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国治世

定义

汉国，意为汉族的民族国家，一般是指汉洲地区内的各地汉族割据势力已为汉族政权统一的国家，正是在第一次治世时代，赤县神州的土著各部落形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共同体^{[注 1]} ^{[注 4]}，自称为“中国人”、“华夏”，他称“秦人”，可见汉族已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注 7]}，与此同时，汉王朝成为第一个统一的汉族国家，“汉”遂成为族称之一，即使在汉王朝灭亡后，“汉”仍被使用，至公元7世纪与“华夏”同为汉族族称之一^{[注 5]}，类似游牧诸民族因蒙古帝国而形成“蒙古”族、日本列岛土著诸族因大和王权而形成“和”族、雪域高原的诸族居民因吐蕃（bod chen po）帝国而形成藏族（bod pa）。^{[注 3]}

治世，即政权内部的社会秩序大致稳定和平，没有大规模的动乱，而外部，至少邻国在名义上亦不存在与汉国抗衡或威胁汉国的国家。

上述两项标准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符合后者标准的多半满足前者标准。

古有罗马治世、蒙古治世，近有不列颠治世，但汉国治世与上述治世有两个根本不同，汉国国家的劳动生产阶级（人口多数）与统治剥削阶级属同一民族，蒙元帝国则与此相反，而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位于两者之间，另外，罗马帝国、蒙元帝国、大英帝国的财富能透过征服他国、剥削被征服地区而得，所以帝国的征服扩张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业，汉国就相反，无论对匈奴帝国、吐蕃帝国等政权的征战，成功与否都不能扩充帝国财富，反而劳民伤财，因为汉国对外征战主要是围绕国防安全与否，战争并不能获利，反而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无底黑洞，但如果不主动出击，敌军又会侵掠边境以至深入中原地区烧杀掳掠，同样令汉国人命财产损失惨重。

^{[注 8]}

前无古人的治世

前期治世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春，匈奴帝国的统治者降低傲慢的头，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与郅支骨都侯单于挛鞮呼屠吾斯分别派遣右屠耆王挛鞮铢娄渠堂与右大将挛鞮驹于利受入朝南方的汉国，至此，与汉国连兵八十载后，匈奴单于以派使向汉廷、向皇帝刘询称臣入朝的政治姿态，在名义上成为汉国主导的亚太秩序的一分子，汉国的周边地区再没有任何国家与汉国敌对或抗衡，亚太地区这个和平秩序总共维持了六十三年，直至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因匈奴帝国破坏和平，与汉国再度开战而破灭。

因为匈奴帝国是汉国邻国中唯一能抗衡以至威胁汉国的国家，所以汉国治世始终维系于汉国能否压服匈奴帝国。^{[注 10]}

汉洲地区

在六十三年的前期治世期间，汉国国力达到历史上第一个高峰，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国治下直接控制的汉族人口约有五千七百万人^{[注 2]}^{[注 11]}。
汉国间接控制的人口主要是非汉族群，比如西域都护府辖下诸王国的总人口就有1282121，而滇王、夜郎王、钩町王等治下人口及槃弧蛮、廪君蛮、板楯蛮等人口亦数以十万计^{[注 12]}，还有历年投附汉国而被安置在十一边郡的属国地区的包含匈奴人在内的十馀万胡人。^{[注 13]}

汉国在前期治世时代的首都是长安城，人口约二十四万^[112]，面积约34km²（34392202m²）^[113]，加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五座合称为“五都”的城市，是当时汉国，也是汉洲最大的六座城市^{[注 14]}。

汉国以汉洲（即本部）为直辖领土，而塔里木盆地的数十个王国、以色楞格河流域为核心的匈奴帝国、汉江以南的半岛诸国、日本百多个王国、阿尔泰山脉与卡拉套山脉之间的地带皆在汉国的间接控制或威慑之下，自濑户内海西至卡拉套山脉、自中圻北至贝加尔湖畔区，其间所有区域均属汉国的势力范围。

北邻

自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帝国的虚闾权渠单于南侵失败后，汉国的长城防线——从敦煌郡至辽东郡——有长达七十年的时间再没有发生过战争，这段期间，鲜卑人仍然被匈奴人所统治，与汉国并没有任何来往，而乌桓人自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脱匈独立后，一直由汉国设立的护乌桓校尉管理。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春，草原的失败者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亲自入朝，在与汉国皇帝刘询^{[注 10]}会晤后，得到汉国的种种援助，比如派兵“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呼韩邪单于率领南下的部众得以在长城防线以北背靠汉国来获得休养生息，呼韩邪单于显然不会放弃经营草原地区，特别是在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郅支骨都侯单于挛鞮呼屠吾斯率众西迁后更是如此。

直至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控制草原地区的呼韩邪单于率众北迁重返单于庭，汉-匈两国的和平秩序亦得到继续^[123]，其后半个世纪内都不曾发生过战争，在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单于曾两度亲身入朝汉国，皆得到汉国的巨量馈赠，可见汉国的霸权与匈奴帝国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霸权与不同，不会透过剥削或伤害他国人民来维系^[123]。

这段和平的岁月，据后人追忆：

“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

”

——班固评论^[123]

不过，匈奴帝国的臣服并非基于汉军的直接打击，这就令前期治世存在一些瑕疵，汉廷也因此而给予匈奴单于“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的礼遇，设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124]，虽然汉廷认识到汉国对匈奴帝国的影响力微弱，预期单于有朝一日会成为“畔臣”才安排“客礼”的待遇，但汉廷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战争的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汉国手上，一旦匈奴单于“鸟窜鼠伏，阙于朝享”就代表两国随时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匈奴单于是必为“畔臣”，除非匈奴单于不追求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否则入侵烧杀掳掠是必然的，匈奴单于会不会成为“畔臣”不取决于汉廷对匈奴单于的待遇，而是取决于汉廷有没有一支强大的汉军以及将战火烧到草原核心地区（色楞格河流域）的意愿。

元始二年（公元2年），车师后王姑句、婼羌王唐兜分别与戊己校尉、西域都护产生摩擦，遂先后逃亡匈奴帝国，但在汉国的要求下，匈奴单于遣使拘捕二王并在恶都奴移交二王给汉使，同时汉廷在恶都奴大会西域诸王，即将二王在恶都奴处决，又颁布四禁，规定匈奴帝国不得接受来自汉国、乌孙帝国、西域诸王国以及乌桓诸国（部）的流亡者，单于表示奉行四禁，但同时，匈奴帝国却因为乌桓人停止向匈奴交纳皮布税，遣使要求乌桓人上贡皮布税，受到乌桓人的拒绝后就派军入乌桓人的地界上烧杀掳掠，劫持一千多妇孺而去，当妇孺的亲属去赎回亲人时被匈奴帝国扣留^[123]。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位后，遣使匈奴帝国，更换前朝赐给单于的印绂，因为改印文“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引起单于的不满，但是为了“多得赂遗”，单于并不愿以此为借口生事，于是遣使陪同汉使入朝，上书表达恢复旧印文，不过，汉使在回国途中，却发现数年前被匈奴帝国劫持的乌桓人口，遂向匈奴使节表达要求单于遵守四禁，单于接受释放乌桓人的要求，但却是遣骑万馀护送乌桓人至塞外，乘机在朔方郡边塞下炫耀武力而回^[123]，这种挑衅举动显然代表匈奴人已做好与汉国开战的准备。

到了第二年（公元10年），再次出现车师后王投奔匈奴帝国的事件，虽然西域都护当机立断将车师后王须置离处决，但须置离之弟狐兰支随后即率众二千馀流亡匈奴帝国，单于旋以狐兰支为向导，遣军攻入车师后王国，与当地汉国驻军发交火后而退，汉-匈两国重燃战火，同年，戊己校尉被部下杀害，其部众汉族男女2000多人被部下胁持投奔匈奴帝国，单于将这批汉族人口安置在余吾水（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屯田^[123]。

整个前期治世期间，匈奴帝国不止结束内乱，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还从汉国手上得到丰厚的馈赠，匈奴单于五度入朝汉廷所得的黄金总量就有一百六十斤，而且繁荣的边境贸易容易令匈奴人觊觎，加以长期的和平令汉国上下丧失危机感，当汉国统治权由刘氏转移入王氏之初，匈奴帝国即乘新政权初生未稳之隙与汉国决裂，发动入侵，战火重燃。

东邻

自辽东郡、乐浪郡向南渡大海，直至南海一带为汉国东边，在陆路、海路分别与不同的国家相邻，在陆路上，汉国分别与夫馀王国、高句丽王国以及沃沮人、濊人、韩人各邦国族群相接。

匈奴帝国东接夫馀王国，与匈奴帝国不同，是一个定居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国家，是汉国的臣属国之一^{[注 15]}，其东邻的异族挹娄人长期被夫馀人统治^[121]。

自汉朝^{[注 10]}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攻并卫氏朝鲜王国后，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与朝鲜王国相邻的沃沮人、濊人及韩人诸国皆成为汉朝的从属国^[121]，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时汉国将临屯、真番两郡地区并入乐浪郡，而后来雄霸长白山东西的高句丽王国是在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于卒本川地区（中国辽宁省桓仁县）建国^[126]，在当时只是弱小政权，“立国日浅，民孱兵弱”^[126]，负有听从汉国征调兵员助战的责任^[125]，可见高句丽是汉国的仆从国之一^{[注 15]}。

乐浪郡在单单大岭（朝鲜大峰山脉至阿虎飞岭山脉一线）以西大同江流域的平壤平原是汉族在半岛的主要聚居地^[127]，单单大岭以东至日本海岸是濊人的主要聚居地，韩人则主要居于乐浪郡以南的半岛地区，分为数十个国家，可分为马韩、弁韩、辰韩三个不同的文化区域，至少分为70多个不同的国家，徐那伐国与百济国是其中两个国家，两国都是传说在前期治世时代建国，徐那伐国位于辰韩地区，以金城为王都（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一带），公元七世纪的半岛地区将统一在此国之下，但在第一次治世时期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前期治世时汉国曾分别于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元始四年（公元4年）遣军攻打徐那伐国，元始四年的汉兵更一度将金城重重围困，可见前期治世的汉国也将半岛东南部纳入本国势力范围之内，位于马韩的百济国以慰礼城为王都，同样是无足轻重的小国，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时百济国曾与汉国发生战争，慰礼城亦因此战而一度被烧毁，韩人诸国既为汉国仆从^[121]，徐那伐与百济两国亦不会例外，两国可能因违反从属秩序而引起汉国的打击，依战果而言，汉国持续将半岛地区诸国隶属汉国的势力范围内。^{[注 16]}

在海路上，日本列岛上的诸王国是汉国的主要交通对象，自元封三年后，日本列岛上的100多个王国就向汉朝在朝鲜半岛上的地方机构——乐浪郡——表示臣属，至前期治世时代亦如此^[157]。

大体而言，当时汉国以玄菟郡负责夫馀王国、高句丽王国的外交事务；乐浪郡分别负责韩人、沃沮人、倭人诸王国的外交事务^[121]，终前期治世，汉国在东邻的势力范围稳固如初。

西南边

湘江－广州湾以西、长江以南为西南地区，呈现Ⴑ形包围汉洲梁州地区，这片土地向西深入康区－缅北、向南至泰北，横跨今中国与中南半岛四国的国界，是西南诸族群的主要聚居地，也有少量分布在长江以北，例如巴郡中东部一带是板楯蛮的主要聚居地，由可以不向汉廷交纳赋税的七大姓族自治；廪君蛮在巫县亦有少量聚居，但主要分布在南郡长江以南的清江流域；槃弧蛮则主要分布在武陵郡及长沙郡的湘西地区^{[注 17]}
在槃瓠蛮以南主要有西瓯人、骆人分布，西瓯人主要聚居于郁林郡、交趾郡；骆人诸族主要分布于北部湾沿岸各郡^{[注 18]}。
在槃弧蛮、骆人以西的南中地区则有夜郎、且兰、滇、劳深等不同的国族分布。^{[注 19]}

汉族部落自战国晚期开始移入西南，至前期治世，整个西南地区的汉族人口已有五百万之众^{[注 2]}，虽然汉廷只能控制当地的汉族人口，但仅凭剥削当地汉族人口就足以在经济及军事方面维持汉国在当地的统治^[171]，并不需要亦没有剥削西南地区其他先住民族群^[172]，而当地众多王国政权势力仍然强大，其他土著族群全由当地的诸王国所控制。

汉国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全面建立，可追溯至元鼎五年秋汉朝对南越国的统一战争，当时兵分五路南攻，位于最西边的一路兵马由驰义候何遗率领自巴蜀南下途经西南地区，沿珠江而下番禺，并调遣夜郎、且兰、邛都（今中国西昌市一带）、莋都等国家出兵助战，不过且兰、邛都和莋都担心如果听令出兵，会令国内空虚，“旁国虏其老弱”，于是直接发兵与汉朝对抗，适逢汉朝已攻并南越国（公元前111年），何遗军遂改变目标，讨伐且兰、邛都、莋都，灭亡三国，在且兰设立牂柯郡，在邛都设立越巂郡，在筰都设立沈犁郡，汉王朝的统治深入西南地区，引发西南诸族诸王的恐慌，冉駹人遣使汉廷，请求在当地设郡，于是汉廷在冉駹设立汶山郡，又在白马人的居地设立武都郡，夜郎国君亲自入朝，受到汉廷承认为王^[173]。

同年，汉廷要求西南地区最大的国家——滇王国的国王亲身入朝，不过入朝的要求受到滇王国与周边的劳深、靡莫两国共同抗拒，直至汉朝军队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攻灭劳深王国与靡莫王国，滇王才“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朝在滇王国设立益州郡，而西南地区东部的湘西在战国时代已为楚有，南部的广西、海南岛、越南地区在并南越国后已设郡治理，至此，汉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全面确立^[173]，当地的汉族官吏主要负责“察动静，有变乃以闻”，保障西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

进入前期治世年代，西南地区的局势基本稳定，但也有小的叛乱，在海南岛上的珠崖郡，当汉族官吏企图开始以对汉族平民的剥削力度来对当地族群实施剥削，容易激起不惯被剥削的当地族群的对抗，珠崖郡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一度叛乱，至初元元年再度叛乱，此后连年不息，耗费巨大，至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汉皇帝在反战派大臣的劝说下决定废除珠崖郡，至于当地汉族民众则“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彊”。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钩町、漏卧等三王国爆发混战，汉廷遣使要求三王国停战，然而三王却“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于是汉廷派陈立为牂柯郡太守，再次要求三王停战和解，但三王仍然顽固不从，陈立在兴国且同亭召见夜郎王及其部属小王时，当机立断将夜郎王斩杀^{[注 20]}，夜郎王国诸首领当即向陈立表示“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夜郎兵马见到夜郎王头后“皆释兵降”，钩町王、漏卧王闻讯后立即停战和解，还上贡“粟千斛、牛羊”以劳慰当地汉军^[174]。

虽然当地社会恢复和平，但夜郎王的儿子邪务及邪务的外祖父翁指不甘于就此而算，不过不是发兵攻打钩町、漏卧，而是发兵反汉，在取得夜郎王国的部分军队支持下，逼使夜郎王国的22座城邑共同起兵反汉，同年冬，汉军攻入夜郎王国，将邪务、翁指领导的夜郎军围困起来，断其粮道、水源，又派人策反夜郎军将领，于是邪务与翁指被部下斩杀向汉军投降，夜郎王国灭亡，夜郎叛乱就此弥平，此后西南地区再没有动乱，直至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被王莽眨为侯的原钩町王因不满而被杀后，西南地区才烽烟四起^{[注 19]}。

西南邻

在西南沿海地区，即北部湾周边地区存在一条从徐闻、合浦或日南郡出航，沿中南半岛沿岸进入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路线，沿岸有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皮宗、黄支、已程不等诸王国。

西边与西邻

在汉国西邻，主要聚居着不同种类的羌人，中原人与羌人首次大规模冲突发生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九月，当时匈奴帝国乘著汉廷发兵攻南越国的时机，唆使羌人东侵中原，围攻陇西郡的安故、枹罕两地，不过到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十月即被汉兵讨平，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

到了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在匈奴帝国的暗中唆使下，互相攻伐仇怨累年的诸羌种出现联合的倾向，先零种、罕种、开种互相联合，第二年（公元前61年）春，先零种起兵暴动，一边劫略人口较少的羌人族群，另一边入侵汉国本部边塞，“攻城邑，杀长吏”，又击败汉军于浩亹，但罕种和开种并不打算与先零种一起攻汉，在先零种起兵前夕就派人至金城，将先零种反汉的企图通知汉官，夏季，汉国派汉族名将赵充国率军攻伐叛羌，在罕种和开种的反正下，汉军顺利于秋季击败先零种，至次年（公元前60年）秋季，先零种首领被部下杀害降汉，汉国设置金城属国以管理降羌，于是横跨三个年头的羌乱被平定。

进入前期治世，羌人的唯一一次叛乱发生在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如同元康年间的羌乱，并非所有羌人族群都站在汉国的对立面，上一次叛乱的主力是先零种，这一次叛乱的主力是彡姐旁种，彡姐旁种在秋七月起兵叛，东掠陇西郡汉边，“侵边境，杀吏民”，汉军的平叛行动初战失利，直至同年十一月，增兵六万的汉军夷平彡姐旁种，“斩捕首虏八千馀级，卤马牛羊以万数”，彡姐旁种“亡出塞”，再也不能威胁汉国。

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王莽的银弹攻势下，部分羌人向汉国献地及称臣，所献之地“皆与汉民”定居，汉国在当地设立西海郡，可以说是汉国向当地羌人买地开疆，既然是新得之地，自然需要迁移汉族实边，即“徙天下犯禁者处之”，之后两年间，汉民“徙者以千万数”^[175]。虽然羌人收钱卖地，但很快就反悔，居摄元年（公元6年），西海郡受到羌人的侵扰，不过在如日中天的汉国面前，这种侵扰旋即消灭，直至后来汉国内乱，王莽政权败亡（公元23年）后，羌人才得以征服西海郡，当地数以万计的汉民不是东返中原就是融入羌人，成为羌人或羌化汉族^[176]，至更始年间（公元23年～公元25年），羌人进而在金城、陇西二郡烧杀掳掠，直至汉国重新统一后才稍稍收敛。 ^{[注 21]}

西北邻

西域，北以天山山脉与乌孙帝国、匈奴帝国分隔，东接汉洲，西止帕米尔高原，南以昆仑山脉与青藏高原相隔，约相当于今塔里木盆地区域。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帝国陷入内哄，负责西域地区事务的日逐王挛鞮先贤掸叛降汉国，汉-匈两国在西域地区争霸了四十多年后，以汉国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为结果，开启了汉国独霸塔里木盆地的时代。

同年，乌孙帝国昆莫翁归靡死，翁归靡生前约定以汉国公主刘解忧之子元贵靡继任昆莫，但乌孙权贵却违反翁归靡的意愿，改立翁归靡之兄军须靡的儿子泥靡为昆莫，因为乌孙帝国的违约行为，汉国遣使远赴乌孙怪责，但并没有进一步的举行，同时新昆莫泥靡亦收继叔母刘解忧，不过两人关系并不好。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在草原斗争失败降附汉国的同一年，泥靡与刘解忧的关系愈见恶劣，适逢汉使魏和意、任昌至乌孙，刘解忧与魏和意、任昌谋杀泥靡，不过政变显然出了差错，泥靡被伤不死而逃亡，泥靡之子细沈瘦发兵包围首都赤谷城，刘解忧、魏和意与任昌被围困数月，直至西域都护府发兵来援才解围，同时，翁归靡的另外一个儿子乌就屠在政变发生时逃亡北境，宣称母系匈奴挛鞮家将发兵干预，由是发展自己的势力，当汉国遣使医治泥靡并收系魏和意与任昌下罪处死不久后^{[注 21]}，乌就屠即攻杀泥靡，自立为昆莫，汉国闻讯即计划遣军攻打乌就屠。

其后在刘解忧的侍女兼乌孙右大将之妻冯嫽的外交努力下，汉皇帝和乌就屠达成协议，同意以乌就屠为乌孙小昆莫，而刘解忧之子元贵靡出任乌孙大昆莫，汉国遣军屯驻乌孙帝国首都赤谷城，负责监管大昆莫与小昆莫对乌孙帝国的地界、人口的划分，最后乌孙帝国约十一万户总人口中，大昆莫元贵靡得六万多户，小昆莫乌就屠得四万多户，其中赤谷城由元贵靡分得，在匈奴帝国陷入内乱的同时，第二大游牧帝国一分为二，对于以汉国这类以定居农业为生、曾经长期受游牧民族侵扰的国家来说，一个“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的游牧帝国被削弱是一个好消息^[183]。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刘解忧返回汉洲定居养老，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郅支骨都侯单于挛鞮呼屠吾斯西迁，与乌孙小昆莫乌就屠产生冲突，匈奴军连年入寇乌孙，次年（公元前48年），汉国在车师旧地设立戍己校尉率军屯田，之后数年，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在汉国的帮助下日渐强大，加之发生郅支骨都侯单于杀害汉使谷吉一事，适逢康居王国在与乌孙帝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于是来一个驱虎吞狼的计划，遣使坚昆（郅支骨都侯单于的单于庭所在地），向郅支骨都侯单于传达联合攻灭乌孙王国的图谋，并以康居王国与乌孙王国接壤的康居东部地区给予郅支骨都侯单于驻扎，约定消灭乌孙王国后，乌孙旧地由郅支骨都侯单于统治，这个方案正好与郅支骨都侯单于的西迁计划一拍即合，于是乌孙帝国两个敌人结成同盟^[123]。

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郅支骨都侯单于率众西徙康居王国，不过西徙路上遭受雪灾，“中寒道死”，抵康居王国之时，郅支骨都侯单于部众仅馀下约3000人，不过康居王仍然看重郅支骨都侯单于，将女儿下嫁予郅支骨都侯单于，同时郅支骨都侯单于亦以其女儿嫁予康居王，结成姻亲同盟^[123]。

在郅支骨都侯单于的3000兵马与康居军的联合进攻下，乌孙帝国败仗连连，联军东进至乌孙国都赤谷城下，“杀略民人，驱畜产去”，在联军的蹂躏下，赤谷城以西的乌孙国土被杀光、烧光、抢光，以致“空虚不居”，成为无政府状态^[123]。

郅支骨都侯单于正在中亚混得风生水起之际，呼韩邪单于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控制了被郅支骨都侯单于放弃的草原，随后于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离开长城防线的光禄塞下，北归单于庭，尽据今蒙古草原之地^[123]。

接着七年，郅支骨都侯单于的势力日渐坐大，直接反客为主控制康居王国，康居王国的统治阶层被郅支骨都侯单于清洗一空，不止康居王被杀，连康居王女也被其夫郅支骨都侯单于杀害，支解其尸体丢弃入都赖水中，除了康居王国外，西至奄蔡王国、南至大宛王国，赤谷城以西者皆服属郅支骨都侯单于，岁贡不竭，“不敢不予”。另外，郅支骨都侯单于还劳役当地民众，在都赖水旁用了2年时修筑了一座城市作为自己的驻所，俗称郅支城（今哈萨克共和国塔拉兹一带）^[184]，虽然如此，但并没有影响西域都护府对塔里木盆地诸王国的管辖。

汉国为了谷吉一事，三次遣使郅支骨都侯单于，要求归还谷吉遗体，然而汉使反受郅支骨都侯单于“困辱”，郅支骨都侯单于又向汉国西域都护上书自称：“居困厄，愿归计彊汉，遣子入侍。”显然易见，郅支骨都侯单于认汉国遥远，鞭长莫及，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不料来自汉国的攻击来得如此迅速^[184]。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国西域都护府的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诏发动戊己校尉和西城各仆从国的兵马，汉兵与各国胡兵合共四万人，兵分两路进攻郅支城，一路西越葱岭，经大宛王国北上，另一路是主力，由陈汤率领，直接经温宿王国向北跨天山山脉，直抵赤谷城，正好一支康居军在赤谷城一带劫掠，遂被联军所灭，随即西向入康居王国地界，陈汤命令部队禁止抄寇，又与康居权贵接触，策反康居权贵倒戈，在当地向导下，联军直至离郅支城三十汉里，郅支骨都侯单于才得到联军到来的消息，郅支骨都侯单于曾经一度想弃城逃亡，在强敌临境前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似伊稚斜单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躲猫猫之旅，发挥游牧民族的长处，如果郅支骨都侯单于真是弃城而逃，他日或能东山再死，不过郅支骨都侯单于觉得“汉兵远来，不能久攻”，企图侥幸过关^[184]。

汉-胡联军遂围攻郅支城，经过一番激战后，郅支骨都侯单于被箭射中鼻子毁相，某一日晚上，郅支外城被攻破，守军退守内城，康居权贵亦发兵万骑围城，至日出，联军攻破内城，郅支骨都侯单于被汉兵杜勋阵斩，联军斩首1518级、生俘145人、逼降1000多人，郅支骨都侯单于西迁康居时的部众只有三千馀人，可以说此战后，郅支骨都侯单于的势力被扫平^[184]。

西域都护府攻灭郅支骨都侯单于挛鞮呼屠吾斯一事，促使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在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亲身入朝，可见影响之大。

虽然匈奴帝国内战的事情解决，但乌孙——当是小昆莫一派——却与西域都护府产生冲突，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乌孙军围困乌垒城，后被击退，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乌孙小昆莫出现内乱，乌就屠的两个儿子——拊离与日贰——争夺小昆莫之位，日贰杀拊离，随后汉廷遣使立拊离之子安日为小昆莫，结束乌就屠一派的争端，而日贰流亡康居王国，被小昆莫安日派人刺杀，汉廷对小昆莫势力的干预强化了汉国对当地局势的影响力^[183]。

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乌孙小昆莫势力再度出现内乱，安日被杀，于是汉廷遣使立安日的弟弟末振将为小昆莫，不料末振将新上位后，却与弟弟卑爰疐计划派人刺杀大昆莫雌栗靡，雌栗靡被害后，汉廷不得已，遣使立刘解忧的另一名孙子伊秩靡为大昆莫，大昆莫伊秩靡登位后，又派人杀害小昆莫末振将，小昆莫之位转入安日之子安犂靡手上，而卑爰疐则拥众八万依附康居王国，企图吞并两昆莫势力，在卑爰疐势力的威胁下，乌孙两昆莫不得不更为倚靠汉国“亲倚都护”以自立^[183]。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卑爰疐与匈奴帝国发生冲突，冲突以匈奴军的胜利告终，卑爰疐派其子趋逯入匈奴为人质，但汉国得此消息后，担心卑爰疐会得到匈奴单于的支持而坐大，吞并乌孙两昆莫^[185]，于是遣使要求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放还趋逯，彼时汉国对匈奴单于还有一定的威慑力，令匈奴单于按汉廷的命令行事^[123]。

虽然乌孙帝国的内部冲突牵扯汉国相当多的关注，但整个前期治世，西域地区（塔里木盆地）诸王国都在汉国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下得到超过半个世纪的和平。

元始二年（公元2年），车师后王姑句因为道路问题而被戊己校尉扣留，后来姑句找机会逃亡，投奔匈奴帝国，同一年，婼羌王唐兜埋怨西域都护在婼羌与赤水羌的战争中不帮助婼羌，遂率众千馀投奔匈奴帝国，时任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遣使向汉廷说明情况，汉国权臣王莽认为西域诸王国是汉国的臣属，所以匈奴帝国不应接受来自西域诸王国的流亡者，要求单于拘捕车师后王姑句、婼羌王唐兜并将二王在恶都奴地方移送给汉使，单于按照汉廷要求行事，同时，王莽召集西域诸王在恶都奴大会，在匈奴移交二王后，即在恶都奴处决二王及颁布四禁，禁止匈奴帝国接受来自汉国、乌孙帝国、西域诸王国及乌桓诸国的流亡者，在单于表达遵守四禁后，一场政治风波就此平息^[123]^[183]。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因为汉帝王莽遣使西域的消息，车师后王须置离以担忧不能供应汉使所需为由，谋划逃亡匈奴帝国，但走漏风声，被西域都护派人拘捕，当证实存在逃亡匈奴的计划，须置离即被处决，不过须置离之弟狐兰支闻讯后率众二千馀逃亡匈奴帝国，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以狐兰支为向导，遣军入寇车师后王国，与当地的汉国驻军交战而回，遂令汉-匈两国战火重燃^[123]^[183]。

后期治世

自汉国在前期治世之后陷入内乱，乌桓人即与匈奴人联合南犯汉洲，即使鲜卑人在公元一世纪三十年代脱匈独立后，亦与匈奴人、乌桓人联手南侵，直至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乌桓人与匈奴帝国决裂，向匈奴帝国发动攻击，令匈奴帝国“北徙千里”、“漠南地空”，汉国乘机拉拢乌桓人，至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乌桓人全部转向汉国阵营，汉廷于是重设护乌桓校尉，屯驻在上谷郡宁城，负责有关乌桓人及鲜卑人的事务并“岁时互市”进行边境贸易，不过后来赤山乌桓人的首领歆志贲起兵叛汉，多次入掠上谷郡，毕竟南接汉边，与其工作经商赚钱还不如直接抢劫杀人，汉廷为此而“设购赏”，但一直没有取得效果^[186]。

而鲜卑人与匈奴帝国的联合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在匈奴帝国分裂后，匈-鲜联盟不久即行中止，鲜卑人转而与汉国联合起来对付北匈奴帝国，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帝国正式分裂的第二年，鲜卑人即与汉国进行外交来往^[186]^[187]，其中偏何统领的一部（国）^{[注 22]}迅速倒向汉国，并攻击北匈奴帝国，取得斩2000多级的战绩，因为鲜卑人根据在对北匈奴帝国战争中的斩首级数来向汉国换取财物，这极大提高了鲜卑人攻打北匈奴帝国积极性，相当于汉国用财物买北匈奴人的人头，鲜卑人则扮演汉国雇佣兵的角色，至永平元年（公元58），在辽东郡太守祭肜的鼓励下，偏何领兵打败多次入掠上谷郡的赤山乌桓人并斩杀其首领歆志贲，得到大批“购赏”，自此鲜卑人全都由亲匈奴转向亲汉，成为北匈奴帝国的敌人，直至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国每年都给鲜卑人二亿七千万钱，以作为借力（鲜卑）制衡（北匈奴）的代价^[186]。

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春，汉国对鲜卑人近四十年的投资生效，鲜卑人在与北匈奴帝国的一次战争中斩杀北匈奴优留单于，随之鼓舞南匈奴单于国北灭北匈奴帝国以并为一国的信念，碰巧当时窦氏是汉国皇室的外戚，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因为卷入刺杀地方诸侯的风波，主动请求北征北匈奴帝国以“赎死”，加上南匈奴单于向汉廷的请求，于是在章和二年十月，汉国准备以窦宪为主帅，率领汉军及南匈奴军北征北匈奴帝国。

次年（公元89年）六月，汉国与南匈奴单于国联军在汉将窦宪的领导下北征，联军在稽洛山大破北匈奴单于率领的大军，联军乘胜追击，斩杀13000多级、俘获马牛羊骆驼等牲畜超过一百万只，兵临私渠比鞮海，七月，联军兵至燕然山，窦宪在山上留下著名的封燕然山汉铭后就退兵回国，同时遣使当时逃至西海（今蒙古国哈尔湖Xap Hyyp）地区的北匈奴单于，逼使北匈奴单于向汉国称臣，周边再没有国家足以抗衡汉国，汉国进入后期治世时代，直至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被叛羌暴乱结束这个和平年代。

汉洲地区

在后期治世的十七年期间，汉国国力是继第一个高峰后的小高峰，章和二年（公元88年）时汉国治下直接控制的汉族人口约有四千三百万人^{[注 2]}，另外还有内迁至汉洲雍州一带的羌人及属国地区安置的其他族群^{[注 13]}，而间接控制的人口主要是非汉族群，由各仆从国控制，比如原滇国、原夜郎国、槃弧蛮、廪君蛮、板楯蛮、乌浒蛮、俚人等西南地区族群的各酋长，以及哀牢、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馀国，另外，历年投附汉国的包含匈奴人在内的胡人由寄居在汉洲北边的南匈奴单于国控制，西域都护府失去了对乌孙王国的控制，都护府辖下诸王国的人口相比前期治世时代有所减少。

汉国在后期治世的首都是洛阳城，人口约三十万^{[注 23]}，面积约9.5km²^[113]。^{[注 11]}

后期治世的汉国以汉洲（即本部）为直辖领土，而塔里木盆地的数十个王国、以大湖盆地为核心的北匈奴帝国、汉江以南的半岛、倭人三十多个国家等不同的地区皆在汉国的间接控制或威慑之下，自对马海峡西至葱岭、自中圻北至哈尔湖畔区，其间所有区域均属汉国的势力范围，相比前期治世，后期治世的汉国势力范围略有收缩，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力亦有所下降。

北邻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汉国遣军击败在伊吾卢地的北匈奴军，夺回被北匈奴帝国控制了十三年的伊吾卢地，同年，南匈奴单于国又遣军北征，在西海地区再次大败北匈奴单于而退。

永元三年（公元91年）春，北匈奴帝国被南匈奴打败的消息，促使汉国再度遣军北征，汉军自居延塞出发，围困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一带，击败北匈奴军，北匈奴权贵5000多人被斩首，不过北匈奴单于杀出重围逃亡，不知所踪，一度流亡乌孙帝国。

汉军回师后，北匈奴单于之弟挛鞮於除鞬自立为单于，拥众二万多人移屯至蒲类海地区，又遣使向汉国称臣，在窦宪的支持下，汉廷承认挛鞮於除鞬为北匈奴单于并准备重返草原，于是无论南北匈奴都成为汉国的藩属国，同年底，汉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重设西域都护府，但次年六月，汉国发生宫廷政变，外戚窦氏一党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窦宪被迫自杀，窦氏失势，汉国宫廷政变令北匈奴单于挛鞮於除鞬失去来自汉国的支持，第二年（公元93年），挛鞮於除鞬决定自行北迁，与汉国产生矛盾，“自畔还北”，最终被汉军诛灭，北匈奴帝国又一次遭受汉军的沉重打击。

而鲜卑人在斩杀北匈奴优留单于后，即逐渐渗入草原，同化当地的匈奴人，实力遂得到进一步扩张，滋长野心^[186]，同时北匈奴帝国因为衰落而退出草原，令鲜卑人失去来自汉国每年二亿七千万钱的金援，于是富裕繁荣的汉国在数年后成为鲜卑人“发穷恶”的受害者，不过汉国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边境，加上鲜卑人尚未统一为一个强国，所以鲜卑人还未能成为汉国的威胁。

北边

北匈奴帝国遭受重打击后，南匈奴单于国却爆发了一场内乱，南匈奴单于挛鞮安国发兵攻打功高震主的左谷蠡王挛鞮师子，并将其围困在五原郡柏曼县城，直至汉廷派兵平叛的消息传来，挛鞮安国即被部下杀害投降，汉廷于是扶持挛鞮师子为新单于，然而南匈奴单于国并未完全安定下来，次年（公元94年）发生一场叛乱，南匈奴部分胡人拥立挛鞮逢侯为新单于，杀略“吏人，燔烧邮亭庐帐”并围攻单于挛鞮师子，汉廷再次派兵平叛，迫使挛鞮逢侯解围北奔草原，然而不久，挛鞮逢侯的馀党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发起叛乱，只是旋起旋灭，在汉军的打击下，以乌居战投降告终，南匈奴单于国得到短暂的和平。

永元十年（公元98年），挛鞮师子死后单于位传至其堂兄弟挛鞮檀，在位其间频密派兵北上攻打挛鞮逢侯部众，虽然挛鞮檀占据上风但亦未能消灭挛鞮逢侯势力，后期治世时大漠南北南匈奴之间的相持之势不变。后来南单于挛鞮檀在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乘着汉国陷入羌乱之机起兵反汉，并与自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起移居塞内汉洲的乌桓人、鲜卑人联手劫掠周边郡县汉民，直至次年，汉军才成功围困挛鞮檀，逼使挛鞮檀投降，亦不废其南单于之位，经此一役后，已移居塞内的乌桓人、鲜卑人被汉廷逐回塞外^[121]，而挛鞮逢侯在漠北遭受鲜卑人频频打压而不得不于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率百馀骑南下投降，南匈奴单于国再次得到短暂的和平。

东邻

自汉国辽东郡、乐浪郡向南渡大海，直至南海一带是汉国的东边，相邻的国家族群与前期治世时代相比并没有巨大的改变，然而高句骊王国已经趁汉国深陷内乱时摆脱仆从国地位，同时亦开始向周边进行吞并扩张，南扩至萨水（清川江），逼使沃沮人诸国向其称臣纳贡^[121]，甚至一度入侵乐浪郡，在东亚东北部地区甚为强势，只是名义上仍以汉国为宗主国，直至汉国重新统一才令高句骊王国的扩张停止^[189]，不过对于单单大岭以东的濊人诸国，汉廷不再派遣汉官治理，仅“封其渠帅为侯”予其自治。

后期治世的百济同样是无足轻重的小国，而徐伐那改国号为鸡林，与前期治世相比亦没有变化，韩人诸国在后期治世时较大的改变是出现了以金官国为首的伽倻诸国新势力，主要以阿罗伽倻、古宁伽倻、大伽倻（非火伽倻）、星山伽倻（碧珍伽倻）、小伽倻等五个弁韩地区主要国家与金官国组成的国家联盟。^{[注 16]}

另外，韩人诸国可能在公元一世纪形成以马韩地区月支国为诸国联盟共主（辰王）的政治认同，后来乘着汉国遭受永初羌乱的打击，辰王在建光元年底（公元121年）派马韩诸国兵与高句骊王国及秽人、貊人兵马联合入侵玄菟郡，汉国在夫馀王国派兵支援下在次年初将其击退^[190]，辰王在韩人诸国的共主地位延续至正始六年（公元245年）被曹魏政权派兵打击后才衰落。

日本地区的百馀个国家经过互相吞并，后期治世时缩减为三十馀国^[157]^[119]，后期治世期间的夫馀王国与前期治世时一样继续以汉国为宗主国。

西南边

后期治世的西南边区的槃瓠蛮、廪君蛮、板楯蛮等主要族群分布与前期治世时大致相同，曾发生数次小规模的叛乱事件，然而皆旋起旋灭，影响微弱。

聚居在武陵郡澧水中游及溇水中游地区的槃瓠蛮人在潭戎的率领下，于永元四年（公元92年）发起暴乱，“燔烧邮亭，杀略吏民”，很快被武陵郡汉军消灭，西南地区重归和平，九年后的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十二月，聚居于巫县地区的廪君蛮人首领许圣起兵叛乱，荆州各郡汉军开展平叛行动，次年四月，叛乱因许圣投降而消除，俘虏被移置于江夏郡境内，成为后来“江夏蛮”、“沔中蛮”的一部分。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蜀郡属国三襄种与国外的污衍种联兵3000多人反汉，“杀长吏”，一度围攻蚕陵县城，这场叛乱结果失载，但从三襄种及污衍种其后不见记载来看，叛乱不是被平定就是三襄种及污衍种大肆劫掠后逃出国外。

而在更为遥远的日南郡象林县，汉国亦展示了不逊于在武陵、巫县的平叛能力，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夏，当地2000多蛮人发起暴乱，“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驻军快速平定了暴乱。

值得一提的是，在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国遣使向汉国奉表称臣，汉廷趁势在哀牢建置哀牢县及博南县，并将两县与邻近汉国领有的6个县合并为永昌郡^{[注 24]}，汉国领土遂深入横断山脉以西区域；永元十二年，蜀郡属国旄牛族群以西的白狼、貗薄诸种17,0000人向汉国奉表称臣，逐令康区成为汉国的势力范围；永初元年，汉国九真郡境外的蛮人部落向汉国奉表称臣，同年，永昌郡境外的僬侥种族群3000多人亦向汉国奉表称臣，代表九真郡境外“千八百四十里”及永昌郡境外的中南半岛西北部地区成为汉国的势力范围^[163]。

西南邻

公元一世纪，离汉国日南郡西南三千多汉里，汉国势力范围以外的中南半岛南部湄公河下游流域地区，来自徼国的混填坐上乌文国的船至扶南，以武力征服扶南人后与当地女王柳叶联姻建立扶南王国，之后向四方扩张，“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成为泰国湾北岸的强国^[191]^[192]^[193]。

西边与西邻

自汉国内乱，聚居在汉洲西邻的羌人（西羌）势力趁机攻陷西海郡后向东扩张，直至被恢复统一的汉国接连击败才止住东扩势头，然而汉廷却将战败投降的羌人东移汉洲西边安置，由此种下了在公元二世纪初叶汉洲北部（中原）发生大规模羌乱暴动的祸因，汉国统治阶层在这方面目光短浅的选择，最终不止自食恶果，还连累汉族民众遭殃，令汉洲北部遭受近300年的民族混战和征服^{[注 26]}，但这个错误并不会立即造成恶果，因为恶果是由连续多年一次又一次的错误累积导致，并非一次迁移就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所以后期治世尚能保持西边的稳定并对西邻羌人实施反击。

后期治世的羌人强国烧当种由滇良家族所统治，烧当种原居于大允谷，建武年间在滇良的领导下击败先零种及卑湳种并夺其居地大榆中（中国青海省贵德县），实现烧当种的崛起，至中元二年（公元57年）秋，滇良之子滇吾与其弟滇岸率兵5000入侵陇西郡，败汉军于允街，其他羌人乘势入寇，令西边形势恶化，直至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廷派汉兵与羌、胡兵联合共四万人攻击正在抄掠陇西郡的以烧当种为首的羌人，将其逐出汉洲，于西邯击溃滇吾军队，之后滇吾、滇岸、滇吾之子东吾相继投降，西邻局势才得到暂时粗安局面，然而滇岸之弟迷吾、号吾继续领导烧当种馀众，为和平埋下隐患，之后西边的数次羌乱也有迷吾与号吾的身影，迷吾在建初羌乱兵败投降，号吾在元和羌乱被汉军俘虏，在号吾答应不入侵汉边后，汉官放还迷吾与号吾以止息边患，但未能达至目的，章和元年（公元87年），汉军攻打烧当种，兵败于三兜谷，西边形势再次恶化，同年汉军在木乘谷击败烧当种，再逼降迷吾，西边形势才得到改善，汉官不信任降而后叛的迷吾，于是将其毒杀并诛杀烧当种相关人士1200多，不过却遗漏了迷吾之子迷唐，烧当种在迷唐领导下与烧何种、当煎种、当阗种等羌人诸国结盟反汉并勾结属国月氏胡人东掠汉洲，幸运的是，迷唐的入侵行动失败，号吾向汉国投降，而迷唐被汉军威逼以至率烧当种离开大小榆中徒居颇岩谷，令汉洲西边的形势在后期治世前夕再次得到安全。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汉官派使与迷唐讲和，并容许迷唐重返大小榆中，当迷唐入居大小榆中后，派遣其祖母卑缺回访，汉官派田汜等五人护送卑缺回烧当种，当和平可期之际却生变故，迷唐将田汜等人肢解杀害，并和其他羌族种（国）结盟共同侵汉，于是金城郡边塞立即遭殃，次年，与烧当种结盟的羌族诸种（国）在汉国“诱以财货”的银弹攻势下，纷纷与烧当种割席断交，汉军亦出国攻陷大小榆中，于当地筑城坞、造河桥，并计划沿黄河逆流而上追击逃亡的迷唐，而迷唐带领烧当种一路迁徒至赐支河曲（中国青海省龙羊峡水库周边地区）安居，汉军于是中止追击计划。

永元八年（公元96年），汉国派遣羌胡兵进入安多地区追击迷唐，但兵败而回，迷唐乘势再次东进，次年秋季，迷唐率兵8000攻入陇西郡，深入汉洲并煽动迁居当地的羌人起事劫掠，“共为寇盗”，迷唐兵力逐扩充至三万，击败陇西郡汉兵，劫掠大夏县，而汉廷亦发各郡汉兵、边郡羌胡兵，合共三万联军对抗迷唐，在联军进逼之下，迷唐未战先怯，经临洮县退出汉洲，联军出洲追击，击败迷唐，然而联军伤亡亦多，于是退还汉洲。

永元十年，烧当种穷困交迫，人口少于2000，迷唐不得不向派使向汉国投降，得汉国准予入金城郡暂居，后来汉廷要求烧当种返回大小榆中，但迷唐认为汉兵在大小榆中有据点，担心如发生冲突随时都会被汉兵攻陷，“不可复居”，于是以烧当种人饥饿为辞拒绝返乡，汉官逐赠送迷唐大量金帛以便购买所需的粮食及牲畜，不过这善意之举却令烧当种“更怀猜惊”，隔年（公元100年），迷唐再次起兵反汉，并与湟水中游的胡人联合“寇钞而去”，次年，烧当种再次返回赐支河曲，同年秋，迷唐率兵东向逼近汉边，汉廷派遣凉州部各郡汉兵与属国月氏胡兵、牢姐种羌兵联军三万反击迷唐，联军于允川与烧当军交战，击溃迷唐，烧当种的人口受到此战大幅削弱以至“不满千人”，迷唐不得不率残种远迁至赐支河首（中国青海省玛多县），依附当地的发羌族群才得以安定下来，不久，迷唐病死于赐支河首。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定居在安定郡的烧何种与其他羌人种数百人起兵叛乱，旋即被安定郡汉兵所灭，此后数年，西边及西邻皆太平无事。

自从永元十三年烧当种在允川兵败后，青海湖周边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当年烧当种因为占据此地才得以强大起来频频抄掠汉洲，汉廷于是决定在当地建立三十四部屯田，计划重新设立西海郡，遗憾的是在将要成功之际却爆发长达十馀年的永初羌乱而被迫放弃建设^[213]，直至500年后，汉族王朝才再次达到永元年间的成就。

西北邻

自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戊己校尉被部下所害，其汉族部众被胁入匈奴帝国零吾水流域安居后，汉国在西域地区的统治机构开始遭受挑战，汉国与匈奴帝国陷入长期战争，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汉国任命新戊己校尉入驻西域时，焉耆、姑墨、尉犁、危须等国突然发起叛乱攻击汉军，戊己校尉率兵退还汉洲，西域都护收聚残兵退守龟兹国，西域都护府瓦解，直至王莽政权覆亡后，西域都护卒于龟兹，西域都护府才完全瓦解，西域地区陷入诸国混战的时代。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兵与羌、胡、南匈奴兵等联合北征，大败北匈奴军，汉国攻取伊吾卢地，派汉族人班超等出使西域诸王国，说服鄯善、于阗等国重新向汉国奉表称臣，次年，班超又说服疏勒国重投汉国，而汉廷亦遗军征服车师前、后二王国，随即重设西域都护等统治机构，以车师前国柳中城、车师后国金蒲城为据点，然而次年，北匈奴帝国发兵重新征服车师前、后二王国，围攻柳中城、金蒲城，焉耆、龟兹诸国亦派兵杀害西域都护，适逢汉国皇位更替，汉廷反应迟缓，同年底才派汉兵及鄯善兵救援，但北匈奴攻陷金蒲城，援军只得接应柳中城内汉兵撒退，汉国宣布召回所有驻西域的汉官回国，不过班超却留在疏勒国，继续在西域诸王国间合纵连横。

经过班超的奋斗，至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已将疏勒、拘弥、于阗等国团结旗下，同时向汉廷上疏要求支援，隔年，汉廷派遗汉兵及义从胡兵合共1000人支援班超，但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疏勒王据乌即城叛，班超率兵围攻乌即城，康居王国派兵援助疏勒王，直至班超外交捭阖，透过贵霜帝国说明康居护疏勒王退兵回国，班超才攻陷乌即城，元和三年，疏勒王向康居借兵入据桢中城，向班超诈降企图卷土重来，但被班超识破，疏勒王被诛杀，其兵被击溃，第二年（公元87年），班超击败龟兹与莎车联军，逼降莎车，“威震西域”，进入后期治世时代，班超的势力在西域地区内部已无有力挑战者。

永元二年（公元90年），贵霜帝国派兵攻打班超，但相持不下，贵霜军谋图联合龟兹国的计划亦被班超挫败，遂不得不与班超讲和退兵，同年，汉兵北征，击溃北匈奴军，重夺伊吾卢地，车师前后两国闻讯即改投汉国阵营，次年，龟兹、姑墨、温缩等国家归附班超，西域地区内仅馀下焉耆、危须、尉犁、山国等四国不附，同年，汉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屯驻龟兹国它乾城^[214]^[215]。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统率汉兵1400及辖下诸王国兵马七万扫平焉耆、危须、尉犁、山国四国，斩杀焉耆王及尉犁王，另择他人扶上四国王位，至此除了乌孙王国外，前期治世的西域诸王国重新成为汉国间接管治的地区，于是次年，汉廷封班超为定远侯。

永元八年（公元96年），车师后王因私人恩怨而攻打车师前王，击溃车师前王国，汉廷派凉州部各郡汉兵及羌胡兵平乱，永元九年（公元97年），联军击溃车师后王国，车师后王在逃亡北匈奴帝国的途中被联军捕获斩杀，扶车师后王之弟为新王，同一年，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安敦尼乌斯王朝（Nervan-Antonian dynasty），然而汉使仅至帕提亚帝国（امپراتوری اشکانی）而还，但亦是汉国官方使节史上所达到最西的地区，汉国声望在汉洲以西的地区再次达至高峰。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卸任西域都护，回归汉洲原乡，西域都护由戊己校尉任尚出任，第二年，帕提亚帝国派遣使节至汉国，首次实现东亚国家与西亚国家的官方往来，而班超至次年七月抵达洛阳后于九月去世。

然而和平的年代不长，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冬，西域诸王国发起叛乱，围攻西域都护任尚于疏勒国，但屡攻不克，反被击退，汉廷闻讯派梁慬统率羌胡兵5000救援，随后汉廷罢免任尚，改以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段禧与赵博移至它乾城守备，梁慬邀请龟兹王白霸亦入城共同防守，不料龟兹国官吏却背叛龟兹王，与温宿、姑墨诸国联合反汉，共同发兵数万围攻它乾城，围攻数月后亦被梁慬领兵出城击败，“斩首万馀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解除危机，但在这数个月间西域与汉洲“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失去西域都护府消息令汉廷忧心忡忡，朝议舍弃西域，至永初元年（107）六月，汉廷下达废除西域都护府及在伊吾卢、柳中屯田并调回当地官兵返回汉洲，主动将军事力量从西域地区撤出以退守敦煌的决定^[214]，同时汉廷派骑都尉王弘调发关陇士卒西往以迎接段禧、赵博、梁慬等及一众屯田士兵东还，当时王弘亦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百千骑”调用，羌人因为担心去了西域后“远屯不还”而不愿被征发，但在王弘的催促下，这批羌兵携家带口不情不愿地踏上西征路途，直至酒泉郡地界后，羌人大多已逃亡四散，各郡于是派兵四出追捕羌人逃兵，甚至突入羌人村落中搜捕，引起汉洲境内羌人的惊扰，而被征发的羌人亦一哄而散，有的逃出汉境至塞外，同样在六月，以先零种、钟种为首的羌人乘乱“大为寇掠，断陇道”截断了关西与陇西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虽然这些叛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但“郡县畏懦不能制”，致令叛羌势力日渐坐大，终结治世，叛乱的规模扩大，持续至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才平定。

^{[注 27]}

^[217]

隐疾重重的治世

汉国自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陷入近一个世纪的内乱及割据局面，汉族刘氏在此其间失去统治权，统治权传入汉族曹氏，朝号由“汉”变成“魏”（曹魏），统治权再传至汉族司马氏手上，朝号又由“魏”变成“晋”（晋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晋朝攻灭割据南夏荆州和扬州^[20]^[21]的汉族孙氏政权（孙吴），令晋朝成为汉洲境内唯一的汉族政权（汉国），彼时河套地区等汉洲地区虽然已不在汉国直接统治区，然而汉国周边不存在威胁汉国安全的外族势力，并且在名义上臣属于汉国，所以汉国实现内部统一后即进入治世年代，直至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诸侯赵王司马伦因为篡位称帝而引发六王之乱的内战，终结近二十一年的第二次治世，而六王之乱的后果亦导致汉洲陷入长达288年的各民族仇杀、混战时代

汉洲地区

在约二十一年的第二次治世期间，汉国国力达到历史上第二个高峰，其治下直接控制的汉族人口在太康年间约有一千六百万^{[注 2]}^[218]^[219]，还有寄居在汉洲的南匈奴单于国以及历年投附汉国而被安置在并州部、雍州部、凉州部的羌人诸胡人等包含匈奴人在内的各族群近2000000人，加上槃瓠蛮、廪君蛮、板楯蛮、乌浒蛮、俚人等西南方诸蛮族群，数量亦与此相当^{[注 28]}^{[注 29]}。

汉国在第二次治世时代的首都是洛阳城，人口约三十二万^{[注 23]}，面积约9.5km²^[113]，“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230]，经济有所发展但社会上贫富悬殊现象亦开始恶化^[231]。

汉国以汉洲（即本部）为直辖领土，而河套平原被鲜卑人所占据，盘据大漠南北及燕山北麓至辽西北部的鲜卑人、塔里木盆地的数十个王国、汉江以南的半岛诸国、以邪马台王国为核心的倭人诸国、高句骊王国、沃沮人及濊人诸国、夫馀王国、林邑王国等地带皆至少在名义上以汉国为共主，自濑户内海西至葱岭、自中圻北至大漠，其间所有区域均属汉国第二次治世时代的势力范围，但相比第一次治世时代，第二次治世时代汉国的势力范围有所收缩。

北邻与北边

匈奴帝国自公元48年分裂以来，对汉国的威胁逐渐降低，直至檀石槐率领鲜卑人征服草原，才再次出现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然而檀石槐所建立的鲜卑帝国不如冒顿单于所建立的匈奴帝国来得稳固，檀石槐一死，鲜卑帝国即逐渐土崩瓦解，统治阶层的内战更是加速瓦解趋势，鲜卑帝国的各地封建领主自为一国并乘着汉国内乱分裂而向南扩张，其中轲比能一支借由吸收汉族流人而崛起^{[注 30]}，青龙元年（公元233年），轲比能杀害檀石槐的孙辈步度根，将其部众吸收，变得更为强大，威胁汉洲，直至青龙三年（公元235年）被曹魏政权派人刺杀，其势力才分崩离析。

建安年间，乌丸单于蹋顿成功统一乌丸各部（国），但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蹋顿被汉国权臣曹操率军一战斩杀于白狼山，鲜卑人亦乘势摆脱蹋顿的影响，乌丸人自此一蹶不振，遂成为汉国的附庸势力，曹魏先后解决统一乌丸的蹋顿及新崛起的轲比能集团这两股新兴游牧强权，才令游牧人“彊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直至第二次治世时代北邻形势仍然如此，不过相比后期治世时代，第二次治世时代汉国对北邻的影响更为软弱。

自乌丸人衰落后，鲜卑人逐渐反客为主占据乌丸故地，成为慕容部（国），檀石槐的帝国消失后，匈奴人宇文部（国）自立为一国，宇文国弱而慕容国强，彼此互有恩怨，同时慕容国亦威胁汉国昌黎、辽西、辽东三郡边境安全，但慕容国两次南侵皆被晋军击败，于是慕容国转而东攻夫馀王国，一战攻陷夫馀，逼使夫馀王室退保沃沮人地区，直至太康七年（公元286年）汉国出手干预，大破慕容军，才成功帮助夫馀人收复失地，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慕容国单于弈洛瓌向汉国奉表称臣，并与宇文国和解，汉国三郡边境遂得安全，同年弈洛瓌以大青山（中国北票市牤牛河以东）为慕容国首府，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又建都于大棘城，在弈洛瓌统治下，慕容国全面模仿汉制^{[注 30]}。

其中大同盆地及前套平原、后套平原、西套平原在汉国内乱后，被各支南迁鲜卑人逐渐占领，轲比能败亡后，大同盆地及前套平原、后套平原被南迁的鲜卑拓跋国（部）所占领，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在拓跋国主力微的默许之下，其子沙漠汗被杀，晋朝派卫瓘施以非武力手段促使拓跋国发生内乱，同年力微去世，拓跋国陷入衰弱的局面，令并州部边境的安全威胁消于无形^[239]，至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拓跋国自东至西分别由力微之子禄官及沙漠汗两子猗㐌、猗卢三分统治，正因拓跋国长期衰弱与分裂，慕容国单于弈洛瓌之兄吐谷浑才得以率领1700落西迁至阴山脚下^[240]，元康六年拓跋国三主改葬沙漠汗时，汉国诸侯东嬴公司马腾、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皆派使拓跋国吊丧。

而西套平原在汉国陷入内乱后，大漠以北有斯引、出连、叱卢、乞伏四部（国）联合南下迁至阴山，时三国并入乞伏一国，而在晋朝安定郡以北的高平川（清水河）流域一带被鹿结领导的70000多落部众所盘据，泰始年间，乞伏国主祐邻举国5000多落南迁夏缘（苦水河）一带，并击溃鹿结，吞并鹿结部众及地盘^[241]。

在乞伏国以西，与拓跋国统治者系出同源的匹孤所统率的一支鲜卑人亦乘乱迁入河西走廊，匹孤之子寿阗成为部众首领后为自己起姓“秃发”，纵使后来汉廷重新统一河西走廊亦没有驱除内迁之鲜卑人，遂成为汉国境内的一支鲜卑势力，并与当地赀虏诸胡成为凉州部治安不稳的乱源，“或降来或遁去，常为西州道路患也”^[121]。咸宁年间，秃发国主树机能与当地羌胡诸族联合共100000男女^{[注 31]}攻掠汉国凉州部，成为汉国西边的最大威胁，经过多年的战争，至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晋将马隆以三千五百汉兵为晋军主力，率军夷平树机能势力，秃发国被大幅削弱，为凉州部取得和平^[245]^[246]

自东至西分布的鲜卑诸国主要有慕容、拓跋、乞伏、秃发等四国，其中秃发国乘汉国内乱迁入河西走廊，其他三国皆位于汉国境外，第二次治世前夕，汉国平定秃发国叛乱并使拓跋国陷入分裂，至第二次治世时代又逼使慕容国降服，四国已制其三，可以断言汉国若继续维持统一，晋军是有能力敉平鲜卑人在边境的威胁。

至于寄居汉国境内的南匈奴单于国虽然在汉国内乱时抄掠周边汉民，然而在曹操统一汉洲北部（中原）后，重新将南匈奴人置于掌控中，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将南匈奴人分为左右南北中等五部，五部主要分居在兹氏县、祁县、蒲子县、新兴县、大陵县等五县，并以汉族人为各部司马以监察，至第二次治世年代，匈奴总人口增至29000多落^[240]，内迁汉国境内的非汉族群所引发的民族矛盾冲突的危险性，得到江统、郭钦等少数知识分子的警觉并向汉廷提醒^{[注 32]}，遗憾的是汉廷不止没有亡羊补牢外迁非汉族群，反而各派势力为了争权夺利而爆发连年内战，如果汉国没有再三发生内战，匈奴、鲜卑、羯等族群是绝不会有机会反客为主征服汉族社会在汉族传统领域建立帝国。

^{[注 33]}

东邻

自汉国辽东郡、乐浪郡等诸郡向南渡大海，直至南海一带是汉国的东边，其相邻的国家族群与后期治世时代相比并没有巨大的改变，但在汉国陷入第二次内乱时代，汉族军阀公孙度自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割据辽东郡，亦将周边的玄菟郡、乐浪郡、辽东属国等政区收入麾下，自封为辽东侯兼平州牧^[258]，同时与周边邻国族群和好，例如与夫馀王国、百济国联姻^[259]，显然，百济国可以借力公孙氏来抗衡韩人共主辰王的约束，由此开始逐渐发展为公元4世纪的强大王国。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公孙度之子公孙康继位，公孙氏开始扩张其势力，向东攻略高句骊王国，一举攻陷高句骊王都国内城（通沟河下游），高句骊王伊夷模被逼向北迁都于丸都山（通沟河上游山区），而伊夷模之兄拔奇率领30000馀男女向公孙康投降，居于沸流水（富尔江）地区，成为公孙氏在高句骊王国内的附庸势力，公孙康亦向南扩张降服韩人诸国，并在乐浪郡南部设立带方郡负责韩人诸国、邪马台王国的外交事务，公孙氏的势力达到顶峰，但传至公孙康之子公孙渊统治时，高句骊王国自太和七年（公元233年）开始再次与公孙氏交恶。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曹魏平定公孙氏，原来臣属于公孙氏的邻国诸族群多改为向曹魏臣服，然而高句骊王国又开始入寇汉边，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伊夷模之子高句骊王位宫派兵侵掠西安平县，曹魏逐谋发兵攻打高句骊，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魏派汉兵多路进攻高句骊王国，幽州刺史毋丘俭一战大破高句骊军，乘胜攻陷丸都，逼使位宫东逃沃沮人之地，次年，乐浪郡太守刘茂与带方郡太守弓遵亦率军越过单单大岭攻略臣属于高句骊的濊人诸国，以不耐国为首的濊人诸国改为归附曹魏，在魏军于高句骊势力范围内如入无人之境之际，韩人诸国的共主辰王突然发兵入侵带方郡崎离营，于是刘茂与弓遵转而率兵南征，以弓遵战死为代价，魏军攻陷辰王所在的月支国，正始七年（公元246年），毋丘俭率军追击逃亡的位宫而进入沃沮人地区直抵日本海海岸，但最终未能俘掳位宫而退兵^[260]。经过曹魏的征伐，正始七年，汉族政权在半岛地区以至日本海西岸的势力达到历代汉族王朝的最高峰。

邪马台王国是当时列岛上最强大的倭人国家，自半岛地区的狗邪韩国至列岛上的奴国等29个国家皆臣属邪马台王国，但公元2世纪末陷入内乱，为了协调各派势力，在公元3世纪曾经先后以卑弥呼、壹与为邪马台女王，另有狗奴王国位于邪马台王国以南，其势力足以与邪马台王国抗衡。

割据汉洲扬州、荆州二州的孙吴政权曾经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派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军舰队出海探索传闻中的亶洲及夷洲，孙吴水军未能成功到达亶洲，只到达夷洲，俘掳当地人数千男女而回，次年，卫温与诸葛直两人被“下狱诛”，孙吴统治者孙权显然对探索结果失望，而面对陌生环境水土不服的夷洲数千男女应当只有少数人才能幸存下来，这也是汉族政权史上极罕有由官方领导向未知海洋的探索行动^[221]。

至第二次治世时代，晋朝承袭曹魏的权威，高句骊王国、沃沮人诸国、濊人诸国、韩人诸国组成的这片地区的秩序仍然为汉国所主宰，其中高句骊王国在公元三世纪上半叶经过公孙氏及曹魏两次巨大的打击后，只能在汉国秩序下小心翼翼发展，至公元四世纪汉国爆发五胡祸华后才有机会再次对外扩张。^{[注 15]}

韩人诸国共主的辰王被毁灭，显然令三韩特别是马韩地区的百济国得到更自由的发展。^{[注 16]}

以邪马台王国为代表的倭人诸国自泰始年间后，因不明原因与汉洲政权失去来往联络。

西南边

后期治世后，汉国陷入衰弱，廪君蛮亦势弱，所以没有起兵叛乱，但板楯诸蛮七大姓族势力乘汉国内乱之机投靠张鲁割据巴郡部分地区，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张鲁后，板楯诸蛮亦顺势投附代表汉国中央的曹操，然而汉中郡及巴郡旋为刘备所取，曹操在退出两郡前将两郡汉族及板楯诸蛮人口尽量徙往在其控制下的关陇地区。^{[注 17]}

槃瓠诸蛮各势力亦开始频频挑战汉国的地方统治机构并进入汉区抄掠，在武陵、长沙、零陵三郡叛乱频烦，甚至参与汉族军阀之间的内战，直至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孙吴政权派五万汉兵讨伐武陵郡槃瓠诸蛮，历经三年才成功令“群蛮衰弱，一方宁静”。^{[注 17]}

在槃瓠诸蛮聚居地以南的是以乌浒人、俚人为首的诸蛮族群，分布于交趾、九真、日南、郁林、苍梧、合浦六郡地区，公元二世纪末叶，一个汉族家族士氏在交州部兴起，交趾郡太守士燮乘汉国中央陷入混乱时遂渐扩张影响力，将其三个弟弟分别推上合浦、九真及南海三郡太守，士氏一家控制交州部七郡中的四郡，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割据江东地区的孙权势力进入岭南，士燮即向孙权称臣，至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士燮去世后，孙权才派兵接管交州部并清除士氏在当地的势力，三年后（公元229年），孙权建立朝号“吴”（孙吴）政权，据有汉洲之扬、荆二州之地。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灭蜀汉，孙吴交趾郡遂与曹魏接壤，同年，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一同投附曹魏，由此开始八年的三郡争夺战，咸熙二年末（公元266年），曹魏权臣司马炎篡位称帝，建立朝号“晋”，曹魏与孙吴的争夺变为晋朝与孙吴的争夺，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孙吴才收复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九年后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朝平定孙吴，统一扬、荆二州。^{[注 18]}

南中地区位于交趾等六郡以西，分为四郡一属国五个行政区^{[注 19]}，自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廷以刘氏宗室刘焉为益州部州牧，在刘焉及其子刘璋控制下，南中地区的汉族及诸夷族群社会在汉国陷入第二次内乱时仍然保持稳定，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代刘璋对梁州的统治，设立庲降都督，屯驻南昌县（中国云南省镇雄县）负责管理南中事务。
建安二十五年，汉国权臣曹丕逼献帝刘协禅让而得以称帝，更朝号“魏”（曹魏），第二年（公元221年）初刘备亦称帝继续汉朝的统治（蜀汉），旋即率兵沿长江东进攻打孙权，但次年刘备因为兵败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刘备在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后即逝，其子刘禅继位，然而新生的蜀汉政权刚才经历猇亭之败，值统治者新旧交替之际，南中地区出现不稳，越嶲郡、牂牁郡、益州郡的汉族及诸夷势力发起叛乱据郡自立，南中只有朱提郡及永昌郡尚属于蜀汉^[271]。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春，蜀汉权臣诸葛亮率兵南征南中，至同年秋，蜀军先后平定牂牁郡、越嶲郡、益州郡，事后将益州郡易名建宁郡，并在五郡内再分划出云南郡及兴古郡，加上原有五郡，共计七郡组成南中地区。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灭蜀汉，继承曹魏的晋朝于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将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分立为宁州部。

太康元年，晋朝平定孙吴，汉国结束分裂，进入第二次治世时代，廪君蛮、槃瓠蛮、板楯蛮皆没有挑战汉国的羁縻管治，当地秩序大致稳定，其南，交州部七郡一属国在交州刺史陶璜的治理下安定和平，而郁林、桂林、始安、苍梧、临贺、高凉六郡亦然。
南中地区的朱提、牂牁、越嶲三郡仍属益州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宁州部被并入益州部，设南夷府，以李毅为南夷校尉负责四郡事务，之后在数任南夷校尉的治理下，南夷四郡在整个第二次治世时代皆安定无事，朱提、牂牁、越嶲三郡亦然。

西南邻

初平年间汉国内乱，日南郡象林县人区逵^{[注 34]}趁机起兵叛乱，杀害象林县令，割据象林县并自立为王，而汉国内乱愈演愈烈，最后分为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汉族割据政权，区逵因之得以建立林邑王国脱离汉国管治，乘着汉国分裂，林邑得以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侵吞孙吴日南郡寿泠县，以寿泠水为林邑北界^[273]，之后亦频频侵扰孙吴日南郡，“数攻百姓”、“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经当时的交州刺史陶璜“前后征讨，翦其魁桀”^[264]的措施后，在汉国统一的第二次治世期间才有所收敛。

林邑南邻扶南王国，扶南公元3世纪在经历四次改朝换代，在动荡之间亦继续对外扩张政策，“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馀国，开地五六千里”，其国王自称为“扶南大王”，成为泰国湾沿岸的霸主^[191]^[193]

中南半岛上还有都昆、金陈、林阳、奴后等诸王国，奴后国境与汉国永昌郡相邻，优钹国、横趺国等国则分布在孟加拉湾周边地区。

民族光复的治世

事实

汉族是一个古老兼人口众多的单一原住民族群

汉族主要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群，中原人群（原华夏）的基因组在公元前20世纪的龙山时代加入古南方人群血统后，就再没有出现显著的改变，稳定传承至今^{[注 1]}，分布在南方贵州、广西、福建等政区的汉族亦与中原汉族共享20～90%不等的原华夏血统，是古代南下的原华夏人与以古越人为代表的古南方人共融形成。^{[注 4]}
汉族人民通常将其民系起源以汉姓追溯至传说时代神农氏炎帝及有熊氏黄帝这两大著名的部落共主身上，这种文化反映了汉族身份是以血缘联系为依归，现代汉族父系O2a的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这三支起源自新石器时代的Y染色体占汉族男性人口近40%。^{[注 7]}
汉族最迟自东汉时代开始长期以周代中原人群的自称“华夏”为主要族称，包括简称“华”、“夏”及其衍生之“华人”、“夏人”、“诸华”、“诸夏”，“中国”亦曾是汉族古代族称，因此汉族将其聚居地亦是原居地（汉洲）赤县神州称之为“华夏”或“中国”，而汉族古代长期以来作为文化、政治、经济三重中心的中原地区被称为“华夏”或“中国”，因之可以指中原地区的汉族人群，汉族聚居地赤县神州亦被称为“华夏”或“中国”，因此亦可以特指汉族人群，令古代“中国”与“华夏”或其合称“中华”、“中夏”等称呼在地理上可分别指中原、汉洲，而在族群上特指汉族，从而兼具地理空间与族群的双重含义。^{[注 5]}^{[注 9]}

观点

匈奴帝国与汉王朝之间的战争责任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九月，冒顿单于领兵南侵原华夏，围攻马邑逼使韩王韩信投降，次年初汉高祖刘邦领兵北上抵抗，遂被围于平城七日，中原与草原这两大政权之间的第一战是由匈奴单于首先发起。

而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乍看之下似乎是汉王朝主动撕毁和约，但其实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第七次和亲之后，匈奴帝国并没有完全停止侵盗汉边的行径，逼使原华夏再度出现和战之争，最后考虑到发兵深入匈奴是难以取胜，才使出诱敌入围伏击的马邑之谋，而从军臣单于的角度来看，原华夏人聂壹以出卖马邑来投靠，是匈奴人一个得以南下中原大肆抢掠的机会，在行动上，中原军队在马邑附近一带埋伏只是在汉朝境内的兵力调动，不违反和约，反而军臣单于率领十万大军南下越过匈-汉边界的攻击行动，才是破坏和约的举动，如果单于愿意遵守和约，根本就不应该“侵盗无已”，更不应该因为聂壹的出卖计划而大举南侵，单于应该将聂壹拘捕转交汉孝武皇帝刘彻，这才能体现出匈奴帝国言而有信，不会因为有机可乘而违反和约，特别元光二年才上距最近一次和亲仅两年时间，所以导致匈-汉八十年战争的战争责任主要是由匈奴帝国一手造成。

