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JNO1/沙盒四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條約
鄰國	生效日期	條約名	備注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1992年3月1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	不適用
尼泊爾王國	1961年10月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邊界條約》	不適用
緬甸聯邦	196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	不適用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1964年3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邊界條約》	不適用
塔吉克斯坦共和國	2000年7月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關於中塔國界的協定》	不適用
塔吉克斯坦共和國	2002年12月2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關於中塔國界的補充協定》	不適用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1995年9月1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關於中哈國界的協定》	不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關於中哈國界的補充協定》	不適用
	2005年11月2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關於中哈國界管理制度的協定》	不適用
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國	1963年3月2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邊界條約》	不適用
	196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兩國邊界的議定書》	不適用
	1972年	《關於中蒙邊界548-I號界樁重建的協議書》	不適用
	198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中蒙邊界制度和處理邊境問題的條約》	不適用
	1994年10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友好合作關係條約》	不適用
阿富汗王國	1963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富汗王國邊界條約》	不適用
阿富汗王國	196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富汗王國關於兩國邊界的議定書》	不適用
寮人民民主共和國	1992年1月2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寮人民民主共和國邊界條約》	不適用
	1993年5月2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寮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關於兩國邊界的議定書》	不適用
	1994年8月12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寮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邊界制度條約》	不適用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2000年4月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陸地邊界條約》	不適用

二

公元二十一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以外的漢民族人口分布^{[註 1]}
大中華地區
地區	（華人人口）漢族人口（年代）	備注	備注
香港特別行政區	（679,3502）618,9559（2021年）	不適用	不適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	（60,9863）55,5646（2021年）	不適用	不適用
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	（2299,3338^{[註 2]}）2094,9230（2020年）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國家^{[註 3]}
國家	（華人人口）漢族人口（年代）	備注	備注
新加坡共和國			不適用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不適用
大韓民國	（3,7048^{[註 4]}）3,3754（2020年）		不適用

三

中華民國時代的主權恢復
條約
簽訂年代	條約名	地區	相關國家
1927年2月19日	收回漢口與租界協定	漢口英租界	英國
1927年2月20日	收回九江租界之協定	九江英租界	英國
1929年8月31日	中比間關於比國交還天津比國租界協定	天津比利時租界	比利時
1929年10月31日	收回鎮江英租界換文	鎮江英租界	英國
1930年4月18日	中英交收威海衛專約	威海衛英租界	英國
1930年9月17日	收回廈門英租界換文	廈門英租界	英國
1943年1月11日	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條約	不適用	英國
1943年1月11日	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約	不適用	美國
1943年10月20日	中比為廢除在中國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事件條約	不適用	比利時

二

一

漢族王朝與西南諸族勢力的衝突
槃瓠諸蠻勢力
年份	衝突事件	備注
建武二十三年（47）～建武二十五年（49）	武陵郡地方的槃瓠蠻發兵叛亂，「大寇郡縣」，至隔年（49）才被漢兵平定^[2]	不適用
建初元年（76）	武陵郡澧水中游地區的槃瓠蠻發兵叛亂，入侵零陽縣的槃瓠蠻聚居區，叛亂最後在零陽縣的槃瓠蠻發兵協助下平定^[3]	不適用
建初三年（78）～建初五年（80）	武陵郡漊水中游地區的槃瓠蠻發兵叛亂，入侵零陽、作唐、孱陵三縣燒殺擄掠，直至隔年（80），叛亂才被五千多漢兵及充縣的四千槃瓠蠻兵聯合平定^[3]	不適用
永元四年（92）～永元五年（93）	武陵郡漊水中游地區及澧水中游地區的槃瓠蠻共同叛亂，「殺略吏民」，於次年被武陵郡漢兵平定^[4]	不適用
永元六年（94）	武陵郡漊水中游地區的槃瓠蠻再度發兵叛亂，又為漢兵夷平^[4]	不適用
元初二年（115）	武陵郡澧水中游地區的槃瓠蠻因埋怨「徭稅失平」而與居於充縣的「諸種」二千人一同發動叛亂，「攻城殺長吏」，地方漢官招募另一批槃瓠蠻兵討平叛亂^[5]	不適用
元初三年（116）	武陵郡漊水中游地區及澧水中游地區的槃瓠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同郡又有一批千餘人的槃瓠蠻暴亂，「燒官寺，抄掠百姓」，最後這兩場槃瓠蠻暴亂亦由武陵郡漢官招募另一批槃瓠蠻兵而得以平定^[5]	不適用
永和元年（136）～永和二年（137）	武陵郡的槃瓠蠻因為其「租賦」負擔被上調至與漢族平民相同，遂決定「殺鄉吏」發動叛亂，次年春，以兵二萬圍充縣城、八千抄掠夷道，但叛亂不久後被平定，而增租賦一事無疾而終^[6]	不適用
元嘉元年（151）～永興元年（153）	武陵郡的槃瓠蠻有四千多人發動叛亂，然而只「拘執縣令」後即「屯結深山」，隔年，在漢官招降後投降^[7]^[8]	不適用
永壽三年（157）	長沙郡的槃瓠蠻發動叛亂，攻掠益陽並不時深入抄掠長沙郡漢區。	長沙郡槃瓠蠻自此一直處於叛亂狀態，直至在延熹五年與零陵郡槃瓠蠻聯兵大舉侵掠漢區後才被漢兵逼降
延熹五年（162）～延熹六年（163）	零陵郡的槃瓠蠻及武陵郡的槃瓠蠻共同發起叛亂，零陵郡槃瓠蠻進入長沙郡，與當地槃瓠叛蠻聯合，武陵郡槃瓠蠻則發兵六千北上圍攻江陵縣城，但久攻不下，漢軍隨即反擊，擊退圍城的槃瓠蠻兵，漢軍兵分兩路，一路平定長沙郡內的槃瓠蠻，另一路進入武陵郡，降服當地的槃瓠蠻，但槃瓠蠻懷著降後再反的打算，於次年趁漢兵還師之後，起兵抄掠武陵郡，然而被郡漢兵打敗，槃瓠蠻不得己而投降，平定槃瓠諸蠻的暴亂^[7]^[9]^[8]^[10]	長沙郡槃瓠蠻自此一直處於叛亂狀態，直至在延熹五年與零陵郡槃瓠蠻聯兵大舉侵掠漢區後才被漢兵逼降
中平三年（186）	武陵郡的槃瓠蠻發動叛亂，很快被郡漢兵打敗^[11]	不適用
太和五年（231）～青龍二年（234）	吳國派兵討伐武陵郡的槃瓠蠻，歷四年時間來平定^[12]	不適用
元嘉十八年（441）	天門郡槃瓠蠻叛，攻破漊中縣，不久即被漢兵平定。	不適用
元嘉二十八年（451）	雉水地方的槃瓠蠻劫掠涅陽縣	不適用
大明年間	建平郡地方的槃瓠蠻劫掠峽川一帶，而巴東、宜都、天門三郡槃瓠蠻亦侵掠地方，令當地漢民逃命流散，致四郡漢民「百不存一」	不適用
廩君諸蠻勢力
年份	衝突事件	備注
建武二十三年（47）	南郡潳山地區的廩君蠻起兵叛亂，劫掠漢民，漢兵平定叛亂後，將戰後餘下的廩君蠻七千多人遷至江夏郡沔中地區^[13]	遷徙至江夏郡的廩君蠻又被稱為「江夏蠻」，至公元五世紀因其居地又被稱為「沔中蠻」。
永元十三年（101）十二月～永元十四年（102）四月	巫縣的廩君蠻起兵叛亂，至次年為漢兵所平定叛亂，其餘蠻人亦被遷徙至江夏郡沔中地區^[14]	遷徙至江夏郡的廩君蠻又被稱為「江夏蠻」，至公元五世紀因其居地又被稱為「沔中蠻」。
建寧二年（169）九月	江夏郡的廩君蠻起兵叛亂，很快被郡漢兵夷平^[15]。	不適用

二

？
？
位置	年代	個體	Y	X	X	備注
中國河南省禹州市火龍鄉瓦店遺址	約前2089～前1913	WD-1	不適用	N9a2
中國河南省禹州市火龍鄉瓦店遺址	龍山文化晚期	WD-2	O2a2b1a2a1c（F3386）	D5a2a1	不適用

三

一

？
蒙古東亞種
古代人類	近現代人群	年代	位置	個體
蒙古人東亞種古中原型	蒙古人東亞種華南組	仰韶時代晚期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孫莊村^[16]	10人
		仰韶時代晚期至龍山時代早期	中國河南省澠池縣天池鎮篤忠村^[17]^[18]	15人
		戰國時代	中國內蒙古區清水河縣王桂窯鄉後城嘴村^[19]	4人
		春秋時代中期至戰國時代中晚期	中國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馬騰空遺址墓地^[20]	27人
		公元五世紀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南郊^[21]	54人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華宇廣場北魏墓地^[22]	22人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區金港園墓地	12人^[23]^[24]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御東新區水泊寺廉租房墓地^[25]	22人
	蒙古人東亞種華北組	二里頭時代	中國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門樓任鄉新莊村^[26]	2人
		商代（先周）	中國陜西省銅川市瓦窯溝墓地^[27]^[28]	13人
		春秋時代晚期至戰國時代初期	中國內蒙古區涼城縣岱海窯子墓地^[29]	B組11人
		戰國時代中期	中國陜西省長安市臨潼區零口村遺址^[30]^[31]	7人
		戰國時代中晚期	中國內蒙古區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鄉將軍溝村^[31]^[32]	14人
		戰國時代晚期	中國內蒙古區涼城縣水泉村墓地^[33]	27人
		西漢時代	中國內蒙古區清水河縣姑姑庵村^[34]	13人
	蒙古人東亞種撫順組	戰國時代	中國內蒙古區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遺址墓地^[35]	84人
	蒙古人東亞種	龍山時代	中國江蘇省興化市蔣莊遺址^[36]	62人
		商代早期	中國河南省滎陽市薛村遺址^[28]	6人
		春秋時代	中國陜西省鳳翔縣孫家南頭墓地^[37]	9人
		春秋時代	中國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38]	47人
		公元五世紀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區東信廣場墓地^[39]	220人
		公元五世紀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御東新區御昌佳園^[40]	39人
蒙古人東亞種	蒙古人東亞種	龍山時代晚期	中國河南省禹州市火龍鄉瓦店村^[41]	4人
蒙古人東亞種	蒙古人東亞種	龍山時代晚期	中國陜西省神木縣大保當鎮野雞河村木柱柱梁遺址^[42]	3人
蒙古人東亞種	蒙古人東亞種華南組	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2100年	中國陜西省神木縣店塔鄉寨峁村寨峁遺址^[43]	26人
蒙古人東亞種	蒙古人東亞種華北組	西漢時代	中國北京市石景山區老山南麓^[44]	1人
蒙古人東亞種	蒙古人東亞種華北組	明代中後期及清代	中國天津市薊縣桃花園墓地^[45]	62人
蒙古人東亞種古華北型	蒙古人東亞種	龍山時代晚期	中國陝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祭祀坑^[46]	104人
	蒙古人東亞種	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崗時代	中國遼寧省阜新縣福興地鎮界力花遺址^[47]	2人
	蒙古人東亞種華北組	約公元前五千紀	中國河北省張家口市陽原縣東城鎮西水地村姜家梁遺址墓地^[48]	40人
		春秋時代	中國山西省臨汾市鄉寧縣昌寧鎮內垣陽村南墓地^[49]	31人
		東漢時代	中國內蒙古區鄂爾多斯市杭錦旗查干陶勒蓋墓地^[50]	5人
蒙古人東亞種	蒙古人東亞種撫順組	約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晚期	中國雲南省宜良縣湯池鎮紗帽山墓地^[51]	39人
蒙古人東亞種		公元五世紀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區金港園墓地^[23]	3人
蒙古人東亞種		清代	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區金港園墓地^[23]	1人
蒙古北亞種
古代人類	近現代人群	年代	位置	個體
蒙古人北亞種古蒙古高原型	蒙古人北亞種布里亞特組	東周時代	中國內蒙古區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鄉小板申村^[52]	25人
	蒙古人北亞種蒙古組	春秋時代晚期至戰國時代初期	中國內蒙古區涼城縣岱海窯子墓地^[29]	A組20人
	蒙古人北亞種奧羅奇（Orok）組	約公元500年至公元1000年	俄羅斯阿穆爾州布拉戈維申斯克市特羅伊茨基^[53]	10人
蒙古人北亞種古西伯利亞型	不適用	約公元680年至公元858年	俄羅斯阿穆爾州沙普卡墓地^[54]	6人
蒙古人北亞種	蒙古人北亞種蒙古組	公元11世紀至公元12世紀	中國遼寧省法庫縣葉茂台遼代墓地及阜新縣關山遼代墓地^[55]	5人
蒙古人北亞種	蒙古人北亞種蒙古組	約公元1世紀至公元4世紀	中國吉林省大安縣漁場墓地^[56]	1人
混合種族^{[註 5]}
混合的古代人種	近現代人類	年代	位置	個體
蒙古人種與印歐人種的混合	不適用	約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	中國新疆區吐魯番市勝金店墓地^[57]	31人
蒙古人種與印歐人種的混合	不適用	約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3世紀	中國新疆區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58]	24人

二

三

^{[註 6]}

^{[註 7]}

^{[註 8]}

^{[註 13]}

^[79]

^{[註 10]}

^{[註 12]}

^{[註 14]}

^{[註 15]}

^{[註 16]}

^{[註 9]}

^{[註 11]}

^{[註 17]}

^{[註 18]}

①石固類型（約前4800～前4500）^[79]：河南省鄭州市大河村遺址（前3）、尉氏縣椅圈馬遺址（1）、長葛市石固遺址（Ⅴ）

②後崗類型（約前4500～前4000）^[79]：河南省鄭州市大河村遺址（前2-前1）、尉氏縣椅圈馬遺址（2）、長葛市石固遺址（Ⅴ）

③閻村類型（約前4000～前3400）^[79]：河南省鄭州市大河村遺址（1-2）、尉氏縣椅圈馬遺址（3）、長葛市石固遺址（Ⅵ）

^{[註 19]}

^{[註 20]}

^{[註 21]}

^{[註 22]}

^{[註 23]}

^{[註 24]}

^{[註 25]}

^{[註 26]}

^{[註 27]}

^{[註 28]}

^{[註 29]}

^{[註 30]}

^{[註 31]}

^{[註 32]}

四

來源

^[112]^[113]^[114]^[115]^[116]

^[117]

^[118]^[119]

^{[註 33]}

^[126]^[127]

位於漢洲邊緣的平話漢族最初是秦漢時代南下的少量中原移民融合大量的百越土著而形成的漢族支系^[128]

北川羌族帶有約10%廣西寶劍山遺址相關血統及約30%台灣漢本遺址相關血統等東亞南部血統^[129]

數據

一

盎格魯-撒克遜秩序集團與反抗勢力
華盛頓軍事軸心及其僕從國
政權		人口	生育率/0歲人口（年份）	公元2100年人口（中預測）^[130]	名義GDP（美元）聯合國^[131]/世界銀行^[132]	備注
北大西洋公約成員國	美利堅合眾國	3,3144,9281（2020年）	1.64/361,0000（2020年）	3,9404,1000	20,8937,4600,0000（2020年） 20,8937,4383,3000（2020年） 22,9961,0000,0000（2021年23.9%）
	加拿大	3515,1728（2016年）	1.4^[133]	5390,4000	1,6440,3728,6481（2020年） 1,6454,2340,7568（2020年） 1,9907,6160,9665（2021年）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6708,1234（2020年）		7048,5000	2,7641,9765,3965（2020年） 2,7569,0021,4107（2020年） 3,1868,5973,9185（2021年）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8021,9695（2011年）		6893,6000	3,8464,1392,8654（2020年） 3,8464,1392,8653（2020年） 4,2231,1620,5968（2021年）
	法蘭西共和國	6307,0344（2011年）		6085,2000	2,6303,1773,1455（2020年） 2,6303,1773,1455（2020年） 2,9374,7275,7953（2021年）
	義大利共和國	5943,3744（2011年）		3687,4000	1,8887,0944,3687（2020年） 1,8925,7406,4222（2020年） 2,0998,8019,8258（2021年）
	西班牙王國	4681,5916（2011年）		3088,1000	1,2814,8464,0044（2020年） 1,2814,8464,0043（2020年） 1,4252,7658,6282（2021年）
	波蘭共和國	3804,4565（2011年）		2308,2000	5966,1798,1106（2020年） 5966,2435,5719（2020年） 6740,4826,6397（2021年）
	匈牙利	993,7628（2011年）		693,0000	1558,0843,6238（2020年） 1567,4313,4666（2020年） 1822,8051,7581（2021年）
	葡萄牙共和國	1056,1614（2011年）		688,5000	2285,3924,5045（2020年） 2285,3924,5045（2020年） 2498,8646,4354（2021年）
	捷克共和國	1043,6560（2011年）		1117,2000	2453,4948,9988（2020年） 2453,3932,2066（2020年） 2823,4084,9856（2021年）
	斯洛伐克共和國	539,7036（2011年）		385,4000	1051,7256,4492（2020年） 1051,7256,4491（2020年） 1148,7070,6410（2021年）
	拉脫維亞共和國	207,0371（2011年）		95,4000	337,0732,0816（2020年） 336,4546,0617（2020年） 388,7254,6228（2021年）
	立陶宛共和國	304,3629（2011年）		150,3000	565,4695,7475（2020年） 565,4695,7475（2020年） 655,0384,9704（2021年）
	愛沙尼亞共和國	129,4445（2011年）		83,6000	306,5028,5472（2020年） 306,5028,5471（2020年） 362,6292,4353（2021年）
	挪威王國	497,9955（2011年）		722,0000	3625,2234,7110（2020年） 3621,9831,8435（2020年） 4824,3701,9790（2021年）
	芬蘭共和國	537,5276（2011年）		502,4000	2697,5131,2854（2020年） 2718,3696,2949（2020年） 2991,5523,7589（2021年）
	瑞典王國	1089,3567（2011年）		1318,8000	5410,6360,4340（2020年） 5414,8715,1474（2020年） 6274,3789,8887（2021年）
	丹麥王國	556,0628（2011年）		709,4000	3560,8486,7686（2020年） 3560,8486,7685（2020年） 3971,0434,3478（2021年）
	尼德蘭	1665,5799（2011年）		1658,0000	9138,6539,5790（2020年） 9138,6539,5789（2020年） 1,0180,0705,6949（2021年）
	比利時王國	1100,0638（2011年）		1152,1000	5218,6129,2587（2020年） 5216,7694,2134（2020年） 5998,7902,5377（2021年）
	盧森堡大公國	51,2353（2011年）		87,9000	733,5313,2794（2020年） 733,5313,2793（2020年） 867,1080,3337（2021年）
	冰島	31,5556（2011年）		36,8000	217,1807,5725（2020年） 217,1807,5725（2020年） 254,5893,3915（2021年）
	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205,0189（2011年）		166,6000	535,8960,9581（2020年） 535,8960,9580（2020年） 615,2633,1889（2021年）
	羅馬尼亞	2012,1641（2011年）		1310,5000	2487,1603,9735（2020年） 2495,1133,3647（2020年） 2840,8756,3695（2021年）
	保加利亞共和國	736,4570（2011年）		294,4000	698,8799,7669（2020年） 698,8934,7433（2020年） 802,7111,9426（2021年）
	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287,6591（2011年）		109,7000	149,0961,9335（2020年） 151,3186,6270（2020年） 182,6004,3499（2021年）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428,4889（2011年）		211,4000	572,0378,3669（2020年） 572,0378,3203（2020年） 678,3778,8543（2021年）
	黑山	62,0029（2011年）		42,9000	47,8945,6724（2020年） 47,8072,2121（2020年） 58,0917,0961（2021年）
	北馬其頓共和國	202,2547（2011年）		121,0000	122,6369,9877（2020年） 121,1698,1815（2020年） 138,7926,9151（2021年）
	希臘共和國	1081,6286（2011年）		638,1000	1888,3520,1626（2020年） 1888,3520,1625（2020年） 2162,4058,9485（2021年）
	土耳其共和國	8468,0273（2021年）		8254,9000	7200,9808,0536（2020年） 7199,5482,1683（2020年） 8152,7175,1724（2021年）
合計	北約32國	10,0000,0000^{[註 34]}		9,4455,8000	40,8318,1248,2556（2020年） 45,6029,0716,9889（2021年47.4%）
澳洲聯邦		2541,7978（2021年）	1.58/29,4369（2020年）^[134]	3808,9000	1,4234,7270,2121（2020年） 1,3278,3617,1068（2020年） 1,5426,5989,9992（2021年）
紐西蘭		469,9755（2018年）		606,9000	2120,4385,9128（2020年） 2117,3453,2308（2020年） 2499,9151,2236（2021年）
日本國		1,2622,6568（2020年）	1.34/84,0832（2020年）^[135]	7364,4000	5,0577,5895,8707（2020年） 5,0401,0775,4084（2020年） 4,9374,2188,0461（2021年）
大韓民國		5157,8178（2022年6月）^[136]	1.1/25,3946（2021年）	2410,3000	1,6378,9575,6535（2020年） 1,6378,9580,2792（2020年） 1,7985,3391,5091（2021年）
非主權國家	台灣	2356,1236（2020年）	0.9/16,5249（2020年）	1524,2000	6693,2400,0000（2020年）^[137] 7749,4200,0000（2021年）^[137]
合計	4國1島	2,4000,0000^{[註 35]}		1,5714,7000	9,0004,9527,6491（2020年）^{[註 36]} 9,3035,4920,7780（2021年9.6%）^{[註 37]}
烏克蘭		4373,3762（2020年）		2043,3000	1555,8186,7992（2020年） 1566,1786,1448（2020年） 2000,8553,7744（2021年）
瑞士聯邦		865,4622（2020年）		1044,0000	7522,4804,5730（2020年） 7522,4804,5730（2020年） 8128,6692,8867（2021年）
以色列國		945,0000（2021年）^[138]		1841,0000	4071,0085,4535（2020年） 4071,0073,6594（2020年） 4815,9126,6133（2021年）
愛爾蘭共和國		493,7786（2020年）		572,2000	4258,8895,1413（2020年） 4258,8895,0992（2020年） 4985,5957,6714（2021年）
喬治亞		372,8600（2021年）^[139]		236,7000	158,9160,3714（2020年） 158,4292,2532（2020年） 187,0024,1392（2021年）
抗美同盟
政權		人口	生育率/0歲人口（年份）	公元2100年人口（中預測）^[130]	名義GDP（美元）聯合國^[131]/世界銀行^[132]	備注
中華人民共和國		14,1993,6142（2020年）^{[註 38]}	1.3/1198,8057（2020年）^[140]	7,7255,6000^{[註 39]}	15,0965,7826,0837（2020年） 15,0581,4140,4463（2020年） 18,1321,0708,3223（2021年）^{[註 38]}
羅斯聯邦		1,4285,6536（2010年）		1,1206,9000	1,4834,9764,4259（2020年） 1,4883,2187,5489（2020年） 1,7757,9991,9352（2021年）
白羅斯共和國		934,9645（2021年）		646,9000	602,5885,6563（2020年） 614,8958,8894（2020年） 682,1881,6484（2021年）
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		2405,2231（2008年）		2047,4000	158,4737,1620（2020年）
敍利亞阿拉伯共和國		1750,0658（2020年）		4347,3000	155,7235,2320（2020年）
合計	5國	16,1369,5212		9,5504,1000	16,6717,5448,5599（2020年） 20,0075,4554,2999（2021年20.8%）^{[註 40]}
非主權國家	阿布哈茲共和國	24,5246（2018年）^[141]
	南奧塞提亞共和國	5,1547（2013年）^[142]
	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	34,7251（2022年）^[143]

中立陣營
政權	人口	公元2100年人口（中預測）^[130]	名義GDP（美元）聯合國^[131]/世界銀行^[132]
印度共和國	13,8000,4385（2020年）	15,2985,0000	2,6647,4874,8048（2020年） 2,6676,8795,1796（2020年） 3,1733,9759,0816（2021年）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2,2089,2340（2020年）	4,8701,7000	2578,2918,3030（2020年） 3003,0633,1697（2020年） 3463,4317,0486（2021年）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8399,2949（2020年）	7990,6000	9393,1623,6394（2020年） 2315,4757,1240（2020年）
巴西聯邦共和國	2,1255,9417（2020年）	1,8454,8000	1,4447,3321,0425（2020年） 1,4485,6593,6739（2020年） 1,6089,8122,0812（2021年）
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	2843,5940（2020年）	3535,3000	1063,5858,6984（2020年）
阿根廷共和國	4519,5774（2020年）	4756,2000	3830,6715,8673（2020年） 3895,9103,5520（2021年） 4914,9270,0657（2021年）
泰王國	6979,9978（2020年）	4457,1000	5017,9539,1454（2020年） 4996,8175,7030（2020年） 5059,8165,5622（2021年）
新加坡共和國	585,0342（2020年）	544,6000	3399,8821,0353（2020年） 3452,9593,3898（2020年） 3969,8689,9888（2021年）
菲律賓共和國	1,0958,1078（2020年）	1,8014,8000	3614,8935,4350（2020年） 3617,5111,6292（2020年） 3940,8641,9343（2021年）
蒙古國	327,8290（2020年）	525,7000	131,3712,8495（2020年） 133,1298,1594（2020年） 150,9802,2828（2021年）
柬埔寨王國	1671,8965（2020年）	1911,9000	252,9125,1310（2020年） 258,7279,8012（2020年） 269,6106,1119（2021年）
古巴共和國	1132,6616（2020年）	647,8000	1073,5200,0000（2020年） 1073,5200,0000（2020年）
南非共和國	5930,8690（2020年）	7456,6000	3021,4124,3647（2020年） 3354,4210,1366（2020年） 4199,4642,8126（2021年）
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	2,0613,9589（2020年）	5,4609,2000	4298,9876,5802（2020年） 4322,9377,6262（2020年） 4407,7697,1536（2021年）
埃及阿拉伯共和國	1,0233,4404（2020年）	2,0522,5000	3693,0872,1389（2020年） 3652,5265,1278（2020年） 4041,4276,6093（2021年）
塞爾維亞共和國	696,6711（2020年）	326,6000	533,3502,0734（2020年） 533,3501,6425（2020年） 630,6813,4601（2021年）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9733,8579（2020年）	9103,7000	2711,5843,7578（2020年） 3432,4257,0827（2020年） 3626,3752,4071（2021年）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2,7352,3615（2020年）	2,9662,3000	1,0584,2384,0681（2020年） 1,0586,8893,5454（2020年） 1,1860,9299,1320（2021年）
緬甸聯邦共和國	5440,9800（2020年）	5241,8000	702,8380,3009（2020年） 789,3025,7227（2020年） 650,6780,8984（2021年）

二

預測

2022年至2100年主要國家的人口

帝國統治

滿清帝國在漢洲的駐防據點（八旗兵）
順治時期
地點	初始駐兵	後續變動	駐防八旗在據點的兵力（公元1661年）	備注
獨石口	公元1645年，滿80		80
喜峰口	公元1645年，滿8	公元1659年增至滿16人	16
張家口	公元1645年，滿4	公元1653年增至滿20人	20
古北口	公元1645年，滿4	公元1652年增至滿12人	12
固安縣	公元1645年，滿50		50
采育里	公元1645年，滿100	公元1658年，采育里及東安縣的滿150人中有127人移駐太原府	23
東安縣	公元1649年，滿50	公元1658年，采育里及東安縣的滿150人中有127人移駐太原府	23
山海關	公元1645年，滿蒙46		46
滄州	公元1648年，滿311		311
順義縣	公元1648年，滿50		50
大名府	公元1648年，滿蒙401	後於公元1649年移駐保定府	0
三河縣	公元1649年，滿50		50
保定府	公元1649年，滿蒙401，自大名府移駐		401
昌平州	公元1651年，滿37、蒙13		50
良鄉縣	公元1651年，滿50		50
江寧府	公元1645年，滿蒙2000	公元1661年增至3000人	3000
西安府	公元1645年，滿蒙2000	公元1661年增至3000人	3000
太原府	公元1649年，滿蒙612、察哈爾248	公元1651年，裁減滿蒙50人移駐北京。公元1657年，察哈爾248人移歸察哈爾。公元1658年，移滿蒙250人駐杭州府，又調滿127人駐太原府	185
德州	公元1654年，滿蒙340		340
杭州府	公元1658年，滿蒙1669、漢1378，又移太原府滿蒙250改駐杭州府		3297
京口	公元1659年，漢2000		2000

人口

第二次治世時代各民族人口
漢國境內
民族	人口	聚居地	備注
漢族	1616,3863人（太康元年）	全國19州172郡國	不適用
匈奴人	約21,0000人（元康九年）	茲氏縣、祁縣、大陵縣、蒲子縣、新興縣；
句驪人	約5000人	滎陽縣
氐族及羌族	約100,0000人	關中、隴西

朝鮮世系

夫餘王國（含傳說）

⁽¹⁾夫餘王
解夫婁

⁽²⁾夫餘王
⁽¹⁾東夫餘王
金蛙

⁽²⁾東夫餘王
帶素
公元？年～公元22年

曷思王
名不詳

夫餘王
夫台

夫餘王
尉仇台

夫餘王
簡位居

夫餘王
麻余

夫餘王
依慮

高句麗王國（傳說）

解慕漱

⁽¹⁾東明聖王
朱蒙
公元前37年～公元前19年

⁽²⁾琉璃明王
類利
公元前19年～公元18年

⁽³⁾大武神王
無恤
公元18年～公元44年

⁽⁴⁾閔中王
解色朱
公元44年～公元48年

再思

⁽⁵⁾慕本王
解憂
公元48年～公元53年

⁽⁶⁾太祖大王
宮
公元53年～公元146年

⁽⁷⁾次大王
遂成
公元146年～公元165年

⁽⁸⁾新大王
伯固
公元165年～公元179年

⁽⁹⁾故國川王
男武
公元179年～公元197年

⁽¹⁰⁾山上王
延優
公元197年～公元227年

⁽¹¹⁾東川王
憂位居
公元227年～公元248年

⁽¹²⁾中川王
然弗
公元248年～公元270年

⁽¹³⁾西川王
藥盧
公元270年～公元292年

⁽¹⁴⁾烽上王
相夫
公元292年～公元300年

咄固

⁽¹⁵⁾美川王
乙弗
公元300年～公元331年

百濟王國（傳說）

沸流

⁽¹⁾百濟王
溫祚
公元前18年～公元28年

⁽²⁾百濟王
多婁
公元28年～公元77年

⁽³⁾百濟王
己婁
公元77年～公元128年

⁽⁴⁾百濟王
蓋婁
公元128年～公元166年

⁽⁵⁾百濟王
肖古
公元166年～公元214年

⁽⁷⁾百濟王
古爾
公元234年～公元286年

⁽⁶⁾百濟王
仇首
公元214年～公元234年

⁽⁸⁾百濟王
責稽
公元286年～公元298年

沙伴

⁽¹⁰⁾百濟王
比流
公元304年～公元344年

⁽⁹⁾百濟王
汾西
公元298年～公元304年

新羅王國（傳說）

⁽¹⁾居西干
朴赫居世
公元前57年～公元4年

⁽²⁾次次雄
朴南解
公元4年～公元24年

⁽³⁾尼師今
朴儒理
公元24年～公元57年

⁽⁴⁾尼師今
昔脫解
公元57年～公元80年

阿孝夫人

⁽⁷⁾尼師今
朴逸聖
公元134年～公元154年

⁽⁵⁾尼師今
朴婆娑
公元80年～公元112年

金閼智

昔仇鄒

⁽⁸⁾尼師今
朴阿達羅
公元154年～公元184年

⁽⁶⁾尼師今
朴祇摩
公元112年～公元134年

金勢漢

⁽⁹⁾尼師今
昔伐休
公元184年～公元196年

金阿道

昔骨正

昔伊買

金首留

⁽¹¹⁾尼師今
昔助賁
公元230年～公元247年

⁽¹²⁾尼師今
昔沾解
公元247年～公元262年

⁽¹⁰⁾尼師今
昔奈解
公元196年～公元230年

金郁甫

光明夫人

⁽¹⁴⁾尼師今
昔儒禮
公元284年～公元298年

昔乞淑

昔於老

金仇道

⁽¹⁵⁾尼師今
昔基臨
公元298年～公元310年

⁽¹⁶⁾尼師今
昔訖解
公元310年～公元356年

⁽¹³⁾尼師今
金味鄒
公元262年～公元284年

數

^[151] ^[152]

^[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

備註

↑ 基於很多人口調查只有華人人口數據，皆缺少漢族人口數據，所以筆者主要以2020年大陸地區的漢族人口比例（91.11%）來推算21世紀分布在其他地區及國家的華人人口中的漢族人口數量。
↑ 同年總人口2357,0130減去南島人57,6792，得出2299,3338人。
↑ 不包括當地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國籍的華裔人口。
↑ 2020年當地來自中國並持有大韓民國國籍的移民中有9,1392是朝鮮族，非朝鮮族的華人人口是3,7048人^[1]。
↑ 混合不是指某一種族混有其他種族成分，而是指兩種不同的種族因大量混血以至不能輕易歸類於某一種族之中的狀態。
↑ 二里崗文化各期遺存分布^[74]
下層一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洛陽市偃師區商城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
下層二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洛陽市偃師區商城遺址、滎陽市西史村遺址^[75]；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76]、垣曲縣垣曲商城遺址^[76]、絳縣柳莊遺址^[76]、侯馬市上北平望遺址^[76]；陜西省藍田縣懷珍坊遺址^[75]、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
上層一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洛陽市偃師區商城遺址、趙城村遺址^[75]、西口孜遺址^[75]、滎陽市西史村遺址^[75]、鞏義市稍柴遺址（4）^[75]、伊川縣白元遺址（2）^[75]；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76]、東陰遺址^[76]、垣曲縣垣曲商城遺址^[76]、寧家坡遺址^[76]、絳縣柳莊遺址^[76]、侯馬市上北平望遺址^[76]、曲沃縣閻村堡子遺址^[76]、平陸縣前莊遺址^[76]；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
上層二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柘城縣孟莊遺址、安陽市洹北商城遺址、鞏義市稍柴遺址（4）^[75]；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76]、東陰遺址^[76]、垣曲縣垣曲商城遺址^[76]、絳縣柳莊遺址^[76]、曲沃縣閻村堡子遺址^[76]、平陸縣前莊遺址^[76]、黎城縣趙店遺址^[76]；陜西省藍田縣懷珍坊遺址^[75]、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
殷墟文化各期遺存分布
一期：河南省安陽市洹北商城遺址、洹北花園莊遺址、殷墟遺址；河北省石家莊市藁城區台西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扶風縣壹家堡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周原老堡子遺址^[75]
二期：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滎陽市西史村遺址^[75]；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
三期：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
四期：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
多數說法將商文化分為二里崗文化（早商）與殷墟文化（晚商），兩文化各分四期，少數說法在前兩文化的基礎上劃分出中商文化，中商文化分為三期，第一期又稱為白家莊期，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二期，第二期、第三期即洹北花園莊商代遺存早晚兩期，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一期^[77]^[76]^[75]。
↑ 白燕文化，別稱光社文化、東太堡文化，重要遺址如下
山西省太谷縣白燕遺址^[76]、汾陽市杏花村遺址^[76]
↑ 根據後崗二期文化分為兩期3段説的觀點，重要遺址如下
早期1段：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河北省磁縣下潘汪遺址
晚期2段：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淇縣王莊遺址
晚期3段：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淇縣王莊遺址
根據後崗二期文化分為四期説的觀點^[78]，重要遺址如下
一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河北省邯鄲市黃粱夢鎮薛莊遺址
二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
三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淇縣王莊遺址、宋窯遺址、新鄉縣李大召遺址、洛絲潭遺址、濮陽市鐵丘遺址、程莊遺址；河北省邯鄲市黃粱夢鎮薛莊遺址、武安市念頭遺址
四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濮陽市戚城遺址；河北省永年縣台口村遺址、武安市念頭遺址
↑ ^9.0 ^9.1 順山集文化，約公元前6600～公元前5900年，遺存主要分布^[79]：
江蘇省泗洪縣順山集遺址、韓井遺址、泗縣於莊遺址
↑ ^10.0 ^10.1 石山孜早期文化，主要源自順山集文化發展而來^[79]，年代約公元前6000～公元前5300年，其遺存分布：
安徽省宿州市蘆城孜遺址、小山口遺址、濉溪縣石山孜遺址
↑ ^11.0 ^11.1 順山集三期遺存，約公元前5800～公元前5500年，主要分布^[79]：
江蘇省泗洪縣順山集遺址、韓井遺址
↑ ^12.0 ^12.1 大伊山類型，主要源自順山集三期遺存發展而來^[79]，年代約公元前5300～公元前4000年，其遺存分布：
江蘇省連雲港市二澗村遺址、大村遺址、灌雲縣大伊山遺址、沭陽縣萬北遺址、邳州市大墩子遺址
↑ 淮河流域最初出現的考古學文化是淮河上游的賈湖一期遺存及其後繼的賈湖文化，稍晚，在淮河下游出現順山集文化^{[註 9]}，順山集文化向西北方向發展為石山孜早期文化^{[註 10]}，順山集文化原地則變為順山集三期遺存^{[註 11]}，繼之發展為大伊山類型^{[註 12]}
↑ 賈湖一期遺存的年代約公元前6800～公元前6200年，遺存分布：
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
↑ 賈湖文化，約公元前6200～公元前5500年，遺存主要分布：
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長葛市石固遺址、郟縣水泉遺址
↑ 裴李崗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河南省鄭州朱寨遺址、新鄭市裴李崗遺址、沙窩李遺址、唐戶遺址、新密市莪溝北崗遺址、馬良溝遺址、中牟縣宋莊遺址
↑ 雙墩文化遺存主要分布^[79]：
安徽省蚌埠市雙墩遺址、懷遠縣雙古堆遺址、淮南市小孫崗遺址、鳳台縣硤石口遺址、定遠縣侯家寨遺址、濉溪縣石山孜遺址、渠溝遺址、宿州市古台寺遺址、臨泉縣王新莊遺址、泗縣唐圩遺址、張集遺址；河南省鹿邑縣武莊遺址
↑ 北辛文化，年代約公元前5300年～公元前4000年，主要遺存分布^[79]：
山東省藤縣北辛遺址、滕州市西康留遺址、汶上縣東賈柏遺址、兗州市王因遺址、濟寧市玉皇頂遺址、張山遺址、泰安市大汶口遺址
↑ 大汶口文化分布廣泛，在各地發展為不同的類型，其相關遺址分布如下
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遺址^[80]、鄒縣野店遺址^[80]、臨沂市大范莊遺址^[80]、棗莊市建新遺址^[80]；江蘇省邳州市梁王城遺址^[80]、劉林遺址、大墩子遺址、新沂市花廳遺址、淄博市臨淄區田旺遺址、五蓮縣丹土遺址、日照市蘇家村遺址^[81]、兗州市王因遺址
劉林類型：江蘇省邳州市劉林遺址^[79]、大墩子遺址^[79]、新沂市小徐莊遺址^[79]
尉遲寺類型：安徽省蒙城縣尉遲寺遺址、蕭縣花家寺遺址、宿州市古台寺遺址^[82]、蘆城孜遺址、楊堡遺址、亳州市付莊遺址^[82]、固鎮縣南城孜遺址、垓下遺址、孟城遺址、阜南縣高莊遺址；河南省鄲城縣段寨遺址、鹿邑縣欒台遺址^[82]、永城市黑堌堆遺址^[82]、周口市平糧台遺址^[82]、商水縣章華台遺址^[82]；江蘇省泗洪縣趙莊遺址^[79]
付莊類型：河南省鄲城縣段寨遺址；安徽省蕭縣金寨遺址
前後屯類型：河南省禹州市前後屯遺址、谷水河遺址、瓦店遺址、吳灣遺址、登封縣陽城（告成北溝）遺址、襄城縣台王遺址、平頂山市寺崗遺址
↑ 山東龍山文化分布廣泛，在各地發展為不同的類型，其相關遺存分布如下
城子崖類型：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遺址、鄒平縣丁公遺址、淄博市臨淄區田旺遺址、陽穀縣景陽崗遺址、皇姑冢遺址、茌平縣教場鋪遺址、大尉遺址、樂平鋪遺址、尚莊遺址、青島市黃島區王家莊遺址、東阿縣王集遺址、前趙遺址、日照市蘇家村遺址^[81]
姚官莊類型：山東省壽光縣邊線王遺址、
尹家城類型：山東省滕州尤樓遺址
堯王城類型：山東省日照市堯王城遺址、兩城鎮遺址、東海峪遺址、五蓮縣丹土遺址、臨沂市大范莊遺址、莒南縣化家村遺址、連雲港市藤花落遺址^[79]
↑ 岳石文化的相關遺存分布如下：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遺址、鄒平縣丁公遺址、淄博市臨淄區田旺遺址、新泰市雁嶺關遺址^[83]；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後陳遺址^[84]、沭陽縣萬北遺址^[84]、連雲港市贛榆區下廟墩遺址^[84]、灌雲縣大伊山遺址^[84]、徐州市銅山區高皇廟遺址^[84]、邳州市梁王城遺址^[84]；安徽省宿州市楊堡遺址^[85]、蘆城孜遺址^[85]、太和縣倪丘孤堆遺址
↑ 老官台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86]、灞橋區半坡遺址^[86]、北首嶺遺址^[87]、寶雞市關桃園遺址^[88]、漢中市南鄭區龍崗寺遺址^[88]；甘肅省天水市師趙村遺址^[88]、西山坪遺址^[88]
↑ 仰韶文化分布廣泛，在各地先後發展為不同的類型，最初由老官台文化與斐李崗文化融合成為仰韶文化北首嶺類型及大張莊類型^[89]，仰韶文化各類型相關遺存分布如下
①大張莊類型：河南省方城縣大張莊遺址^[89]、淅川縣溝灣遺址^[89]、下王崗遺址^[89]；湖北省鄖縣店子河遺址^[89]、劉灣遺址^[89]
②八里崗類型：河南省鄧州市八里崗遺址^[89]、淅川縣溝灣遺址^[89]、下王崗遺址^[89]；湖北省鄖縣大寺遺址^[89]、店子河遺址^[89]、劉灣遺址^[89]、棗陽市雕龍碑遺址^[89]
③下王崗類型：河南省淅川縣溝灣遺址^[89]、下王崗遺址^[89]、鄧州市八里崗遺址^[89]、鎮平縣趙灣遺址^[89]；湖北省棗陽市雕龍碑遺址^[89]
④朱家台類型：河南省淅川縣溝灣遺址^[89]；湖北省丹江口市朱家台遺址、十堰市犟河口遺址^[90]
仰韶文化北首嶺類型相關遺址分布如下
①北首嶺類型：陝西省寶雞市北首嶺遺址、福臨堡遺址、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88]^[86]、漢中市南鄭區龍崗寺遺址^[88]
北首嶺類型向東擴張，分化出棗園類型，而北首嶺類型隨後發展為半坡類型
②半坡類型：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半坡遺址^[86]、臨潼區零口遺址^[86]、臨潼縣姜寨遺址、華縣元君廟遺址、潼關縣南寨子遺址^[91]^[92]、寶雞市北首嶺遺址^[87]、眉縣白家遺址、漢中市南鄭區龍崗寺遺址、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
②棗園類型：山西省翼城縣棗園遺址、垣曲縣東關遺址、寧家坡遺址、侯馬市褚村遺址、萬榮縣西解村遺址；河南省新安縣荒坡遺址、三門峽市南交口遺址；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
棗園類型發展為東莊類型
③東莊類型：山西省芮城縣東莊遺址^[93]、垣曲縣東關遺址^[93]、苗圃遺址^[93]、萬榮縣西解村遺址^[93]、夏縣西陰村遺址^[93]、翼城縣北橄遺址^[93]；河南省三門峽市南交口遺址^[93]、三里橋遺址^[93]、南家莊遺址^[93]、靈寶縣底董遺址^[93]、底董北遺址^[93]、曉塢遺址^[93]、澠池縣仰韶村遺址^[93]、西灣遺址^[93]、洛陽市王灣遺址^[93]、濟源市長泉遺址^[93]；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
東莊類型發展為廟底溝類型
④廟底溝類型：河南省陜縣廟底溝遺址、三門峽市南交口遺址^[93]、靈寶市西坡遺址；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半坡遺址、潼關縣南寨子遺址^[91]、華縣泉護村遺址^[86]、眉縣白家遺址、寶雞市北首嶺遺址^[87]、高陵縣楊官寨遺址^[94]^[86]、白水縣下河西村遺址^[95]、扶風縣案板遺址^[96]、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岐山縣王家咀遺址^[86]；山西省臨汾市桃園遺址^[97]、垣曲縣苗圃遺址^[93]、夏縣西陰村遺址、轅村遺址、翼城縣北橄遺址^[93]、澤州縣和村遺址^[98]、屯留縣柳行遺址^[99]；甘肅省天水市師趙村遺址^[100]、西山坪遺址^[100]、秦安縣大地灣遺址^[100]、禮縣高寺頭遺址^[100]；青海省民和縣胡李家遺址^[101]、陽窪坡遺址^[100]、化隆縣安達其哈遺址^[100]
廟底溝類型衰落後分化為半坡晚期類型及西王村類型
⑤半坡晚期類型：陜西省西安市灞橋區半坡遺址^[86]、灞橋區米家崖遺址^[86]、臨潼區零口遺址^[86]、雁塔區魚化寨遺址^[86]、藍田縣新街遺址^[86]、扶風縣案板遺址^[96]、寶雞市福臨堡遺址^[86]、隴縣原子頭遺址^[86]、臨潼縣姜寨遺址^[86]、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岐山縣王家咀遺址^[86]、高陵縣楊官寨遺址^[86]；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遺址^[86]、天水市師趙村遺址^[86]
⑤西王村類型：山西省芮城縣西王村遺址、平陸縣盤南遺址、垣曲縣苗圃遣址^[93]、河津市固鎮遺址^[102]；河南省陜縣廟底溝遺址、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篤忠遺址（2）、靈寶縣澗口遺址^[103]、洛陽市南陳遺址^[104]、新安縣麻峪遺址^[104]；陝西省商縣紫荊遺址
大司空類型：河南省安陽市大司空遺址、鮑家堂遺址^[104]、老磨崗遺址^[104]、大寒村南崗遺址^[104]、新鄉縣洛絲潭遺址^[104]、輝縣孟莊遺址^[104]
④秦王寨類型：河南省洛陽市王灣遺址（2）、西干溝遺址、禹州市谷水河遺址（1-3）、襄城縣台王遺址（1）、鄭州市西山遺址、大河村遺址（3-5）、鞏義市里溝遺址（2）、灘小關遺址（4）、新密市古城寨遺址（1）、武陟縣東石寺遺址、長葛市石固遺址（Ⅶ-Ⅷ）、尉氏縣椅圈馬遺址（4）
↑ 泉護二期文化是源自仰韶文化半坡晚期類型發展而來，其主要遺址分布：
陜西省華縣泉護村遺址^[86]、長安縣花樓子遺址^[86]、藍田縣新街遺址^[86]、西安市灞橋區米家崖遺址^[86]、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商縣紫荊遺址^[86]
↑ 廟底溝二期文化主要遺存分布：
河南省陜縣廟底溝遺址^[103]、靈寶縣澗口遺址^[103]、澠池縣鄭窯遺址、新安縣西沃遺址^[102]、偃師市滑城遺址、二里頭遺址^[103]^[102]、登封縣陽城（告成北溝）遺址^[103]；山西省垣曲縣東關遺址^[103]、豐村遺址^[103]、龍王崖遺址^[103]^[102]、寧家坡遺址^[103]、夏縣西陰村遺址^[103]^[102]、芮城縣清涼寺遺址^[103]^[102]、侯馬市喬山底遺址^[103]^[102]、東呈王遺址^[102]、曲沃縣曲村－天馬遺址^[102]、河津市固鎮遺址^[103]^[102]、屯留縣水泉遺址^[105]、太谷縣白燕遺址^[102]、嵐縣荊峪堡遺址；陜西省華陰縣橫陣遺址^[102]、華縣泉護村遺址、藍田縣新街遺址、武功縣滸西莊遺址^[102]、趙家來遺址^[102]、扶風縣案板遺址^[102]^[96]、太子藏遺址^[106]、興平市田福遺址^[106]
↑ 王灣三期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河南省洛陽市王灣遺址（3）、矬李遺址（3）、孟津區小潘溝遺址、偃師市灰嘴遺址、鄭州市站馬屯遺址（2-3）、大河村遺址、汝州市煤山遺址（1）^[82]、北劉莊遺址^[82]、漯河市郝家台遺址^[82]、上蔡縣十里鋪遺址^[82]、襄城縣台王遺址^[82]
王瓊認為煤山文化屬於王灣三期文化，其王灣三期文化分期法大致同於靳松安，分為兩期四段，早期約公元前2500～公元前2200，晚期約公元前2200～公元前1900^[107]，主要遺址如下：
早期一段：河南省鄭州市站馬屯遺址（1）
早期二段：河南省鄭州市站馬屯遺址（2）、登封市王城崗遺址（1）、洛陽市矬李遺址（1）、禹州市瓦店遺址（1）、漯河市郝家台遺址（1-2）
晚期三段：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崗遺址（2-3）、洛陽市矬李遺址（2）、汝州市煤山遺址（1）、李樓遺址（1）、禹州市瓦店遺址（2）、漯河市郝家台遺址（3）、淅川縣下王崗遺址、下寨遺址
晚期四段：河南省鄭州市站馬屯遺址（3）、登封市王城崗遺址（4-5）、洛陽市矬李遺址（3）、禹州市瓦店遺址（3）、漯河市郝家台遺址（4-5）、汝州市煤山遺址（2）、李樓遺址（2）、鄧州市八里崗遺址、淅川縣下王崗遺址、下寨遺址、水田營遺址、金營遺址；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店子河遺址、遼瓦店子遺址、大寺遺址、青龍泉遺址、丹江口市亂石灘遺址、襄陽市牌坊崗遺址
↑ 王油坊類型，又別稱為造律台類型，源自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有的觀點認為其屬於煤山文化或中原龍山文化，有的觀點認為屬於山東龍山文化，也有的觀點認為是一支獨立考古學文化，命名為王油坊文化，又被稱為造律台文化，其主要遺址分布^[108]：
河南省永城市王油坊遺址^[108]、造律台遺址^[108]、黑堌堆遺址^[108]、鹿邑縣欒台遺址^[108]、夏邑縣清涼山遺址^[108]、杞縣鹿台崗遺址^[108]、商丘縣塢牆遺址^[108]、睢縣周龍崗遺址^[108]；山東省梁山縣青堌堆遺址^[108]、曹縣莘冢集遺址^[108]、安邱縣堌堆遺址^[108]；安徽省蕭縣花家寺遺址^[108]；江蘇省興化市南蕩遺址^[108]
王油坊類型被視為是新砦期二里頭文化的主要來源^[109]或來源之一。
↑ 客省莊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客省莊遺址、西咸新區太平遺址、武功縣趙家來遺址、臨潼縣姜寨遺址、寶雞市岐山縣雙庵遺址、北祈家遺址^[106]、樊家塬遺址^[106]、眉縣鐵家溝遺址^[106]、鳳翔縣紙房遺址^[106]、商縣紫荊遺址、咸陽市長武縣將台山遺址^[106]、旬邑縣東牛家坡遺址^[106]
↑ 廣富林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上海市松江區廣富林遺址；浙江省湖州市錢山漾遺址
↑ 半坡類型器物組合
尖底瓶：環形口尖底瓶
廟底溝類型器物組合^[97]
鉢：彩陶鉢、斂口曲腹鉢、直口弧腹鉢
盆：彩陶盆、斂口深曲腹盆
瓮：彩陶瓮、灰陶瓮、深曲腹瓮、斂口斜折沿深曲腹夾砂瓮
尖底瓶：重唇口尖底瓶
罐：夾砂罐
二里頭文化器物組合
罐：深腹罐
↑ 良渚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江蘇省東台市開莊遺址^[79]、蔣莊遺址^[79]
↑ 夏家店下層文化主要遺址分布^[110]：
內蒙古區赤峰市夏家店遺址、藥王廟遺址、蜘蛛山遺址、東山嘴遺址、大甸子遺址、大山前遺址、三座店遺址、康家灣遺址、南山根遺址、小榆樹林子遺址；遼寧省朝陽市邵杖子遺址^[111]
↑ 羌名最早出現在殷墟時代的甲骨文，是商部落對西方敵對部落的他稱，關中平原主要由鄭家坡文化，也即先周文化以及商文化的分布範圍^[120]^[121]，當時被稱為羌的部落只能分布在商周華夏部落以北的隴東高原及以西的隴西高原之內，或可滲入關中平原西部邊緣地帶，但在商末周初以後，羌名卻消失了數百年，代之以威脅周秦數百年的諸戎部落，經過由華夏部落建立的秦國長期軍事征伐及移民滲透，戎部落或被驅逐或被同化，至秦代，華夏部落成為隴東高原及隴西高原的主要人群，而位於陝北高原的新石器時代石峁文化人群與以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人群為代表的華夏部落及現代漢族有著密切的線粒體遺傳關係（mtDNA）^[122]，不能排除分布在隴東高原或隴西高原的戎部落與華夏部落有著親緣關係，反之後來被他稱為羌的人群晚至公元前3世紀才出現，並主要分布在隴西高原以西的河湟地區，與當時在河西走廊的月氏、烏孫以至稍後南下的匈奴人為鄰，彼此時代相差700多年，聚居地也不同，所以晚商的古羌人不能等同於秦漢的羌人族群。
自從諸戎攻破關中殺害周幽王姬宮涅、逼使周平王姬宜臼東遷伊洛後，關中就被各股諸戎勢力及本土地方勢力割據，以西犬丘為根據地的周朝附庸秦襄公——源自夷部落少昊氏的嬴姓氏族^[123]^[124]——受周平王封為諸侯，遂步東向收復關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國兵抵西嶽華山，完成對關中的光復，昔日關中的周部落盡為秦部落，部眾亦以「夏」自稱^[125]，成為華夏在雍州地區的一個強大部落，此後西方諸戎部落再也不能成為威脅。
根據後世傳説，羌族最早的領袖叫無弋爰劍，相當於土家族的廩君、漢族的軒轅黃帝、希臘族的希倫（Έλλην）、猶太人的亞伯拉罕，羌語稱奴隸為「無弋」，可見爰劍出身之低，爰劍的生存時代約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時任秦君為秦厲公，而爰劍是秦國的一個奴隸，可能是戎人也可能是夏人，爰劍在偶然機會下成功向西逃出秦國，在洮水以西的河湟地區居留，受到當地羌人擁立為領袖。
遲至公元前5世紀末葉，在秦國由秦厲公的玄孫秦獻公統治期間，秦獻公曾經發兵西征諸戎，兵臨渭水源，攻滅統治當地的狄䝠戎邦，秦獻公之子秦孝公嬴渠梁登基的第一年（前361）也派兵攻滅位於渭水源頭的䝠戎邦，可見秦國至遲在公元前361年攻克隴西高原西部地區，將隴西高原全納入秦國治下，這次西征加上公元前4世紀初華夏諸邦國的接連打擊戎部落，引發諸戎部落惶恐西遷遠離華夏部落，戎部落「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令遠在河湟的羌人部落也感受到以秦國為代表的華夏部落的威懾，一部分羌人在爰劍的曾孫印的領導下西遷入青藏高原，其後族眾四散，分布在安多及康區，後世分化為氂牛羌、白馬羌、參狼羌三大族，而留在原地的羌人則由印的堂侄忍、舞兩兄弟統治，部眾日漸強大，分化為26種羌人分別為兄弟26個兒子統治，其中忍之子研的部眾最為強大，所部被稱為「研種」，顯然秦國西征並不對羌人構成威脅。
此後秦國專注於東征六國以統一赤縣神州，以研種為首的羌人勢力日漸強大，甚至不時南渡黃河進入秦國隴西地區劫掠，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國平定六國後，派蒙恬增築長城嚴守邊境，才將完全終止羌人的劫掠行動，「眾羌不復南度」，雖然從秦二世元年（前209）開始華夏陷入內亂，同年匈奴單于冒頓登基後不久即四出擴張領土，派兵將西方的月氏王國驅逐出草原，逼使月氏人自此偏居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成為小國，但外部發生的巨變尚未影響羌人地區，華夏西北內邊隴西、隴東等地亦尚得粗安無事近40年。
漢文帝前元三年（前177）開始，匈奴帝國冒頓單于發動西征，派遣其子攣鞮稽粥與右屠耆王率軍進攻分布在河西走廊東南部的烏孫，以及月氏王國，烏孫昆莫難兜靡被殺，其初生子獵驕靡被單于收養以吞併烏孫部眾，而月氏王亦被殺，連頭蓋骨也被切下來成為攣鞮稽粥的飲器，但月氏人很快擁立月氏王之妻為王，女王拒絕服從匈奴，遂統率國內大部分部眾西遷，匈奴西征軍乘勢追擊，至前元六年（前174）「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西征軍將整個塔里木盆地諸國一一征服才停下腳步，而月氏女王翻越天山山脈到達伊犁河谷下游地區，征服了當地的先住民斯基泰人後才安定下來，原來的統治者斯基泰王不得已統率部眾南遷至阿姆河上游盆地，少部分未跟從月氏女王西遷的月氏人則向南翻越祁連山脈進入羌人聚居地與其雜居，被稱為小月氏，而河西走廊被納入匈奴帝國統治，與羌人居地相鄰，與小月氏一同臣屬於匈奴帝國。
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後，約老上單于末年或軍臣單于初年，匈奴派遣獵驕靡統率烏孫部眾西征月氏，一舉將月氏人驅遂，獵驕靡遂得以伊犁河谷為核心重建烏孫國並向匈奴稱臣，而月氏人大部輾轉南下，征服在早年進入阿姆河上游盆地的斯基泰人，在當地重新立國。
羌人雖在匈奴帝國境外，但兩者可能存在摩擦，漢景帝時代，研種留何以自願為隴西郡守邊為由向漢朝請求入塞，得到准許後得以入塞，散居於狄道、安故、臨洮、氐道、羌道等五縣，留何的入塞守塞請求顯然因匈奴而發，可證羌人與匈奴的相處並不和諧，所謂羌道（今中國甘南州舟曲縣一帶）在西漢初年才在邊塞設立，安置如留何般內遷隴西郡的羌人以守備邊界。然而隴西郡的羌人很快就與當地的華夏人鬧翻而發起叛亂，留何所部可能亦參與其中，時任隴西太守李廣立即敉平叛亂，並將誘降的800多羌兵殺害，可見當時隴西華夏與羌的族群矛盾之深，但隴西羌人不多，所以叛亂才被李廣輕易消滅，直至此時華夏與羌之間的往來不多。
元光二年（前133）華夏政權漢朝與匈奴帝國再次交惡，之後匈奴軍頻頻南犯，只是這一次華夏並沒有像過去一樣主動向匈奴求和，而是開始遣兵調將反擊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漢朝派霍去病統兵西征，兩度進入河西走廊沉重打擊匈奴在當地的力量，第二次出擊更途經河湟地區，令大受蹂躪的當地匈奴封建領主向漢朝投降，於是漢朝將關東地區一部分華夏部眾西遷入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區以加強對當地的控制。
元鼎五年（前112）漢朝派兵攻略南越國，匈奴趁機派使橫越河西走廊潛入羌人地區，唆使羌人發兵東侵華夏，秋九月，以先零羌為首，與封養羌、牢姐羌等羌人族群共同起兵，揚言十萬大軍東進，圍攻華夏西邊安故、枹罕二縣城，漢朝隨即在隴西、天水、北地、河南、河內五郡徵發十萬華夏兵西進援邊，第二年冬十月即擊潰羌兵，華夏部落與羌人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以華夏全勝告終，而失敗的羌人大部退出河湟谷地，西遷至「西海、鹽池左右」安居，向華夏稱臣，華夏乘勢設立金城郡並設立護羌校尉負責羌人事務，此後華夏與羌雖時有摩擦，但大致上仍保持了近50年的和平。
元康三年（前63），在匈奴長期煽動後，以先零羌為首與罕羌、䍐羌、開羌等其他羌人族群「解仇交質盟詛」，建立臨時性的同盟關係，小月氏人羌侯狼何更派使者入匈奴，企圖借匈奴軍攻打鄯善國及敦煌郡以斷絕漢人與西域諸國的聯係，漢廷風聞先零羌計劃叛亂的消息，於是派義渠安國出使諸羌視察有沒有陰謀起兵侵邊事宜，但義渠安國召見先零羌首領30多人後，以其言行悍逆將之全部殺害，後又縱兵殺掠先零羌1000多人，義渠安國可能確定了先零羌有叛亂的陰謀才採取暴力行徑，叛亂前歹䍐羌與開羌的貴族靡當兒派其弟雕庫密告漢官先零羌企圖起兵叛亂的消息，但義渠安國的舉動並未能將羌人起兵的可能消除於未萌，反而促使以歸義羌侯楊玉、猶非為首的先零羌立即發起暴動，與罕羌、䍐羌、開羌、煎鞏羌、黃羝羌等一同劫掠其他弱小的羌人族群，叛軍兵力在20000至50000左右，然後戰事遂漸擴大，開始侵擾漢邊，「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河湟一帶開始陷入戰火，至神爵元年（前61）初義渠安國派漢騎三千屯駐於浩亹縣（今中國甘肅省永登縣一帶）以防備叛羌，但很快就被叛羌擊敗，「失亡車重兵器甚衆」，三月浩亹敗仗的消息傳來，漢朝調遣各郡漢兵，加上少量胡兵、羌騎助戰，總計六萬大軍往金城郡集結，四月派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酒泉太守兼破羌將軍辛武賢等統兵平亂，又派開羌權貴雕庫招降䍐羌、開羌，暫時穩定形勢，同年七月，趙充國兵臨湟水，開羌投誠，在開羌的指引下，漢軍進擊先零羌，先零羌軍隊望見漢軍前來即惶恐撒退，在南渡湟水時漢軍追殺，失去大量輜重，之後趙充國大軍進逼䍐羌軍隊，其首領靡忘立即投誠，叛軍開始土崩瓦解，䍐羌與開羌劫掠先零羌「羸弱畜產」，羌兵前後有10700多人投降，於是趙充國決定不再進軍，罷兵屯田，留下10281漢兵屯田於浩亹縣以西至臨羌縣一帶，透過逼使叛羌「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而潰亡，不過皇帝亦聽從許延壽、辛武賢的意見，派兵追擊叛羌，降4000多羌兵、斬首4000多羌兵，之後趙充國又陸續招降5000多羌兵。
神爵二年（前60），形勢繼續對漢朝有利，截至五月，近50000叛軍有31200人投降、7600人被殺、因飢餓溺死者5000至6000人，僅餘4000多殘兵敗卒，同年秋季，先零羌首領楊玉、猶非等被部屬若零、離留、且種、兒庫聯手斬殺，先零羌、煎鞏羌、黃羝羌等殘部在弟澤、陽雕、良兒、靡忘四人領導下投降，漢廷因此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帥眾侯，兒庫為帥眾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言兵君，靡忘為獻牛君，戰爭中投降的羌人被安置於金城屬國，至此持續近4年的漢羌首度大規模交戰才完全告終。
永光二年（前42）七月，隴西郡的彡姐旁羌聚兵約30000發起叛亂，劫掠漢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皇帝派馮奉世領一萬二千漢騎往平叛羌，馮奉世將漢騎分為前、中、右三軍，以右軍屯白石、馮奉世自領中軍屯首陽西極山，前軍預計屯臨洮，但在降同阪為叛羌所敗，馮奉世又派兵至廣陽谷拯救被擄漢民，然而亦被叛羌所破，於是馮奉世向皇帝上奏要求增兵三萬六千人，漢廷遂調發三輔、河東、弘農五郡漢兵，加上徵召屬國胡騎及嗕羌騎兵，由任千秋統率共計約60000大軍增援馮奉世，十月任千秋所部抵達隴西，十一月，馮奉世與任千秋分路進攻，大破叛羌，「斬首數千級」，彡姐旁羌兵敗後逃出塞外消聲匿跡，皇帝將軍隊一部分留在隴西當地屯田駐守。經過漢羌第二次大規模交戰，以漢人全勝完結，使隴西以至河湟、河西走廊得到48年的和平年代。
↑ 32國人口合計9,5413,8577人，但考慮到人口數據年份不一，多是在2011年，筆者暫以十億人口為2021年北約成員國的總人口。
↑ 4國人口合計2,0792,2479人，加上1島共計為2,3148,3715，但考慮到人口數據年份不一，筆者暫以2,4000,0000人為2021年4國的總人口。
↑ 聯合國2020年的名義GDP數據加上台灣2020年的名義GDP數據合計。
↑ 世界銀行2021年的名義GDP數據加上台灣2021年的名義GDP數據合計。
↑ ^38.0 ^38.1 中國2020年人口數目包含香港和澳門地區的人口；聯合國的中國2020年名義GDP由大陸地區14,7228,0052,8253，加上香港3494,4471,3010以及澳門243,3301,9574合計；世界銀行的中國2020年名義GDP由大陸地區14,6876,7389,2882，加上香港3448,8140,0505以及澳門255,8611,1076合計。中國2021年名義GDP由大陸地區17,7340,6264,5371，加上香港3681,3924,7671以及澳門299,0519,0181合計。
↑ 中國2100年人口數目包含香港和澳門地區的人口；由大陸地區7,6667,3000，加上香港485,2000以及澳門103,1000合計。
↑ 世界銀行2021年中國、羅斯、白羅斯三國的名義GDP加上聯合國2020年的朝鮮名義GDP以及敍利亞名義GDP的總和。

