢,其犹有枝叶作休,尔弗敬恤尔执,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显,亦尔子孙,其能常忧恤乃事,勿畏多宠,无爱乃嚚,亦无或刑于鳏寡非罪,惠乃其常,无别于民。”
  101. 101.00 101.01 101.02 101.03 101.04 101.05 101.06 101.07 101.08 101.09 101.10 101.11 101.12 101.13 101.14 101.15 《史记·卷三·殷本纪》……有娀氏之女集解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正义按:记云“桀败于有娀之墟”,有娀当在蒲州也。为帝喾次妃。……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集解》列女传曰:“汤妃有莘氏之女。”《正义》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媵,翊剩反。尔雅云:“媵,将,送也。”,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集解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汤始居亳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从先王居集解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作帝诰索隐一作“俈”。上云“从先王居”,故作帝俈。孔安国以为作诰告先王,言己来居亳也。。……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迺五迁,无定处集解孔安国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正义自汤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集解孔安国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
  102.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103. 《水经注·卷十三·㶟水》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抪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涿水又东迳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侨郡,以统流杂。涿水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㶟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谓之涿邪水。地理潜显,难以究昭,非所知也。
  104. 《史记·乐书》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
  105. 韩建业《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在约公元前2800~前1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长城沿线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内蒙古东南部、辽西等地分布有若干石城带……
    图一 中国北方早期石城带示意图
    概括起来看,不同时期石城带的分布地域虽然有所变化,但每一阶段的城址都大致呈带状分布于当时的考古学文化区北缘附近,其腹地则基本不见石城。在分布有石城地带的仰韶文化阿善三期类型、老虎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当中,都出土有较多石斧、石或陶刀等农业工具或与农业相关的工具,有较为稳定的聚落,表明他们均属于定居的以农业为主体的文化。而石城带以北,所见主要遗物大约是镞等细石器。这也就是说,北方早期石城带基本分布在定居的农业文化区的北缘。
    ……北方石城基本都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石墙一般仅修筑在平缓易受攻击的关键部位,有时甚至还筑两道;至于绝壁陡崖等极险峻处,则一般不再修筑石墙。……城门部位一般有严密的保卫措施。……保存较好的石城内侧,还发现有配套内防设施,……
    简单来说,北方石城的形成原因是出于防御需要。……如果着眼于整体防御,其防御对象只能是来自农业文化区以北的的非农业民族,或者说只能是来自陶器北界线以北的基本不使用陶器的人群,否则石城就可能会呈群状分布于农业文化区内部,而不会恰好呈带状分布于农业文化区的北缘或陶器北界线附近。陶器北界线以北的基本不便用陶器的人群的遗物应当主要就是细石器。细石器从20世纪初就在长城沿线被发现,后来还出现了“细石器文化”这样的提法。现在看来,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只代表狩猎或畜牧经济的细石器文化显然有误,但认为存在一个“细石器文化区”,则还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只不过“细石器文化区”的范围要大到包括北方地区、黄河流域甚至西南地区,时代要长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铁器时代,经济包括狩猎、畜牧、农业等多种形态。如果我们限制范围,只关注以蒙古高原南部草原沙漠地区为中心的“细石器核心文化区”,则会发现其经济形态的确应以狩猎采集为主。我们曾经提出在长城沿线存在一个模糊意义上的陶器北界线,这条线实际上就是游猎文化(这时在长城沿线还未出现典型的畜牧-游牧文化)与定居的农业、半农业文化的交界,界线南北两侧的人种类型也可能有所不同, 落后而游动性很强的游猎民族,时常南下侵扰先进而定居的农业民族,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定居的农业民族在前线修筑带状石城,以彼此照应、协同作战,也是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能采取向最为有效的御敌方式之一。……
    ……北方石城呈带状分布在农业带北缘即长城沿线,其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石城带基本是游猎文化与定居的农业、半农业文化的交界(而战国秦汉、明长城分别是当时农牧文化的大致交界);石城带的南北移动又受到气候环境变迁的影响。这些特点均与长城有可比拟之处,从这个意义上确可称其为长城的“原型”。……
  106. 《汉书·刑法志第三》注引郑氏曰:“ 涿鹿在彭城南。与炎帝战,炎帝火行,故云火灾。”
  107. 邵会秋、吴雅彤《早期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探析》
    ……最早的专业化游牧可能出现在公元前1千纪初,随即就在草原地区迅速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已经被游牧人群所占据。这些人群包括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里海北岸的萨夫罗马泰人、哈萨克和天山地区的塞人以及萨彦-阿尔泰和蒙古等地的早期游牧人。……也就是说公元前8世纪以前,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没有进入真正的游牧社会,大量定居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所论及畜牧向游牧经济转变时期的三个地区的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真正意义上发达的早期游牧文化仅有以阿尔然一号王冢为代表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具备了游牧经济的技术条件,但始终未能进入游牧。黑海北岸在前斯基泰时期可能也未进入游牧。……
    在游牧文化的最初形成阶段,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游牧遗存的数量还非常少,这说明游牧可能最先是在小范围内发生的,但是一旦部分地区产生了这种经济方式,就需要有足够的辅助生业来支持,很可能这时期人们选择了掠夺作为辅助,可以想象一下,一批批游牧人群骑着马不断地闯入定居或半定居草原畜牧人群的聚落中,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居住地,采取游动的经济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部落武装化、移动性都不断加强,这促进了马具和武器的发展。由于草原是不稳定的生态区,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受致命的打击,无法在草原地区继续,越来越多的草原人群加入到游牧大军中,这样游牧社会就形成了。……
  108.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集解》徐广曰:“今斄乡在扶风。”《索隐》即诗生民曰“有邰家室”是也。 邰即斄,古今字异耳。《正义》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于邰也。”,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集解》礼纬曰:“祖以履大迹而生。”,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索隐》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正义》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集解》韦昭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索隐》国语云“弃稷不务”。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弃”是后稷之名,故变文云“去”也。言夏政衰,不窋去稷官,不复务农者也。,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闲。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闲,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义》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为用也。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漆水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索隐》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集解》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索隐》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正义》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括地志云:“古㜪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骊戎之文马《正义》括地志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殷、周时骊戎国城也。”按:骏马赤鬣缟身,目如黄金,文王以献纣也。、有熊九驷《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按:九驷,三十六匹马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
  109. 《记纂渊海·卷十九·郡县部·京西北路》
    郑州倚郭一。外县四:管城、荥泽 原武 新郑 荥阳
    郡号荥阳
    州沿革
    天文,角、亢分野,古髙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禹贡》兖、豫二州之域。周为虢、郐之地。郑武公与平王东迁,武公灭两国而迁都焉。后郑为韩所灭,韩又徙都之。……轩辕丘在新郑县境,黄帝生此。
  110. 钟周铭《轩辕之丘地望辨析》……《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四至,“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叙事角度,便是将黄帝视为中原地区圣王的文献内证,从而透露出其人所居“轩辕之丘”的大致地望所在。也正因如此,相传为黄帝之后的姞姓燕国所封之地才可能在黄帝世居之处。《左传·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杜预注曰:“南燕国,今东郡燕县”孔颖达疏曰:“燕有二国,一称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别之。《世本》:‘燕国,姞姓。’《地理志》:‘东郡燕县,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东郡燕县,即今河南新乡延津县一带,这与轩辕之丘的地望是大致合拍的。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应该信从,不能盲目疑古。
  111. 袁广阔《中原仰韶文化丝织品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仰韶文化晚期,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腹地分布着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秦王寨文化。该文化长期以来被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关系密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黄帝在中原地区活动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这些记述可见,黄帝活动的地域范围广阔,其核心区域应在中原。另外,这些记载也显示,黄帝集军权、王权于一身,且十分关心农业、手工业、渔猎业等发展。这与大河村文化等所呈现的文化面貌高度吻合。《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引晋人皇甫谧之说:“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些文献认为黄帝是有熊国君,有熊国在新郑,而黄帝的住处则是新郑境内的轩辕丘。近年来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中丝织品的发现,印证了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缫丝的记载,更为探寻黄帝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112. 《水经注·卷九·清水》:“山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陆真阜,南有皇母、马鸣二泉,东南合注于吴陂也。次陆真阜之东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参差次合,南注于陂。泉在浊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浊鹿城,即是公所居也。”
  113. 113.0 113.1 《列子·黄帝》
    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从石壁中出,随烟烬上下,众谓鬼物。火过,徐行而出,若无所经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窍,人也;气息音声,人也。问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闻之,问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闻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虽然,试语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文侯大说。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
  114. 《史记·孝武本纪》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正义〉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一百里。 ,幸甘泉。
  115. 115.0 115.1 115.2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116. 116.0 116.1 116.2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干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117. 《国语·楚语下》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118. 118.0 118.1 118.2 118.3 118.4 118.5 118.6 118.7 《国语‧鲁语上》:“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贾侍中云:‘有虞氏,舜后,在夏、殷为二王后,故有郊、禘、宗、祖之礼也。’昭谓:此上四者,谓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圆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黄帝、颛顼之后,故禘黄帝而祖颛顼,舜受禅于尧,故郊尧。礼祭法:‘有虞氏郊喾而宗尧。’与此异者,舜在时则宗尧,舜崩而子孙宗舜,故郊尧也。;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舜,当为喾,字之误也。礼祭法曰:‘商人禘喾。喾,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后郑司农云:‘商人宜郊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
  119. 119.0 119.1 119.2 119.3 119.4 《礼记‧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120. 120.0 120.1 《列子·汤问》……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电霆之声。……
  121.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122. 《左传·昭公十年》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123. 123.0 123.1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124. 124.0 124.1 124.2 《国语·郑语》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衣、柔、历、华,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对曰:“……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处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
  125. 2017年9月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这批简可能是一部较为完整的楚国官修史书,简文从“颛顼生老童”起到楚(献) 惠王“白公起祸”止,记载了楚先祖及熊丽以下至惠王时期各王的终立更替和重大历史事件。…………根据安大简第一组楚史类文献材料初步整理的结果,楚早期世系为帝颛顼生老童,是为楚先。老童生重及黎、吴及韦 (回) 。黎氏即祝融,有子六人,其六子曰季连,是为荆人。“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 告曰:酓 (熊) 。”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 (熊) ,是为荆王”。穴熊生熊鹿 (丽),穴熊终,熊鹿 (丽) 立。简本对楚先祖的来源、世系的记载非常清楚,与《楚世家》等传世文献比较,简本主要有6点不同。一是老童为颛顼所生,不是称所生。老童所生有四子,即“重及黎、吴及韦 (回) ”。简文两个“及”这么用,显然是要防止将四子误为两人。二是黎氏即祝融,而不是重或吴、回。三是无陆终其人,生六子者就是祝融黎,文献陆终当是祝融之误。四是季连就是穴熊,而且简文交待了穴熊得名之由。五是不存在附沮一世。六是穴熊生熊丽,期间并不存在世系的中断,这也证明《楚世家》鬻熊就是穴熊。以上只是对简本撮其大要,与《楚世家》进行初步比勘。可以看出,简本对楚早期传说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整合,记述翔实,线索清晰。《史记》关于楚先祖历史记录的一些矛盾和不清楚的地方,简文都交待得很清楚。根据简文记载,原来老童出自颛顼,是楚人始祖,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季连,季连就是穴熊,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因此,楚简中才会出现祭祀“老童、祝融、穴 (鬻) 熊”这三位祖先的组合,“三楚先”确定无疑就是这一组合的简称。长期以来困惑学者的问题,根据简本楚史的记载就迎刃而解了。这证明安大简楚史与其他楚简对楚先祖世系的记载是一致的,是战国时期楚人业已形成的统一看法。因此,我们认为安大简楚史可能是楚国的一部官修史书。
  126.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127. 127.0 127.1 127.2 127.3 《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𬯎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128. 128.0 128.1 《左传·昭公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129. 《陈侯因齐敦铭文》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慕克成,其唯因齐扬皇考,绍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厥德,诸侯夤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常。”
  130. 130.0 130.1 《山海经·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131. 131.0 131.1 《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
  132.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史记·五帝本纪》
  133. 133.0 133.1 133.2 133.3 133.4 133.5 133.6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134. 《诗经·商颂·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蘗,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135. 135.0 135.1 《楚辞·离骚经》……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136. 136.0 136.1 136.2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137.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脩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
  138. 138.0 138.1 138.2 138.3 《左传‧襄公九年》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139. 唐英杰、董雨康《卜辞所见滴水与早期商先公踪迹考》滳水是见于甲骨卜辞的一条重要河流,关于其流经区域,学界意见尚有分歧。参照卜辞中所见地名体系,运用“卜辞地名系联法”与“文献对照法”,通过考察滳水流域“□”“盂”“□”“壴”“商”等田猎地、军事地地望,可勾勒出滳水流经今河南省濮阳县南与山东省鄄城县南。该流域处于早期商人活动范围,滳水与早期商人关系密切。以滳水流路为参照,文献所载商始祖契所居之“蕃(番)”、昭明所居之“砥石”、相土所居之“商丘(商)”均可锁定在濮阳至鄄城一线。……“滳”是见于甲骨卜辞的一条重要的河流,与商人关系密切。卜辞中多见商人在滳水流域活动,如行舟、田猎、祭祀等;滳水也是商人观念中重要的自然神之一,卜辞中多见商人对其加以祭祀,以攘除虫灾、祈祷丰收。……商代晚期王朝统治核心区域在古黄河下游,许多见于卜辞的商人活动频繁的地点也多位于此间;相关卜辞反映出商人在滳水附近活动频繁,因此滳水所在也当不出商人主要活动范围。……我们将滳水流域定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至山东省鄄城县南一带,并认为在今鄄城县左近存在一个叫“商”的地点。……“蕃(番)”与“蒲”可通,学界已有充分论述。《汉书·地理志》常山郡的“蒲吾县”,《史记》作“番吾”。《史记·苏秦列传》:“逾漳据番吾。”《集解》引徐广曰:“常山有蒲吾县。”《史记·赵世家》:“秦攻番吾。”《正义》:“番又作蒲。”上文已述,滳水流经今河南濮阳,而清华简《系年》篇载今濮阳附近恰有“莆(蒲)池”,或可与“蕃(番)”对应。《左传·宣公十七年》:“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敛盂,高固逃归。”同事件《清华简·系年》载为:“高之固至莆池,乃逃归。”整理者认为:“敛盂,卫地,今河南濮阳东南,简文‘莆池’疑在同地。”综上,以滳水流路为参考,契所居之蕃(番)很可能与敛盂附近的“蒲池”有关,在今河南濮阳东南。……参考滳水流路以及上文所考契所居“蕃”之地望,我们认为“砥石”或即见于卜辞的商地“□”。……盂地即卫地敛盂,在濮阳西南,契所居之蕃(莆池)在此附近,昭明所居之“砥石”若即“□”,则说明二者所居其实在同一区域。……综上所论,“相土之东都”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相土所居之“商丘”,之所以被称为“东都”,是相对契或昭明所居之蕃(番)或“砥石”而言,由此可知“商丘”当在蕃(番)或“砥石”之东。据《定公四年》载,“相土之东都”当在卫之东境,卫国疆域“约当于今河南省北部新乡市、安阳市、鹤壁市、濮阳市,以及山东省聊城市西部、菏泽市北部地域”。其东境正当今菏泽市北部一线。上文所考卜辞中伐夷方途经之“商”在今鄄城县南,其地正当卫之东境,故此“商”很可能就是“相土之东都”。《通志·氏族略》载:“商丘,卫大夫食邑于此。”此卫国大夫的食邑“商丘”当在卫国境内,也可能就是相土所居之“商丘”。综上,契、昭明曾居今河南濮阳附近,二者活动范围大致相同,相土东迁至今鄄城县南的商(商丘),在原居地之东,故称“东都”。……以滳水流域为参考,文献中所见早期商先公契、昭明、相土所居地蕃(番,今河南濮阳县东南)、砥石(今河南濮阳左近)、商丘(商,今山东鄄城县南)均可锁定在濮阳至鄄城一带。……
  140. 《史记·陈杞世家》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
  141.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142. 142.00 142.01 142.02 142.03 142.04 142.05 142.06 142.07 142.08 142.09 142.10 142.11 142.12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海岱及淮维徐州《集解》孔安国曰:“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治,蒙、羽其蓺《集解》郑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盖县。蒙,羽,二山名。”孔安国曰:“二水已治,二山可以种蓺。”《索隐》水经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沂水出泰山盖县艾山,南过下邳县入泗。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殛鲧之地。……
    ……有扈氏不服《集解》地理志曰扶风鄠县是扈国。《索隐》地理志曰扶风县鄠是扈国。《正义》括地志云:“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鄠县,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启伐之,大战于甘《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隐》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隐》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缗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然则帝相自被篡杀,中闲经羿浞二氏,盖三数十年。而此纪总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正义》帝王纪云:“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于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收斟寻二国余烬,杀寒浞,立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按:帝相被篡,历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此纪不说,亦马迁所为疏略也。奡音五告反。豷音许器反。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韦城县东十里。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 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斟寻故城,今青州北海县是也。故过乡亭在莱州掖县西北二十里,本过国地。故鬲城在洛州密县界。杜预云国名,今平原鬲县也。”戈在宋郑之闲也。寒国在北海平寿县东寒亭也。伯明其君也。臣瓒云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又周书度邑篇云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𬩽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阳翟县又是禹所封,为夏伯。”。帝少康崩,子帝予立……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143. 《汉书‧律历志第一上》引颜师古曰:“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者,即饕餮也。”
  144.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于民,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145. 145.0 145.1 《墨子·卷二·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卷二·尚贤下》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墨子·卷十一·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
  146. 《后汉书·郡国三·定陶》本曹国,古陶,尧所居。有三鬷亭。冤句有煮枣城。成阳有尧冢、灵台,有雷泽。乘氏侯国。有泗水。有鹿城乡。句阳有垂亭。鄄城离狐故属东郡。廪丘故属东郡。有高鱼城。有运城。单父侯国,故属山阳。成武故属山阳。有郜城。己氏故属梁。
  147. 147.0 147.1 147.2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六安国……六,故国,皋繇后,偃姓,为楚所灭。……蓼,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师古曰:“斄读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公刘处豳师古曰:“即今豳州栒邑是。”,大王徙支阝师古曰:“今岐山县是。”,文王作酆师古曰:“今长安西北界灵台乡丰水上是。”,武王治镐师古曰:“今昆明池北镐陂是。”,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师古曰:“谓七月之诗。”。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师古曰:“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腹之下肥曰腴,故取谕云。”。……
    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子男之国,虢、郐为大,恃势与险,崈侈贪冒,君若寄帑与贿,周乱而敝,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亡不克矣。”
  148. 《公羊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
    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曷为夷狄之?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嵚岩,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郑商也,遇之殽,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殽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称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轸也。或曰:“襄公亲之。”襄公亲之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君在乎殡而用师,危不得葬也,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
    《公羊传·鲁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髠、沈子楹灭,获陈夏啮。
    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
  149. 149.0 149.1 《春秋穀梁传·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穀梁传·鲁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葬齐顷公。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其日,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大夫溃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为事也。恶之,故谨而日之也。
    楚人入郓。
    秦人、白狄伐晋。
    郑人围许。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150. 《穀梁传·鲁庄公十年》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武归。
    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何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绝之也。何为绝之?获也。中国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也?中国不言败,蔡侯其见获乎?其言败,何也?释蔡侯之获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穀梁传·鲁僖公三十三年》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
    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岩唫之下,我将尸女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晋人与姜戎要而击之殽,匹马只轮无反者。
    晋人者,晋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为微之?不正其释殡而主乎战也。
    《穀梁传·鲁昭公十二年》
    晋伐鲜虞。
    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
    《穀梁传·鲁定公四年》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举,楚师败绩。
    吴其称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举其贵者也,蔡侯之以之则其举贵者何也?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其信中国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诛于楚也,挟弓持矢而干阖庐,阖庐曰:“大之甚,勇之甚。”为是欲兴师而伐楚,子胥谏曰:“臣闻之,君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弗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后得归,归乃用事乎汉,曰:“苟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焉。”楚人闻之而怒,为是兴师而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为是兴师而伐楚。
    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楚,日入,易无楚也,易无楚者,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
    何以不言灭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军败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复立。
    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
  151. 《国语·周语中》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呼曰:“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阳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君之武震,无乃玩而顿乎?臣闻之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阳不承获甸,而祗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爱也?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晋侯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
  152. 152.0 152.1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153. 《山海经·海外南经》引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154. 《尚书·大禹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𫍯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155.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156. 156.0 156.1 156.2 156.3 156.4 156.5 156.6 《左传·鲁襄公四年》(魏绛)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取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157. 157.0 157.1 157.2 157.3 《国语·周语上》(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对曰:“有之。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𬸚𬸦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国语·周语中》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无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狄,不祥;以怨报德,不仁。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不忘。王其不可以弃之。”王不听。……
    《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有虞,舜也。鲧,禹父。崇,鲧国。伯,爵也。尧时在位,而言有虞者,鲧之诛,舜之为也,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殛,诛也。舜臣尧,殛鲧于羽山。羽山在今东海祝其南也。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𬊤,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续,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158. 158.0 158.1 158.2 158.3 《楚辞·天问》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画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殿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妺嬉何肆汤何殛焉?……
  159.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160.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161. 161.0 161.1 161.2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162. 162.0 162.1 162.2 162.3 《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163.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164.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165. 《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166. 《汉书·郊祀志上》有司皆言:“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皆尝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飨承天祜。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周颂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羁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视宗祢广,臧于帝庭,以合明应。”
  167. 167.0 167.1 167.2 167.3 167.4 167.5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
    ……“禹立四十五年”……
    “启征西河”、“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
    “太康居斟寻”、“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
    “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相居斟灌”
    …………
  168. 168.0 168.1 168.2 168.3 《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二》颍川郡……阳翟,禹所都,有钧台,有高氏亭,有雍氏城。……
    梁国……睢阳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有鱼门,有阳梁聚。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纶城,少康邑。
    中山国……。新市有鲜虞亭,故国,子姓。
  169. 169.00 169.01 169.02 169.03 169.04 169.05 169.06 169.07 169.08 169.09 169.10 169.11 169.12 169.13 169.14 169.15 169.16 169.17 169.18 169.19 孙启锐《后李文化研究》……后李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也是目前海岱地区所见最早的新石器文仪。……检讨后李文化中¹⁴C测年的使用问题,统一用OxCal v4.2对半衰期为5568年的测年数据进行高精度树木年轮校正,推定后李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9000-7300年。…………目前认定为后李文化的遗址共有16处,自西向东依次为长清月庄、万德西南、历下盛福庄、历城张马屯、章丘西河、摩天岭、绿竹园、小荆山、茄庄、小坡、邹平孙家、张店彭家、临淄后李、维坊前埠下、诸城六吉庄子。经过发掘的主要有临淄后李、章丘西河、小荆山、维坊前埠下、张店彭家、长清月庄和历城张马屯7处。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文章中提到的所谓的长清张官遗址,现己证明与月庄遗址为同一遗址,命名为月庄遗址。…………后李文化陶器中最主要的器形是釜,釜的形制比较简单,显示出后李文化陶器尚未明显分化的原始状态。……总体上把后李文化分为8期三大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Aa型、Ab型这两种演化序列清楚、连续的釜来划定的。这两类釜在早中晚期交替中有突变,但在演化方向上始终如一,除有三处缺环外,几乎环环相扣。再结合后李、西河遗址中期和晚期遗存均存在的事实,证明小荆山遗址和月庄遗址是时代先后的关系,而不是地域差别所导致。因此,可以把后李文化分为连续的8期。在8期的基础上,又把后李文化分为三大阶段。早期阶段包括1-3期,中期阶段包括4-5期,晚期阶段包括6-8期。…………首先,以张马屯遗址的测年数据为代表,后李文化的上限可达距今9000年。第二,以H124为代表的月庄第一期与以H259为代表的前埠下一期,绝对年代大约相差为400年。这一积年就是后李文化第六期至第七期的跨度,每期的跨度大约为200年。以此推算,后李文化晚期阶段的大致年代为距今7900-7300年。第三,后李文化早、中期没有明显的测年参照,如果按照上述分期积年计算,中期阶段的绝对年代应在距今8300-7900年,这与后李和西河遗址的测年结果符合。早期的文化遗存变动速率转慢,每期积年应该比200年更长,结合张马屯遗址的测年,后李文化早期的绝对年代为距今9000-8300年。……泰沂山以南地区有两个遗址疑似存在后李文化遗物。一是兖州西桑园遗址。后李文化刚刚确立的时候,人们便注意到了西桑园遗址北辛文化遗存之下“叠压着一种类似或属于后李文化的遗存”,后人的研究也多提及了这一说法。但遗憾的是,西桑园遗址至今没有资料发表,但据称知情者介绍应该不是后李文化的遗存。第二处遗址是诸城六吉庄子遗址。……因此,六吉庄子遗址的特点是,陶器风格与泰沂山以北的后李文化遗址有差别,但石器方面与后李文化有一致性。鉴于遗址中没有鼎足出土,其文化面貌与后李文化更接近。其时代可能比前埠下遗址还要晚,属于后李文化的后续遗存……皖北、苏北两个地区毗邻,文化上紧密联系,小山口早期遗存和顺山集一、二期遗存在时代上共时,内涵上相似,陶釜在整个器物群中占重要地位。限于小山口遗址未发表完整器,典型陶片也较少,还无法进一步比较二者的异同。但与泗洪县相邻的安徽泗县,已经发现了至少3个以上和顺山集相似的遗址,说明两个地区的联系非常密切,文化面貌趋同。所以,在与后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可以把小山口、顺山集一类早期遗有看为一个整体。通过以上分析,晥北、苏北地区与后李文化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密切联系为东进的裴李岗文化北上进入鲁中南地区埋下了伏笔,但从目前的资料看,如果将这两个地区直接划入后李文化分布范围,有失轻率。……目前在半岛地区己知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所谓“白石村一期文化”,或曰“北辛文化白石类型”,其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北辛文化中期后段,绝对年代不会超过距今6600年。……白石村一期是目前所见半岛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但也己经晚至北辛文化中期后段,至早不过距今6500年,所以半岛地区新石器文化较早阶级遗存还存在很大的空白。……在半岛地区没有新石器早期遗存发现的情况下,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可能是由泰沂山一侧地区传播而来的。所以,半岛地区可能存在与后李文化相似的文化遗存。以上我们分析了后李文化可能的分布区域,在鲁北地区以外,皖北、苏北地区与后李文化联系密切,但个性也较明显,不宜划入后李文化分布范围。胶东地区有可能存在与后李文化相似的遗存,但没有材料之前,也不能下肯定的结论。对于鲁中南地区,可能远不止我们目前所知,在北辛文化之前这里不可能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从地域上看,鲁北与皖北、苏北均有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化分布,而且文化交流中的后李文化因素明显,鲁中南地区处于两者的中间地带,应该也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后李文化可以分为鲁北和鲁中南两个地方类型。鲁北类型的代表遗址有张马屯、西河、小荆山等,鲁中南类型还有待验证,但从皖北、苏北地区新石器较早阶段遗存的文化面貌看,鲁中南地区是后李文化的分布区应该没有问题。……山东地区有着古老地质基础,地壳的形成和固结较早。进入全新世以来,地质地貌已经与现在没有大的差异。目前所发现的后李文化主要分布地区——泰沂山山前平原地带,是山东最多最后的黄土分布区。……在鲁豫皖交界地带,地理状况与现在差别很大。这个区域地质沉积较慢,长期地势低洼,不像现在是一马平川的黄河冲积平原。在山东丘陵、豫西山地东缘及黄河的环绕下,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基本特点是湖泊、沼泽和河流密布,形成“第二湖沼带”。湖沼遍布使山东西部地区不适宜居住和通行,因此学界一般认为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交流路线不是通过鲁西、豫东交接地带,而是沿着淮河北侧支流的通道实现的。……据己有的研究成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前,黄河一直是由河北平原入海的……总之,我们可以确定当时黄河不流经淮北平原,这也是裴李岗文化向东发展的前提条件……后李文化时期的地形地貌与现在类似,海岸线与现在相比相差不大,黄河此时从河北平原一带入海。……对10-6ka BP的气候变化,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7ka BP以前,属于波动升温期,以不稳定的温度波动为特征;第二阶段,7-6ka BP,属于稳定温暖期,气侯暖湿。在第二阶段内,气候稳定,气温比现在高2-3°C,夏季风强烈,降水丰沛。……无论是群聚模式还是迁移现象,都表明当时的聚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中心区域。以中心区域为核心,我们在小清河流域大致可以划出六个小区,它们在空间上的距离基本相等。西河遗址距绿竹园遗址的直线距离约为12千米,绿竹园遗址到小荆山遗址的直线距离约为15千米,其他遗址的相互距离相差不大。从这一点看,小清河流域的聚落分布大体符合中心位置理论。以6千米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大致可以把六个小区分割开来,在这个圆形区域实际上就是聚落的资源域大小。民族学的调查估算显示,理想状态下,一般采集狩猎者的资源域是以10千米为半径的范围内(两小时步行距离),而数农耕群体的资源域在5千米的半径内(一小时步行距离),而在实际中这一半径可能明显小于理想情况。小清河流域的后李文化聚落的资源域显示此时的生业介于狩猎采集和农耕之间。从区位看,各小区自然资源条件较平等,而且各小区呈等距分布的状态,说明当时的聚落应该没有从属关系,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至于其社会组织,我们在单个聚落分析中,认为小荆山聚落是由一个氏族或两个家族组成的,但就小区而言,不同小区应该代表不同的氏族。小区内部是以血缘关系组织的,小区之间存在通婚关系。……家户之间是否平等我们不得而知,但小荆山的墓地显示人与人之间没有产生贫富的分化,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家户之间的分配也是平等的。……后李文化的陶器特点明显,陶系单一,均为夹砂陶,几乎不见泥质陶。陶器质地普遍较细,夹粗砂和蚌壳的比例较小。……在目前的资料状况下,将黄崖一类遗存(扁扁洞更早)作为后李文化的源头是合理的,无论从陶器风格还是石器传统,黄崖一类遗存都可以视为后李文化的源头。…………受豫东鲁西地区湖沼的阻隔,裴李岗文化东进的路线一般认为是沿淮河东进,到达皖北、苏北一带的。……海岱地区和皖北、苏北的这种密切文化联系为东进的裴李岗文化北上进入鲁中南地区埋下伏笔。继影响皖北、苏北地区后,裴李岗文化因素转而北上,与鲁中南地区的后李文化遗存融合形成北辛文化。至迟至距今7300年,北辛文化在鲁中南地区已经形成,而此时的月庄遗址及鲁北的后李文化遗址仍处于独立发展时期。鲁中南地区的北辛文化早期与鲁北的后李文化的后续遗存并存一段时期,从北辛文化中期开始,其势力进入鲁北平原,沿泰沂山北麓自西向东扩张,代表遗址是邹平西南庄、临淄后李等。在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过渡的过程中,众多的后李文化因素保留下来,许多的北辛文化陶器可以在后李文化中找到祖型。……鲁北的北辛文化遗存的时代自西向东呈越来越晚的趋势,显示出其自西向东的扩张路线。后李文化的道址受到压迫开始向东至胶东半岛,向南至鲁东南一带迁移,六吉庄子遗址可能就是其代表。…………通过对典型遗址和典型器物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我们把后李文化分为8期、早中晚三大阶段;通过检讨以往的¹⁴C测年数据及使用高精度数木年轮校正的方法,我们把后李文化的绝对年代定为距今9000—7300年,大约200年为一期,早、中、晚三大阶级的绝对年代分别为距今9000-8300、8300-7900、7900-7300年。……通过对后李文化分布范围的论,将后李文化分为确定的鲁北类型以及尚需确认的鲁中南类型,并认为月庄遗址同鲁中南类型关系密切。鲁中南地区迄今没有确切的后李文化遗址发现,但从苏北、皖北具有较多后李文化因素的情况看,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对后李文化的主要内涵进行研究后,我们推断其来源为泰沂山以南的黄崖一类遗存,而去向则和东进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皖苏北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密切相关,其直接去向为北辛文化,而且表现为由鲁中南到鲁北,再到胶东地区的自西向东的过渡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过渡是裴李岗时代文化圈形成的缩影。……
  170. 170.0 170.1 蔡金英《论裴李岗文化的分期与年代》……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认为裴李岗文化大体处于6470~5000BC的范围内。其中第一期年代约为6470~5800BC,第二期年代约为5800~5500BC,第三期年代约为5500~5000BC左右。……裴李岗文化各段之间,壶、罐、钵和钵形鼎等陶器,在器形方面的演变关系也较为清晰。壶可分为平底壶和圜底壶,此二型壶的演变规律较为一此,均为壶身渐变矮胖,壶颈逐渐变竖直。钵可分为平底钵和圜底钵,平底钵又可分为敞口钵和敛口钵,不同型的钵演变规律一致,腹部由反弧内凹状逐渐到斜直到腹部外弧。罐主要可分为卷沿罐和折沿罐,器身渐矮胖。折沿罐内折角逐渐变小呈平直状。卷沿罐由大卷沿逐渐沿面近平。钵形鼎足跟由较竖直到逐渐外撇较甚。综上,以层位关系为基础,结合器物组合和器形演变,可把裴李岗文化的三段当作裴李岗文化发展的三期。第一期陶器除少量钵和钵形鼎为圜底外,余多为平底,陶壶均为平底。壶颈部较长呈倒八字形;钵腹较深;罐口沿为大卷沿或折沿较大;鼎腹部较深,鼎足较竖直。第二期整体器形变矮。壶颈变短接近竖直;钵腹变浅;罐口沿卷沿较甚;鼎腹变浅,鼎足微外撇。第三期整体器形矮肥。壶颈变短基本竖直;罐卷沿至近平状;鼎腹变浅,足跟外撇更甚,钵形鼎和盆形鼎的足跟有变高趋势。……裴李岗文化墓地中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壶,且壶的形态主要为圆肩鼓腹壶和圆肩斜直腹壶,另外有折肩壶和圆肩扁壶等。居址中出土器物主要为罐、钵、鼎和碗等。罐主要为折沿罐和卷沿罐,还有侈口罐和敛口罐。钵主要为平底钵,还有少量圜底钵,平底钵又可分为敞口钵和敛口钵。鼎主要为钵形鼎,另有罐形鼎和壶形鼎。根据器物的演变规律,结合层位学材料,裴李岗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目前主要见于豫中地区,目前发现材料的遗址有贾湖、裴李岗、唐卢、石固、莪沟北岗、水泉遗址和沙窝李等。遗存整体特征呈瘦高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年校正数据,我们大致可以把裴李岗文化第一期的年代范围定在6470~5800BC之间。第二期遗存分布范围较一期时向西边和向东边都有所扩展。目前发布材料的遗址在第一期基础上新增加有瓦窑嘴、中山寨、王城岗、宋庄、朱寨和高崖等。即西边到了豫西孟津一带,东边到了中牟地区。遗存整体特征较一期时有向矮胖较变的趋势。根据碳十四测年校正数据,我们推断裴李岗文化第二期的年代在5800~5500BC之间。第三期遗存分布范围较二期时缩小,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区,与第一期遗存分布范围大体重合。目前发布材料的遗址有贾湖、裴李岗、石固、水泉、沙窝李和瓦窑嘴等。遗存整体器形较矮胖。根据遗存特征,结合第二期的年代,推断裴李岗文化第三期的年代范围为5500~5000BC。
  171. 171.0 171.1 闫凯凯《磁山文化研究》……磁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太行山东麓,渤海湾西岸,北至永定河流域,南至卫河-漳卫新河附近,主要位于河北省境内,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末次冰期结束后,海平面基本上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据推测距今15000-6000年间,平均每年的上升速率为16.7亳米。距今9000年前后,滦河河口外地海平面深度尚未达到-30米,而距今8000年前后海平面则上升到-5米右,至7000-5000aBP前后达到全新世最高海平面,平均高出2-4米或3米左右,此时也出现了全新世最大海侵范围,海岸线大致位于海兴高湾-盐山城关-沧州东-青县城关-文安东-霸县石沟-安次马道口-武清城关-宝坻郝各庄-玉田虹桥-丰润欢喜庄-丰南黄各庄-滦南暗牛淀-乐亭姜各庄-昌黎团林-秦皇岛一线。之后海平面开始波动下降,降至现今的水平。……生活环境较现在的更为舒适一些,比较接近现在江淮一带的环境。…………磁山文化大致划分为以上4段,结合陶器演化,我们看到1、2段联系比较密切,如有Aa型Ⅰ、Ⅱ式,Ab型Ⅰ、Ⅱ式,Ac型Ⅰ式,Ad型Ⅰ式,B型Ⅰ、Ⅱ式,C型Ⅰ、Ⅱ式陶盂,和Aa型Ⅰ式、Ab型Ⅰ式、B型Ⅰ式陶支脚,以及Ⅰ、Ⅱ式侈口罐、三足钵。3段开始每一型陶器几乎都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侈口陶盂消失;4段则出现了平沿出唇的陶盂。加之磁山遗址二分法的资料报道形式,我们考虑将磁山文化总体分为早晚两大期,1、2段为早期,3、4段为晚期……查下潘旺文化和上宅类型的测年数据,二者相对年代大致为5200-4500BC和5300-4700BC,与磁山文化年代早晚有别应无大的疑问。……我们认为磁山文化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磁山类型和北福地类型。……磁山类型分布在卫河以北、白洋淀以南的冀中、冀南地区,大致以保定-文安(白洋淀-东洼,文安洼)一线为北界。区间的河流主要是子牙河及其支流滹沱河、滏阳河。行政区划上包括邯郸、邢台、衡水、石家庄、沧州等市以及保定南部,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磁山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山前丘陵与东部平原的交界地带,多位于河边台地,如磁山、牛洼堡等,因地势较周围高,所以称为“岗”,这些遗址所在区域应该是河流洪水时期泥沙堆积形成的。……北福地类型分布在保定-文安一线以北,北至永定河流域,最北的遗址则出现在泃河-蓟运河流域。东至海,西至太行山山麓,基本位于冀中偏东北方向。其间的河流主要是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以及泃河-蓟运河等。行政区划上包括保定大部、廊坊、天津和北京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陶器以素面为主,从遗址的典型单位陶片统计表来看,大致要超过60%。纹饰主要是刻划压印的几何形纹饰,如短斜线纹、横人字纹、斜线组纹等。……我们可以对磁山文化之来源以及磁山与北福地的类型之别做一推测: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环境的改善,人类繁衍生息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人口数量开始增多,原先的族群开始分解,形成更多的支群单位。他们在熟悉了自身所处的环境并能够较好地维持生计之后,开始往空间更加宽广的平原地区挺进。磁山文化的先驱者们很有可能就是这批群体中的一分子。他们中一部分人喜爱并流行沿下装饰的风格和直口的陶器作风,一部分人则倾向于选择堆纹、绳纹、束颈侈口和直口的作风,由于风格的不同可能产生了不同的人群集合社会。往北的一批属于前者,可能受到转年一类人群的影响和融合,产生了适合当地环境的北福地类型文化;而向南的一批人则属于后者,在保存传统作风的基础上并加以发挥发展、融合南部地区的土著因素,从而衍生出了富有色彩的磁山类型文化。……在太行山那东麓一带紧接磁山文化的遗存大致有两类,分别以下潘汪第二类遗存和上宅遗址(除去⑧层)为代表。先看前者……其分布范围大致与磁山相仿,时间上较磁山为晚,具体年代约在5200-4500BC。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它是磁山文化的去脉,但差异较大的陶器群是显而易见(陶釜-红顶器与陶盂-支脚),主体器群不一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直接延承。……关于下潘汪文化的来源问题,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源于南部的圜底器文化系统。较早时期的后李文化是以素面夹砂圜底釜为主要器形的,平底器、有足器很少。陶釜之中有一类鼓腹陶釜,素面,侈口,卷沿,短颈,弧腹,圜底,与下潘汪文化的陶釜如出一辙,有很大的相似性。另外愈到晚期这种陶釜腹部就愈浅愈鼓弧,这与下潘汪文化陶釜的演变进程也是一样的。因此下潘汪文化主体陶器的来源很可能与南方的圜底器系统有关系,或者说与后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二类遗存是上宅类型……上宅类型与磁山文化的相近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重要的是陶盂和陶支脚的组合形式被前者继承下来,所以我们认为上宅类型很有可能是磁山文化的去向之一。……我们推测随着全新世环境的愈加改善,特别是距今7500年前后,喜温暖的落叶阔叶林迅速占领山前平原,中部平原亦随之发育起来,气温转暖,海岸线向内陆推进,并逐步达到最大海侵。不仅渤海湾西部如此,山东半岛北侧亦是。大约距今7000年前后海水入侵该区(其实海侵早在之前就已开始)。低纬度地区环境好转的同时,高纬度地区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生活在山东地区的后李-北辛文化开始在海侵和领地减少的背景下逐步沿渤海与太行山之间的通道逐步北进,这一人口流动也与裴李岗文化的东下有关。他们逐渐占领了磁山文化的势力范围,迫使后者逐步北退,向与其临近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靠拢,最终退到燕山南麓的泃河-蓟运河流域,重新安定下来,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上宅类型文化。在这种此进彼退的进程中,可能有一部分裴李岗文化的人们选择了逐步渗透占领的策略(磁山遗址),欲将磁山文化同化。但随着后李-北辛文化的强势北扩,他们有可能逐步退出这一领域(在这一范围内继起的下潘汪文化遗存与裴李岗文化大相径庭)。……我们认为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是两种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本土文化,由于地域的相邻相互间的交流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但是这种交流不是对等,裴李岗对磁山的影响是主要的,并可能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从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来看,磁山文化至少经历了早晚两个大的时间阶段,绝对年代要早于下潘汪文化和上宅类型,晚于南庄头、东胡林、转年、于家沟一类遗存;具体年代大致在距今8000-7300年左右,与裴李岗、兴隆洼、后李文化时代相若。南庄头、转年一类遗存很有可能是磁山文化的源头,南庄头与磁山文化的联系可能更加紧密一些。磁山文化的消亡很有可能与后李-北辛文化的北进有关……上宅类型可能就是其后裔的孑遗,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磁山文化的面貌。……
  172. 172.0 172.1 许丹阳《双墩文化研究》……2005年,阚绪杭从双墩遗址的材料入手,认为双墩遗址的陶器有很强的自身组合特征和个性特征,结合周边地区与双墩遗址文化特征相似的其它遗址,可以称为“双墩文化”,并将此双墩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距今8000~5500年左右……阚绪杭等对双墩文化及其序列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双墩文化是以双墩遗址内涵为代表的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淮河中游地区,从河南与安徽交界的鹿邑至信阳一线到江苏洪泽湖以西,北至安徽与山东交界处,向南到大别山北麓至张八岭地区……目前被认定为属于双墩文化的有双墩、侯家寨一期、武庄一期、小孙岗下层、双古堆、硖山口等遗址…………双墩文化可大体分为两期,一期以侯家寨遗址一期、双墩遗址早期、小孙岗遗址A段为代表。二期以双墩遗址晚期、小孙岗遗址B段、武庄遗址一期为代表。……双墩文化一期可进一步分为两段,即侯家寨遗址、小孙岗遗址A段、双墩遗址早期前段为双墩文化一期前段,三者年代大体相当,双墩遗址早期后段为双墩文化一期的后段,年代较前段稍晚……双墩文化二期也可进一步分为两段,即双墩遗址晚期和小孙岗遗址B段为双墩文化二期的前段,二者年代大体相当。武庄遗址一期为双墩文化二期的后段,年代偏晚……双墩遗址的测年有5个,标本来源于⑪、⑬、⑭、⑲层,年代大致集中在公元前5300~4800年,距今约7300~6800年。侯家寨一期前段和后段各有两个最新的测年数据,其中一期前段的年代为距今7300~7250年,一期后段的年代为距今7250~7100年,综合看侯家寨一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5300~5100年,距今约7300~7100年。双墩遗址和侯家寨遗址的测年标本均来源于属双墩文化一期的地层单位中,由此,可推断双墩文化早期的年代为距今7300~6800年,一期前段距今约7300~7100年,一期后段距今约7100~6800年。与上文的分期结果相互印证。而双墩文化二期的相关测年数据还没有公布,参照大河村仰韶前三期和前二期的年代判断,双墩文化二期前距今约6800~6500年,双墩文化二期后段距今约6500~6300年…………顺山集文化是以顺山集遗址第一、二期遗存为典型代表而命名的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400米处,总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地处淮河下游地区。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距今8500~8300年,第二期距今8300~8000年,第三期距今8000~7500年,前两期代表顺山集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器物形态可观察到有明显的演化关系,而第三期与第二期之间存在缺环,器物形态和组合方式也与前两期大为不同……龙虬庄文化是江淮东部地区以龙虬庄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距今约6600~5000年。……北辛文化是以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海岱地区继后李文化发展起来的又一支重要文化,年代距今约7400~6100年。北辛文化的分布范围为南自淮河故道,向北似未越过黄河,东至海,西界约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一带,主要集中在鲁中南、鲁北、胶东半岛和苏北地区。目前北辛文化遗址己发现一百余处。…………典型仰韶文化以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为主干,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小山口一期文化包括小山口遗址和古台寺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两处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年代距今约8000~7700年。小山口遗址位于安徽省宿县桃山乡小山口村……小山口新石器早期遗存与后李可能就是同一种文化。目前虽然还没有证据证明小山口一期文化就是后李文化,但是从二者的文化面貌来看,即使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它们的关系也应该比较密切。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是在石山孜遗址第二次、第三次发掘中新发现的早于第一次发掘中所认为是石山孜一期的遗存,原石山孜一期被重新认定为石山孜二期遗存。石山孜一期遗存与小山口一期文化也有很大相似性。……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的年代距今约7900~7200年,报告整理者认为石山孜一期文化与小山口一期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并认为顺山集文化为石山孜一期文化的源头,而顺山集文化与石山孜一期遗存的关系也确实比与双双墩文化的关系要紧密的多,从石山孜器物的特征就可以看出来。石山孜一期文化应比小山口遗存年代稍晚,与古台寺新石器早期遗存有一段共时时间。……双墩文化与顺山集第三期遗存相似之处多于顺山集文化,但主体差异还是存在的。二者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在距今约7800年时,淮河流域遭遇干冷气侯。部分动物种属在这种条件下难以生存,人类的生活也不像之前那样稳定,所以处于淮可下游的顺山集先民向淮河中游地区迁徙,带来了部分顺山集文化要素。……石山孜二期文化遗存是延续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发展下来的,而石山孜二期文化遗存与双墩文化有着密切交流,石山孜一期文化的下限时间基本可与双墩文化年代报衔接,双墩文化的部分器形如折沿钵型釜、敞口钵型釜等,以及器物口沿下有凸棱并在上面加印纹饰的风格很可能是从石山孜一期文化继承发展来的。由此推测石山孜一期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部分先民留在原地继续发展造就出石山孜二期文化,而另有一部分人沿淮河支流南下到达淮河岸边双墩文化分布区。而提到裴李岗文化对双墩文化产生的影响,就要谈到裴李岗文化与北辛文化的关系,北辛文化的产生也与裴李岗文化密切相关。裴李岗的一支很可能沿着淮河北侧支流东进,到达泗河中下游地区,从而促使了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形成。而裴李岗文化就是在其东进的过程中对双墩文化形成造成影响,裴李岗人在沿淮河向东迁徙时,淮河中游地区是必经之路,或许有一部分裴李岗人在此时将裴李岗文化的部分传统与文化因素传播到该地区……初步推测双墩文化是由于石山孜一期文化部分先民南移到淮河中游地区、裴李岗文化部分先民沿淮东进过程中途径淮河中游地区、顺山集三期的先民受生活所迫也沿淮迁徙到中游地区、后李文化部分先民南下沿淮抵达在更早时期就己有联系的淮河中游地区,在四者的共同作用下,并与当地本土文化结合形成的。……在双墩遗址与侯家寨遗址发现的房屋形陶器刻划符号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此地区确实降水量大,气侯潮湿,此类刻划符号被认为是杆栏式建筑……这种建筑下面架空,隔开地面,可以有效的隔离潮气,双墩人选择居住在杆栏式房屋内,不同于后李、仰韶、北辛等半地穴式建筑,这也是环境因素造成的。……来源于地层的证据表明以侯家寨二期为代表的侯家寨文化可能是双墩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侯家寨二期的年代距今约为6100~5800年。……综上所述,认为石山孜一期文化遗存、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构成双墩文化的直接来源,顺山集三期对双墩文化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继双墩文化之后,淮河流域又兴起了侯家寨文化,侯家寨文化在继承双墩文化的部分文化因素以外,也具有自己的典型要素。……而龙虬庄文化也是受到双墩文化的一定作用产生的……由此推断双墩文化的主要后继文化即为侯家寨文化和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的年代为距今7300~6300年,总体上可分为两期四段。……通过对双墩文化分布区人内早于和晚于双墩文化的遗存进行分析,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因素,判断双墩文化是在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石山孜一期文化、顺山集三期的作用下,与当地土著文化共同造就的。而双墩文化的后续文化则为侯家寨文化和龙虬庄文化,其中侯家寨文化是有明确地层叠压关系证明的,流向龙虬庄地区则是作为一种假说。最后,利用前文的分析进一步明确距今8000-6000年淮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距今8000年时,小山口一期遗存产生,其文化面貌与海岱地区后李文化相近,二者应有联系。在同时或稍晚时期出现石山孜一期遗存,其与小山口一期遗存的器物特征有相似之处,或许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此类遗存代表了淮河中游地区距今8000年的文化,并延续发展出石山孜二期遗存。距今7300年时,双墩文化在受到多元文化的作用下产生,其与石山孜二期遗存大体是同时发展的,与石山孜二期具有血缘关系,代表距今7000年左右淮河中游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是极为强势的。随后在距今6100年左右,侯家寨文化在继承双墩文化部分要素的基础上,又在与其它文化交流中产生了自身特点,并影响到了之后的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
  173. 173.0 173.1 173.2 173.3 173.4 173.5 173.6 173.7 173.8 陈艳《论侯家寨文化》……侯家寨遗址1985年春和1986年秋进行两次发掘,1989年9月简报发表。1991年“苏鲁豫皖考古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侯家寨文化,认为侯家寨出土器物具有很强的自身特征,内涵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即侯家寨文化。……以侯家寨二期为代表的诸文化遗存,有一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器物组合,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主要分布在淮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代表了距今6200年至距今5600年左右江淮地区原始文化的一个新类型,以“侯家寨文化”称之更为妥当。
  174. 174.0 174.1 174.2 张宏彦《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据至今为止的考古学调查与发掘资料,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和汉水流域,共发现遗址40余处。其中,渭水及其支流泾、洛河流域发现了28处,汉水上游及其支流丹江流域发现约20处。……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老官台文化约距今8000一7000年。根据天水西山坪遗址的地层关系和陶器演变规律,老官台文化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即早期以大地湾一期、北刘下层、白家村遗址、西山坪一期为代表;晚期以北首岭下层、西山坪二期、师赵村一期为代表。每期又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及其支流、汉水上游和丹江上游等地。由于渭水流域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尽相同,故分布于各地的老官台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地域性的特点。杨亚长先生曾把老官台文化分为东部类型(潼关以西、咸阳以东,南抵丹江上游的商县一带,北达大荔附近)、西部类型(武功以西至天水一带)、南部类型(汉水上游)。关于汉水上游的前仰韶口时期遗存,过去曾叫“李家村文化”,后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它们应属老官台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称“李家村类型”。…………渭水流域前仰韶时期的老官台文化遗存既有文化主体因素的一致性,又有前后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依据地层关系和典型陶器演变规律,老官台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和四个发展阶段。……
  175. 175.0 175.1 王棣《老官台文化三足器研究》……三足器,是以器物底部带三足的形态特征命名的一类器物。在我国,三足器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三足器的器型丰富,包括三足罐、三足钵、三足壶、三足盆等,广泛分布于老官台、裴李岗和磁山文化中。进入仰韶文化早期,裴李岗、磁山文化分布地区依然延续了三足器的使用,而老官台文化所在的渭水及汉水流域,三足器却彻底消失不见。故而三足器的有无,也成为区分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重要依据之一。……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存在较深的渊源关系。从陶器构成来看,老官台文化流行的圜底钵、深腹平底钵广泛流行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且造型相似。从陶器特征来看,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的陶器均以红陶为主,既有夹砂陶,也有泥质陶;老官台文化以绳纹和带状彩陶为主体纹饰,半坡类型也广泛流行绳纹,并且在老官台文化单一彩陶的基础上,无论是彩陶的数量还是种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葬俗来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的瓮棺葬也见于老官台文化,只是瓮棺葬的葬具有所区别。……技术系统即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一个考古学文化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是导致考古学文化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存在较为深刻的联系。首先,老官台文化与半坡类型在分布范围上高度重合。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而这些地区,基本都位于后来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内。在北首岭、大地湾等多个遗址中,都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地层直接叠压在老官台文化地层上的直接证据,二者在相对年代上也有因袭关系。……因此,老官台文化在地域上与半坡类型的分布范围重合、年代上有明显的早晚因袭关系,被看作仰韶文化的前身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其次,在陶器的某些器形上,北首岭下层的老官台文化和中层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互见的。如平底罐、圜底钵等器型在半坡类型中亦有发现。从陶器的纹饰上看,老官台文化流行的绳纹、线纹、指甲纹、锥刺纹等,写仰韶早期的纹饰十分相似。特别是彩陶的发现更是如此,老官台文化的陶钵、陶口沿流行一圈红彩,在早期仰韶文化中这种装饰习惯被继续使用,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纹饰变得更为复杂,还出现了黑彩。制坯方式也显现出某些关联性,老官台文化的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口沿常常被处理成锯齿状,半坡类型中钵、碗的口沿也常见到锯齿状,锯齿纹的密度逐渐变得较为稀疏,或者呈现锯齿状口沿被抹光的痕迹。建筑形式方面,根据老官台文化残存的居住方式有关的遗迹显示,老官台文化流行的是平面近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屋。在半坡类型中,也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房屋,房址内发现的灶址与老官台文化的灶址相同,均为浅坑式灶址。有灶坑一侧还嵌置一保存火种的夹砂罐,而老官台文化的灶址旁也发现有相同功能的夹砂罐,区别只是夹砂罐的器形为三足罐。……在墓葬形制、随葬习惯方面老官台文化与半坡类型也存在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北首岭中层和下层遗存都可见的用成束的骨镞和猪獠牙随葬的现象,就体现了在埋葬习俗方面的延续。……陶器,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史前考古学中的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特征的陶器群往往被作为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典型的陶器组合发生变化,往往预示着文化面貌己发生变化。从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三足器的消失是烧制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而技术的进步,成为了文化突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反映在器物中就是陶器类型发生变化。考古学在解释文化突变现象时常常与战争、人群的迁徙等外部因素相关联,反映文化突变的内部因素却较少提及。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文化突变,体现的正是古代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技术调整。以技术要素为主导,由内而外的促使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幅度的改变,新的考古学文化最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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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176.0 176.1 176.2 176.3 176.4 魏继印《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所谓晚期包括北首岭遗址上层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中层中明显属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地层及遗迹单位。因为学术界对北首岭遗址上层属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这种认识较为一致,所以本文不再讨论。但是,对于中层的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认识目前还存在分歧,有必要重新检视。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因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最初是指以西安半坡一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其陶器中有一种标志性的器物——杯形口尖底瓶。1985年,丁清贤先生提出把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改称为“半坡文化”。1992年,赵宾福先生对“半坡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将北首岭遗址以平底瓶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也归入其中。随后,孙祖初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将其中以平底瓶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区分出来,称之为“北首岭文化”。以上两种关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范围的界定,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我们仍主张以真正意义上的杯形口尖底瓶作为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其他类型文化相区别。在北首岭遗址中层中不仅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杯形口尖底瓶,而且还存在一种与其不同的底部削平和腹部较大的平底瓶。从华县元君庙、临潼零口、南郑龙岗寺等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包含这种平底瓶的地层整体上要早于包含尖底瓶的地层。除此之外,这两种瓶也很少共存。这两种情况说明平底瓶整体上要早于尖底瓶。目前,这一认识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北首岭遗址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比较有代表性的Ⅲ区和Ⅳ区内本文所认定的仰韶文化早期地层和遗迹单位中,也不见真正意义上的尖底瓶。…………根据典型地层的叠压关系可确定其相对年代的上限和下限。关于其上限,应考虑其与老官台文化的关系。除北首岭遗址外,目前在陕西关中地区发现同类遗存的遗址主要有南郑龙岗寺、宝鸡福临堡、华县元君庙等。在临潼零口村、南郑龙岗寺、宝鸡北首岭都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地层叠压老官台文化地层的现象,说明它整体上要晚于老官台文化。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的77M9、77M12、77M18和老官台文化较晚阶段的77M10、77M13、77M14等墓葬均开口于77T2第6层下,彼此相邻,排列有序,共同打破第7层,却互不打破,说明这7座墓葬的年代比较接近,也表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中最早的遗存与老官台文化最晚的遗存在年代上较为接近。另外,在南郑龙岗寺不仅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的地层叠压老官台文化地层,而且在M406、M411、M414中还发现平底瓶、蒜头壶、折腹壶与老官台文化典型器物三足绳纹罐共出,而这三种器物在其他老官台文化中很少见到,说明它们很可能在年代上略有交叉。因此,从整体上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上限应与老官台文化晚期的年代接近或略有交叉。至于其年代下限,要分析其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关系。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被压在半坡类型仰韶文化遗存之下,甚至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或是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过渡文化,据此可认为其年代下限应紧接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总体上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介于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之间的一个文化类型。关于其绝对年代,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5000年至前4600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5000年至前4500年。对此,我们的认识稍有不同。公布的属北首岭遗址早、中期地层和遗迹单位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有6个。最早的77T4属老官台文化数据,为公元前5340年至前5083年,平均约为公元前5100年,考虑到遗址中还有打破该地层的77M10等老官台文化晚期遗存及仰韶文化早期和老官台文化晚期略有交叉的情况,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上限也应约为公元前5100年。77T1H2属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中最晚的遗迹单位,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因此,我们认为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100年至前4500年之间,持续了约600年。…………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陶器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陶器的比较看,两类遗存应为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即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前身或早期阶段。至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的前身还是其早期阶段,我们更倾向于前者,理由有二。其一,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延续时间较长,在北首岭遗址存在两个层次五个时期,延续时间达600年。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半坡类型仰韶文化,也可分为以半坡一期为代表的早段和以史家类型为代表的晚段两个阶段,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4000年,延续时间达500年。两者相加可长达1100年,作为一个文化阶段有点偏长。其二,从瓶的形态演变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瓶是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一直存在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它很可能是由裴李岗文化的双耳壶发展而来,其底部从平底向尖底演变,然后由尖锐底向钝尖底发展,最后又发展到庙底沟二期时的平底。其具体的形态演变轨迹是:平底瓶→杯形口尖底瓶→双唇口尖底瓶→喇叭口尖底瓶→喇叭口钝底瓶→喇叭口平底瓶。这种演变轨迹在关中地区可以与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即以平底瓶为代表的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类型、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半坡类型、以双唇口尖底瓶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以喇叭口尖底瓶(并由尖底向钝底演变)为代表的西王村类型和以喇叭口平底瓶为代表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因此,我们据此可以把北首岭遗址早期的仰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来对待。总之,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继老官台文化之后仰韶文化最早的一个阶段。…………关于此类遗存的命名也关系到整个仰韶文化系统的命名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意见:其一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其二是作为仰韶文化一期的一个地方类型来命名。我们倾向于第二种看法,理由有两点。其一,在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划分方面,把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统一命名,使它更便于与周边地区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相区别。从区系类型学的角度看,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中原地区(黄河中游)、燕山南北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巴蜀地区(长江上游)、江汉地区(长江中游)、太湖地区(长江下游)等几个大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均自成体系、一脉相承。正如靳松安先生所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各地方类型虽然有些差别,但共性是主要的,尤其是与其他文化圈内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相比,其差异更是微不足道。其二,以仰韶文化某期某种类型来命名仰韶文化的各地方类型,虽然名称看上去比较复杂,但可以使人对其时代、性质和地方特征“一目了然”。而把它们直接称为某种文化,听起来虽然简洁,但却不能让人明了。如称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为“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就非常直观,表示中原仰韶文化第一期中以北首岭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从名称上就可以对此类遗存的时代、性质和分布地域有基本了解。相反,如果把此类遗存称为北首岭文化的话,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还要仔细分辨。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相同或接近的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关中和汉中一带。典型遗址主要有宝鸡的北首岭和福临堡、华县的老官台和元君庙、临潼零口、南郑龙岗寺等。在这些遗址中,虽然北首岭遗址的发掘面积(指发掘到底)有限,但遗存是最为丰富的,存在两个地层五个阶段,文化的发展也呈连续性。因此,我们赞成把此类遗存称为“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北首岭遗址中最丰富和最主要的一类遗存。它是关中地区继老官台文化之后兴起的又一支考古学文化,为仰韶文化最早的遗存,可称为“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直接发展为“仰韶文化二期半坡类型”。北首岭遗址的“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遗存可分为连续发展的早、中、晚三段,代表了整个“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的年代范围,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100年至前4500年。
  177. 177.0 177.1 177.2 177.3 邸楠《陕西北首岭类遗存再探讨》……关中地区早于北首岭类遗存的是老官台文化,两者的年代前后相继,这也是以前很多学者对其内涵产生误判的原因。但我们分析这类遗存的产生应是老官台文化在吸收了部分以裴李岗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因素后蜕变的产物。张宏彦曾将渭水流域的老官台分为两期四段和三个地方类型,认为在前仰韶时代渭水下游区即存在着与裴李岗文化的交流。从文化因素看,素面和绳纹两类纹饰分属裴李岗和老官台两个不同的传统,前者核心区是豫中,而后者的核心区域是渭水流域,到了晚期,两者都有向周邻扩展的趋势,豫西班村遗址中一类兼具两者因素遗存的出现,应是两者接触的结果。正是受裴李岗文化的影响,老官台文化的晚期遗存,包括师赵村一期、北首岭早期以及近年发掘的关桃园前仰韶遗存中,绳纹和素面分别呈下降和上什的趋势,新出现了一类壶、盆等新器形。……从流向看,北首岭类遗存的继承者是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在零口和北首岭遗址均发现有两者间的地层叠压关系。严文明先生曾将半坡类型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半坡早期前段,姜寨一期,元君庙一至三期、横阵墓地为代表。半坡和姜寨遗址中,均发现有与零口遗址8下F9相似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址;而两者的墓葬也均为土坑墓,以单人一次葬较多,少量多人二次合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常见钵、罐、瓶、壶、盆,置于死者腿部或足端,在形制、葬式和随葬器物组合等方面几乎一脉相承。……北首岭遗存的前身当属老官台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部分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因此,与老官台文化的差异使两者归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的主体文化因素则被半坡类型所继承,两者的差异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故内涵未超出仰韶文化范围,属仰韶文化最早阶段的遗存,学术界应仍沿用仰韶文化的北首岭类型较为合适,也证明了渭水流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的中心。在一些属于老官台文化晚期遗存中,有些现象值得注意,如关中东部的老官台H1、H2和元君庙H405、H406中三足器数量已经很少,但在西部的关桃园遗址H140、H154和H277中,却发现有环形口瓶、折腹盆与三足器共存,汉中龙岗寺M406中也发现有环形口瓶与三足器共存的现象,表明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和旧文化因素的消失并不同步。
  178. 178.0 178.1 178.2 吉笃学《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半坡期是仰韶文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距今约7000~6000年。渭水流域是半坡期仰韶文化最主要的分布区域,也是这一阶段仰韶文化分布、演化的中心……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主要分布在东自甘肃天水一带,西至陕西潼关右近,北达甘肃庆阳、宁县的泾水上游地区,南越秦岭到达汉水上游和丹江上游地区。在这一广大地区之内,渭水中下游地区发现遗址的数量最多,文化堆积也最为丰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也最明显,因此,这一地区可能是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分布的中心所在。……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期主要是以平底瓶和直腹为主。二期主要是尖底瓶和鼓腹罐。三期是以葫芦瓶和高领罐为特点。…………
  179. 179.00 179.01 179.02 179.03 179.04 179.05 179.06 179.07 179.08 179.09 179.10 179.11 179.12 179.13 179.14 袁广阔、崔宗亮《镇江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北辛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400至公元前4200年,其早期与镇江营文化时间大体相当……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且镇江营文化与北辛文化早期年代又大体相似,二者之间有很多共有的器物,如小口壶、红顶钵、鼎、盆、器盖等,表明二者应有非同寻常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镇江营一期文化是北辛文化向北扩展的产物。……后岗一期文化广泛分布于太行山以东的整个黄河下游地区,一般认为它的南界在河南省东北部的安阳、濮阳地区,由此向北的冀南、冀中地区,一直到达拒马河流域的河北省易县、北京市房山区,再溯永定河北上,到达冀西北的桑干河、壶流河流域都是它的分布区域。……我们支持镇江营文化是后岗一期文化主要来源的观点。换言之,后岗一期文化是镇江营文化的主要流向。……可以说,镇江营文化是在吸收周边北辛文化、枣园一期文化以及双墩文化的部分因素的基础上衍变成了后岗一期文化,镇江营—后岗一期文化乃是华北地区一支独特而另类的文化系统。……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裴李岗文化雄踞中原腹地,后李文化蜷缩于海岱地区,磁山—北福地一期文化分居河北平原南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几支考古学文化相安无事,各得其所。但到了裴李岗文化中晚期,裴李岗文化开始极力向外扩张。裴李岗文化的北扩不断改造着磁山文化,并使其最终消失。当然,磁山文化的消失也在相当程度上阻挡了裴李岗文化的继续北扩,使得冀中地区出现了一段时间文化上的真空。另外,裴李岗文化的东渐使得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被改造成更加稳定、强大的北辛文化。与此同时,裴李岗文化也开始了一股西进的浪潮,并对豫西、关中、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枣园一期文化的形成。多种文化的激荡、碰撞为冀中、冀北地区打开了一条通路,这为北辛文化的北上提供了契机,并最终促成了镇江营文化在今京津地区的诞生。镇江营文化诞生后,以北京地区为根据地,开始一路向南跃进,其最南边界已深入到豫北的安阳、濮阳一带。镇江营文化的南渐,使河北平原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考古学文化。……
  180. 张冬煜《晋南仰韶文化半坡期遗存的分期研究》晋南地区的半坡期遗存与渭水流域半坡期遗存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庙底沟期遗存中的尖底瓶之重唇口等典型特征,在晋南地区半坡期遗存的早段已经出现,发展序列基本清楚。同时,该地区的半坡期遗存在晚期受到渭水流域的强烈影响。…………
  181. 181.0 181.1 181.2 李小彬《枣园类型研究》……测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枣园类型早期的绝对年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5000-4700年,晚期大约在公元前4700-4300年。……就是该类遗存的命名问题,有称为“枣园文化”的,有称为“零口村文化”的,还有称为“东关文化”的。显然,用多种称谓来命名同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不合适的。2006年,有学者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的不同看法,认为枣园H1遗存应该称之为“枣园类型”。……则枣园类型第一段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5000-BC4900年,第二段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4900-BC4800年,第三段的绝对年代大约为BC4800-BC4700年,第四段的绝对年代大约为BC4700-BC4500年,第五段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4500-BC43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700年的时间。这样,我们可将枣园类型早期的绝对年代圈定在大约BC5000-BC4700年,晚期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4700-BC4300年的大致范围内。……一是半坡类型与枣园类型双方含有对方的文化因素主要出现在后者的晚期阶段,表明半坡类型的相对年代应该比枣园类型晚些;二是枣园类型延续时间较长,半坡类型与后者的晚期阶段有一段时间的共存,从陶器上看枣园类型似乎受到了半坡类型的较强影响。两者文化面貌上相比所表现出来的些许不同,究其原因应该是两者所处区域不同以及年代上具有早晚所致。……关于北辛文化的渊源,有学者认为是在后李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共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枣园类型主要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文化因素,但在枣园类型中也存在有白家村文化的文化因素。……枣园类型主要是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因素而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枣园类型的渊源是裴李岗文化。……显然,东庄类型是枣园类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182. 182.0 182.1 182.2 182.3 182.4 182.5 马龙《嵩洛地区仰韶时代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本文将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 “嵩洛地区” 划分为豫西峡谷黄河两岸、嵩山附近区域、洛河流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地区、伊河流域五个自然地理区域,并逐一分析了各区目前已发掘并发表的仰韶时代遗存。本文根据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陶器遗存将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历史分为10 段:1-4 段为仰韶早期,在 5000BC 到 3950BC 范围内;5 段属仰韶时代早期向中期过渡的时间段,在 3950BC-3700BC 范围内。6-7期属仰韶中期,在 3700BC-3300BC 范围内;8段属仰韶时代中期向晚期转变的时间段,在 3300BC-3100BC 范围内;9-10 段属仰韶晚期,在 3100BC-2850BC 范围内。在嵩洛地区仰韶时代存在过两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系列 1 是: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 (仰韶 1-3 段)--大河村二期文化 (仰韶 4-5 段)--秦王寨文化 (仰韶 6-10 段)。系列 2 是:枣园文化荒坡类型 (仰韶 1-3 段)--东庄类型 (仰韶 4-5 段)--庙底沟文化 (仰韶 6-8 段)--涧口文化 (仰韶 9 段)--西王村 Ⅲ 期文化 (仰韶 10 段)。洛河流域、汝河流域、伊河流域不存在连续的考古学文化系列,但洛河流域产生了融合两主系列同期文化因素又具有本地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仰韶 5 段是王湾一期 Ⅰ 段文化,在仰韶 6-7 段是同乐寨文化。两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在嵩洛地区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文化系中区:系列 1 在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时期占据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到大河村二期文化时期范围收缩在嵩山附近区域,到秦王寨文化一期又在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伊河流域有分布,到秦王寨文化二期进一步西扩,占据了洛河流域并延申影响到达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系列 2 在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一期仅见于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东段,到荒坡类型二期扩展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西段;东庄类型时期虽接受了部分来自关中的文化因素但整体是继承自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东庄类型势力向东侵入到洛河流域促成了王湾一期 Ⅰ 段文化的形成,推动王湾一期 Ⅰ 段文化向东侵占了伊河流域及原属系列 1 的汝河流域、嵩山附近区域西部的登封地区,系列 2 的这种势力范围一直延续到庙底沟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消亡后则被秦王寨文化压缩范围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靠西的地区。综上,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历史可以分为 10 段,考古学文化由一系演变出两条主系,嵩洛地区仰韶时代的两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同根同源、一衣带水、和合共生。……本文所称嵩洛地区与习用的“河洛地区”、“郑洛地区”范围基本一致,即“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界潼关一线,南以伏牛山脉为界”,北至王屋王脚下。…………仰韶时代1-3段,石固Ⅴ期类型分布在嵩山地区、汝河流域,荒坡类型分布在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仰韶时代4-5段,石固Ⅴ期类型转变为大河村二期类型,见于嵩山地区、汝河流域;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荒坡类型转变为东庄类型;受东庄类型影响,洛河流域兴起“王湾一期Ⅰ段类型”,并扩展到伊河流域、嵩山地区的登封地区。仰韶时代6-7段,大河村二期类型被秦王寨类型取代,范围扩张,收复了嵩山西部的登封地区和伊河流域。东庄类型转变为“南交口二期类型”,并向外扩散影响。被取代的大河村二期类型的一支后裔迁徙到了浴河流域取代了“王湾一期Ⅰ段类型”,在东部嵩山地区、西部豫西地区的影响下,洛河流域诞生了“同乐寨类型”。仰韶时代8段,秦王寨类型内部变革,南交口二期类型进入末段,同乐寨类型被秦王寨类型取代。仰韶时代9段,秦王寨类型完成变革。南交口二期类型衰亡,豫西地区流行涧口类型。仰韶时代10段,豫西地区转变为西王村三期类型,秦王寨类型持续。……南交口二期类型的性质可对应庙底沟文化,以后者改易之…………在嵩洛地区存在过2条考古学文化主系列:其1是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大河村二期文化—秦王寨文化;其2是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东庄类型—庙底沟文化—涧口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系列2相对系列1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纯洁,因为从组织体系上此糸列并非一脉相承:枣园文化荒坡类型时期的组织体系与系列1的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相同,流行单人坚穴土坑墓和瓮棺葬;到东庄类型—庙底沟文化—涧口文化时期则流行二次合葬墓,是受到关中地区的影响;到西王村Ⅲ期文化时期又恢复单人葬。之所以仍称系列2的几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为文化系列而非仅是先后关系的文化序列,是因为几种文化之间仍有继承性:东庄类型是继承枣园文化荒坡类型的基础上吸收半坡文化的文化因素形成的,两方文化因素基本平衡;豫西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则是在扬弃了东庄类型中的枣园文化传统和半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涧口文化是庙底沟文化大势己去后被秦王寨文化涵化的情况下形成的,但主体文化因素仍是继承自庙底沟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则剔除出了秦王寨文化的因素,主体文化因素是继承自涧口文化。要之,系列2虽不类系列1一脉相承,但文化的血脉始终没有中断。……系列1在枣园文化石固Ⅴ期类型—大河村二期文化时期占据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到秦王寨文化一期时又在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伊河流域有分布,到秦王寨文化二期进一步西扩,占据了洛河流域并延申影响到达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系列2在枣园文化荒坡类型一期仅见于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东段,到荒坡类型二期扩展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的西段,东庄类型时期虽接受了部分来自关中的文化因素,整体是继承自枣园文化荒坡类型,势力东进除豫西峡谷黄河两岸,还侵入到洛河流域,在洛河流域促成了王湾一期Ⅰ段文化的形成,推动王湾一期Ⅰ段文化向东侵占了嵩山附近区域的西部登封地区、伊河流域,到庙底沟文化时期虽然庙底沟文化的因素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但在嵩山附近区域则并不强劲,受到了秦王寨文化的抵抗,但也对秦王寨文化产生了影响,促成了秦王寨文化一二期的变革,庙底沟文化消亡后则被秦王寨文化压缩范围到豫西峡谷黄河两岸靠西的地区。……秦王寨文化在嵩山附近区域、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洛河流域、伊河流域乃至豫西峡谷黄河两岸东段均有分布。在秦王寨文化分布的不同区域内因为接近不同的其他文化又有一些地方性特点,本文认为秦王寨文化可以分出四种类型:嵩山附近区域中黄河以南地区是秦王寨文化的大本营。……本文认为此区的秦王寨文化可称作秦王寨文化大河村类型……嵩山附近区域中黄河以北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开始较晚……可定名为秦王寨文化东石寺类型。汝河流域及沙河上游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可定名为秦王寨文化邱公城类型。洛河流域的秦王寨文化遗存……可称为秦王寨文化王湾类型。……
    p.128 图3-1-2 仰韶时代嵩洛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
    p.132 图3-2-1 仰韶时代嵩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系中系示意
  183. 183.0 183.1 魏兴涛《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研究》……这样本地区目前所见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也即东庄类型大体经过了三期六段的发展历程。……仰韶文化东庄类型以往没有进行年代测定工作。近年,南交口、底董等遗址有了一些碳十四年代数据,为我们了解遗存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参考。现有七个数据,除去明显偏早和偏晚的数据,依最早和最晚数据的中心值,则豫西晋南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年-前3800年。东庄类型的存续年代较长,约五百年的发展历程。……早年提出的三里桥类型不唯代表仰韶早期,还指属于仰韶中期庙底沟遗址一期的部分遗存,这并不恰当。由于1957年三里桥遗址发掘报告中所发表的仰韶文化材料甚少,发表的十多件陶器仅有数件属仰韶早期,因而也不大适用于命名考古学文化类型。因此,严文明所命名的东庄类型最为可取。……从已有资料看,东庄类型主要分布地域为豫西晋南,西至豫、晋、陕交界处或略偏西,南至河南卢氏、洛宁一线,由向北至临汾盆地的山西襄汾曲里北峪沟、万荣西解及冀城北橄等遗址,向东已达洛阳盆地和济源盆地的洛阳王湾、济源长泉等遗址。这样,东庄类型与仰韶文化初期的枣园类型的分布地域约略重合,或即继承后者发展起来的。……豫西晋南地区发现有多组仰韶文化早期单位叠压、打破仰韶文化初期单位的层位关系……既已明确豫西晋南仰韶初期遗存属于枣园类型,该地区仰韶早期为东庄类型,那么,枣园类型到东庄类型是长期发展、逐渐演变、自然过渡的结果。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初期有零口类型,仰韶文化早期则是半坡类型……总体而言,两者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器形上,器物群及典型器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北首岭、零口等遗址前后紧密相接,表明零口类型到半坡类型也是循序发展、逐步过渡完成的。……其实,既然仰韶文化初期枣园类型和零口类型有着共同来源,那么到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和东庄类型地域毗邻又有一定联系和相互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促成东庄类型发展及向庙底沟类型演变更主要原因,或许是东庄类型自身的发展变化。……东庄类型基本上自然发展为庙底沟类型。尽管我们设置了仰韶早、中期,也即两类型的界标,但界标前、后遗存间差别其实并不大,只是随着庙底沟类型的发展兴盛,其与东庄类型才越来越明显。
  184. 韩建业《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距今70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关中和汉中地区的白家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初期的零口类型,并迅即东向扩展至晋西南、豫西地区,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其影响至少见于华北平原、内蒙古中南部和豫中等地区。……仰韶文化零口类型,是以陕西临潼零口“零口村文化遗存”为代表,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初期的一个地方类型,时当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初。零口类型上承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地区文化,下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孙祖初指出,“北首岭文化”(即零口类型)和“老官台文化”(即白家文化)有很明显的承继关系……关中地区早于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是白家文化,所以探讨零口类型的形成,自然还应当从对白家文化的分析入手。白家文化是距今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西渐到渭河和汉水流域,和来自洞庭湖地区的绳纹陶文化以及陕甘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如果将零口类型和白家文化晚期遗存比较,会发现二者的确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实际情况更可能是零口类型整体晚于白家文化晚期,零口类型形成后再东向扩展,与晋西南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和豫西地区的末期裴李岗文化结合,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遗存。……半坡类型的前身是零口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前身是东庄类型,这都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事实。东庄类型作为半坡类型和枣园类型的融合体,也是大家能够承认的,只是对于后二者因素在前者当中的主次轻重有不同观点。现在我们认识到枣园类型其实也主要源于零口类型,那就等于说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根本上也是主要来自于零口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也就是同源而异化的产物。……
  185.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自身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结合已有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将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距今6100——46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1500多年的时间。而其早中期的分界约在距今5500年,中晚期的分界则在距今50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阶段,大体包括京杭大运河以东的山东省和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中期阶段开始,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有外扩的趋势,主要是向西南方向推进;到晚期阶段,鲁西南的菏泽市、皖北的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和阜阳市的一部分、豫东的商丘市、周口市的一部分,成为新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
    图一 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
    ……所谓二次葬,是指人死亡之后暂埋于一地,待软体部分(如肌肉、毛发等)腐烂之后,重新打开施行二次埋葬,这种埋葬的特点是骨骼位置移动,人骨也少于实际数量,通常只是拣取头骨、盆骨和四肢等大块骨骼实施迁葬。……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出现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呈现出一个由少到多、由近到远的发展过程。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甚至出现了本地传统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在数量上基本上相当的程度。……所以,不少人认为,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除了一般的文化传播之外,还应该存在着人口的迁徙活动,即有相当数量的大汶口人自渤海南岸渡海北迁,来到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从而使当地的文化面貌处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之中。……一般说来,史前陶器的颜色主要有红、灰、黑三大类,其形成的原因分别是:烧制时不封窑或封窑不严密,使陶器在烧制过程中产生了氧化还原,出来的陶器就是红陶;烧到一定程度时对陶窑进行密封,烧成的陶器即为灰陶;在烧制灰陶的基础上,再进行渗碳,即把大量含碳物质置于窑内,使其渗透到陶器壁中,烧成的陶器就变成了黑陶。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烧制技术还比较简单,所以陶器的颜色以红陶或红褐陶为主,黑陶和灰陶的数量不多。中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表现为灰、黑陶所占比例上升,红陶下降。晚期的变化加快,就是红陶的数量明显减少,黑陶和灰陶显著增加,在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黑陶的数量已经开始超过红陶占据主导地位。…… 用龟甲加工制成的器具,通常称之为“龟甲器”。将龟甲器随身带入墓葬之中,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这种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最多。龟甲器的使用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就比较流行,中期阶段继续保持着这一习俗,晚期阶段有所减少,至龙山文化时期,迄今尚未在墓葬中发现使用龟甲器的现象。……龟甲器系由龟之背甲和腹甲合成,并且经过了专门加工,制作工序主要有截磨和钻孔西道。截磨现象均施于腹甲,就是将腹甲的一端截去然后磨平,这种现象见于大墩子和野店遗址。钻孔多施于背甲,腹甲较少。就是在多数背甲的一端或两端,各钻四个一组的小圆孔,四个小孔的位置呈方形排列,当有其特定的含义。……龟甲器在出土时,其中空的内部多装有骨锥、骨针和小石子,其数量不一。……龟甲器的出现并不是始于大汶口文化,我们发现,在时代更早的裴李岗文化中就有发现,并且与大汶口文化的情况十分相似。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在23座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用龟之腹、背甲合成的龟甲器(另有一座墓葬单独使用鳖甲)。其整治程序与大汶口文化相似但原始,有磨平、刻划、钻孔等,但尚未出现钻规整的4个方形排列的小孔的现象,腹腔内多装有随意拣拾未的小石子,数量不一。由此看来,两者之间当有渊源关系,即大汶口文化的龟甲器可能来源于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上就发现了契刻的“目”字,距今7000年以来,仰韶文化和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陶器上,不断地有被称为刻划符号的遗存被发现,郭沫若生前曾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来源。距今5000年前后,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和良渚文化的陶器及玉器上出现了与殷商甲骨文最为接近的“文字”,许多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与后来的汉字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鲁东南的莒县盆地是发现大汶口文化图像文字最多的地区……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图像文字在不同遗址中反复出现,是大汶口文化图像文字分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这些遗址有的相距甚远,如“日、火、山”组合成的图像文字见于陵阳河、前寨和尉迟寺遗址,前寨和尉迟寺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50公里。……综观这些图像文字,其存在和使用的时间并不很长。凡是有明确出土单位的图像文字,或虽然没有具体的出土层位但从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载体的形制可以确定年代的,均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级,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4600年之间。……图像文字的使用者生前显然不是一般的社会成员,而是当时社会中地位显赫、掌握着权力和拥有较多财富的上层人物。……发现的所有图像文字均刻于一种形体硕大的陶器外表,一般称之为大口尊(也有人称其为大口缸、大口瓮等)。其形态为大口,筒状,又有整体肥胖圆底、整体廋削尖底和整体介于两者之间而底部甚小(矮圈足或假圈足)三种形态,外表全部或局部饰有粗篮纹。图像文字多数刻于器体外表的上半部即颈部或颈部以下最显眼的部位。大口尊在墓葬内的陈放位置比较固定,即人体下肢或下肢右侧。……图像文字与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金金的结构相近,特别是与商周金文中族徽一类文字更为接近,许多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截止到目前,各个遗址己发现的图像文字标本共有30个……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居民十分流行拔牙的习俗,但就已发现的3000多座墓葬的情况而言,拨牙习俗流行的时间和区域也很不平衡。……大汶口文化拔牙习俗的地域分布差异甚大,以鲁中南和苏北的汶、泗河流域地区分布最为集中,出现的频率也最高,而其他地区则比较少。……汶泗流域以外地区拔牙的习俗并不普遍。……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拨牙习俗就己经十分流行,追根溯源,我们发现,海岱地区在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中就比较流行拨牙的习俗。如汶上东贾柏北辛文化遗址,在17具人骨中竟有10具拨牙,其所占比例几乎达到60%。这也是大汶口文化直接来源于北辛文化的一项重要证据。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拨牙习俗最为流行的时期,到龙山文化,拨牙习俗开始明显减少和衰退,以们,就逐渐地退出了海岱地区的历史舞台。……头骨变形是指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头骨的自然形状。头骨人工变形产生甚早,在距今2万年前后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3具头骨化石中,就有1人的头骨明显变形。头骨变形有多种形态,和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一样,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头骨人工变形,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枕部畸形,即颅骨的枕骨变得扁平,而其他种类的变形形态极为罕见。至于颅骨枕部变形的方法,一般认为在婴儿成长期间,其仰卧时头下枕着较为坚硬的物体(如木板一类物品),就可以达到头骨枕部扁平的目的。……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原因,可能写人们的宙审美观念有关,即多数人认为头骨的枕骨中部过于突出是很不雅观的,这从进入历史时期把过大的枕骨称为反骨可以得到说明。……大汶口文化的居民还有一种奇异的习俗,就是因为口腔内长期含石陶质小球而导致颊齿异常磨蚀。……但这一习俗施行看的数量显然要远远低于拨牙和头骨枕部变形。……大汶口文化埋葬制度从早到晚的变化,从宏观上考察,墓地的规模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应该是代表了由氏族到家族的变迁。……夷的名称出现较早,大体是在夏代前期,而东夷的称谓产生较迟,比较明确的是在周代,最早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而夏代之前,还没有出现称东方为夷的现象。……