^{[注 6]}

备注

↑ ^1.0 ^1.1 ^1.2 ^1.3 ^1.4 人类血统相当于基因组（genome），但不同的父系或母系并非民族及种族身份的绝对标签，比如一名白种男性和一名黑种女性生育男性后代，每一代男性皆与黑种女性通婚，其男性后代虽带有来自白种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遗传成份皆与黑种男性无异，难道还可视为白种男性？反过来亦一样，带有非洲父系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男性难道还可视为黑种男性？故此分属不同人种的民族身份确立首要看外貌肤色之差异，其次同一人种或相近外貌肤色的人种则视民族血统之有无，具体血统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设定甚至可以选择性吸纳某些个体的同时拒绝另一些个体，符合前述两项条件后则视个人意志的选择，如此，民族身份遵从血统原则具备稳定群体身份的同时仍可带有一定个人选择的弹性，然而没有文字、没有可信文献纪录之史前时代人群身份，其身份应依其后裔子孙之族属而归类，以免割裂对立信史之民族与其祖先人群的亲缘联系。
民族（Ethnic Group）的人群起源时代与身份形成时代未必一致，以汉族为例，其民族是由新石器时代居于汉洲大地以原华夏部落为代表的主要黄河中游血统及以百越部落为代表的次要古南方血统之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先秦时代居于黄河中游人群之东、北、西诸氏族部落彼此都部分共享黄河中游血统，皆可归为古华夏诸部落之一
先秦夷部落主要聚居在青兖徐三州。
根据济南市章丘区的大汶口文化焦家（jiaojia）遗址的21个个体全基因组分析，焦家人群带有约57.6%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MN, Middle Yellow River Middle Neolithic）^[1]
根据一项对山东省Liulin_MDWK（邳州市刘林,3）、Ercun_MLDWK（沂南县岸提二村,1）、Xixiahou_MDWK（曲阜市西夏侯,4）、Fujia_MDWK（广饶县傅家,10）、Wucun（广饶县五村,5）、Dawenkou_MDWK（泰安市大汶口,3）、Sanlihe（胶州市三里河,6）、Wutai（烟台市午台,7）、Chengzi（诸城市呈子,2）、Liangchun（临淄市两醇,3）、Fengshan（滕州市封山,1）、Xisanjia（龙口市西三甲,5）、Dongkangliu（枣庄市东康留,3）、Xujiaying（济宁市徐家营,3）、Xiyanchi（临沂市洗砚池,2）、Dongxiaogong（滕州市东小宫,2）、Jianyaomiao（邳州市煎药庙,1）、Dongguandongnan（莱州市东关东南,3）等18个遗址合共60多个个体的基因组（genome-wide）研究，依年代划分为大汶口文化组的刘林、岸提二村、西夏侯、傅家、五村、大汶口、三里河、午台等8个地点；龙山文化组的午台、三里河、呈子3个地点；Shandong_3k（3000年前山东组）的呈子、五村、两醇、西三甲、东康留5个地点；Shandong_2k（2000年前山东组）的封山汉墓、西三甲、徐家营汉墓、洗砚池晋墓、东小宫汉墓、煎药庙晋墓等6个地点；Shandong_1k（1000年前山东组）东关东南宋元明墓地1个地点，共5个年代组，其中大汶口文化组可分为三个亚群：分别是西夏侯与岸提二村的大汶口文化黄河中游亚群（Dawenkou_YR）；傅家、五村和大汶口的大汶口文化狩猎采集者亚群（Dawenkou_HG）；午台与三里河组成的大汶口文化南东亚亚群（Dawenkou_SEA），其中大汶口文化黄河中游亚群带的基因组带有100%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YR_MN），大汶口文化狩猎采集者亚群带有以博山（Boshan）及小荆山（Xiaojingshan）为代表的9～40%狩猎采集者血统及59～90%以大汶口西夏侯人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大汶口文化南东亚亚群带有15～17%%以福建省昙石山（Tanshishan）及溪头村（Xitoucun）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及82～85%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而刘林遗址人群带有54～87%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10～17%古南方血统、26～35%狩猎采集者血统，平均而言，大汶口文化组带有58.6～100%黄河中游血统。
龙山文化组的三里河及呈子人群带有100%大汶口三里河人群血统，即带有约82～85%以大汶口西夏侯人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及17%昙石山或14%溪头村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而午台人群带有85.2%大汶口傅家人群血统，即带有略多于一半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
Shandong_3k组依据其黄河中游血统的来源可细分为三个亚群，分别是东康留与两醇带有100%来自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的亚群1；五村与呈子带有46～70%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加上29～53%以龙山时代三里河、午台血统为代表的亚群2；西三甲带有100%来自龙山三里河人群血统的亚群3。
现代山东省汉族基因组带有100%来自Shandong_2k组或Shandong_1k组的血统，另外，黄河中游人群血统影响了齐家文化人群及庙子沟文化人群约80%血统、影响石峁文化人群约79%血统、影响西辽河红山文化人群约60%血统、影响哈民忙哈文化人群约24%血统，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历史匈奴、鲜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统对山东省汉族血统的影响微不足道。^[2]
接著根据对河南省禹州市瓦店（Wadian）、叶县余庄（Yuzhuang）、登封市王城岗（Wangchenggang）、山东省邹平县丁公（Dinggong）、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Chengziya）等五个遗址人群的分析，依年代划分为龙山时代丁公人群、龙山时代余庄人群、龙山时代瓦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及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等七个年代人群，其中龙山丁公人群又分为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龙山丁公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龙山丁公o1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龙山丁公o2组）等3个组，其基因组显示，龙山时代丁公组带有51.2%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流域栗黍农民血统（YR_MN），龙山丁公o1组带有46.4%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龙山丁公o2组和大汶口西夏侯人群（Xixiahou_LDWK）、大汶口岸堤二村人群（Ercun_MLDWK）同样与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相同具有基因同质性，龙山余庄人群带有100%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与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具有基因同质性，Chengzi_LS（龙山时代呈子人群）带有73%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龙山瓦店人群带有约85%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及15%以阿美族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二里头时代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带有85%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带有91%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及9%以阿美族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龙山时代瓦店人群、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和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与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N）具有基因同质性，二里头文化人群与岳石文化人群具有相对的基因同质性（genetic homogeneity）；Shandong_3k（3000年前山东组）的五村（Wucun）人群带有92%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Shandong_3k组两醇（Liangchun）人群、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皆是100%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的直系后代（direct descendants）^[3]
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Qinwangzhai）的郑州市站马屯遗址人群（Zhanmatun）基因组（genomes）显示其与以灵宝晓坞（Xiaowu）、荥阳汪沟（wanggou）、三门峡仰韶村（Yangshaocun）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人群具有基因同质性（Genetically Homogeneous），同时也与山东省曲阜市的大汶口文化西夏侯遗址人群（Xixiahou）具有基因同质性^[4]
综上佐证早在仰韶时代大汶口文化已受到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东扩的影响而带有大量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原华夏，下同），比如济南市焦家、曲阜市西夏侯、沂南县岸堤二村、烟台市午台、胶州市三里河、邳州市刘林等地人群已带有50%～100%不等的同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龙山时代的夷部落仍带有约一半原华夏血统，比如三里河、诸城市呈子、邹平县丁公等地人群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原华夏部落在基因上有着亲缘关系，彼此为亲缘部落，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与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与龙山原华夏人具有基因同质性，至汉代山东省地区血统与龙山时代及同时代河南省原华夏血统基本相同，所以将五帝时代～秦代位于青兖徐三州之夷部落归属为类原华夏部落更能反映其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以至现代汉族之基因遗传联系。
先秦狄部落主要聚居于冀州中北部及相邻的陜北高原地区。
根据2022年一项对石峁、新华（XH）、寨山（ZS）、木柱柱梁（MZZL）及神圪垯梁（SGDL）等石峁文化相关遗址出土的122个个体线粒体基因组（mitochondrial genomes,mtDNA）分析，发现龙山时代石峁文化人群主要是来自仰韶时代当地人群的延续，石峁文化人群与同时代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关系密切，其中又与陶寺文化人群最密切，与达斡尔、蒙古、维吾尔、藏等现代民族相比，石峁文化人群与现代汉族遗传关系最近，在汉族内则与北方汉族最近^[5]；一项对龙山时代神木县石峁（Shimao）、襄汾县陶寺（Taosi）、延安市芦山峁（Lushanmao）三个遣址出土个体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三处人群虽受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阿穆尔河血统（AR_EN）成份影响，但仍以土著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仰韶原华夏）血统（YR_MN）为主，石峁人带有90～92%、陶寺人带有81～93%、芦山峁人带有83～88%仰韶原华夏成份，相比起与石峁遗址同一考古学文化位于石峁以西约35公里的神木县大保当镇神圪垯梁遗址（shengedaliang）人群带约77～79%仰韶原华夏成份，石峁、陶寺及芦山峁含有更高比例的仰韶原华夏血统，研究又发现陶寺中期大墓ⅡM22的墓主（编号TS）父系属O2a2b1a2a1a−F46（Oβ）^[6]，该父系出自生存于约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一名男性，占现代汉族男性约11%人口^[7]^[8]；一项对神木县大保当镇石峁文化新华遗址（Xinhua,XH_LN）及长武县周代碾子坡遗址（Nianzipo,NZP_LBIA）人群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新华人除了XH_LN_o、XH_LN_o1这两个个体带有较高比例的古南方血统外，新华人平均带有约81%仰韶原华夏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MN）或91%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LN），而XH_LN_o最高带有约41%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南方岛屿人群（China_SEastAsia_Island_LN）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及约58%仰韶原华夏血统、XH_LN_o1则带有约18%古南方血统及约82%仰韶原华夏血统，至于碾子坡人带有97.6%仰韶原华夏血统及2.4%以泰雅族（Atayal）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研究亦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内蒙古区察哈尔右翼前旗新风乡之庙子沟遗址人群（China_Miaozigou_MN）虽受到阿穆尔河血统影响但仍带有约60～72%仰韶原华夏血统，可见以中原血统（Central Plains ancestry）为主要成分之先秦部落人群广泛分布在阴南丘陵、陜北高原、陇东高原等地^[9]
一项综合阿穆尔河、黄河、西辽河三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出土个体的基因组研究，发现西辽河流域人群主要带有分别来自黄河及阿穆尔河的双重血统，平均而言约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人群基因组分别带有约37%来自黄河中游人群（the central plai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成分及约63%来自阿穆尔河人群成分，至约公元前1697年左右的二里头时代，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中原人群成分升至约92%，但同时来自中原人群的X染色体比例并没有如黄河遗传成分般同等上升，甚至出现占比下降，所以在这段时期有大量中原男性人群的流入辽西才导致相关遗传成分上升，近千年后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中原遗传成分降至约56%^[10]，可见辽西以南亦即燕山以南作为迁移必经之地的河北平原地区存在大量与黄河中游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聚居。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亦即龙山时代起，陜北高原南北的芦山峁及石峁两地人群皆带有至少70%或以上大量高比例的仰韶原华夏栗黍农民血统，甚至阴南丘陵之庙子沟人仍至少带有60%仰韶原华夏血统，而二里头时代辽西人群拥有的原华夏血统高达92%，是以将先秦狄部落归属类原华夏部落才能凸显其与先秦原华夏部落存在亲缘关系此一事实，另外，陇东高原是先秦戎部落活动地区，碾子坡人基因含有约九成仰韶原华夏血统，很可能代表先秦戎部落吸收了大量源自原华夏部落的人群。
↑ ^2.0 ^2.1 ^2.2 ^2.3 ^2.4 ^2.5 ^2.6 直至汉王朝末年，政府统计的主要郡国户口人员都是汉族，另有少部分汉族人口及“蛮夷戎狄居汉地者”——比如浑邪王向汉朝投降带来的四万匈奴男女或南匈奴单于国的人口——不在统计之列^[44]，根据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汉国国内汉族人口为5959,4978人，据《汉书地理志》所列十三州部一百三个郡国的汉族人口共计为5767,1391人，汉族人口平均约5863,3184人。
后期治世的汉族人口在元兴元年（105），约5325,6229人^[85]，而永和五年（140）汉国十三州部九十五郡治理（不含属国）的汉族人口合计4525,4916人。
与汉朝一样，西晋时代的人口统计数据亦只包括汉族人口，江统指出“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86]，即关中地区的汉族与非汉族群的人口合计百馀万口，汉族与非汉族群各占一半，而太康年间的雍州部七郡共计9,9500户，秦州部六郡共计3,2100户，合计13,1600户，以一户六人算约78,9600人，不到百万，如只计关中地区所在的雍州部则只有59,7000人^[87]，可证西晋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仅限汉族，至少汉族人口与非汉族群人口并不混合计算，在太康元年汉国统一后的全国十九州部汉族人口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大约240,0000户及1600,0000人左右。
当然，主要的人口户数虽仅限于汉族人口但不同族群之间有人员交流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汉晋时代有投入汉族的也有投入非汉族群，从遗传基因来看，前者人员数量较少从而无对汉族血统产生显着影响。^{[注 4]}
↑ ^3.0 ^3.1 ^3.2 人类血统相当于全基因组（genome-wide），涵盖父系（Y chromosome）及X染色体，不同的母系或父系C2b、D1a、O2a、R1b等等并非民族及种族身份的绝对标签，比如一名白种男性和一名黑种女性生育男性后代，每一代男性皆与黑种女性通婚，其男性后代虽带有来自白种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遗传成份皆与黑种男性无异，难道还可视为白种男性？反过来亦一样，带有非洲父系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男性难道还可视为黑种男性？故此分属不同人种的民族身份确立首要看外貌肤色之差异，其次同一人种或相近外貌肤色的人种则视民族血统之有无，基因组血统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设定甚至可以选择性吸纳某些个体的同时拒绝另一些个体，符合前述两项条件后则视个人意志的选择，如此，民族身份遵从血统原则具备稳定群体身份的同时仍可带有一定个人选择的弹性。
河南省十万多蒙古族及云南省一万多蒙古族是不是纯血？当然，上述蒙古族认同不能排除攀附的可能性，毕竟中共民族政策是优待非汉民族，加上尊崇少数民族的氛围，汉族人有利益动机攀附少数民族，相反，蒙古国并没有优待非蒙古族的民族政策，所以才不会出现蒙古人向非蒙古族“认祖归宗”的操作。
比如务川县仡佬族（Gelao_Wuchuan）的全基因组（genome-wide）有约70%来自与汉族相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流域栗黍农民血统（YR_MN）^[55]。
比如内蒙古区蒙古人的全基因组显示其遗传成份可分为以中晚青铜时代辛塔什塔文化（Russia_Sintashta_MLBA）为代表的西欧亚血统、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流域为代表的古中原人群血统（YR_LN）以及新石器时代蒙古国北部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ARB）等三个主要成份，根据不同成份占比差异可将内蒙古区蒙古人分为内蒙古人（Mongolian_inner）、中蒙古人（Mongolian_mid）、外蒙古人（Mongolian_outer）等三个亚群，三个亚群均以古中原血统最多、阿穆尔河血统次之、西欧亚血统最少，根据2021年在内蒙古区采集的32名蒙古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C2b1（9/32）、C2c1（4/32）、D1a2（1/32）、O1b1（1/32）、O2a1（3/32）、O2a2（11/32）、Q1b1（1/32）、I2a2（2/32）^[56]；根据对阜新县蒙古人（Mongolian_Fuxin）的全基因组研究，其遗传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Yellow River Basin,YRB）及西辽河流城（West Liao River Basin,WLRB）人群血统、蒙古草原（MP）及阿穆尔河（Amur River Basin, ARB）人群血统以及青铜时代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血统等三种成份组成，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古中原血统占近40%，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西欧亚血统则占约9%，2022年在阜新县采集的13名蒙古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D1a（2/13）、O2a（5/13）、O1b（1/13）、N1b（1/13）、N1a（2/13）、C2b（1/13）、Q1a（1/13）^[57]；贵州省毕节市蒙古人（Mongolian_Bijie）的基因组带有逾50%以铁器时代台湾汉本（Hanben_IA）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毕节市采集的19名蒙古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O1a1（6/19）、O1b1（13/19）^[58]
比如辽宁省满人，其全基因组的遗传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YRB）为代表的古中原成份、铁器时代台湾汉本遗址（Taiwan_Hanben_IA）等为代表的古南方成份以及古代阿穆尔河（ARB）成份等三种不同的血统组成，古中原血统占逾50%，而古南方血统则有近20%，2021年在辽宁省新宾县采集的37名满人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C2b（2/37）、C2c1（6/37）、N1b（3/37）、O2a1（6/37）、O2a2（16/37）、R1b1（2/37），另有父系O、P1各一名，父系以O2a为主，受到大量汉族血统影响^[59]；贵州省毕节市满人（Manchu_Bijie）的基因组带有近50%以铁器时代台湾汉本（Hanben_IA）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毕节市采集的18名满人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O1a1（3/18）、O1b1（6/18）、O2a1（1/18）、O2a2（6/18）、D1a1（2/18），金沙县满人（Manchu_Jinsha）亦带有近50%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金沙县采集的25名满人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O1a1（3/25）、O1b1（12/25）、O2a2（2/25）、C1a（2/25）、C1b1（1/25）、C2c1（4/25）以及一名父系F^[58]。
特别是中亚地区的不同民族都是由分属印欧人种及蒙古人种的不同族群混合而成，维吾尔人及哈萨克族就是人种混合的产物^[60]^[61]
新疆区维吾尔人（Xinjiang’s Uyghurs,XJU）的全基因组显示其族群是由西欧亚（West Eurasia,WE）、西伯利亚（Siberia,SIB）、东亚（East Asia,EA）、南亚（South Asia,SA）等不同地区的人种民族混合而成的新民族，平均而言以萨丁尼亚人（Sardinian）为代表的西欧亚血统约33.3%、泰雅族为代表的东亚血统约32.9%、恩加纳桑族（Nganasan）为代表的西伯利亚血统约16%、印度马拉（Mala）种姓为代表的南亚血统约17.9%，时间上东亚首先与西伯利亚混合为东方血统，然后西欧亚与南亚混合为西方血统，最后东西方血统混合，根据混合比例的差异，新疆区维吾尔人可依方位分为以塔城、博尔塔拉、伊犁、阿克苏、克孜勒、喀什、和田、巴音郭楞西部为主的西南族群与以昌吉、吐鲁番、哈密、巴音郭楞北部及东部为主的东北族群，西南族群的西欧亚及南亚血统比例较高，而东北族群的西伯利亚及东亚血统比例较高^[62]；对罗布泊地区维吾尔人（LopNur population,LOP）的全基因组分析发现其族群同样是由欧亚大陆各地不同人种族群混合而成，主要以萨丁尼亚人为代表的欧洲血统（West Europe,EUR）约26.43%、汉族（Han）为代表的东亚血统（East Asia,EAS）约41.46%、爱基斯摩人（Eskimo）为代表的西伯利亚血统（SIB）约24.27%、印度马拉种姓为代表的南亚血统（South Asia,SAS）约7.82%，相对于新疆区其他维吾尔人，罗布泊维吾尔人的东亚与西伯利亚成份比例更高，2025年在罗布泊采集的60名维吾尔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C2b（2/60）、Q1a（1/60）、O2a（4/60）、N1a（1/60）、J1a（1/60）、J2a（34/60）、L1a（5/60）、R1a（4/60）、R1b（1/60）、R2b（6/60）、H1a（1/60）^[63]
哈萨克民族小玉兹族群的Zhetiru人主要由Zhagalbaily、Ramadan、Tabyn、Kerderi、Kereit、Tama、Teleu等七大氏族组成，其中四个氏族各有一个超过50%的父系，Kerderi氏族是R1a1a、Kereit氏族是N1a2、Tama氏族是C2a1a3、Teleu氏族是J2a2，2025年对Zhetiru人采集的350名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R1a（50/350）、R1b（40/350）、C2a（96/350）、C2b（3/350）、J2a（68/350）、N1a（41/350）、Q1b（9/350）、O2−M122（27/350）、D1−M174（1/350）、G1−M285（5/350）、E1b（4/350）、I2a（6/350）^[64]
比如甘肃省肃南县的裕固族（Yugur）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8.9%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YR_LBIA）及约11.1%安得罗诺沃文化血统（Russia_Andronovo）组成，根据2021年在肃南县采集的裕固男性父系有C2b（20%）、D1a（20%）、O2a（40%）、Q1b（20%）^[65]；根据2025年在肃南县采集的237名裕固男性的父系由C2a（10.55%）、C2b（5.06%）、D1a（7.59%）、E1b（1.27%）、J2a（4.64%）、N1a（2.95%）、N1b（1.27%）、O1a（1.69%）、O1b（3.38%）、O2a（43.04%）、O2b（0.42%）、Q1a（0.84%）、Q1b（9.7%）、Q−M242（0.42%）、R1a（7.17%）组成，大部分（86.92%）来自周边蒙古、汉、藏等民族父系的流入，少部分（E、J、R，13.08%）来自西欧亚族群的流入^[66]
比如临夏州临夏县的回族（Hui）全基因组成份由约90.9%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9.1%安得罗诺沃文化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临夏县采集的回族男性父系有D1a（10%）、H1a（10%）、J2a（30%）、N1a（10%）、O2a（20%）、R1a（20%）^[65]
比如积石山县大家河镇的保安族（Bonan）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9.1%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10.1%安得罗诺沃文化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大家河镇采集的保安族男性父系有C2b（6.2%）、D1a（18.7%）、J2a（6.2%）、N1a（6.2%）、O1b（12.5%）、O2a（18.7%）、Q1b（6.2%）、Q2a（6.2%）、R1a（18.7%）^[65]
比如甘肃省撒拉族（Salar）的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8.2%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11.8%安得罗诺沃文化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甘肃省采集的撒拉族男性父系有I2a（9.1%）、J2a（9.1%）、N1b（9.1%）、O1b（18.2%）、O2a（27.3%）、R1a（27.3%）^[65]
比如甘肃省东乡族（Dongxiang）的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5.1%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辽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14.9%铁器时代亚兰文化（Russia_Alan）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甘肃省采集的东乡族男性父系有D1a（13.3%）、E1b（6.7%）、J2a（26.7%）、L1a（6.7%）、N1a（13.4%）、O2a（13.3%）、R1a（6.7%）、R2a（13.3%）^[65]
比如新疆区塔吉克族（Xinjiang Tajiks,XJT）的全基因组显示，其民族分别是由46.5%西欧亚（West Eurasia,EUR）、35.9%南亚（SAS）、8.2%西伯利亚（SIB）及5.6%东亚（EAS）等来自不同地区族群的血统混合而成^[67]
极端民族主义者想嘲笑贬损汉族血统不纯却忽略了蒙、满族群血统同样不纯，发出回力镖反而打到血统更混杂的内亚族群身上，虽然一个民族可以由多个不同的民族混合而成一新血统，但维吾尔、塔吉克等中亚族群由欧亚大陆各地不同血统及父系混合构成的事实揭露了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尊崇的内亚族群血统才是真洼地。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根据对由Fengshan（封山汉墓）、Xisanjia（西三甲）、Xujiaying（徐家营汉墓）、Xiyanchi（洗砚池晋墓）、Dongxiaogong（东小宫汉墓）、Jianyaomiao（煎药庙晋墓）等6个地点出土个体合并的Shandong_2k（2000年前山东组）人群基因组（genome）及由东关东南宋元明墓地代表的Shandong_1k（1000年前山东组）人群基因组的研究显示，现代山东省汉族基因组带有100%来自Shandong_2k组人群或Shandong_1k组人群的血统，Shandong_2k组人群及Shandong_1k组人群带有100%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N）或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BIA），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历史上匈奴、鲜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统对山东省汉族血统的影响微不足道^[2]；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的基因组研究显示其是100%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N）的直系后代（direct descendants）^[3]；战国时代～东汉时代中国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青蓝府（Qinglanfu）墓地人群的基因组（genome）显示，带有超过80%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MN）或100%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LN），也即青蓝府人和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之间具有基因同质性，同时青蓝府人与现代山东省汉族（Shandong Han Chinese,Shandong_HE）、河南省汉族及山西省汉族之间也具有基因同质性，可证三省汉族的遗传成份自汉代至今长达2000年的基因稳定性（Genetic Stability），另外值得留意的是，现代广东省汉族及福建省汉族皆带有约一半的青蓝府人群血统^[11]。
匈奴时代蒙古国南戈壁省Номгон县的巴彦布拉格遗址（BBS）可能是汉朝在太初元年（前104）建立的受降城，来自该遗址的男性人群基因组带有94%～100%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土著血统，与中、俄、蒙三国其他民族相比，该人群在父系遗传结构及全基因组方面与现代汉族具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12]
根据中国河南省渑池县Lusixi（鹿寺西）遗址西周至清代人群的基因组显示，西汉时代鹿寺西人群基因组主要由88.9%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及11.1%铁器时代台湾汉本人群血统构成，而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人群（YR_LN）基因组分别由91.5%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YR_MN）及8.5%铁器时代台湾汉本人群血统（Taiwan_Hanben）构成，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人群及西汉时代鹿寺西人群的血统均是由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与铁器时代汉本人以约9：1比例构成，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清代的鹿寺西人群的中原-汉本血统比例与现代河南省汉族血统相近，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来自北亚游牧人群与中亚印欧人群的影响微小，证明以河南省为代表的中原汉族人群血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至今具有长期的基因稳定性（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13]
古代一般认为汉族完全是由原华原（先秦华夏人）一源直接传承而来，以胡人、越人为他者外族，前者确然但后者不必然，与北亚胡人不同，古越人与原华夏人同属农耕定居部落，被分类为夷狄的人群不代表与原华夏部落没有亲缘关系^{[注 1]}，传统上越王姒勾践可与齐桓公、晋文公同列为春秋五霸^[14]，古百越地区几乎与大赤县神州（汉洲）域内之荆州及扬州地区重叠^[15]^[16]^[17]^[18]，必然囊括相当一部分的古越人（东南三越地区原住民）融入原华夏形成汉民族^[19]，而“百越”之名转而成为西南地区部分族群的他称，故此“百越”在传统观念上游移于汉族与非汉族群之间，而先秦“华夏”遂成为汉代南北两大土著融合而诞生的单一民族——汉族的自称，其居地亦以“华夏”称之，称汉洲南部为“南夏”初见于东汉末年，小至交州刺史部，大至孙吴政权、东晋政权等南朝辖境皆属华夏南部的南夏之地^[20]^[21]^[22]，当地隶属官方编户的人口以汉族为主^{[注 2]}，带有来自中原移民的成份^[23]，比如江苏省当地人从北宋至今其基因组主要由中原原华夏血统（YR_LBIA）及南方古百越血统组成，虽然一千年间两大血统占比略有波动，北宋时代的江苏省人群血统仍与现代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汉族血统之间具有遗传连续性（enduring genetic continuity），亦与现代全体汉族具备密切的血缘关系^[24]。
即使是先秦时代，以河南省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基因组成份除了原华夏血统外也长期带有约10～20%古百越血统，其次汉洲扬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浙赣闽粤四省汉族人口2亿多，自有人口统计以来长期占四省人口96%以上，可证原华夏人群对于汉族之形成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但并非唯一的来源，所以民族祖源应修正为原华夏（主）+古百越（次）⇒新华夏（汉族），现代南部汉族皆是由南下的原华夏部落（中原人群）与先秦时代部分古南方部落融合而成，与北部汉族在遗传上有密切或一定程度的亲缘关系，甚至南北汉族之间父系遗传及母系遗传差异距离皆小于南北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25]。
比如贵州省汉族的全基因组主要由超过50%以龙山时代周口市平粮台（Pingliangtai_LN）与禹州市瓦店（Wadian_LN）为代表的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YRB）以及其他古南方血统组成^[26]
比如疍家汉族的基因组就带有约30%～91%以仰韶时代灵宝市晓坞遗址（Xiaowu_MN）为代表的黄河中游粟黍农民（即原华夏部落）相关血统^[27]
比如族内最为疏远的支系部落广西区汉族（GPH）的基因组主要也是由携带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南下的少数中原部落移民（约25%或以上）与多数古百越部落先住民共融形成^[28]
综上佐证汉民族主要起源于中原的黄河中游原华夏及南方的古百越这两大同属蒙古人种的原住民部落，由原华夏主导融合而形成不晚于公元1世纪的单一独立民族（ethnic）。
祖源有二的民族并不罕见，如由弥生人与绳文人融合形成之和人^[29]，至如由蒙古、印欧两大人种族群融合形成的维吾尔族或其他中亚地区民族并非出自一源，更不是出自单一人种^{[注 3]}，都不影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存在。
↑ ^5.0 ^5.1 ^5.2 ^5.3 最初周部落自称的“中国”一词，后成为中原地区的称呼以及汉族群体的自称之一，“中国”一词可代指汉族，成为与匈奴、乌丸、突厥、契丹等并立的一个族群，例如元始二年王莽在恶都奴大会上对匈奴帝国的规定^[274]，建安年间流亡入鲜卑的汉族人^[121]，唐太宗李世民亦以“中国人”为我族之称呼；突厥汗国泥撅处罗可汗之母向氏^[275]；薛延陀用“中国人”指称汉族民众^[276]，太平兴国七年（982），契丹使臣以族群“汉”指“中国”，王延德认同中国即汉，熙宁年间，党项人以族群“汉”指“中国”，范育认同汉即中国^[277]，所以历史上无论是非汉族群还是汉族都曾长期存在以“中国”为汉族族称，但更多时侯仅指中原人。
因为秦始皇嬴政首次统一赤县神州（小汉洲），加之北征大破匈奴人，影响所及，即令秦朝灭亡后，匈奴人亦长期以“秦”来称呼汉族，北亚及中亚诸国族群受匈奴帝国影响，以“秦”来称呼汉族，流入北亚匈奴、西域大宛的原华夏人（汉族先民）被称为“秦”^[278]^[40]^[232]^[279]，汉族人亦自称为“秦”，比如舍卫国摩登王指中国族群“自谓秦”^[280]；葛洪称郭林宗受到“秦、胡景附”，意即受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追随，以“秦”指汉族^[281]^[282]；辰韩因为有来自秦代燕、齐地区原华夏人流入，导致当地语言“有似秦语”、“有似秦人”即“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秦”实指汉族^[121]^[283]^[284]；邓训及段颎在对付羌乱时统率的部队除了胡兵、羌兵外，还有秦（汉）兵；光和七年（184）洛阳人樊利家从杜歌子买地后强调“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歌子当自解之”，即田产主权若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汉族人（秦）或非汉族人（胡）所有因而引起纠纷，与买者樊利家无干，应由卖者杜歌子负责解决^[256]；董卓的军队既有胡兵，也有秦（汉）兵，后者即郑太所称的“并、凉之人”来自并州及凉州的汉兵；据审配所言，袁谭的军队也有秦（汉）兵、胡兵之分^[285]；马腾、韩遂等凉州汉族军阀的士兵亦是由汉（秦）、胡混编组成^[286]；东晋官府乐曲以“秦”为汉族自称^[287]^[288]，汉族传统领域（赤县神州）也被称为“秦”^{[注 35]}
承自周部落自称的“华夏”（包括“诸华”或“诸夏”、“华人”或“夏人”、或简称“华”或“夏”等称呼）顺延扩大成为汉族的自称，例如名其族居地为诸夏^[44]，以“华夏”为汉族之自我族称，如天凤五年（18）王莽认为自称为“夏”的本族群在近年来受到游牧胡人的侵扰，在天凤六年及地皇元年（20）亦曾对当时汉族持续受到此类侵扰表示忧虑^[289]，永初五年（111）闰四月二十日，汉安帝刘祜为近年来“夷狄猾夏”之事而忧虑，延熹五年（162）汉桓帝刘志批评槃瓠蛮人侵掠汉族平民，又批评当地汉官不能守城保民^[78]；泰始十年（274）晋武帝司马炎称太原王司马瓌受到“夷、夏怀附”，张华创作的乐诗中以“华”为汉族之自称，建武元年（317）晋元帝司马睿赞扬刘琨“抚宁华、戎”，内抚汉族外连拓跋氏以抗衡南匈奴，咸康元年（335）孔坦在寄给石聪的信中以“华、狄道乖”形容代表汉族的东晋政权与外族代表后赵政权之间的关系^[50]，义熙元年（405）凉王李玄盛在向上奏晋皇帝的奏章中感叹“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义熙十二年（416）晋安帝司马德宗称赞刘裕受到“华、夷企踵”爱戴，可见自东汉王朝开始以“华夏”为汉族之自称^[290]；元嘉二十三年（446）刘宋政权以“诸华”为汉族自称，同年盖吴起兵反魏，宋文帝刘义隆认为盖吴起兵得到当地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响应，“华、戎响附”，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得到北魏境内“华、戎表疏”，认为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会助宋叛魏，遂举兵北伐中原，同年北魏将领鲁爽投奔南朝刘宋，向南平王刘铄控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北魏国中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样受到迫害，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宋大臣颜竣认为族属“华”的汉族政权不应该与北魏重开贸易，元嘉三十年（453）宋文帝被长子刘劭弑父夺位，三子刘骏起兵讨伐兄长刘邵，其檄文中宣扬宋文帝治下“华、夷即晏”，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得到安定和平，朝廷大臣谢庄认为刘骏起兵讨逆是“雪华、夷之耻”，宋文帝被弑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臣民共同遭受的耻辱^[291]；昇明三年（479）三月十二日，宋顺帝刘准策封萧道成为齐公，赞扬萧道成“震威华、戎”，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之中都有威名，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宋顺帝策封齐公萧道成为齐王，赞扬萧道成有“华、戎一揆”，即统理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事务的能力^[292]；太建二年（570）八月初三，陈宣帝陈顼指出“去戎即华，民之本志”，即离弃鲜卑化的北齐政权以归化代表汉族的陈政权是汉族民众之愿望，并为近年南迁入陈的汉族民众免除课税徭役，许诺一旦北伐成功，皆可回归中原故乡重新安置^[293]；贞观四年（630）魏徵以“华”称呼汉族^[49]^[294]^[295]，汉族长期皆以“华夏”为本族群（ethnic）的自称，而其他族群不是被笼统分配在“夷”、“狄”、“戎”^[296]等四大分类之下就是直接他称为“羌”^[297]、“百济”、“铁勒”^[298]等族群称呼，“华夏”在唐代以前长期是汉族人的主要自称，攀附黄帝的拓跋氏北魏道武帝拓跋跬在隆安二年（398）六月的诏令以华夏称呼汉族，延兴年间（471～476）陇东泾水区域的汉族（民）及皇甫𬴊被称为“华”^[299]，北魏大臣张伦在熙平年间（516～518）亦称汉族为华夏^[300]。因此汉族世居之地亦称为华夏，在狭义层面是指中原，广义层面是指族居地赤县神州，面积由汉代超过100个郡国组成^{[注 35]}
因应“中国”及“华夏”长期都是同一个族群的称呼，这两个名称也可合称为“中华”或“中夏”，多数用于指代长期是汉族人口、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注 35]}，“中国”也是赤县神州的别称之一，如“中”是指赤县神州则较中原地区广大，如永和十二年（356）桓温以“中华”指代“九州”，又指出“强胡”外族侵扰“中华”致令晋皇帝不得已南迁移都至扬州的故越国之地；隆和元年（362）孙绰在向晋哀帝司马丕的奏章内指出“中夏”有“百郡千城”、“神州”之广，又以“中夏”为不同于“胡戎”的自称^[301]；刘宋末年，顾欢在《夷夏论》中以“中夏”、“夏”、“诸华”、“华”为汉族自称^[292]，因此“中华”及“中夏”皆具有地理空间（汉洲）及族群（汉族）的双重含义，少数可用于指称中原地区的汉族人群^[302]。
汉字国号曾经是汉族人群的别称之一，如汉族建立的“魏”、“晋”及羯人建立的“赵”，曾与“鲜卑”^[121]、“羌”、“胡”^[303]、“西域人”等族群并称^[304]，在当时是可用以将汉族与胡人各民族区分的称呼^[121]，以政权称号带族群含义的不止于汉族，满人建立的大清帝国亦曾以汉文国号“清”指满，如“清文”指满文、“清语”指满语。^[305]
唐朝之“唐”亦曾经成为汉族的族称^[306]，以“唐”等同于“华”，唐官即华人汉族任官者^[307]，唐言即汉语^[308]^[309]^[310]^[311]^[312]。
带有族称含义的“汉”最早出现在天汉四年（前97），当年汉朝在蜀郡西部的青衣设立都尉以治理当地之汉族人^[38]，至汉王朝灭亡后，族称“汉”虽受到边缘化但仍偶有使用，如晋王朝象林县以南有4个小国统治者自称“汉人子孙”亦即汉族人后裔之意^[313]；汉族龚姓僧人法显以“汉言”指汉语、“汉地”指汉族之地^[314]；宋孝武帝在位初年，王僧达上奏指出因为过去北伐失败，导致北魏产生“轻汉之心”，以刘宋为汉族政权的代表^[315]；北魏及柔然两国统治阶层以“汉”称呼汉民族^[316]^[317]^[253]，但主要仍以华夏为自我族称，迭至唐代以汉为族称才逐渐普遍^[318]^[319]^[320]^[321]^[322]^[323]，经宋代^[324]^[325]^[326]^[327]^[328]^[329]^[330]^[331]、明代^[53]^[332]至于现代依然。
需要注意汉文史料中只有部分“汉人”是指汉族人，并非所有“汉人”一词皆指汉族人，另一部分“汉人”纯属政治身分，如匈奴人挛鞮渊冒刘姓而建的汉国（伪）、沙陀人刘知远建立的后汉政权及刘崇建立的北汉国、汉族人刘䶮建立的南汉国^[333]等，又如蒙古据汉的时代（元政权）将境内各族群分类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尊卑四等类，其中汉族群体被刻意分割划入“汉人”及“南人”两类，一般认为蒙元时代之“汉人”除了涵盖北部汉族外还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然而蒙元时代亦存在与契丹人、女真人并称之“汉人”一词^[334]，或指汉族人，与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的“汉人”不同，亦即元代“汉人”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前者属四等人之一的“汉人”只包括北部汉族及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后者“汉人”仅限于汉族人而不包括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又有一以“汉”为族称语带歧视的他称“汉儿”一词，以“儿”为成人的他称后缀很明显是一种眨称，代表了一种相对于年长、相对于有智慧、相对于有能力的年幼、低智、没有能力的贬损含义，如挛鞮曜称西晋皇帝为“司马家儿”、符坚称慕容冲为“白虏小儿”^[335]、符登称姚兴为“姚兴小儿”、侯景称高澄为“鲜卑小儿”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高澄父系汉族高氏，但因母系鲜卑匹娄氏遂混有鲜卑血统而被侯景讥讽为鲜卑小儿，高澄同母弟高洋可能因此误以为杜弼的“鲜卑车马客”是在讥讽自己，正因为杜弼不视高洋为鲜卑人才会向高洋直言治国“会须用中国人（汉族人）”，“汉儿”一词之用如高欢禁止六镇士卒欺负汉民、高欢因高昂部属以汉族兵为主而质疑其战斗力、高元海贬称祖珽、高阿那肱贬称源师^[336]等等，虽然源师祖上出自鲜卑、六镇兵民含有汉族成分，但源师家族、呼延族家族有可能因世居中原混有汉族血统而受此蔑称，又六镇内的汉族人深习胡化，类似司空图所称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322]，因此从公元6世纪的“汉儿”一词已经不止于称呼汉族还可用作詈骂汉族人及与汉族相关人士的情况来看该词是带有贬义，不如以“人”为后缀来得中立
自汉族由隋朝开始重掌中原后，“汉儿”一词仅偶见使用^[337]，至契丹、女真、蒙古族群崛起而扩张版图，征服汉边继而攻陷中原进而全取汉洲，其治下的汉族人再次被频频称为“汉儿”，特别是用以指称深染胡风的汉族群体，便于分化汉族，至洪武摧毁蒙古在汉洲的统治后，“汉儿”一词再次转趋消沉，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至今已消亡，中国人口最多的单一民族与其他55个民族一样以“族”为后缀称汉族或汉民族。
需要留意的一点是汉文史籍以南人、北人分别指称位于南方及北方的汉族人，其中北人这种方位称呼可指北方汉族，如相对于南方荆扬二州之人（汉），中原人是北人（汉）^[302]^[338]，或仅以相对的地区方位来称呼该方向地区上的人群，如相对于中原人（汉），代地之人（代人，当地汉、鲜卑与诸胡的共称）是北人^[339]；也可指草原地区的族群，如相对于身居代地的代人，草原人是北人（胡）^[340]；同时，汉族分裂时期统治中原的汉族政权多以唯一的“中国”自居，排斥同期的其他汉族政权在“中国”之外，如汉族首次分裂割据的三国时代，统治中原的曹魏以“中国”自居，贬低孙吴与蜀汉为“吴蜀二虏”、“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孙吴亦贬称公孙渊为“东夷小丑”，以曹魏VS孙吴＋蜀汉的南北分裂割据导致单一民族内部的地方意识抬头，造成裂痕撕裂族群集体认同的族内地域歧视^[341]，如同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等例子^[342]^[343]
因应古代汉族的族称多名不一，“中国”、“华夏”、“秦”等汉词都曾经是汉族的古称之一，即中国、华夏、秦这三者是异名同族，但汉族地区被蒙、满两族先后全面统治，现在“中国”已非汉族一族之称呼，若以“中国”为汉族族称必然会引起某些极端人士恐汉症发作，而“华夏”虽亦是汉族古称之一，但先秦时代“华夏”长期局限于黄河中游人群，不包括周边彼此具有亲缘关系兼同为汉族先民的夷、狄、戎及蛮等四大部落，容易被反汉主义者歪曲利用分化，综上“汉”之名不止是汉族的现代族称，早在汉代“汉”已出现具备族称含义且涵盖秦、楚、晋、齐、燕、蜀、越等汉洲汉族各部落，成为汉族人群的第一个涵盖全体的共同称谓，所以“汉族”称呼这一个跨越古今的单一民族实体最为适合，而其民族传统领域可参酌满洲称之为“汉洲”，不致被古代同族异名的多个族称混淆。^{[注 35]}
古代印度次大陆之人称呼东方之汉民族及其原居地赤县神州为चीन（音译“至那”、“真丹”或“震旦”）^[308]^[344]，汉族曾以“秦”为自称，故“秦”可指中国（汉族）^[345]，有时在称呼前加上महा（“摩诃”），名“摩诃至那国”意即伟大的汉族之国，如果不出意外，“至那”将会成为汉族的他称之一，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特别是汉洲的侵略，为了贬低被侵略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以抬高自己族群就用他称“支那”来取代自称“中国”及汉民族自称的“汉”，令原属中性的“支那”一词变成一种族歧视词，随着日本帝国的进一步西侵才令华人觉醒出指中国为“支那”是带有贬损意味的称呼，类似于“Jap”的歧视词，笔者认为如果现代某些人喜欢叫“支那”那最好称自己做支那，让接受此称的人以此自称，让拒绝此称的人与此切割，比如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应正名为“支那靖国神社”，“中−日战争”正名为“中−支战争”，令“支那”一词古今所指涉的民族不同，不过一词古义今义不同或含义多重是常见现象。
↑ ^6.0 ^6.1 ^6.2 ^6.3 一族群只要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就必定或多或少受到外来血统的影响，血统相当于全基因组（genome-wide），包含父系（Y chromosome）及mtDNA在内，即使是血统具有长期遗传连续性（genetic continuity）的群体在历史上也曾受到外来影响：
比如西藏阿里地区藏人，根据对阿里地区65具古代样本分析，其中年代约公元100年的札达县桑达隆果（SDLG）墓地的样本SDLG_o含有约70%印度哈拉帕文明相关血统（IVC）而其父系J2b2a2b2a-Y965，在古格遗址一处洞窋发现一个样本带有约33%来自中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相关血统，出土于札达县格布赛鲁（GBSL）墓地年代约公元前300年的5个男性样本父系都是D1a1a1，而出土自普兰县年代约公元200年的pulanduowa墓地6个男性样本父系皆是O2a2b1，阿里地区35个古代男性父系分别是D1a1a1a1b（8/35）、D1a1a1a1（1/35）、N1b2（4/35）、O2a2b1a1a6（12/35）、D1a1a1（1/35）、O2a2b1a1a（1/35）、O2a2b1a1（3/35）、N1b2a1b（2/35）、O1a1a1a1b2（1/35）、J2b2a2b2a（1/35）、N1b（1/35），然而携带来自中亚及南亚血统的个体并没有对阿里本地血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公元21世纪20年代阿里藏人血统的遗传连续性仍可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346]
2020年一项对蒙古国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团88个遗址共214个古代个体的分析发现，早在青铜时代早期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的Shatar Chuluu遗址人群（Afanasievo_Mongolia）的genetic profiles（基因图谱）与来自叶尼塞河地区的Afanasievo culture（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没有分别，证明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为代表的西方草原牧民（Western Steppe Herders,WSH）已经向东越过阿尔泰山到达今蒙古国中部地区。
根据来自巴彦乌列盖省Khundii Gobi遗址、Khuurai Gobi 2遗址为代表的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northAltai）及来自以南阿尔泰Yagshiin Huduu遗址为代表的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southAltai）的基因图谱，发现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与巴彦洪戈尔省的Afanasievo_Mongolia人群同样具有较高的西方血统，并且与同时代来自啥萨克的一个个体Dali非常相似，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的遗传成分是以Botai culture人群为代表的60.1%北欧亚（ANE）血统及约39.9%以土库曼Gonur Tepe遗址个体Gonur1_BA为代表的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BMAC）人群相关血统组成，而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带有77.4%以东方省eastMongolia_preBA个体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17%以Botai culture人群为代表的北欧亚血统及5.6%Gonur1_BA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血统
青铜时代中晚期的蒙古地区人群主要由阿穆尔河血统及以sintashta（辛塔什塔文化）人群为代表的西方血统组成，蒙古北部一支以Khövsgöl_LBA（库苏古尔省）为代表的人群由约93%阿穆尔河血统及约7%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统组成，另一支在西部阿尔泰地区以鹿石-赫列克苏尔综合体为代表的人群（Altai_MLBA）由约51%阿穆尔河血统及约48%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统组成；蒙古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乌兰朱和文化与同区其后的石板墓文化关系密切，其人群（Ulaanzuukh_SlabGrave）由阿穆尔河血统组成，缺少来自北欧亚血统及西方草原牧民血统的影响，另外，在科布多省Ulaan Goviin Uzuur 2遗址的个体UAA001（父系NO-M214）、Khoit Tsenkher遗址的个体KHI001（父系N1c2b2-L665）及库苏古尔省Uushigiin Uver遗址的个体UUS001（父系J1a2b-p58）等3个样本除了携带阿穆尔河血统及辛塔什塔文化血统外，还带有9～12%以Gonur1_BA为代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铁器时代早期，阿尔泰血统（Altai_MLBA）人群分布在Altai-Sayan region（阿尔泰-萨穆地区），Sagly/Uyuk（萨格利-乌尤克文化）在乌布苏省的Chandman Mountain遗址人群（Chandman_IA），带有49.9%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统、43.6%阿穆尔河血统及6.5%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
匈奴早期时代有12个个体，来自库苏古尔省Salkhityn Am（SKT）遗址的10人、Atsyn Gol遗址（AST）的1人及肯特省Jargalantyn Am（JAG）遗址的1人，其中SKT001、SKT003、SKT008（父系Q1a2a1c）、SKT009（父系R1a1a1b）、SKT010、AST001等6个样本合并为earlyXiongnu_west（匈奴早期西方）人群，带有约91.8%以Chandman_IA为代表的萨格利-乌尤克文化血统及约8.2%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另外SKT002（父系R1b-M343）、SKT004、SKT005（父系R1b1-M415）、SKT006（父系R1-P236/M173）、SKT012（父系J2a1h2-L25）、JAG001等6个样本合并为earlyXiongnu_rest，其血统介于西方匈奴早期组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之间，约有25%Chandman_IA人群血统及75%以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其中SKT004及JAG001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高度相似，而其馀四个个体带有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22～61%及萨格利-乌尤克文化人群血约38～77%，在匈奴早期群体中，匈奴早期西方人群代表鹿石-赫列克苏尔文化、蒙赫海尔汗文化、萨格利-乌尤克文化等西方文化族群的后裔。
匈奴晚期年代有47个个体，其中22个都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0.7～90%）及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9～99%）组成，而个体NAI002（父系R1a1a1b1-Z283）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76%）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24%）组成；个体TUK002（O2a1c1a5-M5420）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7%）、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81%）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11%）组成；个体TUK003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56%）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43%）组成；个体TAK001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5%）与以Khövsgöl_LBA（青铜时代中晚期库苏古尔省人群）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约94%）组成；个体TEV002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6%）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93%）组成；个体BUR001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70%）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29%）组成；个体BUR003（父系R1a1a1b-Z647/Z645）、TMI001、UGU010（R1a1a1b2a2a-Z2123）都是由Sarmatian（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组成；个体BUR002（父系E1b1b1a1b2-V22/L677）、DUU001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69～81%）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18～30%）组成；个体UGU005（父系R1a1a1b2a2a-Z2123）、UGU006（父系J1-M267）、BRL002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43～85%）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14～56%）组成；个体BUR004、HUD001、NAI001（父系J2a1h2-L25）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59～73%）、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6～22%）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17～20%）组成，因为BUR001、BUR002、BUR003、BUR004、TMI001、UGU005、UGU006、UGU010、DUU001、BRL002、HUD001、NAI001、NAI002等13个个体皆带有54～100%萨尔马提亚人血统而合并为lateXiongnu_sarmatian group（匈奴晚期萨尔马提亚人组）
另外，EME002、ATS001、BAM001、SON001（父系NO-M2308/M2313）、TUH001（父系C2b1b1-M86）和YUR001（父系N1-L735）这6个个体都是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24.2～99.8%）与现代中原汉族相关血统（约0.2～75.8%）组成，而BRU001、TUH002（父系J2a-M410）这2个个体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4～25%）、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41～47%）及现代中原汉族相关血统（约28～32%）组成，因为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YUR001、BRU001、TUH002等8个个体带有0.2～75.8%中原汉族血统而合并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汉族组）。
中世纪早期从鲜卑至回纥时代，共22个样体，来自后杭爱省Tamiryn Ulaan Khoshuu遗址的1个鲜卑时代个体TUK001分别由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53%）与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46%）组成；8个突厥时代个体中的ZAA002（父系C2b1s1b1-F3830）及ZAA004（父系C2b1s1b1-F3830）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相同，ULI002（父系J2a-L559/M410）及ZAA007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4～31%）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68～75%）组成，NOM001（父系R1a1a1b2-Z93）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64%）、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18%）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16%）组成，TSB001（父系J1a-CTS5368）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72%）与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7%）组成，UGU001（父系J2a-L559/M410）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19%）与以Khövsgöl_LBA（青铜时代中晚期库苏古尔省人群）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约80%）组成，TUM001（父系N1c2-L666）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17%）与由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遗址2个个体代表的Han_2000BP人群血统（约82%）组成；回纥时代有13个样本，OLN001.B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组成，OLN001.A及ZAA001都是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74～90%）与Alan（阿兰人）血统（10～25%）组成，有9个个体是由阿兰人血统（32～65%）、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2～59%）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8～37%）组成，其中OLN003父系R1b1a2-PF6505/M269、OLN005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0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1父系R1b1a2a2-CTS1078，最后OLN007（父系C2e1a1a-F3864/M407）分别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0%）、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46%）与北方汉族相关血统（33%）组成。
中世纪晚期的契丹时代，来自布尔干省的ZAA003、ZAA005（父系J2a-L212/M410）、ULA001（父系J2a2-L581）三个个体分别由亚兰人血统（约0.2～8.3%）、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34～80%）与中原汉族相关血统（约17～60%）组成。
蒙古帝国时代有62个样本，其中57个样本其血统分别来自萨尔马提亚人或亚兰人（约15～18%）、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约47～64%）及中原汉族（约20～36%），57个样本中的SHR001、KNN001、ULN011、ZAY001四个样本父系都O2a，另外5个样本中除了KHL001可由100%青铜时代中晚期库苏古尔省人群血统组成外，其馀样本主要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与亚兰人血统或中原汉族血统等两种血统组成。研究的214个个体中测出的男性父系分别是R1a（18/123）、R1b（11/123）、C2b（19/123）、C2e（1/123）、Q1a（28/123）、Q1b（1/123）、N1c（9/123）、J1a（4/123）、J2a（7/123）、G2a（1/123）、E1b（1/123）、O2a（7/123）、D1a（3/123）以及CT-M5613/M168、N、N1-L735、J-CTS10446/M304、CT-M5603/M168、CT-M5606/M168、D-F1137/M174、R1-P236/M173、NO-M2308/M2313、NO1-M214、R-P224/M207、J1-M267、N1-L735各一例^[234]
根据位于Sukhbaatar Province（苏赫巴托省）年代约公元1130～1250年间的Tavan Tolgoi墓地分别有编号MN0104、MN0105、MN0124、MN0125、MN0126、MN0127及MN0376等7座墓葬，该墓地很可能属于孛儿只斤氏（Borjigin），其中MN0104、MN0126、MN0127、MN0376是男性，MN0376父系R1a1a-M17，而MN0104、MN0126及MN0127的父系R1b-M343，R1b-M343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家族的父系^[347]；根据同处于肯特省delgerkhaan（德勒格尔汗）县且相距18公里的gurvan dov墓地及Tavan Khailaast墓地所出土的共9个古代样本的全基因组分析，其中年代约公元600年的样本GD2-4全基因组有约45%来自汉族的古中原成份，而年代约公元8世纪中叶的样本GD1-3至少有17%西欧亚成份、年代约公元9世纪中叶的样本GD2-2至少有14%西欧亚成份，德勒格尔汗县出土的5个古代男性父系分别是J2a-M410/L212、D-M174、C2b1c-F1918/M546、C2b1-F1699、C2b-L1373/F1396，但这些来自古中原及西欧亚的血统并没有令该县人口的血统在公元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失去遗传连续性^[348]。
根据来自中国江苏省连云巷市Kongwangshan（孔望山）遗址2名明代个体21LHKM106RL、KWSM146LR（父系O2a1c1a1）及1名清代个体KWSM199，同市海州区Lianyungang gym遗址1名宋代个体21LHKMN112（父系O1a1a2）及1名清代个体21LHKMM16L（O1a1a2），宿迁市Nainaimiaodong（祢祢庙）的2名明代个体21SMM158SE_1、21SMM157SE_2（父系O2b1a）及1名清代个体21SMM138E_2_2，3个遗址有七名个体的基因组依年代分为Jiangsu_Song（江苏宋代组）、Jiangsu_Ming（江苏明代组）、Jiangsu_Qing（江苏清代组）等三组，另外来自清代孔望山遗址的一个个体KWSM199单独组成Jiangsu_Qing_o组（江苏清代o组），江苏清代o组除了69.7%青铜中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YR_LBIA）、22.7%新石器时代昙石山血统（Tanshishan）外，还带有7.6%Egypt_Ptolemaic（托勒密王朝埃及）相关的东地中海血统，可能对应近代以来欧洲势力东来亚太的史实，而江苏宋代组为100%青铜中晚期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江苏明代组为69.3%青铜中晚期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及30.7%新石器时代昙石山血统、江苏清代组为80.2%青铜中晚期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及19.8%新石器时代昙石山血统，现代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汉族是江苏清代组的直系后代（direct descendants），江苏宋代组与山东省汉代人的血统之间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虽然1000年来冮苏省人的原华夏血统与古百越血统各自占比略有波动，但从北宋至今江苏省汉族血统具备较高的遗传稳定性及同质性。^[24]
根据对同处于金海市且相距仅5.3公里的大成洞古坟(Daesung-dong tumuli)与会岘里贝冢(Yuha-ri shell mound)所出土的8个年代在公元4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早期的样本分析，其中AKG_10203及AKG_10207两个样本相对更接近现代日本人，编为Korea-TK_2组，Korea-TK_2拥有至少25%绳文血统，而其他6个样本则为Korea-TK_1组，其绳文血统较少只有约8%，相对更接近现代韩国人、中国汉族人，Korea-TK_2含有与汉族相关的青铜及铁器时代黄河流域血统（Yellow_River_LBIA）约43%，而Korea-TK_1则有63%，8个样本中有3名男性，其中AKG_10218仅则定为父系O，属Korea-TK_2组的AKG_10203父系D1a2a1-CTS2728，属Korea-TK_1组的AKG_10204父系O1b2a1a2a1b1-PH40，虽然现代韩国人已不存在绳文血统但仍与8个样本具有遗传连续性^[349]。
↑ ^7.0 ^7.1 ^7.2 ^7.3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不可能100%纯血，汉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也不例外，但出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预料，来自蒙元及满清时代蒙古族、满族的父系影响少至可以忽略不计^[30]，反倒是中国蒙古族及辽宁省满族在全基因组混有约50%来自汉族的古华夏成份及不少来自汉族的父系血统。^{[注 3]}
新石器龙山时代的中原北部边缘地区，石峁文化人群的基因组带有81%～93%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6]；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辽西人群基因组含有约36%的中原遗传成份，在二里头时代辽西人群所含有的中原遗传成份占比上升至92%，至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辽西人群基因组仍含有约52%的中原遗传成份，可见辽西以南地区有大量与中原原华夏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部落聚居^[10]，可见辽西以南地区有大量与中原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部落聚居，先秦时代陜北高原北部、燕山南麓皆是古戎狄部落居地，所谓的古戎狄部落——至少从陜北至燕南之间的古戎狄部落——其实是与中原核心地区的原华夏部落（primevalHuaxia tribe）共享相近的血统，即同源异流的不同部落，将这些古戎狄部落人群称为类原华夏部落（similar to primevalHuaxia tribe）以示彼此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更为妥善，两者合称古华夏部落（oldHuaxia tribe），而汉族就是新华夏，“新”只是相对“古”而言，实际上新华夏（汉族）已存在超过2000年之久。
中原核心地区的现代汉族与公元前10世纪的古中原人在父系遗传方面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31]，中原核心地区河南省汉族在基因组上来自印欧人种及北亚族群的影响微小^[13]，以公元前后的汉代作为汉民族的形成时间来看，现代汉族主要血统并非由不同少数民族组成的拼盘，而是由汉朝以前世世生息于北部黄河流域以原华夏为核心的古华夏及南部古百越这两大土著部落融合传承而来^{[注 4]}，以古中原人口流向而言亦可视南北汉族为同源异流^[32]^[33]，虽然长达2000年来汉族与周边其他不同民族之间曾经有贸易、战争、通婚等交流，有微量外来血统融入但并没有反客为主，二十一世纪的汉族血统主要成份是公元前后的汉族血统遗传的延续，甚至公元前二十世纪的古中原土著对现代汉族血统仍然存有主要的影响^[34]^[35]，而藏族肤色较汉族稍深^[36]。
现代汉族父系O2a有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三大支系合计占汉族男性人口约40%（约近三亿人），均是由仰韶时代的三个男性发展而来的^[7]^[8]，可见以三皇五帝等个别男性为民族始祖的炎黄子孙传说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汉族称得上是中国境内以至全人类内人口最多的单一原住民族群。
秦汉王朝统一赤县神州打破之此前诸部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地方诸侯国在汉武帝一朝被削弱至与郡县无异，令秦、楚、齐、越等诸部落得以融合为一族，具有族称意义的“汉”最早始于汉武帝一朝，“汉”可与“韩人”^[37]、“莋都夷”^[38]、“月氏”^[39]、“槃瓠蛮”^[38]、大宛^[40]、胡人匈奴及羌^[41]^[42]^[43]等族群相提并论且汉族人成为汉王朝过百个郡国（汉地）的主要户籍人口^[44]，显见“汉”开始带有民族共同体（Ethnic、单一族群）的含义，曾经是周部落自称的“华夏”在当时亦开始成为汉族的自称，“汉”虽然以政权称谓为主但亦时有作为族称使用，“汉”不是唯一的族称，“魏”、“晋”、“赵”等汉字朝号国号亦曾一度成为汉族人的称呼，在汉王朝灭亡后，“汉”作为族称之一虽被边缘化但并没有完成消失，直至至唐代开始普遍以汉为族称^{[注 5]}，至于今不变。
在近代以前的古代汉族人群己经具有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族意识，比如在建安七年（202），军阀曹操麾下锺繇派傅干劝说马腾投靠曹操，就指出袁氏势力“驱胡虏以陵中国”，即借用胡兵来征伐中原只会引起我族百姓的反感，批评袁氏此举逆德无道，成功促使马腾投曹反袁^[45]；刘表因为袁氏兄弟内哄，在建安八年（203）分别致书袁谭与袁尚劝止^[46]^[47]，担心袁氏内哄会受到外族讥笑；江统在元康九年（299）撰成《徙戎论》，文中担忧自东汉时代开始迁入汉洲的匈奴人、羌族、氐人等族群与我族民众发生摩擦而爆发变乱会成为汉洲甚至中原“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难以平息的大患，造成带有“华人”、“汉人”、“晋人”、“华夏”等族称的我族平民死伤无数及颠覆晋政权的危机，主张将当时“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的氐羌诸胡迁出汉洲“还其本域”以达成“戎晋不杂”、“华夷异处”，一来“慰彼羁旅怀土之思”，二来“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隔年爆发六王内战后不久就开始五胡祸华，祸乱发生后主流舆论才“服其深识”^[48]，《徙戎论》可谓先见之明亦是对过往内迁诸胡政策的纠错，不受多元、共融等一类高大上的主流概念蒙蔽，以迁徙隔离一劳永逸避免族群矛盾冲突爆发祸延及避免我族受到冲突影响为优先考虑才是头脑清醒，比如一代贤相魏徵^[49]；孔坦在咸康元年（335）指出石勒养子石聪“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的出身，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为由劝说石聪帮助代表“华”、“夏”我族的晋政权北伐中原，抗衡占据中原的异族羯人赵政权^[50]；永和五年（349）十二月，后赵首都邺城发生政变，羯人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被孙伏都、刘铢等人率羯兵3000伏击，但冉闵成功消灭对方，乘势掌控邺城，“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以免自己再遭刺杀，而“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冉闵察觉自己可能得不到城内民众的支持，为了辨别敌我逐向城内发布命令“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并大开城门，于是城外汉族民众涌入城内而城内以羯人为首的胡人民众涌出城外，冉闵因此明白羯人是不会接受自己掌权，遂发布诛胡令，汉官“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在后赵统治下累积的汉、胡族群矛盾迅即爆发，民族冲突令邺城一带的羯人诸胡“死者二十馀万”，后赵其他地区“承闵书诛之”，借口去除平日素有积怨的“高鼻多须”胡人，后赵将领麻秋即以此诛杀另一名后赵将领王朗辖下的1000多胡兵，虽然冉闵有借助族群矛盾来掌控羯赵中央的因由，客观上亦是汉族民众对外来征服者的罕见反击，“世龙之殪晋人，既穷其酷；永曾之诛羯士，亦歼其类”，只是冉闵以臣弑君的下克上行为注定会被崇尚君臣大义的迂腐儒生所厌恶而加以污蔑；天监四年（505），梁朝准备北伐中原之际，派丘迟劝说北魏将军陈伯之归降梁朝，说词中指北魏政权为“穹庐”、“异类”、“杂种”的他族代表，以梁政权为上承周汉王朝兼“不育异类”的我族代表，向对方诉以我族感情，最后陈伯之将军显然被说动投梁^[51]；贞观四年（630），东突厥颉利可汗阿史那什咄苾被汉将李靖击败俘虏，东突厥有近十万男女部众向唐朝投降，唐廷中温彦博一派与魏徵一派为安置东突厥部众于汉洲北缘黄河以南鄂尔多斯沙漠（河南）或黄河以北与草原接壤的河套（河北）而争执，唐太宗决定依从温彦博的建议将安置于东突厥部众河南汉洲，其中有近五万男女居于首都长安，直至贞观十三年（639），李世民在九成宫遭到东突厥部众偷袭后，才后悔将东突厥部众安置于汉洲，表示“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遂改为依从魏徵的建议将东突厥部众尽迁至黄河以北的定襄都督府^[49]；上元三年（676），薛元超与唐高宗李治就将既不是我族又手持武器的异族“诸蕃”酋长视为危险的威胁^[52]；洪武七年（1374），洪武帝朱元璋将大明政权的建立视为“汉人故国”的复国^[53]
而我族认同是建基于血统认同之上，例如汉姓可追源自传说中的炎黄二帝^[54]，即反映我族身份是建基于祖先（血缘）认同，正因古来汉族社会多以祖源也即血缘关系来判断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五胡各民族才出现以我族重要历史人物为祖先特别攀附炎黄二帝为祖，由此才能合理化对中原地区及对汉族的统治权来压制质疑外族统治的思想，亦显示现代汉族与上述以汉人为自我族称的古代民族在血缘遗传及文化认同上一脉相承，至迟自东汉王朝的铁器时代至今从未曾被外族大量融入影响，即使是历史上长期遭受西域、氐羌、草原等诸胡族群影响的现代关西汉族其基因组仍带有至少95%以龙山时代禹州市瓦店（Wadian）、周口市平粮台（Pingliangtai）、漯河市郝家台（Haojiatai）等中原人群为代表的黄河中游血统（YR_LN）^{[注 6]}，而现代河南与山东两省汉族同样有着以龙山原华夏人为主要血统且至少可追溯至公元以前的遗传连续性（genetic continuity）至今历2000多年^[13]^[11]，如同“契丹族”与“契丹人”、“鲜卑族”与“鲜卑人”、“藏族”与“藏人”、“满族”与“满人”，“汉族”与族群意义的“汉人”并无分别，各民族血统彼此都是没有纯杂优劣之别的平等民族，可以直接将汉民族形成前之主要祖源人群称为“汉族先民”，之后则可直接称为汉族。
↑ ^8.0 ^8.1 虽然《史记》只明确记载嬴姓母系祖先是女修，父系祖先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而郯国公室与秦国公室同一祖源^[68]，故嬴秦并非出自类华夏戎部落一支^[69]，而是与郯国同出自类华夏夷部落之少皞氏^[70]，少皞氏的部众中有一支名玄鸟氏^[71]，嬴秦公室祭祀少皞氏^[72]，加上古蜀王称秦公嬴驷是“东方牧犊儿”^[73]，所以嬴秦公室的父系祖先很明显是出自少皞氏内的玄鸟氏。
一说认为黄帝之子青阳即是少皞氏^[74]，为己姓，但无论少皞氏是己姓还是嬴姓，均与嬴秦公室出自少皞氏的世系并不矛盾，因为嬴姓是得自有虞氏的赐姓^[68]。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秦夷部落与黄河中游栗黍农民在遗传上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比如豫中平原仰韶站马屯人和泰沂山脉西麓大汶口西夏侯人之间具有基因同质性。^{[注 1]}
当周幽王被古西戎打败而身亡，秦庄公的次子秦襄公率兵勤王后，得到周平王许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嬴秦于是东扩逐戎并周，将被古西戎控制下故周之领土及原华夏人口纳入嬴秦氏族的领土及部民，遂得以原华夏自居，秦、夏同义^[75]。
↑ ^9.0 ^9.1
虽然汉族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之中最早形成的且历史上受到外族血统影响微少，但一如其他民族的历史，民族身份只是基于祖源（血缘）及语文、服饰等文化因素影响，缺乏提供每个人的民族身份证明，加上全球化现象随跨国人口流动而增加的跨国婚姻，所以有必要建立《汉族身份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汉族的民族认同得以恢复及推持，防止汉族身份被无汉族血统或非黄种人之人士挪用，以赋予13亿汉族人民享有与中华各少数民族或其他原住民群体同样的世袭权益
基于汉族权益保护机制长期缺失及反汉主义泛滥，实有必要成立一个以保护汉族权益为己任的组织，维护及促进汉族权益事务，比如负责审核汉族身份之认定，可命名为汉族委员会，笔者认为委员会成员必须从有支持汉族文化经历及未曾有反汉主义言行且对反汉主义因素持有警惕之人士（在《汉族身份法》实施前需符合第二条规定之人士）当中拣选，该委员会为永久常设机构，其管理层应由符合前述标准之人士选举产生，若有证据坐实成员做出歧视汉族之言行，其成员身份得即时罢免，以确保不偏离保护汉族及反反汉主义之理念，设立汉族委员会亦有助汉族人透过此一机构为本民族事务集体统一发声，促使政府聆听汉族社群对施政的建议及批评。
《汉族身份法》
第一条为认定汉族人身分，保障汉族人权益，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汉族人，包括汉民族全体成员及其各支系部落成员，其身分之认定：
1.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前有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汉族
2.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后没有非华裔人为直系血亲尊亲属
3. 父母双方为汉族
本人同时符合上列三款规定者可自动取得汉族身分。
第三条父母一方为汉族人另一方为华裔非汉族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属之传统汉姓名字者，经申请后可取得汉族身分。
第四条父母一方为汉族人另一方为非华裔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属传统汉姓，经申请及汉族委员会相关主管机构认可后方可取得汉族身分
第五条非汉族人经年满五十岁且无子女之汉族双亲共同收养，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经申请后取得汉族身分：
1. 得到汉族委员会相关主管机构认可
2. 被收养时未满五岁。
3. 取用收养者之一所属传统汉姓。
第六条汉族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丧失汉族身分：
1. 依前二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后，因变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该规定。
2. 依前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后，终止收养关系。
3. 成年后申请放弃汉族身分。
第七条符合第四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之要件而于申请取得汉族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准用第三条之规定取得汉族身分。
关于汉族身份的确认，必须符合血缘因素为取得汉族身份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普遍通则，虽然汉族身份并不会带来任何特权，但如果有物理学人才、对汉族作出巨大贡献或属继养子女等情况兼热爱汉族文化又坚持不懈申请的人士，虽不符合血缘原则亦可酌情批准申请，然而这是特例，不能取代通则并且名额有限，每一年的名额应少于10名，其中每一宗申请都是独立个案，不能引伸为通则，而汉族委员会对任一申请享有否决权。
汉族委员会享有釐定、诠释、添改有关反汉主义的定义及相关法律的权利，以便应对层出不穷多发变种的反汉主义毒流，国家司法机机有遵守的责任。
↑ ^10.0 ^10.1 ^10.2 ^10.3 ^10.4 因为汉文史籍一般只提及出身自非汉族群的人物族属，而出身自汉族的人物族属则略而不谈，彷佛不言自明，判断汉文史籍有载的人物族属依据有二，一其姓名是否汉姓汉名，特别是汉姓氏在公元前后已成为汉族平民的普遍命名方式^[76]，比如西汉末年有人因为与陈遵孟公同姓同字，自称为陈孟公本博取眼球；窦太后幼时家贫，其弟窦广国少君被拐卖他处，窦广国长大后还记得幼时自家姓^[77]；建武五年（29），汉光武帝刘秀在给窦融的诏书中称“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以族群羌胡对称汉族百姓；永初五年（111），汉安帝在诏令中称“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以夏指代百姓，亦即汉族^[78]；建和三年（149），洛阳因为爆发疫情而出现病亡者，但有的因家贫而不得安葬，汉桓帝命令给予贫民经济支援以便他们可以安葬病死的亲属，如病死者没有家人就派官吏为其安葬并在墓碑上标记死者姓名；第五伦透过“变名姓”为王伯齐来大隐于平民之中；陈忠指出分布在青冀徐岱兖豫荆扬并凉等地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羌戎叛戾）侵害，百姓穷困不足以补充府帑，以百姓指称汉族^[79]；王符认为“羌虏背叛”或“羌始叛”致令我族“百姓灭没亅、“百姓暴被殃”^[80]；江夏太守赵仲让被调任为高唐县令，于是“变易名姓”以隐姓埋名进入高唐县视察^[81]^[82]，因汉族姓氏多至百数以上而称为“百姓”^[83]^[84]、“万姓”^[83]，可以用以区分汉与非汉的族群标志^[79]，因为现代中原汉族与汉代中原人群在血统上一脉相承^{[注 4]}，故此即令汉文中“百姓”一词在汉洲可包括“蛮夷戎狄居汉地者”，但百姓所指的人群仍以汉族为主要组成，可以代表古代汉族人群的相关纪录，况且若凭胡姓即可判断为胡人，那以汉姓判断属汉族人亦大致不差，二是相关文献有否明确指出拥有汉姓之人出身非汉族群或其人存在非汉族群的身份认同，如此透过依据一与二的查证即可判断该人物是不是汉族人。
汉族古人可以人物族属同是汉族而不必刻意提及，只有人物是少数民族才提及族属，但在21世纪而且又是多民族平等国家，只提少数民族人物族属而不提汉族人物族属的表述显然有违民族平等之义，所以提到汉族人物应明确指明其民族身份，考虑到本文描述的历史事实主要是汉族历史，汉族人物出场较多，汉人部落或汉族出身的人物在其姓名下加_以显示族群身份，如刘询、赵充国、王莽等等，仅于不是汉族出身及可能不是汉族出身的人物姓名以斜体显示，如挛鞮呼屠吾斯、翁归靡、檀石槐等等，以便区分是不是汉族，而尊号、谥号、外号等非姓名的别称及姓氏则正常写法，不加任何标记。
限如史料不充分，不能如判断个别人士般确定军队每一个士兵的族属，但军队构成若由外族士兵组成或主要由由外族士兵组成，汉文典籍都有记载如“羌胡”、“湟中义从羌”等族属成份，若由汉族士兵组成或主要由由汉族士兵组成则空白不载或载有兵员主要来源于古代汉族聚居地（郡县），所以汉文史籍不记载族属的军队足以反向判断其主要是由汉族士兵组成，笔者以“B军”代表军队属于政权B，“A兵”代表军队士兵主要由族群A组成。
汉族国家、汉族王朝、汉族政权，字虽有异但含义同一，笔者以“汉国”为单一汉族政权的简称（若同时存在多个汉族政权、建立者虽是汉族但明确为多民族国家不以汉族利益为先或其他不符合汉族委员会釐定的定义^{[注 9]}的除外），因汉民族形成于公元前一世纪，所以公元前一世纪以前的汉王朝称为“汉王朝”、“汉朝”，而进入公元前一世纪后，则可称为“汉国”。
Middle_YR（黄河中游）以站马屯、瓦店、王城岗、鹿寺西等地人群为代表，除了鹿寺西外其他三地皆在豫中而且都是淮河水系，一般以河南省为狭义中原地区，所以笔者以“古中原人群”与黄河中游人群交替使用，两者同义。
↑ ^11.0 ^11.1 长安城，位于中国汉洲西安市末央区，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汉朝第一个首都，城内人口平均约20万^[88]^[89]
考虑到历经五胡祸汉后的唐代以至现代关西平原人口血统仍然以龙山时代中原血统为主^{[注 6]}，很明显西汉长安城人口只能主要由原华夏人口构成
下邳故城，位于汉洲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分为大、小两座城池，小城是魏晋—明清时期下邳故城，大城是汉代下邳故城，即东汉诸侯下邳王的治所下邳县城。^[90]
东垣古城遗址，位于汉洲石家庄市北郊的滹沱河南岸，面积约2.76平方公里，是汉朝真定侯国的治所^[91]
紫金城城址，位于汉洲南昌市北部，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汉朝海昏侯国的治所，与分布在城址南侧及西侧的铁河古墓群共同构成海昏侯国遗址^[92]，位于铁河古墓群的海昏侯墓园有M1～M9九座都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型大墓，M1是海昏侯刘贺，M2是刘贺夫人^[93]
舂陵侯城，位于汉洲宁远县柏家坪镇柏家村一带，是冷道县舂陵乡治所，元朔五年（前124）汉景帝之孙刘买受封为舂陵侯，侯国以舂陵侯城为治所，至初元四年（前45）刘买之孙刘仁徙封至南阳白水乡，以其地为舂陵县及舂陵侯国封土^[94]^[95]
金城新村遗址，位于汉洲苏州市姑苏区，应是秦汉王朝会稽郡郡治所在^[96]^[97]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汉洲临武县汾市镇渡头村一带，是西汉中期至六朝时代临武县的县治^[98]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汉洲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附近，是西汉诸侯南越王的王宫，分布面积约40万平方米，内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等建筑物^[99]^[100]
城村汉城遗址，位于汉洲南平市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王城面积约48万平方米，始建于西汉早期，很可能是西汉诸侯国闽越的王都^[101]
河泊所遗址，位于汉洲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一带，是汉朝益州郡郡治所在，遗址出土封泥1100多枚，其中有“益州太守章”、“滇国相印”、“建伶令印”、“滇池长印”、“同劳丞印”等反映汉朝官职的官印封泥^[102]^[103]
纳林古城，位于汉洲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林镇北的纳林川东岸，可能是汉代美稷县城，如是则西汉西河属国都尉及东汉护匈奴中郎将的驻地也在当地，与南匈奴单于庭同县。^[104]
霸陵陵区，位于汉洲西安市灞桥区，陵区内有窦皇后窦猗的陵墓，窦皇后墓以西约800米有江村大墓，是汉文帝刘恒之墓^[105]
马王堆汉墓，位于汉洲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有编号为一号、二号、三号的三座墓葬，墓主分别是轪侯利苍之妻辛追、利苍、利苍之子利豨^[106]，利仓是原华夏人^[107]，其夫人辛追既是汉姓汉名，也很可能是原华夏人或类原华夏人^{[注 7]}，轪侯国受封于汉惠帝二年（前193）四月，至元封元年（前110）国除。
李郑屋汉墓，位于汉洲香港长沙湾李屋村和郑屋村一带，约修建于东汉时代，部分墓砖刻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及“薛师”等汉字^[108]
↑ ^12.0 ^12.1 ^12.2 据唐蒙所云“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如以一户出一人，五人为一户计，则夜郎王国总人口将近六十万，而夜郎王国与滇王国同样作为“最大”，其人口数量应该相差不远，两国人口合共应超过一百万之数，至于“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应是指滇王直接统治的民众，而其他人口则由滇王国的地方君长统治，封建国家的人口不可能全由最高封建主控制，其下的各级封建领主也会控制一部分人口，这些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的主要人口，而东汉魏晋时代的獠人、乌浒人等族群在西汉时代只是人口较少的族群，是附庸于夜郎、钩町等国家的族群，至东汉魏晋时代透过吸纳周边族群人口才有所上升而名显于汉文典籍。
根据江统在元康九年（299）撰成的《徙戎论》中声言“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亦即关西地区人口分别由汉族与非汉族群各占一半左右，约50万人，按太康年间的雍州部冯翊、北地、新平、安定、扶风、始平、京兆等七郡共计9,9500户，又太康元年西晋平吴后，晋政权全国“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平均一户6.5人，则9,9500户相当646750，64万汉族人口加上约50万“戎狄”人口共约114万人口，与江充所云“关中之人百馀万口”吻合，其中羌族主要分布在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而氐族主要分布在扶风、始平、京兆三郡，而陇山以西地区可负载的人口较陇山以东地区少，比如2020年陜西省总人口（3952万8999）多于同年甘肃省总人口（2501万9831）及宁夏区总人口（720万2654）的总和（3222万2485），太康年间雍州部七郡有9,9500户汉族，秦州部的陇西、天水、南安、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共有3,2100户汉族（约20万8650人），后者为前者的30.9%，以此比例推算秦州部的氏羌诸族人口约15万4500，同样少于秦州部汉族人口，考虑到之前永初羌大乱时曾有汉族叛军杜季贡等人来投，之后永嘉大乱时羌族姚戈仲东迁榆眉后也有汉族民众来投奔^[109]，元康年间雍秦二州部十三郡的约65万氏羌之众当中一部分很有可能是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之际氏羌族群乘势吸收汉族流民以扩大部众力量所致。
关于东汉时代汉洲的羌人数目虽然史无明文，但《徙戎论》以元康九年关西的汉族与氐族、羌族人口与“十年之中，夷、夏俱毙”的永初羌祸类比，足以判断东汉时代的羌人数量不会超过元康九年关陇地区的65万人，根据《后汉书段颎传》载段颎在永康元年（167）向汉汉桓帝刘志提及“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馀寇无几”，又说“计东种所馀三万馀落，居近塞内”，东羌东种之东与西羌之西在地理上相对，是对内迁入汉洲之羌人种群的他称（虽然永初羌祸后内迁羌人已迁出内迁地甚至迁回塞外其“东羌”标签亦末脱），从段颎所言可知当时汉洲有羌人合计五万馀落，相当于25万男女，即令将二万馀作二万五千算、三万馀作三万五千算，六万落约30万男女，而后者三万五千落（户）约16万男女，以兵民比1：4算可以出动作战人数约4万，最后段颍经“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馀级”实现“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标，亦即建宁二年（169）“东羌悉平”后并、凉二州部及三辅等汉域的羌人最多约26万男女，综前可以判断永初羌祸后东汉时代塞内羌人人口大约维持在30万男女左右，考虑到永初羌祸期间“夷、夏俱弊”，也有如麻奴等逃出汉洲的羌人，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羌祸爆发之后汉廷再也未曾作出将塞外羌人内迁之举，所以永初元年春夏间很可能是元康九年（299）之前羌人在汉洲域内人口最多的时刻，至于具体数目，首先从段颎“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标可知过去平定羌乱，汉朝并不以“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为手段，除了段𩖖外，最多的斩首数是富平大战的“斩首五千级”，其次虞诩在元初二年（115）称汉兵以“万骑之众，遂数千之虏”，反映了叛羌兵力多在数千之内，永初羌祸中仅平襄之战及富平之战中叛羌兵力可能超过一万，加上滇零在声势正盛的永初五年（111）吸纳以杜琦为首的汉族叛军加入以攻略汉域，故此不宜对永初元年春夏间在汉洲的羌人人口估计过高，以较30万男女更多50%（15万男女）亦即45万男女的估计虽然过于夸张，但可以作为永初元年春夏间在汉洲的羌人人口上限。
↑ ^13.0 ^13.1 西汉时五原郡、上郡、陇西郡、西河郡、金城郡、张掖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云中郡、朔方郡等十一郡设有属国地区^[110]^[111]，东汉时安定、张掖、酒泉、上郡、西河、犍为、广汉、辽东、蜀郡、五原、涿郡、金城等十二郡的属国机构皆在“分郡离远县置之”。
↑ 当时的汉族自耕农一般是五口之家、“有田百亩”，亩产两石，百亩年产200大石，其副业主要有纺织、畜养、园圃三项，每家的副业正常年产值约2740文至5420文之间，以三十文一大石算，自耕农一家百亩的正常年收入约8740文至11420文^[114]，取其中间值，约10080文或336大石，如以七十文一大石算，则约15340文或219大石；如自耕农五口之家有田六十亩，则亩年产120大石，加上副业年产值约1370文至2710文之间，以平均七十文一大石算，正常年收入约10440文或149大石，扣除一年的自用口粮、生产资料、田租、口赋等各方面支出约124大石^[115]，则一家五口的自耕农一年可以存下25大石左右的馀粮或1750文。而当时一匹布约300文，一匹绢约477文，一只鸡约70文。一如古今中外所有社会一样，存在贫富悬殊、阶级矛盾的问题，奴婢是因债务或犯罪而沦为社会最弱势的阶层，虽然存在阶级压迫，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略高于罗马帝国的奴隶^[116]^[117]^[118]，夫馀、倭人社会亦有奴婢存在^[119]，匈奴社会称奴婢为“赀”^[120]^[121]^[122]。相比起游牧民族社会可以透过南侵抄掠甚至征服外族从而将内部的阶级矛盾阶级剥削部分向外转移，汉族社会则缺少这种选项，阶级矛盾不断累积以至爆发农民起义或内乱，难以实现同一民族内部的团结，所以游牧民族在多数时间都较汉族人持有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只有在反抗外族征服时——如五胡祸华、女真征服、蒙古征服、晚明至清初、清末民初等时期——才激发出与游牧民族媲美的民族意识。
↑ ^15.0 ^15.1 ^15.2 根据王莽政权向汉朝的臣属国更改印缓^[125]，可见夫馀王国与高句骊同是汉朝的从属国，而高句骊还时常从汉国“受朝服衣帻”，而且汉国有权调动高句骊兵，显然相比夫馀王国，高句骊的从属性更强^[121]。
从瑠璃明王在位第三年（前17）发生的后宫斗争^[126]，虽然代表汉族的雉姬被代表鹘川土著的禾姬排挤，但可窥见高句骊建国之初即已存在一股汉族势力。第一次治世时代的大同江下游流域即为汉族聚居区^[127]，即使自公元4世纪初叶起当地相继被百济与高句骊两大强权统治，汉区日渐缩小退至平壤以西地区，但汉族仍然顽强生存下来，经高句骊长期统治后，直至公元6世纪初叶才被高句骊完全同化而消亡^[128]^[129]
↑ ^16.0 ^16.1 ^16.2 根据《三国史记》所载，新罗国传说是在五凤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前57年6月6日）建国^[130]
성현석성（圣岘石城），位于韩国全北特别自治道茂朱郡茂豊面현내리（县内里），是新罗国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贞观二十一年（647）百济国入侵新罗国所围攻的茂山城^[131]，隶属新罗开宁郡茂豊县，开宁郡原是甘文国，太和五年（231）昔助贲派兵灭甘文国，其地并入新罗。
팔거산성（八莒山城），位于大邱广域市北区노곡동（鲁谷洞）함지산（咸池山），建于公元5世纪，是新罗国的山城。
이성산성（二圣山城），位于忠淸北道沃川郡靑城面산계리（山桂里），是新罗国在约公元5世纪中叶建立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永明四年（486）金炤知尼师今下令建立的屈山城（굴산성）^[132]
根据《三国史记》，百济国传说是在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建国^[133]
풍납토성（风纳土城），位于韩国首尔市风纳洞，城内面积约22万6000坪（1평，1坪约3·305785m²，相当74万7107m²或0.74km²），一般认为是百济国第一个首都慰礼城^[134]^[135]
우산성（牛山城），位于忠淸南道靑阳郡靑阳邑우성산（牛城山）的石城堡，可能是百济国古良夫里县的治所。^[136]
남양리산성（南阳里山城），位于全罗南道高兴郡南阳面，约建于公元5世纪末，是百济国助助礼县的治所^[137]
伽倻诸国，根据《三国遗事》传说在建武十八年三月四日（公元42年4月12日）驾洛国（又名金官国）统治者的祖先首露王在弁韩地区建立金官国^[138]，金官国建立后，周边亦分别建立阿罗伽倻（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古宁伽倻（韩国庆尚北道尚州市）、大伽倻（韩国庆尚北道高灵郡）、星山伽倻（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小伽倻（韩国庆尚南道固城郡及泗川市）等五个国家^[139]，并与驾洛国共同组成以驾洛国为中心的六伽耶国家联盟，但联盟的成员国组成并不固定^[140]
值得留意的是金官国在建国初期就有自汉洲渡海而来以许黄玉为代表的汉族群体参与^[141]
按《三国志韩传》弁韩地区存在弥离弥冻国、接涂国、古资弥冻国、古淳是国、半路国、乐奴国、弥乌邪马国、甘路国、狗邪国、走漕马国、安邪国、渎卢国等12个国家，其大约位置据推测：弥离弥冻国在庆尚南道密阳市^[142]；接涂国在漆原郡，相当今咸安郡漆原邑、칠서면（漆西面）、칠북면（漆北面）加上昌原市마산합포구（马山合浦区）的구산면（龟山面）等一邑三面范围；古资弥冻国（小伽倻）在庆尚南道固城郡^[143]；古淳是国, 位置有争议，有진주의（晋州市）、固城郡、泗川市等三个可能位置；半路国（大伽倻），约在庆尚北道高灵郡；乐奴国在庆尚南道河东郡^[144]^[145]^[146]；弥乌邪马国（미오야마국），一说在今庆尚北道昌原市一带^[147]，一说在高灵郡一带^[148]；甘路国，即甘文国，在今庆尚北道金泉市一带，于太和五年（231）被新罗国吞并^[149]；狗邪国，即金官国，位于今庆尚南道金海市一带^[150]^[151]；走漕马国（주조마국），约位于金海市조마면（助马面）^[152]^[153]
함안 가야리 유적（伽倻里遗址），位于庆尚南道咸安郡伽倻邑，约公元5～6世纪，是安罗国（아라가야의）或阿罗伽倻（아라가야）的왕궁（王宫）^[154]
구진산성（九镇山城），位于庆尚南道昌宁郡南旨邑고곡리（古谷里），是非火伽倻国（비화가야）约建于公元5世纪中后期的一座土城。^[155]^[156]
↑ ^17.0 ^17.1 ^17.2 板楯蛮，别称賨人，聚居于汉代巴郡北部的阆中县、朐忍县及宕渠县一带，因为曾经派兵帮助汉高帝刘邦作战，其统治阶层朴、罗、昝、鄂、夕、龚、度七姓氏族得到永久免除租赋的权利，除了賨人每年输税40钱外，馀得自治，截至前期治世时代仍为汉廷所羁縻，至后期治世，板楯蛮开始时常作为汉廷的雇佣兵作战，例如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马羌入侵广汉郡属国，就由汉将率领賨兵击退，板楯蛮与汉国保持合作关系，东汉之世仅有两次叛乱事件，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因为当地汉官自行强征加派租赋徭役而起兵叛乱，至光和五年，汉廷另派汉官理賨并宣布赦免参与叛乱的賨人，即令賨人放弃叛乱，另一次是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因为黄巾军在巴郡起事，賨人亦乘势举兵“寇掠城邑”，但很快被汉廷平定。
汉国陷入内乱以至军阀割据时，板楯诸蛮各势力亦乘机割据一方，割据益州部各郡的刘璋与割据汉中郡的张鲁决裂之际，板楯蛮人在七大姓族首领的领导下投靠张鲁，与其联手对抗刘璋，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张鲁后，板楯诸蛮亦顺势投附代表汉国中央的曹操，然而曹操控制汉中郡及巴郡后不久，两郡旋为刘备所取^[158]^[159]，而曹操在退出两郡前即将两郡汉族及板楯诸蛮人口尽量徙往在其控制下的关陇地区。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蜀汉政权涪陵属国境内的汉、夷族群叛乱，被邓芝平定，这次叛乱是三国时代唯一涉及板楯蛮人的叛乱。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并蜀汉，顺利接收蜀汉各郡，统一梁州。
廪君蛮聚居于汉代巴郡涪陵县境至南郡夷陵县境之间一带的夷水（清江）流域，由以巴氏为首，加上樊、瞫、相、郑四姓大族共同统治，最初起源于夷水下游，后逆流而上至盐阳（中国湖北省恩施市）并征服当地部落，巴氏统治者有廪君之称，在廪君蛮之中其威望大至廪君蛮以杀人祭祀去世的廪君，至公元前316年嬴秦攻灭巴国后，廪君蛮领地遂与秦国接壤，在秦、楚两大诸侯国之间，廪君选择向秦国称臣，于是嬴秦与廪君联姻，约定廪君作为廪君蛮的统治者每年租赋2016钱，每三年另有租赋1800钱，而蛮人每户每年“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𬭤”，彼此相安无事，截至前期治世时代仍为汉廷所羁縻，但天凤至建武年间的汉国内乱显然开始引起了廪君蛮人对汉区的觊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潳山地区的廪君蛮人叛乱，“寇掠百姓”，汉军很快平定叛乱并将当地廪君蛮人7000多尽数东迁至江夏郡，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的巫县廪君蛮叛乱被平定后，当地廪君蛮人亦被东迁江夏郡，这些迁移操作并未能解决叛乱，反而令江夏郡开始成为廪君蛮人叛乱的发生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廪君蛮人在江夏郡发动叛乱失败，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廪君蛮人在江夏郡再次发动叛乱，同时与来自卢江郡的汉族叛军首领黄穰联手，得到汉族叛乱势力的加入令这次叛乱规模达到“十馀万人”，显然汉族人口占绝大部分，这次叛乱由卢江太守陆康率军彻底平定。
建安年间汉国内乱，汉族及诸夷族群在柤中地区（中国湖北省南漳县境内）聚集生息，其间“梅敷兄弟三人”成为柤中的“夷王”，“部曲万馀家”，即柤中地区汉族及诸夷族群人口合共计约50000多，夷王梅敷后来投附曹操，而柤中地区的人口在正始二年增至100000^[160]，青龙四年（公元236年）曹魏“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叛魏投吴，其中夷王梅颐可能是夷王梅敷的兄弟，从地理上看，廪君蛮的分布相较板楯蛮、槃瓠蛮更接近柤中，柤中诸夷族群应是源自廪君蛮乘汉国内乱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时迁入，而汉族则是来自柤中的先住民及因战乱而到此避难的移民。
板楯蛮、廪君蛮的姓氏出现可能是因汉族移民流入影响所致，传说廪君蛮五姓中的樊、瞫、相、郑四姓出自“黑穴”而巴氏出自“赤穴”，两者起源明显不同，加之郑氏、樊氏、杜氏、袁氏^[161]^[162]这些是较常见的汉姓，极可能是因为接受了汉族移民流入蛮中，而廪君蛮统治者巴氏“世尚秦女”^[163]，无疑混有汉族血统。这些姓氏记录不见于东汉时代以前，说明板楯蛮、廪君蛮的姓氏很可能是后起的。
槃瓠蛮聚居于武陵郡、零陵郡及长沙郡西部的武陵山区，其核心聚居地在沅水（沅江）上游流域，因为当地有沅水的5条支流（五溪），故又称为五溪蛮，蛮内各支族群的统治者被称为“精夫”，因为精夫们以槃瓠为祖先，故称为槃瓠蛮，各精夫每年向汉国上贡“布一匹，小口二丈”以作为向汉国臣服的象征，在前期治世“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汉国陷入内乱后就更猖狂，当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地区的廪君蛮人发动叛乱之际，槃瓠蛮精夫相单程亦趁机扩张势力，“大寇郡县”，光武帝刘秀派一万多汉兵南伐相单程，沿沅水逆流而上入武溪（武水），但因粮尽而全军覆没，次年相单程即乘胜顺流而下围攻武陵郡郡治临沅，汉兵不能解围，次年（公元49年）刘秀派马援率四万多汉兵南征，大破相单程于临乡，临沅解围，马援追击退入武陵山区的相单程，但马援不幸在三月左右病逝，监军宋均接掌军队，继续进攻相单程，成功逼降相单程诸蛮平定叛乱
之后槃瓠诸蛮在东汉时代又先后发动9次叛乱，其中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的蛮叛是因为汉廷将槃瓠蛮各精夫的贡布提高至与汉族平民租赋相同的水平，由此令澧水中游（澧中）及溇水中游（溇中）的槃瓠诸蛮相约起兵叛乱，攻打充县及夷道县，武陵太守李进迅速平定叛乱，叛乱令汉廷放弃提高各精夫贡赋的政策。
始于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十一月的长沙郡槃瓠蛮人叛乱是历次槃瓠蛮乱中规模最大的，叛蛮向北进入益阳县境后即以此为据点，持续威胁益阳县地区，至延熹三年（公元160年），蛮叛扩大，武陵郡及零陵郡的槃瓠诸蛮等共10馀万男女亦叛，武陵郡叛蛮北上围攻南郡郡治江陵并“寇掠江陵间”，而零陵郡叛蛮则进入长沙郡“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叛蛮总兵力2万馀，声势浩大，但汉廷很快反应过来派汉兵平叛并雇佣汉民为兵以壮大军力，汉兵迅速逼降长沙、武陵、零陵三郡叛蛮，虽然槃瓠蛮乘汉兵退还后再次叛乱，先南下攻打桂阳郡再北上攻打武陵郡，但同年底被武陵太守陈奉平定，至此才平息波及荆州部四郡的槃瓠蛮乱。^[163]
当汉国再次陷入内乱后，槃瓠诸蛮各势力除了频频挑战汉国的地方统治机构并进入武陵、长沙、零陵三郡汉区抄掠外，甚至开始参与汉族军阀之间的内战，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割据梁州的蜀汉政权沿长江东攻割据荆州及扬州的孙权，蜀军兵临秭归时，武陵郡以五谿地区为首的槃瓠诸蛮皆派使改投蜀汉^[158]^[164]，槃瓠诸蛮的政治选择也影响武陵郡汉族县城的取向，甚至一度影响孙权对零陵、桂阳两郡的统治^[165]，至次年蜀汉兵败于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武陵郡槃瓠诸蛮及汉族势力才再次臣属孙权。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孙吴政权派潘濬率五万汉兵讨伐武陵郡槃瓠诸蛮，历经三年后才能将其纳入孙吴的管治，“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166]，当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政权攻并蜀汉后，曹魏遂与孙吴武陵郡接界，派兵屯于赤沙，又派使劝说槃瓠蛮各精夫及杂居当地的汉民叛吴投魏，令孙吴武陵郡的局势出现不稳，槃瓠诸蛮甚至派兵围攻酉阳县，孙吴武陵郡太守钟离牧率汉兵三千深入武陵山区，平定叛吴亲魏的槃瓠诸蛮势力及当地汉民势力，稳定武陵山区局势。^[167]
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晋军在版桥之战击败吴军主力，吴末帝孙皓投降，孙吴各郡国被传檄而定，从此槃瓠蛮诸蛮改向晋王朝称臣。
前期治世时，上述诸蛮居地涉及的南郡、巴郡、武陵、零陵、长沙、桂阳郡等六郡国有约411080户2144137汉族人口聚居，如巴郡有汉族七十万、武陵郡有汉族十八万，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六郡汉族人口增至1123100户4646919人，显然湘西诸郡不止有蛮区，亦有汉区，而巴郡是由汉、賨两族杂居，汉族与居地相邻的其他族群应有民间来往接触互相影响；汉朝六郡在第二次治世时代主要划分为巴郡、巴东、巴西、涪陵、建平、宜都、武陵、天门、衡阳、邵陵、零陵、湘东、桂阳等十三郡，经过近一百年分裂割据的乱世后，汉族人口降至155900户约七十八万。
汉洲梁州汉区北接雍州，东北邻荆州，而自东南向南再向西则主要被板楯蛮、夜郎、滇、冉駹、白马等不同国族的Ⴑ形围绕分布的态势。
传说李特家族源出自廪君蛮人，可能是移居宕渠县板楯蛮聚居地的廪君蛮人，李特曾祖父李庸因信仰张鲁所传之的五斗米道而北迁至汉中郡杨车阪，招聚民众——可能有汉族在内——至“五百馀家”又“抄掠行旅”，被称之为杨车巴，至张鲁归降曹操后，李庸部众与巴郡板楯蛮人一同被曹操迁至汉阳郡（曹魏广魏郡），与迁入当地的氐族融合，被当地人称为“巴氐”^[168]，巴郡汉族民众的例子有赵𫷷家族^[169]。
自光和年间江夏郡廪君蛮人叛乱被平定，此后百馀年都没有再发生涉及廪君蛮人的叛乱，直至爆发六王内战后不久，廪君蛮人张昌在安陆县石岩山招聚流亡及逃避兵役的汉族民众，势力日盛，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江夏太守派兵攻张昌，反为其所败，退走滠口，同郡朱伺、郴宝、布兴等举兵攻张昌亦败退，张昌乘胜攻陷郡治安陆县，诸侯新野王司马歆派靳满进攻张昌，兵败于随国，张昌势力再次扩张，据有江夏郡，五月，张昌推举丘沈为圣人，并让其改姓易名为刘尼自称汉朝宗室之后，又拥丘沈为帝，建元神凤，张昌为相国，张昌这一举措令其争取到汉族民众的支持，“旬月之间，众至三万”，义阳国亦被张昌所控制。
建国称帝后，张昌派兵四出攻略，遣黄林东攻弋阳、马武顺长江而下攻陷武昌，张昌率军向北攻陷宛城，又斩杀新野王司马歆于襄阳，又派兵南下攻略长沙、湘东、零陵等郡，七月，张昌派石冰顺长江而下攻略扬州部，至此，刘尼（丘沈）、张昌的势力臻至最盛，然而“但以劫掠为务，人情渐离”，晋军亦开始反攻，荆州刺史刘弘、豫州刺史刘乔分别派兵进攻张昌盘踞的江夏郡，“苦战累日”最终大破张昌，张昌与丘沈一党退入下儁山逃避晋军的追捕，其势力遂冰消瓦解。
只有张昌派遣的石冰军却仍在攻城略地，同年九月石冰攻陷沿江郡县，封云乘乱起兵于淮南郡响应，自阜陵一路向北直至徐州一带劫掠，在石冰的威胁下，江东诸郡一时降服。十一月，以周玘、王矩等汉族士人招集义兵反抗石冰，义兵连战连胜，征东将军刘准与义兵联合，派陈敏率兵攻打石冰，石冰势衰，江东诸郡亦传檄而定，至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三月，石冰兵败投靠封云，四月，封云的部属张统见形势不利，斩杀石冰与封云向晋军投降，同年秋，张昌、丘沈等被擒获处决，才彻底平定张昌之乱^[170]。
太安二年距廪君蛮人东迁已有200年，张昌曾为县吏，可能混有汉族血统，作为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张昌以丘沈为汉朝宗室后裔，将其拥立为帝作为旗号，加之当时汉廷腐败内战日失民心，张昌才得以争取大量汉民加入叛乱，即使当地廪君蛮人全都加入叛乱，张昌势力的主要部分亦是由汉族构成，不过光和三年与太安二年两次发起叛乱的失败势必令东迁蛮人社会造成沉重打击，此后当地汉区再无蛮人能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叛乱事件。
↑ ^18.0 ^18.1 自秦朝开始便“谪徙民与越杂处”，岭南地区的中原男性移民人口在秦代至少有30000，赵佗向秦始皇嬴政请求的15000女性移民，则秦代岭南地区的中原移民至少有45000人^[261]，加上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中原移民可能在50000人以上，正是南下的中原人（中县人）与当地越人——主要是扬州境内越人部落（扬越）——融合而形成汉民族^{[注 4]}。
秦朝将领赵佗在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正式称王建立南越国，豁有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所设立的南海郡、桂林郡及象郡，这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国家，并将领土向西扩张，攻灭盘踞红河三角洲一带的安阳王国，当地被称为“雒将”的各个土著势力全部向南越王称臣受其羁縻，其地设立交趾郡及九真郡，赵佗又向南渡海将版图扩展至海南岛上，其成就令赵佗骄傲地认为若自己在中原起兵，所得的成就不会较刘邦低，但形势比人强，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较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强大多，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南越王赵佗向汉高帝刘邦称臣，唯吕后四年（公元前184年）至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间，赵佗因为与吕后交恶而自立为皇帝，至文帝刘恒登基后才令赵佗再度称臣。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陀逝世时其统治长达67年，王位经其孙赵胡、曾孙赵婴齐传承，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传入玄孙赵兴之手，但元鼎五年四月，南越国相吕嘉发动政变，杀害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樛氏，另立赵兴之兄赵建德为新王，掌控南越国政，导致西汉朝廷与南越国决裂，同年秋，汉孝武帝刘彻派兵进攻南越国，次年十月即平定南越国，设立十郡，属交阯刺史部，另外，南越国桂林郡“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馀万口降”，但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郁林、合浦、苍梧三郡人口合计只有29,6302，不足40万，可见汉朝对这40万瓯人、骆人只是羁縻，不排除后来可能有部分瓯人、骆人与中原移民融合为汉民族^{[注 4]}，当时交阯刺史部各郡的统计人口无疑仅包含汉族人口^{[注 2]}^[23]。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儋耳郡被并入珠崖郡，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废除象郡以分属郁林郡及牂牁郡^[262]，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以统治剥削汉族的方式对待珠崖郡先住民族群而产生连年矛盾，汉廷逐废除珠崖郡退出海南岛，交阯刺史部逐渐由十郡变为七郡，元始二年，交阯部七郡汉族人口约137,2290，王莽统治后期，交阯七郡由邓让负责管理，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二月，邓让与七郡太守派使向汉光武帝刘秀归附，令东汉政权得以统一岭南汉区及夷区。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二月，交趾郡麊泠县雒将之女征侧因为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而忿怒，于是与妹妹征贰起兵叛乱，至建武十八年初，征侧攻陷交趾郡，又得到合浦、九真、日南三郡的诸蛮响应，令九真、日南二郡成为征侧的势力范围并将开始渗入合浦郡，征侧势力全盛时占有“六十五城，自立为王”，皇帝刘秀派马援、刘隆统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四郡共计万馀汉兵南下平叛，汉兵至合浦郡后即沿海西进，于浪泊一战击败征侧，再战禁谿，征侧再次战败，实力大损亡遁四散，汉兵迫击征侧残部并乘胜收复交趾郡，次年（公元43年）正月，征侧、征贰战败被杀，马援继续追击，南下至九真郡居风县才完全平定征侧残部，收复九真、日南二郡并削弱各地雒将势力。此后日南、九真、交趾、苍梧、郁林、合浦六郡虽先后发生6次涉及诸蛮叛乱甚至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的叛乱有汉族参与^[23]，然而影响远小于征侧之乱，截至士燮控制交州部之时，东汉政权对北圻、中圻及岭南的统治基本稳定。
考虑到汉代岭南诸蛮的叛乱一概发生在苍梧、郁林两郡及其以西地区而不及南海郡，南海郡应是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而其以西各郡的汉族人口占比当少于一半，笔者认为偏远的郡有可能低至二成或三成，越向西则汉族的中原血统比例越少，其人口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交阯部五郡（不计交趾及郁林）约有55,4891人，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交阯部五郡（交趾及郁林人口失载）111,4444人口相比增加一倍，百馀年间全国汉族人口在约五千万左右浮动，交州部增长的人口只能是来自五岭以北的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汉族移民^[23]，例如元初年间郁林郡及合浦郡“蛮、汉数千人”就曾响应苍梧郡蛮夷的叛乱；而王莽掌权时的士氏家族^[263]、建安年间的薛综家族是有载的精英阶层移民，在士燮控制岭南时中原“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非精英阶层的移民只会更多，但经过黄巾起义后近百年的政治动荡，至实现统一的第二次治世时期，广州部十郡及交州部六郡户数合计68720户，只有永和五年交州部六郡270769户的25%左右，可见汉国中央对岭南地区人口的控制力大幅下降，数以十万计的汉民脱离官府的掌控，交州刺史陶璜曾言“广州南岸，周旋六千馀里，不宾属者乃五万馀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264]，流失严重，例如南海郡就由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71477户降至9500户，郁林郡则由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12415户降至8000户，其中九德郡更是“无户”，流失的汉族人口应流入地方上的汉族豪强及周边乌浒人、俚人诸蛮势力，例如“高凉贼帅钱博”、“高凉渠帅黄吴”等叛乱势力首领皆汉姓汉名，不排除是受到了流入高凉郡的汉族移民影响，考虑到异族成分的叛军一般被称作“夷贼”或“胡贼”，但却如同中原地区的“陈留盗贼李坚”、“太山贼公孙举”、乐安国“渠帅张汉”、“檀乡渠帅董次仲”等仅称为“贼”或“渠帅”，如此一来黄吴、钱博及其部属——至少多数部属——很可能是汉族，是脱离官府控制的汉族平民，后来被当地乌浒人、俚人等诸蛮族群所同化，某程度上代表当时汉洲边缘地区的汉族民族认同的不稳定性。
虽然汉晋史载的岭南户口主要是汉族，缺少非汉族群的人口记载，但也应在汉国的羁縻之下，避免各股非汉族群被整合为一支强大势力，否则如一旦叛乱就足以随时动摇乃至摧毁汉国在岭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如“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馀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然而元始二年郁林郡就有12县12415户，至晋代郁林郡及桂林郡只有17县共8000户，显然汉廷对这十馀万乌浒人只是加强名义上的控制（受冠带），并没有如同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企图向槃瓠蛮收取与汉民相同的租赋般企图向乌浒人收取租赋^[163]，实际上仍仅是羁縻。
建安二年，汉廷改交阯刺史部为交州刺史部，当时已为交趾郡太守的士燮以其弟士壹为合浦太守、士䵋为九真太守、士武为南海太守，四郡为士氏领有，随后汉廷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管治交州部七郡，至此士氏家族在岭南、北折及中圻地区的权势达至顶峰，不久，军阀刘表亦将向交州部南扩，乘交州刺史张津之死，派赖恭南下出任交州刺史，又乘苍梧太守史璜之死，派吴巨为苍梧太守，不过赖恭和吴巨后来爆发冲突，赖恭被吴巨所逐，而士武早卒，士氏失去南海郡的控制，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军阀孙权派步骘南下为交州刺史，次年，步骘斩杀拒附孙权的吴巨，控制苍梧郡，郁林与合浦两郡可能此时落入孙权手上，士氏则向孙权表示归顺，成为孙氏在交州部的代表，黄初六年（公元225年）蜀汉南中三郡叛乱时，在士燮的诱导下益州郡向孙权表示归顺，虽然叛乱在同年被诸葛亮平定。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士燮卒后，其子士徽自立为交趾郡太守，孙权即将交州部七郡中的南海、苍梧、郁林三郡分设为广州部，其他四郡继续隶属交州部，又以吕岱为广州刺史、戴良为交州刺史、陈时为交趾太守，统兵南下，在吕岱的诱骗下，士徽及其兄弟六人被杀，士壹、士䵋被废为平民，士氏自此衰落，事后孙权废除广州部，恢复原状，孙权统一交州部，但“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这类汉族流民的去向不是被地方上的汉族豪强就是被周边乌浒人、俚人诸蛮吸纳以壮大实力。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孙权建立朝号“吴”（孙吴）政权，据有汉洲之扬、荆二州，以统一汉洲为目标。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孙吴派兵征伐海南岛^[221]。在曹魏并蜀汉之前，交州部在孙吴统治下除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将领廖式之叛旋起旋灭外，交州部社会大致和平。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孙权从合浦郡分立高凉郡，自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除珠崖郡以来266年后交州部七郡的郡数才首次出现变动，变为八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孙权将合浦郡易名珠官郡，至吴少帝孙亮时期才恢复旧名；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孙吴从晋朝手中收复交趾郡后，从中分立出新昌郡、武平郡、九德郡；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孙吴从郁林郡分立桂林郡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灭蜀汉，孙吴交州部遂与曹魏接壤，同年，交趾郡官吏吕兴杀害交趾郡太守孙谞，控制交趾郡并派人说动九真、日南二郡一同投附曹魏，吕兴又派兵逼使合浦郡叛吴投魏，曹魏方面亦派兵支援，但在魏军来临前，吕兴就被部下李统所杀，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孙吴将不涉及战乱的南海、苍梧、郁林三郡再次合设为广州部，其馀六郡仍为交州部。