參考來源

↑ 이전국적별 한국국적을 취득한 자(계)
↑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尚軍敗歿。……（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建武二十五年）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
↑ ^3.0 ^3.1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建初元年）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冬十月，武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建初三年）武陵漊中蠻叛。……（建初五年）荊、豫諸郡兵討破武陵漊中叛蠻。
↑ ^4.0 ^4.1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永元四年）……武陵零陽澧中蠻叛。……（永元五年）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永元六年）武陵漊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 ^5.0 ^5.1 《後漢書·孝安帝紀》（元初二年）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元初三年）五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
↑ 《後漢書·孝順孝沖孝質帝紀》（永和）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又寇夷道。……二月……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之。
↑ ^7.0 ^7.1 《後漢書·孝桓帝紀》（元嘉元年）秋七月，武陵蠻叛。……（永興元年）是歲，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永壽三年）長沙蠻叛，寇益陽。……（延熹三年七月）長沙蠻寇郡界。……（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延熹五年）又零陵蠻亦叛，寇長沙。……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延熹六年七月）武陵蠻復叛，太守陳奉與戰，大破降之。
↑ ^8.0 ^8.1 《後漢書·卷四十八·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應奉》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
↑ 《後漢書·卷三十八·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馮緄》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閒，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傅之徒，以寡擊眾，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衞、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跡？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於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埶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漢紀四十六》
永壽三年……長沙蠻反，寇益陽。
延熹三年……長沙蠻反，寇益陽，與零陵蠻寇長沙。
延熹五年……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延熹六年……武陵蠻復反，太守陳奉討平之。
↑ 《後漢書·孝靈帝紀》（中平三年）冬十月，武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
↑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黃龍）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嘉禾三年）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
↑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
↑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永元十三年十二月）辛卯，巫蠻叛，寇南郡。…………（永元十四年）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討巫蠻，破降之。
↑ 《後漢書·孝靈帝紀》（建寧二年）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
↑ 周亞威、張曉冉、顧萬發《鄭州孫莊遺址仰韶文化居民的顱骨形態》
↑ 孫蕾、武志江《澠地篤忠遺址仰韶文化晚期人骨研究》…………2.篤忠組人骨介於東亞人種和南亞人種之間的位置上，在體質特徵上與現代華南地區的居民有些近似。篤忠組與東亞蒙古類型的代表華南組較為接近，其次接近的是華北組和愛斯基摩組，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通古斯組、蒙古組之間的關係較疏遠。篤忠組與古中原類型的尉遲寺組關係最近，而與古西北類型的寧夏海原組關係最為疏遠。由此可知，篤忠組的這批人骨當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3.該組人骨中，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為165.00厘米，成年女子的平均身高為154.33厘米。
↑ 孫蕾《河南澠池篤忠遺址龍山文化早期人骨研究》……
五、比較與分析
（二）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間的比較
……從計算出的均方根數值來看，篤忠組與東亞蒙古類型的代表撫順組、華南組較為接近，關係也較為密切，其次接近的是華北組和愛斯基摩（東南）組，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蒙古組之間的關係較疏遠。
（三）與各古代顱骨組的比較
……2.西山遺址，位於鄭州市北郊的邙嶺余脈上……屬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7.仰韶合併組的數據來自寶雞、半坡、華縣和橫陣等四個仰韶文化顱骨組的相應數值合併的平均數。……總的來講，該組居民與現代南亞蒙古人種和東亞蒙古人種均比較接近。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古中原類型」。
……9.尉遲寺遺址，位於安徽蒙城，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兩個時期的遺存，其中以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保存最好。……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在全部項目上，篤忠組與古中原類型的仰韶合併組關係最近，其次為古中原類型的尉遲寺組和西夏侯組，與古西北類型的李家山組、柳灣合併組，尤其是與寧夏海原組關係最為疏遠……
八、身高的推測
…………篤忠組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為165.00cm，成年女子的平均身高154.33cm。
九、結語
……（2）對篤忠遺址這批人骨的顱骨形態特徵進行研究……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各地方類型比較，該組人骨介於東亞人種和南亞人種之間的位置上，在體質特徵上與現代華南地區的居民有些近似。
（3）將篤忠組與代表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各近代組比較，篤忠組與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撫順組、華南組較為接近，關係也較為密切，其次接近的是華北組和愛斯基摩（東南）組，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蒙古組之間的關係較為疏遠。
（4）與各古代對比組比較，篤忠組與古中原類型的仰韶合併組與尉遲寺組關係最近，而與古西北類型的寧夏海原組關係最為疏運。由此可知，篤忠組的這批人骨當屬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 顧玉才《內蒙古清水河縣後城嘴墓地人骨研究》
↑ 王一如《陝西西安馬騰空遺址東周時期墓葬出土人骨研究》……本文用於顱骨形態研究的個體共27例，其中男性14例，女性13例，均為成年個體。……為了更進一步了解馬騰空組男性居民的種族歸屬，在本文中選用了亞洲蒙古人種的近現代顱骨組與本文樣本進行顱骨形態特徵的比較。選取華北組、蒙古組、愛斯基摩組、通古斯馴鹿組、華南組、撫順組、藏族A組、藏族B組、長春組、貝加爾湖組共10組對比組……馬騰空東周時期男性顱骨組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華南組、長春組、撫順組接近，關係密切。而在其中，馬騰空組男性顱骨組與華南組具有最為接近的程度。…………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現代顱骨組進行對比，可知本文顱骨組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華北組、華南組、長春組、撫順組的形態學距離最為接近，具有最為密切的關係，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通古斯組、蒙古組和貝加爾湖組具有最疏遠的形態學距離。
…………
……為了明晰馬騰空遺址東周時期古代居民的人種來源問題，我們選擇了黃河中游地區及周邊地區青銅時代及年代略早於青銅時代的幾組古代人群與之進行對比。……
圖6.3.3 各對比組的聚類分析樹狀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關於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體質特徵來源的初步結論，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和古華北類型具有更接近的形態學親緣關係，基本上繼承了新石器時代以來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古代土著居民的基因及體質形態特徵，可能是當地土著居民的後裔。
……為了進一步了解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的種系流向問題，我們選擇了北方地區年代稍晚於馬騰空組古代居民的11組古代顱骨組及現代華北組、華南組、蒙古組與其進行對比。……從圖6.4.2聚類樹狀圖的分析結果來看，馬騰空東周組居民的種系類型屬於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具有最接近的形態學距離，與南亞蒙古人種類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關係，與臨淄組、良輔組、西屯漢代組首先聚類，體質特徵上的關係最為密切，而與山嘴子組、朝陽組、大安漁場組的關係最為疏遠，說明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的遺傳基因對秦漢以降黃河中游地區的北方漢族的形成作出了貢獻。
圖6.4.2 各對比組的聚類分析樹狀圖
……通過對馬騰空遺址東周時期古代居民及其與周邊地區古代居民的對比分析可知：該組居民與先秦時期古中原類型最為接近，同時其較大的面部扁平度、中顱型等特徵也表現出與古華北類型存在相似性特徵。……
↑ 韓巍《山西大同北魏時期居民的種系類型分析》本文對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顱骨進行人種學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大同北魏居民屬於亞洲蒙古人種，並且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在形態特徵上最為接近。與古代顱骨組相比，大同北魏居民與安陽殷墟中小墓②組居民、毛慶溝組居民、仰韶合併組居民關係均較密切，應屬於古中原類型，而不同於目前已知的其他漢晉時期的鮮卑族。大同北魏組的資料為研究我國北魏時期的社會文化、經濟狀況及居民的種族成分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大同南郊發掘的257座墓葬中，共收集到代表94個個體的骨骼遺骸，其中，男性41例，女性49例，未成年個體3例，嬰兒1例。經清理、修復，可供人類學測量研究的共54例，其中，男性29例，女性25例。……代亞洲蒙古人種的範疇。現有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資料表明，在我國古今各民族中，除分布在西北地區的個別少數民族中混雜有部分歐羅巴人種的成份之外，作為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繁衍生息重要遺傳學基礎的人種底子基本上是單一的蒙古人種，反映在體貌特徵上的共同性和相似性。……1、本文對大同北魏居民測量特徵的種族屬性分析表明該古代居民主體種系成份歸屬於亞洲蒙古人種範疇，並且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支系在顱面部形態特徵上表現出更多的相似性，同時也不排除在個別顱骨特徵上可能雜有一些與東北亞蒙古人種相近的因素。大同北魏組在一系列重要體質特徵上均與北亞類型和南亞類型差異顯著。2、運用歐氏距離係數（Dij 值）的計算結果表明在近代對比組中，大同北魏組與華南近代組之間的關係最為密切，與愛斯基摩近代組之間的基本種系特徵上也存在著一些共性，而與華北、蒙古、通古斯等近代組相距甚遠。……4、基於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大同北魏居民的主體種族成分為古中原類型，故可以推測其族屬來源應以漢族為主，但在其體質特徵的形成過程中或許也受到過鮮卑人的影響。……
↑ 崔賀勛《山西大同華宇墓地北魏時期人骨研究》……本文從華宇墓地北魏人群的成年個體中，挑出了股骨保存較好，可以進行測量的骨骼共28例，其中男性個體16例，女性個體12例。……從不同算法的推算均值來看，華宇墓地北魏人群男性的平均身高為168.08cm，女性的平均身高為157.58cm……
……華宇墓地中屬於北魏的人骨材料共52例，從中挑選出能夠進行顱骨測量形態特徵研究的個體22例，男性12例，女性10例。……為了更進一步明晰華宇墓地北魏人群的種族歸屬，在近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對比組上本文選取了華北組、撫順組、華南組、愛斯基摩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及通古斯組這10個近代對比組。……華宇墓地北魏組與華南組和撫順組的歐式距離最為接近，與愛斯基摩（東南）組、華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和楚克奇（馴鹿組）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聯繫，而與蒙古組、通古斯組及布里亞特組之間的聯繫比較疏遠。……
圖6.1 華宇墓地北魏組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的聚類圖（男性數據）
……在刻度5到刻度10的距離範圍內，華宇墓地北魏組與華北組和撫順組及華南組的聚類群聚在一起，並在刻度10到刻度15的距離範圍內與愛斯基摩東南組、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及馴鹿組組成的聚類群聚合在一起。表現出華宇墓地北魏組與華南組、撫順組和華北組都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其中又與華南組與撫順組的關係最為密切。值得一提的是愛斯基摩東南組、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及馴鹿組這4組在現代蒙古人種的類型中代表著東北亞類型，而華南組、撫順組和華北組則代表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類型。……
……進一步與相關古代居民進行比較後，發現華宇北魏組與鮮卑各對比組之間存在著十分疏遠的距離，而相反與常樂組、大同組、陶家寨組等代表古中原類型的對比組之間卻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係。……
↑ ^23.0 ^23.1 樊欣《山西大同金港園墓地人骨研究》……研究材料來自山西大同金港園墓地，金港園墓地北魏組可測量肢骨的個體共17例，均屬於成年個體。男性個體10例，女性個體7例。……通過股骨最大長和脛骨最大長並採用兩種計算公式分別推算金港園墓地古代居民的身高，北魏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3.99cm，北魏組女性平均身高為154.81cm，明清組女性平均身高為151.72cm。……
……用於本文研究的顱骨共計9例，男性5例，女性4例，其中有1例清代女性顱骨，均系成年個體。因此本文將1例清代女性顱骨和8例北魏時代顱骨分開做研究。……從顱面形態觀察上來看，金港園組具有明顯的高顱特徵，較狹的額寬，面部相對較窄，多為中鼻形，因此其主要體質性狀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最為接近。……
（一）男性顱骨與各近代組的比較
…………
表6-7 金港園北魏組與各近代對比組均方根值比較（男性）
……均方根值越小，兩組間的距離越小。從表6－7的計算結果來看，金港園組與華南組（0.772）、華北組（0.785）均方根值最小；與蒙古組（0.801）、因紐特組（0.805）次之，與布里亞特組（1.141）、通古斯組（1.050）的均方根值較大。因此說明金港園北魏組與以東亞類型為代表的華北組和華南組距離最近。
（二）女性顱骨與各近代組的比較
金港園組有北魏時期的女性顱骨3例和明清時期女性顱骨1例，因此金港園組中的北魏時期和明清時期的女性顱骨與其他各近代組的顱骨分別進行比較分析。……
表6-9 金港園北魏組與各近代對比組之間Dij值的計算結果（女）
表6－9中的歐氏距離係數計算結果表明，與金港園北魏組女性顱骨形態特徵最為接近的是撫順組（2.437）、其次是蒙古組（3.021）和華北組（3.135）。而與香港組（3.495）、廣西壯族組（4.245）和通古斯組（4.548）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遠……
表6-10 金港園明清組與各近代對比組之間Dij值的計算結果（女）
表6－10中金港園明清組與各近代組之間的歐氏距離函數值的結果顯示：金港園明清M100-1與撫順組的函數值相差最小（3.149），其次為華北組（3.526），較為疏遠的是香港組（3.609）和廣西壯族組（3.958），與蒙古組（4.982）和通古斯組（5.599）距離最遠。……
…………筆者認為金港園墓地北魏組古代居民的族屬來源應當屬於大同地區的土著居民，其種族特徵為古中原類型，但從其體質特徵上來看有可能受到過其他人群的影響。……
↑ 樊欣、侯曉剛、李樹雲、周亞威《山西大同金港園墓地北魏顱骨特徵》……可進行研究的完整顱骨共7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3例，均系成年個體。……在與近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四個類型作對比分析中發現，金港園組古代居民的面部基本呈現出高顱型、狹上面型、中鼻型等特徵，與東亞類型更為接近。……根據主成分分析和均方根值比較結果來看，金港園組與水泊寺組、大同北魏組以及虒祁組最接近。……水泊寺組、大同北魏組和虒祁組古代居民應屬古中原類型範疇，而金港園組與上述各組在體質特徵上均表現出許多共同之處，所以其也可能屬於古中原類型居民。……
↑ 李鵬程《山西省大同市水泊寺廉租房墓地人骨研究》……有10例男性顱骨標本及12例女性顱骨標本相對較完整，在實際當中可以用於統計，一共為22例。……通過和古代的16個組的討論分析與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水泊寺廉租房古代居民與大同北魏組的距離相對更近一些，與喇嘛組居民也具有一定的聯繫。大同北魏組與喇嘛組居民的體質特徵上都表現出更接近東亞蒙古人種的特點。在與各個近代組對比中，水泊寺組古代居民與具有東亞蒙古人種體質特徵的各個組別的居民在種族特點上更為接近……
……用歐氏距離係數的計算結果表明，水泊寺廉租房古代居民顱骨所表現的顱面部形態特徵寫大同南郊墓地北魏組居民距離最近，大同北魏組的主要種族成分為古中原類型，故可以推測水泊寺廉租房古代居民種族成分主要為漢族，但是在其種族特點的產生及發展的進程中，可能會滲透有其他民族的成分，如鮮卑族。……在與近代的各個組的對比中，與水泊寺組古代人群最為相似的是主要人種類型為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南組。……
↑ 孫蕾、張小虎、朱泓《河南尉氏新莊遺址二里頭人骨種系初探》……本文對新莊遺址二里頭文化的兩個灰坑KWXH35和KWXH54出土的2例成年顱骨進行了人種學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尉氏新莊二里頭人骨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在種族類型上的淵關係，現選擇華南組、華北組、朝鮮組、蒙古組、通古斯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和楚克奇（河濱）組等7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與亞洲各個近代顱骨組比較，尉氏新莊組與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朝鮮組和華南組在顱骨外貌形態上最為接近，而與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和通古斯組最為疏遠。與我國先秦時期不同體質特徵的人群比較，在顱骨的形態特徵上尉氏新莊組與古中原類型的瓦窯溝組和游邀組最為相近，其次是古西北類型的柳灣合併組和李家山組，相對較近的是古華北類型的蔚縣合併組和夏家店上層合併組，最為疏遠的則是古蒙古高原類型的陽畔組和新店子組。……
↑ 陳靚《瓦窯溝青銅時代墓地顱骨的人類學特徵》……瓦窯溝組顱骨在基本人類學特徵上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華北組、華南組、朝鮮組3組顯示接近，其中與華北組關係最密切，其次是華南組，它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通古斯組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從我們對瓦窯溝組顱骨的觀察和測量結果看，該組腦顱的基本特徵表現為中顱、高顱結合狹顱型。面部形態表現為中等的面型，中鼻型、偏低的中眶型、中頜型及中等的齒槽突頜，中等略大的上面部扁平度。它在體質類型上接近於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同時也顯示某種與南亞類型接近的傾向。……在16個古代對比組中，瓦窯溝組也與殷墟中小墓②組關係密切，並且它還接近火燒溝組、上馬組、陶寺組等黃河流域青銅時代各組。
↑ ^28.0 ^28.1 孫蕾、楚小龍、朱泓《河南滎陽薛村遺址早商人骨種系研究》……本文對屬於早商文化時期的墓葬和灰坑中保存較為完整的6例頭骨（男性1個、女性5個）進行了形態觀察、測量並應用多元統計分析方法進行種族形態學的研究。…………薛村早商組的體質類型應大體歸屬於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同時也表現出了某些與南亞類型接近的傾向。……所以，薛村早商組與以瓦窯溝組、游邀組、碾子坡先周組、碾子坡西周組和殷墟中小墓②組等為代表的夏商古中原類型居民最接近，其人種類型也應屬於我國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而與蔚縣合併組、大甸子②組關係最疏遠。
↑ ^29.0 ^29.1 張全超、韓濤、張群、孫金松、黨郁、曹建恩、朱泓《內蒙古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東周時期人骨》……我們在對該組顱骨進行觀測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存在兩類具有明顯形態特徵偏離傾向的群體，按照初步的判斷將該顱骨組又分為兩組，即忻州窯子A組和忻州窯子B組。……可見忻州窯子A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具有較多一致性。……忻州窯子B組與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類型群體聚為一類，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在顱骨形態特徵上較為一致。……2）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忻州窯子A組古代居民與近代蒙古組和通古斯組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忻州窯子B組居民則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3）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的結果顯示：忻州窯子A組居民在9個古代對比組中，與三角城組和彭堡組等代表「古蒙古高原類型」居民的體質特徵較為一致，而忻州窯子B組居民則與毛飲合併B組、上馬組、零口組等代表「古中原類型」的群體較為一致。……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進入東周時期以後，該地區古代居民的體質類型變得尤為複雜，一種新的古代人種類型——「古蒙古高原類型」群體出現在了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這一類型的人群在新石器時代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乃至中國境內的古人種學資料中尚未發現他們的蹤跡，而在中國境外新石器時代及青銅時代的蒙古高原以及外貝加爾地區此類居民卻有著廣泛的分布。因此，一般認為該類型的古代居民應由中國北部的境外南下所致。該類型古代居民的大體年代都在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前後，其分布範圍遍布整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
↑ 周春茂《零口戰國墓顱骨的人類學特徵》……根據以上的分析，零口組顱骨的基本特徵與東亞蒙古人種最為接近，與北亞蒙古人種的關係最為疏遠。
……零口組與華北組、蒙古組、通古斯組、布里亞特組（外貝加爾湖）、愛斯基摩組、楚克奇（河浜）組、楚克奇（馴鹿）組、西藏B組等8個近代組的18項顱骨測量項目和指數的比較……零口組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和西藏B組較為接近，與其它組的距離相對較大。……零口組分別與近代華北組、新石器時代的寶雞組和關中合併組青銅時代的上馬組、殷墟中小墓②組接近，這些組大體上都代表著黃河中游地區不同時代的類群。
↑ ^31.0 ^31.1 張全超、曹建恩、朱泓《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將軍溝墓地人骨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將軍溝組古代居民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居民在種族類型上的淵源關係，我們共選擇華北組、撫順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等9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為了進一步探討將軍溝組古代居民與各有關古代居民在人種類型上的關係，本文選擇了與其在時空範圍相關的毛飲合併A組、毛飲合併B組、朱開溝組、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彭堡組等8個古代顱骨組，仍然採用計算歐氏距離係數的方法進行定量分析……9個顱骨組大致可以區分為兩個聚類群，第一聚類群包括：將軍溝組、毛飲合併A組、毛飲合併B組、朱開溝組、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代表了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群體……第一聚類群在刻度小於10——15之間的範圍內又分為兩個小的聚類，第一個小聚類包括：將軍溝組、毛飲合併B組、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等代表「古中原類型」的群體，第二個小聚類包括：毛飲合併A組、朱開溝組等代表「古華北類型」的群體……
3）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將軍溝組戰國中晚期居民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
4）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結果顯示：在9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等代表中原地區的居民在人種類型較為一致……
↑ 王海晶、劉偉強、付玉芹、張小雷、周慧、朱泓《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將軍溝墓地古人骨分子生物學研究》……系統發育樹根據人群的地理位置明顯分成東亞、北亞和中亞3支。中國漢族人、內蒙古蒙古族人、日本人和韓國人構成東亞分支；內蒙古鄂溫克族人、內蒙古鄂倫春族人、雅庫特人和伊溫克人構成北亞分支；阿爾泰人、維吾爾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斯坦人構成中亞分支；蒙古國蒙古人處於3個分支之間。在系統發育樹中將軍溝古代人群位於東亞分支上，與中國漢族人的遺傳距離最近，其次，將軍溝古代人群與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和韓國人的分支較短。說明將軍溝古代人群在母系遺傳上與現代東亞人群接近，尤其是與中國漢族人、內蒙古蒙古族人以及韓國人具有較近的母系遺傳關係。……因此我們採取兩種分析方法來研究將軍溝墓地的古代人群與現今人群的親緣關係以確保分析結果的真實和可靠。在兩種方法中14個人群基本上按照所處地理位置分成東亞、北亞和中亞3個部分。內蒙古地區處於東亞，而鄂溫克族人和鄂倫春族人祖先來自北亞地區，其線粒體DNA數據接近貝加爾湖地區居民，因此在兩種分析方法上均處於北亞部分。阿爾泰位於北亞和中亞交界處，阿爾泰人在公元7世紀前由歐洲人和亞洲人混合而成，與中亞其他人群類似，主要由突厥語族構成，因此阿爾泰人在兩種系統發育分析上均位於中亞部分。內蒙古蒙古族人和蒙古國蒙古人均屬於蒙古族，內蒙古蒙古族人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漢族的影響較大，而蒙古人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突厥語族、漢族、滿族等許多民族的影響，因此內蒙古蒙古族人在兩種系統發育分析中均處於東亞部分，而蒙古國蒙古人在系統發育樹上位於3個分支交界處，在多維度分析中與中亞人群關係較近。兩種方法顯示的遺傳關係均符合現存人群的真實情況，據此進行了將軍溝古代人群分析。兩種分析方法一致表明將軍溝古代人群與東亞（Han人群，InnerMongolian人群和Korean人群）有著較近的親緣關係。……本文系統發育分析結果表明將軍溝墓地古代居民在母系遺傳上與現存東亞人群遺傳關係最近，因此推測將軍溝古代人群很可能是趙國為鞏固邊疆統治，防禦匈奴而從中原遷來的移民。
↑ 張全超、張群、孫金松、黨郁、曹建恩《內蒙古涼城縣水泉墓地戰國時期人骨研究》…………依據墓葬方向可將水泉墓地分為兩組：A組，以東西向墓葬為代表的一類遺存；B組，以南北向墓葬為代表的一類遺存。筆者通過對這兩類墓葬出土的人骨標本進行仔細觀察，發現兩類墓葬出土人骨在體質特徵上並沒有明顯的形態學差異，因此，將其合併為一組進行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水泉戰國時期居民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居民在種族類型上的淵源關係，我們共選擇華北組、撫順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等8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水泉組與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類型群體聚為一類，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較為一致。……水泉戰國晚期居民在體質特徵上與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居民十分相似……（3）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水泉戰國時期居民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較為一致。（4）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的結果顯示：在10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忻州窯子B組、將軍溝組、土城子戰國組、毛飲合併B組等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居民在人種類型上較為一致……
↑ 張全超、曹建恩、朱泓《內蒙古清水河縣姑姑庵漢代墓地人骨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姑姑庵漢代居民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居民在種族類型上的淵源關係，我們共選擇了華北組、撫順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等8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 3）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姑姑庵漢代居民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較為一致。
4）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的結果顯示：在10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忻州窯子B組、將軍溝組、土城子戰國組、毛飲合併B組等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居民在人種類型較為一致……綜合分析戰國晚期至秦漢以來的多次移民浪潮，推測該組居民很有可能是漢代中央政府「戍邊郡」移民政策下外遷到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後裔，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姑姑庵漢代居民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後裔，總之，就目前的人類學研究資料來看，在漢代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各個郡縣的居民當中，先秦時期「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後裔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 顧玉才《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遺址戰國時期人骨研究》……
第三章土城子遺址古代居民的肢骨研究
……（2）根據下肢肢骨的最大長，我們推算出土城子古代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在163.27～166.37厘米之間，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在151.00～155.29厘米之間。……（4）戰國中晚期趙國在雲中郡周邊有兩個敵人，其北邊有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其西南方有日漸強大的秦國。從趙國陣亡士兵身上所中箭頭分析，土城子戰國時期墓葬中的這些非正常死亡的男性個體應該是在與北方游牧民族歷次戰鬥中陣亡的。
第四章土城子遺址古代居民的食譜研究
……（2）土城子戰國時期居民的飲食結構中，肉類食物所占比例較低。暗示該遺址古代居民應以農業經濟生產方式為主，而狩獵業和飼養業在經濟生活中占據比例很少。……
第五章土城子遺址人骨的頭骨形態特徵及種族類型
……與亞洲蒙古人種名近代組之間的比較結果顯示，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近代撫順組最為接近，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布里亞特組關係最為疏遠。……
第六章土城子古代居民種族類型的多元統計分析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土城子遺址戰國中晚期男、女兩性居民的體質特徵基本一致，屬於我國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第七章相關問題的討論
……（1）就目前的古人種學資料來看，「古中原類型」的古代居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己經出現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並與當地的土著居民「古華北類型」混雜在一起。……（4）通過追蹤具有「缽罐相扣」這種特殊埋葬習俗墓葬的分布區域，我們有理由推斷，土城子屯墾戍邊的人群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可能遷自邯鄲及其以南的趙國所屬地區。
↑ 朱曉汀《江蘇興化蔣莊良渚文化墓葬人骨研究》……本文對蔣莊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62例頭骨進行了測量統計，其中男性有35例，女性有27例。……
……位於長江下游及江淮之間的上海、江蘇出土材料，顱型特徵為，中顱、高顱結合狹顱，中上面型、中眶型、闊鼻型。屬於這種類型的有：蔣莊組、圩墩組、三星村組、龍虬莊組、廣富林組。除此之外，河南浙川王崗組也與之有相似的顱骨形態特徵。……
……處於長江下游及江淮之間的上海、江蘇所出人骨材料的體質特徵符合朱泓先生對於「古中原類型」居民的描述……
…………
圖5.2.2 新石器時代中原及南方地區各顱骨組聚類結果
……由以上聚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中國東部的仰韶、大汶口、良渚文化分布區，古代居民的體質特徵還是非常相近的，在接近這一大的前提下，其體質特徵又存在著一定的差別——蔣莊組、圩墩組、廣富林組、華縣組的體質特點更為接近；寶雞組、橫陣組、野店組、龍虬莊組、大汶口組、姜寨一期組、姜寨二期組比較更為接近；下王崗組、西夏侯組、梁王城組更為接近。可見，良渚文化居民、仰韶文化居民、大汶口文化居民在體質形態上總體比較相近，都屬於「古中原類型」，但三者在同屬於一個古人種類型的前提之下，存在一定的差異。……
……鑑於對南方地區人骨材料的分析，蔣莊組人骨的體質特徵屬於「古中原類型」……
……對蔣莊新石器時代遺址人骨的牙齒進行觀察和統計，該遺址可供觀察的個體共57例，其中男性31例，女性20例，性別不明6例。出現拔齒現象的個體男性9例，女性10例，性別不明的4例。……通過對蔣莊組人骨拔齒現象的觀察和統計可知，該組人骨存在拔除側門齒的習俗，整個人群的拔齒率為40.35%，男性拔齒出現率為29.03%，女性的拔齒出現率為50%，性別不明個體的拔齒出現率為66.67%。……
↑ 陳靚、田亞岐《陝西鳳翔孫家南頭秦墓人骨的種系研究》
↑ 滿星妤《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人骨研究》
……
第4章陶寺北墓地古代居民的身高估算與分析
……通過平均三種公式的計算結果可知，陶寺北墓地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65.69cm，變異範圍為147.16～173.95cm。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57.19cm，變異範圍為140.05～173.53cm。……
第5章陶寺北墓地古代居民顱骨形態特徵及種族類型研究
……我們在陶寺北墓地共選出47個保存狀況良好的顱骨，用了觀察顱骨的測量形態。男性顱骨標本共23個，女性的顱骨標本共24個。……
第6章陶寺北墓地古代居民種族類型的多元統計分析
……為了更好地了解陶寺北居民同晉南及附近地區各人群的親疏關係，初探人群流向，我們將陶寺北組與10個古代組人群進行比較。……
表6.2 與先秦時期各對比組的均方根函數值
表6.3 陶寺北組與年代相近各組之間的Dij值（男性）
……從人群的顱面複雜形態來看，陶寺北居民的體質特徵融合了多人群的特徵，表現以古中原類型為主，同時受到了古華北類型的強烈影響。……
第7章結語
……可以認為陶寺北居民是古中原類型人群，但是同樣受到了古華北類型較大的影響。……
↑ 李鵬珍《山西大同東信廣場北魏墓地人骨研究》……
……本研究用於身高推算的人骨材料均為成年個體，其中男性個體86例，女性85例。……經計算可知，東信北魏古代居民成年男性平均身高為166.62cm，變異範圍150.22－180.46cm；成年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54.88cm，變異範圍在144.52－168.12cm。……
……在此筆者從中國古代人骨標本資料庫中選取周邊地區漢－北魏間的9個古代組群進行比較……
1.常樂組：系寧夏中衛市沙坡頭區常樂鎮漢代墓地出土的人骨組。該組居民的體質特徵屬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顱骨形態通常具有中顱型、高顱型和偏狹的中顱型相結合的顱形特點，體質特徵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群體接近。
…………
9.金港園組：該組人骨材料來自大同市平城區2017年發掘的一處墓地，包括北魏和明清兩個時期的遺存。本文所引用的為北魏時期的21例個體，其主要的體質性狀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最為接近，其種族特徵為古中原類型，但受到其他人群的影響。
…………東信組與常樂組和宣河組代表的寧夏地區古中原類型人群顯示出形態上的最大相似性，同時也與大同北魏人群有一定的聯繫，但存在較大的形態學距離，漢代宣河組與常樂組的體質特徵為古中原類型，為戍邊的移民人群，平城地區的南郊組與水泊寺組這兩組居民的體質特徵的主體成分也屬於古中原類型的範疇，但一定程度上都混入了鮮卑人群的成分。因此，東信人群的體質特徵表現出了較強的混合特徵，其體質特徵主體也應為古中原類型，但受過鮮卑等其他人群的影響。……
……東信北魏組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叭溝組、東大井組等各組的距離疏遠，接近東亞蒙古人種類型，其體質特徵與常樂組和大同南郊組都有一定的聯繫，體質特徵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主體成分為古中原類型，但也受到了鮮卑等其他人群的影響，這與拓跋鮮卑統治集團定都平城前後從周邊地區大規模的移民有關。……
↑ 阮孫子鳳《山西大同御昌佳園墓地北魏時期人骨研究》……在御昌佳園墓地出土的人骨材料中，選取26例男性個體和13例女性個體進行顱骨各測點和測量項目的數據採集工作。……因此，御昌佳園組人群也應歸入「古中原類型」的範疇，兼有一些鮮卑等人群的影響成分。……
……御昌佳園北魏人群應屬於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體質類型上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群體較為相近，同時也表現出受鮮卑等其他人群種族因素的影響……
……比較御昌佳園組與周圍地區相關古代組，運用歐氏距離和聚類分析完成的統計結果顯示，御昌佳園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距離最近，體質類型上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群體有極高的相似性，但同時包含了鮮卑等其他人群的影響因素。……
↑ 朱泓、王明輝、方啟《河南禹州市瓦店新石器時代人骨研究》
↑ 陳靚、郭小寧、洪秀媛、王煒林《陝西神木木柱柱梁新石器遺址人骨研究》……從3例頭骨上反映出木柱柱梁遺址居民的種族特徵可概括為：中顱或接近中顱的長顱、高顱結合狹顱，中等的面寬，中等偏低的眶形，中等的鼻形，中等的鼻根突度，水平方向上中等扁平的上面度，矢狀方向較為扁平的面部，中等高寬的顴骨。從小的區域特徵看，他們比較接近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綜合考察，木柱柱梁頭骨與廟子溝居民測量特徵較接近。「廟子溝文化的形成是由於中原仰韶文化繁榮時期，部分仰韶時代居民沿著黃河河谷北上墾田，與河套地區原住民融合共存的結果」。……從頭骨的非測量性特徵的觀察和測量項目的數據分析看，木柱柱梁頭骨種族特徵較為一致，接近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
↑ 方啟《陝西神木縣寨峁遺址古人骨研究》本文對位於陝西省神木縣店塔鄉寨峁村寨峁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了性別、年齡鑑定及觀察和測量，並進行了人類學的分析、研究。神木寨峁古代男性居民的體質特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絕大部分為楔形顱骨，正顱，高顱與中顱結合的顱型；狹額型，闊鼻形，梨形梨狀孔；中頜型及正頜型的面突度；不發達的鼻棘與犬齒窩；顴骨轉角處均欠圓鈍。女性頭骨的體質特徵與男性基本相同，只在某些特徵上存在兩性差異。比較結果：神木寨峁組與南亞和東亞最為接近，而與東北亞與北亞較為疏遠；與華南組最為接近，而與蒙古組最為疏遠；與神木寨峁組最為接近的是瓦窯溝組，且與朱開溝和毛慶溝，飲牛溝合併 A 組之間也有著相當接近的關係。
↑ 朱泓、潘其風、趙福生、張全超、魏東、李法軍《北京市石景山區老山漢墓出土人骨的研究報告》……老山漢墓女性顱骨與以東亞類型為主要體質特徵的華北近代組、南京現代組、西安現代組較為接近，尤其是與華北近代組的接近程度更為明顯。因此，老山以漢墓出土的這例顱骨在種系成分上，與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較為接近。……
表四老山漢墓組與各有關古代顱骨組歐氏距離係數值的計算結果（女）
……表四中的歐氏距離係數計算結果表明，與老山漢墓女性墓主人種系性狀最為接近的是殷墟中小墓組，後者代表了中原地區先秦時期的土著居民。……該個體之平均估算身高約為159.8厘米。……
↑ 張敬雷、李法軍、盛立雙、朱泓《天津市薊縣桃花園墓地人骨研究》……筆者就性別明確可供測量的62例成年個體的顱骨進行了人類學的觀察和測量，其中男性35例，女性27例。……
表二桃花園組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均方根值比較
……從上述比較結果看，桃花園明清時期的居民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和華南組關係最為密切，次為代表東北亞蒙古人種的愛斯基摩組，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和通古斯組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該顱骨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而與東北亞類型，特別是與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形態距離。……桃花園明清時期居民的體質特徵與北京組和華北組居民最為接近，可以作為新的華北地區典型的數據代表。同時，桃花園組居民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福建組、華南組、吉林組等近現代居民的關係也較為接近，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通古斯組居民和代表東北亞蒙古人種的愛斯基摩組居民之間的關係十分疏遠。
↑ 陳靚、熊建雪、邵晶、孫周勇《陝西神木石峁城址祭祀坑出土頭骨研究》……本文所鑑定的頭骨標本出自牆1內側通道的有4例，牆2內側的有2例，出但石牆陰窪東西兩側的4例，廟前的1例，1號坑和2號坑各24例，3號坑和4號坑各16例，5號坑7例，6號坑6例，共計104例頭骨……內蒙古長城沿線一帶先秦時期土著居民的種族特徵就是具備高顱窄面，配合中等偏長的顱形，非常大的上面部扁平程度等特徵，他們是以廟子溝時期時代居民、朱開溝早期青銅時代居民，以及地域稍遠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為代表，在古代人種坐標體系中歸屬於古華北類型。……
↑ 張全超、郭林《遼寧阜新縣界力花遺址出土人骨研究》……界力花遺址夏家店下層文化居民的體質類型屬於「古華北類型」……
↑ 李法軍《河北陽原姜家梁新石器時代人骨研究》
……
第六章頭骨的測量學研究
研究所用頭骨來自姜家梁墓地Ⅰ、Ⅱ和Ⅲ區，共計87例。其中男性53例，女性34例。保存較好可供測量研究的男性頭骨30例，女性頭骨13例，男女合計43例。…………將姜家梁組與亞洲蒙古人種的各近代組比較可以進一步了解這些人群在體質特徵上的相互關係。依據18項線性、角度和指數平均值，計算姜家梁組與近代華北組、華南組、蒙古組和因紐特組（Inuit）的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值，結果見表6.11。
表6.11 姜家梁組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均方根值比較
從表6.11可以看出，姜家梁組與華北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華南組和因紐特組，與蒙古組的關係最為疏遠。……
第七章與中國北方其他先秦時期居民的親緣關係研究
…………在24個對比人群中，廟子溝組、仰韶合併組、廟底溝組、西夏侯組、柳灣合併組、陽山組、菜園組和寨峁組的年代為新石器時代（the Neolithic Age）；平洋組、大甸子一組、大甸子二組、大甸子三組、夏家店上層合併組、蔚縣夏家店下層合併組、白廟一組、白廟二組、毛慶溝組、朱開溝組、殷墟中小墓一組、瓦窯溝組、東灰山組、核桃莊組、干骨崖組和火燒溝組的年代為青銅～鐵器時代（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第二節與其他新石器時代居民的親緣關係
…………
表7.2 姜家梁組與其他新石器組的均方根值
表7.3 姜家梁組與其他新石器組比較之Dij值
依表7.2可知，姜家梁組與廟子溝組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仰韶合併組和柳灣合併組，與其他組關係相對疏遠，與菜園組的關係最為疏遠。……
第三節與其他青銅～鐵器時代居民的親緣關係
…………
表7.4 姜家梁組與青銅～鐵器時代各組比較之組差均方根值
表7.5 姜家梁組與青銅～鐵器時代各組比較之Dij值
從表7.4可以看出，姜家梁組與夏家店上層合併組和大甸子一組具有較小的均方根值，表明姜家梁組與這二者具有較為密切的關聯。姜家梁組與核桃莊組和火燒溝組具有相對較小的均方根值，表明這三者之間在某些形態特徵上可能較為相近。姜家梁組與大甸子三組、平洋組和白廟二組具有較大的均方根值，表明姜家梁組與他們在形態特徵上存在較大的差異。依表7.5來看，結果與均方根值所反映的情況相近。……最後將姜家梁組與先秦時期13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進行比較，以考察姜家梁組與先秦時期各區域人群的親緣關係。……
表7.8 先秦時期各古代組比較之Dij值
從表7.8所示姜家梁組與其他各組的Dij值來看，姜家梁組與廟子溝組、夏家店上層合併組和大甸子一組具有很近的關聯；與仰韶合併組、陽山組和朱開溝組具有相對接近的關聯；與柳灣合併組、寨峁組、菜園組、毛慶溝組和西夏侯組有一定的差異；與大甸子二組和大甸子三組的Dij值最大，表明姜家梁組與他們的關係較為疏遠。……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姜家梁新石器時代居民在中國人種演化進程的相對坐標點似己確認：姜家梁組應該屬於先秦時期的古華北類型。……
第九章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古人類的食譜研究
……4.在進行食譜分析時，首先計算Sr/Ca值，經過分析國內外相關材料，比較得出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古人類的Sr含量是比較高的，說明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古人類的食物來源是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
第十章身高的推算
……計算19個男性個體的平均身高為169.69cm，標準差為5.69cm；計算7個女性個體的平均身高為160.39cm，標準差為8.58cm。……
↑ 賈瑩《山西浮山橋北及鄉寧內陽垣先秦時期人骨研究》…………
第四章顱骨的測量學研究
本文測量的顱骨標本來源於浮山橋北和鄉寧內陽垣兩個地點。浮山橋北組可供測量的標本有男性6例，女性（含M10）4例，總計10例。鄉寧內陽垣組可供測量的標本包括男性14例，女性18例，總計32例。浮山橋北組男性個體分屬四個時期，M18：2殉人以及同墓殉人M18：1的年代為商代晚期，M30為西周早期。M17為春秋中期，M4、M5為春秋晚期。女性M16、M25、M31年代為西周早期，M10為春秋晚期。鄉寧內陽垣組男性顱骨均出自春秋時期墓葬，女性中有1例M77出土於夏代墓葬，其餘均出自春秋時期墓葬。……
第五章人種類型的初少探討
第二節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的比較
……浮山橋北組個體和蒙古人種各近代組相比，M4的線段測量值偏差較大，指數與同組其他個體則相差不大。全組顱長、顱高兩項與近代各組均有差距，或許是古代人種類型的體現。拋開M4的極端個例，其他個體比較狹的額部，中等或偏低的上面高度，比較接近華北近代組或華南近代組，顴寬只有M17一例，寬於華北及華南近代組，但小於蒙古、通古斯近代組，與愛斯基摩近代組接近。顱指數、顱長高指數多與華北近代組接近。總體表現出與華北近代組具有比較密切的關係，某些項目與華南近代組相近，而與蒙古、通古斯、愛斯基摩近代組相對疏遠。全部項目比較結果表明，鄉寧內陽垣組與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中的華南近代組最為接近，為0.65，其次為華北近代組，為0.73，與愛斯基摩近代組呈中等接近程度，與蒙古近代組的距離則較為疏遠，與通古斯近代組的關係最為疏遠。指數及角度的計算，則華北近代組最為接近，華南近代組其次，歐式距離係數顯示出鄉寧內陽垣組與通古斯近代組關係最為疏遠，而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顯示出與愛斯基摩近代組的關係最為疏遠。由此可見，鄉寧內陽垣組均與華北近代組和華南近代組有著比較親近的關係。……與亞洲蒙古人種6個近代組的比較結果表明，浮山橋北組和鄉寧內陽垣組與華北近代組的形態學距離較小，同時又與華南近代組在某些個別特徵上頗相一致。……
六章與先秦時期相關人群的比較研究
第二節與新石器時代相關人群的比較研究
……文中分析鄉寧內陽垣組與新石器時代相關人群之間的親疏關係時，採用了統計學中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和歐氏距離係數方法、組間聯繫層次聚類方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方法。……
表6.3 鄉寧內陽垣組與新石器時代各組的歐式距離函數值（男性）
……鄉寧內陽垣組與新石器時代各組18項數據的比較分析表明，鄉寧內陽垣組與仰韶文化合併組的體質特徵最為接近，其次為廟底溝組，以及呈子組，同時也與陶寺組有比較親近的關係，而與其它各組的關係均比較疏遠，與菜園村組陽山組及曇石山組具有顯著的差異。……綜上所述，鄉寧內陽垣組居民在種系類型上可歸屬於古華北類型。但是，與廟子溝組典型的古華北類型居民相比，難免帶有年代和地域差異的特殊印記，是古華北類型的地方變異。
第三節與夏至戰國晚期相關人群的比較研究
……文中分析鄉寧內陽垣組與夏至戰國時期相關人群之間的親疏關係時，採用了統計學中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和歐氏距離係數方法、組間聯繫層次聚類方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方法。……
表6.8 鄉寧內陽垣組與夏至戰國晚期各組的歐式距離函數值（男性）
……由幾種統計方法分析可知，在不考慮上面部扁平度因素時，鄉寧內陽垣組與古中原類型各組具有非常相近的形態特徵。……
第七章山西南部商代晚期至戰國晚期相關人群比較研究
……山西南部商代晚期至戰國晚期的時段內，人種學構成比較複雜，古中原類型和古華北類型的人群交織在一起，人群中的多型現象和個體的變異增大……
第十章餘論——山西南部戎狄的種系類型
……鄉寧內陽垣春秋時期戎狄人群屬於蒙古大人種的範疇，對於晉、陝一帶春秋時之戎狄乃塞人之後一支的說法，目前的研究中尚未發現相關的線索。據韓康信先生的研究，塞人的種族特徵應屬於歐羅巴人種，與本文研究的相關資料相距甚遠。作為一個整體，這類戎狄居民具有高顱型，狹額，中鼻型和闊鼻型居多，平均值為中鼻型，面寬的的絕對值較小，中等的上面高度，面型中等，具有明顯突出的頜部，低眶、闊鼻的高百分率，都表現出與古中原類型的親密關係，與古中原類型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具有非常扁平的上面部形態，顱長寬比例和寬高比例為中等顱型，與古中原類型的長、狹顱型有所區別，而與古華北類型接近。因此，鄉寧內陽垣春秋時期的居民應舊屬於古華北類型。……鄉寧內陽垣春秋時期戎狄人群的人種學構成與春秋晚期出現在內蒙古中南部的北亞類型居民並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無論是形態學特徵研究還是基於遺傳學的眶上神經孔和舌下神經管二分性狀統計結果，都證實了這一點。目前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已經能夠確認匈奴的主體成員為西伯利亞人種類型，以圓顱、低顱、闊顱配合高而寬的面型為其主要特徵。外貝加爾匈奴人稍有不同的是擁有偏長的顱形，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性狀，舊屬於古西伯利亞類型，以內蒙古林西縣雙店鄉敖包吐村井溝子組人骨所代表的東周時期居民，也是屬於低顱闊面、面部特別扁平的西伯利亞類型，在人種特徵上與文獻記載的「東胡後裔」——鮮卑、契丹、蒙古相同，故其族屬被認為應為東胡。因此，匈奴和東胡人群在種系特徵上都與現代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相對應。鄉寧內陽垣組所代表的戎狄人群，在種系特徵上歸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體系中的古華北類型，這是構成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的主體成分之一。也就是說，在古代人種類型體系中，戎狄與匈奴、東胡分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種類型……
↑ 阿娜爾、朱泓《鄂爾多斯查干陶勒蓋墓地人骨研究》……我們認為查干陶勒蓋組古代居民在基本的體質類型、顱面部特徵上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的親疏關係最為密切……查干陶勒蓋組與華北組（0.79）和撫順組（0.81）在顱骨的形態特徵上表現出最為接近的關係，而後是華南組（0.95）和蒙古組（1.38）之間的關係表現得較近，而與通古斯組居民（1.56）、因紐特組居民（2.01）之間表現較為疏遠。現代亞洲蒙古人種東北亞類型群體的近代組代表為因紐特組，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北亞類型群體的近代組代表為通古斯組、蒙古組，撫順組和華北組代表了現代亞洲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群體，由此可知，查干陶勒蓋組漢代居民在體質特徵上與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最為接近。……「古華北類型」的古代居民具有高顱窄面、中等偏長又較窄等顱型特徵，且有著較大的面部扁平度；該類型的人群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的關係較為接近……「古中原類型」古代居民是中顱型、高顱型和狹顱型相結合的顱型特徵，面寬和上面部扁平度均為中等的面部特徵，與現今生活在華南地區的居民較為相似。「古中原類型」的代表人群有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毛飲溝合併B組及將軍溝墓地的古代居民。查干陶勒蓋男性古代居民在顱面部體質特徵上除了與「古華北類型」的代表人群有較多相似之處外，還與「古中原類型」的代表人群在顱面部特徵上存在較大的相伙。在鄂爾多斯地區，秦始皇時曾設北地郡，至漢武帝統治時期設為朔方郡，致力於增強對周邊地區的管轄。此後還多次募民徒於鄂爾多斯地區。因此，秦漢時期遷入大批移民與當地居民相互融合、相互交流，對鄂爾多斯地區漢代的人種構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而本文所涉及的這批漢代居民在體質特徵上與古中原類型居民存在相似性，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中原移民的影響所致。「古蒙古高原類型」的主要體質特徵有圓顱型、偏低的正顱型、闊顱型相結合的顱型特點，具有較小的長顱絕對值；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在顱面部等體質特徵上有相當多的相似性，關係十分密切。……查干陶勒蓋墓地女性古代居民在顱面部特徵等方面除了與「古華北類型」的代表人群的關係較相近之外，還與「古蒙古高原類型」的代表人群有一定的相似性。……
↑ 曾雯、潘其風、趙永生、朱泓《紗帽山滇文化墓地顱骨的人類學特徵》本文對雲南宜良紗帽山滇文化墓地出土的顱骨進行了多項測量及非測量連續性性狀觀察。根據顱骨形態特徵，紗帽山組古代居民應歸入亞洲蒙古人種，並與東亞蒙古人種具有最多的一致性。通過與古代對比組對比發現，紗帽山組與時代較為接近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瓦窯溝組關係最為密切，與西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火燒溝組關係較近。……綜上分析，紗帽山顱骨的體質特徵與東亞人種最接近，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關係較遠。……紗帽山組的主要顱面形態特徵表明其屬於亞洲蒙古人種範疇，並且與東亞蒙古人種表現出最多的接近關係，其次為東北亞蒙古人種和南亞蒙古人種。紗帽山組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與代表現代亞洲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的撫順組以及華北組居民最為一致……在古代對比組中，紗帽山組與時代較為接近的瓦窯溝組關係最為密切，與西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火燒溝組關係較近，值得注意的是紗帽山組與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居民關係較為疏遠。……
↑ 張全超《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所謂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是指北起陰山南麓，南抵晉陝，東接張北壩上草原，西迄鄂爾多斯高原西北的河套平原，行政區劃上包括伊克昭盟（現改為鄂爾多斯市）和烏海市全境，以及巴彥淖爾盟、包頭市、呼和浩特市及烏蘭察布盟的陰山以南地區。…………通過肢骨的最大長我們推算出了新店子古代居民的平均身高，其中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63.90厘米，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55.13厘米…………新店子東周時期居民的飲食結構中，肉類食物所占比例很高。……通過對新店子古代居民在性別和年齡上的飲食結構比較分析，我們發現，新店子男性居民在動物性食物的攝入要明顯高於女性居民。但並未發現不同年齡段存在的食物結構差異。……將新店子組與華北組、撫順組、華南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等10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新店子組古代居民與布里亞特組、蒙古組以及通古斯組等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而相對於東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愛斯基摩組、楚克奇組，特別是與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華北組、撫順組、華南組之間關係較為疏遠。……在與現代蒙古人種各個區系類型的比較中，新店子古代居民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在顱骨特徵上具有較多的一致性。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間的比較結果顯示，新店子古代居民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布里亞特組關係最為接近，而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現代撫順組的關係則最為疏遠。……
…………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古代居民的人種類型十分複雜，大體可分為兩個大類，三個小類，第一大類是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群體，其下又可分為兩個小的類型，即「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第二大類是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群體。……從目前已掌握的資料看，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該類型居民最早期的古代居民應是「古華北類型」的代表——廟子溝人，由他們所創造的廟子溝文化在仰韶時代晚期階段曾廣泛分布於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另一個主要的人種類型為「古中原類型」，特別是龍山時期西岔石棺墓群古代居民的發現，證明了在中心分布區以北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也有「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分布。此外，在西岔石棺墓地中我們同時發現了「古華北類型」居民和「古中原類型」居民兩類不同體質特徵的古代居民，表明了兩個體質類型居民之間己經發生了融合。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也見證了這一時期古代居民的不斷遷徙、融合的歷史進程，嚴文明先生曾根據考古學文化特徵的分析做出推斷，認為內蒙古中南地區富有特色的遠古文化的形成是由於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繁榮發達時期，部分仰韶農人沿著黃河河谷北上開拓新的農田，來到富饒的河套地區安營紮寨，與當地居民混合共存的結果。總之，就目前的人骨資料而言，新石器時代活動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人群主要有「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兩類居民，他們創造了該地區的早期文明。同時，該地區古代居民最主要的基因源頭在這一時期也已初步形成了。進入青銅時代以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青銅文化發展可分為夏至早商、晚商至周初、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戰國四個階段。從業已掌握的人骨資料來看，在該地區青銅文化發展的前三個階段，無論是寨子塔墓地居民、朱開溝文化居民、西岔文化居民還是西麻青墓地的居民在人種類型上依然延續著新石器時代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兩個古代人種類型，應該說在前三個階段該地區種系基因流的主幹基本未發生明顯改變，「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的居民仍然是該地區青銅文化的主要創造者。進入到第四個發展階段以後，即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該地區的人種類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種新的古代人種類型——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一類古代群體出現在了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一般認為該類型的古代居民應由中國北部的境外南下所致。該類型古代居民的大體年代都在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前後，其分布範圍遍布整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關於這一時期該地區經濟生產中畜牧業己成為主業的現象，王立新先生通過分析該地區考古學文化以及經濟類型的整體演變趨勢，提出長城地帶中段偏北地區春秋晚期興的發達畜牧業，並非該區域此前原有經濟形態自身漸進的結果，很可能是由外來的人群所攜入的。……站在人種學的立場上，我認為這一時期大量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古代居民，應當是這部分「外來的人群」的主體。