  186. 刘岩、张光辉、程勇、安建峰《山西泽州和村遗址发掘简报》……和村遗址仰韶时代中期遗存以H15 和H18 为代表,所见器形均是晋南庙底沟文化典型器物……以往在泽州县邻近的阳城、沁水等县进行过一些调查,采集有这一时期遗存,部分遗存甚至可早到前仰韶时代,和村遗址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该地区庙底沟文化早期具体文化内涵,结合屯留李高和襄垣北底、长治小神、黎城望北和东阳关圆等仰韶时代遗址,基本构建了整个晋东南地区仰韶时代的文化序列。……
  187. 李鹏飞《长治盆地史前遗存分析》……长治盆地也称“上党盆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大致北起五云山、八松岭,南至丹朱岭、金泉山、羊头山附近,介于太行山脉至太岳山脉之间。行政上录属于长治市,包括下属的潞城市、长治县、襄垣县、屯留县、黎城县、壶关县、长子县、沁县,此外位于长治盆地北部边缘的榆杜县也在研究范围之中。浊漳河为长治境内的主要河流,可分为北源、南源和西源,在襄垣县境内汇聚为浊漳河,全境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东西最长处约15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40公里,总面积13896平方公里。……可将长治盆地仰韶文化遗存6段进行合并,第1段为早期,第2~4段为中期,第5、6段为晚期。……整体来看,长治盆地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与垣曲古城东关仰韶遗存第二期和枣园H4、H3为代表的遗存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年代大致相当,应该属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仰韶早期部分器物如折唇壶明显带有太行山东麓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作风,应该是受后岗类型影响所致。……长治盆地仰韶中期遗存与灵宝西坡、陕县庙底沟、三门峡南交口等遗址出土遗存较为一致,部分器物形态存在差别应该是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不同所致,应该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区。……整体上看,长治盆地仰韶晚期遗存与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晚期西王村类型器物组合、造型一致,同时也受到太行山东麓大司空类型和晋中地区义井类型的影响。……长治盆地仰韶早期遗存发现数量较少,文化面貌不够丰富,但可以肯定的是与豫西晋南地区存在密切的关系。仰韶中期该地区遗址数量迅速增多,器物种类较为丰富,以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弘纹鼓腹罐、直口钵、敛口钵、卷沿盆、敛口盆为代表的器物组合与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庙底沟类型基本一致。以圆点纹、弧线纹、弧边三角纹、回旋勾连纹构成的花卉图案是庙底沟类型彩陶基本造型,可以确定的是该地区在仰韶中期属于庙底沟类型分布区。仰韶晚期也发现有数量众多的遗址,器物组合和造型与西王村类型基本一致,同时也受到大司空类型和义井类型的影响。……可以把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分为4段……据此将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分为两期,第1、2段为早期,第3、4段为晚期。……该地区发掘遗址数量较少,也没用运用相关技术手段进行测年,无法得知龙山早期遗存的具体年代,根据以往研究成果,该地区龙山早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己基本确定,大致与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豫北冀南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年代相当。……从陶质、陶色、纹饰、器物造型和组合等方面来看,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与豫北冀南孟庄龙山早期文化有较大相似性。……同时长治盆地也受到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晋中白燕一期文化影响,二者在长治盆地龙山早期遗存中所占比例较小,没有改变当地文化遗存的性质,龙山时代早期长治盆地属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分布区。……可以把长治盆地龙山晚期遗存分为2段……从陶质、陶色、纹饰、器物组合等方面比较,长治盆地龙山晚期遗存与豫北冀南后岗二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应该属于后岗二期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从目前情况看,长治盆地发现的后岗二期文化遗存与后岗二期文化晚期更为接近,应该是在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整个仰韶时期,长治盆地与豫西晋南地区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到仰韶晚期,晋中和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文化因素开始渗透到长治盆地。龙山时期长治盆文化面貌与豫北冀南地区较为一致,但是在龙山早期长治盆文化面貌比较复杂带有大量晋中和晋南文化因素;龙山晚期,长治盆文化面貌与豫北冀南地区基本一致,晋中、晋南地区文化因素消失。…………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大部,河北中南部和西北部,湖北省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甘肃、青海东部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近两千年。这一时期长治盆地与周邻地区均处于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只是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差异,分属不同的地方类型。豫西晋南地区分别为枣园类型-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晋中为庙底沟类型-义井类型;豫北冀南为下潘汪类型-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仰韶早期长治盆地文化面貌与豫西晋南地区基本一致,仅发现少量豫北冀南地区文化因素。仰韶中期,长治盆地发现的遗址数量激增,文化迅速发展……这一时期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最为发达繁荣的时期,晋中、晋东南都成为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同时庙底沟类型越过太行山对豫北冀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治盆地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交流通道作用。仰韶中期遗址数量激增,可能也伴随着豫西晋南地区人口的迁入。在文化交流方面以豫西晋南地区影响长治盆地为主,长治盆地与晋中、豫北冀南地区交流较少,长治盆地与晋中地区出土遗物形制极其接近应该是二者都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区所致。仰韶晚期,长治盆地发现遗址的数量减少,可能与仰韶文化衰落有关。……器物组合和纹饰造型等都与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较为一致。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发展滞缓,以周边地区对中原地区影响为主,大汶口文化向西豫西到豫中一带,豫西南地区也成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类型分布区。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文化发展为西王村类型,对周边控制力减弱,晋中地区的义井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势力向长治盆地挺进,长治盆地虽然在文化性质上与豫西晋南地区仍保持一致,但也有不少晋中和豫北冀南文化因素的发现,这种因素所占比例极小,没有改变当地文化性质。……仰韶早期长治盆地文化面貌与豫西晋南的枣园和东庄类型基本一致,与周邻地区交流较少;仰韶中期长治盆地成为庙底沟类型分布区,与豫西晋南和晋中地区存在较多的交流与互动;仰韶晚期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对长治盆地控制力减弱,豫北冀南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和晋中地区仰韶文化义井类型因素进入到长治盆地。
    龙山时代早期,豫西晋南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豫北冀南地区分布有孟庄龙山早期文化,晋中分布有白燕一期文化。……龙山时代早期,长治盆地受到来自豫西晋南、晋中和豫北冀南三个地区文化的影响,文化面貌呈现复杂多变的状态,整体上更接近豫北冀南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
    龙山时代晚期,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崛起;豫西、晋西南地区发展为三里桥文化,三里桥文化控制范围进一步缩小;晋中地区发展为杏花文化;豫北冀南地区为后岗二期文化分布区。长治盆地在文化面貌上与性质上与后岗二期文化一致,同时与豫西晋南和晋中地区存在一定交流。……龙山时代晚期,长治盆地在文化面貌上与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一致,同时与晋南和晋中地区也存在交流,这种交流较龙山早期己明显减弱。……
    仰韶文化早期,长治盆地发现遗物较少,在文化面貌上和豫西晋南地区比较接近……晋南地区影响长治盆地很可能与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东进有关。仰韶文化中期,长治盆地发现数量较多的遗址,出土遗物在器物组合和造型方面与豫西晋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完全一致,以豫西晋南地区影响长治盆地有关。仰韶中期是庙底沟类型的强盛期,庙底沟类型影响范围北达河套,西至甘青,南及鄂西北,东到海岱,长治盆地仰韶中期己经成为庙底沟类型分布区,这一时期遗址的大量出现应该是晋南地区人口大量涌入的结果。仰韶文化晚期,长治盆地发现遗址数量减少,出土遗物与豫西晋南地区仍保持一致,同时晋中和太行山东麓的豫北冀南地区文化因素开始渗透到长治盆地。此时仰韶文化发展滞缓,晋中地区脱离晋南地区控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开始向外扩张,越过太岳山渗透到长治盆地。豫北冀南地区大司空类型兴起,开始向外扩张,文化因素开始进入长治盆地。龙山时代早期,长治盆地遗存发现数量激增,文化面貌复杂多样。晋南地区文化因素减少,最终退出长治盆地;晋中、豫北冀南文化因素大增,在激烈的角逐过程中,豫北冀南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逐渐占据主导,长治盆地成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分布区。龙山时代晚期,长治盆地文化继续发展,文化面貌完全与后岗二期文化一致,只有少量晋南和晋中地区文化因素发现。……长治盆地共发现史前遗址118处,其中仰韶早期聚落8处,仰韶中期聚落53处,仰韶晚期聚落41处,龙山早期聚落74处,龙山晚期聚落58处,史前不同时期聚落234处,遗址的平均重复使用率为198.3%,即平均一个遗址被两个时期的聚落使用。……
    通过对该地区史前遗存的梳理,建立其史前文化发展序列。长治盆地史前文化经历“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仰韶文化可分为三期6段,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可分为两期4段,后岗二期文化可分为2段。文化因素表明:仰韶文化早期长治盆地文化面貌与豫西晋南地区仰韶早期遗存基本一致,部分器物带有豫北冀南地区后岗类型的因素;仰韶中期该地区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区,与晋中地区存在一定交流,基本不见太行山东麓地区仰韶文化因素;仰韶文化晚期该地仍属于豫西晋南文化区,但西王村类型对长治盆地控制力减弱,晋中地区义井类型和豫北冀南地区大司空类型文化因素大量进入长治盆地;龙山时代早期,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和晋中的白燕一期文化在此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占领了该地;龙山时代晚期,后岗二期文化继承了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对该地的控制,长治盆地成为太行山两麓文化交流的中转站。……长治盆地处于豫西晋南、晋中和豫北冀南三大文化区交汇地带,成为三地文化争夺的重点区域,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仰韶文化时期属于太行山西麓的豫西晋南文化系统,龙山时代逐渐融入太行山东麓的豫北冀南文化系统。……
  188. 188.0 188.1 波澜壮阔的庙底沟艺术大潮
  189. 189.0 189.1 张迪《从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的嬗变——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试比较分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甘青地区早于马家窑文化且与马家窑文化类型关系最为密切者当属仰韶文化,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西北部,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东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马家窑类型分布较为广泛,东起甘肃东部清水县,西至青海贵南县,北进入宁夏南,南达四川阿坝汶川县。……甘肃境内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泾河上游流域、西汉水流域及白龙江中游流域。经正式发掘含有该阶段遗存的遗址有天水师赵村、西山坪、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武都大李家坪等。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同陕西境内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似或者基本相同,差别不大,应可归为同一类型。庙底沟类型为仰韶文化迅速发展的阶段,除渭河上游、西汉水、白龙江中游流域外,甘肃中部黄河沿岸、洮河流域及青海东北部的民和、循化等地都发现有该阶段遗存。经发掘或试掘,含该阶段遗存的遗址有大地湾、师赵村、西山坪、大李家坪、札县高寺头、民和阳洼坡等。……石岭下类型作为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或马家窑类型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除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外,还有西汉水上游地区,西边可达湟水下游地区,但其中心区应在天水武山一带。经调查发掘与出土过完整标本的地点有:关子镇、武山石岭下、山王家、傅家门、天水罗家沟、西山坪、张沟、寺嘴、甘谷灰地儿、王家坪、渭水峪、通渭李家沟、静宁威戎镇等遗址。”石岭下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家窑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当中家离出来的……可以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从仰韶文化中脱离出来的地方性文化类型。
  190. 海金乐、董楼平《晋中地区庙底沟文化及相关问题》……本文所称庙底沟文化是指大家熟知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晋南盆地、晋中盆地(包括吕梁山地)、以及向北的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包括桑干河流域和内蒙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均有数量、规模、大小不等的庙底沟文化遗址,只是忻定、大同二区工作平展的晚而发现的数量少而已。如果说晋南地区是庙底沟文化腹地的话,在庙底沟文化中期即成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或略早便开始向四周扩展分传播。晋中盆地周缘台地和坡地及吕梁山地的河谷两侧是这类文化遗址分布的主要地点,当这类文化发展到此,开始积蓄力量以便继续向北推进,直达河套和桑干河流域。此时由南而北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在西面的黄河和东面的汾河,这两条河及其支流起到了通道作用。……本地区庙底沟文化(中、晚期)之前的仰韶时代早期,至今尚未发现属于典型的半坡文化的遗址,也未发现与晋南北橄早期相类的庙底沟早期文化遗存,而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与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一期文化较为相近的文化遗存。……本地区晚期即义井文化是由三种主要文化因素组成:一是直接脱胎于当地庙底沟文化的成分。二是来自大司空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部分;三是本地因素。这三种因素均能找到相应的对象,并构成一个整体即义井文化。以此说明庙底沟文化时期统一性较强,而义井文化时期则趋于分化,从更大范围考察亦如此。……自庙底沟文化进入本地区后,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劲的势头。虽有发展变化,但其本质的内涵(性质)却未改变。与前期文化(这里我们称作“准后岗一期文化”)相比,前期的遗址规模小,数量也极少,根本无能力与之比较;与本地晚期文化即义井文化相比,后者无论是遗址的规模,还是数量都是较强,之所以如此,义井文化正是由于本地庙底沟文化长期盘踞于此,因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义井文化才能够迅速崛起而发展起来,与周围的半坡晚期、海生不浪、大司空、马家窑等仰韶时代文化并立。但若从较大的时空考察,无论是占据的空间,还是文化统一性,准后岗一期文化和义井文化都无法与庙底沟文化相比。……庙底沟文化在其中期分布地域十分广大,也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就分布地域讲,整个黄河中上游以汾河、渭河流域为主,包括汉水中游和海河水系的桑干河流域均为其所覆盖,此时与其并立的考古学文化,东方有大汶口文化,东北有红山文化,南方有大溪文化,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但其占据的空间却不能与庙底沟文化相比……显示庙底沟文化的生产工具的确先进;其次是人口众多,该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文化集团,土地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原始条件下,恐怕并不清楚施肥使土地肥沃,当地力耗底时,不得不开辟新的土地,当到其中期使该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人口增多,开始不断地向外迁徙,同时也将其文化、技术、生产方式等传播出去……
  191. 191.0 191.1 191.2 191.3 张雪莲、仇士华、钟建、李新伟、卢雪峰、赵新平、樊温泉、马萧林、张翔宇、郭永淇《仰韶文化年代讨论》……上述分析是建立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但毕竟用于统计的数据是有限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也难免具有局限性。综合以往的测年数据和目前新测定的数据,可以得到仰韶文化各类型的序列及其大致的年代,即为半坡类型(公元前5000-前3900年)—史家类型(公元前4200-前3800年)—庙底沟类型(公元前4000-前3100年)—庙底沟类型过渡段及晚段(公元前3100-前2700年)—秦王寨类型(公元前3700-前2700年)—西王村Ⅲ类型(公元前2800-前2500年)。而后冈类型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400-前4000年。其中,某些文化类型在不同区域中可能存在的年代差别应该引起注意。……
  192. 192.0 192.1 192.2 192.3 郭翔《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将本地区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分为了两期4段,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的第一期,属仰韶文化大张庄类型;第二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第二期,属仰韶文化八里岗类型……根据现代水文地理研究对汉江的划分,丹江口以上为汉水上游,长约925千米,该河段流经的地区主要为山地,受地势影响水流一般较为湍急;丹江口至湖北钟祥段为汉水中游,长约270千米,该河段丘陵与平原相间,地势比较复杂,水流不稳定;钟祥以下河段为下游,长约382千米,主要流经江汉平原,由于地势低平且河道较窄,再加上受到长江水位的顶托作用,汉江内的水流宣泄不畅。本文所研究的汉水中游地区,与传统水文地理研究中所划分的中游概念并不完全相同,是结合现代水文地理和地区内考古学文化面貌综合划分的结果,主要包括伏牛山以南、桐柏山以西、武当山以北、秦岭-黄龙山以东的广大区域,考古学研究表明,本区域内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小区进行研究。该区域内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更小的地理单元,主要包括丹淅盆地、郧县-丹江口盆地、唐白河平原和枣阳宜城平原的北部,在行政区划上,本地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南阳市大部、湖北省十堰市和襄阳市部分以及陕西省商洛市的一小部分地区。……笔者认同靳松安教授对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划分方法,即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遗存可以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与第二期可以合称为早期,分别以大张庄类型和八里岗类型为代表,第三期为中期,以下王岗类型为代表,第四期为晚期,以朱家台类型为代表。……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遗存数量众多,近年来有许多包含有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遗址公布了新的考古资料,据笔者最新统计,目前己经公布简报或报告的有:淅川沟湾、下王岗、下寨,方城大张庄,邓州八里岗,唐河茅草寺,均县乱石滩,郧县大寺、庹家洲、刘湾、胡家窝、店子河、三明寺、尖滩坪、上宝盖,郧西张家坪,枣阳雕龙碑等遗址。……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一期以大张庄类型为代表,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第一期,第二期以八里岗类型为代表,相当于仰韶文化综合分期第二期。……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早期遗存的测年结果基本与陶器分期结果吻合,即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共可以分为两期4段,且其年代大约分别为:第一期1段,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700年;第一期2段,年代在公元前4700年~公元前4500年;第二期3段,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4300年;第二期4段,年代在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第一期,又可以称为仰韶文化枣园期,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一期遗有属于仰韶文化大张庄类型,与大张庄类型同时的周邻考古学文化或类型,有关中汉中地区的北首岭类型、豫西晋南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石固类型,还有江汉地区的汤家岗文化。……仰韶文化第二期,又可以称为半坡期。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二期属干八里岗类型,与八里岗类型同时的有关中汉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豫西晋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以及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边畈类遗存。……东庄类型,主要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地区,西至豫晋陕交界或略偏西,北达襄汾,南至卢氏、洛宁一代,向东可到洛阳盆地、济源盆地一带。……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豫中嵩山以东、冀西北和晋中北等广大区域。发掘过同类遗存的遗址还有河南安阳后岗、濮阳西水坡、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尉氏椅圈马,河北武安赵窑、正定南杨庄、蔚县四十里坡、山西太谷上土河和娄烦童子崖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与汉水中游地区关系密切的考古学文化,应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因此,学界目前大多把上述两支考古学文化,作为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第一期遗存文化因素的主要来源。新石器时代中期,汉江上游地区发现有较多的老官台文化遗存,如南郑龙岗寺,西乡李家村、何家湾,紫阳阮家坝,马家营等,丹江上游地区的商州紫荆遗址也发现有较为丰富的典型老官台文化遗存;南阳盆地的邓州八里岗、南阳黄山、南召坡庙、李村等遗址,也发现有裴李岗文化的遗存……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流向问题,即是指其发展问题。该地区自仰韶文化第一期大张庄类型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至仰韶文化第二期,在保留原先以鼎为主要的炊器组合的基础上,继续吸收来自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形成仰韶文化八里岗类型。我们认为,至仰韶文化第三期,汉水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继续在八里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为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综上来看,汉水中游地区作为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两大文化区的交流通道,该地区的仰韶文化八里岗类型与下王岗类型是一脉相承,作为八里岗类型发展的更高阶段,下王岗类型正是在保留前者传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豫中地区大量文化因素和江汉地区少量文化因素后形成的仰韶文化地方类型……
  193. 曹艳宏、周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与大司空村类型略论》……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河南省绳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它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存,从分布情况看,往南发现于豫北的卫河流域,北则一直到达接近内蒙古草原的洋河、桑干河一带,东至西仅限于滹沱河两岸。……大司空村类型的遗址集中发现于卫河、漳河流域,以安阳大司空村为代表。……1954,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在冀中平原曲阳县晓林村钓鱼台遗址发现了一种新的仰韶文化地方类型。经过分析研究,定名为钓鱼台类型。对于这一类型的性质,学术界曾有过较大争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河北省的学者提出了由钓鱼台类型发展到百家村类型(即河北省境向的大司空村类型)的年代序列。……钓鱼台类型的仰韶文化应当代表了大司空村类型的较早阶段。……
  194. 严文明《大司空类型彩陶之分析》……有些学者称大司空类型为百家村类型,因为百家村遗址比大司空村发现得早个,遗物比较丰富,识别得也比较早,只不过名称提得稍晚而己。……现知大司空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尤以漳河和卫河流域为多。河南新乡络丝潭只有少量大司空类型的因素,应该是这个类型分布的南部边缘。在河北历年发现的大司空类型遗址还有磁县下潘汪、界段营,邯郸义西,永年洺关,武安城二庄,邢台柴庄和西黄村等处。邢台大概已经接近这个类型的北部边缘……大司空类型分布的范围是比较明确的,大致呈长椭圆形,南北长径约250公里,东西仅约50公里……实际上在冀南豫北的仰韶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四期,即后岗期、钓鱼台期、大司空期和台口期,大司空类型属第三期,与河南中西部的秦王寨类型基本上属于同一时期,其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据说在汤阴程岗、武陟东石寺、永年西阳城和临漳西太平等处也发现过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但是未见发表资料。即使把这些遗址都算在一起,再加上前已述及的安阳同乐寨、高井台子和大司空村,总数也不过20处。……豫北冀南的仰韶文化可以分为后岗、钓鱼台、大司空和台口四个类型,分别代表四个发展时期。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资料较多,特征鲜明,相对年代也比较清楚。问题在于钓鱼台类型和台口类型是否能够成立,它们的相对年代是否清楚,文化特征是明确,这涉及大司空类型的来龙去脉问题。……现知在河北正定南阳庄、平山石疤沟、邢台西黄村西均有类似钓鱼台的陶器或陶片,包括双唇口尖底瓶、敛口钵、卷缘曲腹盆及饰回旋勾连纹的残片等。从整个仰韶文化来看,应该属于庙底沟期的范畴。正定南阳庄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说明这类遗存晚于后岗类型。同样在南阳庄存在着类似大司空类型的遗存晚于钓鱼台类型的地层关系。发掘报告中所划分的第四期实际上属于钓鱼台类型,而第五期中有不少叠人字纹和网格纹的陶片,与大司空类型的彩陶无异,但更多的彩陶则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南阳庄第五关应当是与大司空类型基本同时并且紧邻大司空类型北边的另一地方类型,并且也是钓鱼台类型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如此说来,大司空类型不过是钓鱼台类型之后继续分化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地方类型而已。至于大司空类型与台口类型的关系,由于后者至今发现很少,难以作出详细的分析。只能大致推测是大司空类型进一步衰落的产物。再往后就是后岗二期文化。在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中,可以看出不少秦王寨类型的影响,尤其到晚期更加明显。…………
  195. 魏兴涛《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研究》……豫西晋西南的仰韶晚期以往通常是指西王村“仰韶晚期”类遗存。……因西王类型一词出现较早,可以用“西王类型”概括本地区整个仰韶晚期内不同时段的遗存,而不必另立其他名称的文化或类型。……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晚期遗存测年数据很少……考虑到各地区仰韶晚期与中期紧密相接,则这一时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100~2700年,即西王类型有约400年的时间跨度。……我们己将本地仰韶晚期遗存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仰韶文化面王类型,后期曾被称为“西王村Ⅲ期文化”。如果确要分开,称前者为仰韶文化晚期,则后者可称为仰韶文化末期。但由上文分析可知,本地区前、后期仰韶文晚期遗有一脉相承,渐续发展,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仰韶文化西王类型,是仰韶文化逐步走向衰落和受其他文化系统影响、向新的文化演变的时期。学术界一般以西王类型作为仰韶晚期的代表,称为西王期或西王村期,本文认为可以西王期来指代整个仰韶晚期。据已有考古资料可知,西王类型的分布区域以豫西晋西南为中心,西到豫、晋、陕省界相接处,南至卢氏,向北包括临汾盆地,向东到洛阳盆地西北。……综合起来,西王类型小口尖底瓶、深腹罐、缸、钵等典型器物与庙底沟类型的同类器在形态上存在一脉相传的演变关系,从而表明,西王类型是在庙底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96. 196.0 196.1 196.2 王炜林《试论泉护二期文化》……泉护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400年。……目前发现有较为典型的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遗址除西安半坡外还有宝鸡福临堡、高陵杨官寨、彬县水北、千阳丰头等,以关中为中心这一个大的范围内的半坡四期文化的面貌基本是一致的,其东界最为明确,大体以三门峡(即陕县)、中条山一线为界,其南、西、北的界限范围也许还要广一些,影响还要大一些。至少可以认为,西起秦安、东至芮城,南到商县,北及铜川的广大范围内是半坡四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半坡四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900年。泉护二期文化的许多特征均可以在半坡四期文化中找到渊源。……泉护二期文化是继半坡四期文化之后,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一种独具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它的文化面貌、文化特征相对稳定,分布范围比较明确,其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400年,处于半坡四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
  197.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郭智勇《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分期与分区研究》……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在西王村 Ⅲ 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 最终发展为以鬲为代表的龙山文化, 年代约BC2900—BC2300年, 大致经历了 600 年左右的发展……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东到黄河以南伊洛河流域,西到关中以西,北到山西晋中附近,其中晋西南是它的中心和策源地。经调查,山西境内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约有百处以上,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含晋中区)以南的汾河流域,尤以垣曲盆地最为集中。……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大致经历了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处于约BC2900年至BC2300年。……晋西南以运城盆地为中心,北抵万荣峨嵋岭,东北到中条山和王屋山,西南两面到黄河岸边。晋南地区以临汾盆地为中心,东到太岳山麓、沁河一线,北到汾西、霍县一带,西达吕梁山东侧,汾河自北向南贯穿全区。晋中地区以太原盆地为中心,包括晋东山地和晋西高原山地的部分区域。此外,其它地区在调查中也发现了部分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材料甚少且无正式遗址发掘,本文不作讨论。……山西各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均发展为各类型的以鬲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学界对此基本一致。东关类型发展为东关龙山文化或称为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另含有王湾三期类型和陶寺文化部分因素),晋南类型发展为陶寺文化早期,白燕类型则发展成以双鋬斝式鬲为代表的晋中龙山文化。……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分为三期七段,每段约100年左右的时间,中期稍短一些,共经历了约600年左右的发展。……陕、豫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晚段的变化过程也和山西境内庙底沟二期文化基本一致……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三期七段,晋中地区只见早期阶段遗存。其绝对年代早期为公元前2900-前2600年,中期为公元前2600-前2500年,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300年,早期分三段,中晚期分别为两段,每段大约经历了100年左右的发展。山西各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是在本地区西王村Ⅲ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198. 魏兴涛《庙底沟二期文化再研究——以豫西晋西南地区为中心》……可以把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初步界定为公元前2700~前2300年,即有约400年的发展历程。……豫西晋西南己发现多处遗址存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叠压或打破仰韶晚期西王类型遗存的层位关系。……因此,可以说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主源是仰韶文化。……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以后,或许待该文化强大之后,其向东发展,将伊洛地区囊括在内,遗留下河南偃师二里头H1、登封告成北沟H1、新安西沃H17、H19、H9等为代表较丰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遗存。……到龙山时代,由于郑洛地区、临汾盆地、关中地区的王湾三期、陶寺、客省庄文化等基本上是在当地庙底沟二期阶段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豫西晋西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源流关系,对于王湾三期文化而言,则应属于其重要的来源或来源之一。……
  199. 王劲《屈家岭文化溯源辨》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一支持考古学文化,它的分布几乎遍及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其范围南至湘北的澧水流域,北达汉水支流的豫西南一片。其分布中心在汉水以东的江汉平原。……大溪文化与油子岭文化虽都以红陶系为主,均多圈足器,但其陶器组合回异,各具特色,前者是一支釜、罐文化,后者是一支鼎文化,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大溪文化与油子岭文化各具特色,有着各自的文化源流。大溪文化早、中期与油子岭文化,虽都以夹碳或夹砂红陶为主,但文化性质不同,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由于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所以都以种植水稻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又因南方空气潮湿,可能是隔潮的需要,生活用器中均多圈足器。然二者分布中心的地理位置不同,文化内涵各异,并有着各自的文化源流。……油子岭文化源于边畈文化。考古发现所知,汉水流域的江汉平原,自距今6000多年以鼎为主要炊具的边畈文化至油子岭文化,到距今4600余年的屈家岭文化,以鼎、甑(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屈家岭二期出有圈足甑、放鹰台出有豆形甑、螺蛳山出有小型簋形与罐形圈足甑、屈家岭文化为盆形圈足甑)为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一脉相承,自成系列。……屈家岭文化发生、发展的文化谱系应该是,边贩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
  200. 徐子莹《秦王寨文化再探讨》
    ……由于秦王寨遗址未经系统发掘,仅从调查所得的遗物远远不能全面地认识秦王寨遗址的文化面貌……
    图1.1 伊洛-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相关遗址分布示意图
    表3.1 秦王寨文化遗存分期表
    ……本文认为,秦王寨文化是一支分布于伊洛-郑州地区的仰韶晚期考古学文化,以鼎、罐、瓮、盆、钵为基本器物组合,以弦纹折肩罐与六角星纹彩陶的出现作为其形成的标志,彩陶艺术鼎盛,以白衣彩陶最具特色,流行平行直线纹、直边三角纹、弧边三角纹、圆点圆圈纹、网纹、□纹、睫毛纹、六角形纹等母题纹样。
    表4.2 大河村遗址仰韶第二期、第四期碳十四年代测定表
    ……由于大河村文化和秦王寨文化接续发展,中间无年代上的缺环,故将秦王寨文化的绝对年代定为约公元前3400-前3000年较为合适,经过了约400年的发展历程。
    ……鼎最早见于裴李岗文化,到了仰韶时代早期,河洛地区及海岱地区均继承了用鼎的传统,并做了进一步发展,鼎成为重要器类……
  201. 2021年10月15日《2021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实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马明志:……学术界一般将仰韶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大期,每期又可以分为多个发展阶段。仰韶文化早期一般被称为半坡期,中期被称为庙底沟期,晚期半坡晚期或西王村期。以前也有学者将各个时期称为类型,但类型具有区域的含义,因此现在多采用“期”的概念,以表示仰韶文化的演进阶段。还有学者主张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区域有别、并行发展的两个分支,但现在看来,那只是在仰韶文化边缘区域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因素而已,仰韶文化半坡期到庙底沟期是一脉相承的统一文化系统,只不过是在不同地区因为周边相邻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的地域差异,并不影响仰韶文化作为一支内涵统一、连续演变的独立文化的事实。此外,在承认仰韶文化系统的内涵一致性的前提下,有学者将仰韶文化各阶段分别称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半坡晚期文化或西王村文化、泉护二期文化等,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抹杀仰韶文化的统一内涵,仰韶文化的命名必须坚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张海:……近年来,植物考古、古DNA等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可见,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2.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袁飞勇《煤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学界通常采用夏鼐先生的主张,即以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经常性伴出的类型品作为区分的标志。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降的考古学研究实践中,由于陶器往往是一个遗址出土最丰富与变化最敏感的类型品。因此,张忠培先生指出,陶器的主要器类组合,就往往成为区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笔者赞同陈冰白与余西云先生的意见,主张王湾三期类遗存与煤山遗存是两支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分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和煤山文化……笔者认为可以赞同陈冰白、余西云、王立新、何强等先生的意见,以河南汝州煤山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所分第一、二期和郾家郝家台遗址所分第一至五期为代表的遗存,均以鼎为核心炊器,主要器类组合为鼎、深腹罐、小口高领瓮、矮领瓮、弧腹盆、圈足盘、细柄足、粗颈鬶、覆碗形器盖等,不同于洛阳盆地与郑州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为煤山文化。……笔者认为新砦第三期相比于第二期而言,文化性质并未发生改变,两期遗存应视为同一考古学文化。……笔者认为新砦二期,与其归入煤山文化或独立为“新砦文化”,都不如直接归入呈上升期的二里头文化更为合适。……新砦第二、三期遗存的性质应属于二里头文化。……综上所述,包括新砦第二、三期在内的新砦类遗存,既不宜归入煤山文化也不宜独立为“新砦文化”,而应以归入二里头文化更为适宜。并且综合年代而言,新砦二期可以认为是晚于煤山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早段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三期则是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一期早段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洛阳盆地的腹心地区也是存在相当于新砦二期的二里头文化的。……煤山遗址第三期遗存己发生较大变化,文化性质己不属于煤山文化,而以属于二里头文化更适宜。……蒲城店遗址第二、三期遗存,文化传承、联系紧密,两期遗存之间绝难划出文化性质的分界线,因此皆以属二里头文化为宜。第二期的年代相关于新砦二期。第三期可分为早晚两段:F10、T1G8、TG8G23属早段,相当于二里头一期早段;M17属晚段,相当于二里头一期晚段。以上所有第二、三期的单位与第一期,即煤山文化之间,却界线较为明显。……综合新砦和中原地区其他同时期重要遗址的情况来看,中原地区新砦二期至二里头一期早段的遗存,都应以归入二里头文化最适宜,而不宜归入煤山文化。……笔者认为以汝颍地区出土的煤山文化遗存为标准,中原地区新砦二期阶段的遗存不宜归入煤山文化而归入二里头文化为宜,而豫东南地区杨庄二期、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乱石滩、鄂西宜都地区石板巷子、江汉平原肖家屋脊、鄂北地区西花园、豫东皖中北地区禹会村和王油坊、江淮东部地区南荡为代的诸类遗存,则皆可以归入煤山文化中。
    图1.51 煤山文化不同时期主要遗址分布图
    ……本文的汝颍地区系指嵩山以南、洪河支流南汝河以北地区,东至贾鲁河西岸,西至伊河东岸与豫西山地东缘。……本文的豫东南地区主要指洪河支流南汝河以南至桐柏——大别山脉北麓地区,西隔白云山脉与南阳盆地相邻,东至史河东岸。南汝河上游也有个别遗址位于南汝河以北。这一地区大体位于淮河上游,境内重要的水系有洪河、南汝河、淮河、潢河与史河,皆系淮河支流。……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主要包括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地区,豫西南地区即南阳盆地,鄂西北地区则主要包括现今丹江口水库区,南邻襄宜平原,东邻随枣走廊。境内重要的水系有唐白河、淅水、丹江、汉江等,交通网络便利。……本文的鄂北地区主要包括襄随地区以及府河以东至举水以西的江汉平原东缘地区。北隔桐柏——大别山脉与豫东南地区相邻,西邻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东邻鄂东南地区,南隔大洪山与府河而与江汉平原核心区相邻。鄂北地区境内最重要水系为长江支流涢水——府河、滠水,前者的支流众多,自西向东依次有溠水、㵐水、漂水、澴水,皆自北向南汇入涢水——府河。……过去的一些考古文献,江汉平原汉水以西地区习惯性地被称之为“鄂西地区”,汉水以东则被称之为“汉东地区”。但鉴于本文研究范畴内的龙山晚期阶段,汉水以西地区的考古学遗存除长江西南岸宜都境内的石板巷子类遗存,还有长江北岸荆门、荆州境内的肖家屋脊类遗存。虽然这两类遗存同属于煤山文化,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本文将直接用“鄂西宜都地区”一词来指称位于长江以西的今宜都市境内区域;而对于肖家屋脊类遗存分布的长江以东、以北至府河以西、以南地区,即跨汉水东、西两岸的地区,笔者则直接称之为“江汉平原区”。……在过去的考古文献中,一般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为皖中地区。但因处于其偏北部的禹会村和斗鸡台早期遗存,性质皆同于淮河以北的王油坊类遗有。因此,本节将以“豫东皖中北地区”一词概括豫东、皖北及淮河以南皖中偏北部紧沿淮河南岸的霍邱、寿县、淮南、蚌埠等县市所豁地区。而更南面的不直接沿淮河岸边的六安、长丰、凤阳及其以南的皖中地区,本文则称为“环巢湖地区”。豫东皖中北地区,西北面和西面通过濉河、沱河、浍河、汝颍河、洪汝河等淮河水系,可与嵩山南麓汝颍区和豫东南地区相通。……考古文献中的江淮东部地区,一般系指洪泽湖、高邮湖以东的介于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带,也即里下河平原。这一地区内河网密布,渠连水绕,属典型的水乡泽国。……煤山文化遗存分布于汝颍河流域地区、豫东南地区、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鄂北地区、鄂西宜都地区、江汉平原区、豫东皖中北地区、江淮东部地区等总共八个区域。……煤山文化遗存总共可分为五期,但其中汝颍河流域只有第一至四期,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鄂西宜都、江汉平原等5个区域只有第三至五期,豫东皖中北则有完整的第一至五期,江淮东部则只有第四至五期。……当汝颍河流域在煤山文化第四期即中期结束之后,区域内文化性质己发生转变,新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遗存随之生成。此时,其他七个区域的煤山文化仍在延续,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是为煤山文化第五期,即晚期,其大体皆相当于汝颍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之时。……煤山文化第一至三期时,江淮东部地区分布的是何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目前考古资料中暂未见到或无法甄列出,其情况尚不详。……煤山文化早期遗存,即第一、二期遗存,仅见于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两个地区,因此,这两个地区直接早于煤山文化的遗存,便决定了其相对年代上限。汝颍河流域,直接早于以郝家台第一、二期为代表的煤山文化早期遗存包括登封阳城(即告成北沟)“龙山文化早期”、禹州瓦店“龙山文化早期”、吴湾早期、前后屯“龙山文化早期”、平顶山卫东区贾庄寺岗墓葬等。……笔者赞成以上遗存均可以归入大汶口文化的意见。……但是相比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以上遗存显然也与之存在一定的区别,比如存在部分来自西北面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因素……因此,汝颍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不宜再归入尉迟寺类型中,而单立为一个由尉迟寺类型在西进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地方类型为宜。……有鉴于禹州前后屯遗址发表的材料较为丰富和典型,笔者认为,不妨将颍河上游地区的这类遗存名之为“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与庙底沟文化存在着文化交流,并且有部分相互共享的文化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学们多将阳城即告成北沟龙山早期遗存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原因所在。……煤山文化最早遗存存在的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两个地区,直接早于煤文化早期的遗存分别是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汝颍河流域的煤山文化遗存由于过去一般被包括在王湾三期文化内,并且学者们也大抵皆认为嵩山北麓郑洛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南麓汝颍区煤山文化的年代从始至终均是相当。因此,过去学者们对王湾三期文化年代的研究结论,即可代表对汝颍区煤山文化年代的研究结论。……综上,可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推定在大约公元前2900~2500年之间。……可推定尉迟寺的年代大约当在公元前3000~2500年之间,上限或更早。综上,豫西晋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900~2500年之间,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的年代与之相当,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2500年之间。……综合得出煤山文化早期的年代约在2500~2300年之间。……综上,可将煤山文化中期的年代推定在大约公元前2300~2000年。……新砦二期的年代,也与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息息相关。对于二者最新的测年研究,是张雪莲、仇士华等人将2005年以来二里头遗址两次测得的数据与新砦遗址数据所做的长系列总拟合,也即第三次拟合,拟合的结果是:“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05年,二里头第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由此可以得出,新砦早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并且,按照以上意见,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一、二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前1610年,晚期(第三、四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610~前1520年。……但不得不说的是,以上年代正如赵春青先生所言“出乎预料的晚”,这也是学界的共同感受。如按前述最新测年结果,则夏商分界应划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估定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而这也是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测年专家也认为:“目前由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得到的武王克商年而建立的年代学体系,相对来说年代己较晚,盘庚迁殷的年代己不大可能晚于公元前1300年,所以将商的开始推定于公元前1600年再不可能有大的出入。”但从考古遗存文化面貌、重大遗迹的变化与夏商更替事件的整合研究来看,邹衡先生提出的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系统结论,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专家提出的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两大都邑的一废一兴可作为夏商王朝更替的标志,即二里头文化主体(一至四期早段)属于夏代文化,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以后所建都城的认识,依然是迄今来看最为自洽合理的假说。既然“夏、商文化的分界就应该推定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段同偃师商城第一期Ⅰ段之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早段属于夏代,则二里头四期早段的年代不应晚于公元前1600年。这样,前述最新测年结果所得二里头文化各期的年代上限都应该是严重偏晚的。由此反观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所得测年结论,反而是1980年代初所得的“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和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公布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拟合后的日历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的两个结论,可能更符合实际。因而,笔认为将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上限推定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仍是最合理的结论。另外,既然最新测年结果中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年代是严重偏晚的,则与之息息相关的新砦二期的年代也应该是偏晚的。……以新砦二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19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00~1500年,即20世纪80年代的结论更为合理。既然新砦二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1900年,则煤山文化晚期,即各区域煤山文化第五期的年代,也大致应在公元前2000~1900年之间。……在绝对年代方面,可认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汝颍河流域因不存在晚期遗存而约截止于公元前2000年。若具体而论,则可认为早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煤山文化的延续时长有大约600年之久……煤山文化早期阶段,即第一、二期之时(下文将简称为早一期、早二期),分布区域仅限于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煤山文化遗存,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可以各自成立为一个地方类型。以典型遗址来命名,可分别称之为郝家台类型、禹会村类型。前者主要分布于嵩山南麓汝颍河流域地区,后者主要分布于豫东皖中北地区。
    图3.3 煤山文化早期阶段的地方类型
    ……煤山文化中期阶段,即第三、四期之时(下文将简称为中三期、中四期),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不再局限于汝颍河流域和豫东皖中北两个地区,而是向南分布至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鄂西宜都、江汉平原等地区,向东越过洪泽湖和高邮湖分布至江淮东部地区。这八个地区的煤山文化遗存均存在一定的特色,因而可以分为八个地方类型,即煤山类型、王油坊类型、杨庄二期类型、乱石滩类型、西花园类型、石板巷子类型、肖家屋脊类型、南荡类型。
    图3.6 煤山文化中期阶段的地方类型
    煤山类型,分布于汝颍河流域地区,主要承续郝家台类型发展而来。……王油坊类型,分布于豫东皖中北地区,主要承续禹会村类型发展而来。……杨庄二期类型,主要分布于豫东南地区,由煤山类型南下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乱石滩类型,主要分布于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由煤山类型越过方城隘口南下,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西花园类型,主要分布于鄂北地区,由其西北面的乱石滩类型东南下和北面的杨庄二期类型穿过桐柏——大别山脉之间的义阳三关南下,共同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石板巷子类型,主要分布于鄂西宜都地区,由煤山类型进入南阳盆地形成乱石滩类型后,后者进一步南下并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肖家屋脊类型,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由煤山类型进入南阳盆地形成乱石滩类型后,后者进一步南下并取代本地区此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发展而来。……南荡类型,主要分布于江淮东部,由王油坊类型向东南越过洪泽湖和高邮湖发展而来。……煤山文化晚期阶段,即第五期之时(下文将简称为晚五期),分布范围相比于中期阶段时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最明显的变动是汝颍河流域地区的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已为新生成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遗存所取代,汝颍河流域己不再是煤山文化的分布区了。至于其他七个地区的煤山文化遗存,虽然也相应地发生了少量的变化,但对中期阶段的延续是主要的,因而皆仍属于煤山文化原中期阶段的相应七个类型。并且,这七个类型在本阶段的基本分布格局也未发生明显变动,依然大体维持了原中期阶段相应区域的文化态势。……
    图3.7 煤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地方类型
    ……综上,以西山七组、里沟二组、滩小关四期、古城寨一期、大河村五期为代表的大河村五期类遗存,其性质应属于秦王寨文化,年代仍未晚出仰韶晚期时代,早于以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为代表的龙山早期时代。……与大河村五期的同一时期,洛阳盆地以西的涧河流域和豫西地区,分布的则是含有尖底瓶较多而鼎的数量较少、篮纹深腹罐较多而绳纹深腹罐较少的西王村文化,以盘南村H1、庙底沟二期A群和笃忠二期为代表。……综上,秦王寨文化大河村四期阶段甚至更早时,位于豫东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付庄类型就己经与之发生了文化交往,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类型也通过鲁西南菏泽地区与文发生了交往,秦王寨与大汶口文化双方可互见对方的文化因素。……至秦王寨文化大河村五期阶段时,大汶口文化也己转入其总分期的晚期阶段,各地区类型也随之发生转发,豫东皖北地区由付庄类型转变为尉迟寺类型,汶泗流域则由大汶口类型转变为西夏侯类型。……
    图4.22 大河村五期阶段中原与豫皖平原文化格局
    ……偃师二里头H1与滑城早期遗存,与同处洛阳盆地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等秦王寨文化遗存不仅性质明显有别,而且年代也当晚于后者。后者仍属仰韶晚期时代,前者才是洛阳盆地真正的龙山早期遗存,并且实际上还可直接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至于洛阳盒地是否存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遗存,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但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距离该文化核心分布区陕晋豫邻境地区更远的位于嵩山南麓的登封阳城所出釜形斝H29:8三足档部甚宽,明显属于来自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形态,因此处于陕晋豫邻境地区与嵩山南麓之间的洛阳盆地,此时自当延续其稍早时的文化格局而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才最为合理。……大河村五期阶段,中原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即己经受到了来自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早期和西夏侯类型早期的强烈影响……中原地区的文化性质还尚未发生改变,仍属于秦王寨文化。至本阶段,中原地区受到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和西夏侯类型晚期的影响更甚于之前。嵩山南麓颍河上游地区,在主要受到尉迟寺类型晚期并应该同时受到西夏侯类型晚期持续西进的影响下,本地区原来以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为代表的秦王寨文化遭到彻底取代,而形成一个新的大汶口文化地方类型,即前后屯类型。……
    图4.35 龙山早期阶段中原与豫皖平原文化格局
    ……在以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最晚阶段,即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8、9段之时,中原地区此时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西山七组、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等遗存,文化面貌仍属于秦王寨文化。但同时该文化中位于嵩山以东以南的区域已经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西夏侯类型早期的强烈影响。而至龙山早期阶段,即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10、11段之时,中原地区受到大汶口文化前述这两个类型晚期的影响更加强烈,并且以尉迟寺类型的影响更甚。在大汶口文化的这一波西进高潮下,汝颍地区的秦王寨文化传统为之终结,被新形成的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所取代,而原属西王村文化的豫西晋南地区则生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且该文化在形成之际迅速向东南扩张占领了原也属于秦王寨文化的洛阳盆地。……煤山文化早期的两个地方类型禹会村类型和郝家台类型,其形成分别与龙山早期时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和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遗存有莫大的关系。禹会村类型主要直接继承自豫东皖中北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而郝家台类型则主要继承自汝颍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并且实际上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也与尉迟寺类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是由尉迟寺类型的西进而形成,因此郝家台类型的形成可以说也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间接相关。……关中地区在龙山早期时,分布的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主要遗址包括华阴横阵、华县泉护村、蓝田新街、武功浒西庄、赵家来、扶风案板等。至龙山中晚期时,关中地区分布的考古学遗存是主要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发展而来的客省庄文化。……豫北冀南地区相当于龙山早期阶段的遗有,过去一般认为以辉县孟庄“龙山早期”为代表……实际包含三类不同年代、性质的遗物,分别为仰韶晚期的大司空文化、龙山早期文化归属暂不明确的遗存、龙山晚期后岗二期文化。第一类,仰韶晚期阶段,属大司空文化最晚阶段遗存。……第二,龙山早期遗存。……本地区龙山早期文化面貌还尚不清晰,文化性质归属方面,是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还是独立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目前都还暂难以展开讨论。第三,龙山晚期阶段,属于后岗二期文化。……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中期,即煤山文化早期阶段时,海岱地区的考古学遗存己经由大汶口文化转变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环太湖地区也己由良渚文化转变为钱山漾文化。……钱山漾文化遗存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文化因素来源,试分析如下。第一,承自本地良渚文化最晚阶段的因素。……第二,来自豫东皖中北地区煤山文化禹会村类型的因素。……第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环巢湖地区龙山早期时代遗存当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文化因素与良渚文化因素共同组成,但因目前材料过少,不同来源文化因素的占比与总的文化性质归属皆还暂时无法详细讨论。……龙山中期时,除钱山漾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外,煤山文化禹会村类型对环巢湖地区也施加了极大的影响。……煤山文化禹会村类型有较多的文化因素传播至环巢湖地区和宁镇地区,分别形成以古埂上层和浦口牛头岗为代表的遗存,并进一步影响到环太湖地区的钱山漾文化……环太湖地区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晚期的遗存是广富林文化……综上,在广富林文化中,A群和B群器类皆来自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南荡类型,A、B两群的占比之和要高于C群,说明广富林文化主要由王油坊类型经过南荡类型中转进一步南下而来。……龙山晚期,煤山文化中期遗存向南推进到江汉平原取代了石家河文化,形成了煤山文化肖家屋脊类型。
    图5.50 煤山文化中期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动态示意图
    ……煤山文化西花园类型对鄂东地区的蟹子地类型遗存施加了一定的影响,而肖家屋脊类型的主要文化输出对象则是长江以南澧阳平原的孙家岗类型遗存,并直接推动了后者的形成。最后,煤山文化石板巷子类型的因素:既一方面溯长江西上峡江东段,促成了白庙文化的形成,并继续深入峡江西段和渝东地区,对中坝文化形成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则沿清江溯流西上,是香炉石类型遗存的重要文化因素来源。……煤山文化晚期阶段,即第五期时(下文将简称晚五期),也即与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相当的年代,煤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明显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最明显的变动就是汝颍地区的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己为新生成的二里头文化新砦二期阶段遗存所取代,汝颍地区的己不再是煤山文化的分布区了。至于煤山文化中期阶段的其他七个地区,分布格局则基本未发生变化。……后岗二期文化则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山东龙山文化的挤压下,里挟后两者的大量文化因素,不断北上,促使冀中及京津唐地区形成雪山二期文化。……
    图5.58 煤山文化晚期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动态示意图
    ……汝颍地区的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只延续到煤山文化总分期的第四期,至第五期时,则己转变为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综此,可认为新砦第二期遗存,主要是在继承较多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因素,吸收部分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少量后岗二期文化的因素,并改造和融合以上因素以创造出大量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出现和生成的。……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中并不处于核心地位的子口瓮、堆纹瓮、折沿圈足盆、平底盆、折壁器盖等因素的流入下。环嵩山地区引发了一场文化的重组。在外来因素的加入和外来因素所诱发的自创新因素不断出现的双重影响下,煤山文化煤山类型的旧有文化因素改变固有演变路径而融入到新文化中,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文化率先形成于靠近豫东皖北和豫北冀南的嵩山东麓地区,即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禹、启及至太康失国前的遗存应包括在煤山文化煤山类型中,约早于公元前2000年;新砦二期是夷羿代夏至少康复国之间的夏文化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1900年;二里头一至四期或四期早段,是少康复国后至商灭夏前的夏文化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1600年。这应该来说,不失为在目前资料情况下一种较为合理的推测吧。……提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早期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早期阶段可分为郝家台、禹会村两个类型;中期阶段分布范围向南和向东急剧拓展,可分为煤山、杨庄二期、乱石滩、石板巷子、西花园、肖家屋脊、王油坊、南荡等八个类型;晚期阶段除汝颍区的煤山类型己转变为新砦二期阶段二里头文化之外,其余七个区域类型则大体保持原有的文化格局。……
  203.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新砦遗址中第一期遗存为王湾三期文化,第三期遗存为二里头文化,这两种文化均很早己发现,只有新砦期遗存属于首次在该遗址发现,而且遗存丰富。……从总体特征来看,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段与新砦文化一期相近……从共有的器物演变看二者之间又具有连续性,新砦文化主要来源于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文化二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比从整体来看相接近……新砦文化二期的相对年代早于二里头一期,同时二者在文化发展上又有连续性。二里头文化主要来源于新砦文化,这可以通过陶器的演变看出。……通过对新砦文化一、二期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段及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比较,可看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一期文化三者前后衔接,一脉相承,三者在年代上己不存在缺环。……新砦遗址发现过铜刀残片、铜容器残片及铜颗粒。……依据地理单元、文化特征的不同,可将新砦文化暂分为以下两个中心分布区。
    ⒈颍汝区
    主要分布于颍河、北汝河的上游,区内主要支水系还有双洎河、沙河等。……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论,中心区主要包括新密、登封、新郑、禹州、汝州五个县级市辖区。……据目前的材料,新砦文化的东界大致在京广铁路附近,北不过黄河,西边不到洛阳,南界应在郾城、叶县、鲁山一线,目前最南的一处遗址是郾城郝家台。此外,颍汝中下游地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区。颍河下游的驻马店杨庄遗址一期文化遗存主体因素为石家河文化,二期遗存虽继承了当地石家河文化的若干因素,但主体文化因素来自伊洛平原和嵩山周围的王湾三期文化,但明显比伊洛地区滞后。由于新砦文化直接来源于王湾三期文化,并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根据驻马店杨庄遗址的材料及信阳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因素,推测颍河下游地区应是新砦文化分布的次中心区,当然这有待今后材料的进一步丰富。
    ⒉伊洛下游区及郑州市区
    该区内包含的新砦文化遗址主要是巩义花地嘴、偃师灰嘴、荥阳竖河、郑州牛寨、郑州北二七路等遗址。行政区划上包括今天的偃师以东,巩义、荥阳、郑州等市区。……
    ……据目前的材料可将新砦文化划分为两个类型,即颍汝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类型和伊洛区以花地嘴遗址为代表的花地嘴类型。……新砦期这类遗存可独立为一个新的文化——新砦文化。新砦文化以新砦遗址为代表分为新砦文化一期、二期,其一期晚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段,二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新砦文化的相对年代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900年。新砦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是豫西地区的东部,具体有两个中心分布区,分别是伊洛下游区及颍汝上游区。此外颍汝下游区今后在探讨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时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区。依据目前的材料新砦文化暂时划分为两个类型,即颍汝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类型和伊洛区以花地嘴遗址为代表的花地嘴类型。……
  204. 204.0 204.1 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轵关陉道”》“轵关陉道”是洛阳盆地北渡黄河,经轵关陉,翻太行山而至晋南的一条重要通道。道路沿线聚落形态的时空分布特点反映此道可能在早至史前时期即已存在。轵关陉道相对于虞坂巅𫐉道、中条浢津道而言,道路比较长且需穿行丛山,道路各段有着不同的控制点或要冲地带。……故轵关陉道由西向东大体由汾涑流域的绛县小盆地东南部冷口入山,经横岭关进入垣曲小盆地,东南行皋落,再经今长直、华峰、英言、蒲掌、邵原、王屋,过轵关至济源,南下孟津过河,即入洛阳盆地。……依据对考古学文化遗址的区域调查材料并结合重点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发现从庙底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点有着沿道路分布的迹象,很可能反映了道路本身的存在。
    图一 轵关陉道沿线先秦时期的遗址分布示意图
    ……从目前材料看,济源与晋南之间以山地为主,间有河流与小型河谷或盆地,而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址的聚落分布除了聚落集群分布的特点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条带线状,这一点比平原和大型盆地表现得更为明显。整体而言,从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少有50处遗址沿本文所言道路分布,包含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聚落为主。济源市以西承留—王屋—邵原一线遗址较少,主要是早年考古工作不足的原因,文物普查资料显示这一线还是有零星遗址分布的。大量聚落遗址的存在和空间分布特点反映的正是轵关陉道早在史前时期即已存在。从具体的聚落分布形态看。第一,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址至少有19处,基本上分散在道路的各段。龙山时期的聚落址至少有27处,遗址数量最多,沿道路分布的特点很明显。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至少9处,零星散布在道路两侧,但基本能勾联起来。第二,在道路的各段存在着聚落群密集分布的状态。道路至黄河北岸坡头镇一带密集分布至少3处聚落,即连地、留庄、栗树沟;道路北上西行的轵城、济源西南一带又密集分布有7处聚落;垣曲古城镇以北山前地带密集分布有大量聚落;垣曲县东南皋落乡一带密集分布多处聚落;道路一出中条山山口所在的冷口乡一带密集分布至少有5处聚落。以上这些聚落分布相对密集的地带,基本上不同时期的聚落点都有存在,显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很可能反映出当时道路不同地段的交通控制点。第三,期间道路虽不宜僵化地认为就是一条完整通畅的道路,但道路是可以断断续续地沟通连接在一起的,而且有的地方还可能存在岔路或支线,最为明显的就是从垣曲东南而下流入黄河的亳清河两岸密集分布的聚落点联结起来显然是一条道路,也不排除从亳清河入黄河处渡河再东行进入洛阳盆地的可能性,作为商代重要军事城堡的垣曲商城恰就位于此处。……轵关陉道作为军事要道的作用非常明显,晋国军事行军进入其“南阳之地”继而进入洛阳盆地是很明确的,其他较早时期如夏商也可能同样作为军事要道。同时,该道路也应该是一条“资源运输”通道。……学者们早已指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越过黄河向西北扩张进入垣曲盆地,就是为了控制制造铜器所必需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到达亳清河下游空间开阔的古城南关等遗址建成其中心聚落,溯河而上就是属于亳清河上游的铜矿峪、篦子沟、胡家峪等铜矿点。换言之,这些铜矿资源也可沿亳清河而下,经古城聚落中心,过河输送至洛阳盆地。至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商人征服夏人及其领土,直接在二里头文化聚落中心之上,精心布局了垣曲商城这一军事城堡,控制晋南中条山铜矿等资源仍然是其重要目的。
    图三 晋南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三条主要道路示意图
    ……总之,晋南地区与洛阳盆地作为中原地区两处考古学文化积淀深厚的地理单元,其间的文化互动交流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至少存在有中条浢津道、虞坂巅𫐉道、轵关陉道三条主要的交流道路。地理位置重要之处都是作为道路的控制点或枢纽,一般也是聚落中心点和军事要点。道路除了先民日常通行外,还是盐、铜等重要自然资源的运输通道,也是重要军事要道。三条主要道路犹如动脉,对于两区域的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交流融合起到至关重要地推动作用。
  205. 205.0 205.1 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虞坂巅𫐉道”》虞坂巅𫐉道是汾涑流域的运城盆地翻越中条山到达黄河渡口的一条重要道路,经此路再渡河东行即可进入洛阳盆地。该路正是晋国“假虞灭虢”所借之道,实际上这一道路极有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夏、商时期仍为通途。……我们在梳理相关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时,发现二者之间至少存在着三条很可能早至史前时期既已开通的道路,据其要点可分别称之为“中条浢津道”、“虞坂巅𫐉道”和“轵关陉道”。汾涑流域的运城盆地翻越中条山到达黄河渡口,继而渡河东行进入洛阳盆地的古代道路除了笔者曾撰文谈到的中条浢津道外,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通道,历史文献中亦有记载。这条道路上因其中的两段“虞坂”与“巅𫐉”相对难行而著名,被学者们称之为虞坂巅𫐉道。……由北至南,翻越中条山,大体依次为东郭镇磨河村山底—虞坂—虞城—巅𫐉—圣人涧—茅津渡一线,整体上与今国道209基本相合,略有细微差别。……本文所言虞坂巅𫐉道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属于今天的运城平陆县域以及盐湖区与夏县交界地带,从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看,从庙底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遗址较为密集地呈条带状分布在本文所言虞坂巅𫐉道两侧,目前来看至少有17处之多,沿路分布的特点十分明显。
    表一 虞坂巅𫐉道史前遗址表
    从具体的考古资料看,该区域的聚落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显地呈狭长条带状密集延绵分布,而分布位置恰恰正是虞坂巅𫐉道所在。第二,聚落址包含多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以及二里头文化等多个延续不断的时期。也就是说上述每个考古学文化时期都沿道路分布。第三,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至少有4处,即盘南、郑沟、前柳树凹、王沟等。这4处遗址虽然数量有限,却也基本沿道路分布,一处在黄河岸边,其余却集中于“巅𫐉”附近。聚落繁盛较多的时期是龙山文化时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的遗址达8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至少6处。8处龙山时代聚落沿道路一线分散,明显控制整条道路,且控制各要点,如黄河岸边、“虞原”、“虞坂”以及北麓山底磨河,而磨河一带是潞盐外运的始点之一。第四,所言道路一线及周边存在两处聚落集中聚合区。一个是盐池东部与夏县交界的裴介、庙前一带,属于中条山北麓山前一带,很小的范围内密集且集中分布有至少7处史前遗址,即中吴、史家、堡尔、裴介、南卫、师村和辕村等,可见这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虞坂巅𫐉道自南而北翻越中条山首先面对的即是这一地区,显然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也就意味着控制了这条道路的北出入口地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显然又是继续北上由运城盆地东部进入临汾盆地的前端甚至中转地带。另一个是中条山张店镇所在的“虞原”,这一地带地形地貌非常特殊,本是横亘东西的中条山山顶,却形成了一处地域较为广阔的平坦之地,以致虞国在此建都。虞原范围内至少有7处遗址集中分布,虽属不同时期,恰恰说明每一个时期都被认为是重要之地。从地理位置看,虞原所在既处于道路中段,又居高临下,且有相对广阔的空间,明显是该道路绝佳的控制中心。
    图一 虞坂巅𫐉道两侧庙底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分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庙底沟文化始,这条道路的南段近黄河北岸就有聚落存在,如王崖与盘南遗址,其中盘南遗址还历时多个不同时期,这很可能与史前时期这条道路南下北上的黄河渡口密切相关。可见,虞坂巅𫐉道很可能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就已开通使用,成为由运城盆地东南部翻越中条山,继而过河,西行进入洛阳盆地的一条重要通道。尤其龙山文化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文化的互动交流甚至强势文化的扩张中起着强烈的“动脉”作用。……实际上虞原所在更早时期已是该道路的控制中心。二里头文化时期处于虞原的至少有晴岚和枣园两处遗址,值得注意的是晴岚遗址是整条道路之上所有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中规模最大的,面积达72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该道路沿线上规模最大的二里头文化聚落是在虞原上。龙山文化时期处于虞原的遗址也至少有古城和老城两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老城遗址属于通道上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仍然是在虞原上。另外,从庙底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虞原之上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均有分布,未见有中断,且不止一处。可见,虞原显然也应是周之前这条道路上的中心所在,自然也是道路的控制中心,尤其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206. 206.0 206.1 高江涛《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中条浢津”道》……晋南地区主要有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两个地理环境优越区域,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均有分布。运城盆地向南经中条山和黄河才能到达洛阳盆地以西,交通历史上就形成了既要翻中条山又要渡大河的双重阻隔。盆地南缘芮城一带穿越中条山沟壑支流间有很多小道,历史上重要的如“直岔岭盐道”即是其中相对较好的道路之一。今芮城和运城盆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解陌公路(运城解州—芮城陌南镇)是在古代“直岔岭盐道”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翻过中条山,进入了基本呈南北向的沟谷,再向南近途即可达到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之一浢津渡。过河即可进入洛阳盆地以西地区。笔者暂称这一重要的通道为中条浢津道。浢津渡,又名郖津或窦津渡,是中条山南麓南下黄河岸边的重要古渡口。……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在地理位置上基本属于今天的运城芮城县域,从芮城地区的考古资料看,至少从仰韶文化时期在中条山两侧的黄土台塬及河旁台地上就出现了较多的聚落,而且出现了一些相对集中的聚落群。更为重要的是,从聚落空间布局的形态看,存在着个别相对集中的条带状分布特征的聚落群。一般而言,史前聚落多是沿大河众多不同层级的支流分布,宏观聚落形态上多呈条带状聚落分布,年代越早越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空间和可控地域才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条山而下没有较大的河流,多是季节性的小支流或溪涧,聚落在小支流旁的塬地分布外,上文提及的个别相对集中的条带状的聚落群大体上正是沿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分布,存在着沿路布局的特点。换言之,这种聚落的空间形态很可能反映了这条道路的实际存在。从现有考古材料看,中条浢津道周边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大体分布有17处聚落址。这17处史前时期的聚落分布相对密集,呈现沿中条浢津道聚合之态。……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无论所言哪一个时期,清凉寺墓地所在的寺里-坡头遗址从庙底沟文化甚至更早的枣园文化晚期一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都连续存在。而且遗址规模宏大,达209万平方米,是整个区域内面积最大的聚落,加之重要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区域的中心聚落,很有可能也是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的控制点。……清凉寺墓地目前保存的范围南北最长处约100米,东西宽约30~90米,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2003到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累计发现墓葬355座,是近年来中原地区发掘面积较大的史前墓地。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墓地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年代偏早,数量也很少,不能做相关分析,二至四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墓地第一期年代相当于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第二至四期的绝对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其中二期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2100年;三、四期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050—前1900年。……清凉寺聚落延续时间长,经历数个考古学文化。墓葬第一期应为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遗址的调查材料也发现了枣园文化晚期的地层、灰坑和瓮棺葬。庙底沟文化时期也有丰富的遗存,仰韶文化晚期以及西王村Ⅲ期遗存也有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遗存更加丰富,龙山时期遗存最丰富,甚至还见有夏时期、东周时期遗存。可见,该聚落延续时间至少两千多年,而且连续延绵,没有断环。换言之,古人竟然连续选择这一不利灌溉、水土易流失、不利农耕的大山南麓丘陵大缓坡地带居住生活两千多年,十分罕见。除了推测其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作用,很难有其它合理解释。清凉寺遗址所在的芮城县境内除黄河干流从县西、南流过外,尚有东西基本平行南北流向的安家涧、孙家涧、葡萄河、恭水涧等14条涧水(季节性河流),它们均发源于北部的中条山,向南注入黄河。在历史上曾有沙窝渡、南窑渡、大禹渡、太安渡、礼教渡、永乐渡、晓理渡、风陵渡等8个主要渡口。位于遗址西侧的恭水涧,俗称朱吕沟,古名浢水,本文所言浢津渡应与此水有关。整体来看,遗址正好在中条山南麓要冲地带,北上3公里即进入中条山区,南行不远即进入陌南镇,而后向南直通浢津渡。可见,清凉寺聚落位于居高临下山前要冲地带,又处于笔者所言进出中条山的中条浢津道之上,加之聚落历时长、规模巨大,故我们推测它应该是这个道路上的关键点,很可能就是道路控制点。……从考古材料看,我们注意到自商王朝开始建立,商文化就向四周扩展,而最先进入的正是处于其西方的晋南地区,在早商文化第一期晚段就开始控制该地区,形成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其它如向北、南及东南、东方的先后扩张都晚于此。而且东下冯类型与典型商文化中心的二里岗类型共性最强,关系最近。……总之,晋南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以西地区今三门峡之间至少存在着一条南北向最便捷古道——中条浢津道,这条古道至少在史前时期的庙底沟文化以来就已存在,并逐渐发展成繁盛之态。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史前时期重要的功用之一。……
  207. 陶寺遗址展示的古代文明, [2022-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9) 
  208. 高江涛《和而不同:陶寺考古揭示的中华早期文明》
  209. 戴向明、田伟、庄丽娜《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2年勘查与发掘简报》……周家庄遗址位于山西绛县横水镇周家庄、崔村及其附近地区,地处运城盆地东北部的涕水河北岸黄土台堀上,北高南低呈缓坡状,地势开阔。北靠紫金山与侯马市、曲沃县相邻,南望中条山同垣曲县相接(图一)。遗址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冈、周代、汉代等时期遗存,总面积500余万平方米。其中以龙山期遗存分布面积最广、堆积最丰厚,面积达450万平方米(图二)。……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遗址范围及沟壕位置图
    …………
    周家庄遗址所见龙山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经过初步整理,根据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各类器物的变化规律、共存关系,可将本遗址龙山期遗存分为早晚两大期。……
    …………
    2007~2012年,我们对周家庄遗址连续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环绕遗址的大型壕沟(南部暂缺),并通过探沟发掘的方式对环壕进行解剖,初步确定周家庄遗址为一处龙山期大型环壕聚落。壕内面积约300余万平方米,龙山时期遗存分布总面积约450万平方米。……通过勘探和发掘,对周家庄遗址龙山时期的聚落概况和遗存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从出土陶器来看,周家庄遗址龙山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临汾盆地内的"陶寺文化"(或称"陶寺类型")很接近,年代与陶寺"中晚期"大体相当。两者共有的主要器类有肥足双鋬鬲、瘦足双鋬鬲、单把鬲、敛口斝、甗、甑、折肩罐、鼓腹罐、圈足罐、深腹盆、浅腹盆、单把罐、单耳杯、豆、碗、扁壶等。但周家庄与陶寺也存在一些差异。陶寺的夹砂小口鼓腹罐、大口缸、高领罐、□、折腹盆、敛口釜形斝等在周家庄少见或不见;陶寺有较多的扁壶而周家庄较少;周家庄相对较多的折肩罐、圈足盘在陶寺较少或不见;周家庄的单把鬲大多为高领、形体较高,而陶寺的单把鬲则大多为矮领、形体也较矮胖。总体来看,周家庄遗址的龙山期遗存可归入"陶寺文化"(或陶寺类型),但又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过去一般认为陶寺文化只局限于临汾盆地,而运城盆地属于"三里桥文化(类型)" 的分布范围。周家庄遗址的发掘可以修正这种认识,现在明确至少运城盆地的北部(可能以盆地中部的鸣条岗为界)仍然是陶寺文化所分布的区域。……
  210. 戴向明、田伟、张闻捷、王文武、申红俊、吕赵力、王玉杰、李宁、桑佳旻、张六英、熊谯乔、郑坤元、姬凌飞、汤毓赟、杨惠娟《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15年春季发掘简报》
    图一 2015年春季发掘区位置图
    …………
    仅发现一件铜刀。标本H456:1,整体略呈狐形;残长12.9、最宽处2.4、厚0.3厘米。
    2015年春秋发掘出土陶器的文化面貌同之前在遗址中、南部区域所见者大致相同,均属陶寺文化的范畴。……该区域人群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同时从事一些手工业生产……
  211. 赵江运《陶寺文化的兴起及相关问题》
  212. 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
  213. 朱同州《陶寺扁壶何以朱书“文令”》……古文令与命为同字同义,“文令”后世文献写为“文命”,即禹名。……陶寺扁陶壶朱书“文令”是夏王国的奠基者禹之原名。……夏启继承禹业的时间与陶寺文化晚期的时间基本契合。根据陶寺考古发掘报告,陶寺文化晚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如果以文献中尧舜禹相承的谱系而言,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当包括尧舜禹时期及启之早期。……陶寺遗址发掘出与王国相契合的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的手工业区等,显示出华夏第一王都的气派。陶寺文化晚期都城衰落,或与夏迁都河南洛阳相关,陶寺地区不再作为王都,因废弃而衰落。此后,宅兹中国的“天下之中”由陶寺转向洛阳。然而,这并不能磨灭陶寺作为华夏第一王都的独特历史地位。“文令”承上启下,华夏大地迎来王国文明的曙光。陶寺朱书扁陶壶上的文字是比甲骨文早近800年的成熟文字,今天我们使用的文字即是由此演化而成,其文脉清晰可见,这显示了华夏文明连续不断、绵延强韧的突出特性。……
  214. 何努《陶寺遗址的文化意义》
  215. 何努、何司阳《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漆木沙漏实验分析》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陶寺中期王族墓地内最大的王墓IIM22。在墓室东端的东北角壁龛内,清理出1件木胎大漆箱,编号为IIM22:25。…………大漆箱内的口部,现场发现了124号、125号、126号3件彩绘漆木漏斗形器。2003年室内清理大漆箱,在箱内原本发现的3件漏斗形器之下,又清理出1件漏斗形器,横置于箱底。这4件漏斗形器皆横置于漆箱内的一侧。在漆箱内的另一侧,另清理出1件垂直放置的、喇叭口朝上的漏斗形器。由于这5件漏斗形器的“尖嘴”底部均已朽瘪,无法确定漏斗形器尖嘴底部是否有漏孔。这5件漆木漏斗形器,形状、大小一致,喇叭口口径14、高15、内深10、胎壁厚约0.6厘米。其中3件外表通身髹红漆,内壁髹黑漆。在3件外壁通身红彩漆的漏斗形器中,有1件清理得比较清楚,其口部饰红彩漆圈带,内填石绿漆勾连S纹和人字纹。另一件横置于大漆箱底部的漏斗形器外壁通身髹黑漆。内腔未清理,纹饰不明,其内腔髹红漆。位于漆箱口部竖置的漏斗形器,仅清理了外壁,内腔未清理。……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陶寺IIM22出土漏斗形漆器“疑似沙漏功能”的实验考古研究。……
    …………
    ……理论上推测,陶寺沙漏的容积425毫升,比较适合孔径2.5~3毫米,一漏斗(即平口满漏斗)沙子漏尽时间为14~15分钟,比较理想。如果孔径小于2.5毫米即陶寺1分,当时钻孔技术比较困难,且沙子需要更细,下漏时间更长。如果孔径大于3毫米,则一沙漏漏毕的时间过短。……
    …………
    ……我们一共做了126次沙漏实验,绝大多数结果都在每漏14′至15′之间,因此我们认为短于14′和长于15′的测试结果,都因为我们装填沙子或水平安置漏斗操作失误所致,这样的数据有26个,应当予以剔除。如此,我们得到14′~15′的实验数据100个(见附表)。尽管这100个数据的具体时长都有差异,但是平均时长为每漏14.397′≈14.4′,首先表明陶寺沙漏每漏的标准时长最大概率为14.4′。以此最大概率时长为标准,我们计算出每一个数据的误差值。再根据IIM22:25出土沙漏5个一组,推测以每5漏为一个单位,分析出连续5漏时长平差状况,分别为 -0.212′,-0.738′,0.478′,-0.171′,0.197′,-1.02′,0.409′,0.3′,-0.179′,-0.669′,0.102′,0.253′,-0.615′,0.281′,0.202′,0.32′,0.068′,0.528′,0.257′,-0.069′(附表),依然呈现出不稳定的误差。我们进而分析每10漏一个单位,连续平差情况为-0.95′,0.307′,-0.823′,0.709′,-0.848′,0.355′,-0.334′,0.522′,0.596′,0.188′(附表),平差情况依然不是一目了然。但当我们以100漏为一个单位,连续100漏平差情况为-0.278′(附表)。这显然意味着100漏连续操作后,第100漏漏尽时,比标准时长14.4′误差仅短0.278′,即16.68″,这个误差对于昼夜时间计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100漏总时长为1439.722′≈1440′(附表),表明陶寺文化一昼夜标准时长为1440′。
    通过实验考古分析,陶寺中期王墓IIM22:25出土的大漆箱里所盛的5件漏斗形漆木器,很有可能就是陶寺文化的计时器沙漏,每一漏的标准时间为14.4分钟,五组一个“高级时间单位”,即5漏=72分钟;一昼夜1440分钟=100漏=20个高级时间单位。据《中国漏刻》称,中国商代便将一昼夜分为100刻,宋代漏刻一刻合14.4分。随着陶寺文化一漏标准时长14.4分钟、一昼夜100漏、时长标准1440分钟的破解,我们认识到中国商代至宋代昼夜100刻、漏刻一刻14.4分的时间划分制度,至少可以上溯至4000多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前)。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时间的把握与控制,漏刻是国家政权重要的计时器具之一,甚至漏刻的兴废与管理被视为同国家兴亡的命运休戚相关。时间单元的划分和管理,是一个国家政权必备的管理制度,这样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生产、生活、军事、政治等各项事务,所以计时器的发明、使用和管理,都至关重要。陶寺沙漏及其时间长度单元的出现,表明有关时间的制度文明,至少在陶寺文化中期已经确立。……
    附表
    ……根据陶寺文化长度基元25厘米为一尺进行推测,沙漏孔洞直径大小为0.25厘米即1分,进行实验。……经过实验和对比发现,120目、80目和40目的沙子当中,80目所用时间是唯一可以被1440分钟整除为100漏,符合陶寺沙漏五漏为一组的实际发掘现象,因此,该沙漏实际可以实现一昼夜时间的精准测量,并作为时间标准器进行使用,是计时器也是标准器。
  216.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以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北部等区域为核心的广义河套地区,由于自然区域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其考古遗物及遗迹呈现出迥异于周边区域的独特性,形成了一个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区。公元前2300年前后,“双鋬鬲类遗存”异军突起及快速扩张,标志着河套地区进入龙山时代后期。……本文以石峁遗址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梳理了河套地区双鋬鬲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年代及文化性质,提出将以“双鋬鬲”为代表的一组稳定器物组合命名为“石峁文化”,代表了区别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并以地层关系和典型陶器组合为基础进行了分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以双鋬鬲为特色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日趋丰富。除鬲、斝、甗之外,盉、三足瓮、直筒罐等陶器上往往也置有对称的双鋬,这种带有对称鋬为特征的陶器极具辨识性,与之共存的器物常见单把鬲、喇叭口瓶(罐)、圈足罐、三足瓮等。为方便行文,本文将上述以双鋬类陶器为大宗的考古学遗存称为“双鋬鬲类遗存”。……从地理单元来看,双鋬鬲类遗存的核心分布区域东抵太行山西、南到子午岭北、向西包括南流黄河北段西侧支流的大部分流域、北至大青山南麓,东北到达岱海地区、东南可抵近太原盆地南部(图一)。……
    图一 “双鋬鬲类遗存”(石峁文化)的遗址分布范围示意图
    ……考虑到石峁遗址城址规模宏大、聚落结构清晰、年代序列完整、出土遗物丰富,是这一时期整个河套地区的区域中心聚落,具有代表性及典型性,我们提出“石峁文化”的命名,代表了河套地区龙山时代后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就其绝对年代而言,下限当已进入夏代早期。……
    ……我们梳理了出土双鋬鬲遗存的典型单位及地层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期方案。目前共有三组层位关系可作为分期依据:杏花遗址H132打破H118,木柱柱梁遗址H79打破H80,官庄遗址F2打破G4。上述单位均出土双鋬鬲,根据打破关系和器形变化,可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杏花H118出土双鋬鬲为代表,其典型特征是矮领,宽裆;中期以杏花H132、木柱柱梁H80、官庄G4出土的双鋬鬲为代表,领部逐渐变高、裆部收紧且呈“尖角”状,并伴有“瘤裆”;晚期以木柱柱梁H79、官庄F2出土双鋬鬲为代表,领部较高,裆部紧收,足部出现高实足跟。……综上所述,石峁遗址所见双鋬鬲的形制变化与我们根据典型层位关系观察到的由“矮领宽裆”到“中领尖裆”再到“高领高跟”的发展过程完全一致。……石峁文化的绝对年代可推定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其中,石峁文化早期年代当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期的绝对年代可能为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左右,晚期的绝对年代当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
  217. 海金乐、王晓毅、张光辉、白勇、张银才、贾文涛、安根、孙先徒、梁孝、高振华《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碧村村北,地处黄河与蔚汾河的交汇处,东距兴县县城约20公里,西距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约51公里。该遗址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等时期遗存,龙山时代遗存遍布整个遗址。遗址分布范围北至猫儿沟,南达蔚汾河,西抵黄河,东至城墙圪垛附近,自东向西依次为城墙圪垛、殿乐梁、小玉深和寨梁上等地点,所在地势自西向东逐步抬升,海拔在810~880米之间。……
  218. 王晓毅、王小娟、张光辉、安根、刘朝、裴学松、尹嘉琦、吴晓聪、孙科科、杨金丹、韩睿洋、韩明星、秦帅帅、刘威、徐新婷、苗忠煜、孙先徒《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5座石砌排房主次分明,体现出统一的规划布局。……石砌排房东部以H24为代表是其生活垃圾区,但H24最初可能是作为窖藏之用,填土中出土有残玉璧、蚌串饰,较多的卜骨、骨针、细石器,大量的小石片等。再结合小玉梁台地石砌围墙的发现,以及大量被盗掘的玉器,足以说明这5座石砌排房居住者身份的不一般,很可能是以碧村为中心的聚落群的上层人员。
  219. 王树芝、张光辉、王小娟《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F5建筑遗存研究》……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碧村村北,地处蔚汾河与黄河交汇处,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2015年至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碧村遗址小玉梁地点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大型石砌房址、灰坑、护坡墙等,并在遗址东部发现有残存的城墙(城墙圪垛地点)。小玉梁台地是碧村遗址的核心地带,台地中部共发现5座石砌房址,这5座石砌排房以F2为中心,南北有2座,彼此相连,布局上呈相间排列方式,主次分明。南北残长30米,东西宽13米,占地面积超过400平方米。……
    经鉴定,6块木炭均为松属双维管束亚属硬木松(Subgen. Diploxylon)。……
    ……有研究表明,西周以前及西周战国时期不仅陇中、陕北南部、晋西有面积较大的森林分布,就是陕北北部的横山、白于山,甚至更北的秃尾河上游,晋西北山地森林分布也相当广,广大黄土丘陵地区呈现森林和草原相互交错的状况。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仍占较大比重,人类活动尚没有改变黄土高原的植被面貌。现今,我国特有树种油松林在山西森林中占的比重最大,是山西森林的主要类型,其中遗址所在的兴县位于山西八大林区的黑茶山林区,林区分布着以油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和栎类、白桦、山杨等阔叶林。……
    ……对木炭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质谱测定,最后一个年轮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27年(95.4%),F5建筑或修葺年代约为公元前2027年。……
  220. 王晓毅、张光辉《4000年前的黄河关口——碧村遗址视角下的文明起源探索》……龙山时代晚期的碧村先民之所以选址于此,也是对此谙熟于心,深知其中的优势:一方面,这里三面环河临沟,便于把守;另一方面,为便于控制交通,将城址安置于交通主线的末端,使其成为进出黄河的重要关口和连通东西南北的战略要地;此外,跨区域文化中心石峁强势崛起带来的虹吸效应,也是碧村先民无法忽视的存在。所以,碧村这座古城的设计规划,无不体现其建造者的意图,严密布防,让一切尽在掌握。该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一座拥有双重城墙的大型石城,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黄河和蔚汾河交汇处,东距兴县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51公里。遗址范围北起猫儿沟,南达蔚汾河,西抵黄河,在东部和中部各修筑两道石砌城墙,形成具有多重封闭空间的山城,城内面积约75万平方米,由东向西为城墙圪垛、殿乐梁、小玉梁和寨梁上等四个逐级下降到入黄河口处的串珠式台地,主体年代以龙山时代晚期为主,下限可延续至二里头时期偏早阶段。除借助遗址的天险,在其东部、中部各修筑一道纵贯南北、连接两端河沟的城墙外,在与外界主梁连接的东部主城墙上设置大型城门,以控制进出入口。东城墙及城门位于东部城墙圪垛地点,内城墙及城门位于中部的石门墕,核心建筑群则修建于地处内城之中的小玉梁地点。该石城营建时总体随东西走向的大地形布局;各地点建筑(如城墙及城门)虽随形就势,但在方向、规制、结构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设计的统一性、规范性。不同性质墙体有着不同的规制,城门朝向与建筑朝向相反,房址类建筑朝向城内,城门面向城外。遗址核心区域小玉梁是一个四周砌筑护墙的高台,以统一的255°进行整体规划,修建了一批以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砌建筑群,该组房址坐东面西,共五间,位于台顶偏东部,占地面积超过400平方米,背后有大窖穴,迎面为中央广场,似一殿堂式建筑,以中间面积最大的F2为中心,两侧房址东墙依次向西缩进式排列,地面、墙面制作考究,圆形地面灶直径最大达2.6米,小者也有1.6米,部分墙面仅存规整石砌立面,也有保留厚厚一层经火烧烤的草拌泥层。……上述以五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构建筑修建于2100BC左右,在1900BC之后,这五座房址地面和屋顶经过了反复的修整,与此同时,整个台地布局亦有调整,直至1700BC左右基本废弃。当然在这组石砌连间房址出现之前(即2200BC前后),小玉梁地点已有人居住,修建了一批南向的半地穴房屋,规模较后来要小,且将大量垃圾倾倒于南部坡地附近。城门是一个城池的眼睛,碧村城门规划布局也是城池主人的主要意图之所在。该城门位于遗址最东部,也称东大门,位于遗址东部高耸平台边缘,背靠黄河,面向东方,朝向主梁。……如此宏大的东城门是2100BC碧村遗址走向鼎盛阶段的标志,随着1900BC东城门的衰落,整个城址也走向低谷,更为惊奇的是石峁古城也在同一时期渐趋衰败下来,黄河两岸也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与此同时与陕北、晋西有着密切文化交流的晋南陶寺、周家庄、坡头等大型聚落也在这一时期步入低迷阶段,这一系列关联现象证实:昔日从晋南到晋西、陕北文化交通线已然开始萧条,线路上的重要节点趋于颓势,出现了不约而同的“停牌”现象。……
    ……碧村和石峁两者主体年代基本同时,还经历了兴起、鼎盛和衰落等三个步调基本一致的发展阶段,均在2200BC初兴,2100BC修建东城门和外城墙,2000BC前后是其最为鼎盛阶段,1800BC前后衰落。……在2015年碧村遗址首次发掘之后,结合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建议以“石峁文化”名之,碧村和石峁是这个考古学文化中的核心代表,两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框架。……如果我们将石峁作为陕北高原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个古国来认识,其与碧村的联系自然也不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为并立于黄河东西的两个政治实体,其二为同一政治实体或盟约关系之下不同层级、作用的两个中心。……作为黄河西岸陕北文化中心的石峁,也是碧村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和关键要道,其也有掌握包括碧村在内的一方局势的能力。因此,碧村也就很难长期独立于石峁之外,在与石峁并存的更多时段里,只能依附于石峁而存在于世,这也就解释了其与石峁兴废步调一致的现象了。……
  221. 杨瑞琛、邸楠、贾鑫、尹达、高升、邵晶、孙周勇、胡松梅、赵志军《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遗址的主体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时代早期,出土遗存又可分为三段:A段(绝对年代约为2300~2100 BC)、B段(绝对年代约为2100~1900 BC)、C段(绝对年代约为1900~1800 BC)。整个遗址展现出“集手工业生产、祭祀、防御、人口控制于一体的地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的特点,是距今4300~3800年榆林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区域中心。……
    ……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的人群分别从关中地区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向北方前进,并在北方地区发生融合,形成了具有二者特色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期,北方地区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此时,自然环境较温暖湿润,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推动了北方旱作农业的发展,促使地区人口呈持续增长;至仰韶中期,聚落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达到峰值,为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问题,仰韶人民带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向四周扩张。8.0~4.0 ka B.P.,暖湿的气候条件使仰韶文化能够“北上”,到达榆林地区和更远的内蒙古地区。当最初的仰韶先民为生计来到黄土高原边缘的农牧交错地带后,通过开垦黄土继续发展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杨界沙、大古界、五庄果墚遗址“农业为主(发展家畜饲养)、狩猎为辅”的生业模式即是最好的体现;至龙山时代,由于人口激增、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农牧交错带的环境变得十分不稳定,可利用耕地受到限制。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先民利用周边草原环境饲养牛、羊,以完善生业模式,应对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如木柱柱梁、寨峁梁、火石梁等遗址,其生业模式均表现为农业为主,畜牧业、采集狩猎为补充。……
  222. 刘洋、王俊、王冰言、孙泽娟、陈胤龙、陈雪香《北方地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石城遗址的生业经济--以林遮峪遗址植物考古研究为例》……林遮峪遗址位于山西北部、南流黄河的东岸,紧邻黄河,面积40多万平方米,2009年发掘545平方米,遗迹单位多为灰坑和墓葬。林遮峪石城始建于龙山时期,夏商时期基本上已经失去防御功能。……总体来看,从龙山至夏商时期的农作物结构基本相同,农作物占总体数量的比重有所增加,同时杂草种类从24种减少至9种,体现了先民农业生产精细化程度的提高。……同位素研究结果显示,陕北地区的食物结构非常相似,且以粟黍和粟黍产品饲养的家畜为主食,粟作农业占主体地位,家畜饲养作为补充,有助于形成集体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农业上先民选择了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农业结构从龙山到夏商基本稳定,遗址上进行的作物加工以后期阶段为主。同时,先民也利用了其他功能性植物作为牧草、绿肥、纤维原料、油和食物补充等,体现了先民的自主选择和适应能力。同时,我们对晋陕蒙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石城遗址的植物考古数据进行总结,发现石城遗址均为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兼有畜牧业作为补充,食物结构相似,也可能以狩猎采集作为辅助。从生业上看,石城遗址的经济具有活力,社会相对稳定。……