咸熙二年末（公元266年），曹魏权臣司马炎篡位称帝，建立朝号“晋”，魏军遂变为晋军，接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孙吴派兵攻交趾郡，晋军亦进攻合浦郡，双方大战于合浦郡古城，吴军兵败，退保合浦县（中国广西区北海市合浦县），战况在合浦郡一线胶着，泰始五年十一月，孙吴再次派兵攻打交趾郡，以虞汜、薛珝、陶璜率汉兵七千多人沿陆路南下，李勗、徐存则从海路进军，然而次年，海路吴军航海迷途而返回，李勗与徐存因擅自撤军而被杀，而陆路吴军的进攻在分水失利，退回合浦郡，战况继续胶着，双方多年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负，直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吴军在封谿大破晋军，进围攻陷交趾郡治所龙编，乘势收复九真、日南两郡，回复旧日的孙吴与蜀汉的边界，战后不久虞汜与薛珝先后去世，孙吴以陶璜为交州刺史，后陶璜征服交趾郡的夷獠，分设武平、新昌、九德三郡及九真属国，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朝平定孙吴，扬、荆二州尽为晋有，陶璜亦成为晋朝的交州刺史。
近百年内战特别是晋朝与孙吴的交州部争夺战，令统一后的地方对人口的控制力流失，广州部十郡有43120户、交州部六郡有25600户，合计有68720户，以一户五人算，即岭南、北圻、中圻地区的汉族总人口大约在三十五万左右。
至于交州部各郡的诸蛮等族群经汉廷多年来“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闲”的政策显然令部分诸蛮“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163]，但亦有部分诸蛮继续其原有文化方式，在交趾郡麊泠县及九真郡都庞县，当地蛮人“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日南郡蛮人“男女倮体，不以为羞”^[265]，汉国一直以来仅能羁縻诸蛮而已，只有依靠控制当地汉族人口才能勉力维持统治^[23]。
↑ ^19.0 ^19.1 ^19.2 位于荆州部及交州部以西的地区主要由东方的贵州高原、南方的云南高原以及西方的横断山区组成，上述地区后被合称为“南中”，因南中诸国族群位于梁州汉区以西以南而被称为“西南夷”，南中西邻接安多地区，在公元前二世纪初，贵州高原的国家主要有夜郎、且兰、漏卧等国族，云南高原的国家主要有滇国、靡莫、劳深、昆明等国族，横断山区的国家主要有邛国、莋国、斯榆等国族，国家族群数量高达三位数，其中滇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战国时代，楚倾襄王派由楚国王族出身的庄𫏋率领少数楚人（汉族部落）抵达云南高原征服滇人而建立的，但因为秦国攻取楚都郢，隔断了庄𫏋与楚国的联系，于是庄𫏋在当地建国称王并“变服从其俗”，来自江汉平原的少数汉族先民移民遂为土著滇人所同化，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际，秦朝亦向包含滇国在内的南中诸国“置吏”管理，也即仆从国，只是秦末民变才令云南高原诸国摆脱仆从地位重新独立。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汉政权再次向南中地区渗透，在银弹政策下，贵州高原诸国同意向汉朝称臣及隶属犍为郡，同时汉朝亦派数万人企图打通由僰道县至北盘江的交通路线，但耗费巨大加之贵州高原诸国过桥抽板背叛汉朝，汉军与诸国互有攻伐，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朝决定放弃统治南中的努力，转而专注与匈奴帝国的战争。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发生政变，令汉朝与南越国发生战争，汉朝派遣使节要求南中诸国派兵助战，但且兰国以担心“旁国虏其老弱”为由发兵攻汉，杀害汉朝使节及犍为郡太守，南中诸国亦有“反者”，于是汉朝发兵攻打且兰国及邛都、莋国，次年即灭亡此三国，邻近的夜郎国王受此威摄，亲身入朝长安，冉、駹两国亦向汉朝奉表称臣，请求汉朝设郡管理，经此一战灭三国之威，汉朝得以开始在南中建立羁縻统治，设置汶山郡管理冉国、駹国，在且贵州高原设置牂牁郡，在邛国设置越嶲郡，在莋国设置沈犂郡，又在广汉郡以西的白马氐人地区设立武都郡，同时汉朝亦以此兵威要求滇王如同夜郎王一样亲身入朝长安，邻近的靡莫、劳深两国却劝阻滇王并“数犯使者吏卒”，站在汉朝的对立面，汉朝再次派兵远征南中。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灭亡靡莫国、劳深国，兵锋直抵滇王国，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朝于是设置益州郡管理云南高原，至此，汉朝在南中主要地区设置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管理。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郡的廉头、姑缯夷、汉族群及牂牁郡的谈指、同并等24座城邑起兵叛乱，同年即被汉朝派兵平定，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益州郡的叶榆、姑缯夷族群起兵反汉，汉朝派兵平乱，但遭到失败，次年再派兵讨伐才成功平乱。
前期治世时代，牂牁郡内的夜郎、漏卧、钩町三国互相发兵攻伐，在汉廷的要求下，漏卧、钩町两国停战，但夜郎不从，于是新任牂牁太守陈立当机立断斩杀夜郎王，并夷平随后的叛乱灭亡夜郎王国。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改钩町王邯为钩町侯邯，邯由此心怀怨恨，至始建国五年（公元12年）牂牁大尹（太守）周钦察觉钩町侯邯的谋叛意图而将邯杀害，之后邯的弟弟承起兵攻杀周钦，牂牁郡汉兵的平叛战争并不顺利，战况胶着。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郡栋蚕、若豆诸蛮发起叛乱，杀害益州大尹程隆，王莽于是派冯茂率巴、蜀及犍为三郡汉兵南下牂牁郡、益州郡平叛，但直至天凤三年也未能平定，王莽以此处决冯茂，改派廉丹与史熊负责平叛，又增发天水、陇西、广汉、巴、蜀、犍为六郡十万汉兵南下，初战“斩首数千”，然而随后又陷入胶着，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召还廉丹与史熊，改派郭兴负责平叛，然而未能平定南中诸国，廉丹后在地皇三年的成昌之战被赤眉军杀害，史熊在地皇四年兵败自杀。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越嶲郡蛮人任贵乘机起兵叛乱，杀害越嶲太守枚根，控制越嶲郡并自立为邛谷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邛谷王任贵遣使向光武帝刘秀称臣，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刘秀以邛谷王任贵为越嶲太守，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邛谷王任贵起兵谋叛，被汉军攻灭，收复越嶲郡^[266]。
随着刘秀遂渐统一汉洲，益州郡的叛乱在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平定，郭兴亦曾经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进攻钩町国，可能成功逼降钩町国，牂牁郡才能在“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郡”的前提下向刘秀归降^[267]。
永平元年（公元58年）越嶲郡姑复县夷的叛乱很快被平定，但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同郡遂久县的卷夷大牛种的叛乱难平，次年，蜀、永昌、益州三郡的诸夷共十馀万男女皆起兵响应大牛种，叛夷“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虽然记载夸张，但明显对当地汉族社会伤害很大，益州部刺史张乔派兵在楪榆县摧毁叛夷军队，“斩首三万馀级”后才逼使叛夷投降。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国向汉国奉表称臣，汉廷于是在哀牢当地设置哀牢县及博南县，并将益州郡西部六县与哀牢、博南两县合设为永昌郡后，南中之地自此除了犍为、越嶲、牂牁、益州四郡外，又增加永昌一郡共五个行政区。至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与驻当地汉官不和而忿怒发兵叛乱，攻打巂唐县及博南县，汉廷派越巂、益州、永昌三郡的夷兵汉兵共计9000人进攻哀牢王国，次年，邪龙县昆明夷与汉廷站在一起，亦发兵攻打哀牢王国，联军于博南县大破哀牢军，斩杀哀牢王，平定叛乱，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廷将犍为郡南部分设为犍为属国，南中地区遂分为牂牁、越嶲、益州、永昌^{[注 24]}、犍为属国等四郡一属国五个行政区
除了元初五年大牛种之乱外，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益州郡夷叛乱等南中诸蛮乱事旋起旋灭，东汉时期南中夷、汉族群社会秩序大致稳定，而移入南中地区定居的汉族居民又被称为“南人”^[268]，永和五年的牂牁、越嶲、益州三郡汉族人口合计约190679户1001473人，犍为属国地区的诸夷曾在延熹四年“寇钞百姓”^{[注 10]}，该属国地区37187人口也应是汉族，才被与其杂居的属国诸夷抄掠。
中平五年，汉廷以刘氏宗室刘焉为益州部州牧，自此开始其割据梁州的事业，而隶属益州部的南中各郡官僚亦以刘焉为益州部最高长官，刘焉卒后其子刘璋继续割据事业。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迎刘备入梁州汉区，次年刘璋与刘备兵戎相见，刘备连战连胜，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成功取代刘璋对梁州的统治并以邓方为朱提郡太守兼庲降都督，屯驻南昌县（中国云南省镇雄县）负责管理南中事务。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张鲁取汉中郡并派兵深入巴郡，旋被刘备击退，隔年，刘备率兵北攻汉中，经过近两年的对峙，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逼退曹操全据汉中，同年底，孙权派兵西攻刘备，吞并刘备在荆州的领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其子曹丕继父业，不久即逼献帝刘协禅让而得以称帝，改朝号“魏”（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初，刘备亦称帝继续汉朝的统治（蜀汉），旋于同年率兵沿长江东进攻打孙权，邓方亦卒于同年，蜀汉政权以李恢为庲降都督并移治平夷县（中国贵州省仁怀市），次年刘备兵败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刘备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后即逝，其子刘禅继位
当黄初四年刘备病逝后，南中五郡有三郡反叛，越嶲郡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益州郡豪强雍闿各自割据郡境叛乱，雍闿更派使交趾郡，透过士燮向孙权称臣。
当蜀汉权臣诸葛亮能腾出手来南征三郡已经是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三月，庲降都督李恢亦随诸葛亮南征，蜀军兵分三路，诸葛亮进军越嶲郡、李恢进军益州郡、马忠进军牂牁郡，马忠非常顺利平定朱褒，而诸葛亮正进逼高定之际，雍闿却被高定所杀，雍闿部属孟获乘机上位取代雍闿地位，然而诸葛亮迅速消灭高定势力，李恢一路在昆明一度被围困，之后杀出重围，扫荡叛军，诸葛亮亦在五月南渡泸水（金沙江）南下益州郡进攻孟获，经过“七虏七赦”后降服孟获，彻底平定南中叛乱，之后诸葛亮改划南中政区，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将建宁郡及永昌郡的部分地区分立为云南郡、又将建宁郡及牂牁郡的部分地区分立为兴古郡，在五郡内再建置出二郡，加上原有五郡是为南中七郡，以李恢作为庲降都督兼建宁郡太守，同年十二月，诸葛亮处理完南中事务后返回蜀汉政权首都成都^[269]。
然而诸葛亮降服的主要是以孟获为首的南中汉族势力，诸夷族群势力则仍有小叛，越嶲郡的乱事并未因高定之死的平息，龚禄、焦璜两任越嶲太守先后被夷人杀害，继任太守甚至不敢前往郡治邛都县就任，仅至安上县（中国四川省屏山县）就任，直至正始元年（公元240年）蜀汉派张嶷为越嶲新太守，张嶷用了三年的时间透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遂渐降服诸夷各派势力，甚至降服旄牛夷豪强狼路，成功恢复郡治邛都县，当张嶷离任时，“民、夷恋慕，扶毂泣涕”，得到当地汉、夷各族的爱戴。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李恢卒，张翼出任庲降都督，但张翼“持法严”而被汉、夷族群所怨，太和七年，夷人豪强刘胄起兵叛乱，蜀汉改以马忠为庲降都督，同年蜀军斩杀刘胄平乱，马忠将庲降都督的驻所从平夷县迁至味县（中国云南省曲靖市一带），马忠管治南中16年，受到南中汉族的爱戴，在马忠于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卒后为其“立祠，水旱祷之”，之后张表、阎宇相继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自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阎宇为右卫大将军后不见记载，可见阎宇离任后庲降都督一职被取消，此后未再在七郡行政机构之上再设都督机构。
自诸葛亮南征后，终蜀汉之世，南中七郡唯朱提、建宁两郡无乱，除了越嶲郡乱事被张嶷平息外，牂牁、兴古二郡曾有獠人2000叛乱；云南太守吕凯在任内被叛夷杀害；甘露年间，永昌太守霍弋讨平“数为寇害”的“夷獠”之乱，均为旋起旋灭的小乱。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统一蜀汉后，以霍弋为南中都督负责管治南中事务，同年孙吴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投魏，曹魏派霍弋负责攻略交州部，期间曹魏禅司马晋，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孙吴击败晋军，逼使晋朝退出三郡，同年晋朝将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分出益州部，合并为宁州部，进入第二次治世时代，宁州部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被并入益州部，当时南中七郡的汉族人口有139600户。
至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秋，南中汉族豪强毛诜、李叡、李猛与建宁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约的矛盾爆发，起兵驱逐杜俊、雍约，但李毅很快击溃叛军，杀毛诜，李叡投奔在五苓夷帅于承陵、李猛则向李毅投降，然被李毅处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丙戌，汉廷重置宁州部，将建宁、朱提、益州、云南、兴古、牂牁、永昌七郡属宁州部，以李毅为宁州刺史-龙骧将军-成都县侯。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于承陵亲自向李毅请求赦免李叡，李毅答应其要求，然而当李叡人身自由被汉官控制后，李毅的部众却认为李叡叛乱罪大恶极，纷纷要求处决李叡，李毅见众怒难犯，遂将李叡杀害，于承陵及其他与汉族豪强毛诜、李猛有交情的诸夷族群夷帅纷纷起兵叛乱，遥奉建宁太守马恢为宁州刺史，大掠建宁郡，李毅闻讯后立即将马恢处决，虽然李毅发兵平叛，但适逢李毅病重，战事失利，叛夷势力日益，“破坏郡县，没吏、民”，甚至围攻州治滇池县城，在战区的汉民不是迁徙至邻近局势比较平静的交州部或永昌郡、牂牁郡，就是被叛夷统治，不过州治在李毅治下仍力保不失。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坚持了4年的李毅逝世，当时中原及梁州皆陷入战乱，外救不至，其官属百馀人推举李毅之女李秀为宁州刺史，继续领导对抗叛夷，“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破之”，如是者坚持3年后，李毅之子李钊到达宁州后接替李秀为宁州刺史，至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廷派王逊到宁州替代李钊出任宁州刺史-南夷校尉，王逊到任后数年间先整治建宁郡谋叛的汉官，“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馀，于是莫不振服，威行宁土”，而李钊则被任命为朱提太守，自太安元年开始的叛乱约在建兴年间平息，恢复南中地区的和平。
王逊派使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六月至建业上表劝晋王司马睿称帝，司马睿登基为帝后加授王逊为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假节，封为褒中县公，并接受王逊的建议，在牂牁郡分设平夷郡、在朱提郡分设南广郡、在建宁郡分设夜郎郡、在永昌郡分设梁水郡，又将益州郡更名为晋宁郡，南中七郡遂变为牂牁、平夷、朱提、南广、建宁、夜郎、永昌、梁水、晋宁等九郡^[270]。
↑ 笔者并不认同汉使在一个外交场合施行突袭攻击的手段，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令外国领导人不信任汉使，加以猜忌，而且也会令外国人质疑汉使之所以行刺是因为汉军的实力不高，战场上不能取胜才会寄希望于刺杀，从而更加轻视汉国，所以笔者认为如果频频由汉使在外交场合下手杀害外国君王或官员，长远只会损害汉国的威信，即使有需要实施刺杀行动，也不应该由具有汉国官职的人实施，避免诸国诸王不信任汉官，但最重要的是，一支强大的汉军及敢于动武的决心，才是汉国统治西南诸王国的根本。
↑ ^21.0 ^21.1 笔者认为汉国对魏和意、任昌的处置太过了，毕竟是泥靡“不与主和”、“暴恶失众”在先，潜藏与汉国交恶的可能，谋杀泥靡的决定不能说是错，如果有错，只能是行刺失败，不过汉廷处决魏和意、任昌的决定可能会会令西域以为国王与汉使发生冲突后，汉廷只会站在国王一方，从而令西域诸王国轻易汉使，所以笔者认为处决太过份，降职调用即可。另外，汉廷遣使收系魏和意与任昌时，使者之一的张翁在调查刘解忧的行刺计划时，居然一度“捽主（刘解忧）头骂詈”，相当于蒙古帝国的使者在王氏高丽向蒙古公主动粗，最后自然是张翁“坐死”，笔者认为张翁怪罪刘解忧的这种行径，可能代表了汉族传统思维中和其他民族相处中处处忍让以至没有原则的以和为贵的发端，这种思维不问是非曲直，一旦汉族平民与其他民族发生冲，总是要求汉族方单方面“反省”兼处处忍让，需要承担更高更严格的道德束缚，如果说儒家文化中有什么糟粕，这种对汉族方的道德绑架必然是最大——如果不是唯一——的思想糟粕，张翁可能因此而怪罪刘解忧，认为即使泥靡对待刘解忧再差劣，刘解忧也不应该与泥靡决裂，这种思想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示弱的表现，向泥靡示弱，说清楚就是怂了，相比起蒙古、女真等族群强盛时代的对外强硬态度，汉族强盛时代的对外态度可谓软弱，显然会令汉族汉国被其他民族看不起。
据《后汉书来歙传》称建武十年“五谿、先零诸种数为寇掠”，查《后汉书光武帝纪》同年云“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谿，大破之”，可知五谿是地名，不是羌人种类名。
据《后汉书马援列传》称建武十二年（36）平定参狼羌的战果云“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馀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以1户5人算则超过50万男女，然而武都郡长吏被杀、马援所部仅“四千馀人”，传闻羌人“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1户出1人则至少有10万羌兵，比之去年马援只有“步骑三千人”在唐翼谷面对数万叛羌男女“不得穷追，收其谷粮畜产而还”，若果真有10万羌兵焉能在氐道县被马援四千汉兵围因于山上后又“不与战”不战而退？所谓“数十万户”者当中“十”为衍文，实为数万户，同传称此战发生在建武十三年，然而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是发生在建武十二年，当以后者为是，但数万户仍较夸张，若以“万馀人悉降”的人口原属数万户人口，那羌人豪帅战败后逃亡出塞则较为合理，叛羌残部男女老少人口仍有数万但已无力再战，不愿投降就只能逃亡出汉国，而只有四千汉兵的马援需要留力兵力看守降羌，必然无力阻拦数万叛羌男女西奔，当然也不排除汉军将领夸大叛羌人数上报来为战果注水的可能。
据《后汉书西羌传》称建初三年（78）马防与耿恭平定叛羌“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然而临洮与索西是地名，西羌传有传写之误。
迷吾在其兄东吾投降入汉守塞后仍然“数为寇盗”，但在建初二年却“欲叛出塞”，故知迷吾后来也遵从其兄路径投降入汉，只是降而复叛，投降马防8年后又叛乱，故此傅育坚持讨伐迷吾是可以理解的，张纡诱杀迷吾等1200多人以为傅育复仇，可见傅育之死的影响很大，只是双方都杀红眼再没有和解的可能。
关于叛羌兵力问题，中元元年（56）参狼羌被“斩其酋豪，首虏千馀人”及“斩首千馀级”后就全部投降，中元二年（57）叛羌有“步骑五千”，建初元年（76）的勒姐种、吾良种及卑湳种叛军被“斩首虏数百人”后就平息了，章和元年（87）迷吾在三兜谷设伏只有300人，同年迷唐联合诸种羌族后出兵“五千人寇陇西塞”，迷唐在“种众炽盛”的章和二年（88）出兵攻邓训的兵力只有“万骑”，所以建初二年（77）迷吾与布桥、塞内羌胡等“五万馀人共寇陇西、汉阳”的五万馀人是五万馀男女而非五万馀兵力，布桥在索西被马防打败后“将种人万馀降”可证，如果真是面对“以战死为吉利”的五万羌兵，汉章帝只派给马防三万汉兵未免过于托大，不合常理，而且布桥认同“汉兵盛不可当”的军情，可证羌兵人数少于三万汉兵；迷唐与结盟的诸羌有“众四万馀人”，如果是四万馀羌兵而汉廷仅增派二万汉兵防守，守方少于攻方，攻方只集中于一点就可击破防线，迷唐攻邓训却只出一万兵先去胁迫2000～3000人的小月氏胡兵加入而不敢先集火攻邓训，有悖常理，反之四万馀男女则只可出兵一万，小月氏胡兵的加入就很重要，汉廷在原有守兵上只增派二万汉兵防守更为合理，如此理解更为妥善，建武十一年（35）的浩亹之战叛羌“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可证羌人劫掠汉民时有带家眷随军的做法，所以羌人兵力多在数千左右，损失二千馀人或损失数百人后就无力再战，一万人左右是叛羌所能集结起最多的兵力。
永初二年（108）平襄之战的汉兵是来自“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的五万人，减去永初元年冀县之战阵亡的1000多人，还馀下48000多人，而羌兵数量不明，但在羌大乱的11年间，明确有载的叛羌兵数是负责劫掠汉中、武都两郡的号多所统的7000羌胡兵，这还是在滇零招聚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的羌人种群及吸纳汉族叛军杜季贡所部之后，所以平襄之战时滇零所统羌兵不会太多，从《后汉纪》永初二年条所载平襄之战中“羌诈降，既而复叛”，以诈降才能取胜，可见滇零兵数少于汉兵人数，元初二年（115）虞诩称以汉族“万骑之众，遂数千之虏”，反映了叛羌兵力有限，劫掠关陇、梁州等地的主要叛羌大军人数平均只有数千，这代表了汉洲境内的羌族人口不会太多，其人口数的上限不会超过元康九年（299）分布在关陇地区的65万氐羌人口。^{[注 12]}
按《后汉书西羌传》称滇零在平襄之战胜利后的同年“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羌，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其中“南入益州”钞寇之事有“杀汉中太守董炳”的例子，但“东犯赵、魏”并没有具体的例子，迟至永初五年（111）春夏间才有一股叛羌流窜入河东、河内、上党三郡劫掠，河内郡在战国时代是赵、魏两诸侯国交接的边境，上党郡亦曾为赵国领土，符合“东犯赵、魏”、“东犯赵、魏之郊”的描述，所以《后汉书西羌传》显然是将对永初五年的描述误植入永初二年。
根据永初元年（107）至元初五年（118）有关羌乱的战事纪录，滇零在平襄之战获胜后旋即“寇掠三辅”，又派兵“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永初四年（110）春季两度南下褒中县劫掠，在野战中击杀汉中太守郑勤，没有董炳守城失陷的相关记载，所以董炳亦应是在野战失败阵亡，永初五年（111）春夏有一股叛羌流窜入河东、河内、上党三郡劫掠，元初元年（114）汉兵曾在枹罕县及狄道县分别与叛羌作战，但没有叛羌控制了丁奚城至枹罕、狄道之间地区的记载，叛羌多次南益州部劫掠，但无攻陷三辅及益州部任何县城的记载，加之虞诩在元初二年（115）指出“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可证永初叛羌只是流寇，四出流动作战并不以控制领土为目的，而汉兵“二十馀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20万汉兵除了处处设防外还以步行迎战叛羌骑兵，难怪叛羌来去自如四处劫掠，虽然叛羌只是流寇并无攻陷县城的记载，但滇零在北地郡境内自称“天子”时可能已控制了郡内一小部分（没有北地郡县城被攻陷的记载）的领土，直至永初六年（112）零昌才确立以当地的丁奚城为据点，11年羌乱中只有破羌县城及临洮县城曾在永初三年（109）被叛羌攻陷，汉廷平定羌乱后也没有收复两县城的记载，应是代表叛羌主动撒离后被汉兵收复，未经战斗收复所以才没有在《后汉书》留下收复的记载，可能是“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导致叛羌撒离县城，考虑到叛羌的流寇性质，更可能是在攻陷县城后就饱掠而去，羌人侵汉都是以“杀略吏人”、“寇盗”、“寇钞”、“寇掠”等抢掠财物人口——比如永初羌乱就有汉族平民被“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馀人”——为目标，因此后一种可能性最大。
汉族与诸种羌人之间存在族群冲突，对内迁汉洲之羌人而言是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司徒掾班彪在建武九年（33）称“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所谓“侵夺”实即贪官污吏敛财勒索，比如有8任安定属国都尉收受羌人豪强的贿赂^[177]，但贪腐不止存在于汉官与羌人之间，汉族官民之间亦有贪腐勒索，比如关陇“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等官吏腐败、梁冀当政时的贪污腐败、衰安县令杨党被揭发敛财千万钱等等^[178]，汉族平民亦受害，所以羌人受到“皆吏人豪右所徭役”、“小吏黠人所见侵夺”只是官民矛盾的反映，并非基于族群身份才施加的新型剥削所以羌人的遭遇并非民族歧视，对汉族而言，如上文所言羌人侵扰汉边主要以“杀略吏人”、“寇盗”、“寇钞”、“寇掠”等抢掠财物人口为目的，长期遭受来羌人的暴力掠夺必然会令汉族仇恨羌人，比如马援担任陇西太守的六年间（公元35～41年）郡内曾发生一宗复仇杀人事件，却误传成羌人叛乱的谣言，郡治狄道县一带的汉族平民惊惶奔涌入狄道城寻求保护，狄道县长更要求发兵平乱，虽然这场风波被马援处变不惊地从容化解，但从汉民轻易相信羌人反叛的传言，可见汉族平民对羌人劫掠暴行的担忧，长期对同一族群实施掠夺难脱民族歧视之嫌，虽然羌人在滇零的领导下于永初元年（107）起兵之初带有官逼民反的道德高地，但起兵不久即有“大为寇掠”、“寇钞三辅”等掠夺汉族民众之举，甚至略卖汉族平民，在永初二年（108）梁慬在美阳县打败叛羌后“尽还得所掠生口”、永初四年（110）三月南匈奴单于挛鞮檀投降汉兵后发现南匈奴叛乱的一年内所掠得的汉族男女一万多人就包括被“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元初四年（117）富平之战胜利后被叛羌俘虏的汉族男女有千馀人被解救，这些令羌人举兵失去道义，反而成为祸害之举，而11年的战乱令“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边民死者不可胜数”，现今陜西省汉族基因组仍带有至少95%的原华夏血统^{[注 6]}，可证历史上有关汉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量被夸大，四郡内迁汉民所谓“丧其太半”应理解为逃逸、流亡或隐匿避难等导致朝廷控制的户籍人口数减少而非全部死亡，但因羌人战乱而死的汉族人数虽然具体数字不详，然而仍可被形容为“不可胜数”，这些伤亡也没有为汉族换取到任何有利的民族地位提升或思想、技术上足以值得付出重大伤亡牺牲的益处，所以笔者以“羌祸”、“羌乱”名之可反映其影响是负面的有害的，汉廷的内迁政策是弊政亦不能掩盖羌人叛军犯下的罪恶，反而羌人内迁后虽然与汉民一样受到汉官贪污腐败之扰，但在与汉族长期相处后习得汉族文明制度（与古代重要文明同级别），滇零在平襄之战胜利后不久就模仿汉族皇帝自称为“天子”，元初三年（116）任尚在北地郡打败零昌后缴获“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缓”，明显是模仿汉族制度的尝试，亦是非汉族群首次以汉洲、汉族地区为根据地建立独立政权的割汉建国之举，是汉族社会有史以来首次面临外族征服的威胁，仿佛是196年后五胡祸汉的预演。
至迟在东汉时代，虽然族称以“中国”及“华夏”为主，但由原华夏扩展而建立的汉族身份认同已经存在，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称“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以“汉”为我族自称，马援任陇西太守时发生“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的汉族惊慌举动反映了当时存在的汉族身份认同，而与之相处的内迁羌人自然亦会诞生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如元和三年（86）烧当种首领迷吾与弟号吾召集各种羌人起兵侵汉，号吾因为轻忽而被生擒，号吾求饶说：“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言辞之间以“羌”为我族自称，可见羌族身份认同是在迷吾、号吾一代人建立的。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约分为150种，“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又有9种在赐支河首以西，馀下89种可出动作战的人数“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以游牧族群兵民比1：4算，89种羌人人口约80万。
因为战争的缘故，羌人种落以先零种、烧当种最为著名，需要注意的是一种羌人不一定同时在同一地方活动，比如烧当种领袖滇吾、滇岸兄弟在永平年间相继向汉朝投降，滇吾之子东吾亦降汉，“入居塞内，谨愿自守”，成为内迁汉域的烧当种首领，东吾→东号→麻奴，东号、麻奴父子被《后汉书西羌传》形容“初随父降，居安定”，可见这一支烧当种首领入塞内后居住在安定郡，而另一支，东吾投降后，其弟迷吾以及迷吾之子迷唐继续在塞外率领烧当种与汉朝作对，最后迷吾被诱杀于临羌县、迷唐病死，虽然迷唐“有一子来降，户不满数十”，永初羌祸爆发后不见迷唐之子动向，显然不是死于战乱就是如同麻奴、苦犀兄弟一样，乘乱“与种人俱西出塞”；在平襄之战前，永初二年（108）春季，钟种乘汉兵五万尚未集之际以“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馀人”，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载“唯钟最强，胜兵十馀万”，然参与永初羌乱的钟种却只出兵数千人，显然只有少部分钟种参与汉域内的永初羌祸，阳嘉四年（135）钟种被马贤“斩首千八百级”后就投降，显然马贤所打的良封所部钟种并没有十万大军，仅是钟种下的一支势力，故此从烧当种、钟种的活动可见同一种羌人可以分开参与在不同地方的活动。
关于内迁汉域的羌人居地，按《后汉书西羌传》及相关传记有西河虔人种羌、上郡全无种羌、上郡沈氐种羌、陇西钟羌、陇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种号合称，可以判断西河、上郡、安定、陇西四郡是羌人内迁地区，而东号、麻奴“初随父降，居安定”，显然安定郡是烧当种的内迁地，但滇零在永初二年（108）十月平襄胜利后“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汉域内大多数羌人都聚集在滇零旗下与汉朝军作战或劫掠，必然离开了内迁地，烧当种麻奴、苦犀兄弟就乘乱“与种人俱西出塞”，永初羌祸被平定后，投降的羌人未必返回原来的内迁地，比如“永宁元年春，上郡沈氐种羌五千馀人复寇张掖”，上郡在位于今延安市一带，张掖郡位于今张掖市一带，沈氐种要劫掠不去劫掠邻近的三辅或河东郡，反而派5000兵远赴张掖郡劫掠，马贤将兵将之平定后，“时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马贤平定沈氐种的战场在张掖郡内，证明沈氐种的居地在张掖郡或张掖郡邻近地区（如祁连山脉以南的青海湖周边地区）已不在上郡，又延熹九年（166）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不止证明沈氐种居地在张掖郡附近，也佐证先零种当时的居地也在河西走廊一带而非安定郡，代表以汉文记载中郡名加上种号合称的称呼来确定内迁羌人居地只能适用于永初羌祸之前，不适用于永初羌祸后，但羌人活动地点仍局限在上郡、安定、北地、汉阳、陇西、武都或凉州部诸郡等汉洲西北部，至于汉文记戴中在永初羌祸后仍有采用郡名加上种号合称的来称呼内迁羌人，当是朝廷认为该地才是永初羌祸之前内迁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缘故，虽然汉廷已无力控制羌人迁移，但不妨碍官僚主义因循苟且沿用旧称。
西羌，因其主要聚居于汉族地区以西地区，故以“西”名，而东羌，又名东种，据《后汉书》此一称呼最早在永寿元年（155）用来他称在安定属国的羌族，其中先零种被明确称为东羌，如“东羌先零”、“先零东羌，延熹四年（161）及五年间被皇甫规在关陇及河西走廊招降的叛羌被段颎称为“东羌”，段颎在建宁元年（168）正月至次年七月间扫灭东羌之战中主要在陇东高原周边活动，最后在陇西高原消灭叛羌，可见东羌主要分布在陇东、陇西及河西走廊，基本上是羌族在东汉政权境内的主要聚居地，所以“东羌”应是被东汉朝廷内迁汉洲的羌人，永初羌祸中羌人首领滇零自称天子，又制作“僭号文书”，这些举动都是以往未曾发生，叛羌甚至逼使汉廷内迁郡县汉民，汉族士人显然有必要为这些模仿汉制的羌人一个可与没有内迁的羌人相区别的称呼，也即“东羌”，按《后汉书》有西河虔人种羌、上郡全无种羌、上郡沈氐种羌、陇西钟羌、陇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种号合称，可以判断西河、上郡、安定、陇西四郡是羌人内迁地区，亦即陜北高原同是内迁羌人分布地，但从永初羌祸滇零“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开始，内迁羌人就离开上郡、西河等内迁地往滇零麾下聚集或四出劫掠，一如上段分析，在永初羌祸后仍有采用郡名加上种号合称的来称呼内迁羌人，除了是朝廷认为该地才是永初羌祸之前内迁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缘故（即官僚主义因循苟且沿用旧称），也是因为这些羌人被他称为“东羌”以便与未曾内迁（东迁）的“西羌”区别，他称“东羌”始以羌人的地区方位分布命名，他称依附在人身上后就名随人走，不再局限于地区方位。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称“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馀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馀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即建武十三年（37）、永元六年（94）、永初元年（107）、永初二年（108）皆有羌人投附汉朝，合计羌人17种约58万1580，近60万男女，足以与江统在《徙戎论》中称“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约50万外族人口相当，然而所谓“内属”者有内迁入汉境与留居原地向皇帝称臣的两种不同含意，前者有南匈奴及内迁先零、烧当诸种羌人，后者如《后汉书班超传》称“西域五十馀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后汉书西域传》称“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永平十二年（69）“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永初二年（108）“举土内属”那么四次内属都应是“举土内属”，不存在人口迁移，而且南匈奴及先零、烧当诸种羌人的内迁，前者是因为国内斗争失败，后者是因为战败被迫迁，而四次羌人内属与此不同，无理由离开世代栖居的故乡全部人跑到异族地区生活，特别是永元六年（96）内属羌人超过五十万男女，人口之多足以质疑汉朝官僚有没有能力沿途供应所需及安置如此庞大却语言不通的人口，何况同年关东发生饥荒，“济、河之域，凶馑流亡”，更不可能供应突然增加的五十万人口，《后汉书孝殇孝和帝纪》明言“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可见仅是派使者告诉皇帝一声我们向你称臣，所以这四次内属行动只是羌人种群派遣使节向汉朝表达名义上的称臣，对于汉朝来说是名义上开疆拓土，从2020年的阿坝自治州人口不足一百万来看，公元1世纪的60万人口分布区域很可能涵盖后世康区大部分地区甚至安多一部分地区，至于东汉政权境内羌人人口约30万男女，最多时的永初羌祸前夕也不超过45万男女^{[注 12]}
关于段颎在建宁元年四月至七月间与叛羌作战时途径的地名，孟洋洋认为桥门是指桥山上的通道，桥山即安塞县鸦行山，走马水即大理河，奢延泽作为一个湖泊约在靖边县海则滩乡和红墩界镇一带，落州即苦水河，令鲜水即红寺堡区的红柳沟与其上游徐冰水河，灵武谷在同心县预旺镇与七营台镇之间的山地，可能即预旺镇南方的折死沟^[179]，如是则段颎相当于沿陇东高原外围东、北、西三边跑了∩形路线，基本上扫清陇东陜北两高原的羌族主要势力。
关于塞外羌人地区及塞内郡县汉区的地名，塞之内外大致以拉脊山为界，烧当种始居的大允谷地区相当于海南州共和县境，攻夺的大小榆谷相当于贵南县及同德县境，建初元年（76）及二年（77）的和罗谷可能在化隆县之黑城沟，一说在化隆县之昂思多沟，曾在永光二年（前42）、中元二年（57）、章和元年（87）及永元十年（98）属战区的白石在夏河县甘家滩一带，庞琳认为邯川是指在化隆县牙什尕至日兰之间的黄河北岸地带^[180]；陈守忠认为允吾县城在今永靖县盐锅峡镇黄河北岸的方台村附近，而金城县城在今兰州市西固区境^[181]；蔺子武认为金城郡治允吾县城位于民和县马场垣至下川口之间的湟水南岸地区^[182]
↑ 彼时鲜卑人及乌桓人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类似先秦时代汉族的政治状态，鲜卑人及乌桓人的诸部，相当于汉族的先秦诸侯国。
↑ ^23.0 ^23.1 根据与东汉政权首都洛阳所在河南尹同属司隶部且相邻的河内、弘农、河东三郡人口数据^[188]，河内郡18城，人口801558，平均每城44531人，河东郡20城，人口570803，平均每城28540人，弘农郡9城，人口199113，平均每城22123人，三郡47城，人口1571474，平均每城33435人，而河南尹21城，1010827人，除却20城共668712人，则洛阳城约有342114人。
根据与西晋政权首都洛阳所在河南郡同属司州部且相邻的荥阳、河内、河东、弘农、上洛五郡三十五县人口数据，五郡15,9500户，则79,7500人，一县平均约2,2785人，河南郡十二县11,4400户约57,2000人，则洛阳约32,1354人
↑ ^24.0 ^24.1 哀牢王国位于永昌郡境内，因为在永平十二年（69）向汉国称臣而羁縻设郡之地，当时哀牢王国有户51890及553711人，此前的建武二十七年（51）亦有哀牢王率2770户17659人向汉国称臣，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永昌郡有户208486及1010827人，人口较邻近的牂牁、越巂、益州三郡人口总和高出一大截，考虑永昌郡位于横断山脉以西，郡内辖有哀牢王国以及置郡仅71年，该郡异常高的人口数中多数应不属于汉族，如果建武二十七年和永平十二年的哀牢人口没有重复计算，则两年合计54660户571370人，占永和五年永昌郡的户26%及人口56%，经过71年间哀牢人口的繁衍，其占比当更高，是汉代各郡国人口^{[注 2]}的唯一例外，至于永昌郡其馀人口当以汉族为主，约十万户三十万～四十万人左右，加上益州郡的29036户110802人，汉族人口合计约十三万户近五十万人，经过二百馀年的移民定居势必与先住族群通婚繁衍，但也有可能只是《后汉书郡国志》永昌郡的户口传写有误以致数字失真，另外，汉国与哀牢在建初元年（76）决裂后，即“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163]，可见永昌郡建立后很快就有汉族移民聚居。
↑ 笔者在这里的移入民族和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举例，是基于同一人种内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的移民及难民基于相对于移入国而有所不同的人种、民族及文化（语文、价值观等）差异，可分为同质与异质两大类型的移民及难民，相对移入国族群在人种、民族、文化方面相近或相同的是同质移民及难民，相对移入国族群在人种、民族、文化方面差异巨大的是异质移民及难民，人种、民族、文化三方面依其重要性由高至低先后排列，同质移民及难民较容易融入移入国社会而被同化吸收，异质移民及难民则较难融入移入国社会（即使已经连续数代人在移入国出生）反而因为人种、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容易与移入国本土族群发生矛盾冲突。
同一人种内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种族，基于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外表特征，从外表识别不同种族是比较容易，而且因为外表特征不同，不同种族通婚的后代的外表特征必然偏离其中一方种族的外表特征，这就必定引起种族同化的担忧，不同于文化同化（可逆）或同种异族的血缘同化（比如朝鲜族与和族通婚的后代，仅凭外表难以识别族属），种族同化不可逆，而外表特征的同化又引起颜值同化问题，即与移入种族的混血会令下一代成员的外貌颜值偏离本土种族而更倾向移入种族的外貌颜值，剥夺遣返、驱逐或停止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等以回复族群结构原状的选择是一种邪恶，也招致对种族同化的反感，简单来说，就是种族多元较民族多元的矛盾问题更纠结难解，所以，统治阶层（无论是帝制、专制政府或民主政府）不应该在取得国内绝大多数本土种族的一致共识前，采取任何促进或放任种族多元化令其占比上升局面形成，任何有机会改变原有族群结构占比的政策应极需谨慎，何况不同族群的情况不同，如果某些移民及难民群体极其保守排外不能接纳任何外来影响，甚至极为过敏地将来自移入国的任何影响视为种族迫害或歧视，不惜诉诸暴力，缺少移入国所需的资金及人才的同时生育率极高，势必导致移入国出现种族矛盾，如果以普世价值、多元文化自居的欧美社会也存在问题，其他非西方国家更没有理由学习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一个国家的国民辛辛苦苦朝出晚归工作数十年的付出才令社会略有成就，由落后步入发展中，这些财富应留给下一代而不是被鸠占鹊巢，否则当初就不必拼命工作，直接集体移民偷渡至发达国家学难民般躺平伸手要钱就好了。
普通人有独立的集体身份认同或非100％无私的，都不会接受大量异种族或低质素（比如治安恶化或基于族群身份无条件索取更多的社会资源）的移民，比如：
英国Leicestershire（莱斯特郡）Leicester（莱斯特）市是拥有大量来自印度及中东移民的城市，但却是英国种族最隔膜的城市，穆斯林社区存在对极端主义的同情及反犹主义，印度教徒社区与穆斯林社区之间因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而涌现敌对情绪^[194]；为了纾缓难民及移民问题，有意见认为应退出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ECHR, 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 ，社会上分别有支持退出公约及反对退出公约的请愿^[196]^[197]，保守党领袖Kemi Badenoch在2025年10月3日主张退出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8]^[199]^[200]
2025年8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推动爱媛县今治市与莫桑比克、千叶县木更津市与尼日利亚、新潟县三条市与加纳、山形县长井市与坦桑尼亚等日本国四县市与非洲四国的人文交流，却因8月22日尼日利亚发布的一则讯息而引起关注，变成开放非洲四国移民四县市的谣言^[201]^[202]，引起日本民众的担忧^[203]，反对来自非洲的移民，令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6日出面澄清^[204]，9月25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宣布撒销四市交流计划^[205]，29日，日本与印度确立5年内进行50万人名额的交流计划^[206]^[207]。
中国政府在2025年10月1日施行的K签证也引起中国民间出现类似日本民间的担忧^[208]^[209]^[210]，民间这种忧虑值得重视^[211]，不应该待至出现问题后才想办法解决，当出现外来移民与本土国民的种族矛盾后，西方国家肯定会高举“人权”、“反歧视”等口号来攻击反对异质移民的团体或个人，迫使中共必须开门接受异质移民及扶持少数外国移民来打压多数本土国民（比如污名化反对派为种族歧视）来诱发中国本土国民与外国移民的冲突，所以当权者应对问题有所预见，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准备好解决问题或令确保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绝不会出现，如果真是到了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责任感当权者应顶住西方压力立足于本土国民的利害立场去尽快解决问题，Chinese First（中国人优先）在中国应凌驾在西方道德标准之上，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也在拒绝难民及移民的时候，如果民间的担忧并非是可能会发生的未来而仅仅只是过于焦虑（即未来绝不会大规模难民及移民）就最好不过，但中共仍有责任向国民作出未来绝不会出现大规模（数以十万计）难民及移民的承诺及制定防止出现大规模难民及移民潮入境的措施，不以本土国民利益为最优先就是一个政府犯下最大的不道德行径。
笔者认为任何涉及异质移民及难民的政策，必须征得本国绝大多数国民同意后方可实施，本国国民有权自行依据利害从人种、民族、文化及学历技术、性别、人数等方面釐定本国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的标准，本国国民有权依据利害而自行变更这些标准，可宽可严也可以完全停止接受甚至遣返已入境的异质移民及难民，在国内方面，若然多数国民决定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反对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的意见占多数之国内地区，仍有权拒绝政府将异质移民及难民安置于本地区。
↑ 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冬开始，汉廷首次将战败的先零种近万男女分迁入汉洲西边的天水、陇西、扶风三郡，这种将羌人东移入汉洲的做法是后来羌乱暴动的远因，一个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转变为民族多元的地区，这种情况本身就蕴含民族冲突的诱因，因为民族多元不同于文化多元，有人就会有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或群体就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一个地区由民族比较单一转变为民族多元，民族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导致该地在文化、经济以至政治方面产生不同的需要，如果原有民族比较单一时的上层政治建筑或统治方式没有相应的改变，很容易就会与下层民族多元的民众阶层产生矛盾以至冲突，当然，统治阶层及统治方式的改变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说白了就是社会上的民族构成改变，社会资源及权力的大饼划分也不得不改动，只是这种改动对原有人口较多的单一民族有害无利，毕竟民族人口占比下降，分得的大饼只会减少，不会不变或增加，如果移入的民族人口占比上升，但其生产资源（财富）的贡献占比并没有同等上升或占比少于社会资源及权力的大饼划分占比，对于分饼占比下降的原多数单一民族亦是不公平，另外，多民族混居也涉及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当移入民族不适应原有民族的生活方式，比如原有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剥削方式和力度，汉国统治下的非汉族群叛乱，部分是因为野心与贪婪，部分是因为汉族统治阶层企图将对待汉族被统治阶层的剥削方式和剥削力度用于治下的外族被统治阶层身上——特别是移入民族比较保守和排外——就很容易引发暴力冲突，有说法以“难道单一民族社会就没有矛盾冲突”来质疑对异质移民政策的反对，的确，任何社会都有着自身的内部矛盾冲突，只是民族冲突不是必然，至少有两个势均力敌的民族存在是民族冲突产生的必要前提，虽然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也有着内部矛盾冲突，但没有必要变成民族多元地区，无故多一个潜在矛盾冲突，所以将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转变为民族多元地区其实是自造民族危机——目前比较和平也不代表永远和平，当初既然可以选择，保持民族成份单一是较民族成份多元更好的选择。
可能有人会提出豁免对移入民族的剥削来保持社会稳定，只是如此一来就对继续受到剥削的原有多数单一民族不公平，受到豁免的移入民族很可能会将豁免视为相对于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特权，一种永远不能取消的特权，造成民族隔屏，而一旦取消又会令移入民族产生受害者心态，从而出现民族冲突，所以豁免对移入民族的剥削是最糟的选择，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入乡随俗，入汉乡自然随汉俗，即使移入民族不适应移入地的生产方式或文化而需要豁免或迁就，豁免或迁就也应该设有明确的时限，不能永久，即使羌人是被汉廷迁移，也不构成给予永久性豁免或迁就的理由。如果需要豁免或迁就，笔者认为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小区域实施豁免或迁就，而这个特定区域越接近移入民族的移出地就越好，让不愿意入乡随俗或需要豁免迁就的移入民族可以迁移入去，是一个为汉廷错误民族迁移政策亡羊补牢的方法。^{[注 25]}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汉羌两族之间存在族群矛盾，马援担任陇西太守的六年间（公元35～41年）郡内曾发生一宗复仇杀人事件，却误传成羌人叛乱的谣言，郡治狄道县一带的汉族平民惊惶奔涌入狄道城寻求保护，狄道县长更要求发兵平乱，虽然这场风波被马援处变不惊地从容化解^[212]，但从汉民轻易相信羌人反叛的传言，可见汉羌存在族际信任赤字。汉廷将羌人东迁汉洲中原的政策虽是错误，但这个错误并不会立即造成恶果，因为恶果是由连续多年的弊政累积导致，并非一次迁移就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从而令当权者容易忽视在数十年后或数代人后才出现的影响，而且，当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很低时，移入族群即使有着种种不满也不敢或尽量避免诉诸暴力，诉求也不会太强硬，但随着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上升，移入族群就会认为未来的人口优势在自己一边，其族群诉求也会随之强硬起来，不会太排斥以暴力宣泄不满，统治阶层肯定会担心人口众多的移入族群爆发暴力行为影响统治，为求和平，统治阶层就会尽量满足移入族群的诉求，而统治阶层的这种妥协亦也提高移入族群对诉求被满足的心理预期，一旦被拒绝，冲突爆发的机会是非常高，无论统治阶层愿不愿意满足移入族群的诉求，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平民也是最大受害者，以汉族的例子来看，幸亏汉族在亚太地区有着多数的人口占比，才能捱过近300年的民族混战和征服，继续保持在汉洲本土的人口优势，原来汉族社会就存在贫富悬殊的阶级矛盾，迁入的大量羌人人口——相对当地汉族人口仍然是少数但已较以往的大量增加——不适应汉国的剥削制度，与汉族平民有着文化价值观差异的隔膜，相对于世代受官僚系统管治的汉族平民，羌人移民有更高的凝聚力，更容易诉诸暴力，频频与他族接触必然促进羌人民族意识的产生，加上居于汉洲，自然知道汉洲较其故乡富裕多，滋生统治汉洲的野心，羌族对汉官的仇恨与对汉洲的贪婪，以及汉廷的腐败与畏怂，令汉族平民则受到民族冲突与阶级剥削的双重压力。
↑ 羌名最早出现在殷墟时代的甲骨文，是商部落对西方敌对部落的他称，关中平原主要是先周部落以及商文化的分布范围^[216]，当时被称为羌的部落只能分布在商周华夏部落以北的陇东高原及以西的陇西高原之内，或可渗入关中平原西部边缘地带，但在商末周初以后，羌名却消失了数百年，代之以威胁周秦数百年的诸戎部落，经过由原华夏部落建立的秦国长期军事征伐及移民渗透，戎部落或被驱逐或被同化，至秦代，华夏部落成为陇东高原及陇西高原的主要人群，而位于陕北高原的新石器时代石峁文化人群及周代陇东高原碾子坡人群，其基因组皆带有约90%以仰韶时代黄河中游人群为代表的中原血统^{[注 1]}，很可能当时在陇东高原或陇西高原的戎部落与原华夏部落有着亲缘关系，反之后来被他称为羌的人群晚至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并主要分布在陇西高原以西的河湟地区，与彼时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以至稍后南下的匈奴人为邻，彼此时代相差700多年，聚居地也不同，所以晚商的古羌人不能等同于秦汉的羌人族群。
自从诸戎攻破关中杀害周幽王姬宫涅、逼使周平王姬宜臼东迁伊洛后，关中就被各股诸戎势力及本土地方势力割据，以西犬丘为根据地的周朝附庸秦襄公——源自夷部落少昊氏的嬴姓氏族——受周平王封为诸侯，遂步东向收复关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国兵抵西岳华山，完成对关中的光复，昔日关中的周部落尽为秦部落，部众亦以“夏”自称，成为原华夏人在雍州地区的一个强大部落^{[注 8]}，此后西方诸戎部落再也不能成为威胁。
根据后世传说，羌族最早的领袖叫无弋爰剑，相当于土家族的廪君、汉族的有熊氏黄帝、希腊族的希伦（Έλλην）、犹太人的亚伯拉罕，羌人称奴隶为“无弋”，可见爰剑出身之低，爰剑的生存时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时任秦君为秦厉公，而爰剑是秦国的一个奴隶，可能是戎人也可能是原华夏人，爰剑在偶然机会下成功向西逃出秦国，在洮水以西的河湟地区居留，受到当地羌人拥立为领袖融入其中，湟中又被称为羌中。
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叶，在秦国由秦厉公的玄孙秦献公统治期间，秦献公曾经发兵西征诸戎，兵临渭水源，攻灭统治当地的狄䝠戎邦，秦献公之子秦孝公嬴渠梁登基的第一年（前361）也派兵攻灭位于渭水源头的䝠戎邦，可见秦国至迟在公元前361年攻克陇西高原西部地区，将陇西高原全纳入秦国治下，这次西征加上公元前4世纪初原华夏诸邦国的接连打击戎部落，引发诸戎部落惶恐西迁远离原华夏部落，戎部落“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令远在河湟的羌人部落也感受到以秦国为代表的原华夏部落的威慑，一部分羌人在爰剑的曾孙印的领导下西迁入青藏高原，其后族众四散，分布在安多及康区，后世分化为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三大族，而留在原地的羌人则由印的堂侄忍、舞两兄弟统治，部众日渐强大，分化为26种羌人分别为兄弟26个儿子统治，其中忍之子研统治的部众最为强大，所部被称为“研种”，显然秦国西征并不对羌人构成实际威胁。
秦国在灭亡义渠邦国后即专注于攻伐关东六国以统一赤县神州，但以研种为首的羌人势力日渐强大，甚至不时南渡黄河进入秦国陇西地区劫掠，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长城延伸围绕上郡、北地、陇西三郡西北边境，防御羌人南渡甘肃省段黄河抢掠陇西郡重要地区是陇西段长城主要作用，秦王政八年（前239）将原华夏之民迁移入居临洮守边，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平定六国后，派蒙恬增筑长城严守边境，才将完全终止羌人的劫掠行动，“众羌不复南度”，虽然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开始中原陷入内乱，同年匈奴单于冒顿登基后不久即四出扩张领土，派兵将西方的月氏王国驱逐出草原，逼使月氏人自此偏居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成为小国，但外部发生的巨变尚未影响羌人地区，华夏西北内边陇西、陇东等地亦尚得粗安无事近40年。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开始，匈奴帝国冒顿单于发动西征，派遣其子挛鞮稽粥与右屠耆王率军进攻分布在河西走廊东南部的乌孙，以及月氏王国，乌孙昆莫难兜靡被杀，其初生子猎骄靡被单于收养以吞并乌孙部众，而月氏王亦被杀，连头盖骨也被切下来成为挛鞮稽粥的饮器，但月氏人很快拥立月氏王之妻为王，女王拒绝服从匈奴，遂统率国内大部分部众西迁，匈奴西征军乘势追击，至前元六年（前174）“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西征军将整个塔里木盆地诸国一一征服才停下脚步，而月氏女王翻越天山山脉到达伊犁河谷下游地区，征服了当地的先住民斯基泰人后才安定下来，原来的统治者斯基泰王不得已统率部众南迁至阿姆河上游盆地，少部分未跟从月氏女王西迁的月氏人则向南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羌人聚居地与其杂居，被称为小月氏，而河西走廊被纳入匈奴帝国统治，与羌人居地相邻，与小月氏一同臣属于匈奴帝国。
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后，约老上单于末年或军臣单于初年，匈奴派遣猎骄靡统率乌孙部众西征月氏，一举将月氏人驱遂，猎骄靡遂得以伊犁河谷为核心重建乌孙国并向匈奴称臣，而月氏人大部辗转南下，征服在早年进入阿姆河上游盆地的斯基泰人，在当地重新立国。
羌人虽在匈奴帝国境外，但两者可能存在摩擦，汉景帝时代，研种留何以自愿为陇西郡守边为由向汉朝请求入塞，得到准许后得以入塞，散居于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等五县，留何的入塞守塞请求显然因匈奴而发，可证羌人与匈奴的相处并不和谐，所谓羌道（今中国甘南州舟曲县一带）在西汉初年才在边塞设立，安置如留何般内迁陇西郡边塞的羌人以守备边界。然而陇西郡的羌人很快就与当地的原华夏人闹翻而发起叛乱，留何所部可能亦参与其中，时任陇西太守李广立即敉平叛乱，并将诱降的800多羌兵杀害，可见当时陇西原华夏与羌的族群矛盾之深，但陇西羌人不多，所以叛乱才被李广轻易消灭，直至此时原华夏与羌之间的往来仍不多。
元光二年（前133）汉王朝与匈奴帝国再次交恶，之后匈奴军频频南犯，只是这一次原华夏并没有像过去一样主动向匈奴求和，而是开始遣兵调将反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朝派霍去病统兵西征，两度进入河西走廊沉重打击匈奴在当地的力量，第二次出击更途经河湟地区，令大受蹂躏的当地匈奴封建领主向汉朝投降，于是汉朝将关东地区一部分原华夏部众西迁入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区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
元鼎五年（前112）汉朝派兵攻略南越国，匈奴趁机派使横越河西走廊潜入羌人地区，唆使羌人发兵东侵华夏，秋九月，以先零羌为首，与封养羌、牢姐羌等羌人族群共同起兵，扬言十万大军东进，围攻华夏西边安故、枹罕二县城，汉朝随即在陇西、天水、北地、河南、河内五郡征发十万原华夏兵西进援边，第二年冬十月即击溃羌兵，原华夏人与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以原华夏全胜告终，而失败的羌人大部分退出河湟谷地，西迁至“西海、盐池左右”安居后向汉朝称臣，汉朝乘势设立金城郡并设立护羌校尉负责羌人事务，此后原华夏与羌这两大人群虽时有摩擦，但大致上仍保持了近50年的和平。
元康三年（前63），在匈奴长期煽动后，以先零羌为首与罕羌、䍐羌、开羌等其他羌人族群“解仇交质盟诅”，建立临时性的同盟关系，小月氏人羌侯狼何更派使者入匈奴，企图借匈奴军攻打鄯善国及敦煌郡以断绝汉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汉廷风闻先零羌计划叛乱的消息，于是派义渠安国出使诸羌视察有没有阴谋起兵侵边事宜，但义渠安国召见先零羌首领30多人后，以其言行悍逆将之全部杀害，后又纵兵杀掠先零羌1000多人，义渠安国可能确定了先零羌有叛乱的阴谋才采取暴力行径，叛乱前歹䍐羌与开羌的贵族靡当儿派其弟雕库密告汉官先零羌企图起兵叛乱的消息，但义渠安国的举动并未能将羌人起兵的可能消除于未萌，反而促使以归义羌侯杨玉、犹非为首的先零羌立即发起暴动，与罕羌、䍐羌、开羌、煎巩羌、黄羝羌等一同劫掠其他弱小的羌人族群，叛军兵力在20000至50000左右，然后战事遂渐扩大，开始侵扰汉边，“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河湟一带开始陷入战火，至神爵元年（前61）初义渠安国派汉骑三千屯驻于浩亹县（今中国甘肃省永登县一带）以防备叛羌，但很快就被叛羌击败，“失亡车重兵器甚众”，三月浩亹败仗的消息传来，汉朝调遣各郡汉兵，加上少量胡兵、羌骑助战，总计六万大军往金城郡集结，四月派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酒泉太守兼破羌将军辛武贤等统兵平乱，又派开羌权贵雕库招降䍐羌、开羌，暂时稳定形势，同年七月，赵充国兵临湟水，开羌投诚，在开羌的指引下，大军进击先零羌，先零羌军队望见大军前来即惶恐撒退，在南渡湟水时大军追杀，失去大量辎重，之后赵充国大军进逼䍐羌军队，其首领靡忘立即投诚，叛军开始土崩瓦解，䍐羌与开羌劫掠先零羌“羸弱畜产”，羌兵前后有10700多人投降，于是赵充国决定不再进军，罢兵屯田，留下10281汉兵屯田于浩亹县以西至临羌县一带，透过逼使叛羌“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墯之患”而溃亡，不过皇帝亦听从许延寿、辛武贤的意见，派兵追击叛羌，降4000多羌兵、斩首4000多羌兵，之后赵充国又陆续招降5000多羌兵，到神爵二年（前60），形势继续对汉朝有利，截至五月，近50000叛军有31200人投降、7600人被杀、因饥饿溺死者5000至6000人，仅馀4000多残兵败卒，同年秋季，先零羌首领杨玉、犹非等被部属若零、离留、且种、儿库联手斩杀，先零羌、煎巩羌、黄羝羌等残部在弟泽、阳雕、良儿、靡忘四人领导下投降，汉廷因此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帅众侯，儿库为帅众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言兵君，靡忘为献牛君，战争中投降的羌人被安置于金城属国，至此持续近4年的汉羌两族首度大规模交战才完全告终。
永光二年（前42）七月，陇西郡的彡姐旁羌聚兵约30000发起叛乱，劫掠汉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甚逆天道”，皇帝派冯奉世领一万二千汉骑往平叛羌，冯奉世将汉骑分为前、中、右三军，以右军屯白石、冯奉世自领中军屯首阳西极山，前军预计屯临洮，但在降同阪为叛羌所败，冯奉世又派兵至广阳谷拯救被掳汉民，然而亦被叛羌所破，于是冯奉世向皇帝上奏要求增兵三万六千人，汉廷遂调发三辅、河东、弘农五郡汉兵，加上征召属国胡骑及嗕羌骑兵，由任千秋统率共计约60000大军增援冯奉世，十月任千秋所部抵达陇西，十一月，冯奉世与任千秋分路进攻，大破叛羌，“斩首数千级”，彡姐旁羌兵败后逃出塞外消声匿迹，皇帝将军队一部分留在陇西当地屯田驻守。经过汉羌第二次大规模交战，以汉族取得胜利而使陇西以至河湟、河西走廊得到48年的和平年代。
建武九年（33）因为陇西郡长年受到先零种等羌人的侵扰，汉光武帝刘秀因之重建护羌校尉负责治理羌人事务以平息侵扰，任命牛邯为护羌校尉，但未几因牛邯“卒而职省”，次年，先零种再次联合其他羌人一同侵掠金城、陇西两郡汉区并留兵屯守，汉将来歙率盖延、刘尚、马援等人领兵攻羌，同年冬季在五谿一战击败叛羌，斩首数千，“获牛羊万馀头、谷数十万斛”，平定陇西地区的羌乱。
建武十一年（35）夏，先零种再次起兵侵汉，兵掠临洮，刘秀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出兵平乱，马援率“步骑三千人”大破先零种于临洮，其他八千多羌人男女因之向马援投降，但还有数万羌兵屯于浩亹一带四出劫掠并将妻儿子女安置于允吾谷，马援一边主攻浩亹，另一边潜行偷袭允吾谷，浩亹的羌兵得到允吾谷被袭的消息后“大惊坏”，连忙退至唐翼谷，马援领兵追击，将叛羌围困在山上并“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馀级”，但因为兵少不得不停止追击仅“收其谷粮畜产而还”，此战降服之羌人被内迁安置于陇西、天水及扶风三郡汉区，成为70多年后汉洲爆发羌乱的远因，战后，光武帝命令武威太守遣返流亡的金城郡汉民3000多人；马援乘胜派杨封出塞外游说羌人与汉朝和好，又得到武都郡内向氐人降服，马援因此以塞外诸羌及武都氏人为“侯王君长，赐印绶”，绥靖边境及汉与羌、氐的族群关系。
建武十二年，汉廷废除金城郡，其地并入陇西郡由陇西太守马援治理，同年武都郡内之参狼羌与塞外诸羌勾结联合劫掠武都郡，马援闻讯派4000多汉兵南下，将叛羌围困在氐道县的山上后高挂免战牌，“羌逐穷困”，叛羌万馀人向马援投降，其他不愿投降的数万男女老少流亡西奔出汉洲境外。
在汉洲遂渐被光武帝再度统一之际，居于大允谷的烧当种在其统治者滇良的领导下，攻破先零种及卑湳种，“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烧当种遂得以豪强起来，滇良死后其子滇吾接任统治，滇吾将目光放在汉洲，引导诸羌向东侵掠汉区，“为其渠帅”，在诸种羌人中得到崇高的声望
中元元年（56），武都郡参狼羌起兵叛乱，“杀略吏人”，武都太守兵败，陇西太守刘纡派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等领5000汉兵南下救援，一战斩杀参狼羌“酋豪，首虏千馀人”，随后武都郡汉兵亦转败为胜，“斩首千馀级”，逼使参狼叛羌投降。
中元二年九月，烧当种首领滇吾与弟滇岸率5000“步骑”东攻陇西郡边塞，陇西太守刘纡派兵抵抗，一战于枹罕，双方平手，再战于允街，郡汉兵战败，战死“五百馀人”，原先附汉的“守塞诸羌”闻败讯后纷纷叛乱“相率为寇”，皇帝派谒者张鸿统兵讨伐，但张鸿所部在允吾唐谷战败，张鸿及陇西长史田飒亦阵亡，牢姐种趁机入侵天水郡，在白石击败天水汉兵，杀“千馀人”，皇帝于是在十一月派捕虏将军马武、监军使者窦固、中郎将王丰、右辅都尉陈䜣等统率“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亦即来自黎阳营、三辅地区及弛刑徒的汉兵，加上乌丸兵与来自凉州各郡属国的羌胡兵，合共四万汉胡士卒再次西讨叛羌，次年七月，马武在浩亹大破叛羌，“斩首六百级”，然后再战洛都谷，却兵败“死者千馀人”，不料叛羌并没有乘胜追击，首脑滇吾反而率众西逃出塞，马武领兵追击直至东邯、西邯，大军“斩首四千六百级，获生口千六百人，馀皆降散”，波及陇西、天水两郡持续10个月的羌乱暂告一段落，而“生口千六百人，馀皆降散”共七千羌人男女被短视的汉廷安置于三辅，战后，皇帝再次设立护羌校尉并任命谒者窦林为护羌校尉，屯于狄道县遥理羌务，皇帝又以一人赐钱三万来召募汉男为兵，往屯陇右之地。
同年，滇岸亲赴汉洲向窦林投降，不过窦林向皇帝上奏时却误称滇岸为烧当种统治者，并代皇帝封滇岸为归义侯−汉大都尉，但次年，滇吾也亲赴汉洲向窦林投降，窦林向皇帝上奏时却又称滇吾为烧当种统治者，烧当一国二王，引起皇帝的怀疑，在皇帝派人调查弄清事实后就将窦林免官，适逢窦林被人告发贪污，“遂下狱死”，皇帝改派郭襄任护羌校尉，但郭襄到达陇西后听闻凉洲地区羌人横行无忌就立即跑回洛阳，护羌校尉又被废置，不久后，滇吾的继承者东吾也率部赴汉投降，向汉廷表示“谨愿自守”为汉国守备边塞，而东吾的其他兄弟迷吾等继续“数为寇盗”。
建初元年（76），安夷县一名汉官吏强娶卑湳种一名已婚羌妇，后来该名羌妇之夫将该名汉官吏杀害，安夷县县长宗延因此带人追捕犯人，一直追捕出汉洲边塞，突然，卑湳种担心“恐见诛，遂共杀延”，又与塞外勒姐种、吾良种结盟，共同劫掠金城郡，陇西太守孙纯派从事李睦率陇西汉兵与金城汉兵在和罗谷会合，于当地一带大战卑湳、勒姐、吾良三种叛羌，“斩首虏数百人”，再息羌乱，皇帝再次复设护羌校尉并任命吴棠为护羌校尉，常屯安夷县。
建初二年六月，迷吾与移居入汉境的诸种羌人聚集举兵，向西击破边塞逃至塞外，金城太守郝崇领兵追击，但在荔谷一战兵败，阵亡二千多，郝崇仅“轻骑得脱”，金城郡汉兵的败讯傅开后，金城及陇西两郡诸种羌人与卢水胡人立即发兵叛乱响应迷吾，金城郡的乱象令汉廷将吴棠免职，改派武威太守傅育兼任护羌校尉，移屯于临羌县，同时迷吾与封养种首领布桥等聚众五万馀男女突入陇西、汉阳两郡地界劫掠，皇帝在八月派行车骑将军马防及长水校尉耿恭统领由“北军五校兵”与来自各郡国合计三万汉兵西征，同年底西征汉兵抵达冀县，当时陇西南部都尉被布桥围困在临洮，马防企图派兵救援，但因为道路险恶大军难过，只能派遣数百汉族骑兵前去，这数百人在临洮外“十馀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叛羌斥侯以为“汉兵盛不可当”，吓得布桥在次日天一亮得后慌忙拔营解围而去，数百汉兵趁机追击，竟然取得“斩首虏四千馀人”的胜绩，汉兵在临洮的胜利及马防派使劝喻投降，令以迷吾为首的烧当种等叛羌主动投降，但屯驻在临洮西南方向的望曲谷的布桥拥众二万多男女不降，同年十二月，耿恭所部屯驻在枹罕，但其司马及陇西太守统率的汉兵在和罗谷被叛羌击败，“死者数百人”，次年（78）春季，马防派司马夏骏率5000汉兵从主干道正面前进、司马马彭率5000汉兵从小道潜往、将兵长史李调率4000汉兵绕道从西边进攻，三路汉兵齐攻望曲谷，大破叛羌部众，“斩获千馀人，得牛羊十馀万头”，叛羌失利撒退，夏骏乘胜领追击，不料反被击败，随后马防亲自领兵进攻，在索西一战大破叛羌，布桥为势所迫不得不率残部万馀男女向马防投降，时值四月，之后马防修筑索西城并将陇西南部都尉移屯于索西驻守，又恢复一系列边塞守备以严防，然后胜利还洛，耿恭则留下以“击诸未服者，首虏千馀人，获牛羊四万馀头”，令勒姐种、烧何种等十三种羌人共计数万男女，皆派使向耿恭投降，平息了持续10个月的羌乱。
元和三年（86），迷吾与其弟号吾召集在汉国境内“诸杂种”羌人起兵叛乱，其间号吾仅带少量兵马杀入陇西郡，最终被郡督烽掾李章俘虏，号吾被执送陇西郡治狄道，为求脱身，号吾劝说汉官们：“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权宜利弊后释放号吾，而号吾亦遵守诺言，在其运作之下解散叛军“各归故地”，其兄迷吾则退居归义城，护羌校尉傅育打算彻底解决降而复叛的迷吾，但又不想违反与号吾的约定，于是派人召募汉国境内羌人胡人聚落去攻打迷吾，不料被羌人胡人拒绝，反而有大批羌人胡人偷越出塞外依附迷吾。
章和元年（87）春季，傅育上奏要求出境讨伐迷吾，得到许可，陇西、张掖、酒泉各派5000汉兵，由其太守率领，傅育率领由金城、汉阳两郡各5000汉兵，共计25000汉兵，与各郡太守约定日期在归义城下会合攻打迷吾，但各路汉兵迟到，仅傅育所部一万汉兵进抵归义城下，但迷吾早得风声已经率其种落男女离去，傅育选出精英汉骑3000追击迷吾，某夜抵达三兜谷，离迷吾所在仅数里，傅育打算天一亮再行追击，但迷吾早已设下300伏兵夜袭三兜谷，傅育军突遭夜袭，“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馀人而死”，次日三郡太守率领的汉兵抵达三兜谷，傅育所部3000汉骑“死者八百八十人”而迷吾偷袭得手后已迅速离去，皇帝得知傅育阵亡后，封傅育之子傅毅为明进侯，食邑七百户，任命陇西太守张纡转职为护羌校尉，领一万汉兵坐镇临羌县；迷吾在木兜谷偷袭战取胜后，再度燃起劫掠汉边的自信，与各种羌人联合出兵“步骑七千”进攻金城郡边塞，张纡派从事司马防率一千馀汉骑与金城郡汉兵会合，在木乘谷大战迷吾羌兵，击败迷吾，迷吾退走，后派使向张纡投降，得到张纡接纳，于是迷吾率部众赴临羌县与张纡会晤，张纡“设兵大会”接待迷吾一众，乘迷吾等烧当大小首领在宴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后，唤起伏兵“诛杀酉豪八百馀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在傅育墓前祭典祀，后又纵兵击杀在山谷间的迷吾部众，“斩首四百馀人，得生口二千馀人”，迷吾所部几尽覆灭，仅其子迷唐领馀部在塞外，迷唐得知其父迷吾死讯后，东向号哭，之后与烧何种、当煎种、当阗种等诸种羌族结盟，“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羌人联兵5000攻打陇西边塞，与陇西太守寇盱所领汉兵大战于白石，迷唐此战失利，退还烧当种本部大小榆谷。
之后数年，迷唐继续联合更多的羌族种群，又派人向北招揽凉洲属国诸胡族群入羌，“种众炽盛”拥众四万多男女，威胁汉边安全，令汉廷不得不常备二万汉兵驻守边塞。
章和二年（88），护羌校尉张纡因无力应对迷唐的威胁而被免职，汉廷改以张掖太守邓训转职护羌校尉，邓训到任后不久，迷唐“期冰合度河攻训”，入冬，迷唐率一万羌骑至塞下，但打算先劫掠小月氏胡人妻子以胁逼胡兵加入己方阵营，不过邓训“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化解了一场危机。
永元元年（89），邓训在任上待塞内羌胡族群以恩厚，羌胡有病患者则派人免费医治，又以银弹分化迷唐的盟友，号吾亦是在这段期间率领所部烧当种800户向邓训归附，削弱了迷唐的力量，之后邓训派来自湟中的汉、胡、羌各族共4000兵出塞攻打迷唐，在写谷一战“斩首虏六百馀人，得马牛羊万馀头”，逼使迷唐放弃大小榆谷，退至颇岩谷为根据地，之后迷唐企图重返大小榆谷，邓训派长史任尚率领湟中各族兵6000出征迷唐，连战连胜，“斩首前后一千八百馀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馀头，一种殆尽”，迷唐只得收拾残部“西行千馀里，诸附落小种皆背畔之”，塞外诸种羌族皆派人向邓训“款塞纳质”，汉边重获安全，于是邓训罢设来自各郡的二万汉兵，只留置出自弛刑徒的二千汉兵驻守边塞兼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永元四年（92）冬季，护羌校尉邓训病卒，蜀郡太守聂尚转职护羌校尉，聂尚认为从中元二年（57）开始与烧当种对抗，多次武力征讨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决定改用怀柔政策，于是派人告诉迷唐欢迎他返回大小榆谷，迷唐率部返回大小榆谷后，又派人送还迷唐的祖母卑缺，聂尚甚至亲自送至边塞下，塞外的路途由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卑缺至大小榆谷，不料抵达大小榆谷后，迷唐却将田汜等五人杀害并肢解尸体，联合各种羌族“以血盟诅”，再次起兵攻打金城郡边塞，次年聂尚被解职，护羌校尉由居延都尉贯友出任，贯友认为对迷唐采取怀柔政策才导致迷唐坐大叛乱，于是模仿邓训采用财赂分化离间迷唐的羌人盟友，孤立迷唐，随后派兵攻打迷唐，“获首虏八百馀人，收麦数万斛”，再次逼使迷唐退出大小榆谷，远走赐支河曲，而大军在大小榆谷当地筑城建坞驻守。
至永元八年（96），贯友在病逝于任上，护羌校尉由汉阳太守史充出任，史充到任后率领湟中羌-胡兵远征迷唐，但反而被迷唐打败，损失数百人，于是史充被免职，次年（97）由代郡太守吴祉转职护羌校尉。
至同年秋季，迷唐率兵8000人攻入陇西郡，“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冠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三万羌兵大败陇西郡汉兵，又杀害大夏县长，汉廷闻讯后派行征西将军刘尚及越骑校尉赵代统率“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等汉兵与来自边境地区的羌兵、胡兵合共三万士兵分路往征迷唐，刘尚军屯狄道，赵代军屯枹罕，刘尚又派司马寇盱监督来自各郡的汉兵，然而拥兵三万的迷唐被汉朝大军的攻势吓得不战而退，舍弃老弱残卒逃亡入临洮以南的山区，刘尚率军出塞追击，与叛羌大战，迷唐失利撒退，大军“死伤亦多，不能复追”，退还入塞，第二年（98）刘尚与赵代因为放弃追击而被“坐畏懦征下狱”，朝廷分别派谒者王信接掌刘尚军屯于枹罕、谒者耿谭接掌赵代军屯于白石，耿谭继续透过银弹招诱诸种羌人投靠汉朝阵营，削弱迷唐得到的支持，迷唐变得穷困交迫，所统烧当种男女人口不满二千，不得不亲自向王信、耿谭投降，王信与耿谭派人送迷唐赴首都洛阳觐见皇帝，而烧当残部因饥馑交迫暂时入居金城郡境安置；朝觐过后，皇帝命今迷唐统领其残种返回大小榆谷安居，不过迷唐认为大小榆谷已被汉朝军队筑城建桥控制，随时都可以攻打入来是以“故地不可复居”，不愿意返回大小榆谷但又不能逆反皇帝的旨意，于是以种众因为粮食短缺正在闹饥荒不愿迁徙为由，拖延不行，护羌校尉吴祉等一众汉官于是赠予迷唐大批金帛，劝迷唐买粮纾困以便尽快出塞返回大小榆谷，不料这个善意的举动却引发迷唐等羌人的怀疑猜忌，如是在拖延与猜疑之中过了一年。
永元十二年（100），迷唐再次带领种众发起叛乱，更胁从湟中胡人加入叛乱，在肆意劫掠金城郡汉族民众后，率众张扬出塞而去，而王信、耿谭及吴祉等当地负责官员被一并免职，护羌校尉由酒泉太守周鲔继任。
永元十三年，迷唐率众抵达赐支河曲，同年秋季，迷唐再次统领部众向汉朝边塞前进，周鲔及金城太守侯霸得到消息后，亲领金城陇西两郡汉兵及属国湟中月氏胡兵、陇西群牢姐种羌兵等共计三万大军出塞讨伐迷唐，双方大战于允川，周鲔收兵屯营守备，只有侯霸一军与迷唐作战，在“斩首四百馀级”后，叛羌部众丧失战意，有6000多男女投降，战后被分徙入汉阳、安定、陇西三郡，而战败的迷唐仅带领“不满千人”男女远徙至赐支河首依附于当地的发羌种群。
永元十四年，护羌校尉周鲔因为在允川之战中畏懦避战而被免职，改由侯霸任护羌校尉，之后安郡烧何种胁从羌人数百男女反叛，安定汉兵轻易将其敉平，叛羌老弱被没入为奴婢；同年，在曹凤、上官鸿及侯霸的建议下，皇帝同意大小榆谷、邯川等塞外地区迁兵建立军屯三十四部的计划。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冬，西域诸王国发起叛乱，围攻西域都护任尚于疏勒国，但屡攻不克，反被击退，汉廷闻讯派梁慬统率羌胡兵5000救援，随后汉廷罢免任尚，改以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段禧与赵博移至它乾城守备，梁慬邀请龟兹王白霸亦入城共同防守，不料龟兹国官吏却背叛龟兹王，与温宿、姑墨诸国联合反汉，共同发兵数万围攻它乾城，围攻数月后亦被梁慬领兵出城击败，“斩首万馀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解除危机，但在这数个月间西域与汉洲“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失去西域都护府消息令汉廷忧心忡忡，朝议舍弃西域，至永初元年（107）六月，汉廷下达废除西域都护府及在伊吾卢、柳中屯田，调回当地官兵返回汉洲的决定，同时汉廷派骑都尉王弘调发关陇士卒西往以迎接段禧、赵博、梁慬等及一众屯田士兵东还，当时王弘亦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百千骑”调用，羌人因为担心去了西域后“远屯不还”而不愿被征发，但在王弘的催促下，这批羌兵携家带口不情不愿地踏上西征路途，居于安定郡的东吾之孙麻奴亦在征发之列，直至酒泉郡地界后，羌人大多已逃亡四散，各郡于是派兵四出追捕羌人逃兵，甚至突入羌人村落中搜捕，引起汉洲境内羌人的惊扰，勒姐种、当煎种等羌人四出散亡，而被征发的羌人亦一哄而散，麻奴与其兄弟苦犀等人亦同烧当种落西奔出塞外，同样在六月，以先零种、钟种等羌人奉来自先零种的滇零为首，乘乱“大为寇掠，断陇道”截断了关西与陇西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虽然这些叛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但“郡县畏懦不能制”，致令叛羌势力日渐坐大。
永初元年（107）冬季，汉廷任命车骑将军邓骘为主将，与副将征西校尉任尚统领来自“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的五万汉兵前往汉阳郡驻守，次年（108）春季，来自各郡的汉兵尚末完成集结，钟种数千人在冀县西击败邓骘所部，“杀千馀人”；护羌校尉侯霸因羌叛而被免职，改由西域都护段禧为护羌校尉；同年十月，邓骘派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率汉兵与滇零所率的羌兵，数万大军大战平襄县境，汉兵被滇零以诈降的战法所败，“死者八千馀人”，至十一月辛酉，汉廷因“转输疲弊百姓苦役”，下诏邓骘班师回朝，留下任尚统兵留屯汉阳郡；滇零在胜利后野心暴涨，进兵入北地郡境后“自称天子”，又“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羌”加入己方阵营，再断陇道，汉洲境内绝大多数各种羌人于是纷纷加入滇零麾下并乘汉兵败于平襄之机，四出劫掠汉民，“寇掠三辅”，来自武都及阴平两郡的羌人劫掠汉中郡，更杀害汉中太守董炳，金城湟水流域一带因羌乱而令粮价暴升至一石万钱，也令汉民或流亡或死亡“不可胜数”；同年在凉州部，平襄之战前歹时梁慬等从西域撒回的汉族官兵已返抵敦煌郡，汉廷命令梁慬留守在凉州部以便支援邓骘所部，当梁慬进至日勒县时，遇上叛羌“万馀人攻亭侯，杀略吏人”，梁慬率兵攻打叛羌，将其击破并追杀溃退的羌兵，一直杀至昭武县后，“虏遂散走，其能脱者十二三”，之后梁慬统兵入姑臧县时，有羌人首领亲自带领300多男女向梁慬投降，梁慬对其安抚及教育一番后放其部众男女归还故地，接着梁慬得到诏令，统兵屯驻于金城郡，确保了凉州部各郡的安全，后来因为叛羌流寇迫近西汉帝陵，梁慬即亲自领兵东进将其击退，又与劫掠三辅的叛羌激战连场，在美阳关一带大破叛羌，“尽还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众，羌遂奔散”将被俘虏汉族平民从叛羌手下解放出来并阻止西汉帝陵被羌兵捣毁。
永初三年（109）春季，汉廷派骑都尉任仁统率各郡汉兵讨伐正在三辅地区大肆劫掠，但在战斗中多次失败，“众羌乘胜，汉兵数挫”，而南匈奴单于挛鞮檀趁羌大乱之机起兵反叛汉朝，于是汉廷在十一月派大司农何熙兼任车骑将军，统领二万汉兵讨伐南匈奴。
同年（109），当煎种和勒姐种攻陷破羌县城、钟种攻陷临洮县城并俘虏陇西南部都尉。
永初四年（110）春季，滇零派兵南下劫掠，跨越秦岭大掠褒中县，“燔烧邮亭，大掠百姓”而去，为了阻止叛羌掳掠，汉中太守郑勤率兵屯于褒中县城，三月，叛羌再次入寇褒中县，郑勤打算出城截击，其主簿段崇劝谏坚城固守无效，郑勤领兵出击叛羌，不料兵败“死者三千馀人”，郑勤及段崇皆战死，郡功曹程信冒死接回遗体妥善安葬，同月，迫于叛羌流寇的威胁，汉廷将金城郡郡治由允吾内迁至襄武县，同时汉廷因“久出无功，有废农桑”而命令征西校尉任尚率军从汉阳郡移至长安驻守并解散军中来自南阳、颍川、汝南三郡汉兵，又分别在长安设立京兆虎牙都尉、在雍城设立扶风都尉，有近二十万的汉兵散居三辅各地守备，同样在三月，南匈奴单于挛鞮檀被何熙所部汉兵围困在虎泽而被迫投降，平定南匈奴叛乱，解救被南匈奴俘虏向“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馀人”；七月，因为骑都尉任仁久战失利又放纵其手下劫掠汉民，被朝廷派人逮捕，在己卯日下狱处死
同年（110）护羌校尉段禧病逝，汉廷再次任命侯霸为护羌校尉并将屯驻地由临羌县移入张掖郡。
永初五年（111）春季，任尚因久战无功被免职，而更多汉区遭受叛羌蹂躏，一股叛羌东渡黄河入侵河东郡，后又向东流窜入河内郡劫掠汉民，汉民“百姓相惊，多奔南渡河”入河南郡躲避兵祸，朝廷因之派北军中侯朱宠率五营汉兵坐镇孟津，又诏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四郡国营建坞堡616所以阻遏流窜河内郡的叛羌；三月，在凉、并州部郡县汉官的建议下，汉廷决定内迁关陇诸郡，陇西郡郡治由狄道县移至襄武县、安定郡郡治由临泾县移至扶风美阳县、北地郡郡治由富平县移至冯翊池阳县及上郡郡治由肤施县移至冯翊衙县，迁移的不止汉官吏兵，其郡内控辖的汉族平民也被强迫迁徙，在汉官暴力迫迁下，汉民“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最终超过一半汉族民众脱离了东汉朝廷的编户控制之下
同年（111）夏季，汉廷以任尚为侍御史，统兵迫击流窜入河东、河内地界劫掠的羌兵，结果在上党郡羊头山，任尚将这股叛羌击破并“诱杀降者二百馀人”，解除威胁，在孟津坐镇警惕的朱宠所部得以解散。
同年（111）秋季，汉阳郡汉民杜琦及杜季贡兄弟、王信等人与叛羌联合，招聚汉民追随者占据上邽城，杜琦自称为安汉将军，朝廷闻讯立即下诏买凶杀人“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派刺客杜习成功行刺杜琦，于是杜习受封为讨奸侯并得百万钱，杜琦死后，杜季贡与王信率部众移至樗泉营安置，但很快被侍御史唐喜领兵击破，“斩王信等六百馀级，没入妻子五百馀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杜季贡只得率残部投靠叛羌首领滇零。
永初六年（112），侍御史任尚再次被解除职务，同年滇零死，其子零昌接任，但因为年龄不足，军政事务由同样是先零种人的狼莫掌握，这一年丁奚城成为自羌大乱以来四处流劫掠的叛羌在汉洲第一个永久屯驻的据点，而杜季贡则成为叛羌势力内的汉族将军，这代表叛羌与汉族兵民在5年的交战中开始习得招揽汉族人来壮大已方力量的手段。
永初七年（113）秋季，骑都尉马贤与护羌校尉侯霸共同统兵在北地郡击破叛羌牢种，“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馀头”，是羌大乱7年来汉兵首次在北地郡击败羌兵的记载，遏制住叛羌6年来的胜利趋势。
元初元年（114）五月，叛羌首领零昌遣兵劫掠雍城，在九月又派号多率领当煎、勒诸种叛羌进入武都、汉中等郡钞掠，然而汉中郡五官掾程信统率汉兵及来自巴郡的板楯蛮兵迎头痛击，大破号多的叛羌军队，逼使号多撒退，同年十月，马贤与侯霸统率湟中汉兵及羌胡兵在枹罕县大破叛羌，“斩首二百馀级”，同时凉州刺史皮扬与叛羌大战于狄道县，却不幸战败“死者八百馀人”。
同年（114）护羌校尉侯霸病卒，由汉阳太守庞参担任护羌校尉一职，庞参采用怀柔政策招诱叛羌投降，因此叛羌将领号多在次年（115）春季率领7000多羌胡兵向庞参投降，号多被派赴洛阳觐见皇帝，之后号受封为侯遣返故地，庞参在招降成功后以令居县为护羌校尉的驻所。
同年（115）三月，零昌在号多失败投降后再派兵南下劫掠益州部，洛阳朝廷派中郎将尹就统领来自南阳郡的汉兵及益州部各郡汉兵抵御叛羌将领吕叔都，到了秋季，吕叔都被陈省、罗横成功刺杀，陈省与罗横两人“皆封侯赐钱”，但吕叔都的叛羌军队仍在巴、蜀等益州部郡县劫掠，尹就一直未能将之解决，汉中郡亦受到叛羌滋扰，但在五官掾程信的率领下及来自巴郡板楯蛮兵的外援，成功逼退叛羌军队。
同年（115）十月，朝廷派屯骑校尉班雄统兵坐镇三辅地区，又任命司马钧为行征西将军，督领右扶风太守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统汉兵8000多人及庞参所统羌胡兵7000多人，兵分两路会攻叛羌大本营丁奚城，但庞参所部羌胡兵进至勇士县东后被杜季贡击败，不得不撒退，不过司马钧一路却成功攻破丁奚城，“大克获”，杜季贡兵败逃走，之后司马钧命令仲光、杜恢、盛包等人收割丁奚城一带的禾稼为军粮，然而仲光、杜恢、盛包等人却违反军令，擅自统兵追击杜季贡，被叛羌“设伏要击之”，司马钧闻讯后埋怨仲光等人违令“怒而不救”，于是仲光、杜恢、盛包等人阵亡，“死者三千馀人”，司马钧也因此被迫退出丁奚城，因见死不救而被朝廷派人逮捕下狱，最后在狱中自杀，而庞参因为失期军败被解职，之后由马贤出任护羌校尉。
同年（115）底，汉廷以任尚为中郎将，统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任尚听从怀县令虞诩的建议，到任后精选一万汉族轻骑兵攻打叛羌，深入丁奚城一带出其不意打击杜季贡所部，“斩首四百馀级，获牛马羊数千头”，为上一次丁奚城之战的失败挽尊，这一年是汉廷在永初羌大乱8年来转守为攻的一年。
元初三年（116）五月，度辽将军邓遵统督南匈奴单于挛鞮檀、左鹿蠡王须沈及一万南匈奴骑兵攻叛羌，在灵州县境大破零昌所部，“斩首八百馀级”，须沈因此受汉廷封为破虏侯，六月，中郎将任尚派兵至丁奚城一带大破叛羌，入秋，汉廷在冯翔郡北界建起坞堡500所以阻遏叛羌活动，十二月，任尚招募汉族死士，再次派兵攻零昌，十二日丁巳在北地郡大破零昌所部，“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馀级，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次年（117）春季，出自当阗种的榆鬼等五人投效任尚，成功刺杀杜季贡，榆鬼因此受封为破羌侯。
同年（117）夏季，中军将尹就在将近2年来不但未能平定为虐益州部的叛羌，其剿灭叛羌的军事行动反而成为误伤地方的民害，以致益州部汉民出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的谚语，汉廷对此感到不满，遂以尹就“坐征抵罪”，改以益州刺史张乔统领尹就旧部，张乔双管齐下，一边“招诱叛羌”一边“破殄寇虏”，叛羌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被消灭，张乔得以在一个月内平定为祸益州部的叛羌。
在同年（117）九月，任尚透过银弹，促使效功种人号封刺杀叛羌首领零昌，刺杀成功后号封受封为羌王，十一月，任尚率领汉兵与护羌校尉马贤所部汉兵分两路进入北地郡攻打叛羌二号人物狼莫，但马贤兵至安定郡境的青石岸时，被狼莫所部击败，不过因为任尚所部已进入高平县，于是马贤与任尚会合进攻狼莫，狼莫统率叛羌大军退至北地郡的富平县后就地驻扎与汉兵对峙，汉、羌两支大军就这样“相持六十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甲子，双方在富平县河边大战，最终汉胜而羌败，虽然狼莫成功逃出战埸，但有5000名羌兵被斩首，汉兵解救了1000多名被叛羌掳掠的汉族男女，还得到“牛马驴羊骆驼十馀万头”，富平大胜后，正在西河郡的虔人种11000男女退出叛羌阵营，遣使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
元初五年（118），来自当时正在上郡的全无种的雕何等人，应募邓遵的悬赏，成功刺杀狼莫，雕何因功受封为羌侯，邓遵也受封为武阳侯，狼莫死后，叛羌残部不成气候被全部平定，“三辅、益州无复寇儆”，至此始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的羌大乱，汉廷在持续11年的征战后终于将这一次叛羌消灭。
元初六年（119）春季，勒姐种与陇西郡羌人号良勾结起兵劫掠，护羌校尉马贤率兵讨伐，在安故县将叛羌击败，“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永宁元年（120）三月，上郡沈氐种5000多人杀入张掖郡劫掠，至六月，马贤集结起汉兵万人讨伐，但第一战失利，“死者数百人”，次日再战，大破沈氐叛羌，“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馀人，马牛羊以万数，馀虏悉降”，当马贤所部尚在张掖郡时，一支由饥五等人统率的当煎种趁机进兵入塞劫掠金城郡，马贤闻讯后迅速南下追击，饥五率兵出塞而去，马贤亦出塞追击，“斩首数千级而还”，另一支由首领卢匆、忍良等人统率的当煎种1000多户屯居在塞内允街，虽无劫掠举动但与饥五有联系而首鼠两端；马贤率兵离开张掖郡南下金城郡援救后，烧当种和烧何种乘隙杀入张掖郡劫掠，“杀长吏”而去。
建光元年（121）春季，马贤担忧在允街的1000多户当煎种人会勾结塞外羌人发起叛乱，遂先下手为强，率兵至允街，诱杀卢匆，“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馀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人率当煎残部逃入塞外，马贤因战功受封为安亭侯，之后忍良与麻奴、苦犀兄弟勾结起来，在秋季集结起来自各种羌人的“步骑三千人寇湟中”，劫掠金城郡各县，马贤统率先零种羌兵前往征讨，但在牧苑一战失败，“死者四百馀人”，随后麻奴等人又在令居县大破来自武威、张掖两郡赴援的汉兵，麻奴在乘胜吸纳“先零、沈氐诸种四千馀户”后“缘山西走”，杀入武威郡劫掠。
马贤率汉兵追击麻奴，在鸾鸟成功招降叛羌数千男女，麻奴转而率众再入湟中，次年（122）春季，马贤所部进抵湟中，而麻奴所部“出塞渡河”，马贤于是继续追击，成功追上并将麻奴一众打败，叛羌纷纷四散逃亡，最后陆续向凉州刺史宗汉投降，麻奴残部3000多户坚持至冬季，不得已向汉阳太守耿种投降，马贤怀疑麻奴、犀苦会再次反叛，遂将麻奴兄弟圈居在令居县境，就近监察，同年七月，虔人种与上郡胡人联合反叛，围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率汉兵及乌桓骑兵一举平定叛乱。
延光三年（124）秋季，汉廷将陇西郡郡治由襄武县恢复旧治狄道县，同年麻奴死，其弟犀苦成为烧当种落领袖。
永建元年（126）春季，陇西郡的钟种羌人起兵反叛，护羌校尉马贤率汉兵7000多人往讨，在临洮县境大破叛羌，“斩首千馀级”，逼使叛羌男女全部投降，马贤因功进封为都乡侯。
永建四年（129），汉顺帝刘保听从尚书仆射虞诩的建议，在九月下诏将在永初五年（111）三月内迁郡治的上郡、安定、北地三郡郡治迁回旧治，并将当年内迁的汉族平民迁回旧县安居，又“缮城郭，置候驿”，恢复内迁前的政区建制，同年冬，马贤离职，改以韩皓为护羌校尉。
永建五年（130），苦犀向新任护羌校尉请求释放他回烧当种旧地，但被韩皓拒绝，之后韩皓派汉兵在湟中屯田，引起邻近各种羌人的担忧，期间韩皓被免职，改由张掖太守马续出任护羌校尉，羌人各种焦虑汉兵屯田“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马续为了缓和紧张氛围，决定撒回屯田，暂时平息了事态。
阳嘉元年（132），汉廷“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次年（133）四月，自永初三年（109）陇西南部都尉被叛羌俘虏以来汉廷再次恢复建设陇西南部都尉一职。
阳嘉三年（134）七月，钟种一名首领良封起兵叛乱，在陇西、汉阳两郡肆行劫寇，汉顺帝刘保以马贤为谒者，代表汉廷“镇抚诸种”，十月，护羌校尉马续击破叛羌良封，“斩首数百级”，十一月，武都郡塞上白马种与塞外羌人合谋反叛，攻破当地屯田汉官，“驱略人畜”，次年（135）春季，马贤征调陇西郡汉兵及羌胡兵攻良封，成功一战将良封击杀，“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馀头”，良封一家大小向马贤投降，随后马贤领兵进击另一名锺种首领且昌，迫使且昌派使向凉州刺史代表十多万羌人男女投降，马贤因平定钟种之乱在次年（136）再次出任护羌校尉，而马续则转任度辽将军。
永和二年（137）二月，广汉郡属国都尉击败白马叛羌，“斩首六百馀级”，随后马贤又击败白马叛羌，“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平定这一次以钟种及白马种为首的羌乱。
永和三年（138）冬季，塞外烧当羌首领那离率3000多骑兵.攻掠金城郡边塞，护羌校尉马贤领兵抵御，成功“斩首四百馀级，获马千四百匹”，击退那离军队，那离之后招徕羌胡兵以补充兵力，继续劫掠汉边“杀伤吏民”，次年（139）四月，马贤率领一万多义从羌胡骑兵出塞攻那离，成功斩杀那离，“获首虏千二百馀级，得马骡羊十万馀头”，平定那离羌乱，马贤因功转职为弘农太守，护羌校尉由胡畴出任，之后汉廷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因为并州部有南匈奴等胡人聚居及凉州部有各种羌族聚居，皇后梁妠之父大将军梁商因此提醒来机、刘秉两人到任需要以“防其大故，忍其小过”的态度安抚羌人胡人，然而两人到任后却执法严厉，不能“忍其小过”。
永和五年（140）四月，南匈奴句龙王吾斯及车纽率左部族众发起叛乱，五月，南匈奴单于挛鞮休利受叛乱连累而自杀身亡，同月，塞内且冻种及傅难种首先发难，一边出兵攻打金城郡，一边与湟中羌人胡人共同东出“大寇三辅，杀害长吏”，南匈奴与羌族几乎同时反叛，汉廷遂将来机、刘秉两人免职，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骑都尉耿叔为副将，统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汉兵十万屯驻于汉阳郡，同年九月，汉廷在扶风郡、汉阳郡及两郡交界的陇山交通要道建立坞堡300所以屯汉兵及保护汉族平民，同月，且冻种派兵南下劫掠武都郡，“烧陇关，掠苑马”，与此同时因南匈奴单于之死，车纽自立为单于，四处劫掠郡县汉民，汉廷因此将西河郡郡治由美稷县内迁离石县、上郡郡治由肤施县内迁左冯翊夏阳县、朔方郡郡治由临戎县内迁入五原郡五原县，至十一月，护匈奴中郎将张耽率领乌桓兵及汉兵，在马邑大破单于车纽，“斩首三千级”，单于车纽被逼投降。
永和六年（141）正月，马贤率5000～6000汉族骑兵攻打且冻种，双方大战于射姑山下，马贤兵败被杀，败讯传来后，汉顺帝封马贤之孙马光为舞阳亭侯，又派御史前往慰问征西军官兵“存恤死伤”。
射姑山之战后，汉洲境内陇山东西各种羌人几乎尽反，闰月，巩唐种3000骑兵先后劫掠陇西郡、烧掠西汉帝陵，又杀入关西劫掠，“杀伤长吏”，郃阳县令任𫖳率兵追击巩唐种流寇，兵败被杀，三月，武威太守赵冲带同鲜卑兵追击巩唐种，成功大破巩唐种，“斩首四百馀级，得马牛马驴万八千馀头，羌二千馀人降”，汉廷因之以赵冲兼领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兵应对羌难，又派中郎将庞浚招募汉族勇士1500人屯驻于美阳县为凉州部援兵，虽然赵冲的胜利阻遏叛羌的扩大，但仍未能平息羌难，同年五月，罕种1000多骑兵窜入北地郡劫掠，赵冲与北地太守贾福未能成功制止，九月，叛羌派8000～9000骑兵入武威郡劫掠，令“凉部震恐”，至十月癸丑日，汉廷决定将安定及北地两郡郡治内迁美阳县、池阳县，在十一月庚子日任命执金吾张乔兼行车骑将军，统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汉兵15000人坐镇三辅地区。
同年（141）春季，度辽将军马续统率5000鲜卑骑兵在谷城一带大破南匈奴叛军，之后护匈奴中郎将张耽率汉胡联兵击败吾斯麾下的乌丸兵，解救被南匈奴俘虏的汉族平民。
汉安元年（142），汉廷以赵冲为护羌校尉，赵冲上任后采用怀柔政策，招降叛羌，罕种5000多户派使赴令居县向赵冲投降，关西叛羌仅馀下烧何种3000多落盘踞在安定郡参䜌县北境，叛羌势衰，于是汉廷在十月甲戌日撒销张乔的军队部署。
汉安二年（143）四月，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一同率兵赴参䜌县攻烧当种，大胜“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闰月，赵冲再次领兵大破叛羌，“斩首四千馀级”，同月，赵冲又一次攻打叛羌，在陇西郡阿阳县大破叛羌，“斩首八百级”，叛羌兵败如山倒，于是共计三万多户的各种羌人各自派使向凉州刺史投降；同年六月丙寅，汉顺帝刘保在首都洛阳册立挛鞮兜楼储为南匈奴单于并派兵护送其回到在离石县的单于庭上任，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成功人刺杀南匈奴叛将吾斯。
建康元年（144）三月，塞内羌族诱导护羌从事马玄，令马玄率领塞内羌族出塞迁徙，领护羌校尉卫瑶率兵追击叛逃羌人，“斩首八百馀级，得牛马羊二十馀万头”，护羌校尉赵冲亦率兵追击，但至建威鹯阴河，正值渡河之际，部众内有600馀胡兵乘机叛逃，赵冲亲自领数百人追击叛胡，不料中途被叛羌伏击战死，出塞的汉朝军追击至此而回。同年四月，匈奴中郎将马寔大破南匈奴左部叛军，原在叛军阵营的乌丸人亦停止敌对汉王朝。
永嘉元年（145），赵冲之子赵恺受封为义阳亭侯，护羌校尉一职由汉阳太守张贡担任，梁并采用“以恩信招诱”之策，因此塞外离湳种、狐奴种等共计五万馀户的羌人种群在同年二月遣使向梁并投降，陇西高原的边患暂得止息，梁并因此而受封为鄠侯，自永和五年（140）五月开始的规模仅次于永初羌祸的永和羌祸至永嘉元年（145）二月完结。
建和二年（148）三月，白马羌人劫掠广汉属国地区，杀害当地汉族官吏，同年塞内羌人及湟中地区胡人亦与之共谋起兵叛乱，益州刺史以板楯蛮兵为主力，击破叛羌及叛胡，“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永寿元年（155），护羌校尉张贡逝世，第五访出任护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
延熹二年（159），护羌校尉第五访卒于任上，中郎将段颎出任护羌校尉，同年十二月，塞外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8种羌人共同出兵攻击金城及陇西两郡边塞，护羌校尉段颎率汉兵及湟中义从羌兵共一万二千骑兵出湟谷，初战破之，然后继续追击出塞，渡过黄河后在罗亭大战叛羌，段颎“大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馀人，虏皆奔走”，次年（160）闰月，叛羌残部在烧何种领䄂下再次聚集起兵入侵张掖郡，攻陷钜鹿坞，杀害张掖属国的汉族官民，之后又“招同种千馀落，并兵晨奔颎军”，段颎所部与之交战至中午，“刀折矢尽，虏亦引退”，段颎率兵追击撒退的叛羌，“且斗且行，昼夜相攻”，一直追击了40多日，“出塞二千馀里”，在积石山下斩杀烧何种领袖，斩首及俘虏共5000多人，另外有叛羌分别屯居在石城、白石，段颎分兵攻石城，“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然后领兵进攻白石，斩首及俘虏3000多人，烧何种90多名男女向段颎投降。
同年（160）十一月，塞外勒姐种与零吾种围攻金城郡允街县，“杀略吏民”，段颎领兵救援，“斩获数百人”，为允街破围。
延熹四年（161）六月，塞外零吾种与塞内先零种、沈氐种、牢姐种及乌吾种等羌人通谋反叛，攻入关西三辅地区劫掠“寇钞关中”，护羌校尉段颎率领湟中义从羌胡兵往讨，但因为凉州刺史郭闳为求分享段颎的军功而拖延义从羌胡兵的进程，致令“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事后郭闳将义从羌胡兵的叛逃归咎于段颎，导致段颎被解职下狱处分，不过因为“朝廷知颎为郭闳所诬”，最终释放，不久受任并州刺史，至于护羌校尉由胡闳出任负责剿灭羌祸，然而胡闳才能远逊于段颎，劫掠三辅地区的叛羌“覆没营坞，寇患转盛”，泰山太守皇甫规因此向皇帝上疏毛遂自荐，但未得应许，至同年十月，叛羌向东西并州部及凉州部郡县劫掠，羌祸扩大令“朝廷为忧”，于是汉廷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领导关西汉兵征伐叛羌，皇甫规一战大破叛羌，“斩首八百级”，关西叛羌10多万男女因之相继投降，次年（162）三月，沈氐种等叛羌继续劫掠张掖、酒泉两郡，皇甫规率汉兵西讨凉州部叛羌，但因军中爆汉发疫疾而暂缓，皇甫规进入凉州部后发现当地汉官多有不法行为，于是“条奏其罪，或免或诛”，凉州刺史郭闳亦因此丢官，据称叛羌因得闻皇甫规此举而“翕然反善”，十馀万叛羌男女以沈氐种领袖滇昌、饥恬等为首派使向皇甫规奉表投降，自延熹四年（161）六月至延熹五年（162）三月，持续九个月的羌祸到此止。
同年（162）七月，塞内乌吾种叛，劫掠金城、陇西、汉阳三郡地界，最终被三郡汉兵平定，至十一月，塞外羌人在滇那的率领下派5000～6000叛羌入侵武威、张掖、酒泉三郡，“烧民庐舍”，次年（163）春季，滇那的烧略掠夺行动不受阻遏，反而声势更盛，令“凉州几亡”，七月，陇西太守孙羌率汉兵大破滇那所部，“斩首溺死三千馀人”，同年冬季，护羌校尉胡闳因病重去职，汉廷于是再次以段颎出任护羌校尉并派人护送其赴令居县上任。
延熹七年（164）春季，3000多落（户）叛羌的领袖封僇、良多、滇那等355人亲自上门向护羌校尉段颎投降，但还有当煎种、勒姐种为首的西羌种群继续拥兵对抗，至十月，段颎率汉兵一万多人进攻烧当种，成功斩杀烧当种及勒姐种首领，斩首及俘虏4000多人。
延熹八年（165）二月，段颎攻勒姐种，胜而破之，“斩首四百馀级，降者二千馀人”，闰月，段颎带兵攻当煎种于湟中，不料兵败被围困三日，段颎在樊志张的建议下，乘夜突围而出，旋即反击当煎种军，将之杀败，斩首及俘虏数千人，之后段颎继续追击当煎种落直至秋季，“无日不战，虏遂饥困败散”，流浪的饥民男女散入武威郡劫掠，自延熹五年（162）七月至延熹八年（165）闰月，持续3年的西羌诸种叛乱被平定。
延熹九年（166）六月，鲜卑单于檀石槐与鸟丸人、南匈奴国勾结起来多次劫掠汉边，“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七月，鲜卑骑兵8000～9000杀入汉境，与先零种、沈氐种等东羌诸种结盟叛汉，叛羌派兵入武威、张掖两郡劫掠，“缘边大被其毒”，于是汉廷任命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负责平定战乱，张奂赴离石县上任后的十二月，南匈奴国及乌丸人共计20万男女遣使向张奂遣使投降，停止叛乱，鲜卑人看到盟友投降后就撒出塞内，但在檀石槐单于的领导下仍继续“寇抄滋甚”。
永康元年（167）正月，先零种等叛羌以“五六千骑寇关中”而去，一度围攻祋祤县城，云阳县被劫掠，四月，叛羌再入关西劫掠，攻破两个营汉兵，“杀千馀人”，十月，叛羌在岸尾、摩蟞等率领下再入闯关劫掠，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派司马尹端及董卓各自领兵进击叛羌，“大破之，斩其酋豪”，斩首及俘虏共一万馀人，东羌诸种叛乱自延熹九年（166）七月至永康元年（165）十月，持续1年又3个月后被平定。
同年（167）正月，正值东羌诸种蹂躏关西之际，西羌当煎种再次集结起4000多人来劫掠武威郡，护羌校尉段颎率兵往攻，在鸾鸟一地大破当煎种军，“杀其渠帅，斩首三千馀级，西羌于此弭定”，战功赫赫的段颎因此受封都乡侯，不过平定西羌诸种后，先后在延熹四年（161）及五年（162）投降皇甫规、延熹九年（166）投降张奂的东羌诸种三万馀落（约十五万男女）“既降又叛”，汉桓帝刘志因此向段颎询问讨伐叛羌的方略，段颎于是毛遂自荐，计划大致“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偶反本土”，得到朝廷的准许。
建宁元年（168）正月，护羌校尉段颎率一万五千汉兵，只带着15日粮食，从彭阳出发往高平方向前进，二月在逢义山一带与先零种等叛羌大战，战况一度不利，但经段颎激励：“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及亲自骑马带领汉兵突入战场后，汉兵反攻，“虏众大溃，斩首八千馀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朝廷收到逢义山大胜的消息后，在窦太后窦妙的援意下以汉灵帝刘宏的名义下诏：“先零东羌历载为患，颎前陈状，欲必埽灭。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曾未浃日，凶丑奔破，连尸积俘，掠获无筭。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功用显著，朕甚嘉之。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颎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又调动中藏府的皇室“金钱彩物”以“增助军费”，又任命段颎为破羌将军。
段颎所部休整月馀后，于同年夏季再次出发追击叛羌，经桥门行军至走马水，这时得到叛羌军队在奢延泽一带的军情，段颎立即“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馀里”，在清晨时分抵达叛羌所在并迅速将叛羌击破，叛羌兵败后撒退至落川一带集结，段颎继续追击，派骑司马田晏率5000兵力攻叛羌东边，又派假司马夏育率兵2000潜行绕道攻叛羌西边，叛羌派5000～6000人“攻围晏等，晏等与战，羌溃走”，叛羌在落川兵败后再次撒退脱离接触，而段颎再次追击叛羌，在令鲜水追上叛羌，但因为段颎部队“士卒饥渴，乃勒众推方夺其水”，于是叛羌再度撒退，段颎随即率部追击，紧咬叛羌，“且斗且引，及于灵武谷”，七月，段颎再次身先士卒杀入战场，最终于灵武谷之战大败叛羌，叛羌“弃兵而走”，段颎亦继续追杀三日三夜，一直至旧泾阳县境方停，叛羌残部4000落（约2万馀男女）散入汉阳郡山谷之间，眼见接近扫灭叛羌之际，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却突然向汉灵帝表示担心段颎一旦兵败会全功尽废，建议派人招降叛羌，汉灵帝接受张奂的建议并以“诏书下颎”，段颎随即上奏表示反对并指出“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的羌人叛乱罪恶及指出“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隐患与提出解决方案，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说服汉灵帝放弃招降政策，至次年（169）春季，汉灵帝派谒者冯禅赴汉阳郡招降叛羌，不过力主招降的张奂已被免职归家，于是段颎再次向汉灵帝表示现在正值春种农田之时，汉族“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
同年（169）夏季，叛羌驻扎在凡亭山一带，段颎率汉、胡联兵在距离凡亭山外40～50汉代里外屯驻，派田晏、夏育率兵5000入据凡亭山，旋即被叛羌大举围攻，同时大声张言：“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叛羌的攻势一度动摇汉朝军的士气，但在田晏、夏育的努力下，“殊死大战，遂破之”，叛羌再次溃败，东奔逃散至射虎谷再次集结起来，并就地驻守射虎谷，段颎为了“一举烕之，不欲复令散走”，于是派兵1000在西县境内修建了一道长40汉代里、宽20步的木栅墙以阻止叛羌西逃，又派田晏、夏育率兵7000乘夜潜上射虎谷之西山屯营结寨挖壕沟，另派司马张恺率兵3000上射虎谷之东山驻扎，不久后的七月，叛羌察觉汉朝军的动向，出兵攻打田晏、张恺等部队取水路线企图截断水源，段颎得讯后立即率领本部兵马攻打叛羌，加上西山、东山两支部队的夹攻下，“羌复败散”，汉、胡联兵在射虎谷“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另有4000叛羌男女投降冯禅而得到安置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叛羌势力在射虎谷一战败亡，至此，断断续续为祸汉洲地区近62年的叛羌被汉廷成功平定，主将段颎因功更封为新丰县侯，此后15年间再无羌祸。
中平元年（184）二月，关东爆发黄巾起义，同年十一月，湟中义从胡人、安定郡先零羌人及枹罕、河关两地汉族联合发动叛乱，并推举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叛军攻杀护羌校尉泠征，之后又有边章、韩遂为首的汉族叛军亦加入叛乱，叛乱漫延，金城太守陈懿被杀，金城、北地等郡遭受劫掠。
中平二年（185）三月，叛军打着诛杀乱政宦官的清君侧旗号，向东杀入三辅劫掠，兵势逼近西汉帝陵，于是朝廷派左车骑皇甫嵩出镇长安，又任命董卓为中郎将，负责讨伐叛军。
↑ 古越人部落除了与古中原人部落融合为汉族^{[注 7]}，另有一支古越人与西来之槃弧蛮人融合为畬族^[220]，可能是游离在汉族社会外的古越人与东迁之槃弧蛮人融合为畬族，亦可能是古越人先与中原人融合为汉族，再与东迁之槃弧蛮人融合转换为畬族，只有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槃弧蛮才能由湘西东迁至淅南闽北，可能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槃弧蛮的东迁最早不早于西汉与东汉之间内乱时代，即公元一世纪初。
另外，居于孙吴临海郡安阳县及罗江县的所谓“安家之民”可能亦是古中原人与古越人融合演变的一方居民，从安阳县（罗阳县）出身的王表与江东地区汉族相比并无特殊之处，可以与当地人沟通^[221]，所以“安家之民”可能是一个带有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地方风俗色彩——因此被士大夫贬为“夷”——的汉族支系，孙吴政权控制的汉族人口约二百三十馀万，县有三百一十三，平均一县七千馀人左右，考虑到各县人口不一，作为当时远离繁荣又非物产丰盛之地，安阳县及罗江县的人口应较低，合计人口约一万左右。“安家之民”当然也可能是古越人融合移民演变而来的一支新族群，但有汉姓王、语言可以与江东汉族通话及有俗语“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羹臛”等，纵使不是汉族群体亦是在血缘及文化上受到汉族移民——比如王表——影响的族群，虽然无人口数目的记载，但考虑到正史不载，“安家之民”的人口应相当稀少至可忽略不计。
↑ 所谓“山越”之人实与汉族人无异，只是一些自汉朝桓灵二帝统治以来为避徭役赋税及战乱的汉民，脱离了政府控制剥削，即所谓“幽邃民人”、“逋亡宿恶”^[222]，所以“山越”又称为“山民”^[223]^[224]^[225]、“山寇”^[226]^[227]、“山贼”^[228]^[227]，所谓“越”是因为当地昔为越国所治，一如昔为齐国所治则呼为“齐”^[229]，至于“寇”、“贼”，显然是指不受官府控制、破坏社会治安而言，因而受到统治者等精英阶层的篾视，“民”者因其本源自汉民，当地地势“山谷万重”，故以“山”名，所以遁入山谷之汉民才被官府称为山越，正因其本为汉民所以孙吴以武力轻易将数以万计的山民纳入为孙吴军队的同时亦不会因民族矛盾而发生叛变，因为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是脱离了政府控制的汉族人口重新被政府控制^[225]^[227]，从而令所谓山越波澜不惊就消失了。
↑ ^30.0 ^30.1 ^30.2 据汉文史籍，匈奴境内有秦人（汉族）聚居^[232]，狐鹿姑单于在征和五年（前88）派使者向羌人扬言“贰师将军众十馀万人降匈奴”^[233]，虽或有夸张之处，但透露了有数以万计的汉族人居于匈奴，根据2020年一项对蒙古国匈奴时代遗骨样本的研究，发现匈奴时代的蒙古国出现带有中原汉族血统成份的个体，以公元前50年为界分为匈奴早期及匈奴晚期，匈奴晚期47个样本中带有中原汉族血统成份的个体是分别来自后杭爱省的Emeel Tolgoi（EME）与Tamiryn Ulaan Khoshuu（TUH）、中央省的Atsyn Am（ATS）与Songino Khairkhan（SON）、布尔干省的Baruun Mukhdagiin Am（BAM）、色楞格省的Yuroo Ⅱ（YUR）、苏尔巴托省的Baruun Khovdiin Am（BRU）等七个遗址的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TUH002、YUR001、BRU001这8个个体因为带有0.2～75.8%中原汉族血统而被研究者合并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汉族组），其中EME002在8个个体中年代最早的或可追溯至匈奴早期，带有低至0.2%中原汉族血统，其次是带有约14%中原汉族血统的ATS001，直至蒙古帝国时代的今蒙古国地区人群仍多带有20%以上的中原汉族血统^[234]，证实了匈奴时代有大量携带原华夏血统的汉族人口流入今蒙古国地区，匈奴晚期汉族组不止带有原华夏血统，亦带有24～25%萨尔马提亚人血统及24～99%乌兰朱和-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明显是胡-汉混血儿的后裔，加之汉族并非当地主要民族，带有原华夏血统的匈奴晚期汉族组之人群大概率不存在汉族认同，可见迁入草原的汉族已被游牧族群融合同化。
东汉末年，游牧族群乘着汉国分裂内战而南扩，亦吸收汉族人口以壮大本国（部）的实力，例如辽西、上谷及右北平三郡的乌丸人就曾经“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41]，鲜卑人轲比能曾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及三年分别向曹魏遣还“魏人在鲜卑者五百馀家，还居代郡”、“遣魏人千馀家居上谷”^[121]，拓跋国至迟在元康五年（公元295年）三分统治时，其中猗㐌、猗卢两位统治者就开始大力招徕汉族人，入拓跋国之汉族自然不免被鲜卑风俗同化^[235]^[236]，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拓跋国爆发内战时就有汉族人近三万因之南逃改附刘琨^[237]，见诸记载的流亡汉民多者数十万，少者数千，后来有的回归汉族政权，但回归者显然不可能是流亡汉民的全部，必然有部分流亡汉民在当时乌丸人、鲜卑人的聚居地落地生根被游牧民族所同化，如慕容国在太康七年派兵阻击晋军的将领孙丁，汉姓汉名，可能即鲜卑化汉族人，弈洛瓌在建都大棘城（中国北票市章吉营乡一带）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是慕容国吸收汉族流人以发展壮大的反映^[238]，在六王内战时由鲜卑人日陆眷所建立的段国盘踞辽西，亦是由汉族及鲜卑、乌丸各族合计三万家组成。
↑ 以公元前1世纪的乌孙帝国为例，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平均一户5.25人而总兵力占总人口约30%，同期康居帝国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平均一户5人而总兵力占总人口约20%，两国合计则户均5.1人而总兵力占总人口约25%，所以游牧族群1户约5人，兵民比约1：5^[242]，一户等同一落，而所谓“胜兵”是指全国人口中能拿起武器去作战的人^[243]
乞伏国吞并鹿结后，人口约75000落，一落5人，75000落约375000人。
秃发国部众有20部，一部5000人即约100000人，树机能被称为“羌虏”，100000人中当有部分是羌族，马隆在武威郡讨伐树机能时，“虏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率万馀落归降，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又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万馀落约50000多人，再加上“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秃发国至少失去60000人，所以树机能仅馀下不到40000男女，败亡是必然，考虏到有“善戎没骨能”，凉州部各郡的羌胡诸族不是全部加入树机能一方，假设不加入树机能一方的羌胡诸族人口相同，则凉州部八郡原有羌胡诸族人口约200000人，而八郡汉族人口只有三万七百户（约19万9550人），与凉州部羌、鲜卑等非汉族群的总人口数约略相当。基于树机能曾经“攻陷凉州”，声势之大令晋武帝司马炎“为之旰食”，羌胡诸族应大多数加入强势的树机能一方，所以不加入树机能的羌胡诸族人数存在估计过高的可能。
吉轲罗、侯金多及热冏等领导的200000男女，当中有部分是氐族，所以这200000人向司马骏投降后，司马骏被“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244]，这200000人口特别是来自安定及北地两郡之胡人或氐人显然已在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徙戎论》“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计算之内，其人数之巨不能排除是乘凉州地区战乱而吸纳了大量汉族人口所致，如同昔日乌丸蹋顿或鲜卑轲比能、日陆眷等统治者以招徕汉族人口来壮大部众实力的做法^{[注 30]}，至于汉族，雍州部、秦州部及凉州部等三州部合计有汉户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约104万8580人。
↑ 按《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据《孟子注疏》解释孟子之所以说是舜是东夷人，是“以其地在东方，故曰东夷之人”，同样也是因为周文王“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终始之地与文王所居终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远，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后有千二百歳之久，其皆得志行政于中国以致治如合其符节有周而无异，一为先圣于前一为后圣在后，其所揆度则一而无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即只是因为舜地处中原东部、周文王地处中原西部，才称其为东夷人（东方人）、西夷人（西方人）。故此“夷”并非少数民族的代名词，从传说来看，舜、周文王皆是黄帝后裔，当然不可能将舜及周文王指为非汉或非华夏人群，孟子之“东夷”、“西夷”，仅是指诸冯、负夏、鸣条以及岐周、毕郢这分别位于东方和西方的地区，将此处“东夷”、“西夷”视同非华夏人群或非汉族的代称只是后人的误解，所谓禹生于西戎或西羌亦是类似的误解，传闻中的“禹生石纽”是“禹生于石”的讹误，而“禹生于石”其实是“启生于石”的误传，从传说中禹的身世与事迹来看，禹是绝不可能生于西羌或兴于西羌^[247]，只有治水时“浮于积石”、“道河积石”涉及后世西羌人之地，除此以外，禹的事迹与西羌无涉，显然不能得出禹是羌人的结论，何况在一个重视血缘的氏族部落社会，没有血缘关系是绝不可能踏入统治阶层顶端。
上述这些误解也成为刻意的误读，因为这些误解正好成为异民族征服汉族地区后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借口，何况，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又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闲也”，舜与周文王取天下的主因是以德服人，而后世女真、蒙古、满人之征服汉洲的过程本质只是杀戮战争，不是透过道德高尚来感化汉洲，怎能用舜与周文王的例子来为暴力征战背书？先秦夏与蛮夷戎狄仅是周与非周之别，先秦“华夏”及“中国”只是周王室及其姻亲集团的代称，只有遵周礼，特别是属于周天子“母弟甥舅”之诸侯邦国才能归类为华夏、中国，而不遵守周礼、不尊重周天子或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诸侯邦国则被视为“蛮夷戎狄”，所以汉族部落或政治集团并非民族族群之别，何况将先秦蛮夷戎狄与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满人等同也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即使是汉族内部的冲突歧视也不能构成或合理化其他民族对汉族施加暴力歧视的理由。
最早刻意误读来寻求统治合法性借口的是挛鞮渊，甚至误读为“文王生于东夷”，当然挛鞮渊也自知匈奴人起兵建国以少欺多是无德可言，才会焦虑“晋人未必同我”，遂以“冒姓刘氏”及建国号“汉”的认知战手段来分化及降低汉族人的反抗意识，达成“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于中原的实质，在汉洲中原鸠占鹊巢建立匈奴帝国的直接征服统治^[248]。
另外，原先带有汉族及其聚居地含义的“中国”、“中华”等自称^{[注 5]}，因入主中原的外族政权曾冒称“中华”，如南燕国皇室慕容镇以“中华”自居，反指东晋政权为非中华的“文身”之国^[249]，令“中华”一词开始横生歧义。
↑ 有一种观点认为，汉代“汉”虽有指代华夏人群含义，但在汉王朝灭亡后，这种带族群意义的“汉”自称就消失，仅被外族用来称呼汉族，晋王朝重新统一后，以朝号“晋”为汉族自称之一，直至北魏在公元5世纪初征服冀州地区，为了对抗可能北伐的东晋政权，于是以非魏非晋的前朝“汉”称呼河北平原的汉族人，以便分化汉族人的“晋人”族群认同，割断与东晋政权的联系，同时该观点又认为来自北魏统治者的他称“汉”含有贬义而未受到被称族群的接受，至唐代初年因李唐皇室尊崇汉朝，始以“汉”为汉族之自称，此一族称之后不因朝代变更而消亡。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汉”作为涵盖全体华夏人群的族称最初始于汉代，虽然汉王朝消亡后以“汉”自我族称的意义亦随之消失，但外族仍以“汉”为汉族之他称，最后汉族接受以“汉”为不因朝代更替而变化的稳定族称，族称“汉”显然不是源自外族的他称，只是汉族受到来自外族文化的巨大影响，最终接受曾在汉代是族称的“汉”成为稳定的族称，是汉代族群含义的“汉”出口后最终转内销的经过，其次所谓鲜卑统治他称“汉”含有贬义一说实牵强附会，因为南北朝时代史料中所有针对汉族的歧视辱骂如“头钱价汉”、“空头汉”、“狗汉”、“汉儿”等^[250]；南朝汉族士人周朗虽然在元嘉三十年（453）将受到五胡政权多年统治而被渐染胡化的河北平原汉族贬称为“杂汉”，但亦承认这些胡化汉族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刘宋政权一直希望透过同族感情来招揽其投靠南朝^[251]，这些都是在“汉”字前后缀以贬义形容词来贬称，所以单单一个族称“汉”是没有贬义，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吐京、吐军分别为“胡、汉译言”^[252]，北魏在今宁夏区永宁县望洪乡境设立的弘静镇“俗谓之汉城”^[253]，可证当时作为族群他称的“汉”本无贬义，蔑视汉族时需要在“汉”前后加入贬义的形容词来限定，如果“汉”一字有贬义就不会被刘邦认可为朝号，正因如此，“汉”才被汉族接受为稳定不变的族称。
有说法认为秦胡连称为一族群，如此可与移居辰韩之秦代原华夏人被称为“秦韩”对应^[121]，则秦胡是指半汉半胡之混血儿，然而记载中以秦胡来形容董卓、韩逐、袁谭的部队，可见其人口亦有一定数量，但汉文史料中有关“秦胡”的记载又相当有限，非如匈奴、鲜卑等声名显赫的族群有详细活动记录，所以将史料中的“秦胡”理解为“秦、胡”且“秦”指汉族较为合理，消除了足以组成大军的人口和记载稀缺之间的矛盾，方诗铭认为“秦”指汉族人，李烨认为是指移居西域北亚之原华夏人^[254]，因为匈奴人曾指西汉原华夏人为秦人^[232]，所以方诗铭的说法较为可信，即“秦”是指原华夏人（包括其后的汉族）而非仅仅移居入西域北亚的原华夏人，秦、胡分别是指汉族人（秦）、非汉族人（胡），比如“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分别是是指张掖属国的汉族人（秦）、非汉族人（胡）及卢水胡人，基于汉洲内地亦以“民”指汉族，不能排除张掖属国的“卢水士民”是指当地汉族士民的可能性，刘平国摩崖刻石指出孟伯山等六人是秦人亦即汉族^[255]，很可能因身处多民族聚居的西域地区而强调汉族（秦人）身份，其中万□羌与程阿羌两人虽然名有“羌”字，但不能因此判定其为羌人，如胡姓不是出自胡人、蒙姓不是出蒙古人，万、程为汉姓又明其为秦人（汉族），此两人汉族无疑^[256]^[257]，“羌”名可能是受到羌文化影响所致，而刘平国本人汉姓汉名，明显是汉族人任职龟兹左将军。
↑ 林邑王区逵，或称区连，姓名似是汉姓汉名，加之其父出任象林县功曹，有可能是汉族人，至少也是混有汉族血统的当地诸夷人，但很明显已经夷化，后来建立林邑新王朝的范文，出身大概率是汉族人，少年久居汉族人口极之稀少的林邑王国，无可避免被先住民同化^[272]。
↑ ^35.0 ^35.1 ^35.2 ^35.3 ^35.4 因为“秦”曾是古代中国与汉族的自称及他称，其族居地也被称为“秦”^[350]，成书于太康元年（280）十月的《密迹金刚力士》^[351]内称“吴蜀秦地”，强调吴与蜀属秦地，明显是因为晋平吴统一汉洲^[352]，在平定吴、蜀二国之前仅曹魏亦即北方中原地区是“秦”，平定吴、蜀二国实现统一之后可以“秦”指汉洲，《三洞珠囊大都攻职》云“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秦”与“楚、越”并立，此处之“秦”只能是指北方中原地区，而《太上三天正法经》云“伧、秦、氐、夷、蛮、差之类”，后者“伧、秦”之伧是经长期分裂割据后南方汉族对北方汉族的贬称（地域歧视）^[353]，所以此处“伧、秦”分别是指北方中原（伧）及南朝统治的南部地区（秦）^[354]^[355]，《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亦说“或胡或伧，或吴或楚”，证明“伧”指中原，而“秦”可指南部荆扬二州地区，至于《三洞珠囊领决职》所说的“秦、夷、胡、戎、狄、氐、羌”之“秦”是指与夷、胡、戎、狄、氐、羌等外族并立的汉族，所以“秦”除了指故嬴秦诸侯国外，亦可指汉族及汉洲，还可单指中原地区或吴楚、楚越之荆扬二州地区；《老子化胡经》有“东秦”、“中秦”之称，《姚伯多造像记》亦称“化治西域。流波东秦”，皆与诸胡人所在的西方地区相对而立^[356]，又有“东夏”、“中夏”之称，“东”指东方，“中”指中国，“秦”即“夏”，可证“东秦”、“中秦”是指位于东方的赤县神州（汉洲）^[357]^[358]。
“中国”及“华夏”除了是古代汉族的长期自我族称外，亦是地理区域的称谓，也可合称为“中华”或“中夏”，主用以指代中原地区，如永兴二年（305）刘弘向晋皇帝表示担忧东海王司马越与豫州刺史刘乔开战会导致中原战乱不息，可能出现“四夷乘虚为变”的人祸^[359]^[301]^[360]；柔然汗国向南朝表达支持南朝收复中原，以拉拢齐高帝萧道成共同对付北魏^[361]^[49]
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及“华夏”也可以是指族居地赤县神州^[20]^[362]，其面积由汉代过百郡国组成^[44]，比如上邽县、云中郡、高平县、幽州、曼柏县（度辽营所在）、敦煌郡等地皆属诸华（华夏）地域一部份^[363]
华夏地区又有“方夏”^[364]^[365]之称，例如交阯刺史部及益州刺史部皆属华夏地域，地理上与赤县神州重叠，两者可以互换。
综上，以地理空间为主要含义的“秦”、“中国”、“华夏”等称呼皆有广、狭二义，狭义上是指中原，广义上是指赤县神州（九州），赤县神州是指汉民族传统聚居地（传统领域），可称为“汉洲”，如同蒙古草原之于蒙古人、应许之地之于犹太民族、朝鲜半岛之于朝鲜民族，但亦不是只有蒙古草原、应许之地、朝鲜半岛才有蒙古人、犹太人、朝鲜人分布聚居，在此以外如日本、美国等地亦有蒙古人、犹太人、朝鲜人分布聚居，只是相对而言，“传统聚居地（传统领域）”带有原居地、初居地的含义。
核心是指汉洲（赤县神州）内汉族人口占比高于50%或地理上不与汉洲边界接壤（即不与其他民族传统地区接壤）的地方，而边缘是指与其他民族传统地区接壤或汉族人口占比少于50%的地方，原居地是指在公元前一世纪己有汉族人口聚居的地方。最初的汉洲范围其实就是西汉初年的版图，其后汉朝扩张，东南并南越国为九郡又吞闽越国入会稽郡、东北灭卫氏朝鲜为四郡、西北破匈奴置朔方部及河西四郡、降服西南诸夷为七郡，也是原华夏人扩散主导部分南方土著部落融合为一族进程的一部分^{[注 4]}，这些地区都是赤县神州（汉洲）的边缘地区，其中朝鲜郡县、福建、朔方部及河西走廊成为汉洲的一部分，而岭南及云贵高原则有所反复，前者自秦代以后除了蒙元与满清帝国统治外都是汉族王朝的一部分，官修典籍都承认其为九州州域^[17]^[18]，后者在唐宋时代为南诏大理国家，至洪武时期才再归属汉洲，汉洲范围与明朝两京十三省及清帝国排除了辽东的十八省大体一致，为便于区分，不含边缘区的汉洲可称为“小汉洲”，囊括边缘区的汉洲可称为“大汉洲”，汉洲边缘地区依民族势力盛衰不同而有所变化，比如辽东西与前后套在蒙古帝国征服后就出现蒙古化、红河三角洲被京族先民独立建国、鸭绿江与大同江流域在其他民族势力的攻击下被放弃、西套平原回族化，以至于今，这些地区可以称为“外边缘”，亦有一些稳定属于汉洲的边缘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河西走廊等等，这些地区可以称为“内边缘”，大体而言，辽东西、河套、河西走廊、河湟、云贵高原、湘西、岭南等地属于汉洲边缘，古今皆属汉洲的边缘地区是内边缘，有的如闽粤后来甚至成为核心地区一部分，古属汉洲而今不属汉洲的边缘地区则是外边缘
汉洲、汉国境内人口绝大多数是汉族但并非100%都是汉族，如同西藏人口并非100%都是藏族或朝鲜半岛人口并非100%都是朝鲜族，所以以“汉区”称呼汉族聚居地，汉区可以分布在汉洲（传统领域）内也可以在汉洲外。
以“国内只存在一个民族或超过50%人口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定义，如果族群聚居分布出现变化而在传统领域外出现聚居，比如盎格鲁人、蒙古人等亦在英格兰、蒙古草原以外地区出现聚居，所以汉族亦可能在汉洲以外的地区聚居，有可能在汉洲以外地区出现汉族人口占比超过50%的国家，因此有必要将汉国定义分为“一般”及“一般以外”，一般以外即是汉洲以外地区的汉族国家，而汉国治世这一概念，汉国是一般意义上的定义。
↑ ^36.0 ^36.1 根据《日本书纪》所载的和人神话，男神伊弉诺尊及女神伊弉冉尊生下大日孁贵（即天照大神）、月弓尊（即月神）、素戋呜尊等神，素戋呜尊后来被驱逐，来到苇原中国的“出云国簸之川”，为当地神明脚摩乳、手摩乳夫妻解决了八岐大蛇的威胁，素戋呜尊于于是娶脚摩乳与手摩乳之女奇稻田姬，在出云的清地统治苇原中国，素戋呜尊与奇稻田姬生下大己贵神（又有大物主神、苇原丑男、大国玉神、显国玉神等众多不同的称呼，一说大己贵神是素戋呜尊的六世孙）
在大己贵神统治出云时，天照之孙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的外公高皇产灵尊为了令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成为苇原中国的统治者，先后派天穗日命、大背饭三熊之大人、天稚彦讨伐大己贵神，但全部失败，最后派遣经津主神及武瓮槌神向大己贵神谈判，成功迫使大己贵神与其子事代主神让出苇原中国的统治权，经津主神及武瓮槌神平定苇原中国各地势力，“有逆命者、即加斩戮。归顺者仍加褒美”，之后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在日向的高千穗峯降临。
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在“吾田长屋笠狭之碕”娶了大山祇神之女鹿苇津姬，鹿苇津姬生下火阑降命、彦火火出见尊、火明命等三子，不过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怀疑并非自己的亲生子，质疑：“虽复天神，何能一夜之间令人有娠乎？汝所怀者必非我子欤！”其中火阑降命传说是隼人族群的始祖，后来火阑降命被彦火火出见尊从海神处得到的神器诅咒，变得诸事不顺、贫困饥馑，被迫成为彦火火出见尊的奴仆，其“苗裔诸隼人等，至今不离天皇宫墙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矣”。
虽然神话中天照大神之孙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得到苇原中国的统治权，但当时各地仍由不同的强大独立土著势力控制，至彦火火出见尊之孙神日本磐余彦尊（即神武天皇）在位时，“辽邈之地犹未霑于王泽，遂使邑有君、村有长，各自分疆用相凌跞”，如速吸之门的珍彦、菟狭川的菟狭津彦及菟狭津媛、中洲（大和国）的栉玉饶速日命、菟田的兄猾及弟猾、磐余邑的兄矶及弟矶、国见丘的八十枭帅、层富县波哆丘岬的新城戸、和珥坂的居势祝、脐见长柄丘岬的猪祝，以及熊野荒坂津、高尾张邑等地都有各自的统治者，不是在神武东征期间归附日本国就是被消灭。
前期治世时倭人诸国有百馀国，经互相吞并，后期治世时倭人诸国仅有三十馀国。
奴国，存在于公元1世纪，福岗市、春日市、那珂川市一带的福冈平原是奴国的核心领土^[369]，春日市冈本町一带以须玖遗迹为中心的须玖遗迹群一般被认为是奴国的王都所在。^[370]
↑ ^37.0 ^37.1 如同“武陵蛮”的称呼，“武陵”只是地名而非族名，汉文典籍有部分称呼显然是以“地名+夷”的形式，比如姑复夷、朱提夷之类，当时的汉族精英阶层很明显并不能清楚掌握西南族群的分类，因为不能明确是国名族名，故不列。