春秋晚期前後，南下的這些「外來的人群」原本就已是牧人，他們的出現，雖然為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帶來了發達的畜牧業經濟，而純游牧的文化帶則直到戰國晚期才最終出現在長城地帶……其實從春秋晚期開始，大量南下的牧人就已經進入到該地區，但他們此時並沒有選擇突破這一緩衝地帶，與中原諸農業國發生激烈的正面衝突，而是選擇滲透到這一緩衝地帶中的方式，與當地的土著居民或者北上的中原農人發生了文化上乃至人群上的混合。可見，這一時期大量牧人的南下並不帶有明確的政治和軍事目的，也並未形成有效、穩定的政治或軍事聯盟，只是保持著一種「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的狀態，也正是由於南下牧人這種鬆散的組織形式，促使了文化間乃至人群間發生了持續不斷的混雜和融合，使這一地帶充分發揮了緩衝器的作用，進而延緩了長城地帶游牧化的進程。隨著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斷強大，到戰國晚期，一個強大的匈奴聯盟全面占有了長城以北的廣大地區，在長城外才形成了一個文化上更統一，經濟形態上是純游牧的文化帶。……因此，當中原列國在北拓疆土時，具有多源性組合的緩衝地帶居民，無論是選擇融入華夏農業文化還是選擇融入長城以北的匈奴大聯盟，都存在著經濟形態上甚至血緣上的認同感，不至於給他們原有的經濟生產方式帶來根本性的衝擊……
1.就目前的古人種學資料來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古華北類型」、「古中原類型」兩類居民的混雜，其中「古華北類型」的居民應該是當地的土著居民，而「古中原類型」的居民應是在仰韶文化繁榮發達時期從中原地區遷徙而來，且這種遷徙現象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曾經反覆出現。總之，這兩類居民創造了該地區的早期歷史，形成了該地區後世居民的主要基因源頭。
2.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早期青銅時代直至春秋中期以前，該地區居民的種族類型仍然是新石器時代「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的延續，沒有大的變動。
…………
1.總的來說，秦漢時期蒙古高原和外貝加爾地區的匈奴人仍然延續著先秦時期該地區古代居民的人種類型，兩個地區的人種類型雖然都屬於低顱類型，但在顱型上卻有較大的差異。外貝加爾地區的古代居民屬於「古西伯利亞類型」，而蒙古高原的古代居民屬於「古蒙古高原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外貝加爾石板墓地居民的人種類型並沒有延續該地區土著居民的人種類型——「古西伯利亞類型」，而屬於「古蒙古高原類型」，且這一類型在該地區的匈奴人群中也並未發現，可能暗示著該地區曾經出現了人群上的遷徙。
2.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基本延續了石板墓文化居民的人種類型，而考古學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從陶器、生產工具和某些日用裝飾品等文化因素來看，匈奴人同先前石板墓文化的代表者之間存在著淵源關係，可見人類學的研究結果與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結果基本相符。但從人種學的角度我們還發現，蒙古高原匈奴人的人種構成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大部分秦漢時期的匈奴人都延續了蒙古中央石板墓的人種類型，而蒙古東部匈奴人則與蒙古東部石板墓居民有較為明顯的傳承關係，這是否暗示在「古蒙古高原類型」下，還可以劃分出更小的人種類型，我們期待著更多新材料的發現來進一步解釋。
3.新店子等「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東周時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種類型上屬於「古蒙古高原類型」，來源上應與蒙古高原以及外貝加爾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匈奴人一樣，他們的人種構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異，這提示我們該時期蒙古高原牧人的南下也可能帶著較複雜的人種學背景，也正是這種複雜的人種學背景進一步豐富了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到戰國晚期以後，當長城以北強大的匈奴聯盟形成的時候，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終加入到了匈奴聯盟當中。
4.關於本文所定義的「古蒙古高原類型」居民的最終流向問題，我們認為該類型居民的後裔與「古西伯利亞類型」居民的後裔一樣，是匈奴聯盟中人種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更晚時段的鮮卑、契丹人、蒙古人乃至現代北亞蒙古人種「中央亞細亞類型」居民的人種構成中，「古蒙古高原類型」卻占有絕對主導的地位，而「古西伯利亞類型」的基因沉澱則更有可能流入到現代北亞蒙古人種的「貝加爾類型」的居民當中去了。
…………
3）新店子古代居民的食譜分析結果顯示，該組居民的飲食結構中，肉類食物所占比例很高。植物類食物的攝入以C₄類植物為主，所占的比例為65%，C₃類植物所占比例為35%。此外，新店子古代居民的食物結構存在性別上的差異，即男性居民在動物性食物的攝入上要明顯高於女性居民。
…………
7）關於新店子居民的種系源流問題，我們認為該類型居民在來源上應與蒙古高原以及外貝加爾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淵源，但他們的人種構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異，這提示我們該時期蒙古高原牧人的南下也可能帶著較複雜的人種學背景。當長城以北強大的匈奴聯盟形成的時候，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終加入到了匈奴聯盟當中。而在更晚時段的鮮卑人、契丹人、蒙古人乃至現代北亞蒙古人種「中央亞細亞類型」居民的人種構成中，「古蒙古高原類型」居民的基因沉澱卻占有絕對主導的地位。……
↑ 張全超、馮恩學、朱泓《俄羅斯遠東地區特羅伊茨基靺鞨墓地人骨研究》……特羅伊茨基墓地的人骨標本是目前保存最為完好且樣本量最大的一批靺鞨人類學資料，這批珍貴的顱骨標本首先經前蘇聯著名人類學家B·П ·阿列克謝耶夫的觀測和研究，他認為該批靺鞨標本在顱骨的許多重要特徵上都不同於東亞組群的華北人、朝鮮人和日本人，他們更接近於內陸的西伯利亞蒙古人種集團的中央亞細亞組群和貝加爾組群。朱泓對B·П ·阿列克謝耶夫發表的特羅伊茨基墓地的人骨數據進行了重新分析，認為，特羅伊茨基人骨屬於一種以西伯利亞人種為主體成分，同時又包括了部分東亞人種因素的混血類型。……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聚類分析結果表明，該顱骨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中央亞細亞組群和貝加爾組群的居民之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與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組群和東北亞組群的居民在顱骨特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形態距離。…………本文的古代居民聚類結果顯示，靺鞨族古代居民的種族類型發生了變化，即以特羅伊茨基墓地為代表的靺鞨人群與以渤海三靈組為代表的靺鞨人群在人種構成上存在較大差異，暗示了靺鞨族人群構成存在多源化的趨勢，居住在黑龍江中下游兩岸的黑水靺鞨居民，受到了來自貝加爾湖草原地帶文化的影響和擠壓，同時也導致了在人群上的遷徙與融合。……
↑ 張全超、李有騫、朱泓《俄羅斯遠東地區沙普卡靺鞨墓地人骨研究》……沙普卡墓地位於俄羅斯阿穆爾州境內，分布在沙普卡山以北從季姆河和扎維塔亞河之間的黑龍江東岸河灘地上。……根據碎骨測得的年代為公元680——858年（距今1245±80年，COAH-3041），根據隨葬品的研究也可推斷屬於7——9世紀。……在13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新石器代——中世紀時代貝加爾古代組群在人種類型較為一致，而與我國東北地區及俄羅斯濱海地區古代組群的土著居民則存在一定的形態學差異。……沙普卡組與特羅伊茨基組雖然同屬靺鞨文化，但是在人群體質特徵上卻存在一定差異，沙普卡組與貝加爾湖新石器組、外貝加爾匈奴組、外貝加爾新石器組聚為一群，而特羅伊茨基組則與外貝加爾中世紀組、貝加爾中世紀組、外貝加爾石板墓組聚為一類，兩者在體質特徵上的最大差異體現在沙普卡組的顱長和顱高絕對值較特羅伊茨基組要大，在古代人種類型的劃分上沙普卡組更接近「古西伯利亞類型」，而特羅伊茨基組則更接近「古蒙古高原類型」，但沙普卡組在顱高和顴寬等特徵上所表現出的一系列特徵又暗示該組居民很可能是一個混合人群，受到了來自我國東北地區及俄羅斯濱海地區人群的影響。……總之，沙普卡墓地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遠東靺鞨起源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科學依據。他們與「古西伯利亞類型」居民的體質較為接近，與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各組存在一定的形態學差異……
↑ 顧玉才、陳山、張全超《遼代蕭氏後族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筆者將兩墓地中可供觀察和測量的5具成年顱骨（其中男性4例，女性1例）進行了人種受方面的研究，由於兩批材料均屬遼代中晚期蕭氏後族成員的遺骸，故將兩批材料合併為一組進行分析，即統稱為蕭氏後族組……蕭氏後族組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與近代蒙古組之間關係，其次為通古斯組，而與朝鮮組、因紐特組、華北組則存在較大差距……該顱骨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相似性，但在個別項目上（如高顱）也體現出某些與東亞類型較為近似的體質因素……與現代亞洲各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蕭氏後族組與近代蒙古組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其次為近代通古斯組，而形態學關係較為疏遠的則是因紐特組和華北組。……可見北亞蒙古人種的種族特徵應反映出了遼代契丹族居民的主要種系特徵，而在一些契丹族個體上所反映出的高顱性狀，也使我們看到，東亞蒙古人種的祖先類型的居民也曾參與了契丹族居民的種族構成。此外，鑑於我國北方地區漢晉時期另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鮮卑族所表現出的種族成分與契丹人基本相同，而在本文的研究中，蕭氏後族組與三道灣漢代鮮卑族居民之間顯示出的密切關係，似乎暗示了古代鮮卑人和契丹人在種系上可能是同源的。兩者相比，鮮卑人所反映出的北亞蒙古人種的性狀較契丹人更強烈一些，而契丹人所反映出的一些性狀如高顱、狹額、面寬略窄等東亞人種的因素又較鮮卑人多一些，這很可能是由於在偏晚的時段里契丹人與東亞蒙古人種的祖先類型進行了長期的雜居及通婚所致。
↑ 朱泓《吉林省大安縣漁場墓地漢晉時期人骨研究》本文對出土於吉林省大安縣漁場墓地的1例漢晉時期成年男性人類顱骨進行了體質人類學研究。……⑴大安漁場墓地出土的漢晉時期人類顱骨所代表的是一例死亡年齡大約在30歲左右的成年男性個體。……⑶從主要顱面部形態特徵中可以看出，該顱骨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更多的形態的一致性，此外，在個別項目上也體現出某些與東亞類型較為近似的體質因素，而與東北亞類型，特別是與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形態距離。⑷在近代對比組中，與大安漁場墓地男性顱骨在基本形態特徵最為接近的是蒙古組和通古斯組，其次為華北組和撫順組，而形態學關係最為疏遠的則是因紐特組。……
↑ 李志丹《新疆吐魯番勝金店墓地人骨研究》……新疆吐魯番勝金店墓地的14測年數據為距今2200～2050年，相當於西漢時期，當時這裡居住的是車師人。……本章研究所採用的顱骨共計31例，均為成年個體顱骨，包括有男性個體14例，女性個體17例。……綜上，可以看出，勝金組男性居民與三大人種間都有著一定的聯繫，很難將其歸入某一類之內，這可能也暗示著該組居民的構成比較複雜。……南疆的尉犁縣營盤墓地年年大約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漢代到晉代之間。研究者認為，「營盤墓地的古代居民體質特徵仍屬於歐洲人種，但其顱骨趨向短化，眉部和鼻根部凹凸程度略有減弱，齶圓枕出現率趨於增多，表明營盤古代居民歐洲人種的因素有些弱化。」……在與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居民進行聚類分析時，勝金店組與新疆其他地區的早期代表，那些表現出歐羅巴人種類型居民組距離較近，同樣距離較近的還有代表著「古西北類型」的甘青地區組。這可能就暗示了勝金店居民的體質類型來源並非是單一的。在與鐵器時代各組進行聚類比較中，這一點更為明顯，最先與勝金店組相聚的就是顯示出「蒙古人種和歐羅巴人種混雜特性」的營盤組和察吾乎組，其次是具有「中亞兩河特徵」的各對比組。……
↑ 魏東、趙永生、常喜恩、朱泓《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顱骨的測量性狀》……天山北路墓地發掘出土了一批人類骨骼標本。受埋藏環境影響，多數標本基本形態破損嚴重，不能滿足測量性狀研究數據採集的基本需要。本文選取了出土位置明確，保存相對完整的24例個體（男性16例，女性8例），對顱骨測量性狀進行了定量與統計分析。……該墓地古代人群的線粒體DNA多態性分析，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提供了遺傳結構方面的參考。相關實驗結果表明：「哈密天山北路人群的線粒體DNA譜係由歐亞大陸東部和西部譜系共同構成，其中東部譜系占79.2%。西部譜系占20.8%。單倍型類群的地理分布分析顯示中國西北地區、中亞及西伯利亞南部人群可能對哈密人群的母系基因庫具有一定的貢獻。」…………綜合上述對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古代人群測量性狀的分析，該人群的形態特徵並沒有體現出明顯的高顱、狹面、面部水平突度大等歐羅巴人種特點，但在顱型、面型方面與蒙古人種也有所不同。古代DNA測試與形態聚類分析的結果都表明該人群同時具有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的部分性狀，但表現均不典型。……
↑ 王以鑄譯希羅多德《歷史》……（216）至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則他們是每人娶一個妻子，不過他們的妻子卻是隨便和別人交媾的。原來希臘人認為是斯奇提亞人做的事情，實際上不是斯奇提亞人，而是瑪撒該塔伊人做的；瑪撒該塔伊男子感到有性交需要時在婦女乘坐的車前掛上一個箭袋，他就可以不怕任何人在中間干涉而任所欲為了。對於年齡，他們當然是不會有什麼限制的；但是，如果有年紀非常大的人的話，則他的族人便全部集合到他這裡來把他殺死，並且燉他的肉用來大張飲宴。在這之外，家畜當然也是要和他一同被屠殺的。他們認為這乃是死者的最高的幸福；如果一個人病死，因此沒有被人吃掉並給埋到土裡，也就是沒有一直活到被殺的時候，他們認為這是不幸的事情。……（164）埃及人分成七個階級：他們各自的頭銜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豬人、商販、通譯和舵手。有這樣多的階級，每個階級都是以它自己的職業命名的。武士又分成卡拉西里埃司和海爾摩吐比埃司，他們分別屬於下列諸諾姆，因為埃及的一切區劃是以諾姆為依據的。……
↑ 韓康信、尚虹《山東臨淄周-漢代人骨種族屬性的討論》……體質人類學方面研究結果表明，2000年前及2500年前的臨淄人的骨骼形態學特徵與日本北部九州及山口縣彌生人相近。在種族人類學上同屬蒙古人種的東亞類群。牙齒人類學的研究結果與體質人類學結果相似，其結論認為2000年前及2500年前的臨淄人與日本北部九州及山口縣彌生時代人的距離比其與繩文人的距離接近。在該專集中根據植田信太郎等進行的古DNA研究結果認為在2000年前的臨淄人古人骨基因群體中沒有發現與歐洲最主要序列相同的個體，在遺傳因子系統樹中，2000年前臨淄人混在現代日本人和現代台灣人的遺傳因子序列之中。太田博樹、植田信太郎等發表在美國的遺傳學雜誌的另一篇報告，在使用了輻射類群的頻率分布和人群的遺傳距離兩種分析後，也指出2000年前臨淄人與現代台灣中國人之間存在最密切的遺傳相關性。…………總之，筆者以為根據有關的古代人骨的研究資料，遠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證明具有歐洲人種形態特徵的古代人群越過了貝加爾湖地區走向遠東地區。根據中國的人類學資料，在秦漢以前的中國西北地區，具有歐洲人種形態的人群向東擴展的地理界限也大致在新疆的東部和甘肅的西部之間。在黃河流域的古代人骨中更沒有發現西方人群大規模向東遷移的人類學和考古學證據。
↑ 孫蕾、朱泓《鄭州地區漢唐宋成年居民的身高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同為內蒙古和林格爾地區的將軍溝組居民卻屬於古中原類型，推測該組居民很有可能是趙國為鞏固邊疆統治，防禦匈奴而從中原遷來的移民。將軍溝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7.37cm，明顯高於古蒙古高原類型的新店子組居民。…………所以，秦漢至宋金時期，雖然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戰亂和天災人禍也使得鄭州地區古代居民的生存壓力增加，生存壓力增加也許是鄭州漢、唐、宋組居民平均身高降低的原因之一。…………吳秀傑等認為，從新石器時代經過青銅鐵器時代到現代，人類的腦顱和面顱趨向縮小，鼻型趨向狹化，眶型趨向高窄化，顱型趨向圓隆化。腦顱縮小主要發生在從青銅鐵器時代到現代，面顱縮小、狹鼻化及高眶化現象持續地發生在整個全新世時期，有可能還在繼續演化。世界各地人群體質特徵相似的演化趨勢表明，全新世人群頭骨形態特徵的微觀演化是受人類進化機制制約的。頭骨縮小的原因與氣候、環境及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有一定的關係。鄭州地區漢唐宋組顱骨在顱寬、顴點間寬、最小額寬及鼻寬的平均數值上同樣存在變小的趨勢，除了人種特徵變化的因素外，變窄的腦顱和面顱以及狹鼻化似乎也符合人類頭骨微觀演化的現象。所以，鄭州漢唐宋兩性平均身高呈現下降的趨勢，也不排除人類身高存在微觀演化的可能。…………因此，推測鄭州地區的漢唐宋時期，在糧食充足的情況下，父母在家庭中養育子女所花費的精力和提供的食物沒有太大的差異。鄭州漢、唐、宋組身高性二形性的較低水平也許反映了鄭州地區女性在漢唐宋時期與男性所攝取的食物質與量方面的差異要小於同時代其他地區人群中的兩性差異，鄭州地區女性可能在維持基本生活的花費上與男性的差別不大，也許可以初步認為該地區兩性的不平等現象小於同時代的其他地區。…………通過黃種人身高推算公式，得出鄭州漢、唐、宋組居民的兩性身高，其中，鄭州漢代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9.52cm，變異範圍是160.70～177.97cm，女性平均身高為159.11cm，變異範圍是146.38～170.46cm；鄭州唐代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7.03cm，變異範圍是162.40～173.40cm，女性平均身高為158.39cm，變異範圍是149.39～170.81cm；鄭州宋代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4.49cm，變異範圍是154.04～173.88cm，女性平均身高為156.17cm，變異範圍是148.94～164.80cm。對鄭州漢、唐、宋組兩性的平均身高進行的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漢、唐、宋兩性平均身高均為男性大於女性，兩性身高差別均有極顯著性意義；兩性身高隨著時代的發展大致呈下降的趨勢，但身高的時代差異均不存在顯著性意義。…………對鄭州漢、唐、宋組兩性身高的性二形性指數進行分析，均處於5%～10%中的較低水平，也許反映了鄭州地區的女性在維持基本生活的花費上與男性的差別不大。鄭州地區身高的性二形性水平低於同時代的其他地區，也許可以初步認為該地區兩性的不平等現象小於同時代的其他地區。
↑ 侯衛東《試論二里崗文化構成的演變》鄭州商城形成階段的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過渡期，既有各種文化特徵鮮明的器物，又有各種文化融合之後形成的新面貌，這一時期多元文化因素共存，尚未形成穩定的風格。過渡期之後，形成特徵鮮明的典型二里崗文化，但多元文化的遺風猶存；典型二里崗期早段青銅器仍以二里頭文化風格為主，典型二里崗期晚段青銅器才形成典型二里崗風格。此後的白家莊期器物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層度更高，總體上一元文化為主，仍有少量多元文化的遺風。鄭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崗文化構成的總體演變趨勢從多元逐漸走向一元，反映了中心都邑逐漸規範化和制度化的過程。
.……典型二里崗風格在二里崗下層二期逐漸形成、並在二里崗上層一期進一步發展，白家莊期又逐漸形成了新的風格。可將二里崗下層二期和二里崗上層一期稱為典型二里崗期，是鄭州商城發展繁榮的階段；白家莊期是鄭州商城逐漸失去都邑地位的衰落階段。…………綜上，鄭州商城過渡期文化面貌複雜多祥，二里頭文化因素、漳河型因素、輝衛型因素、岳石文化因素常常在同一個遺蹟內共存，融合風格的器物較多。二里頭文化的陶器器類大口尊、捏口罐、圜底深腹罐等總量居多，青銅容器、玉器也以二里頭文化因素為主。各種文化因素接觸、共存、融合，既有各種文化特徵鮮明的器物、也有各種文化因素融合之後形成的新面貌；二里頭文化因素仍然是主體，漳河型、輝衛型、岳石文化等都有典型器物，不同文化因素融合風格的器物也比較常見，漳河型因素雖然不是主體，但其出現打破了此前的文化格局和穩定態勢，主導了鄭州商城所在地的文化向典型二里崗文化發展。……
典型二里崗期以安金槐先生所說的二里崗下層二期、二里崗上層一期為代表，分為早、晚兩段。……典型二里崗期早段相當於二里崗下層二期……典型二里崗期早段較常見岳石文化傳統的深腹紅陶罐，總體上多為零星出土，占的比例很小。二里頭文化、漳河型和輝衛型的遺風猶存，主體上已形成典型二里崗文化。……
典型二里崗期晚段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一期……典型二里崗期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徵的文化面貌，二里頭文化和漳河型的陶鬲、平底深腹罐、大口尊、圓腹罐、捏口罐、豆、深腹盆、淺腹盆等被選擇為主要器類，形成特徵鮮明的典型二里崗文化。……典型二里崗期早段已經常見青銅器，風格仍以二里頭文化因素為主……典型二里崗期晚段青銅器比較流行，已經形成時代特徵，即銅器此時才形成典型二里崗期風格……典型二里崗期既形成了新的主體風格，又不同程度地繼續發展多元文化，經歷了多元文化格局向一元文化發展的過程。二里崗文化在典型二里崗期逐漸形成穩定風格，陶器先形成典型二里崗風格，隨後銅器才逐漸形成典型二里崗風格，反映了器物規格和器用制度逐漸規範化的過程……
鄭州商城的主要發掘者和報告撰寫者安金槐先生將白家莊期稱為二里崗上層二期……從很多學者的認識來看，白家期是鄭州商城逐漸崩潰並失去王都地位的階段，但鄭州商城仍然有豐富的遺蹟和遺物。……
鄭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崗文化在過渡期最大的特徵是形成一種多元文化接觸、共存、融合的格局，二里頭文化因素仍然是主體，文化因素特別多樣、新的風格不太定型。漳河型因素的出現打破了此前的文化格局和穩定態勢，主導了此後典型二里崗文化的形成。典型二里崗期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徵的文化面貌，既形成了新的主體風格，又不同程度地繼續發展多元文化，器物規格和器用制度逐漸趨向標準化和規範化，經歷了多元文化向一元文化發展的過程……
↑ 趙海濤、張飛《二里頭都邑的手工業考古》……目前二里頭遺址內發現的鑄銅遺存主要集中於二里頭遺址的Ⅳ區和Ⅴ區，也就是圍垣作坊區和宮殿區。圍垣作坊區南部發現有較大範圍的青銅器澆鑄工場、陶范燒烘工房和陶窯，熔煉銅料的坩堝、陶范、熔爐碎片、銅礦石、木炭、鑰渣等，因此該處存在一處鑄銅作坊應當是確鑿無疑的。圍垣作坊區內的鑄銅作坊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就進行過發掘，揭露面積近3000平方米，根據發掘與勘探結果推測其總面積在1.5萬到2萬平方米，主要使用時間為二里頭文化二期早段至四期晚段。在二里頭宮殿區雖發現有部分銅渣、銅礦石等治煉遺物，但一直未尋找到治鑄相關的遺蹟，因而暫無法判斷該區域是否存在鑄銅作坊。……二里頭都邑出土的數量眾多、工藝高超的玉器，應該是同銅器、綠松石等貴重手工業產品一樣，在二里頭都邑的圍垣作坊區內製作的。但與制玉有關的遺存，蚌器、牙器、漆器等多種質料手工業器的加工地點都無線索，有待繼續探索。
總體上看，作坊區處於靠近宮殿區的都邑中軸區，且外圍設有圍垣設施，表明其為上層統治階層所控制、壟斷，並為之服務，具有官營性質。其中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加工作坊設施齊全，工序繁多，技術水平高超，都經過長期反覆使用，表明這一時期的青銅冶鑄和綠松石器製作已經實現了專業化、規模化的生產。遺址內雖有大規模的作坊及圍垣作坊區，但並未將手工業生產嚴格限定在作坊區和作坊內，而是較為分散，甚至宮殿區內也分布有小型作坊和加工地點；多處生產地點同時生產多種質地的產品。這些情況反映了二里頭早期王朝多種制度初創時的相對不成熟特徵。
……二里頭一期銅器數量很少，僅有一些銅塊與小型工具，二期在原先小型工具的基礎上已經能夠製造較為複雜的空腔器銅鈴、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三期最大的突破在於採用「複合范法」鑄造的銅爵與銅戈、銅戚等青銅兵器的鑄造，四期能夠鑄造青銅容器的種類更加豐富，如銅盉、銅鼎、銅斝、銅觚等，這些青銅容器最終成為三代青銅禮器的源頭。從合金成分看，一至四期純銅所占的比例不斷減少，青銅的比例不斷增加，含砷青銅的量相對在減少，銅器材質與器類已形成一定的對應關係，冶金技術從發端邁向成熟和規範。從金相組織看，二里頭遺址大多數銅器是使用鑄造的方式製作而成，僅有少部分兵器與工具採用退火與冷鍛工藝，這可能是基於功能的考慮，而到了二里崗時期工匠們對器物與不同工藝之間關係的認識則更加清晰。…………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與綠松石是二里頭文化最具代表性與創新性的器物之一，因此對於其製作技術的研究歷來為學者們所重視。就玉器而言，其種類豐富，包括刀、璋、鉞、戈、戚、圭、柄形器等多種。大量的實驗考古與微痕分析工作已經表明二里頭的玉器已經能夠熟練運用管鑽與實心鑽、鋸片切割、減地、陰刻、打磨等技術，尤其是鑽孔技術，有學者推測當時已經使用輪盤和轆轤軸承裝置。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綠松石製品達到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興盛發達的階段，其種類包括綠松石管、珠、片、飾件、銅牌飾、龍形器等多種。……二里頭遺址出土骨、角、蚌、牙、貝、螺器數量經統計約3200件…………骨器成品包括骨鏃、骨簪、骨錐、骨雕、卜骨等，其中以骨鏃與骨簪為主，數量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製作骨器的原料主要來自黃牛、羊、豬、梅花鹿、小型鹿科等動物的骨骼，其中黃牛是二里頭遺址最重要的骨料來源。……需要說明的是，卜骨的原料主要為牛、羊、豬、鹿科動物的肩胛骨，似乎更傾向於使用牛的左側肩胛骨作為卜骨。……
↑ 李小龍《夏縣東下馮遺存再研究》…………夏縣東下馮遺存自Ⅲ期時開始出現銅器，並一直延續至Ⅵ期，器類主要為武器和工具，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箭鏃，次之為銅刀。銅鑿及銅爵均較少。這些器物，除了Ⅲ期的H9:17（銅鑿）為紅銅外，余皆為青銅製品。……夏縣東下馮遺存發現的卜骨雖然都沒有文字，但是總數卻不少，到Ⅳ期時達到了57件之多。……卜骨的選材上大體以豬肩胛骨為主，Ⅲ期始見牛肩胛骨和羊肩胛骨，Ⅳ期還找到部分鹿肩胛骨，到Ⅵ期時牛肩胛骨制的卜骨數量上升為第一。……從現有的考古學材料看，先商文化中以漳河型與東下馮遺存關係最為密切，鄒衡先生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夏縣東下馮型」是其三個主要來源之一。……
「晉中地區」在夏商時期存在一個獨立的考古學文化是諸多學者的共識。但是命名卻一直存在爭議：鄒衡先生稱其為「光社文化」；宋建忠先生以「東太堡文化」為之正名；嚴志斌和蔣剛等學者認為「白燕文化」更為適合。……可以說，白燕文化與東下馮遺存交往密切的地方集中於白燕文化的南部區域，越向北影響越小。從兩者的相對年代關係和發展水平來看，一開始很有可能是東下馮遺存先向外擴張，隨後，白燕文化反向與之交流。
……根據已掌握的遺蹟材料，並參考各文化類型時間上的對應關係，大體可得出如下結論：東下馮遺存在前期的發展過程中，首先是受到了陶寺類型極大影響；從Ⅲ期開始，二里頭文化的部分人群遷入這裡，並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一情況直到Ⅴ期時才發生改變。……考慮到夏縣東下馮遺存Ⅰ期～Ⅳ期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基本囊括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的夏紀年裡。……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東下馮人群遷徙到該地以後，在Ⅰ期和Ⅱ期整體保持了其原有的文化面貌；但在Ⅲ期和Ⅳ期，隨著夏人的擴張，東下馮逐步納入夏王朝的政治版圖，成為夏統治下的萬國之一；等到Ⅴ期和Ⅵ期時，東下馮人則接受了商王朝的領導。……
↑ 金星曄、管漢暉、李稻葵、BROADBERRY Stephen《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的演變（公元1000－2017年）——對麥迪遜估算的修正》……研究發現：第一，公元1000-1978年，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先升後降，峰值為1600年的34.6％，而不是麥迪遜估算的1600年和1820年兩次高峰，1600年34.6％的峰值高於麥迪遜32.9％的最高峰估計。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後，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斷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別僅占5.2％和4.9％。第二，改革開放後，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復，2017年達到18.2％。第三，以人均GDP衡量，中國從18世紀上半期開始，生活水平開始落後於主要歐洲國家……
三、基於歷史國民收入核算重新探討大分流
……（1）根據最新的歷史國民收入核算研究成果，在1700年甚至更早的時間裡，中國和歐洲的人均GDP互相超越，但是在18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均GDP被歐洲超越後持續下降。因此，大分流的發生時間應該在18世紀上半期。（2）中國人均GDP在北宋時處於較高水平，直至明代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在清代經歷波動後迅速下降，而非麥迪遜所認為的一直維持在600美元（1990年美元）。（3）歐洲人均GDP在1700年以前基本平穩，有小幅波動，在1700年後迅速上升，而非麥迪遜估計的持續較快增長。……從1500－1600年起，一直到1600－1700年，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都高於歐洲，但是，在1700－1820年間，中國人均GDP轉為負增長，而同時期歐洲的年均增長率則表現出不斷加快的正增長趨勢。……
五、結語
……本文的研究發現，第一，公元1000－1978年，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先升後降，高峰點為1600年的34.6%，而不是麥迪遜估算的1600年和1820年兩次高峰，34.6%的高峰值也高於麥廸遜估測的32.9%的最高值。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後，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斷崖式下降，1952和1978年分例僅占5.2%和4.9%。第二，改革開放後，中國GDP占世界總GDP的比重迅速恢復，2017年達到18.2%。第三，以人均GDP衡量，中國從18世界上半期開始生活水平落後於歐洲主要國家……
↑ 王月前、洪梅、戴向明《山西夏縣轅村遺址發掘簡報》……從遺物與遺蹟的分布情況來看，仰韶文化中期聚落分布於轅村的西、南、東部，跨蘆溝河的兩岸，向南直達河對岸的湯里村北部，面積90多萬平方米，基本覆蓋整個遺址區。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位於轅村南部,範圍較中期明顯縮小，遺存集中於蘆溝河的河岸兩側，北寬南窄呈曲尺形,面積約35萬平方米。廟底溝二期時期聚落分為兩處，分別靠近轅村與湯里村，列於河流兩岸，面積均約5萬平方米。龍山時期聚落分布在蘆溝河的西岸，沿河流走向呈弧形條狀分布，從轅村的南部一直延伸到湯里村對岸附近，河東岸不見遺存分布，面積約10萬平方米。二里頭與二里岡時期的聚落分布情況與龍山時期大體相似，也只集中在河流的西岸，但南北範圍的延伸程度不及龍山時期,面積均約5萬平方米。從聚落的分布範圍及遺存分布的密集程度可以看出，仰韶文化中期階段是該聚落比較繁盛的時期,聚落的空間廣大，分布範圍跨越河流兩岸。……轅村遺址東北部為西陰村遺址。轅村遺址仰韶文化中期的文化面貌，與西陰村遺址同時期遺存之間存在較多的共性，表明本地區的仰韶文化發展進程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轅村遺址的彩陶工藝不如西陰村遺址發達，彩陶器物數量少，圖案形式也趨於簡化，部分典型器物的型式變化帶有更明顯的晚期特徵，如小口尖底瓶口部均呈現內唇凸起不顯著的風格，有向晚期喇叭口形式過渡的趨勢；另外，缽類器物的折腹造型也屬晚期特徵，與瓶口的變化同步。位於中條山南部的芮城西王村遺址，與轅村遺址僅一山之隔，遺址內有比較典型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通過陶器等主要遺存的特徵對比可看出，轅村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存雖然偏晚，但與西王村類型之間還存在明顯差別，表明其時代並未進入到仰韶文化晚期。綜上所述，可以確定轅村遺址本時期遺存應屬於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階段。……因此我們認為，轅村遺址的二里頭時期遺存從文化性質上可以劃歸東下馮類型，大體相當於該類型的第2期。…….二里岡時期的遺存中未見特別重要的遺蹟與遺物，聚落本身的範圍也不大，是轅村遺址聚落髮展的一個低谷時期，遺存的總體面貌與東下馮遺址第5、6期接近。二里岡時期的東下馮遺址呈現小型城址的聚落形態，是這個時期運城盆地聚落髮展的核心，轅村遺址距離東下馮不過20公里左右，在發展程度上又明顯落後於後者，因此可以確定它是當時東下馮城址統轄下的一個偏遠小型聚落。……
↑ 劉丁輝《二里頭文化花邊罐來源的再研究》……目前來看，中原區域的花邊口沿陶器是有著相對完整的發展體系和軌跡的。首先，至少在裴李崗文化時期的舞陽賈湖、長葛石固等遺址就已出現花邊口沿陶器，花邊多為壓印形成，器形多為罐、鼎、盆、壺等陶器，並對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產生了積極影響；其次，仰韶文化是附加堆紋的盛行期，也是中原區域花邊口沿陶器的繁榮期，尤其是伊洛潁汝流域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址，大多發現有類型多樣的花邊口沿陶器，花邊樣式也開始多樣化，有壓印紋和附加堆紋花邊，廣泛見於罐、鼎、瓮、缸等陶器；再次，從河南龍山文化時期開始，儘管花邊口沿陶器的數量明顯減少，但在早、中、晚期均有發現，還是有一定的連續性，器形也趨於集中，罐以外的其他陶器不見或少見；最後，伴隨著新砦期文化的興起，附加堆紋又得以廣泛應用，花邊罐在新砦第三期遺存中的比例明顯提升，從陶罐類型和花邊形式上看，顯然對二里頭文化產生了積極影響。基於上述認識，在二里頭文化形成之前，以伊洛潁汝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區域應具備花邊口沿裝飾的應用傳統，而把二里頭文化花邊罐完全歸因於外來因素的影響或傳入，顯然是不恰當的。……我們認為從裴李崗文化尤其是河南龍山文化的早期花邊口沿陶器到二里頭文化花邊罐的發展一脈相承，二里頭文化花邊罐應更多地來源於中原早期文化因素，是對河南龍山文化和新砦期文化花邊口沿陶器的繼承與發展……
↑ 錢燕《試論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的來源》……在東下馮類型早期遺存中不見二里頭類型一期的文化遺存，東下馮類型一期與二里頭類型二期所見的文化遺存類似，年代相當，說明東下馮類型的形成時間晚於二里頭類型。……筆者也贊同這種說法，認為二里頭類型是東下馮類型的主要來源。……總之，東下馮類型作為二里頭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是二里頭類型西進的結果，隨著夏勢力的擴展，夏文化越河北向西發展到山西南部，與當地原居文化逐步融合形成為具有一定地域特點的東下馮類型文化，不是說前者完全承襲後者，但二者的共性是主要的，差別是次要的。……
↑ 豫南地區二里頭時期的遺存雖然存在一定差別，但共性較強，主要表現在不同遺址的典型器物大致相同，並且典型器形的發展演化規律也幾近相同。
↑ 楊軍《安岳3號墓和德興里壁畫墓銘文新說——兼論 4 世紀朝鮮半島的漢人遺民與移民》……安岳3號墓，又稱冬壽墓，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高句麗壁畫墓，位於今朝鮮黃海南道安岳郡五菊里。……關於冬壽的籍貫「幽州遼東平郭都鄉敬上里」，完整的寫法應該是：幽州、遼東郡、平郭縣、都鄉、敬上里，按州郡縣鄉里完整排列。《晉書》卷一四《地理志》，遼東郡八縣：襄平、汶、居就、樂就、安市、西安平、新昌、力城。無平郭縣。冬壽死於永和十三年（357），享年69歲，應生於289年。冬壽墓銘文不僅證明289年以前已存在平郭縣，而且平郭縣下存在完整的鄉里組織。《中國歷史地圖集》定平郭縣在今遼寧省蓋州市稍東。景初二年（238）司馬懿滅公孫氏之後，遼東漢人大量外遷，遼東半島南部包括平郭縣所在的今遼寧省蓋州市一帶人口銳減，遼南已不再設縣。而半個世紀之後，不僅存在平郭縣，還已經出現完整的鄉里組織，證明公孫氏滅亡之後的遼南人口外流並未持續很久，就開始出現回流現象，以至今遼寧蓋州一帶已成為移民集中之地，建立起類似於中原的完整的縣鄉里地方行政機構。……冬壽墓的壁畫中有出行圖，圖中人物超過250位，上至各級官員，下至隨從、士兵，皆著漢式服裝，儀仗、樂器等也皆符合中原體制。由此可證，《資治通鑑》雖然僅記載「（冬）壽、（郭）充奔高麗」，實則二人並非單人匹馬東奔，而是率宗族部曲移民高句麗。正如洪晴玉所說：「當初冬壽奔高句麗時，按照當時大族的遷移情況，除去軍隊以外，似乎還帶去了為數很多的人。這使冬壽不但擁有一部分兵力，而且也是能在安岳一帶長久居住的原因。……早在樂浪、帶方覆滅之前，樂浪郡的漢人大姓就已經開始向南遷移。根據韓昇的研究：「王和韓是朝鮮漢人大姓，在帶方郡設立以前，大都分布在樂浪郡，特別是王姓，金石銘文（包括年代不詳者）上出現的二十三例，基本都在樂浪。帶方郡設立後，他們已逐漸南移至黃海道一帶，而到了後期，樂浪郡遺址里竟連一例也未見到。韓姓的情況大致相同，在帶方郡設立後，其家族聚居地顯然在黃海道信川和鳳山郡一帶。」朝鮮黃海道安岳郡安岳邑柳城裡出土的王氏墓磚上刻有「逸民含資王氏磚」「含資逸民王君磚」等。含資原為樂浪郡屬縣，後屬帶方郡，在今朝鮮黃海南道瑞興。王氏磚可證原樂浪郡大姓王氏已經南遷至帶方郡。在樂浪、帶方二郡覆滅之前，今朝鮮黃海南道已經逐漸成為漢人最集中的聚居區。「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某造」和「元興三年三月廿日昭明王某造」磚銘，皆與帶方郡所屬昭明縣有關。西晉武帝太康四年（283）約在樂浪、帶方覆滅之前30年，東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在二郡覆亡之後90年，在此一個多世紀之中，王姓始終為昭明縣大姓。由此可證，王姓在帶方郡的勢力並不局限於某一個縣，而且其存在時間也遠不止一個世紀，由此可見朝鮮半島漢人社會中強宗大姓的影響力與凝聚力。在樂浪、帶方二郡覆滅前後，當地漢人普遍由城市向邊地南下遷徙，舉族遷徙，聚眾自保，並呈現出兩個特點，即形成移民集團和同一集團分成相互協助的枝族。在樂浪、帶方覆滅之前的遷徙，動因固然與高句麗南下侵逼有關，可能也與當地漢人社會人口自然增殖，故遷往人口密度較低的南部有關。樂浪、帶方覆滅後，更導致大量漢人宗族逃散，當地漢人社會人口銳減。在樂浪、帶方二郡覆滅之後，另有大量中原移民進入該地區。較為典型的人物為冬壽和幽州刺史鎮。冬壽與鎮的例子足以說明，高句麗占據樂浪、帶方二郡之後，當地原有漢人社會向南移動的同時，高句麗將大量新到來的中原移民安置到這一地區，用中原官銜封授移民的首領，以之管理中原移民，在樂浪、帶方故地形成新的移民社會。這個新形成的移民社會保持著中原漢人的風俗文化，甚至可以說是將中原風俗文化移植到樂浪、帶方故地。不僅墓葬的形制一如魏晉，壁畫中反映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皆與中原相同。在冬壽墓壁畫的出行圖中，儀仗隊伍里出現了羽葆鼓，這是晉代才出現的樂器，或者說羽葆鼓用於儀仗是晉代才出現的事情，這一在中原地區也剛剛出現的文化現象已經被移民傳播至朝鮮半島。…………高句麗政權對樂浪、帶方二郡故地的漢人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密，當地漢人社會的首領由原來被授予軍政兩個方面的全權，已經變為僅獲得行政方面的權力。雖然仍舊授予當地漢人社會首領中原式官銜，但已經將這些中原官號與高句麗人自身的官等相比附，顯然漢人社會的首領已經被納入高句麗的官階體系，也就是進入高句麗政府組織架構之中。漢人社會被嵌入高句麗政權的權力結構之中，而不再是游離於權力結構之外，呈半獨立狀態。也是在這半個世紀裡，當地漢人的心態出現微妙的變化，已經由使用東晉年號轉而使用高句麗年號，開始對高句麗政權產生心理認同。這種變化既為20年後高句麗長壽王遷都平壤奠定了基礎，也隨著高句麗遷都，以及伴隨遷都而來的大量高句麗人特別是高句麗貴族進入該地區，使當地漢人社會逐漸高句麗化，最終融入高句麗人之中。長壽王遷都之後，當地的漢人社會逐漸消失。
↑ 王培新《西北朝鮮地區木槨墓研究》公元前1世紀~公元1世紀，流行於西北朝鮮的木槨墓同這一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密切相關。據中國文獻記載：公元前108年，漢朝於朝鮮半島北部設立四郡，其中的樂浪郡一直存在到4世紀初。木槨墓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西北朝鮮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隨葬品都與中國內地漢墓高度趨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西北朝鮮木槨墓的文化淵源來自中國內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木槨墓墓主人身份為樂浪郡漢民。
…………木槨墓主要分布在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平壤市、平安南道、南浦市、黃海南道、黃海北道一帶。木槨墓多以群集的形式修建於大同江下游地區和載寧江流域的低矮丘陵或河岸台地的頂部，墓葬一般按自然地勢分群埋葬。平壤市大同江南岸樂浪土城遺址的南部，是木槨墓的最大分布區。據朝鮮學者的統計，在這一區域內共發掘木槨墓1000餘座。此外，平安南道南部、南浦市以及黃海南道、黃海北道北部也分布著相當多數量的木槨墓。
…………根據典型陶器的變化、銅鏡及紀年漆器所示年代，本文將西北朝鮮地區木槨墓劃分為四期。
第一期：墓葬數量較少，木槨形制均為A型Ⅰ式。本期的貞柏洞92號墓、土城洞4號墓出有星雲鏡，在洛陽燒溝漢墓中隨葬星雲鏡的墓葬都只出武帝、昭帝五銖。故本期的年代應在西漢中期的武帝、昭帝時期，即公元前1世紀前半期。
第二期：墓葬數量及木槨形制都較前一時期明顯增多。A型Ⅰ式木槨墓仍然流行，新出現B型Ⅰ式、B型Ⅱ式、C型Ⅰ式木槨墓。不過，B型Ⅰ式、C型Ⅰ式木槨墓數量較少。本期流行的主要木槨墓形制為A型Ⅰ式和B型Ⅱ式。屬於B型Ⅰ式的貞柏洞3號墓西槨和屬於C型Ⅰ式的貞柏洞37號墓北槨，均與A型Ⅰ式木槨墓同墳異穴合葬。本期A型Ⅰ式木槨墓，已有半數左右發展為同墳異穴合葬的形式。屬於本期的貞柏洞58號墓西槨（A型Ⅰ式）、貞柏洞3號墓西槨（B型Ⅰ式）出有昭明鏡，貞柏洞2號墓（B型Ⅱ式）出有日光鏡、昭明鏡及「永始三年」漆傘柄，貞柏洞37號墓北槨（C型Ⅰ式）出有昭明鏡和「地節四年」銘文漆盒，貞柏里17號墓（B 型Ⅱ式）出有「永光元年」銘文漆耳杯，貞柏洞53號墓南槨（A型Ⅰ式）出有連弧紋銘文鏡，石岩里52號墓（B型Ⅱ式）出有昭明鏡和四乳四虺鏡。出土銅鏡及漆器銘文顯示，本期的年代應在昭帝之後的西漢中、晚期，即公元前1世紀後半期。
第三期：A型Ⅰ式木槨墓演變為Ⅱ式，B型Ⅱ式木槨墓演變為Ⅲ式，C型Ⅰ式木槨墓演變為Ⅱ式，本期還出現了D型木槨墓。本期墓葬已不見同墳異穴合葬的形式，幾乎都採用同槨合葬。本期的石岩里257號墓（A型Ⅱ式）、貞梧洞5號墓（C型Ⅱ式）出有四神規矩鏡，石岩里9號墓（B型Ⅲ式）出有雲雷連弧紋鏡和「居攝三年」漆盤，貞梧洞1號墓（D型）出有鳥獸紋規矩鏡和「元始五年」漆耳杯，石岩里194號墓（C型Ⅱ式）出有雲雷連弧紋鏡和「始建國五年」漆耳杯，貞梧洞6號墓（C 型Ⅱ式）出有連弧紋鏡和「建武十八年」漆耳杯,貞梧洞 4 號墓（C型Ⅱ式）出有雲雷連弧紋鏡和「永平十四年」漆盤。因此，第三期的年代應為新莽及東漢前期，即公元 1世紀前90年。
第四期：墓葬形制與前期基本相同，變化不明顯。除了新出現 C型Ⅲ式木槨墓以外，第三期就已經流行的A型Ⅱ式、B型Ⅲ式、C型Ⅱ式木槨墓本期繼續沿用。本期的台城裡4號墓（A型Ⅱ式）出有簡化規矩鏡，貞柏里122號墓（A型Ⅱ式）、石岩里20號墓（B型Ⅲ式）都出有多乳禽獸紋鏡，貞柏洞6號墓（C型Ⅱ式）、梧野里19號墓（C型Ⅲ式）出有環繞式神獸鏡，貞梧洞8號墓（B型Ⅲ式）出有長宜子孫連弧紋鏡和盤龍鏡，貞柏里3號墓（C型Ⅱ式）出有環繞式神獸鏡和盤龍鏡，貞梧洞12號墓（C型Ⅱ式）出長宜子孫連弧紋鏡和畫像鏡。根據墓葬出土銅鏡的流行年代，第四期約相當於東漢後期。
…………以上分析表明，西北朝鮮地區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陶器器形，都和與其毗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漢墓高度近同，木槨墓的文化淵源應來自中國內地。
……自戰國晚期以來，中國內地居民就不斷移住朝鮮半島北部，秦漢之際移民人數劇增。《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由於大批中國內地居民的移居，西北朝鮮地區從戰國晚期開始，中國文化因素不斷增強，並逐漸形成了有別於半島其他地方的獨特考古學文化區。考古資料表明，西北朝鮮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樂浪郡設立後，逐漸與內地文化趨同，最終形成了具有鮮明漢文化特徵並保持了一定地方特色的樂浪文化。.…………木槨墓出土印章所示墓主人姓氏及官職，證明了墓主人的身份為樂浪郡漢民。例如：貞柏洞2號墓出有「高常賢印」銀印和「夫租長印」銅印；石岩里52號墓出有「王雲」銅印；石岩里205號墓出有「五官掾王盱印」木印；石岩里219號墓出有「王根信印」銀印和「王野之印」銅印；貞柏里127號墓出有「樂浪太守掾王光之印」木印。此外，樂浪土城出土封泥中所見人物姓名，也都是漢民姓氏。據《後漢書·王景傳》記載：「王景字仲通，樂浪冉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齊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據此記載可知，王景出身樂浪郡冉邯縣，祖先王仲原為琅邪郡不其縣人，避難至樂浪，其父王閎曾為郡三老。表明王閎一族在樂浪地區有著相當大的勢力。「土人王調」從其姓氏及其篡權後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等職的事實推斷，也應與王閎同樣，為樂浪本地漢民豪族。……
↑ 杜佳浩《賓組卜辭所見國族材料分類整理與研究》
……本文所使用的「國族」是「方國部族」的簡稱。……卜辭中還有很多與方國類似但不稱「方」的，從它們的地望來看大多都在殷都以外，一般將它們稱為「部族」或「族氏」，也有學者將它們視為廣義的方國。卜辭中對這類部族沒有限定性稱謂，不稱為「某族」，而是直呼其名，如祭。我們認為，從本質上來說，卜辭中的「方國」、「部族」都是擁有土地、邑落、民眾並有首領進行管理的社會共同體，它們當中有的可能已經發展成為政治實體，擁有軍隊和官僚系統等。……
……分期是以董作賓先生的「五期說」為標準，即第一期為武了時期，第二期為祖庚、祖甲時期，第三期為廩辛、康丁時期，第四期為武乙、文丁時期，第五期為帝乙、帝辛時期。……賓組卜辭，是以貞人「賓」為代表而命名的一組卜辭，最早是由陳夢家先生根據貞人系聯和字體特徵劃分的，其大致相當於董作賓先生所分的第一期。…… ……綜上，卜辭表明雀族與商王室的關係親近，從武丁執政時期，雀從王族獨立而成為分支家族，並領有自己的封地。在風雲變幻的「中興」時期，雀在政治上握有重權，常受武丁委派四處征伐，他勤勞王事，不幸身染重病，武丁對他的關心多寄托在神靈的佑助上。綜合來看，雀的身分為王族多子成員的推定，應該比較切合實際。…………
↑ 馬林偉《論涇水上游的周文化》……
第三章涇水上游地區周墓的分期與年代推斷
……綜合前面對各類墓葬的分期，可將涇水上游地區的周墓分為四期（表一）……
表一涇水上游地區周墓分期
……涇水上游地區由於只發掘了部分周人墓葬，而與墓葬對應的居住遺址幾乎從未發現，因此對於這一地區周文化的認識只能通過墓葬材料來進行，這種做法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墓葬材料的分析也是認識這一地區周文化唯一的有效途徑。通過對墓葬資料的分析可知，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具有明顯的特點。表現在墓葬上，具體有以下幾點：（一）墓葬分布的範圍比較小。只局限於平涼、慶陽兩地，而且絕大多數周墓都發現於崇信於家灣墓地，其餘墓葬則零散分布於平涼靈台及慶陽的少數地區。（二）墓葬規格低，隨葬品少。涇水上游地區發現的周人墓葬以小型墓為主，中型墓較小，大型墓幾乎不見。隨葬器物種類、數量均較少，雖然不排除曾遭盜擾的可能，但從保存比較完好的墓葬中依然可以看出這一地區墓主人身份地區都不高。（三）從出土器物特徵來看，本地區屬於先周時期的器物幾乎都在先周晚期階段，而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器物年代基本上都在早期偏早階段，這說明該地區從先周晚期到西周初年的文化有很強的連續性。但自西周早期以後墓葬數量迅速減少，到晚期時幾乎全部消失，墓葬規模也逐漸變小。這種現象應該是與西周中期以後對這一地區統治權的逐漸喪失有關。
第四章涇水上游地區周文化與其它文化的關係
涇水上游地區經過歷年來的發掘，不僅出土了數量可觀的周文化遺存，還發現了一些周文化以外的其它文化遺存，比較重要的有碾子坡文化、寺窪文化、殷遺民文化。……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與碾子坡文化區別明顯，分屬不同的文化。涇水上游地區出土的周文化陶器以鬲、罐為主，其中鬲又分為乳形袋足鬲與聯襠鬲，在數量上以聯襠鬲為主，乳形袋足鬲較少。這與碾子坡出土陶鬲中乳形袋足鬲占絕大多數的情況有明顯的不同。……綜上，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與寺窪文化是在時間上同時並存，地域上相互毗鄰且互相影響而又具有各自特徵的兩種文化……關於殷遺民墓葬的葬俗問題，根據學者們的長期研究，目前已基本達成共識，即殷遺民墓葬多有腰坑、腰坑內多殉狗，高等級的殷遺民墓葬殉人、殉牲的比例較高，在隨葬器物方面，殷遺民隨葬的青銅器上比較流行族徽、日名。……涇水上游殷遺民墓葬的年代，絕大多數為西周早期，根據對隨葬器物特徵分析可知，其年代大概在成康時期。西周初年，將大量東部地區的殷遺民強行西遷至關中地區，置於周人直接控制的範圍內。周原與豐鎬地區歷年來發掘出土了大量殷遺民墓葬以及明顯具有商文化因素的青銅器群，說明這兩地都是殷遺民曾經聚居的集中地點。……
……先周晚期，涇水上游地區分布有周文化、碾子坡文化和寺窪文化。這一時期的周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崇信和慶城兩地，目前發現的全為周人墓葬。碾子坡文化分布在長武縣東南方向的碾子坡遺址，寺窪文化分布於合水縣九站遺址。……涇水上游發現的西周早期周人墓葬數量與分布範圍較之前一階段大為增加，開始向東南和北部擴展，在涇河幹流的崇信、靈台兩地以及馬蓮河上游地區的環縣和中游地區的合水縣均發現有這一時期的周人墓葬，表明周人滅商後對這一地區的加大了控制力度。……寺窪文化的分布範圍雖無變化，但在九站遺址出土器物中，周文化器物所占比例有了明顯的增長。碾子坡文化也仍拘於長武的碾子坡遺址，但該遺址出土的器物中，原本占據主導地位的乳形袋足鬲也在這一階段迅速減少，開始以周文化典型器物聯檔鬲為主，並且出土器類也逐漸增多……總的來說，西周早期這一階段，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處於強盛期，周邊的其它文化在較大程度上受到其影響，而這一時期的周文化自身所受影響則很小。……
第五章相關問題探討
第一節周人在涇水上游地區的發展
從本文第三章對於涇水上游地區周人墓葬的分期與年代推斷可知，該地區先周時期的墓葬有九座，其年代大概都在先周晚期。墓葬主要分布在平涼崇信及慶陽地區的合水、慶陽（今慶城）三個地區。……綜上，從西周早期周人墓葬來看，本階段周文化己經在涇水上游地區占據了統治地位，分布地域也比以前有所擴大，已從平涼東部擴展到慶陽地區。對周圍的其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也遠遠超過先周時期，而自身所受的影響卻很小。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周人滅商後勢力的鼎盛，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涇水上游發現西周中期周人墓葬十座，分布在靈台與崇信兩地。……穆王即位後，試圖重振周王室的權威，為此進行了一列的軍事行動，其中持續時間最長且對以後周王朝產生一系列重大影響的當屬在涇水上游地區與犬戎之戰。……雙方開始了長期的戰爭，戰爭的結果就是周王朝逐漸開始喪失在涇水上游的統治地位……宣王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復王室權威的措施，史稱「宣王中興」，其中一項措施就是重建周人在涇水上游一帶的統治地位。……由於種種原因，宣王在涇水上游的努力最終未能成功……在這種形勢下，涇水上游地區的周人已無法繼續在此生存，只能向南遷移進入關中地區。這也是對涇水上游地區幾乎沒有發現西周晚期周文化遺存的最合理解釋。……
……有學者通過研究，從氣候變化方面對周人北遷戎狄之間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當時東南季風強烈盛行，古邰地氣候溫暖濕潤，極適宜農業發展，導致邰地人口越來越多，對資源環境空間的壓力驟增，各部族之間為爭奪水土資源戰爭不斷。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部落被迫遷往別處，不窯北遷的原因也出於此。……在氣候方面，相關研究表明，夏商時期，涇水流域為溫暖的半濕潤性氣候，年平均氣溫較今高2℃，年降水量也較今多100～200mm。這些自然條件，雖不如溫暖濕潤的邰地，但對於擅長農業的周人來說，也是比較理想的生存之地。……
結語
……本文分析了碾子坡出土器物及葬俗等方面的特徵，並結合相關的考古資料，認為碾子坡文化是密須國人的文化這一觀點是比較合理的。……涇水上游目前共發現十六座西周早期的殷遺民墓葬，其中的幾座大型墓葬全都集中在靈台一帶，這些墓葬隨葬大量青銅器，規模、等級也最高。這些殷遺民墓葬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隨葬品中青銅兵器的數量與比例偏高，遠超周原、豐鎬等遺址的殷遺民墓葬。本文通過分析隨葬器物特徵與銘文，認為這些殷遺民是在西周早期被派駐到涇水上游地區駐守的軍旅之人，周王朝將他們安排到此處，既是為了就近監視，更重要的是想藉助其力量抵禦西戎。……西周晚期的周人墓葬僅在寧縣宇村發現一座，年代為宣王時期，從墓葬隨葬兵器與虎符來看，墓主人應該是一位軍事將領。通過文獻記載可知這一時期周人已經喪失對涇水上游的控制權，考古發現也表明周文化勢力已退出涇水上游地區。寧縣發現的這座西周晚期墓葬，應該與宣王時期周王朝與玁狁的戰爭有密切的關係。……
↑ 吳昊《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應同為商代早期都城》
↑ ^75.00 ^75.01 ^75.02 ^75.03 ^75.04 ^75.05 ^75.06 ^75.07 ^75.08 ^75.09 ^75.10 ^75.11 ^75.12 ^75.13 ^75.14 ^75.15 ^75.16 ^75.17 ^75.18 ^75.19 ^75.20 ^75.21 ^75.22 ^75.23 ^75.24 ^75.25 ^75.26 ^75.27 ^75.28 ^75.29 陶偉《商文化西漸研究》…………從商文化西漸過程的階段性特徵上看，可將其劃分為「進占期」、「停滯期」、「擴張期」、「消退期」四個階段。商文化從二里崗下層一期階段西進到殷墟偏後期東退收縮，經歷了大約500年的時間。在二里崗下層的強勁擴張時期，商文化向西千里躍老到了關中平原的東部地區。在二里崗下層與上層之間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停滯期，這可能與商人已完全達到戰爭目的、取得西方地區直接統治權以及經略重點轉移等原因有關係。經過短暫的停滯，二里崗上層又開始向西擴展，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大約殷墟一至二期階段。在殷墟一、二期之際商文化就開始了出現了消退的跡象，這與商人勢力金銳減無力西顧等原因不無關係。商人在此期的經略重點已經放在了東、南兩個方向，已經無暇顧及西方地區。到了殷墟二期以後，商文化勢力已經基本撤出了關中平原，伊洛地區或可猶存。……
↑ ^76.00 ^76.01 ^76.02 ^76.03 ^76.04 ^76.05 ^76.06 ^76.07 ^76.08 ^76.09 ^76.10 ^76.11 ^76.12 ^76.13 ^76.14 ^76.15 ^76.16 ^76.17 ^76.18 ^76.19 ^76.20 ^76.21 丁大濤《論早商文化對山西地區的文化傳播與影響》……本文研究的空間範圍僅僅著眼於早商文化（二里崗文化）北擴過程當中的一個區域——山西地區，基本上涵蓋了今天山西省的行政區域。其東邊止於太行山，西南兩面俱到黃河，北至長城一線。山西省地形奇特，山地、盆地交錯相連，東西兩邊分別為太行山、呂梁山兩大山系，南部邊陲則有中條山，晉北山地則是與內蒙古中南部的陰山山系相連，在這個四周山脈聳立的地域內自北向南分布著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臨汾盆地、運城盆地。在這個區域內，早商時代文化遺存大多集中在山西南部的運城盆地、臨汾盆地，或者說汾河、涑水河、澮河等流域，此外在晉中北地區也有少量的早商時代文化遺存。
……東下馮商城城址位於遺址的中部，考古發掘大體查明了城址的東、南城牆以及西城牆的南段、西南角圓形建築基址的結構與分布，報告中指出第Ⅰ至Ⅳ期（東下馮類型）與偃師二里頭第Ⅰ至Ⅳ期為代表的二里頭類型大同小異；第Ⅴ和第Ⅵ期與鄭州二里崗的下層和上層基本相同。……
……對山西地區主要的早商文化遺址進行細緻的分析研究後，我們不難看出，山西地區早商時代的主要遺址如垣曲商城、夏縣東下馮、絳縣柳莊、上北平望等，其開始年代俱在二里崗下層偏晚即二里崗二期時段，部分遺存未發現二里崗二期遺物，山西地區早商時代遺存幾乎都存在著二里崗三期時段遺物。因此，我們可以說早商文化是在二里崗二期始進入山西地區的。商人在占據垣曲商城、東下馮商城之後，逐步向其他地區擴張。商湯在鄭州商城建立商王朝，商文化開始傳播，由於商王首先要攻伐夏人，加之豫中到山西的路途遙遠，因此，需要一個文化時段的傳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將山西地區考古學文化劃分為晉西南地區、晉東南地、晉中南地區、晉中地區、晉西北地區和晉東北地區六區，其大體與學界流行的劃分方法略同。其中，晉西南地區主要是指運城盆地，或者涑水河流域；晉東南地區則以長治盆地為中心，還包括晉域一帶；晉中南地區則以臨汾盆地為中心，泛指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晉中地區主要以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為中心，呂梁山以東、太行山以西的狹長地帶；晉西北地區則包括黃河以東的呂梁山一線；晉東北則以大同盆地為中心，或者泛指桑乾河流域。……
……通過對山西地區早商時代的典型遺址如垣曲商城、夏縣東下馮商城、絳縣柳莊、平陸前莊等遺址起始年代的分析研究，在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分期的基礎上，對山西地區的早商文化進行了分期，大致分為三期，分例相當於二里崗二期、二里崗三期、二里崗四期。在此研究基礎上，本文認為早商文化在二里崗二期始傳入山西地區。……早商文化在山西地區的文化傳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時間相當於二里崗二期，早商文化始進入山西地區，占據著晉西南局部地區；第二階段，時間相當於二里崗三期，早商文化傳播進入到鼎盛時期，勢力己經擴張到晉西南、晉東南、晉中、晉西北等廣大山西地區；第三階段，時間相當於二里崗四期，由於商文化重心的轉移，早商文化的傳播進入衰退期，各地區發現的早商文化遺存減少。……
↑ 尤悅《商文化階段劃分研究》……考慮到文獻資料多以盤庚為商代晚期的開端，我們認為盤庚以前為商代早期文化，盤庚及盤庚以後為商代晚期文化。從考古文化來看，第Ⅰ至Ⅳ階段與第Ⅴ至Ⅷ階段存在階段性差異，第Ⅰ至Ⅳ階段是早商文化，第Ⅴ至Ⅷ階段是晚商文化即二里崗期商文化屬於早商文化，殷墟文化屬於晚商文化。……中商文化第一期也可稱之為「二里崗上層二期」或「白家莊期」。……這裡，筆者堅持認為應該將花園莊遺存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既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時代又早於大司空村一期（即鄒衡先生劃分的殷墟文化第二期），就屬於殷墟文化第一期。……目前，學術界基本肯定了殷墟小屯文化是由二里崗期商文化發展而來的，後者是前者的源頭。至於兩者中間是否存在缺環，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在上文中我們分析了花園莊遺存的歸屬，認為花園莊遺存屬於殷墟文化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二里崗期商文化與殷墟文化是前後繼承發展的關係，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時間上的缺環。……
表一商文化分期對照表
……根據分析研究，本文的觀點是以盤庚為界分商代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早商文化以二里崗期商文化為代表，晚商文化以殷墟文化為代表，花園莊遺存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早商文化與晚商文化中不存在缺環。商文化發展過程可分為八個互相銜接的階段：二里崗下層一期為第Ⅰ階段，二里崗下層二期為第Ⅱ階段，二里崗上層一期為第Ⅲ階段，二里崗上層二期（白家莊期）為第Ⅳ階段，花園莊遺存和殷墟一期為第Ⅴ階段（此階段晚於白家莊期、早於殷墟二期），殷墟文化二期為第Ⅵ階段，殷墟文化三期為第Ⅶ階段，殷墟文化四期為第Ⅷ階段。考慮到文獻資料多以盤庚為商代晚期的開端，盤庚及盤庚以後為商代晚期文化，盤庚以前為商代早期文化。從考古文化來看，前四個階段與後四個階段之間存在階段性差異，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的劃分應該以第Ⅳ階段和第Ⅴ階段為界即第Ⅰ至Ⅳ階段為早商文化，第Ⅴ至Ⅷ階段為晚商文化。我們認為，殷墟文化的內涵應該有所擴大。花園莊遺存作為一個整體，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其時代又早於大司空村一期（即鄒衡先生劃分的殷墟文化第二期），應屬於殷墟文化第一期，豐富了殷墟一期文化。洹北商城與小屯殷墟都屬於殷墟文化的都城遺址。……
↑ 劉媛媛《後崗二期文化發展階段及其與周鄰文化的關係研究——以陶器為中心》……本文所指的豫北冀南地區主要包括太行山東麓，新鄉、焦作以北，邯鄲及以南地區。其東隔黃河、南運河與山東省為鄰，北與冀中相接，西依太行山東麓，南望黃河，子牙河、漳河、衛河水系流經其內。
圖二後崗二期文化重要遺址分布圖
……後崗二期文化得名於後崗第二期遺存的發現。……後崗二期文化是以後崗遺址第二期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
表1 後崗二期文化分期與諸遺址段別對應關係表
……關於後崗二期文化的絕對年代，目前已發表的碳十四測年數據有15個。其中，有1個數據出自後崗二期文化二期單位，8個數據出自後崗二期文化三期單位，3個數據出自後崗二期文化四期單位，一期單位的測年數據尚未發表，但從陶器形態上看，一期和二期陶器的年代應大致相近。有學者將其推定為公元前2600～前2000年，大體處於龍山時代晚期。據表2的測年數據，可判斷出後崗二期文化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700～前1900年，其中一期和二期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700～前2500年，三期年代為公元前2500～前2300年，四期年代為公元前2300～前1900年。
表2 後崗二期文化碳十四測年數據表
…………王油坊文化是指分布於豫東、魯西南和皖北的一支龍山晚期考古學文化，主要器物有側三角形足鼎、甗、深腹罐、大口罐、子母口缸、豆、杯、器蓋等。關於王油坊文化的命名，目前學界主要有「王油坊類型」、「造律台類型」、「王油坊文化」、「造律台文化」四種名稱。……
↑ ^79.00 ^79.01 ^79.02 ^79.03 ^79.04 ^79.05 ^79.06 ^79.07 ^79.08 ^79.09 ^79.10 ^79.11 ^79.12 ^79.13 ^79.14 ^79.15 ^79.16 張小雷《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研究》
緒論
……本文所指的淮河流域是現代地理意義上的淮河流域，位於北緯31°－36°之間，東經112°－121°之間，西臨嵩山、伏牛山和桐柏山，東臨黃海，北以黃河南堤、泰山、沂蒙山脈與黃河流域接壤。流域總面積約27萬平方米，行政範圍包括河南省的中東部、安徽省的北部、江蘇省的北部、山東省的南部。……
圖0.1 淮河流域範圍示意圖
……按地形地貌特點，淮河流域可以劃分為七個小區：
1.豫西山丘區……
2.淮南山丘區……
3.淮南近丘陵及平原區……
4.上游淮北平原區……
5.中游淮北平原區……
6.下游蘇北平原區……
7.沂沭泗流域……
第二章新石器時代早期
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發現不多，主要集中在豫西山地東麓和泰沂山地腹地。目前僅有河南新密李家溝、許昌靈井和山東沂源扁扁洞、黃崖四處地點。……
第三章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8600－7300年）
……可以看出，賈湖遺址二、三期的聯繫更緊密一些，一期與二、三期差別較大。張弛將這類遺存單獨劃出，稱為「賈湖一期遺存」，得到學界廣泛接受。……據此可以推測賈湖一期距今約8800－8200年，賈湖二期距今約8200－7700年，賈湖三期距今約7700－7300年。……
……淮河中游北部地區經過發掘的與賈湖裴李崗文化年代相當的遺址有宿州小山口、蘆城孜、淮北石山孜早期。……參考後李文化諸遺址和小山口遺址的測年，可大體推斷石山孜一期年代距今約7700－7300年，總體上處於後李文化的晚期階段。……蘆城孜早期、小山口一期、石山孜一期這三處遺存可代表皖北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兩個階段。早段以蘆城孜早期為代表，晚段以石山孜一期為代表。……石山孜一期與小山口一期年代相當，且延續時間比小山口一期稍長，材料也比小山口一期豐富得多，因此，可用石山孜一期文化來指代距今8000－7300年前的淮河中游偏北地區。……我們建議以「石山孜早期文化」來指代皖北北部地區距今8000－7300年的遺存，包括原來的小山口一期遺存。……
……以順山集遺址和韓井遺址一、二期為代表的一類遺存，文化面貌獨特，時代特徵鮮明，可單獨命名為順山集文化，其絕對年代距今8600－7900年，其相對年代為相當於後李文化中期。順山集三期文化面貌獨特，在繼承順山集文化部分因素的基礎上，文化面貌己經有很大變化，不能算作同一文化，可暫命名為順山集三期遺存。順山集三期遺存絕對年代距今7800－7500年，相當於後李文化晚期。……
圖3.32 淮河流域及周邊距今8500－8000年文化格局
圖3.33 淮河流域及周邊距今8000－7500年文化格局
第四章雙墩－北辛文化時期（距今7300－6000年）
……可以將淮河中游兩側及北部的廣大地區距今7300－6300年間的考古學文化統稱為雙墩文化。雙墩文化可以分為早晚兩期，在地域上可以分為三個類型。早期距今約7300－6800年。遺址數量開始增多，遍布於淮河中游地區。可分為三個類型：皖北北區以石山孜二期1段為代表，可稱為石山孜類型；沿淮地區以蚌埠雙墩早期為代表，可稱為雙墩類型；皖北西區以臨泉王新莊一期為代表，可稱為王新莊類型。……晚期距今6800－6300年。與早期一樣可分為三個類型：皖北北區以石山孜二期2段為代表，沿淮地區以蚌埠雙墩晚期為代表，皖北西區以臨泉王新莊二期和武莊一期為代表，年代相當於北辛文化中期和晚期偏早，屬仰韶時代早期。……雙墩文化的來源當是石山孜早期文化、順山集三期遺存、賈湖文化共同影響的結果。……石山孜早期文化在本地發展為石山孜二期後，不斷向周邊擴展，向北到過北辛文化分布區的濟寧張山，向南抵達並越過淮河，形成雙墩類型，向西到達鹿邑武莊。雙墩文化雙墩類型形成後，繼向南有影響，長江南岸的句容丁沙地遺址即發現典型的具有雙墩文化早期特徵的器物。……雙墩文化之後，侯家寨文化之前，即距今6300－6000年之間，淮河中游地區遺址較少，僅在淮河南岸的霍邱扁擔崗下層和紅墩寺下層發現少量遺存。……
……北辛文化可分為早中晚末四期，早期……其年代距今約7300－6800年。……中期……其年代距今約6800－6300年。晚期……其年代距今約6300－6100年。末期……其年代距今約6000年前後。……
淮河下游北部（蘇北地區）在順山集三期之後，相當於北辛文化時期的遺址有邳州大墩子、連雲港二澗村、連雲港大村、沭陽萬北、灌雲大伊山、淮安青蓮崗等。……綜上，淮河下游北部地區在距今7300－6000年間的北辛文化時期，仍可分為南北兩個小區：蘇北北區和沿淮區。蘇北北區更多的與北辛文化相似，但仍以其主體文化因素為主，是一個比較獨立的小區，同時與雙墩文化、龍虬莊一期、馬家浜文化保持著較多的交流，可命名為大伊山類型。其大體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距今約7300－6800年。與雙墩文化早期、北辛文化早期相當。其當為順山集三期遺存發展而來。中期……距今約6800－6300年。晚期……距今約6300－6000年。……