  223. 223.0 223.1 223.2 曹艳朋《陶寺文化研究》陶寺文化是指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陶寺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的临汾盆地,汾水下游和浍河流域是其分布的中心区域。陶寺文化早期主要继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也融合了其它文化的一些因素。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600年的时间。按照其文化面貌可以分为三期五段,早、中、晚三期大约各持续了200年。陶寺文化早、中期文化面貌比较一致,晚期可以分为两个地方类型,即南部的陶寺类型和北部的侯村类型。随着夏人的逐渐兴起并向北进行军事扩张,陶寺文化逐渐被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取代,最终消失。……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中游腹心地带,其西、南两面有黄河环绕,周围山脉延绵,东部为王屋山和太行山余脉,南部中条山横贯东西,西为火焰山和吕梁山,北部以太岳山为界,其间为断层陷落盆地,统称晋南盆地。由于峨嵋岭横贯东西,整个盆地又分为南、北两个小盆地,即北部的临汾盆地和南部的运城盆地。临汾盆地略呈南北带状分布,境内黄土覆盖,汾河自北至南纵贯其间,汾河支流浍河自东向西横贯盆地的南部。运城盆地主要是涑水河流域,南部有盐池及伍姓湖等古代内陆湖泊。……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元2500年~前1900年,早、中、晚三期的时间分界大致为公元前2300年和公元前2100年,每期各延续了200年左右的时间。……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方向北偏西45°,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组成。城址南北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遗物以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可知,陶寺城址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扩建于中期,毁于晚期。……陶寺文化早期一级聚落3处,二级聚落18处,三级聚落51处,此时期还没出现特级聚落……整体而言,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大致以塔儿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我们称之两个不同的区聚落。其中,塔儿山以北的区聚落由陶寺组聚落、郭村组聚落和西村组聚落共同构成,后两者显示出以前者为中心的向心性。在此区聚落中,陶寺遗址以其较大的面积和居中的地理位置成为塔儿山北区聚落的中心,我们不妨称之为陶寺区聚落。塔儿山以南的区聚落由北董组、枣园-南橄组聚落和开化组聚落共同构成,前两者表现出以后者为中心的向心性。此外,在整个区聚落中,开化遗址又以其首屈一指的面积和居中的位置成为塔儿山南部区聚落的中心,我们称之为开化区聚落。……陶寺文化中期时,新出现了1处规模巨大的特级聚落,此外,此时期还有一级聚落3个,二级聚落17个,三级聚落34个。它们同陶寺文化早期一样,大致也可以分为两个区聚落……在陶寺文化中期,陶寺遗址的规模空前扩大,陶寺遗址中期聚落的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显然成为此时期整个陶寺文化群聚落的中心。晚期时遗址的数量显著增多,达到174个,大概是早期和中期的两倍,共有特级聚落2处,一级聚落6处,二级聚落39处,三级聚落127处。分布范围也显著扩大,这主要表现在陶寺文化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展上。向东己经达到沁水流域,向西则也翻过了吕梁山到达黄河东岸,虽然东、西部遗址的规模较小,数量也相对较少,但是其散点式的分布足以说明,陶寺文化晚期这两个地区确实已经被纳入到陶寺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从不同时期各级聚落的变化来看,早期时没有特级聚落,说明此时阶级的分化不是十分严重,塔儿山南北山麓遗址数量基本相当,并且各有1个一级聚落作为区聚落的中心,两者的地位基本相当,看不出主次地位的分别。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在早期时,陶寺文化还没有形成具有整体号召力的聚落。中期时出现了1个特级聚落,陶寺遗址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在同时期的聚落中规模遥遥领先。此外,塔儿山南麓区聚落中心逐渐模糊,不再具有像早期时开化遗址那样具有核心凝聚力的聚落,整个塔儿山南麓4个组聚落级别大致相当,这也凸显了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中期整个群聚落中的绝对地位,说明此时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上层的统治较早期时显著加强。晚期时,组聚落内位于较高等级的二级聚落的数量增加,1个组聚落内往往出现不止1个二级聚落,显示出此时期组聚落之内统治力量的加强,并且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竞争。此外,晚期时陶寺遗址城墙被毁、宫殿废弃、墓葬被扰动等一系列客观现实说明陶寺遗址经历了巨大的衰变,并且晚期时陶寺遗址的面积也很有可能有所缩小,虽然仍然在塔儿山北麓区聚落中居于核心抛位,但是更多的可能只是前期影响力的延续。与此同时,塔儿山南麓的方城-南石遗址则在陶寺遗址衰落的同时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面积300万平方米的特大遗址。这一衰一盛的变化似乎无声的宣布了陶寺文化晚期重心的微妙变化,即由陶寺遗址向南转移至方城-南石遗址。后者取代了陶寺遗址在整个陶寺文化中的领导地位。……关于陶寺文化的主要来源,目前学术界的认识相对比较统一,即基本上都认为陶寺文化主体因素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关系密切,且多数认为陶寺文化直接来源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早期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直接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是继陶寺文化之后分布于晋西南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绝对年代的上限大约为公元前1900年,与陶寺文化相接,它的兴起或许与陶寺文化的消失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陶寺文化衰落和东下冯类型兴起的年代大致同夏王朝北上武力扩张的年代相符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陶寺文化晚期是迫于夏王朝北上武力征伐而消失,这种武力征服或许可以解释强大的陶寺文化突然急剧衰落乃至消失的原因。……我国历史初期陶唐氏或唐尧、有虞氏或虞舜、夏后氏或鲧禹的名称属性或性质,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多时候代表的是氏族或部落的概念。这点在民族学的资料中,是有充分根据的。例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叙述易洛魁部落联盟首领的名号时就曾清楚的指出,首任首领所承受之名号,此后就成为各个继承者沿袭用的名号。由此可知,中国古代记载的唐尧、虞舜,都当是氏族部落名。……另外,陶寺遗址H3403扁壶背后的两个“文字”当是“文尧”,是“文尧”的后人为追颂唐尧的伟业而做的史诗歌唱脚本,其本身在陶寺遗址的发现,说明陶寺遗址在早中期很可能就是唐尧的都城。……我们姑且不管禅让存在与否,陶寺遗址一系列的暴力反应至少可以征明,即使禅让真的存在,其间也必定充斥着暴力,唐尧的后继者与唐尧之间的禅让很有可能是在武力的挟持下完成的。……陶寺文化的早晚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陶鬲的大量盛行以及器类的极大丰富,后期的文化因素并不是陶寺文化早期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差异性己有学者指出,“晚期(陶寺)遗址中出现的绳纹单把鬲、侈口高领双鋬鬲、夹砂陶单把罐、泥质陶高领鼓腹单把罐、篮纹小口折肩罐、折腹盆、高圈足豆、单把或双把小陶杯等类器物,与陕县三里桥和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出土物十分相似。”……我们认为陶寺文化的陶鬲来自与其相邻的三里桥文化。三里桥龙山文化类型的相对年代和所处地区的人们共同体应为虞舜部族所创造的文化,三里桥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陶寺文化的早期晚段至晚期晚段略早。尧、舜两个部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三里桥文化和陶寺文化从文化因素上看,有众多的交流。……三里桥文化也因为北迁,使得原来主要分布范围内的文化逐渐衰落,这当是文化发展中心的转移所致。……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早、中、晚三期各自延续了大约200年。陶寺文化早、中期时,分布面积相对较小,地域以较集中,中心遗址对周边聚落的直接控制力较强,文化凝聚力明显,因而文化面貌比较统一。至陶寺文化晚期,随着陶寺文化与晋中地区文化交流的加强,地处这一文化交流前沿地带的洪洞地区出现了以侯村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侯村类型,与临汾盆地南部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陶寺类型南北呼应。……在经历了600年的发展壮大之后,由于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夏人北上扩张并控制了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在武力征讨的过程中迅速衰亡。……
  224. 224.0 224.1 《左传·昭公四年》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郑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君其选焉。”王曰:“吾用齐桓。”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子产善相小国。王使椒举侍于后以规过,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宋大子佐后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见,椒举请辞焉,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无乃不济乎?”王弗听。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谏,不过十年。”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
  225. 方燕明、刘绪《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
  226. 乔凤岐《禹都阳城地望再论》……在古代汉语中,“禹居阳城”与“禹都阳城”所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都”与“居”在涉及帝王都城问题方面词义是相通的,即古人常说的“帝王之所居曰都”。秦汉以来,禹都阳城地望说法较多,虽然诸家之说都有相应的资料依据,但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述和考古资料的佐证,禹都阳城之地望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的可能性较大
  227. 马世之《登封王城岗城址与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出土器物中,陶器的数量最多,以龙山文化二期为例,砂质灰黑陶为主,泥质灰黑陶次之,砂质棕陶与黑陶很少。器表纹饰主要是篮纹和方格纹。器形有鼎、罐、甑、鬶、斝、盉、盘、杯、觚、壶、豆、碗、钵、盆、瓮、缸、澄滤器、筒形器与器盖等,不见甗和鬲。从出土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和器形来看,具有嵩山地区颍河流域的地方特征,过去曾有人把这一地域的文化称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最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它从“王湾类型”中分出来,定名为“煤山类型”。……
  228. 贾俊侠《“钧台”、“黄台之丘”地望与启都阳翟关系考》
  229. 赵浩莹《河南禹州瓦店遗址聚落形态初探》……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乡瓦店村,由西北与东南两处台地组成。经钻探,西北台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东南台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在遗址内发现有壕沟、大型夯土基址、房址、墓葬等。……根据碳十四数据分析,瓦店遗址第一期的绝对年代在BC2255—BC2160之间,第三期的绝对年代在BC2105—BC1755之间,故瓦店遗址的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9世纪之间,基本上涵盖了早期夏文化的年代。……在颍水上游两岸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共有17处,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仅瓦店遗址1处,经钻探调查,面积约110万平方米。该聚落的面积与其余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内的聚落相比,其等级相差巨大,理应为该区域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的中心所在。……
  230. 李玉山、郁宏亮、刘群、陈桂香、游惠琴、沈春荣、蔡晓红、郭木森、马俊才、蔡全法、牛花敏、陈伟芳、蔡强《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古城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与新郑市交界处,在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组周围。遗址规模宏大,城墙高大,气势雄伟。城内地面高于溱水河床10米,高于周围地面2米~5米。……城内新石器.时代遗址过270万平方米。…………夯土建筑基址F1当为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中的宫殿建筑。…………通过数年的发堀,对该遗址文化遗存的编年有一定认识,城址内外包含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战国文化和汉代等各时期的文化遗存。但以龙山文化早期、晚期遗存为主,龙山文化晚期是其重要发展阶段。其考古学文化性质,当为王湾三期文化。……
  231. 231.0 231.1 231.2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右扶风……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
    九江郡……当涂,侯国。莽曰山聚。应劭曰:“禹所娶涂山侯国也。有禹虚。”
    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户四万一千六百五十,口十万九千。莽曰颍川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 阳翟 也。”师古曰:“ 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
  232. 宁镇疆《基于禹与涂山关联的淮夷与夏的关系研究》
  233.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左传·鲁襄公十二年》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
    《左传·鲁昭公三十年》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锺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王弗听,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锺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左传·鲁哀公七年》夏,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为无能为也。
    《左传·鲁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絻,放绖而拜。
    《左传·鲁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将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后于鲁矣。将以二乘与六人从,迟速唯命。”遂囚以还,及户牖,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大宰嚭言于王曰:“无损于鲁,而祗为名,不如归之。”乃归景伯。
    《左传·鲁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𬩽,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巳,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234. 234.0 234.1 234.2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索隐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雁门原平县也。”正义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崞县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说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怀州济原县西北二里。左传云襄王以原赐晋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赵衰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内邑也。”。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语在晋事中。…………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闲,闲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见子晣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
    (赵肃侯)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
  235. 235.0 235.1 杨贵金、齐文举《关于原城的新发现及研究》……我们推断,庙街遗址中主要的龙山晚期文化堆积是夏代早期的原邑,帝少康、帝杼居“原”的国都应在西关汽车站一带。所以,我们把帝少康、帝杼居“原”的都城定为西关汽车站——庙街遗址。……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从孟津渡口越过黄河向北发展的第一站,在这里与沁河东岸的先商部族毗邻交错存在,并择优吸收其文化内涵,逐步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点的文化类型。并不间断向北发展,通过济源西北的轵关陉达垣曲一带,最后前进到晋南地区,形成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236. 张国硕《夏都老丘考略》……从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综合分析,老丘的具体位置不应在今商丘地区,而应当位于今开封地区的开封县境内。对开封县陈留镇以北约20公里的国都里、虎丘岗遗址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后者为老丘故地的可能性比前者更大一些。今后应对条件较好的虎丘岗遗址重点开展考古勘和发掘工作。在都城关系上,二里头夏都斟寻与夏都老丘并非一都制前提下的前废后兴关系,二者有一定的并存期,其中前者应为夏代中晚期的主都,而老丘则为夏王朝一段时期内的辅都。便于统治和东方地区军事战争的需要是设立老丘辅都的主要原因。
  237. 曹金萍《探寻夏都“老丘”地望》
  238. 238.0 238.1 《水经注卷八·济水》……菏水东迳重乡城南,《左传》所谓臧文仲宿于重馆者也。……菏水又东与钜野黄水合,菏济别名也。黄水上承钜泽诸陂。泽有濛淀、肓陂。黄湖水东流,谓之黄水。……黄水又东南迳任城郡之亢父县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国也。……
    《水经注卷二十六·巨洋水》……《郡国志》曰:平寿有斟城,有寒亭。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后,改曰卫斟。寻在河南,非平寿也。”又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序》曰:“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徯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为近洛也。余考瓒所据,今河南有寻地,卫国有观土。《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皇甫谧曰:“卫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即汲冢书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寻,明斟寻非一居矣。穷后既仗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逄蒙弑羿,即其居以生浇,因其室而有豷。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绛曰:“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是以伍员言于吴子曰:“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是也。有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今鬲县也。收斟灌、斟寻二国之余烬,杀寒浞而立少康,灭之,有穷遂亡也。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业而表其邑。纵遗文沿褫,亭郭有传,未可以彼有灌目。谓专此为非,舍此寻名,而专彼为是。以土推传,应氏之据亦可按矣。……
  239. 239.0 239.1 239.2 239.3 探秘华夏之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2021-07-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16) 
  240. 二里头夏都遗址借数字科技重现“最早的中国”, [2024-05-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17) 
  241. 241.0 241.1 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由于在泗水尹家城和安丘堌堆等遗址发现了岳石文化下压龙山文化、又被二里冈上层早商文化所叠压的层位关系,山东西部地区岳石文化的相对年代是比较清楚的。在胶东地区,继岳石文化之后出现的是珍珠门文化,这己被烟台芝水遗址的发掘所证实。其年代据推测“应比晚商为早,可能早到商代早期”。至于在鲁东南和苏北一带,因沭阳万北遗址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伴出具有殷墟早期特征的陶鬲和陶簋等,其岳石文化的下限应晚至殷墟早期。……总之,现阶段所认识的岳石文化,相对于中原地区夏商系统文化而言,其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殷墟早期。二里头一至四期的年代,目前大家普遍倾向于在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之间。二里冈上层的年代,至晚不会晚于公元前1400年。因此,根据交叉断代,可将岳石文化的绝对年代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450年之间。……
  242.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1983年10月,碳十四测年专家仇士华、蔡莲珍等……经过分析估计推论出: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断代工程数据给出了二里头文化第一到四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880~前1520年。……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580~前1480年,二里冈下层第二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85~前1415年。二里冈上层第一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29~前1392年,二里冈上层第二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400~前1210年。…………2000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简本》基本完成后,课题组去河南采样,又去增加了具有直接地层叠压关系的系列样品,通过对其高精度测年并进行数据的曲线拟合,得到二里冈下层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将新砦遗址测得的年代数据与二里头遗址测得的年代数据共同拟合(其中也包括二里头文化第五期,考古学上认为是二里冈期。该数据为断代工程进行时测得,《简本》上二里头的拟合结果中也应用了这些数据,但《简本》数据表中未将此数据列出)……
    表一一 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结果
    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05年,二里头第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
  243. ​曹大志《干栏式粮仓二题》……二里头遗址的圆仓直径7~8.5米,与其接近的是东下冯的圆仓(8.5~9.5米)、灵石旌介的圆窖(7.8米)、洛阳战国粮窖(10米),此外隋唐的含嘉仓只略大一些(10~16米),这些都是官方粮仓。粮仓规模既反映建造的用材尺度,也说明粮食的储量,因此二里头圆仓的性质很值得关注。官方粮仓一般单独成片,距离居住区较远,二里头的圆仓位于遗址北部,似乎也符合官仓的特点。……
  244. 刘文强《史前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起源和发展》
  245. 朱宏《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
  246. 文明的坐标丨“华夏第一龙”绿松石龙形器
  247. 先怡衡、梁云、樊静怡、李延祥、于春、包伟柯、段朝玮、温睿《洛南河口遗址出产绿松石产地特征研究》……二里头出土废料样本的铅、锶同位素比值与洛南河口辣子崖绿松石铅、锶同位素数据较为一致,反映出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原料与洛南河口辣子崖绿松石古矿可能有较大的关联性。与此同时,前期的考古研究成果也显示,洛南河口辣子崖绿松石古矿遗址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和年代都与二里头文化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因此从多个角度反映出该绿松石矿业遗址与二里头的密切关系,洛南河口古代绿松石采矿遗址应是二里头绿松石的原料产地之一。……
  248.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根据主要遗存的存、废情况的变化,将四期晚段分为四个小阶段,认为在第1阶段,二里头都城仍在正常使用;第2阶段,二里头都城原有的主体要素受到破坏而废弃,特别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进入二里头都城核心区,造成包括1号基址在内的重要遗迹被破坏而废弃;第3阶段,新建了6号基址、10号基址、围垣作坊区3号墙,铸铜作坊仍然使用,仍有高规格墓葬和青铜器,但性质已变;第4阶段,上述第3阶段遗迹全部废毁。……二里头遗址的主体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遗址。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学术界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每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联系到偃师商城最早铸铜作坊的使用年代仅为偃师商城一期文化晚段,郑州商城最早的南关外铸铜作坊仅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的事实,推测与二里岗文化的上层统治者尚未掌握高端的铸铜技术、也来不及立即建造自己的铸铜作坊并投入使用,需要继续使用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有关,此后在偃师商城东北隅和郑州商城南关外建成自己的铸铜作坊,并能够铸造青铜器,更便于统治阶段使用,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二里头彻底衰落沦为一般聚落。藏礼之器被统治者视作国之命脉,被认为是治理天下合理性的象征,作为礼器突出代表的青铜器,也被视作统治基础的象征。与之相似,西周灭掉商朝,替代商政权之后,也是首先利用殷墟铸铜设备、人员、和生产技术,来生产象征着统治基础的青铜器,以解决燃眉之急。殷商政权在被西周灭亡之后,殷墟遗址并未马上废弃,而是延续至西周初年,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249. 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一、二里头都邑聚落构成的新材料
    ……宫殿区内的1号巨型坑紧邻东北角。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 2200平方米,深度一般为4~4.6米,最深达6.7米。1号巨型坑内存在从第一期晚段到四期晚段的连续堆积。第二期遗存是坑内的主要堆积,发现有陶片铺垫的活动面和道路、多处祭品为猪的祭祀遗迹、制作考究的房址及灶、坚硬路土面等遗迹。用于祭祀的幼猪完整骨骸均面朝左、背向右侧身放置,年龄均为半岁左右。第四期局部有密集铺垫陶片的路面2010ⅤL1。1号巨型坑外围近旁铺垫料僵石块,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祭祀遗迹相似,均位于宫殿区北侧的专门场所,祭品主要是猪。1号巨型坑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内一处专门用于祭祀的场所。…………
    二、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的新认识
    …………近年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存在方正、规整的“井”字形道路网络和宫城城墙。“井”字形道路网络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其中心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集中的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的南、北侧,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可见,二里头都邑规划缜密、布局严整。……新发现的1号巨型坑,为二里头都邑首次发现延续使用多期的巨型坑类遗迹,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内涵的空白。综合钻探和发掘资料,我们认为1号巨型坑是为修建大型夯土工程而取土形成,之后在坑内长期用猪进行祭祀,同时也居住、踩踏行走等活动,还用陶片铺垫了道路。…………5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将“多进院落”建筑模式的源头上溯到3700年前。其与3号基址这种外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内涵,以及宫殿区外围无围墙的都邑整体布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上述几点布局特征,均未传承到二里头文化三、四期。……
    三、对二里头都邑聚落布局历时性变化的新认识
    ……“井”字形道路网络围合的中心区域形成宫殿区,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二期早段至少已建成3号、5号两座多进院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中间有道路和排水沟相隔。3号基址多被2号基址叠压,至少由三进院落组成,其西侧有经统一规划、在同一建筑轴线上的西庑。5号基址的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有四进院落。3号、5号基址院内活动面中均发现多排、多座贵族墓葬,出土有铜铃、玉器、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珠、漆器等高规格器物。……在二期、三期之交,在宫殿区外侧的“井”字形道路靠近内侧的路基之上,修建宫城城墙,对宫殿区进行封闭、围护,内外两侧道路继续通行。……四期晚段第2阶段,二里头都邑的道路网络、宫城城墙、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等政治性、礼仪性大型工程均出现数量不等的破坏性灰坑,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现象;特别是来自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的文化因素突然成组出现于二里头都邑,且破坏了1号夯土建筑基址等政治性、礼仪性大型建筑。在宫南路东段修建了10号夯土建筑,破坏了二里头都邑原有布局框架。这些都是对二里头都邑原有的主体要素、布局框架、统治秩序的沉重破坏。二里头遗址原宫殿区范围内2 号基址以北虽新建了6号夯土建筑,但整体规模大大减小。在作坊区北部原5号墙南侧增修了3号墙。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都继续发挥作用,可能铸造出了铜鼎和铜斝(可能还有铜觚,均出自于1987VM1)。以上情况表明,二里头遗址仍是规格较高的聚落,是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重要城邑,但其主体使用者应属二里岗文化系统的人群。……
    四、结论
    ……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时进入全面兴盛阶段,在中心区规划形成“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和“九宫格”式布局。二期时都邑的总体布局是开放性的。整体布局上,除了二期最晚时段在作坊区东北部及以西区域修筑了质量不好的墙垣之外,中心区其他大部分区域只有道路网络象征性地分区、隔离,多未修建墙垣严格区分,特别是宫殿区外围也无墙垣围护。宫殿区内以3号、5号基址为代表的夯土建筑的总体布局,也为多进院落、外无围墙的开放式布局,甚至在夯土建筑使用时期在院内埋葬多座贵族墓葬,这一方面显示了夯土建筑的特殊功能,也显示了其开放性的特点。在宫殿区内的大型夯土建筑院落内埋葬贵族的情况,目前仅见于第二期的3号、5号夯土基址。三期时,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发生较大变化,整体上由开放转向封闭。二期、三期之交,宫殿区外围全面建成夯土墙垣,将宫殿区封闭围护,与其他区域明确分隔,突显宫殿区的核心地位。二期的多进院落、开放式夯土建筑(3号、5号基址)废置不用,改为修建墙垣围护四周、主殿居于其中、中轴对称的封闭四合院式夯土建筑群,甚至在第二期的3号夯土基址上面重新修建了2号夯土建筑。同时,也不在夯土建筑院内埋设贵族墓葬及一般墓葬。……四期晚段第2阶段,二里头都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井”字形道路网络、宫城城墙、1号和2号夯土建筑群等都邑主体要素大多遭到破坏,且未新建同等规模、同一文化属性的都邑主体要素,在二里头文化其他区域也未修建同一文化性质的都邑。来自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因素突然成组出现于二里头都邑,且破坏了1号夯土建筑等政治、礼仪性设施。新建的6号夯土建筑主殿外无围墙的布局,与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的主殿位于围墙内的四合院式布局和单体长条形台基的布局均不相同,却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多数夯土建筑、洹北商城宫殿区的夯土建筑在主殿外无围墙的布局相同;10号夯土建筑破坏了“‘井’字形九宫格”式都邑格局,暗示6号、10号夯土建筑的修建、使用者或为二里岗-洹北商城文化系统、二里岗政权的统治者。与此同时,郑州荥阳大师姑、东赵,新郑望京楼等二里头文化城邑均遭到破坏而废弃,偃师商城兴起于二里头都邑东北6公里,郑州商城持续兴盛。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尚未建成,二里头都邑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生产作坊仍在使用。这些很可能是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所代表的政权毁灭并取代了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政权,是文献所载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反映。 ……我们认为,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上述二里头都邑无大型墓地、同一家族或集团居住、埋葬在同一个区域,不同家族或集团居住和埋葬在不同区域的情况,与陶寺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依然存在大型公共墓地、居址和墓葬区分开的情况迥然有异,而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早期王朝都邑的居住、墓葬制度、社会结构更为接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开创划时代变化的情况。……
  250. 黄磊《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再思》
  251. 李宏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年代下限的探讨》……本文的分组立足于文化变迁的视角,侧重对器类损益的考察,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陶器群重新分为三组,A组属于二里头文化陶器群中基本未被二里冈文化陶器群接纳的器物,包括盘口圜底深腹罐、圆腹罐、扁足鼎、厚胎粗绳纹鬲、箍状堆纹缸等;B组属于二里冈文化沿用的二里头文化传统器物,又可细分为两亚组,Ba组属于酒礼器,包括爵、盉、觚等,Bb组属于盛储器,包括大口尊、深腹盆(甑)、刻槽盆、捏口罐、高领罐、高领尊等;C组属于商系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包括薄胎细绳纹鬲、橄榄形深腹罐、薄胎红陶篦纹罐、甗等。本文划分的A组器物多属二里头文化的固有炊煮器,在二里冈文化中基本被C组器物及其后续型式所取代,B组器物在文化变迁后仍然基本得以沿用。……各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不尽相同,豫东杞县最早,郑州商城稍晚,二里头遗址最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陶器群的面貌至二里冈下层时期均已呈现二里冈文化典型特征,但二里头遗址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仍然保持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特征。……漳河型先商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向西的推进过程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从而造成豫东杞县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略早于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近在咫尺,但两处遗址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时期的陶器群面貌却存在巨大差异。偃师商城第一期第1段遗存属于“将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一种新文化”,而二里头遗址同时期的陶器群依然呈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特征。……二里冈文化陶器有标准化生产的特征,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垣曲商城等地出土的二里冈文化陶器非常相似,应是商王朝在广域范围内对陶器生产进行干预的结果。相比之下,由于二里头遗址曾为夏王朝都邑,商王朝在二里冈下层时期对二里头遗址的统治策略明显特殊。《史记·殷本纪》记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即是重要表现之一。二里头遗址的陶器群得以长期延续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特征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居民在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时期仍然沿袭着原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制陶业似乎并未受到商王朝的干预,暗示商王朝为安抚二里头遗址的居民有可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处置方式。类似的文化现象亦见于商王朝覆亡之后的安阳地区,原因也是“采取了容许至少是放任自流的政策”。……
  252. 芦金峰、于新《从二里头文化看夏代晚期箭镞的形制及演变》……本文以1999~2006年间二里头遗址的箭镞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夏文化晚期中的103件箭镞作一梳理。选择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依据是,此阶段发掘报告中,在地层、分期等方面清晰,便于分类、分型研究。根据箭镞材质不同,这一时期的箭镞又可分为6种:即石质镞(8件)、蚌质镞(13件,其中2件形制不明)、角质镞(12件)、骨质镞(65件,其中1件形制不明)、青铜质镞(4件,其中1件形制不明)、牙质镞(1件)。……依据箭镞的不同材质,可将这一时期二里头出土的箭镞分为6种,即石镞、蚌镞、角镞、骨镞、牙镞和铜镞。其中牙镞只有一例,缺乏统计学上的意义,不作单独考虑。……从二里头箭镞的分期和数量分布情况上来看,二里头二期早段到四期早段,波动不太明显,相对比较平稳,各期在箭镞总量上差异也不太明显,甚至在三期早段没有发现箭镞。但从四期早段开始,一直到四期晚段,可以明显的看出,箭镞的数量出现了一个陡然上升的趋势,在数量上显示,第四期的总量且远远超出了前期的总和,暗示此一时期人们在使用弓箭的活动上明显增加。四期晚段也正好处于夏商交替之际。……从五种材质箭镞的数量上来讲,四期晚段最为流行的箭镞是骨镞。一是说明当时利用骨质材料生产箭镞已经十分普遍;二是说明青铜材质的箭镞还没有成为当时箭镞的主流。骨镞的使用持续时间很长,到殷商时期骨镞仍然是射箭活动的主要来源,在殷墟遗址考古中,共发现骨镞约20400件,大部分出土于大墓中,数量上远远大于青铜镞,说明从夏代晚期直到商代晚期近一千年的长河中,骨镞一直是箭镞中的主要代表。……从新砦遗址出土箭镞的形制上看,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箭镞形制十分相近,两者在类型学上存在紧密的关联。……二里头夏文化晚期的镞明显是在继承新砦时期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类型上看,两者前后传承的特点十分明显。……
  253. 《说文解字·卷十·后部》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凡后之属皆从后。
  254. 扬雄《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敦、丰、厖、幠、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闲曰□或曰幠,宋鲁陈卫之闲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闲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闲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硕、沈、巨、濯、𬣙、敦、夏、于,大也,齐宋之闲曰巨曰硕,凡物盛多谓之寇,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伙,自关而西秦晋之闲凡人语而过谓之□或曰佥,东齐谓之剑或谓之弩,弩犹怒也,陈郑之闲曰敦、荆呉扬瓯之郊曰濯、中齐西楚之闲曰𬣙,自关而西秦晋之闲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郑之闲谓之假。郴,齐语也,于,通语也。……
  255. 陈若愚《扬雄《方言》全称语意辨》
  256. 《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庶子不祭祢者,明其宗也。
  257. 《朱子语类·杂类》古者姓、氏,大概姓只是女子之别,故字从“女”。男则从氏,如“季孙氏”之类,春秋可见。后世赐姓,殊无义理。氏,如孟孙叔孙季孙是也。姓则同姓,后世子孙或以氏为姓。今人皆称张氏李氏,谓从上下来,只是氏了。只有三代而上经赐姓者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类,是正姓。唐时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为婚姻。沈庄仲问:“姓、氏如何分别?”曰:“姓是大总脑处,氏是后来次第分别处。如鲁本姬姓,其后有孟氏季氏,同为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尝言:‘天子因生以赐姓,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窃恐‘谥’本‘氏’字,先儒随他错处解将去,义理不通。且如舜生于妫汭,武王遂赐陈胡公满为妫姓,即因生赐姓。如郑之国氏,本子国之后,驷氏本子驷之后。如此之类,所谓‘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姓与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孙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后有宋,宋又有华氏鱼氏孔氏之类。周自黄帝以来姓姬,其后鲁卫毛聃晋郑之属,各自以国为氏,而其国之子孙又皆以字为氏。如鲁国子展之后为展氏,展禽喜是也。如三家孟仲季为氏,或因所居为氏,如东门氏之类。
  258. 李桂民《禹的传说与夏兴于中原的再认识》
  259. 廖名春《大禹故里说文献考辩》
  260. 《景云碑》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已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近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帐,龟车留滞,家于梓幢,九族布列,裳絻相龙,名右冠盖。君其始仕,天资明括。典牧二城,朱紫有别。强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蒸民乃厉。州郡并表,当享符艾。大命颠覆,中年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退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深野旷泽,哀声悼切。追歌遗风,叹绩亿世。刻石纪号,永永不灭,呜呼哀哉,乌呼哀哉!赞曰:皇天炳壁,郢令名矣。作民父母,化洽平矣。百工维时,品流刑矣。善劝恶惧,物咸宁矣。三考绌敕,陟幽明矣。振华处实,畼遐声矣。重曰:皇灵禀气,卓有纯兮。惟汶降神,梃斯君兮。未升卿尹,中失年兮。流名后载,久而荣兮。勒铭金石,表积勋兮。冀勉来嗣,示后昆兮!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思令梓潼雍讳陟字伯宁,为景君刊斯铬兮
  261. 郑杰祥《甲骨卜辞中的“■示”即“禹示”新探》
  262. 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夏是周人对商之前朝的一个称呼,殷人灭夏三百年之后的武丁时代,仍然以为“西邑”能作祟害王,所以不时要燎祭,“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辞中已转化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灵……“夏”为何与“西”有关,刘桓认为夏朝后期政治中心西移,西部地区被称为夏。《左传》中郑国大夫子西名夏、夏征舒之祖少西,字子夏,是夏有西义。又认为“西邑”必在今山西境内夏墟或故夏墟一带。……“西邑”应该是一个商人对“夏”的称呼,夏亡三百年后的武丁时代,已不存在“西邑”这座城邑,因为在卜辞中不见商人对西邑的经营与往来。此外,“西邑”能被燎,应非真的遣人到夏墟祭祀,而是作为夏王朝亡灵的一个代称,在殷王朝的城邑内举行祭祀。……
  263. 263.0 263.1 263.2 263.3 《甲骨文合集》
    06585正
    贞勿呼妇妌伐龙方
    06476.22
    贞王惟龙方伐
    00093反.1
    贞王比沚□伐巴方
    06479正
    壬申卜争贞令妇好比沚□伐巴方受有祐
    18926
    己巳卜争贞比伐土方
    39886.1
    贞王勿□妇好伐土方
    6553
    贞:今春王比蒙侯虎伐髳方,受㞢(有)又(祐)。 贞:勿比侯。 6554
    贞:今春〔王〕比蒙侯虎伐髳方,受㞢(有)又(祐)。 贞:勿比蒙侯。
    6156正7
    贞:燎于西邑。
    7863
    贞:于西邑。
    7864正
    西邑□(害)。
    7865
    贞:㞢于西邑。……㞢于黄尹。
    14354.2
    贞:元示五牛,它示三牛
    22159
    庚辰卜:酒自上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牢?楀示一牛?
    《小子□卣器铭文》乙巳,子令小子□先以人于堇,子光商(赏)□贝二朋,子曰:“贝售(唯)蔑女(汝)□(历)。”□用乍(作)母辛彝,才(在)十月,月隹(惟)子曰:令□(望)人方□。□,母辛。
    《小臣艅犀尊铭文》丁巳,王省夔且,王易(赐)小臣艅(俞)夔贝,隹(唯)王来正(征)尸(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殷墟甲骨文字乙编》107(李林整理)
    甲子卜:……。□(祷)方多子。壬申卜,曰:“今五月方其□(犯)。”不。壬申卜:方于……
  264. 《尚书·夏书·胤征》
  265. 265.0 265.1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集解》贾逵曰:“过,国名也。”《索隐》过音戈。寒浞之子浇所封国也,猗姓国。晋地道记曰:“东莱掖县有过乡,北有过城,古过国也。”杀斟灌以伐斟寻《集解》斟灌,斟寻,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国,故曰杀夏后相也。《索隐》斟灌、斟寻夏同姓,贾氏据系本而知也。案:地理志北海寿光县,应劭曰“古斟灌亭是也”。平寿县,复云“古北㘰寻,禹后,今㘰城是也”。然“㘰”与“ 斟”同,灭夏后帝相《集解》服虔曰:“夏后相,启之孙。”,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集解》贾逵曰:“缗,有仍之姓也。”杜预曰:“娠,怀身也。”,逃于有仍《集解》贾逵曰:“有仍,国名,后缗之家。”《索隐》未知其国所在。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穀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犹甫吕、虢郭之类。案: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而生少康《集解》服虔曰:“后缗遗腹子。”。少康为有仍牧正《集解》王肃曰:“牧正,牧官之长也。”。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集解》贾逵曰:“有虞,帝舜之后。”杜预曰:“梁国虞县。”。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集解》贾逵曰:“纶,虞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集解》贾逵曰:“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集解》服虔曰:“因此基业,稍收取夏遗民余众,抚修夏之故官宪典。”,使人诱之《索隐》左传云:“使女艾谍浇,遂灭过、戈。”杜预曰:“谍,候也。”,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集解》服虔曰:“以鲧配天也。”,不失旧物《集解》贾逵曰:“物,职也。”杜预曰:“物,事也。”。今吴不如有过之彊,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266.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问孔子曰:“羿善多射,奡荡舟集解孔安国曰:“羿,有穷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杀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为夏后少康所杀。”俱不得其死然……”
  267. 秦超超、曹峻《试论夏商时期原始瓷的运输路线》
  268. KENJI OKAZAKI、HIROFUMI TAKAMUKU、YOSHINORI KAWAKUBO、MARK HUDSON、JIE CHEN《Cranial morphometric analysis of early wet-rice farm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Middle Neolithic skeletal remains unearthed from the Guangfulin (広富林) (c. 3900–2400 BCE) site in the Yangtze Delta. ”…………“The results of the Mahalanobis generalized statistic showed that Guangfulin was close to the Neolithic, to early Dynastic assemblages of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the Central Plains, such as Xinghong/Zhouzhuang, Yinxu, and Baoji, and to the northern Kyushu/Yamaguchi Yayoi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n contrast, Guangfulin was distant from the Neolithic assemblages of south China such as Hedang and Tanshishan, even though they are ge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located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anshishan culture as expressed in pottery and jade ornaments is influenced by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results of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impact of this population diffusion gradually increased in later periods, and most Eastern Zhou Dynasty individuals of the Yangtze Delta were classified not into the Neolithic group of the same region but into that of northern China.”…………“In conclusion, the cranial morphometric analysi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by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wet-rice farmers in the Yangtze Delta contained significant numbers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migrants from the millet agricultural societies of northern China or else were people who had received genetic influences from those societies. The impact of the gene flow from northern China gradually increased over time a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morphometric differences seen in the Neolithic had disappeared by the Eastern Zhou–Han Dynasty.”…………
  269. 张科《盘龙城与荆南寺出土陶鬲比较研究》……上述差异表明南下至盘龙城遗址的商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度较高,南下至荆南寺遗址的商人则与当地土著居民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此外,盘龙城与荆南寺两遗址包括陶鬲在内的文化遗存又对长江中游地区其它遗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两遗址陶鬲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盘龙城陶鬲波及庙台子遗址所在的江汉平原东部地区、荆南寺遗址所在的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意生寺遗址所在的鄂东南地区、铜鼓山遗址所在的洞庭湖区和吴城遗址所在的赣江中下游地区(图七),而荆南寺陶鬲则局限于皂市遗址所在的澧水上游地区和长府沱遗址所在的峡江东部边缘地区(图八)。在意生寺和铜鼓山遗址的炊器系统中,陶鬲均以绝对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且以类似于盘龙城者居多。与之相应的是,意生寺遗址中商文化因素所占比重高达60%,铜鼓山遗址商文化因素占绝对优势,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盘龙城人群曾迁徙至意生寺遗址,铜鼓山遗址是盘龙城商人扮演主要角色的聚落点。……本文对盘龙城和荆南寺两处遗址出土陶鬲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两遗址出土陶鬲的细致比较及分析两者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陶鬲的关系,本文认为南下至盘龙城与荆南寺两遗址的商人在来源和经营方式上可能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其中,南下至盘龙城遗址的商人来源虽无法确定,但有迹象表明其与辉卫型和二里冈类型有关,该批人群南下至此后虽亦受到早商文化(人群)的持续性影响,但对此种影响的接受程度不高,而与当地土著居民处于高度融合的状态,且对鄂东南和洞庭湖地区采取了“据点式”占据的统治方式;而南下至荆南寺遗址的商人则很可能即二里冈类型人群的一支,该批人群南下至此后与商文化中心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与当地土著居民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或许正因上述差异,早商四段以后,汉江以东、以西的商文化在退潮程度上亦有所不同。江汉平原东部地区陶鬲不多,但仍居炊器系统之首,商文化器类所占比重亦较高,与之关系密切的洞庭湖区和鄂东南区陶鬲较多。而江汉平原西部地区陶鬲仅有零星发现,与之关系密切的澧水上游地区则几乎不见,体现了与商文化较强的“联动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商四段以后,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赣江中下游地区陶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数量多且以绝对优势位居炊器系统之首,吴城遗址的墓葬材料更是表明该遗址对陶鬲这一“外来之物”的接受程度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言仅局限于上层,而是普及于下层居民。……
  270. 黎海超、崔剑锋、盛伟《​湖南宁乡炭河里与望城高砂脊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及相关问题》……炭河里铜器墓主要分布在炭河里城址西北数百米的新屋组二级台地。据报告其中有7座西周时期墓葬,共出土铜器近百件,但多为残片。发掘者根据出土铜器和墓葬填土内的陶片将墓葬年代定为西周时期,多为学界认可。本文基本同意对墓葬年代的判断,但同时认为墓葬所出铜器来源复杂,其中有不少为商文化风格铜器,年代可能早至商末周初或商代晚期。因此墓葬本身的年代不等于出土铜器的年代。……我们将铜器风格和铸造特征均作为铜器分类的判断标准。炭河里出土铜器按照风格可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就铸造特征而言,则大体包括高质量铜器和低质量铜器两类。其中中原型和大部分混合型铜器均属高质量铜器,地方型铜器和少量混合型铜器质量较低。由此,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铜器构成了炭河里出土铜器的分类标准。……望城高砂脊遗址与炭河里遗址同处沩水流域,该遗址发现墓葬19座,其中铜器主要出土于AM1、AM5两座墓中。出土铜器主要包括鼎、尊等容器和削、刀、矛、戈等工具及兵器。向桃初对高砂脊与炭河里遗址出土的陶器、铜器和墓葬特征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结论较为可信。高砂脊出土铜器的风格和铸造水平与炭河里铜器基本一致,也可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总体而言,高砂脊铜器的分类与炭河里铜器大体相同。两地出土的中原型铜器均质量较高,地方型铜器普遍质量较差,混合型铜器则两者兼有。高砂脊和炭河里两遗址出土的铜器应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生产背景,可作为整体进行分析。……明确了商末、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特征,便可将炭河里、高砂脊铜器数据与中原地区铜器数据进行对比。既然炭河里与高砂脊铜器的文化背景相同,因此将两地铜器暂时统称为湖南铜器作为整体研究。对比研究中,依照前文对高砂脊、炭河里铜器的分类,将两地铜器整合为湖南地方型、湖南混合型和湖南中原型三类铜器。将湖南铜器与商末至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对比,发现两批数据有相当部分处于同一范围内,而另有一些湖南铜器数据在此范围之外。……结合铜器类型可进一步判断铜器的生产背景。将铜器类型与原料类型结合分析,发现中原型原料数据范围内大部分都为典型的中原型铜器,这部分铜器当是中原地区直接传入的。另外,湖南地方型铜器和少量混合型铜器也使用了中原型原料。这指向两种可能性,一是重熔中原铜器制作了这些地方风格的新铜器,二是中原型原料以某种方式直接流入湖南地区,考虑到当时的文化格局,我们认为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其次,非中原型原料的数据范围内分布有地方型铜器,以此种原料生产本地风格的铜器也容易理解。但部分中原型铜器和混合型铜器也使用这种原料制作,中原铸造技术与非中原型原料相结合,其中一种解释便是中原人群使用其他来源的原料在当地生产铜器。可能的混合型原料数据范围内也分布有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三类铜器,这与非中原型原料反映的现象本质上是相同的。……综合上述情况,我们针对炭河里、高砂脊的铜器生产提出一种可能性。既然中原型铜器既用中原型原料也用非中原型原料铸造,那么很可能是商人携带了中原生产的铜器来到湖南地区,其中大部分铜器继续沿用,但也有部分铜器被重熔用以铸造混合型和地方型铜器。另一方面,商人在湖南当地也使用非中原型等多种类型的原料生产中原型和部分混合型铜器。中原型和大部分混合型铜器铸造质量较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铸造质量较差的地方型铜器和少量混合型铜器。这些低质量的铜器或许由商人中的低水平工匠生产,但更可能是当地土著人群在商人影响下铸造的。就原料来源而言,低质量的地方型铜器和部分混合型铜器也使用了中原型、非中原型和混合型三种原料。因此虽然质量高低不同的铜器可能来自不同的生产作坊,但铜器所用原料的来源是相同的。根据上述分析,基本可以明确商人携带中原铜器来到湘江流域的事实。……
  271. 孙明《湖南沩水流域出土商周青铜礼器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沩水流域发现的商周青铜礼器26件……沩水流域发现的商周青铜礼器,器类包括鼎、甗、尊、卣、罍、瓿、觚等。……向桃初将包括沩水流域在内的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分为五类,并提出其中的A、B、C三类青铜最大可能是在商末周初周人灭商和开发江汉流域的背景下商遗民及江汉地区土著势力南逃进入湖南时带来的,包括沩水河床出土的大铜瓿在内的不带铭文的青铜礼器,是江汉地区铸造的。关于这三类青铜器的性质与来源,王恩田、向桃初等提出与商末周初殷遗民的南迁有关的观点基本可信,但对于铜器的来源,以及商人南迁发生的时间等问题,值得商榷。……沩水流域出土的商周青铜礼器,时代跨度较大,自殷墟一期至西周、春秋时期皆有,说明中原地区居民向湖南地区的迁徙可能不仅仅发生在商末周初,而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吴城遗址可能是早商国家为寻求资源而建立的据点……该遗址还发现有一些与甲骨文相似的文字符号,表明吴城文化的部分人群,尤其是早期的统治者和担任管理职务的识字工匠,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商人的南迁可能不是盲目的外逃,而是有计划的、目标明确的向南迁徙,而且南迁活动可能早在周公东征乃至武王克商之前己经发生。商代晚期殷墟贵族携带贵重礼器向外迁徙避难之事见诸文献,如《史记·殷本纪》载“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器奔周”。因此,湖南沩水流域出土的包括四羊方尊、人面方鼎以及大铜瓿在内的诸多国之重器,很可能是殷墟南迁遗族经过精心挑选携带至此的。
  272. 272.0 272.1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本文“南方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是指有与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相同或相近之遗迹和遗物,即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此,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可以为二里头文化或其地方类型,也可以是其他考古学文化但包含有二里头文化的某些因素;年代既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也可能晚于二里头文化。……
    Ⅰ区:豫陕鄂交界地区,指汉水中、上游交接地区。包括豫西南、鄂西北和陕东南地区,地处秦岭山脉东南、桐柏山以西、大洪山—荆山以北、武当山以东,以南阳盆地为中心。遗存地点有河南淅川下王岗,方城八里桥,邓州陈营,湖北丹江口熊家庄,郧县辽瓦店子,襄阳王树岗,枣阳墓子坡,陕西商州紫荆、东龙山等。从公布的材料来看,以淅川下王岗、方城八里桥、商州东龙山三处材料最丰富,襄阳王树岗、郧县辽瓦店子、商州紫荆三处材料虽已公布,但数量极少,邓州陈营、丹江口熊家庄、枣阳墓子坡三处材料未正式公布。…………上述遗存均以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主,也表现出一些地方特色,如除灰陶外,见部分黑陶、红陶和红胎黑皮陶,器类常见本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釜、高领罐等,带耳器物较多,这是关中及其西部地区的文化传统。笔者以为,本区二里头文化暂不宜划分太多地方类型,可以统属于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
    Ⅱ区:江汉平原地区。相关地点有湖北黄陂盘龙城、荆州荆南寺、钟祥乱葬岗、沙市李家台等。…………本区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主要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如盘龙城一期、荆南寺一期及乱葬岗、李家台主体遗存等与二里头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可归于二里头文化。有学者认为可定为二里头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笔者赞同,并建议称为“二里头文化盘龙城类型”。二是商时期遗存中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应是前一时期本地二里头文化传统的遗留,为盘龙城类型商文化的组成部分。…………
    Ⅸ区:江浙地区,包括苏南、上海和浙江地区。地点有江苏江宁点将台,丹徒团山,上海闵行马桥,青浦金山坟,金山查山、亭林,浙江象山县塔山,江山肩头弄等。宁镇地区的点将台、团山遗址所出二里头因素遗物有带按窝的侧装扁足鼎、三足盘、豆、觚等,分别属于点将台文化(或称“点将台下层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前期。太湖流域的马桥、金山坟、亭林及宁绍平原的塔山和浙西南的肩头弄遗址等地二里头因素遗物均属于马桥文化或其地方类型,器类有盉、觚、觯、三足盘、豆、盆等。发掘者将马桥文化分四段,其一、二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三、四段相当于商代前期,而二里头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考古学层面上说,二里头文化南传,终结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本地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模式,开启了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节奏而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二里头文化南传给业已衰落的南方地区文化强烈的外部刺激,促使南方各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复兴。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突然衰亡,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进入低潮,这为中原文化南下提供了条件。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或其孑遗(所谓“后石家河文化”)因二里头文化南下而彻底消失,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等地则受二里头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也因为二里头文化的西进形成了三星堆文化,江淮地区在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参与下形成了斗鸡台文化,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也是本地前期良渚文化遗留与二里头文化结合的产物。这些新的地域文化尽管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但主体面貌均有很大变化,而且外来文化所占分量较大甚至起主导作用。二里头文化可能并没有直接占领和控制长江和淮河以南地区,但其影响波及到上述地区,斗鸡台文化、马桥文化中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存在甚至已经不能仅仅解释为影响了,而是二里头文化直接参与的结果。夏商之际,二里头文化在与商的竞争中失败,其遗民必有一部分从中原南迁,加上已在南方的二里头文化先民在商人南下的压力下又被迫向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等地迁徙。社会生产力和政治发展水平均较先进的二里头基因的注入,促进南方各地域文化走向中兴。从历史学层面上说,二里头文化南传是南方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四土”“五服”系统的开始,也是南方地区纳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中国历史体系的开始。
  273. 张志鹏《太伯立国苏南考——兼论吴、夨、虞的关系》
  274. Fuzhong Xue, Yi Wang, Shuhua Xu, Feng Zhang, Bo Wen, Xuesen Wu, Ming Lu, Ranjan Deka, Ji Qian & Li Jin​《A spatial analysi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China reveals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ages》…………“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ternal structure, with a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genetic boundary extending approximately along the Huai River and Qin Mountains north to Yangtze River. On the paternal side, however,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revealed.”…………“When all Han and non-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for both mtDNA and Y-chromosome data, genetic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mountainous regions. We failed to obser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owever,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tart to emerge. Such divis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the maternal lineages, but much weaker with the paternal lineages.”…………“For maternal lineages, we show that (1) there is a distinct north–south geographic genetic cline, (2) there is 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3) there is an identifiable boundary divid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oundary dividing the south and north emerges only when non-Han populations are ex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analyzed, the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of China wher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ide, although largely not significant. ”…………“Unlike mtDNA,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observed on the paternal side, even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boundaries are observ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separating Han populations and their nearb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there is an absence of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paternal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ern Hans and Southern Hans.”……
  275. Mengge Wang、Didi Yuan、Xing Zou、Zheng Wang、Hui-Yuan Yeh、Jing Liu、Lan-Hai Wei、Chuan-Chao Wang、Bofeng Zhu、Chao Liu、Guanglin 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Signatures of Southwestern Hans Inferred From Patterns of Genome-Wide Allele, Haplotype, and Haplogroup Lineages》
    …………
    ……“Affinity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Eurasain1, Targeted Guizhou Hans; Eurasain2, Mbuti)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if some additional ancestries contributed to Guizhou Hans compared with other Eurasian comparative subjects. Compared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Guizhou Dong, Guizhou Hans harbor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Tibeto-Burman-speaking Tibetan (Chamdo, –5.274), as well a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middle Neolithic Wanggou people (–4.364), suggesting that more northern East Asian ancestry existed compared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Compared with Yellow River farmers (Haojiatai_LBIA), Guizhou Hans also possess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southern East Asia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related to Mlabri (–4.016) and others, which suggested that Guizhou Hans were formed with the gene pool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urces.”……
    Figure 4.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s for seven Guizhou populations.
    …………
    ……“Here, we used the reconstructed shared haplotype chunk length from ChromoCombin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admixture events. We used genetically similar groups as the proxy of the true admixture source and employed northern Shaanxi Hans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northern donors and Guizhou minorities as the southern source donors. We used GLOBETROTTER to analyze 573 individuals from 23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g evidence of admixture was observed in four targeted populations (p < 0.05). Anshun Hans were inferred as the one-date admixture results in the best-guess inference, which was mixed from 0.17 haplotypes from local Kaili Xijia people and other 0.83 from northern Hanzhong Hans occurred around 13 generations ago. A similar pattern of one-date admixture model was also obtained in others with similar best-guess ancestral sources, admixture dates, and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such as Qiannan Hans that were mixed with minor ancestry (0.2) from Xijia and major ancestry (0.8) from Hanzhong Hans at 15 generations ago.”……
    …………
    ……“Additionally,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Han Chinese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northern China was further evidenced via the f4-statistics and GLOBETROTTER-based admixture characterization, supporting much-shared gene ancestry between the southwestern Han Chinese and the present-day northern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e.g., Sino-Tibetan and northern Sinitic-speakers), which provided more autosomal genetic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common origin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peopl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northern China.”……
    ……“We explor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genetic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of Guizhou Hans, as well as illuminated the candidate loci targeted for positive natural selection. Our survey illuminated that the present-day Guizhou Hans mainly derived the major ancestry from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and also obtained additional admixture ancestry from an indigenous southern source related to Yangtze River rice agriculturalists.”……
  276. Guanglin He、Yunhe Zhang、Lan-Hai Wei、Mengge Wang、Xiaomin Yang、Jianxin Guo、Rong Hu、Chuan-Chao Wang、Xian-Qing Zhang《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Tanka people, an isolated “Gypsies in water”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east China》
    ……“The qpGraph-/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qpAdm/qpWave-based admixture modeling and FineSTRUCTURE-based dendrogram among ancient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modern Tanka derived from ancient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with additional admixture from multiple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s.”……“Our genomic data and fitted admixture models supported modern Tanka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North China and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s in the processes of southward migrations.”
    …………
    ……“Results from the affinity-f4 statistics showed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southern Chinese minority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Chinese Tai-Kadai or Austronesian people compa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he Tanka people not only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people but also harbor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urrounding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o further validated the Sinitic-affinity or North China Origin hypothesis of primary ancestry of Tanka people, we reconstructed the phylogenetic tree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f2, f3 and f4) using qpGraph. As shown in Figure 7, we used Neolithic populations from Mongolia Plateau (MN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okhopani) and Yellow River Basin (Xiaowu_MN) as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 source, and used mainland late Neolithic Tanshishan and Iron Age Hanben as the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 to construct the basic phylogenetic framework.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in ancestry from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Xinshizhou Tanka derived 91% of their ancestry from Xiaowu Yangshao millet farmer and the reminding from the deep diverged eastern Eurasian related to Onge in the deep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A), and it can be also modeled via 64% Xiaowu-related ancestry and 36% Tanshisha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recent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B).”……
    Figure 7.Genetic drift-based phylogenetic phylogeny showed population split and gene flow events.
    …………
    ……“From the genetic variations from the autosomal genome-wide data, PCA and model-based ADMIXTURE results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had their unique genetic structure, but kep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sou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Shared genetic drift revealed from the outgroup-f3-statistic and admixture-f3-statistics further not only showed a stronger Han Chinese affinity but also displayed the marginal admixture signatures from the source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in which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the northern East Asian and minor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related populations. Thus, our results from the genome-wide data supported that Tanka people gave rise from the admixture between southward migratio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277. Qiuxia Sun、Mengge Wang、Tao Lu、Shuhan Duan、Yan Liu、Jing Chen、Zhiyong Wang、Yuntao Sun、Xiangping Li、Shaomei Wang、Liuyi Lu、Liping Hu、Libing Yun、Junbao Yang、Jiangwei Yan、Shengjie Nie、Yanfeng Zhu、Gang Chen、Chuan-Chao Wang、Chao Liu、Guanglin He & Renkuan Tang《Differentiated adapt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related demograph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inferred from 619 genomes from 56 populations》
    ……“Further admixture tim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GPH was formed via admixture between Norther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TK people.”……
    ……“The ADMIXTURE-based admixture model showed that GPH derived ancestries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ancestral sources,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result of PCA, supporting the view that GPH derived from thes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ANEAs) and ASEAs. Furthermore, the complex genetic relationship has attracted our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Northern Han to GPH. We performed ADMIX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rged HGDP-O dataset,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st likely three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GPH. The ADMIXTUR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shared the majority ancestral makeup with Northern Han-related ancestry (ancestral component colored as green, proportion of 48.2%), followed by Zhuang- (43.1%) and Miao-related (8.7%) ancestry.”……
    ……“We found two potential ancestral proxies of GPH based on the resulting admixture-f3 statistics, including the Northern Han or ANEA and the other GXZ or ASEA. We then performed f4 (reference populations, GPH; Northern Han, Mbuti) and used all publicly availabl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indicated that GPH showed closer genetic connections with Northern Han than other East Asian groups. Furthermore, to test whether GPH directly from the Northern Han was plausible, we computed the f4 (Northern Han, GPH; reference populations, Mbuti)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ly studied populations and Northern Han form a robust clade, wher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133 worldwide groups. However,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hen SEAs related to Hlai, Zhuang, and Sui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s, indicating that GPH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EA compared to their Northern ancestral proximity.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also support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Generally, affinity statistics showed GPH and GXZ had significant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the former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Northern Han relative to GXZ, which provided the clues supporting both millet and rice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GPH.”……“As stated above, these results combined the admixture signatures identified in the admixture f3 statistics, suggesting that two ancient ancestrie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PH,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eople from YRB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Hanben in the Iron Ag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models.”……
    ……“To quantify the fine-scal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ncestry sources in studied populations, we used qpAdm modeling analysis. We considered that the qpAdm model is rejected if the p value < 0.05 and admixture proportions exceed the bound of 0–1 and the stand error is below zero. To better define the genetic link between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nd GPH, we used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s the distal sources for the qpAdm models and observed GPH could be modeled using YRB populations (71.8 to 94.3%) with additional ancestry from Guangxi and Fujian sources (5.7–28.2%). Additionally, models using more contemporaneous potential ancestral surrogates portray GPH as a mixture of two major ancestry sources that are descended from ancestry present in the NEA/ANEA and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The genetic heterogeneity between GPH and the ancestry sources was examined using qpWave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of Han-Atayal-GXZ (0.264-0.052-0.684, respectively) could also provide a good fit for GPH’s admixture history.”……
    Fig. 4 Genetic ancestry modeling for potential sources across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Linkage-based admixture time estimation suggested that our target groups can be modeled as Northern Han and GXZ admixture results in a wide range of time. To further identify, date, and describe the fine-scale admixture events and ge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GPH, we conducted the fastGLOBETROTTER analysis and used 14 genetically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cluding 11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two populations from Europe and one population from South Asia) as surrogates for the admixture sources and employed Han_Harbin as the possible Northern donor and Cambodi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In the provided output results, the admixture conclusion was “one date” at around 986 years ago (34 generations with a generation time of 29 years). Of the two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the GPH, on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46% of the total admixture proportion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the Cambodian groups. Analogously, the other sourc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54%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Han_Harbin. This also supported the mixed north–south model as confirmed by several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most potential genetic ancestry and reconstructed the fitted-best model of GPH by conducting admixture f3-/f4 statistics analysis, qpGraph, and qpAdm.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could be modeled as a mixed descendant of Northern Han and Southern TK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simulated as a mixture of Northern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lso supported north-south admixture.”……“We supposed that it could be the Han Chinese in the North who,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med the current GPH group. ALDER’s identified date of admixture was around 985.38 BCE–458.82 CE. Notably, this time coincided with the Qin Dynasty’s unification (206 BCE), which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group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GPH wa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neighboring Guangxi TK, HM, and Haikou Han groups, suggesting extensive admixture among Han and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South China. Our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and constructed admixture model of GPH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admixture hypothesis of GPH, suggesting that GPH can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ancient Northern group which associated with YRB farmers and a Southern group related to the ancient people of Taiwan.”……
  278.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
  279.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280. 《墨子·卷九·非命上》……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281. 281.0 281.1 《墨子·卷八·明鬼下》……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闲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若以为不然,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于此乎天乃使汤至明罚焉。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夏众,入之郊逐,王乎禽推哆、大戏。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列兕虎,指画杀人。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为然,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播弃黎老,贼诛孩子,楚毒无罪,刳剔孕妇,庶旧鳏寡,号咷无告也。故于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罚焉。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先庶国节窥戎,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乎禽费中、恶来,众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僇。故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费中、恶来、崇侯虎,指寡杀人。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则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
  282. 李锋《商汤南亳问题的再认识》
  283.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284. 《墨子·卷十二·贵义》
  285. 285.0 285.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傅说之命上》{1}隹(惟)□(殷)王赐敓(说)于天,甬(庸)为□(失)□(仲)□(使)人。王命氒(厥)百攻(工)向,以货旬(徇)求敓(说)于邑人。隹(惟)□(弼)人{2}□(得)敓(说)于尃(傅)□(岩),氒(厥)卑(俾)□(绷)弓,绅(引)□(关)辟矢。敓(说)方□(筑)□(城),縢□(降)□(庸)力,氒(厥)敓(说)之□(状),鹃(腕){3}肩女(如)惟(椎)。王廼□(讯)敓(说)曰:“帝殹(抑)尔以畀□(余),殹(抑)非?”敓(说)廼曰:“隹(惟)帝以余畀尔=(尔,尔)□(左)执朕袂,尔右{4}□=(稽首)。”王曰:“旦(亶)肰(然)。天廼命敓(说)伐□=□=(失仲。”失仲)是生子,生二戊(牡)豕。□(失)□(仲)卜曰:“我亓(其)杀之”,“我亓(其){5}已,勿=杀=(勿杀。”勿杀)是吉。□(失)□(仲)□(违)卜,乃杀一豕。敓(说)于□(围)伐□(失)□(仲),一豕乃□(旋)保以□(逝),廼□(践),邑{6}人皆从,一豕□(随)□(仲)之自行,是为赤(赦)□(俘)之戎。亓(其)隹(惟)敓(说)邑,才(在)北□(海)之州,是隹(惟)员(圜)土。敓(说){7}逨(来),自从事于□(殷),王甬(用)命敓(说)为公。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傅说之命》{1}敓(说)逨(来)自尃(傅)□(岩),才(在)□(殷)。武丁朝于门,内(入)才(在)宗。王□(原)比氒(厥)梦,曰:“女(汝)逨(来)隹(惟)帝命。”敓(说){2}曰:“允若寺(时)。”武丁曰:“来各(格)女(汝)敓(说),圣(圣)戒朕言,□(渐)之于乃心。若金,甬(用)隹(惟)女(汝)□(作)□(砺)。故(古){3}我先王□(灭)□(夏),□□(燮)□(强),□(捷)萅(蠢)邦,隹(惟)庶□(相)之力□(胜),甬(用)孚自□(迩)。敬之□(哉),□(启)乃心,日沃{4}朕心。若药,女(如)不□(瞑)□(眩),□(越)疾罔瘳。朕畜女(汝),隹(惟)乃□(腹),非乃身。若天□(旱),女(汝)□(作)□(淫)雨。{5}若□(津)水,女(汝)□(作)舟。女(汝)隹(惟)□(兹)敓(说)砥(底)之于乃心。□(且)天出不恙(祥),不□(徂)远,才(在)氒(厥)胳(落),女(汝)克{6}□(□)见(视)四方,乃府(俯)见(视)□(地)。心毁隹(惟)备。敬之□(哉),甬(用)隹(惟)多悳(德)。□(且)隹(惟)口□(起)戎出好,隹(惟)□(干)戈{7}□(作)疾,隹(惟)□(衣)胾(载)□(病),隹(惟)□(干)戈生(眚)氒(厥)身。若诋(抵)不见(视),甬(用)□(伤),吉不吉。余告女(汝)若寺(时),□(志)之于乃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傅说之命》{2}……员,经悳(德)配天,余罔又(有)睾(斁)言。少(小)臣罔□(俊)才(在)朕备(服),余隹(惟)命女(汝)敓(说)□(融)朕命,余□(柔)远{3}能逐(迩),以□(益)见(视)事,□(弼)羕(永)□(延),□(作)余一人。”王曰:“敓(说),□(既)亦□(诣)乃备(服),勿易卑(俾)□(越)。女(如)飞□(雀){4}罔畏丽□(离),不隹(惟)□(鹰)唯(隼),廼弗□(虞)民,氒(厥)亓(其)□(祸)亦罗于□□。”王曰:“敓(说),女(汝)母(毋)□(忘)曰:‘余克亯(享){5}于朕辟。’亓(其)又廼司四方民不(丕)克明,女(汝)隹(惟)又(有)万□(寿)才(在)乃政。女(汝)亦隹(惟)克㬎(显)天,迵(恫)□(瘝)少(小){6}民,□(中)乃罚,女(汝)亦隹(惟)又(有)万福□□=(业业)才(在)乃备(服)。”王曰:“敓(说),昼女(如)见(视)日,夜女(如)见(视)晨(辰),寺(时)罔非乃{7}载。敬之□(哉)。若贾,女(汝)母(毋)非货女(如)戠(□)石。王曰:“敓(说),余既䛊(𬤊)□(劼)䛑(毖)女(汝),思(使)若玉冰,上下罔不我{8}义(仪)。”王曰:“敓(说),昔在大戊,克□(渐)五祀,天章之甬(用)九悳(德),弗易百青(姓)。隹(惟)寺(时)大戊盍(谦)曰:‘余不克{9}辟万民。余罔絉(坠)天休,弋(式)隹(惟)参(三)悳(德)赐我,□(吾)乃尃(敷)之于百青(姓)。余隹(惟)弗□(雍)天之叚(嘏)命。’”{10}王曰:“敓(说),母(毋)蜀(独)乃心,尃(敷)之于朕政,□(欲)女(汝)亓(其)又(有)□(友)□(敕)朕命□(哉)。”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赤鹄之集汤之屋》{1}曰古有赤鹄集于汤之屋,汤射之获之,乃命小臣曰:“脂羹之,我其享之。”汤往□。{2}小臣既羹之,汤后妻纴巟谓小臣曰:“尝我于尔羹。”小臣弗敢尝,曰:“后其杀{3}我。”纴巟谓小臣曰:“尔不我尝,吾不亦杀尔?”小臣自堂下授纴巟羹。纴巟受小臣而{4}尝之,乃昭然,四荒之外,无不见也;小臣受其余而尝之,亦昭然,四海之外,无不见也。{5}汤返廷,小臣馈。汤怒曰:“孰盗吾羹?”小臣惧,乃逃于夏。汤乃□之,小臣乃眛而寝{6}于路,视而不能言。众乌将食之,巫乌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夏后有疾,将抚楚,于食{7}其祭。”众乌乃讯巫乌曰:“夏后之疾如何?”巫乌乃曰:“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8}之栋,其下余后疾,是使后疾疾而不知人。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其{9}上刺后之体,是使后之身痾疟,不可极于席。”众乌乃往。巫乌乃度小臣之喉胃,{10}小臣乃起而行,至于夏后。夏后曰:“尔惟谁?”小臣曰:“我天巫。”夏后乃讯小臣曰:“如尔天巫,{11}而知朕疾?”小臣曰:“我知之。”夏后曰:“朕疾如何?”小臣曰:“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12}室之栋,其下舍后疾,是使后棼棼眩眩而不知人。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13}其上刺后之身,是使后昏乱憨心。后如彻屋,杀黄蛇与白兔,发地斩陵,后疾其瘳。”{14}夏后乃从小臣之言,彻屋,杀二黄蛇与一白兔;乃发地,有二陵屯,乃斩之。其一白兔{15}不得,是始为陴丁诸屋,以御白兔。
  286. 286.0 286.1 286.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伊诰》{1}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2}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曷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3}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4}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程寤》{1}隹王元祀贞(正)月既生□(魄),大(太)姒梦见商廷隹(唯)□(棘),廼□=(小子)□(发)取周廷杍(梓)梪(树)于氒(厥)□(间),□=(化为)松柏棫柞。{2}□(寤)敬(惊),告王=(王。王)弗敢占,□(诏)大(太)子发,卑(俾)霝(灵)名□(凶),□(祓)。祝□(忻)(祓)王,□(巫)□(率)□(祓)大(太)姒,宗丁□(祓)大(太)子发。敝(币)告{3}宗方(祊)□(社)禝(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氶(烝),占于明堂。王及大(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4}于皇□=(上帝)。兴,曰:“发,女(汝)敬圣(听)吉梦。朋□(棘)□(□)杍=松=(梓松,梓松)柏副,棫㯱(覆)柞=(柞柞),□=(化为)雘。于(呜)□(呼),可(何)敬(警)非朋,可(何)戒非{5}商,可(何)甬(用)非梪=(树,树)因欲,不违□(材)。女(如)天降□(降)疾,旨味既甬(用),不可药,□(时)不远。隹(惟)商戚才(在)周=(周,周)戚才(在)商,{6}欲隹(惟)柏梦,徒庶言□,引(矧)又勿亡□(秋)明武□(威),女(如)棫柞亡堇(根)。于(呜)□(呼),敬才(哉)。朕□(闻)周长不弍(贰),□(务){7}睾(择)用周,果拜不忍,妥(绥)用多福。隹(惟)杍(梓)敝不义,□(芃)于商,卑(俾)行量亡乏,明=(明明)才(在)向,隹(惟)容内(纳)□(棘),意(亿){8}亡勿甬(用),不□,思(使)卑䐓(柔)和川(顺),眚(生)民不□(灾),褱(怀)允。于(呜)□(呼),可(何)监非时(时),可(何)□(务)非和,可(何)□(褢)非彣(文),可(何){9}保非道,可(何)㤅(爱)非身,可(何)力非人=(人。人)□(谋)疆(彊),不可以□(藏)。=戒[=](后戒,后[戒]),人甬(用)女(汝)母(谋),㤅(爱)日不□(足)。”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金縢》{1}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又(有)□(迟)。二公告周公曰:“我亓(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2}戚(戚)□(吾)先王。”周公乃为三坦(坛)同□(𫮃),为一坦(坛)于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植)珪。史乃册{3}祝告先王曰:“尔(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尔(尔)母(毋)乃有服子之责才(在)上,隹(惟)尔(尔)元孙发也,{4}不若但(旦)也,是年(佞)若丂(巧)能多□(才)多埶(艺),能事□(鬼)神。命于帝□(廷),尃(溥)又(有)四方,以奠(定)尔(尔)子{5}孙于下□(地)。尔(尔)之□(许)我=(我,我)则□(瘗)璧与珪。尔(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珪䢜(归)。周公乃内(纳)亓(其){6}所为□(功)自以弋(代)王之敚(说)于金□(縢)之匮,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就)□(后)武王力(陟),□(成)王由(犹){7}□(幼)才(在)立(位),官(管)吊(叔)□(及)亓(其)群□(兄)俤(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需(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8}□□□□亡以□(复)见于先王。”周公石(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于□(后)周公乃遗王志(诗){9}曰《周(雕)鸮》,王亦未逆公。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妟(偃),大木斯□(拨)。邦人{10}□□□□□,夫=(大夫)□(惙),以□(启)金□(縢)之匮。王□(得)周公之所自以为□(功)以弋(代)武王之敚(说)。王□(问)执{11}事人,曰:“□(信)。殹(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捕(抚)箸(书)以□(泣),曰:“昔公堇(勤)劳王□(家),隹(惟)余□(冲)人亦弗□(及){12}智(知),今皇天□(动)畏(威),以章公悳(德),隹(惟)余□(冲)人亓(其)亲逆公,我邦□(家)豊(礼)亦宜之。”王乃出逆公{13}至鄗(郊)。是夕,天反风,禾斯□(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尽)□(复)□(筑)之。□(岁)大又(有)年,□(秋){14}则大□(获)。
  287. 《鬼谷子·忤合》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汤。
  288. 《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
  289. 王震中《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关于夏王朝的年代范围,一般认为是距今4000年至3600年,其中距今3600年是夏朝与商朝的分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商之间的划界也是如此。夏商划界之年甚为关键,3600年是一个约数,依据笔者的研究,还可以把这个年代向后推移28—77年,并由此构成夏朝纪年的三种主要意见。其一,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夏朝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994—前1523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以此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上推257年,则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古本《竹书纪年》又记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公元前1027年上推496年,则夏朝与商朝的划界在公元前1523年。《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公元前1523年上推471年,则夏朝开始的年代在公元前1994年。其二,考虑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其商代二十九王之数,不足《史记·殷本纪》三十王之数,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乙,“二十九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大丁和帝辛。《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据晚商祀谱的排比,认为帝辛在位30年,如是,则商积年为496年+30年(帝辛在位年数)526年。526年与《孟子》所说的“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是一致的。这样,由公元前1027年的武王克商之年,再加上526年的商积年,即由公元前1027年上推526年就是成汤灭夏之年———公元前1553年。再加上夏代471年,则夏朝开始的年代是公元前2024年,其结束的年代是公元前1553年。其三,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把武王克商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046年,并且对商朝的积年取526年而不是496年,再加上夏朝471年的积年,则夏代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2043—公元前1572年。依据上述三种计算结果,笔者不主张夏商分界的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而是认为:或者是公元前1523年,或者是公元前1553年,或者是公元前1572年。这比公元前1600年向后推移了28—77年,而这样的推移,对推定二里头第三期乃至第四期究竟是在夏朝还是在商朝的年代范围是重要的。在上述三种意见中,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即夏朝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很有可能是公元前2024年至公元前1553年。做这样的取舍是因为孟子所说的“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与《史记·殷本纪》商代三十王之数,是相匹配的。依此,夏朝和商朝划界的年代可从公元前1600年下移约50年。……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年 “拟合后日历年代” 数据,以及2005—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采自二里头遗址的18个木炭样品测定的数据为依据,以“二里头第一至五期拟合结果”为参考,对二里头遗址第一至四期的年代进行重新整理: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88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780年;第二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78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670年;第三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67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590年;第四期年代的上限应不超过公元前1590年,下限应不低于公元前1520年。二里头第一期至第四期约有360年的历年。前述从文献得出的夏朝年代范围的三种计算结果,我们采用第二种,即以公元前2024—公元前1553年作为夏朝从开始到结束的年代。对于这471年的夏朝积年,以早、中、晚三期来划分,每期约为157年。若以此为准,那么,夏朝早期应该是公元前2024—公元前1867年,中期应是公元前1867—公元前1710年,晚期应是公元前1710—公元前1553年。按照上述夏代早、中、晚三期的划分,对照二里头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 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公元前1880—公元前1780年)大约在夏朝中期的范围;二里头第二期(公元前1780—公元前1670年) 约在夏朝中期晚段至晚期前段;二里头第三期(公元前1670—公元前1590年)约为夏朝晚期后段;二里头第四期(公元前1590—公元前1520年),其部分已进入商代初年的范围。……二里头遗址是从其第二期开始作为王都的,3号宫殿就始建于二里头第二期。……即依据笔者上述对二里头第一至第四期各期上限与下限的推定,二里头第三期的国都和宫殿有可能主要是夏桀及其之前的帝发、帝皋、孔甲等王的,二里头第二期的国都和宫殿有可能主要是帝芒、帝泄至帝不降、帝扃等王的。……关于斟寻,《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纪年》曰:“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这是说夏代太康、后羿、夏桀三王都曾以斟寻为自己的都城。斟寻也称为 “𬩽”。《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记载:“癸卯,郊、𬩽溃。” 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𬩽中。”𬩽地一名与𬩽水有关。《水经注·洛水注》:“洛水又北迳偃师城东,东北历𬩽中,水南谓之南𬩽,亦曰上𬩽也。迳訾城西,司马彪所谓訾聚也,而𬩽水注之。水出北山𬩽溪,其水南流,世谓之温泉水……𬩽水又东南,于訾城西北东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巩洛渡北,有𬩽谷水东入洛,谓之下𬩽。故有上𬩽、下𬩽之名,亦谓之北𬩽。于是有南𬩽、北𬩽之称矣。又有𬩽城,盖周大夫𬩽肸之旧邑。”巩县即今巩义市,其西紧邻偃师市,巩县西南的𬩽地距离偃师二里头遗址不远,𬩽水流经这一区域。二里头遗址恰好位于洛水东边,靠近洛水与伊水交汇之处,就在《水经注》说的诸𬩽水流域。据此我们说,二里头遗址的位置与斟寻的地望大体吻合。……
  290. 290.00 290.01 290.02 290.03 290.04 290.05 290.06 290.07 290.08 290.09 290.10 290.11 290.12 290.13 290.14 290.15 290.16 290.17 290.18 290.19 290.20 290.21 290.22 290.23 290.24 290.25 290.26 290.27 290.28 290.29 290.30 290.31 290.32 290.33 290.34 290.35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
  291. 291.0 291.1 291.2 291.3 《路史·后纪》帝杼能帅禹者,故夏氏报焉,二十有七岁陟,子槐立。……帝厪,一曰顿,立二十岁而陟。……帝皋,是为简皋,十有一岁陟,葬于殽,所谓南陵。子敬发立,一曰惠,是为后敬,其始即继诸夷式賔献其乐舞,于是思禹之功庸意于治,十有二岁陟。
  292. 《资治通鉴外纪》云孔甲“在位三十一年。”《皇极经世》亦同。
  293.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294. 《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义括地志云:“淳于国城在密州安丘县东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国也。春秋‘州公如曹’,传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经云‘淳于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淳于国也’。”,少而喜医方术。
  295. 《逸周书补注》……知能均而不亲,并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贵宠,力钧势敌,竞进争权,下争朋党,君弗能禁,南氏以分孔注二臣势钧而不亲,权重养徒党,所以分国也。补注路史夏后纪禹后有南氏以二臣势均争权而分,国名纪世本之有男氏,潜夫作南,周书之有南也,二臣势均争权而分,楚地纪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衡案邓名世姓氏辨正以有南氏为盘庚之后,卢文弨曰有南氏之国,水经注以为在南郡。施彦士曰案南郡,今湖北荆州府是。
  296. 《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胄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曰御龙氏,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后于夏之墟,为唐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太叔,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范氏所云在周为唐杜氏也’。地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县。今在绛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为唐旧国’。”然则叔虞之封即此地也。