参考来源

↑ Fen Wang、Rui Wang、Hao Ma、Wen Zeng、Yongsheng Zhao、Hao Wu、Zhongming Tang、Haifeng He、Hui Fang、Chuan-Chao Wang《Neolithization of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involved the demic diffusion from the Central Plain》
……“We produced genome-wide DNA data for 21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Jiaojia sit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Fig. 1.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Shandong_Jiaojia_MN people and published East Eurasians.
……“The f4 statistics show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formed a sister clade with Shandong_Xiaogao_EN compared to most reference populations except for middle YR-related lineages that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Jiaojia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YR_MN/YR_LN/YR_LBIA; Shandong_Jiaojia_MN, Shandong_Xiaogao_EN)<0, Z-score< −2.899.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values in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of f4(Yoruba, Shandong_EN; Shandong_Jiaojia_MN, YR_MN) also suggested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Shandong_EN compared with YR_MN. Therefore, we assumed Shandong_Xiaogao_EN as the first source and YR_MN as the second source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Using the qpWave/qpAdm framework, we could model the Jiaojia as a simple two-way mixture between Shandong_EN represented by Shandong_Xiaogao_EN (42.4% ± 11%) and YR_MN (57.6% ± 11%); this 2-way model fitted better than 1-way Shandong_EN (nested P-value <0.01).”……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 first batch of genome-wide data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farmers, our findings from an autosomal perspective suggested that the population shift in Shandong happened as early as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This demographic process was marked by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 into Shandong, replacing almost half of the Shandong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in the gene pool of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people. This admixture pattern was similar to those previously observed in the demic diffusion-based spread of millet farming into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regions under the strong cultural expansion of the Miaodigou phase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it is unsurprising to some degree to find the middle YR-related ancestry in Shandong_Jiaojia_MN.”……
“We next explore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and present-day Shandong people, represented by Han Chinese, who accounted for ∼99% of the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the Han Chinese and Koreans. F4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Han_Shandong shared more genetic drift with middle YR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Han_Shandong; YR_LBIA, Shandong_EN)<0 (Z-score = –4.506).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 in f4 (Yoruba,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Han_Shandong, YR_LBIA) ∼0 (Z-score = 1.584 and 1.075)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equal amounts of genetic drift with Han_Shandong and YR_LBIA. Moreover, Han_Shandong was successfully modelled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middle YR populations (published YR_LBIA) even when Shandong_EN and Shandong_Jiaojia_MN were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suggesting that 1-way YR_LBIA-related ancestry adequately explain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Han_Shandong.”…………
TableS2B.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 ^2.0 ^2.1 Panxin Du、Kongyang Zhu、Minghui Wang、Zhaofeng Sun、Jingze Tan、Bo Sun、Bo Sun、Peixiao Wang、Guanglin He、Jianxue Xiong、Zixiao Huang、Hailiang Meng、Chang Sun、Shouhua Xie、Bangyan Wang、Dong Ge、Yongqiang Ma、Pengfei Sheng、Xiaoying Ren、Yichen Tao、Yiran Xu、Xiaoli Qin、Edward Allen、Baoshuai Zhang、Xin Chang、Ke Wang、Haoquan Bao、Yao Yu、Lingxiang Wang、Xiaolin Ma、Zhenyuan Du、Jianxin Guo、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Dapeng Li、Yiling Pan、Bicheng Li、Yunfei Zhang、Xiaoqu Zheng、Sheng Han、Li Jin、Gang Chen、Hui Li、Chuan-Chao Wang、Shaoqing Wen 《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Dawenkou period,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ancestry from Neolithic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central China and some southern Chinese ancestry that mixed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in Shandong. The genetic heritage of the Shandong Longshan people was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Dawenkou culture. During the Shang to Zhou Dynasties, there was evidence of genetic admixture of local Longshan populations with 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fter the Qin to Han Dynasties,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the region began to resemble that of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Looking at northern China as a who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iddle Y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expanded into regions such as the upper YR, Shaanxi, Inner Mongolia, and the West Liao River (WLR) during the Middle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is genetic pattern align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region.”……“To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genetic dynamics of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rom 69 ancient human individuals retrieved from 18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across the Shandong and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s. Our dataset densely covers a time span ranging from th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 to historical time, including Dawenkou (n = 29), Longshan (n = 13), Shang to Zhou (n = 11), Han to Sui (n = 12), and Song to Ming (n = 4). Additionally, we produced new genome-wide data from 310 modern-day individuals from sixteen cities across Shandong. ”……
……“We used genetic data here to infer if there were YR farmers and Southeast Asian-related influences on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We initiated our analysis with outgroup-f3 in the format of f3(YR farme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Mbuti)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and SD_HG compared with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share more ancestry with YR farmers than SD_HG.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genetic compositions between YR farmers and SD_HG, we then utilized quantitative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Shandong populations, YR_MN) to compare the genomic profile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YR_MN using a reference set that included 35 representative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Ou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could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First, populations from Ercun and Xixiahou sites show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ith Z scores of f4 ranging from −1.77 to 0.76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forming a group we refer to as “Dawenkou_YR.” Second, populations from Fujia, Wucun, and Dawenkou sites showed an extra genetic affinity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SD_HG, including Bianbian, Bosh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forming the “Dawenkou_HG”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Bo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4.64 to −2.98 and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5.02 to −2.27. Third, populations from Wutai and Sanlihe sites showe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EA-related populations, formin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Ami; Wutai_LDWK/Sanlihe_LDWK, YR_MN) = −4.94 and −4.25,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the earliest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Liulin_MDWK (∼5,400 years BP), showed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both SD_HG and SEA-related populations, with the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Xitoucun; Liulin_M, YR_MN) = −3.69 and −4.68, respectively. ”…………“We then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se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Figure 4). Starting from Ercun_MLDWK and Xixiahou_LDWK, who shar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e found that both individuals exhibited 100% of ancestry derived from YR_MN, representing YR_MN-related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Data S3A).”……“we focused on Xixiahou_LDWK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R_MN-related ancestry for modeling other Dawenkou populations. This initial genetic profile closely resembled published Yangshao individuals (YR_MN) from the middle YR basin, indicating a demographic expansion of middle YR agriculturalists eastward into Shandong during the Middle-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e Dawenkou_HG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YR ancestry mentioned earlier, they also retained local HG-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oshan)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This mirrored the admixture dynamics of these two ancestries between the YR and local H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exhibited more YR ancestry but also showed an additional SEA ancestry, indicating a genetic influx from southern China to Shandong. Furthermore, the Liulin population was found to have 87.1% YR ancestry and 12.9% SEA ancestry, suggesting the SEA influence could be at least dating back to 3,500–3,000 BCE. The location of Liulin in the south likely allowed for gene flow from SEA populations (Data S3B).”……
Figure 4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Around 4,600 years BP, the Shandong region saw a shift from the Dawenkou culture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This transition represented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awenko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unclear if 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population change. Through f4 analysis, we observed two distinct patterns in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which displayed similarities to Sanlihe_LDWK from the Dawenkou era, both indicated a genetic conne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i.e., f4(Mbuti, Ami; Sanlihe_LS/Chengzi_LS, YR_MN) < 0 (Z < −3). Conversely, Wutai_LS resembled Fujia_LDWK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all showing a stronger genetic link to SD_HG, i.e., f4(Mbuti, SD_HG; Wutai_LS, YR_MN) < 0 (Z < −3). Using qpAdm, we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derive 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Sanlihe_LDWK, while Wutai_LS has 85.2% ancestry from Fujia_LDWK (Figure 4; Data S3C). Therefore, the Longshan populations inherited the genetic legacy (85.2%–100%) of Dawenkou, suggesting a demic succession from Dawenkou to Shandong Longshan. These findings also align with archaeological data.”
“In historical time, we could observe from the f4 result that the genetic legacy of SD_HG was purged from our populations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MN in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SD_HG; Historical Shandong, YR_MN),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0.81 to 1.36. Meanwhile, they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LBIA in the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Historical Shandong, YR_LBIA),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2.45 to 1.92. Besides, we found that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ha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YR_LBIA compared with prehistoric Shandong through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YR_LBIA; Historical Shandong, prehistoric Shandong).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region o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Furthermore, the qpAdm model revealed the fine genetic structure within the Shandong_3k group. Based on the admixture fractions of Central Plain (YR_LBIA), the Shandong_3k populatio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1) Dongkangliu_3k and Liangchun_3k with 100% YR_LBIA ancestry; (2) Wucun_3k and Chengzi_3k with a mix of YR_LBIA and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and (3) Xisanjia_3k with 100%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closely with historical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s. We were able to model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by introducing 100% ancestry from either Shandong_2k or Shandong_1k populations using qpAdm (Figure 4). This suggests a continuity of genetic heritage in Shandong populations over time.”
……“Our study utilized the qpAdm model to identify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during the Dawenkou period in Shandong, consisting of Dawenkou_YR, Dawenkou_HG, and Dawenkou_SEA. Compared with published local HG individuals (dating to 7,545–5,721 BCE), our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genetic shift in Shandong’s ancestry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all individuals exhibiting YR-related ancestry (ranging from 58.6% to 100%), indicating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middle YR farmers prior to 2,700–2,600 BCE.”……“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a substantial genetic flow from the middle YR to surrounding regions within a 600 km radius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era. Using qpAdm modeling,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cultural groups receiv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the YR. For example, individuals from the Qijia culture in the upper YR reg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had received an estim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80.4%, while those from the Miaozigou culture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had a contribution of 80%. Similarly, individuals from the Shimao cul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had an ancestry of 79%, and Hongshan culture and Hamin culture individuals from Western Liao River had an ancestry of 60.3% and 24.9%,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analysis of ancient mtDNA revealed a close ma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tai (from Central Plain Yangshao culture, ∼3,500–3,000 BCE) and Shandong populations. Genetic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rmers growing foxtail millet in the middle YR basin influenced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d genetic similarity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se findings coincide with the Central Plains-centric model of the double flower pattern hypothesis.”
“Since around 1,500 BCE, there has been a noticeable shift in ancestry toward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gene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individuals and moder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makeup of Shandong_3k-1k closely resembles ancient Central Plain populations from the Shang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YR_LBIA) and modern Shandong and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o closely resemble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both groups now being genet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articularly the Han Dynasty, ancient China exhibited strong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d genetic exchange within Shandong and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Han Dynasty, Shandong’s population suffered significant losses due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conflicts, and warfare during the Wei (220–266 CE), Jin (266–420 CE),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CE). Nomadic groups from the eastern steppes later gained power in the region, such as the Xiongnu nobles founding the Former Zhao (304–329 CE), Murong Xianbei establishing the Former Yan (337–370 CE), and Yuwen Xianbei creating the Northern Zhou (557–581 CE). The impact of these non-Han rulers on the population of Shandong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So, we also examined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North Asian steppe nomads, such as the Xiongnu and Xianbei, to the gene pool of Shandong. However,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Jin Dynasty individuals did not display more affinity with NEA-related ancestry than Han Dynasty individuals, indicating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may have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nomads in Shandong.”
Data S3. qpAdm modeling result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related to Figure 4
(A)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B)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C)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 ^3.0 ^3.1 Hui Fang、Fawei Liang、Hao Ma、Rui Wang、Haifeng He、Limin Qiu、Le Tao、Kongyang Zhu、Weihua Wu、Long Ma、Huazhen Zhang、Shuqing Chen、Chao Zhu、Haodong Chen、Yu Xu、Yongsheng Zhao、Haiwang Liu、Chuan-Chao Wang《Dynamic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inferred from Late Neolithic to Iron Age ancient human genome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handong and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We provide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However, the rice-farmer-related gene flow in the Longshan period did not arrive in group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or previously published groups in Shandong. The Bronze Age Erlitou culture genomes validate the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relativ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Shandong.”
……“have shown a predominant role for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M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the Wanggou and Xiaowu sites) in local Longshan-culture-related (represented by YR_L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Haojiatai, Pingliangtai, and Wadian sites) and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represented by YR_LBIA,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Luoheguxiang, Jiaozuoniecun, and Haojiatai sites) people. YR_LN and YR_LBIA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cent ancient DNA studies supported that the Neolithization of Shandong was related to the demic diffu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as all published Dawenkou people carried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show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ould be genetical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1)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2)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nd (3)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 East Asia-related ancestry. Du et al. suggested that Shandong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coastal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Wutai_L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possessed the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historical era, people in Shandong were dominant by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Focused on newly generated Early Bronze Age genomes, we observed that one Yueshi-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six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projected onto YR_LN-related genetic cluster.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genomes, including the published ancient genomes dating to the Shang, Western Zhou,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YR_LBIA in this study)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one Han-dynasty-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and one 2.5 kya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lso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YR_LN.”
……“we quantitively explored the shared genetic shift between the Dawenkou and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region of the Dinggong sites, one of the cent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Haidai region.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ared a high genetic drift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Compared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as shown by f4 (Yoruba, Taiwan_Hanbe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 (Z score = −3.529 and −5.155). qpAdm modeling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80% Fujia_LDWK/Wucun_LDWK and ∼20% Southern East Asian (represented by Amis) (Table S7 and Figure 2).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also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among Shandong_HG- (represented by Boshan, 30.5%), Central Plain- (represented by YR_MN, 51.2%),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Amis, 18.3%) (Table S7).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Fujia_LDWK/Wutai_LDWK)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including two individual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Fujia_LDWK/Wutai_LDWK. This result was supported by qpAdm analysis (Table S7). Another individual,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with no need for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Fujia_LDWK/Wucun_LDWK-rel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as shown by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statistics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YR_MN) and qpAdm analysi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lso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Xixiahou_LDWK and Ercun_MLDWK from Shandong, which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Table S7).”……
Figure 2 Ancestry modeling for Neolithic to historical era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We therefore used YR_MN/YR_LN, Southern East Asia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Wucun_LDWK as the potential source for Shandong_3k_Wucun and conducted one-way, two-way, and three-way qpAdm modeling (Table S7). We found that Shandong_3k_Wucun could be modeled only as the mixture of ∼92% YR_LN and ∼8% Southern East Asian (Figure 2). This two-way modeling fitted well even when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 groups (i.e., Wucun_LDWK and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were added to the outgroup set (Table S7), while Shandong_3k_Liangchun and our newly reported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individual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s well as Shandong_HE and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LN”……
……“Given that some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roups in Shandong, such as Ercun_LDWK and Xixiahou_LDWK, were already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we could not exclude the scenario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the Dawenkou groups with no trace of Haidai-specific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to the Central Plain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 culture population from the Wadian archaeological site was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LN genomes on the basis that all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YR_LN) ∼ 0 (i.e., all |Z scores| < 3).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and YR_LN can b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Anothe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 was sampled from the Yuzhuang site (i.e.,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uzhuang sites are currently the largest Longshan-era settle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Yuzhuang ha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The red pottery cup, painted pottery, and elaborate funerals in Yuzhuang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Qujialing and Shijiahe cultures in the Jianghan region. The unearthed eggshell pottery and the use of roe deer teeth as burial objects are similar to factors of the Dawenkou and Longshan cultures in Shandong. It was unclear whether gene flow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Shandong and Jianghan regions into Yuzhuang. We found that Yuzhuang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R_MN) did not produce significant values, even when X =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Shandong ancients. The qpAdm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MN and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Table S8 and Figure 2). Therefore, from a genetic perspectiv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did not receive gene flow from Shandong-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preceding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batch of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Wangchengg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i.e.,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No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ere produced in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YR_MN/YR_LN), even when X = Shandong_HG/Shandong Dawenkou/Shandong Longshan-related groups.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rejected the model in which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unadmixed descendants of YR_MN.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people could be one-way modeled by YR_LN. This suggests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Late Neolithic YR_L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no trace of Neolithic Shandong-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Dinggong sites display a population substructure: two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represented by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Figure 2); six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maintained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and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that could be linked to the rice farmer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 (Figure 2). This result provided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Given that some Shandong group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it is more likely that a single individual with 100%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Dinggong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 migrant from other regions of Shandong. In the Central Plain, neither previously published no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ancients received the Shandong HG-related genetic impact compared to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YR_MN). They were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with YR_LN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Wadian sites (Figure 2).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10%) in YR_LN and newly generated Wadian individuals compared with YR_MN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Six of nin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Dinggong also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These results reflected that Southern East Asians separately migrated to Haidai and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Yuzhuang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R_MN. The case of Yuzhuang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between Yangshao and Longshan was not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the population turnover in the Central Plain.”……“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from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to the Bronze Age was linked to the strong expansion of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The Bronze Age people in northern Shandong were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Shandong_3k_Wucun and Shandong_3k_Liangchun. The genetic profile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YR_LN and/or Southern East Asia, with no need for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s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people (Figure 2).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 the early Bronze Age people represented by our newly generated Erlitou-culture-related people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R_LN, suggesting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area of Central Plain (Figure 2).”……“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ultural diffusion of Haidai since the Middle Neolithic might not have accompanied massive population migrations with significant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into the Central Plain.”
Table S7.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Table S8.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 Lei Sun、Hao Ma、Rui Wang、Zhijiang Wu、Limin Qiu、Haodong Chen & Chuan-Chao Wang《The demic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12 human remains obtained from the Zhanmatun sit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Zhanmatun individual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all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and its periphery as well as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people in the east, with no tracts of genetic influence from Neolithic Southern East Asian in the south.”
“Our findings support a demic diffusion model for Yangshao culture expansion, where human migration, rather than mere cultural diffusion,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spreading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across northern China.”
…………
“We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present-day East Asian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 dataset in the Allen Ancient DNA Resources. We found that our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labelled as YR_Zhanmatun_Yangshao) overlapped substantially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Xiaowu (labelled as YR_Xiaowu_Yangshao), Wanggou (labelled as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angshaocun (labelled as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Similar trends from the PCA were observed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At K = 4,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dividuals showed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o YR_Wanggou_Yangshao.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3 (YR_Zhanmatun_Yangshao, X; Yoruba), top signals were observed in YR_Wanggou_Yangshao, followed by YR_Yangshaocun_Longshan,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other populations that harbored high proportions of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Xixiahou_LDWK, Foyemiaowan_Tang, and YR_LN). These results supported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YR_Zhanmatun_Yangshao and previously identified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Archaeological studies suggested the frequent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Shando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Qinwangzhai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al period. Whether genetic interaction wa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people and surrounding cultural societies remained unknown. Here, we used Zhanmatu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lineage to quantitatively examine whether Zhanmatun people harbored other lineages compared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the core region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lack rice farmer-related genomes in the Yangtze River so far; the coastal southern China-related populations are usually used to represent the genetic profile of rice farmers. We first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YR_Zhanmatun_Yangshao, YR_Yangshaocun_Yangshao/YR_Xiaowu_Yangshao). All f4 produced non-significant f4 values (− 2.848 < Z-scores < 2.259) (i.e., all statistics with SNP counts > 100,00 on 1240 k panel showed |Z-scores|< 3), indicating that Zhanmatun people did not receive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aBanQinCen and Taiwan_Hanben) and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hunter-gatherers-related lineage (Boshan, Bianbi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people) and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Shandong people (with suffix “_DWK”)).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at people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culture (represented by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derived from a single ancestry stream (p-value > 0.01).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eople developed into biologically homogeneous groups.”……“We also compared the genomes of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 the f4 statistics and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p-value > 0.01).”……
……“In the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 series of outgroup populations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genetic profile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_LDWK, even when Japan_Jomon was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To sum up, our genomic result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 people.”……
……“Qinwangzhai culture was a regional variant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By co-analyzing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genome-wide data, we observed that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wangzhai culture people could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a single source of Yangshao culture. We argued that, under the parsimonious models (i.e., preferred the models with fewer source populations over more complicated models),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angshao and Qinwangzhai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demic diffusion ha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rather than a simple culture diffusion.
Notably, th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individuals in Shandong raises intriguing questions about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Whil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es have not detected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 or Shandong Dawenkou-specific lineages into Zhanmatun, the shared cultural practices (e.g., occipital deformation) between these groups suggest that cultural exchange occurred alongside limited biological contact from Dawenkou culture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This paradox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Neolithic interactions: technological and ritual practices could diffuse through trade networks or social alliances without substantial population movement.”……
↑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YR basin,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ha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Taosi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 ^6.0 ^6.1 Zishuai Huang、Jiaqi Gao、Mingzhi Ma、Wengao Hu、Xin Xiao、Hui Li 《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mplex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individual of the Taosi site came from the middle period monarchic mausoleum IIM22, which had a great quantity of grave goods including jades and lacquered wooden artifacts, indicating the royal status of its owner. This individual was coded as TS.”
…………
……“Here, we implemented a tournament-wise framework to compare competing models. We chose AR_EN or Yumin as Northeast Asian-related source since the Yumin and Lushanmao site shared the burial practice of Jushizang. Populations from the periphery of Yellow River region were best modelled as a two-way admixture of Yumin- (7.8–23.7 %) and YR_MN-related (76.3–92.2 %) ancestries (Fig. 4). ”……
…………
Fig. 4. Best-fitted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and relevant ancient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able S5.
…………
……“TS was of royalt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osi, and was archaeologically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Emperor Shun, the legendary leader of ancient China. His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was Oβ ,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unding haplogroup among modern Han Chinese males, indicating a shared paternal lineage between ancient rulers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able. S5 All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 ^7.0 ^7.1 Shi Yan、Chuan-Chao Wang、Hong-Xiang Zheng、Wei Wang、Zhen-Dong Qin、Lan-Hai Wei、Yi Wang、Xue-Dong Pan、Wen-Qing Fu、Yun-Gang He、Li-Jun Xiong、Wen-Fei Jin、Shi-Lin Li、Yu An、Hui Li、Li Jin《Y 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
……“We found that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were binary; however, three strong star-like Neolithic expansions at ∼6 kya (thousand years ago) (assuming a constant substitution rate of 1×10−9/bp/year) indicates that ∼40% of modern Chinese are patrilineal descendants of only three super-grandfathers at that time.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ain patrilineal expansion in China occurred in the Neolithic Era and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 of human Y chromosome, emphasizing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Oα, Oβ, Oγ).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primary haplogroups (G, J, N, O, Q, and R) emerged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20 kya), and most of the presently known East Eurasian clades have branched off i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Age (before 10 kya). All divergences on this tree before 7 kya were binary, suggesting that during the Paleolithic Age, slow population growth and bottlenecks or drift eradicated most of the ever existing clades.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y in the tree is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in Haplogroup O3-M324, i.e. under the M117 clade, the M134xM117 paragroup, and the 002611 clade. Here we denote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as Oα, Oβ, and Oγ, respectively. Since the sample selection for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intended for representing a wide variety of clades i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 star-like expansion indicates successful expansion of male lineages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500 years). These three clades are present with high frequency across many extant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nd encompass more than 40% of the present Han Chinese in total (estimated 16% for Oα, 11% for Oβ, and 14% for Oγ). It is conspicuous that roughly 300 million extant males are the patrilineal progenies of only three mal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xpansion dates are estimated 5.4 kya for Oα, 6.5 for Oβ, and 6.8 for Oγ (Fig. 1)”…………
…………“Since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of Y chromosome lineages are binary, the three roughly contemporaneous star-like expansion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ndicate a remarkable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arliest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emerged before 10 kya, however, no distinct Y chromosomal expans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his event.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happened several thousand years later, thus are likely linked to middle Neolithic cultures such as Yangshao (6.9–4.9 kya) and Dawenkou Culture (6.2–4.6 ky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is period, agriculture became mature and intensive, and the majority of human diet shifted from food collection into production. Crop harvest constituted a more stable food source than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enabled nourishing population at higher density. In addition, liberation of males from hazardous hunting might have enhanced male viability into adulthood, thus the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of Y chromosome increased.”…………
↑ ^8.0 ^8.1 《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严实指出：“我把他们分别称为Oα、Oβ和Oγ。这三个大约6000年前的人的后代构成了现在汉族人群的40%以上。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在这三个扩张以前的Y染色体树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人演化出难以分出先后的5~7个支系，而且这5~7个支是都有后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长支或二叉当中的那些古人无数辈的兄弟都没能传下男性后代，当时的人口扩张也相对缓慢，只有这几支幸运儿的后代终于活到了现代。”
↑ Yetao Zou、Jingze Tan、Juanjuan Zhou、Zishuai Huang、Xueer Yu、Kangxin Han、Li Jin、lijin、Hui Li、Ke Wang《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end reveal long-distanc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Steppe, and southern China》
……“Here, we generate whole-genome data for 23 individual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Iron Age. We find that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onstituted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local gene pool.”……
“The Yellow River (YR), originating i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flowing for over 5,000 kilometers (km) before reaching the Bohai Sea, has formed a large horseshoe-shaped bend across Shaanxi,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which i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Yellow River Bend.”……
……“Here, we found that the newly reported Late Neolithic populatio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XH_LN) shares strong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as well as with ancient Yangshao-culture-associated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hina_YR_MN). Expectedly, two neighboring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also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China_YR_MN in outgroup f3. Given that the Shimao culture is located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e conducted further analyses to test whether the detected clos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YR_MN was due to the shared gene pool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o exclude the false positive possibility resulting from the shared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nd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Using Zongri5.1k21 as a proxy fo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upper Yellow River region, we found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do indeed share a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with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han with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based on f4 (XH_LN/China_Shimao_LN, upper Yellow River groups； middle Yellow River groups, Mbuti.DG),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ancient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Yangshao-culture associated) based on outgroup f3 analyses.”
……“Using qpAdm modeling, we found that NZP_LBIA could be modeled by 97.6% ± 5.7% China_YR_MN and 2.4% ± 5.7% Atayal.DG (Table S3D) and, alternatively, by 88.4% ± 5% XH_LN and 11.6% ± 5% Atayal.DG, which is more proximal given the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XH_LN and NZP_LBIA compared to the spatio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_YR_MN and NZP_LBIA. Overall, we showed that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had received cert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s compared to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YR_MN.”……
……“Here, the close genetic connection we found between XH_LN/China_Shimao_LN/China_Miaoizgou_MN and China_YR_MN revealed closely related genetic profiles among the ancient Shimao-culture-related and Miaozigou-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end and the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mong the studied Shimao-culture-associ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XH_LN, Shimao_LN, and Miaozigou_MN), the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remains the dominant genetic component. Such prevalence of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up to the Yellow River Bend corroborates the hypothesize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and the succeeding Longshan culture. The shared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end also explains the observed genetic similarity among Shimao-culture-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Table S3C. Modeling XH_LN_o,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Shimao_LN using qpAdm.
Table S3D. Modeling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Table S3F. Modeling XH_LN,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 ^10.0 ^10.1 Shigeki Nakagome、Niall P. Cooke《Male-driven admixture facilitated subsistence shift in northern China》
……“The West Liao River, situated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displays a dual genetic structure of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ancestry. Importantly, the proportions of these two distinct ancestors vary over time, aligning with increased millet farming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a partial transition to pastoralism in the Bronze Age.”……
……“A Middle Neolithic individual from the Haminmangha site in Inner Mongolia (labelled ‘HMMH_MN’) carried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Amur River ancestry (>80%). In contrast, individuals from a site located approximately 200–300 km closer to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an HMMH_MN, who are labelled as ‘WLR_MN,’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Yellow River ancestry (~40%) than HMMH_MN (~20%), even though they were nearly contemporaneous.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WLR_LN’), Yellow River ancestry became predominant, indicating a substantial influx of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an increased reliance on millet farming. However, in the Bronze Age (‘WLR_BA’), the proportions of the two ancestors became balanced, possibly due to a partial replacement of millet farming with pastoralism.”……
Table 1.Admixture proportions of dual ancestors estimated from the autosomal and X chromosomal vari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uncover sex-specific dynamics in the agricultural expansion of northern China. The substantial rise in Yellow River ancestry observed in the autosomes of WLR_LN, compared to the X chromosome, serves as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a higher influx of males migrating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is migration led to admixture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area.”……
↑ ^11.0 ^11.1 Baitong Wang、Daohua Hao、Yu Xu、Kongyang Zhu、Rui Wang、Xiaomin Yang、Qu Shen、Mengting Xu、Tianyou Bai、Hao Ma、Jiajing Zheng、Xinyi Wang、Xinyue Zou、Hongming Zhou、Xiaolu Mao、Jiaxin Tang、Yanying Peng、Le Tao、Haifeng He、Haodong Chen、Jianxin Guo、Zhi Ji、Yilan Liu、Shaoqing Wen、Li Jin、Qun Zhang、Chuan-Chao Wang《Population expansion from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from Linzi, one of China’s densely populated and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cities from the Zhou to Han Dynasties. The ancient samples in this study were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000 BP). We found the samples derived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Lat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rather than local Neolithic populations. They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sent-day Han Chinese of Shandong, suggesting 2,000 years of genetic stability.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the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 forming the present-day genetic structure of Han Chinese.”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around 1.3 billion descendants, i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the world and could be roughly characterized by linguistic and genetic clines through different mixture proportions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xpans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particularly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 northern coastal people was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by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who replaced the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people. After this structure was formed, it retained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14 samples from Qinglanfu cemetery showed genetic homogeneity with each other, deriving ancestry from a single source in pairwise-qpWave analysis (Figure S2). Therefore, we combined these samples into a single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named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The prevalent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of Qinglanfu samples were O1b1 and O2a2. O1b1 exhibits a higher frequenc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nd northern areas of China, whereas O2a2 is primarily found among the Han Chinese and certain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East Asia. These haplogroup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northern China, particularly those inhabiting the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River Basin, emphasizing the pa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2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Outgroup-f3 statistics, using all ancient populations worldwide, support the close genetic affinity among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in the Central Plain, especially for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igure 2A).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f4 (Mbuti, worldwide populations; Qinglanfu,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statistics also show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ost-Late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s reflected by nearly all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non-significant Z values (−3< Z < 3).”……“We first used the pairwise-qpWave method to formally test whether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farmer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might be derived from one single genetic sour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nearly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p value >0.05), but not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YR_MN nor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NEastAsia_Coastal_EN,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4 results. Moreover, we also found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were consistent with being a clade according to the qpWave (Rank 0: p value >0.05). Therefore, we adde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additional sources to build mixture models to account for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glanfu samples. We found one-way models of using China_YR_LBIA or China_YR_LN as a single source that fit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Although,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2.4%–7.0%) together with China_YR_LN as two sources could also be accepted in modeling the formation of Qinglanfu. However, the models with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China_YR_LBIA as two sources failed since Qinglanfu did not need more southern ancestry compared to China_YR_LBIA (Figure 2B). As for the accepted models with China_YR_MN as one source, Qinglanfu sample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10%),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omposition ratios of modeling China_YR_LBIA and China_YR_LN using China_YR_M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n increase of the southern ancestry through tim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urthermore, we co-analyzed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with Shandong_HE to determine if 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was a single outlier result for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two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both descended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o the Iron Age of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qpAdm analysis, one-way models using Shandong_HE as a single source fitted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Figure 3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To quantitative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lanfu and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we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Mbuti, 14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found 14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uld produce positive Z values compared to China_YR_MN (2.503–3.826, average: 3.00), China_YR_LN (1.044–2.255, average: 1.66), or China_YR_LBIA (0.312–2.047, average: 1.34).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higher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and present-day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refore, we want to mode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using Qinglanfu as a proxy for ancestry sources.
We first performed pairwise-qpWave for al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HO” database. We detected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Shandong_HE) and Han Chinese in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Rank 0: p value >0.05; Figures 3A). Moreover, we also found these populations were consistent in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ank 0: p value >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genetic stability across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since the Historical era despite experiencing frequent regime changes. Finally, we formally modeled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qpAd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Han populations from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could be adequately mode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Qinglanfu, other Han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56.1%–87.9% of ancestry from Qinglanfu samples, with the remaining from southern Chinese (Figure 3B; Data S4C).”……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in the Historical era from Shandong Linzi. As the capital of Qi, Linzi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demographic diversity, which could serve as a suitable region for studying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in cities. We found these genom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modern Shandong individuals,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elated to Central Plain farmers, which suggested the present-day genetic profil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were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and continu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times. We deduce that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s in China, such as a continuous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ousands of years.”……“Previous ancient genom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to the west of China, the south of China, and the north of China to promote local population chang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west to replace the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in Historical era, as historical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nearly identical to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to Yangtze River to form local Late Neolithic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north to admix with Mongolian or promote farming in West Liao River basins. Our results pointed to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to replace local Early Neolithic individuals. Taken together, we suggested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rapidl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 all directions, replacing or admixing with local populations to form the main body of Han Chinese.”
Data S4. Genomic characteristics for modern Han Chinese (c) Model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based on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 Pengcheng Ma、Minmin Ma、Bing Sun、Chunxiang Li、Jiajia Dong、Guanghui Dong、Diimaajav Erdenebaatar、Alexey Kovalev、Yinqiu Cui《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cient Han-Xiongnu war: Insights from the Iron Age site of Bayanbula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a mass grave at the Bayanbulag site (BBS) in Mongolia, initially identified as a Xiongnu fortress. Our primary objective was to identify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the grave, providing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tactic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Han-Xiongnu War. Through meticulous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we confirmed the site's war-related nature, evidenced by the fortress's architecture, excavated weapons, and trauma on the remains. Genomic analysis of the remains revealed a genetic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offered the critical evidence of the individuals' military affiliation, indicating their origin from regions beyond the Mongolian Plateau, specifically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 confirming their identity as Han soldiers.”……
……“In this study, 16 human samples were isotopically analyzed, 14 from BBS and 2 from other ancient sites in northern Mongolia. AT22 was from the Agui uul site of the Slabgrave culture (9th - 4th century BC) located in Erdene sum of Töv Province, Mongolia. AT23 was collected from the Dunde-Orontso cemetery belonging to the Xiongnu culture (2nd century BC - 2nd century AD) excavated in Battsengel sum of Arkhangay Province, Mongolia.”……
……“Therefore, all the abov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Bayanbulag site should be a garrison fortress during the Han-Xiongnu War, and the people buried in the mass graves should be the victims of this bloody war.”…………“We performed PCA on genome-wide data of these samples along with other published ancient samples in Eurasia using two different sets of present-day populations. Compared to a group of diverse Eurasians, the BBS individuals cluster with ancient samples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Northern China (LNNC) and fall close to present-day Han, Tibetan, Korean and Japanese, with DA43 and DA45 shifted slightly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West Eurasians. All BBS individuals are very distant from ancient and present-day individuals in Northeast Asia, Mongolian Plateau, and North Eurasia. Using a set of 44 present-day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we observed that all BBS samples fall closer to Han compared to other East Asians. ADMIXTURE analysis also supports the resemblance of ancestry between BBS and LNNC.”…………“We used qpAdm with rotation approach to model every BBS individual and Xiongnu populations as one way or a mixture of several sources. Our analysis accepted one-way LNNC model and rejected two or more source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BBS samples. DA43 and DA45, however, can only be modeled as two-way mixture of LNNC and 5–6%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represented by Scythian_Hungary, and this model was rejected when applied to Xiongnu populations. These models indicate an approximately homogenous genetic background for BBS samples except for a low level of gene flow from the Western Steppe for a few individuals.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from PCA, ADMIXTURE, f3, and f4 statistics. However, w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estern Steppe related ancestry in DA43 and DA45 is the result of the cross-contamination with other Steppe samples reflected by the elevated contamination level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autosomes. Based on the uniparental genetic markers and genome-wide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Xiongnu and other ancient southern Siberians. Meanwhile, they show a strong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is study, high-quality genomes of ancient BBS individuals were obtained, and genomic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samples are male and not closely relate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reveals a rich diversity in maternal lineag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 Asia.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identified closely resemble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s liv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Neolithic era. An analysis of the entire genome also reveals that the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closely related to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Yet, due to the Xiongnu being a multi-ethnic confederation possibly containing Han Chinese members, we cannot definitively attribute these people to the Han military using genetic proof alone. Hence, it is essential to consolidate results from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to gain a more thorough and precise comprehension. The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se people were probably not born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but rather originated from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Taken together, the genetic ancestry, strontium isotope and dietary clue all support that the individuals found in the BBS site were warriors from North China served for the Han Empire and died in battle against the Xiongnu, not Xiongnu soldier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rmies of the Han empire were generally recruited through conscription, requiring every adult male to serve for a minimum of two years. Numerous accounts in the Hanshu, a historical text of China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ocumented the movement of Han soldiers from Xihe County towards the northwest to confront the Xiongnu. This is supported by finding an official clay seal in the BBS with the words "Xi[he] Xuan", indicating their station's location at the Xuanlei fortress in Xihe Commandery. As a result, we hypothesize that a portion of the Han troops interred at this site may have been recruited and dispatched from Xihe Commandery, located in the modern Ordos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BBS was a military fortress erected by the Han Empire to against the Xiongnu, rather than a settlement,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ike weapons and C14 dating of a skull of F32 at the bottom of the pit (173-39 B.C.E.). Also, the soldiers interred in this site originated from the northern border regions of the Han Empire and were dispatched for temporary duties rather than for extended military presence. This demonstrates the Han Empire's fundamental defense tactic of pushing the enemy beyond the border instead of aiming to occupy their land.”……
↑ ^13.0 ^13.1 ^13.2 Hao Ma、 Yawei Zhou、Rui Wang、Fei Yan、Haodong Chen、Limin Qiu、Jing Zhao、Li Jin、Chuan-Chao Wang《Ancient genomes shed light on the 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No major genetic shift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e next compared our newly sequenced YR 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ang Dynasty with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Middle Neolithic (YR_MN), Late Neolithic (YR_LN),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YR_LBIA) (including Shang Dynasty (1,751 BC-1,111 BC),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BC-221 BC),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03 BC-221 BC),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8 BC) middle YR ancients, and the Han Chinese living in middle YR today (represented by Han_Henan).”
……“Each ancient YR group later than the Late Neolithic could also be model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YR_MN and Southern Chinese (represented by Taiwan_Hanben) with similar admixture proportions as YR_LN.”……
……“Our admixture modelling further confirmed that present-day Han_Henan had the same set of ancestral components as ancient YR ancients with a slightly but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Taiwan_Hanben-related ancestry (Chisq-test for the ratio of YR_MN to Taiwan_Hanben, P-value = 0.7757).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Middle-to-Late Neolithic genetic transi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additional Taiwan_Hanben-like northward gene flow up to ∼8.5%, which could be linked to an intensification of rice farming. Further sampling across a wider region of Southern East Asia, especially Neolithic Yangtze River farmer-related ancients, as their culture (such as Shijiahe culture) had an impact on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Wadian, Pingliangtai, Haojiatai people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will be needed to examine the Southern Chinese-like ancestry in YR_LN. Contrasting with th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Europe, a high level of genetic continuity without major population turnover in middle YR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regardless of the frequent change in polities. Middle YR ancients over the past three millennia , showed not only no signs of gene flow from Tibetan Plateau, Xinjiang, and Southern Chinese that received the gene flow from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but also Xiongnu and Xianbei who had invaded the middle YR during the Upheaval of the Five Barbarians, compared with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ancients.”
TableS2G.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ancient YR when YR_MN and Taiwan_Hanben were used as sources.
↑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集解张晏曰：“杨州之南越也。”索隐案：战国策云吴起为楚收杨越。正义：夏禹九州本属杨州，故云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
↑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秦并天下，略定扬粤^{师古曰：“本扬州之分，故云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
↑ ^17.0 ^17.1 《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复禹贡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钜鹿、河闲、清河、博陵、常山、赵国、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云中、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谷、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隶校尉，以司隶部分属豫州、冀州、雍州。省凉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敦煌、西海、汉兴、永阳、东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属荆州，荆州得交州之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与其旧所部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广汉、汉中、巴郡、犍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昌、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今并得交州之郁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颍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今并得河南、荥阳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广陵、彭城、东海、琅邪、利城、城阳、东莞，凡八郡；青州得齐国、北海、东莱、济南、乐安，凡五郡。
↑ ^18.0 ^18.1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扬州》扬州。案禹贡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东南曰扬州。”春秋元命包云：“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交州》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广州》广州。案禹贡扬州之域，秦末赵他所据之地。及汉武帝，以其地为交阯郡（部）。至吴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俄复旧。……
↑ 张岱《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
三虢
太（大）阳曰北虢，荥阳曰东虢，雍州曰西虢。
三越
呉越杭州、闽越福州、南越广州。
↑ ^20.0 ^20.1 ^20.2 《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引《诸葛亮集》曰：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遂不报书，作正议曰：“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彊旅四十馀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又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皓》……晋文帝为魏相国，遣昔吴寿春城降将徐绍、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皓^{《汉晋春秋》载晋文王与皓书曰：“圣人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末涂，纯德既毁，剿民之命，以争彊于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圣明，覆帱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唯华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馀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于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藉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厎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虽有静难之功，亦悼蜀民独罹其害，战于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于后乎？是故旋师按甲，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势，度资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以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覆祚，而不称于后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绍、孙彧献书喻怀，若书御于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于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江表传曰：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指中原）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涂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皓闻之，乃还。}。……
↑ ^21.0 ^21.1 苗恭《交广二州记》曰：“汉武帝元鼎中，开拓土境，北开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刺史，交阯太守土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
↑ 《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二十四·郑鲜之》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行意甚盛。鲜之上表谏曰：“伏思圣略深远，臣之愚管无所措其意。然臣愚见，窃有所怀。虏凶狡情状可见，自关中再败，皆是帅师违律，非是内有事故，致外有败伤。虏闻殿下亲御六军，必谓见伐，当重兵守潼关，其势然也。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如此，则进退之机，宜在熟虑。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今尽用兵之算，事从屈申，遣师扑讨，而南夏清晏，贼方惧将来，永不敢动。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颙颙，倾注舆驾，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必以殿下大申威灵，未还，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锺危殆，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古人所以救其烦秽，正在于斯。汉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军败赤壁，宣武丧师枋头，神武之功，一无所损。况偏师失律，无亏于庙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实，非败之谓，唯龄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祸。反复思惟，愚谓不烦殿下亲征小劫。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伏愿圣鉴察臣愚怀。”
↑ ^23.0 ^23.1 ^23.2 ^23.3 ^23.4 陈国保《内地移民与汉代南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两《汉书》所提供的交趾地区的户、口统计，当主要为内地移民。……内地移民定居落籍交趾地区后，须向政府缴纳租赋，成为汉中央王朝统治南疆三边郡的主要经济基础。……大量南迁进入交趾三郡的内地居民，为汉王朝能够在遥远的南部边疆实现稳固统治、维护南部边疆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出任的边吏主要依靠边郡的内地移民实施对交趾地区的有力管理。……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 ^24.0 ^24.1 Haifeng He、Xinyuan Kong、Le Tao、Liangsai Zhu、Xuanbo Wang、Mengting Xu、Yuanming Chen、Kongyang Zhu、Yu Xu、Haodong Chen、Hao Ma、Rui Wang、Xiaomin Yang、Tianyou Bai、Jianxin Guo、Yang Yang、Xin Jia & Chuan-Chao Wang《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Here, we present the first set of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comprising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Song to Qing Dynasties (960–1921 CE). We observed a high degree of genetic homogeneity in most samples, suggesting long-term regional genetic stability. Seven individuals were estimated to derive 69.3–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while the remainder can be attributed to a southern East Asian substrate. 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residing in the lower Yangtze basin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genetic descendants of historical individuals from this area.”……
……“All individuals who passed our filter came from three site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Kongwangshan, Lianyungang gym, and Nainaimiaodong), a relatively mountainous area that may benefit DNA preservation. These eight individuals in Jiangsu, rang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provided genomic data for studying historical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Due to the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aim to explore how population dynamics have shifted in this region over time. We first divided our individuals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ime (Jiangsu_Song,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and perform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the “Human Origins” dataset. Compared with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e sampl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ere slightly shifted along PC1 towards the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e clustering patter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reveals their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uggests a minor contribution from southern ancestry, and indicates enduring genetic stability throughout this region’s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genetic homogeneity and similar genetic profiles among our individuals, except for KWSM199 from the Qing Dynasty. Outgroup-f3 statistics also support a close genetic affinity of Jiangsu individuals from other dynasties.”…………
Fig. 3 Ancestry components modelled by qpAdm.
……“To investigate which popul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 we used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Mbuti, aEA; YR, Jiangsu_HE). As expected, significant signals confirm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iangsu_HE an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Z-score > 3). Interestingly,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two ancient rice-farming populations in Fujian from about 4500 years ago, exhibited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to our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Z-score > 3). Due to the lack of ancient DNA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considering that rice was first domesticated there, we used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s proxies for the unknow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found that these two populations (i.e.,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other souther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Guangxi (i.e., GaoHuaHua, BaBanQinCen, etc.), suggesting the affinity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Tanshishan/Xitoucun may reflect a broa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However, we successfully modelled all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with the outgroup, including GaoHuaHua and BaBanQinCen: Jiangsu_Song can be 1-way modelled as YR_LBIA, while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R-LBIA (69.3–80.2%) and Tanshishan (19.8–30.7%), proving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retained the local rice-farming ancestry despite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Fig. 3 and Table S4A). To investigate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local ancestries in Jiangsu, we perform DATES analysis using YR_LBIA and Tanshishan as proxies for the northern and local population sources,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ies might date to approximately 4400 years ago (Table S5).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the rice farming population from southern China may have migrated northwar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findings, which suggest that the northern ancestries admixed with ancient Jiangsu populations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support a hypothesis of a bidirectional expansion: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moved northward in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hile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lso expanded southwar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o quantify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to modern Han Chinese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we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found that modern Han Chines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i.e.,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Jiangsu_Qing. In contrast, Han_Shandong is homogeneous to Jiangsu_Song, who have more northern ancestry than Jiangsu_Qing (Table S4B).”
“Despite multiple waves of emigration an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declin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rely changed, maintaining genetic stability and high genetic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However, we identified an outlier labeled as Jiangsu_Qing_o, who appears to share alleles with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 Our qpAd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Jiangsu_Qing_o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Tanshishan with a minor contribution (7.6%) from Egypt_Ptolemaic, used here as a proxy for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Dapu Port, an international port in Jiangsu, had been open since 1905,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that enabled intermarriage.”……“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outhern China. Consistent with other ancient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like other historical ancient individuals. However, we observ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some southern ancient ancestries (i.e., Tanshishan were used in our analysis as the proxy of the unknown ancient ancestr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We assumed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still retained their local rice-farming-related ancestry. 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e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ceiv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the northward expansion of rice-farming communitie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Given our successful modelling of admixture events betwee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basin around 4500 years ago, we proposed that migr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were bidirectional.”……“modern Han Chinese in Jiangsu and adjacent regions, including Shanghai, Zhejiang, and Shandong, can be modelled as deriving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All Han Chinese are genetically homogenous to Jiangsu_Qing except Han in Shandong, who exhibit more northern ancestry (i.e., can be one-way modelled as Jiangsu_Song). Despite significant documentary migr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speculate that this temporal genetic affinity is due to two reasons: (1) Frequent migr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that homogenized genetic profiles across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2) The limitations of HO datasets in detecting subtle gene flow among populations with similar genetic components.”
“This study reports the first genomic dataset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investigated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Jiangsu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eight ancient genomic samples from Jiangsu. We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had a high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indicating high genetic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Table S4. qpAdm modeling. qpAdm evaluation of 1-way, 2-way and 3-way models to estimate. A) the ancestry compositon of Jiangsu_ancient. B) contribution of Jiangsu_ancient ancestry in modern population.
Table S5. Admixture dates modelling.
↑ Fuzhong Xue, Yi Wang, Shuhua Xu, Feng Zhang, Bo Wen, Xuesen Wu, Ming Lu, Ranjan Deka, Ji Qian & Li Jin《A spatial analysi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China reveals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ages》…………“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ternal structure, with a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genetic boundary extending approximately along the Huai River and Qin Mountains north to Yangtze River. On the paternal side, however,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revealed.”…………“When all Han and non-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for both mtDNA and Y-chromosome data, genetic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mountainous regions. We failed to obser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owever,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tart to emerge. Such divis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the maternal lineages, but much weaker with the paternal lineages.”…………“For maternal lineages, we show that (1) there is a distinct north–south geographic genetic cline, (2) there is 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3) there is an identifiable boundary divid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oundary dividing the south and north emerges only when non-Han populations are ex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analyzed, the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of China wher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ide, although largely not significant. ”…………“Unlike mtDNA,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observed on the paternal side, even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boundaries are observ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separating Han populations and their nearb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there is an absence of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paternal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ern Hans and Southern Hans.”……
↑ Mengge Wang、Didi Yuan、Xing Zou、Zheng Wang、Hui-Yuan Yeh、Jing Liu、Lan-Hai Wei、Chuan-Chao Wang、Bofeng Zhu、Chao Liu、Guanglin 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Signatures of Southwestern Hans Inferred From Patterns of Genome-Wide Allele, Haplotype, and Haplogroup Lineages》
…………
……“Affinity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Eurasain1, Targeted Guizhou Hans; Eurasain2, Mbuti)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if some additional ancestries contributed to Guizhou Hans compared with other Eurasian comparative subjects. Compared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Guizhou Dong, Guizhou Hans harbor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Tibeto-Burman-speaking Tibetan (Chamdo, –5.274), as well a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middle Neolithic Wanggou people (–4.364), suggesting that more northern East Asian ancestry existed compared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Compared with Yellow River farmers (Haojiatai_LBIA), Guizhou Hans also possess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southern East Asia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related to Mlabri (–4.016) and others, which suggested that Guizhou Hans were formed with the gene pool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urces.”……
Figure 4.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s for seven Guizhou populations.(B) Histogram showed the major ancestry of Guizhou populations deriv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farmers.
…………
……“Here, we used the reconstructed shared haplotype chunk length from ChromoCombin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admixture events. We used genetically similar groups as the proxy of the true admixture source and employed northern Shaanxi Hans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northern donors and Guizhou minorities as the southern source donors. We used GLOBETROTTER to analyze 573 individuals from 23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g evidence of admixture was observed in four targeted populations (p < 0.05). Anshun Hans were inferred as the one-date admixture results in the best-guess inference, which was mixed from 0.17 haplotypes from local Kaili Xijia people and other 0.83 from northern Hanzhong Hans occurred around 13 generations ago. A similar pattern of one-date admixture model was also obtained in others with similar best-guess ancestral sources, admixture dates, and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such as Qiannan Hans that were mixed with minor ancestry (0.2) from Xijia and major ancestry (0.8) from Hanzhong Hans at 15 generations ago.”……
…………
……“Additionally,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Han Chinese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northern China was further evidenced via the f4-statistics and GLOBETROTTER-based admixture characterization, supporting much-shared gene ancestry between the southwestern Han Chinese and the present-day northern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e.g., Sino-Tibetan and northern Sinitic-speakers), which provided more autosomal genetic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common origin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peopl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northern China.”……
……“We explor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genetic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of Guizhou Hans, as well as illuminated the candidate loci targeted for positive natural selection. Our survey illuminated that the present-day Guizhou Hans mainly derived the major ancestry from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and also obtained additional admixture ancestry from an indigenous southern source related to Yangtze River rice agriculturalists.”……
↑ Guanglin He、Yunhe Zhang、Lan-Hai Wei、Mengge Wang、Xiaomin Yang、Jianxin Guo、Rong Hu、Chuan-Chao Wang、Xian-Qing Zhang《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Tanka people, an isolated “Gypsies in water”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east China》
……“The qpGraph-/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qpAdm/qpWave-based admixture modeling and FineSTRUCTURE-based dendrogram among ancient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modern Tanka derived from ancient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with additional admixture from multiple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s.”……“Our genomic data and fitted admixture models supported modern Tanka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North China and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s in the processes of southward mig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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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from the affinity-f4 statistics showed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southern Chinese minority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Chinese Tai-Kadai or Austronesian people compa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he Tanka people not only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people but also harbor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urrounding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o further validated the Sinitic-affinity or North China Origin hypothesis of primary ancestry of Tanka people, we reconstructed the phylogenetic tree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f2, f3 and f4) using qpGraph. As shown in Figure 7, we used Neolithic populations from Mongolia Plateau (MN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okhopani) and Yellow River Basin (Xiaowu_MN) as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 source, and used mainland late Neolithic Tanshishan and Iron Age Hanben as the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 to construct the basic phylogenetic framework.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in ancestry from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Xinshizhou Tanka derived 91% of their ancestry from Xiaowu Yangshao millet farmer and the reminding from the deep diverged eastern Eurasian related to Onge in the deep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A), and it can be also modeled via 64% Xiaowu-related ancestry and 36% Tanshisha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recent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B).”……
Figure 7.Genetic drift-based phylogenetic phylogeny showed population split and gene flow events.
…………
……“From the genetic variations from the autosomal genome-wide data, PCA and model-based ADMIXTURE results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had their unique genetic structure, but kep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sou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Shared genetic drift revealed from the outgroup-f3-statistic and admixture-f3-statistics further not only showed a stronger Han Chinese affinity but also displayed the marginal admixture signatures from the source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in which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the northern East Asian and minor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related populations. Thus, our results from the genome-wide data supported that Tanka people gave rise from the admixture between southward migratio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 Qiuxia Sun、Mengge Wang、Tao Lu、Shuhan Duan、Yan Liu、Jing Chen、Zhiyong Wang、Yuntao Sun、Xiangping Li、Shaomei Wang、Liuyi Lu、Liping Hu、Libing Yun、Junbao Yang、Jiangwei Yan、Shengjie Nie、Yanfeng Zhu、Gang Chen、Chuan-Chao Wang、Chao Liu、Guanglin He & Renkuan Tang《Differentiated adapt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related demograph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inferred from 619 genomes from 56 populations》
……“Further admixture tim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GPH was formed via admixture between Norther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TK people.”……
……“The ADMIXTURE-based admixture model showed that GPH derived ancestries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ancestral sources,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result of PCA, supporting the view that GPH derived from thes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ANEAs) and ASEAs. Furthermore, the complex genetic relationship has attracted our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Northern Han to GPH. We performed ADMIX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rged HGDP-O dataset,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st likely three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GPH. The ADMIXTUR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shared the majority ancestral makeup with Northern Han-related ancestry (ancestral component colored as green, proportion of 48.2%), followed by Zhuang- (43.1%) and Miao-related (8.7%) ancestry.”……
……“We found two potential ancestral proxies of GPH based on the resulting admixture-f3 statistics, including the Northern Han or ANEA and the other GXZ or ASEA. We then performed f4 (reference populations, GPH; Northern Han, Mbuti) and used all publicly availabl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indicated that GPH showed closer genetic connections with Northern Han than other East Asian groups. Furthermore, to test whether GPH directly from the Northern Han was plausible, we computed the f4 (Northern Han, GPH; reference populations, Mbuti)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ly studied populations and Northern Han form a robust clade, wher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133 worldwide groups. However,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hen SEAs related to Hlai, Zhuang, and Sui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s, indicating that GPH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EA compared to their Northern ancestral proximity.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also support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Generally, affinity statistics showed GPH and GXZ had significant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the former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Northern Han relative to GXZ, which provided the clues supporting both millet and rice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GPH.”……“As stated above, these results combined the admixture signatures identified in the admixture f3 statistics, suggesting that two ancient ancestrie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PH,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eople from YRB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Hanben in the Iron Ag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models.”……
……“To quantify the fine-scal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ncestry sources in studied populations, we used qpAdm modeling analysis. We considered that the qpAdm model is rejected if the p value < 0.05 and admixture proportions exceed the bound of 0–1 and the stand error is below zero. To better define the genetic link between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nd GPH, we used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s the distal sources for the qpAdm models and observed GPH could be modeled using YRB populations (71.8 to 94.3%) with additional ancestry from Guangxi and Fujian sources (5.7–28.2%). Additionally, models using more contemporaneous potential ancestral surrogates portray GPH as a mixture of two major ancestry sources that are descended from ancestry present in the NEA/ANEA and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The genetic heterogeneity between GPH and the ancestry sources was examined using qpWave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of Han-Atayal-GXZ (0.264-0.052-0.684, respectively) could also provide a good fit for GPH’s admixture history.”……
Fig. 4 Genetic ancestry modeling for potential sources across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Linkage-based admixture time estimation suggested that our target groups can be modeled as Northern Han and GXZ admixture results in a wide range of time. To further identify, date, and describe the fine-scale admixture events and ge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GPH, we conducted the fastGLOBETROTTER analysis and used 14 genetically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cluding 11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two populations from Europe and one population from South Asia) as surrogates for the admixture sources and employed Han_Harbin as the possible Northern donor and Cambodi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In the provided output results, the admixture conclusion was “one date” at around 986 years ago (34 generations with a generation time of 29 years). Of the two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the GPH, on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46% of the total admixture proportion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the Cambodian groups. Analogously, the other sourc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54%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Han_Harbin. This also supported the mixed north–south model as confirmed by several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most potential genetic ancestry and reconstructed the fitted-best model of GPH by conducting admixture f3-/f4 statistics analysis, qpGraph, and qpAdm.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could be modeled as a mixed descendant of Northern Han and Southern TK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simulated as a mixture of Northern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lso supported north-south admixture.”……“We supposed that it could be the Han Chinese in the North who,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med the current GPH group. ALDER’s identified date of admixture was around 985.38 BCE–458.82 CE. Notably, this time coincided with the Qin Dynasty’s unification (206 BCE), which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group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GPH wa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neighboring Guangxi TK, HM, and Haikou Han groups, suggesting extensive admixture among Han and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South China. Our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and constructed admixture model of GPH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admixture hypothesis of GPH, suggesting that GPH can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ancient Northern group which associated with YRB farmers and a Southern group related to the ancient people of Taiwan.”……
↑ 土井ヶ浜遗迹｜人类学ミュージアムで见る、弥生人の形成过程と二重构造モデル
↑ 人类学杂记——10. 汉族中有多少北方民族的血液？
↑ 《Ancient DNA reveals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was shaped prior to 3,000 years ago》
↑ 金力《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
↑ 张凤环、李辉、黄立群、胡盛平《中原汉族是潮汕汉族父系遗传成份的主要贡献者》……中原汉族男性是潮汕汉族父系遗传成分的主要贡献者；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潮汕汉族大体上与南方汉族聚类，但在南方汉中更接近闽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汉族人群；遗传树和分子方差分析(AMOVA)结果显示中国人群倾向于按照其语系分组聚类，而非按照其地理分布，显示父系遗传与语言的紧密关联。这些分析显示父系遗传方面，南方和北方人群的界线并不明显。……总体上，潮汕汉族与南方汉族聚在一起，但相对于其他南方汉族人群，潮汕汉族更接近于闽南、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汉族。潮汕汉族和这4个人群的遗传距离D值分别是0.000006，0.000008，0.000008和0.00001。……在北方汉族中，河南汉族与南方汉族的距离（D=0.000009），是潮汕汉族与各北方汉族的遗传距离中的最小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原汉和南方汉的亲密关系。……
表3 潮汕人群的融合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再次证实之前报导的潮汕人的中原起源，而且显示中原汉族是潮汕父系遗传成分的主要贡献者，说明潮汕汉族和中原汉族有著高度相似的父系遗传成分。……总之，本研究中我们首次分析了潮汕汉族的父系遗传结构及与其他中国人群的关系。我们的结果再次验证了潮汕汉族的父系遗传成分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而仅一小部分来自南方土著。而且，在父系遗传方面，中国人群倾向于按照语系进行聚类而非按照地理分布聚类。另外，从Y染色体遗传标记分析观察到，南北和北方人群的界线并不明显。
↑ 李添娇《中原仰韶至龙山时期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全基因组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河南仰韶和龙山文化人群与中国现代的汉族人群聚类在一起。在F3分析中仰韶和龙山古人群与中国的汉族、畲族、土家族、苗族人群共享较多的等位基因。以上分析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与龙山人群遗传组分高度相似，对现代的汉族、畲族、土家族等人群有着遗传贡献。……全基因组数据分析表明，仰韶和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二者的遗传组成极其相似但却有着略微的不同，即龙山人群相较于仰韶人群携带有较多的南方成分。在现代汉族人群在早期的形成阶段，中原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人群提供了重要的遗传框架。汉族人群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有不同的来源，尤其是东亚南部人群的加入，丰富了人群的遗传成分的多样性但并未改变遗传的主体框架。
↑ 崔银秋、方燕明、宁超、李添娇《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古代居民DNA分析》：“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对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进行的全基因组的测定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单亲遗传标记的单倍型类群的分布还是全基因组的PCA以及f3分析都表明古代瓦店人群在遗传上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因此我们推测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己经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在以后的民族形成过程中，中原群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外来的基因对汉族遗传结构没有造成根本的改变。”
↑ 王红、吴红、刘维达、金力《汉族和藏族人群肤色的测定》……中国汉族和藏族人群之间皮肤反射系数差异有显著性，同时发现藏族人的肤色深于汉族人。……
↑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馀户，亦与朝鲜贡蕃不相往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鑡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鑡因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时晓谓辰韩：“汝还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曰：“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鑡收取直还。郡表鑡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时，故受复除。
↑ ^38.0 ^38.1 ^38.2 《后汉书卷八十七·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馀种分散，西逾冈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埶强弱。
↑ ^40.0 ^40.1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李广利》……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
↑ ^41.0 ^41.1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建安十一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彊，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二年）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
《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田畴》引《先贤行状》载太祖表论畴功曰：“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幽州始扰，胡、汉交萃，荡析离居，靡所依怀。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及袁绍父子威力加于朔野，远结乌丸，与为首尾，前后召畴，终不陷挠。后臣奉命，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王旅出塞，涂由山中九百馀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
↑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耿恭》 ……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
↑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永初三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车骑将军何熙、副中郎将庞雄击之。四年春，檀遣千馀骑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夔击破之。事已具慬、夔传。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馀人。 ……
↑ ^44.0 ^44.1 ^44.2 ^44.3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春卿无恙。前别冀南，寂无音驿。援闲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划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
《后汉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七·丁鸿》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后汉书·卷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九·仲长统》损益篇：“……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
↑ 司马彪《战略》曰：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彊，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干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制河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竹帛不能尽载也。唯将军审所择！”腾曰：“敬从教。”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馀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
↑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袁谭》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请救。刘表以书谏谭曰：“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斾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痾，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又与尚书谏之，并不从。
↑ 《魏氏春秋》载表遗尚书曰：“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踪，忘常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尸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公有商、奄之师，皆所以翦除秽害而定王业，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故虽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曹是务，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馀，当以大苞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评，不亦善乎！若留神远图，克己复礼，当振旅长驱，共奖王室。若迷而不返，违而无改，则胡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愤跃鹤望，冀闻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
↑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 ^49.0 ^49.1 ^49.2 ^49.3 《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第三十六》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馀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湣，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馀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 ^50.0 ^50.1 《晋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八·孔坦》咸康元年，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讨之，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季龙专恣，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坦与聪书曰：“华、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怀饥渴。数会阳九，天祸晋国，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临寐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陨，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兰艾同焚，贤愚所叹，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唯季龙是讨。彭谯使至，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砎石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之众，辅河南之卒，申威赵魏，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项羽，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今六军诫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龁噬争先，锋镝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后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怀恨。
↑ 《梁书·卷二十·列传第十四·陈伯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䴏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蹷，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䩄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
↑ 《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薛元超》三年，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时高宗幸温泉校猎，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元超以为既非族类，深可为虞，上疏切谏，帝纳焉。
↑ ^53.0 ^53.1 《明实录·太祖·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遣故元官赵元佑、张进、沙德成赍诏并织金文绮赐元左丞阿里，仍遣夹失伯里等同还，因赍诏谕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驭海内云扰华夷无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尽平，复我汉人故国统一中夏，于今七年，四夷诸蕃皆已称臣入贡，惟尔大理未尝遣使，近稽载籍大理在唐宋时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国名止称土官，今其国乃元君遗泒梁王者主之，未复故封，朕命臣僚议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故特遣使先谕朕意，使回当发印诰，令尔王臣开国理民，同享承平之福，尔其审之。”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景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壬申，敕哈密忠顺王倒瓦荅失里，曰：“累闻迤北走回人言‘汉人男女有先被达贼抢去’，有转卖与尔哈密地方者、有自逃回尔地方濳住者、有经过尔处被尔部下拘留不发者，前后约有三千馀人，中间被尔部下卖与撒马儿罕地面去者约一千馀人，其馀尚有二千馀人，朕以尔自祖父以来世受朝廷爵禄赏，尔亦自称与朝廷守把后门，岂可以求微利致失尔之信义！敕至尔即以朕言宣谕部言下，但有拘留人口者尽数遣人送还，朝廷自有赏赐，决不吝惜，尔其体朕至怀。”
《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成化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己丑，恊守偏头雁门等关山西按察司副使蔡麟，奉敕言备边事：“偏头关僻在穷荒，三面受敌而镇西、岢岚等处军民畜牧布野，招寇召衅，臣欲相度地里择其高阜险隘，或十里二十里筑立团堡凿堑置桥，一闻有警驱人畜入堡，虏虽来寇将无所掠，此不战而胜之之道也；又胡虏技艺虽便于骑射而谋略终下于汉人，莫若以计破之，昼则望其尘夜则望其火，迨其入寇，清野以待而设伏要路，多张疑兵使彼恍惚莫知所之，或安静以老之，或示弱以骄之，然后揜其不备𢭏其虚懈，马步并进首尾夹击，所谓贱战贵谋者也；又北虏入寇必以中国被虏之人为乡导，临敌之际必令当先，我军杀伤多中国之人，宜于胡人经行要路立牌晓谕，若有汉人被虏能弃甲来归，或斩首来献，或密报虏情者，重加官赏亦足以疑其心而分其势矣。”兵部具拟以闻，诏可。
↑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五十·张说》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若为朕言之。”说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国者，韩、陈、许、郑、鲁、卫、赵、魏为多。”后曰：“善。”
↑ Zheng Ren、Meiqing Yang、Xiaoye Ji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Jingyan Ji、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etic substructure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eople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data》
……“We provided an ADMIXTURE analysis with K from 2 to 6 in Supplementary Figure 2. We observed the lowest cross-validation error was 0.5204 at K = 4. At K = 4, we observed four ancestry components in the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Figure 2): the blue component mainly found in the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pink component enriched in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purple component primarily present in the ancient samples of Northern East Asia and modern Sino-Tibetans; the yellow component mainly detected in present-day Austroasiatic-speaking populations and the ancient sampl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e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our newly genotyped Tai-Kadai groups. The Mulao_Majiang and Zhuang_Congjiang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showing an affinity with Hmong-Mien 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Bouyei_Guanling and Dong_Liping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other published Tai-Kadai groups such as Li, Maonan, Sui, and Dong with increasing amounts of Austronesian-related component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with amounts of Sino-Tibetan-related components.”……
Figure 2. HO-SNP-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showed the admixture composition of the Tai-Kadai-speaking in Guizhou and other references (K = 4).
…………
“We ran TreeMix analysis to infer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splits and admixtures based on genome-wide allele frequency data and showed the results in Figure 5. We observed the Dong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Mulao,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Zhuang_Congjiang, Bouyei_Guanling, and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together into a branch. Whil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ino-Tibetan groups as another branch.”……
Figure 5. Genetic splits and admixture pattern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 further used qpAdm analysis to calcul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Neolithic millet farming population (YR_M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ancestors of Sino-Tibetans, and the Atayal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lineage of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As shown in Figure 6,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Bouyei_Guanling, Zhuang_Congjiang, Dong_Liping, Mulao_Majiang, Dong_Tongren, and Gelao_Wuchuan are 24.7, 30.3, 41, 47.1, 56.3, and 70.1%,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t of the ancestry was from Atayal relate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ontain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which is close to the proportion in modern Han populations (62.4–81.4%). However,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are all less than 50%, confirming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Figure 6.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e admixture landscape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
…………
……“We also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of Guizhou,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Tai-Kadai populations in Guizhou also were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gene flow from the Hmong-Mien and Sino-Tibetan related groups. For example, unlike other Tai-Kadai groups,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are closer to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substructure implied that the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the Tai-Kadai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Tai-Kadai speaking peoples, we speculated that Tai-Kadai peoples were continuously influenced by Han and Hmong-Mien speaking groups during the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 to Southwest China.”……“The Wuchuan Gelao in our study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Chinese groups,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influence from Han Chinese to Gelao. But we note that although Wuchuan is the county with largest official Gelao ethnic population, no Gelao-speaking people are left there now. Many Han people changed the ethnicity to Gelao in the recent 40 years. Therefore, some of the sampled Wùchuân Gelao people in our study may also be from the Han descendants.”
↑ Xiaomin Yang、Sarengaowa、Guanglin He、Jianxin Guo、Kongyang Zhu、Hao Ma、Jing Zhao、Meiqing Yang、Jing Chen、Xianpeng Zhang、Le Tao、Yilan Liu、Xiu-Fang Zhang、Chuan-Chao W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of Mongolians》
……“Even though the Western Steppe-related ancestry fluctuated in ancient Mongolia populations, modern Mongolian groups still show some extent of affinity with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populations and show genetic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 generated and filtered 39 unrelated Mongolian individuals from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merged the data with that published on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Eurasia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population profile.”……“Overall, the proportions of ancestry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Eastern or Western Eurasians were well concordant with the results of PCA. The Mongolians derived most of thei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two components: one was most enriched in Sino-Tibetan speakers and the other was most represented by Mongolia_N_North that i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The level of southern Ea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Hmong and Taiwan_Hanben in Mongolians was roughly higher than that of Mongols and Buryat. In addition, a small proportion of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al component was detected in all Mongolians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king results from PCA, admixture, pairwise IBD, and pairwise f4 statistics into careful consideration, we group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into three subgroups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marked as Mongolian_inner who clustered with Mongolian speakers in China, Mongolian_mid, and Mongolian_outer clustered with Mongols and closed with Tungusic populations.”
…………
……“Considering the admixture events and sources that we observed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e applied qpWave/qpAdm to validate different proposed admixture scenarios and ancestral proportions. In the two-way mixture model of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Eastern Eurasians , Russian_Sitashta_MLBA and WLR_BA, a mixture of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and millet farmers, approximat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ll (χ2 p ≥ 0.05), while the model of Eastern Eurasian simply represented by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ongolia_N_North and DevilsCave_N, AR_EN) or millet farmers (YR_LN) and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MN) mostly failed, indicating that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illet farmers, and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together and the gene flow from the population related to millet farmers into the gene pool of Mongolian continued to today. Th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Western Steppe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was distinct, showing the parallel genetic makeup of Mongolian_outer and Mongolian_BX harboring a higher level of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10.9%, 12.8% Russian_Sitashata_MLBA/11.6%, 11.5% Mongolia_EBA_2_Chemurchek, a mixture population with Western Stepp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in Mongolian_inner, Mongola_HGDP, and Mongolian_BCET were similar (5.6%, 5.2%, and 5% Russian_Sitashata_MLBA,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in Mongolian_mid intermediated between Mongolian_inner and Mongolian_outer, coinciding with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mentioned above. A more complex three-way model of YR_LN + Mongolia_N_North + Russia_Sintashta_MLBA fitted all Mongolian groups (χ2 p ≥ 0.05) but showed prominently various proportions of YR_LN and Mongolia_N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hich also shown in two admixture models of millet farmers (YR_LN) + Russian_Sitashta_MLBA (χ2 P (Mongolian_inner/Mongola_HGDP/Mongolian_BCET) > 0.01), reflecting minor heterogeneity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ource of Mongolians. Considering that we observed a gene flow signal from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all subpopulations were fitted by three models with YR_LN + Mongolia_Khovsgol_LB +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3.8–6%) when we added the third ancestral source of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where is the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culture. The legacy of the spread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uran and then introduced into northwestern Mongolia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Overall,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wa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ancestries.”
FIGURE 4.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Mongolian subgroups. “We reconstructed the deep demographic history using qpGraph. Mbuti, Denisovan, Onge and Tianyuan were included to explore the basal model; Early Bronze Ag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Plateau, millet farmers (YR_LN), Tibetan Plateau, and Iron Age Hanben were used as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from Western Eurasian, Mongolia,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EBA_Chemurchek (34–37%) derived from Western Steppe herders (47–55%) and Mongolia’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Han-related ancestry (63–66%).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mpatible with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supported the fact that Western Eurasian herders, ANA, and millet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observed positive Z sex bias scores in different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focused o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a male-dominated admixture of Han-related ancestry.”
……“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 of ancient Mongolian exis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and multiple ancestral sources flowed into Mongolia Plateau shaped the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ancient Mongolian: the local ANA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E ancestry, the eastward movement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in a different period, limited gene flow of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nd recent Han-related ancestry. The intercontinental expansion of Mongols establish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n North Asia. Model-based populations clustering analysis of ADMIXTURE and admixture f3 tentatively suggested that the differentiated genetic profile of Mongolians might be the results of various ancestral sources and proportions: the Eastern Eurasian including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A, represented by DevilsCave_N/Mongolia_N_North),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LN), and relative low proportion of ancestry related to Western Steppe herd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e gene flow from Western Eurasian was preliminarily detected in Mongol population of 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tree; the ancestral source was finally identified in qpAdm, ranging from 5.6 to 11.6%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ALDER and GLOBETROTTER supported that the west-east admixture event was recently estimated in the period ranging from T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On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 truth admixture scenarios might be continuous, complicated admixture and estimated admixture only provide simply a single event, and the recent dat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he admixture between We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ancient Eastern Eurasians in the Mongolia Plateau has been attested in paleogenomics studies, including Early Bronze Age Yamnaya and Afanasiveo populations showing primary culture influence and limited genetic impact an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Andronovo and Sintashta with visible genetic contribution to Ea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
……“What's more,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might be mediated by the gene flow into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started in the Xiongnu Regime of the Early Iron Age. The unique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as always bee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of the Han population and the pastoral husbandry of herders. Therefore, the record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Han and Ea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started in Han Dynasty when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Regime often invaded the boundary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facilitated the cultural and genetic exchanges. Sinc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nomads opened up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this kind of exchange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has continued until Genghis Khan’s cavalries swept across the whole Eastern Eurasia and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reached the peak; our ALDER results also suggested gene flow from Han into Mongolian during the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Han-related ancestry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transection.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ould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d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Han admixture in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in some Mongolian individuals. The additional ancestral source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flowed into Eastern Eurasian initiated in the Early Iron Age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the Tian Shan Mountains, which is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TianShan Saka, Mongolia_Chandman_IA. This genetic influx continued to the Xiongnu Empire and eve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The westward disseminating Turkic language influenced the group i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such as Wusun and Kangju. The Xiongnu population and in a later Uyghur period, Wusun and Kangju in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received an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BMAC related or Neolithic Iranian-related). Although the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did not largely contribute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t has been detec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Our modern Mongolian populations also showed a minor genetic affinity to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affinity in Mongolian populations was inferior to that i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Plateau since the Late Bronze Age. The qpAdm results further provided robust evidence that the subtle genetic influx was dedica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generated genome-wide data from 42 Mongolians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We first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mong Mongolians, who were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enetic clusters harboring various Western and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ies. Finding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possessed different Chinese Mongolian/Mongols/Tungusic/East Asian affinities, indicating successfu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a frontier city. The successfully fitted four-way admixture model revealed that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Northeast Asian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East Asia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Western Steppe herd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small Ir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12.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mtDNA lineages of Mongolians