豫中地區仰韶時代早期遺存可以距今6500年為界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為仰韶文化初期石固類型，晚期受後崗一期文化影響較大。從上文分析可知，大河村前三期、椅圈馬一期、石固Ⅴ期年代相當。……該期可作為仰韶時代初期石固類型。距今約6800－6500年。有學者將這些遺存統歸為仰韶文化一期石固類型。……大河村前二期、椅圈馬二期、大河村前一期的文化面貌總體上更多的與黃河北部的後崗類型關係密切，以至於有學者將這一大區距今6500－6000年間統歸為仰韶文化第二期後崗類型。……
……石山孜早期文化發展為雙墩文化石山孜類型，並擴張為雙墩類型和王新莊類型。順山集三期遺存發展為青蓮崗類型和大伊山類型。……
第五章仰韶時代中期（距今6000－5400年）
……淮河中游北部地區在仰韶時代早期偏晚至中期階段，遺址的數量相對較少……這一時期，豫西的廟底溝文儀誕生，蘇北魯南的大汶口文化也強勢登場，二者之間發生了頻繁的交流，處於中間的豫東皖北地區在文化面貌上不可避免的受到二者的影響，呈現出一種比較複雜的狀態，且每小區之間又有不同，難以某個遺址來指代該區這一時期的文化，暫且以豫東皖北仰韶時代中期遺存統之。……
……劉林早晚兩期統歸為大汶口文化早期。絕對年代距今約6100－5500年，早晚兩期大體以距今5800年為界。……
……總體上，以石固Ⅵ期、椅圈馬三期（含部分二期因素）、大河村一期（含部分前一期因素）文化面貌較為一致，遺址相距較近，可代表仰韶時代中期豫西山地東麓的一個地方類型，有研究者稱為閻村類型。……
第六章仰韶時代晚期（距今5400－4900年）
圖6.16 仰韶時代晚期淮河流域大化格局
第七章龍山時代（距今4900－3900年）
……距今4200－3900年的豫中地區，汝潁區主要分布著以王城崗、煤山、郝家台三四五期、台王H2、M3為代表的王灣三期文化煤山類型。鄭洛區分布著以王灣三期、站馬屯二三期為代表的王灣類型。……
↑ ^80.0 ^80.1 ^80.2 ^80.3 ^80.4 林留根、胡穎芳、原豐、朱曉汀《江蘇邳州梁王城遺址大汶口文化遺存發掘簡報》……梁王城遺址大汶口文化面貌、特徵、內涵與山東汶泗流域的泰安大汶口、鄒縣野店、臨沂大范莊、棗莊建新等遺址基本一致，應屬於同一個文化系統。……
↑ ^81.0 ^81.1 宋艷波、武昊、董豫、吳曉桐《山東日照市蘇家村遺址2019年發掘簡報》……此次發掘的蘇家村遺址主體遺存年代以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龍山文化早期為主，部分可延續至龍山文化中期前段。…………目前已對遺址6處遺蹟內的炭化植物種子遺存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經校正後的絕對年代多數集中在公元前2500～2200年。……
↑ ^82.00 ^82.01 ^82.02 ^82.03 ^82.04 ^82.05 ^82.06 ^82.07 ^82.08 ^82.09 ^82.10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惠夕平《山東新泰雁嶺關遺址調查》……該遺址位於今新泰市羊流鎮雁嶺關村村西的高台地上，文化面貌以岳石文化為主，並在遺址的中心區域發現部分周代遺物。……
↑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莊麗娜、戴向明、林留根、王宜京、劉鎖財《江蘇泗洪後陳遺址發掘簡報》……岳石文化迄今已發現百餘處遺址，其分布範圍東至大海，南達江淮，北及遼東半島的南端。……
↑ ^85.0 ^85.1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略论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86.00 ^86.01 ^86.02 ^86.03 ^86.04 ^86.05 ^86.06 ^86.07 ^86.08 ^86.09 ^86.10 ^86.11 ^86.12 ^86.13 ^86.14 ^86.15 ^86.16 ^86.17 ^86.18 ^86.19 ^86.20 ^86.21 ^86.22 ^86.23 ^86.24 ^86.25 ^86.26 ^86.27 ^86.28 孫萬亮《渭水流域仰韶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研究》……通過以福臨堡遺址、案板遺址等分組結果為依託，結合其他遺址單位的年代歸屬後，我們認為半坡四期文化大約分為早、晚兩期，距今5500至5000年；同理，根據紫荊遺址、泉護村遺址等分組結論來看，泉護二期文化大致分為兩期、三段，距今5000年至4900年。……文章指出半坡四期文化的前身是西陰文化，繼承它的是泉護二期文化…………最後，我們認為半坡四期文化應當在BC3500年至BC3000年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泉護二期文化是指以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第二期遺存為命名的一支考古學文化。……
表2.3 泉護二期文化各遺址期別
……關於泉護二期文化的絕對年代問題，學界也尚未達成共識。例如，最近王煒林認為泉護二期文化的絕對年代在BC2900-BC2400年。目前有關泉護二期文化己公布的碳十四測年的遺址數量很少，其中在紫荊H124中公布了一組碳十四測年數據，其年代距今4845±175年。兼顧半坡四期文化下限年代至BC3000年左右，廟底溝二期文化上限年代約在BC2900年，以及參考各家意見後，我們暫把泉護二期文化的年代範圍推定在BC3000－BC2900年。……
……據初步研究可知，半坡四期文化和泉護二期文化是兩支在分布地域上大體相似，文化內涵前後繼承、時間上先後銜接的同一譜系考古學文化。具體而言，在地域上，兩者均是以關中盆地為中心，周邊為輔；在內涵上，均以小口尖底瓶、深腹罐、陶壺、陶盆、陶缽為特色。參考前人意見並結合碳十四測年數據，我們據此認為半坡四期文化應分為早、晚兩期，年代大致在BC3500－BC3000；泉護二期文化可化分為兩期（早期和晚期）、三段，年代大致在BC3000－BC2900較為合宜。……
……通常我們說西陰文化（或曰廟底溝文化）主要分布於陝晉豫地區，中心在關中和晉南。這類文化遺存內涵豐富，例如常見器型包小口尖底瓶、陶盆、陶罐、陶缽、陶甑，還有少量的陶釜、灶、陶杯、器座等，顯然與半坡四期文化之間有密切關係。……總之，無論是從地層層位關係還是器型演變的邏輯發展順序上，都顯示出半坡四期文化與西陰文化二者存在明顯嬗變關係，即前者繼承了後者。
……由上所述，依據之前在地層上發現的早晚關係和器物形態演變特徵可知，泉護二期文化早期較接近半坡四期文化晚期，二者為同一譜系的考古學文化，即我們所說的「血親」關係。再次，通過半坡四期文化與周邊同時期考古學文化對比後，我們認為馬家窯文化中有不少陶器文化因素當受到半坡四期文化的影響。……最後，從出土小口尖底瓶、陶瓮、陶盆、帶流罐、陶缽、陶盤等特徵來看，分布於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顯然與半坡四期文化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甚或說它是半坡四期文化的一種地方類型也無可厚非。……整體而言，兩種文化類型同大於異。
泉護二期文化是指泉護村遺址第二期為代表的一類文化遺存，繼半坡四期文化之後，分布範圍大致和半坡四期文化較為接近。……首先，泉護二期文化的源頭是半坡四期文化，且二者屬於同一譜系的考古學文化這一觀點己成為業界基本共識。……其次，關於這一文化流向問題。無論是從泉護村遺址、新街遺址、米家崖遺址地層堆積或遺蹟單位疊壓的早晚關係上，還是從器物形制特徵觀察而言，泉護二期文化對其後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影響最大，換言之，泉護二期文化多數風格特徵被廟底溝二期文化所繼承和發展。……
……首先，半坡四期文化的前身屬於西陰文化己成為業界共識。我們認為前者至遲在後者晚期時形成。……盛行近一千年之久的西陰文化，其發達的彩陶文化、小口尖底瓶、五邊形房址等文化因素對周圍文化遺存輻射範圍較廣，影響深遠，有學者稱之為中國文明的濫觴期。在渭水流域，繼繁榮的西陰文化之後崛起的是半坡四期文化。……根據目前考古發現出土的器物標本陶瓶、陶罐、陶盆、陶缽、陶甑等表明，這一文化在渭水流域紮根之後，很快西進對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東進對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均產生過一定影響。…………關於廟底溝二期文化，事實上，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在山西萬榮荊村就發現過此類遺存，限於當時材料不足，未能識別出來。現在有學者稱之為「荊村文化」。……
……現在基本認識是西陰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護二期文化三者之間屬於同一譜系，具有「血親」關係。本文通過對三者中共同發現的小口尖底瓶、深腹罐、陶缸、陶盆、陶甑等具有代表性器物分析後再次充實和完善了西陰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護二期文化三者是一脈相承的事實。……
↑ ^87.0 ^87.1 ^87.2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89.00 ^89.01 ^89.02 ^89.03 ^89.04 ^89.05 ^89.06 ^89.07 ^89.08 ^89.09 ^89.10 ^89.11 ^89.12 ^89.13 ^89.14 ^89.15 ^89.16 ^89.17 ^89.18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邵會秋、呂軍、稅文霞、夏洪宇《湖北十堰犟河口遺址2008年發掘簡報》……犟河口遺址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陶器種類較少，但從陶片陶質和可辨器形以及磨製石器對比來看，這類遺存與均縣朱家台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非常相似，應屬於回一類遺存。該類遺存在鄂西北地區分布較為廣泛，有人稱之為朱家台類型，也有人將其命名為朱家台文化，絕對年代大約在距今6千年後半段。……
↑ ^91.0 ^91.1 王煒林、郭小寧、陳靚、馬馳《陝西潼關南寨子遺址發掘簡報》……調查發現，遺址的東西兩至是被當地人稱為東、西河壩的小峪，北界是兩河壩相交而成的斷崖，南到南寨子村一組北側，面積約150萬平方米。其內涵主要以廟底溝文化為主，同時還有半坡及龍山文化、漢代、宋代等不同時期遺存。從目前的資料看，南寨子遺址是關中東部迄今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廟底溝文化聚落。……
↑ 陳靚、張燕、郭小寧、郭輝《陝西潼關南寨子遺址出土人骨研究》……從5例可以進行部分觀察的顱骨形態特徵看，南寨子仰韶文化居民顱形為中顱、高顱結合狹顱，面部鼻根凹陷淺，犬齒窩弱或者中等，顴骨下緣方折明顯，齒槽弓短寬，屬於蒙古大人種。結合顱面部其他特徵，諸如中等偏低的上面高值、低眶、闊鼻或偏闊的中鼻、較弱的鼻根突起程度，上齒槽突頜明顯等，其與蒙古人種的南類型和東亞類型具有較多的接近因素。……
↑ ^93.00 ^93.01 ^93.02 ^93.03 ^93.04 ^93.05 ^93.06 ^93.07 ^93.08 ^93.09 ^93.10 ^93.11 ^93.12 ^93.13 ^93.14 ^93.15 ^93.16 ^93.17 ^93.18 ^93.19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王煒林、張鵬程、袁明《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掘簡報》
↑ 王煒林、張鵬程、李崗、袁明《陝西白水縣下河遺址仰韶文化房址發掘簡報》下河遺址位於陝西省白水縣西固鄉下河西村……本次工作的主要收穫是對F1、F2和F3等三座仰韶時期大型房址的發掘…………這三座房址堆積中的出土物以陶片為主，另有石器、骨器、蚌飾等。從F1、F2出土陶片的器物形制看，基本上相當於華縣泉護村一期文化三段、隴縣原子頭遺址的第五期等。其重唇口尖底瓶的口沿雖然退化，但仍屬廟底溝文化的範疇，與半坡第四期文化的平折沿尖底瓶區別明顯，同出的大量彩陶片也明顯具有廟底溝文化特徵。……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下河遺址實際上應該稱作下河西村遺址，它與1986年文物普查記錄的白水下河遺址在年代與分布範圍均有不同，為便於介紹，我們沿用了原來的名稱。目前，下河西村廟底溝文化遺存分布面積約40萬平方米，主要位於與塬面相連的緩坡和平台上。……
↑ ^96.0 ^96.1 ^96.2 錢耀鵬、劉斌、蔡晉、崔健、崔俊俊、高鳳、洪秀媛、劉耐東、劉曉媛、楊菁、殷宇鵬、馮建科、史來興《陝西扶風案板遺址2012年發掘簡報》…………本次發掘所獲得的新石器時期遺存主要分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案板三期文化三個時期，進一步豐富了案板遺址的內涵。仰韶文化中期的陶器……陶器組合及形態特徵與「案板第一期」遺存相同，屬於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仰韶文化晚期的陶器……陶器組合及形態特徵與「案板第二期」遺存相近，屬於仰韶文化半坡晚期類型。…………龍山文化早期的陶器以灰陶為主……陶器組合及形態特徵都與廟底溝二期文化滸西莊類型較接近。……
↑ ^97.0 ^97.1 薛新明、鄭媛、武卓卓、周翔、張立強、趙瀟雅、王俊蓉、景雅琴、次鵬翔、韓婧、溫卓爾、王子涵、王飛虎、李德金、侯帥輝、高肖肖、吳悠、李典、崔雅竹、石吉彤、劉澤鵬、王樂《山西臨汾桃園遺址T0534發掘簡報》……桃園遺址本次發掘範圍主要位於高速公路建設地帶內，自西向東布設，並根據鑽探結果所示遺蹟分布及地勢變化，分Ⅰ、Ⅱ、Ⅲ三區進行發掘。其中，在南距本次發現的最大房址F2不遠處的探方T0534內，發現一處廟底溝文化時期灰坑（編號為2016CLLTT0531H359，簡稱H359），遺物豐富典型，器類完整，尤其是出土的大型彩陶精品，也是該遺址目前為止發掘出土的最大彩陶器。…………桃園遺址T0534探方的地層關係簡單，但所含遺蹟間相互打破關係相對複雜，其中H352為該探方內時代最晚者，H359相對時代最早。H359中出土的遺物以泥質陶器為主，主要為彩陶和素面磨光陶，少量飾線紋。陶器器類全且典型，包括泥質斂口曲腹缽、直口弧腹缽、斂口深曲腹盆、深曲腹瓮、重唇口尖底瓶、器蓋、刀、環，斂口斜折沿深曲腹夾砂瓮、夾砂器蓋等，器類基本涵蓋了新石器時代廟底溝文化常見的器類組合，盆、缽、罐、瓶數量最多，流行彩陶。它與1989年山西河津固鎮遺址一期H15、H16，以及1994年山西夏縣西陰遺址第二次發掘的H30、H33、H34等灰坑內出土陶器組合及形制特點基本相同……另外，H359陶器與20世紀50年代末發掘的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一期、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確定的泉滬一期，以及2002年發掘的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H9、1997年發掘的華縣泉護村廟底溝文化一期H68和二期H107等出土的陶器組合和形制也諸多相似，時代應屬於廟底溝文化繁盛時期無疑。……結合該遺址其他發現認為，這裡是新石器時代廟底溝文化時期的一個中心聚落遺址……
↑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山西泽州和村遗址发掘简报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楊小川、李嶸《山西柳行仰韶文化遺存》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任瑞波《隴山以西廟底溝文化的幾個基本問題》廟底溝文化，又稱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也有學者稱之為西陰村類型或西陰文化。隴山以西廟底溝時期的遺存集中分布在甘肅中南部和青海東部地區。…………隴山以西廟底溝文化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主要出自大地灣、師趙村和陽窪坡三處遺址……綜上，可將西北地區廟底溝文化的整體年代大致推定為公元前4000～前3300年。考慮到當地廟底溝文化早期曲腹盆與半坡文化晚期曲腹盆已有不少相似之處，且半坡文化晚期不晚於公元前3800年，因此，可將廟底溝文化早期年代大致推定為公元前4000～前3800年，晚期前段推定為公元前3800～前3600年，晚期後段推定為公元前3600～前3300年。……至於隴山以西廟底溝文化的流向，我們贊同它在以天水為中心的渭水上游發展成為了石嶺下類型。……
↑ 王樹芝、王增林、張雪蓮、葉茂林、蔡林海《胡李家遺址出土卷狀炭化物的研究》胡李家遺址位於青海省民和縣官亭盆地的官亭鎮與中川鄉之間……文化性質相當於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或廟底溝文化，是青海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 ^102.00 ^102.01 ^102.02 ^102.03 ^102.04 ^102.05 ^102.06 ^102.07 ^102.08 ^102.09 ^102.10 ^102.11 ^102.12 ^102.13 ^102.14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分期与分区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103.00 ^103.01 ^103.02 ^103.03 ^103.04 ^103.05 ^103.06 ^103.07 ^103.08 ^103.09 ^103.10 ^103.11 ^103.12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庙底沟二期文化再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鮑穎建《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遺存探析》…………關於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四期遺存的絕對年代，由於缺乏相關的¹⁴C測年數據，無法進行直接推斷。因其與豫中處於同一時期的秦王寨類型年代大體相當，故結合後者可將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四期遺存的絕對年代推定在3500BC—3000BC左右。……關於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四期遺存的文化性質，學界通常將其稱之為大司空類型。該類型主要分布於太行山東麓的豫北冀南地區，包括冀中的西部地區等。大司空類型與豫中秦王寨類型處於同一時期，二者存在較多的文化交流現象；這在豫北衛沁河流域南部的一些遺址譬如洛絲潭等表現更加明顯，如前所析，洛絲潭與大河村遺址的折腹罐、彩陶罐、瓮、缸、盆等器類較為接近。此外，豫北衛沁河流域西部邊緣地區以洛陽南陳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晚期遺存屬於西王村類型。
↑ 李嶸、楊小川《山西屯留水泉史前文化遺存》……綜合考察陶器的陶色、陶質、紋飾、器類和形態，水泉H1、H2出土遺物的總體面貌與晉南地區廟底溝二期遺存有著較強的一致性。
↑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劉隨盛《陝西渭水流域龍山文化遺址調查》……在這28處龍山文化遺址中，純屬龍山文化的24處，龍山文化與西周文化遺址共存的4處。其中屬於廟底溝Ⅱ期文化類型的10處，屬於客省莊Ⅱ期文化類型的18處。……從採集到的標本來看，這10處廟底溝Ⅱ期文化類型遺址的面貌大體相同……從採集到的標本看，這18處遺址均屬客省莊Ⅱ期文化類型，它們的文化面貌大體上是相同的。……
↑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108.00 ^108.01 ^108.02 ^108.03 ^108.04 ^108.05 ^108.06 ^108.07 ^108.08 ^108.09 ^108.10 ^108.11 ^108.12 ^108.13 夏勇《論豫東、魯西南地區王油坊類型的分期及相關問題》
↑ 魏繼印、趙春青、耿廣響《新砦遺址：打開「早夏」之門的鑰匙》……新砦遺址面積達100萬m²，是中原地區同時期面積最大的遺址。這裡不僅發現有三重環壕，還有發現類似城牆的夯土遺蹟。……要認識新砦遺址的背景，需對新砦遺址第二期遺存進行分析。新砦遺址第二期遺存主要是由王灣三期文化和豫東地區的造律台文化因素構成，其中造律台文化因素的占比接近80%，而王灣三期文化因素則不足18%。……
↑ 李明華《西遼河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的量化分析》
↑ 《遼寧凌源市邵杖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發掘簡報》
↑ 黃小婭《廣州方言口語中留存的古漢語詞》走、猋、詐、姣、佮、疒、面、脢、湴、溦、禾、鑊、朝、
↑ 許璧儀《粵語中的古漢語現象探析》
↑ 楊禎海《粵語真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麼？》……饒秉才先生在《廣州話造詞法研究（之一）——詞法學造詞法》，對廣州話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從造詞法的整體來看，它與漢民族共同語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有它本身的許多特點」……至於通話與否，不能作為界分「方言」的標準。通話是語言行為的正效應，指交談中能彼此聽懂對方的話。交談，是受說話者的地域背景、社會背景、話題、語境，表達手段、方式、風格，以及個人文化水平、心理素質及身體條件等所制約的，難以得出一個恰當的參照對象或參照系，因而難以確定一個統一的劃分標準。一般地說，只要是漢語的變體，就如李榮先生說的，：「無論好懂不好懂，都是漢語方言，漢語有統一的文字，統一的標準音。」有了統一的文字，就有統一的書面語言。那麼，不管是哪一種方言，用書面語言對話，不會存在很大困難。……
↑ 陳虹羽《從粵語詞彙中淺析粵方言與古代漢語的淵源》
↑ 毛元晶、李建慧《古漢語與粵方言音系淺析》
↑ 劉亞舉、李瑾、岳俊濤、李學博、石美森《貴州仡佬族和苗族人群24個常染色體STR基因座的遺傳多態性及遺傳關係分析》…………應用 SureID® PanGlobal 試劑盒對貴州 399 名仡佬族和 333 名苗族無關個體進行 DNA 擴增, 採用 3500XL 遺傳分析儀進行電泳分析，GeneMapper ID-X v1. 5 軟體分析等位基因片段大小。統計分析 24 個 STR 基因座的頻率數據和法醫遺傳學參數，並與其他地區已有人群數據進行比較。…………應用本文獲得的貴州仡佬族和苗族人群的D3S1358、TH01、D21S11、D18S51、D12S391、D2S1338、D5S818、D13S317、D7S820、D19S433、CSF1PO、vWA、D8S1179、TPOX、FGA、D16S539等16個STR基因座遺傳數據，計算與19個比較人群的Nei's DA遺傳距離，結果顯示，貴州仡佬族與湖北漢族（0.0205）、貴州苗族與湖南漢族（0.0033）的遺傳距離最小；貴州仡佬族與雲南苗族（0.0449）、貴州苗族與雲南苗族（0.0363）遺傳距離最大。根據遺傳距離，構建21個群體UPGMA系統發生樹，其中，10個漢族群體彼此間遺傳距離較小；11個少數民族之間群體差異較大，彼此成獨立分支。…………遺傳距離結果顯示，貴州苗族與10個漢族之間的遺傳距離（0.0033～0.0238）小於貴州仡佬族與10個漢族之間的遺傳距離（0.0205～0.0432），因此貴州苗族較貴州仡佬族和漢族間存在更密切的遺傳關係。其原因可能與貴州苗族與漢族人群在大規模、頻繁的人口遷移過程中相互間基因交流較多所致。而仡佬族與漢族群體及其他群體間遺傳距離差明顯，可能與其民族高度聚居、族內通婚及長期相同的生活環境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體質特徵和遺傳基因有關。UPGMA系統發生樹聚類分析顯示，11個少數民族群體彼此成獨立分支，貴州苗族和雲南苗族的遺傳距離最大（0.0387），分別單獨列為一支，這說明同一少數民族群體，其群體遺傳差異會隨樣本容量、地域及環境變化而改變。10個漢族群體（貴州漢族、湖南漢族、廣東漢族、福建漢族、湖北漢族、遼寧漢族、北京漢族、河南漢族、山東漢族、山西漢族）彼此的遺傳距離較小，說明他們的共同起源比較近。從總體來看，根據各群體等位基因頻率分布計算的DA遺傳距離與各民族群體的形成歷史較一致，說明常染色體STR遺傳標記在民族間遺傳距離和基因漂流的評價中起著一定作用。……
↑ [1]
↑ 景惠西《從虞舜看商部族的起源在河東》
↑ 牛世山《商文化京當類型：判別、分歧與解析》商文化的京當類型是分布於陝西關中西部的的一個文化類型，是商王朝勢力西逃到陝西渭河流域，並融合本土族群後在物質文化上呈現的新的文化形態。…………以上分析可總結為，已知京當類型遺存的時代上限不早於小雙橋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商王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時期)。…………
↑ 宋江寧《商文化京當型與鄭家坡類遺存關係探討》以往的資料和相關研究都表明，在關中西部商時期各考古學文化中，商文化京當型是以商文化因素和鄭家坡類因素為主的一支考古學遺存。鄭家坡和岸底遺址則代表以鄭家坡類因素為主導，幾乎未見商文化器物的另一類遺存，學者稱之為「先周文化」、「鄭家坡文化」或「鄭家坡類遺存」等。…………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商文化向西傳播過程如下：第一期在保持自身特點的同時，對一種主要地方因素（鄭家坡類）施加了強大的影響，二者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一起向西擴張。但此期限於資料，對周原影響的情況尚不明了或對周原的影響不及對朱馬嘴的影響，甚至極小。第二期在周原地區發現相當多的遺存，但隨著時間的遷移，這個整體也發生變化，在不同地域和流域上的差異明顯，可以認為既有土著化增強的原因，也有因距離核心區遠近不同的原因。第三期分布範圍不變，但整體文化結構發生極大的變化，商文化因素與鄭家坡類因素在東部形成均勢，而土著因素在西部（或渭水支流漆水流域）則仍延續二期的態勢，繼續居於主導地位。…………從商文化京當型到鄭家坡遺址早期基本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經歷了商文化因素由多變少，鄭家坡因素由少變多；商文化因素逐漸土著化並消失，土著因素逐漸擺脫商文化影響逐漸強大起來的過程。也可得出兩點認識：①鄭家坡遺址早期遺存晚於京當型，因京當型的下限在殷墟二期或一二期之際，故鄭家坡遺址的上限也只能到此或略晚；②鄭家坡遺址早期遺存中幾乎沒有商式器的存在，說明鄭家坡類遺存在這個時期已經獨立起來，而此時商文化至少也已退出周原和漆水河流域。
↑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strong and extensiv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LN Longshan period, not only within th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but also between northern Shaanxi and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s.」…………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 Among these present-day populations in China, the Han populations carried both the NEA dominating haplogroups A (5.95–6.46%), C (1.79–5.94%), D (19.05–25.84%), and G (1.19–5.94%) and SEA dominating haplogroups B (11.37–14.88%, B4′5), F (13.69–13.95%), and M (18.60–24.40%), and showe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haplogroup D (19.05%–25.84%), consistent with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 秦皇嬴姓源于山东莱芜史上称"古嬴". [2020-05-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04.
↑ 李學勤：秦文化具有東方色彩
↑ 《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何謂夏？欲去秦屬是謂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何謂真？臣邦父產子及產它邦而是謂真。何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也。……
↑ 翟文侯《關於生肖紀年的相關研究》
↑ 倉林忠《關於干支的起源及其本義》
↑ Qiuxia Sun、Mengge Wang、Tao Lu、Shuhan Duan、Yan Liu、Jing Chen、Zhiyong Wang、Yuntao Sun、Xiangping Li、Shaomei Wang、Liuyi Lu、Liping Hu、Libing Yun、Junbao Yang、Jiangwei Yan、Shengjie Nie、Yanfeng Zhu、Gang Chen、Chuan-Chao Wang、Chao Liu、Guanglin He & Renkuan Tang《Differentiated adapt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related demograph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inferred from 619 genomes from 56 populations》
…………「GPH shared more alleles related to Zhuang than Southern Han Chinese but received more northern ancestry relative to Zhuang. Admixture models and estimates of genetic distances showed that GPH had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TK compared to Northern Han Chinese, supporting their admixture origin hypothesis. Further admixture tim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GPH was formed via admixture between Norther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TK people. 」…………
…………「suggesting that two ancient ancestrie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PH,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eople from YRB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Hanben in the Iron Ag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models.」…………
…………「Of the two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the GPH, on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46% of the total admixture proportion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the Cambodian groups. Analogously, the other sourc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54%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Han_Harbin. This also supported the mixed north–south model as confirmed by several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most potential genetic ancestry and reconstructed the fitted-best model of GPH by conducting admixture f3-/f4 statistics analysis, qpGraph, and qpAdm.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could be modeled as a mixed descendant of Northern Han and Southern TK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simulated as a mixture of Northern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lso supported north-south admixture.」…………「We supposed that it could be the Han Chinese in the North who,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med the current GPH group. ALDER’s identified date of admixture was around 985.38 BCE–458.82 CE. Notably, this time coincided with the Qin Dynasty’s unification, which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groups in China. Subsequently, intergroup interaction was further promoted by three major southward migrations of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 Yongjia Rebellion, An-shi Rebellion, and Jingkang Rebellion). Besides, the ancestors who spoke AN in Southeast Asia received gene flow from China around 2500 years ago, consistent with Southern China’s and Northern Vietnam’s unification during the Qi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Our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and constructed admixture model of GPH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admixture hypothesis of GPH, suggesting that GPH can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ancient Northern group which associated with YRB farmers and a Southern group related to the ancient people of Taiwan. 」…………
↑ Guanglin He、Atif Adnan、Wedad Saeed Al-Qahtani、Fatmah Ahmed Safhi、Hui-Yuan Yeh、Sibte Hadi、Chuan-Chao Wang、Mengge Wang、Chao Liu、Jun Yao 《Genetic admixture history and forensic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o-Burman-speaking Qiang people explored via the newly developed Y-STR panel and genome-wide SNP data》……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total of 534 unrelated healthy individuals from the Qiang ethnic group (514 male and 20 female) from Beichuan Qiang Autonomous County, Mianya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ll participants gave their informed consent either orally and with thumbprints (in case they could not write) or in writing after the study aims and procedures were carefully explained to them in their language. 」……
…………「There were four haplogroups (D, J, O, and R) that accounted for 87%, while just two haplogroups (D and O) accounted for 75% of the Qiang population」……
……「The ancestry composition and corresponding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 Qiang people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software. We found that 7.5% ancestries were related to Hmong-Mien-speaking Hmong, 8.3% were related to Austroasiatic-speaking Htin, 69.6% were related to middle Neolithic Miaozigou people, and 0.146% ancestries maximized in Austronesian-speaking Atayal. Tibetans and ancient Nepalese people shared most ancestry composition of Qiang’s gene pool, suggesting their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Yellow River Basin farmers. 」……「We also identified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anxi Qiang and ancient Mongolian and Xiongnu. The estimated FST values between the Qiang people and the modern East Asian reference populations showed that Qiang had the least genetic distances with Naxi and Yi, followed by Hans. Compared to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Qiang people had a closer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River Basin people. 」……「We formally estimated the ancestry source composition and admixture coefficient of Sichuan Qiang people and their geographically close populations. Considering the identified two-way admixture signatures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we first used the two-way admixture qpAdm models to portray their ancestry admixture processes using Early Neolithic people from Amur River Basin (China_AR_EN), Neolithic people from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China_WLR_LN), and Bronze/Iron Age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_YR_LBIA) as the northern sources and using Neolithic people from Fujian and Guangxi and historic people from Guangxi as the potential southern sources. Our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admixture process. We found that the Qiang and other northern Tibeto-Burman-speaking populations (Tibetan and Sherpa) derived their primary ancestry from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in the predefined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Southern Tibeto-Burman people harbor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such as Sila. It was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result of 0.297 ancestries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the remaining ancestry appeared to be the BaBanQinCe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dmixture patterns observed in Cong people. To further validate whether both inland and coastal southern East Asian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ichuan Qiang people, we used a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with China_AR_EN as the northern source, Baojianshan as the inland southern source, and Hanben_IA as the coastal source. We found that the Qiang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the 0.0564 ± 0.095 ancestry from China_AR_EN, the 0.102 ± 0.08 ancestry from Baojianshan, and the 0.334 ± 0.165 ancestry from Hanben. 」……
……「We also identified different genetic structures between the Qiang and highland Tibetans. The Qiang people in Sichuan province showed a mixed landscape with major ancestry from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minor ancestry related to southern East Asians (Dai and Atayal), suggesting that Qiang possessed mor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Our ADMIXTURE and qpAdm result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at most of the ancestry of the Qiang people was derived from northern East Asian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common origin of Qiang, Tibetan, and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North China.」……
↑ ^130.0 ^130.1 ^130.2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
↑ ^131.0 ^131.1 ^131.2 Basic data selection
↑ ^132.0 ^132.1 ^132.2 世界銀行
↑ 移民難遏老齡化
↑ 疫情害的！澳洲去年生育率創歷史新低
↑ 日去年84萬嬰兒出生 120年來新低
↑ 성별 인구수
↑ ^137.0 ^137.1 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庫
↑ Israel's population at nearly 9.5 million as it enters 2022
↑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 總和生育率低至1.3，我國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 Официаль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 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 2022 Guvernul Republicii Moldova
↑ 2010《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第二編基本自由權
第8條平等權
1.所有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受法律的同等保護。8. (1) All persons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entitled to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5.本條並不禁止下列事項並宣告其無效：(5) this Article does not invalidate or prohibit—
5.1.規範屬人法的任何條款；(a) any provision regulating personal law;
5.2.將任何與宗教有關的職位，或任何宗教團體所管理的機關或機關的職位限定由其宗教信徒從事的規定或做法；(b) any provision or practice restricting office or employment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any religion, or of an institution managed by a group professing any religion, to persons professing that religion;
5.3.為馬來半島（包括保留地）原住民的保護、康樂和改善的任何規定，或將公共服務機關中合理比例的適當職位保留給原住民的任何規定；(c) any provision for the protection, well-being or advancement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ncluding the reservation of land) or the reservation to aborigines of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suitable positions in the public service;
5.4.規定在某州居住作為在該州參加選舉、投票或擔任該州州內機關或機關職位的資格的規定；(d) any provision prescribing residence in a State or part of a State as a qualification for election or appointment to any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only in that State or part, or for voting in such an election;
5.5.在獨立日之前生效的州憲法條款或其相關的任何規定；(e) any provision of a Constitution of a State, being or corresponding to a provision in force immediately before Merdeka Day;
5.6.准予馬來西亞軍隊召募時只限馬來人的相關規定。(f) any provision restricting enlistment in the Malay Regiment to Malays.
……
第11條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
1.除第4.規定之外，每人都有信奉宗教的權利，亦有權傳教。(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profess and practise his religion and, subject to Clause (4), to propagate it.
4.各州法律，以及就吉隆玻、納閩、布城等聯邦轄區而言聯邦法律可以就向信奉伊斯蘭教者傳播任何宗教教義和信仰進行管制和限制。(4) State law and in respect of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of Kuala Lumpur, Labuan and putrajaya, federal law may control or restrict the propagation of any religious doctrine or belief among persons professing the religion of islam.
↑ 王征《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河南省鄧州「台灣村」高山族認同研究》
緒論
……河南鄧州在20世紀80年代初沒有一個高山族，後來在80年代改民族成分的高潮中，有很多漢族改為高山族……1989年11月15日，國家民委、公安部發文《國家民委公安部關於暫停更改民族成份工作的通知》，稱：「近年來，有些地區沒有按照上述兩個文件精神執行，個別地區不適當地，大批地更改了民族成份，有礙於民族團結；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議，確應引起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因此，自通知下發之日起，全國各地一律暫時停止更改民族成份工作。鄧州市恢復高山族成分的熱潮也降了下來。……建立在民族識別基礎上的民族政策給某些民族帶來實惠和利益的同時也改變了他們的族群認同。隨之而來的便是族群認同的功利性特徵日益突出。……
第二章鄧州「台灣村」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
……在「台灣村」里，當我向當地的人詢問高山族時，人們會這樣來回答：「台灣村指的就是那幾個姓氏了」。「這八個姓的都是從台灣來的」，還會說出他們的大致位置。在他們看來，共同的祖籍地台灣（儘管隸屬於不同的族群）八姓七家具備了共同體的意義，我們八姓就等於我們台灣高山族。「七家八姓」成了一個台灣村高山族的族群邊界。在黃氏墓園遇到了幾個小學生，他們對我說：「我們都姓黃，我們也是高山族。」可以發現，不論是外人，還是高山族自己，人們依據姓氏確定高山族的族群身份的，並且在下文的分析中也看到，在改祖籍的過程依據也是姓化。前面談到，「台灣村」高山族大多與漢人通婚。人們現在都是依據父親一方來追溯自己的世系和族源。這樣一來，高山族人口日益龐大。在訪談中，張姓的一位年輕人認為，「現在血脈早已混合了」。……時間上七家八姓的家譜中以陳氏家譜（撰於同治六年，1867年）為最早，其次為謝氏家譜（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其他六個姓氏都在民國30年前後（1941年）。這距「康熙七年，遷廷於鄧」即1668年落籍鄧州己經200餘年。……
第三章「台灣村」高山族認同中的力量參與
……「台灣村」紅火起來了，黃廷的後人們也開始有所行動。黃廷降清後，其後人居住的村莊就叫「伯府宅」。自2005年，「台灣村」的尋親之後，黃廷後人也去福建尋了親，並準備重建黃氏陵園、天后宮、武衙門、議事廳、黃氏宗祠、閩營家祠、閩南一條街等，「5年形成規模」。規劃執行的第一步，是把黃廷的祖墳從上營村遷回伯府宅，但他們受到了祖墳所在地上營村村民的阻攔。訪談中一位老人說，「黃廷是漳州人。黃廷這裡有一個墓，就在上營村的西南方向，不過在幾十年前破四舊、立四新時已被炸掉，墓碑拉去燒了石灰，現在只是一塊平地，裡頭什麼也沒有了。」現在這塊承包給了陳氏族人，伯府宅來的村民說，黃廷是他們祖先，應該葬在他們村。上營村的人則說，黃廷墓當初選在哪裡，就應該留在哪裡。雙方幾百人圍著，差點發生衝突。最後，在上面調解下，伯府宅來的村民在黃廷墓前挖一點土，用紅布包著，就算把墓遷走了。……八姓族譜的發現以後，鄧州市領導非常重視，除了支持開發旅遊區外，並支持恢復他們的高山族身份。按照規定，縣級政府無權批這麼多人改籍，鄧州市採取了遷回的辦法，分期分批予以恢復改正。「陳朝虎說，為了陳氏改族籍的事，我借調到市委統戰部幹了4年。根據市委會議紀要，統戰部和台辦領導讓我挨家去做村民的工作，最後我們村改了158人，加上在外的，有230人改了族籍，2004年年底改完」。改族籍的實際操作是這樣的，八姓中自願更改者，必須交納一定的活動費用，通過委託人來更改族籍。高山族看來，既然台灣人也認親了，改了祖籍就可以有優惠政策，老年後不用火葬、孩子上學也能加分。也有人看重的是，可以生二胎。這樣就出現了高山族民族人口驟增多的情況。由於大規模辦理陳氏家族改族籍一事，「事前沒請示，事後沒匯報」，鄧州市已經受到了國家民委的嚴肅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委託人改籍同樣遇到了麻煩，委託人在「活動」時，收到上級這樣的批評性回覆：「少數民族並不少」。這樣的話語批評之後，台灣村的改祖籍就中止了。……
第四章「台灣村」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的思考
……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原鄧州「閩營」後裔大約3500戶18000人，而該地自稱先祖系台灣土番的有7家8姓約350戶1800人，基本上占閩營人戶數的10%；到2005年，鄧州閩營後裔有3047戶13254人，而自報高山族的有544戶2674人，高山族戶、人比例分別達到了17.9%和20.1%。當年黃廷一部落籍河南，「沿途臨縣留兵屯墾，留在南陽者，分駐方城、唐河、新野、鎮平、南陽、內鄉（今鄧州市）等七縣」。慕義伯黃廷本人率五營親兵五千餘人自鄧州城至西北冠軍村（今屬張村鄉）沿湍河南岸一帶，分駐並新建五里四十八村。在親兵五千餘人中7家8姓的台灣土番先人也不過7～8人而已，其所占比例不足五百分之一。……在調查當中我們發現，台灣村就鄧州閩營的歷史而言，300多年前這些從沿海地區遷入中原內陸的人口，隨著時間的變化己經「河南化」甚至「鄧州化」了。最明顯的就是語言已完全河南方言化，只在親屬稱謂上還遺存少許閩南方言特點；飲食習慣也己完全當地化，並根據當地特產製作出大家所喜食的特有食品；各種風俗習慣基本本地化，但在婚喪嫁娶的一些形式內容上還摻雜著一些不同於當地人的閩南習俗。至於當地自報民族成份的高山族，雖然強調他們自身的「番俗」痕跡，但是在與同村的非高山族的「營里人」後裔的交談中了解到高山族所說的一些稱謂、習俗均為「營里人」所共有。事實上，即使黃廷所部確實有來自台灣的「土番」，他們也勢必先經歷了「閩南化」再「河南化」的過程……
案例12 訪問時間2012年8月24日；訪問地點張村鎮上營村；訪問對象CTD村民：現在時間過去都恁久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山族，只是知道改成高山族成分各方面都有照顧，小孩子上學能加5分呢，這麼好的事，無所謂是漢族還是高山族了，改成高山族那不是好事？
……高山族身份的確認，強化了「台灣村」本已淡薄的民族意識。或者可以說，身份確認的過程本身，就是他們的民族意識不斷凸現和強化的過程，「台灣村」高山族村民對自己的高山族身份倍感自豪。同時，為了與那些更改民族成分的所謂「假高山族」區分開來，他們更要強調自己正統的高山族身份。當地政府旨在推動旅遊業和經濟的發展而製造的高山族「文化傳統」，在推動當地高山族文化變遷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高山族的民族意識。就對族群關係的影響而言，利益與民族成分的掛鉤，使得不同族群因為民族成分的差別而在利益分配中獲得了不同的份額，由此引發了不同族群之間新的矛盾和爭議。這種族群關係的變化，有時表現為不同民族間的，有時則表現為同一民族內部不同利益群體間的。……
↑ 彭勇《明代的養老和優老之政》
↑ 明代開闢傳統工商業發展新時代
↑ 研究顯示：世居西藏的各民族都來自中原
↑ 俞敏先生和漢藏語言比較
↑ 研究表明：漢藏血緣關係最近
↑ Dongyue Zhao、Yang Chen、Gaowen Xie、Pengcheng Ma、Yufeng Wen、Fan Zhang、Yafei Wang、Yinqiu Cui、Shizhu Gao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n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Tang Empire in the Medieval Ages》
……「The Shuangzhao cemetery is located in Xianyang Ci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 This cemetery was excavated by Xi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2019–2020. A total of 59 burials were unearthed, including one burial of the Tang Dynasty (M56), and 58 burials of the Han Dynasty. M56 (cal 1268–1072 BP) in the Shuangzhao cemetery, is 6.76 meters long and consists of a slope tomb passage and a coffin chamber, situ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is cemetery. M56 exhibits the feature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8th century to early 10th century) tombs: a straight-back knife shaped plane structure, with the east wall of the tomb passage and chamber on the same plane. The tomb chamber is 2.06 meters long, 1–1.37 meters wide, 0.9–1.3 meters high. Three sets of human remains (numbered R1, R2 and R3 respectively) and a pagoda-shaped jar with a lid, a typical artifacts of the Tang Dynasty, were found in the west part of the chamber, with R1 laying on the top of R3 and to the west of R2.」……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rectangular earthen cave tombs were usually used for the burial of lower officials and common civilians. The structure of M56 is simple, with a 2.06m long, 1–1.37m wide, and less than 9m2 tomb chamber. Only one rough pagoda-shaped jar was buried with hosts as grave goods. Inferring from the type of the burial and the quantity and traits of the funeral object,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M56 was identified as common civilians .」……
……「Based on the genomic data, we’ve found that the three individuals in M56 all fall into the East Asian gene pool, and are clustered with other ancient Central Plains populations such as Longshan individuals and modern Chinese populations such as Han, Naxi, Lahu, Yi, Tibetan and Tujia, all belong to Sino-Tibetan speakers. There is no sign of the exotic genetic components from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s.」……
……「The burial objects and the form of the tomb, which is commonly used to identify social status in the Tang Dynasty, revealed that the Shuangzhao cemetery was used by local civilians rather than nobles or high-status people in the society. The analysis of the genomic profile of these individuals showed that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the tomb had typical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re was no kinship among these three co-buried individuals. In addition, the isotopic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iets of the three individuals were similar, mainly based on C3 and C4 plants with relatively low animal protein. Combining these pieces of evidence, we confirm that the people buried in M56 were common civilians of the Tang Empire.」……
↑ 《通制條格·卷第二·戶令》一、驅良蒙古牌甲戶驅
壬子年另籍蒙古牌甲驅戶，自抄數已後，每年爭告，雖經省部斷定，終不絕詞。照得甲午年欽奉哈罕皇帝聖旨：「不論達達、回回、契丹、女直、漢兒人等，如是軍前虜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驅口；因而在外住坐，於隨處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戶，應當隨處差發，主人見更不得識認，如是主人識認者，斷按答奚罪戾。」又照得先帝聖旨節文：「這新撮總已後數目裏入去了底體例，阿誰民戶有呵，俺每虜來底、寄留下底、種田底、出軍底那般推辭，咱每根底不商量，住來底田地里休起移者。打捕鷹房，不選是何投下民戶有呵，依您每定下底差發，抄上過本城子裡官人每根底納者。欽此。」所據另籍驅戶已在當差額內，依哈罕皇帝聖旨、先帝聖旨依舊當差，主人不得識認起移。外今次取勘到驅戶，雖稱壬子年另戶附籍，當時開除，止納本使錢物，到今不曾應當系官差發，依舊除豁，不行收差。
↑ 劉藝《粵方言區普通話字音的偏誤類型及字音習得的量化分析》方言是共同語在地域上的變體，共同語與方言既有相同點也有差異。從語音,詞彙和語法三個方面來看，普通話與方言語音上的差異最大，因此字音教學是方言區普通話教學的主要內容.但是由於各方言與普通話有著不同的語音對應關係和格局，因此不同方言區的普通話教學應有不同的語音教學重點。迄今為止已有學者研究了其他方言的普通話字音難度，但是粵方言區的普通話字音的量化研究尚顯不足。粵方言是漢語的一大方言，它的語音系統與普通話呈現了較為複雜的對應關係……
↑ 李如龍《閩粵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徵》……同一區內的小方言之間，有的差異甚大，甚至沒有明顯的有代表性的中心方言 :有的差異甚小，有高威信代表點方言，並對各地方言發揮很大的影響。前者是離心型方言，後者是向心型方言.在這一點上，閩粵方言就有明顯的差異。相對而言，粵方言內部差異是比較小的，即使在有明顯方言差異的地區，例如粵西的高雷地區和桂南的欽廉地區，代表點方言廣州話也可以通行無阻。不僅如此，在香港，雖然百餘年間受殖民地統治；在吉隆坡和舊金山，雖然遠隔重洋，那裡所通行的粵語竟比廣東省內的一些地方的粵語更加接近廣州話，甚至於一般的別方言區的人都難以辨別。像這樣高度集中的向心型方言在漢語方言中是任何方言所無法比擬的。在閩方言之中雖然有些二級方言區也可稱為向心型方言，福州話在閩東可通行十幾個縣，廈門話通行於閩南20多個縣和台灣省全島，汕頭話在粵東10幾個縣市，海口(文昌)話在海南全省，海康話在雷州各縣市也都通行無阻。而在閩北和閩中，建甌話和永安話通行就有些免強了。至於各小區之間，不但沒有形成共通的代表性方言，各方言之間還相差甚大，大多並不能通話。在閩語可以說是二級區多為向心的，少數也離心；整個閩語的一級區應該說是離心的，換句話說是大分散小集中。閩粵方言在這方面的差異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 張振興《閩語及其周邊方言》……漢語方言有統一性的一面，又有分歧性的一面。從東北的哈爾濱到西南的昆明，從東部的南京到西部的烏魯木齊，縱橫數百萬平方公里，包括好幾億人口，人們互相之間的通話沒有太大的困難，這是統一性的一面。但是我國的東南地區，大致上包括長江中下游以南，京廣線南段兩側以東的大片區域，方言種類繁多，分歧很大，所謂「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這是分歧性的一面。……
↑ 陳忠敏《歷史比較法與漢語方言語音比較》
↑ 中國語言文字概況
↑ 《漢語官話方言研究》評介
↑ 趙日新《官話方言研究的意義》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而官話方言又是漢語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隨著教育的普及，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今天，以官話方言為基礎方言的共同語即普通話對各地方言的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強。我國官話方言區的地域大致跟中原文化區（中州文化，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燕趙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區、關東文化區、荊楚文化區、巴蜀文化區、兩淮文化區的地域相當。地域文化是華夏文化的組成部分，是華夏文化的土壤。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載體。方言研究成果有助於地方文化及其歷史的研究。方言中蘊涵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內容，記錄著人們認識活動的每一個進步。重視方言研究方言，這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具體措施，對繁榮發展地方文化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漢語方言普遍存在著南北的對立，概括起來說大致也就是官話和東南方言的對立，這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表現。一般認為，跟東南方言相比，官話方言音系簡單，符合漢語語音發展「古音繁，今音簡」的趨勢，官話方言已離古音相去較遠。但在有些方面，語音簡化的官話方言為漢語史研究所提供的某些線索，在相對保守的南部一些方言中尚未出現。官話方言的某些語言現象可以為漢語史的某一歷史時段提供重要的依據。……
↑ 第五屆「漢語方言中青年高端論壇」舉行
↑ 漢語方言的代際傳承與活態保護
↑ 方言: 地方歷史文化的記憶
↑ 【專稿】從漢語方言看中國文化傳承