  297.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引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舆地志云秦为丹水县也。地理志云丹水县属弘农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光照如火,网而取之,割其血以涂足,可以步行水上,长居川中不溺’。”
  298.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正义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 。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按鲁县,汝州鲁山县是。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上唐乡故城即是。后子孙徙于唐。”,周公诛灭唐。
  299.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300. 300.0 300.1 《说文解字邑部》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斄县是也。〈诗〉曰:“有邰家室。”
  301. 《后汉书·地理志·郡国四·青州》
    平原郡……鬲侯国。夏时有鬲君,灭浞立少康。……
    北海国……平寿有斟城杜预曰有斟亭。古斟国,故县,后省,有寒亭,古寒国,浞封此。……
  302. 302.0 302.1 302.2 302.3 李维明《夏文化分布态势量化与信息初现》……夏文化初始期(二里头文化一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14.3%。分布密度排序显示(表一),以伊洛平原分布密度最大,嵩山地区次之,豫东和郑荥地区具有一定分布密度,豫西山地比较稀疏。
    表一 夏文化初始期(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夏文化发展期(二里头文化二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23%,分布范围较一期明显扩张,表现为越过黄河进入豫北,西北方向进入晋南运城盆地,南下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与一期相比,豫西山地、郑荥地区和豫东平原密度明显增加;伊洛平原和嵩山地区分布密度明度下降。分布密度排序显示(表二),以伊、洛平原分布密度最大,豫东平原、郑荥地区,嵩山地区次之,豫西山地和新纳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运城盆地分布密度可观,豫南汉水、淮水流域、豫北地区有所分布。
    表二 夏文化发展期(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夏文化鼎盛期(二里头文化三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42.6%。本期在二期分布地域基础上,向西进入陕西省东部,西北进入临汾盆地。分布密度排序显示(表三),伊洛平原、嵩山地区分布密度继续下降,豫东平原、郑荥地区、豫南地区逐渐成为分布密度较大的区域,豫北地区密度继续增加,豫西山地分布密度有所下降,新纳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临汾盆地、陕西省东部形成一定的分布密度。夏文化衰落期(二里头文化四期),本期遗址出现频率总数约占二里头文化各期总频率的20%。由于本期分布地域较三期有所收缩,所以豫西山地、豫南地区、豫东平原分布密度明显下降,嵩山地区、晋南分布密度明显攀升(表四)。……伊洛平原是夏文化自始至终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域,显示这里一直是夏文化分布中心。
    表三 夏文化鼎盛期(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表四 夏文化衰落期(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址分布比例示意(%)
    1.河南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
    ……(1)伊洛平原……其中以偃师二里头遗址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为丰富,文化特征最具代表意义,所以可以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2)嵩山丘陵区,本区地处秦岭余脉,多为丘陵分割环绕形成的小型平原。流经这里的汝水、颍水、溱水、双洎河自东南方向最终注入淮河。……本区在二里头文化早期是一个区域性中心,暂以新密新砦等遗址为代表,作为二里头文化地方类型,称为新砦型。……(3)豫西山地,本区域属夹在秦岭与太行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黄河谷地,是连接伊、洛平原与关中平原的交通廊道。……暂以渑池郑窑遗址为代表,作为二里头文化地方型,称为郑窑型。……(4)郑荥地区……应当是一个区域文化中心,暂从学界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为代表,称之为“洛达庙类型”。(5)豫北地区,该地区依太行山,黄河、济水、沁水流经其间……文化面貌同于二里头类型,是伊洛平原和郑荥地区二里头文化北扩的产物。(6)豫东地区……这里应是一个区域文化中心,暂以杞县牛角岗遗址为代表,称之为“牛角岗类型”。(7)豫南地区,本区可以区分为南阳盆地和淮河上游地区。南阳盆地,由北部秦岭余脉伏牛山、桐柏山、大洪山和西部属大巴山脉的武当山合围形成盆地平原。……这里应当存在小区域文化中心,暂以邓州穰东遗址和浙川下王岗遗址为代表,分为平原的“穰东亚型”和山区的“下王岗类型”。淮河上游地区,位于黄淮大平原南陲,南面大别山。……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或小区域文化中心。暂分别以驻马店杨庄遗址和信阳南山嘴遗址为代表,分为“杨庄亚型”和“南山嘴类型”。
    2.山西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
    目前公布的山西省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约占二里头文化遗址总数的22%,主要分布在运城盆地和临汾地区。属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运城盆地,由吕梁山和中条山合围形成盆地,黄河环绕其西,涑水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境,流入黄河。……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可作为“东下冯类型”内部的一个亚型,暂以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称为“东下冯亚型”。临汾地区,属于由东面太行山和西面吕梁山形成的山谷间平原……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可作为“东下冯类型”内部的一个亚型,暂以临汾大柴遗址为代表,称为“大柴亚型”。
    3.陕西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这里应当存在区域文化中心,暂以渭南南沙村遗址为代表,称为“南沙村类型”。
    4.湖北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目前有关这里二里头文化面貌尚不是很清楚,暂以枣阳墓子岗遗址为代表,称为“墓子岗类型”。
    5.安徽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安徽省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线索目前主要在阜阳地区有所显露。……
    夏文化不仅起源于拥有煤、铅、森林、动物资源的伊洛平原、嵩山地区,而且向西占据拥有金、铁、煤、石墨、森林、动物资源的豫西山地,进而控制拥有池盐、铜、煤、森林、动物资源的晋南,向南控制拥有铜、云母、萤石、石油、玉石、森林、动物资源的南阳盆地和拥有丰富水产、森林、动物资源的淮源及其上游地区。……
    本文将二里头文化内部进一步分为型、类型、亚型三级。所谓型,因二里头文化初期地域特征而设,以显示其个性。所谓类型,因二里头文化特征的趋同性增强而设,以显示其寓于个性中的共性。所谓亚型,指二里头文化各类型分布区域内不同地理单元文化特征再区分。……
  303. 303.0 303.1 303.2 303.3 303.4 303.5 303.6 303.7 303.8 张超华《豫西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空间范围是豫西北地区,具体指太行山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黄河以北,淇河南这一区域。包括焦作、济源、鹤壁、新乡市的辉县、获嘉县的全部,卫辉市、新乡县的一部,还包括洛阳市的吉利区。……二里头文化是指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它是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在北达沁河流域及晋南地区,南指河南淅川和湖北长江沿岸一带,东到豫东地区,西抵关中平原东部的广大地区皆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下七垣文化是指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具体来说,在北至河北中部,西至太行山麓,东至古黄河沿岸,南至沁河、新乡一带的区域内,均已发现有下七垣文化的遗存。……东太堡文化是指分布于太行山西麓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中北部和长治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东南部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关于其命名,学界存在的争议较大,邹衡先生将其命名为“光社文化”。侯毅、宋建忠、武俊华先生将其命名为“东太堡类型”或“东太堡文化”。宋新潮、严志斌先生将其命名为“白燕文化”。张忠培、闫向东、张光辉先生称其为“白燕四期遗存”。段天璟先生称其为“晋中Ⅵ段遗存”。……二里冈文化是以河南郑州二里冈遗址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商代早期文化。……殷墟文化是指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张国硕先生认为,洹北花园庄遗址早晚段之间联系密切,且与殷墟文化一期文化面貌相似,应该整体归入殷墟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阶段,并认为商文化应该分为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两大阶段,“中商文化”的提法值得商榷。本文基本认可张国硕先生的观点。殷墟文化可四分法,洹北花园庄遗址属于殷墟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二里头文化典型陶器的不同型式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据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四段。……从陶器形态和组合特征等方面观察,以上四段之间均存在差异性。其中,一、二段之间,三、四段之间差异性较大,器物变化明显。而二、三段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共性较多。因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段为第一期,二、三段为第二期,四段为第三期。……本文将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分为三期四段,通过与二里头遗址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其相对年代。……第一期一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第二期二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第二期三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第三期四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
    ……鉴于豫西北地区夏商时期碳十四测年数据较少,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对比来推定该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随着新砦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并认定其性质为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过渡性遗存。有学者将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将二里头文化年代的上限定为公元前1750年,下限为公元前1540年。采用最新的测年数据,则二里头文化四期共历时约200年,每期50手。豫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第一至三期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因而其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57~前1570年。……
    ……以上典型陶器的不同型式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据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四段。……从陶器形态和组合特征等方面观察,以上四段之间均存在差异性。其中,一、二段之间,三、四段之间差异性较大,器物变化明显。而二、三段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共性较多。因此可将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段为第一期,二、三段为第二期,四段为第三期。……本文将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划分为三期四段,通过与二里头文化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其相对年代。……第一期年代应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相当。……第二期二段……推定其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相当。……第二期三段的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相当。……第三期四段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相当。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到四期早段相当。其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657~前1570年。
    分析豫西北地区商时期单位文化属性可以发现,这里的文化面貌总体上属于商文化的范畴,但是明显可以分为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两大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序列较为明显,通过与郑州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对比,可以确定其年代。……豫西北地区早商时期不同型式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各个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由此,可以将早商时期遗存分为四段。……从陶器形态和组合特征等方面观察,以上四段典型器形的演变存在较强的承袭性,因此这四段应为同一考古学文化连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每段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可将每一段视为一期。……通过将豫西北地区早商时期遗存与二里冈文化分期做对比,来推断其相对年代。……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一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一期相当。……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二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二期相当。……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三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三期相当。……豫西北地区二里冈文化第四期年代与郑州二里冈四期相当。……豫西北地区早商文化时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冈文化一至四期。……从分布范围来看,一、二、三期时期分布范围较广,尤其是在二、三期时,到了四期仅在孟庄遗址有所发现。……
    豫西北地区晚商时期不同型式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各个时期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由此,可以将晚商时期遗存分为四段。……以上四段陶器组合基本相同,但形态方面有所不同,应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现将其分为四期,与所分四段相对应。……通过对比豫西北地区殷墟文化遗存与安阳殷墟文化的对应关系,来推断其相对年代。……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二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三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推断四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二里头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分布范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东抵郑州地区,北至沁水沿岸,西至三门峡地区,南到南阳地区。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位于豫西北地区的西南部,而其北界抵达沁河沿岸,己属豫西北地区。其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其性质属于夏文化。东下冯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主要分布在山西西南部的汾水、涑水流域,包括运城盆地、临汾盆地等。其分布区域位于豫西北地区的西部。发掘的遗址包括夏县东下冯、永济东马铺头、襄汾感军等。东下冯类型相对年代晚于当地龙山文化时代的三里桥文化和陶寺文化,而早于二里冈文化早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其性质属于夏文化。下七垣文化漳河型主要分布在冀南豫北的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安阳等地区。其分布区域与豫西北地区紧邻,以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界段营、邢台葛家庄、安阳鄣邓、鹤壁刘庄等遗址为代表。其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性质属于先商文化。东太堡文化是指分布于太行山西麓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中北部和长治盆地为中心的山西东南部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关于这一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先后有不同的命名,如光社文化、二里头文化晋中类型、东太堡文化、朱开沟文化光社类型、白燕文化、尹村一类遗存、下七垣文化白燕类型、白燕类遗存、杏花文化等不同的称呼。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文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地区。……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
    ……学者们在区分二者的地域范围时,大多笼统的描述为以沁河为界,沁河以西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以东为辉卫型的分布区域。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区域的分布基本呈现出稳定——扩张——退缩——稳定的特点。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时期稳定的分布在黄河沿岸,三期早段开始越过沁河,扩展到孟庄遗址、府城遗址,三期晚段时退出孟庄遗址,沁河以东仅存府城遗址,到四期时期退出孟庄,沁河以东基本不见二里头文化遗存。辉卫型在这一区域的分布与之相反,呈现出稳定——收缩——扩张——稳定的特点。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产生于宋窑遗址、孟庄遗址,到了三期早段,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北扩,孟庄遗址的性质发生变化,到了三期晚段,开始大幅扩张,沁河以东基本囊入辉卫型的分布范围,到了四期,辉卫完全占据沁河以东,隔沁河与二里头文化对峙。
    ……观察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文化因素构成……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可知,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中A群为来自漳河型的文化因素,陶器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最多,为构成本地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最主要的一群陶器。B群主要是受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传播影响,数量较多。C群主要是受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影响。D群主要是受晋东南地区的东太堡文化的影响,所占数量较少。E群主要是受岳石文化的影响。……
    ……夏商时期,豫西北地区分布着四种考古学文化,分别是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在属于夏王朝时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豫西北地区分布着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两种考古学文化。在属于商王朝前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豫西北地区仅有二里冈文化遗存分布。在属于商王朝后期的殷墟文化时期,这里仅分布有单一的殷墟文化。……豫西北地区下七垣文化,主要是受到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同时,它所包含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较多。本文赞同称其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命名。辉卫型前后持续三期,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止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夏时期,该地的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分布区域呈现此消彼长的规律。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遗存基本分布在黄河附近,而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主要分布在淇河以南的个例遗址。三期早段时,二里头文化迅速扩张,越过沁河,一度占领辉卫型的领地孟庄遗址,而辉卫型仅在宋窑遗址有所发现。三期晚段时,二里头文化呈收缩状态,沁河以东固守府城一处遗址,而辉卫型大肆扩张,沁河以东基本被其占领。四期早段时,二里头文化退出沁河以东,以沁河为界与辉卫型对峙。到了商时期,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统一,基本处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控制之下。……
  304. 李永强《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遗存分区研究》……陕西东部地区地理范围指:西安以东,熊耳山以西,北至渭河,南面以灞河丹江为畀,略呈三角形。该区域地貌复杂,以秦岭东段主峰为界可划分为两个地理单元。秦岭东段主峰以北,为渭河下游冲积平原,南面为秦岭山间谷地。区域内河流众多,其中较大的河流有渭河、灞河、丹江、洛河等,除丹江属于江汉水系外,其余都属于黄河水系。陕西东部处于豫西、晋西南、鄂西北的交汇地带,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走廊。以往的发掘和研究,已经基本摸清了该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序列和文化面貌。依次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早期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文化,其后为二里头时期遗存。……依据文化内涵差异,结合自然地理的分野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把陕西东部地区二里头时期晚期阶段遗存分为两个文化小区,即分布在秦岭山地的东龙山小区和分布在渭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南沙村小区。
    1.东龙山小区
    本小区包括东龙山、紫荆、泔河口、龙头梁等遗址。该小区以商丹盆地为小心,并包括洛河上游地区。……
    2.南沙村小区
    本小区包括南沙村、老牛坡、元君庙等遗址,各遗址均分布于渭河支流的河谷阶地上。……
    上述两个小区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比较细致,两者的共性是主要的,因此,两者不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而应当作一个地方类型的两个文化小区来认识。……陕西东部地区,与豫西、晋西南、鄂西北相邻,在本地区遗存的晚期阶段,上述地区分布着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下王岗类型,而以二里头类型分布地域最广、发展程度最高。本地区二里头时期晚期阶段遗存,即是该类型向西扩张而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同时,东下冯类型和下王岗类型也对本地区晚期阶段有一定影响,相比二里头类型而言,这种影响比较微弱。南沙村小区,与东下冯类型分布地域相邻,吸收了一些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但它的影响仅限于南沙村小区,南边的东龙山小区基本不见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而东龙山小区,与下王岗类型分布地域接近,接纳的下王岗类型文化因素就多一些。同样,下王岗类型的影响也仅限于南面的东龙山小区,没达到北面的南沙村小区。
  305. 305.00 305.01 305.02 305.03 305.04 305.05 305.06 305.07 305.08 305.09 305.10 305.11 305.12 秦小丽《夏商时期江淮河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地域间文化动态关系——以陶器资料分析为中心》……长江中游地区是指从位于鄱阳湖南岸的九岭山脉到北岸的大别山脉以西的三峡出口,以宽阔的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地域。这里不仅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还有长江和汉江两大水系以及支流流经的广阔地区。……夏商时期见于江淮地区的器类既有中原地区特有的圆底深腹罐、圆腹罐、甑、刻槽盆、大口尊、小口瓮、爵、斝、盉、甗、鬲外,还有四川东部常见的灯形器、凸肩罐、细柄豆、尖底罐和江西鄱阳湖周边较多的釉陶尊、罐、钵、壶以及长江中游特有的釜形鼎、釜、垂腹罐、粗柄豆、细颈壶和淮河流域的特征性陶器等。这些陶器大多以混杂的形式在不同遗址中出土,而各个陶器系统的比例则视遗址不同而有较大差异,还有一些遗址则了完全看不到这种陶器系统混杂的局面。根据发表的资料,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时期江淮地区的陶器系统有伊洛系,伊洛模仿系,岳石系,巴蜀系,釉陶系,伊洛郑州系,豫南在地系,江淮在地系和其他表示系统不明的陶器。……
    三、江淮地区二里头文化期的陶器组合形式
    起源于黄河支流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较广,直到豫南的丹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均有发现。……以下将从地理位置分布的角度,从北到南将各个遗址分为三个地理区划来分析。它们分别是:汉水及其支流的丹江流域、淮河上游、长江中游的沮漳河及其鄂西三门峡地区。
    1.汉水及其支流的丹江流域……
    八里桥遗址:……在地系器类有刻槽罐、钵形罐、牛鼻耳盆、甑、圆柱形器盖、异形器等,占全体陶器总数的12.8%。伊洛以及伊洛模仿系陶器有鼎、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盆、刻槽盆、有颈罐、缸、大型尊、盉、爵、豆、瓮等,占87.2%。
    下王冈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年代约相当于第1、3期。34个灰坑中出土的陶器有圆腹罐、鼎、深腹罐、甑、大型尊、短颈罐、刻槽盆、缸、器盖、瓮、垂腹罐、钵、釜形尊、盘等。其中第1期的伊洛系陶器有圆腹罐、鼎、豆、杯、短颈罐、深腹盆、甑、大型尊、缸、瓮等,约占全体陶器的77.4%。在地系陶器有垂腹罐、钵、大盘、刻槽盆、釜形尊、器盖等,约占22.6%。到了第三期,陶器除了垂腹罐和钵为在地系,余下全部为伊洛系陶器。在地系和伊洛系的陶器比例分别为10.9%和89.1%。从陶器用途的角度来看,由鼎、圆腹罐、甑等炊煮器和深腹盆、杯、豆、壶等盛食器以及大型尊、小口瓮、平口瓮等储藏器、加工工具的刻槽盆所构成。这与伊洛地区的陶器构成完全相同。
    穰东遗址……
    乱葬坑遗址……
    李家湾遗址……
    王树冈遗址……
    墓子岗遗址……
    ……通过以上7处遗址出土陶器构成的分析,地理上与伊洛地区接近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占各个遗址陶器构成的7成以上,而在地系陶器仅占2~3成。从年代上来看,这里除了穰东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遗迹外,其它所有遗址的年代都与二里头文化前期相当,以二里头第2、3期为多。因此,这个时期这一地区各遗址的陶器构成以伊洛系陶器为主。
    2.淮河上游地区……
    杨庄遗址……
    党楼遗址……
    西平上坡遗址……
    北丘上层遗址……
    3.长江支流沮漳河流域和鄂西地区:这里以长江中游为中心,西从三峡出口到武汉市周边地区,特别是沮漳河流域和鄂西地区以及澧水流域。这一地区发现的遗址中,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少……
    王家嘴遗址:……从灰坑及文化层中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第3、4期的陶器。出土陶器中既有伊洛郑州系的盆形绿、圆腹罐、大口尊、鬲、豆、小口瓮等,占50.0%,在地系的壶、釜形鼎等占25.0%,大口缸占25.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遗址中大口缸特别多,也许这里曾是大口缸的制作工房,在我们无法推断其真正原因之前,把大口缸从全体陶器比例中抽出来单独计算。
    ……盘龙城城址外的王家嘴遗址和荆州荆南寺遗址的伊洛系陶器涵盖了鬲、甗、斝、深腹罐、圆腹罐等日常生活的器类,占到总陶器比例的5成左右,与之前分析过的两地区陶器系统构成相似。但是位于三峡地区的两遗址的陶器系统构成则不同,这里的伊洛糸仅占总比例的2成,而且陶器器类中日常生活器类比较少,多见盉、斝等酒器。
    通过对以上三地区遗址陶器系统构成及其消长趋势的分析,其结果如图六所示,邻近中原地区南部的汉水及其支流地区的7处遗址,其陶器系统中伊洛系陶器占到半数以上,显示其为各个遗址的主要构成要素。……东部淮河上游地区的6处遗址构成中,与汉水流域邻近的4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占到各个遗址的7成以上;而其以东的2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仅占到2~3成,在地系陶器则占到近半数,同时还有岳石系陶器,其比例占到24.2~35.0%,显示了地理位置对陶器系统构成的影响。从年代来看,这里的遗址也大多集中在二里头文化的前半期。距离中原地区最远的长江支流滠水流域,沮漳河流域及鄂西地区,虽然也发现了一些伊洛系陶器,但是其比例很少。先来看除了王家嘴之外的其它三遗址的比例构成。这里伊洛系陶器仅有大口尊、盉、爵、鼎、深腹罐、圆腹罐等占全体陶器的2成。……通过对以上各个遗址的陶器分析,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动态关系以恒常的一般地域间交流为主,接近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的遗址,其陶器构成中伊洛系陶器所占比例大,而较远地区则占很少的比例,显示了地理位置对遗址陶器构成的影响。……
    图六 二里头文化时期江淮地区的陶器构成比率
    四、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陶器构成
    ……1.盘龙城遗址…………以上分析了盘龙城内外5处遗址的陶器系统构成,各个遗址的陶器系统依据其所在遗迹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看,伊洛郑州系陶器占据半数以上,显示其比例较高,是盘龙城遗址陶器构成的主体。……2.荆南寺遗址……4.铜鼓山遗址……
    ……伊洛郑州系陶器占五成以上的遗址仅盘龙城与铜鼓山两处,均高达75%,是陶器构成的主体。而在地系陶器仅占2成多。…………
    长江中游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汉水及其支流地区的陶器构成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它们与中心地区的遗址相联形成一个面的分布…………
  306. 306.0 306.1 306.2 李丽娜《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依据盘龙城王家嘴遗址地层之间的叠压和各遗址器物之间的演变关系,该遗址中的第一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一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第二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二期、王家嘴遗址第一和第二期、李家嘴第二期和杨家嘴第二期墓葬为代表;第三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三期、王家嘴遗址第三期、杨家湾第三期和杨家嘴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应有缺环,而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应是连续发展的。其第一期和第三期的相对年代应分别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的年代相当,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应晚于二里岗H9而稍早于H17,即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早。相应地,其第一期文化的性质应属南下的夏文化,而第二和第三期文化遗存则应属于南下的早商文化。 ……
    表一 盘龙城各遗址分期对应表
    ……盘龙城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应为早商文化……盘龙城第三期的文化因素构成和第二期差不多,但在个别遗址中,缸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相应地,鬲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因此盘龙城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亦应为早商文化。
    ……盘龙城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仅在城垣和城门下有少量发现,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在性质上属于夏文化;而王家嘴遗址⑨层由于所包含的器物和⑧层基本相同,因此两层应该合并,同属于盘龙城遗址第二期,其年代晚于二里岗下层偏早,而稍早于二里岗下层偏晚,在性质上属于早商文化。盘龙城遗址第三期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偏晚,其性质上亦属早商文化。对比盘龙城和郑州两地商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可以看出,其在遗迹和遗物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共性,对此,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是商人南下的结果。……
  307. 307.0 307.1 307.2 盛伟《从盘龙城遗址兴废看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二里头文化进入的地点除盘龙城遗址外,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还有荆州荆南寺、襄阳法龙王树岗、钟祥乱葬岗和大悟李家湾等遗址。……与法龙王树岗、乱葬岗面貌接近的遗存还见于其上游的郧县李营、丹江口熊家庄、淅川下王冈及南阳盆地的方城八里桥、邓州穰东等遗址,学界一般将这类遗存统称为二里头文化下王冈类型。因此,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经南阳盆地沿汉水南下应当是其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一条主要线路。李家湾遗址位于汉水东部,其二里头时期遗存的面貌可能与盘龙城遗址较为接近,出土的带鸡冠状鋬的甑或盆、花边口沿罐、带按窝的鼎足、大口尊等均为比较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盘龙城和李家湾所在江汉东部地区向北沿今京九线越过桐柏山即为二里头文化杨庄类型分布区,已发掘的遗址有信阳三里店、驻马店杨庄等遗址。该类型的一些地域特征,如流行肩部不明显的大口尊以及陶器中红陶或褐陶数量相对较多等,也为盘龙城和李家湾遗址所共有,故江汉东部地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由中原地区沿今京广线南下,跨过桐柏山与江汉平原之间的陆地通道后向南传入。二里头文化到达长江沿岸后继续利用长江通道向周边扩散,其中溯江而上可影响鄂西三峡地区,沿江而下则进入赣江下游及鄱阳湖地区。总体来看,盘龙城遗址的兴起与中原文化南下的背景密切相关。从地理位置上看,盘龙城遗址位于汉水与长江这两条水系的交汇口附近,其中汉水是二里头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一条主要通道,而长江则是其进一步往上游和下游发展的主要线路,故这两条水系对于中原文化的南下扩张发挥了重要通道作用。…………从文化背景上看,盘龙城遗址所在的江汉东部地区除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外,也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所波及,因此当时两支最主要的文化势力很早就在盘龙城遗址交汇。当商王朝建立后,作为下七垣文化主要继承者的二里冈文化也很早就进入并控制盘龙城遗址。……二里冈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时代大致相当于盘龙城遗址的第三期,即二里冈文化下层一期偏晚阶段。…………总体来看,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入和扩张表现出东西区位上的差异。在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及赣鄱地区以及洞庭湖东部地区,许多遗址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向外传播的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其文化面貌与盘龙城几乎一致,且与盘龙城遗址的文化演进也保持着相同节奏,显示出中原势力有效的控制力和持续的影响力,所以中原文化的进入是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对这些区域形成强势的文化占领,同时建立起多层级聚落体系,背后隐含的是政治权力对该区域的有效管辖。……综上所述,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二里头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经汉水通道和豫南一带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并以长江沿岸为通道逐步向周边扩张。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势力尚不如二里冈文化强大,所见遗址点的数量较少,遗存也不丰富,更未见城址一类的高等级遗存。盘龙城的兴起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且凭借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上的双重优势,其重要性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便已凸显出来。二里冈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后不久,其势力就开始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首先通过占据和建设盘龙城,中原文化在二里冈下层一期阶段就已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据点。至二里冈文化下层二期开始,中原王朝对盘龙城的建设趋于成熟和完善,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成为商文化向南扩张的中心据点。随着盘龙城等级地位的提高,中原文化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向东进入到赣江鄱阳湖地区,向南进入洞庭湖东岸,向西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及澧水下游地区,而在盘龙城所在的江汉平原东部及随枣走廊地区则进一步建立起多层级的聚落体系。从中原文化进入的结果来看,中原势力在东部地区显示出有效的控制力和持续的影响力,而在西部地区虽然保持了文化影响上的持续性,却始终未取得文化性质上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果似乎暗示中原王朝的经营重心仍集中于前者,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其向南扩张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资源所决定的。至中商偏晚阶段,盘龙城遭到废弃,进而对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变动产生联动性影响,造成一大批关联次级城市先后遭到废弃,使得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渐兴起,中原文化也由此从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向北撤出。在此之后,商文化虽未如之前那样全面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但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却并未断绝,譬如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多个地点就零星出土了典型殷墟阶段的青铜器,可能是中原文化再次南下的印证……
  308. 308.0 308.1 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三星堆文化”通常是指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但学术界仍不乏将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归入其中进行讨论者,又有学者将鄂西川东峡区所见类似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遗存看作是三星堆文化向东发展的地方类型,而我认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与峡区同期文化遗存的关系尚待进一步讨论。因此,本文所称"三星堆文化"仅指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至于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本文赞同江章华、王毅等先生的三期分法。关于“夏文化”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但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本文暂不论夏文化还是否包含其它考古学文化,所称"夏文化"均指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传统在三星堆文化中的表现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在不同的生活层面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在礼仪和宗教为主的精神生活领域。二是夏文化因素从三星堆文化一期开始就地位显赫,且自始至终保持这种地位。礼仪和宗教是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文化,三星堆文化结构中“夏礼”的重要地位表明夏文化或夏人至少是三星堆文化统治集团成员之一。…………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三星堆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一支西迁成都平原在征服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三星堆文化面貌构成中,除前述夏文化因素的主体地位外,来自鄂西川东峡区的文化传统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309. 姚政权、吴妍、王昌燧、赵春青《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新砦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东南方向的刘寨乡新砦村西北的台地上,南临双洎河,东临圣寿溪水,北面和西面为开阔平地,分布范围约70万平方米。如果加上新砦城址外壕所圈占的范围,遗址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主要的文化遗存分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三个阶段,距今约4200~3750年。…………考古发现证实,稻作最迟在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北传到了黄河流域地区。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西高崖、郑州大河村以及陕西华县泉护村都曾发现有炭化稻标本或遗迹。……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从龙山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其气候环境是温暖湿润的。整个遗址使用期内,气候波动不甚明显。对农作物植硅石类型的分析表明,夏代早期的农业生产是粟作农业为主、兼有水稻和小麦种植的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经济形态。……
  310. 赵春青、张松林、谢肃、黄卫东、张巧燕《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在新砦遗址中心区发掘出1座较完整的大型浅穴式建筑基址。……DF位于遗址中心区偏北部、内壕所环绕的内城偏北处。该处是遗址最高处,海拔143.8米。地势为西高东低,西部为高台抛,高约1.2米。……大型建筑东西现存长99.2米,其中,主体部分南北宽14.5米。活动面从西向东84米处向南内收2.4米,形成刀把形。东部内收部分南北间距11米,主体部分南北墙间距14.8米。…………DF这一大型建筑基址所处位置重要,规模宏大,建造讲究,可见不是一处普通的活动场所。DF内部和墙壁上没有发现承重柱留下的柱洞,可见,它也不是一座盖有屋顶的建筑。活动面上遗留着千层饼状的砂质土层,这说明它可能是一座露天的浅穴式建筑。过去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己发现有与此相似的遗迹。关于此类遗迹的性质,《礼记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𫮃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𫮃”。郑玄注曰:“封土曰坛,除地曰𫮃”。“除”既有整平的意思,也有开掘的意思。𫮃,为祭祀用的经过清除的整洁的地面。《礼记祭法》又云:“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坎是坑的意思,新砦遗址中心区发现的这座浅穴式大型活动场所或许就与“𫮃”或“坎”之类的活动场所有关。……
  311. 方孝廉、方媛媛、方莉《二里头遗址都邑探讨》
  312. 312.0 312.1 李杰、缪小荣《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比较研究》……经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在诸多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城市性质、选址、规划布局、建造技术及防御体系等五个方面。……(一)……二里头遗址分布于河南偃师市西南约9千米处的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和北许等村庄之间,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发现有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的宫城。文化遗存丰富、规格高,既有规整的宫城、布局严谨的宫殿建筑、呈“井”字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集中分布的祭祀遗存和诸多高等级墓葬,又有铸铜、制陶、制骨、制造玉器和绿松石的作坊,还出土有相当数量且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玉器。其中早期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二里头遗址可分为前后衔接的四期文化,除第一期文化因发掘不彻底和后期破坏未见宫殿建筑基址外,二期至四期文化均发现有宫殿建筑,表明二里头遗址延续年代很长。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7.5千米的陶寺、李庄、中梁、东坡沟等四个自然村之间,由宫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组成。宫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近13万平方米。中期大城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80万平方米。……(三)……二里头遗址宫城位于遗址东南部,平面略呈规整的纵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目前已发现5座城门,城内有排列整齐的十余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城墙之外是垂直相交的四条大道。……陶寺遗址宫城位于遗址东北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与大城基本一致,目前共发现南东门和东南角门两处城门。……(四)在城墙建造技术方面,两处城址的城墙均使用夯筑法、版筑法建造,城墙墙基结构兼有基槽型和地面起建型;宫殿建筑技术接近,皆建造在台基上,是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建筑。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城墙多使用夯筑法建造,部分地段使用版筑法。城墙墙基结构方面,东、南、北三面城墙无基槽,平地起建,西城墙发现有基槽。宫城内发现十余座宫殿建筑。其中1号基址建在一座大型夯土台基上,由主体殿堂及四周的廊庑等构成,形成一座封闭式的庭院。2号基址中心殿堂建在台基之上,四周被廊庑和围墙环绕,也是一座封闭的庭院建筑。陶寺遗址大城及宫城城墙多使用夯筑法和版筑法建造,地上墙体使用版筑法,基槽部分采用夯筑法。城墙墙基结构方面,宫城城墙及大城城墙主要是基槽型,部分城墙可能属于平地起建型。……(五)……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周围多高山峻岭环绕,北面沿黄河一线有邙山东西向横亘,南面为嵩山余脉万安山,山势陡峭。城市四周关隘林立,东有黑石关、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南有伊阙,北有黄河关渡。遗址附近的伊河、洛河及两者交汇后形成的伊洛河同样具备防御功能。二里头遗址未发现郭城,但宫殿区建造有较方正的城墙,将十余城大型夯土基址包围在内,一些地段的城墙使用版筑法修建,墙体陡峭,防御效果显著。如此,遗址外围的自然防御屏障与人工修建的宫城城墙共同拱卫了二里头都邑的安全。陶寺遗址位于临汾盆地,遗址地处塔儿山与汾河之间,东部是太岳山系的塔儿山,西部有吕梁山系的姑射山,地势大体呈东南向西北倾斜。遗址东北部的南河和西南部的宋村沟在陶寺文化时期尚未下切,是宽浅的河谷型河流,在规避水患的同时又利于军事设防。在人工防御设施的建造方面,陶寺遗址不仅修筑有宫城,还修建了郭城。宫城城墙上发现东南角门和南东门两处城门,其中东南角门整体呈短“L”形,且有墩台基础,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相似;南东门平面近似后世“阙楼式”城门,形制特殊,结构复杂。东南角门和南东门址都具有明显防御功能,军事防御色彩浓厚。
    (一)……二里头遗址未建造“保民”性质的郭城,不见较大规模的墓地,设置有较大规模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该遗址目前尚未发现郭城,也不见集中的大规模墓地,出土铜器、玉器的中型墓葬主要集中在宫城周围,墓葬整体分布较为分散。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如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紧靠在宫城南侧,且作坊四周有围垣,便于统治阶层对其进行封闭管理。宫城内的宫殿建筑以1号、2号基址为中心分为东、西两组,且有明显的中轴线布局,布局较为规整合理。与此不同,陶寺遗址则设置有具有“保民”性质的郭城,有集中的墓葬区,且陶寺中期墓葬区和祭祀区位于中期小城的封闭空间内。……(四)在对周边的影响和控制方面,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控制范围广,影响力强;以陶寺遗寺为代表的陶寺文化控制范围相对较小,影响力有限。二里头文化一期之时分布范围相对较小,西至崤山,北以黄河为界,东未及郑州、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自二期开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跨过黄河,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盆地东部、丹江上游的商洛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边分布到开封地区略东,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遗址不论是遗址规模,抑或相关遗迹的丰富程度,还是出土遗物的规格及功用等,都远远领先于周边其他非二里头文化遗址。故二里头文化在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方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二里头文化立动影响其他文化,显示出极强的影响力。与二里头文化有所不同,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集中在晋南的临汾盆地,其南部边缘进入运城盆地东北部一隅,分布范围相对较小,没有明显的文化扩张现象。……(五)……二里头遗址在第一期阶段,遗址规模已达到100万平方米;至第二期时,二里头都邑迎来了大发展,遗址面积增至300万平方米,新建了道路网、大型宫殿、手工业作坊等;第三期进入全盛时期,宫殿区外围建造宫城墙,新建宫殿,其他相关重要遗迹继续沿用等;第四期晚段之末才逐渐衰落。陶寺遗址在早期阶段规模较小,建造了宫殿区和宫城;在中期之时兴建大城(郭城),进入最繁荣阶段;晚期之时城墙、宫殿,甚至早、中期的大型墓葬都受到严重毁坏,都邑迅速衰落,虽然宫城城墙经历了重修,但迅即被废弃,沦为普通聚落。……
  313. 段玉琬《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研究》……二里头文化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器占有重要地位。二里头文化的铜器与治铸遗物不少于294件,可分为容器、乐器、武器、工具及其他礼仪用器等。……本文所指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即为青铜容器和乐器。在青铜礼器产生之前,陶礼器、玉礼器、木质礼器等都在二里头文化礼器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青铜礼器一经产生,便迅速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群的核心,并直接地促成陶礼器地位的严重下降,由此可见青铜礼器在二里头文化晚期礼制系统中的重要性。……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其青铜礼器多被二里岗文化继承并发展,而二里岗文化的青铜礼器又被殷墟文化继承并发展。……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大都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其他遗址几乎不见。统计显示,二里头遗址共发现青铜礼器46件,包括爵、鼎、斝、铃、钺、牌饰六类。……爵是二里头文化发现最早的铜容器,也是发现最多的青铜礼器,共有16件……铜斝出现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共有3件。……铜铃最早出现于陶寺文化中,二里头文化共有铜铃5件,其中二期3件,四期2件,三期目前还没有发现。……牌饰是二里头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器物,不见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共有3件,其中二期1件,四期2件,三期目前还没有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铜鼎到目前为止只发现1件,即二里头87YLVM1:1,属于四期。……二里头文化的铜钺也只发现1件,即二里头2000YLⅢC:1,属于四期。……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最早产生于二期,具体来说是二期偏晚阶段,铜铃、铜牌饰便是最早出现于这一时期。铜爵在三期开始出现,而铜斝、鼎、钺直到四期才开始出现。……二里头文化铜爵就直接来源于二里头文化的陶爵。二里头文化的铜铃应来源于陶寺文化的铜铃。……二里头文化的铜鼎、斝、钺应来源于岳石文化的陶鼎、斝和玉钺。……
  314. 刘远晴《中国早期铜器研究》……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于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早期铜器出土的数量很多,受气候、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文化内涵各不相同,我们将依据其种类、数量、制作技术、合金工艺的不同,分新疆中西部区,东天山与河西走廊区、河湟区、中原海岱区和北方区五个区域……通过对典型器形进行分析,依据中原铜器传统和欧亚草原铜器传统的不同特征,中国发现的早期铜器可以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区域,即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欧亚草原系统)、河湟——长城沿线地区(过渡区)、中原海岱区(中原系统)……
    图一 早期铜器分布图
    新疆中西部地区位于中国西北端,包括,此区域内发现的早期铜器主要分属于克尔木齐早期遗存、小河文化、安德罗诺沃类遗存、阿克塔拉类遗存、新塔拉类遗存、尼雅北部类型。……从现有资料看,该地区铜产品的数量较少,种类也比较简单,仅有少量的铜锥等小型工具和铜环、铜片等小件装饰品。……
    公元前两千纪中叶以前,东天山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为以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哈密是欧罗巴人种在中国分布的最东界,同时也是新疆蒙古人种所占比例最大的地区。……河西走廓地区最早的铜器发现于甘肃洒泉市的高苜蓿地、照壁滩遗址……发掘者认为这两处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晚期遗存……继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之后河西走廊地区出现的是四坝文化,该文化因首次发现于甘肃省丹山县四坝滩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这一狭长地带。南起祁连山北路,北近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达安西一带的疏勒河流域,东南或可至武威一带。据调查资料,其主要分布区仅限于东起山丹西至安西这一范围内,包括山丹、民乐、张掖、高台、金塔、酒泉、玉门、安西等县市。……关于四坝文化的绝对年代,火烧沟、干骨崖、东灰山均有碳十四测年数据,其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950至前1430之间。……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东天山与河西走廊区出土的早期铜器总量较大,迄今为止,四坝文化出土铜器己经有280余件,而天山北路墓地的铜器数量更为惊人,己达千件以上。两个地区早期铜器在种类、特征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在发表的铜器中,锥、刀、凿、镰、斧等工具54件,圆铜饰、管饰、条饰、镜、钏、泡、耳饰、鼻环等装饰品52件,镞、匕和矛等武器21件。……
    马家窑文化分布于甘、宁、青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泾河、渭河、洮河、湟水与西汉水、白龙江、岷江支流杂谷脑河等流域。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3369至前2882年之间。马家窑文化早中期,目前仅见东乡林家出土铜器。马家窑文化晚期包括半山、马厂两类型遗存,半山类型至今未发现铜器,马厂类型经发掘出土的铜器有3件……齐家文化以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命名。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与西汉水流域均有分布,但其分布中心是渭河上游、洮河中下游与湟水中下游地区。以行政区划定位,东起甘肃省庆阳地区宁县,西至青海湖北岸沙柳河,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南抵甘肃省文县,地跨甘、青、宁、蒙四个省区……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己大体明确。经测定的祥本共六个,灵台乔村1个,天水西山坪2个,永靖大何庄2个,乐都柳湾1个。测年数据大体落在公元前2183年前1630年之间。……目前,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共有15处,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大夏河、洮河、湟水流域以及石洋河上游地区,东部地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铜器。据统计齐家文化出土铜器己超过130件,已经发表约60件,包括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其中工具37件,包括刀17件、锥8件、斧3件、钻2件、凿2件、匕1件;装饰品23件,包括指环7件、手镯5件、铜泡6件、臂钏1件以及其他铜饰3件……河湟地区最早发现铜器的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厂类型,出土了3件小件工具。两件为锡青铜,一件为热缎成形的红铜。其中东乡林家的一件铜刀,锡含量较高,在6~10%之间,遗址灰坑中还出土有数件铜块,应为铜铁共生治炼不完全的产物。尽管出土有锡青铜的物品,但是总体来看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治铜业处在较初级的阶段,出土铜器的数量很少、质量也较低,出土的遗址也不多。……整体观之,以公元前两千纪前叶为界,河湟地区的治铜业发展可以划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由马家窑文化晚期到齐家文化早期,这一阶段,冶铜业仍处在较初级的水平,铜产品的数量不多,种类单一,器型也都比较简单。合金配比方面,原始合金铜出现,并最终完成了向纯铜的转化。此时的制作技术以锻造为主,铸造的产品较少,并且只采用双范合铸法。铜器多出土于居址,随葬的很少,说明铜器还属于比较珍贵的资源,没有完全普及。第二个阶段是齐家文化晚期,此阶段冶铜业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特性,出土遗址较多,产品数量明显增多,种类多元化,青铜器较早期阶段比例有了明显提升,说明这一阶段纯铜工艺逐渐被合金铜工艺所取代。在制作技术上,铸造技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人们已经能够使用多块范合铸像单耳竖銎斧这样的复杂器物,环首刀、人面匕首带钮铜镜等器物的工艺水平也很高。铜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说明铜产品己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资源。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下层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和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其分布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南临渤海,东到医巫闾山,至于西界,则因对燕山以南地区的“大坨头类型”性质的不同认识而会得出相异的见解。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分布于燕山南麓的夏家店文化“大坨头类型”也纳入研究范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400年,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目前,夏家店文化共出土早期铜器近110件,并发现有炉壁、少量陶范和铜屑。……朱开沟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即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至内蒙凉城县的岱海地区,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其二、三、四段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中第二段没有铜器出土,第三段出土有锥1件、针1件、臂钏2件、凿1件、镯7件;第四段出土有铜环1件、指环4件、铜镞1件,另外还采集有耳环5件,属于第四段遗物。……龙山时代北方地区发现的铜产品非常少……此时的北方地区,冶铜业可能还处刚刚萌芽的状态。进入夏纪年范畴内,北方地区的冶铜业开始异常迅速发展,制作技术方面,经过检测的26件铜器中,有11件为铸造,10件为热锻,4件为铸造后经过热锻,其中还有1件铜器为铸造后锻制。……合金工艺方面,早期铜器在北方地区一出现,青铜产品就占绝大多数,红铜产品仅占一小部分。……
    考古学习惯上的中原地区主要包括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西部,海岱地区则主要指山东省。这里我们注重的是出土铜器的区域,因此中原海岱区除包括以上区域外,还会涉及陕西等地的一些内容。
    一、仰韶时代中原海岱地区铜器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技术还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人类可能只是无意识对矿石进行加热,从而冶炼出原始合金铜,并不存在对铜矿有意识的加工利用。
    二、龙山时代晚期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仅发现铜器数件和一些冶炼遗物……总的来说,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原海岱地区己经具有了一定水平,能够有意识的冶炼纯铜,并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装饰品。但是此时出土铜器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出土遗址也不多。整体来说,此时的中原冶铜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
    三、二里头文化时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采集了一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学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第一期为1880B.C——1730B.C,第二期为1740B.C——1600B.C,第三期为1610B.C——1555B.C,第四期是1564B.C——1521B.C。……二里头文化目前共发现铜器近190件,冶炼遗物100余件。其中国内外收藏约17件,均为酒器和装饰品。……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主要发现于Ⅳ区,其中最大的一座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该铸铜遗址延续使用的时间有300年左右,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到第四期一直存在。出土了陶范、坩埚、炼渣熔炉壁铜冶铸遗物,其中个刎陶范上雕刻精致的纹饰。这是二里头遗址中目前唯一确定的铸铜遗址,也是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大型铸铜遗址。在遗址的其他区域还发现了多座工场式的作坊,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冶铜业己经达到一定规模。……二里头遗址目前有52件铜器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另有1件铜渣和1件铅片也进行了检测。其中10件为红铜(包括2件锡、铅含量均低于2%的低铅锡青铜);43件为青铜,包括锡青铜15件,铅青铜6件,铅锡青铜21件,砷青铜1件;另有铅制品1件。铸造技术方面,二里头遗址铜器均系范铸法制作,而且是从单范铸造发展到多范铸造,并采用了复合陶范法。生产工具锛、凿、锥、刀、鱼钩和武器戈、戚、镞等多采用单范铸成;容器爵、斝、盉、鼎和乐器铃则采用组合范铸成;铜饰品制作工艺尤其复杂,采用了铸造与镶嵌工艺相结合的手法。一部分铜器还铸有花纹,从素面到花纹,表现了铸造技术的发展。……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城北约17公里,涑水支流青龙河上游的东下冯村,东倚中条山,北枕呜条冈,在山麓下的平原地带。……该遗址共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器14件,包括铜刀1件、铜镞8件、铜凿2件、铜片1件以及残铜器2件。冶金学者对这些铜器进行了成分检测,除一件镞为红铜质外,其余13件均为青铜质地,其中两件镞做了进一步检测,为沿锡青铜。此外,驻马店杨庄发现有铜凿1件,经检验为红铜;洛阳东干沟发现有铜刀2件、钻1件、铜残器1件;登封王城岗发现有铜刀、铜钻、铜片各1件;淅川下王岗铜钩1件;郑州发现铜鬲、铜盉、铜戈、铜镞、铜块各1件;郑州大师姑发现铜刀1件;郑州洛达庙发现铜棍1件;翼城苇沟发现刀1件;偃师高崖发现铜刀1件;新密曲梁发现铜刀1件;荥阳竖河发现铜刀1件;荥阳西史村发现铜镞1件;新郑望京楼发现铜爵1件;垣曲商城发现铜镞1件;陕县西崖发现铜片1件;华县南沙村发现铜锥1件。……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器物类型多样,主要有爵、角、斝、盉、鼎、鬲等容器,戈、戚、钺、镞等武器,牌饰、铜泡等装饰或礼仪性用品,乐器铃以及刀、锥、凿、锛、锯、纺轮,鱼钩、钻等生活用品。……岳石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地区,东至大海,南达江淮,西至鲁西南和豫东,北到辽东半岛南端,其年代约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目前岳石文化共出土早期铜器17件,包括铜刀6件,铜锥3件,铜镞2件……岳石文化以工具为主,也有少量武器和装饰品。合金成分方面青铜比例较大,占总数的七成,红铜占三成。器物多为铸造而成,少数辅之以锻打。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岳石文化虽然器类较多,数量不多,但是除铜环以外,其余器型均见于二里头文化,且器物型制较为近似。通过以上分析,岳石文化的冶铜工艺可能受到中原地区的较大影响。………………总之,这一时期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技术还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人类可能只是无意识对矿石进行加热,从而冶炼出原始合金铜,并不存在对铜矿有意识的加工利用。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原海岱地区,冶金业开始最初的发展,能够有意识的冶炼纯铜,并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装饰品。但是此时出土铜器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出土遗址也不多。整体来说,此时的中原冶铜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接下来,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海岱他区的冶铜业取得极大进步。在器类和纹饰方面,铜器器类大为丰富,纹饰日渐复杂,铜器器类多达二十余种,不但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武器种类也很丰富……制作技术方面,制作技术呈现多元化趋势,除铸造外,还出现了镶嵌、补铸、鎏金等手法,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工艺精湛,为同时期铜器装饰品中的佼佼者,在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背部有鎏金的铜刀;同时,二里头遗址开始普遍使用泥范铸造技术,并能根据不同器类选择单范、多范还是复合范,己能铸造器型较为复杂的铃和爵、斝、盉等器物。合金工艺方面,青铜器占大多数,达到8成左右,红铜器仅占2成左右。不同器类之间,金属成分存在差异,如工具和武器红铜占两成多,而容器则全部为青铜,可见人们对铜的金属属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至迟在二里头二期,就己经形成较稳定的青铜熔铸规范,并懂得根据器物类别性质配置青铜合金的技术。铸造流程和管理方面,能够将铜器制作的一整套程序如淘洗、制范、阴干、浇注、打磨等协调起来,并做到有序进行;铜器生产过程在相应机构组织下实现了规模化和专业化。总的来看,中原地区以二里头为代表的青铜制作技术己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高度。对青铜合金的几种主要金属元素已有较多的认识。二里头早中期的锡青铜铸造、稍晚的铅锡青铜的发明,都是夏代青铜工艺取得的重要成就。可以说,青铜时代主要合金类型的锡青铜和铅锡青铜的配置技术。在夏代已经基本形成,并为商代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的冶铜业存在明显的早晚差异。在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铜器多为刀凿锥等小件工具和兵器镞,虽然也有像复合范制作的铜铃和运用镶嵌工艺制成的铜牌饰这些较复杂铜器出现,但数量很少,铜牌饰(1981YLⅤ M4:5)和铜铃(1982YLⅨ M4:80)都只发现了1件。自第三期开始,二里头文化的冶铜业迅速发展起来,表现其独有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不仅铜牌饰和铜铃等复杂器物比前期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并且又新出现了戈这样的大型武器。其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曲内戈(1975YLⅥ M3:2)内后铸有突起的云纹,文件凹槽内可能镶嵌有绿松石,器物线条流畅,制作精美,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第三期新出现的器物中最引人瞩目的应属铜爵的出现,铸造铜爵等容器,会消耗更多的铜原料,而且需要采 用内外范结合的复合范技术,铜容器的出现代表了二里头文化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反映二里头文化早晚阶段的青铜工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除了早晚的差异,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业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虽然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水平较高,其他遗址的铜器制造仍然停留在较初级的阶段。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泗水尹家城遗址为例,前者从第三期才开始出现少量铜器,器类仅有凿、镞等小件工具或武器;后者出土铜器的数量较少,而且仅见刀、锥、镞、环等小件工具、武器或装饰品。这似乎暗示了这些非中心性的遗址尚不具备制作复杂铜器的实力,其冶铜工业的规模也比较有限。或许这说明当时作为重要手工业部门的铸铜业己经被国家所垄断,这也是国家王权政体出现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国的早期冶铜技术传统各有不同,基本可分为三个区域: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欧亚草原系统)、河湟——长城沿线地区(过渡区)、中原海岱地区(中原系统)……中原海岱地区铜产品从数量上看是最少的,仅有不到210件,但是考虑到该区有近30件大型铜容器发现,其铜产品的生产总量还是非常可观,其治铜业的总体发展水平甚至略高于以上两区。中原海岱地区的铜器有工具、装饰品、武器、乐器、铜容器五大类,工具以刀锥凿为主,有少量钻、锛、纺纶、锯等;武器有戈、戚、钺、镞,镞的数量较多,达30余件;铜容器有爵、角、盉、鼎、斝、鬲等器类,此外,还有乐器铜铃和镶嵌铜牌饰。……中原海岱地区的最大特色是铜容器的发明和使用。铜容器的原型来源于该区的陶器,其铸造技术复杂,需要使用至少3块以上的陶范来制作;种类也很丰富,包括爵、角、盉、鼎、斝、鬲等器类。这一时期,不仅在中原海岱地区以外地区没有发现铜容器,在除二里头遗址之外的该地区也很少有发现,这说明铜容器作为礼器写阶级分化有关,遗址要达到一定等级之上,才有权利制造和使用铜礼器。……中原海岱地区在夏纪年以前,以红铜制品为主,进入夏代范围,锡青铜器占大多数,达到8成左右,红铜器仅占2成左右,中原海岱地区没有砷铜的发现,其铜器合金技术是直接由纯铜发展至锡青铜合金的。同河西走廊以西地区和河湟——长城沿线地区不同,中原海岱地区的居民在铜产品加工过程中有意识的使用铅金属元素。……至迟在夏代早期,中原海岱地区的铜产品已经开始全部使用铸造技术。其铜器加工手段呈现多元化趋势,除铸造外,还出现了镶嵌、补铸、鎏金等手法,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工艺精湛,为同时期铜器装饰品中的佼佼者,在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背部有鎏金痕迹的铜刀。该区自夏代开始,普遍使用泥范铸造技术,并能根据不同器类选择单范、多范还是复合范,从而能够铸造器型较为复杂的铃和爵斝盉等容器。中原海岱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铜器出土。遗址中出土的多为刀、凿、锥等工具和小型武器(镞),其工具和小型武器的形制与西北地区的铜器形制差别很大。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中原海岱地区的墓中随葬有铜器。二期随葬铜器墓的三座墓规模在(2-2.5)×(0.6-1.2)左右,属于中型墓。相较于周围末随葬铜器的墓葬,规模略大,随葬品也较为丰富,多伴出大量的玉钺、管状饰、柄形饰等玉器。二里头文化三期铜器随葬更加普遍,均出土于中型墓葬,铜爵、戈、钺、圆盘形器开始出现并用于随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时期铜礼器和兵器都用于随葬,说明铜器己经成为地位与权利的象征。综上所述,中原海岱地区受农业经济形态和聚落等级分化影响,其铜产品以铜容器为突出特点,在铜器种类、形态、合金配比工艺和铸造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独有特征。
    ……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业是独立起源,其发展过程有很强的连续性,走过了原始合金铜——红铜——锡青铜的整个过程,其铸造技术也多与其它地区不同,有许多自主创新的地方。早在仰韶时代,这一地区就有原始合金铜的发现,至龙山时代晚期,已经能够利用复合范铸造法生产铜铃之类的较为复杂的器物。复合范铸造法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先 进的铸造技术,在两块或多块范组的范腔内插入范芯,使它范壁保持一定但不太大的距离,从而造出器物的薄壁。这种新工艺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为夏代铜容器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夏代开始,由于阶级分化和王权集中的影响,在二里头遗址这样的大型聚落里有能力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铜矿资源,从而使得中原海岱地区的冶铜技术有了许多创新。陶范的发明是一个天才型的设想,陶范相比较石范,不仅灵活性强,易于塑造成形,而且不受石材的限制,能够制造大型的范模,以满足制作大型铜容器而需求。同时,为适应铜容器的制作需求,铅金属较多的被运用于合金铜的生产过程中。随着这些高水平制作技术的运用,中原地区铜器铸造技术远超出以上两个区域,以大型的铜礼器为基本特征,跻身当时世界铜产品生产的前列,为日后商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中国中原地区的铜器起源于仰韶和龙山时代,在夏代形成了不同区域独特的铜器文化。代表东方铜器发展模式的中原文化,其周边受到了西方铜器文化的冲击,一直影响到中国长城沿线地带。由于中原铜器文化的强势性和独特性,西方铜器文化没有能够再向东深入。两种传统的铜器文化在长城沿线形成对峙与共存,促使中国的铜器文化形成了特征明显三个大区。
    ……依据对中原铜器传统和欧亚草原铜器传统的影响差异,中国发现的早期铜器可以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区域: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欧亚草原系统)、河湟-长城沿线地区(过渡区)、中原海岱地区(中原系统)
    ……从目前资料来看,我国不同地区铜器起源是不同的,中原地区的铜器起源于仰韶和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在夏代形成了独特的铜器文化,恰在此时中原文化的周边受到了欧亚草原铜器文化的冲击,一直影响到中国长城沿线地带。由于中原铜器文化的独特性而未再向东深入。两种传统的铜器文化在长城沿线形成对峙与共存,促使中国的铜器文化形成了特征明显三个大区。
  315. 杜勇《奚仲作车与中国马车的起源》……从技术层面看,中国马车与西方车确有相似的一面,如两轮、独辕、方舆,辕与轴相连,衡置辕前端等。但另外一些技术表现方法却足以将二者的文化特征区别开来。其一,中亚、西亚、北欧等地盛行的四轮马车,在蒙古的科布多苏木和阿尔泰山,内蒙的乌兰察布等地的岩画中都有发现。但殷周时代只有双轮马车,未见四轮马车,不知是未能研发出转向装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殷周以后始终不曾以四轮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如果殷周马车来自引进,恐不至于在未经尝试的情况下,一开始就淘汰了西方盛行己久的四轮马车,以致在殷周时代不曾一见。其二,除个别情况外,西方早期马车的车舆普遍置于轴的前面,直到公元前1100年之后,才逐步出现将车舆的正中部位置于车轴之上的情况。而商周马车的车舆中部却都置于车轴之上。在中亚和蒙古高原的岩画中,这两种车舆置放方式都能见到,显为西方马车影响所致。殷周马车未见车舆置于轴前者,说明它并未借鉴西方马车的构造技术。其三,西方马车的轮径一般在1米以下,轮幅数4-12根不等,很少有超过15根的。中亚和蒙古高原的岩画马车,其轮辐数4-8根不等,多者也不过13、15根。夏含夷曾举内蒙南山根M102刻纹骨板描绘的车轮,谓其辐条多至20-22根,实际是误将骨板构图的装饰花纹视作写实的车轮辐条,不可据信。而商周马车的轮径多在1.5米左右,轮辐数较多,以18根者为常例,个别为22根或26根。较多的轮辐数可增加车轮的强度和承载能力,延长使用寿命。这是中西马车构造的又一显著区别。其四,从马车系驾法来说,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早期马车,一直到罗马时代都使用颈带式系驾法,即在马的颈部套一皮质颈环,与衡木连接,以牵动车子行驶。商周时期的马车则是更为先进的轭靷式系驾法,真正受力的部件是叉在马肩胛前面的轭,传力的则是靷。……无论是马车的构造技术还是驾马技术,中国与西方马车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特别是中国的多辐车轮提高了车辆的传导力和坚固性,轭靷式系骂法充分发挥了马的力量和效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西方马车所具备的先进性。……总的看来,以中亚和蒙古发现的车辆实物和岩画来证明中国马车西来说的种种理由,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从西方说关于马车传入中国的时间看,与中亚和蒙古高原几乎同时甚至更早,马车己奔驰在中原大地上;从技术层面看,中西方马车的差异是明显的,并非源于同一文化基因;从马车主要功能看,当西方马车己成军队核心战斗力的时侯,中国马车在战争中还未发挥出应有的军事作用。这些事实都是与中国马车西来说相抵触的,让人天法相信晚商马车是从中亚引进来的。……
    ……关于殷墟文化之前的商代前期和夏代的马车实物,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但与马车相关的考古资料还是有的。这就是陆续发现的车辙和车马器。1996——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中,在城址东北隅发现两道东西向与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车辙长14米,其痕迹呈凹槽状,口部一般宽约0.12米左右,深约0.03-0.05米,凹槽内填满灰黄色粉尘土,土质酥松。凹面土质坚硬,凹槽两侧的路土因受到车轮挤压而变形,呈隆起状。同时有的部位发现车辙呈交错状,交叉点附近辙沟宽约0.1米左右。车辙轨距约为1.2米。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内有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车辙的间距约为1米,与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相近。发掘者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将我国用车的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为1-1.2米,与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一般为2.2-2.4米有所不同,反映出商代前期和夏代的车体比晚商马车要小许多。偃师商城的发掘者曾在有车彻的道路上,努力寻求牲畜蹄印,结果未能发现。因而无法判断车子以何种牲畜为动力,只能认定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们车子。两处遗址的车辙呈凹槽状,说明车子在道路上行驶频繁,并有一定的载重量。……关于商代前期的车马器,考古发掘中已有零星发现。在郑州商城遗址,曾出土过2件青铜车軎的陶范,说明当时车子配件的生产己经批量化。后来在偃师商城也发掘出一件青铜质地的车軎,个体较小。軎是一种车器,呈长筒形,套在车轴的两端,用以加固轴头。軎孔自上而下插入辖(多为木质),以防脱出。青铜车軎的使用,是坚固木制车辆的关键技术环节之一。此外,在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邢台曹演庄下层、台西、平谷刘家河等遗址中,出土有铜泡、工字形器、管、当卢、人面饰等,据学者研究亦当为车马饰件之物。往前追溯,夏代亦有车马器的遗物。二里头遗址曾先后发现铜铃5件,兽面纹牌饰3件,圆形牌饰3件,铜泡1件。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曾发现铜铃。从铜铃的形制和体大的特点看,当是马铃。其他牌饰和铜泡亦属车马饰件之类。这些车马器的发现,虽然数量和种类尚不够多,但联系偃师商城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现的车辙,以及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的夏代陶文“车”字,应可说明商代前期和夏代已有小型马车作为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了。……由于马车是一种工艺复杂的复合文化,必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水平。如果没有青铜器做车子的辅件使之坚固,完全靠木头制作,用行走缓慢的牛来拉拽或许勉强可用,但要用奔跑速度快而又性情暴烈的马作动力,恐怕一拉就会垮掉。此外,如果没有青铜制作衔镳,也很难使野性十足的马驯服,乖乖接受驾驭。所以青铜冶铸业要是跟不上去,马车的制作和马的驯化都会面临不好克服的困难。过去,人们对夏代青铜冶铸业的认识有限,以为只发现几个小件铜器,生产不成规模,自然无法满足车辆制造对铜制车马器的需求。如今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夏代青铜冶铸业的面貌越来越清楚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例,不仅发现了若干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而且发掘出大规模的冶铸作坊和大量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至夏代晚期,大型铸铜作坊表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二里头遗址也是当时青铜工业中心。”这说明当时中国青铜冶铸业己经不再处于萌芽阶段,而是以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空前的技术水平,开始全面走向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因此,马车制造所需的青铜配件,在夏代是可以得到供给的。……作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物质成果之一,中国马车非自西亚或中亚引进,而是起源于中原本土。从夏代中经商代前期小型马车发展而来的殷墟马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指挥平台。文献记载夏代奚仲作车,尊为造车鼻祖,历史地肯定了奚仲在中国马车发展进程中所作的重大创新和特殊贡献,彰显出一种自信、自强、创造、创新的民族精神。
  316. 袁广阔、朱光华《关于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几点认识》……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宫城范围内已发掘分别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的大型建筑十八座,“已确认第三、四期的多座单体宫室建筑纵向排列,形成明确的中轴线”。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兴建的3号、5号宫殿位于宫城北部偏东的位置,两座宫殿东西并列,前者长逾150米,宽约50米,是一组大型多座院落式建筑。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又分别兴建了1号、2号、4号、7号、8号等宫殿,其中1号宫殿基址位于宫城西南部,平面略呈方形,基址中央为长方形主体殿堂,殿堂前为庭院,庭院四周有廊庑环绕,庭院南部边缘正中为正门。基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迄今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2号宫殿营建于3号宫殿基址之上,结构与1号宫殿类似但规模略小,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基址中部偏北为殿堂,四周有围墙、廊庑,南墙偏东部为大门,大门两侧有门塾。2号宫殿南北长73米,东西宽58米,总面积约4200平方兴,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沿中轴线对称布局,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从二里头文化宫殿基址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作为都邑重心的宫城内部,各类宫殿建筑已基于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形成一定的区划与布局。二里头遗址宫城范围内宫殿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
    (一)宫城西南角以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时的1号宫殿为主,另有同时期修筑的7号、8号建筑基址;
    (二)宫城中北部有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3号、5号宫殿基址,以及二者废弃后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在原址重新修筑的2号、4号宫殿,另有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在2号宫殿北侧修筑的6号宫殿。
    从宫殿建筑的布局来看,西南区的1号与7号宫殿、中北区的2号与4号宫殿,分别依照同一条中轴线而建,显示出较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关于宫殿建筑的性质与社会功能,多数学者认为1号宫殿为夏王朝处理政务的“朝堂”,2号宫殿为夏王朝祭祀祖先的“宗庙”。4号宫殿为王室举行特别典礼的“明堂”。如此看来宫城西南部为夏王朝的治事、议政之所,宫城中北部为夏王朝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地。……
  317. 王文华《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发掘与研究》……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和杨寨村南地。……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根据发掘出土遗物及地层关系,我们将大师姑夏代城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前后相连的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段:……第一段的年代应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相当。
    第二段:……该段的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早。
    第三段:……该段的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
    第四段:……该段遗存的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早。
    第五段:……此段相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偏晚。
    ……可以大致推断大师姑夏代城址的繁盛阶段是在一、二、三段,第四段遗存有所减少,五段可能仍在使用,也可能已经废弃。……
  318. 魏兴涛《蒲城店二里头文化城址若干问题探讨》
  319. 樊温泉、靳松安、秦文生、胡生勇《河南邓州市穰东遗址的发掘》穰东遗址位于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东北约1公里处,东北距穰东火东站约300米,西南距邓州市约26公里。遗址现存面积约15000平方米。……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及出土器物的特征、组合及变化规律,可将穰东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穰东遗址的一至三期是连续发展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出土陶器的形制、组合以及纹饰等方面的特征来看,穰东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应分别相当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比,这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也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陶系方面。如这里出土的陶片中有相当数量的棕黄陶和红褐陶;夹砂陶的比较始终较大,泥质陶相对较少;泥质陶中有一些还夹有极少量的细砂;缺乏典型磨光陶等。但这种地域性特征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地方类型,也就是说穰东二里头文化遗存仍然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
  320. 高清大图带你探秘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八里桥遗址, [2024-09-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1-25) 
  321. 河南南阳发现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 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 [2024-09-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1-25) 
  322. 322.00 322.01 322.02 322.03 322.04 322.05 322.06 322.07 322.08 322.09 王琼《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豫西南鄂西北地区指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相邻地带。这里主要属于汉水中上游流域,从行政区划上看包括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市及所辖的邓州、方城、南召、新野、淅川、西峡、内乡、镇平、唐河、社旗等县市,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及所辖的丹江口、郧西等县市及襄阳市及所辖的老河口、谷城等县市。豫西南鄂西北地区西写陕西东南部毗邻,北有伏牛山与黄河流域为界,东以伏牛山余脉、桐柏山与淮河流域为界,东南部为江汉平原。区域内山脉横迤,河流交织:北部有伏牛山,中部为丹江和唐白河之间的分水岭(尖山与肖山),东南部有桐柏山、大洪山,西南部为武当山,汉水及其支流丹江、唐河、白河等贯穿整个区域,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小区。……具体到本文中,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龙山晚期遗存是指该地区已经发现的晚于石家河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该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600年前后,延续时间400~500年,而龙山时代晚期诸文化基本都在公元前1900年前结束,因此龙山晚期遗存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前后。本文所说的二里头时代是指晚于王湾三期文化、早于二里岗文化的新砦期遗存及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年代范围,其年代跨度约在公元前1900~厕1500年前后。……
    ……本文认为从出土陶器来看,嵩山南北地区确有差异……两者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应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两地区的差别只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地方类型的体现,可称为王湾三期文化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
    …………可以说在关于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存的文化属性及命名问题上,学者们各持己见,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关于二里头时代文化的性质,目前学界己经基本达成一致,即认为其属于二里头文化……
    第二章 龙山晚期遗存分析
    ……目前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经发掘的龙山晚期遗址主要有淅川下王岗、下寨、沟湾、水田营、六叉口、马岭、龙山岗、邓州八里岗、丹江口(原均县)乱石滩、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大寺、青龙泉、店子河、辽瓦店子、襄阳牌坊岗、方域平高台遗址等。…………综上所述,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以往发掘的龙山晚期遗存其实包含了属于不同时代的两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为以下寨遗址一至三组,下王岗遗址一、二组,乱石滩、大寺遗址第二组为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以及以乱石滩、大寺遗址第一组为代表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综上,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朝文化一期一段仅在下寨遗址中发现。二期二段在下寨、大寺、下王岗、青龙泉、八里岗以及辽瓦店子遗址中有所发现。二期三段在下寨、水田营、乱石岗、下王岗、牌坊岗、店子河及金营遗址中均有发现。……综上,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可分为两期四段,其中早期一段主要为站马屯一期;早期二段主要包括矬李一期、站马屯二期、瓦店一期、郝家台一二期及王城岗一期等;晚期三段主要包括矬李二期、煤山一期、李楼一期、瓦店二期、王城岗二三期及郝家台三期等;晚期四段主要包括站马屯三期、矬李三期、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郝家台四五期、煤山二期及李楼二期等。本文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划分为二期三段,通过分别与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进行对比可以确定其相对年代。……通过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每一段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进行对比可以得知,本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一期一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三段,本地区二期二、三段相当于中原地区晚期四段,部分二期三段单位的年代可能己经进入二里头时代。…………因此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应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之间,其早、晚两期的分界大致可定为公元前2200年。……确定了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石家河文化绝对年代的下限为公元前2200年左右,那么晚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基本同时的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应为公元前22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或稍晚。……
    第三章 二里头时代遗存分析
    ……豫西南、鄂西北目前经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主要有邓州穰东、方城八里桥、淅川下王岗、盆窑、门伙、单岗、马岭、文坎、李营、郧阳区(原郧县)辽瓦店子、丹江口熊家庄、襄阳王树岗遗址等。……从该地区出土的二里头陶器来看,其性质应属于二里头文化。……可将该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为三段。……据此可将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三期……综上,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仅在穰东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在穰东、八里桥、下王岗、盆窑、门伙、李营及辽瓦店子遗址中有所发现。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在穰东、王树岗、单岗、盆窑、门伙、李营及辽瓦店子遗址中均有发现。…………由于“四期说”能够囊括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因此本文采用“四期说”的分期方法。
    第一期:以二里头一期为代表,还包括煤山三期、稍柴一期、王城岗二里头一期、郑窑一期、新砦三期等。
    第二期:以二里头二期为代表,还包括稍柴二期、洛达庙一期、王城岗二里头二期、皂角树一期、矬李五期、郑窑二期、杨庄三期等
    第三期:以二里头三期为代表,还包括煤山四期、稍柴三期、洛达庙二期、王城岗二里头三期、皂角树二期、郑窑三期等
    第四期:以二里头四期为代表,还包括洛达庙三期、王城岗二里头四期、皂角树三期等
    ……综上所述,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第一至三期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第二至四期。……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较大,北可至太行山南麓沁河以西地区,南到信阳地区,西南可达湖北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襄阳一带,西抵关中东部,东达豫东杞县地区。……
    表4-1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王湾三期文化聚落统计表
    表4-2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聚落统计表
    …………从文化面貌来看,该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非常接近,地方特色较少,不宜划分为新的地方类型。……
  323. 323.0 323.1 323.2 323.3 常怀颖《从新峡遗址再论二里头与东下冯之关系》……器型的对比可知,新峡遗址与东下冯、二里头遗址最具代表性器类的共性是主要的。同时,借助新峡,我们也能看出二里头与东下冯之间的共性大于其差异。……以新峡的新材料,再次印证了东下冯与二里头之间只是区域的渐变,而非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因此,我认为由新峡观之,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的差别仍然只是同一文化间的空间类型之别。……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之间的关系,是共属二里头文化的并行关系。新峡遗址的发现,证明两个类型之间存在密切的过渡联系,但这种联系反映的,是二里头向东下冯的单向渗透。至少在二里头三期阶段以后,以新峡等沁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来看,我们很少看到东下冯类型通过中条山向东输出的迹象,在二里头遗址中也罕见东下冯类型的痕迹。……
  324. 王琼《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存分析》……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存,指的是该地区目前发现的、晚于石家河文化中期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类遗存。……
    图一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址分布图
    ……需要说明的是,以陈冰白、王立新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嵩山以南龙山时代晚期遗有具有相对独立性,应为一支单独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煤山文化,笔者认为此观点不妥。从出土陶器来看,嵩山南北地区确有差异,如嵩山以北地区以深腹罐为主要炊具,斝、双腹盆也较多,甑多呈罐形,瓮、罐、盆类器中装单、双耳者占一定比例。而嵩山以南地区以鼎为最主要炊具,其次为深腹罐和鼓腹罐,深腹盆、觚形杯较多,有相当数量的甑呈盆形,瓮、罐类器装耳者较少。但笔者认为这种差异仅体现在部分典型器型在两地遗址中所占比例不同,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与嵩山南北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有关,两地区陶器无论陶质、陶色还是纹饰都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小口高领罐、矮领瓮、圈足盆、浅盆豆、斜腹碗、敛口钵、单耳杯、器盖等一大批器物皆是两区共有的文化特质,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应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两地区的差别只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地方类型的体现,可称为王湾三期文化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分期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种观点,其中以张绪球先生为代表的“三期五段说”得到较多学者认可。一般认为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之间。……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学术界观点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期说”和“三期说”两大类,笔者赞成“两期四段”的分期方法。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是距今4500——3900年。……
    表一 典型遗址分组年代对应表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为距今约4200——3900年。……
  325. 325.00 325.01 325.02 325.03 325.04 325.05 325.06 325.07 325.08 325.09 325.10 325.11 325.12 325.13 325.14 325.15 325.16 325.17 325.18 325.19 325.20 325.21 张雪霏《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考古遗存研究》……晋东南地区位于山西省东南地区的太行山西麓,东与河北接壤,南与河南接壤。此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周围环绕着太行山和太岳山。中部地势起伏,其间盆地,比如上党盆地和泽州盆地。境内主要河流为漳水和沁水。……根据材料统计得出结论,小神遗址二里头时期遗有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器类占比最高,小神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虽然与二里头类型、先商文化、白燕文化均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且具有自身的特征,但总体来说,其应归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为宜。……总体来说,西李高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应当纳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总体来说,和村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应当纳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根据材料统计得出结论,南涅水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与其他晋东南地区遗址相比较,文化面貌相对不是特别复杂。其中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器类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大,占比最高,南涅水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虽然与白燕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总体来说,其应归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为宜。……因此,应将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归入东下冯类型。关于东下冯类型在晋东南地区的分布范围,北部似以浊漳河为界,浊漳河以北为晋中地区白燕文化分布区域,以南为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东南部以太行山为界,太行山以东为先商文化分布区域,以西为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因此,按照东下冯类型的三期分法,二里头时期的晋东南地区典型遗址文化遗存时代约相当于东下冯第三期,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晋东南地区周边存在着多种文化类型,其南部是强势的二里头文化主体类型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东向是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所在区域,而其北部是晋中白燕文化分布范围。……由于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二里头类型又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类型,本身二者之间就存在较多形制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所以,晋东南地区此时的文化遗存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到二里头类型的影响。
    ……先商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等地,东至冀豫鲁三省分界线;西以太行山为界,西南以沁河为界;北起拒马河;南到郑州、开封一带。……漳河型是先商文化最早的类型。其分布范围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太行山东麓一带。大致在滹沱河以南,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太行山以东。……邹衡先生提出夏县东下冯是漳河型三个主要来源之一,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来自山西,也可以说,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而来。可以看出漳河型与东下冯类型关系密切。先商文化在其东、北、南三个方向扩张,却独不向其西面的太行山西麓扩张,这从侧面给我们提示,漳河型有可能从山西而来。……辉卫型大致分布在北部以淇河为起点,南部以黄河为界,西起沁水,东北在卫河上游,东南至山东长垣一带的区域。中心分布区域在今河南新乡地区。……邹衡先生时论证了漳河型和辉卫型两者关系,即辉卫型是漳河型向南发展的同时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二者都属于先商文化。……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都与晋东南东下冯类型相邻,互相之间文化交流也较为密切。东下冯类型作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势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一个类型,无疑对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来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大口尊、花边形口沿罐、鸡冠耳等都是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受到其影响和文化渗透的表现。……
    白燕文化是夏商时期存在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分布在晋中地区。邹衡先生称其为“光社文化”;有先生以“东太堡文化”命名;也有学者称其为“白燕文化”。白燕文化的典型遗址是太谷白燕遗址,白燕遗址四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文第四期。……从地理位置来看,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与白燕文化的分布区域分别位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南部和北部,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传播与交流。白燕文化中包含了一些二里头类型文化因素,如白燕文化狄村遗址的爵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四期ⅥT3②下:13基本相似,均为锥状、尖足。这应该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经由东下冯类型分布区域向北传播,从而影响了白燕文化。
    ……早期的先商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的淇河以北、冀南的滹沱河以南的漳河流域,这就是先商文化最早的也是其主体类型漳河型,以及在今保北地区发现的略晚于漳河型的另一个先商文化类型保北型。先商文化早期与二里头文化还没有接壤,所以在这一时期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交流较少。此时也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先商文化施加了较大的影响,在考古学文化上反映就是在早期先商文化的遗址中发现较多带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或者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而同时期二里头文化所分布的区域却只发现少量的先商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十分强势,是核心文化;先商文化仅是一支较为弱势的文化,较二里头文化来说并不发在,所以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极为有限。后期的先商文化迅速发展扩张,其向南扩张到黄河流域,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隔黄河相望,形成先商文化辉卫型,辉卫型向西到沁水,此时二里头文化也在黄河北部豫北地进行扩张,沁水以西为二里头类型。在豫北沁水一带,二里头类型和先商文化东西对峙。……在二里头晚期东下冯类型向其东部的晋东南地区扩张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从晋东南地区自身的自然条件来看,晋东南地区整体为高原地形,海拔在800米至1200米,被东边的太行山,西部的太岳山,西南部的中条山环绕,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其主要由低山丘陵构成,还分布着较多的盆地。……总体来说,晋西南地区自然条件虽优于晋东南地区,但是随着后期人口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地形多样的优点,东下冯类型向东扩也在情理之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由于太行山东麓先商文化的不断扩张。先商文化日益壮大,尤其是因扩张而形成的辉卫型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夏王朝,所以其在晋南地区的表现就是迫使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继续向东扩张,旨在抵御先商文化的威胁。而晋东南地区地势本身就较晋西南地区高,虽然看似自然资源以及农耕条件等不如晋西南地区,但选择地势高的地方建立新的遗址,这也可能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是对先商文化扩张威胁的一种防御手段。……东下冯类型在其第三期向东扩张至晋东南地区,应是为了防范先商文化越过太行山上的“羊肠”通道西进,同时也修补了夏王朝构筑的太行山——沁水——黄河——惠济河这一防御体系的漏洞。……夏商文化之间黄河以北以太行山、沁水为界,太行山西麓为晋东南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沁水以西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域,在太行山东麓和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辉卫型的分布区域;在南北则以黄河为分界线,以南为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域,以北为先商文化辉卫型分布区域;豫东杞县一带,其东西分界应是惠济河,以西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域,以东为先商文化鹿台岗类型。夏商文化大致以太行山——沁水——黄河——惠济河一线为分界线。夏夷文化之间以杞县——太康——淮阳——沈丘——新蔡一线为分界线,以西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以及杨庄类型的分布区域,以东为岳石文化安邱堌堆类型分布区域。商夷文化之间豫东北地区大致以河南、山东的省界为分界线,以西为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辉卫型的分布区域,以东为岳石文化城子崖类型以及安邱堌堆类型的分布区域,山东以北河北地区不详。……
    表五 二里头典型遗址分期表
    ……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与东下冯类型在文化特征上较为一致。因此,将晋东南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归入东下冯类型,其时代约相当于东下冯第三期,即二里头文化四期。……
  326. 于孟洲《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本文所说的东下冯文化,是指分布于晋西南地区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不包括垣曲境内)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对于晋西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归属,主要有两种看法:(1)多数学者认为应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东下冯类型。(2)少数掌者赞同其作为一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我们认为东下冯文化从一期始便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可以看出,在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二里头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下冯文化可能为唐人的遗存,在夏代唐卜服事夏朝,而其文化虽与二里头文化有很多相似性,但仍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较大影响。在东下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二里头文化因素在东下冯文化中一直占三分之一左右。……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东下冯文化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二里头文化,如在铜、玉器上表现出的二里头文化的较高发展程度。……