↑ Xuwei Hou、Xianpeng Zhang†、Xin Li、Ting Huang、Wenhui Li、Hailong Zhang、He Huang、Youfeng Wen《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of Mongolians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exceeds six million and i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among the Mongolic speakers in China. Modern Mongolian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but they mainly live in Inner Mongolia, Liaoning, Xinjiang, and other northern provinces. Chinese Mongolian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s, nor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ancient ARB populations, sou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a majority of Neolithic YRB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Guizhou Mongolians harbor more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 Austroasiatic, and Austronesian speakers. This reveals Mongolians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along with their migration. Also, there is a different admixture history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hinese Mongolians, the western Mongolians receive more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s, and the Eastern Mongolians possess more Neolithic Y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y. Ancient Mongolia is formed by multiple tribes, every ancient Mongolian tribe experience a different origin, exchange, and admixture history, and their descendants live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genetic differences exis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FIGURE 4.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ed the ancestral composition of studied Mongolians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at K = 7 and K = 8.
……“When X and Y represen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forms of f4 (X, Y; Mongolian_Fuxin, Yoruba), we found Fuxin Mongolians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ancient YRB, WLRB, ARB, and MP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f4-statistic in the form of f4 (Ancient Population1, Mongolian_Fuxin; Ancient Population2, Yoruba)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from ancient Y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Neolithic Yangshao, Miaozigou, and Shimao culture, ancient WL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Hongshan, Lower Xiajiadian, and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Neolithic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Bronze-Age Ulaanzukh culture pastoralists (1,448–1,292 calBCE), and Iron-Age Mongolia_EIA_8 individuals (971–830 calBCE).” “We applied qpWave/qpAdm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estimate their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used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Neolithic Yangshao, Longshan,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Iranian Neolithic farmers, Bronze-Age Yamnaya pastoralists, and Bronze-Age Sake peoples in Central Asia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m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re from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st Liao River Basin,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Western Eurasian and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lso, relative to other Mongolic, Tungusic, and Turkic speakers, Fuxin Mongolians had mor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ARB hunter–gatherers-related ancestry.”
……
“We used qpGraph and TreeMix methods with gene flow events to further explor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and potential admixture signals and reconstruct deep phylogenetic structures in Fuxin Mongolians. In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we used Mbuti, Denisovan, Loschbour, GreatAndaman, and Tianyuan to construct the basal model.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Amur River Basi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Yangshao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in Yellow River and West River basins, Neolithic Qihe, Iron-Age Hanben, and Bronze-Age Afanasievo pastoralists were used as different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We foun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53%–57%), Neolithic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43%–47%), and we also found that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indicated that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sources and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and there was a limited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next applied the ALDER method based on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tatistics to estimate the admixture time and explore possible admixture signals. There were multiple sources of admixture signals such as Han, Tungusic speakers, Mongolic speakers, Turkic speakers, and populations who harbore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bvious eastern–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 interaction and admixture occurred during a historic period (∼600–∼1,300 years ago)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the Han people could be dated back to ∼400–∼1,300 years ago which is approximately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Western Eurasians could be dated back to about ∼600–∼1,500 years ago. Also, the Turk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ies flowed into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from ∼500 to ∼1,800 years ago.”……
……“We also found there were genetic differences among Mongolians, Fuxin Mongolians had less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lative to Baotou Mongolian and Outer Mongolian, and Bijie Mongolians in Guizhou Province had more Sino-Tibetan-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than other Mongolian people.”……“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ient Mongolian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exhibited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s. There was a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multipl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genetic ancestries to shape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of ancient Mongolians: the main ancient Northeast Asian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cient North Eurasian ancestry, the limited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and recent genetic influence of the Han people.”……“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modern Mongolians in Liaoning are mainly descended from two ancient Mongolian tribes,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and the “Harqin” tribe. Fuxin Mongolians belong to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200 years, it originated in the Orkhon River Basin and Selenga River Basin, and this tribe expanded westward into the regions of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rength. From the late 15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6th century,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to Hetao Plai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became an alliance with the “Tumet” trib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Tumet-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eastward, and they finally settl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complex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shap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Mongolians. The admixture-f3 (Ancient population1, Ancient population2; Mongolian_Fuxin) results exhibi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Neolithic and Iron–Age YRB and WLRB populations and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cient Mongolians, and ancient Iranian. The models of the population mixture based on the qpAdm method showed YRB and WLRB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further supported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Th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was 53%–57%, and the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re 43%–47%. We also found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Also, the qpAdm results also indicat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Altaic language speakers, and we could find there were more YRB-, WL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ies in Fuxi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expansion of millet farmers and retained mor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RB hunter–gatherers. In general, we found there wer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complex population admixture,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Fuxin Mongolians.”……
↑ ^58.0 ^58.1 Jing Chen、Guanglin He、Zheng Re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Meiqing Yang、Han Zhang、Jingyan Ji、Jing Zhao、Jianxin Guo、Kongyang Zhu、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Admixture History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From Southwestern East Asia》
……“Further results from ADMIXTURE and f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studied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especially for inl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qpAdm-based estimates of ancestry admixture proportion demonstrated that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s of one nor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rn Tungusic/Mongolic speakers or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one southern ancestry associated with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y and neighbor-joining tre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ancestry from their northern ancestors and the other half from southern Indigenous East Asians. The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ranged from 600 to 1,000 years ago, which further confirmed the admixture events were mediated via the Mongolians Empire expansion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26 Mongolians and 55 Manchus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The ethnicities of all participates were used as their self-declaration based on their family migration history and corresponding family records.”……
…………
……“We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eople harbored mor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by the observation of significant positive values in f4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northern Mongolians/Tungusic populations, Mbuti). Further evidence demonstrated that studied populations harbored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via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southern East Asians, Mbuti).”……
…………
“We further used qpGraph to reconstruct the deep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s group in Guizhou. We used two ancient Neolithic samples from the Mongolians Plateau as the northern source and used the samples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Xiaowu sit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We used Iron Age Hanben samples from Taiw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The reconstructed phylogeny showed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to the Bijie Mongolians is 44%, whereas the proportion from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is approximately 56% (Figure 5).”
Figure 5. The suggested admixture model of southern Mongolian people via qpGraph.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that most of the average time that admixture occurred is around 1,000 AD, which is concordant with the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The high-frequency paternal lineages of our Mongolian samples are O1b1a1a1a1a2a1-Z24050′ (11) and O1a1a2a1-Z23266 (6) (Supplementary Table 10).”……
……“Here, we presented t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Mongolians and Manchus) in Guizhou and reconstructed their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from Guizhou and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northern East Asia (North China, Mongolia, and southern Siberia).”……“We observed suggestive evidence in f3 statistics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ncestry from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 But for th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we can fi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tures with one source from East Asians and the other from western Eurasians or northern Siberians. The genetic distance-related indexes (Fst an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e studied Guizhou populations having a strong sou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but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showing a clear nor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We observed the Y-chromosome and mtDNA haplogroups in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lineages that are frequent in southern China, showing a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 from that in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ble S10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opulations.
↑ Xianpeng Zhang、Guanglin He、Wenhui Li、Yunfeng Wang、Xin Li、Ying Chen、Quanying Qu、Ying Wang、Huanjiu Xi、Chuan-Chao Wang、Youfeng Wen 《Genomic Insight Into the Population Admixture History of Tungusic-Speaking Manchu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We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ve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northern Han Chines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luster patterns in the haplotype-based results. Additionally, the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at modern Manchu people were formed as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minor ancestry linked to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Amur River Bain, or others.”……
……“Manchu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ungusic group of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but previous genetic studies indicated that Manchus were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Tungusic-speaking groups, which is probably due to th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Han Chinese into Manchus. Chen et al. recently reported that Guizhou Manchus in southwest China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and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a large proportion of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suggesting that Manchu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southern natives along with their southward migration.”……
……“We collected a total of 93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unrelated Manchu individuals aged over 58 in different villages in the Xinbin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we used cross-validation to identify an “optimal” number of clusters. We found the lowest CV error at K = 5. At K = 5 (Figure 3), we observed there were three components of light green, dark green, and pink color reaching high proportions in Liaoning Manchus. The light green ancestry was enriched in the Tungusic people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Baikal Lake region. Dark green ancestry with maximum propor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and Southeast Asians, especially in Taiwan Hanben people. Pink ancestry was maximized in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Therefore, Manchus had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ast Asians,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igure 3.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
……“We applied qpWave and qpAdm methods to further infer the possible ancestral populations and estim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used the related available ancient northern populations (Heishui_Mohe, Boisman, Xiongnu, Xianbei, Yamnaya, Afanasievo, SlabGrave, Mongolia_North_N, CenterWest, MongunTaiga, Munkhkhairkhan, and Sagly) as the northern sources, used all available ancient populations (Miaozigou_MN, Shimao_LN, Upper_YR_IA, YR_MN, YR_LBIA, YR_LN, WLR_LN, and Upper_YR_LN) as the source of Yellow River sources, and used Iron Age Hanben (Hanben_IA) and Gongguan samples from Taiwan and Neolithic southern populations (SEastAsia_Coastal_EN, SEastAsia_Coastal_LN, SEastAsia_Island_LN, SEastAsia_Island_EN) as the southern sources. We observed that Manchus can be modeled as deriving 32.4% ancestry from Mohe people and the remaining ancestry from the farming-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7).”……
Figure 7. Model of ancient population admixture by qpWave and qpAdm method.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nd Siber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in most cases that the average time that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as around 500 AD (for example, 46.36 ± 20.93 generation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That period witnessed large-scale population migrations and admixtures due to the turbulence and war between Xianbei and Han Chinese. W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34 uniparental Y-chromosome lineages and 93 mtDNA lineages in Liaoning Manchus as shown in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 We found that D4, A, and M8 were the dominant maternal lineages, and O2a2b1a2 was the dominant paternal lineage. Those paternal and maternal haplogroups are also dominant i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gene flow from Han Chinese into the gene pool of Manchus.”……
……“In this study, we also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d a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Han Chinese, especially with the northern Han. For example, Manchus had more Sinitic-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than other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ADMIXTURE. We proposed that Liaoning Manchus are an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related farming populations and local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able 5A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Liaoning Manchu population
↑ 王斌、杨圣敏《新疆维吾尔族肤色和发色多态性研究》……现代维吾尔族是多源的，但主要是由来自蒙古草原的回纥人（北亚蒙古人种）和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由不同的人种组成，有欧罗巴种的胡人，也有蒙古种的羌人、汉人，以深目高鼻的胡人为主）融合而成。这两部分人大规模合流的时间是16世纪初，标志是1513年叶尔羌汗国赛依德汗统一塔里木盆地，伊斯兰教在整个南疆地区取得统治地位……近现代维吾尔族的人种是多源的，主要表现为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和生物遗传特性，同时掺入一定比例的欧罗巴人种成分，这种掺入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弱。沿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从东到西，现代维吾尔族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和生物遗传特性逐渐减弱，而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和生物遗传特性逐渐增强。
↑ 张宁《哈萨克斯坦构建国家认同的经验》……15世纪，在原住的欧罗巴人种和外来的蒙古人种这两大人种持续数百年的复杂互动的基础上，哈萨克族及其族群疆域基本形成……
↑ Qidi Feng、Yan Lu、Xumin Ni、Kai Yuan、Yajun Yang、Xiong Yang、Chang Liu、Haiyi Lou、Zhilin Ning、Yuchen Wang、Dongsheng Lu、Chao Zhang、Ying Zhou、Meng Shi、Lei Tian、Xiaoji Wang、Xi Zhang、Jing Li、Asifullah Khan、Yaqun Guan、Kun Tang、Sijia Wang、Shuhua Xu《Genetic History of Xinjiang’s Uyghurs Suggests Bronze Age Multiple-Way Contacts in Eurasia》
…………“Here we assess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ancestry of 951 Xinjiang’s Uyghurs (XJU) representing 14 geographical subpopulations. We observed a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which was likely shaped jointly by the Tianshan Mountains, which traverses from east to west as a natural barrier, and gene flow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directions. In XJU, we identified four major ancestral components that were potentially derived from two earlier admixed groups: one from the West, harboring European (25–37%) and South Asian ancestries (12–20%), and the other from the East, with Siberian (15–17%) and East Asian (29–47%) ancestries.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U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of XJU together with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five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Central Asia/Siberia (SIB), East Asia (EA), Oceania, South Asia (SA), and West Eurasia (W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showed that XJU lay along the axis between groups from WE and EA. After removing populations outside of Eurasia from PCA, the XJU samples were surrounded by populations from SIB, EA, SA, and WE. Among these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XJU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ntral/South Asian populations, followed by the EA/WE populations.”……
……“These four major ancestries of XJU were confirmed by running ADMIXTURE for XJU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s of EA, SIB, WE, and SA ancestries. The estimated ancestral proportions, as confirmed by reduced data sets (K = 4), are as follows: EA (28.8%–46.5%), SIB (15.2%–16.8%), WE (24.9%–36.6%), and SA (12.0%–19.9%) (fig. 2A and B). In contrast, the Turkish populations share the majority of their ancestral makeup with populations from WE (74.8%) and SA (16.5%), whereas those from the East is considerably lower (4.03% EA and 4.66% SIB) (fig. 2A).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mixture proportions was observed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XJU. WE ancestry propor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 ancestry proportions in XJU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nd bot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whereas EA and SIB ancestry in XJU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ig. 2C). However, none of the ancestri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atitude, indicating that the gene flow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was more frequent than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refore, the observed southwest–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likely resulted from a joint effect of the barrier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gene flow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FIG. 2.Ancestry makeup and variations in admixture proportion within XJU. “We further applied admixture history graph (AHG) analysis to determine admixture chronology, i.e., the chronology of introduction of each ancestry into XJU’s gene poo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WE ancestry first admixed with the SA ancestry in the West, whereas the SIB ancestry admixed with the EA ancestry in the East. Next, the mixed Western ancestries (WE-SA) and the mixed Eastern ancestries (EA-SIB) joined together to form the gene pool of XJU. The AHG result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across ADMIXTURE replicates. This configuration supported the inference generated by Globetrotter, in which Iranian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ancestral origins of the Uyghur admixture.”……
……“Further anlaysis using MultiWaver indicated that some regional XJU groups such as from Kumul, Bayingolin, and Changji showed slightly larger time estimations for the first admixture wave, as well as an additional admixture wave from the east at around 100∼80 generations ago. On the one hand,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more complex admixture history for XJU;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possible that MultiWaver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admixture waves, which could occur in case of long-term isolation and recent gene flow. To find evidence of recent gene flow in XJU, we categorized the local ancestry tracts in XJU into the East origin and West origin, and binned the tracts based on their lengths. After correction for admixture propor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ng tracts (>0.2 Morgan) of the We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Southwest XJU groups such as Hotan and Kizilsu, whereas long tracts of Ea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Northeast XJU groups such as Kumul and Turpan. These results thus suggest recent gene flow (<5 generations) into XJU from west and east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968 unrelated Uyghur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rom 12 prefectures (Kaxgar, Hotan, Kizilsu, Aksu, Bayingolin, Turpan, Kumul, Changji, Ili, Bortala, Tarbagatay, and Altay) and 1 prefecture-level city (Urumqi)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The sample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but roughly proportional to the total Uyghur population size of each geographical region. An estimated 80% of Uyghur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Southwest portion of Xinjiang Tarim Basin. Correspondingly, the majority of the samples were from southwest Xinjiang. Each individual was the offspring of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members of the same nationality within three generations. Informed consent was acquir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 Jia Wen、Hao Chen、Yuwen Pan、Yuhan Yang、Dolikun Mamatyusupu、Dilinuer Maimaitiyiming、Shuhua Xu 《Sex-Biased Admixture Followed by Isol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Shaped the Genomic and Blood Pressure Diversity of the LopNur People》
“The LopNur people are an ethnic group living on the ed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and they are believed to demonstrate a unique genetic makeup due to their isolation and limited contact with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However, a lack of genetic studies on the LopNur people has resulted in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eir ancestral origins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Here, we conducted the first whole-genome sequencing study of 164 LopNur individuals (LOP)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genetic histor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in an isolated desert area. Ou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resent-day LOP have experienced a complex history of admixture followed by long-term isolation, with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East Asia (∼41.46%), West Eurasia (∼26.43%), Siberia (∼24.27%), and South Asia (∼7.82%).”……
“Scattered in the LopNur region downstream of the Tarim River and Peacock River, the LopNur population (LOP), comprising only ∼44,000 individuals,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Uyghur in China. However, the dialect, lifestyle, social customs, and folk culture of the LopNur people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Uyghurs in Xinjiang (XJU).”……
…………
“To investigate the ancestry composition of LOP, we first performed ancestry inference with ADMIXTURE analysis. Assuming two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 2), the main ancestral origin of LOP could be attributed to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EEA) (∼66.13%)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EA) (∼33.87%). This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XJU, which exhibits a nearly equal ancestry contribution from both EEA and WEA. At K = 4, the main ancestry of the Eurasian populati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four sources, namely EAS, EUR, SIB, and SAS, which largely correspon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XJU, LOP shared more ancestry with EAS (41.46%) and SIB (24.27%), and they shared comparatively less ancestry with EUR (24.63%) and SAS (7.82%). These results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ose observed in the phylogenetic tree and outgroup f3 analysis. Since K = 8, the cross-validation errors remained stable, and a LOP-specific component was identified, as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LOP was more homogeneous than that of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owever, we also found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in LOP, and there was a cline in LOP-specific ancestry across LOP individuals,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ly variable ROH length across LOP individuals. Notably, higher levels of inbreed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LOP-specific components (P < 2.2 × 10–16).”
Fig. 2. Ancestry makeup and genetic history of LOP.
……“Taken together, similar to other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the LOP originated from an admixture of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timing differed between LOP and these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 uniqu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LOP.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to-LOP via admixture, subsequent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led to a strong genetic drift in LOP, shaping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 present-day LOP coupling with the recent gene flow.”
…………
“In this unprecedented study, we characterized the genetic makeup and reconstructe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LOP using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 data. Similar to other Turkic-speaking peoples living in Central Asia, the LOP derived their ancestry from both the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present-day LOP are more isolated than other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as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homogenous genetic makeup among LOP due to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proportion of EEA in some Central Asian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than in populations that speak Indo-Iranian languages. Indeed, our analys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LOP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East Asians.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the initial habitation of the LOP was in the LopNur region, which is situated in eastern Xinjiang, thus, this population has been influenced more by populations of East Asian ancestry. Consequently, East Asian ancestry in LOP is greater than that observed in central or western Xinjiang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XJU, Kazakhs, and Tajiks. Moreover,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also have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ancestry compositions between LOP and XJU regard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EEA and WEA. In particular, a greater level of female-biased EAS ancestry was detected in LOP than in XJU, although the two populations might have shared the initial admixture scenario. We speculate that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proto-LOP individuals who migrated to the isolated desert. Xinjiang is a melting pot for human contact, especiall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and many present-day peoples living in this region have a very complicated admixture history since their genetic makeup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 multiple-layer mixture of gene pools. ”…………
Table.S4 Distribution of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in LOP and XJU.
↑ Aigul Zhunussova、Saltanat Tayshanova、Alizhan Bukayev、Ayagoz Bukayeva、Baglan Aidarov、Radik Temirgaliev、Zhaxylyk Sabitov、Maxat Zhabagin《Genetic genealogy of Y-chromosome in the Zhetiru tribe of the Kazakh population from Kazakhstan》
……“One of these tribes is the Zhetiru, which is part of the Kazakh people and numbered about 374 thous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n,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in Kazakhstan have not recorded data on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among Kazakhs. The name of the tribe comes from the Kazakh words “zhety” (seven) and “ru” (clan), which reflects its genealogic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seven clans: Zhagalbaily, Kerderi, Kereit, Ramadan, Tabyn, Tama, and Teleu. The main settlements of the Zhetiru tribe are loc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modern Aktobe and Kyzylorda regions of Kazakhstan. In 1748, Tevkelev wrote the first record of the Zhetiru tribe’s creation. According to his record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seven independent clans formed a political tribal union called “Zhetiru.” However, based on materials collected in the 1820s among Kazakh elders, Blumberg proposed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Zhetiru tribe’s origin, claiming that it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ancestor, Karakatysh, who had seven sons, each of whom founded one of the seven clans.”…………“This study aims to ascertain two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the Zhetiru tribe (whether from a single common ancestor or many origins) and to establish the genetic positioning of seven clans within the tribe relative to other Kazakh tribe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inaug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Y-chromosome polymorphism 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23 Y-STR and Y-SNP markers.”
……“The study recruited unrelated healthy male volunteers of Kazakh descent from Kazakhstan. Each volunteer provided informed consent by signing a consent form and completed an ethnographic questionnaire, which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350 males of the Zhetiru tribe using the Oragene DNA Self-Collection Kit. As a result,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were collected for the study: Kerderi clan (N = 40), Kereit clan (N = 32), Ramadan clan (N = 39), Tabyn clan (N = 85), Tama clan (N = 36), Teleu clan (N = 53), and Zhagalbaily clan (N = 65). Population genetic data are elabora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S1.”……
“Table 2 presents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for the Zhetiru tribe. The tribe exhibits a high level of haplogroup diversity (HD = 0.91). It indicates a complex genetic landscape, reflective of multiple ancestral paternal lineages contributing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tribe. Nine haplogroups, each with a frequency greater than 5%, concentrate the majority of the Y-chromosome variation (86%). These haplogroups include C2a1a1b1 (7%), C2a1a2 (10%), C2a1a3 (10%), J2a1 (6%), J2a2 (13%), N1a2 (10%), O2 (8%), R1a1a (14%), and R1b1a1a1 (8%). With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certain haplogroups accumulate at even higher frequencies, and some become clan-specific with frequencies exceeding 50%. Specifically, the Teleu clan predominantly exhibits haplogroup J2a2 (83%), the Tama clan is characterized by C2a1a3 (64%), the Kereit clan shows a high frequency of N1a2 (59%), and the Kerderi clan primarily has R1a1a (55%). The Ramazan (HD = 0.81), Tabyn (HD = 0.82), and Zhabagaly (HD = 0.79) clans exhibit high haplogroup diversity without a major haplogroup (frequency less than 50%).”
Table 2. Frequencies of Y-chromosomal haplogroups within the Zhetiru tribe.
……“By analyzing 23 Y-STR loci and 17 Y-SNPs from 350 individual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ven clans constituting the Zhetiru tribe originate from genetically independent founding lineages rather than a single paternal ancestor. The high haplotype diversity observed at the tribal level, coupled with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at the clan level, suggests strong founder effects in multiple clans (Tama and Teleu), while others exhibit more complex multi-lineage structures. Our findings support historical accounts describing the Zhetiru tribe as a union of previously distinct clans. ”……
Table S1.
↑ ^65.0 ^65.1 ^65.2 ^65.3 ^65.4 Bin Ma、Jinwen Chen、Xiaomin Yang、Jingya Bai、Siwei Ouyang、Xiaodan Mo、Wangsheng Chen、Chuan-Chao Wang、Xiangjun Hai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East-West Population Admixture in Northwest China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Array Genotyping》
…………“We observed Dongxiang, Bonan, Yugur, Salar, and Hui people were admixed populations deriving ancestry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Eurasians, with the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contributions ranging from 9 to 15%. The genetic admixture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biased migration- showing a higher frequency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Y chromosomal lineages than that of mtDNA detected in Northwest China. ALDER-based admixture and haplotype-based GLOBETROTTER showed this observed West Eurasian admixture signal was introduced into East Eurasia approximately 700 ∼1,000 years ago.”……
…………
“We next carried out qpAdm analysis to infer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our studied Gansu populations (Figure 8). The ea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the Yellow River farming group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and the we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Andronovo and Alan cultures, since theyprovided the most significant negative admixture-f3 values. We used the following set of populations as outgroups: Mbuti, Russia_EBA_Yamnaya_Samara, Anatolia_N, Russia_MA1, Russia_Afanasievo, Mongolia_N_East, Ust_Ishim, Russia_Kostenki14, Iran_C_SehGabi.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by two-way admixture with the p-value > 0.05 at rank = 1. We estimated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Russia_Andronovo related ancestry were 9.1 ∼ 11.8%, while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YR_LBIA farming group related ancestry were 88.2 ∼ 90.9% in Hui, Bonan, Yugur, and Salar groups. Given the pair groups consisting of Late Neolithic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LN) and Iron Age Alan people in Russia (Russia_Alan) in admixture f3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e found that the Dongxiang group derived 14.9%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Russia_Alan related groups and the left from WLR_LN related groups. In general, the qpAdm model indicated the west-east admixture in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showing East Asian related ancestry dominantly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ses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ancestry.”
FIGURE 8. qpAdm 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the populations in our study in Gansu province.
…………
“We assigned the haplogroups of Y chromosome and mtDNA for our newly genotyped samples (Table 3). The haplogroup R1a1a1b2 was the most frequent patrilineal lineage in the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We also detected haplogroup D1a1a1a1a2a∼, H1a1a1a, J2a1a, J2a1h2b, J2a2, N1a2b3, O2a2a1a2a1a, and O2a2b1a1a6b in our Hui samples. Haplogroup D1a1a1a1a2a∼ and O2a2b1a1a were also found in Bonan group. The haplogroup O1b1a1a1b2 was also presented in Salar group. Haplogroup J2a1h2, which was mostly found in the Middle East, was the most prevailing lineage in Dongxiang people. We also found D1a1a1a2, O2a2b1a1a6, and R2a2 in the Dongxiang group. Haplogroups C2b1a1, D1a1a1a1a2a∼, O2a2b1a2a1a2, O2a2b1a2b2, and Q1b2b1b2b2∼ were the prevalent lineages in the studied Yugur group. The distribution of Y haplotype indicated the influence of westward expansion of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in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ese Altaic populations, including West Eurasian, Sino-Tibetan, common ancestor of Altaic related ancestry.”
TABLE 3.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distribution of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
“We estimated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Euraisan related ancestry in Northwest Chinese populaton using the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based admixture inference implemented in ALDER. We used Han_HGDP and Sardinian as two ancestral surrogates to calculated the east-west admixture time and listed the results in Table 5. The average admixture time calculated by the 2-ref weighted LD for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ranged from 25 to 31 generations, which was approximately 750–930 years before present assuming 30 years one generation. The east-west interaction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occurred in abou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of China.”……
…………“The closer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tudied population and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qpAdm and GLOBETROTTER suggested the majority contributing East Eurasian ancestry might derived from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Basin related population.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Bronze Age West Steppe nomadic groups limitedly impacted the gene pool of the East Eurasian. The five studied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ere suggested to harbored the lower proportion of Middle and Late Bronze West Steppe pastoralists represented by Andronovo culture. This was also supported by the high frequencies of Y chromosomal haplogroup R1a1a1b2 which prevaile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Steppe populations in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The genetic admixture from West Eurasians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 dominant migration which showing the higher frequencie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paternal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the absence of maternal mtDNA lineage related to West Eurasian.”……“Running through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e human groups were all presented a west-east admixture structure. The Uyghur in Xinjiang was a typical one.”…………
↑ 张咸鹏、于会新、张劼、贾欣怡、何宵飞、朱波峰、韦兰海、姚宏兵《基于35 Y-STR研究甘肃裕固族的父系多重起源》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连通东西方人文、经贸交流，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带，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河西走廊的一大特点。裕固族是河西走廊地区主要民族之一，其人口较少，仅14,706人(2020年)，主要聚居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从事着畜牧业及农业。裕固族是“一族多语”民族，裕固族人使用分属于不同语族的两种裕固语(东、西裕固语)，没有统一的语言及文字。虽然语言不通，但裕固族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普遍认为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裕固语，都是裕固族的本族语言。裕固族的传统文化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点。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指出，现代裕固族是古回鹘人和古蒙古人与汉族、藏族等多个不同族系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是跨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实例，是河西走廊人群的典型代表，具有“一族、双语、多族源”的特征，是探讨语言、民族和遗传三者边界关系的最佳范例。……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表现出东西欧亚人群混合的特征，东亚谱系O、C、D、Q和N占据裕固族父系基因库的85%，西欧亚的父系类型(R-M207、J-M304、G-M201、L-M20)约占15% 。……引入古DNA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裕固族具有约90%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人群遗传贡献，约10%西欧亚游牧文化人群遗传贡献，并且源自西欧亚人群的遗传贡献具有男性偏向性，即父系遗传组成中西欧亚相关谱系所占比例高于母系遗传组成。……
图1 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
…………
在本研究所获得的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中，谱系O所占比例最高(48.52%)，以O2a-M324(43.04%)为主，主要包括O2a2b1a1-M117(17.72%)、O2a2b1a2a- F444(15.61%)和O2a1b-IMS-JST002611(8.44%)三种父系类型。已往研究结果显示，裕固族人群中父系O2a主要属于下游类型O2a2b1a1-M117。O2a2b1a1- M117、O2a2b1a2a-F444和O2a1b-IMS-JST002611均是汉族人群主要父系类型。除此之外，O1a-M119(1.69%)、O1b1a-M1470(3.38%)和O2b1-F1150(0.42%)等单倍群也出现于裕固族人群中，而这些单倍群在汉族人群中均有分布。其次是谱系C占15.61%，主要包括C2a1a1-F1756(5.06%)、C2b1a1a1a-M407(2.53%)、C2a1a3-M504(5.49%)和C2b1a-F3895(4.22%)。已往研究表明，裕固族人群父系C2a以下游类型 C2a1a3a-F3796和C2a1a2-M48较常见，而C2b以C2b1a1a1a-M407和C2b1b-P53.1为主。C2a1a1-F1756、C2a1a3-M504、C2a1a3a-F3796、C2a1a2-M48和C2b1a1a1a-M407均是蒙古语人群主要父系类型。裕固族人群中谱系Q占比10.97%，主要包括Q1b1a3-L330(9.7%)和Q1a1a-M120(0.84%)。已往研究结果显示，裕固族人群中谱系Q属于下游类型Q1a1a-M120、Q1b*-M346+, L53-和Q1b1*-L53+, M3-。Q1a1a-M120是汉族人群主要父系类型，而Q1b*-M346+, L53-和Q1b1*-L53+, M3-则在突厥语人群中较常见。裕固族人群中谱系D1a占比7.59%，均属于父系类型D1a1a-M15，已往研究结果显示D1a1a1*-N1+, N2-和D1a1b1-P47在裕固族人群中常见，而D1a1a-M15和D1a1b1-P47是藏族人群的主要父系类型。裕固族人群中谱系R1a占比7.17%，主要属于R1a1a-M17，与已往研究结果一致，R1a1a-M17常见于突厥语人群。父系谱系N在裕固族人群中所占比例不高，以N1a1a-M178和N1a2a-M128较常见，N1a2a-M128是汉族人群主要父系类型，而N1a1a-M178常见于蒙古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中。综上，汉族、藏族、蒙古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的主要父系类型均出现于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中，揭示裕固族是多族系、跨族际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除此之外，裕固族人群父系遗传组成中还包括E1b和J2a(约6%)，这些单倍群可能源自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人群的遗传影响，揭示历史的河西走廊不仅是东西欧亚文化、经济、政治等交往、交流的地带，同时也伴随着东西欧亚人群的迁徙与交融。
目前，分子人类学研究已揭示裕固族人群的基本遗传结构和特征。无论是父系Y染色体研究，还是母系线粒体基因组研究，都表明汉族、藏族、蒙古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是现代裕固族人群遗传成分的主要来源，同时研究还发现东、西裕固族人群间存在遗传差异。…………综上所述，多学科证据支持裕固族是多个不同族系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唐代晚期迁至河西走廊的古代回鹘人、13世纪迁至河西走廊的古代蒙古人以及汉族、藏族等对现代裕固族人群具有明显的遗传贡献，是裕固族的主要族源。同时，由于裕固族及其先民从公元9世纪便定居于河西走廊地区，而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国与西域乃至世界交流、沟通的重要通道。在现代裕固族人群遗传组成中存在少量源自中亚、西亚地区人群的遗传谱系，以及在裕固语借词中存在个别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突显河西走廊地区是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带。……
↑ Jia Wen、Jiaojiao Liu、Qidi Feng、Yan Lu , Kai Yuan、Xiaoxi Zhang、Chao Zhang、Yang Gao、Xiaoji Wang、Dolikun Mamatyusupu、Shuhua Xu 《Ancestral origins and post-admixture adaptive evolution of highland Tajiks》
……“genetic admixture, as we observed in the current whole-genome deep-sequencing study of Xinjiang Tajiks (XJT),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how admixture may facilitate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extensively studied highlanders, XJT showed pronounced admixture patterns: most of their ancestry are derived from West Eurasians (34.5%–48.3%) and South Asians (21.4%–40.0%), and some minor ancestry from East Asians and Siberians (3.62%–17.5%). The greater genetic diversity in XJT than in their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provides a genetic basis for their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
……“Tajiks, who speak a language from the Iranian branch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ajikistan, Afghanistan, Uzbekistan and Xinjiang, China. Compared with Western Tajiks, Xinjiang Tajiks (XJT) living in the Tashkurgan County on the Pamir Plateau are identified as highland Tajiks,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of more than 4000 meters due to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ian Shan, the Hindu Kush and the Kunlun Mountains near the county.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T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XJT and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seven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Oceania, Central Asia (CAS)/Siberia (SIB), East Asia (EAS), South Asia (SAS) and West Eurasia (EUR). ”……
“We noticed that XJT tended to have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East Asian populations than Tajikistan Tajiks (TJT), suggesting that the gene pool of XJ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East Asian ancestry.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TJT was not the group with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XJT (FST = 0.0180); instead, Pathan (FST = 0.0135) and Turkish (FST = 0.0136) populations showed much less differentiation from XJT. In contrast, XJT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JT, followed by Turkish (FST = 0.0211) and Pathan (FST = 0.0221) populations.”
…………
“To unveil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XJT and investigat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we performed ADMIXTURE analysis for XJT together with global populations, assuming a different number of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from 2 to 20). From the ADMIXTURE results assuming greater Ks, we observed that most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AS, SIB, EUR and SAS. Notably, XJT consistently had more ancestry from EUR (46.5%) and SAS (35.9%) and less ancestry from EAS (5.6%) and SIB (8.2%).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of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in which Tajiks were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ose in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ajiks are the only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that speaks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while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Uyghurs, Kazakhs and Kyrgyz speak Turkic languag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n Tajiks of Turkic expansion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a might have been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at on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XJT and TJT both speak Iranian; however, they speak distinct languages within this subgroup. XJT predominantly use languages from the Eastern Iranian branch, while TJT generally speak languages from the Western Iranian branch. Compared with XJT, the TJT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UR (52.4%) and SAS (35.7%), a smaller contribution from SIB (6.2%) and almost no contribution from EAS (0.9%). This difference in ancestry between XJT and TJT likely resulted from gene flows from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after population divergence. ”……
Figure 2.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model of XJT.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ajiks began practicing endogamy after the admixture of BMAC and Andronovo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genome of XJT contains more intermediate (2–10 Mb) and long (>10 Mb) runs of homozygosity (ROHs) tha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he Ne of XJT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African, American, East Asian and Western European populations, and the inbreeding coefficients of XJT also exceed those of other pop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XJT is a small population and that inbreeding phenomena exist within it.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ports, and the patter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dogamous marriage patterns in Tajiks. ”……
↑ ^68.0 ^68.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 雍际春《嬴秦非戎族新考》
↑ 李学勤：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
↑ 《左传‧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 《潜夫论·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万接，生白帝挚青阳。世号少曎。代黄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凤皇适至，故纪于鸟。
↑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
↑ 朱泽坤《略论先秦时期庶人姓氏之有无》
↑ 《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六十二·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重贵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云。……
《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孝文窦皇后》……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馀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馀人，岸崩，尽厌杀卧者，少君独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少，识其县名及姓，又尝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皇后言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复问其所识，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传舍中，匄沐沐我，已，饭我，乃去。”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赐之，家于长安。……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馀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馀皆拜为郎。……
↑ ^78.0 ^78.1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刘祜·纪第五》（永初五年闰四月）戊戌，诏曰：“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济斯艰厄，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后汉书·卷三十八·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冯绲》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合二万馀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又武陵蛮夷悉反，寇掠江陵闲，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荆南，皆没。于是拜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馀万讨之，诏策绲曰：“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已命有司祖于国门。诗不云乎‘进厥虎臣，阚如虓虎，敷敦淮𣸣，仍执丑虏’。将军其勉之！”
↑ ^79.0 ^79.1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彊，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因授融为凉州牧。
《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锺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第五伦》……伦后为乡啬夫，平傜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
《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陈忠》……忠上疏曰：“臣闻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责臣司，臣司狃恩，莫以为负。故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杨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彊，阳不能禁，故为淫雨。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軿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主。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闲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职事巨细，皆任贤能，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泄漏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书奏不省。
↑ 《潜夫论·救边》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也哉！……
《潜夫论·实边》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楯，惶惧扰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尔，郡县皆大炽。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仇，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
↑ 《风俗通义·过誉》…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举司隶茂材，为高唐令，密乘轝车，径至高唐，变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馀日。默入市里，观省风俗……
↑ 《论衡·诘术》………夫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天得五行之气为姓邪？以口张歙、声外内为姓也？如以本所禀于天者为姓，若五谷万物禀气矣，何故用张口歙、声内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义、以像、以假、以类。………匈奴之俗，有名无姓字，无与相调谐，自以寿命终，祸福何在？………
↑ ^83.0 ^83.1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永光）二年春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 《白虎通德论·卷八·姓名》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诗》云：“天生烝民。”《尚书》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人含五常而生，声有五音，宫、商、角、征、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故百而异也。气殊音悉备，故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别诸侯之后，为兴灭国、继绝世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各以其王父字为氏。故鲁有仲孙、季，楚有昭、屈原，齐有高国、崔立氏三，以知其为子孙也。王者之后二称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孙上称王孙也。尧知命，表稷、契，赐生子、姓，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远刑。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
↑ 《后汉书·郡国五》注……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最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兴元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 《晋书·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 考古学家50年发掘汉长安城格局基本清晰
↑ 徐龙国：汉长安城考古的收获、进展与思考
↑ 马永强、姬长飞、徐勇、徐娟《江苏睢宁下邳故城遗址2014-2018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简报》2014—2018年，南京博物院对下邳故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初步探明该城址由大小两个城址组成，存城墙、护城河。大城时代最晚为汉代，小城时代为魏晋-明清时期。……
下邳故城，当地亦称之为下邳旧城、下邳古城，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东北约1千米，西北距岠山3千米。中心地点地理坐标为东经117°53′37″、北纬34°07′43″，高程30米。1991年，下邳旧城遗址被公布为“睢宁县文物保护单位”。根据“2017年下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专家组意见，下邳古城定名为下邳故城。……
经过对下邳故城及周边的调查与勘探，确认该城址主要可分为大、小两座城址（图二）。小城平面近长方形，方向3°。文化堆积厚约7.5 米。文化层时代从下向上依次可分为汉、魏晋、唐、宋金和明清时期。为了解其城墙结构，在城址西北角布探沟TG1。经解剖，明清时期城墙下依次叠压宋金时期城墙、汉代文化层。地表可见大量各时期的器物、瓦片、砖块残片。据地层堆积、城墙走向与叠压关系，以及地表采集和出土包含物分析，该城址的时代应该是魏晋—明清时期，暂名“魏晋—明清时期下邳故城”。……
图二下邳故城城址总平面及探沟平面分布图
大城平面近梯形，方向175°。北城墙走向不规则，局部略弧，城墙外侧有护坡，护坡外为护城河。勘探情况表明，大城范围内地层堆积较为清楚、简单，从下向上依次为汉代文化层、黄泛堆积层。汉代文化层深6.5～7、厚0.5～1 米，包含有汉代筒瓦、板瓦残片。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包含物分析，大城时代应为汉代，暂名“汉代下邳故城”。……
…………
通过调查、勘探、发掘，结合地层中出土东汉时期典型的筒瓦、板瓦残片，确认了下邳故城汉代城址。《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更临淮郡为下邳国，领十七县”。该城址应为东汉时期下邳国之治所。故而，下邳故城的时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综上，从勘探、发掘情况分析，下邳故城的时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其时为下邳国都城；魏晋时期下邳城依然存在，为西晋下邳国治所所在；清康熙七年大地震引发洪灾，下邳城遭到彻底破坏、淹没、废弃。……
↑ 刘亚丽、翟鹏飞、佘俊英、李鹏为、陈伟《揭露两汉侯国宫殿建筑遗存——河北石家庄东垣古城遗址2024年度考古工作收获》东垣古城遗址坐落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郊、滹沱河南岸，是一座跨越战国至北朝时期的城市遗址，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占地面积约2.76平方公里。东垣在战国时期曾作为中山国四邑之一；秦代成为恒山郡行政中枢；两汉时期多次作为郡国治所所在。直至魏晋时期仍保持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北魏时治所迁移至滹沱河以北的安乐垒，最终稳定于现正定古城的位置至今，而东垣古城则可以被视为正定古城的前身。…………本年度针对2号夯土建筑基址群内的A区夯土进行了重点发掘，明确了A区夯土是一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A区夯土位于夯土基址群北部，是夯土基址群内规模最大的一处，东西长136米，南北宽46米，夯土厚约1.5米，揭露的宫殿建筑遗存可以分为两期。
第一期宫殿建筑因被第二期叠压，仅局部出露。目前仅发现散水和散水外侧砖砌平面，且二者均存在局部被第二期宫殿建筑沿用的迹象。表明第一期宫殿建筑使用时间与第二期紧密衔接，不排除其早至西汉的可能。……
第二期宫殿建筑保存较相对完整，目前已清理部分面阔64米，属于由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共同构成的一组殿堂建筑。宫殿建筑地面之上覆有厚达0.3—0.7米的红烧砖瓦堆积，表明该期建筑毁于火灾。据出土建筑材料及层位关系判断第二期宫殿建筑主要使用时间为东汉。该建筑由台基主体、前廊、附属建筑、甬道、露台以及散水组成。……
发掘出土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此外发现了少量陶器与铜构件，出土建筑构件中筒瓦、板瓦占比较大。出土的瓦当种类丰富，纹饰以东汉典型的大乳钉云纹组合为主，另有少量带菱形纹的乳钉云纹瓦当，其形制演变可能延续至魏晋阶段。瓦当中还包括“真定长乐”“长乐富贵”等文字瓦当。铺地砖以规整方砖与条形砖为主，方砖纹饰涵盖素面与菱形纹两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特制砖材的发现，既包含以宫室、瑞兽为主题纹饰的空心砖，也有表面有鼓钉的异形砖，以及棱角经过切削处理的梯形巨型条砖等，可能用于建筑的不同位置。
2024年度对东垣古城遗址2号夯土建筑基址群的时代、布局、性质以及东垣古城遗址的城市布局有了新的认识。细化了宫殿区遗存的时代框架。宫殿区发现遗物集中于汉代，部分晚至魏晋，在夯土基址打破的单位中还发现少量战国遗存。就A区夯土而言，第二期宫殿建筑焚毁层出土东汉建材，可推断第二期宫殿建筑主要使用时间为东汉，第一期宫殿建筑存在早至西汉的可能。A区夯土东南侧的第三期排水设施则可能延续使用至魏晋时期，但此时是否还存在宫殿建筑则暂不明确。其他几区夯土以及宫殿区围垣的时代也尚待进一步发掘。明晰了宫殿区的布局和性质。宫殿基址群以“回”字形平面布局为显著特征，传承了自夏商至战汉时期殿堂建筑的经典范式。已局部揭露的A区夯土基址的建筑形制和体量同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寝遗址存在相似之处，充分彰显郡国级宫殿的建筑特征。结合城址自战国至两汉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出土的“真定长乐”铭文瓦当这一关键物证，可判定该建筑群属东汉真定国核心宫殿遗存。…………东垣古城遗址沿用时间长，考古工作充分，是河北地区目前唯一一个经过全面考古勘探，布局结构清晰的两汉郡国中心城市，更是国内首次开展系统工作的汉代侯国国都遗址；本次揭露的汉代宫殿建筑不仅是华北地区目前发现的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群，更是国内目前仅见的两汉侯国宫殿建筑遗存。该发现证明了东垣古城的历史发展脉络，证实了东垣古城作为真定国国都的重要地位，成为阐释两汉时期地方侯国城市建制与政治空间形态的重要样本。
↑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开一部汉代历史文化教科书》……海昏侯国遗址由国都紫金城城址、墎墩山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城址西部和南部墓葬群组成，所揭示的国都、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及平民墓葬区的完整布局，规模宏大，集中展现了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历史风貌、园寝制度和筑城风格，是研究西汉侯国历史最典型的大遗址。紫金城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墙总长约7516米，城址保存完整，保护范围达4.73平方公里。遗址墓葬群保护范围为1.33平方公里。刘贺墓园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墓主人身份明确、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典型汉代列侯墓葬。海昏侯世袭四代，侯国延续至东汉末共168年。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西汉第九位皇帝，一生经历了王、皇帝、故王、列侯四个身份的转变，人物独特，故事传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
↑ 海昏侯刘贺主墓面向公众开放
↑ 舂陵侯城的秦汉血脉与风骨
↑ 游舂陵侯城遗址有感
↑ 秦汉会稽郡城位置明晰考古确认位于苏州金城新村遗址周边
↑ 陈斌《湖南宁远县舂陵侯城遗址调查与勘探》
↑ 护城壕——渡头古城历史变迁的见证
↑ 《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本年度的发掘面积约3900平方米，包括第Ⅰ象限的43个探方，所开探方均为10米×10米，方向为正北（图一）。……
图一南越国宫署遗迹平面分布图
……主要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一号廊道和砖石走道等（图三）。
1.一号宫殿即2000年试掘时发现的F24，当时仅揭露了东段局部，本次发掘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清理，并正式编号为南越国一号宫殿。2.二号宫殿位于一号走廊西侧……在此宫殿遗址表面堆积中，发现1件印有“华音宫”文字标记的残陶器盖。3.一号走廊位于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中间，呈南北走向，方向为北偏西11.3度，与宫殿呈垂直状。……4.砖石走道位于一号走廊南面，与廊道相接。…………
图三南越国时期建筑遗迹平面分布图
……筒瓦ⅠT807⑬：3，黄白色夹砂胎。泥条盘筑而成。瓦体较长，扣尾也相应稍长，端沿圆敦且微翘，两侧切面齐整。正面饰直行细密绳纹，背面拍印粗麻点纹。瓦长42、宽17.8、厚0.9~1.2厘米。筒瓦前接瓦当，结合处有手抹泥条痕迹，当心模印篆体阳文“万岁”二字。当面直径16、边轮宽约0.8~0.85、当心厚0.8厘米。
带钉瓦 ⅠT206⑬：7，黄白色夹砂胎。正面饰直行细密绳纹，并粘接有锥形陶钉，残存六列共17个，背面饰麻点纹。瓦残长17.2、残宽17.6、厚1厘米。瓦前部连接瓦当，结合处有手抹泥条印痕。当心模印文字，残存篆体阳文“万岁”二字的上半部，外围饰两圈凸弦纹。当面直径18、边轮宽0.8、当心厚0.8厘米。
瓦当出土的“万岁”瓦当数量较多。当面圆形，窄边轮。当心有篆体阳文“万岁”两字，自右向左横读，无界栏，其外围饰两圈凸弦纹。当有有切割痕迹，与筒瓦粘接处两侧有对称的半孔。……
……南汉国一号宫殿位于本年度发掘区东北部，晚期遭到严重破坏。目前共发现磉墩34个，其中10个为2000年试掘时发现的。…… 在一号宫殿南侧还发现南北向两列相对较小的磉墩，每列4个，对称分布于宫殿南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推测是与一号宫殿相连接的廊道类建筑遗存。……
（一）南朝建筑遗迹和遗物
1.建筑遗迹主要发现于本年度发掘区的北部，分布面积达1600余平方米。已发现6组建筑，其中以F138的房屋规模最大。该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中轴线的方向为北偏西3度，由东由西延伸，西壁部分未发掘，台基东西残存面阔24.2、南北进深19.5米。……（二）唐代建筑遗迹和遗物
1.建筑遗迹遭晚期扰动较严重，残留几组建筑台基和若干条铺砖走道，以F129保存较完整。……
（一）南越国宫署
……首先。结合以往清理的石构水池、御苑曲渠和新大新公司地下的铺砖等南越国遗迹的情况可以推测，南越国宫殿区的主体部分可能在御苑曲澡渠的西部和西北部，分布范围包括今北京路新大新公司附近地区。第二，南越国在宫殿的建筑和布局规划上既模仿了中原地区都城的规制，同时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在宫殿的平面形制、宫殿与池苑的布局处理方式等方面均能体现出岭南的一些地域特征。第三，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给排水设施，除了地表上的散水和明渠，地下还有陶、木、石结构的地漏、暗渠等设施，联系以往发现的石构水池、御苑曲渠以及与它们相连接的地下木暗槽等分析，显然南越国宫署在营造时非常重视给排水系统的构筑，并且结合当时的地形和水势进行了科学的设计，形成较为完善的系统。……
（二）南汉国一号宫殿
南汉国一号宫殿是在2000年试掘发现的F14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出来的，除东北角外，该宫殿基本被完整揭露，虽遭晚期严重破坏，只存磉墩部分，但其规模和结构已较为清楚。南汉国一号宫殿规模之大，无论在台基面积、磉墩的尺寸，还是进深和开间数量等方面，均与一般的衙署类建筑规制不符。鉴于发掘区的位置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南汉国宫城所在，文献又多有南汉时大兴土木、广建豪奢宫殿的记载，故可初步推断其属于南汉国时期的殿堂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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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南峰、马永嬴、张翔宇、曹龙、杨武站、朱连华、张挺、王东、朱晨露、丁浩宇、杨养民、李亚娥《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近年来，诸考古单位在霸陵陵区多次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试掘等工作，探明“凤凰嘴”并无陵墓遗存，后在窦皇后陵西侧发现了江村大墓、外藏坑、建筑遗址、陪葬墓，还探明并试掘验证了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大陵园墙址等重要遗迹，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霸陵是西汉第三代皇帝——汉文帝刘恒的陵墓，世传其位干西安东郊白鹿原“凤凰嘴”。……勘探结果表明，“凤凰嘴”区域地形复杂，地层为多次山体滑坡形成的自然堆积，未发现汉代陵墓遗存。
图六霸陵陵园文物遗迹分布图
霸陵陵区主要由霸陵陵园、陪葬墓区、其他遗存三大部分组成，面积约25平方千米。其中霸陵陵园位于陵区东部，是整个陵区的核心部分，陪葬墓和其他遗存位于陵区的西、南部。……霸陵陵园整体呈东西向长方形，由外园墙、江村大墓、窦皇后陵、陵园内建筑遗址、外藏坑、祔葬墓等组成。其中，江村大墓位于陵园西部偏北，窦皇后陵位于陵园东北。建筑遗址中，3处位于江村大墓及窦皇后陵园的北侧，1处位于窦皇后陵园南侧。陵园内祔葬墓位于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之间。……江村大墓位于江村东侧约900米的白鹿原上，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地势高敞。……墓葬坐西向东，方向115°。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
窦皇后陵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任家坡村南，由皇后陵园、封土、墓道、墓室、外藏坑组成（图一〇）。
图一〇窦皇后陵遗迹平面布局局图
窦皇后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偏，墓穴位于封土之下。陵园墙体整体保存较差，地表已无任何遗迹。勘探发现陵园西墙、南墙残段，后陵陵园的北墙东墙则共用了霸陵外陵园的北墙和东墙。……后陵封土呈覆斗形，底部东西长153、南北宽137米；顶部东西长35、南北宽30米，封土现高28米。……
史书记载，汉文帝逝后“葬霸陵”，但汉代文献均未提及霸陵的具体位置。……本次考古工作虽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多次探测“凤凰嘴”，但均未发现汉代陵墓遗存。后在窦皇后陵西侧发现江村大墓，根据其位置、形制、规模，以及与窦皇后陵同处一座大陵园的情况来看，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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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连兴《关于马王堆一、二号汉墓墓主的族属、身份等问题的探想》……本文认为:(一)利仓，即二号墓主，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出身；是刘邦旧部，而不是降将。……
↑ 香港唯一的汉墓博物馆
↑ 《晋书·卷一百十六·载记第十六·姚弋仲》……回生弋仲，少英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繈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正义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正义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
↑ 《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师古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
↑ 《汉书·地理志上》
↑ ^113.0 ^113.1 ^113.2 孙红飞《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
↑ 张庆捷《汉代自耕农副业产值试探》……汉代自耕农有两大生产，一是粮食生产，二是副业生产。两大生产同步并进，互相补充……汉代最低粮价为三十文，五十石就是一千五百文……在正常年景下，“有田百亩”的自耕农的副业产值大约是在二千七百四十文至五千四百二十文之间。这是一笔很大的产值，有了这笔收入，自耕农在正常年景下就不会入不敷出了。……
↑ 柳春藩《汉代自耕农经济试析》……就拥有土地的平均数来说，《汉书地理志》关于平帝时户口垦田数的记载是：“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由此可以看出一户人口平均约为4.9人，一户拥有耕地平均约为六十八亩，如果考虑到地主拥有更多的土地和国家直接经营的一些土地等情况，自耕农一户平均拥有的土地，还要少些，当为六十亩左右。……三小石为大石一石八斗，四小石为大石二石四斗。因此，我们判断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平均亩产量约为粟二大石……汉简中关于粮价的记载很多，基本上都属于通常情况，大致在三十五钱到一百四十钱之间浮动……西北地区寒冷，产量偏低，我们取其中间偏下数做为中原地区的平均粮价，即七十钱一石。……用耕种六十亩土地收入的一百二十石减去支出的一百二十四石，尚不足四石，这可由副业收入来补充。……
↑ 石卫国、张庆捷《从考古资料看汉代社会经济形态》
↑ 翟麦玲《从法律角度看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
↑ 刘春雨《告缗没入奴婢人数蠡测》
↑ ^119.0 ^119.1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夫馀）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高句骊）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馀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馀里。……
↑ ^120.0 ^120.1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馀民东徙，不敢居故地。
↑ ^121.00 ^121.01 ^121.02 ^121.03 ^121.04 ^121.05 ^121.06 ^121.07 ^121.08 ^121.09 ^121.10 ^121.11 ^121.12 ^121.13 ^121.14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比能将三千馀骑随柔击破银。后代郡乌丸反，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后复通贡献。延康初，比能遣使献马，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黄初二年，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馀家，还居代郡。明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馀骑，驱牛马七万馀口交市，遣魏人千馀家居上谷。……
……^{《魏书》曰：……至匈奴壹衍鞮单于时，乌丸转彊，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壹衍鞮单于大怒，发二万骑以击乌丸。大将军霍光闻之，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骑出辽东追击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乌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进击乌丸，斩首六千馀级，获三王首还。后数复犯塞，明友辄征破之。至王莽末，并与匈奴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从五原关出塞征之，无利，而杀马千馀匹。乌丸遂盛，钞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馀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馀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至永平中，渔阳乌丸大人钦志贲帅种人叛，鲜卑还为寇害，辽东太守祭肜募杀志贲，遂破其众。至安帝时，渔阳、右北平、雁门乌丸率众王无何等复与鲜卑、匈奴合，钞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左右羽林五营士，发缘边七郡黎阳营兵合二万人击之。匈奴降，鲜卑、乌丸各还塞外。是后，乌丸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末廆为都尉。}……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
……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
挹娄在夫馀东北千馀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自汉已来，臣属夫馀，夫馀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馀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
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汉末更属句丽。……
……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馀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
……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馀步，徇葬者奴婢百馀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
^{《魏略西戎传》曰：……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
↑ 《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孟由至孝。遐叶睎风。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去时坚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得碧珠以求父，一至南中, 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时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
↑ ^123.00 ^123.01 ^123.02 ^123.03 ^123.04 ^123.05 ^123.06 ^123.07 ^123.08 ^123.09 ^123.10 ^123.11 ^123.12 ^123.13 ^123.14 ^123.15 ^123.16 ^123.17 ^123.18 ^123.19 ^123.20 ^123.21 ^123.22 ^123.23 ^123.24 ^123.25 ^123.26 《汉书·匈奴传下》
↑ 《汉书·萧望之传》
↑ ^125.0 ^125.1 《汉书·王莽传中》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
↑ ^126.0 ^126.1 ^126.2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三年秋七月，作离宫于鹘川。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继室，一曰禾姬，鹘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汉人之女也。二女争宠，不相和。王于凉谷造东、西二宫，各置之。后，王田于箕山，七日不返，二女争斗，禾姬骂雉姬曰:“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雉姬惭恨亡归，王闻之，策马追之，雉姬怒不还。王尝息树下，见黄鸟飞集，乃感而歌曰:“翮翮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 ^127.0 ^127.1 王培新《西北朝鲜地区木椁墓研究》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流行于西北朝鲜的木椁墓同这一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据中国文献记载：公元前108年，汉朝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立四郡，其中的乐浪郡一直存在到4世纪初。木椁墓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西北朝鲜的木椁墓，无论木椁形制还是主要随葬品都与中国内地汉墓高度趋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西北朝鲜木椁墓的文化渊源来自中国内地的辽宁、京津冀及山东、苏北地区，木椁墓墓主人身份为乐浪郡汉民。
…………木椁墓主要分布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平壤市、平安南道、南浦市、黄海南道、黄海北道一带。木椁墓多以群集的形式修建于大同江下游地区和载宁江流域的低矮丘陵或河岸台地的顶部，墓葬一般按自然地势分群埋葬。平壤市大同江南岸乐浪土城遗址的南部，是木椁墓的最大分布区。据朝鲜学者的统计，在这一区域内共发掘木椁墓1000余座。此外，平安南道南部、南浦市以及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北部也分布着相当多数量的木椁墓。……………………西北朝鲜地区的木椁墓，无论木椁形制还是主要陶器器形，都和与其毗邻的辽宁、京津冀及山东、苏北地区汉墓高度近同，木椁墓的文化渊源应来自中国内地。
……自战国晚期以来，中国内地居民就不断移住朝鲜半岛北部，秦汉之际移民人数剧增。《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由于大批中国内地居民的移居，西北朝鲜地区从战国晚期开始，中国文化因素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半岛其他地方的独特考古学文化区。考古资料表明，西北朝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乐浪郡设立后，逐渐与内地文化趋同，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汉文化特征并保持了一定地方特色的乐浪文化。.…………乐浪土城出土封泥中所见人物姓名，也都是汉民姓氏。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王景字仲通，乐浪冉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齐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据此记载可知，王景出身乐浪郡冉邯县，祖先王仲原为琅邪郡不其县人，避难至乐浪，其父王闳曾为郡三老。表明王闳一族在乐浪地区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土人王调”从其姓氏及其篡权后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等职的事实推断，也应与王闳同样，为乐浪本地汉民豪族。……
↑ 赵俊杰、张寒冰《朝鲜平壤新发现的两座高句丽壁画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200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朝鲜境内新发掘了两座高句丽壁画墓——平壤东山洞壁画墓与南浦玉桃里壁画墓。……东山洞壁画墓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乐浪区域东山洞……玉桃里壁画墓位于平壤西南，南浦市龙冈郡郡所以西12公里的低矮丘陵上…………史载高句丽于427年迁都平壤，学界对此并无异议，那么在高句丽迁都半个世纪后，东山洞壁画墓尽管葬地选址相对独立，却位于大同江南岸乐浪汉墓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之内，似乎意在强调墓主的汉文化背景。这一现象显示，尽管平壤作为高句丽统治的最核心区域已数十年之久，但当地的汉系势力仍然存在相当的独立性。……我们曾根据5世纪这一地区二室壁画墓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指出，尽管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已经接受高句丽政权的册封，但至少到5世纪后叶前段，高句丽的势力并未深入这一区域，汉人社会内部没有发生大的异动，可能仍然保留著半独立的地位。迄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高句丽时期二室石室壁画墓已发现20馀座，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以南浦市、平安南道大同郡为中心的西海岸地区，选址大多相对独立，玉桃里壁画墓也不例外，时代则以德兴里壁画墓为最早。……平壤东山洞壁画墓的形制、构造与该地区的二室壁画墓一脉相承，墓葬规模与药水里壁画墓相仿，墓主很可能在汉人集团内部地位显赫。作为之前汉人集团的首领，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曾任高句丽“国小、大兄”，此官职并未进入高句丽统治集团上层，为虚职的意味更大。与某镇死后葬于汉人聚居区内不同，东山洞壁画墓墓主死后葬于平壤，表明其可能已在高句丽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似乎隐隐显露出自5世纪后叶晚段开始高句丽对于汉人集团控制的加强。与此相应的是，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二室墓的营造在此时达到最高峰，但在进入6世纪后数量急速减少，至6世纪前叶晚段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单室墓成为高句丽统治区内唯一的墓葬型别，墓葬形制趋向一致，等级差异显著，汉人的高句丽化程序也在此时逐渐完成。
↑ 赵俊杰《四世纪后叶带方故地汉人社会变局》公元313年前后，乐浪、带方二郡在高句丽的强大压力下相继覆亡，中原王朝旋即丧失了对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与管理权。异族入侵与地方管理体系的瓦解给当地汉人社会造成了巨大震动，引发了大规模的迁移与逃亡。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使高句丽遭受重创而自顾不暇，加上新的内地移民不断到来，两郡汉人势力有了恢复性的发展，聚居区在4世纪中叶出现了短暂繁荣。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不久此地又陷入动荡。……二郡覆亡后，残留的汉人集团已然失去中央政府的庇护，但聚居区内出土的铭文墓砖中却不乏“太宁”、“咸和”、“建元”、“永和”等东晋年号，足见当地仍与东晋政权保持着断续联系。出土多例铭文墓砖的黄海南道信川郡福隅里墓群，为乐浪汉人大姓之一的韩氏家族墓地，墓葬在4世纪前叶呈现稳定延续排列的状态，家族墓地选址的重新固定化，正是此时期汉人聚居区内部秩序安定的缩影。……有学者研究当时汉人集团动向时指出，在面临覆灭的危险下，汉人再次面临去留的艰难抉择，出现或举家逃亡，或一个氏族分为数支，一支暂留故土等待消息，其他几支各奔向不同目的地，积极寻找退路的情况。当时中原、辽东板荡，高句丽又将北退之路阻隔，笔者推测除小部分汉人经由海路前往山东半岛外，大部分流亡的汉人南迁至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并经由海路到达日本。《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记录的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的上表，生动地描述了5世纪初朝鲜汉人迁徙至日本的经过，《新撰姓氏录》中也有类似记载。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中有 “十四年（404）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的记载，以往多认为这是倭人的随机寇抄，或是侵略高句丽的军事行为。实际上，从《三国志·倭传》的记载看，自带方到倭海路，航行时间长，耗费大，显然不可能是随机的海盗劫掠行为，属于劳师远征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是有计划的，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的集团行动，或许这正是当时倭王遣人前往带方故地迎接准备移居日本的汉人的场景写照。与代表砖室墓系统的原二郡汉人遗民势力日渐式微不同，4世纪后叶以来石室墓在二郡故地的不断出现，显示出代表石室墓系统的内地汉人新移民势力已悄然在当地扎根，并渐趋兴盛。前述的冬寿曾官至前燕司马，其墓葬也呈现出典型的辽东地区汉式石室墓的风格。冬寿墓志铭中“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的官职是目前朝鲜半岛所发现的品秩最高者，姑且不谈官职是否为自封，他在当时汉人聚居区的卓然地位已不言自明。因此如果将此时期带方故地的汉人分为原二郡遗民集团与内地新移民集团两大系统，就会发现，汉人聚居区的中兴可能主要依靠了后者的力量。……5世纪后，以德兴里壁画墓（408）为发端，此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前后二室汉系石室壁画墓，其数量占二郡故地迄今发现的二室壁画墓总数的六成，并在此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基本完整的形制演变序列，该地区也逐步取代带方故地，成为新移民汉人集团在朝鲜半岛西北部最大的聚居区。与冬寿墓志铭中完全采用东晋年号与官职，奉东晋为正朔不同，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的墓志铭中已经采用高句丽广开土王的年号，并出现高句丽“国小、大兄”的官职，反映出5世纪初的汉人集团首领已部分舍弃了对中原政权回复旧土的幻想，转而更加务实地接受高句丽政权的册封，以维持汉人聚居区的半独立地位。随着高句丽完全领有原二郡之地，汉人集团对待高句丽集团的态度也由对立转向缓和、承认甚至臣属，二郡故地民族融合的大幕即将拉开。
↑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始祖，姓朴氏，讳赫居世。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即位，号居西干，时年十三。国号徐那伐。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阏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或云干珍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馀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居西干，辰言王^{或云呼贵人之称}。………三十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乐浪人将兵来侵，见邉人夜户不扄，露积被野，相谓曰：“此方民不相盗，可谓有道之国。吾侪潜师而袭之，无异于盗，得不愧乎？”乃引还。……（南觧次次雄）元年秋七月，乐浪兵至，围金城数重。王谓左右曰：“二圣弃国，孤以国人推戴，谬居于位，危惧若涉川水。今邻国来侵，是孤之不德也，为之若何？”左右对曰：“贼幸我有丧，妄以兵来，天必不祐，不足畏也。”贼俄而果退。……（脱觧尼师今）九年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迟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聦明多智略，乃名阏智。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因以为国号。……
↑ 무주군, ‘성현석성’서 신라 산성 실체 확인
↑ 1500년 된 옥천 이성산성서 고려 기와편 등 출토
↑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一》……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也。……十七年春，乐浪来侵，焚慰礼城。……
↑ 한 사학자에 의해 드러난 풍납토성의 비밀
↑ 백제 풍납토성이 고대 로마·아테네에 버금간다고?
↑ 청양 우산성, 백제 축조 성벽·유물 확인… 1차 발굴조사 완료
↑ 고흥군, 남양리산성 최초 축성시기 규명 유적·유물 발견
↑ 《三国遗事·卷第二·驾洛国记》开辟之后，此地未有邦国之号，亦无君臣之称，越有我刀干、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留水干、留天干、神天干、五天干、神鬼干等九干者，是酋长，领总百姓凡一百户七万五千人，多以自都山野，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属后汉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壬寅三月禊洛之日，所居北龟旨^{是峰峦之称，若十朋伏之状，故云也}有殊常声气，呼唤众庶，二三百人集会于此，有如人音隐其形而发其音曰：“此有人否？”九干等云：“吾徒在。”又曰：“吾所在为何？”对云：“龟旨也。”又曰：“皇天所以命我者御是处，惟新家邦，为君后，为兹故降矣。尔等须掘峰顶撮士，歌之云‘龟何龟何，首其现也。若不现也，燔灼而吃也’，以之蹈舞，则是迎大王，欢喜踊跃之也。”九干等如其言，咸忻而歌舞，未几仰而观之，唯紫绳自天垂而着地，寻绳之下乃见红幅裹金合子，开而视之，有黄金卵六，圆如日者，众人悉皆惊喜，俱伸百拜。寻还，裹著抱持而归我刀家窴榻上，其众各散。过浃辰，翌日平明，众庶复相聚集开合，而六卵化为童子，容貌甚伟，仍坐于床，众庶拜贺，尽恭敬止，日日而大，逾十馀晨昏，身长九尺则殷之天乙、颜如龙焉则汉之高祖、眉之八彩则有唐之高、眼之重瞳则有虞之舜，其于月望日即位也，始现故讳首露，或云首陵^{首陵是崩后谥也}，国称大驾洛，又称伽耶国，即六伽耶之一也，馀五人各归为五伽耶主，东以黄山江，西南以濸海，西北以地理山，东北以伽耶山南而为国尾。俾创假宫而入御，但要质俭，茅茨不剪，土阶三尺。二年癸卯春正月，王若曰：“朕欲定置京都。”仍驾幸假宫之南新畓坪^{是古来闲田新耕作，故云也，畓乃俗文也}，四望山岳，顾左右曰：“此地狭小如蓼叶，然而秀异，可为十六罗汉住地，何况自一成三、自三成七，七圣住地，固合于是，托土开疆，终然允臧欤。”筑置一千五百步周回罗城，宫禁殿宇及诸有司屋宇、武库仓廪之地，事讫还宫，遍征国内丁壮人夫工匠，以其月二十日资始金阳，暨三月十日役毕，其宫阙屋舍候农隙而作之，经始于厥年十月，逮甲辰二月而成。涓吉辰御新宫，理万机而懃庶务。忽有琓夏国含达王之夫人妊娠，弥月生卵，卵化为人，名曰脱解，从海而来，身长三尺，头圆一尺，悦焉诣阙，语于王云：“我欲夺王之位，故来耳。”王答曰：“天命我俾即于位，将令安中国而绥下民，不敢违天之命以与之位，又不敢以吾国吾民付嘱于汝。”解云：“若尔可争其术。”王曰：“可也。”俄顷之间，解化为鹰，王化为鹫，又解化为雀，王化为鹯，于此际也，寸阴未移，解还本身，王亦复然。解乃伏膺曰：“仆也适于角术之场，鹰之鹫，雀之于鹯，获免焉，此盖圣人恶杀之仁而然乎？仆之与王，争位良难。”便拜辞而出，到麟郊外渡头，将中朝来泊之水道而行，王窃恐滞留谋乱，急发舟师五百艘而追之，解奔入鸡林地界，舟师尽还，事记所载多异与新罗，属建武二十四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九干等朝谒之次，献言曰：“大王降灵已来，好仇未得，请臣等所有处女绝好者，选入宫闱，俾为伉俪。”王曰：“朕降于兹，天命也，配朕而作后，亦天之命，卿等无虑。”遂命留天干押轻舟、持骏马，到望山岛立待，申命神鬼干就乘岾^{望山岛，京南岛屿也。乘岾，辇下国也}，忽自海之西南隅，挂绯帆、张茜旗而指乎北，留天等先举火于岛上，则竞渡下陆，争奔而来，神鬼望之，走入阙奏之，上闻欣欣，寻遣九干等整兰桡、扬桂楫而迎之，旋欲陪入内，王后乃曰：“我与尔等素昧平生，焉敢轻忽相随而去。”留天等返达后之语，王然之，率有司动跸，从阙下西南六十步许地，山边设幔殿祗候，王后于山外别浦津头维舟登陆，憩于高峤，解所著绫袴为贽，遗于山灵也，其他侍从媵臣二员，名曰申辅、赵匡，其妻二人，号慕贞、慕良，或臧获并计二十馀口，所赍锦绣绫罗、衣裳疋段、金银珠玉、琼□服玩器不可胜记。王后渐近行在，上出迎之，同入帷宫，媵臣已下众人，就阶下而见之即退，上命有司引媵臣夫妻曰：“人各以一房安置。”已下臧获各一房五六人安置，给之以兰液蕙醑，寝之以文茵彩荐，至于衣服疋段宝货之类，多以军夫遴集而护之，于是王与后共在御国寝，从容语王曰：“妾是阿逾陀国公主也，姓许名黄玉，年二八矣。在本国时，今年五月中，父王与皇后顾妾而语曰‘爷娘一昨梦中同见皇天上帝，谓曰“驾洛国元君首露者，天所降而俾御大宝，乃神乃圣，惟其人乎，且以新莅家邦，未定匹偶，卿等须遣公主而配之。”言讫升天，形开之后，上帝之言，其犹在耳，儞于此而忽辞亲向彼乎。往矣。’妾也浮海遐寻于蒸□，移天敻赴于蟠桃，螓首敢叨龙颜是近。”王答曰：“朕生而颇圣，先知公主自远而届，下臣有纳妃之请，不敢从焉。今也淑质自臻，眇躬多幸。”遂以合欢，两过清宵，一经白昼，于是遂还来船，篙工楫师共十有五人，各赐粮粳米十硕、布三十疋，令归本国。八月一日回銮，与后同辇，媵臣夫妻齐鏕并驾，其汉肆杂物，咸使乘载，徐徐入阙，时铜壶欲午，王后爰处中宫，敕赐媵臣夫妻私属空闲二室分入，馀外从者以宾馆，一坐二十馀间，酌定人数，区别安置，日给丰羡，其所载珍物，藏于内库，以为王后四时之费。一日，上语臣下曰：“九干等俱为庶僚之长，其位与名皆是宵人野夫之号，顿非簪履职位之称，傥化外传闻，必有嗤笑之耻。”遂改我刀为我躬、汝刀为汝谐、彼刀为彼藏、五方为五常，留水、留天之名不动上字，改下字留功、留德，神天改为神道、五天改为五能、神鬼之音不易，改训为臣贵，取鸡林职仪，置角干、阿叱干、级干之秩。其下官僚以周判汉仪而分定之，斯所以革古鼎新设官分职之道欤。于是乎理国齐家、爱民如子，其教不肃而威，其政不严而理。况与王后而居也，比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阳之有阴。其功也涂山翼夏、唐煖兴娇。频年有梦得熊罴之兆，诞生太子居登公。灵帝中平六年己巳三月一日，后崩，寿一百五十七，国人如叹坤崩，葬于龟旨东北坞，遂欲不忘子爱下民之惠，因号初来下缆渡头村曰主浦村，解绫袴高冈曰绫岘，茜旗行入海涯曰旗出边。媵臣泉府卿申辅、宗正监赵匡等到国三十年后各产二女焉，夫与妇逾一二年而皆□信也，其馀臧获之辈，自来七八年间未有兹子生，唯抱怀土之悲，皆首丘而没。所舍宾馆，圆其无人，元君乃每歌鳏枕，悲叹良多。隔二五岁，以献帝立安四年己卯三月二十三日而殂落，寿一百五十八岁矣，国中之人若亡天，只悲恸，甚于后崩之日。遂于阙之艮方平地造立殡宫，高一丈、周三百步而葬之，号首陵王庙也。自嗣子居登王洎九代孙仇冲之享是庙。……
↑ 《三国遗事·卷第一·五伽倻》^{按驾洛记赞云，垂一紫缨，下六圆卵，五归各邑。一在兹城则一为首露王，馀五各为五伽耶之主，金官不入五数当矣，而本朝史略，并数金官而滥记昌宁，误}阿罗^一作耶伽耶^今咸安、古宁伽耶^今咸宁、大伽耶^今高灵、星山伽耶^{今京山，云碧珍}、小伽耶^今固城。又本朝史略云，太祖天福五年庚子，改五伽耶名，一金官^为金海府、二古宁^为加利县、三非火^{今昌宁，恐高灵之讹}，馀二，阿罗、星山^{同前，星山或作碧珍伽耶}。
↑ 张哲俊《金首露神话中的黄金六卵与龟旨峰》
↑ 张箭《古印度阿逾陀国考——兼论许黄玉乃华裔非印裔》
↑ 밀양 진장문화예술플랫폼 미리미동국
↑ 고성 중심의 소가야 메가시티 탄생을 꿈꾼다
↑ 연혁
↑ 잃어버린 왕국 가야를 찾아서' 1편-금관가야 마지막 왕 구형왕
↑ 음즙벌국과 小国들
↑ 액유각인(额有角人)의 설화
↑ 1편-금관가야 마지막 왕 구형왕
↑ 잊혀진 소왕국 ‘감문국’
↑ “잃어버린 지역사의 뿌리”伽倻史쟁점<3> AD 2세기 후반-AD 3세기말 맞서
↑ 가야는 가장 먼저 일본과 교류한 나라
↑ 조마면
↑ 인사말
↑ 성벽 안과 밖 잇는 배수 시설…아라가야 왕궁 추정지서 첫 확인
↑ ‘창녕 구진산성’ 가야시대 문지·유물 확인
↑ 창녕군, 구진산성 발굴…“문지도, 유물도 발견”
↑ ^157.0 ^157.1 《汉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 ^158.0 ^158.1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建安）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谿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馀里中，广数十丈。后十馀日，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秋八月，收兵还巫。司徒许靖卒。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
↑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张飞》……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馀日。飞率精卒万馀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馀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先主为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假节。……
↑ 干宝《晋纪》曰：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宣王曰：“ 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围樊城不可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宣王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今疆埸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
↑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建安二十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 《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至刘焉子璋为牧时，鲁益骄恣，璋怒。建安五年，杀鲁母、弟。鲁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约等叛为仇敌。鲁时使使汉朝，亦慢㤭。帝室以乱，不能征，就拜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守。不置长吏，皆以祭酒治民。璋数遣庞羲、李思等讨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羲为巴西太守御鲁，又遣杨怀、高沛守关头。请刘先主讨鲁。先主更袭取璋。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鲁功曹巴西阎圃说鲁北降归魏武，赞以大事，宜附托杜濩、朴胡委质，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武帝拜鲁镇南将军，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时先主东取江州，巴人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留征西将军夏侯渊及张郃、益州刺史赵颙等守汉中，迁其民于关陇。……
↑ ^163.00 ^163.01 ^163.02 ^163.03 ^163.04 ^163.05 ^163.06 ^163.07 ^163.08 ^163.09 ^163.10 ^163.11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九·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马良》……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会先主败绩于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为骑都尉。……
↑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步骘》……延康元年，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黄武二年，迁右将军左护军，改封临湘侯。……
↑ 《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十六·潘濬陆凯传第十六·潘濬》
↑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锺离牧》……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与蜀接界，时论惧其叛乱，乃以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掾史沮议者便行军法。抚夷将军高尚说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谿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馀人及其支党凡千馀级，纯等散，五谿平。迁公安督、扬武将军，封都乡侯，徙濡须督。……
↑ 《晋书‧卷一百二十‧载记第二十‧李特》
↑ 《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赵）𫷷字和叔，本巴西安汉人也。祖世随张鲁内移，家赵。赵王伦器之。历长安令，天门、武陵太守，来临州。……
↑ 《晋书卷一百·列传第七十·张昌》
↑ 杨勇《再论个旧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黑蚂井墓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东南部的卡房镇，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汉代墓葬40余座。……该墓地所葬人群的主体其实就是汉人。…………
↑ 颜建华《汉武帝对贵州的管理经营》……为了改变西南夷道路阻绝、割据闭塞的上状态，汉王朝需要通往西南民族地区的交通干线；为了能较快传递王朝政令和便捷联系西南郡县，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情况，汉王朝在开辟交通干线的同时，沿途设置了不少邮亭；为了巩固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政权基础，汉朝廷迁徙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了贵州屯田，形成了后来的大姓集团和群体。道路的开辟、邮亭的设置和移民屯田，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修筑南夷道的同时，汉王朝还采取徙民屯田经营社会基础的举措。贵州西部汉墓成群，分布广泛，至今出土文物种类众多，许多文物带有浓郁汉式风格。这与汉王朝徙豪族和移民屯田贵州高原密切相关。在贵州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大多为生活用具、装饰品和少数生产工具，主要有陶、铜、铁器，还有少量漆、木、玉、石等工具。具有重大文物价值的有铜马车、连枝灯、抚琴俑、巴郡守丞印、水池田园模型、绳纹瓦、筒瓦、车轮纹瓦当、云纹瓦当等。贵州汉墓分布在清镇、平坝、安顺、兴义、兴仁、黔西、赫章、毕节、威宁、金沙、务川等广阔地域，与汉朝设置郡县的情况基本一致，西汉中叶后，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了贵州，是形成今日汉墓群众多的原因。贵州属于多民族地区，大部分为汉代所设初郡辖治。汉武帝为笼络当地各族，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优惠政策，驻防的官吏戍卒所需粮食及其费用，主要从巴蜀转运而来……汉武帝采取了募豪族大姓及其依附农民迁徙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屯垦，当地郡县就地取粮，朝廷依粮钱偿付。这是汉王朝在西南夷的第一批移民，在贵州移民屯田始于汉代。……出土文物显示，西汉中叶以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罪犯进入贵州高原，汉族文化对当地各族产生了全面、直接、深刻的影响。
↑ ^173.0 ^173.1 《史记·西南夷列传》
↑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 《汉书·王莽传上》……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 张芃胤、徐智、许渤松、韩康信、周慧、金力、谭婧泽《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代居民mtDNA遗传分析》…………群体比较分析显示，3000～3300年前的卡约文化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与现代西南少数民族相近，而2000年前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更接近现代汉族。……研究随机选取其中的78个个体，其中卡约文化期34个，汉代44个……我们共对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78个样品进行了分析，其中59个样品在实验室内获得了可重复结果……因此，我们认为这59个样品的mtDNA谱系是可靠的。…………PCA（图2）结果显示，从PC1上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群体：左侧的汉藏，中间的蒙古（新疆），右侧的维吾尔、哈萨克和且末加瓦艾日克。从PC2上看，汉和藏分开，其中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代样本与现代汉族聚在一起，卡约时期样本与西南少数民族较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卡约时期样本与来自我国云南省宁蒗的现代普米族最为接近。……
综上所述，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中获得的59个个体的遗传学分析结果显示，3000年前卡约文化时期的上孙家寨先民与现代西南地区藏缅语人群较为接近，与汉代的居民并不是同一人群，汉代的居民与现代汉人更加接近。……
↑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张奂》……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 《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梁冀》……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馀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馀万。……
《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陈宠》……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黄琼》……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馀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盖勋》……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埶贪放，勋案得其臧千馀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
↑ 孟洋洋《东汉建宁元年夏秋段颎追击东羌叛众路线考述》
↑ 庞琳《东汉邯川地望辨析》邯川，分为东邯和西邯。这一地名的最早出现，是在东汉永平元年（58）由于马武追击羌人滇吾至西邯而载入《后汉书》的。……神爵以后，沿湟水从东向西，依次设立了允吾（今民和下川口）、破羌（今乐都老鸦城）、安夷（今平安）、临羌（今湟源境）等县。安夷以后迁至临羌设置护羌校尉行视诸羌。当时的塞内塞外大体以西宁和乐都的南山（拉脊山）为界。……拉脊山以南至黄河北岸，包括今化隆县西南及贵德县一部分，既是汉羌争夺的地带，也是双方的缓冲地区。烧当羌常北越黄河经过这一带向湟水流域；而汉王朝的军队亦常翻越南山（拉脊山）进至黄河北岸。当时通向山南的主要有两处山口，一是由平安县南行越青沙山（拉脊山），汉代称勒姐岭，因有勒姐羌故名；二是西宁南的拉脊山，即今赴贵德之路。两处山口前者使用较为频繁。马武就是由平安这一路追击羌人的。肃宗建初元年（76）安夷长宗延亦由此一路追击卑湳羌出塞。后来陇西太守孙纯从专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即今化隆西南的黑城沟，古时称挖隆谷，化隆之名即由此得。也有说古挖隆谷是今昂思多沟）也是由这一路，所以，安夷至和罗谷道从东汉起即为湟水流域至黄河两河间的重要通道。当羌人在化隆西南一带站不但脚时，即往黄河南的大小榆谷撒退，故以后有邓训置箄船（一种牛皮船）及贯友作大航之举，又有段颎击羌人于石城（今化隆群科）之捷。…………《后汉书西羌传》中有永平时封滇吾之弟滇岸“承制为归义侯”，元和时迷吾战败“退居河北归义城”的记载。可能是由于封了“归义侯”，方称其所居之城曰“归义城”，是烧当羌在黄河北岸的重要据点。归义在黄河北岸是可以肯定的了，具体所在无考。前些年笔者曾去贵德县考察，县志办的同志认为归义在今尕让的可性很大，而且还有古城遗址。但作为屯田，很可能是贵德县黄河北岸一带适合农作的地区。……东汉这次屯田的前提是“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各左右无复羌寇”，因此，屯田范围得以扩展至黄河以南。因为是屯田，故建威的具体地点应是今贵德县，即黄河南岸的农业区。而三兜谷无疑是在贵德之南了。……逄留，就是逄留河或逄留大河，是古时对青海境内一段黄河的称谓。东汉代护羌校尉贯友曾“夹逄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渡兵击迷唐”。学术界对逄留大河的具体位置尚认识不一，有的认为在贵德龙羊峡西；有的认为在李家峡东口一带，现两岸尚有城坞遗址。所谓“增逄留二部”，显然是增加，而且只有二部，说明地区不大。所以，最西可能是曲沟一带，而最东则不会超过李家峡东口的直岗拉卡或康扬一带。准确地点尚待史地学界进一步探讨认定。以上归义、建威及逄留的大体位置既明，那么，从西向东顺序过来“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则应是今隆化群科东西地区无疑了。因为这是一片比较理想的屯田区，不可能越过或弃置而去东面的甘鄀屯垦。……汉王朝在青海地区先后曾设置过西平亭和长宁亭。从《水经注》中得知在邯川城还设过邯亭。亭，在这里不是中原地区“十里一亭”的“乡亭”，而是服务于边疆地区的军事设施。所以有“筑亭侯，修烽燧”，“稍筑列亭”以及“自敦煌以西往往起亭”等记载。北魏时化隆地区已设郡县，似无再设亭的必要。因此，邯亭极可是东汉在屯田之先或屯田的同时设置的，它是东汉王朝在今化隆西境的黄河北岸设置的重要军专据点，也是东汉势力向青海南境伸延的象征，而地处稍东边的甘都，其位置则没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根据以上湟河郡的位置及史籍所记的有关材料说明，邯川城的位置亦应在今群科以西、牙什尕以东较为合理。
《水经注》中曾记述邯川“城之左右历谷有二水”。这二水是什么名称？没有交待。现在看来当今化隆黑城沟和查甫沟的水。而邯川城就在这两水之间，也就是上多吧和下多吧之间。同时，由此也可看出“历谷”不是谷名。《西宁府新志》说：“历谷在邯川城北”，是不能成立的。“历”在这里可作为经历或经过解，郦道元的原意应是：沿着山谷或经历山谷有两条水流经邯川城左右。《水经注》中不乏这样的用法。“河又东逄允川，而历大小榆谷北”；“（河水）又东北流，历研川”；“河水东历凤林北”；“洮水又北历峡”等皆是。“历研川”，“历峡”，当然也可以“历谷”。所以又说历谷不是谷名。邯川也不是水名。《西羌传》中对邯川的注释以及《辞海》邯川条，均记作水名是不确切的。这个“川”字不应作河水解，而是指谷地或平原、平川而言。“这就西北扡区说，如勇士川、大非川、芒拉川、捏工川等皆是其例”。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亦适用于邯川的解释。邯川就是化隆县西黄河北岸西起牙什尕东至日兰的狭长地带。……邯川城不在甘都，而在今化隆县群科之西的黑城沟与查甫谷之间，邯川则是西起牙什尕东至日兰的狭长形地带。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 陈守忠《两汉允吾、金城再考》
↑ 蔺子武《汉代金城郡治允吾故址考辨》
↑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 ^183.5 《汉书·西域传下》
↑ ^184.0 ^184.1 ^184.2 ^184.3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
↑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居彊煌之地，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乌孙就屠之迹，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
↑ ^186.0 ^186.1 ^186.2 ^186.3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 《后汉书·耿弇列传》是时乌桓、鲜卑屡寇外境，国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藩，愿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有安宁之策也。”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
↑ 《后汉书·郡国一》
↑ 李大龙《驺被杀后的高句丽与东汉统治秩序的建立——以高句丽政权的发展和东汉统治秩序的建立为中心》
↑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建光元年）……冬十二月，高句骊、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馀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馀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骊、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
↑ ^191.0 ^191.1 康泰《吴时外国传》，又名《扶南传》、《扶南土俗》
扶南之先，女人为主，名柳叶。有模趺国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梦人赐神弓一张，教载贾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庙，于神树下得弓，便载大船入海。神回风令至扶南，柳叶欲劫取之，混慎举神弓而射焉。贯船通度，柳叶惧伏。混慎因至扶南。…………扶南有讼者，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
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馀里到金陈。
……………………
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馀里，出藿香。
……………………
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齐，曰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货香花。
……………………
从林阳西去二千里，奴后国，可二万馀户，与永昌接界。
……………………
优钹国者，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同。
……………………
横趺国在优钹之东南，城郭饶乐不及优钹也。
……………………
乌文国，昔混滇初，载贾人大舶所成此国。
↑ 桂光华《试论扶南王国的兴起、发展及其原因》
↑ ^193.0 ^193.1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第四十八》
↑ Inside Britain's most segregated city: Areas where nearly half the adults speak little or no English, restaurants with women eating behind curtains and deprived streets where imported religious warfare threatens to break out... DAVID PATRIKARAKOS. dailymail. 2025/5/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10/9）（英语）. This, I am told, is the 'family booth' where you can eat privately-that is with any female relatives you have brought with you.There are no women to be seen, in or out of the booth. I must admit, it's a disconcerting sight.…………My source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failures of some in the Muslim community, also, saying: 'Part of the problem is a permissive environment. When ISIS comes out and says throwing gay people off buildings is not wrong but obligatory, few people here speak out against it because they don't disagree.'They are unlikely to go out and do it, but there is a failure from the Muslim community to tackle extremism head-on, partly due to currents of sympathy within it towards certain parts of extremist dogma.'
↑ Why and How to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 Petition：Do Not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 Petition：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 Kemi Badenoch says Tories will quit ECHR if they win next election
↑ Conservatives Announce ECHR Exit Policy
↑ Kemi Badenoch vows to leav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protect borders’ if Tories are elected
↑ JICA Designates City of Kisarazu as Hometown for Nigeria
↑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して
↑ ４自治体をアフリカの“ホームタウン”认定、“治安悪化につながる”と忆测広まり苦情杀到
↑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するナイジェリア连邦共和国大统领府のプレス・リリースに関して
↑ ＪＩＣＡ、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事业の撤回発表…误情报拡散し自治体に苦情杀到“过大な负担”
↑ 日印人材交流イニシアティブ
↑ 伊势市　移民问题　政府の外国人82万人受け入れ计画の危机と透明化の必要性
↑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决定
↑ 图解：中国K字签证申请指南
↑ 司法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负责人就《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决定》答记者问
↑ 得知中国开放了K签证，印度哥们高潮了
↑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建武）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务开宽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视事六年，征入为虎贲中郎将。
↑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 ^214.0 ^214.1 《后汉书·卷第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 ^215.0 ^215.1 《后汉书·卷第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 牛世山《商文化京当类型：判别、分歧与解析》商文化的京当类型是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的的一个文化类型，是商王朝势力西逃到陕西渭河流域，并融合本土族群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以上分析可总结为，已知京当类型遗存的时代上限不早于小双桥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商王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时期)。…………
↑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刘秀·纪第一下》
（建武九年）是岁，省关都尉，复置护羌校尉官。^{《汉官仪》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王莽乱，遂罢。”时班彪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
（建武十年）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谿，大破之。
（建武十一年夏四月）先零羌寇临洮，马成平武都，因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陇西、扶风。
（建武九年）……省金城郡属陇西。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
（建武十二王年）秋七月，广汉徼外白马羌豪率种人内属。……（十二月）复置金城郡。
中元年年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刘庄·纪第二》
（中元二年）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是岁更赋。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鸿军大败，战殁。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烧当羌。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刘庄·纪第二》
（永平元年）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永平二年）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下狱死。
《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刘炟·纪第三》
（建初二年）六月，烧当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讨之，败绩，羌遂寇汉阳。秋八月，遗行车骑将军马防讨平之。
（建初三年夏四月）行车骑将军马防破烧当羌于临洮。
（元和三年冬十月）烧当羌叛，寇陇西。
章和元年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追击叛羌，战殁。夏四月丙子，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七月）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刘盱讨之，斩其渠帅。
《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和帝刘肈纪》（永元四年）烧当羌寇金城。
（永元五年）护羌校尉贯友讨烧当羌，羌乃遁去。
（永元六年）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
（永元九年闰月）烧当羌寇陇西，杀长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讨破之。
（永元十年）十二月，烧当羌豪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
（永元十二年）是岁，烧当羌复叛。
（永元十三年秋八月）护羌校尉周鲔击烧当羌，破之。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刘祜·纪第五》
（永初元年六月）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
（永初二年正月）车骑大将军邓骘为种羌所败于冀西。……（闰月）癸未，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冬十月）征西校尉任尚与先零羌战于平襄，尚军败绩。十一月辛酉，拜邓骘为大将军，征还京师，留任尚屯陇右。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十二月）广汉塞外参狼羌降，分广汉北部为属国都尉。
（永初三年正月）遣骑都尉任仁讨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没临洮。
（永初四年正月）辛卯，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禀上郡贫民各有差。……（三月）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徙金城郡都襄武。
（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闰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秋七月己巳，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者。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种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客刺杀杜琦。
（永初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破斩之。……是岁，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复袭伪号。
（永初七年）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破先零羌。
（元初元年）五月，先零羌寇雍城。……（九月）先零羌寇武都、汉中，绝陇道。……（十月）先零羌败凉州刺史皮阳于狄道。乙卯，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
（元初）二年春正月，诏禀三辅及并、凉六郡流冗贫人。……（三月）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讨之。……冬十月，遣中郎将任尚屯三辅。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左冯翊司马钧下狱，自杀。
（元初三年五月）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击先零羌于灵州，破之。……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北地。
（元初四年）九月，护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杀叛羌零昌。……（十二月）甲子，任尚及骑都尉马贤与先零羌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众降，陇右平。
（永宁元年三月）沈氐羌寇张掖。……六月，沈氐种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马贤讨沈氐羌，破之。……是岁，郡国二十三地震。夫馀王遣子诣阙贡献。烧当羌叛。
（建光元年）八月，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于金城，不利。
（延光元年六月）虔人羌叛，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十月）烧当羌豪降。
↑ 赵庆伟《六朝时期岭北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浅析》
↑ 潘玲、郭丽娜《锦州地区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锦州地区包括今辽宁省锦州市及葫芦岛市，在文化地理分区上属于辽西地区，位于辽西地区的东南部。……目前在锦州地区发现8座西晋至前燕时期汉人墓葬，墓葬形制有砖室墓、石板砌筑的石室墓两类，其中砖室墓还可以细分为近顺长方形单室墓和带前、后室的双室墓两小类。……可见，在西晋晚期至前燕时期，锦州地区居民的主体仍然是汉族人……
↑ 东南沿海的一个古老民族:畲族
↑ ^221.0 ^221.1 ^221.2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黄龙）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嘉禾三年）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
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
↑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馀分给诸将。
↑ 《吴录》曰：是岁蜀主又遣邓芝来聘，重结盟好。权谓芝曰：“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议者以为内有不暇，幸来求和，于我有利，宜当与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边外，闲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丕观衅而动，惟不见便，宁得忘此，复有他图。”
↑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虞翻》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姧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
↑ ^225.0 ^225.1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顾承》后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还屯军章坑，拜昭义中郎将，入为侍中。
《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十一·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朱治》是时丹杨深地，频有姧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共饮宴，乡党以为荣。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全琮》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馀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是时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馀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
↑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张承》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
↑ ^227.0 ^227.1 ^227.2 《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十三·陆逊传第十三》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馀人。…………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彊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十·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周泰》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
《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十一·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朱桓》后丹杨、鄱阳山贼蜂起，攻没城郭，杀略长吏，处处屯聚。桓督领诸将，周旋赴讨，应皆平定。
↑ 《魏书卷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羊深》……及出帝入关，深与樊子鹄等同逆于兖州。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于太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军讨破之，于陈斩深。……
↑ 《晋书·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货》……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农祥晨正，平秩东作，荷锸赢粮，有同云布。若夫因天而资五纬，因地而兴五材，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官闱增饰，服翫相辉，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馀斛。……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 葛文壮《西晋初期存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 ^232.0 ^232.1 ^232.2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马宏等。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师古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匄，乞与也。若，汝也。乞音气。”}，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
↑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赵充国》……（赵充国）对曰：“……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馀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
↑ ^234.0 ^234.1 Choongwon Jeong、Ke Wang、Shevan Wilkin、William Timothy Treal Taylor、Bryan K. Miller、Jan H. Bemmann、Raphaela Stahl、Chelsea Chiovelli、Florian Knolle1、Sodnom Ulziibayar、Dorjpurev Khatanbaatar、Diimaajav Erdenebaatar、 Ulambayar Erdenebat、Ayudai Ochir、Ganbold Ankhsanaa、Chuluunkhuu Vanchigdash、Battuga Ochir、Chuluunbat Munkhbayar、Dashzeveg Tumen、Alexey Kovalev、Nikolay Kradin、Bilikto A. Bazarov、Denis A. Miyagashev、Prokopiy B. Konovalov、Elena Zhambaltarova、Alicia Ventresca Miller、Wolfgang Haak、Stephan Schiffels、Johannes Krause、Nicole Boivin、Myagmar Erdene、Jessica Hendy、Christina Warinner《A Dynamic 6,000-Year Genetic History of Eurasia’s Eastern Steppe》
……“Here, we reveal its dynamic genetic history by analyzing new genome-wide data for 214 ancient individuals spanning 6,000 years. We identify a pastoralist expansion into Mongolia ca. 3000 BCE, and by the Late Bronze Ag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re bio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roups, all practicing dairy pastoralism regardless of ancestry. The Xiongnu emerged from the mixing of these populations and those from surrounding regions.”……
Figure S1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Geographic and Ecological Features in Mongolia, Related to Figure 1
(A)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B) Mongolian regions and provinces (aimags). Provinces are indicated by gray lines and text.
…………“To clarify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n the Eastern Steppe since prehistory, we generated and analyzed genome-wide genetic datasets for 214 individuals from 85 Mongolian and 3 Russian sites spanning approximately 6,000 years of time (ca. 4600 BCE to 1400 CE) (Tables S1 and S3A).”…………
Figure 2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a through Time
Figure 3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A–F) Major time periods: (A) Pre-Bronze through Early Bronze Age, (B) Middle/Late Bronze Age, (C) Early Iron Age, (D) Xiongnu period, (E) Early Medieval, and (F) Late Medieval.
Figure 4 Genetic Ancestry Chang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cross All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Figure S2 Uniparental Haplogroup Assignments by Group and Sex-Bias Z Scores, Related to Figure 5B and STAR Methods
Figure S4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with All Individuals Indicated, Related to Figures 3 and 4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Afanasievo burials reported to date are locate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d Upper Yenisei regions, the Early Bronze Age (EBA) site of Shatar Chuluu in the southern Khangai Mountains of central Mongolia has yielded Afanasievo-style graves with proteomic evidence of ruminant milk consumption and a western Eurasian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alyzing two of these individuals (Afanasievo_Mongolia, 3112–2917 cal. BCE), we find that their genetic profil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published Afanasievo individuals from the Yenisei region (Figure S5C; Table S5B), and thus these two Afanasievo individuals confirm that the EBA expansion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WSH) extended a further 1,500 km eastward beyond the Altai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Mongolia (Figure 3A).”……“Chemurchek graves are found throughout the Altai and in the Dzungarian Basin in Xinjiang, China. We analyzed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rom the southern Altai site of Yagshiin Huduu and two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Altai sites of Khundii Gobi (KUM001) and Khuurai Gobi 2 (KUR001). Compared to Afanasievo_Mongolia, the Yagshiin Huduu individuals also show a high degree of Western ancestry but are displaced in PCA (Figure 2) and have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ANE-related ancient individuals such as AfontovaGora3 (AG3), West_Siberia_N, and Botai (Figure 3A). We find that the Yagshiin Huduu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southAltai”)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to Dali_EBA (Figure 3A), a contemporaneous individual from eastern Kazakhstan. The genetic profiles of both the Yagshiin Huduu and Dali_EBA individuals are well fitted by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with Botai (60%–78%) and groups with ancient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Gonur1_BA from Gonur Tepe, a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22%–40%; Figure 3A; Table S5B). Although minor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fanasievo-related groups cannot be excluded,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is required for all fitting models, and this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12 ± 6 generations earlier (∼336 ± 168 years) when modeled using DATES. However, because all proxy source populations used in this modeling are quite distant in either time or space from the EBA Altai, the proximate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Chemurchek cannot yet be precisely identified. In the northern Altai, the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northAltai”) have mostly ANA-derived ancestry (∼80%), with the remainder resembling that of the southern Altai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igures 3A and 4A; Table S5B). As such, we observe genetic heterogeneity among Chemurchek individuals by geographic location.”…………“Overall, we find three distinct and 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gene pools in LBA Mongolia, with the Khövsgöl_LBA population representing one of them (Figures 3B and 4A). The other two, which we refer to as “Altai_MLBA”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re described below.
During the MLBA (1900–900 BCE), as grasslands expanded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new pastoralist cultures expanded out of inner-montane regions and across the Eastern Steppe. This period is also notable for the first regional evidence of horse milking (ca. 1200 BCE), which is today exclusively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airag) production, and a dramatic intensification of horse use, including the emergence of mounted horseback riding, which would have substantially extended the accessibility of remote regions of the steppe.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dairy pastoralists associated with DSKC and other unclassified MLBA burial types (Altai_MLBA, n = 7) show clear genetic evidence of admixture between a Khövsgöl_LBA-related ancestry and a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Figure 3B; Figure S4B).”……“This is the first appearance on the Eastern Steppe of a Sintashta-like ancestry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steppe_MLBA” in previous studie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prior Western ancestries present in th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populations and instead shows a close affinity to European Corded-Ware populations and later Andronovo-associated groups, such as the Sintashta. In Khovd province,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ER002 and SBG001, respectively) have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hat is best modeled as an equal mixture of Khövsgöl_LBA and Sintashta (Figure 3B; Table S5C). This genetic profile matches that previously described for a genetic outlier in northern Mongolia that deviated from the Khövsgöl_LBA cluster in a previous study (ARS026). An additional four Altai_MLBA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ULI001)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IL001, ULI003, ULZ001) also fit this admixture model with varying admixture proportions (Table S5C). Taken together, the Altai_MLBA cline reveals the ongoing mixture of two source populations: a Sintashta/Andronovo-related WSH population and a local population represented by Khövsgöl_LBA. The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only 10 ± 2 generations (∼290 years) before the individual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 finding consistent with their heterogeneous ancestry proportions.”…………“The populations making up the heterogeneous Altai_MLBA cline left descendants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who we later identify at the Sagly/Uyuk site of Chandman Mountain (“Chandman_IA,” ca. 400–200 BCE) in northwestern Mongolia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EIA). Nine Chandman_IA individuals form a tight cluster on PCA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Altai_MLBA cline away from Khövsgöl_LBA cluster (Figure 2). During the EIA, the Sagly/Uyuk were pastoralists and millet agropastoralists largely centered in the Upper Yenisei region of present-day Tuva. Together with the Pazyryk of the Altai and the Saka of eastern Kazakhstan, they formed part of a broader Scythian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stretched across the Western Steppe, Tarim Basin, and Upper Yenesei.
We find that EIA Scythian populations systematically deviate from the earlier Altai_MLBA cline, requiring a third ancestral component (Figures 3C and 4A; FigureS4C). The appearance of this ancestry,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including BMAC, is clearly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Central Saka, TianShan Saka, Tagar, and Chandman_IA, while absent in the earlier DSKC and Karasuk groups (Tables S5C–S5E). This third component makes up 6%–24% of the ancestry in these Iron Age groups, and the date of admixture in Chandman_IA is estimated at ∼18 ± 4 generations earlier, ca. 750 BCE, which postdates the collapse of the BMAC ca. 1600 BCE and slightly pred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ersian Achaemenid empire ca. 550 BCE. We suggest that this Iranian-related genetic influx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ransoxiana (Turan) and Fergana during the LBA to EIA transition.”……
The Xiongnu Empire, the Rise of the First Imperial Steppe Polity
……“Here,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or 60 Xiongnu-era individuals from across Mongolia and dating from ca. 200 BCE to 100 CE, thus spann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Although most individuals date 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after 50 BCE), 13 individuals predate 100 BCE and include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early Xiongnu frontier sites of Salkhityn Am (SKT) and Atsyn Gol (AST) and one individual from the early Xiongnu site of Jargalantyn Am (JAG) in eastern Mongolia. We observe two distinct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Xiongnu. First, half of the early individuals (n = 6) form a genetic cluster (earlyXiongnu_west) resembling that of Chandman_IA of the preceding Sagly/Uyuk culture from the Altai-Sayan region. They derive 92% of their ancestry from Chandman_IA with the remainder attributed to additional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which we model using BMAC as a proxy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F). This suggests that the low-level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identified among the Chandman_IA Sagly/Uyuk during the EIA likely continue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spreading across western and northern Mongolia. Second, six individuals (“earlyXiongnu_rest”) fall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s; four carry varying degrees of earlyXiongnu_west (39%–75%)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25%–61%) related ancestry, and two (SKT004, JAG001)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Figure 3D; Tables S5F and S5G). This genetic cline linking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gene pools signifies the unification of two deeply diverged and distinct lineages on the Eastern Steppe—between the descendants of the DSKC, Mönkhkhairkhan, and Sagly/Uyuk cultures in the west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Ulaanzuukh and Slab Grave cultures in the east. Overall, the low-level influx of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continuing from the previous Sagly/Uyuk culture and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a novel east-west mixture uniting the gene poo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are the two defining demographic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Among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we find even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Figure 2),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n PC indicates that the two demographic processes evident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continued in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but with the addition of new waves and complex directions of gene flow. Of the 47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half (n = 26) can be adequately modeled by the same admixture processes seen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22 as a mixture of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 2 (NAI002, TUK002) as a mixture of either Chandman_IA+BMAC or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BMAC, and 2 (TUK003, TAK001) as a mixture of either earlyXiongnu_west+Ulaanzuukh_SlabGrave or earlyXiongnu_west+Khovsgol_LBA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G). A further two individuals (TEV002, BUR001) also likely derive their ancestry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pool, although the p value of their models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0.05 threshold (Table S5G). However, a further 11 late Xiongnu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along PC1 cannot be modeled using BMAC or any other ancient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 Instead, they fall on a cluster of ancient Sarmatians from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Steppe.
Admixture modeling confirms the presence of a Sarmatian-related gene pool among the late Xiongnu: three individuals (UGU010, TMI001, BUR003)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armatian, two individuals (DUU001, BUR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BMAC, three individuals (UGU005, UGU006, BRL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three individuals (NAI001, BUR004, HUD001) require Sarmatian, BMAC,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Figure 3D; Figure S4D; Table S5G).”……“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EME002, ATS001, BAM001, SON001, TUH001, YUR001) are adequately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Han (Tables S5F and S5G), and YUR001 in particular exhibits a close genetic similarity to two previously published Han empire soldiers, whose genetic profile we refer to as “Han_2000BP” (Table S5G). The remaining two individuals (BRU001, TUH002) are similar but also require the addition of Sarmatian ancestry (Table S5G). The late Xiongnu are thus characterized by two additional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flow from a new Sarmatian-related Western ancestry source and intensified interaction and mixture with people of the contemporaneous Han empire of China.”…………
Fluctuating Genetic Heterogeneity in the Post-Xiongnu Polities
……“Although our sample representation for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uneven, consisting of 1 unclassified individual dating to the Xianbei or Rouran period (TUK001), 8 individuals from Türkic mortuary contexts, and 13 individuals from Uyghur cemeteries, it is clear that these individuals have genetic profiles that differ from the preceding Xiongnu period, suggesting new sources of gene flow into Mongolia at this time that displace them along PC3 (Figure 2). Individual TUK001 (250–383 cal. CE), whose burial was an intrusion into an earlier Xiongnu cemetery, has the highest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is ancestry is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Sarmatians and closer to ancient populations with BMAC/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mong 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highest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wo Türkic-period individuals and one Uyghur-period individual (ZAA004, ZAA002, OLN001.B)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Another individual (TUM001), who was recovered from the tomb ramp of an elite Türkic-era emissary of the Tang Dynasty, has a high propor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78%; Figures 3E and 4B; Figure S4E; Table S5H). This male, buried with two dogs, was likely a Chinese attendant sacrificed to guard the tomb entrance. The remaining 17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show intermediate genetic profiles (Figure 3E).”…………“The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vividly exemplified by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Uyghur period cemetery of Olon Dov (OLN) in the vicinity of the Uyghur capital of Ordu-Baliq. 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came from a single tomb (grave 19), of whom only two are related (OLN002 and OLN003, second-degree); the absence of closer kinship tie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function of such tomb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those buried within them. Most Uyghur-period individuals exhibit a high but variable degree of west Eurasian ancestry—best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Alans, a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group likely descended from the Sarmatians and contemporaries of the Huns, and an Iranian-related (BMAC-related) ancestry—together with Ulaanzuukh_SlabGrave (ANA-related) ancestry (Figure 3E). The admixture dates estimated for the ancient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correspond to ca. 500 CE: 8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Türkic individuals and 12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Uyghur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by ZAA001 and Olon Dov individuals).”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We analyzed 62 Mongol-era individuals whose bur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low-level, local elites. No royal or regional elite burials were included, and neither were individuals from the cosmopolitan capital of Karakorum. Although we find that Mongol-era individuals were diverse, they exhibit a much low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than the Xiongnu-era individuals, and they almost entirely lack the residual ANE-related ancestry (in the form of Chandman_IA and Khövsgöl_LBA) that had been present among the Xiongnu and earlier northern/western MLBA cultures. On averag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s have a much higher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an previous empires, and this perio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Mongolian gene pool. We find that most historic Mongols are well-fitted by a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with the following ancestry proxies: Ulaanzuukh_SlabGrave, Han, and Alans. Consistent with their PCA location (Figure 2), Mongol-era individuals as a group can be modeled with only 15%–18%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Alan or Sarmatian) but require 55%–64%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21%–27% of H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5I). Applying the same model to each individual separately, this three-source model adequately explains 56 out of 61 ancient Mongols (based on p value at threshold of 0.05), as well as one unclassified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 dating to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gol empire (SHU002) (Table S5J).”…………
Functional and Gendered Aspects of Recurrent Admixture in the Eastern Steppe
…………“First, we find that despite a pastoralist lifestyle with widespread direct evidence for milk consumption, the MLBA and EIA individua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did not have any derived mutations conferring lactase persistence. Individuals from subsequent periods did have the derived mutation that is today widespread in Europe (rs4988235) but at negligibly low frequency (∼5%) and with no increase in frequency over time.”……“Finally, we investigated gendered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Eastern Steppe.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an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WSH admixture among the EIA Sagly/Uyuk and during the Türkic period, which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decline in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Q1a and the concomitant rise of the western Eurasian lineages such as R and J (Figure S2A). During the later Khitan and Mongol empires, we observe a prominent male bias for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Figure S2C), which can also be seen from the rise in frequency of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Figure S2A). The Xiongnu period exhibits the most complex pattern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whereby different genetic subsets of the population exhibit evidence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Figure S2C).”…………
Discussion
……“During the MLBA, we observed the formation of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on the Eastern Stepp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inuation of pre-Bronze Age ANA ancestry in the east and a cline of genetic variation between pre-Bronze Age ANA-ANE ancestry in the north and increasing proportions of a new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in the west.”……“Eventually, the three major ancestries met and mixed, and this wa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Xiongnu empire. The Xiongnu are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 levels of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increased diversity as new and additional ancestries from China, Central Asia, and the Western Steppe (Sarmatian-related) rapidly entered the gene pool.
Genetic data for the subsequent Early Medieval period are relatively sparse and uneven, and few Xianbei or Rouran sites have yet been identified during the 400-year gap between the Xiongnu and Türkic periods. We observed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during the Türkic and Uyghur periods, and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Uyghur empire, we documented a final major genetic shift during 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toward greate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s of Tungusic- (Jurchen) and Mongolic- (Khitan and Mongol) speaking groups from the northeast into the Eastern Steppe. We also observed that this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was brought into the Late Medieval populations more by male than female ancestors.”……
Table S1B. Archaeological site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able S3A. Identified population groups based on genetic clusters for all ancient individuals analysed in this study (n=214)
Table S5B. Genetic cladility and two-way and three-way admixture tests for groups archaeologically affiliated with the Early Bronze Age cultures.
Table S5F. qpAdm modelling results of Xiongnu.
Table S5G.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the Xiongnu period.
Table S5H. Admixture modelling results for early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I. Admixture modeling results for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J.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Mongol period.
↑ 殷宪《代郡卫氏书事活动及其意义》卫操、卫雄是最早投向拓跋鲜卑政权的汉人。……所谓代人，在魏书中有两个含义，一是居于广大漠南地区的北方各部族的统称，二是世居勾注（雁门）陉北的汉人。显然，卫操是汉人而世居北地者。……
↑ 《魏书卷二十三·列传第十一·卫操》卫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侠，有才略。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数使于国，颇自结附。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及刘渊、石勒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将号。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
↑ 《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刘琨》……寻猗卢父子相图，卢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质于卢，众皆附之。及是，遵与箕澹等帅卢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琨由是复振，率数百骑自平城抚纳之。属石勒攻乐平，太守韩据请救于琨，而琨自以士众新合，欲因其锐以威勒。箕澹谏曰：“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馀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琨不从，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琨自为后继。……
↑ 《晋书·卷一百八·载记第八·慕容廆》
↑ 《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六·卫瓘》……泰始初，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绩。除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至镇，表立平州，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嘉其功，赐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为亭侯。……
↑ ^240.0 ^240.1 《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
↑ 《晋书·卷一百二十五·载记第二十五·乞伏国仁》
↑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
↑ 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么？——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胜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其次是指“胜兵者”，即力能操兵的人，引申为能操兵作战的人。
……从上所述可知：“胜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胜兵”又作“胜兵者”，是力能操兵的人的意思。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即：能拿得起兵刃或武器的人，引申为操兵作战的人。《史记·匈奴列传》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这里说的是公元前的情况；到了公元1世纪，情况似也末发生什么改变。如果这种估计不错的话，那么对于匈奴人来说，所谓“胜兵”与否，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力能弯弓”。只要“力能弯弓”，即谓之“胜兵”。“力能弯弓”之“士”，“就尽为甲骑”，也就是“尽为”“控弦之士”。这才是确诂。两汉书《西域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以及其他正史当中的“胜兵”或“胜兵者”，全宜作如是解。搞清楚“胜兵”的确切含义之后，什么是“‘胜兵’制度”问题便不难回答了。所谓“‘胜兵’制度”，是西域和北方那些兵民未分从而没有常备军的国家实行的一种兵役制度。根据这种兵役制度，国家或其局部一旦有警，所有能拿起兵刃的男性农、牧民，必须全都拿起武器，或马上投入战斗，或听从调遣。……对于匈奴人来说，平时“随畜田猎”，一旦有警，不问其是否成丁，更不问其年龄大小，凡是“力能弯弓”的人，就全部被编为披甲的骑兵。这同中原汉地，一个男子只有达到一定年龄才算成丁，才有服兵役的义务，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史记》、《汉书》中未见匈奴有“胜兵”的记载，到了东汉时期入塞的南匈奴和降汉的北匈奴始出现“胜兵”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胜兵”多少，是以户（落）、口，至少是户数的统计为前提的。没有户（落）、口或户数的统计，则根本无从了解“胜兵”具体或大致人数。……同样，两汉书《西域传》及其他正史中所载西域和北方各国之所以知道“胜兵”或“胜兵者”多少，关键也在于都有精确的户（落）、口统计数字。
↑ 《晋书·卷三十八·列传第八·宣五王·扶风王骏》……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馀级。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又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护军文俶督凉、秦、雍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给羽葆、鼓吹。太康初，进拜骠骑将军，开府、持节、都督如故。……
↑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秃发乌孤》
↑ 《晋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七·马隆》
↑ 廖名春《大禹故里说文献考辩》
↑ 《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刘元海》
↑ 《晋书·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第二十八·慕容超》……镇出，谓韩□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崄，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超闻而大怒，收镇下狱。……
↑ 《北史·卷三十一·列传第十九·高昂》……昂还，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练兵于武牢。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焉。昂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贵召严祖，昂不时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时易，脱时难。”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难之有？”贵不敢校。明日，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昂便鸣鼓会兵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昂。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欲直入，门者不听，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责。性好为诗，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
《北史·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二·斛律金》……孝昭践阼，纳其孙女为皇太子妃。诏金朝见，听乘步挽车至阶。武成即位，礼遇弥重，又纳其孙女为太子妃。金曾遣人献食，中书舍人李若误奏，云金自来。武成出昭阳殿，敕侍中高文遥将羊车引之。若知事误，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遥还覆奏，帝骂若云：“空头汉，合杀！”亦不加罪。……
《北史·卷五十六·列传第四十四·魏恺》……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时帝已失德，朝廷为之惧，恺容色坦然。帝曰：“死与长史，任卿所择。”答曰：“能杀臣者陛下，不受长史者愚臣。”帝谓杨愔曰：“何虑无人，苦用此汉！放还，永不须收。”由是积年沈废。后遇愔于路，微自陈。愔云：“咸由中旨。”恺应声曰：“虽复零雨自天，终待云兴四岳，公岂得言不知？”杨愔欣然曰：“此言极为简要。”数日，除霍州刺史，在职有政理。后卒于胶州刺史。……
《北史·卷九十二·列传第八十·恩幸·韩凤》……寿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君臣应和若此。凤恒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瞋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锉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其弟万岁，及其二子宝行、宝信，并开府仪同。万岁又拜侍中，亦处机要。……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䜩私，唯相谮诉。崔季舒等冤酷，皆凤所为也。每一赐与，动至千万。恩遇日甚，弥自骄恣，意色严厉，未尝与人相承接。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终于陇州刺史。
↑ 《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二·周朗》朗上书曰：“……凡为国，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馀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此最是惊心悲魂恸哭太息者。法虽有禁杀子之科，设蚤娶之令，然触刑罪，忍悼痛而为之，岂不有酷甚处邪？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礼足而行，则有司加纠。凡宫中女隶，必择不复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终独之生、无子之老。所谓十年存育，十年教训，如此，则二十年间，长户胜兵，必数倍矣。……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处，须官兴役，宜募远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赏爵一级。不过千家，故近食十万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长帅，给其粮种。凡公私游手，岁发佐农，令堤湖尽修，原陆并起。仍量家立社，计地设闾，检其出入，督其游惰。须待大熟，可移之复旧。淮以北悉使南过江，东旅客尽令西归。故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阒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可不怀欤？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若谓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来从，我之愿也。胡若能来，必非其种，不过山东杂汉，则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既华得坐实，戎空自远，其为来，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亦行见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丧哉。使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𫏋足而待也。设使胡灭，则中州必有兴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归国家矣。诚如此，则徐、齐终逼，亦不可守。且夫战守之法，当恃人之不敢攻。顷年兵之所以败，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之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今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书奏忤旨，自解去职。