[數據1-1] 基於很多人口調查只有華人人口數據，皆缺少漢族人口數據，所以筆者主要以2020年大陸地區的漢族人口比例（91.11%）來推算21世紀分布在其他地區及國家的華人人口中的漢族人口數量。

[數據3-2] 同年總人口2357,0130減去南島人57,6792，得出2299,3338人。

[數據2-3] 不包括當地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國籍的華裔人口。

[南韓-5] 2020年當地來自中國並持有大韓民國國籍的移民中有9,1392是朝鮮族，非朝鮮族的華人人口是3,7048人^[1]。

[混-61] 混合不是指某一種族混有其他種族成分，而是指兩種不同的種族因大量混血以至不能輕易歸類於某一種族之中的狀態。

[商部落文化-83] 二里崗文化各期遺存分布^[74]
下層一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洛陽市偃師區商城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
下層二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洛陽市偃師區商城遺址、滎陽市西史村遺址^[75]；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76]、垣曲縣垣曲商城遺址^[76]、絳縣柳莊遺址^[76]、侯馬市上北平望遺址^[76]；陜西省藍田縣懷珍坊遺址^[75]、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
上層一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洛陽市偃師區商城遺址、趙城村遺址^[75]、西口孜遺址^[75]、滎陽市西史村遺址^[75]、鞏義市稍柴遺址（4）^[75]、伊川縣白元遺址（2）^[75]；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76]、東陰遺址^[76]、垣曲縣垣曲商城遺址^[76]、寧家坡遺址^[76]、絳縣柳莊遺址^[76]、侯馬市上北平望遺址^[76]、曲沃縣閻村堡子遺址^[76]、平陸縣前莊遺址^[76]；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
上層二期：河南省鄭州市商城遺址、柘城縣孟莊遺址、安陽市洹北商城遺址、鞏義市稍柴遺址（4）^[75]；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76]、東陰遺址^[76]、垣曲縣垣曲商城遺址^[76]、絳縣柳莊遺址^[76]、曲沃縣閻村堡子遺址^[76]、平陸縣前莊遺址^[76]、黎城縣趙店遺址^[76]；陜西省藍田縣懷珍坊遺址^[75]、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
殷墟文化各期遺存分布
一期：河南省安陽市洹北商城遺址、洹北花園莊遺址、殷墟遺址；河北省石家莊市藁城區台西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扶風縣壹家堡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周原老堡子遺址^[75]
二期：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滎陽市西史村遺址^[75]；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銅川市耀州區北村遺址^[75]、禮泉縣朱馬嘴遺址^[75]
三期：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
四期：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陜西省西安市老牛坡遺址^[75]
多數說法將商文化分為二里崗文化（早商）與殷墟文化（晚商），兩文化各分四期，少數說法在前兩文化的基礎上劃分出中商文化，中商文化分為三期，第一期又稱為白家莊期，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二期，第二期、第三期即洹北花園莊商代遺存早晚兩期，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一期^[77]^[76]^[75]。

[白燕文化-84] 白燕文化，別稱光社文化、東太堡文化，重要遺址如下
山西省太谷縣白燕遺址^[76]、汾陽市杏花村遺址^[76]

[後崗二期文化-86] 根據後崗二期文化分為兩期3段説的觀點，重要遺址如下
早期1段：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河北省磁縣下潘汪遺址
晚期2段：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淇縣王莊遺址
晚期3段：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淇縣王莊遺址
根據後崗二期文化分為四期説的觀點^[78]，重要遺址如下
一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河北省邯鄲市黃粱夢鎮薛莊遺址
二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
三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淇縣王莊遺址、宋窯遺址、新鄉縣李大召遺址、洛絲潭遺址、濮陽市鐵丘遺址、程莊遺址；河北省邯鄲市黃粱夢鎮薛莊遺址、武安市念頭遺址
四期：河南省安陽市後崗遺址、八里莊遺址、大寒村南崗遺址、湯陰縣白營遺址、輝縣孟莊遺址、濮陽市戚城遺址；河北省永年縣台口村遺址、武安市念頭遺址

[順山集文化-87] 9.0 ^9.1 順山集文化，約公元前6600～公元前5900年，遺存主要分布^[79]：
江蘇省泗洪縣順山集遺址、韓井遺址、泗縣於莊遺址

[石山孜一期遺存-88] 10.0 ^10.1 石山孜早期文化，主要源自順山集文化發展而來^[79]，年代約公元前6000～公元前5300年，其遺存分布：
安徽省宿州市蘆城孜遺址、小山口遺址、濉溪縣石山孜遺址

[順山集三期遺存-89] 11.0 ^11.1 順山集三期遺存，約公元前5800～公元前5500年，主要分布^[79]：
江蘇省泗洪縣順山集遺址、韓井遺址

[大伊山類型-90] 12.0 ^12.1 大伊山類型，主要源自順山集三期遺存發展而來^[79]，年代約公元前5300～公元前4000年，其遺存分布：
江蘇省連雲港市二澗村遺址、大村遺址、灌雲縣大伊山遺址、沭陽縣萬北遺址、邳州市大墩子遺址

[史前淮區-91] 淮河流域最初出現的考古學文化是淮河上游的賈湖一期遺存及其後繼的賈湖文化，稍晚，在淮河下游出現順山集文化^{[註 9]}，順山集文化向西北方向發展為石山孜早期文化^{[註 10]}，順山集文化原地則變為順山集三期遺存^{[註 11]}，繼之發展為大伊山類型^{[註 12]}

[賈湖一期遺存-93] 賈湖一期遺存的年代約公元前6800～公元前6200年，遺存分布：
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

[賈湖文化-94] 賈湖文化，約公元前6200～公元前5500年，遺存主要分布：
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長葛市石固遺址、郟縣水泉遺址

[裴李崗文化-95] 裴李崗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河南省鄭州朱寨遺址、新鄭市裴李崗遺址、沙窩李遺址、唐戶遺址、新密市莪溝北崗遺址、馬良溝遺址、中牟縣宋莊遺址

[雙墩文化-96] 雙墩文化遺存主要分布^[79]：
安徽省蚌埠市雙墩遺址、懷遠縣雙古堆遺址、淮南市小孫崗遺址、鳳台縣硤石口遺址、定遠縣侯家寨遺址、濉溪縣石山孜遺址、渠溝遺址、宿州市古台寺遺址、臨泉縣王新莊遺址、泗縣唐圩遺址、張集遺址；河南省鹿邑縣武莊遺址

[北辛文化-97] 北辛文化，年代約公元前5300年～公元前4000年，主要遺存分布^[79]：
山東省藤縣北辛遺址、滕州市西康留遺址、汶上縣東賈柏遺址、兗州市王因遺址、濟寧市玉皇頂遺址、張山遺址、泰安市大汶口遺址

[大汶口文化-101] 大汶口文化分布廣泛，在各地發展為不同的類型，其相關遺址分布如下
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遺址^[80]、鄒縣野店遺址^[80]、臨沂市大范莊遺址^[80]、棗莊市建新遺址^[80]；江蘇省邳州市梁王城遺址^[80]、劉林遺址、大墩子遺址、新沂市花廳遺址、淄博市臨淄區田旺遺址、五蓮縣丹土遺址、日照市蘇家村遺址^[81]、兗州市王因遺址
劉林類型：江蘇省邳州市劉林遺址^[79]、大墩子遺址^[79]、新沂市小徐莊遺址^[79]
尉遲寺類型：安徽省蒙城縣尉遲寺遺址、蕭縣花家寺遺址、宿州市古台寺遺址^[82]、蘆城孜遺址、楊堡遺址、亳州市付莊遺址^[82]、固鎮縣南城孜遺址、垓下遺址、孟城遺址、阜南縣高莊遺址；河南省鄲城縣段寨遺址、鹿邑縣欒台遺址^[82]、永城市黑堌堆遺址^[82]、周口市平糧台遺址^[82]、商水縣章華台遺址^[82]；江蘇省泗洪縣趙莊遺址^[79]
付莊類型：河南省鄲城縣段寨遺址；安徽省蕭縣金寨遺址
前後屯類型：河南省禹州市前後屯遺址、谷水河遺址、瓦店遺址、吳灣遺址、登封縣陽城（告成北溝）遺址、襄城縣台王遺址、平頂山市寺崗遺址

[山東龍山文化-102] 山東龍山文化分布廣泛，在各地發展為不同的類型，其相關遺存分布如下
城子崖類型：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遺址、鄒平縣丁公遺址、淄博市臨淄區田旺遺址、陽穀縣景陽崗遺址、皇姑冢遺址、茌平縣教場鋪遺址、大尉遺址、樂平鋪遺址、尚莊遺址、青島市黃島區王家莊遺址、東阿縣王集遺址、前趙遺址、日照市蘇家村遺址^[81]
姚官莊類型：山東省壽光縣邊線王遺址、
尹家城類型：山東省滕州尤樓遺址
堯王城類型：山東省日照市堯王城遺址、兩城鎮遺址、東海峪遺址、五蓮縣丹土遺址、臨沂市大范莊遺址、莒南縣化家村遺址、連雲港市藤花落遺址^[79]

[岳石文化-106] 岳石文化的相關遺存分布如下：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遺址、鄒平縣丁公遺址、淄博市臨淄區田旺遺址、新泰市雁嶺關遺址^[83]；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後陳遺址^[84]、沭陽縣萬北遺址^[84]、連雲港市贛榆區下廟墩遺址^[84]、灌雲縣大伊山遺址^[84]、徐州市銅山區高皇廟遺址^[84]、邳州市梁王城遺址^[84]；安徽省宿州市楊堡遺址^[85]、蘆城孜遺址^[85]、太和縣倪丘孤堆遺址

[老官台文化-110] 老官台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86]、灞橋區半坡遺址^[86]、北首嶺遺址^[87]、寶雞市關桃園遺址^[88]、漢中市南鄭區龍崗寺遺址^[88]；甘肅省天水市師趙村遺址^[88]、西山坪遺址^[88]

[仰韶文化-127] 仰韶文化分布廣泛，在各地先後發展為不同的類型，最初由老官台文化與斐李崗文化融合成為仰韶文化北首嶺類型及大張莊類型^[89]，仰韶文化各類型相關遺存分布如下
①大張莊類型：河南省方城縣大張莊遺址^[89]、淅川縣溝灣遺址^[89]、下王崗遺址^[89]；湖北省鄖縣店子河遺址^[89]、劉灣遺址^[89]
②八里崗類型：河南省鄧州市八里崗遺址^[89]、淅川縣溝灣遺址^[89]、下王崗遺址^[89]；湖北省鄖縣大寺遺址^[89]、店子河遺址^[89]、劉灣遺址^[89]、棗陽市雕龍碑遺址^[89]
③下王崗類型：河南省淅川縣溝灣遺址^[89]、下王崗遺址^[89]、鄧州市八里崗遺址^[89]、鎮平縣趙灣遺址^[89]；湖北省棗陽市雕龍碑遺址^[89]
④朱家台類型：河南省淅川縣溝灣遺址^[89]；湖北省丹江口市朱家台遺址、十堰市犟河口遺址^[90]
仰韶文化北首嶺類型相關遺址分布如下
①北首嶺類型：陝西省寶雞市北首嶺遺址、福臨堡遺址、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88]^[86]、漢中市南鄭區龍崗寺遺址^[88]
北首嶺類型向東擴張，分化出棗園類型，而北首嶺類型隨後發展為半坡類型
②半坡類型：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半坡遺址^[86]、臨潼區零口遺址^[86]、臨潼縣姜寨遺址、華縣元君廟遺址、潼關縣南寨子遺址^[91]^[92]、寶雞市北首嶺遺址^[87]、眉縣白家遺址、漢中市南鄭區龍崗寺遺址、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
②棗園類型：山西省翼城縣棗園遺址、垣曲縣東關遺址、寧家坡遺址、侯馬市褚村遺址、萬榮縣西解村遺址；河南省新安縣荒坡遺址、三門峽市南交口遺址；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
棗園類型發展為東莊類型
③東莊類型：山西省芮城縣東莊遺址^[93]、垣曲縣東關遺址^[93]、苗圃遺址^[93]、萬榮縣西解村遺址^[93]、夏縣西陰村遺址^[93]、翼城縣北橄遺址^[93]；河南省三門峽市南交口遺址^[93]、三里橋遺址^[93]、南家莊遺址^[93]、靈寶縣底董遺址^[93]、底董北遺址^[93]、曉塢遺址^[93]、澠池縣仰韶村遺址^[93]、西灣遺址^[93]、洛陽市王灣遺址^[93]、濟源市長泉遺址^[93]；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零口遺址
東莊類型發展為廟底溝類型
④廟底溝類型：河南省陜縣廟底溝遺址、三門峽市南交口遺址^[93]、靈寶市西坡遺址；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半坡遺址、潼關縣南寨子遺址^[91]、華縣泉護村遺址^[86]、眉縣白家遺址、寶雞市北首嶺遺址^[87]、高陵縣楊官寨遺址^[94]^[86]、白水縣下河西村遺址^[95]、扶風縣案板遺址^[96]、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岐山縣王家咀遺址^[86]；山西省臨汾市桃園遺址^[97]、垣曲縣苗圃遺址^[93]、夏縣西陰村遺址、轅村遺址、翼城縣北橄遺址^[93]、澤州縣和村遺址^[98]、屯留縣柳行遺址^[99]；甘肅省天水市師趙村遺址^[100]、西山坪遺址^[100]、秦安縣大地灣遺址^[100]、禮縣高寺頭遺址^[100]；青海省民和縣胡李家遺址^[101]、陽窪坡遺址^[100]、化隆縣安達其哈遺址^[100]
廟底溝類型衰落後分化為半坡晚期類型及西王村類型
⑤半坡晚期類型：陜西省西安市灞橋區半坡遺址^[86]、灞橋區米家崖遺址^[86]、臨潼區零口遺址^[86]、雁塔區魚化寨遺址^[86]、藍田縣新街遺址^[86]、扶風縣案板遺址^[96]、寶雞市福臨堡遺址^[86]、隴縣原子頭遺址^[86]、臨潼縣姜寨遺址^[86]、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岐山縣王家咀遺址^[86]、高陵縣楊官寨遺址^[86]；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遺址^[86]、天水市師趙村遺址^[86]
⑤西王村類型：山西省芮城縣西王村遺址、平陸縣盤南遺址、垣曲縣苗圃遣址^[93]、河津市固鎮遺址^[102]；河南省陜縣廟底溝遺址、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篤忠遺址（2）、靈寶縣澗口遺址^[103]、洛陽市南陳遺址^[104]、新安縣麻峪遺址^[104]；陝西省商縣紫荊遺址
大司空類型：河南省安陽市大司空遺址、鮑家堂遺址^[104]、老磨崗遺址^[104]、大寒村南崗遺址^[104]、新鄉縣洛絲潭遺址^[104]、輝縣孟莊遺址^[104]
④秦王寨類型：河南省洛陽市王灣遺址（2）、西干溝遺址、禹州市谷水河遺址（1-3）、襄城縣台王遺址（1）、鄭州市西山遺址、大河村遺址（3-5）、鞏義市里溝遺址（2）、灘小關遺址（4）、新密市古城寨遺址（1）、武陟縣東石寺遺址、長葛市石固遺址（Ⅶ-Ⅷ）、尉氏縣椅圈馬遺址（4）

[泉護二期文化-128] 泉護二期文化是源自仰韶文化半坡晚期類型發展而來，其主要遺址分布：
陜西省華縣泉護村遺址^[86]、長安縣花樓子遺址^[86]、藍田縣新街遺址^[86]、西安市灞橋區米家崖遺址^[86]、銅川市李家溝遺址^[86]、商縣紫荊遺址^[86]

[廟底溝二期文化-131] 廟底溝二期文化主要遺存分布：
河南省陜縣廟底溝遺址^[103]、靈寶縣澗口遺址^[103]、澠池縣鄭窯遺址、新安縣西沃遺址^[102]、偃師市滑城遺址、二里頭遺址^[103]^[102]、登封縣陽城（告成北溝）遺址^[103]；山西省垣曲縣東關遺址^[103]、豐村遺址^[103]、龍王崖遺址^[103]^[102]、寧家坡遺址^[103]、夏縣西陰村遺址^[103]^[102]、芮城縣清涼寺遺址^[103]^[102]、侯馬市喬山底遺址^[103]^[102]、東呈王遺址^[102]、曲沃縣曲村－天馬遺址^[102]、河津市固鎮遺址^[103]^[102]、屯留縣水泉遺址^[105]、太谷縣白燕遺址^[102]、嵐縣荊峪堡遺址；陜西省華陰縣橫陣遺址^[102]、華縣泉護村遺址、藍田縣新街遺址、武功縣滸西莊遺址^[102]、趙家來遺址^[102]、扶風縣案板遺址^[102]^[96]、太子藏遺址^[106]、興平市田福遺址^[106]

[王灣三期文化-133] 王灣三期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河南省洛陽市王灣遺址（3）、矬李遺址（3）、孟津區小潘溝遺址、偃師市灰嘴遺址、鄭州市站馬屯遺址（2-3）、大河村遺址、汝州市煤山遺址（1）^[82]、北劉莊遺址^[82]、漯河市郝家台遺址^[82]、上蔡縣十里鋪遺址^[82]、襄城縣台王遺址^[82]
王瓊認為煤山文化屬於王灣三期文化，其王灣三期文化分期法大致同於靳松安，分為兩期四段，早期約公元前2500～公元前2200，晚期約公元前2200～公元前1900^[107]，主要遺址如下：
早期一段：河南省鄭州市站馬屯遺址（1）
早期二段：河南省鄭州市站馬屯遺址（2）、登封市王城崗遺址（1）、洛陽市矬李遺址（1）、禹州市瓦店遺址（1）、漯河市郝家台遺址（1-2）
晚期三段：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崗遺址（2-3）、洛陽市矬李遺址（2）、汝州市煤山遺址（1）、李樓遺址（1）、禹州市瓦店遺址（2）、漯河市郝家台遺址（3）、淅川縣下王崗遺址、下寨遺址
晚期四段：河南省鄭州市站馬屯遺址（3）、登封市王城崗遺址（4-5）、洛陽市矬李遺址（3）、禹州市瓦店遺址（3）、漯河市郝家台遺址（4-5）、汝州市煤山遺址（2）、李樓遺址（2）、鄧州市八里崗遺址、淅川縣下王崗遺址、下寨遺址、水田營遺址、金營遺址；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店子河遺址、遼瓦店子遺址、大寺遺址、青龍泉遺址、丹江口市亂石灘遺址、襄陽市牌坊崗遺址

[王油坊類型-136] 王油坊類型，又別稱為造律台類型，源自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有的觀點認為其屬於煤山文化或中原龍山文化，有的觀點認為屬於山東龍山文化，也有的觀點認為是一支獨立考古學文化，命名為王油坊文化，又被稱為造律台文化，其主要遺址分布^[108]：
河南省永城市王油坊遺址^[108]、造律台遺址^[108]、黑堌堆遺址^[108]、鹿邑縣欒台遺址^[108]、夏邑縣清涼山遺址^[108]、杞縣鹿台崗遺址^[108]、商丘縣塢牆遺址^[108]、睢縣周龍崗遺址^[108]；山東省梁山縣青堌堆遺址^[108]、曹縣莘冢集遺址^[108]、安邱縣堌堆遺址^[108]；安徽省蕭縣花家寺遺址^[108]；江蘇省興化市南蕩遺址^[108]
王油坊類型被視為是新砦期二里頭文化的主要來源^[109]或來源之一。

[客省莊文化-137] 客省莊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客省莊遺址、西咸新區太平遺址、武功縣趙家來遺址、臨潼縣姜寨遺址、寶雞市岐山縣雙庵遺址、北祈家遺址^[106]、樊家塬遺址^[106]、眉縣鐵家溝遺址^[106]、鳳翔縣紙房遺址^[106]、商縣紫荊遺址、咸陽市長武縣將台山遺址^[106]、旬邑縣東牛家坡遺址^[106]

[廣富林文化-138] 廣富林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上海市松江區廣富林遺址；浙江省湖州市錢山漾遺址

[器物特色-139] 半坡類型器物組合
尖底瓶：環形口尖底瓶
廟底溝類型器物組合^[97]
鉢：彩陶鉢、斂口曲腹鉢、直口弧腹鉢
盆：彩陶盆、斂口深曲腹盆
瓮：彩陶瓮、灰陶瓮、深曲腹瓮、斂口斜折沿深曲腹夾砂瓮
尖底瓶：重唇口尖底瓶
罐：夾砂罐
二里頭文化器物組合
罐：深腹罐

[良渚文化-140] 良渚文化主要遺址分布：
江蘇省東台市開莊遺址^[79]、蔣莊遺址^[79]

[夏家店下層文化-143] 夏家店下層文化主要遺址分布^[110]：
內蒙古區赤峰市夏家店遺址、藥王廟遺址、蜘蛛山遺址、東山嘴遺址、大甸子遺址、大山前遺址、三座店遺址、康家灣遺址、南山根遺址、小榆樹林子遺址；遼寧省朝陽市邵杖子遺址^[111]

[新羌人-158] 羌名最早出現在殷墟時代的甲骨文，是商部落對西方敵對部落的他稱，關中平原主要由鄭家坡文化，也即先周文化以及商文化的分布範圍^[120]^[121]，當時被稱為羌的部落只能分布在商周華夏部落以北的隴東高原及以西的隴西高原之內，或可滲入關中平原西部邊緣地帶，但在商末周初以後，羌名卻消失了數百年，代之以威脅周秦數百年的諸戎部落，經過由華夏部落建立的秦國長期軍事征伐及移民滲透，戎部落或被驅逐或被同化，至秦代，華夏部落成為隴東高原及隴西高原的主要人群，而位於陝北高原的新石器時代石峁文化人群與以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人群為代表的華夏部落及現代漢族有著密切的線粒體遺傳關係（mtDNA）^[122]，不能排除分布在隴東高原或隴西高原的戎部落與華夏部落有著親緣關係，反之後來被他稱為羌的人群晚至公元前3世紀才出現，並主要分布在隴西高原以西的河湟地區，與當時在河西走廊的月氏、烏孫以至稍後南下的匈奴人為鄰，彼此時代相差700多年，聚居地也不同，所以晚商的古羌人不能等同於秦漢的羌人族群。
自從諸戎攻破關中殺害周幽王姬宮涅、逼使周平王姬宜臼東遷伊洛後，關中就被各股諸戎勢力及本土地方勢力割據，以西犬丘為根據地的周朝附庸秦襄公——源自夷部落少昊氏的嬴姓氏族^[123]^[124]——受周平王封為諸侯，遂步東向收復關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國兵抵西嶽華山，完成對關中的光復，昔日關中的周部落盡為秦部落，部眾亦以「夏」自稱^[125]，成為華夏在雍州地區的一個強大部落，此後西方諸戎部落再也不能成為威脅。
根據後世傳説，羌族最早的領袖叫無弋爰劍，相當於土家族的廩君、漢族的軒轅黃帝、希臘族的希倫（Έλλην）、猶太人的亞伯拉罕，羌語稱奴隸為「無弋」，可見爰劍出身之低，爰劍的生存時代約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時任秦君為秦厲公，而爰劍是秦國的一個奴隸，可能是戎人也可能是夏人，爰劍在偶然機會下成功向西逃出秦國，在洮水以西的河湟地區居留，受到當地羌人擁立為領袖。
遲至公元前5世紀末葉，在秦國由秦厲公的玄孫秦獻公統治期間，秦獻公曾經發兵西征諸戎，兵臨渭水源，攻滅統治當地的狄䝠戎邦，秦獻公之子秦孝公嬴渠梁登基的第一年（前361）也派兵攻滅位於渭水源頭的䝠戎邦，可見秦國至遲在公元前361年攻克隴西高原西部地區，將隴西高原全納入秦國治下，這次西征加上公元前4世紀初華夏諸邦國的接連打擊戎部落，引發諸戎部落惶恐西遷遠離華夏部落，戎部落「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令遠在河湟的羌人部落也感受到以秦國為代表的華夏部落的威懾，一部分羌人在爰劍的曾孫印的領導下西遷入青藏高原，其後族眾四散，分布在安多及康區，後世分化為氂牛羌、白馬羌、參狼羌三大族，而留在原地的羌人則由印的堂侄忍、舞兩兄弟統治，部眾日漸強大，分化為26種羌人分別為兄弟26個兒子統治，其中忍之子研的部眾最為強大，所部被稱為「研種」，顯然秦國西征並不對羌人構成威脅。
此後秦國專注於東征六國以統一赤縣神州，以研種為首的羌人勢力日漸強大，甚至不時南渡黃河進入秦國隴西地區劫掠，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國平定六國後，派蒙恬增築長城嚴守邊境，才將完全終止羌人的劫掠行動，「眾羌不復南度」，雖然從秦二世元年（前209）開始華夏陷入內亂，同年匈奴單于冒頓登基後不久即四出擴張領土，派兵將西方的月氏王國驅逐出草原，逼使月氏人自此偏居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成為小國，但外部發生的巨變尚未影響羌人地區，華夏西北內邊隴西、隴東等地亦尚得粗安無事近40年。
漢文帝前元三年（前177）開始，匈奴帝國冒頓單于發動西征，派遣其子攣鞮稽粥與右屠耆王率軍進攻分布在河西走廊東南部的烏孫，以及月氏王國，烏孫昆莫難兜靡被殺，其初生子獵驕靡被單于收養以吞併烏孫部眾，而月氏王亦被殺，連頭蓋骨也被切下來成為攣鞮稽粥的飲器，但月氏人很快擁立月氏王之妻為王，女王拒絕服從匈奴，遂統率國內大部分部眾西遷，匈奴西征軍乘勢追擊，至前元六年（前174）「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西征軍將整個塔里木盆地諸國一一征服才停下腳步，而月氏女王翻越天山山脈到達伊犁河谷下游地區，征服了當地的先住民斯基泰人後才安定下來，原來的統治者斯基泰王不得已統率部眾南遷至阿姆河上游盆地，少部分未跟從月氏女王西遷的月氏人則向南翻越祁連山脈進入羌人聚居地與其雜居，被稱為小月氏，而河西走廊被納入匈奴帝國統治，與羌人居地相鄰，與小月氏一同臣屬於匈奴帝國。
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後，約老上單于末年或軍臣單于初年，匈奴派遣獵驕靡統率烏孫部眾西征月氏，一舉將月氏人驅遂，獵驕靡遂得以伊犁河谷為核心重建烏孫國並向匈奴稱臣，而月氏人大部輾轉南下，征服在早年進入阿姆河上游盆地的斯基泰人，在當地重新立國。
羌人雖在匈奴帝國境外，但兩者可能存在摩擦，漢景帝時代，研種留何以自願為隴西郡守邊為由向漢朝請求入塞，得到准許後得以入塞，散居於狄道、安故、臨洮、氐道、羌道等五縣，留何的入塞守塞請求顯然因匈奴而發，可證羌人與匈奴的相處並不和諧，所謂羌道（今中國甘南州舟曲縣一帶）在西漢初年才在邊塞設立，安置如留何般內遷隴西郡的羌人以守備邊界。然而隴西郡的羌人很快就與當地的華夏人鬧翻而發起叛亂，留何所部可能亦參與其中，時任隴西太守李廣立即敉平叛亂，並將誘降的800多羌兵殺害，可見當時隴西華夏與羌的族群矛盾之深，但隴西羌人不多，所以叛亂才被李廣輕易消滅，直至此時華夏與羌之間的往來不多。
元光二年（前133）華夏政權漢朝與匈奴帝國再次交惡，之後匈奴軍頻頻南犯，只是這一次華夏並沒有像過去一樣主動向匈奴求和，而是開始遣兵調將反擊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漢朝派霍去病統兵西征，兩度進入河西走廊沉重打擊匈奴在當地的力量，第二次出擊更途經河湟地區，令大受蹂躪的當地匈奴封建領主向漢朝投降，於是漢朝將關東地區一部分華夏部眾西遷入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區以加強對當地的控制。
元鼎五年（前112）漢朝派兵攻略南越國，匈奴趁機派使橫越河西走廊潛入羌人地區，唆使羌人發兵東侵華夏，秋九月，以先零羌為首，與封養羌、牢姐羌等羌人族群共同起兵，揚言十萬大軍東進，圍攻華夏西邊安故、枹罕二縣城，漢朝隨即在隴西、天水、北地、河南、河內五郡徵發十萬華夏兵西進援邊，第二年冬十月即擊潰羌兵，華夏部落與羌人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以華夏全勝告終，而失敗的羌人大部退出河湟谷地，西遷至「西海、鹽池左右」安居，向華夏稱臣，華夏乘勢設立金城郡並設立護羌校尉負責羌人事務，此後華夏與羌雖時有摩擦，但大致上仍保持了近50年的和平。
元康三年（前63），在匈奴長期煽動後，以先零羌為首與罕羌、䍐羌、開羌等其他羌人族群「解仇交質盟詛」，建立臨時性的同盟關係，小月氏人羌侯狼何更派使者入匈奴，企圖借匈奴軍攻打鄯善國及敦煌郡以斷絕漢人與西域諸國的聯係，漢廷風聞先零羌計劃叛亂的消息，於是派義渠安國出使諸羌視察有沒有陰謀起兵侵邊事宜，但義渠安國召見先零羌首領30多人後，以其言行悍逆將之全部殺害，後又縱兵殺掠先零羌1000多人，義渠安國可能確定了先零羌有叛亂的陰謀才採取暴力行徑，叛亂前歹䍐羌與開羌的貴族靡當兒派其弟雕庫密告漢官先零羌企圖起兵叛亂的消息，但義渠安國的舉動並未能將羌人起兵的可能消除於未萌，反而促使以歸義羌侯楊玉、猶非為首的先零羌立即發起暴動，與罕羌、䍐羌、開羌、煎鞏羌、黃羝羌等一同劫掠其他弱小的羌人族群，叛軍兵力在20000至50000左右，然後戰事遂漸擴大，開始侵擾漢邊，「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河湟一帶開始陷入戰火，至神爵元年（前61）初義渠安國派漢騎三千屯駐於浩亹縣（今中國甘肅省永登縣一帶）以防備叛羌，但很快就被叛羌擊敗，「失亡車重兵器甚衆」，三月浩亹敗仗的消息傳來，漢朝調遣各郡漢兵，加上少量胡兵、羌騎助戰，總計六萬大軍往金城郡集結，四月派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酒泉太守兼破羌將軍辛武賢等統兵平亂，又派開羌權貴雕庫招降䍐羌、開羌，暫時穩定形勢，同年七月，趙充國兵臨湟水，開羌投誠，在開羌的指引下，漢軍進擊先零羌，先零羌軍隊望見漢軍前來即惶恐撒退，在南渡湟水時漢軍追殺，失去大量輜重，之後趙充國大軍進逼䍐羌軍隊，其首領靡忘立即投誠，叛軍開始土崩瓦解，䍐羌與開羌劫掠先零羌「羸弱畜產」，羌兵前後有10700多人投降，於是趙充國決定不再進軍，罷兵屯田，留下10281漢兵屯田於浩亹縣以西至臨羌縣一帶，透過逼使叛羌「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而潰亡，不過皇帝亦聽從許延壽、辛武賢的意見，派兵追擊叛羌，降4000多羌兵、斬首4000多羌兵，之後趙充國又陸續招降5000多羌兵。
神爵二年（前60），形勢繼續對漢朝有利，截至五月，近50000叛軍有31200人投降、7600人被殺、因飢餓溺死者5000至6000人，僅餘4000多殘兵敗卒，同年秋季，先零羌首領楊玉、猶非等被部屬若零、離留、且種、兒庫聯手斬殺，先零羌、煎鞏羌、黃羝羌等殘部在弟澤、陽雕、良兒、靡忘四人領導下投降，漢廷因此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帥眾侯，兒庫為帥眾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言兵君，靡忘為獻牛君，戰爭中投降的羌人被安置於金城屬國，至此持續近4年的漢羌首度大規模交戰才完全告終。
永光二年（前42）七月，隴西郡的彡姐旁羌聚兵約30000發起叛亂，劫掠漢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皇帝派馮奉世領一萬二千漢騎往平叛羌，馮奉世將漢騎分為前、中、右三軍，以右軍屯白石、馮奉世自領中軍屯首陽西極山，前軍預計屯臨洮，但在降同阪為叛羌所敗，馮奉世又派兵至廣陽谷拯救被擄漢民，然而亦被叛羌所破，於是馮奉世向皇帝上奏要求增兵三萬六千人，漢廷遂調發三輔、河東、弘農五郡漢兵，加上徵召屬國胡騎及嗕羌騎兵，由任千秋統率共計約60000大軍增援馮奉世，十月任千秋所部抵達隴西，十一月，馮奉世與任千秋分路進攻，大破叛羌，「斬首數千級」，彡姐旁羌兵敗後逃出塞外消聲匿跡，皇帝將軍隊一部分留在隴西當地屯田駐守。經過漢羌第二次大規模交戰，以漢人全勝完結，使隴西以至河湟、河西走廊得到48年的和平年代。

[北約-167] 32國人口合計9,5413,8577人，但考慮到人口數據年份不一，多是在2011年，筆者暫以十億人口為2021年北約成員國的總人口。

[美太-172] 4國人口合計2,0792,2479人，加上1島共計為2,3148,3715，但考慮到人口數據年份不一，筆者暫以2,4000,0000人為2021年4國的總人口。

[美西1-173] 聯合國2020年的名義GDP數據加上台灣2020年的名義GDP數據合計。

[美西2-174] 世界銀行2021年的名義GDP數據加上台灣2021年的名義GDP數據合計。

[一-177] 38.0 ^38.1 中國2020年人口數目包含香港和澳門地區的人口；聯合國的中國2020年名義GDP由大陸地區14,7228,0052,8253，加上香港3494,4471,3010以及澳門243,3301,9574合計；世界銀行的中國2020年名義GDP由大陸地區14,6876,7389,2882，加上香港3448,8140,0505以及澳門255,8611,1076合計。中國2021年名義GDP由大陸地區17,7340,6264,5371，加上香港3681,3924,7671以及澳門299,0519,0181合計。

[二-179] 中國2100年人口數目包含香港和澳門地區的人口；由大陸地區7,6667,3000，加上香港485,2000以及澳門103,1000合計。

[抗-180] 世界銀行2021年中國、羅斯、白羅斯三國的名義GDP加上聯合國2020年的朝鮮名義GDP以及敍利亞名義GDP的總和。

[4] 이전국적별 한국국적을 취득한 자(계)

[6]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尚軍敗歿。……（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建武二十五年）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

[肅宗孝章帝紀-7] 3.0 ^3.1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建初元年）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冬十月，武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建初三年）武陵漊中蠻叛。……（建初五年）荊、豫諸郡兵討破武陵漊中叛蠻。

[孝和孝殤帝紀-8] 4.0 ^4.1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永元四年）……武陵零陽澧中蠻叛。……（永元五年）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永元六年）武陵漊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孝安帝紀-9] 5.0 ^5.1 《後漢書·孝安帝紀》（元初二年）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元初三年）五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

[10] 《後漢書·孝順孝沖孝質帝紀》（永和）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又寇夷道。……二月……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之。

[孝桓帝紀-11] 7.0 ^7.1 《後漢書·孝桓帝紀》（元嘉元年）秋七月，武陵蠻叛。……（永興元年）是歲，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永壽三年）長沙蠻叛，寇益陽。……（延熹三年七月）長沙蠻寇郡界。……（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延熹五年）又零陵蠻亦叛，寇長沙。……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延熹六年七月）武陵蠻復叛，太守陳奉與戰，大破降之。

[應奉傳-12] 8.0 ^8.1 《後漢書·卷四十八·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應奉》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

[13] 《後漢書·卷三十八·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馮緄》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閒，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傅之徒，以寡擊眾，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衞、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跡？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於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埶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

[14]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漢紀四十六》
永壽三年……長沙蠻反，寇益陽。
延熹三年……長沙蠻反，寇益陽，與零陵蠻寇長沙。
延熹五年……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延熹六年……武陵蠻復反，太守陳奉討平之。

[15] 《後漢書·孝靈帝紀》（中平三年）冬十月，武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

[16]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黃龍）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嘉禾三年）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

[17]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

[18]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永元十三年十二月）辛卯，巫蠻叛，寇南郡。…………（永元十四年）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討巫蠻，破降之。

[19] 《後漢書·孝靈帝紀》（建寧二年）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

[20] 周亞威、張曉冉、顧萬發《鄭州孫莊遺址仰韶文化居民的顱骨形態》

[21] 孫蕾、武志江《澠地篤忠遺址仰韶文化晚期人骨研究》…………2.篤忠組人骨介於東亞人種和南亞人種之間的位置上，在體質特徵上與現代華南地區的居民有些近似。篤忠組與東亞蒙古類型的代表華南組較為接近，其次接近的是華北組和愛斯基摩組，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通古斯組、蒙古組之間的關係較疏遠。篤忠組與古中原類型的尉遲寺組關係最近，而與古西北類型的寧夏海原組關係最為疏遠。由此可知，篤忠組的這批人骨當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3.該組人骨中，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為165.00厘米，成年女子的平均身高為154.33厘米。

[22] 孫蕾《河南澠池篤忠遺址龍山文化早期人骨研究》……
五、比較與分析
（二）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間的比較
……從計算出的均方根數值來看，篤忠組與東亞蒙古類型的代表撫順組、華南組較為接近，關係也較為密切，其次接近的是華北組和愛斯基摩（東南）組，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蒙古組之間的關係較疏遠。
（三）與各古代顱骨組的比較
……2.西山遺址，位於鄭州市北郊的邙嶺余脈上……屬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7.仰韶合併組的數據來自寶雞、半坡、華縣和橫陣等四個仰韶文化顱骨組的相應數值合併的平均數。……總的來講，該組居民與現代南亞蒙古人種和東亞蒙古人種均比較接近。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古中原類型」。
……9.尉遲寺遺址，位於安徽蒙城，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兩個時期的遺存，其中以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保存最好。……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在全部項目上，篤忠組與古中原類型的仰韶合併組關係最近，其次為古中原類型的尉遲寺組和西夏侯組，與古西北類型的李家山組、柳灣合併組，尤其是與寧夏海原組關係最為疏遠……
八、身高的推測
…………篤忠組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為165.00cm，成年女子的平均身高154.33cm。
九、結語
……（2）對篤忠遺址這批人骨的顱骨形態特徵進行研究……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各地方類型比較，該組人骨介於東亞人種和南亞人種之間的位置上，在體質特徵上與現代華南地區的居民有些近似。
（3）將篤忠組與代表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各近代組比較，篤忠組與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撫順組、華南組較為接近，關係也較為密切，其次接近的是華北組和愛斯基摩（東南）組，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蒙古組之間的關係較為疏遠。
（4）與各古代對比組比較，篤忠組與古中原類型的仰韶合併組與尉遲寺組關係最近，而與古西北類型的寧夏海原組關係最為疏運。由此可知，篤忠組的這批人骨當屬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23] 顧玉才《內蒙古清水河縣後城嘴墓地人骨研究》

[24] 王一如《陝西西安馬騰空遺址東周時期墓葬出土人骨研究》……本文用於顱骨形態研究的個體共27例，其中男性14例，女性13例，均為成年個體。……為了更進一步了解馬騰空組男性居民的種族歸屬，在本文中選用了亞洲蒙古人種的近現代顱骨組與本文樣本進行顱骨形態特徵的比較。選取華北組、蒙古組、愛斯基摩組、通古斯馴鹿組、華南組、撫順組、藏族A組、藏族B組、長春組、貝加爾湖組共10組對比組……馬騰空東周時期男性顱骨組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華南組、長春組、撫順組接近，關係密切。而在其中，馬騰空組男性顱骨組與華南組具有最為接近的程度。…………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現代顱骨組進行對比，可知本文顱骨組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華北組、華南組、長春組、撫順組的形態學距離最為接近，具有最為密切的關係，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通古斯組、蒙古組和貝加爾湖組具有最疏遠的形態學距離。
…………
……為了明晰馬騰空遺址東周時期古代居民的人種來源問題，我們選擇了黃河中游地區及周邊地區青銅時代及年代略早於青銅時代的幾組古代人群與之進行對比。……
圖6.3.3 各對比組的聚類分析樹狀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關於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體質特徵來源的初步結論，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和古華北類型具有更接近的形態學親緣關係，基本上繼承了新石器時代以來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古代土著居民的基因及體質形態特徵，可能是當地土著居民的後裔。
……為了進一步了解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的種系流向問題，我們選擇了北方地區年代稍晚於馬騰空組古代居民的11組古代顱骨組及現代華北組、華南組、蒙古組與其進行對比。……從圖6.4.2聚類樹狀圖的分析結果來看，馬騰空東周組居民的種系類型屬於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具有最接近的形態學距離，與南亞蒙古人種類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關係，與臨淄組、良輔組、西屯漢代組首先聚類，體質特徵上的關係最為密切，而與山嘴子組、朝陽組、大安漁場組的關係最為疏遠，說明馬騰空東周組古代居民的遺傳基因對秦漢以降黃河中游地區的北方漢族的形成作出了貢獻。
圖6.4.2 各對比組的聚類分析樹狀圖
……通過對馬騰空遺址東周時期古代居民及其與周邊地區古代居民的對比分析可知：該組居民與先秦時期古中原類型最為接近，同時其較大的面部扁平度、中顱型等特徵也表現出與古華北類型存在相似性特徵。……