  327. 萧易《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纵目之神 三星堆的青铜时代》……如此说来,三星堆古国的政权一分为二,一族占有神权,另一族则把王权收入囊中。两个部族的真正身份,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华认为,他们一支是成都平原上的土著部落,另一支则可能是来自二里头的夏代王族。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想象远古的一幕变迁:3000多年前或更早,一支来自二里头的夏朝王族来到成都平原,当地土著部落对他们礼遇有加。王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引得土著心驰神往,他们留下来担当古蜀国的巫师。王族最终取代土著巫师,并进一步攫取了三星堆的神权。成都平原上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328. 汪启明《“蜀左言”新解》……"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
  329. 329.0 329.1 戴向明、田伟、汤毓赟、崔春鹏《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南部的大冲沟20世纪曾有泉水,向西南流向涑水河。……西吴壁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的分布面积均在7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遗存较密集的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我们选取遗址出土的部分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样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集中在公元前1600余年至公元前1200余年,主体落在我们通常认为的夏晚期和早商时期。西吴壁遗址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的分布面积达70万平方米左右,是晋南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夏商时期遗址,出土了磨制石磬、刻纹骨器、仿铜陶礼器等高等级物品,表明西吴壁遗址在夏商时期等级较高,应具有一定区域内中心聚落的性质。……
  330. 330.0 330.1 330.2 330.3 330.4 《尚书·周书·酒诰》……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尚书·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331. 《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332. 李玉洁《《清华简·楚居》记载的夏商之际楚人活动地域》以古籍文献及《清华简·楚居》记载为据,研究楚王族先祖季连部落早期的活动地域;认为季连在夏王朝灭亡之后投靠了商王朝,并娶了“盘庚之子”妣佳,与殷商王朝结为婚姻。季连之裔孙鬻熊的妻子妣□,生丽季时因由膏间生出而死去,巫用荆楚条把妣□的身体缠包复合而葬。为了纪念鬻熊的妻子妣□,自鬻熊始这一支部族开始称为“楚人”。……
  33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楚居》季□(连)初降于□山,氐(抵)于□(穴)竆(穷)。□(前)出于乔山,□(宅)凥(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女曰比(妣)隹,秉兹□(率)相,詈□四方。季□(连)□(闻)亓(其)又(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白(伯)、远中(仲)。□(游)□(徜)羊(徉),先凥(处)于京宗。穴酓遟(迟)□(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哉(载)水,氒(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渭(溃)自□(胁)出,妣□宾于天,□(巫)□(并)赅(该)亓(其)□(胁)以楚,氐(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与屈□(𬘓),思(使)若(鄀)□(嗌)卜□(徙)于□(夷)□,为□室=(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亓(其)宔(主),夜而内□(尸),氐(抵)今曰□ =( □,□)□(必)夜。至酓只、酓□、酓□(樊)及酓□(赐)、酓□,□(尽)居□(夷)□。酓□□(徙)居发渐。至酓□、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勇)及酓严、酓相(霜)及酓□(雪)及酓训(徇)、酓咢及若嚣(敖)酓义(仪),皆居乔多。若嚣(敖)酓义(仪)□(徙)居箬(鄀)。至焚冒酓帅(率)自箬(鄀)□(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渭(溃)疆浧之波(陂)而宇人□(焉),氏(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浧(郢)□(徙)居□ =郢=(□郢,□郢)□(徙)居□ =郢=( 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嚣(敖)自福丘□(徙)□(袭)箬(鄀)郢。至成王自箬(鄀)郢□(徙)□(袭)□=浧=(□浧,□浧)□(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郢=(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嚣(敖)□(起)祸,□(焉)□(徙)居承=之=埜=(蒸之野,蒸之野)□□□,□□(袭)为郢。至龏(共)王、康王、□ =(嗣子)王皆居为郢。至霝(灵)王自为郢□(徙)居秦(干)溪之上,以为凥(处)于章〔华之台〕。……
  334. 陈鸿森《“高宗谅阴”考》…………历来解者对“谅阴”一词,虽知“阴”、“暗”与“不言”有关,然对“谅”字则苦不得确诂。今绎《尚书》之文,高宗即位后,“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则“三年不言”为“亮阴”之行为结果;而高宗之所以“谅阴”,则与即位前“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之事历有关。历来解者不寻溯前因,但截取“三年不言”一语,以求“谅阴”之义,宜乎不得确解。今按“谅阴”阴字旧训为“默”,说原不误;惟“谅”字则当训“强”,高宗“亮阴”,即高宗“强默”,乃“强自克制不语”之谓,盖高宗“旧(久)劳于外”,其被迎立入都即位,朝中故无所亲,鉴于当时朝局形势,未敢兴举自专,故乃或“强默”,三年不言,政事悉听于冢宰,此乃高宗刻意之举,与患病无关。…………考先秦、汉初群籍凡言“谅阴”者,俱与高宗有关,皆源自《尚书》、《论语》之文,明“谅阴”乃高宗个人独行,此二字并非一固定词组。而所谓高宗“谅阴”,即“强默”、“强抑不语”之谓也。今据此义核诸《尚书》本文,周公言:高宗未即位之前,久劳于外,日与小人偕作,深知民间疾隐。故即位后,乃或强抑不语,三年不言,潜心图谋兴复之道。其既经长思久虑,则出言有中,俱有实效,群以为讙。高宗复黾勉从事,不敢荒怠,由是殷邦嘉靖,臣民上下无有怨者,故能长治久安,享国五十九年。…………
    ……据《尚书‧无逸篇》,周公谓武丁“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显见武丁久放在外,初非嗣统之人,其迎立武丁返都继位者,毋宁出自冢宰之意。盖阳甲之子其年必较武丁为长,谋位既久,其人自非冢宰所得任意摆布;而武丁久在外,朝中势孤,冢宰为求继续揽权,因迎立武丁。武丁久在仄陋,阅历既深,洞知事势,故即位后,乃自克制,强默不语,无所兴举,“政事悉决定于冢宰”,一若汉宣帝时,“诸事皆先关白〔霍〕光,然后奏御天子”。此武丁“其即位,乃或谅阴,三年不言”,将待其机也。迨武丁在位日久,权力基础渐稳固后,即思铲除冢宰势力,“而未得其佐”。……其后,武丁与傅说共谋铲除冢宰势力,终厎于成,因“举说以为相”,取代冢宰旧势力,“殷国大治”,遂启殷代中兴新局。……
    ……今据《尚书》言高宗“旧(久)劳于外,爰及小人作”,知武丁并非原定继统之人。然当时冢宰为求操控国政,因迎立武丁于野。武丁初即位,虽欲有为,然朝中势孤,故强自克制,三年不言,政事壹决定于冢宰。待其权力根基稳固后,乃托言夜梦所见,寻得强圉能干之胥靡刑人傅说,相与共谋铲除冢宰势力,终厎于成,遂启殷代中兴之局。……
  335. 张卉《清华简说命上“说于□伐失仲”考》……简文“说于韦伐失仲”和文献“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所言当为一事,即武丁命傅说伐灭豕韦,“韦”是“豕韦”的简称。……
  336. 曹定云《清华简《 说命上》“二戊豕”解——兼论《说命》 的真实性与传抄时代》……“傅说伐失仲”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韦”(豕韦) 曾是夏桀的重要盟国,商汤之时,就曾伐“韦”(豕韦)。至武丁时,“失仲”可能仍有“二心”,故武丁命傅说再次讨伐之。这样一段历史,史籍无载,但清华简《说命》却保存下来,足见弥足珍贵。清华简《说命》中,失仲的两个儿子称“二戊豕”,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不可思议”,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说命》虽然源出殷代, 但在后来的流传与传抄过程中,无疑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它最后传抄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所谓“日名”是指一个人在同族同辈中的“排行次第”:排行第一者为“甲”,第二者为“乙”,第三者为“丙”,以此类推;若同辈人数超过“十”,则“过十”后重新排定。为了相区分,每一轮之间,在“日名”前加其他的安,如“上甲”、“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大戊”、“仲丁”等。“日名”是人生下来之后就会排定,并非死后才确定。死后“日名”则成为“庙号”。因此,“生二戊豕”应当是生了两个“日名”为“戊”的“豕”(按:实为人)。这种情况,只有在同时生“两个豕(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否则,不可能出现“二戊豕”。换言之,“二戊豕”是“日名”同时为“戊”的“双胞胎兄弟”。……失仲属“豕韦氏”,自然是以“豕”为图腾。按照“图腾崇拜”原则,他生下的“儿子”自然也是“豕”。这是“图腾崇拜”的孑遗,并非真的生下了“豕”。……所以,清华简《说命》中的“二戊豕”,就是“失仲氏”的二个儿子,因“失仲”属“豕韦”氏族,故他的“两个儿子”被称为“二豕”。这两个“儿子”是“双胞胎”,“日名”同为“戊”,故称“二戊豕”。……清华简《说命》中,失仲的两个儿子称“二戊豕”,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不可思议”,恰证明了其真实性。“二戊豕”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历史”名称,以致后人与今人无法理解。“编造”者也是凡人,他不可能编造出一个后人与今人无法理解的“名词”来。……《尚书·说命》虽然源出殷代, 但在后来的流传与传抄过程中,在文字与文风方面,无疑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它最后传抄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这与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所测定的结果(公元前305±30)基本吻合。
  337. 朱雪坷《甲骨文妇好刻辞的整理与系联》……殷墟五号墓主人妇好应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她死于武丁晚期,铭文“姤”为表王后之“后”的女化字,“辛”为她的庙号。……从妇好的军事事迹来看,未见她参与武丁晚期伐吉方的战争,由此可以推测,妇好的主要活动是武丁中期和晚期偏早。……妇妌经常参与农事活动,卜辞中常常卜问妇妌所管理地区种植的黍能不能获得好的收成。且卜辞中履见“妇妌乎黍乎丘商”之语,那么丘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区,也有可能是妇妌的封地。……通过对殷墟甲骨文中妇好材料的爬疏整理,我们可知,妇好生育攸关整个王室,商王武丁对此又极为重视,经常卜问妇好生育是否顺利。通过对妇好生育材料的系联,可见妇好至少有过三次生育,即丁丑日生子、甲寅日生女,癸巳日生女,并且在妇好癸巳日生女这次生育的同时,有战争发生,即雀□正在征伐亘。通过字体和组类判断,我们可知妇好癸巳日生女这次生育最早。……甲骨文材料中有祭祀妇好的内容,那么此时妇好应当已经去世,甲骨文材料中未见妇好参与武丁后期伐吉方卜辞,由此我们推测妇好可能死于武丁后期。妇好骁勇善战,曾参与战争,包括妇好征伐土方、征伐巴方、征伐尸,联合的将领有沚□、□告,……妇好还曾参与农事活动……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同时妇好参与了许多国家大事,在武丁诸妇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338. 338.0 338.1 338.2 338.3 338.4 张淑月《以“(工口) 方” 为中心的卜辞整理与系联》……吉方卜辞中战争材料居多,反映了武丁-祖庚时期的吉方战争。吉方在武丁中晚期与商为敌,祖庚时期战败之后便很少见与吉方相关卜辞。……从所见吉方卜辞来看,吉方发起战争,并多次侵伐西土。……战争中期,吉方进一步侵犯殷商西土地区,严重威胁着土方、召方与商属地交界地区。吉方位于殷商的西北部,土方大致位于吉方的东北方向,召方大致位于吉方的东南方向。……沚戈与商的关系总体上为敌对-臣服-不睦,其人生事迹大致如下:武丁前期与商为敌,臣服后参与多方战事:犹方、巴方、土方、吉方、召方,从这些战事中我们可知土方臣服之后,召方亦与商为敌,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沚戈其后成为伐召方的主将。祖庚时期召方成为强敌,沚戈与商关系不睦,商王将伐召方的主将换为毕,其后被囚禁,沚戈的人生事迹当止于此。……毕为武丁-祖庚时期重要的将领,在与吉方战争期间,他参与了田猎、选将、征伐、获征等事宜。毕担任了伐吉方的主将,在吉方战事中起了关键作用。祖庚时期,吉方战败之后,毕参与了召方战事,并成为伐召方的主将,吉方战争结束时间早于召方战争。……召方战事经历了武丁与祖庚两个时代,召方在武丁时期与商为敌,祖庚时期成为强敌,后臣服于商。……
    ……武丁时期吉方战事至少经历了两个闰年,年终置闰十三月与年中置闰五月,至祖庚时期战败,可见其战争时间之久。……
    以吉方为中心的卜辞排谱(纪月纪日)卜辞
    吉方是殷商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方国,武丁时期曾臣服于商,臣服时间当早于战争时间。武丁中晚期,吉方多次发起战争,成为殷商的强敌,严重威胁着西土地区,直至祖庚初期战败,遂淡出历史。吉方卜辞主要为战争类,吉方多次发动战争,侵犯了西部众多地区,殷商征兵选将伐吉方,武丁时期消灭了吉方主力,祖庚时期战胜了吉方。根据土方及召方卜辞,推测吉方战事大约发生于武丁中期偏晚至祖庚初期,吉方战争开始时间应早于土方与召方,结束时间晚于土方,早于召方。……
  339. 袁广阔《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长期以来商代的图形文字多被视为文字画,是汉字初期阶段的表现。高明认为,这些文字就是普通的古体汉字,只是字体上较一般文字端正古朴。裘锡圭进一步阐明甲骨文是商代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是日常使用的简便字体;而金文则是当时的正体字,是在郑重场合使用的字体;继而推论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绝非中国汉字的起始形态,其成熟的造型和笔法展示出中国文字至此已走过了一段漫长里程。……
    刻契作书:夏代文字
    当前学界普遍认定二里头文化为早于商文化的晚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及该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少量甲骨文,字体上与早商文化颇多相似,可推知至迟在夏文化晚期已使用文字,且展示出夏商文字发展的连贯性。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文,共搜集整理约50例。其他发现陶文的遗址有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陕西商县紫荆等。这些陶文多刻在器物的口沿或肩部,由单笔竖线形或平行线段形构成,内容有墉、臣、鱼、井、车等。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的“车”字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由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此符可能就是当时的“车”字。……此外,商代金文字形也提供了二里头文字影响晚期金文的线索。观察商代后期青铜器铭文,我们发现部分字形与同时代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取象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量极大的陶礼器、生活用器及部分青铜器,如鬲、爵、尊等,均体现出夏文化的器物特点。……此外,金文中的鼓、刀、牙璋等文字,也可在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礼器中找到对应的原型。上述考古发现与文字线索,揭示出晚商金文、甲骨文中的某些器物象形字与同时期的文物存在器形差异,反而取象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早、中期文化用器;这也为晚商金文、甲骨文的部分用字在二里头时期已进入创造和运用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
    规制渐具:商代前期文字
    ……这些商代前期铜器铭文的字形和铸造位置,与商代后期的同类铭文一致,展示出较为明显的相继关系。
    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1953年4月,二里岗遗址出土1段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也有人释为“又土羊乙贞从受十月”。这段文字在功能上与殷墟甲骨文“甲申卜又土”相同,但因出土时地层被扰动曾引起较大争议。后经参与当时发掘工作的裴明相指出,甲骨出土区绝无殷代晚期遗存,应属早商二里岗期。近半个世纪以来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亦显示这一区域并未发现商代晚期遗存。……
    格制大成:商代后期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考古发现卜骨数量众多,共计十余万片,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可见多邦国部族的族徽称名,文字内容部分可与金文互证。李孝定指出,甲骨文约4000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从字形构成、符号化程度、书写形式和使用功能等方面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结构成熟、功能完备的文字符号体系,是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
    册典有序:夏商时期的简牍文字
    ……董作宾等曾将甲骨文中的“册”考证为“龟册”。从出土文物看,甲骨文的刻写载体包括胛骨和龟甲两种,比例大体相当。胛骨不易破碎且形态规整,将其装订成册不难,但发掘中却鲜见成册钻孔的胛骨,换言之,商代并没有将胛骨装订成册的主流需求。龟甲易破碎,将其装订成册不易操作;目前考古发现装订成册的甲骨主要发现于花园庄东地H3,多为完整的龟甲,即所谓的龟册。龟册的串孔位于左右甲桥上或背甲边缘,且只有一个孔,说明捆成龟册时只用了一条绳子。这种形态与甲骨文中有两道横笔的“册”的形象完全不同。可知龟册并非甲骨文中“册”字的象形来源。甲骨文中的“册”,尚保留着图画的原始形态,串系两条绳子,竖笔有的参差不齐,有的整齐划一。这既与简牍的形态十分相似,又和东汉许慎《说文·二下》对册的解字相合:“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这些线索,均指明甲骨文中的“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正如李学勤所言,甲骨文中的“册”字就像以竹木简编组成册之形,相参差的竖笔是一支支的简,联贯各简的横笔则是编册用的绳。…………考虑到甲骨文在功用上仅用于记录占卜、祭祀等内容,这些包罗万象的政令、文告、律令、历法、规范等内容,很大程度上应是通过简册来记录的。至于简牍文字的出现时间,李学勤曾推测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龙山时期朱书陶文可作为旁证。
    结语
    夏商文化遗存的种种证据,展示出中国文字并非肇始于殷墟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金文与甲骨文,而应溯源至更为古老的时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盖,即谓文字。”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中陶文符号的发现,均可视为早期符号文字发展的线索。而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等遗迹的考古成果,更证明夏商周的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沿承性。商代前期文字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的金文、陶文和卜骨刻辞发展而来,而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又被后世所继承并发展。正如黄德宽所说,夏商周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西周文字与商代晚期的汉字一脉相承,商代前期的文字则传承和发展了夏代的文字。……
  340. 古老的甲骨文,离我们并不远, [2018-01-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17) 
  341. 宋镇豪《甲骨文的世界》……甲骨文是生生不息的汉字和汉语的鼻祖……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初构形的重要素材。甲骨文的单字量约4000多个,其中约1300个见于现代汉语字典,其余2000多个大都为业已消逝的人名、地名和祭祀名等,但其词性词义大都可据词位、文例、语境等而约略得知。甲骨文语言是汉语的母体,其内部有一个比较规范的表意语音系统。甲骨文的文辞体式,有比较成熟健全、自成体系的字形、语素、词汇、句法和语法系统,与现代汉语语法构成一脉相承,已经基本具备现代汉语语法的词类,如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介词、叹词等等。……
  342. 吴俊德《殷卜辞商王廪辛存在的考察》……经过针对相关卜辞的讨论,本文认为商王廪辛应当存在,第三期“兄辛”及第四期“父辛”,即分别是康丁与武乙对廪辛的称谓。文丁时期,祖辈廪辛初始或称“祖辛”,后又称“三祖辛”、“小外辛”,与祖辛(祖丁父)区别,因其重要性远不及直系先王,故较不受重视,难以于卜辞中获得大量讯息。而帝乙以后,周祭系统趋于完备,而直系先王更加受重视,为求祭祀周期稳定以符合自然规律,因此将旁系先王廪辛排除于祀典之外,故其名号亦无法窥见,造成卜辞中殷先王没有廪辛的假象。
  343. 考古发现无锡梅里遗址为商周遗址
  344. 郝玥、张绍冬《诗经·大雅·绵》“虞”“芮”地望考辨
  345. 杜赟清《浅议密须氏与密国的区别与联系》
  346. 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结合器形和铭文字体,鄂监簋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前段,定为成王时期较宜,下限在成、康之际。……周代的监国制度表现为由周王任命在各地设置监察之官,以监督、审视诸侯、邦君的行为,达到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秩序、保证国家安全的目的。…………自西周早中期至中晚期,由周王朝设置在应国的监官一直存在,而且是世袭不绝,世守其职。……周王朝在诸侯、方国境内设置监察之官,诸监直接对周王负责,世代继守,监视邦君的行为,伺察其动静,建构起周王驾驭诸侯臣属的有效管理模式。……
  347. 347.0 347.1 347.2 347.3 西周早期《利簋》
    珷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贞)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管)师,易(赐)又(右)事(史)利金,用乍(作)旜公宝尊彝
    西周晚期《十月敔盘》
    隹(唯)王十月,王才(在)成周,南淮尸(夷)□殳,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敔追□(袭)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长□□(榜载)首百,执讯□,夺孚(俘)人四百,啚于□(荣)白(伯)之所,于□衣□,复付氒(厥)君。隹(唯)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擒)聝百、讯□,王蔑敔□,使尹氏受(授)□敔:圭□(瓒)□贝五十朋、易(赐)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对扬天子休,用乍(作)□(尊)□(簋),敔其迈(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1940年中国陜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翏生盨》
    王征南淮尸(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孚(俘)戎器、孚(俘)金,用乍(作)旅盨,用对剌(烈),翏生眔大□(妘),其百男、百女、千孙,其迈(万)年□(眉)寿永宝用。
    传世西周晚期《鄂侯驭方鼎》
    王南征,伐角、僪(遹),唯还自征,才(在)坏,噩(鄂)侯□(驭)方内(纳)豊于王,乃□(祼)之。□(驭)方□(侑)王。王休宴,乃射,□(驭)方□(乡)。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酓(饮),王□(亲)易(赐)□(驭)方玉五嗀、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休□(赉),□(用)乍(作)□(尊)鼎,其迈(万)年子孙永宝用。
    1940年2月中国陜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禹鼎》
    禹曰:“不(丕)显□□(桓桓)皇且(祖)穆公,克夹□(绍)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叚望(忘)賸(朕)圣且(祖)考幽大吊(叔)、懿吊(叔),命禹□(肖)賸(朕)且(祖)考,政于丼邦。□(肆)禹亦弗敢□(憃),□(锡)共賸(朕)辟之命。”乌虖(乎)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或(国),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王□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恇),弗克伐噩(鄂)。□(肆)武公□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惟)西六□(师)、殷八□(师),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鄂),□(敦)伐噩(鄂),休,只(获)氒(厥)君□(驭)方。□(肆)禹又(有)成,敢对扬武公不(丕)显耿光,用乍(作)大宝鼎,禹其万年子子孙孙宝用。
    传世摹本《仲催父鼎》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白(伯)边及中(仲)□(催)父伐南淮尸(夷),孚(俘)金,用乍(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晚期《虢仲盨盖》
    虢中(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尸(夷),才(在)成周,乍(作)旅盨,□(兹)盨友(有)十又二。
    传世《宗周钟铭文》
    王肈(肇)遹省文武,堇(觐)彊(疆)土,南或(国)□孳(子)敢臽(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氒(厥)都,□孳(子)□(乃)遣闲来逆卲(昭)王,南尸(夷)东尸(夷)具见,廿又六邦,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有)成亡竞,我隹(唯)司配皇天,王对乍(作)宗周宝钟,仓仓匆匆,□□雝雝,用卲各不(丕)显且(祖)考先王,先王其严才(在)上,□□□□,降余多福,福余沈孙,参寿隹(唯)利,□(㝬)其万年,畯保四或(域)。
    《兮甲盘》
    隹(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𤞤狁)于□□,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王易(赐)兮甲马四匹、驹车,王令甲政(征)□(辞)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贮(贾),母(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井(刑)□(扑)伐,其隹(唯)我者(诸)侯、百生(姓),氒(厥)贮(贾)母(毋)不即市,母(毋)敢或入□(蛮)宄贮(贾),则亦井(刑)。兮白(伯)吉父乍(作)般(盘),其□(眉)寿万年无彊(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驹父盨盖铭文》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仲)邦父命驹父殷(即)南者(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尸(夷),氒(厥)取氒(厥)服堇(谨)尸(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氒(厥)献氒(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无)敢不□具逆王命。四月,还至于蔡,乍(作)旅盨,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
    2003年眉县出土的2件《四十二年逨鼎铭文》
    隹(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太)室,即立(位),□(司)工散右吴(虞)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向)。尹氏受王□书,王乎(呼)史淢册□逨。王若曰:“逨,不(丕)显文武,膺受大令(命),匍有四方,则□隹(唯)乃先圣且(祖)考夹□先王,爵堇(勤)大令(命),奠周邦。余弗叚□(忘)圣人孙子,余隹(唯)闸乃先且(祖)考,有爵于周邦,□余作□询,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命)女(汝)奠长父,休,女(汝)克奠于氒(厥)□(师)。女(汝)隹(唯)克井(型)乃先且(祖)考,辟□(𤞤)狁,出□(捷)于井阿,于历,女(汝)不畏(?)戎,女(汝)□长父以追搏戎,乃即宕伐于弓谷,女(汝)执讯获馘,俘器、车马。女(汝)敏于戎工,弗逆。朕亲令(命),□女(汝)□鬯一卣,田于□,于□廿田。”逨拜稽首,受册□以出。逨敢对天子不(丕)显鲁休扬,用作□彝,用□(享)孝于前文人,其严在上,□(翼)在下,穆穆秉明德,丰丰□□,降余康□(佑),通彔永令,□(眉)寿绰绾,畯臣天子。逨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348. 西周曾国随州叶家山墓地M107出土《濮监簋》
    濮监作尊簋
    西周早期《鄂监簋》
    噩(鄂)监乍(作)父辛宝彝
    西周早期《应监甗》
    □(应)监乍(作)宝□(尊)彝。
  349. 徐义华《商周更替之际的微子与宋国》…………商朝末年,商王朝有势力的旧族大臣大都反对纣王。微子作为商王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最初希望通过进谏阻止纣王违反常规,但被纣王拒绝。微子对纣王丧失信心,于是暗中与朝廷诸大臣联络,组成了反对纣王的贵族团体。同时微子还与周人通款,希望借周人这一臣属于商王朝的力量恢复商王朝的原有权力格局,并与周人盟誓,成为周人在商王朝内部的盟友。微子的本意只是借周人阻止纣王的变革,认为周人虽然力量崛起,但毕竟忠心归服,同时又远在关中,所以既可以对纣王形成威慑,迫使纣王让步,又远不足以对商王朝的政权构成威胁,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绝佳帮手。即微子的本意是借兵实现“兵谏”,但后来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预期。…………商朝末期,帝辛为加强王权,对原有制度进行了剧烈的改革,引起商王朝旧贵族的反对。微子与一些内、外服重臣组成反对纣王的团体,希望借助新崛起的周人制衡纣王,并与周人暗中结成联盟,在牧野之战中帮助周人打败了纣王。……
  350. 陈希红《“前徒倒戈”辩——与黄怀信教授商榷》
  351. 杜勇《武王伐纣日谱的重新构拟》……武王驻师于管,除了布署讨伐南国的战役外,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天室祭天。“天室”一词,金文见于天亡簋,文献亦只见于《逸周书·度邑》。天亡簋铭文说:“乙亥,王有大礼,王凡(泛)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糟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庚,丕克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餐大宜,王降。”(《集成》4261)乙亥为武王辛未到管地后第五日,即在天室举行祭祀。最初学者对天室多以明堂大室解之,然明堂祭天礼毕,武王何故从高处下来,一降再降,理不可通。后经学者严密考订,认为天室即天(太)室山(今中岳嵩山),是古帝王的封禅之地。武王在牧野战后,曾经“设奠于牧室”,“柴于上帝,祈于社”,都只是临时性的。真正的祭天大礼,则需到太室山举行。簋铭称“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糟上帝”,即是封禅祭天,以文王配享的郊祀大礼。封禅正是以高山为天然的祭坛举行祭天仪式,后来郊祭天帝,则在京郊筑圜丘作为高山的象征物。簋铭还说到“王餐大宜,王降”。《尔雅·释天》云:“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周礼·大祝》:“宜乎社,造乎祖。”则“王飨大宜”,应该是祭天之后又举行社祭。隆重祭祀天地之神灵,意在向诸侯方国宣示:“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已是代殷而有天下的新的共主了。……
  352. 白立超《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
  353. 古本《竹书纪年·殷纪》
  354. 《资治通鉴外纪》云祖庚“在位七年。”
  355. 355.0 355.1 355.2 杨升南《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夏商周时期的“改朝换代”,改变的只是最高权力的转换,体制并无大的变动,诸侯、方国,只要不是同被推翻王朝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大多诸侯、方国都是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而顺风转舵,承认新王朝的统治而继续存在。……以上见于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5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而在商代被续封,仍保有诸侯的地位,是夏代的诸候见于甲骨文者。……
  356. 赵庆淼《卜辞之曾地望考》
  357. 357.0 357.1 357.2 357.3 357.4 穆洁《商代甲骨卜辞中所见山西地区重要方国考》
  358. 刘义峰《“甲骨组类学”的理论与体系》……甲骨断代的成绩都跟分组、分类研究的进展密不可分,甲骨断代的过程就是“组”和“类”不断从殷墟甲骨中剥离的过程。但涉及“组”和“类”的性质与地位,分类与断代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分歧较大。“卜人组”是甲骨分类的重要标准。“卜人组”的系联方式有两种:一是同版系联与字体系联,如宾组、何组;二是相同的字体系联,如午组。李学勤称自己的分组理念与陈梦家有别,从其命名的历组、无名组并无卜人系联,可知他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字体。其实,每一个“卜人组”都包含了多种或一种字体,“卜人组”即“字体类”。从这个角度看,李学勤与陈梦家的分组并无本质不同,只是陈梦家未将字体系联的方法贯彻到底。殷墟从事甲骨占卜的群体按时间、空间可分为不同的占卜集团,占卜集团不仅指卜人,还包括刻手、整治者等在内。“卜人组”无疑是区分与识别占卜集团的最好方式,可体现占卜集团的综合特征。字体分类的刻手原则。有学者主张字体分类应该先细分小类,再归并大类。但字体分类展现的却是大类与小类的同步分类,大类不断区分为小类的过程。包含多种字体的大类进一步细分时,区分至刻手作为字体类的最小单位。字体大类与小类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卜人组”与刻手之间的关系,用“卜人组”系联刻手显然比所谓的字体系联更加明确可信。甲骨断代和分类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步的,断代的同时,分类已然进行。“卜人组”作为时代指向明确的标准被优先采用,而字体则在进一步的分类断代中起到关键作用。“组”“类”二元结构作为“甲骨组类学”的核心,是构建殷墟甲骨分类断代体系的“钢筋骨架”结构。……
  359. 魏鸿雁《日名制的产生与商王尊号》……关于日名制形成的来由,古今学者的考释结论多不相同,而且随着甲骨考古的深入,异说越来越多,结论反而愈加不清晰。概括起来这些观点主要有生日说、庙号说、祭名说、死日说、次序说、卜选说、庙主分类说、内婚制说等。日名制的考证虽然众说纷纭,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其论证焦点主要集中在是根据商代帝王生卒日而立还是身后选定。由于现有资料未有明确的相关记载,要探究日名制的来由只能从商代帝王世系、历史文献和甲骨卜辞中寻找依据。……班固《汉书·律历志》曰:“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茂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班固的解释证明商王的名号已经具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包含着其后代对其在位政绩的评价。如果商王名号确有褒贬之义,那么商王名号的命名已经具有自周代就形成的谥号的意义。或者说商王以天干名号就是早期的谥号。当然,商王的谥号主要是在祭祀或占卜时使用。……实际上,商王的名号在商王死后基本上已由其后的商王选定了,然后可能再通过占卜的方式予以确立。或许有些商王的名号不太好确定,则需要先选定范围,再通过占卜来确定。但不管单选或多选,其都具有了“谥”的性质。这种以天干为谥的方式,其实在夏代帝王中就已经出现了。夏代帝王中以天干名号的有孔甲和履癸。《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自孔甲在位到夏桀,诸侯多背叛夏,夏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起,日趋衰微,名号为“甲”正是当时国事孱弱之象。而履癸即夏朝最后一个天子桀。夏桀时骄奢自恣,残害忠良,最终导致夏朝的灭亡。癸,《说文》:“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癸作为最后一个天干,是土地干裂之象,喻指万物枯干败灭之义。以“癸”名夏桀符合夏桀被流放而死,王朝终结的史实。因此,商代的帝王名号相当于后来的谥号,但在商代又与祭名相统一,成为商代祭祀时的名号。……
  360. 曹定云《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小乙时代卜辞——从商代的“日名”说起》……以“十干”命名的“日名”,原本是“生称”,只不过人在生前很少用,死后才用作“庙号”而已。……研究殷周时代的“日名”习俗,不应该脱离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殷周时代是宗族制度非常严密的时代,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有着非常严密的辈分和行第的区别,人与人相见,彼此互相称呼,一听“名字”,大体就能区别开来。这就是“日名”的特殊效应。“日名”一般由两部分组成: 前面为“区别字”,如“大甲”之“大”、“仲丁”之“仲”、“小乙”之“小”、“盘庚”之“盘”等;后面是“十干”,如“大甲”之“甲”、“小乙”之“乙”、“卜丙”之“丙”、“康丁”之“丁”等。由于后面的“十干”代表的是“十日”,故这些以“十干” 命名的“名字”也就称之为“日名”。“日名”中的“区别字”当有某种含义,有的可以考究,如“大”、“中(仲)”、“小”;有的则很难考究了,如“盘庚”之“盘”、“康丁”之“康”。而“日名”中的“十干”(甲、乙、丙、丁……癸),则表示此人在同族同辈中的行第,即在同辈中的出生次第,头一位出生者名“甲”,第二位出生者名“乙”,第三位出生者名“丙”,以此类推。此中的“甲、乙、丙、丁”相当于后世的“一、二、三、四”。大家知道,隋唐以后,人们常常用数目字命名,如“张三”、“李四”、“王五”等等。这些“张三”、“李四”、“王五”之“名字”,就表示了他们在同族同辈中的排行次第——“张三”排行第三,“李四”排行第四,“王五”排行第五。殷周时代的“甲、乙、丙、丁”同隋唐时代的“一、二、三、四”实质相同,都是表示“行第”。……因为殷代“日名”用的是“十干”,总共只有十个号,而同族同辈兄弟往往会超过十人,有时甚至是三十、四十多人,由于都用“十干”,其“日名”自然会有“相同”者。……总之,花东H3卜辞中的生者“丁”是武丁,目前学界已无争议。这也为我们的讨论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综上所述,可作如下结论: 花东H3卜辞中的生者“丁”是武丁,“王”是小乙。……从历史之真实情况看,武丁并不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武丁“日名”为“丁”,在同族同辈中,排行老四(丁),也有可能是“第十四”。他肯定不是“老大”,在他的前面还有其他“兄长”。……总之,花东H3卜辞中的“子丁”、“子丙”之称,是殷代“日名”为生称的重要证据。“子丁”就是“武丁”,其身份是“子”。“子丙”为“子丁”之称作了重要的“旁证”。……
    ……我将“花东H3卜辞”定为小乙时代,走的不是“传统的”分期断代之路。所谓“传统的”分期断代,就是按地层、贞人、人名、事类、字体等“标准”进行区分。可这些“标准”,对殷墟花东H3卜辞而言,至少现在基本用不上。我的“切入点”是从武丁“即位与不即位”入手的:没有即位时是小乙时代,即位之后是武丁时代。这就好像唐朝的李世民:他未登基之前是唐高祖(武德)时代,登基之后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至于李世民身边的文臣武将,都是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你不可能区分哪个是李渊时代的“程咬金”,哪个是李世民时代的“程咬金”,也无法进行这种区分。所以,确定小乙卜辞的“切入点”是看武丁有没有“即位”。没有“即位”就是小乙时代甚至小乙之前的;如果“即位”,就是武丁时代的。花东H3卜辞,正好有这样的“切入点”,“丁”与“王”同版甚至同辞。由此可以确定,此时之“丁”(武丁)尚未即位,因此殷墟花东H3卜辞主体应当是小乙时代的卜辞。……
  361. 曾宝栋、杨杨《浅谈商周时期墓葬中腰坑的功能和意义》……“腰坑”指的是墓葬中死者腰部周围以下的土坑。在“腰坑”一词尚未出现前,一般称墓葬中这种现象为“长方形小坎”或“土坎”,而“腰坑”正式命名则是出自石璋如先生的解释:“腰坑系本地的土名,因为正在骸骨的腰下,故叫腰坑。”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最早的腰坑墓发现于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的瓮棺腰坑合葬墓,研究者认为墓主人是难产而死,腰坑内的瓮棺葬体现的是婴儿在母体转世重生之意。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腰坑葬俗并未流行,有的也是零星发现。直到进入商代,腰坑墓的发现才逐渐增多。……将墓葬中殉狗看做是对“地神”等神灵的祭祀,以求墓主人在地下“安居乐业”,起到“安宅”的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商墓中腰坑用于祭祀奠基的殉狗,大多为小狗弱狗。如安阳殷墟孝民屯的发掘者,将收集回来的84副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狗骨做了死亡年龄鉴定。鉴定发现狗牲中1岁以下的有54例,占64.29%;腰坑祭祀用狗多选择用年轻个体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避免杀掉已经在商人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成年狗,二是出于节省经济成本的考虑,因为年龄越大的狗,就越需要耗费人类更多的食物和精力去喂养和调理。……殉狗有“司警卫”,“防御地下鬼祟”的功能。那么用于保卫墓主人的腰坑殉狗具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认为,作为墓主人的守卫,腰坑内的殉狗应比较健壮,能够在阴间保护墓主人免受鬼神的侵扰。而作为祭祀奠基用的弱狗小狗则不具备担当守卫的功能。另外,具有保卫墓主功能的腰坑殉狗,有时在殉狗旁还会伴随有兵器出现的情况。……纵观现已发现的商代墓葬资料,二里冈早商时期的商墓以殉狗者居多,殉人的现象很少。……而到了商代的殷墟时期,腰坑殉人的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到商王武丁时殉人现象尤为明显。腰坑殉人与腰坑殉狗的功能非常相似,最易理解的则是祭祀奠基和保卫墓主人两大功能。……腰坑内随葬谷物粮食,也有随葬有日常生活工具及陶器的现象,可以说明商代的腰坑还兼有贮藏的功能,只是发现的数量很少。这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可能是死者生前用过,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的寓意。……
    ……周代的丧葬习俗一定程度上受到商文化葬俗的影响。尤其在西周时期这种影响更为明显,商墓中腰坑的祭祀功能亦延续到了周代。现有的周代墓葬考古资料,如位于湖北荆门的包山战国楚墓,在墓底中部木椁板下设置有腰坑,腰坑内殉羊一只。发掘者认为是祭后土的羊牲,就和殷商时期的埋狗殉人用于祭祀的功能一致。另有在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M2、M3的腰坑中都出土了一件玉琮,《周礼·大宗伯》载“黄琮礼地”,这说明在墓底腰坑中置玉琮之类的礼器,确有祭祀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地区发现的周代腰坑墓中,腰坑内有放置豆的现象,豆在古代是礼器的一种,常在祭祀时盛放祭品,由此推测可知,腰坑内放置豆亦应为祭祀之用。……结合西周时期的腰坑墓中很大一部分是殷遗民和受商文化影响的周人的情况,故西周时期的腰坑墓主要是沿袭了商代以来的腰坑葬俗当无所异,在功能上亦与商墓中的腰坑颇为相似。自西周中后期开始,至春秋时期以后,殷商沿袭下来的腰坑墓葬俗开始衰退。北方地区发现的腰坑墓数量明显减少,相反此时期南方地区腰坑墓资料发现较多。但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墓葬中腰坑的功能似乎发生了改变,所表现的方式与商代和西周早中期传统的埋狗殉人腰坑墓不同。贮藏的功能在这一时期成为主流。……
    ……商周时期墓葬中腰坑的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代的推进而发生演变。二里冈早商时期发现的腰坑墓资料不多,且以腰坑殉狗为主,殉人现象少见。早商时期墓葬腰坑殉狗的功能,本文认为以保护墓主的功能为主。殷商时期是腰坑墓的鼎盛时期,发现不少腰坑埋狗殉人的商王陵和贵族大墓,在20世纪30年代对殷墟的发掘中也发现有大量的祭祀坑,在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中用狗进行祭祀活动的记载就有二三百条之多。可见当时祭祀之风盛行。该时期商墓中腰坑主要功能应当与祭祀奠基有关。及至西周,墓葬中腰坑埋狗殉人的葬俗仍有,但呈逐渐衰退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腰坑多以放置各类器物为主,尤以南方地区的腰坑墓为多。这一时期的腰坑主要用作储藏室,发挥其贮藏功能。商周时期腰坑主要功能的演变轨迹为:保护墓主人——祭祀奠基——用作储物室。反映腰坑功能由祭祀性到实用性的转变。……
    腰坑葬俗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屈家岭文化发现的最早腰坑墓之始到春秋战国之后,腰坑葬俗始终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中。尤其是在商周时期,腰坑葬俗经历了一个发轫——兴盛——衰落的过程。与此相对应的是,腰坑的功能和意义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变化。根据腰坑的内容看,腰坑殉狗和殉人始终是商周时期腰坑墓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商和西周两个时期的腰坑主要功能亦是围绕殉人和殉狗来展开探讨的。这一时期主要功能是保卫墓主人和祭祀奠基之意。腰坑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及至春秋战国时期,腰坑墓数量迅减,南方则成了腰坑墓的主要发现地,此时腰坑的功能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功能由保卫墓主、祭祀奠基转变为贮藏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包括陶器等生活用品……
  362. 贺俊《对商人“腰坑”葬俗的来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史前“腰坑”葬俗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出现的比例不一,发现的数量较少,在部分遗址中甚至是孤例存在。同时,时间跨度长、分布地域广泛、内涵及特质的多样性是史前“腰坑”葬俗的三大特征。从时间上来看,史前“腰坑”葬俗最早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晚期,集中出现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前后跨度约1000多年;从地域上来看,分布比较分散,在豫东、甘青地区、豫西南和长江中游、岭南等地皆有发现;从内涵及特质上来看,不同地区腰坑内随葬物品不一,象征意义也各有不同。因此,很难说史前不同地区腰坑葬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无论是孤例还是多座腰坑墓的同时发现,都表明是史前不同地区先民自己的创造。……把史前“腰坑”与商人腰坑相比,在表征上确有一定的共性,这就使得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对于这种依据事物外在表征的相似性来探讨事物发展源流的方法是否合理,在理论上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实际上,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完全有可能创造出相似的物质遗存,而这些相似的物质遗存之间却并不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商人腰坑葬俗是商人在灭夏之后逐渐形成的,这一独特文化现象应该与商人“事死如生”的观念及“奠基”行为有关。商人腰坑墓葬俗最初出现于商文化的腹地——郑洛地区,以后随着商文化的扩张向周边地区渗透,并贯穿于商文化发展的始终,最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商人腰坑葬文化传统。
  363. 张利军《商代内外服制度的发展、演变.》……内外服是相对于“大邑商”而言,“大邑商”是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其内居住着内服贵族家族,内服由中央的百寮和地方的宗族之长以及里长组成。“大邑商”之外是侯、甸、男、卫、邦伯等名号的外服势力,并与商的敌对方国犬牙交错分布。……
  364. 朱可《甲骨文“卫”字探讨——兼论卫在商代畿服制中的地位》……1.就关于卫之官名的讨论,可知卫是有一定规模的军事集团,多有商王询问是否召回之记录,由此推测卫可能是驻扎于殷之边界处的集团军。2.卜辞中屡有卫氏之称,与卜辞中羽氏、□氏等世袭姓氏官名的称法相类,可由此推测,卫之军事集团最高长官或有世袭性。对于长期驻扎在殷都附近,负责保卫殷都的军事集团而主,长官职位世袭是很容易理解的。世袭的长官,和长期驻扎于外的性质,使“卫”由一官名演化为一氏族之称是极有可能的。《尚书》中的“奋武卫”之称,也可以佐证卫为军事集团以负责保卫商王畿的性质。3.演化为氏族的卫,由商王一派驻的军事集团,逐渐成为商的附属国族,从而归属于商外服的系列,成为诸侯国。《逸周书》记载“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名伐卫”,其中的卫国很可能就是指驻扎于殷都附近的负责保卫工作的卫氏族。……
  365. 严志斌《关于殷墟的“族邑”问题与“工坊区模式”》……商代的社会结构主要以家族为基础,家族是商代社会的基本组织。社会结构的核心是商王族与子族。王族主要是由时王及其亲子构成的近亲家族,子族是由先王之子在先王死去后从王族中独立出来而形成的家族。另有诸贵族家族,保有族众。……前辈学者多认为殷墟时期实行族葬制,即同一家族成员相对集中地埋葬在一起。由聚族而葬推测家族成员也是聚族而居。据此,郑若葵先生结合“族”与“邑”的概念,于1995年首次从聚落角度明确提出殷墟布局上的“族邑”概念,是殷墟布局研究上的大变革。他认为:殷墟“大邑商”聚落,据已知考古资料,其城市布局自持特色、别具一格。概括而言,殷墟都城大邑形态是由若干小邑簇拥着王邑构成,即是由若干族氏聚落簇拥着王宫贵族聚落构成。这些族氏小邑和王邑单元的有机分布,构成了殷墟都城的总体布局。殷墟“大邑商”的聚落形态主要可划分出王室(王族)生活区和墓葬区、各氏族生活和墓葬区两大层次,即王邑和族邑。族邑,是氏族或家族聚落的简称,在商代的王都大邑或方国、诸侯大邑中是基层的聚落单位。商代的大邑聚落都是以族邑聚落为框架构成的。殷墟“大邑商”的大邑体制,是通过族的关系、网络来维系和实现的。殷都城市的布局,是一种由若干族邑围绕王族邑分布而成的大邑布局。……殷墟布局的“族邑模式”,考虑到了商代人群的组织基础“家族”,又符合商代邑制国家的解释模式。族与邑的结合,对商代的聚落形态确实有很强的概括性。这一模式广为安阳的考古学者所用,但这样的模式是否完全符合安阳殷都的实际,还是存在讨论的空间。
    关于“族邑”概念中所谓“族”的性质,显然,论者都认为是家族或宗族。但这样的家族或宗族在殷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模存在,是需要讨论的。殷墟大邑商作为殷都,以商王为首的王族,以及可能由王族分化出的多子族,自然应该是以宗族的形式存布其中。商代存在大量的子某,甲骨刻辞或青铜器铭文中的子某有217位。子某铜器出土地点以河南为多,尤安阳为最密集之地。如果子族有单独的邑,以供生产、生活,则殷都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否能容纳下二百多个“子”的邑,也是问题。可以推测,殷都多子族的存在形态,应该主要是以子某为核心的核心家庭或扩展家庭。鉴于商王并王族、子族对殷都的实际控制,从整体上说,殷都作为一个大邑,就是商王族的居邑。从这个角度,殷都整体也可以说是一个族邑。但此说不符合“族邑模式”所谓族邑的实质。……墓葬中出现的族铭往往多样,殷墟西区墓地有25种、郭家庄周边墓葬有7种、大司空村周边墓葬有10种、刘家庄周边墓葬的族铭有18种、徐家桥村周边墓葬的族铭4种。如果据此论定殷墟西区墓地、郭家庄周边、大司空村周边、刘家庄周边、徐家桥村周边也分布着如此数量的“族邑”,明显是难以想象的。殷墟经过发掘的墓葬,往往“同时期的墓葬都围绕在居址附近,并没有明显的独立墓地”,这导致墓葬之间的联系不易被观察到。王震中先生在对各墓地出土族徽铭文分析之后,也认为晚商王都呈现出一种“大杂居小族居”的特点。对于“大邑商”中的各个族居点,王先生主张不称其为“族邑”而改称之为“族居”。对商系墓葬做过专门研究的郜向平先生也强调了殷墟西区墓葬在葬俗上的差异,相互间很可能不是“亲缘”关系。如果不同的族可以居住在同一“邑”内,其居住单位就难以称为“族”邑了。诚如郜向平先生所质疑的,笔者以为几个、十几个“族氏”相互杂居的聚居地,不宜以“邑”与“族”互为表里的“族邑”之称名之。……总体上,殷都王族之外居民行以核心家庭或扩展家庭为中心的杂居模式,不排除有非血缘关系的专业从业家庭或单身者混居其间。由上,笔者以为“族邑模式”对认识殷都布局的适用性是有局限的。……
  366. 王祁、岳洪彬《商代亚弜族及亚弜铜器群研究》……对于商代亚弜族,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的结论。第一,目前所见48件亚弜族青铜器,绝大多数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二期,少量为殷墟文化第四期。第二,亚弜族的始祖可能是商王祖乙的后裔,被封于弜地,与王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其首领“弜”在武丁时期受到了武丁的重用,被任命为“侯”。第三,“弜”去世后,亚弜族虽然一直存在到商末,但影响减弱,甲骨文中基本不见亚弜族事迹,这大概是殷墟文化第二期后较少看到亚弜铜器群的重要原因。第四,妇好墓所出的亚弜铜器群,其来源最可能是弜生前入贡所得,而非妇好死后助葬所得。侯家庄M1001所出“弜”玉钺的来源也当是如此。在弜死后很久,武丁和妇好依旧会把弜入贡的物品带入到自己的墓葬中,足见弜与王室成员的密切关系。也显示出武丁一朝是亚弜族最为繁盛的时期。作为商代重要族氏之一,亚弜族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述,这对我们认识武丁时期的政治制度颇有帮助。众所知周,商周时期的血缘关系依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的统治根基是否巩固,关键就要看能否团结同宗的诸分支家族,所以古人才会认为同宗的分支家族乃“公室之枝叶也”(《左传》文公七年),枝叶繁茂,本根才能茁壮。商周统治者励精图治,任用亲族中的长者、贤者,就成了史官们赞美的贤君,反之则是昏君。比如,《尚书·微子》中父师指责纣王“咈其耇长旧有位人”、《牧誓》中周武王认为“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是纣王罪行之一,皆是这一政治传统的反映。商王武丁是著名的中兴之主,他的励精图治,必然要依靠自己的亲族,选用亲族中的有贤能的人才。本文所讨论的弜,就证明了武丁曾经重用自己的亲族。……
  367. 弜氏
    《甲骨文合集》54
    乙酉卜,王贞:弜不丧众。
    4326
    壬申卜,王:御弜于且(祖)乙……
    9758正
    庚子卜:弜受〔年〕。
    戎氏
    ​《甲骨文合集》10028
    ​庚申〔卜〕,王:弜〔受〕黍〔年〕。
    3186
    □□〔卜〕,□(宾):□(御)子戎于兄丁。丁巳卜,□(宾),□(御)子戎于父乙。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
    195
    壬戌卜:才(在)戎□(葬)韦,用。于□(襄)□(葬)韦,不用。
    493
    戊子卜:叀(惠)子画乎(呼)匄马,用。戊子:宜〔羊匕〕一妣庚,才(在)入。庚寅:〔岁匕〕妣庚牝一,才(在)戎。
    献氏
    “天黾献”斝(编号S.9500)、“天黾犬(献)”觥(编号S.9503)、“天黾”盉(编号S.9553)、“天黾女子丁”觯(编号S.9549)
    《殷周金文集成》
    02626
    传世献侯鼎21汉字铭文:“唯成王大□(祓)在宗周,赏献侯□贝,用作丁侯尊彝。天黾。”
    02346
    传世敕□鼎9汉字铭文:“敕□(肇)作丁侯尊彝。天黾。”
    举氏
    小子[罒每]簋34汉字铭文:癸巳,□商(赏)小子□[罒每]贝十朋,才(在)上□,隹(唯)□令伐尸(夷)方,□[罒每]宾贝,用乍(作)文父丁尊彝,才(在)十月四。举。
    小子省卣21汉字铭文:甲寅,子商(赏)小子省贝五朋,省□(扬)君商(赏),用乍(作)父己宝彝。举。
    京师畯尊24汉字铭文:王涉汉伐楚,王有繇功,京师畯克匹王,赉贝,用作日庚尊彝。举。
    昔须甗21汉字铭文:昔须眔遣东征,多勋工(功),俘戈。用作父己宝尊彝。举,日庚。
    疐鼎32汉字铭文:王令遣□(捷)东反尸(夷),疐肈(肇)从遣征,攻□(足龠)无啻(敌),省于氒身,孚(俘)戈,用乍(作)宝尊彝,子子孙其□(永)宝。
    《殷周金文集成》2695
    唯征(正)月既望癸酉,王兽(狩)于眂□(廪),王令员执犬,休善,用乍(作)父甲□彝。举。
    复尊15汉字铭文:侯赏复贝三朋,复用乍(作)父乙宝尊彝。举。
    复鼎铭文:匽(燕)侯赏复裳、衣、臣、妾、贝,用乍(作)父乙宝尊彝。举。
    庚姬尊及庚姬卣30汉字铭文:隹(唯)五月,辰才(在)丁亥,帝司(后)赏庚姬贝卅朋,□兹廿寽商,用乍(作)文辟日丁宝尊彝。举。
    庚氏
    《甲骨文合集》21794
    贞:帚(妇)庚㞢子,今六月。
    宰椃角30汉字铭文:庚申,王才(在)阑,王各(格),宰椃从,易(赐)贝五朋,用乍(作)父丁尊彝,才(在)六月,隹(唯)王廿祀,羽(翌)又五。庚册。
    爻氏
    商代晚期爻尊(5506)、爻鼎(1212)、爻壶(9475);西周早期爻觯(6082)
    《甲骨文合集》138
    己未,刍往自爻圉。贞,王狩于爻。
  368. 368.0 368.1 李宇田《商周举族研究》……举族是一个话跃于商末周初的氏族,仅见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没有记载。……举族率领盖族,其地位于今山东济南一带。举族向商王贡纳了巫地之人,巫地位于今山东肥城县北。举族所征讨的国族微族位于东平寿张县西北,与其临近的部族□主要活动于汶水下游及其南部区域,此外举族周边的卢位于今济南长清西南一带,越位于在今山东曹县附近。综上,武丁时期举应大致活跃于汶水以北,山东平阴一带……武丁时期的将领举大致活跃于汶水以北,山东平阴一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举族分支日益增多,家族日渐庞大,商末举族母族主要活动于汶水下游及曲阜一带即泰山以南的鲁中地区,其支族分支范围则较为广泛,分布于举族宗氏四周,如:长清的□族、汶水下游沿岸的商族,淄水流域的齐族及棘族、泰山东南一带的次族、鲁东莒西的向族、山东费县□族、泗水县东的庚族以及河南安阳的□族。……我们发现举族拥有独立的氏族武装,强大的军事力量,经常为商王对外扩张提供武力支持,故可以称举族为军事贵族。……西周时期,举族作为殷商遗民服事周王,周为安抚殷遗,巩固统治,与举族的联姻活动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举族的居住地大致经历了两次变化,武丁时期将领举大致活跃于汶水以北,山东平阴一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举族分支日益增多,家族日渐庞大,商末举族母族主要活动于汶水下游及曲阜一带即泰山以南的鲁中地区,此外商王畿附近亦有一处作为朝宿邑的举族居地。周灭商后,从可见的出土材料来看,举族主要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分予燕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任职,一部分在陕西的周王畿附近担任师、犬官等官职。……
  369. 唐英杰、邹芙都《甲骨文所见庚族考论》
  370. 张俊成《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商代爻族》
  371. 王旭东《殷墟“戎”族铜器与安阳“族墓地”辨析》​在殷周族氏铭文中,有一徽号像武士手持戈和盾之形作“□”,或省盾形作“□”。其字尚无确释,为印刷方便,本文暂依丁山、张亚初说隶写为“戎”。目前公布署此族徽的铜器有45件,出土信息明确者13件,其中6件“戎”族器出自安阳,与旧所谓殷墟“族墓地”密切相关。但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揭示,殷墟居民是否以大型家族为单位聚居、族葬等问题,重新引起了学界的热议。……殷墟西区墓地是最著名的一片晚商“族墓地”。1969至1977年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安阳孝民屯以南、梅园庄以北的范围内发掘墓葬近千座,根据其空间聚合状态划为八个墓区(后增至十个)。发掘者认为,每个墓区代表一个族,下面的墓组代表“分族”,族氏成员聚葬于各族墓区之内,第八墓区出土有铭铜器8件,“戎”族铜器独占半数以上,故原报告推测第八墓区可能即属“戎”族的墓地。……第八墓区在空间上可分为三个墓组,东侧M261-M265共5座墓为第一组;中间西起M266、东至M285共23座墓(3座未发掘)为第二组;西侧西起M1146、东抵M1148的30座墓为第三组。三个墓组东西向排列,界限分明。第一墓组5座墓中,最东端的M265年代早至殷墟二期,余者均属殷墟四期墓葬,时代和空间均相隔较远,且该墓组亦未出“戎”族铜器。故韩建业将第一墓组排除,以第二、三墓组划入同一分区,是比较审慎的做法。这几座墓能否构成一个墓组,甚至也令人怀疑。至于第二、三墓组,并不会是“戎”族的族墓地。首先,墓地启用的年代与“戎”族建立的时间不符。众多学者均已指出,“戎”族殆即殷墟甲骨文所见“子戎”的后代族众。子戎是宾组卜辞中出现的一位显贵人物,商王对其休咎颇为关切,曾为他求佑于父乙(小乙)和兄丁等祖神。依常理推测,子戎既与武丁同时,其身死下葬的时间不应晚于祖甲之世。如果“戎”族确有族墓地的话,殷墟二期晚段殆已开始使用。但据原报告,第二、三墓组大部分墓葬属殷墟四期,仅少数几座早至殷墟三期,时间上存在缺环是显而易见的。再者,第二、三墓组的墓葬等级低,数量少,也不符合“族墓地”的特征。两个墓组墓葬总数虽达到50余座,但前后跨越60余年,三四代人埋葬于此,平均每代亦不过十余人。……我们主张第八墓区并非“戎”族的族墓地,除了有墓葬使用年限、等级、数量方面的考虑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据卜辞记载可知,至迟在武丁晚期,“戎”族已居住在今山东境内,其“族墓地”如若存在,也当位于安阳殷墟以外。前已言及,“戎”族为武丁时“子戎”之族众。关于卜辞“子某”的身份,向来争议颇多,但许多学者达成一致的是,“子某”之“某”,常兼具人名、族(氏)名与地名三方面的含义,即“子戎”乃“戎族”之首领,居于“戎”地。……综上所述,“戎”地位于有商之东土,与兖州附近的入、泰山南麓的襄相距均较近,大致座落在今新泰以西、泗水以东、南至平邑与费县的区域内。花东甲骨中所见泞、鹿、𬇕和□诸地,皆与此相距不远,盖“子”本身就常活动于泰山周边。在费县东南,恰亦有“戎”族铜器出土。1963年山东临沂市苍山县(今兰陵县)东高尧村村民发现一组铜器,计有一簋、一甗、二觚、二爵、一尊、一觯、一铃、二戈,其中簋、甗、觚、爵均铸有“戎”铭,整体呈现殷墟三、四期的时代特征。原报告推测铜器属商代窖藏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地面上还搜集到绳纹灰陶片和白陶片、鬲足等”,方辉认为从组合形式看,这批器物出自墓葬的可能性更大。李学勤、李伯谦与严志斌均据此认为“戎”属东方族氏,活动在苍山附近。依照花东甲骨,东土“戎”地可追溯到武丁晚期;再结合铜器出土信息看,“戎”族居住在鲁中、鲁东南一带,一直延续到殷代末年。……以本文重点讨论的第八墓区为例,我们可得到以下几点认识:(一)埋葬于西区墓地的居民,其族居地多在殷墟以外,除“戎”族外,余如史(第一墓区M2575)、朿(第四墓区M1116)、□(第八墓区M1752)、□(第三墓区M697)、爻(第三墓区M354)等族皆远处山东、山西各地,安阳既非其“族邑”所在,那么西区墓地也不会是他们的“族坟墓”;(二)西区墓地中最基础的单元——墓组,应与主干家庭相对应。如相邻的几个墓组出相同的族氏铭文,是否可构成小型家族,还需结合考古资料具体分析;(三)墓区或分区的划分,能否体现安阳地缘性居邑的设置,还有待于新成果的刊布研究。但就已知资料看,在殷墟内部,同一族氏未必聚居一处,小范围内不同族氏可以杂居。笔者基本赞同严志斌的论断,殷墟的居民来自各地各族,西区墓地是他们所在个体或主干家庭的墓地。甚或可进一步推测,他们日常的生活劳作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学者早已指出,殷墟内部的居民成分相当复杂,套用周人“姓”的观念,他们分属不同的姓族。……
  372. 朱凤瀚《酒务头墓地与“天黾献”器群》……酒务头商墓地在山西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约200米的田地里,据县城约18公里,地处运城盆地东北边缘。2015年此墓地遭到盗掘,同年公安部门与文物部门发现此情况并开始保护。2017年至2018年由山西省考古所联合运城、闻喜文物部门发掘,历时一年半。……在追缴回来的出土于酒务头墓地的青铜器中,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几件“天黾”器。旧释作“天黾”,如此则可以将之理解为复合氏名。《说文》“黾,蛙黾也”。蛙,《说文》释为“虾蟆也”,即“蛙”字异体。《庄子·秋水》:“子独不闻乎埳井之蛙乎?《”释文》:“本又作蛙。……蛙,水虫,形似虾蟆。”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天”下之物有颈,而蛙是无颈的,所以认为此字不当释“黾”,认为当是龟的象形,但此物之后肢确又似蛙,且也有无颈的,似还以释“黾”为是。……器物编号为S.9549。盖内与器内底有“天黾女子丁”五字。按:“女子”学者或读“母子”,似不妥。此是指嫁到天黾氏的外氏的女子,为日名为“丁”的先人(应是她丈夫之父母,即她的公婆)作器。“女子”即“女子子”,指性别为女性的子辈,在此是已嫁之女,天黾氏之子妇。……“田”或是“献”氏下更小的家族名,或是作器者私名。此铭文仅见于“天黾献田”觚……铭文未有“献”,但从以上多件“天黾献亚□ ”器看,知这只是复合氏名中一种省略去宗族组织中间层次族名的一种方式,商器中多见。……“天黾献”氏在金文中并非仅见于上举商后期的器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献侯鼎,一件现可见器形的为沈阳故宫博物院旧藏(《铭图》02181,图二三:1),另一件为金兰坡旧藏(《铭图》02182,图二三:2),但器形已未可见。二鼎早自19世纪早期即被著录,乃非常知名的成王时器。其形制为鬲鼎,较深腹,三柱足稍长,饰大卷角饕餮纹。其铭文曰:“唯成王大□在宗周,商(赏)献侯□贝,用作丁侯尊彝。天黾。”铭文记成王在宗周举行“大□”祭礼之际,赏赐了献侯□贝,献侯因而为“丁侯”作器。此属于天黾氏的西周早期之“献侯”很可能与上举“天黾献”之献氏有关。商、西周文字“侯”前一字,即“某侯”之“某”,多为任侯职所驻守之地名。但在“天黾献”之类铭文中,“献”又显然是氏名,也可能同时是其所居之地名。则一种较合理的解释是,作为商遗民的天黾之分支献氏之宗子,在周初曾被周王册命为侯,因其居于献,故命为“献侯”。侯在商、西周时期作为外服官职,是驻守于边域地带的军事长官之称,则献地在西周初期时仍被王朝视为边域地带。如果酒务头墓地所在,是“天黾献”氏或其分支□氏所在,则献地或即在此地,或据此不远。至于进入西周,成王时献侯鼎铭中王所赏赐之献侯,是否还驻守于其旧居地,则似亦未必。……与“丁侯”有关的器,还有旧藏于刘体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敕□鼎(《铭图》01808,图二三:3)。此鼎稍短粗的柱足,还有商式器的作风,素面,上腹部一道凸弦纹,已是西周早期素朴的风格,中腹微垂,归入西周早期偏早是可以的。其铭文曰:“敕□作丁侯尊彝。天黾。”此敕□与上引献侯□皆属天黾氏,且皆为丁侯作器,可知二人当是近亲,或可能是兄弟辈。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讨论献侯鼎时亦论及“丁侯鼎”,提到郭沫若曾说献侯鼎“与此乃一家之物”,并云“《陕西金石志》引《乾州志》谓丁侯鼎‘得于(乾县)甘谷之西峰巨场中。’丁侯之家并献侯的采邑,当在此附近”。但查光绪甲申年(1884)版《乾州志稿》,所谓丁侯鼎系“得于甘谷之西岸巨冢中,鼎高三尺,雷回云纷,盖上蹲一异兽”,此丁侯鼎体形很大,有盖,且有纹饰,无论器形、铭文皆与以上仅高29.5厘米、素面只有一道弦纹的敕□鼎有异。且依该志稿所录丁侯鼎铭文,此丁侯为生称,乃作器之人,而以上献侯鼎与敕□鼎铭文中天黾氏之“丁侯”,“丁”似为日名。即使所指为同一人,乾州此丁侯鼎器形不得知,年代未详,据此推测西周初年为丁侯作器的献侯所在,实难以为证。作为商遗之“献侯”西周早期后未再见于金文,或此职已不存在。
  373. 王旭东《大辛庄遗址新出“索”氏器与卜辞“索”地》……​1973年,山东济宁兖州县(今兖州区)李宫村村民挖坑时发现一批铜器、陶器,其中铜卣长颈鼓腹,体态细高,提梁为陶索状,盖内及腹内底铸有铭文“索册父癸”,铜爵圆腹圜底,三足外撇,伞状柱立于口沿上,离流折稍远,鋬内铸铭文“索父癸”三字,卣、爵铭文“索”均从“刀”,与卜辞“索”地写法相同。原简报推测族氏铭文“索”与《左传》定公四年伯禽封鲁所得“殷民六族”之“索氏”有关,李学勤先生、王恩田先生分别指出,“索”氏铜器的出土表明“索”族生活于此,“索”地大概在兖州附近,他们又结合其他证据,论述“人方”在今山东省境内。……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大辛庄南、北区,揭露商代灰坑、灰沟、窑址、房址和墓葬等遗存,M225是此次发掘的北区东南部规格较高的一座墓葬。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3米,宽1.86米,有熟土二层台,上有殉狗10条,墓底中部有腰坑,葬具为一棺一椁,棺内有大量朱砂,骸骨大部不存。随葬铜器有鼎、觚、爵、觯、戈、矛、刀、锛和铃等,陶器有鬲、豆和簋,玉器有管和戚等。铜鼎两件,一件(M225:8)直口微敛,立耳,深腹,无铭文;另一件(M225:7)侈口,立耳,束颈,鼓腹,三柱足,颈部饰三组夔纹,中有扉棱,腹部饰蕉叶蝉纹,口沿处铸有单字“□(索)”。铜爵(M225:6)窄流,尖尾,深腹,双柱离流折稍远,鋬内亦有铭文“□(索)”字。……
  374. 王文轩《滕州前掌大墓地所见族属及其相关问题》……据笔者统计,全国经科学发掘所见带有“史”铭的青铜器共78件,仅前掌大墓地就有70件,占89.7%,可见前掌大在商末周初时应是史族的活动区。……“于屯”村北ⅢM307出土铜觯带有铭文“戈父乙”,该墓仅见此铭文,墓主人或为戈族成员。……
  375. 河南安阳辛店遗址出土一批商代晚期青铜礼器
  376. 孔德铭、孔维鹏《殷墟出土的“戈”铭青铜器研究》
  377. “戈国秘踪——泾阳高家堡出土文物展”在咸阳博物院开展
  378. “戈国秘踪——泾阳高家堡出土文物展”在咸阳博物院开展
  379. 张军涛、席奇峰《殷商舌族考》舌族不见传世文献记载,从甲骨文、金文及近年考古发现可知其是殷商时期的一个重要氏族,与殷商王室有密切的关系,其贵族有在殷商王朝为官者,其地望应为今郑州市西北郊一带,其族长为卫爵。
  380. 李发《殷卜辞所见“夷方”与帝辛时期的夷商战争》
  381. 韦心滢《从流散海外殷末青铜器见帝辛十五祀征夷方史事》
  382. 李林《殷卜辞所谓“方方”献疑》“方”在殷墟卜辞中主要有三种用法:一是方国、方伯之方,二是四方之方,三是方帝之方。……笔者认为,殷墟卜辞中单独出现的“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某一具体方国之省。……(二)为敌方泛称之省。……(三)为某几个具体方国之省。……通过列举“方”为“某方”之省的确证,并结合“方”与敌对方国的关系,考证“方”在殷墟卜辞中不是方国专名,其或为某一个具体方国之省,或为可能具有方位指示的“敌方”泛称之省,当然也不排除其为某几个具体方国之省的可能。如此,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方”可同时活动于商之四土的疑惑。……殷墟卜辞是殷人对于占卜活动的记录,刻手系在特定背景下记录其所认为必要的信息。因此,在频繁的占卜活动中,为了提高契刻效率,刻手对于一些卜辞的称名有时不用全称。一个包含专名、通名的名称,经常可以省称为专名。……当然,“通名+专名”或“专名+通名”有时亦可直接省称为“通名”,例如本文所讨论的“方”。……
  383. 383.0 383.1 王旭东《卜辞“河东兆”与殷人东拓》……晚商西周的河道史无明文,料相差不远。殷王室定都在安阳,古黄河正好沿浚县、濮阳、馆陶等地,包围了其南、东两面,战国时吴起云殷纣之国“前带河,后被山” ……因此笔者推测,商人往来于“河东兆”时,最常途经或驻跸的地点也位于戚邑西北的津渡附近;而“河东兆”靠近黄河渡口亦是其频繁见于卜辞记载的原因。东土人物“师般”等屡次经“河东兆”往返于王室与居地之间,适为理解“河东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的注脚。另考虑到殷墟的地理方位,今濮阳北的黄河津渡在安阳正东,商王可径直东出渡河,适可引起更多关注。……这里的“东”理解为具体地点,比理解为宽泛的“方位”更合适,当与《逸周书·作雒》“建管叔于东”的“东”为一地,在今濮阳附近。后来秦拔取魏东地,徙卫于野王,并濮阳而置东郡,可能袭用“东”这一地名。“河东兆”“东兆”与“东”名虽有异,但指代大致相同的地域范围,即濮阳附近的古黄河东岸地区,也就是周人所说的“小东”。
    ……“马方”是武丁晚期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国,屡次作乱而遭征讨……从其活动范围看,马方理应居住在河、济之间,故向西可进抵黄河,向东可攻击沚地。据《史记正义》载,唐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余里(约当今河南范县东南)有古地名“马陵”,而在其北面五十多千米外,今河北大名县东南亦有“马陵”,乃《春秋·成公七年》记载的诸侯会盟地点。“小东”地域内的这几处“马陵”,来历皆颇悠久,不排除与殷代马方的活动有关。……
    商王室之所以着力经营“河东兆”为中心的“小东”地区,除了拱卫王都外,最主要还是为挺进“大东”做准备。……《逸周书·世俘》:“庚子,陈本命伐磿,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新荒蜀、磿至,告禽霍侯,俘艾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十两,告以馘俘。”上述国族的地望古今异说纷纭,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只简述结论:“磿”即《战国策·秦策四》“濮、磿”之“磿”,清人程恩泽考证在濮州东南,即今鄄城附近;“蜀”为《左传·成公二年》鲁之“蜀”地,在今泰安东南。庚子日命陈本伐磿,命新荒伐蜀,至乙巳日,先后达到。后面的“告擒”也应分属二人: 陈本告擒霍侯,新荒告擒艾侯及小臣,“艾”即《春秋·隐公六年》齐鲁盟会之“艾”,在今新泰东北,与“蜀”方位正合,故“霍”也当与“磿”相近,位于古大野泽周边,今鄄城及梁山一带。盖陈本、新荒本来同路行军,陈本至磿而征霍侯,先平定“小东”;新荒前出至新泰,深入“大东”用兵,他们走的正是卜辞中由霍至望的路线,因为同路,军情也一并返回,“告擒”的情形亦被记录在一起。以上两组卜辞展示了殷代由“河东兆”东进的两条路线: 从今日濮阳北部地区,或直行向东,于平阴附近渡过古济水,再南下至汶水北岸,缘泰山南麓东行;或渡黄河后折向东南,取道今鄄城、郓城一线,经由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的平坦地带,再溯流而上,继续东进。……需要补充的是,在济水东岸,商王也可选择北上济南附近,缘泰山北麓挺进淄水流域,是为齐鲁交通的“北道”,“征人方”卜辞、田猎卜辞中屡有相应记载。无论具体选择哪条路线,“河东兆”都处在行程的起点,是商人东进的重要基地。……
  384. 张惟捷《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殷”的地域性问题》……虽然诸家说法略有细微出入,但大体而言,结合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将商王畿(内服)与四土(外服)作有机整合,视为商王朝直接统治∕文化影响区域的政治地理基本型态,大体上可看作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趋势。……从上引文献及各版卜辞使用情况来看,证明“亚”字确实有表示区域、空间的边角、方隅这样一种意涵,此应即该字初文本义,后来“亚”具有之“次级”义界显然就是由之引申而来的。进一步来判断,此字用在大范围的土地空间概念下,所表达的应不仅限于方隅、角落,而是所有处于“中心地域”与“四土”之间,且未被此二者所涵盖的地域。……我们认为,基于上古时期划分地理界线的先天局限———尤其是政治地理———此地域的内外分界难以清楚划分也是可想而知。大盂鼎铭文的“殷边侯田”所居住的这块环绕大邑商所形成的区域,其“域界概念”确实不可能为实指,不过却明显地和中心(大邑商)———四土(殷商军政势力之外缘)具有区隔。传统上称为“外服”的这片环绕式区域,内拱王畿,外连四土,很可能就被殷人笼统地以“亚”指称之,而这个现象的形成除了必须与多亚的家族地理性质综合思考之外,或许与亚字初文边曲、四隅意涵引申而来的“次级”概念存在更为直接的意义联系。……本文可以明确地指出:传统观念中,对商代政治地理的理解主要以文献记载的“内∕外服”制度为框架,结合青铜器铭文以及卜辞的少数相关内容,以此为基础,每个学者发展出的空间模型虽稍有不同,然大多差异不会太大。事实上,商代存在一种称为“亚”的空间概念,它的字源来自“四隅、角落”的初文构形,引申出“次级”意涵。在地域上,介于王畿(大邑商)与四土(传统观念的外服之地)之间,基本形成一个大致环状地带,其内、外并无明确的边界,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空间观念,众多“亚某”似乎服事其间,拱卫王畿,并提供物资。从目前的证据看来,此“亚”地带应不属于官方认定的专有名词,但作为空间概念显然是存在的。……
  385. 385.0 385.1 385.2 陈隆文、代玄烨《卜辞缶方地望考辨》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0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0公里。
  386. 燕生东、丁燕杰《商文化前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特点》……本文在阶段划分上作一调整和合并:二里岗下层为第一阶段,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前段为第二阶段,殷墟一期后段、二期、三期前段为第三阶段,殷墟三期后段至四期(部分可能到了周初)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具体而言,西部到达了今陜西省关中东部(耀县、西安、蓝田、华县等)和陜南商州北部、山西省西南部临汾、运城一带,北部到达山西省南部晋城、河北省南部泜河流域,南部至驻马店一带和汉水流域的邓州、淅州地区,大体在豫鄂交界处,稍晚时期可能已经跨过湖北省的长江,东南则至安徽省淮河流域的寿县、霍邱线。……
    图一 商文化第一阶段分布范围示意图
    ……第二阶段时间跨度较长些…这一阶段,商文化势力在西部边界略有扩展,已到了关中西部的周原一带和陜南商洛扡区,对汉中地区(城固、洋县)的地方青铜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部,商文化扩张较大,已至晋中,甚至可抵滹沱河流域的晋北忻州地区;在太行山以东,本阶段商文化发展也相当迅速,最北到达太行山北端易县、涿州及华北平原北部的保定地区。商文化继续往南扩张,己越过安徽霍山,到达安庆一带,并在强盛时期到达湖南省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线,甚至推进到了江西樟树市一带,其影响力已到达了江西省中部、南京及以南地区(如江宁点将台、镇江丹徙赵家窑、镇江句容城头山、南京北阴阳、南京牛头岗、常州金坛新浮等都发现了受商文化影响的遗存);东南部则扩张至江苏省盐城和连云巷一带。……东界的北部……商文化已经到达了沧州、孟村、惠民、博兴、临淄、寿光、潍坊及潍河东岸一带。但是广袤的滨海平原上未见到这一阶段遗存,显示商王朝还不能从此处接触海洋,开发海洋资源。……东界的中部……说明此时商文化已经列达沂水、沂南、莒南一线,大体在今沭河东岸。……距今海岸10多公里的连云港大村遗址在1960年发现的一座残墓内……大村商文化铜器墓的发现,说明本阶段商王朝势力已到达黄海之滨了。……东界的南部……看来,本阶段中、晚期商文化已到淮河南岸、黄海之滨了。……总之,本阶段商文化分布范围东北已到达渤海南岸内陆地区,东部至潍河、白浪河、沭河一线,向南至连云巷海岸及淮河下游南侧的盐城一带了。……
  387. 牛世山《论先周文化的渊源》
  388. 牛世山《商文化京当类型:判别、分歧与解析》商文化的京当类型是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的的一个文化类型,是商王朝势力西进到陕西渭河流域,并融合本土族群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
    图一 关中西部商时期遗址分布示意图(殷墟一期前后)
    ……以上分析可总结为,已知京当类型遗存的时代上限不早于小双桥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商王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时期)。…………
  389.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在商王朝取代夏王朝之后,商文化开始了对夏文化的全面替代。在原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区,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中心,向南迅速覆盖了原二里头文化控制的区域。此后,商文化开始逐步南渐。……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这一阶段,是商文化大举南扩的一个时期。……商人以盘龙城为据点,可能跨江控制了鄱阳湖地区,并获取大治铜绿山以及江西瑞昌铜岭一带的铜矿资源。……商文化在南面同样跨江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局部地区。此时期商文化在控制鄂南荆门一带的基础上,不断向江陵地区推进,并最终跨江到达了湘北的洞庭湖附近。……因此石门皂市——岳陌铜鼓山一线应是此时期商文化分布的南界。……我们认为商文化在此阶段很可能已经跨过霍山,势力发展到安庆一带,并沿江控制着这些地区。那么,巢湖以东至潜山一线就是商文化直接控制的区域。……商文化在东南方向可能沿亳川——宿州——明光一线,发展到了江苏盐城一带。若论及商文化的影响,其向东南可至宁镇的湖熟文化,向南则跨江达到铜陵一带。……殷墟二期以来,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显得非常发达,但是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除东方外,却在全面收缩。……商文化从江汉平原也全面退出,这里至今不见此时期商文化的遗存。在江淮地区商文化也同样大规模退缩……从目前的材料可以较为明确地说,信阳罗山一带就是殷墟二期至四期商文化分布的南界,经正阳向北即进入商王朝的中心地区,再经荥阳就进入王都大邑商,从信阳到荥阳都是商文化的直接控制区域。综上所述,商文化在南土的分布在二里岗下层阶段,突破了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在江汉平原达到了鄂东北的盘龙城和鄂南的荆南寺一带,在江淮地区到达了安徽的六安县和寿县一带,取代了此前该地区分布的斗鸡台文化;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商文化极度扩张,在南土的分布达到了顶峰,面南扩至商洛的东龙山一带,东南可能沿明光(原嘉山县)到达了盐城龙岗。商王朝在南边的鄂东北地区修筑了盘龙城,并形成了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盘龙城类型。在鄂南远远突破了此前荆南寺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到达了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带,并可能推进到江西樟树市附近。在江淮地区也大举南扩,势力达到了巢湖以东,形成了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大城墩类型。商文化继续南进到薛家岗一带,长冮以北的潜山至巢湖以东地区均在商文化的控制范围以内,而论其影响,则远达湖熟文化;到了殷墟二期至四期,商文化在南土则呈大规模退缩态势,势力范围甚至远小于二里岗下层阶段。在冮淮地区退至淮河以北,仅可能在阜阳地区有短期据点,其南界仅在今河南的信阳罗山一带。商文化在不同阶段对于南土的控制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有进有退,与商文化在东土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而与在西土和北土的情况相类似。……
  390.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再现古老商都辉煌盛景, [2023-08-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8-15) 
  391. 谷飞、陈国梁《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
  392. 陈国梁、曹慧奇、谷飞、赵辉、钟龙刚、李辉、耿鹏《偃师商城遗址2004~2023年考古工作收获——纪念偃师商城发现与发掘40周年》……DNA检测分析表明,偃师商城人群与二里头至晚商时期各遗址人群的遗传相似度最高,遗传特征没有明显差异。而相较于仰韶晚期河南地区的人群,这些遗址人群的南方成分有所增加。……
  393. 393.0 393.1 赵俊杰《仲丁迁隞地望新探》
  394. 韩香花《小双桥与郑州商城遗址白家庄期商文化的比较》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村西南部,处在索须河转湾处东南侧的河旁台地上……“白家庄期”商文化因郑州白家庄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东北角外约100米。1954年9月至1955年4月,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发现它“包含着战国及商代两个时期的三层堆积。其下层系郑州二里岗下层商代文化;中层和郑州二里岗上层商代文化大致相同,唯部分陶器,器形较大,陶壁较厚,绳纹较粗”,因此,初步推断此层和郑州其他区域的二里岗上层文化比较稍为晚些。此后,在郑州商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对于该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有学者称为商文化“白家庄期”,也有学者称为“二里岗上层二期”。…………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建成使用年代主要为二里岗下层和上层一期;至白家庄期,郑州商城的宫殿已逐渐废弃,即使有宫殿存在,也已非常少见。……从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墙以及大型青铜建筑构件来看,这里应兴建有规模宏大、规格极高的宫殿建筑群。……小双桥遗址大量的祭祀遗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商王朝的对外战争,不少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正是文献记载的商王仲丁时期征伐蓝夷的战争。相比之下,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祭祀遗存发现较少,这和商代前期发生的战争较少有一定关系。另外,大量的祭祀遗存也说明小双桥遗址不是一般的聚落遗址,而是商王朝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395. 395.0 395.1 袁广阔《关于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几个问题》……遗址中已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有8座,规模宏大,但多破坏严重。……郑州商城大多数宫殿建筑出现在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一期,至白家庄期,郑州商城的宫殿已经废弃。从发掘资料看,与二里冈上层一期文化遗存相比,郑州商城内白家庄期遗存分布范围缩小,遗迹、遗物也明显减少。……上述资料表明,小双桥遗址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但铸铜等一些重要的手工业作坊仍留在郑州商城,郑州商城可能还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在小双桥废弃后,郑州地区其他重要城址也随之废弃,这一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几乎完全消失,在同一时间内,如此广大范围的二里冈文化遗存的退出,暗示了郑州地区在商代后期不再是王都之地。豫中南、晋南发现的晚商遗址很少,这种反差也从侧面说明,作为早商的都邑,郑州地区具有的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小双桥遗址总面积近600万平方米,具备商代都城的规模。小双桥的兴起和繁荣的时间,正是郑州商城宫殿基址废弃,遗迹、遗物减少,城址衰败的阶段。从小双桥二里冈文化白家庄期大型城址、遗址的分布以及小双桥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特征看,小双桥都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小双桥遗址地处郑州市西北效的邙山地区,古代为隞地,地理位置与文献中对仲丁都隞的记载一致,其商代文化遗存的时间又与文献中仲丁自亳迁隞的时间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该遗址就是商代仲丁之隞都。
  396. 396.0 396.1 肖雪《试论盘庚迁殷“殷”之所在》
  397. 何乐君《洹北商城宫殿区一号建筑基址奉祀神主再探》
  398. 谢肃《论郑州商城的性质》
  399. 赵俊杰《河南柘城孟庄遗址性质分析》……一般认为,商人崇信鬼神,尤其是商代后期占卜活动非常频繁,但商代前期占卜活动还是相对较少的,卜骨卜甲在其他遗址中也较为少见。发现卜骨的大型遗址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垣曲商城、王城岗、大师姑,数量均较少,而夏县东下冯和洹北商城还未曾发现。卜甲的数量更少,目前除郑州商城外,其他遗址中还很少发现,在登封王城岗发现少量龟甲,但未见占卜痕迹。…………总之,孟庄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建筑、铸造青铜容器的作坊、稀有的卜骨卜甲、罕见的文字和原始瓷器,这些高规格的遗存在商王朝都城之外的其他城址中也是很少被发现的,由此可见孟庄遗址的地位不亚于其他商代城址,不排除孟庄遗址存在城墙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孟庄遗址商文化遗存的年代仅限于二里冈上层二期。以上可以说明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以后, 或者说在整个殷墟时期该遗址己经废弃。通过发掘和钻探可以看出,孟庄遗址的文化堆积很厚、遗迹单位十分密集,说明二里冈上层二期之时有许多居民在孟庄遗址一带活动,但持续时间不长。短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只会在特殊时期或特殊目的下才会产生,这也可以说明孟庄遗址性质的特殊性。二里冈上层二期规模如此庞大、人口如此密集的孟庄遗址,在殷墟时期遭到了完全废弃,在没有其他自然环境灾害侵袭的情况下是不正常的。这可能意味着孟庄遗址商文化遗存的出现和消失与某种特殊的历史事件有关,并非一般高人居住地。……商代前期文化即二里冈期商文化在早期分布范围较小,二里冈下层时期主要分布在郑、洛一带,上层时期范围才骤然扩大,最东扩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鲁西南部分商文化遗址出现,但岳石文化仍然占据着豫东地区的大部分范围。研究表明,豫东地区西部的鹿台岗、牛牧岗、孟庄、李岗、栾台、东山子等遗址发现了商代前期文化遗存,均属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商文化在其早期开始向北、西、南三方大举扩张,而东方却基本处于扩张停滞阶段。研究表明,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前,豫东地区没有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存在。直至二里冈上层二期之时,商文化才开始向东方扩张,最先占据了豫东地区的西部,最远扩张今天的济南一带。在泗水尹家城、济南大辛庄等遗址发现有二里冈上层的商文化。豫东地区东部不见商代前期文化说明这种扩张可能是跳跃式的,应是军事扩张的表现。……此时的商文化扩张,应是商夷关系开始恶化的表现。据文献记载在商代前期的重大军事事件有仲丁伐“蓝夷”和河亶甲征“班方”,学界一般认为,仲丁和河亶甲时期应属于二里冈上层二期。…………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仲丁时期,蓝夷作乱,商王仲丁选择对其进行征伐。商王朝的势力很快扩展到豫东地区,为方便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商王在孟庄遗址建立军事重镇,修建了大型建筑,并在此铸造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和进行了一些占卜和祭祀活动。战争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商王朝获得一定的胜利,并在大辛庄一带建立了又一军事重地。进入殷墟时期,商王朝对东夷采取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此时都城位置变更,孟庄遗址已不在都城往东夷的路线上而失去军事作用,被完全废弃。可见,孟庄遗址的形成和废止均与商王的活动有关,它是商王东征时期一个重要的驻跸地,是商代前期位于东方的一处重要的军事重镇。
  400. 侯卫东《试析洹北商城的形成背景》……1999年发现洹北商城,1999年以来陆续对洹北商城进行了勘查和发掘,勘探出了外城、宫城、西南角小城以及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图一)洹北商城外城平面略呈方形,方向13°,城墙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2150米,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宫城位于外城南部略偏东,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与外城一致,城墙南北长795米、东西宽超过515米,面积40余万平方米。宫城内已探明30多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进行过局部揭露的一号宫殿基址的面积近1.6万平方米、二号宫殿基址的面积5992平方米,二者的方向都与城墙一致,平面都呈“回”字形。洹北商城的营建有一个过程,其顺序是先建一批宫殿宗庙建筑、再营建内城、最后营建外城。洹北商城是在郑州商城失去都邑地位之后营建的一座王都、早于洹河南岸商代晚期都邑,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洹北商城为“何王所都”还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其乃河亶甲所居之“相”,有学者认为其乃盘庚始迁之“殷”,也有学者提出目前还无法确定为河亶甲所居“相”或盘庚始迁“殷”、二者可能前后相续。无论上述学者将洹北商城指认为“何王所都”,几乎都默认郑州小双桥都邑失去王都地位之后洹北商城才继之而起。…………洹北商城形成之前,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文化为商文化的主流,在整个洹河流域仅发现个别二里岗文化聚落。…………下七垣文化主导了二里岗文化的形成,漳洹河流域是下七垣文化的腹心地带,下七垣文化在漳洹流域的分布状况和延续年代对认识洹北商城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非常重要。有学者统计邯郸境内有90余处下七垣文化遗址,有学者统计洹河流域有30余处下七垣文化遗址。漳洹流域及其以北下七垣文化聚落分布密集而广泛、典型二里岗文化聚落仅发现个别案例的现象,学界感到困惑、也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二里岗文化对漳洹流域的影响总体上不太明显,提出漳洹流域的下七垣文化继续发展至二里岗上层时期。也有学者提出下七垣文化整体南下、人群迁徙造成二里岗下层时期考古学文化出现空白地带。两种观点均认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无论属于何种情况,都说明漳洹流域是下七垣文化的腹心地带、二里岗文化的薄弱地带…………郑州商城失去王都地位之后,郑州小双桥都邑继之而起。无论小双桥都邑失去王都地位之后洹北商城才继之而建,还是洹北商城营建最早一批宫殿宗庙建筑的时间与小双桥都邑有一定重合,郑州商城失去都邑地位、偃师商城也失去原来的地位、小双桥都邑兴起等重大事件,都是洹北商城形成的最重要的宏观政治背景。…………从洹北商城形成的宏观政治背景来看,二里岗文化在广域范围内达到扩张的高峰,在漳洹流域的商人故地却没有显著影响。小双桥都邑代表的国家在极度扩张状态下似乎比较脆弱,某个时间二里岗文化传统突然大规模集聚至洹北商城及其周围区域,明显与人群迁徙有关。小双桥都邑是商王仲丁所迁之“隞”的话,仲丁及其以后是比较乱的阶段,河亶甲可能带领一股势力北上至商人故地营建了洹北商城,洹北商城对应的迁都事件或许就是文献中的“河亶甲居相”,这一观点应当引起重视。……在营建洹北商城之前,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文化在广域范围内的扩张达到高峰,郑州商城失去王都地位之后、王都迁移到其附近的小双桥一带,小双桥都邑代表的国家社会仅持续了很短时间,说明商王朝在郑州的都邑逐渐失去凝聚力和控制力,为选择新址营建都邑提供了重要宏观政治背景。洹北商城的始建与“河亶甲居相”可能存在对应关系。
  401. 江昊然《相都地望考辨》洹北商城发现于1999年。该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郊,南邻洹河,往西约19公里即进入太行山东麓,北面为低丘,东面和南面则是开阔的冲积平原。地势总体平坦,但略呈西北高、东南低走势。洹北商城平面略呈方形,方向13度,与殷墟遗址略有重叠,其南北向城墙基槽长约2200米,东西向城墙基槽长约2150米,占地约4.7平方公里。经过10多年的工作,洹北商城兴衰过程逐渐清晰。洹北商城经历了“先建邑,后营小城、再造大城”的过程。洹北商城作为商代中期都邑,其性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目前关于洹北商城的性质主要有四种说法,其一认为该遗址“虽不排除有盘庚、小辛、小乙所居的可能,但其早期是河亶甲所居之相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其二认为是盘庚所迁之殷,盘庚小辛小乙居于此,而武丁时期才迁至洹南;第三种看法是认为前两种说法都有可能,甚至存在先后续存的关系;第四种看法是洹北商城内较早建筑是盘庚迁殷前所建,大城等建筑是迁殷后续建。…………朱光华、潘付生、魏继印三位先生认为商代后段应有盘庚、小辛、小乙三王都亳,而小乙自亳迁殷也不一定发生在其继任之初。自小乙迁洹南后、武丁于此真正兴盛,从而“更不徙都”。而洹北商城的大火毁迹已经大都之相初成便舍弃费用也亦能印证“盘庚复亳”的突然性,因此,洹北商城为河北之都的可能性很大,而地望所考的相都恰巧处于安阳,因此,洹北商城是河亶甲居相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402. 庞小霞《祖乙迁“邢”考辨》
  403. 李恩玮《商王祖乙居邢建都新考》
  404. 张溯《洹北商城庇都说》
  405. 徐祥法《商奄都邑考》…………综上所述,沂源东安一带应为商奄旧地。再从其地理位置、出土文物分析,东安故城应为商奄故都。……
  406. 朱光华、杨远《盘庚迁都史实的文献释疑》
  407. 407.0 407.1 王祁《殷墟文化分期及相关诸问题再研究》……从时间上说,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与城墙等与王权密切相关的遗迹都主要存在于洹北商城晚期, 而洹北商城晚期又与洹南殷墟无缺环, 再结合盘庚迁殷的记载, 这就证明洹北商城很可能是盘庚、小辛、小乙三王都城。当然, 这一观点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 但不失为目前发掘材料下的最为可信的一种推论。从这一点上看, 将洹北商城视为殷墟一部分就成了历史与考古统一下的必然选择, 这样也可以避免“殷墟”一词出现歧义。……因为以小屯为中心的原殷墟文化的分期体系是由大司空村的发掘而建立, 洹南殷墟其他遗存都可以比照大司空四期体系断代, 所以本文称洹南殷墟遗存为殷墟文化的大司空期。相应的, 早于大司空期的洹北商城时期可以被称为殷墟文化的洹北期。这一分期体系既包含了邹衡先生与安阳队旧分期体系, 又可以将新的洹北商城囊括进内, 且不会引起术语与内涵的混乱。……西北岗王陵区可能有早于武丁时期的商王墓, 而78AHBM1的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洹北晚期, 所以78AHBM1最可能是小乙之墓。至于西部王陵区为何由早期的单墓到王陵墓变向四墓道王陵墓, 这可能与武丁时期强大的国力以及武丁本人的创新精神有关。……
  408. 徐明波《商纣王都朝歌说新解》……我们知道商人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命名,如上甲、小乙等。在祭祀祖先时往往要在日名前依据辈分加以“祖”“父”“母”等字,如“祖甲”“父乙”“母癸”等。根据殷墟祭祀卜辞的这一特点,商纣王帝辛祭祀自己的父亲帝乙就要称其为“父乙”,也就是说最直接证明安阳殷墟有商纣王的卜辞和纣王都于殷墟的证据,即黄组卜辞中有“父乙”这个称谓的卜辞。……有意思的是商末甲骨卜辞中出现了“文”“武”“文武”“康”等类似后世谥法的称号。在黄组卜辞中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还出现了“文武帝”一称。这一称谓因无确切的商王日名,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指帝乙,一说是指文丁。……我们认为黄组卜辞中的“文武帝”一称有的指的是文丁,有的指的是帝乙。其中指文丁的卜辞,其字体为黄组一类卜辞;指帝乙的卜辞,其字体特征为黄组二类。而黄组二类卜辞时代晚于黄组一类卜辞。黄组二类卜辞中的“文武帝”应该是帝辛对其父帝乙的称呼。由此可见殷墟卜辞中是有商纣王(帝辛)的卜辞的,也就是说殷墟的下限可到商纣王时期。……青铜器利簋的出土证明《周书》所载“牧野之战”的史实是确实的。而“牧野”,据学者考证即今河南汲县西南的汲城村。该地距朝歌七十三里。文献记载,甲子日纣王兵败逃走,当天死在鹿台;武王的军队也于当日进入商都。如果纣都安阳殷墟而不是朝歌,那么两者将都是不可能的。……武王修“社”,释“箕子”“百姓之囚”,散“鹿台之财”,展“九鼎”等事都是在牧野之战后第二天进行的。从时间上来看,这些都应该是在朝歌举行的。武王“罢兵西归”说明商纣王都于朝歌,否则武王必进军安阳殷墟,迁其国宝重器。此可证朝歌应为殷纣帝都。……从殷墟黄组卜辞有帝辛卜辞来看,商王帝乙并未徙都,帝辛都于朝歌应该是其晚年之事。……
  409. 牛世山《殷墟考古三题》……迄今为止,虽然殷墟考古已历90余年,但今天对殷墟的外围边界仍然没有比较清晰的确定,主要是对南边界的界定。有关殷墟的面积,或以东西6千米、南北5千米得出30平方千米,或以东西、南北各6千米得出36平方千米。实际上,已知殷墟遗址的形状大致呈椭圆形,其面积肯定不能按最长与最宽之积来算,实际面积肯定要小于上举数据。笔者曾计算得到殷墟已知面积大致不到26平方千米。当然,这个应该不会是殷墟实际的面积数。今后需要加强考古勘探,找到殷墟遗址比较明确的边界,方能确知殷墟遗址比较准确的面积。
    ……总之,以陶质类容器为主要分期对象和依据的殷墟文化四期七段的划分法,是最细致的分期标尺,这是以其他任何对象为依据的分期都无法达到的。几十年来的殷墟考古证明,七段的先后次序是可靠的。……考古研究中,分期断代研究几乎是第一要务。一般的程序是,以层位关系为前提,先把研究对象如器物作型和式的定性,再以器物的式为基准,对共出同式器物的考古单位聚类、合并为一组;结合定量分析,按差异程度,将不同的组合并为段、期。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一个个对象的型、式定性,在从组、段到期的归并定性中,还需要定量分析这个重要的基础。虽然这个操作过程是人为的,但认识具有客观性。今后在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需要加强量化分析依据,使分期标尺更为完善。……
    ……有关殷墟商王陵区考古工作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所做,后来也有一些工作。已知西北冈有14座大型墓葬,分东西两区分布。墓葬有带四条墓道的“十”字形、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其他还有无墓道的中小型墓葬以及祭祀坑和殉葬坑。西区有9座大型墓葬,其中带四条墓道的大墓7座(M1001~M1004、M1217、M1500、M1550),带一条墓道的1座(78AHBM1),另有1座无墓道但墓室很大的M1567也应该是同时期的。从空间上看,以居中位置M1567为中心,四周分布有78AHBM1、M1002、M1003、M1004、M1217;M1002、M1004之东有M1001和M1550,M1003西北有M1500,78AHBM1西有M1217。这些大墓间,有些有明确的早晚关系,其中M1217(北墓道)打破M1500(南墓道)、78AHBM1(南墓道);M1550(西墓道)打破M1001(南墓道),M1002(西墓道)打破M1004(南墓道),M1004的东、南墓道分别打破M1001的北、西墓道。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带四条墓道的大墓1座,为M1400;带两条墓道的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1129和武官大墓(编号50WKGM1),带一条墓道的大墓1座(84M260)。其中M1400居中,其他墓葬分布于周围。只有M1400(西墓道)打破M1443(南墓道)。学界普遍认为,只有带4条墓道的“十”字形墓葬为商王陵。商王陵区大墓在历史上多次被盗。最早的大盗坑(考古报告中称为“翻葬坑”)规模最大,多近圆形。盗坑大多正对墓室口部,大小接近墓室(如“十”字形墓葬的墓室,口部面积一般达300~400平方米),向下挖到深11米左右的墓底,有的墓中连墓道部分也被盗挖,每个“十”字形大墓墓室的土方量达上千立方米,大墓都被盗掘,可见盗挖不是一个短期行为。……从鲁庄公三十二年冬(公元前662年)狄伐邢(都城在河北邢台附近)开始,到鲁闵公二年十二月狄入卫都(在今河南鹤壁辛村一带),再到鲁僖公十年狄人入温(今河南温县附近),整个华北平原尤其是沿太行山南北一线和南边的南太行以南、今河南焦作一带,先后都有狄人的踪迹。于是有了齐桓公“存邢救卫”之举,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县西),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卫国后迁帝丘(今河南濮阳),以避狄人。今安阳一带,原为卫国属地,自然沦丧于狄人。直到晋文公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后为晋夺回。此后,安阳一带一直为晋和从晋分化出来的魏国所有。相比之下,狄人占据的这个时期,与周围的华夏国家相互攻战,无疑属于乱世。所以,笔者以为,这样的形势下,盗挖商王陵的可能性是最高的;以公开大规模盗挖的情况推断,主导盗挖者可能为狄人。相反,安阳一带为晋国属地以后,商王陵被盗挖的可能性又降低了。
  410. 范毓周《殷墟王陵年代探论》……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各大墓的年代顺序应为:HPKM1129→HPKM1443→50WGKM1→HPKM1001→HPKM1400→HPKM1550→HPKM1004→HPKM1002→HPKM1500→HPKM1217→HPKM1003→HPKM1567(未葬假大墓),它们可能分别是商代后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己、祖庚、祖甲、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和帝辛的陵墓。
  411. Koji Mizoguchi、Junko Uchida《The Anyang Xibeigang Shang royal tombs revisited: a social archaeological approach》……“As tomb 1129 did not yield any datable artefacts, it is omitted from the following study. ”……“The kings documented in Shiji and in the oracle bone scripts coincide fairly well, although some of the reigns recorded in Shiji (written some 800 years later) are too long to be feasible. The Shiji entries that coincide with descriptions in the oracle bone scripts, however, can be trusted. Importantly, King Lin-Xin's (廪辛) enthronement is in doubt because his name does not appear in the oracle bone records, although the Shiji includes him. If Lin-Xin is removed from the dynastic genealogy, the number of the royal tombs and that of the kings recorded in these documents match perfectly.
    Figure 5
    ……
  412. 方辉 《2003年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考古收获》……1984年大辛庄遗址的发掘对于山东、尤其是鲁北地区商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执笔者徐基先生根据地层关系和鬲、豆、簋、盆四种陶器的形制演变,将该遗址商文化遗存分为七期,并分别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作了年代上的对应,认为:“第一至三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可称为大辛庄商代文化前期;第四至七期与安阳殷墟文化较一致,为大辛庄商代文化后期。”这一年代序列基本得到认同。陈淑卿把山东地区商文化分为六期七段,结论大同小异。……大辛庄一期是山东境内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商文化遗存,而且,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山东境内、即使是鲁西地区,还没有发现与之年代相当的商文化遗址。就是说,作为一支外来文化,大辛庄一期商文化是突然插入到岳石文化分布区域的。说明商王朝在其东拓展的过程中,最初是突发式的军事征服。可以想见,在大辛庄遗址周围,至少是在其东部,与之共存的仍然是岳石文化人群。笔者曾将大辛庄一期的所谓“第二类文化遗存”的部分器物归入岳石文化最晚的第四期,原因就在于此。从大辛庄二期乃至三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第二类文化遗存”这点分析,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在济南地区相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过,鲁西地区商文化到了与大辛庄二期时代相当的二里岗上层二期开始普及开来,则是事实。……
  413. 李宏飞《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再分析——兼论商文化“居葬合一”的特质因素》
  414. 邹秋实、张昌平《武汉市盘龙城遗址2015~2017年发掘简报》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叶店村,遗址分布于多处临湖岗丘之上。小嘴位于盘龙城遗址西南部的一处狭长型岗地上,岗地东、西、南三面被破口湖环绕,北与杨家湾相连,东、西两侧分别与盘龙城西城垣和艾家嘴隔湖相望,南临府河大堤,岗地东西宽100~126、南北长约495米,海拔高20.1~27.5米,地势北高南低。……根据典型遗迹间的层位关系,将本发掘区的主要遗存分为四个阶段。根据每个阶段出土遗物特征,将本次发掘的所有商时期遗存分为四组。……
    小嘴地点此次发掘的遗存依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陶器特征分为四组,现将各组遗存的具体年代分析如下。第一组遗存数量较少……据此推断第一组遗存的年代为盘龙城第四、五期前后,即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阶段。第二组遗存的遗迹数量最多。……本组陶器的年代仍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阶段。第三组遗存的遗迹以部分探方中的第3层堆积和少量灰坑为主。……推断本组遗存的年代为盘龙城第六、七期前后,即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晚阶段。第四组遗存遗迹包括7条形制不规则的灰沟……仍为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晚阶段的风格。……本次发掘所揭露的灰沟应是经过严整规划的某种大型遗迹,而灰沟中出土的遗物则为分析该遗迹的性质提供了线索。灰沟内除出土有大量日用陶器碎片外,还出土有与青铜器铸造活动相关的遗物,主要包括陶范、陶坩埚,铜治金渣、炉壁及青铜器残块、孔雀石、砺石、木炭块等。……小嘴发掘区本次出土的治金遗物,表明盘龙城遗址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存在青铜器铸造活动。……
  415. 鄂学玉、韩用祥、余才山《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十三号墓清理简报》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3号墓于2001年下半年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虽然该墓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仍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板灰痕、松绿石饰,发现了头坑和足坑并各坑殉狗一只。……杨家湾十三号墓位于盘龙城遗址北部的杨家湾地南坡,即民宅后陡坡下的排水沟处,排水沟从该墓南穿过。……
    …………在墓坑底部的人骨架头、脚各发现了一小坑,因小坑与人骨架相距较近,故称之为头坑和脚坑。头坑位于墓室东部,即人骨架头骨的东侧。头坑南部已破坏,打破墓底,为不规则长条状。南北残长0.8~0.6、宽0.3~0.4、深0.3米。坑壁粗糙呈坡状。坑内发现兽头骨及骨骼残骸,初步判定为一具狗骨架,兽头朝北,与人骨架基本垂直。坑内出土有铜鼎耳、足及残片和两件绿松石饰件。脚坑位于墓室西部,即人骨架趾骨的西侧,打破墓底,形状为不规则的长条形。南北长0.9、宽0.2~0.3、深0.2米。坑壁与头坑壁相似,坑内发现较残骨骼及粉末头骨骼。初步判定仍为一具狗骨架,头朝北。坑内出土玉铲和绿松石饰件各一件。……
    盘龙城杨家湾十三号墓,虽破坏严重,但随葬品种类丰富……该墓出土随葬品器形有铜鼎2、觚1、爵1、斝1、铜锛1、铜臿1、铜尊1、铜泡1、玉铲1、陶盆1。……从上述情况分析,墓主人应是奴隶主贵族中举足轻重的显贵阶层的人物。……
  416. 付海龙、赵雄、李一帆、赵东《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出土绿松石器》……碎器葬俗是盘龙城商代墓葬的典型特征,绿松石器的承托载体可能为类似于牌饰或面具形状的有机质物质,打碎后一次性或多次抛撒随葬在墓中。绿松石器在墓葬中分布多处并且散乱,难以看出其具体数量和整体面貌,但仍可以看出存在绿松石片和蚌片、绿松石片和金箔片以及绿松石片和管珠等组合镶嵌类型。出土绿松石器的三座杨家湾商代墓葬的墓主身伤应该是盘龙城最晚阶段的最高首领,这些绿松石器应与玉戈、铜礼器等同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417. 宋新潮《试论老牛坡商文化分期及特征》……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乡燎原村……
    ……到们参考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分期和殷墟商文化分期,对老牛坡商文化各期的年代作以下初略的估计。老牛坡商文化一期,从陶器的陶质、陶色、制法纹饰以及主要器形上,与郑州“二里岗下层”基本相同……老牛坡商文化二期的陶器与“二里岗上层”出土的陶器更为接近。……老牛坡商文化三期,其时代特征也比较明显。……因此,该期的年代应晚于“二里岗上层”,相当于殷墟商文化早期、即盘庚迁殷前后。老牛坡商文化四、五期在地层关系及器形特征上比较接近,在时代上也应相差不大,这里我们放在一起与安阳殷墟商文化进行比较。……因此老牛坡四、五期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中期。……因此老牛坡商文化六期的年代,应属于殷墟晚期或晚期偏早。……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老牛坡商文化在总体上可以归纳为早、晚两个时期。其中早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时期,包括了老牛坡商文化一、二两期。它们在总的特征上与“郑州二里岗文化”几乎完全相同。晚期相当于“殷墟时期”即商代晚期,包括了老牛坡遗址的三、四、五、六期,老牛坡商文化晚期,有较强烈的地方性因素。它与殷墟文化的差异性也较为明显,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然而,在总体特征上,还应属于商文化范畴。我们认为,老牛坡商文化晚期,应是商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变体,即“地方性”商文化。从老牛坡的地层及遗物可以清楚的看到,老牛坡晚期商文化是直接来源于老牛坡早期商文化,与老牛坡早期商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418. 黄尚明《论老牛坡商文化的分期》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坝桥区洪庆乡燎原村,距西安市中心27公里,南临坝水,北依白鹿原,遗址位于灞河北岸第一、二级台地上,东西长1000、南北宽500米。按自然地貌将遗址分为三区:Ⅰ区,西起袁家崖,东到老牛坡:Ⅱ区,西起老牛坡,本到半截沟:Ⅲ区,西起半截沟,东到沙河……依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态的演变规律,我们将老牛坡遗址商文化分成四期。……利们参照郑州二里冈、安阳殷墟的分期成果,以期得出相对准确的答案。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冈下层,时代为商代早期前段。……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代,时代为商代早期晚段。……第三期:相当于殷墟一、二期,约当盘庚到祖甲时期。……第四期:相当于殷墟三期和四期前段。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早期。……第四期的下限就是老牛坡遗址商文化突然消失的时代,亦即先周文化兴盛之时。……
  419. 刘士莪、岳连建《西安老牛坡遗址第二阶段发掘的主要收获》……据古文献记载,陕西关中地区,不仅是商势力所及之地,而且还分布着商的一些诸侯国及方国,这一点巳为关中地区发现的许多商代文化遗址所证实。那么,老牛坡遗址究竟属于商的哪一个诸侯国或方国呢?我们认为老牛坡遗址属于商诸侯国崇的可能性较大。其一,据史载,商晚期在陕西地区势力较大的诸侯国是崇,其君崇侯虎曾潜西伯(姬昌)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可见商王对崇侯虎的信任和崇国与商王朝关系之密切。其二,从《诗·大雅·皇矣》所描述的周文王薄伐崇墉的诗句来看,崇国决非一般弱小邦国,其不仅筑有高大坚固的城墙,而且国力也十分强大,周文王为完成“剪商"大业,在做了长期准备之后,联合周围邦国,“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才终于灭了崇国。其三,《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云:……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大雅·文王有声》亦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可知丰邑当在崇国势力的中心地。现知丰在今长安洋西张家坡一带,老牛坡遗址距其仅约五十公里,从地域上讲,也相距不远,应是崇国势力所及之地。其四,就老牛坡遗址本身来讲,不仅出有大量青铜器、陶器等,还发现有贵族墓地、冶铜遗址、制陶窑址、大型建筑基址,其文化时间延续也很长,从二里冈下层时期一直到商末,说明该遗址决非一般小国邦族所属。再者,从文化面貌上讲,老牛坡商代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相比所表现出的极大统一性和渊源关系,也充分说明了其为商王直接控制的诸侯国属地,这一点,附近地区的周文化可为其反证。因此,老牛坡遗址很可能是商诸侯国崇之故地。
  420. 王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研究》……刘家河商墓中出土了40余件极其珍贵的文物,有青铜礼器一组16件,铜面具、铜当卢、铜泡等小铜器,还有金臂钏、金耳环、金笄、王斧、玉璜等金玉制件。……
    ……通过以上平谷商墓与中原地区商墓铜器组合的对比分析,平谷商墓的时代不能早到二里岗时期(商代早期),而最早到商代中期。……至于墓葬的性质,必与商文化关系密切,或就是商文化。……刘家河墓葬出土的16件青铜礼器,无论是单独每件铜器的形制、纹饰还是器物组合都与中原商王朝中心区出土的铜器相差无二。在16件青铜器中,炊煮器有7件:方鼎2件、圆鼎3件、鬲1件、甗1件;酒器7件:爵1件、斝1件、卣1件、罍1件、瓿1件、盉2件;盛水器:盘2件。……
    ……笔者判断他可能是商王朝此时期派往燕山地区进行统治的直属人员,至于是任命的贵族还是作为某个依附或被征服的土著方国的国君,二者都是有可能的。
  421. 袁广阔《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的几点认识》……刘家河青铜器与殷墟一期青铜器相比,存在相似一面的器类较少,主要有爵、罍、瓿等。爵的腹部为圆形,装饰有兽面,与殷墟一期的青铜爵风格相似。罍肩部有三个大卷角羊头,腹部装饰饕餮纹,与殷墟一期同类器如出一辙。郑州二里岗期和白家庄期铜器中没有发现瓿,殷墟一期中发现有瓿,刘家河发现的瓿与殷墟一期的瓿风格相似。总之,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郑州商代白家庄期的特征,也有殷墟一期的特征,明显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期,这在爵、甗等器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实际上,在召公封燕之前,北京地区还存在一个子姓燕国,西周燕国正是在子姓燕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从历史文献和考古两方面都能佐证。《左传·昭公九年》云:“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里的“燕亳”就是召公封燕之前的子姓燕国。考古方面,琉璃河遗址除了发现有大量的西周文化遗存外,遗址及周边还发现有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总之,祖乙迁邢后,为了控制京津地区,拱卫中央王朝,在京津地区分封了一个子姓燕国,而刘家河商墓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一位高等级贵族的墓葬。
  422. 王坤鹏《论商代中后期的北土经略--以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遗存为中心的考察.》……关于墓主的族属,过去有学者据墓中所出的商文化风格青铜器而主张墓主当是商人,不过更多学者则倾向认为其非商人,而是属于冀北燕南麓地区的一支土著族群。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总的来看,不管是从器型、纹饰还是组合来看,这批铜札器与商文化区所发现的铜礼器并无明显区别,二者在组合与功能上都应属于同一礼制系统。刘家河铜礼器数量多且形成一定的组合,恐怕不能仅认作是墓主因战争或其他偶然原因所获并作为奢侈品而随葬。……
    众所周知,商、周王国仍处于早期国家时期,其时政治统治的范围及对象并不似秦汉以后有着较清晣的界定。……判断早期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是否存在着政治统辖关系,礼器系统应当为一项关键的指标。三代贵族政治的各种活动如朝觐、分封、册命、征伐等均须依礼而行,故礼虽具有多层次的功能,但随着政治组织的扩展与日益复杂化,其在制度层面的功能则发展得最为充分。刘家河青铜器群数量不少且全属礼器,与商文化铜礼器组合并无多大差异,其中一部分器物很可能来自商王廷的赏赐。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礼仪与政治的场合,故这套礼器可以用来说明墓主所在的政治组织与商王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学者或据刘家河墓葬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不同于商文化,故认为尽管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了大量中原商式青铜器,但只是反映了特定时期内和商王朝的联系,它应属于和商朝相对立的北方阵容,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这一观点似仍可再作探讨。至少从刘家河墓葬遗存中,我们看到的证据更多地反映了其与商王朝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显非敌对阵营。刘家河墓葬随葬品中缺乏兵器,说明战争在其社会生活中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就难也说明墓主与商王国之间属敌对关系。……刘家河墓葬中所随葬的陨铁刃铜钺一定程度上亦能指示墓主的政治身份。这件钺与其说是兵器,莫如说是地方首领政治权力及军事权力的象征,实质上亦具有礼器的性质与功能,反映了墓主与商王廷之间的隶属关系。……
    ……伴随着商代统治重心的北徙,太行山东麓今豫北冀南地区成为商王国的王畿区,在更偏北的燕山南麓地区则出现了一些政治上臣属于商王国的据点,主要应是当地的土著族邦,刘家河墓葬正是这类据点所留下的文化遗存。……刘家河墓主应即是附属国族中的一位贵族,其臣属于商,可能也是与附近的商人势力相联合,形成一个块状的隶属于商王国的势力圈。……
    ……在商代后期,商王国在燕南地区的控制可能在范围及强度上随具体情况而有所变化,但其政治控制在大部分时间内并未缺席。这也为其后周王国在这一地区分封诸侯邦国奠定了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基础。
  423. 孙卓《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影响历程》
  424. 李锐《由清华简〈金縢〉谈武王在位四年说》
  425. Fen Wang、Rui Wang、Hao Ma、Wen Zeng、Yongsheng Zhao、Hao Wu、Zhongming Tang、Haifeng He、Hui Fang、Chuan-Chao Wang《Neolithization of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involved the demic diffusion from the Central Plain》
    ……“We produced genome-wide DNA data for 21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Jiaojia sit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Fig. 1.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Shandong_Jiaojia_MN people and published East Eurasians.