↑ 《水经注·卷三·河水》吐京郡治故城，即土军县之故城也。胡、汉译言，音为讹变矣。其城圆长而不方，汉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义为侯国。
↑ ^253.0 ^253.1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武节度使·灵州》……保静县，本汉富平县地，后魏立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隋改置弘静县，神龙元年改为安静，至德元年改为保静。……
↑ 李烨《“秦胡”别释》……综上可知，“胡”在两汉当是对以匈奴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称，“属国胡骑”也应是由多部族所组成的，除了匈奴外，还杂有羌、月氏等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前面提到过，“秦骑”即秦人骑兵，“秦人”即世居胡地的业已胡化的华夏遗民，受匈奴等胡族所统治，他们随着匈奴等胡族归附汉朝而继续生活于“属国”之中。……综上所述，“胡”在两汉当是对以匈奴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称，“属国胡骑”也应是由多部族所组成的，除了匈奴外，还杂有羌、月氏等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史籍中的“秦人”应该是指秦时亡入匈奴的华夏遗民，而“秦人”是有可能随着匈奴等等胡族的归附而继续生活于“属国”之中。秦人和胡人一道被编入属国的骑兵部队，自然就成了“秦骑”和“胡骑”，这就可以解释汉简中关于“秦骑”和“胡骑”的记载。而居延新简“建武六年甲渠障守候勿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简册中的“秦胡”，应该理解为“秦”和“胡”，“属国秦胡”即指属国中的秦和胡……这个“秦”正是那些秦时亡入胡地的华夏之遗民，而“胡”也只是对北方和西域外族的统称，“秦胡”正是对这两种人的连称。……
↑ 新疆区拜城县黑英山乡刘平国摩崖刻石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及□谷关。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佐掖、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
↑ ^256.0 ^256.1 方诗铭《释“秦胡”——读新出居延汉简“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书”札记》……“永寿”是东汉桓帝的年号，永寿四年相当于公元一五八年，说明东汉末年在今新疆地区仍称汉族人为秦人。由于当时称汉族人为“秦人”、称国内的非汉族和外国为“胡人”，因而“秦胡”就成为一词，普遍使用。…………清末出土，解放前流往日本的《樊利家买地铅卷》云：“光和七年九月癸酉朔六日戊寅，平阴男子樊利家从洛阳男子杜歌子子弟囗买石梁亭部桓千东比是陌北田五亩，亩三千，并直万五千。钱即日毕。田比根土著，上至天，下至黄，皆囗囗并。田南尽陌，北、东自比歌子，西比羽林孟囗。若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歌子自当解之。时旁人杜子陵、李季盛，沽酒各半，钱千元五十。”这是买卖土地的契约，所说们是，樊利家向杜歌子买进洛阳的五亩土地，“若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歌子自当解之”，如果这五亩土地的主权不是属于杜歌子，而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汉族人或非汉族人所有，因而引起纠纷，与买者樊利家无干，应由卖者杜歌子负责解决。……新出居延汉简所指的“秦、胡、卢水”当是指张掖属国的汉族人、非汉族人和卢水胡人。……简文既提到“胡”，又提到“卢水”，可能是为了突出“卢水胡”的缘故。也可能简文的标点应该是“属国秦、胡，卢水士民”……
↑ 王炳华：西域只知有秦人
↑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公孙度》
↑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百济》……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
↑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王毋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毋丘俭》
↑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淮南王刘安》……尉佗知中国（中原）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 ^262.0 ^262.1 ^262.2 《汉书·宣帝纪》
↑ 《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士燮》
↑ ^264.0 ^264.1 《晋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七·陶璜》
↑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第八·薛综》
↑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越巂太守任贵谋叛，十二月，刘尚袭贵，诛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
↑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牂牁郡》……会公孙述据巴蜀，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郡，闻世祖在河北，乃远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贡汉朝，世祖嘉之，号为义郎。……
↑ 潘民中《孟获族属考》孟获是汉人，而非少数族人，他是南中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汉姓中孟姓的耆率，当然他也是一个在与汉族大姓杂居的少数族人中很有影响的人物。……能够自称“南人”的只会是久居该地域的汉人。……将“民、夷”与“夷、汉”对照起来看，“民”与“汉”显然是等质的。……总之，孟获与雍闿一样是汉人，而非少数族人，是南中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汉姓中孟姓的耆率，当然他也是一个在与汉族大姓杂居的少数族人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 《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后主传第三》……（建兴）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十二月，亮还成都。
（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
↑ 《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五十一·王逊》
↑ 《三国志·卷四十三·蜀书十三·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吕凯》
↑ 《江东旧事》云：范文本扬州人，少被掠为奴，卖堕交州，年十五六，遇罪当得杖，畏怖因逃，随林邑贾人渡海远去，没入于王，大被幸爱。经十馀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诈杀侯将，自立为王，威加诸国。或夷椎蛮语口食鼻饮，或雕面镂身、狼䐠裸种、汉魏流赭，咸为其用。
↑ 《林邑记》……林邑之号，建国起自汉末，初平之乱，人怀异心，象林功曹姓区，有子名逵，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值世乱离，林邑遂立。后乃袭代，传位子孙，三国鼎争，未有所附。吴有交土，与之邻接，进侵寿泠，以为疆界。自区逵以后，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宗胤灭绝，无复种裔。外孙范熊代立，人情乐推。后熊死，子逸立。……
↑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使匈奴，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
↑ 《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西突厥》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氏，因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书慰谕之。处罗甚踞，受诏不肯起。君肃谓处罗曰：“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民与处罗国其势敌耳。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请许之，天子弗违，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闻天子之诏，惧可汗之灭，旦夕守阙，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怜焉，为其辍策。向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请发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属，乞加恩礼，同于启民。天子从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称藩拜诏，国乃永安，而母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取戮而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国也！”处罗闻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君肃又说处罗曰：“启民内附，先帝嘉之，赏赐极厚，故致兵强国富。今可汗后附，与之争宠，须深结于天子，自表至诚。既以道远，未得朝觐，宜立一功，以明臣节。”处罗曰：“如何？”君肃曰：“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义成公主妻于启民，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处罗大喜，遂遣使朝贡。……
↑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思摩》……薛延陀闻太宗遣思摩渡河北，虑其部落翻附碛北，预蓄轻骑，伺至而击之。太宗遣敕之曰：“擅相侵者，国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诏。然突厥翻覆难信，其未破前，连年杀中国人，动以千万计。至尊破突厥，须收为奴婢，将与百姓，而反养之如子，结社率竟反，此辈兽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请为至尊诛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契丹》……贞观二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突厥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太宗谓曰：“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
↑ 《宋史·卷三百零三·列传第六十二·范祥子范育》……西夏入环庆，诏育行边，还言：“宝元、康定间，王师与夏人三大战而三北，今再举亦然。岂中国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数郡乎？由不察彼己，妄举而骤用之尔。昨荔原之役，夏人声言‘我自修垒，不与汉争’，三犯之，然后掩杀，虽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观之，其情大可见矣。”……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高昌》……安、史之乱，其地陷没，乃复为国。语讹亦云“高敞”，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太平兴国七年）七月，令延德先还其国，其王九月始至。亦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
↑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
↑ 《摩诃僧祇律·卷第四十》中天竺昔时，暂有恶王御世。诸沙门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离。恶王既死，更有善王，还请诸沙门还国供养。时巴连弗邑有五百僧，欲断事而无律师，又无律文无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写得律本于今传赏。法显于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写得梵本还杨州。以晋义熙十二年岁在丙辰十一月，于斗场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讫。共禅师译梵本为秦焉，故记之。
↑ 《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摩登王以偈答弗袈裟，面说颂曰：“……彼以十二年，被著驴之皮，执持于五品，饮以鹿头器。十二岁竟已，乃成为梵志，奉斯法如是，道士法具足。梵志游路靖，布是异道行，所道及邪径，难依视如安。然后从此比，有人自谓秦，称誉己第一，种姓为最上。轻易四方人，谓之为夷狄，秽贱弃捐之，不肯与婚姻。兴兵攻击贼，多憙还自坏，用贡高自是，故为贼所危。处在于边方，自谓为中国，然后解佛法，乃了人种等。”……摩登王曰：“唯弗袈裟！吾悉达了，又逾超斯。仁者自谓，我于诸咒具足度，我当如法次第演之。昔者天地始元初时，未有异号，无有梵志、君子、工师、细民之名也，一切同等而不可别。尔时人民各悉相类，各治田种严治粳米，因号其人名曰刹利。刹利者，五神农种也，一曰君子。时复有人厌忧恼病，便入空闲，造作草屋，于下坐禅。明旦入城，聚落分卫。时人见之，各心念言：‘是等难值。避于世俗，患厌忧恼，闲居思道，一心专精。’喜施与之。志在于外，是故名曰婆罗门也。时复有人，各习技巧超异之术，多所成就，是故名曰为工师种。时复有人，以细碎民之种。是故世间便有四种。然后久久，北方有人，名曰为秦。各各变姓，张王季赵董。以牛马蚁虫鸡狗之属，随形作姓，数数喜变。如是计之，不可称数，察于本起，无有若干，但方俗语。乃往古世，有一妇人行在异路，旷野屏处破坏车毂、众人吉凶，是故世间得凶咒种。复有人名发编结发，子孙相承，是故世间有编发种。有人弃家除去须发，是故世间有异道沙门钵波祇钵(波祇者晋言弃家)。唯婆罗门！我当为卿说世所兴。梵天则尊，开化天帝，以学道术。天帝者，化阿梨念俱昙。阿梨念俱昙者，教化白英仙士。白英仙士者，教导严净知仙士。严净知仙士，分别经典。复有梵志。姓曰炽盛，为造鸟书，出有欲姓、所乘有受，计彼行信，惠施本末，今现分明。有婆罗门，名曰无施，其彼梵志子孙眷属皆姓无施，以一种姓分为百一。有梵志名所有，其彼一切子孙眷属号曰所有，以一姓分为二十五，今现分明。有婆罗门，名曰所欲，计其子孙眷属支党皆姓号所欲。其鸟种者，以一种姓分为一千。有婆罗门名曰于是，皆梵志种，以一种姓变为千一百三十六。今我观见种姓所兴干种变，诸婆罗门本所由姓今现分明，皆可知之，名曰所欲，又分别欲。观此章句，有何奇特？以故我说，所谓梵志、君子、工师、细民，方俗语耳。计悉一种，等无有异。听以仁女与吾太子得为夫妇，恣意求娉，不诤多少。”……
↑ 《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山中夜见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见秦人者，百岁木之精。勿怪之，并不能为害；山水之闲见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见大蛇著冠帻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掷之则息矣，一法以苇为矛以刺之即吉；山中见鬼来唤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径者，以苇杖投之既死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正郭》……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毫属笔，祖述六艺，行自炫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无故沈浮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刓箧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犹不得复厕高洁之条贯焉，为秘丘之俊民，而修兹在于危乱之运，奚足多哉！……
↑ 《金楼子·第五卷·志怪篇十二》……夜在山中见胡人者，铜钱精也，见秦人者，百岁木也；中夜见火光者，亦久枯木也。……
↑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三韩》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只，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巿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俗憙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
↑ 《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东夷·新罗》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相系，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
↑ 《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邓训》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伯父号吾乃将其母及种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斩首虏六百馀人，得马牛羊万馀头。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众悉破散。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段颎》……（建宁）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馀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馀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郑太》……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群僚莫敢忤旨。公业恐其众多益横，凶彊难制，独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公业惧，乃诡词更对曰：“非谓无用，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试为明公略陈其要。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埸，名振当世，人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埶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三也；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无序，王爵不加，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五也；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载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埶，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明公秉国平正，讨灭宦竖，忠义克立。以此三德，持彼三亡，奉辞伐罪，谁敢御之！九也；东州郑玄学该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足知彊弱。且燕、赵、齐、梁非不盛也，终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众也，卒败荥阳。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岂赞成其谋，造乱长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陈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自亏威重。”卓乃悦，以公业为将军，使统诸军讨击关东。或说卓曰：“郑公业智略过人而结谋外寇，今资之士马，就其党与，窃为明公惧之。”卓乃收还其兵，留拜议郎。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中平）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袁绍下·袁谭》……（建安）九年三月，尚使审配守邺，复攻谭于平原。配献书于谭曰：“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愿将军缓心抑怒，终省愚辞。盖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图危宗庙，剥乱国家，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诛。何则？义重人轻，事不获已故也。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何意凶臣郭图，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袭阏、沈之迹，放兵钞突，屠城杀吏，冤魂痛于幽冥，创痍被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赏赐秦、胡，其财物妇女，豫有分数。又云‘孤虽有老母，趣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隔，我州君臣监寐悲叹。诚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诒太夫人不测之患，损先公不世之业。我将军辞不获命，以及馆陶之役。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睹兴败之征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仇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若乃天启尊心，革图易虑，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当□躬布体以听斧锧之刑。如又不悛，祸将及之。愿熟详吉凶，以赐环玦。”谭不纳。
↑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曹操·纪第一》引王沈《魏书》曰：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光耀日，贼益震惧。
《三国志·卷六·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袁谭》引《汉晋春秋》载审配献书于谭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鸩。何则？义重人轻，事不得已也。昔卫灵公废蒯聩而立辄，蒯聩为不道，入戚以篡，卫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垩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时凶臣逢纪，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我将军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后，痈疽破溃，骨肉无丝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殚府库之财，竭食土之实，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共卫旌麾，战为雁行，赋为币主，虽倾仓覆库，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劳。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赐。谓为将军心合意同，混齐一体，必当并威偶势，御寇宁家。何图凶险谗慝之人，造饰无端，诱导奸利，至令将军翻然改图，忘孝友之仁，听豺狼之谋，诬先公废立之言，违近者在丧之位，悖纪纲之理，不顾逆顺之节，横易冀州之主，欲当先公之继。遂放兵钞拨，屠城杀吏，交尸盈原，裸民满野，或有髠㶳发肤，割截支体，冤魂痛于幽冥，创痍号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或闻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懑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无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贻太夫人不测之患，陨先公高世之业。且三军愤慨，人怀私怒，我将军辞不获已，以及馆陶之役。是时外为御难，内实乞罪，既不见赦，而屠各二三其心，临陈叛戾。我将军进退无功，首尾受敌，引军奔避，不敢告辞。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贶以缓追之惠，而乃寻踪蹑轨，无所逃命。困兽必斗，以干严行，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还孔怀如初之爱；而纵情肆怒，趣破家门，企踵鹤立，连结外仇，散锋于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遗城厄民，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辕，保正疆埸，虽近郊垒，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叹？配等备先公家臣，奉废立之命。而图等干国乱家，礼有常刑。故奋敝州之赋，以除将军之疾，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国毙，图头不县，军不旋踵。愿将军详度事宜，锡以环玦。”
↑ 《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乐四·晋鼙舞歌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茝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罹谮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歧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秦、胡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民。虽薄供时用，白茅犹可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从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恒相违，难餍甚谿谷。昧死射干没，觉露则灭族。
↑ 《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乐下·鼙舞歌诗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芷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罗浸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岐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胡、秦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人。虽薄供时用，白茅犹为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顺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恒相违，难餍甚谿谷。昧死则干没，觉露则灭族。
↑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第六十九下》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莽大怒，乃策尤曰：“视事四年，蛮夷猾夏不能遏绝，寇贼奸宄不能殄灭，不畏天威，不用诏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怀执异心，非沮军议。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韨，归故郡。”以降符伯董忠为大司马。……（地皇元年）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𫗦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义阳王。是时予在摄假，谦不敢当，而以为公。其后金匮文至，议者皆曰‘临国雒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临且去本就舍，妃妾在东永巷。壬午，列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于刑罚不中，民无错手足。’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子孙千亿，外攘四夷，内安中国焉。”……
↑ 《晋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七·宗室·太原烈王瓌》……泰始二年就国。四年入朝，赐衮冕之服，迁东中郎将。十年薨，诏曰：“瓌乃心忠笃，智器雅亮。历位文武，有干事之绩。出临封土，夷、夏怀附，镇守许都，思谋可纪。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赠前将军。”
《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刘琨》是时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于是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语在元纪。令报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亿兆颙颙，延首罔系。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复圣主，扫荡仇耻，岂可猥当隆极，此孤之至诚著于遐迩者也。公受奕世之宠，极人臣之位，忠允义诚，精感天地。实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迥邈，同契一致，万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抚宁华、戎，致罚丑类。动静以闻。”
……三年，琨故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上表理琨曰：“臣闻经国之体，在于崇明典刑；立政之务，在于固慎关塞。况方岳之臣，杀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窃见故司空、广武侯琨，在惠帝扰攘之际，值群后鼎沸之难，勠力皇家，义诚弥厉，躬统华、夷，亲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缚，社稷克宁，銮舆反驾，奉迎之勋，琨实为隆，此琨效忠之一验也。其后并州刺史、东嬴公腾以晋川荒匮，移镇临漳，太原、西河尽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日，遗户无几，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土，鸠集伤痍，抚和戎狄，数年之间，公私渐振。会京都失守，群逆纵逸，边萌顿仆，苟怀宴安，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固，且可闭关守险，畜资养徒，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沈辱而不陨身死节，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东西征讨。屠各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向使琨从州人之心，为自守之计，则圣朝未必加诛，而族党可以不丧。及猗卢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难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让之，义形于色。假从澹议，偷于苟存，则晏然于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蓟也。琨自以备位方岳，纲维不举，无缘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逊，前后章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与匹䃅使荣邵期一时俱发。又匹䃅以琨王室大臣，惧夺己威重，忌琨之形，渐彰于外。琨知其如此，虑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以其门室一委陛下。有征举之会，则身充一卒；若匹䃅纵凶慝，则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诏敕路次，令相迎卫。会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士众甚盛，当移关中。匹䃅闻此，私怀顾望，留停荣邵，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惧澹独南，言其此事，遂不许引路。丹诚赤心，卒不上达。匹䃅兄眷丧亡，嗣子幼弱，欲因奔丧夺取其国。又自以欺国陵家，怀邪乐祸，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阴图作乱，欲害其从叔𬴊、从弟末波等，以取其国。匹䃅亲信密告𬴊、波，𬴊、波乃遣人距之，匹䃅仅以身免。百姓谓匹䃅已没，皆凭向琨。若琨于时有害匹䃅之情，则居然可擒，不复劳于人力。自此之后，上下并离，匹䃅遂欲尽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劝移厌次，南凭朝廷。匹䃅不能纳，反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琨未遇害，知匹䃅必有祸心，语臣等云‘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辞旨慷慨，动于左右。匹䃅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琨免述嚣顽凶之思，又无信布惧诛之情，踦□乱亡之际，夹肩异类之间，而有如此之心哉！虽臧获之愚，厮养之智，犹不为之，况在国士之列，忠节先著者乎！匹䃅之害琨，称陛下密诏。琨信有罪，陛下加诛，自当肆诸市朝，与众弃之，不令殊俗之竖戮台辅之臣，亦已明矣。然则擅诏有罪，虽小必诛；矫制有功，虽大不论，正以兴替之根咸在于此，开塞之由不可不闭故也。而匹䃅无所顾忌，怙乱专杀，虚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诸夏之望，败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圣朝犹加隐忍，未明大体，则不逞之人袭匹䃅之迹，杀生自由，好恶任意，陛下将何以诛之哉！折冲厌难，唯存战胜之将；除暴讨乱，必须知略之臣。故古语云‘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非虚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丑类有所顾惮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后，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无纤介，此又华、夷小大所以长叹者也。伏惟陛下叡圣之隆，中兴之绪，方将平章典刑，以经序万国。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闻朝廷有以甄论。昔壶关三老讼卫太子之罪，谷永、刘向辨陈汤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圣主之怀。臣等祖考以来，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负荷，播越遐荒，与琨周旋，接事终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义，谨陈本末，冒以上闻，仰希圣朝曲赐哀察。”
《晋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义熙元年，玄盛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数锺皇晋。高祖阐鸿基，景文弘帝业，嗣武受终，要荒率服，六合同风，宇宙齐贯。而惠皇失驭，权臣乱纪，怀愍屯邅，蒙尘于外，悬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顾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荆扬蒙弘覆之矜，五都为荒榛之薮。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此州，威略所振，声盖海内。明盛继统，不陨前志，长旌所指，仍辟三秦，义立兵强，拓境万里。文桓嗣位，奕叶载德，囊括关西，化被崐裔，遐迩款藩，世修职贡。晋德之远扬，繄此州是赖。大都督、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业，志匡时难，克隆先勋，而中年降灾，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奖弗及，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兵孤力屈，社稷以丧。臣闻历数相推，归馀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𫗧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笃忠义，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参忝时务，伯祖龙骧将军、广晋太守、长宁侯卓，亡祖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凉州，著功秦陇，殊宠之隆，勒于天府，妄臣无庸，辄依窦融故事，迫臣以义，上臣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臣以为荆楚替贡，齐桓兴召陵之师，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勋光践土，业隆一匡，九域赖其弘猷，春秋恕其专命，功冠当时，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如唇齿。臣虽名未结于天台，量未著于海内，然凭赖累祖宠光馀烈，义不细辞，以稽大务，辄顺群议，亡身即事。辕弱任重，惧忝威命。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以布时令。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施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
↑ 《宋书·卷二·武帝刘裕中·纪第二》……（义熙十二年）策曰：“朕以寡昧，仰赞洪基，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宗祀绝飨，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浒。则我祖宗之业，奄坠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倾，若涉渊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厥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赖焉。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倒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凌霄汉，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节，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溯流长骛，薄伐峥嵘，献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采，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辅，弘兹保弼，阜财利用，繁殖生民，编户岁滋，疆宇日启，导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狼噬冀、青，虔刘沂、岱，介恃遐阻，仍为边毒。公蒐乘秣驷，敻入远疆，冲橹四临，万雉俱溃，窃号之虏，显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龙漠，此又公之功也；卢循妖凶，伺隙五岭，乘虚肆逆，侵覆江、豫，旍拂寰内，矢及王城，朝野丧沮，莫有固志，家献徙卜之计，国议迁都之规。公乘辕南济，义形于色，嶷然内湛，视崄若夷，摅略运奇，英谟不世，狡寇穷衄，丧旗宵遁，俾我畿甸，拯于将坠。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扬旍江𣸣，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级万数，左里之捷，鱼溃鸟散。元凶远迸，传首万里，海南肃清，荒服来款。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换，负衅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丽协党，扇荡王畿。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仓兕电溯，神兵风扫，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谯纵怙乱，寇窃一隅，王化阻阂，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师，授以良图，凌波浮湍，致届井络，僭竖伏锧，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马休、鲁宗，阻兵内侮，驱率二方，连旗称乱。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师，势逾风电，回斾沔川，实繁震慑，二叛奔迸，荆、雍来苏，玄泽浸育，温风潜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竞，四夷擅华，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怀没世之愤，遗氓有匪风之思。公远齐伊宰纳隍之仁，近同小白灭亡之耻，鞠旅陈师，赫然大号，分命群帅，北徇司、兖。许、郑风靡，巩、洛载清，伪牧逆藩，交臂请罪，百年榛秽，一朝扫涤。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谟冠古，电击强妖，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融于岁计，扶危静乱，道固于苞桑。辩方正位，纳之轨度，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于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锡。惟公道冠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冢社。昔晋、郑启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总二南，内外之重，公实兼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不总，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纪纲礼度，万国是式，乘介蹈方，罔有迁志。是以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末敦本，务农重积，采蘩实殷，稼穑惟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下以义，式遏寇仇，清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干纪，罔有攸纵。是用锡公𫓧、钺各一。公龙骧凤矫，咫尺八纮，括囊四海，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肃之志，仪刑万方。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仪。钦哉！其祗服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邦，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
《宋书·卷二十·志第十·乐二·晋四箱乐歌十六篇·张华·食举东西箱乐诗十一章》……庆元吉，宴三朝。播金石，咏泠箫。奏九夏，舞云韶。迈德音，流英声。八纮一，六合宁。六合宁，承圣明。王泽洽，道登隆。绥函夏，总华、戎。齐德教，混殊风。混殊风，康万国。崇夷简，尚敦德。弘王度，表遐则。
《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行一·木·服妖》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絈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干宝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刘渊、石勒遂有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其应也。”
《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二十四·何承天》（元嘉）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顷之，迁御史中丞。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承天上表曰：“……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藩，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馀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来久，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繈负归国，先后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略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
《宋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三十四·鲁爽》（鲁爽）奉辞于南平王铄曰：“爽、秀得罪晋朝，负衅三世，生长绝域，远身胡虏，兄弟阖门，沦点伪授，殒命不可，还国无因。近系南云，倾属东日，盖犹痿人思步，盲者愿明。嵩、霍咫尺，江、河匪远，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昼慨宵悲。虏主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怨结幽显。自盱眙旋军，亡殪过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愤，藉将旅之愿，齐契义奋，枭馘丑徒，冯恃皇威，肃清逋秽，牢、洛诸城，指期克定。规以涓尘，微雪夙负，方当束骸北阙，待戮司寇，懦节未申，伏心边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远迩钦倾，承风闻德，愿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归庇。逼逼丹心，仰希怀远。谨遣同义颍川聂元初奉词陈闻。”
《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三十五·颜竣》元嘉中，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将召竣补尚书郎，吏部尚书江湛以为竣在府有称，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虏自彭城北归，复求互市，竣议曰：“愚以为与虏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尝拘制信义，用辍其谋。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亲之所招。历稔交聘，遂求国婚，朝廷羁縻之义，依违不绝，既积岁月，渐不可诬，兽心无厌，重以忿怒，故至于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后，华、戎隔判，若言互市，则复开曩敝之萌。议者不过言互市之利在得马，今弃此所重，得彼下驷，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数，裁不十百邪。一相交关，卒难闭绝。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觇国情，多赡其求，则桀慠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经边事，保境以观其衅，于事为长。”
《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四·邓琬》……太宗遣散骑常侍、领军将军王玄谟领水军南讨，吴兴太守张永为其后继。又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遗率众屯虎槛。时东贼甚急，张永、江方兴回军东讨。尚书下符曰：“夫晦明递运，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业维永，圣祖重光，氤氲上业。狂昏承祀，国维以紊，毒流九县，衅秽三灵，搢绅戮辱，黔庶涂炭，人神同愤，朝野泣血。圣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怀家国，夙夜劬劳，惧社稷湮芜，彝伦左衽。天威雷发，氛沴冰消，殄凶谯门，不俟鸣条之旅，歼虐牧野，无劳孟津之钺。华、夷即晏，晷纬还光，铿锵闻于管弦，趋翔被于冠冕，同轨仰化，异域怀风。刘子勋昏世称兵，义同翦恶，明朝不戢，罔识邪正。窥窬畿甸，逼遏两江，陵上无君，暴于遐迩。王赫斯怒，兴言讨违，命彼上将，治兵薄伐。今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轻锐七千，飞舟先迈。龙骧将军刘灵遗，羽林虎旅，连锋继造。假节、督南讨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殷孝祖，驱济、河劲卒，电击雷动。使持节、车骑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侯王玄谟，烝徒五万，董统前师。使持节、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拥神州之众，总督群帅。龙骧将军刘勔、宁朔将军刘怀珍，步骑五千，直指大雷。宁朔将军柳伦、司州刺史庞孟虬，淮、颍突骑，邪趣西阳。使持节、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总勒步师，连旗百万，河舟代马，遄骛江𣸣，越棘吴钩，交曜畿服，笳鼓动坤维，金甲震云汉，掎角相望，水陆俱发。冠军将军武念，率雍、司之锐，已据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孙，提彭、宋剽勇，陵涂焱奋。皇上当亲驭六师，降临江服，旌斾掩云，舳舻咽海。昔吴、楚连衡，燕、淮劲悍，尘扰区内，声沸秦中，雾散埃灭，岂非先鉴。而婴彼孤城，以待该天之网，迫此乌合，以抗络宇之师。云罗四掩，霜锋交集，犹劲飙之拂细草，烈火之扫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并亦何辜，拘误迷党。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沦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虽悔奚补。奉诏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难，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损，诛翦无贷。左右主帅，严相卫奉，诖误之罪，一无所问。”
《宋书·卷八十五·列传第四十五·谢庄》……元凶弑立，转司徒左长史。世祖入讨，密送檄书与庄，令加改治宣布。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启事密诣世祖曰：“贼劭自绝于天，裂冠毁冕，穷弑极逆，开辟未闻，四海泣血，幽明同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圣迹昭然，伏读感庆。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岳，神武居陕，肃将干威，龚行天罚，涤社稷之仇，雪华、夷之耻，使弛坠之构，更获缔造，垢辱之甿，复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马文恭、宗悫、沈庆之等精甲十万，已次近道。殿下亲董锐旅，授律继进。荆、鄢之师，岷、汉之众，舳舻万里，旌斾亏天，九土冥符，群后毕会。今独夫丑类，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闼横流，百僚屏气，道路以目。檄至，辄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颂涂歌，室家相庆，莫不望景耸魂，瞻云伫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临区宇，风泽所渐，无幽不洽。况下官世荷宠灵，叨恩逾量，谢病私门，幸免虎口，虽志在投报，其路无由。今大军近次，永清无远，欣悲踊跃，不知所裁。”
《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元嘉）二十三年，虏安南平南府又移书兖州，以南国侨置州，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又欲游猎具区。兖州答移曰：“夫皇极肇建，实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载，实禀冲和之气。故司牧之功，宣于上代，仁义之道，兴自诸华。在昔有晋，混一区宇，九译承风，遐戎向附。永嘉失御，天纲圮裂，石、容、苻、姚，递乘非据，或栖息赵、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属当归历，受终晋氏，北临河、济，西尽咸、汧，吊民伐罪，流泽五都。魏尔时祗德悔祸，思用和辑，交通使命，以祈天衷，来移所谓分疆画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国忧，侵牢及洛，至于清济。往岁入河，且欲绥理旧城，是以顿兵南澨，秋豪无犯。军师不能奉遵庙算，保有成功，回斾之日，重失司、兖。来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繈负。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往年贵主献书云：‘强者为雄’。斯则弃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于此，何以能振。复加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今治道方融，远人必至，开馆饰邸，则有司存。来岁元辰，天人协庆，鸾旗省方，东巡稽岭。若欲邀恩，宜赴兹会，怀德贵蚤，无或后期。又称：‘驰猎积年，野无飞伏’。此邦解网舍前，矜蜫育鷇，七泽八薮，禽兽丰硕，虞候蒐算，义非所吝。三代肆觐，其典虽𡙇，呼韩入汉，厥仪犹全，馈饩之秩，每存丰厚。”
……（盖）吴又上表曰：“臣闻天无贰日，地无贰主。昔中都失统，九域分崩，群凶丘列于天邑，飞鸮鸱目于四海。先皇慈怀内发，愍及戎荒，翦伪羌于长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宁苏。天未忘难，祸乱仍起，猃狁侏张，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之墟，邺、洛为蜂蛇之薮，纵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叹愤。倾首东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泽，赤子之望慈亲。臣仰恩天时，以义伐暴，辄东西结连，南北树党，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冯威灵，千里云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师，义夫始臻，莫不瓦解。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诏曰：“北地盖吴，起众秦川，华、戎响附，奋其义勇，频烦克捷，屡遣表疏，远效忠款，志枭逆虏，以立勋绩。宜加爵号，褒奖乃诚，可以为使持节、都督关陇诸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军界上，以相援接。”
……其年，大举北讨，下诏曰：“虏近虽摧挫，兽心靡革，驱逼遗氓，复规窃暴。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并陈芮芮此春因其来掠，掩袭巢窟，种落畜牧，所亡太半，连岁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发，亲党诛残，根本危敝，自相残殄。芮芮间使适至，所说并符，远输诚款，誓为犄角。遐迩注情，既宜赴奖，且水雨丰澍，舟檝流通，经略之会，实在兹日。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使持节−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勒东宫禁兵，统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迳造许、洛。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南平王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东西齐举，宜有董一，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领司徒−录尚书−太子太傅−国子祭酒江夏王义恭，德望兼崇，风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别府司空府使所督诸镇，各遣虎旅，数道争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绥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文德、宣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连旗深入，震荡汧、陇。护军将军−封阳县开国侯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宁远将军竟陵太守南城县开国侯刘德愿，籍荆雍之劲，揽群师之锐，宜由武关，棱威震□。指授之宜，委司空义宣议量。”…………
史臣曰：“……至于狸伐纂伪，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裂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氓戎落，众力兼倍。至乃连骑百万，南向而斥神华，胡旆映江，穹帐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镇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费殚府实，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惟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馀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虽事舛吴宫，而歼亡匪异，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自此以后，通互市，纳和亲，而侵疆轶戍，于岁连属。逮泰始构纷，边将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
《宋书·卷九十八·列传第五十八·氐胡·略阳清水氐杨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馀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戊搜。晋惠帝元康六年，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以头为辅国将军。元和既杨氏正统，群氐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绥御所部，头母妻子弟并为索虏所执，头至诚奉顺，无所顾怀。朝廷既不正元和号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表曰：“被敕令臣遣使与杨元和、杨头相闻，并致信饷。既遣中军行参军吕智宗赍书并信等，亦自遣使随智宗。及头语智宗，顷破家为国，母妻子弟并坠没虏中，不顾孝道，陈力边捍，竭忠尽诚，未为朝廷所识。若以元和承统，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则应别有所委。顷来公私纷纭，华、戎交构，皆此之由。臣伏寻头元嘉以来，实有忠诚于国，弃亲遗爱，诚在可嘉。氐、羌负远，又与虏咫尺，急之则反，缓之则怨。观头使人言语，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节而已。如臣愚见，蕃捍汉川，使无虏患，头实有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专委，复数年之后，必堪嗣业，用之不难。若才用不称，则应归头。若茄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上不许。其后立元和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复走奔索虏。
《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五十九·二凶》……世祖檄京邑曰：“夫运不常隆，代有莫大之衅。爰自上叶，或因多难以成福，或阶昏虐以兆乱，咸由君臣义合，理悖恩离，故坚冰之遘，每锺浇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当枭镜反噬，难发天属者也。先帝圣德在位，功格区宇，明照万国，道洽无垠，风之所被，荒隅变识，仁之所动，木石开心。而贼劭乘藉冢嫡，夙蒙宠树，正位东朝，礼绝君后，凶慢之情，发于龆齓，猜忍之心，成于几立。贼濬险躁无行，自幼而长，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难亟结，故含蔽容隐，不彰其衅，训诱启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恶相济，肇乱巫蛊，终行弑逆，圣躬离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坠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来，未闻斯祸。奉讳惊号，肝脑涂地，烦冤腷臆，容身无所。大将军、诸王幽闭穷省，存亡未测。徐仆射、江尚书、袁左率，皆当世标秀，一时忠贞，或正色立朝，或闻逆弗顺，并横分阶闼，悬首都市。宗党夷灭，岂伊一姓，祸毒所流，未知其极。昔周道告难，齐、晋勤王，汉历中圮，虚、牟立节，异姓末属，犹或亡躯，况幕府职同昔人，义兼臣子，所以枕戈尝胆，苟全视息，志枭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军将军领谘议中直兵柳元景、宁朔将军领中直兵马文恭等，统劲卒三万，风驰径造石头，分趋白下。辅国将军领谘议中直兵宗悫等，勒甲楯二万，征虏将军领司马武昌内史沈庆之等，领壮勇五万，相寻就路。支军别统，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檝芜湖，入据云阳。凡此诸帅，皆英果权奇，智略深赡，名震中土，勋畅遐疆。幕府亲董精悍一十馀万，授律枕戈，骆驿继迈。司徒叡哲渊谟，赫然震发，征甲八州，电起荆郢。冠军将军臧质忠烈协举，雷动汉阴。冠军将军朱脩之诚节亮款，悉力请奋。荆、雍百万，稍次近涂，蜀、汉之卒，续已出境。又安东将军诞、平西将军遵考、前抚军将军萧思话、征虏将军鲁爽、前宁朔将军王玄谟，并密信俱到，不契同期，传檄三吴，驰军京邑，远近俱发，扬旍万里。楼舰腾川，则沧江雾咽，锐甲赴野，则林薄摧根。谋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须时，怀愤待用。先圣灵泽，结在民心，逆顺大数，冥发天理，无父之国，天下无之。羽檄既驰，华、夷响会，以此众战，谁能抗御，以此义动，何往不捷。况逆丑无亲，人鬼所背，计其同恶，不盈一旅，崇极群小，是与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积忌。倾海注萤，颓山压卵，商、周之势，曾何足云。诸君或奕世贞贤，身□皇渥，或勋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势，俛眉寇手，含愤茹戚，不可为心。大军近次，威声已接，便宜因变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获，能背逆归顺，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党一凶类，刑兹无赦，戮及五宗。赏罚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异物同灰，幸求多福，无贻后悔。书到宣告，咸使闻知。”
《宋书·卷一百·列传第六十·自序·沈田子》……（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领别军，从武关入，屯据青泥。姚泓欲自御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乃率步军数万，奄至青泥。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欲击之。傅弘之曰：“彼众我寡，难可与敌。”田子曰：“师贵用奇，不必在众。”弘之犹固执，田子曰：“众寡相倾，势不两立。若使贼围既固，人情丧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志也。”便独率所领鼓而进。合围数重，田子抚慰士卒曰：“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封侯之业，其在此乎。”乃弃粮毁舍，躬勒士卒，前后奋击，所向摧陷。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鼓噪奔之，贼众一时溃散，所杀万馀人，得泓伪乘舆服御。高祖表言曰：“参征虏军事、振武将军、扶风太守沈田子，率领劲锐，背城电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陈，奋寡对众，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斩馘千数。泓丧旗弃众，奔还霸西，咸阳空尽，义徒四合，清荡馀烬，势在跂踵。”天子慰劳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举斧函谷，规延王诛，群师勤王，将离寒暑。公躬秉𫓧钺，棱威首涂，戎辂载脂，则郊垒叠卷，崤陕甫践，则潼塞开扃。姚泓窘逼，弃城送死，蓝田偏师，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获蔽野，伪首奔迸，华、戎云集，积纪逋寇，旦夕夷殄。”长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阳相赏。田子谢曰：“咸阳之平，此实圣略所振，武臣效节，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阳、始平二郡太守。
↑ ^292.0 ^292.1 《南齐书·卷一·高帝萧道成上·纪第一》……（昇明三年三月）甲寅，策相国齐公曰：“天地变通，莫大乎炎凉，悬象著明，莫崇乎日月。严冬播气，贞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暎弥显。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虐，王纲弛紊，太宗受命，绍开中兴，运属屯难，四郊多垒。萧将军震威华、戎，寔资义烈，康国济民，于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闵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县，神歇灵绎，海水群飞，彝器已尘，宗禋谁主，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业，鸿绪再维，闳基重造，高勋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听朕命。乃者，袁、邓构祸，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跨蹈五湖，凭陵吴、越，浮祲亏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锋镝交乎天邑。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雠。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寅车而戒路，军政端严，卒乘辑睦，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浒，索儿愚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坠涂炭，均人废职，边师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贯朝日，拥节和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帅，保境全民，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四月）壬辰，策命齐王曰：“伊太古初陈，万物纷纶，开耀灵以鉴品物，立元后以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龙之辰，靡得而详焉。自轩黄以降，坟素所纪，略可言者，莫崇乎尧舜。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德之休明，宸居灵极。期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䜎然兴歌，有虞揖让，卿云发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务，怀生载怿，灵祇效祉，遗风馀烈，光被无垠。汉魏因循，弗敢失坠，爰逮晋氏，亦遵前仪。惟我祖宗英叡，勋格幽显，从天人而齐七政，凝至德而抚四维。末叶不造，仍世多故，日蚀星陨，山沦川竭。惟王圣哲渊明，荣镜㝢宙，体望日之威，资就云之泽，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仁育群生，义征不𬤝，国涂荐阻，弘五虑而乂宁，皇绪将湮，秉六术以匡济。及至权臣内侮，蕃屏陵上，兵革云翔，万邦震骇，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遐迩清夷，表里肃穆。戢雕戈而事黼黻，委旌门而恭儒馆，声化远洎，荒服无尘，殊类同规，华、戎一揆。是以五光来仪于轩庭，九穗含芳于郊牧。象纬昭澈，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灵祇乃眷，兆民引领。朕闻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所以仰鉴玄情，俯察群望，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谒苍昊，奏云门而升圆丘，时膺大礼，永保洪业，岂不盛欤！”……
《南齐书·卷二·高帝萧道成下·纪第二》……（建元）四年春正月壬戌，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
《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三十五·高逸·顾欢》……欢论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翦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经云‘戎气强犷’，乃复略人颊车邪？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又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羌宕昌》……史臣曰：“氐、胡犷盛，乘运迭起，秦、赵僭差，相系覆灭，馀类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际。芮芮地穷幽都，戎马天隔。氐杨密迩，华、夷分民接境，侵犯汉、漾，浸逼狼狐，壃埸之心，窥望威德，梁部多难，于斯为梗。残羌遗种，际运肇昌，尽陇凭河，远通南驿，据国称蕃，并受职命。晋氏衰败，中朝沦覆，灭馀四夷，庶雪戎祸，授以兵杖，升进军麾，后代因仍，贪广声教，绥外怀远，先名后实。贸易有无，世开边利，羽毛齿革，无损于我。若夫九种之事，有□□至于此也。”
↑ 《陈书·卷五·宣帝陈顼·纪第五》（太建二年）秋八月甲申，诏曰：“怀远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即华，民之本志。顷年江介繈负相随，崎岖归化，亭候不绝，宜加恤养，答其诚心。维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诸州镇，不问远近，并蠲课役。若克平旧土，反我侵地，皆许还乡，一无拘限。州郡县长明加甄别，良田废村，随便安处。若辄有课订，即以扰民论。”……
（太建四年）秋八月辛未，周遣使来聘。丁丑，景云见。戊寅，诏曰：“国之大事，受脤兴戎。师出以律，禀策于庙，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顷扫涤群秽，廓清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运筹。虽左衽已戡，干戈载戢，呼韩来谒，亭鄣无警；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仁必有勇，无忘武备。磻溪之传韬诀，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合，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阵，齐以七步，肃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乙未，诏停督湘、江二州逋租，无锡等十五县流民，并蠲其繇赋。
《陈书·卷十四·列传第八·南康愍王昙朗》二年，徐嗣徽、任约引齐寇攻逼京邑，寻而请和，求高祖子侄为质。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断，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高祖难之，而重违众议，乃言于朝曰：“孤谬辅王室，而使蛮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责。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与齐和好，以静边疆，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且齐人无信，窥窬不已，谓我浸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高祖虑昙朗惮行，或奔窜东道，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以昙朗还京师，仍使为质于齐。
《陈书·卷二十二·列传第十六·陆子隆》华皎据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频遣使招诱，子隆不从，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克。及皎败于郢州，子隆出兵以袭其后，因与王师相会。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武州诸军事，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七百户。寻迁都督荆信祐三州诸军事、宣毅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是时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绥集夷、夏，甚得民和，当时号为称职。三年，吏民诣都上表，请立碑颂美功绩，诏许之。太建元年，进号云麾将军。二年卒，时年四十七。赠散骑常侍，谥曰威。子之武嗣。
↑ 《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东夷·百济》……其国近倭，颇有文身者。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
↑ 《隋韩暨暨妻王氏志》君讳暨，字承伯，昌黎龙城人也。与周同姓，分基帝喾之宗；绍封晋朝，始嗣韩侯之族。名称三杰，禀勋千年；世重衣香，芬芳百代。昔虎狼为七雄之侯，地入颖川。司空在魏，克更封昌国，子孙流播，于兹盛矣。祖坤道，辅国将军、济州别驾、谏议大夫、国子祭酒，清才彪炳，硕学博闻，□藻横飞，□□辩悛。父详，平州司马、谘议参军，禀性自大，□□简素，怡然于物外，有终焉之心；冲漠于丘园，得无为之真。美姿容，善谈论。言成准的，行为师表。七阁五车，究其义隩；九流百氏，洞悉渊源。慕仲君之下帷，爱孙敬之闭户。属群飞海水，天下乱离，戎狄窥疆，孝昌失驭，高丽为寇，被拥辽东。虽卉服为夷，大相引接，钦名仰德，礼异恒品。未履平壤之郊，递拜大奢之职，非其好也。出自本心，辞之以疾，竟无屈矣。执节无变，斯之谓乎？华夏人安，宗祧更立，率领同类五百馀户归朝奉国，诚节可嘉，爵以酬功，授龙城县令。昼游衣锦，道路光辉。……
↑ 《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三十九·狄仁杰》……俄转宁州刺史，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御史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宁州境内，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馆，召州吏谓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州人方散。……
↑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脩文政，未之许也。……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湟中月氏胡》……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埶，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
↑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新罗》新罗国，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
《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西域·高昌》……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内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文记。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賮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
↑ 《魏故泾雍二州别驾安西平西二府长史新平安定清水武始四郡太守皇甫君墓志铭》君讳𬴊，字真驹，安定朝那人也。卿士之苗胄，渡潦之琼胤，荆州刺史之孙，辟主簿州都处士之元子。……延兴中，泾土夷、民一万馀家，诣京申诉，请君为统酋。然戎、华理隔，本不相豫，朝议不可。圣上以此诸民丹情难夺，中旨特许。……
↑ 《魏书·卷二·太祖道武帝托跋珪·纪第二·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魏书·卷二十四·列传第十二·张伦》熙平中，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抗敌国之书，不修臣敬。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遣使报之。伦表曰：“臣闻古之圣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礼有壹见之文，书著羁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圣明之略，经略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业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罴之旅，方役南辕，未遑北伐。昔旧京烽起，虏使在郊，主上按剑，玺书不出。世宗运筹帷幄，开境扬旌，衣裳所及，舟车万里。于时丑类款关，上亦述尊遗志。…………”
↑ ^301.0 ^301.1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孙绰》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绰乃上疏曰：“伏见征西大将军臣温表‘便当躬率三军，讨除二寇，荡涤河渭，清洒旧京。然后神旗电舒，朝服济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极’。斯超世之弘图，千载之盛事。然臣之所怀，窃有未安，以为帝王之兴，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业，贵能以义平暴，因而抚之。怀愍不建，沦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绝纲，土崩之衅，诚由道丧。然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胜谈，自当任道而遗险；校实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丧乱已来六十馀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向无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谋，独任天下之至难也。今发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趣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飡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夫国以人为本，疾寇所以为人，众丧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使德不可胜，家有三年之积，然后始可谋太平之事耳。今天时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无乃顿而难举乎？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如其迷逆不化，复欲送死者，南北诸军风驰电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握。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壮其猷，君臣相与，弘养德业，括囊元吉，岂不快乎！今温唱高议，圣朝互同，臣以轻微，独献管见。出言之难，实在今日，而臣区区必闻天听者，窃以无讳之朝，狂瞽进说，刍荛之谋，圣贤所察，所以不胜至忧，触冒干陈。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岂非屈于一人而允亿兆之愿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显戮，使丹诚上达，退受刑诛，虽没泉壤，尸且不朽。”桓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寻转廷尉卿，领著作。
《晋书·卷六十一·列传第三十一·刘乔》……（刘弘）又上表曰：“范阳王虓欲代豫州刺史乔，乔举兵逐虓，司空、东海王越以乔不从命讨之。臣以为乔忝受殊恩，显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时，以徇国难，无他罪阙，而范阳代之，代之为非。然乔亦不得以虓之非，专威辄讨，诚应显戮以惩不恪。然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恐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今夕为忠，明旦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痛心疾首。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兽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若诚濯之，必无灼烂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晋书·卷七十一·列传第四十一·陈𫖳》……镇东从事中郎袁琇荐𫖳于元帝，迁镇东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𫖳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
《晋书·卷九十八·列传第六十八·桓温》……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还都洛阳，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灭，时来之会既至，休泰之庆显著。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山陵危逼，所以遐迩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凤栖外藩，龙飞皇极，时务陵替，备彻天听，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伫云罗，混网四裔。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飇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众星斯仰，本源既运，枝泒自迁；则晋之馀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之命不诛而自绝矣。故员通贵于无滞，明哲尚于应机，砎如石焉，所以成务。若乃海运既徙，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蠖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以俟风云之期，盖屯圮所钟，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馀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勤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然后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旗旗之旌，冕旒钖銮，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镬，其甘如荠。”诏曰：“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率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殉国，孰能若此者哉！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于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广辽远，罢都督，温表辞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
↑ ^302.0 ^302.1 《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二十五·杜坦》……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历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䃅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䃅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䃅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 《晋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庾阐》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
《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八·段灼》……古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有养人以惠，使人以义，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曾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厉，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秃发利鹿孤》……利鹿孤立二年，龙见于长宁，麒麟游于绥羌，于是群臣劝进，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其将𨱎勿崘进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
↑ 《晋书卷五·帝纪第五·愍帝》……（建兴五年）秋七月，大暑，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竞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
《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若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戌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扬州送黄鹄雏五，颈长一丈，声闻十馀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列于充庭之乘。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馀人。……
……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馀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伏都毁阁道，临问其故。伏都曰：“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严率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铢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给之。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馀。朗奔于襄国。麻秋率众奔于苻洪。……
↑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庚辰，谕值班侍卫及守卫护军等：“满洲旧制最重学习清语，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甚属不合，且满洲人等俱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皇考之所留遗者，当日耆旧大臣务以造就后进为心，每将习学满洲本务、努力上进之语时时教导，今兵丁值班之处，彼此戏谑，殊非善习。嗣后各宜勉励屏除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习学，此尔等进身之阶，国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谕管理旗务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齐，曾屡降谕旨，命都统等善为训练，俾各兵丁俱成精锐，乃至今尚未整齐，此皆都统等未尝悉心训练之所致也，著传旨与八旗都统等于骁骑营兵内，择其年少无疾、骑射不堪、不能满洲蒙古言语之人，满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汉军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厂子、圣化寺等处设立一营，令其学习一切技艺，更于骁骑营官员内择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满洲旗分各派二员、蒙古汉军旗分各派一员，令与兵丁一同学习，使人人皆成精锐。至于八旗前锋护军内骑射稍优、年力精壮、人材可观而未经服习勤苦之人有愿入其中学习者，亦著挑选一千名另立一营，令其学习。其前锋参领、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护军校之内有愿与兵丁等一同在彼学习者，每旗各派二员。此项兵丁，诸处俱不得差遣，每日学习骑射，所用之马令伊等亲身饲养，以习勤苦，营内一概不许汉语，惟习清语或蒙古语，其教习趋走超距及清语等事于索伦新满洲乌拉齐内挑选好者，分为三、四班，令其教习。至于总管二营，不必派委都统等，著将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职名开列，朕酌量派委，令其管理。”
↑ 王献军《唐代吐蕃统治河陇地区汉族琐谈》……据《新唐书》载，河陇人口天宝年间最多，为五十余万。安史之乱前，己有一郖分东徙。唐神策军名将孜晟尝言：“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较东徙，自弃之耳！”但安史之乱前东徙的人口究竟有多史，史无记载，估计不会很的，因为《建中实录》云：“初，吐蕃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可知，这时未曾逃徙的河陇居民仍为五十万上下。但是，吐蕃统治下的河陇汉族人并不只是这些人，还应包括蕃军从唐朝大肆掠夺来的汉族人及唐军战俘。这些人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已在河陇安家落户，繁衍子孙。蕃军在后期的边境战争中疯狂地掠夺唐朝州县，从财物到庄稼、牲畜、人口都成为他们的掠夺对象。纵观唐蕃战争的整个过程，吐蕃从关内道诸州大掠唐人的记载不绝于史，几乎每战必掠，动辄以千、万计，数量之大，令人惊讶。……上述吐蕃从关内道泾、邠、陇、宁、庆、鄜等州掠夺走的汉族人，包括普通百姓、士女、百工及僧侣。除去部分百工、僧侣送到吐蕃本土外，其余人大都安置到河陇地区。……从上面的论述，利们可以得知，这三部分汉族人同样都受到吐蕃河陇地区行政机构的统治，估计至少有六十余万人。…………
由于吐蕃统治者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各被征服民族实行了民族歧视、压迫与强制同化的民族政策，数十万河陇汉人的生活异常痛苦。……吐蕃同化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强制性，加上与此并行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不仅激起了汉族人民强烈的反吐蕃的民族意识，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及采用名种手段进行反抗，为吐蕃在河陇地区统治的崩溃埋下了爆炸的种子。……
↑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三十五·诸夷蕃将·泉献诚》……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牙群臣举善射五辈，中者以赐。内史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固辞。献诚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后嘉纳。……
↑ ^308.0 ^308.1 《大唐西域记·卷第四·至那仆底国》至那仆底国，周二千馀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穑滋茂，果木稀疏。编户安业，国用丰赡。气序温暑，风俗怯弱。学综真俗，信兼邪正。伽蓝十所，天祠八所。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呾逻^{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大唐西域记·卷第五·羯若鞠阇国》……今王，本吠奢种也，字曷利沙伐弹那^唐言喜增，君临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罗羯罗伐弹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逻阇伐弹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长嗣位，以德治政。时东印度羯罗拿苏伐剌那^唐言金耳国设赏迦王^唐言月，每谓臣曰：“邻有贤主，国之祸也。”于是诱请，会而害之。人既失君，国亦荒乱。时大臣婆尼^唐言辩了，职望隆重，谓僚庶曰：“国之大计，定于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亲贤允属，欲以袭位。于事何如？各言尔志。”众咸仰德，尝无异谋。于是辅臣执事咸劝进曰：“王子垂听，先王积功累德，光有国祚。嗣及王增，谓终寿考，辅佐无良，弃身仇手，为国大耻，下臣罪也。物议时谣，允归明德。光临土宇，克复亲仇，雪国之耻，光父之业，功孰大焉？幸无辞矣！”王子曰：“国嗣之重，今古为难，君人之位，兴立宜审。我诚寡德，父兄遐弃，推袭大位，其能济乎？物议为宜，敢忘虚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观自在菩萨像，既多灵鉴，愿往请辞。”即至菩萨像前，断食祈请。菩萨感其诚心，现形问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恳？”王子曰：“我惟积祸，慈父云亡；重兹酷罚，仁兄见害。自顾寡德，国人推尊，令袭大位，光父之业。愚昧无知，敢希圣旨！”菩萨告曰：“汝于先身，在此林中为练苦苾刍，而精勤不懈。承兹福力，为此王子。金耳国王既毁佛法，尔绍王位，宜重兴隆，慈悲为志，伤湣居怀，不久当王五印度境。欲延国祚，当从我诲，冥加景福，邻无强敌。勿升师子之座，勿称大王之号。”于是受教而退，即袭王位，自称曰王子，号尸罗阿叠多^唐言戒日，于是命诸臣曰：“兄仇未报，邻国不宾，终无右手进食之期。凡尔庶僚，同心戮力！”遂总率国兵，讲习战士。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广其地，更增甲兵，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断生命，有诛无赦。于殑伽河侧建立数千窣堵波，各高百余尺。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止医药，施诸羁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年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惟留兵器，不充檀舍。岁一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养，庄严法座，广饰义筵，令相榷论，校其优劣，褒贬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贞固，道德纯邃，推升师子之座，王亲受法；戒虽清净，学无稽古，但加敬礼，示有尊崇；律仪无纪，秽德已彰，驱出国境，不愿闻见。邻国小王、辅佐大臣，殖福无怠，求善忘劳，即携手同座，谓之善友。其异于此，面不对辞，事有闻议，通使往复。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随所至止，结庐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于行宫日修珍馔，饭诸异学，僧众一千，婆罗门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 嘉祥寺神恺《大黑天神法·卷一》引《仁王经良贲疏》云：“言塜间者，所住处也。言摩诃者，此翻云大。言迦罗者，此云黑天也。上句梵语，下句唐言。大黑天神，斗战神也。若礼彼神，增其威德，举事皆胜，故向祀也。”
↑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千支》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属国，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苌。
↑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天竺国》……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馀子皆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随中国僧至焉，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善持律，为都人之所倾向，财施盈室。众僧颇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伪为奏求还本国，许之。诏既下，曼殊室利始大惊恨，众僧谕以诏旨，不得已迟留数月而后去。自言诣南海附贾人船而归，终不知所适。……
↑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占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其王又言：“本国地毛不壮，土产无精，常思奇异而供王，每欲殊珍而作贡，所以特遣使使遍诣邻蕃。昨于三佛齐国得金毛狮子一。其狮子本出天竺国，彼人豢养，今以驯良，传来大食，又至三佛齐，蕃语谓之‘虥猫’，唐言谓之‘师子’。今遣专使诣阙上进。”……
↑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日南郡象林县》：“自此南有四国，其人皆云汉人子孙。今有铜柱，亦是汉置此为界。贡金供税也。”
王隐《晋书‧卷二》：“日南郡象林南有四国，皆称汉人，贡金供税。”
↑ 法显《佛国记》……得至鄯鄯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馀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合。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彼众僧出问显道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善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精舍北二三里有尸磨赊那，尸磨赊那者汉言弃死人墓田。……法显于舶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一月馀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法显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如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馀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政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将人从来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
↑ 《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三十五·王僧达》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时南郡王义宣求留江陵，南蛮不解，不成行。仍补护军将军。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及为护军，不得志，乃启求徐州，曰：“臣衰索馀生，逢辰藉业，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遗贱，饰短捐陋，布策稠采，从官委褐，十有一载。早凭庆泰，晚亲盛明，而有志于学，无独见之敏，有务在身，无偏鉴之识，固不足建言世治，备辨时宜。窃以天恩不可终报，尸素难可久处，故猖狂芜谬，每陈所怀。陛下孝诚发衷，义顺动物，自龙飞以来，实应九服同欢，三光再朗，而臣假视巷里，借听民谣，黎氓□□，未缔其感，远近风议，不获稍进，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载，譬之于今。当汉文之时，可谓藉已成之业，据既安之运，重以布衣菲食，忧勤治道，而贾谊披露迺诚，犹有叹哭之谏。况今承颠沛，万机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闻前达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渊通，亦当鉴之圣虑。窃谓当今之务，惟在万有为己，家国同忧，允彼庶心，从民之欲。民有咨瘼之声，君表纳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无侈豫之情。又应官酌其才，爵畴其望，与失不赏，宁失不刑。至若枢任重司，藩捍要镇，治乱攸寄，动静所归，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适宜，无或定其出处。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观世路，谬识其难，即之于身，详见其弊。何者？臣虽得免墙面，书不入于学伍，行无愆戾，自无近于才能，直以荫托门世，夙列荣齿。且近虽奔迸江路，归命南阙，竟何功效，可以书赏。而频出内宠，陛下绸缪数旬之中，累发明诏。自非才略有素，声实相任，岂可闻而弗惊，履而无惧。固宜退省身分，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夫见危致命，死而后已，皆殷勤前诰，重其忘生。臣感先圣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获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禄，居重荣，衣狐坐熊，而无事于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犹警，国未忘战，辫发凶诡，尤宜裁防。间者天兵未获，已肆其轻汉之心，恐戎狄贪婪，犹怀匪逊。脱以神州暂扰，中夏兵饥，容或游魂塞内，重窥边垒。且高秋在节，胡马兴威，宜图其易，蚤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报效，远近小大，顾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则虑之所办，情有不疑。若首统军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实诚亦非愿。陛下矜谅已厚，愿复曲体此心。护军之任，臣不敢处，彭城军府，即时过立。且臣本在驱驰，非希崇显，轻智小号，足以自安。愿垂鉴恕，特赐申奖，则内外荣荷，存没铭分。”上不许。僧达三启固陈，上甚不说。以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期岁五迁，僧达弥不得意。
↑ 《南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三十八·魏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
《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芮芮虏》……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筭数术，通胡、汉语，常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昇明二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上初践阼，不遑出师。
↑ 慧皎《高僧传‧卷十三‧经师第九‧释慧忍十一》……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 《唐蕃会盟碑》
文武孝德皇帝与圣神赞普猎赞陛下二圣舅甥濬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喜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好矣。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以衣粮放归。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如此盟约各自契陈，刑牲为盟，设此大约。倘不依此誓，蕃、汉君臣任何一方先为祸也仍须仇报及为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验证以官印登坛之臣亲署姓名，如斯誓文藏于玉府焉。
↑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第十六》
（长庆二年）……陇山有异兽如猴，腰尾皆长，色青赤而猛鸷，见蕃人则跃而食之，遇汉人则否。……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
（开元十七年）……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为张玄表、李知古等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抄吐蕃，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又缘年小，枉被边将谗构鬬乱，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将万足。前数度使人入朝，皆被边将不许，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娄众失力将状专往，蒙降使看公主来，外甥不胜喜荷。谨遣论名悉猎及副使押衙将军浪些纥夜悉猎入朝，奏取进止。两国事意，悉猎所知。外甥蕃中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椀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吐蕃下》
（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呼延州僧延素辈七人，称徐舍人召。其火队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趋至帐前，皆马革梏手，毛绳缧颈。见一吐蕃年少，身长六尺馀，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缚，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斵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延素曰：“僧身孤亲老，恳祈全活。”悲不自胜。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归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龟兹国》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
↑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吐蕃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馀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
↑ 《张义潮变文》……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錾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侧近，便拟交锋。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至退浑国内，方始趁趃。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曳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处…………炖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鸟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獐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
↑ ^322.0 ^322.1 《司空表圣诗集·卷第三·河湟有感》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㫁异鄕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 张籍《张司业诗集·卷七拾遗乐府三十三首·陇头行》
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巳入凉州城。
汉兵处处格闘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邉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
谁能还使李轻车，重取凉州属汉家。
↑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契丹下》初，德光之击晋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则汝得中国不能有，后必有祸，悔无及矣。”德光死，载其尸归，述律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后死于木叶山。……初，萧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而翰妻争妒，告翰谋反，翰见杀，峤无所依，居虏中七年。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峤归，录以为《陷虏记》云
↑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
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
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
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
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
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従禄山^{此皆燕人语也}。
↑ 范仲淹《太子右卫率府率田公墓志铭》
…………
公讳绍方，其先雁门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炽，得石晋山后八郡，又岁侵两河间。王考讳某，被迁于卢龙，署之以官，复治产云中，而货殖焉。考讳某，能干父之蛊，其家益显，娶王氏而生公。
公少称才武，抱气重诺，有燕赵之风。义事耶律，得亲信左右，常从而南牧。帐下多掠获汉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计之曰：“汉人，吾曹也。驱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将孥戮于虏中。”乃纵之，夜亡者千计。此德于人多矣！公亦自负，谓：“大丈夫胡能老于异域哉！考妣既葬，吾其归欤！”乃匿身草莽，会夜则负斗而奔。既达朝廷，真宗悯然嘉之，补职于三班。以其勇果，屡委军甲，捕外方寇，所谓巡检者。至则盗息，民得按堵。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四·咸平六年》环州虎翼军士魏琼等四人，前为李继迁所掠，至是遁归，且言：“继迁在灵州东三十里东关镇，树栅居之，所部人骑约三万。去岁伤旱，禾麦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凡执役者，有小过则系头投于河，令人就下流接视，蕃人则援以出，汉人则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殣相望，下多咨怨。”诏赐琼等袍带、缗钱，第补小校、队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六·庆历五年》
（欧阳）修尝奏疏言：“……且北敌虽以战射为国，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与中国通和之后，未尝躬战阵、遭勍敌，谋臣旧将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贯宁者无三两人。宁材不及中人，已是彼之杰者，所以君臣计事，动多不臧。当初对梁适遣使河西，使与中国通好，及议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国厚利，乃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方且招缉败亡，修治器甲，内恐国中之复叛，外有西夏之为虞，心自怀疑，忧我乘虚而北袭。故于界上勉强虚张，囚我巡兵，侵我地界，盖其实弱而示强尔。实弱而示强者，用兵之诡计也。故臣谓苟能察其强弱，知其情伪，则无不争之理，何必惧其不足惧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
知黔州、内殿崇班张克明言，领思、费、夷、播四州，又新籍蛮人部族不少，语言不通，习俗各异，若一概以敕律治之，恐必致惊扰，乞别为法。下详定一司敕所，请黔南獠与汉人相犯，论如常法；同类相犯，杀人者罚钱自五十千，伤人折二支已下罚自二十千至六十千；窃盗视所盗数罚两倍，强盗视所盗数罚两倍；其罚钱听以畜产器甲等物计价准当。从之。
↑ 《礼宾使王君墓志铭》予守荆南府时，君为湖北路兵马都监，熟知其为人夷易而有守，谨于持法，军中称其平。本道使者合言澧阳及谿蛮相抵，正控其出入道，愿得王某为之守，遂知澧州。君既至，果以治状闻。澧之所最病者，惟谿蛮与澧江谿蛮，凡十二族。入贡皆赐以券钱，酋豪尝更相侵夺，因而杀汉民，朝廷为增券以平之。君以为蛮性贪骛，一起争则增券，异时复争则将奈何，乃与群酋约，籍其钱入于官，至入贡则令主均与之，蛮人大喜。澧江水溢坏民舍，君筑长堤十三里，明年水暴至，赖以无害。君既去，方春时，军民携酒𫗧游乐其下，必相顾徘徊，以为君之惠不可忘也。转运使课湖北守臣，以君为第一。……
↑ 《贾师训墓志铭》公讳师训，字公范，其先出于周之同姓之国。春秋时有贾季贾华，代为名族，至两汉，谊山捐之逵琮之辈以儒学政行发名于世，晋唐间，充耽致位将相，其后有游仕于渤碣之间者，因籍为燕人，子孙相继，衣冠不绝，至公之七代祖曰梦殷，为卢龙军节度判官，卢龙君生道纪，为营州刺史、检校司空，司空高祖曰去疑，先仕后唐。我大圣天皇时奉使来贡，因留之，俾督工役，营上都事业，迁将作大匠，累拜始平军节度加检校太师，赐号□□奉国保定功臣。……大安二年授密副使右谏议大夫，曾奏事御所，有诏迁奚中其部所居汉民四百户。宰相承诏趋出，公独侍，上问之，公前对曰：“自松亭已北距黄河，其间泽、利、榆、松山、北安数州千里之地，皆霫壤也，汉民杂居者半，今一部之民可徙则数州之人尽可徙矣，然则恐非国家之利，亦如辽东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讫今数世无患，愿陛下裁察。”上悟，其事遂止。……
↑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引封有功《编年》曰：政和五年岁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辽李良嗣密遣人来雄州投蜡弹云：“天庆五年三月四日，辽国光禄卿李良嗣谨对天日斋沐裁书拜上安抚大师足下，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已来悉登仕路，虽披裘食禄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尧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比者国君嗣位以来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盗贼蜂起，攻陷州县边报日闻，民罹涂炭宗社倾危指日可待，迩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军民闻之无不惶骇，揣其军情无有斗志，良嗣虽愚赣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良嗣日夜筹思偷生无地，因省易系有云‘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语不云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得复汉家衣裳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诚不妄悯恤辙鱼，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傥蒙睿旨允其愚恳，预叱会期俯伏前去，不胜万幸。”和诜具其事闻奏，上令太师蔡京、太尉童贯共议可否。十日庚辰，京与贯奏云：“自古招徕，国之盛德，又况辽国用兵军民不附，良嗣归明故当收留。”乞敕和诜密谕会期，后诜令良嗣会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参上谒诜，诜使人掖上厅各具礼赆，是日诜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阙，十八日丁巳，良嗣见于延庆殿，上亲临轩慰劳礼优异，上问所来之，因即奏曰：“臣国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远近生灵悉被苛政，比年以来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县，加之溃卒寻为内患，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愿陛下速行薄伐，脱或后时恐为女真得志，盖先动则制人后动则制于人。”上嘉纳之，遂赐姓赵，授朝请大夫秘阁待诏。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马政至女真。政等至女真授以国书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认所许西京之语，且言平滦营三州不系燕京所管。政不知元传言之详及平州元系燕地，但对以唯唯，遂留虏帐前月馀，议论不决，虏人以朝廷欲全还山前山后故地故民，意皆怀疑各以为“南朝无兵戎之备，止以已与契丹银绢坐邀汉地，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将来灭契丹尽有其地，则南朝何敢不奉我币帛不厚我欢盟！设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讲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据燕地与宋为邻，至时以兵厌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议未迟。”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当且良图，少留人使不妨。”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贯驻军高阳关，宣抚司揭榜示众，榜曰：“幽燕一方本为吾境，一旦陷没几二百年，比者汉、蕃离心，内外变乱，旧主未灭，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涂炭，当司遵奉睿旨统率重兵巳次近边，奉辞问罪务在救民不专杀戮，尔等各宜奋身早图归计，有官者复还旧次；有田者复业如初；若能身率豪杰别立功效即当优与官职厚赐金帛；如能以一州一县来归者即以其州县任之；如有豪杰以燕京来献，不拘军兵百姓，虽未命官便与节度使、给钱十万贯、大宅一区。惟在勉力同心背虏归汉，永保安荣之乐，契丹诸蕃归顺亦与汉人一等。已戒将士不得杀戮，一夫傥或昏迷不恭，当议别有措置应，契丹自来一切横敛悉皆除去，虽大兵入界，凡所须粮草及车牛脚价并不令燕人出备，仍免二年税赋。”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宣和四年》引封氏《编年》曰：知易州高凤与通守王悰共议云：“天祚播迁燕王厌世，女主初立谋迁汉人，或闻欲行诛戮，汉人被害，吾辈安得奠枕！今者南国宣抚被旨吊伐，汉人往往南归，今萧干林牙见在燕京，可密遣人归款南朝，使南兵来此内外相应尽杀契丹，我辈可免日后之苦。”悰遂谨诺，得僧明赞令来宣司，赞具说：“汉人朝暮延颈颙望，日俟天兵欲归王化积有岁时，今者伏闻朝廷诏词宽厚檄榜，丁甯又闻宣抚司日收归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师、通守王少卿专遣明赞来见宣抚，欲乞择起兵月日来抵易州，当以内应诛戮契丹，伏候钧旨。”贯既察来情。又使刘延庆审问真实，密令明赞先归，期以二十日约天兵前到城下，贯许以事济□赏之以官先次，厚劳令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靖康元年》引《靖康遗录》曰：贼之来虽有少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引《节要》曰：……又闻粘罕初围太原，有保正石竧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人甚众且强悍多豪侠，每朔望告戒必以忠孝为主，由是户多可恃人尽知方，金人攻之往往为竧败，金贼屡屡遁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军破而擒之，皆粘罕怒使之也，当破之日，竧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竧，命钉之于车，剚刃于股将欲支解之，竧颇节义，自持皇恩素感忠赤，昂藏之概傲慢之态磊磊落落，绝无顾虑之念生死鼎镬之惧，铁石忠贞不是过也，粘罕虽腥膻部落，不觉惊异，徐谓竧曰：“尔若降我，当命尔以官。”竧嫚骂曰：“爷是汉人，甘死不降番狗，你识爷么！姓石，石上钉橛更无移改！”竟为贼所害。
↑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边防二庚子五部落之变》“五部落居黎之西，去州百馀里，限以飞越岭。有姓郝、赵、王、刘、杨五族，因以得名，即唐史所谓两面羌也，其居叠石为碉人积糗粮器甲于上，族无豪长，惟老宿之听。往来汉地，熟悉能华言，故比诸蕃尤奸黠…………蕃贼自西镇村长驱而来，及奉龙镇富庄头，居民二百年生业及官军糗粮器甲俱被掳掠，蕃贼见所得甚夥，驱汉人负载以归，由是不及近郊，西边惊移之民奔入城中，郡始仓皇失措，福谦因得中风病，又有巡检王价者，守州西北马鞍山之隘，闻兵败欲遁归，倡言蕃贼入城无数，城中居民惊扰，后诘之，乃知其诈。”
↑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三十一年（1449）八月》通事金自安到辽东，先遣人驰报云：“臣见东宁卫人朴镇问声息，答云：‘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又东宁卫指挥高洪镇旅顺口子，闻达达声息，即率所领军，驰入辽东城，守门者误以为达达兵来，顚倒闭门。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墙四十馀里，守埤者走报，监军摠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报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备，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辫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鼻耳。东宁卫人曰：‘我辈本是高丽人，中国之乱如此，欲投义州，但不识许入否。’”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十五年（1484）九月》更议唐女处置事。郑昌孙议：“世宗敎云：‘被掳唐人逃来，其主若细知寻踪而来，则宜从权还给。’此于事大，虽似未稳，权宜之策，不得不尔。”沈浍、李克培议：“三者之来，李暹初不许接，宜矣，今既许接，越在我境。若不解送而还给，其夫，后日若逃还本土，说此意，则前日事大之意，一朝扫如矣。解送为便。”尹弼商议：“三者之事，臣反复思之，彼虽称汉女，未可的知。假令是实，以事势计之，兵家之法，有奇有正，制事之宜，亦有经权。今当从奇从权，务弭边衅而已，不可慕虚名，而取实祸也。臣意以谓‘还给其夫，甚合事体。’”洪应、卢思愼议：“前此唐人为野人所掳，而逃来我国者非一，野人追踪而来请者亦多，皆云：‘此非汝土之人，原系汉人，本国事大以诚，例皆解送，汝等所知。’以此答之，已成格例，彼亦无怨言矣。当初不纳则已矣，今已受而纳之矣，若又还与，则非惟大义不可，后有唐人逃来，彼据此例，以请之，将何辞而拒之？解送为便。”传于承政院曰：“于佥意何如？”承旨等启曰：“唐人解送，已有前例，今若还给，则非徒有亏事大之义，后有逃来者，亦援例以请曰：‘前日已还愁升应巨之妻，今何独不然？’则将何辞而答之？”传曰：“以大义言之，则固当解送。然解送，则边衅立生，今姑下谕监司，语三者曰：‘汝虽称唐女，岂信汝言乎？当以野人待之。’又谕节度使，愁升应巨来寻与否，令即驰启。”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二十二年（1491）八月》圣节使朴崇质回到辽东驰启曰：“臣本月十五日朝，遣通事金孟敬诣摠兵官罗雄，请护送军，雄问：‘汝国边境有何事乎？’孟敬答云：‘闻有声息，故今请护送军。’雄曰：‘建州卫达子卜花秃等，九十月、十一二月间，欲犯汝国边境，汝国礼义之地，与中国似一家，摠兵官使兵护送于八站，则虽达子何畏。’又云：‘野人事报牒到此，明日更来抄去。’，十六日朝，孟敬抄来，其文曰：‘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为传报夷情事，据开原备御都指挥使裵震呈，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据通事百户白洪呈，审得海西葛林卫女直指挥答罕出等五名，到市报说“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有黑龙江野人头儿主孔革，领著二、三百人马，说称要来开原地方上偸抢，又怕尔海西山场并松花江三寨的人，先去开原报道，怕他人马赶杀不得抢时，我每说抢尔三寨并山场的人回去。”又说“七月初一日，我每都督都里吉马牛的百姓马忽等三十多人马，诈说辽河打鱼，要来汉人地上偸抢行间。”又有海西钦真河卫女直哈荅亦报“七月初三日，有建州头儿都督卜花秃来我本寨雇马，他说‘我每先去高丽后门抢了两遭回来了，如今又来雇马，还要去抢高丽。’ 又与我每说‘南朝的人马，要到秋间，征伐尔海西一带的人。’我每听得这话害怕，就来开原马法，每上报得知道。”据报备呈到来会同。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太监蓝看得所报，前请除行属，严谨堤备外，合用手本，烦请知会，须至手本者。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为传报事，据开原备御都指挥使裴震呈，据通事白洪呈，审得海西葛林卫女直指挥答罕出报说：“建州头儿卜花秃亲来租我海西头儿兀加的靑马，有兀加不肯与，他歇了一夜，问他：‘尔租马要做甚麿？’ 卜花秃回说：‘五、六月船上过江，抢了高丽家三遭，如今租好马，多收拾人马，还要去抢。’”不知高丽后门，不知汉人地方上去抢有这等事。我亲来见开原马法们报得知道。弘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三十年（1597）四月注》咨意大略：“……开城、平壤二处，开府立镇，练兵、屯田，西接鸭绿、旅顺之师，东为王京、鸟岭之援。须得实心练事，才力兼全者，为巡抚司道，而专任之，听其便宜行事，选其才能者数十辈，分署各处，为之长帅，就朝鲜之人，杂之以汉人，齐之以汉法，敎之以汉战。因而务农劝织，通商惠工，即山铸钱，以资军兴，如火药、利器，或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尽仰于朝廷。直待夷氛悉净，然后，议撤鸟岭以南，相机进止，毋得浪战损威，鸟岭以北，还定安集，不许尺寸有失。又当通登、莱入辽之海路，从此转饷，以资军兴，从此渡军，以讲水战，使往来之人，不疲于陆”云云。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七年（1615）闰八月注》（许）筠所买书籍，间有所自作，又有《林居漫录》一卷草本，言王奸兄位次，嗣位不正，故王不自奏，使臣僚呈文辨正。盖筠之隶属玄应旻，多材能汉语，出入市井，换贸如汉人，故能以赝书混其中，华人莫能辨。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一年（1619）三月》贼悉众合围，士卒知必死，愤慨欲战，贼乃招我国胡译河瑞国，语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往虏营，结约贼将而还，景瑞又要弘立俱盟。天朝败兵数百，屯据原阜，贼呼我军中曰：‘汉人之在尔军者，悉出之。’又呼曰：‘鲜人之在汉阵者，皆归之。’时乔游击来投我军，以为庇身之所，见我国与奴连和情态即异，书小纸，付其家丁，以传其子之在辽东者，即以弓弦系项，我国将官救之，乃挺身堕崖而死。弘立等尽搜天兵，送于虏阵，贼纵击尽之。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正月》平安监司朴烨驰启：“顷日贼犯三郡时，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尸身皆令收拾埋瘗矣。”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三月》义州府尹驰启“贼兵二三十馀骑，出没江边，搜杀避乱汉人”事。
↑ 王承文《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而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分别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岭南俚獠“蛮酋说”，主要建立在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其解读本身既有比较牵强的色彩，同时也与他们对唐代岭南历史的基本认知有关。同时，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大量南迁北方家族的关系，使南汉在五代十国政权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也使南汉在岭南两千年开发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由于史书对刘氏发源地有上蔡和彭城两种记载，所以藤田丰八称“所谓刘氏之祖先，家居上蔡或彭城，似有疑义，必为附会刘姓，以致错误”，并进而判定“南汉之祖仁安为居留唐时福建之大食人”；河原正博亦将其作为判定南汉刘氏为岭南俚獠蛮酋首领的理由之一。然而以上两种观点均在某种意义上混淆了唐人郡望和籍贯的差别。岑仲勉先生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史，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惟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未免徒劳笔墨矣！”也就是说作为南汉刘氏发源地的彭城与上蔡，主要是郡望与籍贯的差别。二者并不矛盾。
史书记载南汉王室世系，一般都只能上溯至刘谦之父刘安仁，再往上就模糊不清了。这一点也是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否定南汉刘氏为北方家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南汉刘氏在刘安仁之前，很可能本来就无特别显赫的家世；另一方面则与唐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特别是从“安史之乱”直至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中原北方家族大量向各地迁徙逃亡，造成很多家族世系中断，也加速了谱谍之学的衰落。北宋初年柳开评论北方家谱称：“唐季盗覆两京，衣冠谱牒烬灭，迄今不复旧物。”李焘亦称：“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总之，晚唐河洛一带因长期战乱导致很多家族谱牒散失无存，应属于非常普遍的情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北方家族为逃避战乱，向长江以南包括岭南和福建等地大举迁徙，而南汉刘氏家族应属于其中之一。
……总之，与唐末各地方镇多驱逐或杀害唐朝中央委派的官员而强行攫取权力不同，南汉刘氏是以和平与合法的形式完成了岭南地方最高军政权力的转移，因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政权交替过程中的杀戮和动荡。南汉王朝是以唐朝岭南节度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韦宙夫人之所以强调刘谦“非我族类”，其根本原因是“贵贱悬殊，虑招物议”，即担心因为社会地位过于悬殊而招致非议，与刘谦是否为“波斯人与大食人后裔”或岭南俚獠“蛮酋”并无任何关系。韦宙久经官场更有识人之明，与出身门第等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刘谦的才能和器识。在政局极为纷扰动荡的晚唐时代，他更希望为自己子孙乃至整个家族在未来的生存发展培植政治上的靠山。明代黄佐称刘谦“后以功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隐、龚，果开霸业。韦氏之族，赖以为安”。
……陈寅恪先生和罗香林先生对晚唐刘蜕非华夏族身份及其与外来宗教信仰关系的判定，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清代在陕西长安县出土了刘蜕为其母所撰《先妣（刘洽妻）姚夫人权葬石表》，为最终确定刘蜕家族来源及其文化取向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碑文既证明刘蜕属于典型的本土官僚士大夫家庭出身，其所谓“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仅属托词，也证明了其“刘”姓与西域蕃客无关。饶宗颐撰《刘蜕自撰母姚夫人权葬石表题后》称：“志出关中，表文蜕自撰。述其‘蹷于寒饥，故仪卫不用，在𫷷俭薄’，‘至于餝棺以輤，器用不就，表其权焉’。罗振玉为跋谓：‘蜕伤不能备礼，其诚孝如此。而《北梦琐言》称其不祭先人，光宪讥其紊先王之旧行。今以此表考之，蜕之至行如此，必无不祭之事，足以雪诬谤。’按陈寅老曾疑蜕不祀祖，先世或为胡估，而信仰异教，然无明证。罗文载《松翁未焚稿》，乃辽居时做，在陈文刊布之后，如彼获睹是蜕母权葬表，可以释疑矣。”对此陈尚君亦称：“毋庸讳言，陈寅恪先生不是专治金石的金石学家，清代已出土的石刻研究专著，间或有未经寓目者，个别与他的论题直接有关的石刻未及利用……笔记所述传闻，看来大可怀疑。可惜寅恪先生未能见到这方墓石。”根据历史资料，唐代“刘”姓并无特别尊贵之处。唐朝皇帝多赐姓李、武，亦赐姓安、爱、蒙、窦、韦、薛、元、万年、史等姓氏。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受赐此姓即与外戚同族。而元、薛则为当时的高门大姓，社会地位也很高，为世人所重。如果南汉王室确系大食人后裔的话，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其专门冒姓“刘”氏的理由。又根据相关研究，唐宋广州蕃客的姓氏，除了由阿拉伯语音译的大姓蒲姓以外，有取汉姓的李氏（李彦升），而汉化姓氏则有海、哈、金、米、丁等，未见有刘姓。因此，南汉统治期间很可能有不少西域外商或被南汉皇帝赐以刘姓。或假冒南汉王室姓氏，才会出现《萍州可谈》所记载的北宋“广州蕃坊刘姓人”的特殊现象。
南汉刘氏家族如果确实属于西域“大食人后裔”的话，则其家族成员必然有伊斯兰教信仰。然而目前却无任何资料能够证明。相反，却有大量史料能证明南汉王室都是典型的本土儒道佛三教的信仰。《哀册文》所谓“听朝之余，披览罔倦，损益百氏，笙簧六经，东西飞阁，周孔图形。命鸿儒以临莅，选硕生而雠校，鄙束皙之补亡，陋郑玄之成学”，反映了刘䶮对儒学的高度重视。这一点也可与其他史籍相互印证。前引路振《九国志》即记载刘䶮时“诸王皆尚儒学”。……南汉皇帝以及王室成员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也说明南汉刘氏家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或波斯人无关。
唐末各地藩镇纷纷割地称雄，刘谦、刘隐、刘䶮“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自公元901年刘隐正式掌握岭南军政大权，到917年刘䶮建立南汉，再到971年北宋统一岭南，南汉刘氏家族在岭南的统治达70年。长期以来,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就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南汉历史的重要起点。从本文的讨论来看，滕田丰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以及岭南俚獠“蛮酋说”，其局限性比较明显。首先，从唐末以来，各种历史资料对南汉刘氏家族来源一直都有明确而且具有连续性的记载，虽然五代十国和宋朝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家都对南汉王朝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却从未有人对其种族提出过任何质疑。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的学术观点，主要建立在他们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然而这种解读本身则存在比较牵强的色彩。因此我们认为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史料之间的某些差异，应属于历史资料中普遍而且正常的现象。对相关差异也应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不能因为有某些差异的存在，就全盘否定正史等资料的可靠性。
其次，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也与他们对唐至五代岭南区域史的整体认知有关。藤田丰八所提出南汉王室为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后裔，是为了强调唐后期广州等东南沿海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力量强大，以至于其子孙竟然可以掌控岭南地方最高军政权力。嗣后，很多研究者似乎也比较乐于以此来证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唐朝自始至终都高度重视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的选任。杜佑称唐朝“多委宿德重臣，抚宁其地”。韩愈称广州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南方事无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又称“岭之南其州七十”，“故选帅常重于他镇”。《新五代史》称“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直至唐末，岭南仍是朝廷尚能直接控制并且进行官吏任免的极少数地区之一。因此不存在由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子孙攫取岭南地方最高军政大权的可能。
河原正博、《剑桥中国宋史》等所坚持的南汉王室属于岭南俚獠“蛮酋说”，其主要依据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都非常强调《北梦琐言》中“非我族类”这一记载的重要性，认为“非我族类”即必然等同于非华夏族的蛮夷，并因此去怀疑和否定一大批正史等资料的可靠性。根据我们的讨论，“非我族类”与南汉刘氏出自岭南俚獠无关。二是河原正博强调从六朝直至唐末岭南俚獠“蛮酋”势力始终都非常强大，唐朝在岭南的统治十分薄弱。日野开三郎也认为，唐朝“中央权力对岭南道行政管理的渗透很微弱，岭南道是一个具有近于羁縻性自主权的特别区”。然而唐朝对岭南的控制和开发实际上要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唐朝前期所推行的“南选”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措施，使六朝以来延续几个世纪的岭南“溪洞豪族”走向衰灭，亦使王朝国家权力真正渗透深入到岭南基层社会。唐朝后期，岭南少数族“蛮酋”的叛乱基本上只来自岭南西南部羁縻州地区。而地处西江流域的封州等地，一直都是岭南开发最早也是汉族移民最集中的地区，至唐末完全不存在所谓左右岭南政局的“俚獠武装酋领”。三是河原正博等把史籍中南汉刘氏出自北方家族的记载，与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族上层普遍攀附北方高门的现象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认为南汉王室的情况与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方面《旧五代史》、《册府元龟》、《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以及《隆平集》、《东都事略》等资料，与南汉刘氏家族的活动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另一方面从北宋以来，各种史书对南汉基本上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些史籍也完全没有必要去为南汉刘氏“攀附”北方家族。
最后，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等都存在把正史等资料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看成是一种孤立和偶然历史现象的倾向。唐朝其实是北方家族以各种方式向岭南大量移民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自“安史之乱”直至唐末五代，大量北方家族为了逃避战乱而移居岭南各地，其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欧阳修总结晚唐至五代北方官僚士人迁移岭南的几种途径，称：“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以上真实地反映了在晚唐中原板荡、“衣冠荡析”的战乱时代，岭南已成为北方官僚士大夫及其家族的主要避难地。南汉统治时期，来自中原内地的文化得到重要发展。桑原骘藏指出：“唐末五代之乱时，不少中原士人到岭南避难，当地文运因之一代一代的得以开通。五代时期割据福建的闽和偏在岭南的南汉，文物皆相当整备，他们从北方避难的士人得到不少协助，亦自不待言。”总之，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北方家族的关系，既是南汉王朝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研究和理解南汉以及南汉以后岭南历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关键。
↑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忽必烈三·至元五年》三月丙寅，罢诸路四品以下子孙入质者。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甲子，敕怯绵率兵二千招谕建都。壬申，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丁丑，敕阿里等诣军前阅视军籍。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
《元史·卷一百三·志第五十一·刑法二·户婚》诸蒙古、回回、契丹、女直、汉人军前所俘人口，留家者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为良民，已居外复认为奴婢者，没入其家财。
《元史·卷一百四·志第五十二·刑法三·盗贼》诸女直人为盗，刺断同汉人。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相兀速》万户纳儿䚟卧疾，令相兀速权领蒙古、女直、汉人三万户。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一·郑温》（至元）九年，诏温统蒙古、汉人、女真、高丽诸部军万人，渡海征耽罗，平之。
↑ 《晋书·卷三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上·惠羊皇后》洛阳败，没于刘曜。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爱宠之，生曜二子而死，伪谥献文皇后。
《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符坚下》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曰：“汝，吾之子也，拥大众，屡为白虏小儿所摧，何用生为！”晖愤恚自杀。
《晋书·卷一百十五·载记第十五·符登》至是苌死，登闻之喜曰：“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尽众而东，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关中。
↑ 《北齐书卷一帝纪第一·神武上》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怨。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唯命。
《北齐书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三·高昂》及平邺，别率所部领黎阳。又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馀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
《北齐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一·袓珽》珽又附陆媪，求为领军，后主许之。诏须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髙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徴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明旦面奏，具陈珽不合之状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无大臣体。珽亦求面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与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谮臣。
《北齐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二·恩幸·高阿那肱》尚书郎中源师尝谘肱云：“龙见，当雩。”问师云：“何处龙见？作何物颜色？”师云：“此是龙星见，须雩祭，非是真龙见。”肱云：“汉儿强知星宿！”其墙面如此。
↑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又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㔜律国、扬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风并别，著皮裘㲲衫靴袴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若是已东吐蕃总无寺舍，不识佛法，当土是胡，所以信也。已东吐蕃国，纯住冰山雪山川谷之间，以毡帐而居，无有城郭屋舍，处所与突厥相似，随逐水草，其王虽在一处，亦无城但依毡帐以为居业。土地出羊马猫牛毯褐之类，衣著毛褐皮裘，女人亦尔。土地极寒，不同馀国。家常食𪎊，少有饼饭。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无有床席，人民极黑，白者全布。言音与诸国不同。多爱吃虱，为著毛褐，甚饶虮虱，捉得便抛口里，终不弃也。
又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㔜律国，此属汉国所管。衣著人风饮食言音与大㔜律相似。著㲲衫及靴剪其须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贫多富少。山川狭小，田种不多，其山憔杌，元无树木及于诸草。其大㔜律，元是小㔜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㔜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㔜律不来。又从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驮罗，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国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因兹国境突厥霸王此国已北，并住[山]中。其山并燋无草及树。衣著人风言音节气并别，衣是皮□㲲衫靴袴之类。土地宜大麦小麦，全无黍粟及稻，人多食𪎊及饼。唯除迦叶弥罗、大㔜、小㔜、扬同等国，即此建驮罗国乃至五天昆仑等国，总无蒲□□□甘蔗。此突厥王象有五头、羊马无数，驼骡驴等甚□多。地与胡□□□□□回不过，向南为道路险恶，多足劫贼。从兹已北西业者多，市店之间极多屠杀。此王虽是突厥，甚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等各各造寺供养三宝，此王每年两回设无遮大斋，但是缘身所受用之物、妻及象马等并皆舍施，唯妻及象，令僧断价，王还自赎。自馀驼马金银衣物家具，听僧货卖，自分利养，此王不同馀已北突厥也，儿女亦然，各各造寺设斋舍施，此城俯临辛头大河北岸而置，此城西三日程有一大寺，即是天亲菩萨无着菩萨所住之寺，此寺名葛诺歌，有一大塔，每常放光，此寺及塔，旧时葛诺歌王造，从王立寺名也。又此城东南□里即是佛过去为尸毘王救鸽处，见有寺有僧，又佛过去舍头舍眼餧五夜叉等处并在此国中。在此城东南山里各有寺有僧，见今供养，此国大小乘俱行。
又从此建驮罗国，正北入山三日程，至乌长国，彼自云郁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宝，百姓村庄，多分施入寺家供养，少分自留以供养衣食，设斋供养每日是常，足寺足僧，僧稍多于俗人也，专行大乘法也。衣著饮食人风与建驮罗国相似，言音不同，土地足驼骡羊马㲲布之类，节气甚冷。
又从乌长国，东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卫国，彼自呼云奢摩褐罗阇国，此王亦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衣著言音与乌长国相似，著㲲衫袴等。亦有羊马等也。
又从此建驮罗国，西行入山七日，至览波国，此国无王，有大首领，亦属建驮罗国所管。衣著言音与建驮罗国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行大乘法。
又从此览波国而行入山，经于八日程，至罽宾国，此国亦是建驮罗王所管。此王夏在罽宾，逐凉而坐，冬往建驮罗，趁暖而住。彼即无雪，暖而不寒。其罽宾国冬天积雪，为此冷也。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著言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无问男之与女并皆著㲲布衫袴及靴，男女衣服无有差别，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发在。土地出驼骡羊马驴牛㲲布蒲桃大小二麦郁金香等。国人大敬信三宝，足寺足僧，百姓家各丝造寺，供养三宝。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糸寺，寺中贝佛螺髻骨舍利见在，王官百姓每日供养。此国行小乘，亦住山里，山头无有草木，恰似火烧山也。
又从此罽宾国西行至七日谢䫻国，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那。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此于国，不属馀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领名娑铎干，每年一回，设金银无数，多于彼王。衣著人风、土地所出，与罽宾王相似，言音各别。
又从谢䫻国，北行七日，至犯引国。此王是胡，不属馀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衣著㲲布衫皮球毡衫等类，土地出羊马㲲布之属，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国及谢䫻等亦并剪于须发，人风大分与罽宾相似，别异处多。当土言音不同馀国。
又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缚底那，见今大寔（食）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见属大寔（食）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罽宾国少有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球㲲布等，上至国王，下及黎庶，皆以皮球为上服。土地足驼骡羊马㲲布蒲桃，食唯爱饼。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内及葱蕜等，不事外道。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发，土地足山。
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食），大寔（食）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杀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寔（食）所吞。衣旧著宽㲲布衫剪须发，食唯饼肉，纵然有米，亦磨作饼吃也。土地出驼骡羊马、出高大驴㲲布宝物。言音各别，不同馀国。土地人性受与易。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杀生，事天不识佛法。
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食）国，彼王住不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窂，为此就彼。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毛毯，亦有宝物。衣著细叠宽衫，衫上又披一叠布，以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女人亦著宽衫。男人剪发在须，女人在发。吃食无问贵贱，与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箸，取见极恶，云自手杀而食，得福无量。国人爱杀[生]，事天，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又小拂临国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此王兵马强多，不属馀国。大寔（食）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驼骡羊马叠布等物。衣著与波斯、大寔（食）相似，言音各别不同。
又从大寔（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虽各有王并属大寔（食）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不能自护。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叠衫袴等及皮球，言音不同诸国，又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此等胡国并剪须发，爱著白㲲帽子。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其吐火罗国乃至罽宾国、犯引国、谢䫻国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
又从康国已东，即跋贺那国，有两王，缚又大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寔（食），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皮裘叠布。食多饼𪎊。言音各别，不同馀国。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僧尼。
又跋贺那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土地出驼骡羊马牛驴蒲桃叠布毛毯之类。衣著叠布皮裘。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王及首领百姓等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国属大寔（食）所管，外国虽云道国，共汉地一个大州相似。此国男女剪须发，女人在发。
又从此胡国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已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无寺无僧，衣著皮球毡衫，以虫为食，亦无城郭住处，毡帐为屋，行住随身，随逐水草。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头（发）。言音与诸国不同。国人爱杀，不识善恶。土地足驼骡羊马之属。
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偏梁□。虽平生不扪泪，今日洒千行。”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五言：“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墁坛，江河凌崖啮。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伴火上□歌，焉能度播蜜。”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食）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疋。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著皮裘毡衫，王著绫绢叠布。食唯饼𪎊。土地极寒，甚于馀国。言音与诸国不同。所出羊、牛极小不大，亦有马、骡。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男并剪除须发，女人在头（发）。住居山里，其山无有树水及于百草。
又胡蜜国北山里，有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各领兵马而住，有一个王属胡蜜王，自外各并自住，不属馀国。近有两窟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西，往来[不]绝。唯王、首领衣著叠布皮裘，自馀百姓唯是皮裘毡衫。土地极寒，为居雪山，不同馀国。亦有羊马牛驴。言音各别不同诸国。彼王常遣二三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与（商）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识匿等国无有佛法也。
又从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
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此亦汉军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土人著叠布衣也。
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足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崏州人士。……
↑ 《夷坚志·丁志·卷九·陕西刘生》绍兴初，河南为伪齐所据，枢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间谍。李本晋人，气豪，好交结，人多识之。至京师，遇旧友田庠。庠，亡赖子也，知其南来，法当死，捕告之赏甚重，辄持之曰：“尔昔贷我钱三百贯，可见还。”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宁死耳。”陕西人刘生者闻其事，为李言：“极知庠不义，然君在此如落阱中，奈何可较曲直？身与货孰多？且败大事，盍随宜饵之。”李犹疑其为庠游说，然亦不得已，与其半，刘曰：“勿介意，会当复归君。”李佯应曰：“幸甚。”庠得钱买物，将如晋绛，刘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即同行，过河中府，少憩于河滩，两人各携一担仆共坐沙上，四顾无人，刘问庠乡里年甲，具答之。刘曰：“然则汝乃中国民，尝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刘曰：“我亦宋遗民，不幸沦没伪土，常恨无以自效。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听涂说，不得实。幸有诚悫如李三者，吾曹当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挟持以取其货？”庠讳曰：“是固负我。”刘曰：“吾素知此，且询访备至，甚得其详。吾与汝无怨恶，但恐南方士大夫谓我北人皆似汝，败伤我忠义之风耳。”遂运斤杀之，仆亦杀其仆，投尸于河，并其物复回京师，尽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谢，刘笑曰：“我岂杀人以规利乎？”长揖而别。李南还说此，而失刘之名，为可惜也。
↑ 《魏书·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中·任城王拓跋澄》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阶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
↑ 《魏书·卷一百三·列传第九十一·蠕蠕》……（普通二年）七月，阿那瓌启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云国土大乱，姓姓别住，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送臣碛北，抚定荒人，脱蒙所请，事必克济。”诏付尚书、门下博议。八月，诏兼散骑常侍王遵业驰驿宣旨慰阿那瓌，并申赐赉。
↑ 张齐明《地域、门第之别抑或华夷之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人”、“南人”与“北人”》……曹魏至西晋时期“吴人”是政权鼎立之下基于对孙吴政权政治效忠而形成的地域性群体，他们以“中州”、“中国”称呼中原住民，虽然相互歧视与攻讦，但并不互相视为异族。政权分立，长期的南北对峙是“吴人”族群认同形成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而江东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逐渐取得了可以与中原地区相抗衡的地位，则是“吴人”族群认同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
……东晋时期，中州士人南下，相对于原来的“吴人”，他们被视为“北人”，而“吴人”也因此被称为“南人”，“南人”、“北人”之间的争夺是东晋政权内的一种权力、门第之争。此时，北方正经历战乱，尚未出现稳定的统一政权，因此，偏宏江南的东晋政权，以“中国”自居，其内部的“南人”、“北人”族群，正处于不断的斗争和融合之中……归结而言，东晋时期的“南人”、“北人”之争，不是基于地域而论，而多表现为门第、士庶权力之争。
……东晋后期，刘裕集团开始崛起，并于420年进行了禅代，建立了刘宋政权。与此同时，北方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也逐渐控制了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南北对抗局面，此时，东晋时期的“南人”、“北人”有了新的含义。北方异族政权多称南朝人士为“南人”，有时也称“吴人”，甚至以歧视性的“岛夷”称之。江东则称居住于中原地区的魏人为“北人”，但多以歧视性的“索虏”呼之。“南人”与“北人”，已经不再是华夏内部的群体区分，而演化为南北政权之间相互对立的异族，包含了“华夷之分”和政治上的“正统之争”。……总而言之，此时南北之争，大约皆为正统之争，还隐含著华夷之分。……
↑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发表纲领性施政演说. 朝鲜中央通讯社. 2024-01-16 [2024-0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1-17）.
↑ 绝不合并意味着放弃武统　金正恩重构朝鲜半岛和平的新思路
↑ 慧菀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卷下·经卷第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震旦国_{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第十八·杂阿毗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或言真丹，皆一也，旧译云汉国，经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此无正翻，直神州之捴名也。
毘陵沙门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四之二》……第三句中云振丹者。约佛在世，若教流此土则知而不见。振丹两字并恐书误。下第十所引即云震旦。琳法师释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新婆沙云脂那，西域记云至那，此声并与震旦、真丹相近故，故知并属梵音。……
↑ 符秦罽宾三藏僧伽跋澄译《鞞婆沙论·卷第九》
……问曰：“世尊为四天王说四谛，圣语为有力耶、无力耶？若有力者，何以故为二圣语说一昙罗国、一弥离车国语说。若无力者，本师偈云何通？‘一音声说法，悉遍成音义；彼各作是念：最胜为我说。’一音声说法者，是梵音也。悉遍音者，若有真旦人，彼作是念：谓佛作真旦语说法。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谓彼处若有兜佉勒人，彼作是念：谓佛作兜佉勒语说法。现义者，著欲者作是念：世尊说不净。恚者作是念：世尊说慈。痴者作是念：世尊说缘起。彼各作是念：最胜为我说者，众中作是念：世尊为我故说法。是故说：‘一音声说法，悉遍成音义；彼各作是念：最胜为我说。’作此论已。”答曰：“无力。何以故？世尊不可以耳见色、以眼听声。”
问曰：“若无力者，此偈云何通？”答曰：“此偈不必通。偈者非契经、非律、非阿毘昙，但彼作颂者欲令句义合故。此是赞佛，非是实。如鞞婆阇提说：诸佛不眠，以除阴盖故、佛世尊亦常定故。如是更有说者，诸佛世尊不饮不食，除诸著味故。此是赞佛，非是实。如是偈赞佛，非是实。若通此偈者当何意？答曰：世尊所说应机捷速。世尊语极速，为一说已复为一说，如似一时。或曰：世尊语音一切音。各有境界应适一切音。世尊极知真旦语，胜生真旦中者。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兜佉勒，世尊极知兜佉勒语，胜生兜佉勒中者。以是故说一音声说法，悉遍成音义。更有说者，世尊有力。”
问：“若尔者，此偈为善通。何以故世尊为四天王说四谛，为二圣语说，为一昙罗国语说，为一弥离车国语说？”答曰：“欲满彼四天王意愿故。二天王愿世尊圣语为我说四谛，一愿昙罗国语，一愿弥离车国语。世尊常欲满他一切善愿，随所欲而为说法。是谓满四天王意愿故，为二圣语说四谛，为一昙罗国语，为一弥离车国语说。或曰：‘断他疑故。’莫令有作是念：世尊但善于圣语，不能昙罗国语、弥离车国语。是故断他疑故说，我一切中自在。以故尔。或世尊教化，或为变身口或不变。谓不变身口者，若为彼变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以己力游朋者尸，人间一日行十二由延。说者即彼日教化七十千人入圣法中，谓一切缘不变身口。谓教化变身口者，若为彼不变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为四天王二圣语说，一昙罗语说，一弥离车语说。说四谛时，如是行观时，一切根本圣行。”……
北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毘昙毘婆沙论·卷第四十一》……佛以圣语为四天王说四谛，二解二不解。佛欲饶益怜愍故，复作陀毘罗语说四谛，谓伊祢弥祢逾被陀踏被，二不解者一解一不解。世尊欲饶益怜愍故，作弥梨车语说四谛，谓摩奢兜奢僧奢摩萨婆多毘罗致是名苦边，四皆得解。
问曰：“佛能以圣语为四天王说四谛令其解不？若能者，何故不使他解？不能者，偈所说云何通？如偈说‘佛以一音演说法，而现种种若干义，众生皆谓独为我，解说诸法不为他。’一音者，谓梵音。现种种义者，若会中有真丹人者，谓佛以真丹语为我说法。如有释迦人、夜摩那人、陀罗陀人、摩罗娑人、佉沙人、兜佉罗人，如是等人在会中者，彼各各作是念：佛以我等语，独为我说法。若贪欲多者，佛为我说不净；瞋恚多者，佛为我说慈心；愚痴多者，佛为我说缘起，众生皆谓为我解说。诸法不为他者，时会各谓佛为说法不为他。”答曰：“应作是说：佛能。”
问曰：“若然者，何故不令他解？”答曰：“为满足诸天王心所念故。二天王作是念：若佛为我作圣语说四谛者，我则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毘罗语说四谛者，我则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弥梨车语说四谛者，我则能解。如其念而为说之。复次欲现知众生语言音声故。或谓如来唯能作圣语不能作馀语，欲令如是疑心得决定故，而作是说。复次受化者，或于如来不变形言而得受化，或于如来变异形言而得受化者。若于如来不变形言得受化者，若变形言而受化者则不能解。曾闻佛在摩伽陀国，为尊弗迦罗婆罗故，步行经十二由旬，令十万众生皆得见谛，皆以不变形言故。若变形言，彼诸众生则不能见谛。若众生应见如来变现形言而得度者，若不变形言则不得度。复有说者，不能。世尊非境界事，不能为境界。佛虽得自在，不能以耳见色眼听声。”
问曰：“若然者，偈义云何通？”答曰：“此是叹说如来之言，所说大过。如毘婆阇婆提作如是说：如来常定，善安住念慧故；如来不眠，以离盖故。如是皆是叹说如来过美之言。复次如来言音能遍一切声境界，如其所念皆悉能语。如来秦语，胜秦中生者；如来若作弥梨车语，胜弥梨车中生者。复次如来语言速疾回转，若作秦语，次作释迦语，以速疾回转故人谓一时。”……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第七十九》
……毘奈耶说：“世尊有时为四天王先以圣语说四圣谛，四天王中二能领解二不领解。世尊怜愍饶益彼故，以南印度边国俗语说四圣谛，谓瑿泥迷泥蹋部达□部，二天王中一能领解一不领解。世尊怜愍饶益彼故，复以一种篾戾车语说四圣谛，谓摩奢睹奢僧摄摩萨缚怛罗毘刺迟，时四天王皆得领解。问佛以圣语说四圣谛能令所化皆得解不？设尔何失？二俱有过，所以者何？若言能者后二天王闻圣语说何故不解？若不能者伽他所说当云何通？如有颂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谓世尊同其语，独为我说种种义’，一音者谓梵音，若至那人来在会坐，谓佛为说至那音义，如是砾迦叶筏那达剌陀末婆佉沙睹货罗博喝罗等人来在会坐，各各谓佛独为我说自国音义，闻已随类各得领解。又贪行者来在会坐，闻佛为说不净观义；若瞋行者来在会坐，闻佛为说慈悲观义；若痴行者来在会坐，闻佛为说缘起观义，㤭慢行等类此应知。此伽他中既作是说，如何可说佛以圣语说四圣谛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领解。有作是说。佛以圣语说四圣谛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领解。”
问：“若尔何故后二天王闻圣语说而不能解？”答：“彼四天王意乐有异，为满彼意故佛异说，谓二天王作如是念，若佛为我以圣语说四圣谛者我能受行。第三天王作如是念，若佛为我以南印度边国俗语说四谛者我能受行。第四天王作如是念，若佛为我随以一种篾戾车语说四谛者我能受行。是故世尊随彼意说，复次世尊欲显于诸言音皆能善解故作是说，谓有生疑佛唯能作圣语说法，于馀言音未必自在，为决彼疑佛以种种言音说法，显于诸方言音自在，所说法要闻皆受行。复次有所化者依佛不变形言而得受化，有所化者依佛转变形言而得受化，依佛不变形言得受化者若变形言而为说法彼不能解。如说佛在摩揭陀国为度池坚步行十二逾缮那故七万众生皆得见谛，彼皆依佛不变形言而得受化。若变形言为说法者，彼诸众生应不见谛。依佛转变形言得受化者，若不变形言而为说法彼不能解。是故世尊作三种语为四天王说四圣谛。复有说者，佛以一音说四圣谛，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能领解，世尊虽有自在神力而于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见诸色眼闻声等。”
问：“若尔前颂当云何通？”答：“不必须通非三藏故。诸赞佛颂言多过实。如分别论者赞说世尊心常在定，善安住念及正知故，又赞说佛恒不睡眠离诸盖故。如彼赞佛实不及言前颂亦然故不须释。复次如来言音遍诸声境随所欲语皆能作之，谓佛若作至那国语胜在至那中华生者，乃至若作博喝罗语胜在彼国中都生者，以佛言音遍诸声境故。彼伽他作如是说。复次佛语轻利速疾回转，虽种种语而谓一时。谓佛若作至那语已无间复作砾迦国语，乃至复作博喝罗语，以速转故皆谓一时，如旋火轮非轮轮想。前颂依此故亦无违。复次如来言音虽有多种。而同有益故说一音。”……
↑ Fan Bai、Yichen Liu、Shargan Wangdue、Tianyi Wang 、Wei He、Lin Xi、Yang Tsho、 Tashi Tsering、Peng Cao、Qingyan Dai、Feng Liu、Xiaotian Feng、Ming Zhang 、Jingkun Ran、Wanjing Ping、Danzin Payon、Xiaowei Mao、Yan Tong、Tinley Tsring、Zehui Chen、Qiaomei Fu《Ancient genomes revealed the complex human interactions of the ancient western Tibetans》
……“Among all SDLG individuals, we found one 1,900 BP individual (SDLG_o), which shifted toward present-day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 showing additional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genetic connections. ”……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of a historical individual from the Guge Cave. Guge is an ancient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flourished for 700 years, and mysteriously collapsed in 1,635 CE. Its inhabitants were believed to be descendants of the Tubo empire, and it played a role in spreading Buddhism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This newly sequenced Guge individual was carbon-dated to 422–151 cal BP, which falls within the period toward the end of the Guge kingdom. 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Tibetans, this individual was an outlier and showed extra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Central and South Asians, while not as much as the SDLG_o. Also, compar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100 BP Gelintang individual,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Central Asians was detected in this Guge individual. Specifically, this Guge individual harbored ∼33% Central Asian-related ancestry and ∼67% Ngari local ancestry in qpAdm admixture modeling. The Central Asian ancestry estimated to be from an admixture occurred around 1,353 CE. This might indicate relatively active and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uge kingdom and Central Asians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western Tibetans.”……
…… “Interestingly, a low Y chromosome diversity was observed in the 2,300 BP GBSL site and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All males from the 2,300 BP GBSL site carried D1a1a1 haplogroup, and all males from the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carried O2a2b1 haplogroup. ”……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d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of Ngari sites
……“Outside the plateau, populations in ancient western Tibetan Plateau had interactions with popul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at least 2,000 years ago. Starting from 2,300 years ago, individuals from the PYJW site were influenced by Bronze Age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nd after 2,000 years ago, an outlier individual from the Sandalongguo site was affected by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signal of external genetic influence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the western plateau comes from an outlier individual dated to approximately 1,900 years ago from the SDLG site.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is outlier individual carries over half of the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 ”……
↑ Gavaachimed Lkhagvasuren、Heejin Shin、Si Eun Lee、Dashtseveg Tumen、Jae-Hyun Kim、Kyung-Yong Kim、Kijeong Kim、Ae Ja Park、Ho Woon Lee、Mi Jin Kim、Jaesung Choi、Jee-Hye Choi、Na Young Min、Kwang-Ho Lee 《Molecular Genealogy of a Mongol Queen’s Family and Her Possible Kinship with Genghis Khan》
……“In 2004, we first discovered 5 graves belonging to the Golden family in Tavan Tolgoi, Eastern Mongolia. To define the genealogy of the 5 bodies and the kinship among them, SNP and/or STR profiles of mitochondria, autosomes, and Y chromosomes were analyzed. Four of the 5 bodies were determined to carry the mitochondrial DNA haplogroup D4, while the fifth carried haplogroup CZ, indicating that this individual had no kinship with the others. Meanwhile, Y-SNP and Y-STR profiles indicate that the males examined belonged to the R1b-M343 haplogroup. Thus, their East Asian D4 or CZ matrilineal and West Eurasian R1b-M343 patrilineal origins reveal genealogical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despite a Mongoloid physical appearance. In addition, Y chromosomal and autosomal STR profiles revealed that the four D4-carrying bodies b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ither mother and three sons or four full siblings with almost the same probability. Moreover,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demonstrates that descendants of Tavan Tolgoi bodies today live mainly in Western Eurasia, with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Here, we propose that Genghis Khan and his family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rather than the Y-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and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to be present in the family members of Genghis Khan. Additionally, Tavan Tolgoi bodies may have been the product of marriages between the lineage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and the lineage of either the Ongud or Hongirad clans, indicating that these individuals we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immediate family or his close relatives.”
……“In 2004, 7 graves were first excavated in the central hill of Tavan Tolgoi (“five hills”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by a Mongolian excavation team. Tavan Tolgoi lies within the Ongud province once dominated by Alaqai Beki and then Sorkhokhtani, a wife of Genghis Khan’s youngest son Tolui, during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Mongolian archaeolog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xcavation of Tavan Tolgoi graves strongly suspected that 5 of 7 Tavan Tolgoi graves belonged to the Golden family, and one of those 5 graves was thought to be that of a Mongol Queen. Burial artifacts excavated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ave since been displaye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 recognized as important relics of the Mongol Empire.”……
……“Based on these data,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anatomical sex of MN0104, MN0126, MN0127, and MN0376 was male, while that of the other bodies (MN0105, MN0124, and MN0125) was female.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were coincided with those of amelogenin sex determination by the conventional PCR analysis using X-Y primers. One Tavan Tolgoi body (MN0124) was estimated to have died in her 10s, 4 (MN0104, MN0125, MN0126, and MN0127) in their 20s, and 2 (MN0105 and MN0376) in their 40s or 50s. Burial artifacts from the 5 Tavan Tolgoi graves were exceptional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compared to those previously found in other graves from the Mongolian era; most artifacts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owever, including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had been looted a long time ago. In the female graves, MN0105 and MN0125, we unearthed golden rings engraved with the falcon image that symbolizes the Genghis Khan and the Borjigin clan, a saddle sheathed in gold dragon-shaped artistic decoration and golden ornaments for boqta,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Mongol khatuns in shape and decoration. In the male graves, MN0104 was unearthed holding an ornament, called “Jins” in Mongolia, consisting of a large pearl mounted on a flower-shaped golden base. MN0126 and MN0127 were each wearing only a single earring that was found under the skull, indicating their higher social status; Mongolian aristocratic men usually wore hats adorned with Jins and a single earring in their left ears, confirming that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were all male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male members, MN0104 and MN0126, of the Golden family belong to haplogroup R1b-M343; however, only 4 biallelic markers were definable in MN0126. In contrast, the Mongolian warrior MN0376 was positive for R-M207 and negative for O-M175, C-RPS4Y, N-M231, D-M174, J-M304, and Q-M242. MN0376 was affiliated with R1a1a-M17, a subclade of haplogroup R1, rather than R1b-M343 because he carried R-M207, R1-M173, and R1a1a-M17 but not R1b-M343.”
Table 2. Y-haplogroups of the male Tavan Tolgoi bodies.
…………“Taking all data of Y-SNP and Y-STR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le Golden family bodies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from Tavan Tolgoi were clearly assigned to the Y-haplogroup R1b with the identical Y-haplotype, whereas a male general public (MN0376) to the Y-haplogroup R1a1a showed a quite different Y-haplotype from that of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
……“Collectively, the results of mtDNA, Y-SNP, and Y-STR indicate that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Tavan Tolgoi had matrilineal (D4 and CZ) and patrilineal (R1b-M343) lines with genealogical origins in East Asia and West Eurasia,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Y-STR data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Y-SNP, demonstrating that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which showed identical Y-STR profiles,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and that their direct descendants are distributed in West Eurasia from Poland to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any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nomadic tribes inhabit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an plateau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Genghis Khan’s era,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underwent rapid and considerable gene flow from Eurasia, resulting in additional genetic admixture. Likewis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was formed by the continuous admixture of indigenous tribes who inhabited the Mongolian plateau, with European and other Asian populations who inhabited regions geographically distant from Mongolia. This admixture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modern-day Mongolian people, exhibiting both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features. The mixing between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inherent i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day Mongolians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carried mtDNA haplogroups D4 and CZ, mostly found in Far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Asia, respectively, whereas male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carried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dominant in Western Europe. That is, although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were physically Mongoloid, their molecular genealogy revealed the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Thus, it is likely that their Mongoloid appearance would have resulted from gradual changes in their appearance from Caucasoid to Mongoloid through generations from their ancestors.”……
“Although many regard the portrait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Taiwan, as the depiction most closely resembles Genghis Khan, all existing portraits, including this one, are essentially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Genghis Khan’s appearance by historians living generations after Genghis Khan’s era. Although the factual nature of the statement is controversial, Persian historian Rashid-al-Din reported in his “Jami’s al-tawarikh” written at the start of the 14th century that most Borjigin ancestors of Genghis Khan were tall, long-bearded, red-haired, and bluish green-eyed, suggesting that the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had some Caucasoid-specific genetic features. He also said that Genghis Khan looked just like his ancestors, but Kublai Khan, his grandson, did not inherit his ancestor’s red hair, implying that the addition of Mongoloid-specific alleles for determining hair color to the genetic makeup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was probably from the grandmother or mother of Kublai Khan, that is, the wife or daughter-in-law of Genghis Khan.
“On” and “gud” from Ongud mean West and plural in ancient Altaic language, respectively, implying that the Ongud is a tribe from Western Asia. In fact, the ancestors of the Ongud are the Shato Turks of the Western Göktürks Khaganate; they moved to Eastern Xinjiang in the 7th century, and were scattered over Northern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in the 9th century. In the Mongolian era, many Ongud peoples were resettled in Khorazm of Western Central Asia, as governors for the Golden Horde Dynasty, and eventually formed part of the Kazakhs and the Mughals. In addition, they also fell under the Chagatai Khanate that was ruled by Chagatai Khan and his descendants and/or successors and extended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Aral Sea to the Altai Mountains. These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ngud clan may be anthropologically Caucasoid rather than Mongoloid, according to their geographical origin.”……“Thus, the appearance of R1b-M343 in Tavan Tolgoi bodies reflects that the genea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consisted largely of a Caucasoid paternal genetic poo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at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supports that they are direct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provide three possibilities about the high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avan Tolgoi bodies and th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First, Tavan Tolgoi bodies would b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qudas between the female lineage of Borjigin clan and the male lineage of rulers who dominated Eastern Mongolia, including the Ongud Kingdom. Accordingly, R1b-M343 of Tavan Tolgoi bodies reveals the Y-haplogroup of rulers of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Mongolian era, not that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Second, it is plausible that R1b-M343-carrying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somehow related to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for a similar reason to C3c-M48 being assumed as the Y-haplogroup of Genghis Khan by Zerjal and colleagues. Thus, Genghis Khan may have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and not 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This is based on Genghis Khan’s physical appearance, which exhibited some features of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Third, we cannot entirely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are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generals or relatives who had no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Genghis Khan and his Borjigin clan, but exercis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including Golden Horde, Ilkhanate, and Chagatai Khanate”……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molecula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btained, it seems most likely that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including the lineage of bekis, Genghis Khan’s female lineage, and their female successors who controlled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instead of guregens of the Ongud clan, or the lineage of khans,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who married females of the Hongirad clan, including Genghis Khan’s grandmother, mother, chief wife, and some daughters-in-law.”…………
↑ Juhyeon Lee、Takehiro Sato、Atsushi Tajima、Tsend Amgalantugs、Batmunkh Tsogtbaatar、Shigeki Nakagome、Toshihiko Miyake、Noriyuki Shiraishi、Choongwon Jeong、Takashi Gakuhari《Medieval genomes from eastern Mongolia share a stable genetic profile over a millennium》……“while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Xianbei (100–250 CE) and Rouran (300–550 CE) periods showed overall low genetic heterogeneity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the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e following Turkic (552–742 CE) and Uyghur (744–840 CE) period individuals showed highly heterogeneous genetic profiles presumably due to a recent mixture with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arboring an Iranian- or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related ancestry.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a local time transect across the Medieval period in Mongolia by generating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data of nine ancient individuals. They were excavated from two cemeteries in eastern Mongolia, located 18 km apart from each other: five from Gurvan Dov (GD) and four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
……“We initially extracted genomic DNA of the 10 Medieval individuals excavated from the two cemeteries, GD and TK. Among the six GD individuals, one is from the Xiongnu-Xianbei period (GD1-4), two from the Turkic period (GD1-1 and GD2-4), one from the Uyghur Khaganate period (GD1-3), one from the Zubu period (GD2-2), and on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GD2-3). The four TK individuals (TK4-2, TK4-5, TK5-2 and TK5-8) ar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We found that nine out of 10 individuals, excluding on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 (GD2-3), yielded sufficient genome-wide coverage after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carried them to an in-depth quality control and downstream analysis. ”……
Table 1. Summary of genome sequencing data.
“We also determined the MT and Y haplogroups and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among individuals. Among the two GD males, the Uyghur period one (GD1-3) is assigned to Y haplogroup J2a, belonging to the western Eurasian Y haplogroups, and the Turkic period one (GD2-4) is assigned to D-M174. All three Mongol period males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carry Y haplogroup C2b. ”……
Figure 4 Admixture modeling of GD and TK individuals using qpAdm.
↑ Pere Gelabert、Asta Blazyte、Yongjoon Chang、Daniel M. Fernandes、Sungwon Jeon、Jin Geun Hong、Jiyeon Yoon、Youngmin Ko、Victoria Oberreiter、 Olivia Cheronet、 Kadir T. Özdoğan、Susanna Sawyer、 Songhyok Yang、 Ellen McRae Greytak、Hansol Choi、Jungeun Kim、Jong-Il Kim、Choongwon Jeong、Kidong Bae、Jong Bhak、Ron Pinhasi《Northeastern Asian and Jomon-related genetic structure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f Gimhae, Korea》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paleogenomic data from the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a crucial point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 formation of Korea. These data comprise eight shotgun-sequenced genomes from ancient Korea (0.7×–6.1× coverage). They were derived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the Yuha-ri shell mound and the Daesung-dong tumuli, the latter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funerary complex of the Gaya confederacy. All individuals are from between the 4th and 5th century CE and are best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between a northern China Bronze Age genetic source and a source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t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e present-day genomes from Japan. The observed substructure and proportion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two genetic groups within the population and diversity among the Gaya popul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excavated center of the Gaya culture is a massive 3,700 m2 burial complex of rulers in Daeseong-dong in Gimhae, dated to the 1st–5th centuries CE. It consists of 219 tombs, 69 of which are complexes with multiple burials that include human sacrifices and various mortuary goods such as pottery, iron armors, and items related to archery.”……
……“We screened 27 petrous bones or teeth obtained from 22 individuals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City, Gyeongsangnam-do: Daeseong-dong and Yuha-ri, both dated to the 4th–5th centuries CE.27 The genomic libraries of eight individuals had over 7% of sequencing reads that aligned to the human reference genome, with whole-genome coverage depths between 0.7× and 6.1×. All seven Daeseong-dong individuals we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mortuary practices linked to social status, specifically, main burials (grave owners) and human sacrifices (STAR Methods).”……
Table 1 Mai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f the eight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dividuals
……“The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are positioned within the diversity of East Asian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close to present-day Koreans and Japanese, ancient Kofun from Japan, and several Neolithic Koreans. However, two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clustered rather closely with present-day Japanese and closer to Japanese Jomon individuals, a pattern that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other six individuals. ”……“Therefore, we separated the eight TK individuals into two groups: (1) the two outliers (Korea-TK_2) and (2) the remaining six individuals (Korea-TK_1). ”……“The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the Korea-TK_2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may have more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n the other six TK individuals. This component is absent in present-day Koreans, but it is present among present-day Japanese.”……
……“We compute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that measure the amount of shared genetic similarity between populations by comparing Korea-TK_1 and Korea-TK_2 with ancient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Korea-TK_1 shares the highest affinity to modern Korean, Japanese,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iao and Yellow Rivers, as well as Kofun. Korea-TK_2, however, appears to b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Japanese, the ancient Kofun, and other ancient Japanese populations with Jomon ancestry.”……
……“In order to compare our genomes with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analyses on Japanese ancient individuals,13 we repeated the qpAdm analysis using the same right and left set, which indicates that Korea-TK_1 can be modeled as 28% NEasia, 63% Han, and 8% Jomon. Korea-TK_2 can be modeled as 32% NEasia, 43% Han, and 25% Japan Jom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emporary Japan_Kofun, Korea-TK_2 shows more Jomon ancestry than Japan_Kofun, which is compensated by less Han ancestry.”……“we applied qpAdm to model present-day Koreans using the same ancestry sources that were used for modeling the ancient Koreans, including the two TK groups as separate possible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simplest working models were with a source related to Yellow_River-LBIA (p = 0.75). However, when present-day Koreans were modeled using each Korea-TK period individual as a source, at least three out of the six individuals from Korea-TK_1 were sufficient as a single source, just like Yellow_River-LBIA (0.15 < p < 0.69). We estimated the dates of the admixture event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qpAdm analyses using DATES.40 No combinations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Korea-TK_2, and only Korea-TK_1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 of Yellow_River-LBIA and Japan Jomon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modeled as 47.93 generations with a CI of 13.7 generations. Assuming 28 years per generation, this corresponds to an admixture that happened 1,400–600 BCE.”……
……“Here, we provide shotgun data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which allowed us to genetically characterize the population of Gimhae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o shed light on the genetic history of Korea. However, the lack of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high-coverage Korean samples does not allow the in-depth assessment of the Jomon-related diversity dilu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with more samples from these protohistoric periods will be interest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Korean TK period genetic dynamics. Moreo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ancient Korean genomes, including those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are only from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Korea and may not reflect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Koreans.”……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s
Human sacrifice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several ancient societies, and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wealthy class that sought political benefits at the expense of victims belonging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e., the non-wealthy).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 was known as sunjang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Kore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t has been hypothesized that this practice lasted for centuries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 Silla, these practices lasted until the 4th to 5th centuries CE and are connect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ne-piled wooden chamber burials. In these graves there is a main burial chamber which housed the grave owner, and an auxiliary chamber with numerous grave goods; in both chambers the bodies of human sacrifices are also found.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the human sacrifices; several authors have hypothesized that some of the sacrificed individuals may have enjoyed relatively high status in Silla society based on the numerous ornaments found with their bodies, although this evidence is indirect, and the written records do not clarify their status.
↑ 竺法护译达磨罗察《佛说申日经》……申日有子，名旃罗法^{汉言月光童子}，先世宿命学佛经道，有神猛志，志在大乘。白其父言：“佛者大圣神通已达，前知无穷却睹无极。蜎蜚蠕动心义所念，皆豫知之。莫用邪冥恶人之言受其重罪。”……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千岁已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秦土及诸边国，鄯善、乌长、归兹、疏勒、大宛、于填及诸羌虏夷狄皆当奉佛尊法普作比丘，其有一切男子女人，闻申日经，前所作犯恶逆者皆得除尽。当知世尊之所应度如是，如是其有犯逆尚得度脱，何况至心学佛道者。”佛说经已，一切众会莫不欢喜，作礼而去。
↑ 庚午岁西崇福寺沙门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第二总括群经录上之二》密迹金刚力士经七卷(或五卷或四卷或八卷，太康元年十月八日出亦直云密迹经，见支敏度竺道祖及僧祐三录，今编入宝积当第三会)
↑ 西晋三藏竺法护奉诏译《大宝积经·卷第十·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二十二离辞诸天、第二十三假使诸天、第二十四善见诸天、第二十五一究竟诸天、净居有四天，谓所奉行决了一处究竟天、真究竟天、无瞋恚天、不亲近天。是为寂意！诸天立至诚誓慧众。如是诸夜叉鬼神、揵沓和、阿须轮、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迦卢迹鬼神、持花鬼神，其言辞教各各别异。又寂意！是阎浮利天下大国具足有一千，各有大郡。其十六大国以用治政而相摄护，各自谘嗟。一切诸人及与非人，言语各异音声不同，辞有轻重。如来圣慧从其音响随时而入，皆悉化之立正真业。各有种号，释种、安息、月支、大秦、剑浮、扰动、丘慈、于阗、沙勒、禅善、乌耆，前后诸国匈奴、鲜卑、吴蜀秦地、诸么夷狄、他罗多愚民野人，及诸须曼耶咒，女人处国、牟兜吒国、因缘国、波罗奈国、数树国、金本国、脾罗本国、倚脾沙国、益本国、上本国、他谈国、北方异国、西方所持国。海中诸神，众虫鱼鳖。诸山中神，有形含血之类，阿拘罗、摩拘罗、阿那散，诸牧羊诸禽兽，所负诸瘘种心不平正，前曾生者、处在世者。如是寂意！如斯千国周围充满，于阎浮利天下各自异居。又是诸人及非人类，言语各异志操不同音声各别。如来至真随其言音而入其中，因开化之立于正真。……
↑ 孙盛《晋阳秋》太康末，陆机入洛，闻左思作《三都赋》。与弟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水中三都赋。”吴以中州人为“伧”。
↑ 《太上三天正法经》……逮至黄帝，置立生民，后生之人，起于黄帝也。黄帝结土为象，放于广野，三百年中，五色变化，能言能语，各在一方，故有伧、秦、氐、夷、蛮、差之类也。五姓合德，亦法自然，承上真之炁，而得为人也。能有生死之期，寿命之会。若有骨炁系真，便为不死，得补上仙，有不纯之行，死归土也。……
↑ 大唐陆海羽客王悬河修《三洞珠囊·卷之七·二十四职品》……大都攻职，主天下屯聚符庙，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攻击不正气，恶人逆鬼，尽当分明考录。……领决职，主鬼气，男女被气传语领决教，分别秦、夷、胡、戎、狄、氐、羌真伪。……
《三洞珠囊·卷之九·老子化西胡品》……鬼谷先生撰《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云：周无极元年，岁在癸丑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老子之度关也。……后入严宾国阇崛之山精舍中行道。厨宾王出游，问曰：“此何等人？”侍者曰：“道士耳。”王曰：“道士乃幽隐在此乎？”后日复游见之，王曰：“何修也？可以致福。”老子曰：“斋戒中食，读经行道，上可得至真，不死不生，教化出入在意也；下可安国隆家，亦可从转身得道，度世入无为。”王曰：“善哉！”后日出游，复见之。王曰：“道士道法最何为贵耶？”道士曰：“吾道贵自然，清静无为，及斋戒行中食，烧香可从生天可从生王侯家得可从道度世以此为上。”王曰：“善！寡人欲请道士中食行道，可乎？”道士曰：“为欲请几人耶？”王曰：“悉请也。”道士曰：“徒众多，难可悉供也。”王笑曰：“寡人大国，何求不得，而云不能供耶？”道士曰：“吾道士固曰贫道，依附国王，致有珍宝，尽是王物。今先欲请王国人中食，以为百姓祈福，可乎？”王曰：“善！但恐道士无以供之。”道士曰：“足有供之，愿王枉驾。”王曰：“刻日当到。”道士遂先请及群臣国人也，皆使仙童玉女及四方飞天人请男女一十四日，都毕，王叹曰：“贫道士尚能作大福如此，我大国王何所乏无而言不能供之耶？”刻日请道士徒众，大会道士，到皆引诸天圣众九品仙人，四十馀日，人来不尽，后方日日异类，或胡或伧，或吴或楚，或长或短，王仓库已半，人犹未止。……
↑ 三藏沙门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一》……然东夏大纲多行法护，关中诸处僧祇旧兼，江南岭表有部先盛，而云十诵、四分者，多是取其经夹以为题目。详观四部之差律仪殊异，重轻悬隔、开制迢然，出家之侣各依部执。无宜取他轻事替己重条、用自开文见嫌馀制，若尔则部别之义不著、许遮之理莫分，岂得以其一身遍行于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证灭不殊，行法之徒须依自部^{频毘娑罗王梦见一叠裂为十八片，一金杖斩为十八段。怖而问佛。佛言：“我灭度后一百馀年，有阿输迦王，威加赡部。时诸苾刍教分十八，趣解脱门其致一也。此即先兆，王勿见忧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区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纯是小乘，神州赤县之乡意存大教，自馀诸处大小杂行。考其致也，则律捡不殊，齐制五篇通修四谛，若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不行斯事，号之为小。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斯并咸遵圣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伪？意在断除烦惑拔济众生，岂欲广致纷纭重增沈结？依行则俱昇彼岸，弃背则并溺生津。西国双行理无乖竞，既无慧目谁鉴是非？任久习而修之，幸无劳于自割。且神州持律，诸部互牵，而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五篇七聚易处更难，方便犯持显而还隐，遂使覆一篑而情息、听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考其功也，实致为山之劳；核其益焉，时有海珠之润。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岂得故为密语而更作解謿？譬乎水溢平川决入深井，有怀饮息济命无由。准验律文则不如此，论断轻重但用数行，说罪方便无烦半日，此则西方南海法徒之大归矣。至如神州之地，礼教盛行，敬事君亲、尊让耆长、廉素谦顺、义而后取、孝子忠臣、谨身节用。……
三、食坐小床
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各别踞小床，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卑幼之流小枮随事。双足蹋地，前置盘盂，地以牛粪净涂，鲜叶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触，未曾见有于大床上跏坐食者。且如圣制，床量长佛八指，以三倍之长中人二十四指，当笏尺尺半。东夏诸寺床高二尺已上，此则元不合坐，坐有高床之过。时众同此，欲如之何？护罪之流须观尺样。然灵岩四禅床高一尺，古德所制诚有来由。即如连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闻夫佛法初来，僧食悉皆踞坐，至于晋代此事方讹，自兹已后跏坐而食。然圣教东流年垂七百，时经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继踵来仪，汉德乃排肩受业，亦有亲行西国目击是非，虽还告言，谁能见用？又经云“食已洗足”，明非床上坐，菜食弃足边，故知垂脚而坐是。佛弟子宜应学佛，纵不能依勿生轻笑。良以敷巾方坐难为护净，残宿恶触无由得免。又复敛众残食深是非仪，收去反触僧槃、家人还捉净器，此则空传护净，未见其功。幸熟察之，须观得失也。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三·二十洗浴随时》夫论洗浴之法，西国乃与东夏不同，但以时节调和稍异馀处。于十二月花果恒有，不识冰雪薄有微霜，虽复多暑亦非苦热。热则身无痱子，寒乃足无皴裂，为此人多洗沐体尚清净，每于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复所在之处极饶池水，时人皆以穿池为福。若行一驿，则望见三二十所，或宽一亩五亩。于其四边种多罗树，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处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异于馀者。……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三·二十七先体病源》……又复须知，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伦国。唯斯色类是唐所须，自馀药物不足收采。……
↑ 敦煌残抄本《老子西昇化胡经序说第一》……尔时老君告诸国王：“汝等心毒，好行杀害，唯食血肉，断众生命。我今为汝说夜叉经，令汝断肉，专食麦𪎊，勿为屠杀。不能断者，以自死肉。胡人佷戾，不识亲疏，唯好贪淫，一无恩义。须发拳鞠，梳洗至难。性既膻腥，体多垢秽。使其修道，烦恼行人。是故普令剔除须发，随汝本俗而衣毡裘。教汝小道，令渐修学。兼持禁戒，稍习慈悲。每月十五日，常须忏悔。又以神力为化佛形，腾空而来。高丈六身，体作金色。面恒东向，示不忘本，以我东来故显斯状。令其见者，发慈善心。汝等国王，所有朝拜一像吾面。东向政事。如是不久，过葱岭山，中有深池，毒龙居止。五百商旅，宿于池滨，为龙所害，竟不遗一。我遗其国渴叛陀王传祝与之，就池行法。龙王恐怖。乃变为人。谢过向王请移别住，不复于此更损人民，令后往来绝其伤害。次即南出至于乌场，遍历五天，入摩竭国。我衣素服，手执空壶，置精舍中，立浮屠教，号清净佛，令彼刹利婆罗门等而奉事之，以求无上正真之道。历年三八，穆王之时，我还中夏，使入东海，至于蓬莱方丈等洲。到于扶桑，暂过大帝之所，挍集仙品称位高下。又经八王二百馀载，幽深演之时，岁次辛酉。三川震荡，王者将亡。数遭百六，非人可制。我更西度，教化诸国。次入西海，至于聚窟流麟等洲。总召十方神仙大士，及初得道地下主者、并未授任游散仙人至孝至忠适经历度者，如是等辈八万馀人，挍量功德行业轻重，授其职位。五等仙官、二十七品仙真、上圣岳渎三天，咸悉补拟如是。又经六十馀载，桓王之时，岁次甲子一阴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始建悉昙十二文字，展转离合三万馀言。广说经诫，求无上法，又破九十六种邪道。历年七十，示人涅槃。襄王之时，其岁乙酉。我还中国，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义等法。尔后王诞六十年间，分国从都，王者无德。我即上登昆仑，飞升紫微，布气三界，含养一切。……”
《老子化胡经·卷第二》……尔时老君为诸弟子及众生故，告〔尹〕喜言：“是诸外道鬼神有九十六种，略为说之。此诸鬼神败乱正法，于修道人能为摩事，作诸变（怪）种种形像。或复令人坠落〔邪〕道，陷诸众生便不休息。吾去之后，遍行于世，乃至东夏，专行邪或，迷乱人心，令其颠倒风狂。或著者不悟，或令断发削须，乌衣跣足，种种形状，求人利养；行淫欲事，贪取钱财，遣人舍男舍女，□□□命，乃至头目、国城妻子，无所怜惜。云过去未来，得诸果报，人无悟者。复令国王帝主□□信向，破乱政事，不自归道。著此外道，则生我慢，矫诳百端，或乱大道。”
《老子化胡经·受道卷第八》……尔时，老子偈讫，告诸众曰：“我乘云御气，游于八极之外，履行十方。教化八十馀国，降伏九十五种邪道，或夏或夷，种种变见，或在火上，或在水中，或作小身，或作大身；何种不涉，何种不经，何国不化，何世不生？或儒或道，或仙或凡，传经说戒，种种教道，示令开悟一切众生。胡王既伏教戒，吾当游于九天。时鬼谷等二十四真，隐影复还于周，唯喜待吾矣。”
《老子化胡经玄歌卷第十》……我在舍卫时，约敕瞿昙身。汝共摩诃萨，赍经教东秦。历落神州界，迫至东海间。广宣至尊法，教授聋俗人。与子威神法，化道满千年。年终时当还，慎莫恋中秦。致令天气怒，太上踏地瞋。寺庙崩倒澌，龙王舐经文。八万四千弟子。一时受大缘。……
《老君十六变词》……五变之时。生在中都在洛川。嵩高少室岭岑颠中央修福十万年。教授仙人数万千。齐得升天入青云。降鉴周室八百年。运终数尽向罽宾。化胡成佛还东秦。敷扬道教整天文。
↑ 《姚伯多造像记》……其辞曰：芒芒太上。叠叠幽微。于矣皇老。诞精云湄。纯风渐鼓。品物沾晖。非至非成。熟启冥机。洸洸尹生。妙契玄理。远其城都。皓变素起。微言既畅。万累都止。陈文五千。功不在己。冲虚缠邈。如昧俞深。不知其谁。像帝先人。化治西域。流波东秦。至感无其，崇之者因。既建石像。图藻灵仙。在轩云遘。岳峙霄间。庄丽严饰。妙观闲闲。髣髴神仪。载扬真贤。济济川原。雍穆开关。俄俄风流。君子交齐。降生哲人。叙此熟资。清为时范。动为世师。非唯立德。政化是妣。其妣唯何。唯政是匡。其政唯何。柔而能刚。造立石像。德立弥章。唯我皇老。与日齐光。伯多、伯龙、姚定龙、姚伯养、姚天□从始供养，千载不忘。寿身舍身。道气将自。如此种福。□□苌入天堂。子孙□□后更烦昌。后人见之。供养如常。若当不信。□□
↑ 《三国志·卷十·魏书十·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荀彧》……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闲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
↑ 《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清河人李辽又上表曰：“臣闻教者，治化之本，人伦之始，所以诱达群方，进德兴仁，譬诸土石，陶冶成器。虽复百王殊礼，质文参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造化有灵，否终以泰，河、济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苏，凫藻奋化。而典训弗敷，雅、颂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缉熙宏猷，将何以光赞时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赊而急，实此之谓也。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兖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故镇北将军谯王恬版臣行北鲁县令，赐许供遣。二臣薨徂，成规不遂。陛下体唐尧文思之美，访宣尼善诱之勤，矜荒馀之凋昧，愍声教之未浃。愚谓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旧庙，蠲复数户，以供扫洒。并赐给六经，讲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后进，使油然入道，发剖琢之功。运仁义以征伐，敷道德以服远，何招而不怀，何柔而不从。所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辇毂，于今八稔，违亲转积，夙夜匪宁。振武将军何澹之今震捍三齐，臣当随反。裴回天邑，感恋罔极。乞臣表付外参议。”又不见省。
《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天文一》……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晋安帝义熙十四年，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
《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天文二》……永兴元年七月乙丑，星陨有声。二年十月，星又陨有声。按刘向说，民去其土之象也。是后遂亡中夏。……
《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总统群帅，告司、兖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义德相济，非徒疆理土地，恢广经略，将以大庇苍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践霜雪，逾历险难，匡国宁民，肃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诞膺明命，爰造区夏，内夷篡逆，外宁寇乱，灵武纷纭，雷动风举，响轶龙堆，声浮云、朔，陵天振地，拔山荡海。于是华域肃清，讴歌允集，王纲帝典，焕哉惟文，太和烟煴，流泽洋溢。中叶谅暗，委政冢宰，黠虏乘衅，侵侮上国。遂令司、兖良民，复蹈非所，周、郑遗黎，重隔王化。圣皇践阼，重光开朗，明哲柔远，以隆中兴，遐夷慕义，云腾波涌。方将蹈德履信，被艺袭文，增修业统，作规于后，勤施洽于三方，惠和雍于北狄。夫养鱼者除其猵獭，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虑，勇夫厉其节，嘉谋动苍天，精气贯辰纬。莫府忝任，禀承庙算，翦爪明衣，誓不顾命，提吴、楚之劲卒，总八州之锐士，红旗绛天，素甲夺日，虎步中原，龙超河渚。兴云散雨，慰大旱之思，吊民伐罪，积后己之情。师以顺动，何征而不克，况乎遵养耆昧，绥复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开，狡徒纵逸，王旅入关，群竖飙扇，襄邑之战，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体分，羽翼摧挫。加以构难西虏，结怨黄龙，控弦熸灭，首尾逼畏，蜂屯蚁聚，假息旦夕，岂复能超蹈长河，以当堂堂之陈哉。夫顺从贵速，归德恶晚，赏褒先附，威加后服。是以秦、赵羇旅，披榛委诚，施绂乘轩，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强作祸，提挈万里，卒婴𫓧钺。皆目前之诚验，往世之所知也。圣上明发爱恤，以道怀二州士民，若能审决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党，归投军门者，当表言天台，随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窜首巢穴，长围既周，临冲四至，虽欲壶浆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详择利害。”…………史臣曰：久矣，匈奴之与中国并也。自汉氏以前，绵跨年世，纷梗外区，惊震中宇。周无上算，汉收下策。魏代分离，种落迁散，数十年间，外郡无风尘之警，边城早开晚闭，胡马不敢南临。至于晋始，奸黠渐著，密迩畿封，窥候疆埸，俘民略畜者，无岁月而阙焉。元康以后，风雅雕丧，五胡递袭，翦覆诸华。及涉珪以铁马长驱，席卷赵、魏，负其众力，遂与上国争衡矣。高祖宏图盛略，欲以苞括宇宙为念，逮于悬旗清洛，饮马长泾，北狄衄锐挫锋，闭重崄而自固。于时戎车外动，王命相属，裳冕委蛇，轺轩继路，旧老怀思古之情，行人或为之殒涕，自是关、河响动，表里宁壹。宫车甫晏，戎心外骇，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开定司、兖，而兵无胜略，弃师陨众，委甲横原，捐州亘水，荆、吴锐卒，逸气未摅，偏城孤将，衔冤就虏，遂蹙境延寇，仅保清东。……
↑ 《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芮芮虏》国相邢基祇罗回奉表曰：“…………皇芮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漠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馀归仰，岂不盛哉！”
↑ 《隋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二·薛道衡》……高祖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大定中，授仪同，摄卭州刺史。高祖受禅，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骑常侍，聘陈主使。道衡因奏曰：“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后，华夏分崩。刘、石、符、姚、慕容、赫连之辈，妄窃名号，寻亦灭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远略。周、齐两立，务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诛，积有年祀。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臣今奉使，请责以称藩。”高祖曰：“朕且含养，置之度外，勿以言辞相折，识朕意焉。”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突厥》……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李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达奚长儒据周槃，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天子震怒，下诏曰：“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
↑ 《三老赵掾之碑》
三老讳宽，字伯然。金城浩眉人也。其先盖出自少皓，唐炎之隆，伯翳作虞，胤自夏商，造父驭周，爰暨霸世，夙为晋谋。佐国十嗣。赵灵建号，因氏焉。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圣，为谏议大夫。孙字翁仲，新城长，讨暴有功，拜关内侯。弟君□（真），密靖内侍，报怨禁中，徙陇西上。育生充国，字翁孙。…………元始二年复封曾孙纂为侯。宗族条分，裔布□（诸）华，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大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护苑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孙丰，字叔奇，监度辽营谒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为敦煌大守。孟元子名宽，字伯然，即充国之孙也，自上邽别徙破羌，为护羌校尉假司马，战斗第五。大军败绩，于时四子□（孟）长、仲宝、叔宝皆并震没，唯宽存焉，冒突锋刃，收葬尸死，郡县残破，吏民流散，乃徙□（家）冯□（翊），修习典艺，即敦诗书，悦志礼乐，由复研机篇籍，博贯史略，雕篆六体，稽呈前□（人），吟咏成章，弹翰为法，虽杨、贾、斑、杜，弗或过也，是以休声播于远近。…………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
↑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赞曰：百六有会^{前书音义曰：“四千五百岁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阳厄五，阴厄四。阳为旱，阴为水。”初入元百六岁有阳厄，故曰“百六之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方，四方；夏，华夏也。诗小雅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皇京烟埃。无礼虽及，馀祲遂广。矢延王辂，兵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刘焉》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阯，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 《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一·刘二牧传第一·刘焉》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会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壹，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谋得施。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当收俭治罪；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
↑ 《汉书·成帝纪》
↑ 《汉书·哀帝纪》
↑ ^368.0 ^368.1 ^368.2 《后汉书·卷第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永元二年）……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月氏国遣兵攻西域长史班超，超击降之。……
（永元三年）……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
（永元四年）……武陵零阳澧中蛮叛。
（永元五年）……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
（永元六年）……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馀国。……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永元八年）……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为寇。秋七月，行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讨之，斩右温禺犊王。
（永元九年）……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永元十三年十一月）……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元兴元年十二月）……北匈奴遣使称臣，诣敦煌奉献。
（延平元年四月）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追击，战没。……
↑ 奴国の时代
↑ 一度に３面の小型镜を制作、量产用鋳型が出土…福冈・“奴国”王都の须玖遗迹群で全国初の确认
↑ ^371.0 ^371.1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僰道县》僰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拒郡百里，髙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冨，汉民多，渐斥徙之。有荔支、姜、蒟。……
↑ 带你领略星辰大海
↑ ^373.0 ^373.1 《汉书·西域传上》
↑ 《晋书·卷四·孝惠帝纪第四》……（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元康六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冯翊太守欧阳建与度元战，建败绩。征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冬十月乙未，曲赦雍、凉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等讨万年，梁王肜屯好畤。关中饥，大疫。七年春正月癸丑，周处及齐万年战于六陌，王师败绩，处死之。……九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征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
↑ 《晋书·卷三·世组武帝纪第三》……（太康二年）冬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马陈骞薨。有星孛于轩辕。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太康三年）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太康七年夏五月）鲜卑慕容廆寇辽东。……（太康十年）五月，鲜卑慕容廆来降……