[25] 韓巍《山西大同北魏時期居民的種系類型分析》本文對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顱骨進行人種學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大同北魏居民屬於亞洲蒙古人種，並且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在形態特徵上最為接近。與古代顱骨組相比，大同北魏居民與安陽殷墟中小墓②組居民、毛慶溝組居民、仰韶合併組居民關係均較密切，應屬於古中原類型，而不同於目前已知的其他漢晉時期的鮮卑族。大同北魏組的資料為研究我國北魏時期的社會文化、經濟狀況及居民的種族成分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大同南郊發掘的257座墓葬中，共收集到代表94個個體的骨骼遺骸，其中，男性41例，女性49例，未成年個體3例，嬰兒1例。經清理、修復，可供人類學測量研究的共54例，其中，男性29例，女性25例。……代亞洲蒙古人種的範疇。現有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資料表明，在我國古今各民族中，除分布在西北地區的個別少數民族中混雜有部分歐羅巴人種的成份之外，作為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繁衍生息重要遺傳學基礎的人種底子基本上是單一的蒙古人種，反映在體貌特徵上的共同性和相似性。……1、本文對大同北魏居民測量特徵的種族屬性分析表明該古代居民主體種系成份歸屬於亞洲蒙古人種範疇，並且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支系在顱面部形態特徵上表現出更多的相似性，同時也不排除在個別顱骨特徵上可能雜有一些與東北亞蒙古人種相近的因素。大同北魏組在一系列重要體質特徵上均與北亞類型和南亞類型差異顯著。2、運用歐氏距離係數（Dij 值）的計算結果表明在近代對比組中，大同北魏組與華南近代組之間的關係最為密切，與愛斯基摩近代組之間的基本種系特徵上也存在著一些共性，而與華北、蒙古、通古斯等近代組相距甚遠。……4、基於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大同北魏居民的主體種族成分為古中原類型，故可以推測其族屬來源應以漢族為主，但在其體質特徵的形成過程中或許也受到過鮮卑人的影響。……

[26] 崔賀勛《山西大同華宇墓地北魏時期人骨研究》……本文從華宇墓地北魏人群的成年個體中，挑出了股骨保存較好，可以進行測量的骨骼共28例，其中男性個體16例，女性個體12例。……從不同算法的推算均值來看，華宇墓地北魏人群男性的平均身高為168.08cm，女性的平均身高為157.58cm……
……華宇墓地中屬於北魏的人骨材料共52例，從中挑選出能夠進行顱骨測量形態特徵研究的個體22例，男性12例，女性10例。……為了更進一步明晰華宇墓地北魏人群的種族歸屬，在近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對比組上本文選取了華北組、撫順組、華南組、愛斯基摩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及通古斯組這10個近代對比組。……華宇墓地北魏組與華南組和撫順組的歐式距離最為接近，與愛斯基摩（東南）組、華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和楚克奇（馴鹿組）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聯繫，而與蒙古組、通古斯組及布里亞特組之間的聯繫比較疏遠。……
圖6.1 華宇墓地北魏組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的聚類圖（男性數據）
……在刻度5到刻度10的距離範圍內，華宇墓地北魏組與華北組和撫順組及華南組的聚類群聚在一起，並在刻度10到刻度15的距離範圍內與愛斯基摩東南組、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及馴鹿組組成的聚類群聚合在一起。表現出華宇墓地北魏組與華南組、撫順組和華北組都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其中又與華南組與撫順組的關係最為密切。值得一提的是愛斯基摩東南組、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及馴鹿組這4組在現代蒙古人種的類型中代表著東北亞類型，而華南組、撫順組和華北組則代表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類型。……
……進一步與相關古代居民進行比較後，發現華宇北魏組與鮮卑各對比組之間存在著十分疏遠的距離，而相反與常樂組、大同組、陶家寨組等代表古中原類型的對比組之間卻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係。……

[山西大同金港园墓地人骨研究-27] 23.0 ^23.1 樊欣《山西大同金港園墓地人骨研究》……研究材料來自山西大同金港園墓地，金港園墓地北魏組可測量肢骨的個體共17例，均屬於成年個體。男性個體10例，女性個體7例。……通過股骨最大長和脛骨最大長並採用兩種計算公式分別推算金港園墓地古代居民的身高，北魏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3.99cm，北魏組女性平均身高為154.81cm，明清組女性平均身高為151.72cm。……
……用於本文研究的顱骨共計9例，男性5例，女性4例，其中有1例清代女性顱骨，均系成年個體。因此本文將1例清代女性顱骨和8例北魏時代顱骨分開做研究。……從顱面形態觀察上來看，金港園組具有明顯的高顱特徵，較狹的額寬，面部相對較窄，多為中鼻形，因此其主要體質性狀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最為接近。……
（一）男性顱骨與各近代組的比較
…………
表6-7 金港園北魏組與各近代對比組均方根值比較（男性）
……均方根值越小，兩組間的距離越小。從表6－7的計算結果來看，金港園組與華南組（0.772）、華北組（0.785）均方根值最小；與蒙古組（0.801）、因紐特組（0.805）次之，與布里亞特組（1.141）、通古斯組（1.050）的均方根值較大。因此說明金港園北魏組與以東亞類型為代表的華北組和華南組距離最近。
（二）女性顱骨與各近代組的比較
金港園組有北魏時期的女性顱骨3例和明清時期女性顱骨1例，因此金港園組中的北魏時期和明清時期的女性顱骨與其他各近代組的顱骨分別進行比較分析。……
表6-9 金港園北魏組與各近代對比組之間Dij值的計算結果（女）
表6－9中的歐氏距離係數計算結果表明，與金港園北魏組女性顱骨形態特徵最為接近的是撫順組（2.437）、其次是蒙古組（3.021）和華北組（3.135）。而與香港組（3.495）、廣西壯族組（4.245）和通古斯組（4.548）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遠……
表6-10 金港園明清組與各近代對比組之間Dij值的計算結果（女）
表6－10中金港園明清組與各近代組之間的歐氏距離函數值的結果顯示：金港園明清M100-1與撫順組的函數值相差最小（3.149），其次為華北組（3.526），較為疏遠的是香港組（3.609）和廣西壯族組（3.958），與蒙古組（4.982）和通古斯組（5.599）距離最遠。……
…………筆者認為金港園墓地北魏組古代居民的族屬來源應當屬於大同地區的土著居民，其種族特徵為古中原類型，但從其體質特徵上來看有可能受到過其他人群的影響。……

[28] 樊欣、侯曉剛、李樹雲、周亞威《山西大同金港園墓地北魏顱骨特徵》……可進行研究的完整顱骨共7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3例，均系成年個體。……在與近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四個類型作對比分析中發現，金港園組古代居民的面部基本呈現出高顱型、狹上面型、中鼻型等特徵，與東亞類型更為接近。……根據主成分分析和均方根值比較結果來看，金港園組與水泊寺組、大同北魏組以及虒祁組最接近。……水泊寺組、大同北魏組和虒祁組古代居民應屬古中原類型範疇，而金港園組與上述各組在體質特徵上均表現出許多共同之處，所以其也可能屬於古中原類型居民。……

[29] 李鵬程《山西省大同市水泊寺廉租房墓地人骨研究》……有10例男性顱骨標本及12例女性顱骨標本相對較完整，在實際當中可以用於統計，一共為22例。……通過和古代的16個組的討論分析與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水泊寺廉租房古代居民與大同北魏組的距離相對更近一些，與喇嘛組居民也具有一定的聯繫。大同北魏組與喇嘛組居民的體質特徵上都表現出更接近東亞蒙古人種的特點。在與各個近代組對比中，水泊寺組古代居民與具有東亞蒙古人種體質特徵的各個組別的居民在種族特點上更為接近……
……用歐氏距離係數的計算結果表明，水泊寺廉租房古代居民顱骨所表現的顱面部形態特徵寫大同南郊墓地北魏組居民距離最近，大同北魏組的主要種族成分為古中原類型，故可以推測水泊寺廉租房古代居民種族成分主要為漢族，但是在其種族特點的產生及發展的進程中，可能會滲透有其他民族的成分，如鮮卑族。……在與近代的各個組的對比中，與水泊寺組古代人群最為相似的是主要人種類型為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南組。……

[30] 孫蕾、張小虎、朱泓《河南尉氏新莊遺址二里頭人骨種系初探》……本文對新莊遺址二里頭文化的兩個灰坑KWXH35和KWXH54出土的2例成年顱骨進行了人種學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尉氏新莊二里頭人骨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在種族類型上的淵關係，現選擇華南組、華北組、朝鮮組、蒙古組、通古斯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和楚克奇（河濱）組等7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與亞洲各個近代顱骨組比較，尉氏新莊組與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朝鮮組和華南組在顱骨外貌形態上最為接近，而與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和通古斯組最為疏遠。與我國先秦時期不同體質特徵的人群比較，在顱骨的形態特徵上尉氏新莊組與古中原類型的瓦窯溝組和游邀組最為相近，其次是古西北類型的柳灣合併組和李家山組，相對較近的是古華北類型的蔚縣合併組和夏家店上層合併組，最為疏遠的則是古蒙古高原類型的陽畔組和新店子組。……

[31] 陳靚《瓦窯溝青銅時代墓地顱骨的人類學特徵》……瓦窯溝組顱骨在基本人類學特徵上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華北組、華南組、朝鮮組3組顯示接近，其中與華北組關係最密切，其次是華南組，它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通古斯組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從我們對瓦窯溝組顱骨的觀察和測量結果看，該組腦顱的基本特徵表現為中顱、高顱結合狹顱型。面部形態表現為中等的面型，中鼻型、偏低的中眶型、中頜型及中等的齒槽突頜，中等略大的上面部扁平度。它在體質類型上接近於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同時也顯示某種與南亞類型接近的傾向。……在16個古代對比組中，瓦窯溝組也與殷墟中小墓②組關係密切，並且它還接近火燒溝組、上馬組、陶寺組等黃河流域青銅時代各組。

[河南荥阳薛村遗址早商人骨种系研究-32] 28.0 ^28.1 孫蕾、楚小龍、朱泓《河南滎陽薛村遺址早商人骨種系研究》……本文對屬於早商文化時期的墓葬和灰坑中保存較為完整的6例頭骨（男性1個、女性5個）進行了形態觀察、測量並應用多元統計分析方法進行種族形態學的研究。…………薛村早商組的體質類型應大體歸屬於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同時也表現出了某些與南亞類型接近的傾向。……所以，薛村早商組與以瓦窯溝組、游邀組、碾子坡先周組、碾子坡西周組和殷墟中小墓②組等為代表的夏商古中原類型居民最接近，其人種類型也應屬於我國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而與蔚縣合併組、大甸子②組關係最疏遠。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东周时期人骨-33] 29.0 ^29.1 張全超、韓濤、張群、孫金松、黨郁、曹建恩、朱泓《內蒙古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東周時期人骨》……我們在對該組顱骨進行觀測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存在兩類具有明顯形態特徵偏離傾向的群體，按照初步的判斷將該顱骨組又分為兩組，即忻州窯子A組和忻州窯子B組。……可見忻州窯子A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具有較多一致性。……忻州窯子B組與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類型群體聚為一類，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在顱骨形態特徵上較為一致。……2）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忻州窯子A組古代居民與近代蒙古組和通古斯組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忻州窯子B組居民則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3）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的結果顯示：忻州窯子A組居民在9個古代對比組中，與三角城組和彭堡組等代表「古蒙古高原類型」居民的體質特徵較為一致，而忻州窯子B組居民則與毛飲合併B組、上馬組、零口組等代表「古中原類型」的群體較為一致。……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進入東周時期以後，該地區古代居民的體質類型變得尤為複雜，一種新的古代人種類型——「古蒙古高原類型」群體出現在了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這一類型的人群在新石器時代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乃至中國境內的古人種學資料中尚未發現他們的蹤跡，而在中國境外新石器時代及青銅時代的蒙古高原以及外貝加爾地區此類居民卻有著廣泛的分布。因此，一般認為該類型的古代居民應由中國北部的境外南下所致。該類型古代居民的大體年代都在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前後，其分布範圍遍布整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

[34] 周春茂《零口戰國墓顱骨的人類學特徵》……根據以上的分析，零口組顱骨的基本特徵與東亞蒙古人種最為接近，與北亞蒙古人種的關係最為疏遠。
……零口組與華北組、蒙古組、通古斯組、布里亞特組（外貝加爾湖）、愛斯基摩組、楚克奇（河浜）組、楚克奇（馴鹿）組、西藏B組等8個近代組的18項顱骨測量項目和指數的比較……零口組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和西藏B組較為接近，與其它組的距離相對較大。……零口組分別與近代華北組、新石器時代的寶雞組和關中合併組青銅時代的上馬組、殷墟中小墓②組接近，這些組大體上都代表著黃河中游地區不同時代的類群。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将军沟墓地人骨研究-35] 31.0 ^31.1 張全超、曹建恩、朱泓《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將軍溝墓地人骨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將軍溝組古代居民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居民在種族類型上的淵源關係，我們共選擇華北組、撫順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等9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為了進一步探討將軍溝組古代居民與各有關古代居民在人種類型上的關係，本文選擇了與其在時空範圍相關的毛飲合併A組、毛飲合併B組、朱開溝組、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彭堡組等8個古代顱骨組，仍然採用計算歐氏距離係數的方法進行定量分析……9個顱骨組大致可以區分為兩個聚類群，第一聚類群包括：將軍溝組、毛飲合併A組、毛飲合併B組、朱開溝組、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代表了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群體……第一聚類群在刻度小於10——15之間的範圍內又分為兩個小的聚類，第一個小聚類包括：將軍溝組、毛飲合併B組、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等代表「古中原類型」的群體，第二個小聚類包括：毛飲合併A組、朱開溝組等代表「古華北類型」的群體……
3）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將軍溝組戰國中晚期居民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
4）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結果顯示：在9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商丘潘廟組、上馬組、曲村組、零口組等代表中原地區的居民在人種類型較為一致……

[36] 王海晶、劉偉強、付玉芹、張小雷、周慧、朱泓《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將軍溝墓地古人骨分子生物學研究》……系統發育樹根據人群的地理位置明顯分成東亞、北亞和中亞3支。中國漢族人、內蒙古蒙古族人、日本人和韓國人構成東亞分支；內蒙古鄂溫克族人、內蒙古鄂倫春族人、雅庫特人和伊溫克人構成北亞分支；阿爾泰人、維吾爾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斯坦人構成中亞分支；蒙古國蒙古人處於3個分支之間。在系統發育樹中將軍溝古代人群位於東亞分支上，與中國漢族人的遺傳距離最近，其次，將軍溝古代人群與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和韓國人的分支較短。說明將軍溝古代人群在母系遺傳上與現代東亞人群接近，尤其是與中國漢族人、內蒙古蒙古族人以及韓國人具有較近的母系遺傳關係。……因此我們採取兩種分析方法來研究將軍溝墓地的古代人群與現今人群的親緣關係以確保分析結果的真實和可靠。在兩種方法中14個人群基本上按照所處地理位置分成東亞、北亞和中亞3個部分。內蒙古地區處於東亞，而鄂溫克族人和鄂倫春族人祖先來自北亞地區，其線粒體DNA數據接近貝加爾湖地區居民，因此在兩種分析方法上均處於北亞部分。阿爾泰位於北亞和中亞交界處，阿爾泰人在公元7世紀前由歐洲人和亞洲人混合而成，與中亞其他人群類似，主要由突厥語族構成，因此阿爾泰人在兩種系統發育分析上均位於中亞部分。內蒙古蒙古族人和蒙古國蒙古人均屬於蒙古族，內蒙古蒙古族人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漢族的影響較大，而蒙古人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突厥語族、漢族、滿族等許多民族的影響，因此內蒙古蒙古族人在兩種系統發育分析中均處於東亞部分，而蒙古國蒙古人在系統發育樹上位於3個分支交界處，在多維度分析中與中亞人群關係較近。兩種方法顯示的遺傳關係均符合現存人群的真實情況，據此進行了將軍溝古代人群分析。兩種分析方法一致表明將軍溝古代人群與東亞（Han人群，InnerMongolian人群和Korean人群）有著較近的親緣關係。……本文系統發育分析結果表明將軍溝墓地古代居民在母系遺傳上與現存東亞人群遺傳關係最近，因此推測將軍溝古代人群很可能是趙國為鞏固邊疆統治，防禦匈奴而從中原遷來的移民。

[37] 張全超、張群、孫金松、黨郁、曹建恩《內蒙古涼城縣水泉墓地戰國時期人骨研究》…………依據墓葬方向可將水泉墓地分為兩組：A組，以東西向墓葬為代表的一類遺存；B組，以南北向墓葬為代表的一類遺存。筆者通過對這兩類墓葬出土的人骨標本進行仔細觀察，發現兩類墓葬出土人骨在體質特徵上並沒有明顯的形態學差異，因此，將其合併為一組進行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水泉戰國時期居民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居民在種族類型上的淵源關係，我們共選擇華北組、撫順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等8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水泉組與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類型群體聚為一類，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較為一致。……水泉戰國晚期居民在體質特徵上與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居民十分相似……（3）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水泉戰國時期居民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較為一致。（4）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的結果顯示：在10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忻州窯子B組、將軍溝組、土城子戰國組、毛飲合併B組等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居民在人種類型上較為一致……

[38] 張全超、曹建恩、朱泓《內蒙古清水河縣姑姑庵漢代墓地人骨研究》……為了進一步考察姑姑庵漢代居民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各個地區居民在種族類型上的淵源關係，我們共選擇了華北組、撫順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等8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 3）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姑姑庵漢代居民與近代華北、撫順居民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可見，該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居民在顱骨特徵上較為一致。
4）與相關的古代居民的聚類分析的結果顯示：在10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忻州窯子B組、將軍溝組、土城子戰國組、毛飲合併B組等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居民在人種類型較為一致……綜合分析戰國晚期至秦漢以來的多次移民浪潮，推測該組居民很有可能是漢代中央政府「戍邊郡」移民政策下外遷到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後裔，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姑姑庵漢代居民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後裔，總之，就目前的人類學研究資料來看，在漢代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各個郡縣的居民當中，先秦時期「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後裔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39] 顧玉才《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遺址戰國時期人骨研究》……
第三章土城子遺址古代居民的肢骨研究
……（2）根據下肢肢骨的最大長，我們推算出土城子古代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在163.27～166.37厘米之間，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在151.00～155.29厘米之間。……（4）戰國中晚期趙國在雲中郡周邊有兩個敵人，其北邊有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其西南方有日漸強大的秦國。從趙國陣亡士兵身上所中箭頭分析，土城子戰國時期墓葬中的這些非正常死亡的男性個體應該是在與北方游牧民族歷次戰鬥中陣亡的。
第四章土城子遺址古代居民的食譜研究
……（2）土城子戰國時期居民的飲食結構中，肉類食物所占比例較低。暗示該遺址古代居民應以農業經濟生產方式為主，而狩獵業和飼養業在經濟生活中占據比例很少。……
第五章土城子遺址人骨的頭骨形態特徵及種族類型
……與亞洲蒙古人種名近代組之間的比較結果顯示，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近代撫順組最為接近，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布里亞特組關係最為疏遠。……
第六章土城子古代居民種族類型的多元統計分析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土城子遺址戰國中晚期男、女兩性居民的體質特徵基本一致，屬於我國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中的「古中原類型」。
第七章相關問題的討論
……（1）就目前的古人種學資料來看，「古中原類型」的古代居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己經出現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並與當地的土著居民「古華北類型」混雜在一起。……（4）通過追蹤具有「缽罐相扣」這種特殊埋葬習俗墓葬的分布區域，我們有理由推斷，土城子屯墾戍邊的人群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可能遷自邯鄲及其以南的趙國所屬地區。

[40] 朱曉汀《江蘇興化蔣莊良渚文化墓葬人骨研究》……本文對蔣莊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62例頭骨進行了測量統計，其中男性有35例，女性有27例。……
……位於長江下游及江淮之間的上海、江蘇出土材料，顱型特徵為，中顱、高顱結合狹顱，中上面型、中眶型、闊鼻型。屬於這種類型的有：蔣莊組、圩墩組、三星村組、龍虬莊組、廣富林組。除此之外，河南浙川王崗組也與之有相似的顱骨形態特徵。……
……處於長江下游及江淮之間的上海、江蘇所出人骨材料的體質特徵符合朱泓先生對於「古中原類型」居民的描述……
…………
圖5.2.2 新石器時代中原及南方地區各顱骨組聚類結果
……由以上聚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中國東部的仰韶、大汶口、良渚文化分布區，古代居民的體質特徵還是非常相近的，在接近這一大的前提下，其體質特徵又存在著一定的差別——蔣莊組、圩墩組、廣富林組、華縣組的體質特點更為接近；寶雞組、橫陣組、野店組、龍虬莊組、大汶口組、姜寨一期組、姜寨二期組比較更為接近；下王崗組、西夏侯組、梁王城組更為接近。可見，良渚文化居民、仰韶文化居民、大汶口文化居民在體質形態上總體比較相近，都屬於「古中原類型」，但三者在同屬於一個古人種類型的前提之下，存在一定的差異。……
……鑑於對南方地區人骨材料的分析，蔣莊組人骨的體質特徵屬於「古中原類型」……
……對蔣莊新石器時代遺址人骨的牙齒進行觀察和統計，該遺址可供觀察的個體共57例，其中男性31例，女性20例，性別不明6例。出現拔齒現象的個體男性9例，女性10例，性別不明的4例。……通過對蔣莊組人骨拔齒現象的觀察和統計可知，該組人骨存在拔除側門齒的習俗，整個人群的拔齒率為40.35%，男性拔齒出現率為29.03%，女性的拔齒出現率為50%，性別不明個體的拔齒出現率為66.67%。……

[41] 陳靚、田亞岐《陝西鳳翔孫家南頭秦墓人骨的種系研究》

[42] 滿星妤《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人骨研究》
……
第4章陶寺北墓地古代居民的身高估算與分析
……通過平均三種公式的計算結果可知，陶寺北墓地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65.69cm，變異範圍為147.16～173.95cm。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57.19cm，變異範圍為140.05～173.53cm。……
第5章陶寺北墓地古代居民顱骨形態特徵及種族類型研究
……我們在陶寺北墓地共選出47個保存狀況良好的顱骨，用了觀察顱骨的測量形態。男性顱骨標本共23個，女性的顱骨標本共24個。……
第6章陶寺北墓地古代居民種族類型的多元統計分析
……為了更好地了解陶寺北居民同晉南及附近地區各人群的親疏關係，初探人群流向，我們將陶寺北組與10個古代組人群進行比較。……
表6.2 與先秦時期各對比組的均方根函數值
表6.3 陶寺北組與年代相近各組之間的Dij值（男性）
……從人群的顱面複雜形態來看，陶寺北居民的體質特徵融合了多人群的特徵，表現以古中原類型為主，同時受到了古華北類型的強烈影響。……
第7章結語
……可以認為陶寺北居民是古中原類型人群，但是同樣受到了古華北類型較大的影響。……

[43] 李鵬珍《山西大同東信廣場北魏墓地人骨研究》……
……本研究用於身高推算的人骨材料均為成年個體，其中男性個體86例，女性85例。……經計算可知，東信北魏古代居民成年男性平均身高為166.62cm，變異範圍150.22－180.46cm；成年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54.88cm，變異範圍在144.52－168.12cm。……
……在此筆者從中國古代人骨標本資料庫中選取周邊地區漢－北魏間的9個古代組群進行比較……
1.常樂組：系寧夏中衛市沙坡頭區常樂鎮漢代墓地出土的人骨組。該組居民的體質特徵屬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顱骨形態通常具有中顱型、高顱型和偏狹的中顱型相結合的顱形特點，體質特徵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群體接近。
…………
9.金港園組：該組人骨材料來自大同市平城區2017年發掘的一處墓地，包括北魏和明清兩個時期的遺存。本文所引用的為北魏時期的21例個體，其主要的體質性狀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最為接近，其種族特徵為古中原類型，但受到其他人群的影響。
…………東信組與常樂組和宣河組代表的寧夏地區古中原類型人群顯示出形態上的最大相似性，同時也與大同北魏人群有一定的聯繫，但存在較大的形態學距離，漢代宣河組與常樂組的體質特徵為古中原類型，為戍邊的移民人群，平城地區的南郊組與水泊寺組這兩組居民的體質特徵的主體成分也屬於古中原類型的範疇，但一定程度上都混入了鮮卑人群的成分。因此，東信人群的體質特徵表現出了較強的混合特徵，其體質特徵主體也應為古中原類型，但受過鮮卑等其他人群的影響。……
……東信北魏組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叭溝組、東大井組等各組的距離疏遠，接近東亞蒙古人種類型，其體質特徵與常樂組和大同南郊組都有一定的聯繫，體質特徵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主體成分為古中原類型，但也受到了鮮卑等其他人群的影響，這與拓跋鮮卑統治集團定都平城前後從周邊地區大規模的移民有關。……

[44] 阮孫子鳳《山西大同御昌佳園墓地北魏時期人骨研究》……在御昌佳園墓地出土的人骨材料中，選取26例男性個體和13例女性個體進行顱骨各測點和測量項目的數據採集工作。……因此，御昌佳園組人群也應歸入「古中原類型」的範疇，兼有一些鮮卑等人群的影響成分。……
……御昌佳園北魏人群應屬於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體質類型上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群體較為相近，同時也表現出受鮮卑等其他人群種族因素的影響……
……比較御昌佳園組與周圍地區相關古代組，運用歐氏距離和聚類分析完成的統計結果顯示，御昌佳園組古代居民與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距離最近，體質類型上與先秦時期的「古中原類型」群體有極高的相似性，但同時包含了鮮卑等其他人群的影響因素。……

[45] 朱泓、王明輝、方啟《河南禹州市瓦店新石器時代人骨研究》

[46] 陳靚、郭小寧、洪秀媛、王煒林《陝西神木木柱柱梁新石器遺址人骨研究》……從3例頭骨上反映出木柱柱梁遺址居民的種族特徵可概括為：中顱或接近中顱的長顱、高顱結合狹顱，中等的面寬，中等偏低的眶形，中等的鼻形，中等的鼻根突度，水平方向上中等扁平的上面度，矢狀方向較為扁平的面部，中等高寬的顴骨。從小的區域特徵看，他們比較接近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綜合考察，木柱柱梁頭骨與廟子溝居民測量特徵較接近。「廟子溝文化的形成是由於中原仰韶文化繁榮時期，部分仰韶時代居民沿著黃河河谷北上墾田，與河套地區原住民融合共存的結果」。……從頭骨的非測量性特徵的觀察和測量項目的數據分析看，木柱柱梁頭骨種族特徵較為一致，接近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

[47] 方啟《陝西神木縣寨峁遺址古人骨研究》本文對位於陝西省神木縣店塔鄉寨峁村寨峁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了性別、年齡鑑定及觀察和測量，並進行了人類學的分析、研究。神木寨峁古代男性居民的體質特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絕大部分為楔形顱骨，正顱，高顱與中顱結合的顱型；狹額型，闊鼻形，梨形梨狀孔；中頜型及正頜型的面突度；不發達的鼻棘與犬齒窩；顴骨轉角處均欠圓鈍。女性頭骨的體質特徵與男性基本相同，只在某些特徵上存在兩性差異。比較結果：神木寨峁組與南亞和東亞最為接近，而與東北亞與北亞較為疏遠；與華南組最為接近，而與蒙古組最為疏遠；與神木寨峁組最為接近的是瓦窯溝組，且與朱開溝和毛慶溝，飲牛溝合併 A 組之間也有著相當接近的關係。

[48] 朱泓、潘其風、趙福生、張全超、魏東、李法軍《北京市石景山區老山漢墓出土人骨的研究報告》……老山漢墓女性顱骨與以東亞類型為主要體質特徵的華北近代組、南京現代組、西安現代組較為接近，尤其是與華北近代組的接近程度更為明顯。因此，老山以漢墓出土的這例顱骨在種系成分上，與現代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較為接近。……
表四老山漢墓組與各有關古代顱骨組歐氏距離係數值的計算結果（女）
……表四中的歐氏距離係數計算結果表明，與老山漢墓女性墓主人種系性狀最為接近的是殷墟中小墓組，後者代表了中原地區先秦時期的土著居民。……該個體之平均估算身高約為159.8厘米。……

[49] 張敬雷、李法軍、盛立雙、朱泓《天津市薊縣桃花園墓地人骨研究》……筆者就性別明確可供測量的62例成年個體的顱骨進行了人類學的觀察和測量，其中男性35例，女性27例。……
表二桃花園組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均方根值比較
……從上述比較結果看，桃花園明清時期的居民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和華南組關係最為密切，次為代表東北亞蒙古人種的愛斯基摩組，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和通古斯組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該顱骨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而與東北亞類型，特別是與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形態距離。……桃花園明清時期居民的體質特徵與北京組和華北組居民最為接近，可以作為新的華北地區典型的數據代表。同時，桃花園組居民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的福建組、華南組、吉林組等近現代居民的關係也較為接近，而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的蒙古組、通古斯組居民和代表東北亞蒙古人種的愛斯基摩組居民之間的關係十分疏遠。

[50] 陳靚、熊建雪、邵晶、孫周勇《陝西神木石峁城址祭祀坑出土頭骨研究》……本文所鑑定的頭骨標本出自牆1內側通道的有4例，牆2內側的有2例，出但石牆陰窪東西兩側的4例，廟前的1例，1號坑和2號坑各24例，3號坑和4號坑各16例，5號坑7例，6號坑6例，共計104例頭骨……內蒙古長城沿線一帶先秦時期土著居民的種族特徵就是具備高顱窄面，配合中等偏長的顱形，非常大的上面部扁平程度等特徵，他們是以廟子溝時期時代居民、朱開溝早期青銅時代居民，以及地域稍遠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為代表，在古代人種坐標體系中歸屬於古華北類型。……

[51] 張全超、郭林《遼寧阜新縣界力花遺址出土人骨研究》……界力花遺址夏家店下層文化居民的體質類型屬於「古華北類型」……

[52] 李法軍《河北陽原姜家梁新石器時代人骨研究》
……
第六章頭骨的測量學研究
研究所用頭骨來自姜家梁墓地Ⅰ、Ⅱ和Ⅲ區，共計87例。其中男性53例，女性34例。保存較好可供測量研究的男性頭骨30例，女性頭骨13例，男女合計43例。…………將姜家梁組與亞洲蒙古人種的各近代組比較可以進一步了解這些人群在體質特徵上的相互關係。依據18項線性、角度和指數平均值，計算姜家梁組與近代華北組、華南組、蒙古組和因紐特組（Inuit）的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值，結果見表6.11。
表6.11 姜家梁組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均方根值比較
從表6.11可以看出，姜家梁組與華北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華南組和因紐特組，與蒙古組的關係最為疏遠。……
第七章與中國北方其他先秦時期居民的親緣關係研究
…………在24個對比人群中，廟子溝組、仰韶合併組、廟底溝組、西夏侯組、柳灣合併組、陽山組、菜園組和寨峁組的年代為新石器時代（the Neolithic Age）；平洋組、大甸子一組、大甸子二組、大甸子三組、夏家店上層合併組、蔚縣夏家店下層合併組、白廟一組、白廟二組、毛慶溝組、朱開溝組、殷墟中小墓一組、瓦窯溝組、東灰山組、核桃莊組、干骨崖組和火燒溝組的年代為青銅～鐵器時代（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第二節與其他新石器時代居民的親緣關係
…………
表7.2 姜家梁組與其他新石器組的均方根值
表7.3 姜家梁組與其他新石器組比較之Dij值
依表7.2可知，姜家梁組與廟子溝組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仰韶合併組和柳灣合併組，與其他組關係相對疏遠，與菜園組的關係最為疏遠。……
第三節與其他青銅～鐵器時代居民的親緣關係
…………
表7.4 姜家梁組與青銅～鐵器時代各組比較之組差均方根值
表7.5 姜家梁組與青銅～鐵器時代各組比較之Dij值
從表7.4可以看出，姜家梁組與夏家店上層合併組和大甸子一組具有較小的均方根值，表明姜家梁組與這二者具有較為密切的關聯。姜家梁組與核桃莊組和火燒溝組具有相對較小的均方根值，表明這三者之間在某些形態特徵上可能較為相近。姜家梁組與大甸子三組、平洋組和白廟二組具有較大的均方根值，表明姜家梁組與他們在形態特徵上存在較大的差異。依表7.5來看，結果與均方根值所反映的情況相近。……最後將姜家梁組與先秦時期13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進行比較，以考察姜家梁組與先秦時期各區域人群的親緣關係。……
表7.8 先秦時期各古代組比較之Dij值
從表7.8所示姜家梁組與其他各組的Dij值來看，姜家梁組與廟子溝組、夏家店上層合併組和大甸子一組具有很近的關聯；與仰韶合併組、陽山組和朱開溝組具有相對接近的關聯；與柳灣合併組、寨峁組、菜園組、毛慶溝組和西夏侯組有一定的差異；與大甸子二組和大甸子三組的Dij值最大，表明姜家梁組與他們的關係較為疏遠。……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姜家梁新石器時代居民在中國人種演化進程的相對坐標點似己確認：姜家梁組應該屬於先秦時期的古華北類型。……
第九章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古人類的食譜研究
……4.在進行食譜分析時，首先計算Sr/Ca值，經過分析國內外相關材料，比較得出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古人類的Sr含量是比較高的，說明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古人類的食物來源是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
第十章身高的推算
……計算19個男性個體的平均身高為169.69cm，標準差為5.69cm；計算7個女性個體的平均身高為160.39cm，標準差為8.58cm。……

[53] 賈瑩《山西浮山橋北及鄉寧內陽垣先秦時期人骨研究》…………
第四章顱骨的測量學研究
本文測量的顱骨標本來源於浮山橋北和鄉寧內陽垣兩個地點。浮山橋北組可供測量的標本有男性6例，女性（含M10）4例，總計10例。鄉寧內陽垣組可供測量的標本包括男性14例，女性18例，總計32例。浮山橋北組男性個體分屬四個時期，M18：2殉人以及同墓殉人M18：1的年代為商代晚期，M30為西周早期。M17為春秋中期，M4、M5為春秋晚期。女性M16、M25、M31年代為西周早期，M10為春秋晚期。鄉寧內陽垣組男性顱骨均出自春秋時期墓葬，女性中有1例M77出土於夏代墓葬，其餘均出自春秋時期墓葬。……
第五章人種類型的初少探討
第二節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的比較
……浮山橋北組個體和蒙古人種各近代組相比，M4的線段測量值偏差較大，指數與同組其他個體則相差不大。全組顱長、顱高兩項與近代各組均有差距，或許是古代人種類型的體現。拋開M4的極端個例，其他個體比較狹的額部，中等或偏低的上面高度，比較接近華北近代組或華南近代組，顴寬只有M17一例，寬於華北及華南近代組，但小於蒙古、通古斯近代組，與愛斯基摩近代組接近。顱指數、顱長高指數多與華北近代組接近。總體表現出與華北近代組具有比較密切的關係，某些項目與華南近代組相近，而與蒙古、通古斯、愛斯基摩近代組相對疏遠。全部項目比較結果表明，鄉寧內陽垣組與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中的華南近代組最為接近，為0.65，其次為華北近代組，為0.73，與愛斯基摩近代組呈中等接近程度，與蒙古近代組的距離則較為疏遠，與通古斯近代組的關係最為疏遠。指數及角度的計算，則華北近代組最為接近，華南近代組其次，歐式距離係數顯示出鄉寧內陽垣組與通古斯近代組關係最為疏遠，而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顯示出與愛斯基摩近代組的關係最為疏遠。由此可見，鄉寧內陽垣組均與華北近代組和華南近代組有著比較親近的關係。……與亞洲蒙古人種6個近代組的比較結果表明，浮山橋北組和鄉寧內陽垣組與華北近代組的形態學距離較小，同時又與華南近代組在某些個別特徵上頗相一致。……
六章與先秦時期相關人群的比較研究
第二節與新石器時代相關人群的比較研究
……文中分析鄉寧內陽垣組與新石器時代相關人群之間的親疏關係時，採用了統計學中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和歐氏距離係數方法、組間聯繫層次聚類方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方法。……
表6.3 鄉寧內陽垣組與新石器時代各組的歐式距離函數值（男性）
……鄉寧內陽垣組與新石器時代各組18項數據的比較分析表明，鄉寧內陽垣組與仰韶文化合併組的體質特徵最為接近，其次為廟底溝組，以及呈子組，同時也與陶寺組有比較親近的關係，而與其它各組的關係均比較疏遠，與菜園村組陽山組及曇石山組具有顯著的差異。……綜上所述，鄉寧內陽垣組居民在種系類型上可歸屬於古華北類型。但是，與廟子溝組典型的古華北類型居民相比，難免帶有年代和地域差異的特殊印記，是古華北類型的地方變異。
第三節與夏至戰國晚期相關人群的比較研究
……文中分析鄉寧內陽垣組與夏至戰國時期相關人群之間的親疏關係時，採用了統計學中平均數組間差異均方根函數和歐氏距離係數方法、組間聯繫層次聚類方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方法。……
表6.8 鄉寧內陽垣組與夏至戰國晚期各組的歐式距離函數值（男性）
……由幾種統計方法分析可知，在不考慮上面部扁平度因素時，鄉寧內陽垣組與古中原類型各組具有非常相近的形態特徵。……
第七章山西南部商代晚期至戰國晚期相關人群比較研究
……山西南部商代晚期至戰國晚期的時段內，人種學構成比較複雜，古中原類型和古華北類型的人群交織在一起，人群中的多型現象和個體的變異增大……
第十章餘論——山西南部戎狄的種系類型
……鄉寧內陽垣春秋時期戎狄人群屬於蒙古大人種的範疇，對於晉、陝一帶春秋時之戎狄乃塞人之後一支的說法，目前的研究中尚未發現相關的線索。據韓康信先生的研究，塞人的種族特徵應屬於歐羅巴人種，與本文研究的相關資料相距甚遠。作為一個整體，這類戎狄居民具有高顱型，狹額，中鼻型和闊鼻型居多，平均值為中鼻型，面寬的的絕對值較小，中等的上面高度，面型中等，具有明顯突出的頜部，低眶、闊鼻的高百分率，都表現出與古中原類型的親密關係，與古中原類型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具有非常扁平的上面部形態，顱長寬比例和寬高比例為中等顱型，與古中原類型的長、狹顱型有所區別，而與古華北類型接近。因此，鄉寧內陽垣春秋時期的居民應舊屬於古華北類型。……鄉寧內陽垣春秋時期戎狄人群的人種學構成與春秋晚期出現在內蒙古中南部的北亞類型居民並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無論是形態學特徵研究還是基於遺傳學的眶上神經孔和舌下神經管二分性狀統計結果，都證實了這一點。目前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已經能夠確認匈奴的主體成員為西伯利亞人種類型，以圓顱、低顱、闊顱配合高而寬的面型為其主要特徵。外貝加爾匈奴人稍有不同的是擁有偏長的顱形，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性狀，舊屬於古西伯利亞類型，以內蒙古林西縣雙店鄉敖包吐村井溝子組人骨所代表的東周時期居民，也是屬於低顱闊面、面部特別扁平的西伯利亞類型，在人種特徵上與文獻記載的「東胡後裔」——鮮卑、契丹、蒙古相同，故其族屬被認為應為東胡。因此，匈奴和東胡人群在種系特徵上都與現代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相對應。鄉寧內陽垣組所代表的戎狄人群，在種系特徵上歸屬於先秦時期古代人種類型體系中的古華北類型，這是構成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的主體成分之一。也就是說，在古代人種類型體系中，戎狄與匈奴、東胡分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種類型……

[54] 阿娜爾、朱泓《鄂爾多斯查干陶勒蓋墓地人骨研究》……我們認為查干陶勒蓋組古代居民在基本的體質類型、顱面部特徵上與現代東亞蒙古人種的親疏關係最為密切……查干陶勒蓋組與華北組（0.79）和撫順組（0.81）在顱骨的形態特徵上表現出最為接近的關係，而後是華南組（0.95）和蒙古組（1.38）之間的關係表現得較近，而與通古斯組居民（1.56）、因紐特組居民（2.01）之間表現較為疏遠。現代亞洲蒙古人種東北亞類型群體的近代組代表為因紐特組，現代亞洲蒙古人種北亞類型群體的近代組代表為通古斯組、蒙古組，撫順組和華北組代表了現代亞洲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群體，由此可知，查干陶勒蓋組漢代居民在體質特徵上與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最為接近。……「古華北類型」的古代居民具有高顱窄面、中等偏長又較窄等顱型特徵，且有著較大的面部扁平度；該類型的人群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的關係較為接近……「古中原類型」古代居民是中顱型、高顱型和狹顱型相結合的顱型特徵，面寬和上面部扁平度均為中等的面部特徵，與現今生活在華南地區的居民較為相似。「古中原類型」的代表人群有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毛飲溝合併B組及將軍溝墓地的古代居民。查干陶勒蓋男性古代居民在顱面部體質特徵上除了與「古華北類型」的代表人群有較多相似之處外，還與「古中原類型」的代表人群在顱面部特徵上存在較大的相伙。在鄂爾多斯地區，秦始皇時曾設北地郡，至漢武帝統治時期設為朔方郡，致力於增強對周邊地區的管轄。此後還多次募民徒於鄂爾多斯地區。因此，秦漢時期遷入大批移民與當地居民相互融合、相互交流，對鄂爾多斯地區漢代的人種構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而本文所涉及的這批漢代居民在體質特徵上與古中原類型居民存在相似性，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中原移民的影響所致。「古蒙古高原類型」的主要體質特徵有圓顱型、偏低的正顱型、闊顱型相結合的顱型特點，具有較小的長顱絕對值；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在顱面部等體質特徵上有相當多的相似性，關係十分密切。……查干陶勒蓋墓地女性古代居民在顱面部特徵等方面除了與「古華北類型」的代表人群的關係較相近之外，還與「古蒙古高原類型」的代表人群有一定的相似性。……

[55] 曾雯、潘其風、趙永生、朱泓《紗帽山滇文化墓地顱骨的人類學特徵》本文對雲南宜良紗帽山滇文化墓地出土的顱骨進行了多項測量及非測量連續性性狀觀察。根據顱骨形態特徵，紗帽山組古代居民應歸入亞洲蒙古人種，並與東亞蒙古人種具有最多的一致性。通過與古代對比組對比發現，紗帽山組與時代較為接近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瓦窯溝組關係最為密切，與西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火燒溝組關係較近。……綜上分析，紗帽山顱骨的體質特徵與東亞人種最接近，而與北亞蒙古人種關係較遠。……紗帽山組的主要顱面形態特徵表明其屬於亞洲蒙古人種範疇，並且與東亞蒙古人種表現出最多的接近關係，其次為東北亞蒙古人種和南亞蒙古人種。紗帽山組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與代表現代亞洲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的撫順組以及華北組居民最為一致……在古代對比組中，紗帽山組與時代較為接近的瓦窯溝組關係最為密切，與西北地區青銅時代的火燒溝組關係較近，值得注意的是紗帽山組與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居民關係較為疏遠。……

[56] 張全超《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所謂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是指北起陰山南麓，南抵晉陝，東接張北壩上草原，西迄鄂爾多斯高原西北的河套平原，行政區劃上包括伊克昭盟（現改為鄂爾多斯市）和烏海市全境，以及巴彥淖爾盟、包頭市、呼和浩特市及烏蘭察布盟的陰山以南地區。…………通過肢骨的最大長我們推算出了新店子古代居民的平均身高，其中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63.90厘米，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為155.13厘米…………新店子東周時期居民的飲食結構中，肉類食物所占比例很高。……通過對新店子古代居民在性別和年齡上的飲食結構比較分析，我們發現，新店子男性居民在動物性食物的攝入要明顯高於女性居民。但並未發現不同年齡段存在的食物結構差異。……將新店子組與華北組、撫順組、華南組、愛斯基摩（東南）組、愛斯基摩（勒俄康）組、楚克奇（河濱）組、楚克奇（馴鹿）組、蒙古組、布里亞特組、通古斯組等10個近代顱骨組進行比較……新店子組古代居民與布里亞特組、蒙古組以及通古斯組等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而相對於東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愛斯基摩組、楚克奇組，特別是與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代表華北組、撫順組、華南組之間關係較為疏遠。……在與現代蒙古人種各個區系類型的比較中，新店子古代居民與北亞蒙古人種類型在顱骨特徵上具有較多的一致性。與亞洲蒙古人種各近代組之間的比較結果顯示，新店子古代居民與代表北亞蒙古人種類型的布里亞特組關係最為接近，而與代表東亞蒙古人種類型的現代撫順組的關係則最為疏遠。……
…………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先秦時期古代居民的人種類型十分複雜，大體可分為兩個大類，三個小類，第一大類是與現代蒙古人種東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群體，其下又可分為兩個小的類型，即「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第二大類是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群體。……從目前已掌握的資料看，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該類型居民最早期的古代居民應是「古華北類型」的代表——廟子溝人，由他們所創造的廟子溝文化在仰韶時代晚期階段曾廣泛分布於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另一個主要的人種類型為「古中原類型」，特別是龍山時期西岔石棺墓群古代居民的發現，證明了在中心分布區以北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也有「古中原類型」居民的分布。此外，在西岔石棺墓地中我們同時發現了「古華北類型」居民和「古中原類型」居民兩類不同體質特徵的古代居民，表明了兩個體質類型居民之間己經發生了融合。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也見證了這一時期古代居民的不斷遷徙、融合的歷史進程，嚴文明先生曾根據考古學文化特徵的分析做出推斷，認為內蒙古中南地區富有特色的遠古文化的形成是由於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繁榮發達時期，部分仰韶農人沿著黃河河谷北上開拓新的農田，來到富饒的河套地區安營紮寨，與當地居民混合共存的結果。總之，就目前的人骨資料而言，新石器時代活動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人群主要有「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兩類居民，他們創造了該地區的早期文明。同時，該地區古代居民最主要的基因源頭在這一時期也已初步形成了。進入青銅時代以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青銅文化發展可分為夏至早商、晚商至周初、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戰國四個階段。從業已掌握的人骨資料來看，在該地區青銅文化發展的前三個階段，無論是寨子塔墓地居民、朱開溝文化居民、西岔文化居民還是西麻青墓地的居民在人種類型上依然延續著新石器時代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兩個古代人種類型，應該說在前三個階段該地區種系基因流的主幹基本未發生明顯改變，「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的居民仍然是該地區青銅文化的主要創造者。進入到第四個發展階段以後，即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該地區的人種類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種新的古代人種類型——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一類古代群體出現在了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一般認為該類型的古代居民應由中國北部的境外南下所致。該類型古代居民的大體年代都在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前後，其分布範圍遍布整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關於這一時期該地區經濟生產中畜牧業己成為主業的現象，王立新先生通過分析該地區考古學文化以及經濟類型的整體演變趨勢，提出長城地帶中段偏北地區春秋晚期興的發達畜牧業，並非該區域此前原有經濟形態自身漸進的結果，很可能是由外來的人群所攜入的。……站在人種學的立場上，我認為這一時期大量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類型顱骨形態特徵相似的古代居民，應當是這部分「外來的人群」的主體。
春秋晚期前後，南下的這些「外來的人群」原本就已是牧人，他們的出現，雖然為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帶來了發達的畜牧業經濟，而純游牧的文化帶則直到戰國晚期才最終出現在長城地帶……其實從春秋晚期開始，大量南下的牧人就已經進入到該地區，但他們此時並沒有選擇突破這一緩衝地帶，與中原諸農業國發生激烈的正面衝突，而是選擇滲透到這一緩衝地帶中的方式，與當地的土著居民或者北上的中原農人發生了文化上乃至人群上的混合。可見，這一時期大量牧人的南下並不帶有明確的政治和軍事目的，也並未形成有效、穩定的政治或軍事聯盟，只是保持著一種「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的狀態，也正是由於南下牧人這種鬆散的組織形式，促使了文化間乃至人群間發生了持續不斷的混雜和融合，使這一地帶充分發揮了緩衝器的作用，進而延緩了長城地帶游牧化的進程。隨著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斷強大，到戰國晚期，一個強大的匈奴聯盟全面占有了長城以北的廣大地區，在長城外才形成了一個文化上更統一，經濟形態上是純游牧的文化帶。……因此，當中原列國在北拓疆土時，具有多源性組合的緩衝地帶居民，無論是選擇融入華夏農業文化還是選擇融入長城以北的匈奴大聯盟，都存在著經濟形態上甚至血緣上的認同感，不至於給他們原有的經濟生產方式帶來根本性的衝擊……
1.就目前的古人種學資料來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古華北類型」、「古中原類型」兩類居民的混雜，其中「古華北類型」的居民應該是當地的土著居民，而「古中原類型」的居民應是在仰韶文化繁榮發達時期從中原地區遷徙而來，且這種遷徙現象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曾經反覆出現。總之，這兩類居民創造了該地區的早期歷史，形成了該地區後世居民的主要基因源頭。
2.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早期青銅時代直至春秋中期以前，該地區居民的種族類型仍然是新石器時代「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的延續，沒有大的變動。
…………
1.總的來說，秦漢時期蒙古高原和外貝加爾地區的匈奴人仍然延續著先秦時期該地區古代居民的人種類型，兩個地區的人種類型雖然都屬於低顱類型，但在顱型上卻有較大的差異。外貝加爾地區的古代居民屬於「古西伯利亞類型」，而蒙古高原的古代居民屬於「古蒙古高原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外貝加爾石板墓地居民的人種類型並沒有延續該地區土著居民的人種類型——「古西伯利亞類型」，而屬於「古蒙古高原類型」，且這一類型在該地區的匈奴人群中也並未發現，可能暗示著該地區曾經出現了人群上的遷徙。
2.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基本延續了石板墓文化居民的人種類型，而考古學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從陶器、生產工具和某些日用裝飾品等文化因素來看，匈奴人同先前石板墓文化的代表者之間存在著淵源關係，可見人類學的研究結果與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結果基本相符。但從人種學的角度我們還發現，蒙古高原匈奴人的人種構成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大部分秦漢時期的匈奴人都延續了蒙古中央石板墓的人種類型，而蒙古東部匈奴人則與蒙古東部石板墓居民有較為明顯的傳承關係，這是否暗示在「古蒙古高原類型」下，還可以劃分出更小的人種類型，我們期待著更多新材料的發現來進一步解釋。
3.新店子等「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東周時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種類型上屬於「古蒙古高原類型」，來源上應與蒙古高原以及外貝加爾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匈奴人一樣，他們的人種構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異，這提示我們該時期蒙古高原牧人的南下也可能帶著較複雜的人種學背景，也正是這種複雜的人種學背景進一步豐富了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到戰國晚期以後，當長城以北強大的匈奴聯盟形成的時候，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終加入到了匈奴聯盟當中。
4.關於本文所定義的「古蒙古高原類型」居民的最終流向問題，我們認為該類型居民的後裔與「古西伯利亞類型」居民的後裔一樣，是匈奴聯盟中人種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更晚時段的鮮卑、契丹人、蒙古人乃至現代北亞蒙古人種「中央亞細亞類型」居民的人種構成中，「古蒙古高原類型」卻占有絕對主導的地位，而「古西伯利亞類型」的基因沉澱則更有可能流入到現代北亞蒙古人種的「貝加爾類型」的居民當中去了。
…………
3）新店子古代居民的食譜分析結果顯示，該組居民的飲食結構中，肉類食物所占比例很高。植物類食物的攝入以C₄類植物為主，所占的比例為65%，C₃類植物所占比例為35%。此外，新店子古代居民的食物結構存在性別上的差異，即男性居民在動物性食物的攝入上要明顯高於女性居民。
…………
7）關於新店子居民的種系源流問題，我們認為該類型居民在來源上應與蒙古高原以及外貝加爾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淵源，但他們的人種構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異，這提示我們該時期蒙古高原牧人的南下也可能帶著較複雜的人種學背景。當長城以北強大的匈奴聯盟形成的時候，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終加入到了匈奴聯盟當中。而在更晚時段的鮮卑人、契丹人、蒙古人乃至現代北亞蒙古人種「中央亞細亞類型」居民的人種構成中，「古蒙古高原類型」居民的基因沉澱卻占有絕對主導的地位。……

[57] 張全超、馮恩學、朱泓《俄羅斯遠東地區特羅伊茨基靺鞨墓地人骨研究》……特羅伊茨基墓地的人骨標本是目前保存最為完好且樣本量最大的一批靺鞨人類學資料，這批珍貴的顱骨標本首先經前蘇聯著名人類學家B·П ·阿列克謝耶夫的觀測和研究，他認為該批靺鞨標本在顱骨的許多重要特徵上都不同於東亞組群的華北人、朝鮮人和日本人，他們更接近於內陸的西伯利亞蒙古人種集團的中央亞細亞組群和貝加爾組群。朱泓對B·П ·阿列克謝耶夫發表的特羅伊茨基墓地的人骨數據進行了重新分析，認為，特羅伊茨基人骨屬於一種以西伯利亞人種為主體成分，同時又包括了部分東亞人種因素的混血類型。……與現代亞洲各個蒙古人種的聚類分析結果表明，該顱骨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中央亞細亞組群和貝加爾組群的居民之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與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組群和東北亞組群的居民在顱骨特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形態距離。…………本文的古代居民聚類結果顯示，靺鞨族古代居民的種族類型發生了變化，即以特羅伊茨基墓地為代表的靺鞨人群與以渤海三靈組為代表的靺鞨人群在人種構成上存在較大差異，暗示了靺鞨族人群構成存在多源化的趨勢，居住在黑龍江中下游兩岸的黑水靺鞨居民，受到了來自貝加爾湖草原地帶文化的影響和擠壓，同時也導致了在人群上的遷徙與融合。……

[58] 張全超、李有騫、朱泓《俄羅斯遠東地區沙普卡靺鞨墓地人骨研究》……沙普卡墓地位於俄羅斯阿穆爾州境內，分布在沙普卡山以北從季姆河和扎維塔亞河之間的黑龍江東岸河灘地上。……根據碎骨測得的年代為公元680——858年（距今1245±80年，COAH-3041），根據隨葬品的研究也可推斷屬於7——9世紀。……在13個古代對比組中，本文標本與新石器代——中世紀時代貝加爾古代組群在人種類型較為一致，而與我國東北地區及俄羅斯濱海地區古代組群的土著居民則存在一定的形態學差異。……沙普卡組與特羅伊茨基組雖然同屬靺鞨文化，但是在人群體質特徵上卻存在一定差異，沙普卡組與貝加爾湖新石器組、外貝加爾匈奴組、外貝加爾新石器組聚為一群，而特羅伊茨基組則與外貝加爾中世紀組、貝加爾中世紀組、外貝加爾石板墓組聚為一類，兩者在體質特徵上的最大差異體現在沙普卡組的顱長和顱高絕對值較特羅伊茨基組要大，在古代人種類型的劃分上沙普卡組更接近「古西伯利亞類型」，而特羅伊茨基組則更接近「古蒙古高原類型」，但沙普卡組在顱高和顴寬等特徵上所表現出的一系列特徵又暗示該組居民很可能是一個混合人群，受到了來自我國東北地區及俄羅斯濱海地區人群的影響。……總之，沙普卡墓地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遠東靺鞨起源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科學依據。他們與「古西伯利亞類型」居民的體質較為接近，與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各組存在一定的形態學差異……

[59] 顧玉才、陳山、張全超《遼代蕭氏後族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筆者將兩墓地中可供觀察和測量的5具成年顱骨（其中男性4例，女性1例）進行了人種受方面的研究，由於兩批材料均屬遼代中晚期蕭氏後族成員的遺骸，故將兩批材料合併為一組進行分析，即統稱為蕭氏後族組……蕭氏後族組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與近代蒙古組之間關係，其次為通古斯組，而與朝鮮組、因紐特組、華北組則存在較大差距……該顱骨組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相似性，但在個別項目上（如高顱）也體現出某些與東亞類型較為近似的體質因素……與現代亞洲各蒙古人種的歐式距離的計算結果表明：蕭氏後族組與近代蒙古組在顱骨的基本形態特徵方面最為接近，其次為近代通古斯組，而形態學關係較為疏遠的則是因紐特組和華北組。……可見北亞蒙古人種的種族特徵應反映出了遼代契丹族居民的主要種系特徵，而在一些契丹族個體上所反映出的高顱性狀，也使我們看到，東亞蒙古人種的祖先類型的居民也曾參與了契丹族居民的種族構成。此外，鑑於我國北方地區漢晉時期另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鮮卑族所表現出的種族成分與契丹人基本相同，而在本文的研究中，蕭氏後族組與三道灣漢代鮮卑族居民之間顯示出的密切關係，似乎暗示了古代鮮卑人和契丹人在種系上可能是同源的。兩者相比，鮮卑人所反映出的北亞蒙古人種的性狀較契丹人更強烈一些，而契丹人所反映出的一些性狀如高顱、狹額、面寬略窄等東亞人種的因素又較鮮卑人多一些，這很可能是由於在偏晚的時段里契丹人與東亞蒙古人種的祖先類型進行了長期的雜居及通婚所致。