    ……“The f4 statistics show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formed a sister clade with Shandong_Xiaogao_EN compared to most reference populations except for middle YR-related lineages that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Jiaojia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YR_MN/YR_LN/YR_LBIA; Shandong_Jiaojia_MN, Shandong_Xiaogao_EN)<0, Z-score< −2.899.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values in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of f4(Yoruba, Shandong_EN; Shandong_Jiaojia_MN, YR_MN) also suggested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Shandong_EN compared with YR_MN. Therefore, we assumed Shandong_Xiaogao_EN as the first source and YR_MN as the second source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Using the qpWave/qpAdm framework, we could model the Jiaojia as a simple two-way mixture between Shandong_EN represented by Shandong_Xiaogao_EN (42.4% ± 11%) and YR_MN (57.6% ± 11%); this 2-way model fitted better than 1-way Shandong_EN (nested P-value <0.01).”……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 first batch of genome-wide data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farmers, our findings from an autosomal perspective suggested that the population shift in Shandong happened as early as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This demographic process was marked by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 into Shandong, replacing almost half of the Shandong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in the gene pool of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people. This admixture pattern was similar to those previously observed in the demic diffusion-based spread of millet farming into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regions under the strong cultural expansion of the Miaodigou phase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it is unsurprising to some degree to find the middle YR-related ancestry in Shandong_Jiaojia_MN.”……
    “We next explore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and present-day Shandong people, represented by Han Chinese, who accounted for ∼99% of the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the Han Chinese and Koreans. F4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Han_Shandong shared more genetic drift with middle YR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Han_Shandong; YR_LBIA, Shandong_EN)<0 (Z-score = –4.506).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 in f4 (Yoruba,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Han_Shandong, YR_LBIA) ∼0 (Z-score = 1.584 and 1.075)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equal amounts of genetic drift with Han_Shandong and YR_LBIA. Moreover, Han_Shandong was successfully modelled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middle YR populations (published YR_LBIA) even when Shandong_EN and Shandong_Jiaojia_MN were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suggesting that 1-way YR_LBIA-related ancestry adequately explain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Han_Shandong.”…………
    TableS2B.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426. ​Panxin Du、Kongyang Zhu、Minghui Wang、Zhaofeng Sun、Jingze Tan、Bo Sun、Bo Sun、Peixiao Wang、Guanglin He、Jianxue Xiong、Zixiao Huang、Hailiang Meng、Chang Sun、Shouhua Xie、Bangyan Wang、Dong Ge、Yongqiang Ma、Pengfei Sheng、Xiaoying Ren、Yichen Tao、Yiran Xu、Xiaoli Qin、Edward Allen、Baoshuai Zhang、Xin Chang、Ke Wang、Haoquan Bao、Yao Yu、Lingxiang Wang、Xiaolin Ma、Zhenyuan Du、Jianxin Guo、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Dapeng Li、Yiling Pan、Bicheng Li、Yunfei Zhang、Xiaoqu Zheng、Sheng Han、Li Jin、Gang Chen、Hui Li、Chuan-Chao Wang、Shaoqing Wen 《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Dawenkou period,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ancestry from Neolithic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central China and some southern Chinese ancestry that mixed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in Shandong. The genetic heritage of the Shandong Longshan people was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Dawenkou culture. During the Shang to Zhou Dynasties, there was evidence of genetic admixture of local Longshan populations with 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fter the Qin to Han Dynasties,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the region began to resemble that of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Looking at northern China as a who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iddle Y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expanded into regions such as the upper YR, Shaanxi, Inner Mongolia, and the West Liao River (WLR) during the Middle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is genetic pattern align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region.”……“To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genetic dynamics of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rom 69 ancient human individuals retrieved from 18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across the Shandong and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s. Our dataset densely covers a time span ranging from th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 to historical time, including Dawenkou (n = 29), Longshan (n = 13), Shang to Zhou (n = 11), Han to Sui (n = 12), and Song to Ming (n = 4). Additionally, we produced new genome-wide data from 310 modern-day individuals from sixteen cities across Shandong. ”……
    ……“We used genetic data here to infer if there were YR farmers and Southeast Asian-related influences on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We initiated our analysis with outgroup-f3 in the format of f3(YR farme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Mbuti)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and SD_HG compared with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share more ancestry with YR farmers than SD_HG.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genetic compositions between YR farmers and SD_HG, we then utilized quantitative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Shandong populations, YR_MN) to compare the genomic profile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YR_MN using a reference set that included 35 representative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Ou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could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First, populations from Ercun and Xixiahou sites show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ith Z scores of f4 ranging from −1.77 to 0.76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forming a group we refer to as “Dawenkou_YR.” Second, populations from Fujia, Wucun, and Dawenkou sites showed an extra genetic affinity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SD_HG, including Bianbian, Bosh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forming the “Dawenkou_HG”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Bo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4.64 to −2.98 and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5.02 to −2.27. Third, populations from Wutai and Sanlihe sites showe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EA-related populations, formin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Ami; Wutai_LDWK/Sanlihe_LDWK, YR_MN) = −4.94 and −4.25,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the earliest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Liulin_MDWK (∼5,400 years BP), showed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both SD_HG and SEA-related populations, with the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Xitoucun; Liulin_M, YR_MN) = −3.69 and −4.68, respectively. ”…………“We then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se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Figure 4). Starting from Ercun_MLDWK and Xixiahou_LDWK, who shar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e found that both individuals exhibited 100% of ancestry derived from YR_MN, representing YR_MN-related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Data S3A).”……“we focused on Xixiahou_LDWK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R_MN-related ancestry for modeling other Dawenkou populations. This initial genetic profile closely resembled published Yangshao individuals (YR_MN) from the middle YR basin, indicating a demographic expansion of middle YR agriculturalists eastward into Shandong during the Middle-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e Dawenkou_HG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YR ancestry mentioned earlier, they also retained local HG-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oshan)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This mirrored the admixture dynamics of these two ancestries between the YR and local H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exhibited more YR ancestry but also showed an additional SEA ancestry, indicating a genetic influx from southern China to Shandong. Furthermore, the Liulin population was found to have 87.1% YR ancestry and 12.9% SEA ancestry, suggesting the SEA influence could be at least dating back to 3,500–3,000 BCE. The location of Liulin in the south likely allowed for gene flow from SEA populations (Data S3B).”……
    Figure 4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Around 4,600 years BP, the Shandong region saw a shift from the Dawenkou culture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This transition represented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awenko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unclear if 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population change. Through f4 analysis, we observed two distinct patterns in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which displayed similarities to Sanlihe_LDWK from the Dawenkou era, both indicated a genetic conne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i.e., f4(Mbuti, Ami; Sanlihe_LS/Chengzi_LS, YR_MN) < 0 (Z < −3). Conversely, Wutai_LS resembled Fujia_LDWK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all showing a stronger genetic link to SD_HG, i.e., f4(Mbuti, SD_HG; Wutai_LS, YR_MN) < 0 (Z < −3). Using qpAdm, we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derive 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Sanlihe_LDWK, while Wutai_LS has 85.2% ancestry from Fujia_LDWK (Figure 4; Data S3C). Therefore, the Longshan populations inherited the genetic legacy (85.2%–100%) of Dawenkou, suggesting a demic succession from Dawenkou to Shandong Longshan. These findings also align with archaeological data.”
    “In historical time, we could observe from the f4 result that the genetic legacy of SD_HG was purged from our populations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MN in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SD_HG; Historical Shandong, YR_MN),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0.81 to 1.36. Meanwhile, they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LBIA in the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Historical Shandong, YR_LBIA),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2.45 to 1.92. Besides, we found that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ha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YR_LBIA compared with prehistoric Shandong through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YR_LBIA; Historical Shandong, prehistoric Shandong).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region o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Furthermore, the qpAdm model revealed the fine genetic structure within the Shandong_3k group. Based on the admixture fractions of Central Plain (YR_LBIA), the Shandong_3k populatio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1) Dongkangliu_3k and Liangchun_3k with 100% YR_LBIA ancestry; (2) Wucun_3k and Chengzi_3k with a mix of YR_LBIA and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and (3) Xisanjia_3k with 100%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closely with historical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s. We were able to model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by introducing 100% ancestry from either Shandong_2k or Shandong_1k populations using qpAdm (Figure 4). This suggests a continuity of genetic heritage in Shandong populations over time.”
    ……“Our study utilized the qpAdm model to identify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during the Dawenkou period in Shandong, consisting of Dawenkou_YR, Dawenkou_HG, and Dawenkou_SEA. Compared with published local HG individuals (dating to 7,545–5,721 BCE), our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genetic shift in Shandong’s ancestry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all individuals exhibiting YR-related ancestry (ranging from 58.6% to 100%), indicating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middle YR farmers prior to 2,700–2,600 BCE.”……“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a substantial genetic flow from the middle YR to surrounding regions within a 600 km radius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era. Using qpAdm modeling,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cultural groups receiv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the YR. For example, individuals from the Qijia culture in the upper YR reg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had received an estim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80.4%, while those from the Miaozigou culture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had a contribution of 80%. Similarly, individuals from the Shimao cul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had an ancestry of 79%, and Hongshan culture and Hamin culture individuals from Western Liao River had an ancestry of 60.3% and 24.9%,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analysis of ancient mtDNA revealed a close ma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tai (from Central Plain Yangshao culture, ∼3,500–3,000 BCE) and Shandong populations. Genetic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rmers growing foxtail millet in the middle YR basin influenced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d genetic similarity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se findings coincide with the Central Plains-centric model of the double flower pattern hypothesis.”
    “Since around 1,500 BCE, there has been a noticeable shift in ancestry toward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gene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individuals and moder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makeup of Shandong_3k-1k closely resembles ancient Central Plain populations from the Shang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YR_LBIA) and modern Shandong and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o closely resemble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both groups now being genet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articularly the Han Dynasty, ancient China exhibited strong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d genetic exchange within Shandong and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Han Dynasty, Shandong’s population suffered significant losses due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conflicts, and warfare during the Wei (220–266 CE), Jin (266–420 CE),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CE). Nomadic groups from the eastern steppes later gained power in the region, such as the Xiongnu nobles founding the Former Zhao (304–329 CE), Murong Xianbei establishing the Former Yan (337–370 CE), and Yuwen Xianbei creating the Northern Zhou (557–581 CE). The impact of these non-Han rulers on the population of Shandong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So, we also examined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North Asian steppe nomads, such as the Xiongnu and Xianbei, to the gene pool of Shandong. However,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Jin Dynasty individuals did not display more affinity with NEA-related ancestry than Han Dynasty individuals, indicating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may have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nomads in Shandong.”
  427. Hui Fang、Fawei Liang、Hao Ma、Rui Wang、Haifeng He、Limin Qiu、Le Tao、Kongyang Zhu、Weihua Wu、Long Ma、Huazhen Zhang、Shuqing Chen、Chao Zhu、Haodong Chen、Yu Xu、Yongsheng Zhao、Haiwang Liu、Chuan-Chao Wang《Dynamic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inferred from Late Neolithic to Iron Age ancient human genome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handong and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We provide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However, the rice-farmer-related gene flow in the Longshan period did not arrive in group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or previously published groups in Shandong. The Bronze Age Erlitou culture genomes validate the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relativ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Shandong.”
    ……“​​have shown a predominant role for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M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the Wanggou and Xiaowu sites) in local Longshan-culture-related (represented by YR_L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Haojiatai, Pingliangtai, and Wadian sites) and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represented by YR_LBIA,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Luoheguxiang, Jiaozuoniecun, and Haojiatai sites) people. YR_LN and YR_LBIA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cent ancient DNA studies supported that the Neolithization of Shandong was related to the demic diffu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as all published Dawenkou people carried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show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ould be genetical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1)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2)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nd (3)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 East Asia-related ancestry. Du et al. suggested that Shandong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coastal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Wutai_L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possessed the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historical era, people in Shandong were dominant by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Focused on newly generated Early Bronze Age genomes, we observed that one Yueshi-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six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projected onto YR_LN-related genetic cluster.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genomes, including the published ancient genomes dating to the Shang, Western Zhou,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YR_LBIA in this study)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one Han-dynasty-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and one 2.5 kya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lso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YR_LN.”
    ……“we quantitively explored the shared genetic shift between the Dawenkou and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region of the Dinggong sites, one of the cent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Haidai region.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ared a high genetic drift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Compared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as shown by f4 (Yoruba, Taiwan_Hanbe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 (Z score = −3.529 and −5.155). qpAdm modeling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80% Fujia_LDWK/Wucun_LDWK and ∼20% Southern East Asian (represented by Amis) (Table S7 and Figure 2).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also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among Shandong_HG- (represented by Boshan, 30.5%), Central Plain- (represented by YR_MN, 51.2%),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Amis, 18.3%) (Table S7).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Fujia_LDWK/Wutai_LDWK)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including two individual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Fujia_LDWK/Wutai_LDWK. This result was supported by qpAdm analysis (Table S7). Another individual,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with no need for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Fujia_LDWK/Wucun_LDWK-rel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as shown by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statistics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YR_MN) and qpAdm analysi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lso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Xixiahou_LDWK and Ercun_MLDWK from Shandong, which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Table S7).”……
    Figure 2 Ancestry modeling for Neolithic to historical era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We therefore used YR_MN/YR_LN, Southern East Asia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Wucun_LDWK as the potential source for Shandong_3k_Wucun and conducted one-way, two-way, and three-way qpAdm modeling (Table S7). We found that Shandong_3k_Wucun could be modeled only as the mixture of ∼92% YR_LN and ∼8% Southern East Asian (Figure 2). This two-way modeling fitted well even when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 groups (i.e., Wucun_LDWK and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were added to the outgroup set (Table S7), while Shandong_3k_Liangchun and our newly reported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individual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s well as Shandong_HE and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LN”……
    ……“Given that some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roups in Shandong, such as Ercun_LDWK and Xixiahou_LDWK, were already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we could not exclude the scenario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the Dawenkou groups with no trace of Haidai-specific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to the Central Plain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 culture population from the Wadian archaeological site was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LN genomes on the basis that all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YR_LN) ∼ 0 (i.e., all |Z scores| < 3).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and YR_LN can b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Anothe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 was sampled from the Yuzhuang site (i.e.,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uzhuang sites are currently the largest Longshan-era settle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Yuzhuang ha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The red pottery cup, painted pottery, and elaborate funerals in Yuzhuang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Qujialing and Shijiahe cultures in the Jianghan region. The unearthed eggshell pottery and the use of roe deer teeth as burial objects are similar to factors of the Dawenkou and Longshan cultures in Shandong. It was unclear whether gene flow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Shandong and Jianghan regions into Yuzhuang. We found that Yuzhuang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R_MN) did not produce significant values, even when X =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Shandong ancients. The qpAdm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MN and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Table S8 and Figure 2). Therefore, from a genetic perspectiv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did not receive gene flow from Shandong-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preceding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batch of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Wangchengg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i.e.,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No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ere produced in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YR_MN/YR_LN), even when X = Shandong_HG/Shandong Dawenkou/Shandong Longshan-related groups.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rejected the model in which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unadmixed descendants of YR_MN.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people could be one-way modeled by YR_LN. This suggests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Late Neolithic YR_L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no trace of Neolithic Shandong-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Dinggong sites display a population substructure: two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represented by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Figure 2); six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maintained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and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that could be linked to the rice farmer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 (Figure 2). This result provided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Given that some Shandong group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it is more likely that a single individual with 100%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Dinggong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 migrant from other regions of Shandong. In the Central Plain, neither previously published no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ancients received the Shandong HG-related genetic impact compared to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YR_MN). They were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with YR_LN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Wadian sites (Figure 2).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10%) in YR_LN and newly generated Wadian individuals compared with YR_MN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Six of nin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Dinggong also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These results reflected that Southern East Asians separately migrated to Haidai and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Yuzhuang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R_MN. The case of Yuzhuang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between Yangshao and Longshan was not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the population turnover in the Central Plain.”……“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ultural diffusion of Haidai since the Middle Neolithic might not have accompanied massive population migrations with significant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into the Central Plain.”
    Table S7.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Table S8.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428. Lei Sun、Hao Ma、Rui Wang、Zhijiang Wu、Limin Qiu、Haodong Chen & Chuan-Chao Wang《The demic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12 human remains obtained from the Zhanmatun sit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Zhanmatun individual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all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and its periphery as well as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people in the east, with no tracts of genetic influence from Neolithic Southern East Asian in the south.”
    “Our findings support a demic diffusion model for Yangshao culture expansion, where human migration, rather than mere cultural diffusion,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spreading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across northern China.”
    …………
    “We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present-day East Asian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 dataset in the Allen Ancient DNA Resources. We found that our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labelled as YR_Zhanmatun_Yangshao) overlapped substantially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Xiaowu (labelled as YR_Xiaowu_Yangshao), Wanggou (labelled as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angshaocun (labelled as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Similar trends from the PCA were observed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At K = 4,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dividuals showed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o YR_Wanggou_Yangshao.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3 (YR_Zhanmatun_Yangshao, X; Yoruba), top signals were observed in YR_Wanggou_Yangshao, followed by YR_Yangshaocun_Longshan,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other populations that harbored high proportions of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Xixiahou_LDWK, Foyemiaowan_Tang, and YR_LN). These results supported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YR_Zhanmatun_Yangshao and previously identified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Archaeological studies suggested the frequent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Shando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Qinwangzhai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al period. Whether genetic interaction wa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people and surrounding cultural societies remained unknown. Here, we used Zhanmatu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lineage to quantitatively examine whether Zhanmatun people harbored other lineages compared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the core region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lack rice farmer-related genomes in the Yangtze River so far; the coastal southern China-related populations are usually used to represent the genetic profile of rice farmers. We first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YR_Zhanmatun_Yangshao, YR_Yangshaocun_Yangshao/YR_Xiaowu_Yangshao). All f4 produced non-significant f4 values (− 2.848 < Z-scores < 2.259) (i.e., all statistics with SNP counts > 100,00 on 1240 k panel showed |Z-scores|< 3), indicating that Zhanmatun people did not receive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aBanQinCen and Taiwan_Hanben) and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hunter-gatherers-related lineage (Boshan, Bianbi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people) and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Shandong people (with suffix “_DWK”)).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at people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culture (represented by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derived from a single ancestry stream (p-value > 0.01).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eople developed into biologically homogeneous groups.”……“We also compared the genomes of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 the f4 statistics and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p-value > 0.01).”……
    ……“In the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 series of outgroup populations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genetic profile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_LDWK, even when Japan_Jomon was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To sum up, our genomic result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 people.”……
    ……“Qinwangzhai culture was a regional variant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By co-analyzing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genome-wide data, we observed that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wangzhai culture people could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a single source of Yangshao culture. We argued that, under the parsimonious models (i.e., preferred the models with fewer source populations over more complicated models),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angshao and Qinwangzhai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demic diffusion ha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rather than a simple culture diffusion.
    Notably, th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individuals in Shandong raises intriguing questions about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Whil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es have not detected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 or Shandong Dawenkou-specific lineages into Zhanmatun, the shared cultural practices (e.g., occipital deformation) between these groups suggest that cultural exchange occurred alongside limited biological contact from Dawenkou culture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This paradox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Neolithic interactions: technological and ritual practices could diffuse through trade networks or social alliances without substantial population movement.”……
  429. Zhi Ji、Kui Chen、Jiajing Zheng、Chaochao Qin、Suyun Cui、Qu Shen、Hao Ma、Baitong Wang、Xiaolu Mao、Yilan Liu、Hongming Zhou、Xinyue Zou、Xinyi Wang、Jiaxin Tang、Tianlai Ma、Wen Wan、Kongyang Zhu、Le Tao、Haifeng He、Rui Wang、Xiaomin Yang、Yu Xu、Mengting Xu、Tianyou Bai、Yiling Jiang、Shaoqing Wen、Li Jin、Qun Zhang &、Chuan-Chao Wang《Genomic formation of low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in the Han dynasty》
    …………
    “Here, we newly generated 14 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Wenshaobei sit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Shandong Province. Genetic analyses, includ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DMIXTURE, and f-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the Wenshaobei population was genetically distinct from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hunter-gatherers but closely aligned with Middle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indicates strong genetic continuity with millet-farming societies from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supplemented by minor influences from southern rice-farming groups. Modern Han Chinese in Shandong share a core genetic foundation with ancient populations, such as Wenshaobei.”
    ……………“After filtering unqualified samples, we focused on 14 samples, with coverage ranging from 0.03- to 6.38-fold, with the number of SNPs ranging from 33,740 to 1,223,088 for further analy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in these samples using qpWave analysis, we regard them as a group named Wenshaobei for further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
    Fig. 3 Admixture compositions of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a Modelling result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during Dawenkou period by qpAdm. b Modelling result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during Longshan period by qpAdm. c Modelling result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 by qpAdm
    ……“To confirm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_Shandong and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we carried out qpAdm to estimate proportions of ancestry. We found that Han_Shandong possessed 82.8%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YR_MN) and 17.2% South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The genetic component ratio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YR_LN (modelling by 17.4% Tanshishan and 82.6% YR_MN) and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modelling by 20.8% Tanshishan and 79.2% YR_M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as well as to those of Wenshaobei (modelling by 19.3% Tanshishan and 80.7% YR_MN), Shandong_3k_XSJ (modelling by 18.2% Tanshishan and 81.8% YR_MN) and Shandong_1k (modelling by 15.2% Tanshishan and 84.8% YR_M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Gene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Shandong Wenshaobei samples from the Han Dynasty showed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populations inhabiting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detected as early as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and continues to be present in present-day Han groups. Moreover, we have clearly observed 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genetic infl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During the Dawenkou period, the genetic infl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was closely tied to geographical location, being primarily confined to inland areas with little impact on the coastal Shandong populations. However, by the Longshan period, the scope of this influence had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o cover a broader region. By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 genetic components of th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had come to dominate the Shandong populations.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ing that approximately 5,000 years ago,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troduced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to northern China. Simultaneously,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dong and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populations aligns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theory that the Yangshao culture expanded outward, forming a cultural community centred on the Central Plains.”……
  430.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YR basin,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ha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Taosi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431. Yetao Zou、Jingze Tan、Juanjuan Zhou、Zishuai Huang、Xueer Yu、Kangxin Han、Li Jin、lijin、Hui Li、Ke Wang《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end reveal long-distanc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Steppe, and southern China》
    ……“Here, we generate whole-genome data for 23 individual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Iron Age. We find that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onstituted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local gene pool.”……
    “The Yellow River (YR), originating i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flowing for over 5,000 kilometers (km) before reaching the Bohai Sea, has formed a large horseshoe-shaped bend across Shaanxi,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which i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Yellow River Bend.”……
    ……“Here, we found that the newly reported Late Neolithic populatio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XH_LN) shares strong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as well as with ancient Yangshao-culture-associated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hina_YR_MN). Expectedly, two neighboring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also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China_YR_MN in outgroup f3. Given that the Shimao culture is located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e conducted further analyses to test whether the detected clos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YR_MN was due to the shared gene pool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o exclude the false positive possibility resulting from the shared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nd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Using Zongri5.1k21 as a proxy fo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upper Yellow River region, we found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do indeed share a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with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han with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based on f4 (XH_LN/China_Shimao_LN, upper Yellow River groups; middle Yellow River groups, Mbuti.DG),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ancient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Yangshao-culture associated) based on outgroup f3 analyses.”
    ……“Using qpAdm modeling, we found that NZP_LBIA could be modeled by 97.6% ± 5.7% China_YR_MN and 2.4% ± 5.7% Atayal.DG (Table S3D) and, alternatively, by 88.4% ± 5% XH_LN and 11.6% ± 5% Atayal.DG, which is more proximal given the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XH_LN and NZP_LBIA compared to the spatio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_YR_MN and NZP_LBIA. Overall, we showed that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had received cert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s compared to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YR_MN.”……
    ……“Here, the close genetic connection we found between XH_LN/China_Shimao_LN/China_Miaoizgou_MN and China_YR_MN revealed closely related genetic profiles among the ancient Shimao-culture-related and Miaozigou-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end and the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mong the studied Shimao-culture-associ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XH_LN, Shimao_LN, and Miaozigou_MN), the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remains the dominant genetic component. Such prevalence of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up to the Yellow River Bend corroborates the hypothesize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and the succeeding Longshan culture. The shared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end also explains the observed genetic similarity among Shimao-culture-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Table S3C. Modeling XH_LN_o,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Shimao_LN using qpAdm.
    Table S3D. Modeling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Table S3F. Modeling XH_LN,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432. Shigeki Nakagome、Niall P. Cooke《Male-driven admixture facilitated subsistence shift in northern China》
    ……“The West Liao River, situated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displays a dual genetic structure of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ancestry. Importantly, the proportions of these two distinct ancestors vary over time, aligning with increased millet farming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a partial transition to pastoralism in the Bronze Age.”……
    ……“A Middle Neolithic individual from the Haminmangha site in Inner Mongolia (labelled ‘HMMH_MN’) carried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Amur River ancestry (>80%). In contrast, individuals from a site located approximately 200–300 km closer to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an HMMH_MN, who are labelled as ‘WLR_MN,’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Yellow River ancestry (~40%) than HMMH_MN (~20%), even though they were nearly contemporaneous.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WLR_LN’), Yellow River ancestry became predominant, indicating a substantial influx of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an increased reliance on millet farming. However, in the Bronze Age (‘WLR_BA’), the proportions of the two ancestors became balanced, possibly due to a partial replacement of millet farming with pastoralism.”……
    Table 1.Admixture proportions of dual ancestors estimated from the autosomal and X chromosomal vari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uncover sex-specific dynamics in the agricultural expansion of northern China. The substantial rise in Yellow River ancestry observed in the autosomes of WLR_LN, compared to the X chromosome, serves as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a higher influx of males migrating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is migration led to admixture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area.”……
  433. 《南阳夏饷铺鄂侯家族墓地与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的形势》……据已公布的材料,夏饷铺墓地墓葬排列有序,显然经过严谨的规划和布局。该墓地的鄂侯夫妇墓大致分为四组,由东向西按时间早晚呈“一”字形整齐排列,头向一律朝北。每一组均为两座墓葬,鄂侯墓居东,夫人墓位于西边,间距3米左右,两组墓葬之间的距离为6米左右。第一组位于墓地东端,时代最早,M6为鄂侯墓居东,M5为夫人墓,位于侯墓西侧;第二组的M19、M20,第三组的M7、M16亦然。唯位于墓地西端、规模较前三组略大且年代最晚的第四组仅存M1一座鄂侯夫人墓。……据目前的资料看,夏饷铺墓地的年代下限在春秋早期偏晚,换言之,鄂灭亡的时间应不早于此。综合来看,鄂国最终为楚所灭的时间,或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据夏饷铺春秋早期鄂侯家族墓地最新考古发现,可知宣王时期,周人在南阳盆地重建姬姓鄂国,以稳定南土,屏藩中原。与申、息二国的灭亡时间大致相当,鄂国约于公元前680年前后(即夏饷铺M1夫君鄂侯的下一任鄂侯在位之时)复灭于楚。西周中期以降,南土和中原形势骤变,至西周晚期厉宣时期,周人在中原和南土的统治皆面临严峻挑战。宣王时,通过迁申吕、封建宗亲鄂国于南阳盆地,试图在南土地区进行战略性重塑,重建中原和王朝的屏障,修复自周初建立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但西周王朝衰落和楚人崛起的大势已不可挽回,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取代曾国成为南土的霸主,南土尽入楚人彀中,“金道锡行”的战略通道和屏障作用尽失,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彻底退出江汉流域。……
  434. 曾芬甜《再议夏饷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周王发布命令时强调“无遗寿幼”,南土的姞姓鄂国似乎自此灭亡。然而,2012—2014年,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发现发掘,似乎告诉我们,周王朝有意“存亡续绝”,并未将姞姓鄂国斩草除根。……从周代南土的政治形势看,周王朝也不太可能允许政治忠诚度存疑的姞姓鄂国后裔继续镇守南土,尤其扼守随枣走廊这一“金道锡行”。在伐灭叛乱的鄂侯驭方之后,趁势分封姬姓子弟以填补势力真空,这是封建制度的一贯逻辑。“侯”起源于“为王斥候”的职官,是“王朝派驻边域的外服军事职官之称”。……可以推测,夏饷铺姬姓鄂国为楚所灭的时间也在公元前688年至前664年之间,上距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不到一个世纪。夏饷铺鄂国从分封到灭亡大约存续了八十年,其墓地有三代鄂侯夫妇墓和第四代鄂侯夫人墓,尚未见第四代鄂侯墓。第四代鄂侯或许亡国之时被俘或出亡,未能葬入鄂国公墓,夏饷铺姬姓鄂国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435. 马文增《清华简《系年》首章新研——兼及“国人暴动”、“共和行政”问题》
    …………
    关于“国人”何谓,学界争议不断。李秀亮先生总结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国人’是指居住在国都内的‘公民’,以平民为主体……与此相反,‘国人’就是国中之人,主要由公卿大夫、士和工商组成,而主体是公卿大夫、士等……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因为文献记载的不同,长期以来得不到明确的认识。”笔者认同以“国人”为居住在镐京内的平民这种观点,盖平民被厉王的暴虐之政压迫到“道路以目”的地步,群起而反抗乃必然之事。但是,按《国语》之记载,国人出于激愤而欲杀厉王太子,又为何不杀厉王,而只是将其“流放”?“国人”又有何能力“流放”厉王?“国人”攻击、流放厉王,周王室公卿、姬姓诸侯如何听之任之?……一系列问题皆无法解释。笔者认为,“国人暴动”的国人指的是镐京平民,而废黜、流放厉王的则是姬姓诸侯,即“国人暴动”和“流放厉王”是“彘之乱”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所谓“彘之乱”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国人(以镐京平民为主)不堪忍受厉王的暴虐,群起反击,厉王逃避,国人遂欲杀厉王太子,而邵公以其子代太子赴难。随后,众多姬姓诸侯抵达镐京,因同样无法忍受厉王的暴虐和横征暴敛,诸侯联手废黜并流放了厉王,“彘之乱”平息。
    如此理解,则身为天子的厉王危害全天下而众叛亲离,被国人以暴力反击,并被诸侯联手将其作为宗族之罪人流放,就是合情合理之事,亦完全符合《国语》“诸侯不享,王流于彘”的说法。…………
    基于对清华简《系年》首章的解析,参考《国语·周语》的记载,综合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分析,笔者认为厉宣之际的历史真相如下:周厉王残暴、贪利,导致国人(镐京平民)暴动,诸侯借机联手废黜周厉王,并以宗族罪人名义将其流放到彘,又共同推举邵公代行王政,周王室危机得以平息。期间,国人欲杀幼年之宣王,邵公以其子代之。邵公代行王政,仍奉厉王年号。14年后,邵公立宣王,和平过渡,王政再归于大宗。
  436. 程平山《“共和行政”历史再解读》
  437. 《左傅·鲁桓公五年》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已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左传·鲁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左传·鲁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不听,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六卿和公室,乐豫舍司马以让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书曰:“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
    《左传·鲁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于是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鱹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谓司城去公,对曰:“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须为司城,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
    《左传·鲁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𫇭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左传·鲁襄公十八年》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许,楚子闻之,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国人谓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叹曰:“君王其谓午怀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见使者,稽首而对曰:“诸侯方睦于晋,臣请尝之,若可,君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可以无害,君亦无辱。”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𫇭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
    《左传·鲁昭公十三年》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薳居田,迁许而质许围,蔡洧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王使与于守,而行申之会,越大夫戮焉,王夺斗韦龟中犨,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请试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干饮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蔡人聚,将执之,辞曰:“失贼成军,而杀余何益?”乃释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且违上,何适而可?”众曰:“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依陈、蔡人以国,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巳。”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猈先入,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使观从从师于干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劓。”师及訾梁而溃,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归于楚,王沿夏,将欲入鄢,芊尹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围,以归,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观从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将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国每夜骇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实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使子旗为令尹,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平王封陈蔡,复迁邑,致群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犨、栎之田,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犨、栎,降服而对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姑归,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斗韦龟属成然焉,且曰:“弃礼违命,楚其危哉。”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羇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杀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芊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
    《左传·鲁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国人弗顺,欲立着丘公之弟庚与,蒲余侯恶公子意恢,而善于庚与,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公子铎因蒲余侯而与之谋,曰:“尔杀意恢,我出君而纳庚与。”许之。
    《左传·日鲁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又将叛齐,乌存帅国人以逐之,庚舆将出,闻乌存执殳而立于道左,惧,将止死,苑羊牧之曰:“君过之,乌存以力闻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来奔,齐人纳郊公。
    《左传·鲁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陈,脩旧怨也。
  438. 陈波、谢志杰《浅议“国人”身份地位》
  439. 臧知非《周代里制性质索隐》
    ……将里制与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统一分析,则不难发现:西周之里是宗族城邦下“治民”与“治地”的统一体,既是土地计量单位,也是民居单位;里君既是治民之官,也是治地之官,同时执掌朝政,由贵族担任,远非后世里吏可比。降至战国,领土国家形成,土地和人口均属于国家,人地合一控制体系法典化,里下沉为人地合一的基层行政组织,里君演变为基层小吏。……
    ……笔者以为,作为民居单位的“居里”之“里”均指城——“国”内之里,这决定于当时的国家形态。西周是宗族城邦的发展形态,虽然有了后世的王朝观念,《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一观念的集中表达,但就国家形态而言,本质上依然是宗族城邦,只是有了中央邦(天子之邦)和地方邦(诸侯之邦)的等级之别。无论是天子之邦还是诸侯之邦,均以“城”为核心,城、邦一体,居民无论身份、职业均集中居住于“国”,按身份、宗族与职业分别居于城内和郊区的不同区位,尚无后世的城、乡之别。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并非限于某一个城,而是包含着系于“国”(国都)而治的若干规模不一、高低不等的“邑”在内。这些邑有的是因人口繁衍发散形成,有的则是原生的聚邑,人口多寡不一,均隶属国、系于国,这是后世县的由来。所谓的国野制度、国野之别,是逐步形成的历史结果,国人和野人之称并非得名于空间差异——“国人”居于“国”,“野人”居于“野”,而是政治权利的体现。“国人”是国家主人,享有政治权利,相当于自由人;“野人”是被统治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是非自由人。二者都居住于城邑之内,并非在空间上泾渭分明、分别居住在“国”与“野”。班固谓井田制下“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这“在野曰庐,在邑曰里”说明邑与野有别,里是城邑内亦即“国”内的民居单位,“庐”是处于“野”的临时性居住单位。农忙时节,因农事需要而“毕出在野”,农事结束则 “毕入于邑”,正说明“邑”内是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共同居住区,因身份而居于相应的里之内。这虽然是汉儒对圣王之制的理解,但有一定的历史碎片为基础,不失为西周民居的历史漫画。……金文屡见赐“田”若干的记载,“田”的面积固定,用作赏赐单位,一般理解“田”的单位面积为百亩。笔者以为,揆诸历史逻辑,一田更可能是一平方里之田。因为限于生产技术,其时之农业生产是集体劳作,不存在后世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而是以一里之田、若干“夫”为基本单位,“终三十里”“十千维耦”是这一历史场景的形象表达。因此,文献中“田”与“里”往往并称,即源自其内在的一致性。……
    ……国人、野人(鄙人)户籍分立,国人有当兵的权利,军政合一,故五家为轨和五人为伍合一(这“五家为轨”和“五人为伍”合一是“徒兵”代替车兵的体现,是春秋后期事)。野人本职是农耕,故采用三十家为邑的编制。这三十家为邑,系十进制,当源自《周礼》“十夫为沟”的传统。随着国野之分消融,野人国人合一,遂形成统一的什伍制度。……
  440. 《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左传·鲁定公十四年》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𫸩出奔郑,自郑奔齐,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441. 《孟子·滕文公上》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442. 《晏子春秋·内篇·谏篇·谏上·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两者,先王之禁也;以飞鸟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夫鸟兽,固人之养也,野人骇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后,弛鸟兽之禁,无以苛民也。”
    《晏子春秋·内篇·杂篇·杂下·景公病疡晏子抚而对之迺知群臣之野》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国子请。公曰:“职当抚疡。”高子进而抚疡,公曰:“热乎?”曰:“热。”“热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热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堕者何如?”曰:“如屦辨。”二子者出,晏子请见。公曰:“寡人有病,不能胜衣冠以出见夫子,夫子其辱视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温之,发席傅荐,跪请抚疡。公曰:“其热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苍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堕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见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443. 《荀子·大略》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
  444. 《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必己》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
    《吕氏春秋·离俗覧·高异》子墨子游公上过于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于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
  445. 《新序·杂事四》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
  446. 《说苑·修文》传曰:“触情纵欲,谓之禽兽;苟可而行,谓之野人;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传曰:“君子者,无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厉戒,立于庙堂之上,有司执事无不敬者;斩衰裳,苴绖杖,立于丧次,宾客吊唁无不哀者;被甲撄胄立于桴鼓之间,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者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故曰为左亦宜,为右亦宜,为君子无不宜者,此之谓也。”
  447. 李永伟《西周土地制度略论》……在西周的土地分封制的最底层存在着自由民,亦即"国人"。史界一般理解"国人"为西周各宗族的成员,享有政治权利并服军役,以此区别于农奴。……《周礼天官冢宰》序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此处之"国""野"之分大体即是城与郊之分。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为"国"之范围。其居民又被分作"国人""野人"两个阶层。……
  448. 刘百顺《《孟子》中的“民”是指沦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吗》
  449. 于涛《试探先秦君子观念转变的原因》
  450. 陈丽妍、白薇《《 论语》“小人”释义——从“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说起》
  451. 周金声、舒路萍《《论语》核心概念内涵新探》
    《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古文象君坐形。故从口。”将“君”定义为“尊”,意为高位。“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整字意思是:地位高的人发号施令,治理国家。“君子”一词广见于先秦典籍,主要指有地位的人,如《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指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还有多种意思:1) 称有才德的人。“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2) 称情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风雨》);3) 妻称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草虫》);4) 指男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5) 在上位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6) 对人的尊称。《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在先秦典籍中的“君子”侧重人的外在地位和身份,而在孔子观念里,君子一词则侧重于道德品质的属性,具有德性上的意义。……
    在先秦典籍中早就有“小人”的概念,而且含义很丰富:1) 平民百姓,指被统治者。如《书·无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2) 男子对地位高于己者自称的谦词。如《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3) 人格卑鄙的人。陈昉《颍川语小》卷下:“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4) 老师对学生的称呼。《孔子家语·观周》:“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
  452. 《后汉书逸民列传》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453. 惠翔宇《春秋卿大夫与“国人”的内涵变迁》……征诸文献,西周“国人”因资料限制,难言其详,春秋“国人”则有明确的历史内涵。所谓“国人”,指春秋伦理秩序中的卿、大夫、士。其中,士是“国人”的主体。春秋时期,庶人、工、商不当列于“国人”范畴。…………“士”者,春秋下层贵族之谓也。因为“士”乃社会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故学人多称之曰武士。关于“士”是“国人”的主体这一问题,目前学者已达共识,不赘。……一般情况下,“国人”可以概指卿、大夫、士,具体情况因语境而定。但是在与卿、大夫有所区别时,“国人”则主要指下层大夫和“士”。春秋时期,庶人、工、商不当在春秋“国人”之列。……
    ……逮及春秋中后期,随着公室式微,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斗争日益加剧以及春秋、战国之际官学下移、私学兴起,文士渐渐取代武士而成为历史主角,“国人”的内涵亦悄无声息地完成历史转型。春秋战国之交,“国人”俨然成为平民大众的代名词。……
  454. 崔大华《释“国人”》
  455. 《公羊传·鲁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曼子,杀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曷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公羊传·鲁哀公四年》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归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晋而京师楚也。”
  456.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一·司隶·河南尹》新城有高都城;有广成聚;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蛮中。
  457. 韩立基、贾晓、陈善云《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综合记载推断,代王城当建于西汉初,大约为公元前201年,汉高祖为巩固北方势力范围、加强边塞防御体系所筑。
  458. 《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穀,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天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459. 459.0 459.1 《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战国策·赵策二·王破原阳》
  460. 赵燕姣《骉羌钟:见证两千余年前齐鲁历史风云》……综上,骉羌钟全铭或可译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晋国韩君的家臣)骉羌身为副帅,辅佐主帅韩宗虔,(通过)征伐秦地威逼齐国,先入长城会于平阴,武力攻克邿力,(进而)袭夺楚京。(凯旋归后)得到了韩君的嘉赏、晋公的表彰及周天子的勉励,特制成这套编钟铭记之,荣耀先祖永世不忘!……
  461. 《骉羌钟》隹(唯)廿又再祀,骉羌乍(作)□(介),氒(厥)辟韩宗□(虔)□(帅),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致)寺力,譶(袭)敚(夺)楚京。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烈),永世母(毋)忘。
  462. 462.0 462.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二》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坪(平)王=(王。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生白(伯)盘。孚(褒)□(姒)辟(嬖)于王=(王,王)与白(伯)盘迖(逐)坪=王=(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坪(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者(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奠(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者(诸)侯。武公即殜(世),□(庄)公即立(位);□(庄)公即殜(世),卲(昭)公即立(位)。亓(其)夫=(大夫)高之巨(渠)尔(弥)杀卲(昭)公而立亓(其)弟子□(眉)寿。齐襄公会者(诸)侯于首□(止),杀子□(眉)寿,车□(轘)高之巨(渠)尔(弥),改立□(厉)公,奠(郑)以□(始)政(正)。楚文王以启于滩(汉)□(阳)。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二十》晋景公立十又五年,申公屈巫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二邦为好,以至晋悼公。悼公立十又一年,公会诸侯,以吴王寿梦相见于虢。晋简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阖卢即世,夫秦(差)王即位。晋简公会诸侯,以与夫秦(差)王相见于黄池。越公勾践克吴,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巩),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晋幽公立四年,赵狗率师与越公朱句伐齐,晋师□(门?)长城句兪(谷?)之门。越公、宋公败齐师于襄平。至今晋、越以为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二十二》楚声桓王即位,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鼬)。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齐与越成,以建阳、䢹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与齐侯贷、鲁侯衍盟于鲁稷门之外。越公入飨于鲁,鲁侯御,齐侯参乘以入。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齐师北,晋师逐之,入至汧水,齐人且有陈□子牛之祸,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与陈淏于溋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廪丘。”晋公献齐俘馘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羴(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王于周。
  463. 《吕氏春秋·慎大覧·慎大》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彊弱。
  464. 王硕《秦襄公纪年考辨》
  465.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466. 赵彦、赵兴州、吴志玮《战国时期赵国服饰文化的中原特征》……赵国服饰按照其二重性地域特征,从文化风格上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于中原文化类型,一种则属于胡服。因为服饰文化具有延续性,商周服制对中原地区服饰的影响颇深。虽然经历了春秋时期军事上的纷争、彊域上的变迁、政治上的动荡、思想上的多元,但具体到服饰方面,由于各国很难随着军事地盘的变迁马上制定相应的服制,故大都随其旧俗,相沿成习。作为包含在中原文化圈中的赵国的一部分,其服饰文化的主流总的说来仍延续商周以来传统的服装样式:一般为襦、裤、深衣、下裳配套。其款式为上衣下裳连属,衣长齐膝,左右衿相交当胸,一幅向身右侧交掩,再用宽带束腰,礼书中称之为“深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但其主要推广范围在军服上,虽然也有向民间服饰的转移,但在中原文化圈内,传统的深衣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并未因胡服的引进而稍减风骚。……改革固然是为了教化百姓,但也是以骑射为目的,并不涉及军事以外的胡服改革。《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胡服的穿用也仅涉及到了上层社会。……中原传统的深衣形制,自春秋至战国一直是本地区居民的常服,男女贵贱皆然。…………在此笔者需要阐明一个问题:即学界流传甚广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观点,这实则是混淆了两种系统的带钩。华夏地区考古史料中多带有钩出土,且时间远远早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年代,史载管仲追赶齐桓公,箭便正中齐桓公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这个年代比胡服骑射足足早了300年,这说明华夏大地上早在春秋早期,带钩己经相当普遍了。至于胡服的带钩则是另一系统……综上可知,深衣当吋广泛流行于中原地区,男女皆服。与男服相比较,女式“深衣”主要有如下特点:女服深衣较男服衣长且曲裾缠绕圈数更多;在纹饰花边上更加注重审美上的要求;舞女的服装与普通女服相比在衣、䄂部位有所变化,以增加舞动起来的美感,增强观赏性。……综上所述,战国时期赵国的中原服饰文化特色很明显,深衣占据着主流地位。从阶层上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穿着;从场合上看,上至祭祀朝会,下至民间仪式都穿用;从人群上看,男女老少皆服之。即使在赵武灵王推行胡骑射改革、大力引进胡服的同时,中原传统的深衣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始终被当作正统的服装款式来穿用。
  467.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李牧》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闲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彊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468. 曹大志、种建荣、杨磊、宋江宁《2020-2021年周原遗址西周城址考古简报》…………小城规模已远大于所有已知的西周早期城址,大城的长、宽几乎与西周晚期的成周城相同,无疑是王都级别的城市。……
  469.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470. 王恩田《凤雏三号基址与周武王“祀于天位”》……综上所证,凤雏三号基址的方位、形制、遗迹与遗物都与天位、天室、圜丘的古文字和献记载相符,证明凤雏三号基址应定名为天位遗址。其主要功能是郊祀祭天。……凤雏三号基址被放火烧毁和凤雏甲组宗庙基址的毁于火应是同时的。在生产工具仍然是骨石蚌器的西周时期,从10公里以外开采、加工、运输长两三米、剖面0.42米×0.34米的巨石诚非易事。捣毁立石这块巨石也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办到的,必然是大兵团作战才能克竣其事。捣毁立石、放火烧毁凤雏三号天位遗址和凤雏甲组宗庙遗址的,只能是见于《史记·周本纪》攻杀幽王的申侯、缯、西夷、犬戎联军所为。攻杀幽王绝不是这次战争的终极目的。毁灭象征国家政权的凤雏宗庙社稷,捣毁立石、烧毁凤雏三号祭天的天位,意在颠覆西周王朝,从而迫使周王朝东迁成周。周原的大小贵族在战乱中仓皇出逃,把大批难以带走的青铜器深埋地下后,随王室东迁。……孔子名言“周因于殷礼,损益可知”,认为周礼是对殷礼的继承与发展,所增加或减少的部分都是可以知道的。……事实证明殷周礼制有本质不同的看法并不可信。……建造“天位(圜丘)”祭天是周人的发明创造。战国以后历代王朝更迭,都要新建圜丘祭天,并建方丘祭地。秦皇汉武以后,又开创在东岳泰山上祭天,在云云、亭亭、社首、梁甫等其他小山上祭地,即所谓“封禅”。祭告天地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凤雏三号天位(圜丘)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郊祀祭天礼制的起源与演变,并结合凤雏甲组宗庙基址和乙组社宫遗址,进一步确定周原遗址的都城性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西周都城周城把凤雏甲组宗庙、乙组社宫和三号天位(圜丘)的礼制建筑组建在一起的实例,也见于西汉都城长安,那里也是把宗庙(明堂)、社稷和祭天地的璧雍组建在一起。正所谓一脉相承,渊源有自了。……