[漢族先民-11] 1.0 ^1.1 ^1.2 ^1.3 ^1.4 人类血统相当于基因组（genome），但不同的父系或母系并非民族及种族身份的绝对标签，比如一名白种男性和一名黑种女性生育男性后代，每一代男性皆与黑种女性通婚，其男性后代虽带有来自白种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遗传成份皆与黑种男性无异，难道还可视为白种男性？反过来亦一样，带有非洲父系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男性难道还可视为黑种男性？故此分属不同人种的民族身份确立首要看外貌肤色之差异，其次同一人种或相近外貌肤色的人种则视民族血统之有无，具体血统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设定甚至可以选择性吸纳某些个体的同时拒绝另一些个体，符合前述两项条件后则视个人意志的选择，如此，民族身份遵从血统原则具备稳定群体身份的同时仍可带有一定个人选择的弹性，然而没有文字、没有可信文献纪录之史前时代人群身份，其身份应依其后裔子孙之族属而归类，以免割裂对立信史之民族与其祖先人群的亲缘联系。
民族（Ethnic Group）的人群起源时代与身份形成时代未必一致，以汉族为例，其民族是由新石器时代居于汉洲大地以原华夏部落为代表的主要黄河中游血统及以百越部落为代表的次要古南方血统之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先秦时代居于黄河中游人群之东、北、西诸氏族部落彼此都部分共享黄河中游血统，皆可归为古华夏诸部落之一
先秦夷部落主要聚居在青兖徐三州。
根据济南市章丘区的大汶口文化焦家（jiaojia）遗址的21个个体全基因组分析，焦家人群带有约57.6%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MN, Middle Yellow River Middle Neolithic）^[1]
根据一项对山东省Liulin_MDWK（邳州市刘林,3）、Ercun_MLDWK（沂南县岸提二村,1）、Xixiahou_MDWK（曲阜市西夏侯,4）、Fujia_MDWK（广饶县傅家,10）、Wucun（广饶县五村,5）、Dawenkou_MDWK（泰安市大汶口,3）、Sanlihe（胶州市三里河,6）、Wutai（烟台市午台,7）、Chengzi（诸城市呈子,2）、Liangchun（临淄市两醇,3）、Fengshan（滕州市封山,1）、Xisanjia（龙口市西三甲,5）、Dongkangliu（枣庄市东康留,3）、Xujiaying（济宁市徐家营,3）、Xiyanchi（临沂市洗砚池,2）、Dongxiaogong（滕州市东小宫,2）、Jianyaomiao（邳州市煎药庙,1）、Dongguandongnan（莱州市东关东南,3）等18个遗址合共60多个个体的基因组（genome-wide）研究，依年代划分为大汶口文化组的刘林、岸提二村、西夏侯、傅家、五村、大汶口、三里河、午台等8个地点；龙山文化组的午台、三里河、呈子3个地点；Shandong_3k（3000年前山东组）的呈子、五村、两醇、西三甲、东康留5个地点；Shandong_2k（2000年前山东组）的封山汉墓、西三甲、徐家营汉墓、洗砚池晋墓、东小宫汉墓、煎药庙晋墓等6个地点；Shandong_1k（1000年前山东组）东关东南宋元明墓地1个地点，共5个年代组，其中大汶口文化组可分为三个亚群：分别是西夏侯与岸提二村的大汶口文化黄河中游亚群（Dawenkou_YR）；傅家、五村和大汶口的大汶口文化狩猎采集者亚群（Dawenkou_HG）；午台与三里河组成的大汶口文化南东亚亚群（Dawenkou_SEA），其中大汶口文化黄河中游亚群带的基因组带有100%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YR_MN），大汶口文化狩猎采集者亚群带有以博山（Boshan）及小荆山（Xiaojingshan）为代表的9～40%狩猎采集者血统及59～90%以大汶口西夏侯人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大汶口文化南东亚亚群带有15～17%%以福建省昙石山（Tanshishan）及溪头村（Xitoucun）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及82～85%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而刘林遗址人群带有54～87%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10～17%古南方血统、26～35%狩猎采集者血统，平均而言，大汶口文化组带有58.6～100%黄河中游血统。
龙山文化组的三里河及呈子人群带有100%大汶口三里河人群血统，即带有约82～85%以大汶口西夏侯人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及17%昙石山或14%溪头村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而午台人群带有85.2%大汶口傅家人群血统，即带有略多于一半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血统。
Shandong_3k组依据其黄河中游血统的来源可细分为三个亚群，分别是东康留与两醇带有100%来自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的亚群1；五村与呈子带有46～70%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加上29～53%以龙山时代三里河、午台血统为代表的亚群2；西三甲带有100%来自龙山三里河人群血统的亚群3。
现代山东省汉族基因组带有100%来自Shandong_2k组或Shandong_1k组的血统，另外，黄河中游人群血统影响了齐家文化人群及庙子沟文化人群约80%血统、影响石峁文化人群约79%血统、影响西辽河红山文化人群约60%血统、影响哈民忙哈文化人群约24%血统，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历史匈奴、鲜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统对山东省汉族血统的影响微不足道。^[2]
接著根据对河南省禹州市瓦店（Wadian）、叶县余庄（Yuzhuang）、登封市王城岗（Wangchenggang）、山东省邹平县丁公（Dinggong）、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Chengziya）等五个遗址人群的分析，依年代划分为龙山时代丁公人群、龙山时代余庄人群、龙山时代瓦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及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等七个年代人群，其中龙山丁公人群又分为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龙山丁公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龙山丁公o1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龙山丁公o2组）等3个组，其基因组显示，龙山时代丁公组带有51.2%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流域栗黍农民血统（YR_MN），龙山丁公o1组带有46.4%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龙山丁公o2组和大汶口西夏侯人群（Xixiahou_LDWK）、大汶口岸堤二村人群（Ercun_MLDWK）同样与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相同具有基因同质性，龙山余庄人群带有100%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与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具有基因同质性，Chengzi_LS（龙山时代呈子人群）带有73%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龙山瓦店人群带有约85%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及15%以阿美族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二里头时代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带有85%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带有91%仰韶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及9%以阿美族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龙山时代瓦店人群、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和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与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N）具有基因同质性，二里头文化人群与岳石文化人群具有相对的基因同质性（genetic homogeneity）；Shandong_3k（3000年前山东组）的五村（Wucun）人群带有92%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而Shandong_3k组两醇（Liangchun）人群、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皆是100%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的直系后代（direct descendants）^[3]
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Qinwangzhai）的郑州市站马屯遗址人群（Zhanmatun）基因组（genomes）显示其与以灵宝晓坞（Xiaowu）、荥阳汪沟（wanggou）、三门峡仰韶村（Yangshaocun）为代表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人群具有基因同质性（Genetically Homogeneous），同时也与山东省曲阜市的大汶口文化西夏侯遗址人群（Xixiahou）具有基因同质性^[4]
综上佐证早在仰韶时代大汶口文化已受到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东扩的影响而带有大量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原华夏，下同），比如济南市焦家、曲阜市西夏侯、沂南县岸堤二村、烟台市午台、胶州市三里河、邳州市刘林等地人群已带有50%～100%不等的同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龙山时代的夷部落仍带有约一半原华夏血统，比如三里河、诸城市呈子、邹平县丁公等地人群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原华夏部落在基因上有着亲缘关系，彼此为亲缘部落，二里头文化王城岗人群与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与龙山原华夏人具有基因同质性，至汉代山东省地区血统与龙山时代及同时代河南省原华夏血统基本相同，所以将五帝时代～秦代位于青兖徐三州之夷部落归属为类原华夏部落更能反映其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以至现代汉族之基因遗传联系。
先秦狄部落主要聚居于冀州中北部及相邻的陜北高原地区。
根据2022年一项对石峁、新华（XH）、寨山（ZS）、木柱柱梁（MZZL）及神圪垯梁（SGDL）等石峁文化相关遗址出土的122个个体线粒体基因组（mitochondrial genomes,mtDNA）分析，发现龙山时代石峁文化人群主要是来自仰韶时代当地人群的延续，石峁文化人群与同时代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关系密切，其中又与陶寺文化人群最密切，与达斡尔、蒙古、维吾尔、藏等现代民族相比，石峁文化人群与现代汉族遗传关系最近，在汉族内则与北方汉族最近^[5]；一项对龙山时代神木县石峁（Shimao）、襄汾县陶寺（Taosi）、延安市芦山峁（Lushanmao）三个遣址出土个体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三处人群虽受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阿穆尔河血统（AR_EN）成份影响，但仍以土著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仰韶原华夏）血统（YR_MN）为主，石峁人带有90～92%、陶寺人带有81～93%、芦山峁人带有83～88%仰韶原华夏成份，相比起与石峁遗址同一考古学文化位于石峁以西约35公里的神木县大保当镇神圪垯梁遗址（shengedaliang）人群带约77～79%仰韶原华夏成份，石峁、陶寺及芦山峁含有更高比例的仰韶原华夏血统，研究又发现陶寺中期大墓ⅡM22的墓主（编号TS）父系属O2a2b1a2a1a−F46（Oβ）^[6]，该父系出自生存于约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一名男性，占现代汉族男性约11%人口^[7]^[8]；一项对神木县大保当镇石峁文化新华遗址（Xinhua,XH_LN）及长武县周代碾子坡遗址（Nianzipo,NZP_LBIA）人群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新华人除了XH_LN_o、XH_LN_o1这两个个体带有较高比例的古南方血统外，新华人平均带有约81%仰韶原华夏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MN）或91%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LN），而XH_LN_o最高带有约41%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南方岛屿人群（China_SEastAsia_Island_LN）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及约58%仰韶原华夏血统、XH_LN_o1则带有约18%古南方血统及约82%仰韶原华夏血统，至于碾子坡人带有97.6%仰韶原华夏血统及2.4%以泰雅族（Atayal）为代表的古南方血统，研究亦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内蒙古区察哈尔右翼前旗新风乡之庙子沟遗址人群（China_Miaozigou_MN）虽受到阿穆尔河血统影响但仍带有约60～72%仰韶原华夏血统，可见以中原血统（Central Plains ancestry）为主要成分之先秦部落人群广泛分布在阴南丘陵、陜北高原、陇东高原等地^[9]
一项综合阿穆尔河、黄河、西辽河三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出土个体的基因组研究，发现西辽河流域人群主要带有分别来自黄河及阿穆尔河的双重血统，平均而言约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人群基因组分别带有约37%来自黄河中游人群（the central plai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成分及约63%来自阿穆尔河人群成分，至约公元前1697年左右的二里头时代，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中原人群成分升至约92%，但同时来自中原人群的X染色体比例并没有如黄河遗传成分般同等上升，甚至出现占比下降，所以在这段时期有大量中原男性人群的流入辽西才导致相关遗传成分上升，近千年后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中原遗传成分降至约56%^[10]，可见辽西以南亦即燕山以南作为迁移必经之地的河北平原地区存在大量与黄河中游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聚居。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亦即龙山时代起，陜北高原南北的芦山峁及石峁两地人群皆带有至少70%或以上大量高比例的仰韶原华夏栗黍农民血统，甚至阴南丘陵之庙子沟人仍至少带有60%仰韶原华夏血统，而二里头时代辽西人群拥有的原华夏血统高达92%，是以将先秦狄部落归属类原华夏部落才能凸显其与先秦原华夏部落存在亲缘关系此一事实，另外，陇东高原是先秦戎部落活动地区，碾子坡人基因含有约九成仰韶原华夏血统，很可能代表先秦戎部落吸收了大量源自原华夏部落的人群。