[60] 朱泓《吉林省大安縣漁場墓地漢晉時期人骨研究》本文對出土於吉林省大安縣漁場墓地的1例漢晉時期成年男性人類顱骨進行了體質人類學研究。……⑴大安漁場墓地出土的漢晉時期人類顱骨所代表的是一例死亡年齡大約在30歲左右的成年男性個體。……⑶從主要顱面部形態特徵中可以看出，該顱骨與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更多的形態的一致性，此外，在個別項目上也體現出某些與東亞類型較為近似的體質因素，而與東北亞類型，特別是與南亞類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形態距離。⑷在近代對比組中，與大安漁場墓地男性顱骨在基本形態特徵最為接近的是蒙古組和通古斯組，其次為華北組和撫順組，而形態學關係最為疏遠的則是因紐特組。……

[62] 李志丹《新疆吐魯番勝金店墓地人骨研究》……新疆吐魯番勝金店墓地的14測年數據為距今2200～2050年，相當於西漢時期，當時這裡居住的是車師人。……本章研究所採用的顱骨共計31例，均為成年個體顱骨，包括有男性個體14例，女性個體17例。……綜上，可以看出，勝金組男性居民與三大人種間都有著一定的聯繫，很難將其歸入某一類之內，這可能也暗示著該組居民的構成比較複雜。……南疆的尉犁縣營盤墓地年年大約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漢代到晉代之間。研究者認為，「營盤墓地的古代居民體質特徵仍屬於歐洲人種，但其顱骨趨向短化，眉部和鼻根部凹凸程度略有減弱，齶圓枕出現率趨於增多，表明營盤古代居民歐洲人種的因素有些弱化。」……在與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居民進行聚類分析時，勝金店組與新疆其他地區的早期代表，那些表現出歐羅巴人種類型居民組距離較近，同樣距離較近的還有代表著「古西北類型」的甘青地區組。這可能就暗示了勝金店居民的體質類型來源並非是單一的。在與鐵器時代各組進行聚類比較中，這一點更為明顯，最先與勝金店組相聚的就是顯示出「蒙古人種和歐羅巴人種混雜特性」的營盤組和察吾乎組，其次是具有「中亞兩河特徵」的各對比組。……

[63] 魏東、趙永生、常喜恩、朱泓《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顱骨的測量性狀》……天山北路墓地發掘出土了一批人類骨骼標本。受埋藏環境影響，多數標本基本形態破損嚴重，不能滿足測量性狀研究數據採集的基本需要。本文選取了出土位置明確，保存相對完整的24例個體（男性16例，女性8例），對顱骨測量性狀進行了定量與統計分析。……該墓地古代人群的線粒體DNA多態性分析，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提供了遺傳結構方面的參考。相關實驗結果表明：「哈密天山北路人群的線粒體DNA譜係由歐亞大陸東部和西部譜系共同構成，其中東部譜系占79.2%。西部譜系占20.8%。單倍型類群的地理分布分析顯示中國西北地區、中亞及西伯利亞南部人群可能對哈密人群的母系基因庫具有一定的貢獻。」…………綜合上述對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古代人群測量性狀的分析，該人群的形態特徵並沒有體現出明顯的高顱、狹面、面部水平突度大等歐羅巴人種特點，但在顱型、面型方面與蒙古人種也有所不同。古代DNA測試與形態聚類分析的結果都表明該人群同時具有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的部分性狀，但表現均不典型。……

[64] 王以鑄譯希羅多德《歷史》……（216）至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則他們是每人娶一個妻子，不過他們的妻子卻是隨便和別人交媾的。原來希臘人認為是斯奇提亞人做的事情，實際上不是斯奇提亞人，而是瑪撒該塔伊人做的；瑪撒該塔伊男子感到有性交需要時在婦女乘坐的車前掛上一個箭袋，他就可以不怕任何人在中間干涉而任所欲為了。對於年齡，他們當然是不會有什麼限制的；但是，如果有年紀非常大的人的話，則他的族人便全部集合到他這裡來把他殺死，並且燉他的肉用來大張飲宴。在這之外，家畜當然也是要和他一同被屠殺的。他們認為這乃是死者的最高的幸福；如果一個人病死，因此沒有被人吃掉並給埋到土裡，也就是沒有一直活到被殺的時候，他們認為這是不幸的事情。……（164）埃及人分成七個階級：他們各自的頭銜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豬人、商販、通譯和舵手。有這樣多的階級，每個階級都是以它自己的職業命名的。武士又分成卡拉西里埃司和海爾摩吐比埃司，他們分別屬於下列諸諾姆，因為埃及的一切區劃是以諾姆為依據的。……

[65] 韓康信、尚虹《山東臨淄周-漢代人骨種族屬性的討論》……體質人類學方面研究結果表明，2000年前及2500年前的臨淄人的骨骼形態學特徵與日本北部九州及山口縣彌生人相近。在種族人類學上同屬蒙古人種的東亞類群。牙齒人類學的研究結果與體質人類學結果相似，其結論認為2000年前及2500年前的臨淄人與日本北部九州及山口縣彌生時代人的距離比其與繩文人的距離接近。在該專集中根據植田信太郎等進行的古DNA研究結果認為在2000年前的臨淄人古人骨基因群體中沒有發現與歐洲最主要序列相同的個體，在遺傳因子系統樹中，2000年前臨淄人混在現代日本人和現代台灣人的遺傳因子序列之中。太田博樹、植田信太郎等發表在美國的遺傳學雜誌的另一篇報告，在使用了輻射類群的頻率分布和人群的遺傳距離兩種分析後，也指出2000年前臨淄人與現代台灣中國人之間存在最密切的遺傳相關性。…………總之，筆者以為根據有關的古代人骨的研究資料，遠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證明具有歐洲人種形態特徵的古代人群越過了貝加爾湖地區走向遠東地區。根據中國的人類學資料，在秦漢以前的中國西北地區，具有歐洲人種形態的人群向東擴展的地理界限也大致在新疆的東部和甘肅的西部之間。在黃河流域的古代人骨中更沒有發現西方人群大規模向東遷移的人類學和考古學證據。

[66] 孫蕾、朱泓《鄭州地區漢唐宋成年居民的身高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同為內蒙古和林格爾地區的將軍溝組居民卻屬於古中原類型，推測該組居民很有可能是趙國為鞏固邊疆統治，防禦匈奴而從中原遷來的移民。將軍溝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7.37cm，明顯高於古蒙古高原類型的新店子組居民。…………所以，秦漢至宋金時期，雖然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戰亂和天災人禍也使得鄭州地區古代居民的生存壓力增加，生存壓力增加也許是鄭州漢、唐、宋組居民平均身高降低的原因之一。…………吳秀傑等認為，從新石器時代經過青銅鐵器時代到現代，人類的腦顱和面顱趨向縮小，鼻型趨向狹化，眶型趨向高窄化，顱型趨向圓隆化。腦顱縮小主要發生在從青銅鐵器時代到現代，面顱縮小、狹鼻化及高眶化現象持續地發生在整個全新世時期，有可能還在繼續演化。世界各地人群體質特徵相似的演化趨勢表明，全新世人群頭骨形態特徵的微觀演化是受人類進化機制制約的。頭骨縮小的原因與氣候、環境及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有一定的關係。鄭州地區漢唐宋組顱骨在顱寬、顴點間寬、最小額寬及鼻寬的平均數值上同樣存在變小的趨勢，除了人種特徵變化的因素外，變窄的腦顱和面顱以及狹鼻化似乎也符合人類頭骨微觀演化的現象。所以，鄭州漢唐宋兩性平均身高呈現下降的趨勢，也不排除人類身高存在微觀演化的可能。…………因此，推測鄭州地區的漢唐宋時期，在糧食充足的情況下，父母在家庭中養育子女所花費的精力和提供的食物沒有太大的差異。鄭州漢、唐、宋組身高性二形性的較低水平也許反映了鄭州地區女性在漢唐宋時期與男性所攝取的食物質與量方面的差異要小於同時代其他地區人群中的兩性差異，鄭州地區女性可能在維持基本生活的花費上與男性的差別不大，也許可以初步認為該地區兩性的不平等現象小於同時代的其他地區。…………通過黃種人身高推算公式，得出鄭州漢、唐、宋組居民的兩性身高，其中，鄭州漢代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9.52cm，變異範圍是160.70～177.97cm，女性平均身高為159.11cm，變異範圍是146.38～170.46cm；鄭州唐代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7.03cm，變異範圍是162.40～173.40cm，女性平均身高為158.39cm，變異範圍是149.39～170.81cm；鄭州宋代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4.49cm，變異範圍是154.04～173.88cm，女性平均身高為156.17cm，變異範圍是148.94～164.80cm。對鄭州漢、唐、宋組兩性的平均身高進行的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漢、唐、宋兩性平均身高均為男性大於女性，兩性身高差別均有極顯著性意義；兩性身高隨著時代的發展大致呈下降的趨勢，但身高的時代差異均不存在顯著性意義。…………對鄭州漢、唐、宋組兩性身高的性二形性指數進行分析，均處於5%～10%中的較低水平，也許反映了鄭州地區的女性在維持基本生活的花費上與男性的差別不大。鄭州地區身高的性二形性水平低於同時代的其他地區，也許可以初步認為該地區兩性的不平等現象小於同時代的其他地區。

[67] 侯衛東《試論二里崗文化構成的演變》鄭州商城形成階段的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過渡期，既有各種文化特徵鮮明的器物，又有各種文化融合之後形成的新面貌，這一時期多元文化因素共存，尚未形成穩定的風格。過渡期之後，形成特徵鮮明的典型二里崗文化，但多元文化的遺風猶存；典型二里崗期早段青銅器仍以二里頭文化風格為主，典型二里崗期晚段青銅器才形成典型二里崗風格。此後的白家莊期器物的規範化和標準化層度更高，總體上一元文化為主，仍有少量多元文化的遺風。鄭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崗文化構成的總體演變趨勢從多元逐漸走向一元，反映了中心都邑逐漸規範化和制度化的過程。
.……典型二里崗風格在二里崗下層二期逐漸形成、並在二里崗上層一期進一步發展，白家莊期又逐漸形成了新的風格。可將二里崗下層二期和二里崗上層一期稱為典型二里崗期，是鄭州商城發展繁榮的階段；白家莊期是鄭州商城逐漸失去都邑地位的衰落階段。…………綜上，鄭州商城過渡期文化面貌複雜多祥，二里頭文化因素、漳河型因素、輝衛型因素、岳石文化因素常常在同一個遺蹟內共存，融合風格的器物較多。二里頭文化的陶器器類大口尊、捏口罐、圜底深腹罐等總量居多，青銅容器、玉器也以二里頭文化因素為主。各種文化因素接觸、共存、融合，既有各種文化特徵鮮明的器物、也有各種文化因素融合之後形成的新面貌；二里頭文化因素仍然是主體，漳河型、輝衛型、岳石文化等都有典型器物，不同文化因素融合風格的器物也比較常見，漳河型因素雖然不是主體，但其出現打破了此前的文化格局和穩定態勢，主導了鄭州商城所在地的文化向典型二里崗文化發展。……
典型二里崗期以安金槐先生所說的二里崗下層二期、二里崗上層一期為代表，分為早、晚兩段。……典型二里崗期早段相當於二里崗下層二期……典型二里崗期早段較常見岳石文化傳統的深腹紅陶罐，總體上多為零星出土，占的比例很小。二里頭文化、漳河型和輝衛型的遺風猶存，主體上已形成典型二里崗文化。……
典型二里崗期晚段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一期……典型二里崗期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徵的文化面貌，二里頭文化和漳河型的陶鬲、平底深腹罐、大口尊、圓腹罐、捏口罐、豆、深腹盆、淺腹盆等被選擇為主要器類，形成特徵鮮明的典型二里崗文化。……典型二里崗期早段已經常見青銅器，風格仍以二里頭文化因素為主……典型二里崗期晚段青銅器比較流行，已經形成時代特徵，即銅器此時才形成典型二里崗期風格……典型二里崗期既形成了新的主體風格，又不同程度地繼續發展多元文化，經歷了多元文化格局向一元文化發展的過程。二里崗文化在典型二里崗期逐漸形成穩定風格，陶器先形成典型二里崗風格，隨後銅器才逐漸形成典型二里崗風格，反映了器物規格和器用制度逐漸規範化的過程……
鄭州商城的主要發掘者和報告撰寫者安金槐先生將白家莊期稱為二里崗上層二期……從很多學者的認識來看，白家期是鄭州商城逐漸崩潰並失去王都地位的階段，但鄭州商城仍然有豐富的遺蹟和遺物。……
鄭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崗文化在過渡期最大的特徵是形成一種多元文化接觸、共存、融合的格局，二里頭文化因素仍然是主體，文化因素特別多樣、新的風格不太定型。漳河型因素的出現打破了此前的文化格局和穩定態勢，主導了此後典型二里崗文化的形成。典型二里崗期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徵的文化面貌，既形成了新的主體風格，又不同程度地繼續發展多元文化，器物規格和器用制度逐漸趨向標準化和規範化，經歷了多元文化向一元文化發展的過程……

[68] 趙海濤、張飛《二里頭都邑的手工業考古》……目前二里頭遺址內發現的鑄銅遺存主要集中於二里頭遺址的Ⅳ區和Ⅴ區，也就是圍垣作坊區和宮殿區。圍垣作坊區南部發現有較大範圍的青銅器澆鑄工場、陶范燒烘工房和陶窯，熔煉銅料的坩堝、陶范、熔爐碎片、銅礦石、木炭、鑰渣等，因此該處存在一處鑄銅作坊應當是確鑿無疑的。圍垣作坊區內的鑄銅作坊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就進行過發掘，揭露面積近3000平方米，根據發掘與勘探結果推測其總面積在1.5萬到2萬平方米，主要使用時間為二里頭文化二期早段至四期晚段。在二里頭宮殿區雖發現有部分銅渣、銅礦石等治煉遺物，但一直未尋找到治鑄相關的遺蹟，因而暫無法判斷該區域是否存在鑄銅作坊。……二里頭都邑出土的數量眾多、工藝高超的玉器，應該是同銅器、綠松石等貴重手工業產品一樣，在二里頭都邑的圍垣作坊區內製作的。但與制玉有關的遺存，蚌器、牙器、漆器等多種質料手工業器的加工地點都無線索，有待繼續探索。
總體上看，作坊區處於靠近宮殿區的都邑中軸區，且外圍設有圍垣設施，表明其為上層統治階層所控制、壟斷，並為之服務，具有官營性質。其中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加工作坊設施齊全，工序繁多，技術水平高超，都經過長期反覆使用，表明這一時期的青銅冶鑄和綠松石器製作已經實現了專業化、規模化的生產。遺址內雖有大規模的作坊及圍垣作坊區，但並未將手工業生產嚴格限定在作坊區和作坊內，而是較為分散，甚至宮殿區內也分布有小型作坊和加工地點；多處生產地點同時生產多種質地的產品。這些情況反映了二里頭早期王朝多種制度初創時的相對不成熟特徵。
……二里頭一期銅器數量很少，僅有一些銅塊與小型工具，二期在原先小型工具的基礎上已經能夠製造較為複雜的空腔器銅鈴、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三期最大的突破在於採用「複合范法」鑄造的銅爵與銅戈、銅戚等青銅兵器的鑄造，四期能夠鑄造青銅容器的種類更加豐富，如銅盉、銅鼎、銅斝、銅觚等，這些青銅容器最終成為三代青銅禮器的源頭。從合金成分看，一至四期純銅所占的比例不斷減少，青銅的比例不斷增加，含砷青銅的量相對在減少，銅器材質與器類已形成一定的對應關係，冶金技術從發端邁向成熟和規範。從金相組織看，二里頭遺址大多數銅器是使用鑄造的方式製作而成，僅有少部分兵器與工具採用退火與冷鍛工藝，這可能是基於功能的考慮，而到了二里崗時期工匠們對器物與不同工藝之間關係的認識則更加清晰。…………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與綠松石是二里頭文化最具代表性與創新性的器物之一，因此對於其製作技術的研究歷來為學者們所重視。就玉器而言，其種類豐富，包括刀、璋、鉞、戈、戚、圭、柄形器等多種。大量的實驗考古與微痕分析工作已經表明二里頭的玉器已經能夠熟練運用管鑽與實心鑽、鋸片切割、減地、陰刻、打磨等技術，尤其是鑽孔技術，有學者推測當時已經使用輪盤和轆轤軸承裝置。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綠松石製品達到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興盛發達的階段，其種類包括綠松石管、珠、片、飾件、銅牌飾、龍形器等多種。……二里頭遺址出土骨、角、蚌、牙、貝、螺器數量經統計約3200件…………骨器成品包括骨鏃、骨簪、骨錐、骨雕、卜骨等，其中以骨鏃與骨簪為主，數量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製作骨器的原料主要來自黃牛、羊、豬、梅花鹿、小型鹿科等動物的骨骼，其中黃牛是二里頭遺址最重要的骨料來源。……需要說明的是，卜骨的原料主要為牛、羊、豬、鹿科動物的肩胛骨，似乎更傾向於使用牛的左側肩胛骨作為卜骨。……

[69] 李小龍《夏縣東下馮遺存再研究》…………夏縣東下馮遺存自Ⅲ期時開始出現銅器，並一直延續至Ⅵ期，器類主要為武器和工具，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箭鏃，次之為銅刀。銅鑿及銅爵均較少。這些器物，除了Ⅲ期的H9:17（銅鑿）為紅銅外，余皆為青銅製品。……夏縣東下馮遺存發現的卜骨雖然都沒有文字，但是總數卻不少，到Ⅳ期時達到了57件之多。……卜骨的選材上大體以豬肩胛骨為主，Ⅲ期始見牛肩胛骨和羊肩胛骨，Ⅳ期還找到部分鹿肩胛骨，到Ⅵ期時牛肩胛骨制的卜骨數量上升為第一。……從現有的考古學材料看，先商文化中以漳河型與東下馮遺存關係最為密切，鄒衡先生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夏縣東下馮型」是其三個主要來源之一。……
「晉中地區」在夏商時期存在一個獨立的考古學文化是諸多學者的共識。但是命名卻一直存在爭議：鄒衡先生稱其為「光社文化」；宋建忠先生以「東太堡文化」為之正名；嚴志斌和蔣剛等學者認為「白燕文化」更為適合。……可以說，白燕文化與東下馮遺存交往密切的地方集中於白燕文化的南部區域，越向北影響越小。從兩者的相對年代關係和發展水平來看，一開始很有可能是東下馮遺存先向外擴張，隨後，白燕文化反向與之交流。
……根據已掌握的遺蹟材料，並參考各文化類型時間上的對應關係，大體可得出如下結論：東下馮遺存在前期的發展過程中，首先是受到了陶寺類型極大影響；從Ⅲ期開始，二里頭文化的部分人群遷入這裡，並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一情況直到Ⅴ期時才發生改變。……考慮到夏縣東下馮遺存Ⅰ期～Ⅳ期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基本囊括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的夏紀年裡。……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東下馮人群遷徙到該地以後，在Ⅰ期和Ⅱ期整體保持了其原有的文化面貌；但在Ⅲ期和Ⅳ期，隨著夏人的擴張，東下馮逐步納入夏王朝的政治版圖，成為夏統治下的萬國之一；等到Ⅴ期和Ⅵ期時，東下馮人則接受了商王朝的領導。……

[70] 金星曄、管漢暉、李稻葵、BROADBERRY Stephen《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的演變（公元1000－2017年）——對麥迪遜估算的修正》……研究發現：第一，公元1000-1978年，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先升後降，峰值為1600年的34.6％，而不是麥迪遜估算的1600年和1820年兩次高峰，1600年34.6％的峰值高於麥迪遜32.9％的最高峰估計。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後，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斷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別僅占5.2％和4.9％。第二，改革開放後，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復，2017年達到18.2％。第三，以人均GDP衡量，中國從18世紀上半期開始，生活水平開始落後於主要歐洲國家……
三、基於歷史國民收入核算重新探討大分流
……（1）根據最新的歷史國民收入核算研究成果，在1700年甚至更早的時間裡，中國和歐洲的人均GDP互相超越，但是在18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均GDP被歐洲超越後持續下降。因此，大分流的發生時間應該在18世紀上半期。（2）中國人均GDP在北宋時處於較高水平，直至明代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在清代經歷波動後迅速下降，而非麥迪遜所認為的一直維持在600美元（1990年美元）。（3）歐洲人均GDP在1700年以前基本平穩，有小幅波動，在1700年後迅速上升，而非麥迪遜估計的持續較快增長。……從1500－1600年起，一直到1600－1700年，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都高於歐洲，但是，在1700－1820年間，中國人均GDP轉為負增長，而同時期歐洲的年均增長率則表現出不斷加快的正增長趨勢。……
五、結語
……本文的研究發現，第一，公元1000－1978年，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先升後降，高峰點為1600年的34.6%，而不是麥迪遜估算的1600年和1820年兩次高峰，34.6%的高峰值也高於麥廸遜估測的32.9%的最高值。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後，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的比重斷崖式下降，1952和1978年分例僅占5.2%和4.9%。第二，改革開放後，中國GDP占世界總GDP的比重迅速恢復，2017年達到18.2%。第三，以人均GDP衡量，中國從18世界上半期開始生活水平落後於歐洲主要國家……

[71] 王月前、洪梅、戴向明《山西夏縣轅村遺址發掘簡報》……從遺物與遺蹟的分布情況來看，仰韶文化中期聚落分布於轅村的西、南、東部，跨蘆溝河的兩岸，向南直達河對岸的湯里村北部，面積90多萬平方米，基本覆蓋整個遺址區。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位於轅村南部,範圍較中期明顯縮小，遺存集中於蘆溝河的河岸兩側，北寬南窄呈曲尺形,面積約35萬平方米。廟底溝二期時期聚落分為兩處，分別靠近轅村與湯里村，列於河流兩岸，面積均約5萬平方米。龍山時期聚落分布在蘆溝河的西岸，沿河流走向呈弧形條狀分布，從轅村的南部一直延伸到湯里村對岸附近，河東岸不見遺存分布，面積約10萬平方米。二里頭與二里岡時期的聚落分布情況與龍山時期大體相似，也只集中在河流的西岸，但南北範圍的延伸程度不及龍山時期,面積均約5萬平方米。從聚落的分布範圍及遺存分布的密集程度可以看出，仰韶文化中期階段是該聚落比較繁盛的時期,聚落的空間廣大，分布範圍跨越河流兩岸。……轅村遺址東北部為西陰村遺址。轅村遺址仰韶文化中期的文化面貌，與西陰村遺址同時期遺存之間存在較多的共性，表明本地區的仰韶文化發展進程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轅村遺址的彩陶工藝不如西陰村遺址發達，彩陶器物數量少，圖案形式也趨於簡化，部分典型器物的型式變化帶有更明顯的晚期特徵，如小口尖底瓶口部均呈現內唇凸起不顯著的風格，有向晚期喇叭口形式過渡的趨勢；另外，缽類器物的折腹造型也屬晚期特徵，與瓶口的變化同步。位於中條山南部的芮城西王村遺址，與轅村遺址僅一山之隔，遺址內有比較典型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通過陶器等主要遺存的特徵對比可看出，轅村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存雖然偏晚，但與西王村類型之間還存在明顯差別，表明其時代並未進入到仰韶文化晚期。綜上所述，可以確定轅村遺址本時期遺存應屬於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階段。……因此我們認為，轅村遺址的二里頭時期遺存從文化性質上可以劃歸東下馮類型，大體相當於該類型的第2期。…….二里岡時期的遺存中未見特別重要的遺蹟與遺物，聚落本身的範圍也不大，是轅村遺址聚落髮展的一個低谷時期，遺存的總體面貌與東下馮遺址第5、6期接近。二里岡時期的東下馮遺址呈現小型城址的聚落形態，是這個時期運城盆地聚落髮展的核心，轅村遺址距離東下馮不過20公里左右，在發展程度上又明顯落後於後者，因此可以確定它是當時東下馮城址統轄下的一個偏遠小型聚落。……

[72] 劉丁輝《二里頭文化花邊罐來源的再研究》……目前來看，中原區域的花邊口沿陶器是有著相對完整的發展體系和軌跡的。首先，至少在裴李崗文化時期的舞陽賈湖、長葛石固等遺址就已出現花邊口沿陶器，花邊多為壓印形成，器形多為罐、鼎、盆、壺等陶器，並對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產生了積極影響；其次，仰韶文化是附加堆紋的盛行期，也是中原區域花邊口沿陶器的繁榮期，尤其是伊洛潁汝流域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址，大多發現有類型多樣的花邊口沿陶器，花邊樣式也開始多樣化，有壓印紋和附加堆紋花邊，廣泛見於罐、鼎、瓮、缸等陶器；再次，從河南龍山文化時期開始，儘管花邊口沿陶器的數量明顯減少，但在早、中、晚期均有發現，還是有一定的連續性，器形也趨於集中，罐以外的其他陶器不見或少見；最後，伴隨著新砦期文化的興起，附加堆紋又得以廣泛應用，花邊罐在新砦第三期遺存中的比例明顯提升，從陶罐類型和花邊形式上看，顯然對二里頭文化產生了積極影響。基於上述認識，在二里頭文化形成之前，以伊洛潁汝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區域應具備花邊口沿裝飾的應用傳統，而把二里頭文化花邊罐完全歸因於外來因素的影響或傳入，顯然是不恰當的。……我們認為從裴李崗文化尤其是河南龍山文化的早期花邊口沿陶器到二里頭文化花邊罐的發展一脈相承，二里頭文化花邊罐應更多地來源於中原早期文化因素，是對河南龍山文化和新砦期文化花邊口沿陶器的繼承與發展……

[73] 錢燕《試論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的來源》……在東下馮類型早期遺存中不見二里頭類型一期的文化遺存，東下馮類型一期與二里頭類型二期所見的文化遺存類似，年代相當，說明東下馮類型的形成時間晚於二里頭類型。……筆者也贊同這種說法，認為二里頭類型是東下馮類型的主要來源。……總之，東下馮類型作為二里頭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是二里頭類型西進的結果，隨著夏勢力的擴展，夏文化越河北向西發展到山西南部，與當地原居文化逐步融合形成為具有一定地域特點的東下馮類型文化，不是說前者完全承襲後者，但二者的共性是主要的，差別是次要的。……

[74] 豫南地區二里頭時期的遺存雖然存在一定差別，但共性較強，主要表現在不同遺址的典型器物大致相同，並且典型器形的發展演化規律也幾近相同。

[75] 楊軍《安岳3號墓和德興里壁畫墓銘文新說——兼論 4 世紀朝鮮半島的漢人遺民與移民》……安岳3號墓，又稱冬壽墓，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高句麗壁畫墓，位於今朝鮮黃海南道安岳郡五菊里。……關於冬壽的籍貫「幽州遼東平郭都鄉敬上里」，完整的寫法應該是：幽州、遼東郡、平郭縣、都鄉、敬上里，按州郡縣鄉里完整排列。《晉書》卷一四《地理志》，遼東郡八縣：襄平、汶、居就、樂就、安市、西安平、新昌、力城。無平郭縣。冬壽死於永和十三年（357），享年69歲，應生於289年。冬壽墓銘文不僅證明289年以前已存在平郭縣，而且平郭縣下存在完整的鄉里組織。《中國歷史地圖集》定平郭縣在今遼寧省蓋州市稍東。景初二年（238）司馬懿滅公孫氏之後，遼東漢人大量外遷，遼東半島南部包括平郭縣所在的今遼寧省蓋州市一帶人口銳減，遼南已不再設縣。而半個世紀之後，不僅存在平郭縣，還已經出現完整的鄉里組織，證明公孫氏滅亡之後的遼南人口外流並未持續很久，就開始出現回流現象，以至今遼寧蓋州一帶已成為移民集中之地，建立起類似於中原的完整的縣鄉里地方行政機構。……冬壽墓的壁畫中有出行圖，圖中人物超過250位，上至各級官員，下至隨從、士兵，皆著漢式服裝，儀仗、樂器等也皆符合中原體制。由此可證，《資治通鑑》雖然僅記載「（冬）壽、（郭）充奔高麗」，實則二人並非單人匹馬東奔，而是率宗族部曲移民高句麗。正如洪晴玉所說：「當初冬壽奔高句麗時，按照當時大族的遷移情況，除去軍隊以外，似乎還帶去了為數很多的人。這使冬壽不但擁有一部分兵力，而且也是能在安岳一帶長久居住的原因。……早在樂浪、帶方覆滅之前，樂浪郡的漢人大姓就已經開始向南遷移。根據韓昇的研究：「王和韓是朝鮮漢人大姓，在帶方郡設立以前，大都分布在樂浪郡，特別是王姓，金石銘文（包括年代不詳者）上出現的二十三例，基本都在樂浪。帶方郡設立後，他們已逐漸南移至黃海道一帶，而到了後期，樂浪郡遺址里竟連一例也未見到。韓姓的情況大致相同，在帶方郡設立後，其家族聚居地顯然在黃海道信川和鳳山郡一帶。」朝鮮黃海道安岳郡安岳邑柳城裡出土的王氏墓磚上刻有「逸民含資王氏磚」「含資逸民王君磚」等。含資原為樂浪郡屬縣，後屬帶方郡，在今朝鮮黃海南道瑞興。王氏磚可證原樂浪郡大姓王氏已經南遷至帶方郡。在樂浪、帶方二郡覆滅之前，今朝鮮黃海南道已經逐漸成為漢人最集中的聚居區。「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某造」和「元興三年三月廿日昭明王某造」磚銘，皆與帶方郡所屬昭明縣有關。西晉武帝太康四年（283）約在樂浪、帶方覆滅之前30年，東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在二郡覆亡之後90年，在此一個多世紀之中，王姓始終為昭明縣大姓。由此可證，王姓在帶方郡的勢力並不局限於某一個縣，而且其存在時間也遠不止一個世紀，由此可見朝鮮半島漢人社會中強宗大姓的影響力與凝聚力。在樂浪、帶方二郡覆滅前後，當地漢人普遍由城市向邊地南下遷徙，舉族遷徙，聚眾自保，並呈現出兩個特點，即形成移民集團和同一集團分成相互協助的枝族。在樂浪、帶方覆滅之前的遷徙，動因固然與高句麗南下侵逼有關，可能也與當地漢人社會人口自然增殖，故遷往人口密度較低的南部有關。樂浪、帶方覆滅後，更導致大量漢人宗族逃散，當地漢人社會人口銳減。在樂浪、帶方二郡覆滅之後，另有大量中原移民進入該地區。較為典型的人物為冬壽和幽州刺史鎮。冬壽與鎮的例子足以說明，高句麗占據樂浪、帶方二郡之後，當地原有漢人社會向南移動的同時，高句麗將大量新到來的中原移民安置到這一地區，用中原官銜封授移民的首領，以之管理中原移民，在樂浪、帶方故地形成新的移民社會。這個新形成的移民社會保持著中原漢人的風俗文化，甚至可以說是將中原風俗文化移植到樂浪、帶方故地。不僅墓葬的形制一如魏晉，壁畫中反映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皆與中原相同。在冬壽墓壁畫的出行圖中，儀仗隊伍里出現了羽葆鼓，這是晉代才出現的樂器，或者說羽葆鼓用於儀仗是晉代才出現的事情，這一在中原地區也剛剛出現的文化現象已經被移民傳播至朝鮮半島。…………高句麗政權對樂浪、帶方二郡故地的漢人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密，當地漢人社會的首領由原來被授予軍政兩個方面的全權，已經變為僅獲得行政方面的權力。雖然仍舊授予當地漢人社會首領中原式官銜，但已經將這些中原官號與高句麗人自身的官等相比附，顯然漢人社會的首領已經被納入高句麗的官階體系，也就是進入高句麗政府組織架構之中。漢人社會被嵌入高句麗政權的權力結構之中，而不再是游離於權力結構之外，呈半獨立狀態。也是在這半個世紀裡，當地漢人的心態出現微妙的變化，已經由使用東晉年號轉而使用高句麗年號，開始對高句麗政權產生心理認同。這種變化既為20年後高句麗長壽王遷都平壤奠定了基礎，也隨著高句麗遷都，以及伴隨遷都而來的大量高句麗人特別是高句麗貴族進入該地區，使當地漢人社會逐漸高句麗化，最終融入高句麗人之中。長壽王遷都之後，當地的漢人社會逐漸消失。

[76] 王培新《西北朝鮮地區木槨墓研究》公元前1世紀~公元1世紀，流行於西北朝鮮的木槨墓同這一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密切相關。據中國文獻記載：公元前108年，漢朝於朝鮮半島北部設立四郡，其中的樂浪郡一直存在到4世紀初。木槨墓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西北朝鮮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隨葬品都與中國內地漢墓高度趨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西北朝鮮木槨墓的文化淵源來自中國內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木槨墓墓主人身份為樂浪郡漢民。
…………木槨墓主要分布在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平壤市、平安南道、南浦市、黃海南道、黃海北道一帶。木槨墓多以群集的形式修建於大同江下游地區和載寧江流域的低矮丘陵或河岸台地的頂部，墓葬一般按自然地勢分群埋葬。平壤市大同江南岸樂浪土城遺址的南部，是木槨墓的最大分布區。據朝鮮學者的統計，在這一區域內共發掘木槨墓1000餘座。此外，平安南道南部、南浦市以及黃海南道、黃海北道北部也分布著相當多數量的木槨墓。
…………根據典型陶器的變化、銅鏡及紀年漆器所示年代，本文將西北朝鮮地區木槨墓劃分為四期。
第一期：墓葬數量較少，木槨形制均為A型Ⅰ式。本期的貞柏洞92號墓、土城洞4號墓出有星雲鏡，在洛陽燒溝漢墓中隨葬星雲鏡的墓葬都只出武帝、昭帝五銖。故本期的年代應在西漢中期的武帝、昭帝時期，即公元前1世紀前半期。
第二期：墓葬數量及木槨形制都較前一時期明顯增多。A型Ⅰ式木槨墓仍然流行，新出現B型Ⅰ式、B型Ⅱ式、C型Ⅰ式木槨墓。不過，B型Ⅰ式、C型Ⅰ式木槨墓數量較少。本期流行的主要木槨墓形制為A型Ⅰ式和B型Ⅱ式。屬於B型Ⅰ式的貞柏洞3號墓西槨和屬於C型Ⅰ式的貞柏洞37號墓北槨，均與A型Ⅰ式木槨墓同墳異穴合葬。本期A型Ⅰ式木槨墓，已有半數左右發展為同墳異穴合葬的形式。屬於本期的貞柏洞58號墓西槨（A型Ⅰ式）、貞柏洞3號墓西槨（B型Ⅰ式）出有昭明鏡，貞柏洞2號墓（B型Ⅱ式）出有日光鏡、昭明鏡及「永始三年」漆傘柄，貞柏洞37號墓北槨（C型Ⅰ式）出有昭明鏡和「地節四年」銘文漆盒，貞柏里17號墓（B 型Ⅱ式）出有「永光元年」銘文漆耳杯，貞柏洞53號墓南槨（A型Ⅰ式）出有連弧紋銘文鏡，石岩里52號墓（B型Ⅱ式）出有昭明鏡和四乳四虺鏡。出土銅鏡及漆器銘文顯示，本期的年代應在昭帝之後的西漢中、晚期，即公元前1世紀後半期。
第三期：A型Ⅰ式木槨墓演變為Ⅱ式，B型Ⅱ式木槨墓演變為Ⅲ式，C型Ⅰ式木槨墓演變為Ⅱ式，本期還出現了D型木槨墓。本期墓葬已不見同墳異穴合葬的形式，幾乎都採用同槨合葬。本期的石岩里257號墓（A型Ⅱ式）、貞梧洞5號墓（C型Ⅱ式）出有四神規矩鏡，石岩里9號墓（B型Ⅲ式）出有雲雷連弧紋鏡和「居攝三年」漆盤，貞梧洞1號墓（D型）出有鳥獸紋規矩鏡和「元始五年」漆耳杯，石岩里194號墓（C型Ⅱ式）出有雲雷連弧紋鏡和「始建國五年」漆耳杯，貞梧洞6號墓（C 型Ⅱ式）出有連弧紋鏡和「建武十八年」漆耳杯,貞梧洞 4 號墓（C型Ⅱ式）出有雲雷連弧紋鏡和「永平十四年」漆盤。因此，第三期的年代應為新莽及東漢前期，即公元 1世紀前90年。
第四期：墓葬形制與前期基本相同，變化不明顯。除了新出現 C型Ⅲ式木槨墓以外，第三期就已經流行的A型Ⅱ式、B型Ⅲ式、C型Ⅱ式木槨墓本期繼續沿用。本期的台城裡4號墓（A型Ⅱ式）出有簡化規矩鏡，貞柏里122號墓（A型Ⅱ式）、石岩里20號墓（B型Ⅲ式）都出有多乳禽獸紋鏡，貞柏洞6號墓（C型Ⅱ式）、梧野里19號墓（C型Ⅲ式）出有環繞式神獸鏡，貞梧洞8號墓（B型Ⅲ式）出有長宜子孫連弧紋鏡和盤龍鏡，貞柏里3號墓（C型Ⅱ式）出有環繞式神獸鏡和盤龍鏡，貞梧洞12號墓（C型Ⅱ式）出長宜子孫連弧紋鏡和畫像鏡。根據墓葬出土銅鏡的流行年代，第四期約相當於東漢後期。
…………以上分析表明，西北朝鮮地區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陶器器形，都和與其毗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漢墓高度近同，木槨墓的文化淵源應來自中國內地。
……自戰國晚期以來，中國內地居民就不斷移住朝鮮半島北部，秦漢之際移民人數劇增。《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由於大批中國內地居民的移居，西北朝鮮地區從戰國晚期開始，中國文化因素不斷增強，並逐漸形成了有別於半島其他地方的獨特考古學文化區。考古資料表明，西北朝鮮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樂浪郡設立後，逐漸與內地文化趨同，最終形成了具有鮮明漢文化特徵並保持了一定地方特色的樂浪文化。.…………木槨墓出土印章所示墓主人姓氏及官職，證明了墓主人的身份為樂浪郡漢民。例如：貞柏洞2號墓出有「高常賢印」銀印和「夫租長印」銅印；石岩里52號墓出有「王雲」銅印；石岩里205號墓出有「五官掾王盱印」木印；石岩里219號墓出有「王根信印」銀印和「王野之印」銅印；貞柏里127號墓出有「樂浪太守掾王光之印」木印。此外，樂浪土城出土封泥中所見人物姓名，也都是漢民姓氏。據《後漢書·王景傳》記載：「王景字仲通，樂浪冉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齊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據此記載可知，王景出身樂浪郡冉邯縣，祖先王仲原為琅邪郡不其縣人，避難至樂浪，其父王閎曾為郡三老。表明王閎一族在樂浪地區有著相當大的勢力。「土人王調」從其姓氏及其篡權後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等職的事實推斷，也應與王閎同樣，為樂浪本地漢民豪族。……

[77] 杜佳浩《賓組卜辭所見國族材料分類整理與研究》
……本文所使用的「國族」是「方國部族」的簡稱。……卜辭中還有很多與方國類似但不稱「方」的，從它們的地望來看大多都在殷都以外，一般將它們稱為「部族」或「族氏」，也有學者將它們視為廣義的方國。卜辭中對這類部族沒有限定性稱謂，不稱為「某族」，而是直呼其名，如祭。我們認為，從本質上來說，卜辭中的「方國」、「部族」都是擁有土地、邑落、民眾並有首領進行管理的社會共同體，它們當中有的可能已經發展成為政治實體，擁有軍隊和官僚系統等。……
……分期是以董作賓先生的「五期說」為標準，即第一期為武了時期，第二期為祖庚、祖甲時期，第三期為廩辛、康丁時期，第四期為武乙、文丁時期，第五期為帝乙、帝辛時期。……賓組卜辭，是以貞人「賓」為代表而命名的一組卜辭，最早是由陳夢家先生根據貞人系聯和字體特徵劃分的，其大致相當於董作賓先生所分的第一期。…… ……綜上，卜辭表明雀族與商王室的關係親近，從武丁執政時期，雀從王族獨立而成為分支家族，並領有自己的封地。在風雲變幻的「中興」時期，雀在政治上握有重權，常受武丁委派四處征伐，他勤勞王事，不幸身染重病，武丁對他的關心多寄托在神靈的佑助上。綜合來看，雀的身分為王族多子成員的推定，應該比較切合實際。…………

[78] 馬林偉《論涇水上游的周文化》……
第三章涇水上游地區周墓的分期與年代推斷
……綜合前面對各類墓葬的分期，可將涇水上游地區的周墓分為四期（表一）……
表一涇水上游地區周墓分期
……涇水上游地區由於只發掘了部分周人墓葬，而與墓葬對應的居住遺址幾乎從未發現，因此對於這一地區周文化的認識只能通過墓葬材料來進行，這種做法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墓葬材料的分析也是認識這一地區周文化唯一的有效途徑。通過對墓葬資料的分析可知，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具有明顯的特點。表現在墓葬上，具體有以下幾點：（一）墓葬分布的範圍比較小。只局限於平涼、慶陽兩地，而且絕大多數周墓都發現於崇信於家灣墓地，其餘墓葬則零散分布於平涼靈台及慶陽的少數地區。（二）墓葬規格低，隨葬品少。涇水上游地區發現的周人墓葬以小型墓為主，中型墓較小，大型墓幾乎不見。隨葬器物種類、數量均較少，雖然不排除曾遭盜擾的可能，但從保存比較完好的墓葬中依然可以看出這一地區墓主人身份地區都不高。（三）從出土器物特徵來看，本地區屬於先周時期的器物幾乎都在先周晚期階段，而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器物年代基本上都在早期偏早階段，這說明該地區從先周晚期到西周初年的文化有很強的連續性。但自西周早期以後墓葬數量迅速減少，到晚期時幾乎全部消失，墓葬規模也逐漸變小。這種現象應該是與西周中期以後對這一地區統治權的逐漸喪失有關。
第四章涇水上游地區周文化與其它文化的關係
涇水上游地區經過歷年來的發掘，不僅出土了數量可觀的周文化遺存，還發現了一些周文化以外的其它文化遺存，比較重要的有碾子坡文化、寺窪文化、殷遺民文化。……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與碾子坡文化區別明顯，分屬不同的文化。涇水上游地區出土的周文化陶器以鬲、罐為主，其中鬲又分為乳形袋足鬲與聯襠鬲，在數量上以聯襠鬲為主，乳形袋足鬲較少。這與碾子坡出土陶鬲中乳形袋足鬲占絕大多數的情況有明顯的不同。……綜上，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與寺窪文化是在時間上同時並存，地域上相互毗鄰且互相影響而又具有各自特徵的兩種文化……關於殷遺民墓葬的葬俗問題，根據學者們的長期研究，目前已基本達成共識，即殷遺民墓葬多有腰坑、腰坑內多殉狗，高等級的殷遺民墓葬殉人、殉牲的比例較高，在隨葬器物方面，殷遺民隨葬的青銅器上比較流行族徽、日名。……涇水上游殷遺民墓葬的年代，絕大多數為西周早期，根據對隨葬器物特徵分析可知，其年代大概在成康時期。西周初年，將大量東部地區的殷遺民強行西遷至關中地區，置於周人直接控制的範圍內。周原與豐鎬地區歷年來發掘出土了大量殷遺民墓葬以及明顯具有商文化因素的青銅器群，說明這兩地都是殷遺民曾經聚居的集中地點。……
……先周晚期，涇水上游地區分布有周文化、碾子坡文化和寺窪文化。這一時期的周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崇信和慶城兩地，目前發現的全為周人墓葬。碾子坡文化分布在長武縣東南方向的碾子坡遺址，寺窪文化分布於合水縣九站遺址。……涇水上游發現的西周早期周人墓葬數量與分布範圍較之前一階段大為增加，開始向東南和北部擴展，在涇河幹流的崇信、靈台兩地以及馬蓮河上游地區的環縣和中游地區的合水縣均發現有這一時期的周人墓葬，表明周人滅商後對這一地區的加大了控制力度。……寺窪文化的分布範圍雖無變化，但在九站遺址出土器物中，周文化器物所占比例有了明顯的增長。碾子坡文化也仍拘於長武的碾子坡遺址，但該遺址出土的器物中，原本占據主導地位的乳形袋足鬲也在這一階段迅速減少，開始以周文化典型器物聯檔鬲為主，並且出土器類也逐漸增多……總的來說，西周早期這一階段，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處於強盛期，周邊的其它文化在較大程度上受到其影響，而這一時期的周文化自身所受影響則很小。……
第五章相關問題探討
第一節周人在涇水上游地區的發展
從本文第三章對於涇水上游地區周人墓葬的分期與年代推斷可知，該地區先周時期的墓葬有九座，其年代大概都在先周晚期。墓葬主要分布在平涼崇信及慶陽地區的合水、慶陽（今慶城）三個地區。……綜上，從西周早期周人墓葬來看，本階段周文化己經在涇水上游地區占據了統治地位，分布地域也比以前有所擴大，已從平涼東部擴展到慶陽地區。對周圍的其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也遠遠超過先周時期，而自身所受的影響卻很小。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周人滅商後勢力的鼎盛，涇水上游地區的周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涇水上游發現西周中期周人墓葬十座，分布在靈台與崇信兩地。……穆王即位後，試圖重振周王室的權威，為此進行了一列的軍事行動，其中持續時間最長且對以後周王朝產生一系列重大影響的當屬在涇水上游地區與犬戎之戰。……雙方開始了長期的戰爭，戰爭的結果就是周王朝逐漸開始喪失在涇水上游的統治地位……宣王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復王室權威的措施，史稱「宣王中興」，其中一項措施就是重建周人在涇水上游一帶的統治地位。……由於種種原因，宣王在涇水上游的努力最終未能成功……在這種形勢下，涇水上游地區的周人已無法繼續在此生存，只能向南遷移進入關中地區。這也是對涇水上游地區幾乎沒有發現西周晚期周文化遺存的最合理解釋。……
……有學者通過研究，從氣候變化方面對周人北遷戎狄之間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當時東南季風強烈盛行，古邰地氣候溫暖濕潤，極適宜農業發展，導致邰地人口越來越多，對資源環境空間的壓力驟增，各部族之間為爭奪水土資源戰爭不斷。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部落被迫遷往別處，不窯北遷的原因也出於此。……在氣候方面，相關研究表明，夏商時期，涇水流域為溫暖的半濕潤性氣候，年平均氣溫較今高2℃，年降水量也較今多100～200mm。這些自然條件，雖不如溫暖濕潤的邰地，但對於擅長農業的周人來說，也是比較理想的生存之地。……
結語
……本文分析了碾子坡出土器物及葬俗等方面的特徵，並結合相關的考古資料，認為碾子坡文化是密須國人的文化這一觀點是比較合理的。……涇水上游目前共發現十六座西周早期的殷遺民墓葬，其中的幾座大型墓葬全都集中在靈台一帶，這些墓葬隨葬大量青銅器，規模、等級也最高。這些殷遺民墓葬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隨葬品中青銅兵器的數量與比例偏高，遠超周原、豐鎬等遺址的殷遺民墓葬。本文通過分析隨葬器物特徵與銘文，認為這些殷遺民是在西周早期被派駐到涇水上游地區駐守的軍旅之人，周王朝將他們安排到此處，既是為了就近監視，更重要的是想藉助其力量抵禦西戎。……西周晚期的周人墓葬僅在寧縣宇村發現一座，年代為宣王時期，從墓葬隨葬兵器與虎符來看，墓主人應該是一位軍事將領。通過文獻記載可知這一時期周人已經喪失對涇水上游的控制權，考古發現也表明周文化勢力已退出涇水上游地區。寧縣發現的這座西周晚期墓葬，應該與宣王時期周王朝與玁狁的戰爭有密切的關係。……

[79] 吳昊《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應同為商代早期都城》

[商文化西渐研究-80] 75.00 ^75.01 ^75.02 ^75.03 ^75.04 ^75.05 ^75.06 ^75.07 ^75.08 ^75.09 ^75.10 ^75.11 ^75.12 ^75.13 ^75.14 ^75.15 ^75.16 ^75.17 ^75.18 ^75.19 ^75.20 ^75.21 ^75.22 ^75.23 ^75.24 ^75.25 ^75.26 ^75.27 ^75.28 ^75.29 陶偉《商文化西漸研究》…………從商文化西漸過程的階段性特徵上看，可將其劃分為「進占期」、「停滯期」、「擴張期」、「消退期」四個階段。商文化從二里崗下層一期階段西進到殷墟偏後期東退收縮，經歷了大約500年的時間。在二里崗下層的強勁擴張時期，商文化向西千里躍老到了關中平原的東部地區。在二里崗下層與上層之間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停滯期，這可能與商人已完全達到戰爭目的、取得西方地區直接統治權以及經略重點轉移等原因有關係。經過短暫的停滯，二里崗上層又開始向西擴展，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大約殷墟一至二期階段。在殷墟一、二期之際商文化就開始了出現了消退的跡象，這與商人勢力金銳減無力西顧等原因不無關係。商人在此期的經略重點已經放在了東、南兩個方向，已經無暇顧及西方地區。到了殷墟二期以後，商文化勢力已經基本撤出了關中平原，伊洛地區或可猶存。……

[论早商文化对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播与影响-81] 76.00 ^76.01 ^76.02 ^76.03 ^76.04 ^76.05 ^76.06 ^76.07 ^76.08 ^76.09 ^76.10 ^76.11 ^76.12 ^76.13 ^76.14 ^76.15 ^76.16 ^76.17 ^76.18 ^76.19 ^76.20 ^76.21 丁大濤《論早商文化對山西地區的文化傳播與影響》……本文研究的空間範圍僅僅著眼於早商文化（二里崗文化）北擴過程當中的一個區域——山西地區，基本上涵蓋了今天山西省的行政區域。其東邊止於太行山，西南兩面俱到黃河，北至長城一線。山西省地形奇特，山地、盆地交錯相連，東西兩邊分別為太行山、呂梁山兩大山系，南部邊陲則有中條山，晉北山地則是與內蒙古中南部的陰山山系相連，在這個四周山脈聳立的地域內自北向南分布著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臨汾盆地、運城盆地。在這個區域內，早商時代文化遺存大多集中在山西南部的運城盆地、臨汾盆地，或者說汾河、涑水河、澮河等流域，此外在晉中北地區也有少量的早商時代文化遺存。
……東下馮商城城址位於遺址的中部，考古發掘大體查明了城址的東、南城牆以及西城牆的南段、西南角圓形建築基址的結構與分布，報告中指出第Ⅰ至Ⅳ期（東下馮類型）與偃師二里頭第Ⅰ至Ⅳ期為代表的二里頭類型大同小異；第Ⅴ和第Ⅵ期與鄭州二里崗的下層和上層基本相同。……
……對山西地區主要的早商文化遺址進行細緻的分析研究後，我們不難看出，山西地區早商時代的主要遺址如垣曲商城、夏縣東下馮、絳縣柳莊、上北平望等，其開始年代俱在二里崗下層偏晚即二里崗二期時段，部分遺存未發現二里崗二期遺物，山西地區早商時代遺存幾乎都存在著二里崗三期時段遺物。因此，我們可以說早商文化是在二里崗二期始進入山西地區的。商人在占據垣曲商城、東下馮商城之後，逐步向其他地區擴張。商湯在鄭州商城建立商王朝，商文化開始傳播，由於商王首先要攻伐夏人，加之豫中到山西的路途遙遠，因此，需要一個文化時段的傳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將山西地區考古學文化劃分為晉西南地區、晉東南地、晉中南地區、晉中地區、晉西北地區和晉東北地區六區，其大體與學界流行的劃分方法略同。其中，晉西南地區主要是指運城盆地，或者涑水河流域；晉東南地區則以長治盆地為中心，還包括晉域一帶；晉中南地區則以臨汾盆地為中心，泛指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晉中地區主要以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為中心，呂梁山以東、太行山以西的狹長地帶；晉西北地區則包括黃河以東的呂梁山一線；晉東北則以大同盆地為中心，或者泛指桑乾河流域。……
……通過對山西地區早商時代的典型遺址如垣曲商城、夏縣東下馮商城、絳縣柳莊、平陸前莊等遺址起始年代的分析研究，在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分期的基礎上，對山西地區的早商文化進行了分期，大致分為三期，分例相當於二里崗二期、二里崗三期、二里崗四期。在此研究基礎上，本文認為早商文化在二里崗二期始傳入山西地區。……早商文化在山西地區的文化傳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時間相當於二里崗二期，早商文化始進入山西地區，占據著晉西南局部地區；第二階段，時間相當於二里崗三期，早商文化傳播進入到鼎盛時期，勢力己經擴張到晉西南、晉東南、晉中、晉西北等廣大山西地區；第三階段，時間相當於二里崗四期，由於商文化重心的轉移，早商文化的傳播進入衰退期，各地區發現的早商文化遺存減少。……

[82] 尤悅《商文化階段劃分研究》……考慮到文獻資料多以盤庚為商代晚期的開端，我們認為盤庚以前為商代早期文化，盤庚及盤庚以後為商代晚期文化。從考古文化來看，第Ⅰ至Ⅳ階段與第Ⅴ至Ⅷ階段存在階段性差異，第Ⅰ至Ⅳ階段是早商文化，第Ⅴ至Ⅷ階段是晚商文化即二里崗期商文化屬於早商文化，殷墟文化屬於晚商文化。……中商文化第一期也可稱之為「二里崗上層二期」或「白家莊期」。……這裡，筆者堅持認為應該將花園莊遺存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既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時代又早於大司空村一期（即鄒衡先生劃分的殷墟文化第二期），就屬於殷墟文化第一期。……目前，學術界基本肯定了殷墟小屯文化是由二里崗期商文化發展而來的，後者是前者的源頭。至於兩者中間是否存在缺環，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在上文中我們分析了花園莊遺存的歸屬，認為花園莊遺存屬於殷墟文化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二里崗期商文化與殷墟文化是前後繼承發展的關係，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時間上的缺環。……
表一商文化分期對照表
……根據分析研究，本文的觀點是以盤庚為界分商代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早商文化以二里崗期商文化為代表，晚商文化以殷墟文化為代表，花園莊遺存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早商文化與晚商文化中不存在缺環。商文化發展過程可分為八個互相銜接的階段：二里崗下層一期為第Ⅰ階段，二里崗下層二期為第Ⅱ階段，二里崗上層一期為第Ⅲ階段，二里崗上層二期（白家莊期）為第Ⅳ階段，花園莊遺存和殷墟一期為第Ⅴ階段（此階段晚於白家莊期、早於殷墟二期），殷墟文化二期為第Ⅵ階段，殷墟文化三期為第Ⅶ階段，殷墟文化四期為第Ⅷ階段。考慮到文獻資料多以盤庚為商代晚期的開端，盤庚及盤庚以後為商代晚期文化，盤庚以前為商代早期文化。從考古文化來看，前四個階段與後四個階段之間存在階段性差異，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的劃分應該以第Ⅳ階段和第Ⅴ階段為界即第Ⅰ至Ⅳ階段為早商文化，第Ⅴ至Ⅷ階段為晚商文化。我們認為，殷墟文化的內涵應該有所擴大。花園莊遺存作為一個整體，是殷墟文化的一部分。其時代又早於大司空村一期（即鄒衡先生劃分的殷墟文化第二期），應屬於殷墟文化第一期，豐富了殷墟一期文化。洹北商城與小屯殷墟都屬於殷墟文化的都城遺址。……