  471. 严志斌《周原遗址凤雏建筑基址群探论》……本文认为凤雏三号建筑(F3)是“周庙”。凤雏三号建筑的规模宏大,处于周原遗址的核心位置,年代延续有周一代,在周原所承载的周王朝的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揆诸出土文献,只有“周庙”、“太庙”可堪与之比附。……周庙在使用过程中,还增益有附属建筑“图室”。西周晚期的无叀鼎(集成02814)载:“王格于周庙,贿于图室,司徒南仲右无叀入门,立中廷,王呼史翏册命无叀”。可知图室在周庙近旁。阮元认为“图室”是藏有周代“河图”的明堂太庙。徐同柏说:“图室即太室,谓之图者,图象也,象与貌同意”。白川静谓:“图室是庙中的室名,是有地图或者先王图像的地方”。陈梦家认为图室或即周庙东西序中的西序,王晖认为“图室”就是有图之室,这里的“图”也就是“图像”、“图画”,是专门为先祖绘制图像的宫室。赵庆淼认为“图室”应为王室典籍文献和档案文书的保藏地点,也是有可能的。根据宜侯夨簋铭中的“成王伐商图,延省东国图”来看,商末西周初年已有用于战争的军事地图,还有特定区域的疆域图。这些图,一方面不易获得,弥足珍贵;另一方面,舆图也是控制天下的权力象征,故在太庙专门有宫室保管。而图室就是保存地图之所。在凤雏三号基址(F3)东侧的F4,规模较小,是三号基址的附属建筑。本文推测其有可能是金文所载之“图室”。……近年学者讨论铭文与典籍所见三者名、地关系,多认为“周”在周原。丰镐、洛阳、周原考古发现遗存中唯有周原遗址出土诸多“周”字陶文,说明“周”在周原之说应该是可取的意见。金文所见康宫建筑群,包含康宫、昭宫、穆宫、夷宫、厉宫五座宗庙,应该是一处从西周早期到晚期渐次发展扩大的庞大的建筑群。唐兰将“康宫”解为祭祀“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厉王”五位周王“合庙”,从总体上是可行的。从周康宫太室、周康昭宫太室、周穆王太室、周康宫夷太室等称名来看,各宫皆应该有太室。目前从“周康庙”、“周康寝”的称谓来看,只见康宫有庙、寝的布局。前朝后寝的康宫是这组康宫宗庙建筑群的核心。而周康昭宫、周康穆宫、周康夷宫、周康厉宫的称谓表明,昭宫、穆宫、夷宫、厉宫四宫有可能排布于康宫旁侧,单独而言,是为独立的建筑。总体而言,则是康宫的组成部分,一并构成康宫建筑群。如此再来看凤雏F6~10五组建筑。其毗邻太庙(凤雏三号基址)与周王朝寝(凤雏甲组、乙组基址),建筑年代有早有晚,五座基址各自独立,但又组成一组相对闭合的建筑单元。这种样态,正好符合康宫建筑群呈现出的紧密关系。本文认为凤雏F6~10可能就是康宫五庙。F6最有可能对应康宫,F10最有可能对应厉宫。相应的,F8、F7、F9三座基址则可能对应昭宫、穆宫、夷宫。凤雏F6~10基址可能就是见于金文的康宫建筑群。……三号基址(F4为其附属)属于太庙,F6~10为康宫宗庙建筑。金文所显示周王也常在太庙、康宫这些建筑中举行册命等典礼,其实也具有“朝”的功能。甲组、乙组基址是为朝寝之所。作为“周”的政治、礼仪中心的凤雏建筑群,其建筑的主要功能是敬祖与朝寝。……
  472. 王迪《试析西周时期气候变迁与丰京聚落布局演变的关系》
  473. 镐京遗址发现西周时期排水管道及道路遗迹
  474. 杨露雅《镐京遗址考古40年》……镐京遗址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办辖区。遗址现存总面积9.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花园村、白家庄、官庄、普渡村、上泉村、落水村等村庄。……
  475. 史善刚、董延寿《周公营建洛邑相关问题考释》
  476. 桑栎、陈国梁《宅兹中国:聚落视角下洛阳盆地西周遗存考察》
  477. 潘付生《洛阳东周王城布局研究》……本人倾向于“王城”之名由来己久,应始于西周康王时期。平王东迁之后的“王城”始为东周“王城”。……
    东周王城四面城墙除东南角的部分城墙和西墙中部暂无遗迹可寻之外,其他部分城墙则基本上可以彼此连接。
    东周王城的外郭城近于方形,四周为夯土城墙。北墙外还发现有深约5米的城壕。北墙保存较好,宽度一般为8-10米,残高0.8-1.65米,全长2890米;东墙只残存北段,残长2000米,一般宽度15米,残高1.5米,估计总长约3000米;西墙沿涧河东西两岸,呈曲折状,一般宽5米左右,残高1.5米,估计总长约4000米;南墙残存西段,残长850米,宽度14米左右,最高达1.4米,估计总长约3400米。城墙建在生土上,由地面向下挖成浅槽,在槽内打好基础,再由底部填土逐层夯实,在四面城墙采用两面夹板逐层平夯,夯层一般厚6-10厘米,夯窝直径一般在2.5-4厘米,夯土墙地面内侧有伸出的夯土二层台,宽为0.85-1.16米,高0.07-0.2米。
    北城墙:位于今纱厂西路,它西起纱厂西路涧河桥东南角,至801仓库西围墙内。西北东南走向,方向78°30。总长约2890米。
    西城墙:较为曲折。北端起纱厂西路涧河桥东南角,向南沿涧河南行,至王城公园南墙附近折向西行,过涧河140余米又向南行,止于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南院南围墙内。南北直线长度约3200米。
    南城墙:西起工业高专南院,呈89°线向东前行,至洛河岸边,残长约800余米。
    东城墙:自801仓库院内北墙东端起,向南经光华路、省建三公司、市邮电局,过中州中路、旋宫大厦和市农行大楼、市二十t中至九都路边。残长已接近2000米。其南端应被洛河冲毁,走向为南偏东5°30。
    城垣形状分析:西城墙是利用人工夯筑城墙和自然河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西城墙在刚修建城时即有不完整,其中部偏北那一部分就没有修筑城墙,而是利用涧河共同构成城圈。这从西墙中段偏南的城墙屡次修补及王宫被洪水冲毁可以看出:卫因为涧河穿城南而过当洪水来时“王宫”没有城墙庇护才被毁坏。涧河以西的一段城墙,向外凸出,好似另成一个范围,其形式结构在整个的城的轮郭上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一点是出于军事防御的且的,它好似城墙的马面建筑,当敌人攻城之时,有利于扩大城市的防御空间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东南角缺少的原因分析:一可能有部分城垣确实的毁于洪水泛滥,怛也有可能南城墙的东半部在刚筑城时故意没有修筑,而是利用自然河流洛河和城垣共同构成防御体系。由于洛水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大河,水面宽阔,不修筑墙即不妨碍城市防御又不影响漕运。……
    图一 东周王城布局示意图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东周王城城墙原筑部分的始建年代应在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增筑和修补,以后也有小规模的修补和利用。……西汉时期原东周王城城墙作为外城城墙而存在并且时有增补,东汉以后逐渐毁弃。……
    ……1957年,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在这一带钻探出四座呈“甲”字形的东周墓,即洛阳西郊M1、M2、M3、M4。……综上分析,我们认为洛阳东周王城陵区应分为“周王”陵区和“西周君”陵区。空空导弹研究所至金谷园路一带应为"周王"陵区,兼有周敬王迁成周之前的周王。汉屯路纱厂至解放路一努应为“西周君”陵区,葬有桓公、威公、惠公、武公。……
    ……我们认为产生不合周礼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同王室的衰弱无力控制全国的局势。这样就造成了春秋战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各国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又不断地发动战争。这些都导致了城市布局的多元化,但在多元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统一。东周王城选址和建造表现出了很强的军事色彩。从宏观地理位置来看,王城在洛邑,地处黄河中游伊洛盆地,依山带水,形势险要。从微观上讲,东周王城西有涧河,南有洛河,北有人工护城壕加之邙山阻挡,东有瀍河。东周王城选址和布局的军事色彩充分说明了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动乱的时代。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周王室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安全来设计城址的建设和布局。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基本可以搞清东周王城的整体布局。其城垣基本上呈长方形;城坦的东南角缺少,缺失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于洪水,即洛河和涧水和泛滥冲刷。西墙不甚规则且中部缺失。城墙东南角的缺少和西墙中段缺失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洛水和涧水的泛滥;二是:也可能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河流和陡壁断崖。城的始建应该在春秋中期不会更早也不可能更晚。王城内西南部其所居周王应为敬王之前的各王。但到了战国时期宫殿区的中心发生转移,转移到了瞿家屯一带,这个时侯原东周王城的南城墙己不存在。该处宫殿区应为周考王所封西周君及周赧王所居的宫殿。……
  478. 马强、梁云、侯红伟、陈爱东、杨宁国、付建、刘、马芳芳、张天杰、王晓阳、杨剑、侯富任《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塬城址位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北部,地处六盘山(陇山)东麓泾水流域上游,坐落于泾水支流红河源头处的李儿河、小河、大河汇流切割的三角形台塬地上。……目前确认姚河塬城址面积为92万平方米,可分为内城和外城,是西北地区首次发现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都邑城址,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晚期。……
    ……墓地中部有四组互相连通的墓葬,这种连通状况仅存在于墓葬的上半部分,有狭窄的过道相通。这是西周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较为特殊。为便于叙述和分组研究,依据彼此相互连通的墓葬形制,我们称之为“组墓葬”。…………四组互相连通的“组墓葬”可能属四代诸侯国君墓葬,加上最北侧的M21(在非连通关系的坚穴土坑墓中规模最大)、M27(墓地西侧)、M41(葬有1辆车),推测该墓地或许有更多代诸侯国君级别的墓葬……结合出土遗物看,其年代可到西周晚期,与东北部高等级墓葬区在时代上可对应,确认了姚河塬城址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这也与城址区调查、发掘所获的信息相一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周中期己对西部边疆失去控制,周人开始向东退守,姚河塬城址仅映的情况与此观点存在差异,这也是发掘姚河塬城址的重大意义之一。
    ……带刻辞骨铲 2019PYⅣF2⑪:1,用黄牛右肩胛骨制成。原为卜骨,后改制成骨铲。平面呈圆角梯形,刃部略残缺。正面有刻辞,背面一侧可见三个圆形钻。长8.9、宽2.2~6.5、厚0.17~0.4厘米,圆形钻直径1~1.3厘米。卜骨改制后的骨铲正反面及侧缘均经打磨,痕迹明显,正反面均有腐蚀痕迹。肩胛骨正面上部残存有一行竖向刻辞,计5字:“曰:甶稼稷卜”。“稼”,为种植谷物;“稷”,即谷子。从卜辞推测“稷”是西周时期姚河塬遗址的重要粮食作物,表明占卜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姚河塬城址出土的文字材料以甲骨文为主,卜骨、卜甲都有发现,所涉内容有农业生产、巡狩、战争等主题,总计字数约150余字。这些文字材料分别出土于墓地、铸铜作坊、房址等,分布范围较广,从城址的中心到边缘都发现有甲骨文,表明该城址使用文字比较频繁。其中2017PYⅣ13出土“入戎于获侯”的卜辞,对判断姚河塬城址的性质和国别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材料,说明姚河塬城址可能是西周早期分封的诸侯国获国的都邑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周人最西北的军事前哨基地,主要对抗的人群是西周边疆以西的戎人族群。……
  479. 雍际春《嬴秦非戎族新考》
  480.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481. 《潜夫论·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万接,生白帝挚青阳。世号少曎。代黄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凤皇适至,故纪于鸟。
  482. 李学勤: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
  483. 探寻秦人的足迹——李崖遗址
  484. 孙宗贤《对昔周邑及汧渭之会的新认识》
  485. 魏家崖遗址被确认为秦都邑汧渭之会, [2024--1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12-03) 
  486. 《韩非子·十过》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问道于子,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后为由余请期,以疏其谏,彼君臣有间而后可图也。”君曰:“诺。”乃使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许诺。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
  487. 滑宇翔《论秦魏石门之战故址应在陕西》
  488.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正义:塞,先代反。《括地志》云:“棝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棝音固矣。……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集解徐广曰:“在上郡。”正义《括地志》云:“雕阴故县在鄜州洛交县北卅里,雕阴故城是也。”
  489. 谢伟峰《秦上郡治所位置与迁移考》战国时魏设上郡,治所在高奴,即今延安市。秦夺取魏上郡之地后仍以高奴为治所。秦昭襄王三年,秦取赵国西北境,占领了今陜西榆林一带,为了有效统治,把上郡治所由高奴迁移到了肤施,即今榆阳区东南一带的鱼河附近。秦始皇时期,随着直道的修通与长城的修建,为了更有效地抵抗匈奴,遂把治所迁移到了阳周,即今靖边县杨桥畔。…………笔者认为,高奴作为治所,是从魏设置上郡开始沿袭到秦国初置上郡之时。……随着秦国对原上郡以北地区的占领(具体时间不详,应在昭王三年,即前304年之前),上郡辖地的面积大大扩展,再以高奴作为治所已经不适应对全郡进行有效统治,因此把治所北移到原属于赵国的肤施。……阳周的位置,经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已经被确认,就是位于靖边县杨桥畔的龙眼城。……
  490. 《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491.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犀首》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492. 周强中《商周之际人殉式微原因初探》
  493.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p133~p134
    阿拜多斯的哲尔王墓,地下建筑包括修复的在内,为21.5×20米。围绕着哲尔的王墓有一排排的墓穴共338间,葬有国王下葬时被牺牲的家臣侍从的尸体,其中后宫275人,仆人43人。此外,在距离王墓1.5公里方圆周围还葬有国王亲信或宫廷官员269人,或许他们也是为哲尔王殉葬的。
    在阿拜多斯的瓦吉王墓,面积为19×15米,周围葬有伴随国王牺牲的王家侍从墓174个;而他在萨卡拉的第3504号墓的面积为56.45×25.45米。由大坑构成的地下建筑开凿到地平面上,被十字墙分隔成5间壁,其地上建筑为45间。在其马斯塔巴墓的围墙外侧,围绕的随葬墓有62名奴隶殉葬。
    第一王朝时代最大的马斯塔巴墓是在萨卡拉的第3035号乌吉姆,即登王的墓,面积为57.3×26米。地下建筑是由岩石中开凿3间墓室,地上建筑则有45间。但是,他在阿拜多斯的墓地,面积小得多,仅仅为23.5×16.4米。大概有136名奴隶殉葬在王墓周围,包括了男女两性。
  494. 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71)历代国王的坟墓是在盖罗司人居住的他方,那里是包律斯铁涅司河溯航的终点。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方形的大穴;大穴挖好之后,他们便把尸体放置在车上载运到异族那里去。尸体外面涂着一层蜡,腹部被切开洗净,并给装上切碎的高良姜的根部、香料、洋芫荽和大茴香的种子,然后再原样缝上。在尸体送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从这里人们又把国王的尸体放在车上带到属于他们的另一部落那里去,而尸体已到过的地方的那些人则跟在尸体的后面。而在尸体到所有部落那里被载运了一圈之后,它便被人们运到了盖罗司人的土地,这是他们所统治的一切种族当中最远的,也便是下葬的地方了。此后,在把尸体放在草床上放入墓中以后,他们便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并且把木片搭在上面,木片上再复盖上细枝编成的席子当作屋顶。在墓中的空地上,他们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殉葬,他们同时还埋葬他的一个行觞官、厨夫、厩夫、侍臣、传信官;此外还有马匹、所有其他各物的初选品和黄金盏;因为斯奇提亚人是不使用青铜或白银的。在做完以上的事情之后,他便共同修造一个大冢,在修造时他们相互拼命竞争,想把它修造得尽可能地大。(72)在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又进行下面的事情。他们选出国王身旁残存的侍臣当中最亲信可靠的人(这些人都是土著的斯奇提亚人,因为侍奉国王的人都是国王亲自下令选定的,而斯奇提亚人是没有用钱买奴仆的习惯的),把侍臣当中的五十人绞死,把他们最好的马五十匹杀死,再把他们的内脏掏出,把内部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他们把许多​木桩钉到地里去,每两个一对,在每一对木桩上面凹入部向上地安放着车轮的半个轮缘,另外的半个轮缘放到另一对木桩上去,直到许多对木桩都这样配置好的时候。随后,把大木棍从马的尾部一直横穿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结果是前面的车轮支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车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着马的腹部,但四条腿则在半空中悬着。每匹马嘴里都有一马衔并且配着一副缰绳,缰绳是系在前面的木橛子上。然后这五十名被绞杀的少年分别被安置到五十匹马上。他们这样做的辨法是:他们再把一个木棍沿着少年的嵴椎从后部一直穿到颈部;从身体后部突出的棍子则插到横贯马体的那个木棍上的一个孔里去。这五十名骑马的人就这样地给他们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便离开了。
  495. 495.0 495.1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 ,所服玩乘马皆瘗,起大屋冢颠,树众木为祠所。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诏上》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者,赞普乞立赞养子,当从先赞普殉,亦诣忠义降。于是虏气衰,军不振。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东女国》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东女》王之葬,殉死至数十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回纥》毗伽阙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上·回鹘上》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 ,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昏,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后以无子,得还。
  496. 《日本书纪卷第六垂仁天皇》廿八年冬十月丙寅朔庚午,天皇母弟倭彦命薨。十一月丙申朔丁酉葬倭彦命于身狭桃花鸟坂,于是集近习者悉生而埋立于陵域,数日不死、昼夜泣吟,遂死而烂臰之、犬乌聚啖焉,天皇闻此泣吟之声心有悲伤,诏群卿曰:“夫以生所爱令殉亡者,是甚伤矣。其虽古风之,非良何从。自今以后议之止殉。”…………
    卅二年秋七月甲戌朔己卯,皇后日叶酢媛命一云日叶酢根命也薨。临葬有日焉,天皇诏群卿曰:“从死之道,前知不可。今此行之葬,奈之为何?”于是野见宿祢进曰:“夫君王陵墓埋立生人,是不良也、岂得传后叶乎?愿今将议便事而奏之。”则遣使者,唤上出云国之土部壹佰人自领土部等,取埴以造作人、马及种种物形,献于天皇曰:“自今以后,以是土物更易生人树于陵墓,为后叶之法则。”天皇于是大喜之,诏野见宿祢曰:“汝之便议,寔洽朕心。”则其土物、始立于日叶酢媛命之墓。仍号是土物谓埴轮,亦名立物也。仍下令曰:“自今以后,陵墓必树是土物,无伤人焉。”天皇厚赏野见宿祢之功,亦赐锻地、即任土部职,因改本姓谓土部臣。是土部连等主天皇丧葬之缘也,所谓野见宿祢,是土部连等之始祖也。
  497. 《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本纪第四》(智证麻立干)三年春三月,下令禁殉葬。前王薨则殉以男女各五人,至是禁焉。
  498. 曾丽容《吐蕃赞普殡葬仪礼中的“共命人”——论古代藏地之人殉》
  499. 刘卓异《“褒姁”小考》
  500. 《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南郑)县,故褒之附庸也。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至六国,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汉中郡,因水名也。《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即汉中郡治也。”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内有小城,南凭津流,北结环雉,金墉漆井,皆汉所脩筑,地沃川险,魏武方之鸡肋,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绪镇南郑而还。晋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马勋断小城东面三分之一,以为梁州汉中郡南郑县治也。自宋、齐、魏咸相仍焉。……
  501. 《商君书·卷四·刑赏第十七》……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瘘,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破,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在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彊梗者,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商君书·卷五·弱民第二十》……法有,民安其次;主变,事能得齐;国守安,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无敌矣。今离娄见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圣人之存体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当世之用事者,皆欲为上圣,举法之谓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与危亡为邻。故明主察法。境内之民,无辟淫之心;游处之士,迫于战阵;万民疾于耕农;有以知其然也。楚国之民,齐疾而均,速若飘风;宛钜铁鉇,利若蜂虿;胁蛟犀兕,坚若金石。江汉以为池,汝颍以为限,隐以邓林,缘以方城。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唐蔑死于垂沙,庄𫏋发于内,楚分为五,地非不大也,兵非不众也,甲兵财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
    《商君书·卷五·定分第二十六》……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吏遇民不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则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
  502. 《吕氏春秋·愼大览第十五·报更》……张仪,魏氏余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客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客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游然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至于秦,留有间,惠王说而相之。张仪所德于天下者,无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
  503. 《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
  504. 刘家兴《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探析》李崖遗址位于甘肃清水县城西北侧牛头河和樊河交汇的台地上,西至滴水崖沟,东北以陈家大沟为界,行政区划包括李崖村、白土崖村、仪坊村。李崖遗址背山面河,地形平坦开阔,西北高、东南低,海拔1370~1450米。大体以清水县至张川县盘山公路为界,其东南为一级台地,主要分布着西周遗存,面积约60多万平方米……清水县博物馆也收藏了一批出自李崖遗址的铜器、陶器,其年代约为西周早中期到春秋时期。……发掘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经判断属于西周时期。墓葬大都是东西向、仰身直肢葬、带腰坑殉狗,随葬器物带有明显的商式风格。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高级贵族墓葬俗一致,因而这批墓葬很可能是早期秦人嬴姓宗族的遗存…………非子活动在周孝王时期,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从非子到秦侯、公伯再到秦仲,属于周厉王时期,相当于西周晚期,到秦庄公时相当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李崖遗址的兴衰时期正好与文献记载非子至秦仲四代居秦邑,到秦庄公迁徙至西犬丘时间段吻合。因此,李崖遗址可能是非子封邑所在。……
  505. 赵化成、信立祥、焦南峰、王建新、杨惠福、王辉、曹大志、游富祥、孙明霞、程浩《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西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地上。遗址东、南两面俯视燕子河与西汉水交汇的宽阔谷地,西面与山体相连,北隔刘家沟与鸾亭山相望。……目前可以认为,秦文化出现在西山遗址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西山城址的始建年代尚不明确,但城墙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已遭毁弃,故其建造和使用时间进入西周应没有太大疑问。大量春秋早期之后的遗物表明,城墙毁后,西山仍有人继续居住,并未彻底废弃。但据巳掌握的情况,鸾亭山山腰(城外)和雷神庙较髙台地的墓葬年代可至西周晚期,属于城址的使用时期,其中不乏等级较高者。雷神庙较低台地(城内)的墓葬多为春秋中期以后的小型秦墓,其时城址已经废弃。由城址废弃前后墓地的变化来看,西山聚落的地位可能有所降低。西山城址像同时期其他遗址一样位于山上,这可能是由当时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城址位置没有选择开阔平坦的大、小雪坪,而是更加靠近刘家沟的泉水;城墙不仅围绕平缓的雷神庙台地,而且圈进了陡峻的西山山梁,这应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许多难以攀登的地段看似没有筑墙的必要,却都发现了城墙遗迹,不存在以往设想的堑山为城的情况,这应与文化传统有关。由上述几点看来,水源、防御和文化传统是影响选址布局的主要因素,相比之下,地形条件还在其次。西山城址的形状很不规则,内外同时有几处分离的居住区和墓地,每处居址的面积都不是很大,在有些陡峭的地方,发现的普通居住遗迹规模似乎很小。这都是受地形限制的缘故,也构成了山城的显著特色。……西山遗址有较多的寺洼文化遗物,除了墓葬之外,它们都与秦文化的遗物共存于同一单位,目前看来,两者同时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现象在2004年发掘鸾亭山山顶的西周中期小型居住点时已经发现,经统计,那里的两种文化陶片比例基本平分秋色,当时我们曾怀疑为寺洼文化人群的居址。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雷神庙居址区的寺洼文化陶片很少,而刘家沟区的灰坑中则很常见,结合两区发现的不同类型墓葬,有理由推测,两种文化的主人在西山是分区居住的。根据2004年的流域调查,西汉水中下游河谷渐窄,主要为寺洼文化的分布区,少量的周代遗址均年代偏晚。西汉水上游则主要为周代文化的分布区,寺洼文化遗址十分稀少。西山遗址的位置正处在两种文化势力的交汇地带,在此发现一座城址,且有两种文化共存,应该不是偶然的。据文献记载,与早期秦人发生 密切关系的主要是戎人。学界普遍认为,寺洼文化即为戎人的考古学文化,西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背景是相对应的。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所见最早打破城墙的灰坑为袋状,位于刘家沟居址区上方的北城墙西段(31号灰坑)。此坑及附近灰坑都包含寺洼文化陶片,共存的周秦系统遗物属于西周晚期。这种与城墙毁弃有关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永兴乡与永坪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西距县城13公里,直线距离约9公里,因山上有清代城堡得名。遗遗址所在的黄土峁塬西临西汉水支流永平河河谷,南与山坪遗址相对,东、南俯瞰西汉水川地,平均髙 出河床约100米。大堡子山以东20余公里的河谷是西汉水上游最开阔的地段,以西约10公里的河谷狭窄婉艇,两岸山势陡峭,直至县城附近才又逐渐开阔。大堡子山与对岸的山坪直线距离只有120米左右,形成一个急剧收束的峡口,地势十分险要。……城址坐落在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山体上,围绕整座大堡子山而建,形状很不规则。北城墙的长度约25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130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只发现了数段,均位于山体边缘、紧邻断崖的地方,根据这一规律,估计原长度分别为870和2600米。城址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1.学界以往普遍相信,大堡子山遗址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秦公陵园,与之相应的都邑遗址应距离不远。通过本次调查可以确认,大堡子山遗址不是单纯的墓地,而是一处有夯土城垣、城外墓地、居址区和众多夯土建筑的中心遗址,而且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水上游秦人故地规模最大的城址。在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与大堡子山城址同时共存的还有西北方的盐土崖遗址、正南方的山坪城址和东南方的圆顶山遗址。这些遗址在春秋早、中期都具有高等级 因素,它们与大堡子山城址一起构成了大堡子山遗址群。2.在我们采集的大量遗物中,春秋至战国早期的遗物数量最多,只有很少的标本可以早到西周晚期,目前可以认为,大堡子山遗址繁荣在春秋时期,年代上限约为西周晚期。同时,城墙夯土中包含的陶片表明,城址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西周晚期;晚于城墙的灰坑证明,城墙最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废弃。上述只是初步的年代线索,但对理解大堡子山城址的性质以及解决尚存争议的秦公大墓墓主问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观察西汉水上游西周晚期的秦文化面貌,不难发现它具有明显的周文化风格。构成器物群的常见器类鬲、瓶、盆、豆、罐、三足瓮等,都是周文化的典型陶器,其形态和一些细部特征与同时期关中西部周文化基本一致。秦文化虽然与寺洼文化相邻,甚至共存于同一遗址,但陶器特点泾渭分明,目前还基本看不出寺洼文化的影响。……从考古材料的角度来看,西山遗址和大堡子山遗址的年代如前所述,即西山遗址比大堡子山遗址早一个阶段。西山城址的面积为8.7万平方米,大堡子山城址的面积为55万平方米,前者规模远远小于后者。西山遗址的文化堆积比较丰厚,而 大堡子山遗址的堆积要贫乏一些,特别是相对于城址规模来看。西山遗址位于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势力交界地带,遗址本身即有大量寺洼文化遗物;大堡子山遗址位于形势险要的高山之上,与山坪遗址共扼西汉水上游最窄的峡口,遗址上罕见寺洼文化遗物。……自秦仲三年至庄公收复,秦人失守犬丘二十年以上。……我们推测,西山城址即秦都邑犬丘的可能是存在的,它的繁荣时间、遗迹内涵、两种文化共存的情况和城址毁弃年代都可以和文献记载相对应。至于大堡子山及山坪城址,我们推测,它们可能是秦人迁离犬丘后另建的都邑。秦人曾有迁都之举,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却有迹可寻。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戎人曾围犬丘,其后犬丘之名就不再见于文献。《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既侯(按:事在襄公七年),居西垂”。《秦纪》说襄公葬西垂,文公元年居西垂宫、死葬西垂,秦公的居、葬地(即秦人都邑)不再称犬丘而变为西垂。以往研究者多认为,《史记》中的西垂就是犬丘的别名,但我们认为,西垂并不等同于犬丘,而是相当于战国和汉代西县范围的大地名。《史记》对“犬丘”、“西垂”的使用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否意味着襄公二年之后的都邑另有其地呢?值得注意的是,《秦纪》记载“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西新邑”的含义是“西”地之新邑,“新邑”之名显然是相对旧邑 而言。由此我们知道,秦人在西地(西垂)除犬丘之外,确实另建过城邑。而这座城邑很可能就是大堡子山和山坪城址当中的一座。上述推测还有以下几点可为佐证:第一,由《史记》分析,秦人迁都的时间可能在襄公二年至七年之间,即两周之际,这与西山衰落、大堡子山和山坪兴起的时间基本相符。第二,秦人迁都的原因可能是犬丘附近局势紧张,距戎人太近而且不易守卫,新都邑自然要寻求形势险要之地,这与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的地理位置及形势相符。第三,襄公、文公时期,都邑虽在西垂,但秦人的主要力量已经东移,新都邑只是后方根据地,至宪公二年徙居平阳,新都邑使用时间不长,这与 大堡子山和山坪遗址堆积不是很丰富相符。至于大堡子山和山坪两座城址哪一座可以与《秦纪》记载的“西新邑”具体联系,由于文献记载简略,很难指实,而且无论怎样联系,显然都会有一座城址为文献所失载。……商周时期,这里正是中原青铜文化最西面的一个分布区,再向西皆为甘青诸青铜文化的领地。由于秦人的存在,这里被华夏所知,并视为西陲是很可能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垂等同于犬丘的观点证据不足。西垂应该是大地名,而犬丘是邑名,是小地名。
  506. 田亚岐、张文江《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办》
  507. 侯红伟、王刚、方志军、裴建陇、卜汉文、王璐、张亚楠、雷明涛、杨胜旭《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发掘简报》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地处永坪河与西汉水交汇的黄土峁梁地带。…………综合以上分析,初步判断M31、M32、K32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年代或可定为两周之际。M31东南部的人祭坑为单人祭祀坑。这种墓外单独的人祭现象正是从商文化传承下来的,而周文化鲜有人祭,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秦人和商人关系密切,秦人、秦文化是东来的。……
  508. 游富祥、杨哲峰、王刚、方志军、刘小红《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西汉水支流永坪河由北而南在此交汇,行政区划属永坪乡赵坪村。……综合考虑,我们推测21号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大约为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偏早,使用至战国时期被废弃。……该建筑的结构相对简单,未见室内隔墙,室内地面未做专门处理,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初步认为21号建筑应是大型府库类建筑。
  509. 《秦公钟》及《秦公镈》铭文136汉字
    秦公曰: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赏)宅受或(国),剌剌(烈烈)卲文公、静公、宪公,不彖(弛)于上,卲合皇天,□(以)虩事□(蛮)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盭(戾)龢胤士,咸畜左右,□□(蔼蔼)允义,□(翼)受明德,□(以)康奠□□(协)□(朕)或(国),□(羡)百□(蛮),具(俱)即其服,乍(作)氒(厥)龢钟,□(灵)音□□雝雝,□(以)匽(宴)皇公,□(以)受大福,屯(纯)鲁多釐,大寿万年,秦公□(其)畯□(令)才(在)立(位),□(膺)受大命,□(眉)寿无彊(疆),匍有四方,□(其)康宝。
  510. 田亚岐、赵巧、董卫剑、王元《陕西宝鸡太公庙秦公大墓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太公庙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以东5公里处,渭河以北二级台地上。据文献记载,从秦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至秦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的36年间,秦国一直以此为“平阳城”都邑所在。……探明了宝鸡太公庙村以及周边遗址范围内只分布有1座“中”字形大墓,该大墓东南侧有一处“凸”字形车马坑,西南侧为乐器祭祀坑,共同组成一个秦公陵园。……通过近年对太公庙及其周边区域持续性的考古工作,仅发现了一座“中”字形大墓,而没有其它类型大墓的发现,说明太公庙秦公陵园的陵墓只有一座。而文献记载“葬阳”的秦公共有四位,分别为秦武公、秦德公、秦宣公和秦成公。根据乐器祭祀坑所见的铜钟铭文,可以判断该陵园“中”字形大墓的墓主应是秦武公。文献所载的其他三位秦公的陵墓又位于何处?此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凤翔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在凤翔县城东南发现了一处秦公陵园,该陵园距南指挥陵区较远,根据文化遗存分析,时代较早。根据“陵随都移”的原则,秦德公、宣公和成公执政于雍城,理当葬于雍城,而最早的城址即在三岔村附近,况且都城从平阳迁至雍城是由于平阳缺乏战略防御和资源供给的原因。因此十四号陵园即是文献所记葬“阳”的陵区。……
  511. 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
  512. 田亚岐、刘军社、景宏伟、王颢、刘胜利、赵力、耿庆刚、袁文君《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秦公陵园位于城址以南的三畤塬上,是已知最大的秦国君陵园区。这里水深土厚,是古代营造巨型茔穴的最佳之地。该陵园可分为南指挥和三岔两个陵区。其中南指挥陵区由13座陵园组成,目前已勘探出中字形、甲字形、目字形及凸字形大墓和车马坑共46座和4处陪葬墓地,另外还发现了一批陵园兆沟遗迹;三岔陵区目前仅勘探出1座陵园,有3座中字形大墓和2座车马坑。……一号秦公陵园位于陵区中部偏北,距离现今村庄最近,介于南指挥村落的东部及东南部,陵园局部已被村庄占压,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即在该陵园内。以往曾在该陵园内确认出中兆沟内的总面积为340988平方米。本次勘探除重新确认陵园中兆沟布局走向、门的结构和7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之外,又在原一号大墓西墓道南侧发现1座“目”字型祭祀坑,陵园中兆沟紧邻外侧东北方向又新发现446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区域面积为239000平方米,至此,一号陵园的总面积应为579988平方米,成为目前已知的雍城最大的一座秦公陵园。……经本考古勘探,雍城六号秦公陵园中兆沟以内的总面积为312000平方米……
    目前在雍城秦公陵园已发现的各分陵园中,五号、七号属于独立摆布的“中”字型大墓及其所属车马坑等组合结构没有环围的兆沟,此前虽然已被认定为分陵园,但对其中兆沟的存在与否还要在下一步工作中仔细探寻。而八与十二号组合摆布结构没有发现中兆沟的原因,很可能是它们与十三号秦公陵园之间的“双兆套合”而共用兆沟的原因所致。尽管如此,雍城时期以兆沟来划分各陵园之间的界域特征是较为显著的。……已知的14座秦公陵园大墓分布显现出当时园内基本布局模式。而此次从一、六号陵园中兆沟内的复探中发现了新的线索是,“中”和“甲”字形经再次确认系墓葬,处在这两型大墓东南方的“凸”和“目”字形“大墓”则是其附属车马坑;除此之外其它位置的“目”字形则被确认非墓葬的陵园祭祀坑类。传统的观点认为“中”、 “凸”字形分别为秦公大墓及其附属车马坑,目前在雍城发现的21座“中”字形大墓的个数与文献中秦公葬于雍城的记载基本吻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秦公陵寝的属性。一、六号陵园中各有1座“甲”字大墓,而目前整个雍城秦公陵园中的“甲”字加起来仅有3座,从陵园制度的规律性讲,传统观点认为此系不与秦公合葬的夫人墓则较为牵强,从情理上讲是不同的。在秦国历史上正好有3位未享国的太子,所以将其推定为未享国太子墓则符合情理。……
  513. 焦南峰、田亚岐、王保平、景宏伟、张志勤、刘喜林、靳拉田、赵乖举、赵文学、赵利利、陈改侠《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1995年6至10月,根据当地文保单位和考古现场调查得到的初步线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雍城考古队与凤翔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对位于雍城的秦公陵园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勘探。这次工作的主要收获是发现并探明了一座新的陵园(编号第十四),陵园有内中两重兆沟环围,内有5座大墓,同时还发现一处大型建筑遗址。从其地理位置、布局、采集遗物等来看,应为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目前在十四号陵园已探明5座大墓或车马坑,均为竖穴土圹式。编号依次为M45、M47、M48、M49和M50。其中M45居中,为一座型制特殊的南北向“丰”字形三室大墓,在M45的东南和西北方各有一座东西向的中字形大墓,东南方为M47,西北方为M49。在M47和M49的右前方(东南方)各有一座大型车马坑,编号分别为M48和M50。这5座大墓的四周有兆沟将其包围。……
    ……在十四号陵园西南约1200米的高地上,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遗址,编号为凤三F1。由于该遗址地势较高,多年来因当地村民取土,导致遗址所在地形成一个椭圆形土坑。在土坑高约1米的坑壁上,暴露有大量板瓦、筒瓦、回纹方砖及红烧土等遗物,还发现有夯土和灰坑等遗迹。经踏查,此遗址瓦片堆积范围东西长约60、南北宽近40米,面积约为2400平方米。在凤三F1采集的标本有96凤三F1∶1,“橐泉宫当”,所附筒瓦已残。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当面四分,双线界格,每个扇面内分置一字。“橐泉宫当”四字阳文篆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排列。字体隽秀,折笔近为直角。……从现场的情况和采集的标本分析,我们初步认为此遗址应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其时代上限应在战国,下限不会晚于西汉早期。可能就是历史文献中多次记载的“橐泉宫”的所在地之一。……这次发现的采集有“橐泉宫当”的秦汉建筑遗址,位于整个陵区之内,靠近14号陵园。结合《史记·秦本纪》附《秦记》“夷公葬左宫”,《汉书·刘向传》“秦穆公葬雍橐泉宫蕲年观下”等记载,我们初步认为在凤翔秦公陵区内,除了陵墓、墓上建筑以外,应该还有“橐泉宫”、“左宫”等宫殿建筑的存在,而这些宫殿建筑是传统意义上的宫殿,还是冠以宫殿之名的陵园附属建筑,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14. 梁云、田亚岐《试论雍城秦公陵园的墓主及葬制》……雍城秦公陵地有东边的三岔陵区和西边的南指挥陵区,前者为十四号陵园,可简称为“东区”,后者包括一至十三号陵园,可简称为“西区”。……就十四号陵园的年代、方位及相关发现而言,在己知的陵园中它最有资格、或者说只有它才可能是秦穆公陵园。……西区13座分陵园中,一号陵园的面积最大,其主墓一号大墓的规模也是最大。该陵园位于北部居中的位置,其它陵园如众星捧月,呈扇形分布在它的东、南、西三面;整个西区显然是以一号陵园为中心来分布的。换言之,一号陵园在西区各陵园中年代最早,地位最尊。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磬有“共桓是嗣”残铭,可知墓主是秦景公。景公在位40年,内政外交颇有建树;他有别于先公,在雍城西南另择墓地,并启用了规模宏大的陵园。景公又名“僖公”。《秦记》记载悼公、简公均“葬僖公西”,“西”可以指“西北”,也可以指“西南”。九、三、二号陵园在一号陵园之西,它们中的两座当分别为悼公、简公的陵园。由于“悼公西”还有陵墓,即灵公墓;而九、三号陵园往西不远就是外兆的兆沟,因它们都不属于悼公。如此只有二号陵园为悼公陵园才合适。那么九、三号陵园中哪一座属于简公?简公“葬僖公西”,简公墓与景公墓之间应无简公之前的秦公陵园,因此九号陵园为简公陵园的可能性大。灵公“葬悼公西”,剩下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三号陵园,因此三号陵园属灵公。……《秦记》说躁公“葬悼公南”,如果说二号陵园属于悼公,位于二号陵园之南的只有五、八、十二、十三号暖园,躁公陵园应为其中之一。八、十二、十三号陵园为特殊的“陵中套陵”类型,三者共用正方形的中兆,在中兆区域的中部又挖出梯形壕沟,将M41及其车马坑M42环绕起来,成为十三号陵园的中兆。两座中兆的南兆沟之间用一条南北向壕沟相连,将八号、十二号陵园东西分隔。这三个分陵园关系密切,但又各自独立,哪一个属于躁公?十三号陵园主墓M41为甲字形墓,不符合躁公的国君身份,首先可以被排除。八、十二号陵园的主墓分别是M21、M37,二墓规模相当,但M21的车马坑M22长67.5米,M37的车马坑M38长39米,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八号陵园级别更高,且居尊位,应属于躁公。十二号陵园属怀公。怀公为躁公之弟,即位四年,“庶长鼂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死于非命,故与其兄比邻而葬。M41为甲字形墓,墓主身份应是未享国、且在秦国世系中谥号不得称“公”的太子,符合此身份的只有昭子,为怀公太子,灵公之父。哀公为景公之子,在位36年,期间有救楚复国的壮举,其陵园规模不会小,且在景公陵园附近,应是六号陵园。《秦记》说哀公“葬车里北”,其子夷公“葬左宫”,其孙惠公“葬车里”。只有四号陵园可说在六号陵园之南,应属惠公。夷公是未享国的太子,但其谥号称“公”,应能享用秦公级别的中字墓形,只是规模有限。七号陵园无兆沟设施,较为简陋,主墓M39及车马坑M40的长度、面积远远小于大多数秦公墓,应属夷公。厉共公为悼公之子,惠公之孙,其陵园为十号陵园,位于惠公陵园(四号)的西侧,比较合适。剩下的十一号陵园应属于简公之子、(后)惠公。惠公之子出公即位时仅1岁,卒时3岁,为无知儿童。《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纪》却说“出公自杀,葬雍。”五号陵园无兆沟,主墓M13、车马坑M14较小,虽然享用了中字形墓形,但埋葬较为草率,可能属出公。出公为怀公重孙,被葬于怀公陵园东侧,可能有认祖归宗的含义。这个排序优先考虑到《秦记》中秦公葬地及其相对位置关系的记载,并且秉持了一个陵园对应一位国君的思路。按照这个排序,现有的14座陵园并不是雍城南郊秦公陵园的全部,康公、共公、桓公的陵园尚未发现。……
    ……目前在雍城南郊己钻探出14座秦公陵园,共发现1座丰字形大墓,20座中字形大墓,3座甲字形墓,1座刀把形墓;还有凸字形、目字形车马坑。从秦穆公至(后)出子共有15位国君葬雍,期间秦哀公的太子夷公、秦怀公的太子昭子均未享国。仅发现的中字形大墓数量就超过了葬雍的秦公和未享国太子之和(17位)。因此,中字形大墓墓主的身份绝不限于国君和未享国的太子,而应该包括秦公夫人。……
  515. 王元、田亚岐《凤翔雍城14号秦公陵园墓主蠡测》
  516. 焦南峰、岳起、马永嬴、杨武站、赵旭阳、王东、曹龙、马明哲、李钦宁、刘军幸、李岗《陕西咸阳严家沟秦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严家沟秦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办严家沟村北侧,咸宋公路从陵西约820米处东北——西南向通过,南距咸阳市中心约4公里。陵园地处咸阳原南部,地势高亢、平坦,中部略高。严家沟秦陵(北陵)西南距汉成帝延陵帝陵封土约640米,延陵陵园部分叠压在严家沟陵园之上。严家沟秦陵地表现存封土2座。……确定两座墓葬为战国秦陵,并非延陵陪葬墓。并确认其墓葬形制均为“亚”客形,探明了陵园兆沟、内外园墙、3处建筑遗址、12座陪葬坑、634座墓葬等。……
    严家沟秦陵除2座封土保存在地面之上,其余的遗迹、遗址均掩埋于地下。……
    图五 严家沟秦陵陵园平面图
    ……南、北陵位于内陵园的南北向轴线上,地面现有大型封土堆2座,二者南北对应,封土边缘间距176米。南陵封土规模较大,位于陵园南部正中。北陵封土较小,位于陵园北部正中。……南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由位于封土底部的墓室及四条斜坡墓道组成,东西通长218.6、南北通长252米。……北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由位于封土底部的墓室及四条斜坡墓道组成,东西通长216.4、南北通长195.5米。……陵园共发现建筑遗址3处,均分布于外陵园,编号1~3号。1号建筑遗址为大型院落式建筑,利用内陵园北园墙西段而建,形成以园墙围绕众多房址、巷道的建筑群。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176、宽150.2米,总面积2635.2平方米。……2号遗址位于外陵园西北角,兆沟与园墙之间,主体呈近方形的夯土基址,东西长10、南北宽9.1米……3号遗址位于外陵园西侧中部,平面呈近方形的院落式建筑,东西60.7、南北66.8米……根据叠压关系、墓葬形制,可以确认陵园内与陵园及主陵时代相近并有从属关系的祔葬墓共有610座,全部分布在外陵园南、北部,排列有序。……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都城自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迁至咸阳,在咸阳原上“筑冀阙宫廷”,修建陵墓。根据《史记》《汉书》的明确记载及专家研究秦都咸阳附近先后营建有秦惠文王的公陵、悼武王的永陵和秦孝文王的寿陵。……我们认为严家沟陵园为秦孝文王和华阳太后合葬的“寿陵”可能性较大。
  517. 梁云、王欣亚《战国秦陵研究.》“战国秦陵”指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称王以后的秦国陵墓,即秦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及其王后、太后的陵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和《括地志》等文献记载,战国秦王葬地主要有两处,秦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位于渭河北岸、都城西郊的咸阳原上,昭襄王和庄襄王葬于渭河南岸的芷阳,在都城东南约20多公里处。秦孝文王寿陵位置失载。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芷阳陵区位于骊山西麓,灞水右岸,总面积约27.5平方公里。在陵区内共发现四座陵园,其中一号陵园居中,内有“亚”字形主墓二座;二号在其东北,内有“中”字形大墓一座,“甲”字形大墓三座;三号在其西北,内有“中”字形主墓一座;四号在其西南,内有“亚”字形主墓一座,“甲”字形大墓二座。各陵园均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坑及地面建筑。21世纪以来,在位于咸阳原的汉成帝延陵东侧的严家沟村,汉平帝康陵东北侧的周陵镇,汉哀帝义陵东北的司家庄村又发现三座战国秦陵园。严家沟秦陵和周陵镇秦陵均有双重围墙,各有二座“亚”字形大墓。司家庄秦陵的陵园由三道围沟环绕而成,还发现内陵园的东围墙遗迹;内有“亚”字形、“甲”字形大墓各一座。整个陵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04-2007年在西安南郊神禾原上发现的战国秦陵园,有兆沟、夯土园墙、一座亚字形大墓、13条从葬坑。墓中出土了带“五十九年”刻铭的马具,“私官”陶文的茧形壶,以及“北宫乐府”文字的石磬。学界一般认为陵园的主人是秦始皇亲祖母夏太后。2011年在对西安市东郊新城区 “韩森冢”的勘探中,发现了“亚”字形大墓一座、陪葬墓二座,调查者认为它是战国晚期秦王陵级别的墓葬,但其墓主在学界争议很大。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均为附属于秦都咸阳的陵墓区,二者东、西分置。芷阳陵区位于咸阳以东,在文献中又被称为“东陵”。…………关于秦东陵墓主的问题,我们倾向于一号陵园为秦昭王与唐太后的合葬陵园,四号陵园属宣太后,秦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关于咸阳原陵区的墓主,调查者认为严家沟秦陵是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周陵镇秦陵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此意见有文献支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秦惠文王陵在“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元和郡县志》云“(咸阳县)西北距延陵十三里”。秦公陵、汉延陵与唐咸阳县城的距离仅差一里,二者的位置非常接近,几乎重合。严家沟陵园位于汉延陵东侧,陵园南部甚至被延陵东司马道破坏,与上述文献反映的位置关系完全吻合。……司家庄秦陵的方位、所处地名均与文献中寿陵吻合,且为一代秦王之墓,应为秦孝文王的寿陵。陵园内“亚”字形墓为孝文王墓,“甲”字形墓可能是华阳太后墓。华阳太后死于秦始皇十七年(前230),失势已久,且非始皇亲祖母,与始皇关系疏远,故减损礼遇,采用甲字墓形,草率下葬,也在情理之中。……芷阳一号陵园是秦昭王和唐太后的合葬陵园,但唐太后又名“唐八子”,不是昭王的嫡妻正后。秦昭王的王后是叶阳后。《汉书·张敞传》云:“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世多称之。”孟康曰:“叶阳,秦昭王后也。” 叶阳后素有贤名,可能是悼太子生母,不知为何没有与昭王合葬芷阳。如果叶阳后在昭王之后去世,可能因为合葬之墓位已经被唐太后占据,不得不另择陵地。所以,韩森冢的墓主可能是叶阳后。……
  518. 张翔宇、朱连华、柴怡、王志浩、钟建、刘瑞《西安东郊“韩森冢”考古调查简报》“韩森冢”,又称秦庄襄王墓,位于西安市东郊新城区韩森寨村西侧的台地之上,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高大封土。……“韩森冢”所在台地由东向西呈扇形分布,海拔446米,南、东两面为断崖,西、北面呈缓坡状,南边高差15~17米、东边高差3~5米(当为后期取土所致)。“韩森冢”位于这扇形台地东南的最高处,由于历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封土呈不规则圆形,现高19米。……
    图二 “韩森冢”考古勘探平面图
    ……我们推测“韩森冢”应为战国秦王陵级的墓葬,证实了学界公认的“韩森冢”为秦王陵的论断。……结合目前关于秦陵的调查情况,我们认为“韩森冢”为秦孝文王寿陵的可能性更大。……另外根据1930年代末期西京筹备委员会测绘之西安地区地形图和1968年卫星图片,“韩森冢”正西侧127米处有一高6.5米覆斗形封土,从其相对位置与规模看或为王后墓,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519. 耿庆刚《韩森冢为秦悼太子陵说》韩森冢,位于西安市东郊新城区韩森寨村西侧的台地之上,现存高大封土。……韩森冢东西146.9、南北119.2米,四条墓道,封土底边略呈方形,东西73、南北75.5米,墓室边长约45米。……
    图二 韩森冢勘探平面图
    ……根据文献记载,葬于芷阳陵的有宣太后、昭襄王、唐太后、悼太子、庄襄王、帝太后等,秦东陵墓主与文献记载的对应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观点,目前比较明确的是秦东陵一号陵园,据M1出土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判断其墓主为昭襄王陵,北侧“亚”字形大墓M2应为昭襄王媵妾唐八子;从陵园内出土陶器判断,四号陵园相对年代早于一号陵园,笔者同意四号陵园墓主为宣太后的观点。因此,与秦东陵四号陵形制相同,年代略早于四号陵园的韩森冢,只能是秦悼太子陵,从墓葬形制来看,采用了王陵级别的“亚”字形,规模又比王、后略逊,与秦悼太子身份、境遇相吻合。……
  520. 焦南峰、李岗《“秦东陵”相关问题初探》……西汉初年司马迁在编纂《史记》中秦史的部分时,参阅秦代官方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并经仔细考证,只写“葬芷阳”“葬芷阳郦山”等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记录。”“实际上所谓的‘秦东陵’,与秦始皇‘丽山’陵园被称为‘秦始皇陵’一样,只能看作是后人赋予它的一个俗称,并非是其原名。”…………笔者同意“秦东陵”并非是我们所言的临潼韩峪乡秦陵的原名,其本名应为“芷阳”。考虑到考古学研究的科学化和标准化,避免“大堡子秦公墓地”“雍城秦公陵园”“秦东陵”“咸阳原秦陵”等不同定义的名称混用;避免“雍城秦公陵园一号陵园”“雍城秦公陵园六号陵园”之类同一名称“叠床架屋”式的陈述,笔者建议:1. 每一处陵地称为一个陵区,如雍城陵区、芷阳陵区。2. 依照“城陵相依、陵随城移”的规律,在不同的都邑附近营建的陵墓不应划归同一陵区,如建在秦都咸阳附近的咸阳陵区、芷阳陵区等等。3. 在同一都邑附近营建的陵墓,不属于同一地理单元的也应区别对待,如:咸阳附近的咸阳陵区有陵园3座,骊山陵区仅秦始皇陵1座等等。4. 一个陵区至少应有一座以上的公(含夫人)、王(含后)、帝陵(或后陵),如骊山陵区、杜东陵区、韩森寨陵区。一言以蔽之,“秦东陵”最符合历史史实、最科学的称呼应为“秦芷阳陵区”。
    …………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我们发现,秦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仅名称有所变化,其陵园的核心—陵墓的形制也是有所变化的。即:第一阶段:春秋早期,其代表为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墓地,其墓主级别为“公”,其名称为“西垂”,其墓葬形制为“中”字形 ;第二阶段 :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其代表为雍城秦陵,其墓主依然为“公”,其名称为“雍”,其墓葬形制还是“中”字形 ;第三阶段 :战国晚期,其代表为咸阳秦陵,其墓主为“王”,其名称变为“公陵”“永陵”,其陵墓形制升华为“亚”字形;第四阶段:战国晚期到统一秦,秦始皇陵是此阶段唯一的代表,其墓主为“帝”,其名称为“骊山”,其墓葬形制无疑应为“亚”字形。……
    ……目前“秦芷阳陵区”发现的是2座陵园。一座是由原一号、二号、三号所有遗存共同组成的新的一号陵园,原一号陵园是新的一号陵园的主体,原二号和三号陵园是其祔葬或陪葬墓园。其陵园范围东起韩峪原东端,西邻韩峪古河道,南到韩峪沟,北达王坡沟,也就是说,一号陵园的范围基本包括了今整个韩峪原。其形状呈扇形,东窄西宽,东西最大长约3、南北最宽约2.4公里,面积近4.8平方公里。而原定的四号陵园则应为新的二号陵园,其内涵、主体不变。其范围东起马斜塬东端,西邻韩峪古河道,南到洪庆沟,北达韩峪沟,范围基本囊括了今整个马斜塬。其形状亦呈扇形,东窄西宽,东西最大长约2.4、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近3平方公里。…………梳理结果:文献明确记载入葬秦芷阳陵区的有六人;分两个级别 :悼太子未享国,低于王级,墓葬应为“中”字形,宣太后、昭襄王等五人或王或后,陵墓应为“亚”字形;入葬的六人根据婚姻和血缘关系应有三个组合:昭襄王、唐太后、悼太子为一组,庄襄王和帝太后为一组,宣太后独自一组。因此秦芷阳陵区埋葬一代太后、两代秦王,应有陵园三座:第一座陵园内只有一座“亚”字形大墓,墓主为宣太后,入葬时间为公元前265年;此陵园应距昭襄王陵园不远。第二座陵园距第一座陵园相对较近,并且有悼太子的“中”字形祔葬墓;内有两座“亚”字形大墓,陵墓的主人为昭襄王和唐太后,入葬时间为公元前251年或稍后。第三座陵园距第一座陵园相对较远,内有2座“亚”字形大墓,陵墓的主人为庄襄王和帝太后,入葬时间为公元前247年和公元前228年。对照已有的田野考古资料,大致可以认定:此前所谓的四号陵园,孤立的一座“亚”字形陵墓,其主人为宣太后芈八子。此前的所谓一号、二号、三号陵园其实是一座陵园。原一号陵园内的两座“亚字形”陵墓居南的M1墓主是昭襄王,北侧的M2墓主是其妻唐太后。原内含“中”字形墓葬的二号、三号陵园是M1、M2的祔葬墓,其中具有“中”字形的所谓原三号陵园应是悼太子的墓园。至于我们认定的第三座陵园,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目前阙如。
  521. 张天恩、侯宁彬、丁岩、马金磊、梁安幼、刘峰、杨产亮、王志荣、王光利、史吾善、史全平、郑文斌、郑小洲、张德平、石勇、朱志伟、高社科、杜红艳、刘铁、周福生、李振飞、马志敬、王保平、龙剑辉、胡松梅《陕西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大墓发掘简报》神禾原战国秦陵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南侧的神禾原北端,贾里村东部西安财经大学常宁校区内,南距秦岭北麓约8.5千米,北距西安钟楼约16.2千米,滈河绕南,潏河绕北。……该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48、东西宽约312米,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由兆沟、陵墙、“亚”字形大墓(M1)、从葬坑、建筑基址、门址、道路、排水沟等诸多遗存组成。……
    图二 神禾原战国秦陵园遗迹分布图
    ……战国晚期处于秦都咸阳附近杜县(今长安区沈家桥至杜城村一带)东南的“亚”字形大墓,应是秦国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这一时期去世的秦王、后、太子类高等级贵族,葬地多在咸阳或芷阳陵区。而葬地与杜有关的秦的高等级贵族,只有战国晚期的秦始皇的袓母——夏太后。夏太后是秦孝文王的如夫人,称夏姬,为庄襄王母亲,秦始皇的祖母。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被尊为夏太后。……M1出土铜、陶文字中有“私宫”者近10组,石磬上刻有“北宫乐府”。文献记载“私宫”是供给皇后、太后或其他后妃有关的属官机构,北宫的居住者多为后、妃一类人物,与太后的身份均较为吻合。夏太后薨于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处于M1的时代范围之内。……因大墓时代、区域位置、随葬不见武器、出土文字资料等均符合夏太后身份,故认为陵园主人就是夏太后。……
  522. 赵化成、宋涛《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盘安乡毛家坪村,东距县城25公里。遗址分布在渭河南岸的第二阶地上,与今河道相距约0.6公里,其间有陇海铁路和天兰公路穿过。…………
    ……居址与土坑墓在陶器的基本组合及形制方面相似,因而分期可以对应起来。……一、二期墓约当于居址二期;三、四期墓约当于居址三期;五期墓约与居址四期偏早阶段相当,并接近于居址三期偏晚阶段。毛家坪A组遗存的文化面貌与陕西关中的西周文化和东周秦文化相似或相同。通过分析比较,可知其年代为西周和东周时期,并可推知其各期年代。……根据前面毛家坪土坑墓与居址分期的对应关系,可知居址四期为战国时期,居址三期为春秋时期,居址二期为西周后期。……毛家坪居址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西周前期。由上所述,毛家坪A组遗存的文化性质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包括一、二期土坑墓和居址一、二期,为西周时期;后段包括三、四、五期土坑墓和居址三、四期,为东周时期。毛家坪A组遗存的后段,不论其陶器形态或是葬制葬俗,都与东周秦文化相同,应当是东周秦文化遗存。……毛家坪A组遗存前段虽然在年代上为西周时期,但文化面貌与西周文化并不完全相同。它虽有西周文化的因素,但有些特点又不见于西周文化而与东周秦文化有某些联系。……
    ……毛家坪B组遗存是在与A组遗存后段即东周秦文化共存的情况下发现的,但它并不属于秦文化。……
    ……毛家坪A组遗存后段为东周秦文化遗存,其前段既有西周文化的某些因素,又有与东周秦文化存在某些联系的特点,而A组遗存有着发展的连续性。……
  523. 梁云《秦文化重要遗址甘谷毛家坪》
  524. 田亚岐、陈爱东、游富祥、张晓磊、辛怡华、王颢、董书泰、赵富康、权西红、陈改侠、贾蓉、邢永涛、赵翔、李钦宇、龙建辉、孔中翔、杨武站、刘子豪《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雍山血池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西北柳林镇,东南距雍城城址区约12公里(图一)。……雍山涵盖半坡铺村、北斗坊村、尧典、沟南等4个行政村,因首次发现于血池村(属半坡铺行政村中自然村,古地名)而命名(图二)。血池遗址分布于雍山东西排列、南北走向的三道山梁及阳坡一面,遗迹相对密集。经考古调查勘深,该遗址面积达到470万平方米,包括雍山夯土台、血池祭祀坑、北斗坊祭祀坑、道路、建筑、兆域等多处重要遗迹……
    图一 雍山血池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血池遗址与秦雍城遗址位置关系图
    ……雍山夯土台位于雍山东侧山梁上的小山头之上,其北侧有一个更高的山头,后经历年平整,现为雍州山道观所在。该夯土台地处雍城西北郊外,调查时疑与“郊祀”有关,除位置外,还与周边地形符合“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地貌关系,同时夯土台本身地形存在与文献“坛三垓”的记述相似,推测为“郊祀坛场”遗存。……血池祭祀坑分布于该村东侧山梁,即中山梁上。结合近年来勘探情况,中山梁面积约32万平方米,共勘探祭祀坑570处(组),考虑祭祀坑之间打破关系较为复杂,勘探不易辨别,实际推测该道山梁祭祀坑近千座。……2016年和2018年两次发掘的祭祀坑类型基本相同,均为车马坑,整体朝向西北——东南向。祭祀坑在形制规模上有大小之分,表现在出土器物上也有着实用器与模型明器的区别,即大坑呈长方形,长3.5~4、宽2.5~3、深度约3米,埋有较完备的车马,并出土较多车马器;小坑多为窄长方形,深度约1.5米,无车马,仅有部分车马器模型。在打破关系上存在小坑打破大坑的普遍规律,即大坑年代较早,规模庞大祭祀坑程序复杂,小坑则形制简单,祭祀流于形式,体现出祭祀行为逐渐衰落的发展趋势。……北斗坊祭祀坑位于血池遗址东山梁,该山梁与中山梁隔沟相望,顶部为夯土台所在地,山梁由北向南走势减缓,形成扇形缓坡,祭祀坑即位于山梁南侧缓坡地带,该区域勘探发现祭祀坑数量较多,既有与血池祭祀坑类型相同的车马祭祀坑,也有仅在该区域发现的动物祭祀坑。……血池遗址的兆域范围以环护该遗址的自然沟道、断崖为界域,某些地段有明显的壕沟开挖,沟梁3.4、宽2.6米不等。兆域范围的划定说明作为皇家祭祀地望的管理是较为严格的(图四四)。……
    图四四 血池遗址道路、兆域系统及发掘地点示意图
    ……刻字陶片6件。标本T7107k1:2,器物肩腹部残片。斜肩,鼓腹,腹部又一圈较宽凹旋纹,其下有两道戳印纹。文字刻划于肩上,上下排列,为“上畤”二字。长19.4、高15.6厘米。……标本T7107k1:3,器物肩部残片。文字刻划于肩部,左下角残,现存部分为一竖两横,推测可能为“上”字。长20、高18厘米。……标本T0151②:9,缸口沿及肩腹部残片。敛口,宽平沿,弧肩,文字刻划于肩腹部,上下排列,右侧为“下祠”二字,左侧较模糊,左下角残损,疑为“下畤”二字。长51.4、高25.2厘米。……
    表一 2016年血池遗址祭祀坑碳14测年数据
    表二 2017年血池遗址北斗坊祭祀坑碳14测年数据
    ……春秋战国时期,秦先后在雍郊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的雍四畤“郊祀”系统,秦代沿用,汉承秦制,西汉早期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人雍四畤基础上增设北畤,自此形成完备的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统,并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血池遗址多数祭祀坑的年代为汉代,存在汉高祖刘邦所立北畤的可能性,但在血池遗址出土的陶片(原器形为汉代陶瓮、盆类)上,发现了重要的陶文,即“上畤”、“下祠”、“上”等。对此,根据年代测定蚊据结果,我们目前的解释有二:一是该处早在战国时期即为秦上畤(或下畤也在其附近)设立之处,汉代继续在原上畤基址上建北畤;二是汉代为了简化雍五畤繁琐的重复内容,遂将原秦四畤一并整合,即在雍山上设立西汉时期的雍五畤。……血池遗址发掘出了诸多有关与文献记载相符的“畤祭”文化元素。如遗址在山梁上的位置与《史记·封禅书》中“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的记载相符;车马祭祀坑内放置车马或模型车马以及出土大量车马器,表明车马祭祀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内容,与文献记载“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等记载相符;动物祭祀坑内出土大量马、牛、羊的骨骼与文献中“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用三百牢于鄜畤”的记载相符。《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写首:“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血池遗址的发掘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真买性,所发掘各类遗迹、出土各类器物更为研究“俎豆珪币之详”和“献酬之礼”等细节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起到了历史时期考古学证史、补史的作用。……
  525. 赵娟《甘肃礼县四角坪城址勘探报告》
  526. 高超的填缝技术、埋设有陶水管道……专家揭秘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527. 扎陵湖畔“歇息地”:“尕日塘秦刻石”揭示两千年前古人智慧
  528. 专家详解如何认定“尕日塘秦刻石”为秦代石刻
  529. 国家文物局通报:青海发现我国最高海拔秦代刻石
  530. 何以确证?如何保护?海拔最高秦刻石认定背后的故事
  531. 谭银平《试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西周时期曾经流行过一种柳叶形复合柄的青铜剑,相对于战国的长剑而言,这类剑的长度大约右20cm-30cm之间,因而常被学者们称为西周扁茎柳叶形短剑或中原地区西周青铜剑……本文将剑柄中位于首、格之间能直接握于手中的部位仍称之为“柄”,将由剑身延伸出的、插入剑柄中的、用以固定连接剑身与剑柄的部位称之为茎,茎在复合的剑柄内部用手不能直接触及。过类短剑整体形态呈柳叶形,剑身与茎部连为一体,扁茎。剑柄往往先夹木片,以销钉嵌入加以固定,木柄外缠绕细绳并髹漆加固。这秘身、柄复合的装柄方式一极富特征,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才出现身、柄合铸的形态。本文依据茎部特征将其称之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
    ……西周青铜扁茎短剑最具特色地方的要数其茎部,依据茎部的形态特征,划分为A、B、C、D四个类型。……
    图八 西周青铜扁茎短剑、连柄形短剑的装柄方式及柄部形态演变关系示意图
    西周青铜扁茎短剑变化最突出的部位是剑茎,它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的短剑身柄连接方式的演化过程。根据剑茎的形态差异与变化特点,本文将西周青铜扁茎短剑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流行Aa型Ⅰ式、Aa型Ⅱ式、Ab、Ac型短剑,B、C型短剑极其少见。……第二期,主要流行型D型Ⅰ式、D型Ⅱ式短剑,也有极个别Aa型Ⅲ式短剑,其它类型的短剑消失。第三期,流行D型Ⅳ式短剑。……从出土数量及类型看,第一期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的兴盛期,种类多、数量大、出土区域广泛。第二期为发展期,形态趋于成熟、器形高度统一、发现范围较广。第三期为嬗变期或衰亡期,新的短剑类型出现,金属剑柄取代木柄成为发展趋势,西周青铜扁茎短剑衰亡,其数量和分布地域远不及以前。……综上所述,西周青铜扁茎短剑的第一期的年代为西周早期;第二期的年代为西周中期;第三期的年代西周晚期。三期的年代基本涵盖了整个西周时期。但到第三期,身柄连铸的短剑形式可能己成为一时的新风尚。…………本文认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的演化模式是在不断强化剑茎固着能力的驱使下,以Aa型Ⅰ式短剑为基础首先改造出Ab、Ac、B、C型短剑;经过对Ab、Ac、B、C型短刻茎部构造的技术拣选,保存了茎部所肩和穿孔的设置并创造出Da型短剑;以Da型Ⅱ式短剑为样本仿造出Db型金属柄短剑,进而发展出身柄连铸的新型短剑。……
    ……本文认为川西短剑是商末扁茎柳叶剑的最早雏形,它为汉中城洋青铜器所代表的文化族群所吸收、采用、改进。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川西短剑和城固短剑韧有可能是周初柳叶Aa型Ⅰ式的来源。……
    ……除了秦式短剑以外,春秋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还存在一些与秦式短剑剑柄形态接近、装饰风格类似的金属短剑,其中分布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的这一类短剑常被学者们称为“花格剑”,既然大家都认同这些短剑与“秦式短剑”在形制和纹饰上比较接近,为了方便表述本文暂将其称之为“类秦式”短剑。……总之,西周青铜扁茎短剑对秦式短剑的影响要远胜于类秦式短剑。这或许与平王东迁、素秦进入关中并不断向东发展,在承袭周王畿风物方面更方便和直接一些有关……面周晚期周王室力量变弱,维系王朝内文化统一的力量下降,而封国、方国势力做大,在各地己经流行的西周短剑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短剑品种,以至于春秋时期出现了秦式短剑、类秦式和其它风格相近的短剑类型……
    图十七 西周青铜扁茎短剑的流向图
    ……本文认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拥有者的身份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各级贵族。短剑的有无自然也就反映了拥有者的贵族伤,但是它并不能标示贵族之间的等级……西周青铜扁茎短剑的具体操作方式起初以刺击为主,到了西周晚期独立的剑格开始出现在金属柄短剑中,反映出划割和砍劈的功能被较多使用,它意味首战争中短兵相接的几率较之以前大大增加。……通过分析西周青铜扁茎短剑墓墓主的的身份,笔者赞同西周青铜扁茎短剑为贵族所佩戴的观点;从兵器组合的情况来看,在战争中它装备于车兵和步兵,属于短兵相接的装备之一……
  532. 谭银平、崔钧平《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研究》西周时期流行的柳叶形复合柄的青铜剑,其长度大约在20~30厘米之间,被学者们称为西周扁茎柳叶形短剑或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这类铜剑最初依靠剑身末端的扁茎连接剑柄,木剑柄先夹木片,以销钉嵌入加以固定,柄外缠绕细绳并髹漆加固。……依据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茎部与柄部的形态特征,可划分为A、B、C、D四个类型。……
    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中的A、B、C以及Da型铜剑明显属于木柄复合型短剑,依靠铜质的剑茎实现与剑柄的连接。Db型短剑与Da型Ⅱ式短剑的形态、尺寸、本部纹饰基本一致,甚至其剑柄正背以及侧面的多处穿孔(木柄中用以插隼固定剑体)也是仿照Da型木柄剑所为。可见在西周中期之时,已经有了改进装柄方式、使用金属质柄的需求。……
    ……大体模式如下。以Aa型Ⅰ式短剑为基础首先改造出Ab、Ac、B、C型短剑:经过对Ab、Ac、B、C型短剑茎部构造的技术拣选,保存了茎部折肩和穿孔的设置并创造Da型短剑;以Da型Ⅱ式短剑为样本仿造出Db型金属柄短剑,进而演化出身柄连铸的新型短剑,成为秦式短剑的重要源头。通过对该类短剑的剑格形态、所有者身份的分析,推测西周早、中期短剑的使用方式以刺击为主。西周晚期具有独立剑格的全金属短剑出现,短剑划割和砍劈的功能被较多使用,战争的残酷程度远高于以前。……
  533. 裴建陇《试论出土秦式短剑》……依据剑的柄部特征,可将出自秦国境内的32柄秦式短剑分为A、B、C三个型。……A型剑,柄、首均饰蟠螭或蟠虺纹,茎侧有伸出的穾齿,格为兽面纹。……B型剑,格饰兽面纹,首饰勾连蟠虺纹,敌为素面或几何纹。……C型剑。剑格饰兽纹,首与茎为一体,呈束腰状。……
    ……其实剑身和剑柄以不同材质组装的方式是中原短剑系统特有的一种技术传统,不是铜柄剑、金柄剑还是玉柄剑乃至象牙装饰的剑柄都出自中原文化背景的遗存中。……看来秦式短剑的渊源当追溯至西周中原地区的短剑,不应牵强附会北方草原风格物件,以及更加遥远的短剑系统。……
    从秦式短剑出土数量多,兽面纹格形制高度统一,剑、茎、格同步演变有序等方面,可以认为秦式短剑是秦人特有的文化因素,其传统来自西周的兽纹柄短剑糸统。而其他地区如冀北“花格”剑,从技术传统和纹饰风格方面来看都是西周兽纹柄短剑的延续,而兽纹柄短剑是在西周早期中原柳叶剑上加装复杂纹饰剑柄应运而生,并有柄身同质和异质之分。……
  534. 付希亮《五藏山经》神形祀法材料源或自夏少康中兴所制方国地理图——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分析《山海经》神形祀法材料所反映的时代
  535. 杜勇《大禹真实性问题再认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禹是真实的人,还是虚拟的神,在古史学界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顾颉刚认为禹是天神,而非真实的人王,并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在学术界影响深广,至今余波犹在。实际上,由于中国具有悠久的重史传统和史官制度,使不具文字记录条件的上古文明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传流下来,有些细节可能失真,但基本框架和标志性人物不会是向壁虚构的,必然有其史实的质素。禹有神性是原史时期历史神话化的结果,应该还原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而且是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伟大人物。疑古派对大禹及夏代历史的否定,不管是作为一种古史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都是需要加以扬弃的。……
  536. 徐义华《早期文献中的文本引用与中国早期史学的人本化》…………史书中直接引用文本的例子也很多。例如《左传·哀公六年》:“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仇,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这一段记载的是楚昭王在战前的占卜。在这段文字中,对于楚昭王的称呼前后不一致,前面称为楚子,后面称为王。…………通常情况下,二者很难同时出现。而在这段记录中对楚君的称呼却是子和王并存,显然这不是同一作者在同一既定视角下的记录,而应该是录自不同资料的结果。即,这一段很可能是把中原王朝的文献和南方楚国的文献直接抄录在一起形成的文本。 直接引用来自他国文献的还有《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在这一段记载中,记述魏绛之语“《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时,却突然转而记述晋悼公的话,注谓:“魏绛之语未竟,下文是晋悼突然插问”,即是魏绛话未说完,一提到后羿,晋悼公就突然插话提问。这种现场感极强的即时情境,是外人所不能知的。显然,这一段记录只可能是出于当时在场的晋国史官之手,后来传到鲁国,又被转引到《左传》中。类似的情况,其他史书中也有,例如《史记·秦本纪》:“大骆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西周时期申侯为自己的外甥成争取适子地位的事情。成和非子都是大骆的儿子,成因为母亲是申侯之女,被立为大骆的适子。后来,非子因养马有功,周孝王打算立非子作大骆的继承人。申侯为了保住自己外甥成的适子地位,向周孝王讲述早先申族的郦山之女与大骆之祖戎胥轩结成婚姻,生了中潏,中潏为稳定西部边陲做出了重大贡献,以此比附当前自己的女儿与大骆的婚姻以及他们所生的儿子成,表示成也能有功于周王朝。申侯所讲的戎胥轩、中潏,都是商朝人物…………其服务对象是商王朝。当时周只是内附于商王朝的西部小国,并不是戎胥轩和中潏效忠的对象。但申侯却根据当时的情势需要,说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将其描述为效忠周人的能臣,这显然是为了博得周孝王的欢心。像这样的陈述口吻和角度,只有在当时的情境下才会发生,具有极强的现场性和实录性,后世史家很难靠想象杜撰出这种口吻。所以,这一部分应该也是从当时史官所记的文本中抄录而来的。史书中直接抄录已有文本的现象很多,以《史记》为例,其正文中包含了大量已有文献的章节,《汉书·司马迁传》中即言:“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后汉书·班彪列传》中也有:“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关于此,后世学者也有详细的考察。《史记》中有的内容明显是直接引用已有的整段文字,只稍加整理,如《五帝本纪》引用《大戴礼记·五帝德》《尚书·尧典》,《周本纪》引用《尚书》中的《牧誓》《金縢》诸篇;有的是摘自其他文本,放置在正文当中,例如《龟策列传》中有:“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创。理达于理,文相错迎。使工占之,所言尽当。邦福重宝,闻于傍乡。杀牛取革,被郑之桐。草木毕分,化为甲兵。战胜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之力也。”这一段文字主要是记录宋元王攻治大龟的情形,从“择日斋戒,甲乙最良”到“战胜攻取,莫如元王”,都是四字成句,而且合乎声韵,显然是攻治大龟时的祈祷之辞。司马迁在撰写《龟策列传》时直接引用到正文当中。也有文献是零散地摘引其他史书,有些零散抄录部分甚至连代词都不做修改。例如《史记》有许多章节本来是以第三人称视角撰写的,有时会突然转变为第一人称视角。《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威王)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从“伐楚”,到“败我大梁、榆关”,再到“楚厚赂秦”,视角从楚到我复到楚。显然“败我大梁、榆关”类的句子,应该是从楚国的原始文献中直接引用而来的。《鲁周公世家》也是如此:“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夏,公与晋郤克败齐顷公于鞍,齐复归我侵地……(定公)七年,齐伐我,取郓,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哀公)八年,吴为邹伐鲁,至城下,盟而去。齐伐我,取三邑。”也是时常从第三人称视角转换到第一人称视角。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尤其是各《世家》中十分常见。这说明《史记》中的许多部分都是直接引用抄录自原有文本,而非司马迁自行撰述。…………由此可见,古人在记录事件时,非常重视原初文本,有时候甚至会牺牲行文的流畅性和一贯性而直接抄录原文本。这种对原文本的重视是普遍现象,有学者认为《国语》是资料汇集,其所录的资料具有相当的原始性,“所记八国之语文风不同,应非一人所作”,即《国语》是由多种原始文本辑录而成的。除直接的原文本抄录引用外,文献中还有间接的引用,如《遂公盨》铭文中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类似的文本还出现在《尚书·禹贡》中,作:“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后者显然是对前者原文的丰富和细致化。这类对原文略作修改的例子,在其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如《诗经·鲁颂·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显然是对原册命文书中词句的整齐化。…………我们看到,早期史书是建立在原初文本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我们从司马迁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阐述自己撰写《史记》的动因时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显然是把“天下遗文古事”(按:此处之“古事”当即“古史”)作为《史记》的文本基础。
    …………由于所记录的事件相同,不同机构、不同家族的文本有可能被后世混淆。例如《清华简·说命》和《尚书·说命》,两者存在很大差异,学者多认为后者是伪造的。或者,不同原始文本的混淆和互纂是一个原因,商王朝史官记录了这一事件,傅说家史官也记录下来,于是出现两个文本。《尚书·说命》版本或许源于傅说家族史官所记的版本,记录侧重于傅说的言词,而《清华简·说命》则是源于王朝史官的版本,侧重于武丁所言。社会观念和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会影响对文本的理解和改定。例如对商王祖甲的记载,《尚书·无逸》称祖甲:“作其即位,爰知小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对祖甲持一种褒扬的态度。而《史记·殷本纪》则称:“帝甲淫乱,殷复衰。”对祖甲是一种贬抑的态度。类似类似的情况在对商代中后期的多位商王的评价中都有出现,这应该是时代变化和判断标准变化导致的结果。比较不同时期的文本可以看出,文本差异的部分大多不是事件的主体,而是对主体事件的解释。以“伊尹放太甲”为例,《史记·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古本《竹书纪年》则记载为:“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在两种记载中,事件的主体部分“伊尹放太甲”和“太甲复立”没有差异,但“伊尹放太甲”的起因和“太甲复立”的方式却截然不同。这实际是解释性的不同,即时代变化导致历史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甚至是因价值观变化而对史事进行附会甚至曲解的结果。这种解释的变化对事件主体的影响不大,而对价值取舍和评判的影响较大,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虽然文本自身和史学归纳会导致某些变异,但总体而言,由于有丰富的原始文本作参照,又重视原始文本的引用与抄录,所以各文本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差距。…………以上的记载表明,中国早期即已经形成复杂而完备的文本体系,而且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左传·哀公三年》记载了鲁国发生的一次火灾,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文书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鲁国的司铎之宫、桓公和僖公之庙失火,南宫敬叔到达现场,命令周人先搬出进呈给鲁君的文书,严令好好守候;子服景伯到达现场,命令宰人先运出礼书,等待命令;季桓子到达现场,命令收藏好政令文诰,强调“旧典不能丢失”。这充分说明时人对文书的重视,也证明孟子所说“宗庙之典籍”的确存在。在史书的撰写和形成过程中,古代文本也很受重视,《左传》中出现的古代文本即有《夏书》《夏训》《虞书》《商书》《周书》《周志》《军志》等数十种。古人重视原始文本、尊重文本的原初形态并追求古史的真实性,已经是一种常规性的认识,如孔子教授学生所用的《诗》《书》《礼》《易》《春秋》《乐》等,皆是前代已有的经典。他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解释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即是忠实于原有文本,而不任意发挥。司马迁也高度重视原初文本,担任太史令后“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写作《史记》前已是“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即占有丰富的原始资料。司马迁著书的目的虽是“成一家之言”,但著述态度与方法也与孔子一样是本着“述而不作”的准则:“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即表明主要是叙述旧事整合旧文,而不是自己的发挥,甚至把自己的著作描述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只是对已有典籍和学说的整合。司马迁对于文本的选择更是重视,他在《五帝本纪》中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对文本考证,选择“尤雅”可信者著于书中。可见,古代史家有丰富的原始文本为基础,既可利用不同文本互相参照订正,从中选取真实可信者作为资料,又在态度上重视和尊重原文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史系统虽然难以避免掺入史家本人的观念,但古史的真实性却有着坚实的基础,伪造历史是难以实现的。
    从早期史学的角度而言,文本的影响有两次关键的变化,第一次是文字产生之后,人们把历史记忆从语言叙述转化为文字记录;第二次是史学出现后,人们把原始文本转化为历史文本。在文字产生之后,人们会把已有的知识体系转化为文本,关于以往的历史记忆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最初文本化的这些历史记忆往往是神话和史实互相掺杂的,很难说古人有清晰的历史意识。受文字资料的限制,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成篇章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商代的甲骨文字。商代甲骨文字大多是当时的占卜记录即卜辞,卜辞记录的是与神灵沟通的过程,很难呈现商人的历史观念。但是,在这些卜辞中有大量祭祀祖先的内容,商人对祖先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商人祭祀的祖先并不限于商王祖先,还包括先臣在内的祖先神体系。…………商人的这种历史记忆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祖先崇拜和家族荣耀联系在一起的,而祖先崇拜和家族记事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关于这一点,甲骨文中的非王卜辞和商代晚期的众多铜器铭文均有反映。从非王卜辞和家族铜器看,很多贵族家族有自己的文字记录者,每个家族可能都有自己的史事传承。殷墟甲骨中有一片家谱刻辞(《英藏》2674),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十二代祖先,拥有这个家谱的家族不可能只是简单地罗列祖先名字,背后应该有对应的史事。商代文化有浓厚的鬼神色彩,《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有学者甚至认为商代是神本社会。但是,从目前可见的商人的文字记录来看,商人关注人事和历史记忆的特点已经隐约表现出来。这种特点从传世文献中也可以看出来,《尚书·盘庚》中即不断提到商王的祖先“先后”“先王”以及贵族的祖先“乃祖”“乃父”,用祖先的行为给当前的决策提供合理性支持。到了《尚书·洪范》中,箕子在陈述“洪范九畴”之前,更是将“洪范”的来源追溯到鲧和禹,以人事和历史支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商人虽然用人事和历史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性,但历史并没有独立成为合理性来源。周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周人思想的一大变化即是对天命的怀疑和改造,周人看到天命从夏转移到殷,又从殷转移到周,认识到天命不是固定不易,而是不断转移的。周人重点阐释天命转移的依据,提出“德”,认为“鬼神无亲,唯德是辅”。这样,天命转移的关键就从上帝的意志和好恶转化为人自身的行为,从而使思想认识出现了明显的人本化。这种人本化倾向,极大影响了历史的地位,周人开始用历史为自己的政治正当性提供支持。从总体上看,周人很早就开始构建一种历史的正统性,《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即武王开国之初,就褒封先圣王之后,建立起了一个自神农、黄帝、尧、舜、禹而来的正统体系,使自己也进入这个正统的链条当中。这个正统世系的建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正统世系本身不是一个历史学认识的体系,而是一个政治正当性的体系。但这一体系与政治中心型的文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最终发展为一种历史认知体系。后来的中国史学在形成时之所以以圣王为主体,就是以这个体系为基准的。具体而言,周人将臣下的功绩作为政治资源配置的依据,这种分配方式与世官世禄相结合,就使得各贵族后代不得不重视自己祖先的历史,因为祖先的历史是子孙地位的合理性来源。这一点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册命铭文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周王在册封贵族时首先要追溯贵族祖先的功绩,贵族在受命时也首先会追溯自己祖先的功绩,尤其是文王和武王的开国之功及其同时代的贵族的辅佐之功,经常在册命中被提起。这种重祖先功绩的观念,使得各个家族重视本家族历史的发掘与记录,因为祖先的历史是当前地位的合理性来源,而当前事迹会成为后世子孙地位的合理性来源。因为王朝的册封需要用以前的功绩为依据,而家族政治和经济地位也需要以祖先的功业为合理性来源,所以,无论是周王朝还是各个贵族家族都需要将以前和当前的史实记录下来,以为资源分配提供依据。这就使得周朝的文本在注重人事以外,还特别注重事实。因为所记史事会影响到资源分配,为了避免伪造的文本影响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就需要对同一事建立起多视角文本,以互相印证,防止篡改。《周礼》等文献反映出的复杂文本系统,当与周代的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有关。天命归德的人本化倾向、政治正统性和资源分配的实际需要,极大强化了周人的历史意识,历史在事实上逐渐取代宗教、神灵成为当时合理性的来源。经过西周两百多年的经营和“学在王官”体制的影响,周人建立起一个基本统一的历史认知体系。更值得重视的是,周王朝也建立了一个文本交换体系,各国会将发生的大事记录在文本上互相交换,从而使各国能够建立起较宏观的历史认识。例如《春秋》虽然以鲁史为主,但也包含了大量他国史事。这些史事应该是从交换而来的各国文本上得到的,从前引文献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各国的史书交换的影子。不过,周代有完备的礼制作为国家运作的平台,历史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大,但依然不能独立地起作用。到了东周时期,王权衰落,不仅政治格局改变,而且原来的“学在王官”的格局也被打破,出现了诸侯争霸的政治局面和“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各个学派虽然在理论、主张上各有特色,差别很大,但是各个学派依然能够畅通而无阻碍地对话,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大家都有基本相同的历史认识,各个学派也不约而同地向历史和上古圣王寻求合理性支持。由于王纲解纽,失去了政治上的统一性,周礼崩溃,失去了制度上的限制性,文化开始成为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主要提供者,历史开始独立地承担起合理性提供者的角色,史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问。在东周时期,由于产生了多个不同的政治主体,产生了多种政治诉求,人们对原始文本的阐释开始出现差异。各学派在传播和传承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和重组文本,同时也会产生将自己的阐释加入原始文本构建新文本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早在东周以前就已经出现,只是不如东周以后那么频繁。这种文本的重构,加重了各个学派的差别。但各个学派为了保持和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会尽量使用得到更多认同的文本,原始文本在这方面占有优势。除了甲骨、金文和简帛等出土资料,流传到现在的传世文献的最早文本有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代定型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型期,原有权威消失,各国进入图强阶段,更要求务实的政策和文化,所以对于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对于各种文本的选择和重组,也更追求真实性和可信性。中国历史早期对原初文本的重视、依赖和信任,对早期史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体现了当时学者对真实性、可信性的尊重与追求。这种对真实性、可信性的尊重和追求,导致中国早期史学的明显的人本主义和理性化特征。把出土文献和传世经典文献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出土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神话、传说的内容,如《清华简》中保存有《赤鸠之集于汤之屋》《楚居》等神话色彩浓厚的篇章,这类篇章在传世的经典文献中则不多见。这种变化表明,古人曾对文本进行了取舍,把时人认为不可信的文本进行了淘汰。在早期史学思维中,已经把真实性视为重要标准。《山海经》可以看作这种取舍的典型个案。从现代研究成果看,《山海经》中存在很多早期社会和历史的记录,例如四方风观念、上甲借兵于河伯等,都可与甲骨文和《清华简》相印证,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是,这本书却很早就被排除在正史典籍之外,也被学者视作神话或志怪、巫术、小说之书。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神话性、传说性文本的淘汰过程。即古人曾对“不可靠”的文本进行过取舍与摒弃。所以,中国的早期文献大多是理性的关于人的记录,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自人开始的,如《尚书》的记载即是从尧开始,第一篇《尧典》即是进行作为国家标志的“朔历”的建设。…………从世界范围的早期历史看,人类最初的历史认识是从神话开始的,几乎所有文明的前期历史都充斥着神话和传说,有一个从世界起源到人类起源以至文化、制度起源的神话性历程。中国历史在建立古史系统的时候,却抛弃了神话与传说,甚至忽略了各种起源历程,而直接关注人自身的历史。这导致中国最初的史学系统缺少了最早期的历史,缺少了起源性的内容和讨论。这说明,中国早期的史家曾经对古史有所整合,把他们认为的“不可信”的部分“删除”了。古人对“历史”和“文本”的理性取舍,导致了中国早期史学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历史从人开始,缺乏起源部分。早期史学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特点,与早期社会的整体状况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历史早期,人们的信仰即有以人为中心的特征,古代圣王和祖先神具有重要地位。圣王和祖先是去世的人,是人的升华,本质上依然是人,圣王和祖先神信仰包含了以人事为中心的观念。人们不是从神灵和宗教信条中为现实和行为寻求合理性,而是从祖先记忆和历史认识中寻求现实和行为的合理性,从而使史学的构建对真实性和可信性要求很高,最终导致以人为中心的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人事为起点和中心的史学体系虽然有优势,但毕竟是“删节”的史学,缺乏起源部分。而起源部分作为对整个世界、人类、社会来源的合理性追溯,在人类的自我思考和现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在逻辑性、完整性、系统性、学科研究需要还是族群文化心理需要上,实际都是无法被省略掉的。也就是说,史学本身、群体意识和知识体系都要求提供完整的表述,要求提供起源性内容和解释。所以,后世的史家以及学者,都试图恢复早期历史以及解决起源性问题。能够帮助实现这一设想的,无疑还是原先被淘汰和忽略的早期文本,因为这些文本包含了起源性的记载,例如《山海经》中即有大量关于自然现象、物质技术和族群起源的记录,《世本》等其他文献中也有相关内容。人们在恢复史学完整性的过程中,利用这些原先被忽略的资料是最简捷、最低成本的方法。于是,各古文献中零散的记录逐渐被吸收并融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构架当中。所以,中国古史系统呈现出一种现象,即越到后来人对上古历史的认识越往前追溯,形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并非是后人在伪造早期历史,而是这部分被省略掉的历史一直处于重建之中。“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是中国早期史学人本主义倾向导致的一个特殊现象,“层累地造成”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所以,古史系统“层累地造成”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但由此推论古史系统出于伪造却不能成立。
    …………在对于古史系统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历史”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古史所造成的影响。在汉语语境中,“历史”这一概念包含内容很丰富,于学术而言,其中两个方面最为重要,一是用其表述史实,二是用其表述史学。史实是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过程,具有真实性和唯一性,不会因人而异;而史学是以史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认识体系,追求的是系统性和合理性,不同学者对同样的史实会做出不同的概括和归纳,可以形成不同的史学认识。历史研究,既追求史实的真实性,又追求史学的合理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清晰认识到史实真实性与史学合理性之间的异同与界线。如果不加区分,很可能导致逻辑上的混乱。个别史实的不准确不一定影响史学的系统性和合理性,更不能以此否定整个史学。同样,也不能以史学系统构建中的某些不合理性,否定其中所包含的史实的真实性。古史辨派由“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推论出中国上古史是伪造的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注重区分史实与史学的界限,用史实真实性的某些不足质疑史学系统的合理性,又用史学系统合理性的某些不足质疑史实的真实性,最终导致对上古史的全盘否定。当前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分歧之一,也是史实真实性与史学系统合理性之间的分歧。考古学希望用可见的物质性的侧重真实性追求的标准评估和重构古史系统,而历史学则倾向用归纳性的系统性的侧重合理性追求的标准利用和解释考古资料。双方虽然在理论上都强调资料的真实性和体系的合理性,但在方法和实践上却是各有侧重,尚未能达成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兼容和统一。认识到史实与史学之间的差异,将史实的真实性追求与史学的合理性追求相结合,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对于弥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记录之间的距离,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上古史重建、夏王朝与夏文化等问题的讨论将会十分有益。…………历史学至少包含两个功能,一是史实复原,二是价值判断。世界其他古文明有浓厚的宗教、神学传统,可以提供合理性和行为依据支持,史学的价值判断功能较弱。中国古代文明的宗教色彩相对淡薄,史学部分地替代了宗教的功能,为现实社会提供合理性和行为依据,所以价值判断是史学的重要功能。单纯就学科功能和意义而言,不同文明中的史学在各自的社会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很难对其进行直接的对等比较。在有宗教和神学的社会中,合理性支持和价值判断及引导主要由宗教和哲学承担,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合理性支持和价值判断下脱离出来,有完全以史实复原为目的的空间。中国古代史学则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合理性支持和价值判断与引导功能,很难直接简化为单纯的史实复原。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即开始以历史为现实提供合理性,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尚书·召诰》则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用历史配合天命观,说明当前政权的正当性。至于基层贵族大夫之家,更是如此。大量册命金文表明,祖先的功勋是家族政治地位的正当性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与政治、经济资源分割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政治、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是诸侯和贵族们之间的零和博弈,这就要求历史必须以真实性为前提。也是因为历史要为当前提供合理性,所以必须超越史实本身,因为单纯的史实不能满足合理性需求,合理性必然要有相应的阐释机制和理论体系。由是产生了古史系统和历史发展理论,其中有神农、炎帝、黄帝以至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古史系统、将天命与王朝更替相结合形成的天命归德历史观念、将五行观念与王朝更替相结合形成的五德终始说、将君权神授与中央王朝体系相结合形成的大一统理论等,不仅是中国古代认识历史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而且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时代积累,中国史学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宗教、哲学的功能,既为当前合理性提供来源,也为规划未来提供依据。史学的真实性追求和社会功用性,成为中国史学的两个重要方面。…………
  53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厚父》{1}□□□□王监桀迹,闻前文人之“恭”、“明德”。
    王若曰:“厚父!我闻禹□□□□□□□□□□□{2}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咎(皋)繇下,为之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3}知天之威哉,闻民之若否,惟天,乃永保夏邑。再夏之哲王,乃严寅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4}盘于康,以庶民,惟政之恭,天则弗斁,永保夏邦。其在时,后王之飨国,肆祀三后,永叙在服。惟如台?”
    厚{5}父拜手,稽首,曰:“都,鲁,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勤上帝。乱下民,之匿,王乃竭,{6}失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乃坠厥命,亡厥邦。{7}惟时下民□(鸿)帝之子,感天,之臣民,乃沸,慎厥德,用叙在服。”
    王曰:“钦之哉,厚父,惟时余经{8}念!乃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功;乃虔秉厥德,作辟,事三后;肆汝其若龟筮之言,亦勿可专改。兹{9}小人之德,惟如台?”
    厚父曰:“于呼,天子!天命不可湛,斯民心难测。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10}慎肆祀,惟所役之司民启之。桀其亡,剠,乃弗畏不祥,亡施于民,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今民{11}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诲。”曰:“民心惟本,厥作惟叶。引其能元良于友,人乃恒淑厥心。{12}若山厥高,若水厥深,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朱,乃寔惟人。”曰:“天监、司民。厥征如有之,服于人。民式克、{13}敬德,毋湛于酒。桀曰惟酒用肆祀,亦惟酒用康乐。”曰:“酒非食,惟神之飨。桀亦惟酒用败威仪,亦惟酒用疒狂。”
  538. 杨栋《清华简《厚父》所见夏代传说》…………从文辞、思想以及某些字的书写特征来看,《厚父》篇很可能是周初的“书”类文献。这一点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如李学勤先生说:“篇中有关‘天命’、‘德’、‘民’等叙述,与传世《尚书》中《周书》各篇的思想类似。”郭永秉先生说:“《厚父》的思想和语言,基本上同周初的《尚书》西周金文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厚父》完全有可能是在西周流传的夏代传说基础之上编写出来以顺应周朝统治的一篇文章。”赵平安先生则指出《厚父》篇有些字的写法保留了西周金文的一些特征,“推想《厚父》成书很早,早期抄本用更古的文字书写,所以辗转传抄到战国中晚期尚有古体遗迹。”另外,清华简《厚父》中两次出现“三后”一词,虽然“三后”所指代的具体人物不一,但在西周文献中当是常见的词,如《诗经·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周颂·昊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除此之外,《尚书·吕刑》以伯夷、禹、稷为上帝所命之三后,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而《吕刑》所载神话传说较为原始,其成书应在西周前期。由此可见,《厚父》很可能是周初的一篇文献。…………今《厚父》中明见“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这样的话,清楚地说明了禹“建夏邦”。《厚父》篇的成书年代前文已言,它很可能是一篇西周初年的文献,如此,早在西周初年,禹和夏就已经发生关系了,而且这种关系很清楚——禹建立了夏邦。《厚父》也成为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明确说明禹和夏关系的一篇文献。顾颉刚先生认为禹与夏没有关系,禹和夏发生关系是很晚的事情,大概到战国中期方始大盛。现在看来顾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修正了,其关于禹与夏何以发生关系的推想亦不能成立了。顾颉刚先生的默证法是不足取的。……对于这些战国早期的文献记载,顾颉刚先生重视不够,实际上很多历史传说在被书写成文字之前一直在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广泛传播。如果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古书为晚出,是“层累地造成”的,便不敢相信,那就违背了文献的成书及流传演变规律。前世的事到后世才被记载,这是因为文字发明的晚,以及文字载体的不发达、史官的倾向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这是书写的遮蔽,不能因此而怀疑所有的文献以及文献记载的内容。更何况上古文献保存下来的本来就很少,如再以其晚出而疑其伪或弃之不用,那我们实在没有多少可靠的资料可以利用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不少学者怀疑夏代的存在,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启更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或是其他传说人物的分化。如童书业说:“启会乘龙上天,自然是个神性的人物,他的传说特别与音乐有关,或许原来是个乐神。”而陈梦家则认为夏世即商世,启源于契,杨宽则颇疑启为王亥传说之分化。至于启和禹、夏发生关系自然也认为是很晚的事情。如顾颉刚说:“直到墨子,才把禹与夏正式发生了关系。……自禹和夏发生关系之后,禹才与启发生了父子的关系。”而《厚父》简文先说“禹……建夏邦”,紧接着便说“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很明显禹启是前后相继的两位夏王。…………简文“禹”与“川”之间残缺十字左右,内容应是叙述禹之功绩,可与近年发现的青铜器□公盨(西周中期器)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相联系。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厚父》为周初文献的可能性,因为公盨已经以实物的形式很好地说明了至迟在西周中期“禹的传说无疑已经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不然器主是绝不会把禹的事写进一篇有明显教训意义的铭文,铸在准备传之子孙的铜器上的”。禹的事迹西周中期被记录下来,而在这之前一定是广泛流传的,西周初期甚至更早都很可能有禹的传说在流布。…………
  539. 张利军《历史书写与史学功能——以清华简《厚父》所述夏史为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厚父》共13支简,第1简上下两端残缺,余皆完简,第13简背面有“厚父”二字。赵平安初步判断《厚父》成书很早且有古本流传,应为《尚书》类文献;其字体具有明显的三晋书风,是在晋系文本基础上,用楚系文字转抄而来的,说明其文本来自中原而并非战国时期楚地。该篇祖本应是史官记录的王言,由王与夏贵族厚父的对话构成,谈论的主题是夏先哲王的明德事迹和对夏民的教化与治理策略等内容。……《厚父》可能是商代史官实录王言的档案,后经典化,成为《商书》的篇章,并通过官学教育流传于世。……目前学界虽对《厚父》性质尚存分歧,但对厚父为夏王室贵族这一点则基本达成共识。《厚父》所述夏史的背景放在夏商之际似更为稳妥,至于其成书时间,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商汤灭夏后,以夏史为鉴,向夏贵族厚父垂询夏先哲王恭敬明德之事,由史官实录形成官方档案,经过商王朝史官的整理,作为重要的历史典册在商代官学教育中传诵。至周初,周公在诸诰中多次谈到“明德”的主题,尤其讲到商汤灭夏后实行了“明德慎罚”的措施,或许是周公看到了商代类似《厚父》典册的缘故。清华简《厚父》可能是类似的史官实录档案的战国楚地传抄本,在流传过程中加入了后世的词语和观念。若按此思路理解,《厚父》可能是商代史官记言性的实录档案,在历史积淀中经典化,成为商代的《书》。另一种可能,即便《厚父》为《周书》篇章,其内容也是史官记录的夏贵族与王讲述的夏史,具有实录性质。这种比较系统地叙述夏史的篇章为以往先秦材料所未见,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所以,《厚父》可能为商代史官实录作品,其史事的真实性、可信度应极高,以其所载夏代史事证明夏史有较大可信性。……厚父谓慝王(夏桀)“弗甬(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表明“先哲王孔甲”曾经制典刑。“典刑”见于《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郑玄笺:“老成人谓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属,虽无此臣,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清华简《厚父》与《左传》皆以孔甲为贤王,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杜预注:“孔甲,少康之后九世君也。其德能顺于天。”但《史记·夏本纪》谓:“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以孔甲为昏乱之君。对孔甲的不同评论,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史观:《厚父》反映治理国家以德治为主,德刑相辅,末世君王德治衰弱,用以典刑,对于延续夏王朝的统治来说,孔甲做出了重要贡献;《夏本纪》的撰述可能深受汉初政治环境的影响,批判法家刑法治国,推崇儒家德治,故对制定典刑并以之治国的孔甲持非议态度,但也认为夏后氏德衰,造成了夏的灭亡。……《厚父》第4简王曰:“其在寺(时)后王之卿(飨)或(国),肆祀三后,永叙在服,惟如台?”此处的“其在时后王”与《尚书·无逸》“其在高宗”“其在祖甲”语句结构相同。“其在”,在其也,其为句中语助。“寺”通“时”,是也,此也。在其此后王,当指亡国之君夏桀。《尚书·酒诰》《多士》以“在今后嗣王”指称纣王,与简文“其在寺(时)后王”用法相同,指称亡国之君。马楠认为,“或”属上读,“卿或”读为《尚书》习见之“飨国”或“享国”,犹在位。整理者认为,“三后”指夏代的三位贤君,可能是简文中提到的禹、启、孔甲。《诗经·大雅·荡》:“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毛传:“服,服政事。”“在服”,在事、在职也。《尚书·多士》载,殷多士谓殷革夏命之后,“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夏人臣服商王朝,作了商王朝内服大臣。夏虽灭国但其后裔被封为杞侯,成为臣服于商王朝的外服。“如台”,奈何也。简文意为在此后王(指夏桀)在位时,祭祀夏的三位先王,夏却永居臣职事,这又是为何?……《厚父》相关记载可能还反映了夏代存在服制。《厚父》载禹治水成功后,仅有天“乃降之民,建夏邦”,而无豳公盨铭文所说的制定贡赋制度的相关内容,但这并不是夏代存在服制的反证。由《厚父》载王言“其在寺(时)后王之卿(飨)或(国),肆祀三后,永叙在服”,以及厚父言“惟寺(时)下民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乃弗慎厥德,甬(用)叙在服”,大体可以判断夏代也和商周时期一样,将王朝大臣的职事称为“服”。如前文所考,《厚父》简文所载王言此后王(指夏桀)享国,虽祭祀夏的三位贤君,夏却永久地居臣职事,这又是为何?厚父回答,此慝王(夏桀)尽失天命,又不用先哲王孔甲的典刑,颠覆先王之德,沉湎于酒。于是天不赦免夏桀之罪,乃使其天命坠失,灭亡夏邦。简文“惟寺(时)下民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下民既为上帝之子又是天之臣民,当是大禹治水成功后,天降下民以建夏邦的那些臣僚后代,他们世居臣职,至夏桀时,夏的各级朝臣不能慎厥德,不能各尽其职守。商汤与夏贵族厚父将夏的臣子职守称“服”,这与商周时期称臣子职守为“服”是一致的。按照商周时期将内外臣子职事称“服”,是存在内外服制的标志,那么商汤与厚父将夏王朝臣子职事称“服”,表明夏代可能也存在内外服制度。内外服制的具体内容虽不可考,但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内外服除为夏王朝服政事外,还要根据各自所产献纳贡赋。如豳公盨记述大禹治水后,曾“差地设征”,“差地”是区别不同的土地,“设征”是规定各自的贡赋。……《厚父》虽非以追记夏史为目的,而是要“监前文人恭明德”,但其偶然记录的夏史及夏代制度内容,为当时及后世认识夏史提供了素材,如:夏的建立者是禹,启继禹之后为君,任命皋陶为卿事;启与皋陶皆有德,故受天祐助;夏的诸哲王皆能敬畏天命,保佑夏邦;孔甲是夏代贤王,曾制定典刑;夏桀君臣皆失德,有恶行,丧失天命而亡国。《厚父》反映了夏代的德、天命、民心、酒政等政治观念及相互关系,并揭示了夏代存在服制。……
    ……清华简《厚父》记载的王与厚父谈论夏史的内容,反映了史学具有吸取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功能。《厚父》的书写者开篇就指出王访厚父的目的:“王监劼(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王以嘉绩为鉴,向厚父请教前文人恭明德的事迹;为了更好地治理刚得到的天下,王必须借鉴前文人的明德事迹。《尚书·多士》载周公在告诫殷遗民时提到,自成汤至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说的就是商汤吸取夏代先哲王恭明德的历史经验,并将之作为治理国家的祖训,起到了巩固殷商统治和促进殷商社会发展的作用。……
    ……《厚父》是目前所见夏贵族直接论述夏代历史及思想观念的宝贵文献,其史料来源可能是夏商之际夏贵族厚父与商汤对夏史的追述,对于认识夏史、夏代政治观念以及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篇是夏商之际的夏贵族自述形成的商代文献,可依此确认夏是真实存在的。该篇记录了夏代历史发展的主体脉络:大禹治水成功后建立夏王朝;皋陶实为夏启朝卿事,并没有早于禹而卒;孔甲为夏的有德贤王,曾制定刑法。该篇还丰富了亡国之君夏桀史事,证明了夏代的服制、酒政、天命观等对民众的教化问题。……
  540. 刘义峰《清华简与《古文尚书》中的傅说形象》传统上所熟知的傅说是一个“王者师”的圣贤,这一形象由孔传本《说命》三篇塑造。结合清华简《傅说之命》以及孔传本《说命》的文本研究,可知孔传本《说命》绝非魏晋时人所能伪造,其成篇年代当在战国初年前后。新出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两篇的成篇年代在春秋初年前后,上篇将傅说塑造成一个人神参半的上帝使臣。《傅说之命》下篇的成篇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将傅说塑造成一个蜷缩在森严王权下的人臣,这是最接近真实傅说的人物形象。傅说作为“王者师”的圣贤形象是春秋战国之际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为实现自身理想与抱负而塑造的历史范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传本《说命》不可能是魏晋时人伪作的,而是源自孔壁的先秦真古文。先秦经典《国语》《孟子》《礼记》已经引用孔传本《说命》,《国语》成书约在战国中期以前,《孟子》为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所以,孔传本《说命》的成篇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但又不可能早于《傅说之命》的成篇年代,其成篇当在战国初年前后。……孔传本《说命》将傅说塑造为一个在政治和学习等方面能够充当商王老师的圣贤形象。
    清华简《傅说之命》共有三篇,在每一篇最后一支简的背面题有《傅说之命》的篇名。……《傅说之命》前两篇内容联系较为密切,文风一致,其成篇年代应为同时。……从《傅说之命》中篇与孔传本《说命》《国语》引武丁之言的对比看,《傅说之命》中篇的内容明显更加古朴,是后两者相关内容的祖本。这些证据表明,《傅说之命》前两篇应是源于晚商原始素材,在西周时期不断完善,并最终写定于春秋初期前后的作品。……下篇是一篇先秦佚籍,不见于传世文献。从学界的关注程度看,前两篇明显更高,而下篇由于晦涩难懂,通读尚且困难,更遑论进行全面研究了。事实上,《傅说之命》下篇的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前两篇,其中所蕴含的治政思想尤其丰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下篇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傅说形象。他蜷缩在王权的高压之下,丝毫感受不到所谓的圣贤气质,与之相比,商王武丁则显得极具谋略与智慧。由于下篇完全是武丁的个人讲话,形式更像现场的实录,让我们感受的塑造痕迹并不明显,但这种严谨形式的背后,所展现的可能才是傅说在担任朝臣时最真实的形象。……从内容上看,《傅说之命》下篇似乎更接近于西周中晚期的文献,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迫切渴求人才的情绪,与毛公鼎和清华简《摄命》颇为相似。这并不意味着《傅说之命》下篇就是西周中晚期的文献。我们不能找到与之对比的商代文献,从理论上讲,《傅说之命》下篇的成篇年代从商代晚期到西周都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这是一篇有商代史料来源并最终写定于西周中晚期的作品。……
    ……傅说“王者师”圣贤形象的形成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春秋战国之际,周天子权力衰落,诸侯雄起,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逐渐瓦解。名国为了争霸的需要,迫切需要人才。与此同时,一个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开始形成,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但又远离权力中枢,渴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如何说服统治者重视人才、启用人才成为摆在士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他们将以古喻今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来向统治者阐述自己的人才思想,即通过向统治者宣扬古代理想社会敬贤任贤的例子来推动统治者效法古代的明君,尊重并启用贤能的士人,向他们学习治国的策略,以期实现士人治国理政的人生抱负。……
    ……清华简《傅说之命》前两篇文风接近,成篇年代在春秋初年前后,其中上篇将傅说塑造成一个人神参半的上帝使臣形象。清华简《傅说之命》下篇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其成篇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该篇将傅说塑造成一个蜷缩在王权下人臣的形象,这个形象最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傅说。……
  541. 《顾颉刚和胡适:从论战完败到“史学革命”的大逆转》,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12) 
  542. 《列子·说符》关尹谓子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知之;慎尔行,将有随之,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兹王;桀、纣恶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543. 《庄子·杂篇·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
  544. 544.0 544.1 《韩非子·十过》引师旷言:“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545. 《汉书·郊祀志下》……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
  546. 观澜|清华简爆“蚩尤是黄帝之子”!黄帝灭蚩尤是“大义灭亲”?
  547. Pei He、Zhengmao Hu、Zuobin Zhu、Kun Xia、Shi Huang《Han Chinese males with surnames related to the legendary Huang and Yan Emperors are enriched for the top two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 Y chromosomes O3a2c1a and O3a1c, respectively》
    ……“We performed two independent surveys of 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males (total number of subjects 2415) and divided the subjects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ir surnames with the Eight Great Xings, Jiang (Yan), Ying (Huang), Ji(Huang), and Others (5 remaining Xings related to Huang). In both studies, we found that subjects with O3a1c were enriched with Jiang-related surnames and subjects with O3a2c1a were enriched with Ying-related surnames. Also, subjects with Jiang-related surnames were enriched with O3a1c and those with Ying-related surnames were enriched with O3a2c1a. Finally, subjects with O3a2c1 were slightly enriched for the Others-group, consistent with linking O3a2c1 to another legendary leader Chi You who lost to Huang and was largely ignored as an ancestor of Han on par with Yan and Huang. These results are remarkably 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 writings on Yan and Huang and suggest that tales of Yan-Huang and their related-Xings and surnames may not be unrealistic.”……
    “Since the Huang-related haplotype O3a2c1a is the youngest among the three, and yet has claimed similar if not more descendants than the Yan-related O3a1c, the oldest of the three, the pace of expansion for the Huang lineage appears to be the fastest among the three Y haplotype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Huang being the ultimate victor among the three legendary leaders (Huang had defeated both Yan and Chi You). Together, these results here provide molecular evidence for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n Yan and Huang and the Eight Great Xings of High Antiquity.”……
  548. 《庄子·外篇·在宥》……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
  549. 《庄子·外篇·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550. 《商君书·更法》引公孙鞅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551. 《司马法·仁本》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偏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552. 《孟子·梁惠王下》引晏子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553. 孙广清《河南裴李岗文化的分布和地域类型》……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等地区的文化面貌日趋一致,有着更多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从1977年至今,在河南中部的新郑、郑州、荣阳、密县、巩义、登封、中牟、杞县、尉氏、汝州、郏县、许昌、禹州、长葛、鄢陵、扶沟、西华,在河南南部的叶县、舞阳、方城、漯河、郾城、驻马店、上蔡、正阳、新蔡、项城、信阳、潢川,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偃师、孟津、嵩县、卢氏,在河南北部的新乡、孟县、辉县、淇县、浚县、安阳、汤阴、林县等42个县、市调查发现105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及遗存。…………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相比,有一定的共同因素。这两种文化的遗址都位于河边台地;都有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子,并带有斜坡式或阶梯式门道;都有氏族公共墓地,墓葬比较集中,排列基本有序,多数都是仰身单人直肢葬;氏族经济生活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还有一定的家畜饲养及少量的渔猎、采集经济;在石器中都有石斧、石铲和石镰;陶器中都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较多,灰陶很少。器形上都有钵形鼎、钵、小口双耳壶、纺轮等,其中裴李岗文化的小口尖底双耳壶可视为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祖形器物。在纹饰上都有划纹、指甲纹、乳钉纹和细绳(线)纹。在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长葛石固遗址、汝州中山寨遗址、舞阳湖南郭遗址和阿岗寺遗址等,均发现了仰韶早期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晚期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堆积,这种现象大大缩短了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仪在年代上的距离。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出土的弧刃扁圆体石斧、弧刃长方形石铲、锯齿石镰和V式罐、Ⅰ、Ⅱ式钵、Ⅰ式鼎、Ⅰ式壶等均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形相似。这些表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当溯源于裴李岗文化。…………
  554. 罗伊《裴李岗文化的南向影响》……裴李岗文化内部根据一定的时空、面貌差异可分为一北一南两个中心:即北部的裴李岗类型和南部的贾湖类型。……贾湖类型最典型的贾湖遗址西南方不远,有一段明显的地堑,天然地将伏牛山和桐柏山隔开,也成为了从中原进入南阳盆地的重要通道,这个自然形成的文化通道就是方城缺口,正是在这里首先发现了裴李岗文化南下的线索。……鉴于裴李岗文化文化在南阳盆地的强势,我们可以继续循着南襄隘道和随枣走廊南下,直面整个江汉平原……其中宜都枝城北遗址H1出土的50多件陶器中,近一半是裴李岗文化典型的折沿罐、角把罐、小口双耳壶等……相比之下,裴李岗文化分布区可见的江汉平原文化因素不甚明确,再次表明裴李岗文化南下力量的强大。……裴李岗文化多元的生存方式和特殊的丧葬习俗,使用的磨光红陶、各式陶鼎、骨笛、龟甲、刻划符号等,涵盖了技术、经济、社会、思想各个层面,在同时期影响了包括江汉平原在内的周边大部分地区,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大发展和此后中国历史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555. 胡清波《顺山集遗存研究》……如何界定一种考古学文化,夏鼐先生曾说,“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物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通过器物组合差异的观察,识别出顺山集遗址出土遗存实际包含三种考古学文化,即顺山集一期文化、顺山集二期文化、顺山集三期文化……本文认为顺山集一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8200~7800年,顺山集二期文化年代为距今7800~7500年,顺山集三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7500~7000年……本文认为,顺山集一期文化主要是一种本地起源的文化,继承了少量贾湖文化因素,并且受到裴李岗文化的较小影响,而与后李文化没有谱系上的联系。顺山集二期文化在主要继承顺山集一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受到了裴李岗文化、上山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促使顺山集一期文化转变为顺山集二期文化的原因所在。顺山集二期文化形成后,也对后李文化也造成了影响。顺山集三期文化主要受跨湖桥文化的影响,但也继承了本地的顺山集二期文化的一些因素。……
  556. 秦佑鹏《顺山集遗存的分期及其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顺山集遗存主要分布于淮河下游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发掘者按照时代的早晚关系将其分成顺山集一期文化、顺山集二期文和顺山集三期文化。其中一、二期文化面貌相近命名为“顺山集文化”,顺山集三期文化与前两期有较大差异称为“顺山集三期类型”。……2012年11月,由南京博物馆、泗洪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在江苏泗洪开幕,此次会议将顺山集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命为“顺山集文化”的意见得到共识……总体上,我们把顺山集遗存分成顺山集文化和顺山集三期类型,其中顺山集文化根据早晚的关系和器物的演化分成早晚两期五段,顺山集三期类型分成三期三小段。……顺山集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8600-7900年,早晚期的分界在8200年。……综合的看,我们认为顺山集三期类型年代应在7800-7500年之间,与顺山集文化有一定的缺环。……石山孜下层文化是指分布淮河中游地区以芦城孜下层、小山口一期、石山孜一期文化代表的距今8200-7300年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8300-7200年。早期前段距今8300年-8100年,早期与晚期的分界是7800年。后段距今8000年-7800年,晚期前段距今7700年-7500年,晚期后段距今7400年-7200年。……通过研究可以推测,顺山集文化的形成是在本地起源的基础上,接受了来自北方后李文化的文化因素,进入顺山集文化晚期,顺山集发展势头明显,有向西北发展的态势,当然也有来自南方文化的压力,对石山孜下层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在沟通南北方交流的过程中,石山孜下层文化扮演了中间的传递角色……时代进入8000年,气候波动与环境变迁,跨湖桥文化的北上伴随着人群的移动,迫使顺山集文化也向北发展,在当地则转化为具有顺山集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两种风格的顺山集三期类型。……顺山集时期的动物考古学资料,目前仅有顺山集遗址公布,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2061块,其中可鉴定到种属的动物遗存有1133块……从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来说,推测肉食来源主要是来自野生动物,狗已经驯化,可能参与到狩猎活动,家畜饲养只是肉食获取的辅助手段。……本文从典型遗址的分组和典型器物的演化两个方面,将顺山集遗存的一、二、三期文化认定为顺山集文化和顺山集三期类型,并对其进了较为精细的年代分期。顺山集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绝对年代距今8600-7900年,早、晚期的分界是8200年。顺山集三期类型在文化面貌上与顺山集文化有很大差异,相对年代晚于顺山集文化,我们认为其绝对年代为距今7800-7500年,与顺山集文化存在一定的缺环。……通过顺山集遗存与石山孜下层文化的比较,推测顺山集文化晚期与石山孜下层文化早期相当,从芦城孜遗址的文化面貌上可以看出,顺山集文化是石山孜文化的源头之一,石山孜下层文化晚期对应顺山集三期类型,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顺山集文化来源上,顺山集文化的形成可能有来源于后李文化的因素……跨湖桥文化早期与顺山集文化晚期年代相当,这一阶段两支文化联系很少,而跨湖桥文化晚期,受自然环境等原因影响,跨湖桥先民持续北上,在与顺山集文化结合产生了顺山集三期类型。……
  557. 大汶口遗址,开启了文明的曙光, [2021-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17) 
  558. 李涵、王云庆《谈“昌乐骨刻文”与中国早期档案“雏形”》……骨刻文字在前期表现的图画性很强,有的字甚至接近绘画,明显是受到大汶口图画符号的影响,基本上只有表事字和象形字两种,处于文字务生的初始阶段。在后期骨刻文图画性逐渐减弱,符号性增强,有的与甲骨文造型相似,例如,刘教授解读骨刻文的“龙”和甲骨文“龙”、骨刻文“鹿”和甲骨文“鹿”以及骨刻文“凤”和甲骨文“凤”,很明显可以看出甲骨文是在骨刻文的基础上简化而来的。……目前普遍承认甲骨文己经是一种非常成本熟的文字,其流行于商代中期,是商王室祭祀专用,以龟甲和兽骨作为刻写载体,又由祭官专门刻写,前后程序规范有序。所以可以认定在如此成熟的甲骨文之前必然经历了文字的形成、发展阶段,由此推断骨刻文处于这个阶段并充当了甲骨文的主要源头作用。……
  559. 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龙虬庄文化是江淮东部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为距6600年至距今5000年左右,是这一阶段江淮东部地区原始文化的代表……介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是江淮平原。其间又以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古邗沟)为界,西部为运西湖区平原,东部为里下河平原。里下河平原即江淮东部地区,由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构造,历史上多次受到东部海水的侵淹,其中全新世以来最大的海侵发生在7000aB.P.以前,江淮之间的海岸线向西推进的最远处可达高邮湖西岸。4700aB.P.~4000aB.P.文间,又发生过一次海平面上升,江淮东部受到大规模的海水内侵。……江淮东部的原始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二期还可分为前后两段,整个的年代跨度大致在6600aB.P.~5000aB.P.之间。……我们认为将6600aB.P.~5000aB.P.之间,分布于江淮东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命名为龙虬庄文化是可行的。……根据己有的研究成果,北辛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中期(6600aB.P.~6300aB.P.)及晚期(6300aB.P.~6100aB.P.)与龙虬庄文化共存,相对应的分别是龙虬庄文化一期与龙虬庄文化二期前段。北辛文化被分为4个地方类型,分别是鲁中南的北辛类型、鲁北区的苑城类型、胶东区的白石类型和苏北区的大伊山类型,其中大伊山类型与龙虬庄文化毗邻。……对于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本文采用高广仁先生三大期的分期方案。根据碳十四测年,早期约为6100aB.P.~5500aB.P.,中期约为5500aB.P.~5000aB.P.,晚期约为5000aB.P.~4600aB.P.。对照龙虬庄文化的年代可知,龙虬庄文化二期晚段大体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期,龙虬庄文化三期基本与大汶口文化中期同时。在不同阶段,大汶口文化被划分、若干个地域类型,早期有鲁中南区的王因类型、苏北区的刘林类型和胶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地区的紫荆山类型;中期有鲁中南区的大汶口类型、苏北区的花厅类型、潍河流域的呈子类型、胶东半岛一带的北庄类型、淄河流域的五村类型。……就目前的资料看,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大致在7000aB.P.~6000aB.P.。同时,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尤其是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的发现,马家浜文化被进一步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苏南沿江地区的东山村类型、浙北地区的罗家角类型、太湖流域腹地的草鞋山类型。……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崧泽文化的年代始于马家浜文化结束、止于良渚文化开始。根据新近发表的南河浜报告,崧泽文化的确切起讫年代应该在6000aB.P.~5100aB.P.之间。……根据己有的材料,良渚文化的上限约在5100aB.P.(或5300aB.P.),因此龙虬庄文化三期与之有短暂的共时。……目前对于龙虬庄文化来源的观点比较一致,即可能来自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我们认为龙虬庄文化可能是解体了,由于环境的变化,龙虬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除少数人选择留下来,大部分人选择了迁移……我们认为龙虬庄文化的去向可能分为三支:一支经江淮中部向淮河上游一带西归;一支北上进入大汶口文化苏北类型的地域;一支南下融入崧泽文化。……
  560. 林岩《侯家寨遗址出土陶器刻划符号研究》……侯家寨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线条简洁,构型简练,表意明显,具有文字的书写特征,刻划符号中不仅出现了部分固定的单体符号,还出现了组合符号,主纹和地纹的有机组合,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其中的一些符号更是出现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中,侯家寨遗址刻划符号的研究是早期汉字起源的重要资料。……侯家寨刻划符号内容丰富,刻划技法娴熟,且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符号,具有象形、会意、指事的功能,较合乎六书造字的原则,由于受社会发展和文化的限制,其表达方式和手段还是十分有限的,距离成熟的汉字还有一段距离,尽管如此,侯家寨刻符和其他陶文一样,处于文字起源的初级阶段,对进一步研究文字起源有重要意义。……侯家寨遗址出土陶器刻划符号共86件,其中85件刻划或压划在碗底,仅有1件刻划在豆座的底部。……侯家寨刻划符号多刻在陶器的底部圈足内,刻划部位隐蔽,只有倒扣过来才能看清符号,如此隐蔽的地方应非装饰美化作用,而是有特殊意义和用途,如比较方便刻划或特定的祭祀所需。……侯家寨遗址中有单体符号和组合符号,侯家寨先民在组合符号时,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堆砌,而是根据其符号的意义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如标本:T2④:297,为水草与鱼的组合,侯家寨刻符中水草和鱼都有单体符号,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侯家寨刻符组合符号是由单体符号组合而成,根据不同的表意组成所需的复杂的刻划符号,而汉字也是由不同构件组合成一个个的单字。侯家寨刻划符号绝大多数刻划在狭窄的碗底平面上,其中载体的性质决定了符号间的组合最好采用紧密的合体或叠合而不是横向分布的形式,也约束了符号必须用有限的形体表现丰富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符多意的倾向,侯家寨刻符这种由分到合的符号组合层次,说明陶器刻划符号与图画文字不同,不是由图画进行拆行,而是与后代汉字类似,根据意义进行灵活的组合,汉字的这种形体和表意的传统,可能从陶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尝试。……
  561. 刘鑫《王湾三期文化年代及生业研究》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2400~1760BC,从碳十四年代来看,其最高起源于淮河平原的许漯地区,年代约2400~1760BC;然后向北扩展至黄河平原的郑州地区,年代约2300~1800BC;最后向西进入豫西山地的汝州、登封及洛阳等河谷盆地,年代约2200~1800BC。……王湾三期文化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可划分为两个地方类型或文化,其中洛阳盆地可单独构成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王湾类型,而许漯地区、郑州地区、汝州盆地以及登封盆地等构成另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煤山类型或郝家台类型。从稻作、饮食以及第一等级墓葬的葬制葬俗来看,煤山类型(郝家台类型)中部分人群可能源自石家河文化,或是生活方式受其重大影响。……王湾三期文化定义为以河南洛阳王湾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其年代范围被认为在公元前2500~1900年间,主要分布范围在今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即以嵩山为中心,东到贾鲁河,西至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北抵王屋山、太行山,南达沙河一线的广大区域。……韩建业和杨新改两位先生先从地域上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郑洛区和汝颍区两个小区,郑洛区指郑州和洛阳之间的黄河沿岸地区,汝颍区指颍河上游地区,并将郑洛区后期遗有称为“王湾类型”,汝颍区前期遗存称为“郝家台类型”,汝颍区后期遗存称为“煤山类型”……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韩杨两位先生根据站马屯、瓦店、王城岗、王湾、煤山、阎庄、新砦等遗址的14个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前期约为2500~2200BC,后期约为2200~1900BC。……对于王湾三期的绝对年代,靳松安先生认为约在2500~2000BC。……在文化分期方面,一般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年代被认为在2500~2200BC,晚期的年代被认为在2200~1900BC……诚然,陶器自然是考古出土遗存中最易辨识的指征,但自公元前2500年以来,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流频繁,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共出的器物越来越多,特征也越来越相似,己很难单凭陶器特征定性考古学文化。……综上所述,王城岗遗址王湾三期文化遗存集中活跃于2170~1970BC之间,其中一段的年代约为2170~2130BC,二段的年代约为2130~2090BC,三段的年代约为2090~1970BC。在王湾三期文化这两百年内,王城岗先民先后修建了小东城、小西城和大城,这些城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都很短,其中小东城的年代可能在2200~2170BC,小西城的年代约为2170~2130BC,大城的年代约为2160~2100BC。……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在许漯地区(淮河平原)发源较早,持续时间也长,年代约在2400~1760BC。郑州地区(黄河平原)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要稍晚于许漯地区,年代约在2300~1800BC。而登封、洛阳、汝州和伊川盆地(豫西山地)的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发源年代最晚,年代约在2200~1800BC。从碳十四年代来看,王湾三期文化其最早起源于淮河平原,然后向北扩展至黄河平原,最后向西扩展至豫西山地的河谷盆地。……河南省中西部各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时期都种植有粟和黍……在畜牧方面,各地区都有蓄养猪、狗、黄牛以及绵羊等动物。狩猎活动则以熊、鹿、獐、野猪、豪猪、獾、兔等动物为对象,捕捞对象则主要是蚌类、螺类、蛤蜊、蚬等软体动物,此外还有鱼类、乌龟、鳖等脊椎动物。……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房址在洛阳盆地、登封盆地、汝州盆地、郑州地区以及许漯地区都有发现,这些房址按形制可以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大类。根据目前的发掘资料,这两类房址的分布具有一定地域性。其中半地穴式房址主要分布在洛阳盆地,而地面式房址主要分布在郑州地区(黄河平原)、许漯地区(黄淮平原)以及汝州盆地。汝州盆地完全未见半地穴式房址,郑州地区和许漯地区虽有半地穴式房址发现,但其所占的比例很小。王湾三期文化在居住方式上存在地域性差别,应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关,豫西山地以直立黄土为主,气候较干燥,较适宜建造半地穴式房址。而黄淮平原以河流沉积土为主,黄土不发育,气候较潮湿且易洪涝,地面式建筑相较于半地穴式建筑而言,更适宜这种环境。……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在2400~1760BC,它在许漯地区(淮河平原)发源较早,持续时间也最长,许漯地区王湾三期文化上限在2400BC左右,年代下限约在1760BC。郑州地区(黄河平原)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要稍晚于许漯地区,其年代上限约在2300BC,其年代下限约在1800BC。而登封、洛阳、汝州和伊川盆地(豫西山地)王湾三期文化遗存发源的年代最晚,年代上限约在2200BC,年代下限约在1800BC。从碳十四年代来看,王湾三期文化最早起源于淮河平原,然后向北扩展至黄河平原,最后向西进入豫西山地诸河谷盆地。……王湾三期文化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可以划分为两个地方类型或文化,其中洛阳盆地可单独构成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王湾类型,而许漯地区、郑州地区、汝州盆地以及登封盆地等地构成另一个地方类型或文化,按习惯可称为煤山类型或郝家台类型。……
  562. 魏继印《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较少,分布在颍河中游一带,包括今洛阳和郑州地区南部、许昌、漯河以及驻马店地区北部,主要遗存有郾城郝家台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临汝北刘庄遗址第三期、上蔡十里铺遗址、煤山遗址701M、襄城台王遗址H1和T1第4层。……今豫中一带在龙山时代前期主要分布着以禹州谷水河第三期遗存为代表的谷水河类型文化。它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与豫陕晋相邻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约略同时。为了突出它与大汶口文化的不同,这里暂且称其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洛阳盆地和颍河中上游一带,包括今洛阳、郑州、许昌等地区,代表遗存主要有洛阳王湾遗址第二期第四段、巩义里沟遗址第二期、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五期、郑州西山遗址第六组和第七组、长葛石固遗址第八期、禹州谷水河遗址第三期和汝州中山寨遗址第五期等。……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安徽西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以安徽蒙城、宿州、亳州、萧县和河南商丘、周口等地为中心,包括许昌、漯河、平顶山、驻马店等地区,向西影响至豫西晋南,甚至远达陕南一带。……根据陶器反映的文化因素,王湾三期文化是以尉迟寺类型为主体,吸收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等因素形成的融合性文化。
  563. 王洪领《试论三里桥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三里桥文化是分布于豫西、晋西南和关中极东部地区的一支龙山晚期文化。本文主要依据东关等五处典型遗址的材料,运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将其分为早晚两期,它们基本代表了目前发现的三里桥文化的早晚发展阶段;据已发表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三里桥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应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从文化内涵写特征分析,三里桥文化应是由庙底沟二期文化直接发展演变而来的。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曾受到了王湾三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陶寺文化等比较强烈的影响。……三里桥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为BC2500~1900年,早、晚两期的时间分界大致为公元前2200年,早晚两期各延续了300年左右的时间。
    三里桥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西南和关中极东部地区,北过中条山达运城盆地,东到渑池涧河上游一带,南抵崤山北麓,西至华山脚下。……
  564. 李世伟《后岗二期文化与周邻文化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豫北是指河南省内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主要包括安阳、新乡、鹤壁、濮阳等市。冀南是指河北省南部地区,主要包括邯郸、邢台两市以及石家庄、衡水等市部分地区。鉴于豫北和冀南两地区紧密相连,其间无高山大河分隔,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相似,加之众多考古学文化遗存在面貌和性质上的相近或一致性,学界经常将两地区合称为豫北冀南地区。豫北冀南地区西倚太行山与山西为邻,南临黄河与豫中相望,东接鲁西北与山东相连,北经冀中、京津地区直达燕山,四通八达。……据文物地图集等相关资料统计,后岗二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己达二百四十处左右……我们认为将后岗二期文化分为两大期3小段更为妥当,也更符合考古学实际。……关于后岗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有学者将其推定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体处于龙山时代晚期。……从目前的田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后岗二期文化早期分布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漳河流域和卫河下游地区;晚期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东面到濮阳地区,发现遗址有濮阳程庄、戚城等,东北抵达滹沱河一线的沧州陈于,北面到冀中地区的任丘喇叭庄等地,向西延伸至太行山西麓的晋东南长治小神村,南界到豫北南部的新乡洛丝谭,西南界限扩展到豫西北地区沁河北岸的博爱西金城,其核心分布区域依旧为豫北北部和冀南南部地区。……我们认为将后岗二期文化分为白营类型、孟庄类型和小神类型似乎更符合考古学实际,本文采用靳松安先生的类型划分方案……白营类型,主要分布于豫北北部、冀南和冀中地区,以漳河流域和卫河下游地区为其中心分布区域。以往学术界多将该地区的龙山晚期遗存称为“后岗类型”,也有人称之为“大寒类型”或“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有学者指出鉴于学术界己将该地区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后岗类型”,而白营遗址在已发掘的同类遗址中与安阳后岗一样富有代表性,将本地区龙山晚期遗存命名为白营类型可减少不必要的混乱,似乎更为合适。……孟庄类型,主要分布于豫北地区南部,北界约略至淇河,西界可抵达沁河北岸,以卫河中上游为其中心分布区。该类型以辉县孟庄遗址为代表,此外还包括修武李固、新乡洛丝谭、李大召、博爱西金城等遗址。……小神类型,以长治小神村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于晋东南地区,上党盆地为其中心分布区。……有学者通过文化因素对比分析后指出,小神类型应当是后岗二期文化在其晚期阶段向太行山西麓扩张进抵晋东南地区后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
    图六 后岗二期文化与周邻文化位置关系图
    ……靳松安先生对王湾三期文化进行深入分析,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两期4段,同时将王湾三期文化划分为王湾、煤山、杨庄二期和乱石滩四个地类型。近年来亦有王湾三期文化的相关研究论文发表。通过对现有考古材料进行梳理,我们认为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是比较合适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在早晚阶段有所不同,晚期时急剧扩大。王湾三期文化在其晚期时迅速扩张至豫南以及豫西南和鄂西北这些原先被石家河文化所占据的地区,并取而代之形成自己的地方类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与“禹征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此外,王湾三期文化对豫南以及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的占据为其后继者二里头文化对该地区的扩张与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采用靳松安先生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与划分地方类型的方案。依据诸遗址测得的¹⁴C年代数据以及学界现有的相关观点和意见,我们认为将王湾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是比较合适的,与后岗二期文化基本同时。……在豫西北沁河下游地区,沁河以南诸遗址文化面貌属于王湾三期文化,为王湾类型分布最北界,沁河以北地则更接近后岗二期文化,为孟庄类型分布的最西缘。龙山时代晚期,温县徐堡和博爱西金城两座史前古城伫立于沁河两岸,一南一北,分属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沁河一线成为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势力范围的边界……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后岗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关系密切,文化面貌上相似、相同之处颇多。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是在一定区域内经过了较长发展时期、彼此之间又有诸多联系的独立的“亲属文化”。……
    造律台文化是指以河南永城造律台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龙山时代晚期遗存……该类文化遗存于上世纪30年代被首次发现,主要分布于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学界过去曾有研究者将此类文化遗存称之为“青堌堆类型”,也有人称之为“王油坊类型”。20世纪80年代初,严文明先生开始使用“造律台类型”这一名称,也有研究者把这类文化遗有作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王油坊类型”。后董琦先生提出“造律台文化”这一命名,明确指出该类遗存是一文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认为造律台文化是王湾三期文化与后岗二期文化向东扩张至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取代该地区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并吸收融合后者的一些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从造律台文化早期文化遗存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来看,这种看法颇有一定道理。参考造律台文化主要遗址己有的¹⁴C年代数据,我们认为造律台文化的绝对年代应属龙山时代晚期,比后岗二期文化年代略晚。……察看造律台文化早期考古学材料,我们发现造律台文化中来自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很多,其主体文化因素主要是在当地大汶口晚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受到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至造律台文化晚期时,来自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才大量增加。鉴于来自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文化因素对改变该地区文化面貌以及造律台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重大影响及关键作用,我们认为将造律台文化归入中原龙文化系统是比较符合考古学实际的。……
    ……关于龙山文化的分期,许多学者做过分析,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三种观点。其中栾丰实先生提出的两大期六小期10段的分期方案比较恰当,基本上能概括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我们赞同这种分期方案。关于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划分问题,学界亦有不同认识。对现有考古材料进行考察,我们认为栾丰实先生的地方类型划分方案较为合适。但不少学者指出,所谓的王油坊类型也称为造律台文化,在陶器组合和纹饰特征等许多方面,都与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比较接近,而与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差别较大,应将其作为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当中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这种认识是比较符合考古学实际的。如此,龙山文化可分为五个地方类型,即尹家城类型、城子崖类型、姚官庄类型、杨家圈类型和尧王域类型。……关于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学界有研究者认为约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的临汾盆地,东到安泽沁河以东,南至峨嵋岭北麓,西越吕梁山到达黄河东岸,北达霍县霍山以东。……关于陶寺文化的年代,有学者将其大致确定为公元前2500~1900年,通过对相关¹⁴C测年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该年代是比较符合考古学实际的,与后岗二期文化大体同时,陶寺文化的早期与后岗二期文化早期基本对应,中期和晚期与后岗二期文化晚期大致相当。
    杏花文化是指以山西汾阳杏花村遗址第四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遗存,同类文化遗存还见于岔沟、乔家沟、双务都、游邀等遗址,主要分布于晋中地区。……关于杏花文化的年代,己有学者指出基本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察看器物特征及与周邻地区的类比,我们认为其年代属龙山时代晚期,与后岗二期文化大体同时。……
    雪山二期文化得名于北京昌平雪山遗址的发掘,是指以雪山遗址第二期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也有学者将这类文化遗存称之为“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同类遗存还包括房山镇江营第四期文化遗存等。该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的京津及冀东北地区,向东可达蓟运河流域,南界至大清河一线。……后岗二期文化与雪山二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早期阶段较少,晚期阶段颇为频繁,后岗二期文化明显处于主导地位,是文化因素的传播者,而雪山二期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为波被动接受一方。同时在该地区见到的诸周邻文化因素中,后岗二期文化在种类上、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后岗二期文化对燕山南麓京津地区的强势影响,对雪山二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使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性质产生变化,脱离北方西辽河文化区的文化传统,而更接近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
    ……关于后岗二期文化的来源问题,以往学界虽略有提及,但都过于笼统。后岗二期文化可分为三个地方类型,位于豫北冀南地区的是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而小神类型则是后岗二期文化在较晚期时扩张至晋东南地区形成的。所以,探讨后岗二期文化的来源问题,实质上是寻找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的源头问题。而探究豫北冀南地区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的来源,则需要去该地区较早时期的龙山时代早期遗存以及更早时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寻找线索。仰韶文化晚期,豫北冀南地区属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分布范围,此外还包括冀中西部地区。……学界对于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及归属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该遗址位于河北永年台口村西南一块狭长的台地上。……从地层关系上看,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早于后岗二期文化。从文化内涵上看,该文化遗存在陶质、陶色、彩绘纹饰以及陶器种类和特征等诸多方面与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之间有着诸多的联系与相似。……鉴于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与大司空类型之间存在诸多文化因素方面的较多相似性,尤其是彩陶,而与后岗二期文化之间差异较大且发展演变关系不是十分清晰,我们认为台口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与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的联系较后岗二期文化更为紧密,其文化性质恐怕应仍属大司空类型,为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最晚时期的文化遗存。——龙山时代早期,豫北冀南地区现发现属于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较少,主要有辉县孟庄龙山早期和新乡李大召龙山早期等文化遗存。孟庄龙山早期遗存发现于河南辉县孟庄遗址。……我们认为孟庄遗址第二、三期龙山文化遗存实际上属于后岗二期文化范畴,鉴于其地方特色浓厚,应为后岗二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孟庄类型。而孟庄遗址第一期龙山文化遗存其年代早于后岗二期文化,是龙山时代早期分布于此地区的一类文化遗存。……新乡李大召遗址龙山早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颇为近似,两遗址位置较近,且拥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其文化性质应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相同。关于孟庄遗址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的认识,己有学者建议将其称之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同类文化遗存还见于新乡李大召、河北武安东万年、山西长治小神等,从地层上看,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直接叠压于仰韶文化层之上。在陶质陶色、纹饰、器物种类及其特征等诸多方面,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与当地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之间都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以及晋东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应当是主要在该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大司空类型基础之上,又吸收周邻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考虑到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分布区域内的豫北北部及冀南地区、豫北南部及豫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之间的差异性,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似乎可在以上三个小区域内划分出三个地方类型。……豫北冀南地区,在仰韶时代晚期为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的分布范围。进入龙山时代早期,该区域属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势力范围,孟庄龙山文化在三个不同的小区域内似乎可细划分为不同的三个地方类型。约近龙山时代晚期时,豫北北部及冀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率先发展成后岗二期文化白营类型,后岗二期文化由此诞生。其后略晚,在后岗二期文化原生类型(即白营类型)的强势影响下,豫北南部及豫西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发展演变成后岗二期文化在该区的孟庄类型。在其较晚阶段,后岗二期文化将其影响力扩张至晋东南上党盆地,形成另一地方类型,即小神类型。此外,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善,后岗二期文化在晚期时也将自身大量文化因素北上传播至燕山南麓的京津地区,改变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及文化格局,对雪山二期文化的诞生及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后岗二期文化是龙山时代晚期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一支较为强势的考古学文化。约略至公元前2000年以后,豫北冀南地区鲜见后岗二期文化的踪迹。至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先商文化才在该地区兴起。……
    ……考古材料明确显示夏家店下层文化沿袭了诸多后岗二期文化因素。此外,夏家店文化中也有少量浅盘高柄豆、浅腹盆等海岱地区龙山和岳石文化因素。在大甸子等夏家店文化墓葬中,出土有鬶、爵、盉等陶器,则显示出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显然,后岗二期文化等外来因素的传入,改变了燕北西辽河地区以外以筒形罐为主要炊器的考古学文化传统,使该地区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略晚于后岗二期文化,这也为后岗二期文化的文化因素北上,经燕山南麓地区,到达燕山以北地区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因此,我们认为夏家店文化主要是在龙山时代结束以后,由外来的后岗二期文化、龙山以及稍晚的岳石文化等,北进至燕山以北的西辽河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显然,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大洪水灾害是后岗二期文化被迫迁移,离开豫北冀南地区这个祖祖辈辈生存之地的最主要原因。……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北迁并非也不太可能是完全的彻底的,该地区仍残留有部分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于黄河下游地区气候出现剧烈变动,使得黄河下游河道改变、洪水泛滥,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面临空前的巨大洪水灾害,同时由于地理上的限制以及周邻强势文化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后岗二期文化白营类型和孟庄类型中大部分文化因素最终被迫迁离豫北冀南地区,大举北进至燕山以北地区。同时,龙山时代晚期,后岗二期文化将自身文化因素传播至燕山以南地区,对当地雪山二期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为其后此次大规模北迁至燕山以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燕山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主要以后岗二期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产生的,鉴于后岗二期文化在外来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夏至早商时期后岗二期文化的某种延续与发展,是后岗二期文化的“后裔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的族属应当为共工氏,其大规模北迁至燕北地区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流共工与幽”有一定的联系。
    继后岗二期文化之后,豫北冀南地区稍晚兴起的考古学文化为先商文化。……我们认为,先商文化主要是在豫北冀南地区后岗二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受到周邻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吸收融合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部分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后岗二期文化与南部的王湾三期文化之间文化交流与互动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是在一定区域内经过了较长发展时期、彼此之间又有诸多联系的独立的“亲属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与东南部造律台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后者受到前者较多的文化影响。后岗二期文化应当是经豫北南部,过黄河到达郑州地区,后向东南,将自身文化因素传播至造律台文化的,对分布于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地区的造律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者关系紧密,同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后岗二期文化与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的雪山二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在双方交流的格局中,后岗二期文化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将大量文化因素传播至后者之中,对雪山二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该地区文化面貌和文化格局的改变均产生重要的影响。……后岗二期文化的来源,主要是由龙山时代早期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发展演变而来,同时又吸收部分周邻地区文化因素。具体而言,位置偏北的白营类型(后岗二期文化的原生类型)由豫北北部及冀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发展而来,位置偏南的孟庄类型则主要是在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在该地区的文化遗存基础之上,吸收周邻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主要因该地区仰韶晚期大司空类型发展而来的。后岗二期文化的去向,豫北冀南地区大部分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北迁至燕山以南和燕山以北地区。燕山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应是在以后岗二期文化为主导的外来文化与该地区土著文化碰撞融合而来。鉴于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且对该地区文化面貌和文化传统造成重大改变,我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后岗二期文化的“后裔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豫北冀南地区近乎“消失”,大部分文化因素北进至燕山以北地区的原因,主要与该时期发生的大洪水灾害有关……后岗二期文化对燕山以南他区的影响,也为此次大规模北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可行的条件。后岗二期文化的族属应为共工氏,其北迁原因极有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共工氏治水失败、与尧舜禹部族发生冲突,而被“流共工与幽”等历史事件有关联。……
  565. 梁星彭《试论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是五十年代对客省庄遗址进行发掘后命名的,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有一部分学者把它叫做陕西龙山文化。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称之为客省庄文化。……目前,己发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以及渭水支流泾、漆、雍、沣、潏、浐、灞诸水的河旁一、二级台地上。此外,陕西省东部的丹江上游、洛河流域,以及甘肃东部的耤河流域也有它的踪迹。其分布范围大致是东起陕西华阴,西到甘肃天水,北抵陕西长武,南达陕西户县。大约东西400公里,南北150公里。它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包括陕西的商洛地区及甘肃的东部地区。……根据文化面貌的异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区。……关中西区-甘肃东区遗存可视为典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类型,拟称为客省庄类型,因为客省庄二期文化这个名称是在客省庄遗址发掘以后才加以命名的,而且客省庄遗址的遗迹、遗物也有一定数量,可供比照。……关中东区-商洛地区遗存,则应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或者可用康家遗址来代表,称之为康家类型。……可以估定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过去我们曾经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把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的年代估定在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450年左右。案板三期遗存H7和H2两个标本的碳十四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670年和公元前2575年,正处于浒西庄类型的后半段。案板三期有较多双耳陶器,具有向客省庄二期文化过渡的较浓厚特征。可以认为,案板三期遗存应即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的晚期遗存。……其一,赵家来、泄湖及横阵等遗址都存在客省庄二期文化堆积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堆积之上的层位关系;众多的碳素测年数据表明,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下限在公元前2450年左右,客省庄二期文化上限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这都说明,客省庄二期文化较庙底沟二期为晚,而且是紧接着庙底沟二期文化出现的。其二,关中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有东、西两个区域类型,即横阵类型与浒西庄类型。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样也有东、西两个区域类型,即康家类型和客省庄类型。两种文化的东、西区域类型分布区域大致重合。其三,客省庄二期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迹、遗物都有广泛的相似或相通之处。……客省庄二期文化对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承袭关系是清晰的,而关中西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类型对关中西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浒西庄类型的承袭关系尤为明显,因此,客省庄二期文化来源于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说法应是可信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陕西西部及甘肃东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后来演变为典型齐家文化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了。其一,从年代上看,客省庄二期文化上限要比典型齐家文化上限为早。……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分析,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属于典型齐家文化的大何庄F7木柱和木碳的两个碳十四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050±115年和公元前2010±115年,估计典型齐家文化上限不会早过公元前2100年。情况表明,典型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东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而与整个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末期相当。……
  566. 566.00 566.01 566.02 566.03 566.04 566.05 566.06 566.07 566.08 566.09 郭明辉《论二里头文化的东渐》……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根据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将东方地区划分为豫中地区、豫东地区和皖西北地区等三部分。
    豫中地区在地理单元上泛指河南省中部地区,包括今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4个地级市,地势上属于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
    豫东地区主要是指位于黄河大冲积扇的东南翼,包括开封、商丘、周口等地区,现今地貌以黄河、淮河干支流冲积的平原为主,地势平坦开阔,环境优良,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交通便利……
    皖西北地区是指安徽省西北部,大致位于安徽境内淮河以北的西部地区,是黄河泛滥和淮河冲积形成的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开阔,水资源丰富,境内主要河流有涡河、西淝河、颍河等淮河北部支流。……宋豫秦先生为探索和了解二里头文化东南向的分布,曾于1993年特赴安徽阜阳地区的阜阳、太和、临泉三地和豫东南的新蔡一带调查,期间在安徽太和倪丘孤堆和河南新蔡郭冢、坟冢、蚓冢,分别发现了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堆积,且新蔡三地遗存的年代大致处于二里头文化第二至四期,可知在夏王朝晚期,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分别在太和和新蔡两县并存,而两者的分界则很可能在介于两县之间的安徽临泉一带。……
    ……孙庆伟先生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墓葬和居址出土陶器的综合统计分析,归纳出14种器类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本文即依据该14种器类,并参考个别其他器类,观察分析不同器物各自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而对器物所代表的遗存进行分期,从而以此区分不同遗存之间的发展变化。……周口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总体上仍属于二里头文化……
    表3-1 周口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分期表
    表3-2 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分期统计表
    ……本文认为郑州地区的二里头遗存特征与伊洛地区虽有些许差异,如郑州地区的三足器较少,鬲相对转多,觚、爵、盉等酒器和部分日用陶器如蛋形瓮、平底深腹罐等少见或不见,但两个地区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总体上区别不大,应归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即二里头类型。……在开封地区经过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段岗遗址发掘时间较早,面积较大,发现的遗迹最多,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出土遗物在器类、质地、纹饰等方面也更全面且具有代表性,故可将段岗遗址作为豫东地区的典型代表,将其划分为“段岗类型”。……
    ……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其位置处于豫西伊洛盆地的伊、洛两河流,四周有大大小小的二级、三级、四级聚落遗址分布,并提供资源供给。向外不远就是高山丘陵地带,基本四面环山,北面为邙山,西部为熊耳山,南面和东面为连绵的嵩山,这些都是极好的军事防御自然屏障。而往东,仅有巩义地区西南——东北流向的伊洛河和狭窄的冲积平原是最佳的东出盆地、进入广袤的黄河冲积平原的路线。豫中郑州地区处于伊洛盆地东出,经嵩山北、黄河南,进入豫东平原的必经地区,地势上属于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大致西南高,东北低,呈阶梯状下降。其中西部的嵩山余脉,包括丘陵山地,大致呈东西向延伸,直至现今郑州市区西南的尖岗水库区域,并在西部南北向近中间地带形成自然分界线,将巩义、荥阳与登封新密隔断。而郑州中部以北的惠济区和郑州中部以东至中牟之间的区域,二里头文化时期地势较为低洼,附近分布有多条河流,且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经过历年的黄河泛滥、河流的汇集加之雨水的积聚,从而在郑州中部以北、以东区域蓄积成两面积较大的湖泊,即荥泽和圃田泽。……
    (一)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
    ……二里头文化一期时,遗存即己广泛分布于伊洛盆地及其周围地区。伊洛盆地的东部地区,则以巩义稍柴遗址为代表。而出伊洛盆地进入豫中西部的荥阳地区,至今发现仅有数例,分布限于荥阳北部、邙山以南区域,且一期的遗存和遗物比较少,如竖河遗址和东赵遗址。至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时,尤其是二期晚段时,二里头文化基本己扩张到豫东大部地区和皖西北地区。如开封地区东部的段岗遗址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和遗物,包括房基、灰沟和几十个灰坑,陶器器类也比较全面;牛角岗遗址发现有厚达4米的二里头文化堆积,并发现房基和灰坑;朱岗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灰坑、灰沟和墓葬,且出土的陶器中多见鸡冠耳和花边沿口等二里头文化典型因素。这些遗址大都分布于惠济河沿岸以西地区。另周口地区涡河河岸以西和皖西北的颍河河岸西部一带亦发现有部分二里头文化遗存。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时,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较为稳定,变化不大,基本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出现的遗址中,同样发现有第三期的文化遗存。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时,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逐渐收缩,甚至部分地区已不见四期遗存。如周口、皖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典型遗存少见或不见,皖西北地区的阜南迎水寺遗址甚至发现有部分遗存出土器物同时包含有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三种因素的现象,说明岳石文化己逐渐占领该地区。开封地区的段岗、牛角岗、朱岗、虎丘岗等遗址的晚期阶段也开始大量出现下七垣、岳石文化因素。……
    (三)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边界
    ……在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在偏东部区域由北向南分布的代表性遗址有开封虎丘岗,杞县西伯牛岗、朱岗、段岗、牛角岗,太康玉皇阁、方城,西华商高宗冢,淮阳双冢、范丹寺,沈丘东冢,项城骨头冢、高寺砦、骆驼岭,新蔡郭冢、坟冢、蚓冢等。而在上述二里头文化遗存东邻区域发现有岳石文化遗存或遗物的遗址有民权牛牧岗、吴岗、李岗,杞县鹿台岗,睢县两河口,柘城山台寺、王马寺、旧北门、孟庄、大毛,太康槐寺,鹿邑栾台,淮阳双冢,郸城汲冢,沈丘东冢,太和倪丘孤堆等。由此可知,在杞县、太康、淮阳、沈丘、临泉一带很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的错居地。综合上述情况,可推断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分界,即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边界,应大致处于兰考-杞县-太康-淮阳-郸城-沈丘-临泉-阜阳一线区域。其中,二里头文化的东界在兰考地区或位于其西部,在杞县地或以惠济河为界,在太康地区或以涡河为界,在临泉、阜阳地区或以颍河为界。……
    ……结合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及不同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早晚关系,可知二里头文化向东传播扩张至开封地区的路线大致沿黄河以南东至开封,并逐渐扩散至开封东部地区。该东向的大致路线及代表性遗址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巩义(稍柴遗址)——荥阳(大师姑、东赵遗址)——郑州(洛达庙、黄委会)——开封——兰考西部、杞县(虎丘岗、段岗、牛角岗遗址)。而开封地区以南的周口地区和皖西北地区也发现有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存,且呈西北——东南向带状分布于颍河干支流两岸,可知二里头文化东渐的路线或从郑州地区分支转向东南地区。结合周口地区和皖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可知此条路线大致沿贾鲁河以西一线,经过尉氏、扶沟、西华,到达沙河、颍河交汇处的周口市区,之后大致沿颍河一线继续向东南,经过淮阳、商水、项城、沈丘,到达皖西北阜阳地区。该东南向大致的路线为:郑州——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商水——项城——沈丘——临泉——阜阳。
    图4-1 二里头文化的东界和东渐的路线
    ……此外,二里头文化进入豫中、豫东平原的路线还有另外一条,即从位于伊洛盆地西南、伊河中游的伊川地区,转向东南进入汝河流域,通过汝州和郏县所在的嵩山与方外山之间狭长地带,到过沙河、颍河流域,至此基本达到漯河、周口所在的广袤平原,进入豫东地区仅需向东南沿河而下即可。相的较而言,二里头文化从沙河、颍河流域向南进入驻马店地区,需横跨更多的河流,所以二里头文化到达周口地区的时间或许更早一些。而事实上,周口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上限确实相对较早。……
    (一)初进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伊洛盆地已广泛分布有二里头文化遗存。其中位于伊洛盆地东部的稍柴遗址,处于二里头文化东出盒地进入豫中平原地区的必经路线,可能作为物质补给和军事防御的据点作用。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时,豫中地区已存在少量二里头文化遗存,如竖河遗址和东赵遗址发现的部分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的遗存和遗物,说明当时已有部分居民向东迁徙并定居生活。……
    (二)扩张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时,豫中大部地区已广泛分布有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时,遗存基本也遍布于除商丘以外的豫东地区。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遗存凭借二期的强劲实力,迅速向东方地区扩张领土,且没有受到较大的阻力,一路扩张至豫东地区,并在扩张过程中,对于占据的领土及时进行驻兵和移民,以巩固新的成果。反映在考古遗存上,典型的遗址是大师姑、东赵和望京楼,或为军事据点,或为物质储存或中转点。三个遗址皆有城址和壕沟,其中大师姑和望京楼面积较大,应为军事重镇或方国都城,用以巩固和防御东方,守卫西部核心区域。东赵中城面积偏小,城中存在大量地穴式灰坑,且临近大师姑城址,应为储粮和物质转运之用。……
    (三)停滞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东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数量变化不大,分布范围也比较稳定。这应是二里头文化东扩至豫东地区时,遭到了分布于山东、豫东、皖北和淮北地区的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部族的抵制和反抗,东扩的步伐才逐渐放缓或停止。但根据二里头文化写岳石文化相互临近地区的遗存特征来看,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处于互相交流、碰撞、拉锯和影响的关系,而之后又有下七垣文化的介入,三种文化的相关遗存中,皆可见到许多对方的文化因素存在,甚至三种文化在部分地区共同存在。如位于杞县东部的鹿台岗遗址,其北部分布有岳石文化,东北部分布有下七垣文化,而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长束颈大口尊等具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也分别存在于两种文化遗存之中,可见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三者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偏晚阶段相对稳定。……
    (四)消退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时,东方的部分地区己少见甚至不见二里头文化遗存。至四期晚段时,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亦存在不多。说明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对东方地区的势力影响逐渐减弱,最后几近甚至己经丧失影响。而分布于豫东、鲁西南、皖西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强,并逐步向西部扩张。通过对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三种文化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可知,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之间互有较多对方的文化因素,也反映了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抑或是中部的大师姑、望京楼等遗址,还是西部核心区的二里头遗址,都开始出现更多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典型风格的器形、纹饰等,而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也开始逐渐向西方传播。比如郑州地区出现的以南关外和电力学校为代表的南关外型文化,以二里岗H9为代表的二里岗下层早段文化和以化工三厂为代表的先商——岳石混合文化等确属先商文化的遗存,而此类遗存中以下七垣文化因素为主,且又可见到些许二里头文化因素,说明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西渐以下七垣文化为主导,且进占郑州地区有短暂的驻留修整,从而也融入有附近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结合东方地区边缘地带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和东邻区域岳石文化的分布,进而推断出二里头文化的东部边界大致处于兰考-杞县-太康-淮阳-郸城-沈丘-临泉-阜阳一线区域。在已知伊洛地区和东方地区地理环境、遗存分布特点、不同区域文化的早晚关系、东部边界等方面的基础上,即可推断二里头文化东渐的大致路线,东向路线为:偃师——巩义——荥阳——郑州——开封——兰考西部、杞县,东南向分支路线为:郑州——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商水——项城——沈丘——临泉——阜阳。其中,东渐的路线存在两个关键点,即稍柴遗址和大师姑遗址,两个遗址具有扼守交通要道、提供物质供给和中转、军事防御等重要作用。另外,二里头文化还可大致沿伊河——汝河——沙河、颍河的路线达到豫东周口地区。……
  567. 567.0 567.1 567.2 567.3 徐燕《豫南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的相关问题试析》……本文研究的豫南地区是指河南南部的伏牛山、驻马店一线以南,桐柏山、大别山一线以北地区。该区西到丹江,东到安徽省西界。豫南地区以桐柏山余脉为界,可划分为东、西两个地理单元。西边是南阳盆地小区,东边是淮河冲积平原小区。两个地理单元之间被桐柏山余脉隔开,但由于山势低缓且不连贯,这两个地理单元之间可通过山间孔道往来。……根据目前的发掘资料判断,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中心是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和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了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北抵沁河岸旁。……穰东遗址坐落在赵河和虹石河之间的平原地带。遗址现存面积约150000平方米。1989年进行发掘,所获资料较丰富,文化堆积以二里头时期为主。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及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与变化规律,可将穰东二里头文化遗有分为三期。我们赞同这种分期结果。这三期遗存是连续发展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表一 豫南地区二里头时期各遗址分期对应关系表
    表二 郑洛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相对应分期表
    ……由表一可知,豫南地区的二里头时期遗存多属于三、四期,若按照郑洛地区的分期标准,则该地遗存多属于二里头晚期。……豫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是郑洛地区二里头类型的发展和延续,是其向南方扩散的结果。……
  568. 568.0 568.1 568.2 袁广阔《河南郾城县皇寓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皇寓遗址位于河南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皇寓村南部,遗址东西长约800、南北宽约70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通过将该遗址陶器的种类、陶色、陶质、器物形制等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陶器进行比较,我们认为皇寓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其中第一期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二期的年代相当,第二、三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遗址第三期的早段和晚段。……据已有考古资料分析,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有两条主要的通道,其中一条是通过信阳到盘龙城一带,而皇寓遗址所处漯河地区正位于二里头文化中心分布区域伊洛地区与信阳之间,是以伊洛地区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向湖北地区传播所需经过的地带,因而皇寓遗址的发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569. 569.0 569.1 569.2 《湖北郧县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李营遗址文化内涵属于二里头文化,但有一定地方特色,与邻近的淅川下王岗遗址、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的同时期遗存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器物组合基本没有变化,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到三期。……
  570. 570.0 570.1 570.2 楚小龙、史炎炎、聂凡、许召东《河南济源新峡遗址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根据现有认识,新峡遗址出土陶器特征及器物组合表明,其文化遗存分属两种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通过将新峡遗址陶器的器型、种类和陶质陶色与二里头遗址对比,我们认为新峡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属于二里头沁西类型。其中新峡第一期和第二期年代分前相当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早段和第三期晚段,第三期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年代相当。……新峡遗址的二里岗文化遗存……总体面貌和郑州二里岗下层和偃师商城3~4段早商文化相近。……
  571. 571.0 571.1 571.2 571.3 571.4 571.5 571.6 571.7 李永强、王继红《陕西东部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分期研究》……陕西东部地区指西安以东,熊耳山以西,渭河以南,灞河——丹江以北的广大区域,略呈三角形。…………
    (一)东龙山遗址
    (二)老牛坡遗址
    (三)南沙村遗址
    (六)紫荆遗址
    (七)元君庙遗址
    …………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遗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变化发生在二、三期之交。从文化面貌来看,一、二期之间较为接近,可划分为早期阶段。三、四期共性很强,合并为晚期阶段。……通过以上分析,把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遗存分为前后相接的早晚两个阶段四小期,建立起文化发展序列。当把这一序列同二里头类型进行横向对比时,可以发现上述四期的年代可分别与二里头遗址的一到四期相对应。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第一期的觚(东龙山M43:1)、I式花边罐(东龙山K43:2)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觚(Ⅱ M54:4)、罐(Ⅱ·ⅤT104:21)相同。小口鼓腹壶(东龙山Ⅲ T26H248:3)、器盖(东龙山Ⅱ T25H232:1)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接近。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第二期的觚(紫荆H91:02)与二里头时期的觚(Ⅳ M18:02)形制相同。三足盘(东龙山97DLS采集:31)也与二里头遗址二期的同类器物接近。二者的年代也应相同。自三期开始,本区遗存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与二里头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二者拥有大致相同的陶器群,同类器物形制风格接近或相同,并且陶质、陶色、纹饰各方面特征也基本一致。这不仅表明二者时代相同,而且关系密切。……
    第四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也很接近。二者的陶器组合基本相同,都有鼎、甑、盆、深腹罐、鬲、大口尊、瓮、大口缸、刻槽盆等器形。陶质、陶色、纹饰方面,二者也较为近似…………
  572. 方林《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青铜兵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573. 573.0 573.1 王晓毅、王力之、丁金龙《山西绛县柳庄夏商遗址发掘报告》……绛县位于山西省境南部,中条山的西北麓。……绛县地形复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区面积据半,丘陵占三分之一,平川面积最小。绛山独峙西北,成为绛县、曲沃、闻喜三县的自然界山,主峰紫金山海拔1115米。主要河流有涑水河、磨石里河、续鲁峪河等。涑水河发源于华山南麓陈村峪,向西经闻喜、临猗、永济注入黄河。
    (一)地层堆积
    ………… 第⑤层:二里岗文化层。土色呈灰褐色,土质坚硬。深0.85~1.40米,厚0.20~0.70米。出土大量商代早期的陶片。
    第⑥层:二里头文化层。土质坚硬。深1.30~2.30米,厚0.10~0.70米。出土少量二里头时期的陶片。
    (二)文化分期
    第一期,夏代。主要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包括有H19、H20、H21、H24、H29、H30以及⑥层。
    第二期,商代早期。主要是二里岗期文化遗存,包括有H3、H4、H5、H6、H10、H11、H12、H13、H14、H17、H18、H23、H25、H26、H27、H28以及⑤层。……
    …………柳庄遗址中夏文化遗存…………根据器物形制及其总体特征,此期文化遗存应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大约相当于东下冯遗存的第Ⅳ期。
    商早期文化遗存…………柳庄遗址的商文化遗存可归入二里岗文化的东下冯类型,属商早期遗存。…………
  574. 574.0 574.1 郭智勇《岚县荆峪堡遗址发掘简报》…….荆峪堡遗址夏时期文化遗存从器物群、器物的陶色、纹饰、形制等特征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存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同时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其文化面貌当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地方文化类型。庙底沟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完善了太原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加深了对于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和地域特色的认识……通过整理各区主要遗迹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相关单位内出土器物的总体特征,参照周邻地区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将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早晚两个时期,早期即庙底沟文化时期,晚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该地区发现的晚期文化遗存,从器物群、器物的陶色、纹饰、形制等特征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存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同时有其自身的特色,因此,其文化面貌当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地方文化类型。……
  575. 李鹏辉《下七垣文化研究》…………安阳鄣邓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表明粟是下七垣文化时期最为重要的农作物,黍次之,小麦和大豆也已被利用,藜属作农作物在灰坑中普遍发现,且数量与黍相差无几,可能属于补充饮食的野生植物。安阳鄣邓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种属鉴定及名种属动物的重量、频率统计显示,可鉴定种属者包括家猪、犬、山羊、绵羊、鹿、牛、马、草兔、鸨、雉鸡等10种,还有无法鉴定种属的鱼类、蚌类等,其中家猪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动物,应该是当时的主要肉食来源。鹿、鱼、草兔、雉鸡等野生动物较少,表明渔猎经济在该遗址中占比较低。从C、N稳定同位素分析来看,赞皇南马、磁县河北村、滏阳营及安阳鄣邓等遗址中猪、狗、牛的食物皆以C₄类(粟、黍及其副产品)为主,羊以C₃(野生草本植物)为主。这表明下七垣文化人群或许采用了两种饲养方式来饲养不同的家畜,猪、牛、狗等可能类似于舍饲,羊则可能类似于野外放养。鹤壁刘庄、磁县南城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当时人们的食物以C₄类植物为主,猪、牛、狗都是人们的肉食来源,而羊(山羊/绵羊)则不是主要肉食来源,可能有其他用途。…………
    第2章 下七垣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本文根据自然河流和以往认识将下七垣文化分布区划分为四个小区:1.冀中地区,主要指南拒马河至滹沱河流域;2.冀南地区,主要为滹沱河至漳洹流域;3.豫北地区,主体为淇卫之间;4.豫东地区,主要是惠济河流域。……
    2.1.5 小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将冀中地区诸遗存分为三段,冀南地区诸遗存分为了五段,豫北地区诸遗存分为四段,豫东地区诸遗存分为三段。在遗址分期的过程中,己经对诸遗址分期的对应关系做了分析,再结合典型器物的对比,我们可将下七垣文化诸遗址统归为五个大的年代组。
    表2.6 区域分段对应表
    ……下七垣文化虽处于青铜时代,但似乎没有产生自己的青铜文明。遗址所见铜器不但数量稀少,器类也极为简单,多为青铜刀、铜镞、铜耳环、铜笄、铜泡等小型器物,而且无法归纳出演变序列。……
    2.3.2 年代
    ……下七垣文化的年代大体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上限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当或稍早,下限则约当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早于二里冈下层。……
    表2.8 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分期对应表
    ……下七垣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仅供参考,这里不估测其绝对年代。
    2.4.2 石器
    ……数量众多的石刀、石镰等,主要功能自然是农业收割工具。石斧传统意义上虽是木作工具,但用于开垦农田时的斩草除木也无不可,而且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龙山时代石斧样本上存在大麦属、粟、黍及块根块茎类淀粉等,这说明石斧也可能用于农业生产。邯郸北羊台遗址灰坑壁上发现浅槽状工具痕迹,或许是耒、耜等木质掘土工具所留。下七垣文化农业生产中的掘土工具可能是木质耒、耜及尖刃石铲等。……综上所述,下七垣文化应是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木作加工可能己经较为成熟。此时生产大量的农用石器工具,而且石器生产上存在一定的标准化,生业模式中农业占很高的比例。……
    第3章 下七垣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地方类型
    ……目前披露材料的下七垣文化第一期遗存仅发现于磁县下七垣、槐树屯和石家庄市庄三处遗址。三处遗址均分布在今滹沱河和漳河之间,是邹衡所说漳河类型分布的核心地区。同时,这一地区也是涧沟型龙山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因素也表明下七垣文化第一期的主体成分即源自于涧沟型龙山遗存。分布地域的重合和文化因素分析均表明下七垣文化应脱胎于本地的涧沟型龙山遗存。……通过对下七垣文化动态分布的观察,可以发现下七垣文化形成之后,即开始向外扩张,至第二期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带,第三、四期继续向西南、东南挺进,第五期时发展重心转向豫东地区,伴随这一改变的是下七垣文化在冀中地区的全面收缩。
    图3.1 下七垣文化第一期分布示意图
    图3.2 下七垣文化第二期分布示意图
    图3.3 下七垣文化第三期分布示意图
    图3.4 下七垣文化第四期分布示意图
    图3.5 下七垣文化第五期分布示意图
    …………
    3.2.2 漳河类型
    ……漳河类型遗存在年代上贯穿了下七垣文化的五期。……漳河类型第一期的主要成分来源于当地的龙山时代遗存,同时在继承龙山时代因素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转变,如绳纹逐渐增多,篮纹少见,纹饰种类更加丰富,器类方面,龙山时代常见的双耳罐、双腹盆、单鋆鬲、蛋壳黑陶杯等因素逐渐消失不见。另外,也吸收了少量二里头文化因素。……卜骨多为动物肩胛骨,包括牛、羊、猪等,仅下七垣遗址发现一片龟卜甲。虽然卜骨发现不多,但贯穿漳河类型的整个发现阶段,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期所见卜骨未经整治,只有灼痕。第二期已经出现切割臼部的整治痕迹,同样仅有灼痕,不钻不凿。到了第三期,开始发现钻灼同施的卜骨。第四期,下七垣遗址的卜骨上见有凿痕,龟卜甲亦发现于该期。第五期时,卜骨钻灼同施。由于可见,不同时期对于卜骨的处理,具有不同的特点,整体呈现一种愈加精细的趋势。
    3.2.3 保北类型
    主要包括南拒马河至滹沱河之间的诸多遗存。……张翠莲认为该类型遗存应该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称为下岳各庄文化。本文认为该类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仍然属于下七垣文化,沿用保北类型的命名。保北类型遗存在年代上处于下七垣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
    3.2.4 辉卫类型
    主要包括淇卫之间的诸遗存。……部分学者将辉卫型遗存剥离出下七垣文化,认为其仍应归属于下七垣文化。辉卫类型遗存在年代处于下七垣文化第二期至第五期。……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下七垣文化的三个地方类型之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从文化因素分析来看,保北类型、辉卫类型的主体成分均来自漳河类型。漳河类型出现最早,且位于保北类型和辉卫类型之间,内涵也最为丰富。保北类型、辉卫类型中所见漳河类型因素均保持了原貌,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异。……
    第4章 下七垣文化的源流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互动
    ……漳河类型的主源为冀南地区的龙山时代“涧沟型”遗存,也有学者称之为后岗二期文化涧沟类型或白营类型等,晋中地区的龙山和夏时期遗存亦提供了重要养分。保北类型则由当地龙山时代遗存与漳河类型、晋中地区夏时期遗存融合而成,其中后二者占据主导地位,是保北类型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辉卫类型的主体因素源自漳河类型,但在其形成之初,晋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下七垣文化的流向,除部分保北类型因素进入壶流河流域外,漳河类型及辉卫类型均对二里冈早商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下七垣文化是早商文化的主要源头,不过,早商文化形成过程中亦吸收了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和部分岳石文化因素等。……
    第5章 下七垣文化的社会结构
    ……总之,基于目前的材料,漳河、辉卫、保北类型的聚落形态大体为三级聚落结构。……下七垣文化三个地方类型的三级聚落结构应代表一定的区域一体化,而且三个地方类型的聚落规模相差不大,缺乏像二里头遗址那样的超大型单一性中心聚落,似乎暗示存在三个相对独立的大型聚落系统。换句话说,下七垣文化应该不是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广域王权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漳河、辉卫和保北类型的物质文化具有统一性,但其聚落形态却呈现出一种分庭抗礼的倾向,三个地方类型之间似乎没有形成一体化的政治体系,下七垣文化可能只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联盟。……
    通过观察遗址点的空间集聚情况,可以初步划分出不同的聚落群。漳河类型在冀南地区至少可以分为10个聚落群,加上豫东鹿台岗、牛牧岗等构成的聚落群,总体至少含有11个聚落群。遗址多分布在河流附近,不同流域的聚落自成一群,每个聚落群中大都存在1—2处较大的聚落。……保北类型诸遗址同样分布在河流附近,至少存在6个聚落群,每个聚落群内亦存在1—2处规模较大的聚落。……与漳河类型不同的是,缺少大规模的聚落密集区,易水流域聚落稍显密集。辉卫类型与保北类型相似,缺少聚落密集区,至少存在5个聚落群。…………
    图5.2 漳河类型聚落分布示意图(冀南地区)
    图5.3 保北类型聚落分布示意图
    图5.4 辉卫类型聚落分布示意图
    ……下七垣文化三个地方类型的聚落规模相差不大,大体可分为三级聚落结构,缺乏像二里头聚落那样的超大型单一性中心聚落,似乎暗示存在三个相对独立的大型聚落系统,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下七垣文化代表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联盟,经济、军事等活动或许是联盟形成的基础和手段。漳河类型至少包括11个聚落群,保北类型至少可分为6个聚落群,而辉卫类型则至少存在5个聚落群,每个聚落群内大都存在1—2处面积较大的聚落。……
    5.2.3 鹤壁刘庄、磁县南城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
    ……对刘庄墓地所对应聚落的人口规模,可利用丹麦学者Jorgensen所用“人口规模=墓葬数量×平均预期寿命/使用时间”的公式来做些推测。据上文分期结果,刘庄墓地年代为下七垣文化二期至五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四期。最新的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年代为公元前1680~公元前1610年,第四期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20年。据此推测刘庄墓地的使用时间约125年。体质人类学研究认为刘庄墓地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28.39岁。运用上述公式可得出刘庄墓地的人口规模约为77人。……刘庄墓地各墓区、墓群的人口规模与殷墟西区墓地、孝民屯南区晚商墓地的人口规模相差不大。依据组织规模可将殷墟西区第三墓区及孝民屯南区晚商墓地所反映的组织结构归纳为四个层次。学者大都将第一层次的亲属组织与宗族对应,规模为每世约10余对夫妻,多者可达30余对夫妻,约20—60人。第二层次则为每世约2—5对夫妻,约4—10人,韩建业、王建峰等认为其或可代表宗族之下的分族。那么,本文估算刘庄墓地三个墓区(宗族)的人口规模约为15—42人不等,墓群(分族)人口规模约为6—12人,分别与殷墟西区、孝民屯晚商墓地宗族和分族的人口规模相若。对于第三、四层次,学者大都将其与家族相联系,人口规模甚小,平均每世约1对夫妻,甚至不足2人。若与近现代宗族的人口规模相比,刘庄、殷墟西区及孝民屯墓地的组织规模都与之相差甚远。……
  576. 刘素娟《先商文化漳河型研究》……1979年邹衡先生按照分布地域及文化特征,首次将先商文化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提出“先商文化漳河型”概念,并认为“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漳河型的分布大体包括了河北省的唐河以南、河南省的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的沿太行山的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里,东西宽约二、三百里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是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指清、浊二水合流以后)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其代表。”……
    ……总之,先商文化漳河型二、三期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文化交流密切,两者时代应相当。鉴于先商文化漳河型一期较早,故推测先商文化漳河型一期约相当与二里头文化二期。先商文化漳河型的相对年代则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关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绝对年代数据仅有一个,即1993年至1997年发掘的邢台葛家庄晚段的H26所作的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3620±70年,此数据当有一定误差。……
    ……1979年邹衡先生首次将以潞王坟下层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先商文化辉卫型,并指出“北自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河下游、卫河上游一带,大约都是辉卫型的分布范围”。学者们基本同意此观点,典型观点是李伯谦先生认为辉卫型与漳河型同为先商文化不同类型,可统称为下七垣文化。……下岳各庄文化是以下岳各庄遗址命名,在冀中北部地区即太行山脉以东、北至拒马河、南至滹沱河的广大地区不断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李伯谦、李维明、沈勇等学者多认为仍属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或保北型,本文从“下岳各庄文化”说。……岳石文化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命名的,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其分布以今山东省为主,包括豫东、皖北、苏北乃至辽东半岛南端地区。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450年,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二里岗上层期大致相当。……
    ……本文在对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发现和研究状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对下七垣、葛家庄、何庄、鹿台岗、宜丘等典型遗址进行分组研究,结合对鬲、甗、罐、鼎、深腹盆、浅腹盆、豆、器盖、尊等典型器物的分型分式,将先商文化漳河型分为三期。第一期以葛家应1组为代表,本段陶器的显著特点是大多数器形有颈、圆唇、卷沿,最大腹颈靠上部,花边口器较多;第二期以下七垣1组、何庄1组、何庄2组、葛家庄2组、宜丘1组为代表,纹饰较上一期绳纹变细且整齐,也有素面和弦纹,但带鋆器和花边口器基本消先,篮纹则消失不见;第三期则以宜丘2组、鹿台岗1组、鹿台岗2组为代表,在器形上融入了部分岳石文化因素,反映了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发展趋向。关于其年代问题,由于资料较少,仅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大致处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之间。……
    图一 先商文化漳河型遗址分布示意图
  577. 张晓峥《河北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的研究》……邯郸地处河北省南部,北连冀中平原,东与鲁西地区接壤,南与豫北安阳隔漳河相望,西跨太行山脉与晋东南长治盆地为邻……。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夏商分界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并且对先商文化所追溯的时代范围不甚一致,所以赞同“下七垣文化”的命名而免呼其为先商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邯郸地区的漳河型文化遗存在其晚期己经步入早商纪年,其文化面貌仍有极大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下七垣文化”命名能更加准确表达其文化的内涵。……通过以上遗址的分组分析,我们可将邯郸地区漳河型遗存分为六段……我们将上述六段合并成三期,即第一段与第二段合并,归为早期;第三段与第四段合并,归为中期;第五段与第六段合并,归为晚期。这样邯郸地区漳河型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主要受到太行山西麓晋中龙山期、夏时期文化影响,同时吸收一部分豫北冀南后冈二期文化因素,在文化发展同时,受到周围二里头文化以及山东岳石文化影响。……
  578. 丁磊《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研究》……“漳河型”为上述“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子概念之一,或被称作“先商文化漳河型”、“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等。至于其分布范围,邹衡认为“大体包括了河北省的唐河以南、河南省的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的沿太行山的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里、东西宽约二、三百里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是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而以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遗址为其代表”。……下七垣遗址为下七垣文化的命名遗址,其先商文化内涵早已被学界所公认。遗存可按照地层堆积分为两期,以第④层及开口于第四层下的H12、H61为第一期;以第③层及开口于第③层下H95、H99为第二期。……第一期:④层及④层下的H12、H61。……本期的一大特征是发现有较多的鼎,但末见有先商时期的典型炊器鬲的出土,所以对典型器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鼎上。……第一期遗存年代较早,多数特征较为接近龙山时期,其遗存主体的年代约为二里头二期。第二期:③层及③层下的H95、H99。…………本期基本器型主体延续了第一期,但是相比于第一期新增加了较为典型的鬲和爵。……本文认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整体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根据每一期器物形态演变的具体情况又可细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表三 邯郸地区先商文化期别年代对应表
    表从上表可以看出,总体来说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发展有着较为完整的序列,虽然从其早期来看,遗址数量相对较少,内涵相对不丰富,但是其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头四期晚段文化发展一直未曾间断。
    ……邯郸地区先商早期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内涵主要来源于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龙山文化。应当注意的是,邯郸地区的龙山文化虽然整体包含在后冈二期文化之中,但是与豫北地区后冈二期文化又存在一定差别,部分学者称之为涧沟型龙山文化。从具体上说,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地最典型炊器甗上。在邯郸地区涧沟等遗址中多为带有腰隔的甗,而安阳地区却为无腰隔甗。……先商早期存在带腰隔甗等器物,说明其更直接的继承了邯郸本地涧沟型龙山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安阳地区龙山文化因素。……邯郸地区的先商文化其源头有二,主体为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冈二期文化,次之为山东龙山文化,邯郸地区先商文化从形成之初就带有包含两种文化因素的混合型文化的性质,这也奠定了其后不断大力吸收、融合周边优势文化因素,从而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特性。在早期二段,进一步的融合开始,这表现在对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少量吸收上。…………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发展共经历了早、中、晚三期,各期内部又可依据器物变化特征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形成期。早期文化内涵揭示了其文化形成的源头主体为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冈二期龙山文化,而邯郸本地的涧沟型龙山文化,是其更加直接的来源。先商文化的成型也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所以使得先商文化从形成初期就呈现出混合型的文化面貌,而先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能够大力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壮大自身的传统也正源于此。中期,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定型期。本期受到太行山西麓白燕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吸收内化的过程里,商文化中独具特色的鬲的传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文化面貌逐渐定型,学界所认为的先商文化独特的器物群逐渐完备,邯郸地区先商文化逐渐发展壮大。晚期,为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成熟期。本期邯郸地区先商文化中二里头文化因素逐渐浓厚,并在本期第二阶段器物群特征逐渐向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下层一期的文化内涵转变。……
    ……虽然在先商时期地缘关系不断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当时聚落组织之间的组织形态、等级的划分,乃至两者背后的利益和权力分配,主要还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为主要标准,相比于之后的历史时期,社会还是处于较原始的阶段。……邯郸地区先商时期己然成为一个一体化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性明显、以血缘关系为主要联系纽带的区域社会组织,夏政权之下的一处地方政权,并在其晚期取得与夏之间权力斗争的最终胜利。……
  579. 李晶《先商文化类型研究》……考古学文化类型是指同一文化向不同地方发展而形成的地方类型。以往的研究中,类型的划分基本有两种方法:一是考古学文化内部由于分布的地域不同而形成的区域性特征,又称为地方类型,如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等;二是根据时间早晚造成的差别,这种意义的划分在考古学研究的较早阶段使用较多,如对仰韶文化的划分。……
    ……先商文化主要分布是以豫北冀南的安阳邯郸为中心,北到河北省中部;往南过黄河至郑州、开封一线,商丘西部的民权县西部也有先商文化存在;东沿冀鲁豫三省分界线;西部以太行山为界,西南到达沁河。……
    图一 先商文化分布图
    ……先商文化遗迹遗物比较丰富,主要遗迹有墓葬、灰坑、房址、陶窑等。遗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等。青铜器有铜刀、镞等小件器物。陶器以灰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褐陶,夹砂陶多于泥质陶。纹饰主要是细绳纹,另外还有楔形点纹、旋纹、附加堆纹等。其中楔形点纹为先商文化独具特色的纹饰,在其他文化中极少见,细绳纹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先商文化流行平底器。器类有鬲、罐、甗、鼎、盆、豆、瓮等。其中卷沿细绳纹鬲、细绳纹橄榄状罐、仅饰旋纹或楔形点纹的深腹盆、大敞口的浅腹平底盆、平底蛋形瓮等为先商文化典型器物。先商文化以鬲、罐、甗为主要炊器。石器有石镰、石刀等,石镰为主要收割工具,数量多于石刀。骨器中匕的数量最多。……上世纪80年代,邹衡先生根据各地区先商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的差别,将唐河以南的冀南地区和淇河以北的豫北地区的,以漳河流域为中心的先商文化称作漳河型;分布于淇河以南、沁水以北、古黄河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先商文化称作辉卫型;分布于郑州地区的先商文化称作南关外型。漳河型和辉卫型己被大多数学者接受,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只是对其进行补充,而没有存在太多的异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南关外型。关于南关外型,笔者同意李伯谦先生的观点,认为它不属于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南关外型不是二里岗文化的直接先驱先商文化,而应该是夏之某一方国所在地。另外,邹先生所说的南关外型还包括了二里岗下层的C1H9、C1H10等单位,而这些单位都是二里岗下层早段遗存,属于早商文化。所以,我们认为南关外型不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典型类型先商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为先商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因素影响较小,是商□先人自身创造的文化,因此我们称为典型类型。该类型处于先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根据先商文化发展的先后以及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多少,我们又分为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漳河型是最早最为典型的先商文化,鹿台岗类型我们认为是漳河型向豫东发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但是其主要文化因素仍是由漳河发展而来的,其主要文化因素仍然是先商文化。
    漳河型的概念最早由邹衡先生提出称先商文化漳河类型或者简称漳河型。……该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冀南豫北的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安阳等地区,处于先商文化的中心地区。……根据目前的认识漳河型应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期应以下七垣第④层为代表,第二期以界段营H8为代表,第三期以下七垣第③层为代表。三者的年代约相当与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鹿台岗类型先商文化以杞县鹿台岗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豫东西部地区。鹿台岗类型文化因素既包含了漳河型的一些特征,又受到与之相邻的其他文化的影响创造了一些自己的地方特点。……在《豫东杞县发掘报告》中把鹿台岗类型分为两期,第一期以鹿台岗遗址H39和H9为代表,其文化面貌与下七垣第三层和永年何庄的先商文化比较接近,年代也应大致相当,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偏晚或者第四期早段;第二期以鹿台岗H35和F1为代表,其中H35略早于F1,H35年代约当二里头第四期中段,F1约相当第四期晚段。
    非典型类型先商文化处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文内,受周邻文化影响比较严重,虽具有先商文化的文化特征,但其自身特征更为明显。该类型为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辉卫型以新乡潞王坟、淇县宋窑、辉县孙村等遗址为代表。虽与漳河型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其中细绳纹鬲、平底盆、楔形点纹等都属于先商文化的典型文化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辉卫型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类型,但由于该类型中包含其他文化因素较多,所以划为非典型类型。从五十年代辉县琉璃阁发掘,随后新乡潞王坟遗址的发现发掘,邹衡先生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先商文化辉卫型(或简称辉卫型),分布范围大致在“北自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水下游、卫河上游一带”。此后,又被称为辉卫型文化、辉卫文化。文章中辉卫型分布范围是北到淇河,南达黄河,西南以新乡市的获嘉县为界,东到长垣县。……沁东类型分布在太行山以南,沁水出山口至黄河口东北这一片三角地带内,己发现遗此数量达11处多,以修武李固、焦作市西侧月季公园遗址、焦作市马村乡安阳城遗址等遗址为代表,是辉卫型向西发展并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个类型。……
    图十一 先商文化类型划分示意图
    ……漳河型与辉卫型是先商文化中发现及命名最早的两种类型,分布地区相邻,距离较近。邹衡先生在提出两种类型的同时论证了其关系为辉卫型是漳河型向南发展同时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形成的,两者同属于先商文化。……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要早于鹿台岗类型首先发展起来,处于先商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要比鹿台岗类型单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细绳纹鬲、橄榄状罐、平底器、楔形点纹等也是先商文化的代表特征。鹿台岗类型是在继承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一些其他文化的有益文化因素,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下岳各庄文化分布在滹沱河以北、拒马河以南一带,时代大约相当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北起西喇木伦河、南至海河和拒马河、西抵桑干河上游、东达辽河以左的广大地区。……
    ……辉卫型先商文化分布区域西面及西南面与二里头文化相邻,距离较近,两者互相来往比较密切。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都对辉卫型先商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而且是当时中原及相邻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夏王朝统治的时代,夏文化对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是占主要方面的,因此,辉卫型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里头文化对辉卫型的影响上。……辉卫型先商文化东面与岳石文化为邻,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互相影响。……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分布在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沁河西南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先商文化沁东类型隔河相望,“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分布区,以西是夏文化分布区”,两者毗邻交错存在,互相影响,吸收彼此先进文化。……
    ……本文同意张国硕先生提出的商□始源地在豫陕晋相邻地区的陕西东部一带。……在契之后的商先公经过了七迁即昭明时东迁砥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以北至山西平陆县一带)和商(晋南沁水),相土东迁泰山下和商丘(即帝丘,今河南濮阳),上甲微迁殷又复归商丘,汤时南下都亳并灭夏。夏代初年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商□流落到晋中、晋南地区,当时自己实力有限,受到当抛部族的排挤和欺凌,属于自己原有的文化也被抹灭的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吸收了当地大量的先进文化,同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因此,我们在分析先商文化的文化因素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杜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
    ……漳河型是处于先商文化中心地带,最典型且时间上最早的先商文化类型。……根据考古资料看,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来源主要有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在漳河地区,先商文化层堆积叠压龙山文化之上……另外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漳河型文化中还包含了来自于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特点以后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在不断迁徙中寻求发展,经濮阳、长垣,沿夏文化势力较薄弱的偏远地带扩展,大约三期时发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这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处于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中间地带,其文化来源比较复杂,文化因素有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及一些其他文化。……在辉卫型早期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明显,所占比例也较大,但是到中晚期先商文化因素和辉卫型自身的特征就占了上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辉卫型早期其族群在夏王朝的控制下,很难吸收其他文化以及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中期先商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商□征服了当地居民,但是并没有消灭这个族群,只是将自己的文化带入,辉卫型的先民们在接受先商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周边其他文化,进而创造出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虽然属于先商文化,但是其文化因素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们把其划分为非典型类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并非是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居住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典型类型所居住地域属于先商文化的边缘地带,与二里头文化等其他文化为邻,受二里头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比较多且较杂。……本文将先商文化分为典型类型和非典型类型。典型类型处于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小,文化因素比较单纯,该类型包括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非典型类型分布地区属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内,主要文化因素由先商文化主导,但是由于处于边缘地带,受周邻文化影响较深,自身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辉卫型和沁东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是相土东迁后定居于漳河流域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商先民在此不断的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努力发展自己,漳河型二期以后势力逐渐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三期的时候进入豫东地区,在那里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漳河型的二三期,加上通过对它的文化因素分析,我们推测辉卫型先商文化是漳河型发展起来以后带着自己的文化南下控制当地居民而形成的。沁东类型是辉卫型向西南发展到沁河东岸,在这里吸收二里头等周边的其他文化,既保持先商文化辉卫型的文化面貌,又创造出自己新的特色的一个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要早于鹿台岗类型首先发展起来,处于先商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要比鹿台岗类型单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细绳纹鬲、橄榄状罐、平底器、楔形点纹等也是先商文化的代表特征。鹿台岗类型是在继承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一些其他文化的有益文化因素,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下岳各庄文化分布在滹沱河以北、拒马河以南一带,时代大约相当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北起西喇木伦河、南至海河和拒马河、西抵桑干河上游、东达辽河以左的广大地区。……
    ……辉卫型先商文化分布区域西面及西南面与二里头文化相邻,距离较近,两者互相来往比较密切。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都对辉卫型先商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而且是当时中原及相邻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夏王朝统治的时代,夏文化对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是占主要方面的,因此,辉卫型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里头文化对辉卫型的影响上。……辉卫型先商文化东面与岳石文化为邻,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互相影响。……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分布在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沁河西南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先商文化沁东类型隔河相望,“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分布区,以西是夏文化分布区”,两者毗邻交错存在,互相影响,吸收彼此先进文化。……
    ……本文同意张国硕先生提出的商□始源地在豫陕晋相邻地区的陕西东部一带。……在契之后的商先公经过了七迁即昭明时东迁砥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以北至山西平陆县一带)和商(晋南沁水),相土东迁泰山下和商丘(即帝丘,今河南濮阳),上甲微迁殷又复归商丘,汤时南下都亳并灭夏。夏代初年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商□流落到晋中、晋南地区,当时自己实力有限,受到当抛部族的排挤和欺凌,属于自己原有的文化也被抹灭的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吸收了当地大量的先进文化,同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因此,我们在分析先商文化的文化因素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杜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
    ……漳河型是处于先商文化中心地带,最典型且时间上最早的先商文化类型。……根据考古资料看,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来源主要有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在漳河地区,先商文化层堆积叠压龙山文化之上……另外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漳河型文化中还包含了来自于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特点以后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在不断迁徙中寻求发展,经濮阳、长垣,沿夏文化势力较薄弱的偏远地带扩展,大约三期时发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这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处于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中间地带,其文化来源比较复杂,文化因素有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及一些其他文化。……在辉卫型早期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明显,所占比例也较大,但是到中晚期先商文化因素和辉卫型自身的特征就占了上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辉卫型早期其族群在夏王朝的控制下,很难吸收其他文化以及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中期先商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商□征服了当地居民,但是并没有消灭这个族群,只是将自己的文化带入,辉卫型的先民们在接受先商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周边其他文化,进而创造出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虽然属于先商文化,但是其文化因素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们把其划分为非典型类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并非是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居住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典型类型所居住地域属于先商文化的边缘地带,与二里头文化等其他文化为邻,受二里头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比较多且较杂。……本文将先商文化分为典型类型和非典型类型。典型类型处于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小,文化因素比较单纯,该类型包括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非典型类型分布地区属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内,主要文化因素由先商文化主导,但是由于处于边缘地带,受周邻文化影响较深,自身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辉卫型和沁东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是相土东迁后定居于漳河流域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商先民在此不断的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努力发展自己,漳河型二期以后势力逐渐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三期的时候进入豫东地区,在那里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漳河型的二三期,加上通过对它的文化因素分析,我们推测辉卫型先商文化是漳河型发展起来以后带着自己的文化南下控制当地居民而形成的。沁东类型是辉卫型向西南发展到沁河东岸,在这里吸收二里头等周边的其他文化,既保持先商文化辉卫型的文化面貌,又创造出自己新的特色的一个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要早于鹿台岗类型首先发展起来,处于先商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要比鹿台岗类型单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细绳纹鬲、橄榄状罐、平底器、楔形点纹等也是先商文化的代表特征。鹿台岗类型是在继承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一些其他文化的有益文化因素,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下岳各庄文化分布在滹沱河以北、拒马河以南一带,时代大约相当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北起西喇木伦河、南至海河和拒马河、西抵桑干河上游、东达辽河以左的广大地区。……
    ……辉卫型先商文化分布区域西面及西南面与二里头文化相邻,距离较近,两者互相来往比较密切。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都对辉卫型先商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而且是当时中原及相邻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夏王朝统治的时代,夏文化对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是占主要方面的,因此,辉卫型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里头文化对辉卫型的影响上。……辉卫型先商文化东面与岳石文化为邻,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互相影响。……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分布在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沁河西南地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先商文化沁东类型隔河相望,“沁水以东是先商文化分布区,以西是夏文化分布区”,两者毗邻交错存在,互相影响,吸收彼此先进文化。……
    ……本文同意张国硕先生提出的商□始源地在豫陕晋相邻地区的陕西东部一带。……在契之后的商先公经过了七迁即昭明时东迁砥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以北至山西平陆县一带)和商(晋南沁水),相土东迁泰山下和商丘(即帝丘,今河南濮阳),上甲微迁殷又复归商丘,汤时南下都亳并灭夏。夏代初年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商□流落到晋中、晋南地区,当时自己实力有限,受到当地部族的排挤和欺凌,属于自己原有的文化也被抹灭的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吸收了当地大量的先进文化,同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因此,我们在分析先商文化的文化因素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杜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
    ……漳河型是处于先商文化中心地带,最典型且时间上最早的先商文化类型。……根据考古资料看,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来源主要有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在漳河地区,先商文化层堆积叠压龙山文化之上……另外晋中、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漳河型文化中还包含了来自于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特点以后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在不断迁徙中寻求发展,经濮阳、长垣,沿夏文化势力较薄弱的偏远地带扩展,大约三期时发展到了豫东西部地区,在这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处于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中间地带,其文化来源比较复杂,文化因素有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及一些其他文化。……在辉卫型早期二里头文化因素比较明显,所占比例也较大,但是到中晚期先商文化因素和辉卫型自身的特征就占了上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辉卫型早期其族群在夏王朝的控制下,很难吸收其他文化以及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中期先商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商□征服了当地居民,但是并没有消灭这个族群,只是将自己的文化带入,辉卫型的先民们在接受先商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周边其他文化,进而创造出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辉卫型和沁东类型虽然属于先商文化,但是其文化因素与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我们把其划分为非典型类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并非是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居住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典型类型所居住地域属于先商文化的边缘地带,与二里头文化等其他文化为邻,受二里头和其他考古学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比较多且较杂。……本文将先商文化分为典型类型和非典型类型。典型类型处于商文化出现和发展的中心地区,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小,文化因素比较单纯,该类型包括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非典型类型分布地区属于先商文化分布范围内,主要文化因素由先商文化主导,但是由于处于边缘地带,受周邻文化影响较深,自身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辉卫型和沁东类型。漳河型先商文化是相土东迁后定居于漳河流域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商先民在此不断的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努力发展自己,漳河型二期以后势力逐渐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三期的时候进入豫东地区,在那里形成了鹿台岗类型。……辉卫型先商文化在时间上相当于漳河型的二三期,加上通过对它的文化因素分析,我们推测辉卫型先商文化是漳河型发展起来以后带着自己的文化南下控制当地居民而形成的。沁东类型是辉卫型向西南发展到沁河东岸,在这里吸收二里头等周边的其他文化,既保持先商文化辉卫型的文化面貌,又创造出自己新的特色的一个类型。辉卫型和沁东类型中先商文化因素虽占主要,但它们自身的文化也是居于重要的地位的,因此把它们归为非典型类型。……
  580. 张小雷《略论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前1450年。……根据目前的材料可以推断岳石文化对江淮中部的影响南界便是在江淮分水岭南侧一带,即六安——合肥——全椒一线。……安徽皖北中北部地区可归为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沿淮至江淮中部一带是岳石文化的影响区。那么皖北地区可归入岳石文化的哪个类型?以往对岳石文化的类型划分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分为六个类型:胶东半岛照格庄类型、潍渳河流域郝家庄类型、鲁西北的王推官类型、鲁中南的尹家城类型、鲁西南豫东的安邱堌堆类型和鲁东南苏北的土城类型。有学者将皖东北一隅划入尹家城类型,皖西北亳州划入安邱堌堆类型。这在大的类型划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考虑到皖北中部地域广大,历史文化传统一致,与鲁中南山地丘陵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皖北中部一带可单独划为岳石文化的一个类型,可暂称为南城孜类型,皖西北亳州市谯城区可与夏邑清凉山一起归入安邱堌堆类型。……结合江苏镇江马迹山和江淮东部的考古成果来看,岳石文化对江淮地区的影响有多条路线:一条是江淮东部地区,即沭阳万北——高邮周邶墩——镇江马迹山一线;一条是淮北江淮中部地区,即宿州杨堡——固镇南城孜——长丰古城——肥西塘岗一线;再一条则是鲁西南皖西北地区,即安邱堌堆——夏邑清凉山——太和灰角寺——寿县斗鸡台一线。
    图七 岳石文化南部类型划分及对江淮地区影响示意图
    此外,宁镇地区的岳石文化因素除了来自江淮东部路线外,也可能是通过江淮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即翻过张八岭沿滁河过江抵达宁镇地区。……
  581. 吴昊《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应同为商代早期都城》
  582. 582.00 582.01 582.02 582.03 582.04 582.05 582.06 582.07 582.08 582.09 582.10 582.11 582.12 582.13 582.14 582.15 582.16 582.17 582.18 582.19 丁大涛《论早商文化对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播与影响》……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仅仅着眼于早商文化(二里岗文化)北扩过程当中的一个区域——山西地区,基本上涵盖了今天山西省的行政区域。其东边止于太行山,西南两面俱到黄河,北至长城一线。山西省地形奇特,山地、盆地交错相连,东西两边分别为太行山、吕梁山两大山系,南部边陲则有中条山,晋北山地则是与内蒙古中南部的阴山山系相连,在这个四周山脉耸立的地域内自北向南分布着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在这个区域内,早商时代文化遗存大多集中在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临汾盆地,或者说汾河、涑水河、浍河等流域,此外在晋中北地区也有少量的早商时代文化遗存。
    ……东下冯商城城址位于遗址的中部,考古发掘大体查明了城址的东、南城墙以及西城墙的南段、西南角圆形建筑基址的结构与分布,报告中指出第Ⅰ至Ⅳ期(东下冯类型)与偃师二里头第Ⅰ至Ⅳ期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大同小异;第Ⅴ和第Ⅵ期与郑州二里岗的下层和上层基本相同。……
    ……对山西地区主要的早商文化遗址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后,我们不难看出,山西地区早商时代的主要遗址如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绛县柳庄、上北平望等,其开始年代俱在二里岗下层偏晚即二里岗二期时段,部分遗存未发现二里岗二期遗物,山西地区早商时代遗存几乎都存在着二里岗三期时段遗物。因此,我们可以说早商文化是在二里岗二期始进入山西地区的。商人在占据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之后,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张。商汤在郑州商城建立商王朝,商文化开始传播,由于商王首先要攻伐夏人,加之豫中到山西的路途遥远,因此,需要一个文化时段的传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将山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晋西南地区、晋东南地、晋中南地区、晋中地区、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北地区六区,其大体与学界流行的划分方法略同。其中,晋西南地区主要是指运城盆地,或者涑水河流域;晋东南地区则以长治盆地为中心,还包括晋域一带;晋中南地区则以临汾盆地为中心,泛指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晋中地区主要以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为中心,吕梁山以东、太行山以西的狭长地带;晋西北地区则包括黄河以东的吕梁山一线;晋东北则以大同盆地为中心,或者泛指桑干河流域。……
    ……通过对山西地区早商时代的典型遗址如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绛县柳庄、平陆前庄等遗址起始年代的分析研究,在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分期的基础上,对山西地区的早商文化进行了分期,大致分为三期,分例相当于二里岗二期、二里岗三期、二里岗四期。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早商文化在二里岗二期始传入山西地区。……早商文化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相当于二里岗二期,早商文化始进入山西地区,占据着晋西南局部地区;第二阶段,时间相当于二里岗三期,早商文化传播进入到鼎盛时期,势力己经扩张到晋西南、晋东南、晋中、晋西北等广大山西地区;第三阶段,时间相当于二里岗四期,由于商文化重心的转移,早商文化的传播进入衰退期,各地区发现的早商文化遗存减少。……
  583. 郭小宁、胡珂、刘峰、武金尾、高翔、史永强、马志敬《陕西周至郑家滩商代遗址发掘简报》郑家滩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集贤镇郑家滩西北,东距赤峪河约0.7千米,西距田峪河约2.6千米,北距黑河约10.3千米,南距秦岭约2.5千米。该遗址位于秦岭北麓洪积扇前缘的平坦地带,处于赤峪河与田峪河两河之间。…………可将郑家滩遗址商文化遗存分为四期。……郑家滩遗址商文化遗存的四期分别对应二里岗下层一期、二里岗层二期、二里岗上层一期、二里岗上层二期。……遗址东部有一条近南北向的人工沟G2,横剖面近梯形,长约75米,南部被现代建筑叠压,再向南为农业用地,延伸范围不详,北部基本延伸至遗址北缘。沟内沉积为洪积物,内含较多的粗一巨砾。G2应是典型的人工改造的优势河道。沟内沉积物包含的较多的粗一巨砾与沟外的洪积扇前缘沉积有明显区别,显示了沉积时较强烈的水动力,说明该沟存在期间的主要功能是行洪,这也确定了遗址的东部边界以G2为基准。……综合出土的大量生活类陶器,与粮食收割、加工等有关的陶刀、石刀、右镰、石磨棒等工具,可以认为郑家滩遗址是一处比较固定的定居点,而且主要与庄稼种植有关。……
  584. 陈钢、夏培朝、梁景怡、王小雷、付晨熙、张喜文、庞凯、闫永强《陕西西安东甘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东甘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原属长安区)兴隆街道东甘河村,东邻西太路,南临终南大道。遗址所处地势较为平垣,西距沣河约6千米,南距潏河约2.5千米。……遗址所在区域原为东甘河村,分布有密集房屋,村子拆迁后经过清表,取土破坏严重,面积仅存约1万平方米。……老牛坡遗址三期、岸底遗址早期遗存一般认为其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老牛坡遗址四期、朱马嘴遗址三期、壹家堡遗址二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据此,东甘河遗址商代遗存主体年代应在殷墟文化一期,部分或晚至殷墟文化二期。……
  585. 胡松梅、李彦峰、苗轶飞、杨苗苗、胡佳琪、郑朝阳、刘军幸《陕西西安赤栏桥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赤栏桥遗址位于西安市长西区郭杜街道原赤栏桥(已拆迁)东南,东邻陕西通信技师学院,南距潏河约1.5千米,中心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8°51′48.9″、北纬34°7′26.2″。遗址所在位置属于秦岭北麓的冲积洪扇裙地带,周边地势整体平坦,但遗址所在位置恰为一处小型台地,较周边地势略高。受后期生产活动破坏,遗址现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主要依据遗迹单位间的关系及器物形制,将商代遗存分为三期。……因此,第一期陶器年代大致与洹北商城早期相当,极少部分可早至白家庄期,晚于二里冈上层一期。……第二期陶器年代大致与洹北商城晚期相当。……第三期陶器年代大致为殷墟一、二期之间,不晚于殷墟二期。……综上,遗址的年代范围上限不早于白家庄期,下限不晚于殷墟二期。……从陶器的器类来看,鬲、罐、豆、甗、盆是该遗址的主要器类,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相比较为简单,这或与遗址的性质及等级差异有关。……总体来说,赤栏桥遗址商代遗存与典型商文化较为接近,应属于商文化范畴。……
  586. 尤悦《商文化阶段划分研究》……考虑到文献资料多以盘庚为商代晚期的开端,我们认为盘庚以前为商代早期文化,盘庚及盘庚以后为商代晚期文化。从考古文化来看,第Ⅰ至Ⅳ阶段与第Ⅴ至Ⅷ阶段存在阶段性差异,第Ⅰ至Ⅳ阶段是早商文化,第Ⅴ至Ⅷ阶段是晚商文化即二里岗期商文化属于早商文化,殷墟文化属于晚商文化。……中商文化第一期也可称之为“二里岗上层二期”或“白家庄期”。……这里,笔者坚持认为应该将花园庄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既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时代又早于大司空村一期(即邹衡先生划分的殷墟文化第二期),就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目前,学术界基本肯定了殷墟小屯文化是由二里岗期商文化发展而来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至于两者中间是否存在缺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上文中我们分析了花园庄遗存的归属,认为花园庄遗存属于殷墟文化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二里岗期商文化与殷墟文化是前后继承发展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时间上的缺环。……
    表一 商文化分期对照表
    ……根据分析研究,本文的观点是以盘庚为界分商代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早商文化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晚商文化以殷墟文化为代表,花园庄遗存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早商文化与晚商文化中不存在缺环。商文化发展过程可分为八个互相衔接的阶段:二里岗下层一期为第Ⅰ阶段,二里岗下层二期为第Ⅱ阶段,二里岗上层一期为第Ⅲ阶段,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为第Ⅳ阶段,花园庄遗存和殷墟一期为第Ⅴ阶段(此阶段晚于白家庄期、早于殷墟二期),殷墟文化二期为第Ⅵ阶段,殷墟文化三期为第Ⅶ阶段,殷墟文化四期为第Ⅷ阶段。考虑到文献资料多以盘庚为商代晚期的开端,盘庚及盘庚以后为商代晚期文化,盘庚以前为商代早期文化。从考古文化来看,前四个阶段与后四个阶段之间存在阶段性差异,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的划分应该以第Ⅳ阶段和第Ⅴ阶段为界即第Ⅰ至Ⅳ阶段为早商文化,第Ⅴ至Ⅷ阶段为晚商文化。我们认为,殷墟文化的内涵应该有所扩大。花园庄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其时代又早于大司空村一期(即邹衡先生划分的殷墟文化第二期),应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丰富了殷墟一期文化。洹北商城与小屯殷墟都属于殷墟文化的都城遗址。……
  587. 唐际根《商文化在鄂东南与赣西北地区兴衰的时间与通道》……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具体表现在物质遗存上。考古实践中,许多遗址特别是大遗址,其文化构成都呈现多源的特点。许多遗址常常可以观察到遗址所在地的“ 本地陶器”,同时还能观察到来源不同的“外来陶器” ( 包括外地输入的陶器,或者遗址所在地受外来文化影响制造的陶器)。“外来陶器” 的源头可能不止一处。学术界流行的“文化因素分析”,往往将某遗址的陶器分为几组,每组都有不同来源。就鄂东南、赣西北商时期遗址而言,要完全搞清楚各遗址全部陶器的来源有一定困难,但从遗址中甄别商式陶器则相对容易。由于中原商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相对充分,典型商式陶器的特征容易辨认。例如常见于郑州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的分裆高足根绳纹鬲、卷沿绳纹甗、浅腹盆、深腹罐、假腹豆、瓿、爵等。利用商式陶器易于识别的特点,可将鄂东南、赣西北遗址中的“商式陶器”与“非商式陶器”区分开来,以观察前者在鄂东南、赣西北诸遗址中的变化。……
    表1 商王朝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分期
    ……商式陶器出现在鄂东南的时间大致是早商二期,九江的德安一带商式陶器的出现时间是早商三期,前者略早于后者。商文化进入鄂东南和赣西北后,都在中商阶段进入鼎盛时期。然而却在中商三期之后、殷墟一期之前从两地消失。至于清江盆地,商文化虽然施加了影响,但一直都以江西本土文化为主。……本文整理鄂东南-赣西北诸遗址商文化的结果,则将商文化进入江西的路线指向了黄石-九江一线。黄石-九江系长江干流,沿途商代遗址呈“夹江分布”的特点,而且年代上似乎越靠近湖北境内年代越早,越偏离长江往南年代越晚。由此几乎可以确证商文化进入盘龙城之后,系沿长江进入江西境内。从黄石至九江的文化通道,或可称为“黄九通道”。正是因为黄九通道的存在,才有了后来商文化大范围影响江西,从而出现清江盆地的吴城与牛城遗址。当然,黄九通道的存在并不排斥部分商文化通过安徽进入江西境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