[85] 劉媛媛《後崗二期文化發展階段及其與周鄰文化的關係研究——以陶器為中心》……本文所指的豫北冀南地區主要包括太行山東麓，新鄉、焦作以北，邯鄲及以南地區。其東隔黃河、南運河與山東省為鄰，北與冀中相接，西依太行山東麓，南望黃河，子牙河、漳河、衛河水系流經其內。
圖二後崗二期文化重要遺址分布圖
……後崗二期文化得名於後崗第二期遺存的發現。……後崗二期文化是以後崗遺址第二期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
表1 後崗二期文化分期與諸遺址段別對應關係表
……關於後崗二期文化的絕對年代，目前已發表的碳十四測年數據有15個。其中，有1個數據出自後崗二期文化二期單位，8個數據出自後崗二期文化三期單位，3個數據出自後崗二期文化四期單位，一期單位的測年數據尚未發表，但從陶器形態上看，一期和二期陶器的年代應大致相近。有學者將其推定為公元前2600～前2000年，大體處於龍山時代晚期。據表2的測年數據，可判斷出後崗二期文化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700～前1900年，其中一期和二期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700～前2500年，三期年代為公元前2500～前2300年，四期年代為公元前2300～前1900年。
表2 後崗二期文化碳十四測年數據表
…………王油坊文化是指分布於豫東、魯西南和皖北的一支龍山晚期考古學文化，主要器物有側三角形足鼎、甗、深腹罐、大口罐、子母口缸、豆、杯、器蓋等。關於王油坊文化的命名，目前學界主要有「王油坊類型」、「造律台類型」、「王油坊文化」、「造律台文化」四種名稱。……

[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研究-92] 79.00 ^79.01 ^79.02 ^79.03 ^79.04 ^79.05 ^79.06 ^79.07 ^79.08 ^79.09 ^79.10 ^79.11 ^79.12 ^79.13 ^79.14 ^79.15 ^79.16 張小雷《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研究》
緒論
……本文所指的淮河流域是現代地理意義上的淮河流域，位於北緯31°－36°之間，東經112°－121°之間，西臨嵩山、伏牛山和桐柏山，東臨黃海，北以黃河南堤、泰山、沂蒙山脈與黃河流域接壤。流域總面積約27萬平方米，行政範圍包括河南省的中東部、安徽省的北部、江蘇省的北部、山東省的南部。……
圖0.1 淮河流域範圍示意圖
……按地形地貌特點，淮河流域可以劃分為七個小區：
1.豫西山丘區……
2.淮南山丘區……
3.淮南近丘陵及平原區……
4.上游淮北平原區……
5.中游淮北平原區……
6.下游蘇北平原區……
7.沂沭泗流域……
第二章新石器時代早期
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發現不多，主要集中在豫西山地東麓和泰沂山地腹地。目前僅有河南新密李家溝、許昌靈井和山東沂源扁扁洞、黃崖四處地點。……
第三章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8600－7300年）
……可以看出，賈湖遺址二、三期的聯繫更緊密一些，一期與二、三期差別較大。張弛將這類遺存單獨劃出，稱為「賈湖一期遺存」，得到學界廣泛接受。……據此可以推測賈湖一期距今約8800－8200年，賈湖二期距今約8200－7700年，賈湖三期距今約7700－7300年。……
……淮河中游北部地區經過發掘的與賈湖裴李崗文化年代相當的遺址有宿州小山口、蘆城孜、淮北石山孜早期。……參考後李文化諸遺址和小山口遺址的測年，可大體推斷石山孜一期年代距今約7700－7300年，總體上處於後李文化的晚期階段。……蘆城孜早期、小山口一期、石山孜一期這三處遺存可代表皖北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兩個階段。早段以蘆城孜早期為代表，晚段以石山孜一期為代表。……石山孜一期與小山口一期年代相當，且延續時間比小山口一期稍長，材料也比小山口一期豐富得多，因此，可用石山孜一期文化來指代距今8000－7300年前的淮河中游偏北地區。……我們建議以「石山孜早期文化」來指代皖北北部地區距今8000－7300年的遺存，包括原來的小山口一期遺存。……
……以順山集遺址和韓井遺址一、二期為代表的一類遺存，文化面貌獨特，時代特徵鮮明，可單獨命名為順山集文化，其絕對年代距今8600－7900年，其相對年代為相當於後李文化中期。順山集三期文化面貌獨特，在繼承順山集文化部分因素的基礎上，文化面貌己經有很大變化，不能算作同一文化，可暫命名為順山集三期遺存。順山集三期遺存絕對年代距今7800－7500年，相當於後李文化晚期。……
圖3.32 淮河流域及周邊距今8500－8000年文化格局
圖3.33 淮河流域及周邊距今8000－7500年文化格局
第四章雙墩－北辛文化時期（距今7300－6000年）
……可以將淮河中游兩側及北部的廣大地區距今7300－6300年間的考古學文化統稱為雙墩文化。雙墩文化可以分為早晚兩期，在地域上可以分為三個類型。早期距今約7300－6800年。遺址數量開始增多，遍布於淮河中游地區。可分為三個類型：皖北北區以石山孜二期1段為代表，可稱為石山孜類型；沿淮地區以蚌埠雙墩早期為代表，可稱為雙墩類型；皖北西區以臨泉王新莊一期為代表，可稱為王新莊類型。……晚期距今6800－6300年。與早期一樣可分為三個類型：皖北北區以石山孜二期2段為代表，沿淮地區以蚌埠雙墩晚期為代表，皖北西區以臨泉王新莊二期和武莊一期為代表，年代相當於北辛文化中期和晚期偏早，屬仰韶時代早期。……雙墩文化的來源當是石山孜早期文化、順山集三期遺存、賈湖文化共同影響的結果。……石山孜早期文化在本地發展為石山孜二期後，不斷向周邊擴展，向北到過北辛文化分布區的濟寧張山，向南抵達並越過淮河，形成雙墩類型，向西到達鹿邑武莊。雙墩文化雙墩類型形成後，繼向南有影響，長江南岸的句容丁沙地遺址即發現典型的具有雙墩文化早期特徵的器物。……雙墩文化之後，侯家寨文化之前，即距今6300－6000年之間，淮河中游地區遺址較少，僅在淮河南岸的霍邱扁擔崗下層和紅墩寺下層發現少量遺存。……
……北辛文化可分為早中晚末四期，早期……其年代距今約7300－6800年。……中期……其年代距今約6800－6300年。晚期……其年代距今約6300－6100年。末期……其年代距今約6000年前後。……
淮河下游北部（蘇北地區）在順山集三期之後，相當於北辛文化時期的遺址有邳州大墩子、連雲港二澗村、連雲港大村、沭陽萬北、灌雲大伊山、淮安青蓮崗等。……綜上，淮河下游北部地區在距今7300－6000年間的北辛文化時期，仍可分為南北兩個小區：蘇北北區和沿淮區。蘇北北區更多的與北辛文化相似，但仍以其主體文化因素為主，是一個比較獨立的小區，同時與雙墩文化、龍虬莊一期、馬家浜文化保持著較多的交流，可命名為大伊山類型。其大體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距今約7300－6800年。與雙墩文化早期、北辛文化早期相當。其當為順山集三期遺存發展而來。中期……距今約6800－6300年。晚期……距今約6300－6000年。……
豫中地區仰韶時代早期遺存可以距今6500年為界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為仰韶文化初期石固類型，晚期受後崗一期文化影響較大。從上文分析可知，大河村前三期、椅圈馬一期、石固Ⅴ期年代相當。……該期可作為仰韶時代初期石固類型。距今約6800－6500年。有學者將這些遺存統歸為仰韶文化一期石固類型。……大河村前二期、椅圈馬二期、大河村前一期的文化面貌總體上更多的與黃河北部的後崗類型關係密切，以至於有學者將這一大區距今6500－6000年間統歸為仰韶文化第二期後崗類型。……
……石山孜早期文化發展為雙墩文化石山孜類型，並擴張為雙墩類型和王新莊類型。順山集三期遺存發展為青蓮崗類型和大伊山類型。……
第五章仰韶時代中期（距今6000－5400年）
……淮河中游北部地區在仰韶時代早期偏晚至中期階段，遺址的數量相對較少……這一時期，豫西的廟底溝文儀誕生，蘇北魯南的大汶口文化也強勢登場，二者之間發生了頻繁的交流，處於中間的豫東皖北地區在文化面貌上不可避免的受到二者的影響，呈現出一種比較複雜的狀態，且每小區之間又有不同，難以某個遺址來指代該區這一時期的文化，暫且以豫東皖北仰韶時代中期遺存統之。……
……劉林早晚兩期統歸為大汶口文化早期。絕對年代距今約6100－5500年，早晚兩期大體以距今5800年為界。……
……總體上，以石固Ⅵ期、椅圈馬三期（含部分二期因素）、大河村一期（含部分前一期因素）文化面貌較為一致，遺址相距較近，可代表仰韶時代中期豫西山地東麓的一個地方類型，有研究者稱為閻村類型。……
第六章仰韶時代晚期（距今5400－4900年）
圖6.16 仰韶時代晚期淮河流域大化格局
第七章龍山時代（距今4900－3900年）
……距今4200－3900年的豫中地區，汝潁區主要分布著以王城崗、煤山、郝家台三四五期、台王H2、M3為代表的王灣三期文化煤山類型。鄭洛區分布著以王灣三期、站馬屯二三期為代表的王灣類型。……

[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发掘简报-98] 80.0 ^80.1 ^80.2 ^80.3 ^80.4 林留根、胡穎芳、原豐、朱曉汀《江蘇邳州梁王城遺址大汶口文化遺存發掘簡報》……梁王城遺址大汶口文化面貌、特徵、內涵與山東汶泗流域的泰安大汶口、鄒縣野店、臨沂大范莊、棗莊建新等遺址基本一致，應屬於同一個文化系統。……

[山东日照市苏家村遗址2019年发掘简报-99] 81.0 ^81.1 宋艷波、武昊、董豫、吳曉桐《山東日照市蘇家村遺址2019年發掘簡報》……此次發掘的蘇家村遺址主體遺存年代以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龍山文化早期為主，部分可延續至龍山文化中期前段。…………目前已對遺址6處遺蹟內的炭化植物種子遺存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經校正後的絕對年代多數集中在公元前2500～2200年。……

[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100] 82.00 ^82.01 ^82.02 ^82.03 ^82.04 ^82.05 ^82.06 ^82.07 ^82.08 ^82.09 ^82.10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103] 惠夕平《山東新泰雁嶺關遺址調查》……該遺址位於今新泰市羊流鎮雁嶺關村村西的高台地上，文化面貌以岳石文化為主，並在遺址的中心區域發現部分周代遺物。……

[江苏泗洪后陈遗址发掘简报-104]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莊麗娜、戴向明、林留根、王宜京、劉鎖財《江蘇泗洪後陳遺址發掘簡報》……岳石文化迄今已發現百餘處遺址，其分布範圍東至大海，南達江淮，北及遼東半島的南端。……

[略论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105] 85.0 ^85.1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略论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渭水流域仰韶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107] 86.00 ^86.01 ^86.02 ^86.03 ^86.04 ^86.05 ^86.06 ^86.07 ^86.08 ^86.09 ^86.10 ^86.11 ^86.12 ^86.13 ^86.14 ^86.15 ^86.16 ^86.17 ^86.18 ^86.19 ^86.20 ^86.21 ^86.22 ^86.23 ^86.24 ^86.25 ^86.26 ^86.27 ^86.28 孫萬亮《渭水流域仰韶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研究》……通過以福臨堡遺址、案板遺址等分組結果為依託，結合其他遺址單位的年代歸屬後，我們認為半坡四期文化大約分為早、晚兩期，距今5500至5000年；同理，根據紫荊遺址、泉護村遺址等分組結論來看，泉護二期文化大致分為兩期、三段，距今5000年至4900年。……文章指出半坡四期文化的前身是西陰文化，繼承它的是泉護二期文化…………最後，我們認為半坡四期文化應當在BC3500年至BC3000年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泉護二期文化是指以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第二期遺存為命名的一支考古學文化。……
表2.3 泉護二期文化各遺址期別
……關於泉護二期文化的絕對年代問題，學界也尚未達成共識。例如，最近王煒林認為泉護二期文化的絕對年代在BC2900-BC2400年。目前有關泉護二期文化己公布的碳十四測年的遺址數量很少，其中在紫荊H124中公布了一組碳十四測年數據，其年代距今4845±175年。兼顧半坡四期文化下限年代至BC3000年左右，廟底溝二期文化上限年代約在BC2900年，以及參考各家意見後，我們暫把泉護二期文化的年代範圍推定在BC3000－BC2900年。……
……據初步研究可知，半坡四期文化和泉護二期文化是兩支在分布地域上大體相似，文化內涵前後繼承、時間上先後銜接的同一譜系考古學文化。具體而言，在地域上，兩者均是以關中盆地為中心，周邊為輔；在內涵上，均以小口尖底瓶、深腹罐、陶壺、陶盆、陶缽為特色。參考前人意見並結合碳十四測年數據，我們據此認為半坡四期文化應分為早、晚兩期，年代大致在BC3500－BC3000；泉護二期文化可化分為兩期（早期和晚期）、三段，年代大致在BC3000－BC2900較為合宜。……
……通常我們說西陰文化（或曰廟底溝文化）主要分布於陝晉豫地區，中心在關中和晉南。這類文化遺存內涵豐富，例如常見器型包小口尖底瓶、陶盆、陶罐、陶缽、陶甑，還有少量的陶釜、灶、陶杯、器座等，顯然與半坡四期文化之間有密切關係。……總之，無論是從地層層位關係還是器型演變的邏輯發展順序上，都顯示出半坡四期文化與西陰文化二者存在明顯嬗變關係，即前者繼承了後者。
……由上所述，依據之前在地層上發現的早晚關係和器物形態演變特徵可知，泉護二期文化早期較接近半坡四期文化晚期，二者為同一譜系的考古學文化，即我們所說的「血親」關係。再次，通過半坡四期文化與周邊同時期考古學文化對比後，我們認為馬家窯文化中有不少陶器文化因素當受到半坡四期文化的影響。……最後，從出土小口尖底瓶、陶瓮、陶盆、帶流罐、陶缽、陶盤等特徵來看，分布於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顯然與半坡四期文化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甚或說它是半坡四期文化的一種地方類型也無可厚非。……整體而言，兩種文化類型同大於異。
泉護二期文化是指泉護村遺址第二期為代表的一類文化遺存，繼半坡四期文化之後，分布範圍大致和半坡四期文化較為接近。……首先，泉護二期文化的源頭是半坡四期文化，且二者屬於同一譜系的考古學文化這一觀點己成為業界基本共識。……其次，關於這一文化流向問題。無論是從泉護村遺址、新街遺址、米家崖遺址地層堆積或遺蹟單位疊壓的早晚關係上，還是從器物形制特徵觀察而言，泉護二期文化對其後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影響最大，換言之，泉護二期文化多數風格特徵被廟底溝二期文化所繼承和發展。……
……首先，半坡四期文化的前身屬於西陰文化己成為業界共識。我們認為前者至遲在後者晚期時形成。……盛行近一千年之久的西陰文化，其發達的彩陶文化、小口尖底瓶、五邊形房址等文化因素對周圍文化遺存輻射範圍較廣，影響深遠，有學者稱之為中國文明的濫觴期。在渭水流域，繼繁榮的西陰文化之後崛起的是半坡四期文化。……根據目前考古發現出土的器物標本陶瓶、陶罐、陶盆、陶缽、陶甑等表明，這一文化在渭水流域紮根之後，很快西進對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東進對豫西晉南的西王村類型均產生過一定影響。…………關於廟底溝二期文化，事實上，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在山西萬榮荊村就發現過此類遺存，限於當時材料不足，未能識別出來。現在有學者稱之為「荊村文化」。……
……現在基本認識是西陰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護二期文化三者之間屬於同一譜系，具有「血親」關係。本文通過對三者中共同發現的小口尖底瓶、深腹罐、陶缸、陶盆、陶甑等具有代表性器物分析後再次充實和完善了西陰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護二期文化三者是一脈相承的事實。……

[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108] 87.0 ^87.1 ^87.2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10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111] 89.00 ^89.01 ^89.02 ^89.03 ^89.04 ^89.05 ^89.06 ^89.07 ^89.08 ^89.09 ^89.10 ^89.11 ^89.12 ^89.13 ^89.14 ^89.15 ^89.16 ^89.17 ^89.18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112] 邵會秋、呂軍、稅文霞、夏洪宇《湖北十堰犟河口遺址2008年發掘簡報》……犟河口遺址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陶器種類較少，但從陶片陶質和可辨器形以及磨製石器對比來看，這類遺存與均縣朱家台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非常相似，應屬於回一類遺存。該類遺存在鄂西北地區分布較為廣泛，有人稱之為朱家台類型，也有人將其命名為朱家台文化，絕對年代大約在距今6千年後半段。……

[陕西潼关南寨子遗址发掘简报-113] 91.0 ^91.1 王煒林、郭小寧、陳靚、馬馳《陝西潼關南寨子遺址發掘簡報》……調查發現，遺址的東西兩至是被當地人稱為東、西河壩的小峪，北界是兩河壩相交而成的斷崖，南到南寨子村一組北側，面積約150萬平方米。其內涵主要以廟底溝文化為主，同時還有半坡及龍山文化、漢代、宋代等不同時期遺存。從目前的資料看，南寨子遺址是關中東部迄今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廟底溝文化聚落。……

[114] 陳靚、張燕、郭小寧、郭輝《陝西潼關南寨子遺址出土人骨研究》……從5例可以進行部分觀察的顱骨形態特徵看，南寨子仰韶文化居民顱形為中顱、高顱結合狹顱，面部鼻根凹陷淺，犬齒窩弱或者中等，顴骨下緣方折明顯，齒槽弓短寬，屬於蒙古大人種。結合顱面部其他特徵，諸如中等偏低的上面高值、低眶、闊鼻或偏闊的中鼻、較弱的鼻根突起程度，上齒槽突頜明顯等，其與蒙古人種的南類型和東亞類型具有較多的接近因素。……

[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研究-115] 93.00 ^93.01 ^93.02 ^93.03 ^93.04 ^93.05 ^93.06 ^93.07 ^93.08 ^93.09 ^93.10 ^93.11 ^93.12 ^93.13 ^93.14 ^93.15 ^93.16 ^93.17 ^93.18 ^93.19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116] 王煒林、張鵬程、袁明《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掘簡報》

[117] 王煒林、張鵬程、李崗、袁明《陝西白水縣下河遺址仰韶文化房址發掘簡報》下河遺址位於陝西省白水縣西固鄉下河西村……本次工作的主要收穫是對F1、F2和F3等三座仰韶時期大型房址的發掘…………這三座房址堆積中的出土物以陶片為主，另有石器、骨器、蚌飾等。從F1、F2出土陶片的器物形制看，基本上相當於華縣泉護村一期文化三段、隴縣原子頭遺址的第五期等。其重唇口尖底瓶的口沿雖然退化，但仍屬廟底溝文化的範疇，與半坡第四期文化的平折沿尖底瓶區別明顯，同出的大量彩陶片也明顯具有廟底溝文化特徵。……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下河遺址實際上應該稱作下河西村遺址，它與1986年文物普查記錄的白水下河遺址在年代與分布範圍均有不同，為便於介紹，我們沿用了原來的名稱。目前，下河西村廟底溝文化遺存分布面積約40萬平方米，主要位於與塬面相連的緩坡和平台上。……

[陕西扶风案板遗址2012年发掘简报-118] 96.0 ^96.1 ^96.2 錢耀鵬、劉斌、蔡晉、崔健、崔俊俊、高鳳、洪秀媛、劉耐東、劉曉媛、楊菁、殷宇鵬、馮建科、史來興《陝西扶風案板遺址2012年發掘簡報》…………本次發掘所獲得的新石器時期遺存主要分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案板三期文化三個時期，進一步豐富了案板遺址的內涵。仰韶文化中期的陶器……陶器組合及形態特徵與「案板第一期」遺存相同，屬於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仰韶文化晚期的陶器……陶器組合及形態特徵與「案板第二期」遺存相近，屬於仰韶文化半坡晚期類型。…………龍山文化早期的陶器以灰陶為主……陶器組合及形態特徵都與廟底溝二期文化滸西莊類型較接近。……

[山西临汾桃园遗址T0534发掘简报-119] 97.0 ^97.1 薛新明、鄭媛、武卓卓、周翔、張立強、趙瀟雅、王俊蓉、景雅琴、次鵬翔、韓婧、溫卓爾、王子涵、王飛虎、李德金、侯帥輝、高肖肖、吳悠、李典、崔雅竹、石吉彤、劉澤鵬、王樂《山西臨汾桃園遺址T0534發掘簡報》……桃園遺址本次發掘範圍主要位於高速公路建設地帶內，自西向東布設，並根據鑽探結果所示遺蹟分布及地勢變化，分Ⅰ、Ⅱ、Ⅲ三區進行發掘。其中，在南距本次發現的最大房址F2不遠處的探方T0534內，發現一處廟底溝文化時期灰坑（編號為2016CLLTT0531H359，簡稱H359），遺物豐富典型，器類完整，尤其是出土的大型彩陶精品，也是該遺址目前為止發掘出土的最大彩陶器。…………桃園遺址T0534探方的地層關係簡單，但所含遺蹟間相互打破關係相對複雜，其中H352為該探方內時代最晚者，H359相對時代最早。H359中出土的遺物以泥質陶器為主，主要為彩陶和素面磨光陶，少量飾線紋。陶器器類全且典型，包括泥質斂口曲腹缽、直口弧腹缽、斂口深曲腹盆、深曲腹瓮、重唇口尖底瓶、器蓋、刀、環，斂口斜折沿深曲腹夾砂瓮、夾砂器蓋等，器類基本涵蓋了新石器時代廟底溝文化常見的器類組合，盆、缽、罐、瓶數量最多，流行彩陶。它與1989年山西河津固鎮遺址一期H15、H16，以及1994年山西夏縣西陰遺址第二次發掘的H30、H33、H34等灰坑內出土陶器組合及形制特點基本相同……另外，H359陶器與20世紀50年代末發掘的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一期、陝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確定的泉滬一期，以及2002年發掘的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H9、1997年發掘的華縣泉護村廟底溝文化一期H68和二期H107等出土的陶器組合和形制也諸多相似，時代應屬於廟底溝文化繁盛時期無疑。……結合該遺址其他發現認為，這裡是新石器時代廟底溝文化時期的一個中心聚落遺址……

[山西泽州和村遗址发掘简报-120]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山西泽州和村遗址发掘简报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121] 楊小川、李嶸《山西柳行仰韶文化遺存》

[陇山以西庙底沟文化的几个基本问题-122]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任瑞波《隴山以西廟底溝文化的幾個基本問題》廟底溝文化，又稱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也有學者稱之為西陰村類型或西陰文化。隴山以西廟底溝時期的遺存集中分布在甘肅中南部和青海東部地區。…………隴山以西廟底溝文化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主要出自大地灣、師趙村和陽窪坡三處遺址……綜上，可將西北地區廟底溝文化的整體年代大致推定為公元前4000～前3300年。考慮到當地廟底溝文化早期曲腹盆與半坡文化晚期曲腹盆已有不少相似之處，且半坡文化晚期不晚於公元前3800年，因此，可將廟底溝文化早期年代大致推定為公元前4000～前3800年，晚期前段推定為公元前3800～前3600年，晚期後段推定為公元前3600～前3300年。……至於隴山以西廟底溝文化的流向，我們贊同它在以天水為中心的渭水上游發展成為了石嶺下類型。……

[123] 王樹芝、王增林、張雪蓮、葉茂林、蔡林海《胡李家遺址出土卷狀炭化物的研究》胡李家遺址位於青海省民和縣官亭盆地的官亭鎮與中川鄉之間……文化性質相當於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或廟底溝文化，是青海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分期与分区研究-124] 102.00 ^102.01 ^102.02 ^102.03 ^102.04 ^102.05 ^102.06 ^102.07 ^102.08 ^102.09 ^102.10 ^102.11 ^102.12 ^102.13 ^102.14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分期与分区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庙底沟二期文化再研究-125] 103.00 ^103.01 ^103.02 ^103.03 ^103.04 ^103.05 ^103.06 ^103.07 ^103.08 ^103.09 ^103.10 ^103.11 ^103.12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庙底沟二期文化再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豫北卫沁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探析-126]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鮑穎建《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遺存探析》…………關於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四期遺存的絕對年代，由於缺乏相關的¹⁴C測年數據，無法進行直接推斷。因其與豫中處於同一時期的秦王寨類型年代大體相當，故結合後者可將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四期遺存的絕對年代推定在3500BC—3000BC左右。……關於豫北衛沁河流域仰韶文化四期遺存的文化性質，學界通常將其稱之為大司空類型。該類型主要分布於太行山東麓的豫北冀南地區，包括冀中的西部地區等。大司空類型與豫中秦王寨類型處於同一時期，二者存在較多的文化交流現象；這在豫北衛沁河流域南部的一些遺址譬如洛絲潭等表現更加明顯，如前所析，洛絲潭與大河村遺址的折腹罐、彩陶罐、瓮、缸、盆等器類較為接近。此外，豫北衛沁河流域西部邊緣地區以洛陽南陳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晚期遺存屬於西王村類型。

[129] 李嶸、楊小川《山西屯留水泉史前文化遺存》……綜合考察陶器的陶色、陶質、紋飾、器類和形態，水泉H1、H2出土遺物的總體面貌與晉南地區廟底溝二期遺存有著較強的一致性。

[陕西渭水流域龙山文化遗址调查-130]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劉隨盛《陝西渭水流域龍山文化遺址調查》……在這28處龍山文化遺址中，純屬龍山文化的24處，龍山文化與西周文化遺址共存的4處。其中屬於廟底溝Ⅱ期文化類型的10處，屬於客省莊Ⅱ期文化類型的18處。……從採集到的標本來看，這10處廟底溝Ⅱ期文化類型遺址的面貌大體相同……從採集到的標本看，這18處遺址均屬客省莊Ⅱ期文化類型，它們的文化面貌大體上是相同的。……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132]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论豫东、鲁西南地区王油坊类型的分期及相关问题-134] 108.00 ^108.01 ^108.02 ^108.03 ^108.04 ^108.05 ^108.06 ^108.07 ^108.08 ^108.09 ^108.10 ^108.11 ^108.12 ^108.13 夏勇《論豫東、魯西南地區王油坊類型的分期及相關問題》

[135] 魏繼印、趙春青、耿廣響《新砦遺址：打開「早夏」之門的鑰匙》……新砦遺址面積達100萬m²，是中原地區同時期面積最大的遺址。這裡不僅發現有三重環壕，還有發現類似城牆的夯土遺蹟。……要認識新砦遺址的背景，需對新砦遺址第二期遺存進行分析。新砦遺址第二期遺存主要是由王灣三期文化和豫東地區的造律台文化因素構成，其中造律台文化因素的占比接近80%，而王灣三期文化因素則不足18%。……

[141] 李明華《西遼河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的量化分析》

[142] 《遼寧凌源市邵杖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發掘簡報》

[144] 黃小婭《廣州方言口語中留存的古漢語詞》走、猋、詐、姣、佮、疒、面、脢、湴、溦、禾、鑊、朝、

[145] 許璧儀《粵語中的古漢語現象探析》

[146] 楊禎海《粵語真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麼？》……饒秉才先生在《廣州話造詞法研究（之一）——詞法學造詞法》，對廣州話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從造詞法的整體來看，它與漢民族共同語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有它本身的許多特點」……至於通話與否，不能作為界分「方言」的標準。通話是語言行為的正效應，指交談中能彼此聽懂對方的話。交談，是受說話者的地域背景、社會背景、話題、語境，表達手段、方式、風格，以及個人文化水平、心理素質及身體條件等所制約的，難以得出一個恰當的參照對象或參照系，因而難以確定一個統一的劃分標準。一般地說，只要是漢語的變體，就如李榮先生說的，：「無論好懂不好懂，都是漢語方言，漢語有統一的文字，統一的標準音。」有了統一的文字，就有統一的書面語言。那麼，不管是哪一種方言，用書面語言對話，不會存在很大困難。……

[147] 陳虹羽《從粵語詞彙中淺析粵方言與古代漢語的淵源》

[148] 毛元晶、李建慧《古漢語與粵方言音系淺析》

[149] 劉亞舉、李瑾、岳俊濤、李學博、石美森《貴州仡佬族和苗族人群24個常染色體STR基因座的遺傳多態性及遺傳關係分析》…………應用 SureID® PanGlobal 試劑盒對貴州 399 名仡佬族和 333 名苗族無關個體進行 DNA 擴增, 採用 3500XL 遺傳分析儀進行電泳分析，GeneMapper ID-X v1. 5 軟體分析等位基因片段大小。統計分析 24 個 STR 基因座的頻率數據和法醫遺傳學參數，並與其他地區已有人群數據進行比較。…………應用本文獲得的貴州仡佬族和苗族人群的D3S1358、TH01、D21S11、D18S51、D12S391、D2S1338、D5S818、D13S317、D7S820、D19S433、CSF1PO、vWA、D8S1179、TPOX、FGA、D16S539等16個STR基因座遺傳數據，計算與19個比較人群的Nei's DA遺傳距離，結果顯示，貴州仡佬族與湖北漢族（0.0205）、貴州苗族與湖南漢族（0.0033）的遺傳距離最小；貴州仡佬族與雲南苗族（0.0449）、貴州苗族與雲南苗族（0.0363）遺傳距離最大。根據遺傳距離，構建21個群體UPGMA系統發生樹，其中，10個漢族群體彼此間遺傳距離較小；11個少數民族之間群體差異較大，彼此成獨立分支。…………遺傳距離結果顯示，貴州苗族與10個漢族之間的遺傳距離（0.0033～0.0238）小於貴州仡佬族與10個漢族之間的遺傳距離（0.0205～0.0432），因此貴州苗族較貴州仡佬族和漢族間存在更密切的遺傳關係。其原因可能與貴州苗族與漢族人群在大規模、頻繁的人口遷移過程中相互間基因交流較多所致。而仡佬族與漢族群體及其他群體間遺傳距離差明顯，可能與其民族高度聚居、族內通婚及長期相同的生活環境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體質特徵和遺傳基因有關。UPGMA系統發生樹聚類分析顯示，11個少數民族群體彼此成獨立分支，貴州苗族和雲南苗族的遺傳距離最大（0.0387），分別單獨列為一支，這說明同一少數民族群體，其群體遺傳差異會隨樣本容量、地域及環境變化而改變。10個漢族群體（貴州漢族、湖南漢族、廣東漢族、福建漢族、湖北漢族、遼寧漢族、北京漢族、河南漢族、山東漢族、山西漢族）彼此的遺傳距離較小，說明他們的共同起源比較近。從總體來看，根據各群體等位基因頻率分布計算的DA遺傳距離與各民族群體的形成歷史較一致，說明常染色體STR遺傳標記在民族間遺傳距離和基因漂流的評價中起著一定作用。……

[150] [1]

[151] 景惠西《從虞舜看商部族的起源在河東》

[152] 牛世山《商文化京當類型：判別、分歧與解析》商文化的京當類型是分布於陝西關中西部的的一個文化類型，是商王朝勢力西逃到陝西渭河流域，並融合本土族群後在物質文化上呈現的新的文化形態。…………以上分析可總結為，已知京當類型遺存的時代上限不早於小雙橋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商王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時期)。…………

[153] 宋江寧《商文化京當型與鄭家坡類遺存關係探討》以往的資料和相關研究都表明，在關中西部商時期各考古學文化中，商文化京當型是以商文化因素和鄭家坡類因素為主的一支考古學遺存。鄭家坡和岸底遺址則代表以鄭家坡類因素為主導，幾乎未見商文化器物的另一類遺存，學者稱之為「先周文化」、「鄭家坡文化」或「鄭家坡類遺存」等。…………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商文化向西傳播過程如下：第一期在保持自身特點的同時，對一種主要地方因素（鄭家坡類）施加了強大的影響，二者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一起向西擴張。但此期限於資料，對周原影響的情況尚不明了或對周原的影響不及對朱馬嘴的影響，甚至極小。第二期在周原地區發現相當多的遺存，但隨著時間的遷移，這個整體也發生變化，在不同地域和流域上的差異明顯，可以認為既有土著化增強的原因，也有因距離核心區遠近不同的原因。第三期分布範圍不變，但整體文化結構發生極大的變化，商文化因素與鄭家坡類因素在東部形成均勢，而土著因素在西部（或渭水支流漆水流域）則仍延續二期的態勢，繼續居於主導地位。…………從商文化京當型到鄭家坡遺址早期基本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經歷了商文化因素由多變少，鄭家坡因素由少變多；商文化因素逐漸土著化並消失，土著因素逐漸擺脫商文化影響逐漸強大起來的過程。也可得出兩點認識：①鄭家坡遺址早期遺存晚於京當型，因京當型的下限在殷墟二期或一二期之際，故鄭家坡遺址的上限也只能到此或略晚；②鄭家坡遺址早期遺存中幾乎沒有商式器的存在，說明鄭家坡類遺存在這個時期已經獨立起來，而此時商文化至少也已退出周原和漆水河流域。

[154]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strong and extensiv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LN Longshan period, not only within th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but also between northern Shaanxi and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s.」…………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 Among these present-day populations in China, the Han populations carried both the NEA dominating haplogroups A (5.95–6.46%), C (1.79–5.94%), D (19.05–25.84%), and G (1.19–5.94%) and SEA dominating haplogroups B (11.37–14.88%, B4′5), F (13.69–13.95%), and M (18.60–24.40%), and showe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haplogroup D (19.05%–25.84%), consistent with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155] 秦皇嬴姓源于山东莱芜史上称"古嬴". [2020-05-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04.

[156] 李學勤：秦文化具有東方色彩

[157] 《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何謂夏？欲去秦屬是謂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何謂真？臣邦父產子及產它邦而是謂真。何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也。……

[159] 翟文侯《關於生肖紀年的相關研究》

[160] 倉林忠《關於干支的起源及其本義》

[161] Qiuxia Sun、Mengge Wang、Tao Lu、Shuhan Duan、Yan Liu、Jing Chen、Zhiyong Wang、Yuntao Sun、Xiangping Li、Shaomei Wang、Liuyi Lu、Liping Hu、Libing Yun、Junbao Yang、Jiangwei Yan、Shengjie Nie、Yanfeng Zhu、Gang Chen、Chuan-Chao Wang、Chao Liu、Guanglin He & Renkuan Tang《Differentiated adapt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related demograph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inferred from 619 genomes from 56 populations》
…………「GPH shared more alleles related to Zhuang than Southern Han Chinese but received more northern ancestry relative to Zhuang. Admixture models and estimates of genetic distances showed that GPH had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TK compared to Northern Han Chinese, supporting their admixture origin hypothesis. Further admixture tim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GPH was formed via admixture between Norther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TK people. 」…………
…………「suggesting that two ancient ancestrie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PH,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eople from YRB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Hanben in the Iron Ag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models.」…………
…………「Of the two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the GPH, on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46% of the total admixture proportion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the Cambodian groups. Analogously, the other sourc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54%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Han_Harbin. This also supported the mixed north–south model as confirmed by several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most potential genetic ancestry and reconstructed the fitted-best model of GPH by conducting admixture f3-/f4 statistics analysis, qpGraph, and qpAdm.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could be modeled as a mixed descendant of Northern Han and Southern TK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simulated as a mixture of Northern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lso supported north-south admixture.」…………「We supposed that it could be the Han Chinese in the North who,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med the current GPH group. ALDER’s identified date of admixture was around 985.38 BCE–458.82 CE. Notably, this time coincided with the Qin Dynasty’s unification, which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groups in China. Subsequently, intergroup interaction was further promoted by three major southward migrations of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 Yongjia Rebellion, An-shi Rebellion, and Jingkang Rebellion). Besides, the ancestors who spoke AN in Southeast Asia received gene flow from China around 2500 years ago, consistent with Southern China’s and Northern Vietnam’s unification during the Qin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Our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and constructed admixture model of GPH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admixture hypothesis of GPH, suggesting that GPH can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ancient Northern group which associated with YRB farmers and a Southern group related to the ancient people of Taiwan. 」…………

[162] Guanglin He、Atif Adnan、Wedad Saeed Al-Qahtani、Fatmah Ahmed Safhi、Hui-Yuan Yeh、Sibte Hadi、Chuan-Chao Wang、Mengge Wang、Chao Liu、Jun Yao 《Genetic admixture history and forensic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o-Burman-speaking Qiang people explored via the newly developed Y-STR panel and genome-wide SNP data》……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total of 534 unrelated healthy individuals from the Qiang ethnic group (514 male and 20 female) from Beichuan Qiang Autonomous County, Mianya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ll participants gave their informed consent either orally and with thumbprints (in case they could not write) or in writing after the study aims and procedures were carefully explained to them in their language. 」……
…………「There were four haplogroups (D, J, O, and R) that accounted for 87%, while just two haplogroups (D and O) accounted for 75% of the Qiang population」……
……「The ancestry composition and corresponding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 Qiang people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software. We found that 7.5% ancestries were related to Hmong-Mien-speaking Hmong, 8.3% were related to Austroasiatic-speaking Htin, 69.6% were related to middle Neolithic Miaozigou people, and 0.146% ancestries maximized in Austronesian-speaking Atayal. Tibetans and ancient Nepalese people shared most ancestry composition of Qiang’s gene pool, suggesting their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Yellow River Basin farmers. 」……「We also identified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anxi Qiang and ancient Mongolian and Xiongnu. The estimated FST values between the Qiang people and the modern East Asian reference populations showed that Qiang had the least genetic distances with Naxi and Yi, followed by Hans. Compared to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Qiang people had a closer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River Basin people. 」……「We formally estimated the ancestry source composition and admixture coefficient of Sichuan Qiang people and their geographically close populations. Considering the identified two-way admixture signatures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we first used the two-way admixture qpAdm models to portray their ancestry admixture processes using Early Neolithic people from Amur River Basin (China_AR_EN), Neolithic people from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China_WLR_LN), and Bronze/Iron Age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_YR_LBIA) as the northern sources and using Neolithic people from Fujian and Guangxi and historic people from Guangxi as the potential southern sources. Our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admixture process. We found that the Qiang and other northern Tibeto-Burman-speaking populations (Tibetan and Sherpa) derived their primary ancestry from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in the predefined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Southern Tibeto-Burman people harbor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such as Sila. It was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result of 0.297 ancestries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the remaining ancestry appeared to be the BaBanQinCe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dmixture patterns observed in Cong people. To further validate whether both inland and coastal southern East Asian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ichuan Qiang people, we used a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with China_AR_EN as the northern source, Baojianshan as the inland southern source, and Hanben_IA as the coastal source. We found that the Qiang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the 0.0564 ± 0.095 ancestry from China_AR_EN, the 0.102 ± 0.08 ancestry from Baojianshan, and the 0.334 ± 0.165 ancestry from Hanben. 」……
……「We also identified different genetic structures between the Qiang and highland Tibetans. The Qiang people in Sichuan province showed a mixed landscape with major ancestry from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minor ancestry related to southern East Asians (Dai and Atayal), suggesting that Qiang possessed mor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Our ADMIXTURE and qpAdm result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at most of the ancestry of the Qiang people was derived from northern East Asian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common origin of Qiang, Tibetan, and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North China.」……

[聯合國人口-163] 130.0 ^130.1 ^130.2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

[聯合國-164] 131.0 ^131.1 ^131.2 Basic data selection

[世界銀行-165] 132.0 ^132.1 ^132.2 世界銀行

[166] 移民難遏老齡化

[168] 疫情害的！澳洲去年生育率創歷史新低

[169] 日去年84萬嬰兒出生 120年來新低

[170] 성별 인구수

[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庫-171] 137.0 ^137.1 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庫

[175] Israel's population at nearly 9.5 million as it enters 2022

[176]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178] 總和生育率低至1.3，我國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ugrsa-181] Официаль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182] 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183] 2022 Guvernul Republicii Moldova

[184] 2010《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第二編基本自由權
第8條平等權
1.所有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受法律的同等保護。8. (1) All persons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entitled to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5.本條並不禁止下列事項並宣告其無效：(5) this Article does not invalidate or prohibit—
5.1.規範屬人法的任何條款；(a) any provision regulating personal law;
5.2.將任何與宗教有關的職位，或任何宗教團體所管理的機關或機關的職位限定由其宗教信徒從事的規定或做法；(b) any provision or practice restricting office or employment connected with the affairs of any religion, or of an institution managed by a group professing any religion, to persons professing that religion;
5.3.為馬來半島（包括保留地）原住民的保護、康樂和改善的任何規定，或將公共服務機關中合理比例的適當職位保留給原住民的任何規定；(c) any provision for the protection, well-being or advancement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ncluding the reservation of land) or the reservation to aborigines of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suitable positions in the public service;
5.4.規定在某州居住作為在該州參加選舉、投票或擔任該州州內機關或機關職位的資格的規定；(d) any provision prescribing residence in a State or part of a State as a qualification for election or appointment to any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only in that State or part, or for voting in such an election;
5.5.在獨立日之前生效的州憲法條款或其相關的任何規定；(e) any provision of a Constitution of a State, being or corresponding to a provision in force immediately before Merdeka Day;
5.6.准予馬來西亞軍隊召募時只限馬來人的相關規定。(f) any provision restricting enlistment in the Malay Regiment to Malays.
……
第11條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
1.除第4.規定之外，每人都有信奉宗教的權利，亦有權傳教。(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profess and practise his religion and, subject to Clause (4), to propagate it.
4.各州法律，以及就吉隆玻、納閩、布城等聯邦轄區而言聯邦法律可以就向信奉伊斯蘭教者傳播任何宗教教義和信仰進行管制和限制。(4) State law and in respect of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of Kuala Lumpur, Labuan and putrajaya, federal law may control or restrict the propagation of any religious doctrine or belief among persons professing the religion of islam.

[185] 王征《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河南省鄧州「台灣村」高山族認同研究》
緒論
……河南鄧州在20世紀80年代初沒有一個高山族，後來在80年代改民族成分的高潮中，有很多漢族改為高山族……1989年11月15日，國家民委、公安部發文《國家民委公安部關於暫停更改民族成份工作的通知》，稱：「近年來，有些地區沒有按照上述兩個文件精神執行，個別地區不適當地，大批地更改了民族成份，有礙於民族團結；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議，確應引起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因此，自通知下發之日起，全國各地一律暫時停止更改民族成份工作。鄧州市恢復高山族成分的熱潮也降了下來。……建立在民族識別基礎上的民族政策給某些民族帶來實惠和利益的同時也改變了他們的族群認同。隨之而來的便是族群認同的功利性特徵日益突出。……
第二章鄧州「台灣村」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
……在「台灣村」里，當我向當地的人詢問高山族時，人們會這樣來回答：「台灣村指的就是那幾個姓氏了」。「這八個姓的都是從台灣來的」，還會說出他們的大致位置。在他們看來，共同的祖籍地台灣（儘管隸屬於不同的族群）八姓七家具備了共同體的意義，我們八姓就等於我們台灣高山族。「七家八姓」成了一個台灣村高山族的族群邊界。在黃氏墓園遇到了幾個小學生，他們對我說：「我們都姓黃，我們也是高山族。」可以發現，不論是外人，還是高山族自己，人們依據姓氏確定高山族的族群身份的，並且在下文的分析中也看到，在改祖籍的過程依據也是姓化。前面談到，「台灣村」高山族大多與漢人通婚。人們現在都是依據父親一方來追溯自己的世系和族源。這樣一來，高山族人口日益龐大。在訪談中，張姓的一位年輕人認為，「現在血脈早已混合了」。……時間上七家八姓的家譜中以陳氏家譜（撰於同治六年，1867年）為最早，其次為謝氏家譜（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其他六個姓氏都在民國30年前後（1941年）。這距「康熙七年，遷廷於鄧」即1668年落籍鄧州己經200餘年。……
第三章「台灣村」高山族認同中的力量參與
……「台灣村」紅火起來了，黃廷的後人們也開始有所行動。黃廷降清後，其後人居住的村莊就叫「伯府宅」。自2005年，「台灣村」的尋親之後，黃廷後人也去福建尋了親，並準備重建黃氏陵園、天后宮、武衙門、議事廳、黃氏宗祠、閩營家祠、閩南一條街等，「5年形成規模」。規劃執行的第一步，是把黃廷的祖墳從上營村遷回伯府宅，但他們受到了祖墳所在地上營村村民的阻攔。訪談中一位老人說，「黃廷是漳州人。黃廷這裡有一個墓，就在上營村的西南方向，不過在幾十年前破四舊、立四新時已被炸掉，墓碑拉去燒了石灰，現在只是一塊平地，裡頭什麼也沒有了。」現在這塊承包給了陳氏族人，伯府宅來的村民說，黃廷是他們祖先，應該葬在他們村。上營村的人則說，黃廷墓當初選在哪裡，就應該留在哪裡。雙方幾百人圍著，差點發生衝突。最後，在上面調解下，伯府宅來的村民在黃廷墓前挖一點土，用紅布包著，就算把墓遷走了。……八姓族譜的發現以後，鄧州市領導非常重視，除了支持開發旅遊區外，並支持恢復他們的高山族身份。按照規定，縣級政府無權批這麼多人改籍，鄧州市採取了遷回的辦法，分期分批予以恢復改正。「陳朝虎說，為了陳氏改族籍的事，我借調到市委統戰部幹了4年。根據市委會議紀要，統戰部和台辦領導讓我挨家去做村民的工作，最後我們村改了158人，加上在外的，有230人改了族籍，2004年年底改完」。改族籍的實際操作是這樣的，八姓中自願更改者，必須交納一定的活動費用，通過委託人來更改族籍。高山族看來，既然台灣人也認親了，改了祖籍就可以有優惠政策，老年後不用火葬、孩子上學也能加分。也有人看重的是，可以生二胎。這樣就出現了高山族民族人口驟增多的情況。由於大規模辦理陳氏家族改族籍一事，「事前沒請示，事後沒匯報」，鄧州市已經受到了國家民委的嚴肅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委託人改籍同樣遇到了麻煩，委託人在「活動」時，收到上級這樣的批評性回覆：「少數民族並不少」。這樣的話語批評之後，台灣村的改祖籍就中止了。……
第四章「台灣村」民族識別與族群認同的思考
……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原鄧州「閩營」後裔大約3500戶18000人，而該地自稱先祖系台灣土番的有7家8姓約350戶1800人，基本上占閩營人戶數的10%；到2005年，鄧州閩營後裔有3047戶13254人，而自報高山族的有544戶2674人，高山族戶、人比例分別達到了17.9%和20.1%。當年黃廷一部落籍河南，「沿途臨縣留兵屯墾，留在南陽者，分駐方城、唐河、新野、鎮平、南陽、內鄉（今鄧州市）等七縣」。慕義伯黃廷本人率五營親兵五千餘人自鄧州城至西北冠軍村（今屬張村鄉）沿湍河南岸一帶，分駐並新建五里四十八村。在親兵五千餘人中7家8姓的台灣土番先人也不過7～8人而已，其所占比例不足五百分之一。……在調查當中我們發現，台灣村就鄧州閩營的歷史而言，300多年前這些從沿海地區遷入中原內陸的人口，隨著時間的變化己經「河南化」甚至「鄧州化」了。最明顯的就是語言已完全河南方言化，只在親屬稱謂上還遺存少許閩南方言特點；飲食習慣也己完全當地化，並根據當地特產製作出大家所喜食的特有食品；各種風俗習慣基本本地化，但在婚喪嫁娶的一些形式內容上還摻雜著一些不同於當地人的閩南習俗。至於當地自報民族成份的高山族，雖然強調他們自身的「番俗」痕跡，但是在與同村的非高山族的「營里人」後裔的交談中了解到高山族所說的一些稱謂、習俗均為「營里人」所共有。事實上，即使黃廷所部確實有來自台灣的「土番」，他們也勢必先經歷了「閩南化」再「河南化」的過程……
案例12 訪問時間2012年8月24日；訪問地點張村鎮上營村；訪問對象CTD村民：現在時間過去都恁久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山族，只是知道改成高山族成分各方面都有照顧，小孩子上學能加5分呢，這麼好的事，無所謂是漢族還是高山族了，改成高山族那不是好事？
……高山族身份的確認，強化了「台灣村」本已淡薄的民族意識。或者可以說，身份確認的過程本身，就是他們的民族意識不斷凸現和強化的過程，「台灣村」高山族村民對自己的高山族身份倍感自豪。同時，為了與那些更改民族成分的所謂「假高山族」區分開來，他們更要強調自己正統的高山族身份。當地政府旨在推動旅遊業和經濟的發展而製造的高山族「文化傳統」，在推動當地高山族文化變遷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高山族的民族意識。就對族群關係的影響而言，利益與民族成分的掛鉤，使得不同族群因為民族成分的差別而在利益分配中獲得了不同的份額，由此引發了不同族群之間新的矛盾和爭議。這種族群關係的變化，有時表現為不同民族間的，有時則表現為同一民族內部不同利益群體間的。……

[186] 彭勇《明代的養老和優老之政》

[187] 明代開闢傳統工商業發展新時代

[188] 研究顯示：世居西藏的各民族都來自中原

[189] 俞敏先生和漢藏語言比較

[190] 研究表明：漢藏血緣關係最近

[191] Dongyue Zhao、Yang Chen、Gaowen Xie、Pengcheng Ma、Yufeng Wen、Fan Zhang、Yafei Wang、Yinqiu Cui、Shizhu Gao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n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Tang Empire in the Medieval Ages》
……「The Shuangzhao cemetery is located in Xianyang City, Shaanxi Province, China. This cemetery was excavated by Xi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2019–2020. A total of 59 burials were unearthed, including one burial of the Tang Dynasty (M56), and 58 burials of the Han Dynasty. M56 (cal 1268–1072 BP) in the Shuangzhao cemetery, is 6.76 meters long and consists of a slope tomb passage and a coffin chamber, situ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is cemetery. M56 exhibits the feature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8th century to early 10th century) tombs: a straight-back knife shaped plane structure, with the east wall of the tomb passage and chamber on the same plane. The tomb chamber is 2.06 meters long, 1–1.37 meters wide, 0.9–1.3 meters high. Three sets of human remains (numbered R1, R2 and R3 respectively) and a pagoda-shaped jar with a lid, a typical artifacts of the Tang Dynasty, were found in the west part of the chamber, with R1 laying on the top of R3 and to the west of R2.」……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rectangular earthen cave tombs were usually used for the burial of lower officials and common civilians. The structure of M56 is simple, with a 2.06m long, 1–1.37m wide, and less than 9m2 tomb chamber. Only one rough pagoda-shaped jar was buried with hosts as grave goods. Inferring from the type of the burial and the quantity and traits of the funeral object,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M56 was identified as common civilians .」……
……「Based on the genomic data, we’ve found that the three individuals in M56 all fall into the East Asian gene pool, and are clustered with other ancient Central Plains populations such as Longshan individuals and modern Chinese populations such as Han, Naxi, Lahu, Yi, Tibetan and Tujia, all belong to Sino-Tibetan speakers. There is no sign of the exotic genetic components from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s.」……
……「The burial objects and the form of the tomb, which is commonly used to identify social status in the Tang Dynasty, revealed that the Shuangzhao cemetery was used by local civilians rather than nobles or high-status people in the society. The analysis of the genomic profile of these individuals showed that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the tomb had typical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re was no kinship among these three co-buried individuals. In addition, the isotopic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iets of the three individuals were similar, mainly based on C3 and C4 plants with relatively low animal protein. Combining these pieces of evidence, we confirm that the people buried in M56 were common civilians of the Tang Empire.」……

[192] 《通制條格·卷第二·戶令》一、驅良蒙古牌甲戶驅
壬子年另籍蒙古牌甲驅戶，自抄數已後，每年爭告，雖經省部斷定，終不絕詞。照得甲午年欽奉哈罕皇帝聖旨：「不論達達、回回、契丹、女直、漢兒人等，如是軍前虜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驅口；因而在外住坐，於隨處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戶，應當隨處差發，主人見更不得識認，如是主人識認者，斷按答奚罪戾。」又照得先帝聖旨節文：「這新撮總已後數目裏入去了底體例，阿誰民戶有呵，俺每虜來底、寄留下底、種田底、出軍底那般推辭，咱每根底不商量，住來底田地里休起移者。打捕鷹房，不選是何投下民戶有呵，依您每定下底差發，抄上過本城子裡官人每根底納者。欽此。」所據另籍驅戶已在當差額內，依哈罕皇帝聖旨、先帝聖旨依舊當差，主人不得識認起移。外今次取勘到驅戶，雖稱壬子年另戶附籍，當時開除，止納本使錢物，到今不曾應當系官差發，依舊除豁，不行收差。

[193] 劉藝《粵方言區普通話字音的偏誤類型及字音習得的量化分析》方言是共同語在地域上的變體，共同語與方言既有相同點也有差異。從語音,詞彙和語法三個方面來看，普通話與方言語音上的差異最大，因此字音教學是方言區普通話教學的主要內容.但是由於各方言與普通話有著不同的語音對應關係和格局，因此不同方言區的普通話教學應有不同的語音教學重點。迄今為止已有學者研究了其他方言的普通話字音難度，但是粵方言區的普通話字音的量化研究尚顯不足。粵方言是漢語的一大方言，它的語音系統與普通話呈現了較為複雜的對應關係……

[194] 李如龍《閩粵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徵》……同一區內的小方言之間，有的差異甚大，甚至沒有明顯的有代表性的中心方言 :有的差異甚小，有高威信代表點方言，並對各地方言發揮很大的影響。前者是離心型方言，後者是向心型方言.在這一點上，閩粵方言就有明顯的差異。相對而言，粵方言內部差異是比較小的，即使在有明顯方言差異的地區，例如粵西的高雷地區和桂南的欽廉地區，代表點方言廣州話也可以通行無阻。不僅如此，在香港，雖然百餘年間受殖民地統治；在吉隆坡和舊金山，雖然遠隔重洋，那裡所通行的粵語竟比廣東省內的一些地方的粵語更加接近廣州話，甚至於一般的別方言區的人都難以辨別。像這樣高度集中的向心型方言在漢語方言中是任何方言所無法比擬的。在閩方言之中雖然有些二級方言區也可稱為向心型方言，福州話在閩東可通行十幾個縣，廈門話通行於閩南20多個縣和台灣省全島，汕頭話在粵東10幾個縣市，海口(文昌)話在海南全省，海康話在雷州各縣市也都通行無阻。而在閩北和閩中，建甌話和永安話通行就有些免強了。至於各小區之間，不但沒有形成共通的代表性方言，各方言之間還相差甚大，大多並不能通話。在閩語可以說是二級區多為向心的，少數也離心；整個閩語的一級區應該說是離心的，換句話說是大分散小集中。閩粵方言在這方面的差異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195] 張振興《閩語及其周邊方言》……漢語方言有統一性的一面，又有分歧性的一面。從東北的哈爾濱到西南的昆明，從東部的南京到西部的烏魯木齊，縱橫數百萬平方公里，包括好幾億人口，人們互相之間的通話沒有太大的困難，這是統一性的一面。但是我國的東南地區，大致上包括長江中下游以南，京廣線南段兩側以東的大片區域，方言種類繁多，分歧很大，所謂「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這是分歧性的一面。……

[196] 陳忠敏《歷史比較法與漢語方言語音比較》

[197] 中國語言文字概況

[198] 《漢語官話方言研究》評介

[199] 趙日新《官話方言研究的意義》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而官話方言又是漢語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隨著教育的普及，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今天，以官話方言為基礎方言的共同語即普通話對各地方言的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強。我國官話方言區的地域大致跟中原文化區（中州文化，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燕趙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區、關東文化區、荊楚文化區、巴蜀文化區、兩淮文化區的地域相當。地域文化是華夏文化的組成部分，是華夏文化的土壤。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載體。方言研究成果有助於地方文化及其歷史的研究。方言中蘊涵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內容，記錄著人們認識活動的每一個進步。重視方言研究方言，這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具體措施，對繁榮發展地方文化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漢語方言普遍存在著南北的對立，概括起來說大致也就是官話和東南方言的對立，這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表現。一般認為，跟東南方言相比，官話方言音系簡單，符合漢語語音發展「古音繁，今音簡」的趨勢，官話方言已離古音相去較遠。但在有些方面，語音簡化的官話方言為漢語史研究所提供的某些線索，在相對保守的南部一些方言中尚未出現。官話方言的某些語言現象可以為漢語史的某一歷史時段提供重要的依據。……

[200] 第五屆「漢語方言中青年高端論壇」舉行

[201] 漢語方言的代際傳承與活態保護

[202] 方言: 地方歷史文化的記憶

[203] 【專稿】從漢語方言看中國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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