[漢國漢族-24] 2.0 ^2.1 ^2.2 ^2.3 ^2.4 ^2.5 ^2.6 直至汉王朝末年，政府统计的主要郡国户口人员都是汉族，另有少部分汉族人口及“蛮夷戎狄居汉地者”——比如浑邪王向汉朝投降带来的四万匈奴男女或南匈奴单于国的人口——不在统计之列^[44]，根据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汉国国内汉族人口为5959,4978人，据《汉书地理志》所列十三州部一百三个郡国的汉族人口共计为5767,1391人，汉族人口平均约5863,3184人。
后期治世的汉族人口在元兴元年（105），约5325,6229人^[85]，而永和五年（140）汉国十三州部九十五郡治理（不含属国）的汉族人口合计4525,4916人。
与汉朝一样，西晋时代的人口统计数据亦只包括汉族人口，江统指出“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86]，即关中地区的汉族与非汉族群的人口合计百馀万口，汉族与非汉族群各占一半，而太康年间的雍州部七郡共计9,9500户，秦州部六郡共计3,2100户，合计13,1600户，以一户六人算约78,9600人，不到百万，如只计关中地区所在的雍州部则只有59,7000人^[87]，可证西晋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仅限汉族，至少汉族人口与非汉族群人口并不混合计算，在太康元年汉国统一后的全国十九州部汉族人口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大约240,0000户及1600,0000人左右。
当然，主要的人口户数虽仅限于汉族人口但不同族群之间有人员交流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汉晋时代有投入汉族的也有投入非汉族群，从遗传基因来看，前者人员数量较少从而无对汉族血统产生显着影响。^{[注 4]}

[混血-32] 3.0 ^3.1 ^3.2 人类血统相当于全基因组（genome-wide），涵盖父系（Y chromosome）及X染色体，不同的母系或父系C2b、D1a、O2a、R1b等等并非民族及种族身份的绝对标签，比如一名白种男性和一名黑种女性生育男性后代，每一代男性皆与黑种女性通婚，其男性后代虽带有来自白种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遗传成份皆与黑种男性无异，难道还可视为白种男性？反过来亦一样，带有非洲父系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男性难道还可视为黑种男性？故此分属不同人种的民族身份确立首要看外貌肤色之差异，其次同一人种或相近外貌肤色的人种则视民族血统之有无，基因组血统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设定甚至可以选择性吸纳某些个体的同时拒绝另一些个体，符合前述两项条件后则视个人意志的选择，如此，民族身份遵从血统原则具备稳定群体身份的同时仍可带有一定个人选择的弹性。
河南省十万多蒙古族及云南省一万多蒙古族是不是纯血？当然，上述蒙古族认同不能排除攀附的可能性，毕竟中共民族政策是优待非汉民族，加上尊崇少数民族的氛围，汉族人有利益动机攀附少数民族，相反，蒙古国并没有优待非蒙古族的民族政策，所以才不会出现蒙古人向非蒙古族“认祖归宗”的操作。
比如务川县仡佬族（Gelao_Wuchuan）的全基因组（genome-wide）有约70%来自与汉族相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流域栗黍农民血统（YR_MN）^[55]。
比如内蒙古区蒙古人的全基因组显示其遗传成份可分为以中晚青铜时代辛塔什塔文化（Russia_Sintashta_MLBA）为代表的西欧亚血统、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流域为代表的古中原人群血统（YR_LN）以及新石器时代蒙古国北部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ARB）等三个主要成份，根据不同成份占比差异可将内蒙古区蒙古人分为内蒙古人（Mongolian_inner）、中蒙古人（Mongolian_mid）、外蒙古人（Mongolian_outer）等三个亚群，三个亚群均以古中原血统最多、阿穆尔河血统次之、西欧亚血统最少，根据2021年在内蒙古区采集的32名蒙古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C2b1（9/32）、C2c1（4/32）、D1a2（1/32）、O1b1（1/32）、O2a1（3/32）、O2a2（11/32）、Q1b1（1/32）、I2a2（2/32）^[56]；根据对阜新县蒙古人（Mongolian_Fuxin）的全基因组研究，其遗传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Yellow River Basin,YRB）及西辽河流城（West Liao River Basin,WLRB）人群血统、蒙古草原（MP）及阿穆尔河（Amur River Basin, ARB）人群血统以及青铜时代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血统等三种成份组成，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古中原血统占近40%，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西欧亚血统则占约9%，2022年在阜新县采集的13名蒙古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D1a（2/13）、O2a（5/13）、O1b（1/13）、N1b（1/13）、N1a（2/13）、C2b（1/13）、Q1a（1/13）^[57]；贵州省毕节市蒙古人（Mongolian_Bijie）的基因组带有逾50%以铁器时代台湾汉本（Hanben_IA）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毕节市采集的19名蒙古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O1a1（6/19）、O1b1（13/19）^[58]
比如辽宁省满人，其全基因组的遗传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YRB）为代表的古中原成份、铁器时代台湾汉本遗址（Taiwan_Hanben_IA）等为代表的古南方成份以及古代阿穆尔河（ARB）成份等三种不同的血统组成，古中原血统占逾50%，而古南方血统则有近20%，2021年在辽宁省新宾县采集的37名满人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C2b（2/37）、C2c1（6/37）、N1b（3/37）、O2a1（6/37）、O2a2（16/37）、R1b1（2/37），另有父系O、P1各一名，父系以O2a为主，受到大量汉族血统影响^[59]；贵州省毕节市满人（Manchu_Bijie）的基因组带有近50%以铁器时代台湾汉本（Hanben_IA）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毕节市采集的18名满人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O1a1（3/18）、O1b1（6/18）、O2a1（1/18）、O2a2（6/18）、D1a1（2/18），金沙县满人（Manchu_Jinsha）亦带有近50%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金沙县采集的25名满人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O1a1（3/25）、O1b1（12/25）、O2a2（2/25）、C1a（2/25）、C1b1（1/25）、C2c1（4/25）以及一名父系F^[58]。
特别是中亚地区的不同民族都是由分属印欧人种及蒙古人种的不同族群混合而成，维吾尔人及哈萨克族就是人种混合的产物^[60]^[61]
新疆区维吾尔人（Xinjiang’s Uyghurs,XJU）的全基因组显示其族群是由西欧亚（West Eurasia,WE）、西伯利亚（Siberia,SIB）、东亚（East Asia,EA）、南亚（South Asia,SA）等不同地区的人种民族混合而成的新民族，平均而言以萨丁尼亚人（Sardinian）为代表的西欧亚血统约33.3%、泰雅族为代表的东亚血统约32.9%、恩加纳桑族（Nganasan）为代表的西伯利亚血统约16%、印度马拉（Mala）种姓为代表的南亚血统约17.9%，时间上东亚首先与西伯利亚混合为东方血统，然后西欧亚与南亚混合为西方血统，最后东西方血统混合，根据混合比例的差异，新疆区维吾尔人可依方位分为以塔城、博尔塔拉、伊犁、阿克苏、克孜勒、喀什、和田、巴音郭楞西部为主的西南族群与以昌吉、吐鲁番、哈密、巴音郭楞北部及东部为主的东北族群，西南族群的西欧亚及南亚血统比例较高，而东北族群的西伯利亚及东亚血统比例较高^[62]；对罗布泊地区维吾尔人（LopNur population,LOP）的全基因组分析发现其族群同样是由欧亚大陆各地不同人种族群混合而成，主要以萨丁尼亚人为代表的欧洲血统（West Europe,EUR）约26.43%、汉族（Han）为代表的东亚血统（East Asia,EAS）约41.46%、爱基斯摩人（Eskimo）为代表的西伯利亚血统（SIB）约24.27%、印度马拉种姓为代表的南亚血统（South Asia,SAS）约7.82%，相对于新疆区其他维吾尔人，罗布泊维吾尔人的东亚与西伯利亚成份比例更高，2025年在罗布泊采集的60名维吾尔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C2b（2/60）、Q1a（1/60）、O2a（4/60）、N1a（1/60）、J1a（1/60）、J2a（34/60）、L1a（5/60）、R1a（4/60）、R1b（1/60）、R2b（6/60）、H1a（1/60）^[63]
哈萨克民族小玉兹族群的Zhetiru人主要由Zhagalbaily、Ramadan、Tabyn、Kerderi、Kereit、Tama、Teleu等七大氏族组成，其中四个氏族各有一个超过50%的父系，Kerderi氏族是R1a1a、Kereit氏族是N1a2、Tama氏族是C2a1a3、Teleu氏族是J2a2，2025年对Zhetiru人采集的350名男性样本的父系分别是R1a（50/350）、R1b（40/350）、C2a（96/350）、C2b（3/350）、J2a（68/350）、N1a（41/350）、Q1b（9/350）、O2−M122（27/350）、D1−M174（1/350）、G1−M285（5/350）、E1b（4/350）、I2a（6/350）^[64]
比如甘肃省肃南县的裕固族（Yugur）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8.9%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YR_LBIA）及约11.1%安得罗诺沃文化血统（Russia_Andronovo）组成，根据2021年在肃南县采集的裕固男性父系有C2b（20%）、D1a（20%）、O2a（40%）、Q1b（20%）^[65]；根据2025年在肃南县采集的237名裕固男性的父系由C2a（10.55%）、C2b（5.06%）、D1a（7.59%）、E1b（1.27%）、J2a（4.64%）、N1a（2.95%）、N1b（1.27%）、O1a（1.69%）、O1b（3.38%）、O2a（43.04%）、O2b（0.42%）、Q1a（0.84%）、Q1b（9.7%）、Q−M242（0.42%）、R1a（7.17%）组成，大部分（86.92%）来自周边蒙古、汉、藏等民族父系的流入，少部分（E、J、R，13.08%）来自西欧亚族群的流入^[66]
比如临夏州临夏县的回族（Hui）全基因组成份由约90.9%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9.1%安得罗诺沃文化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临夏县采集的回族男性父系有D1a（10%）、H1a（10%）、J2a（30%）、N1a（10%）、O2a（20%）、R1a（20%）^[65]
比如积石山县大家河镇的保安族（Bonan）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9.1%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10.1%安得罗诺沃文化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大家河镇采集的保安族男性父系有C2b（6.2%）、D1a（18.7%）、J2a（6.2%）、N1a（6.2%）、O1b（12.5%）、O2a（18.7%）、Q1b（6.2%）、Q2a（6.2%）、R1a（18.7%）^[65]
比如甘肃省撒拉族（Salar）的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8.2%青铜至铁器时代黄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11.8%安得罗诺沃文化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甘肃省采集的撒拉族男性父系有I2a（9.1%）、J2a（9.1%）、N1b（9.1%）、O1b（18.2%）、O2a（27.3%）、R1a（27.3%）^[65]
比如甘肃省东乡族（Dongxiang）的全基因组成份由约85.1%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辽河流域相关血统及约14.9%铁器时代亚兰文化（Russia_Alan）相关血统组成，根据2021年在甘肃省采集的东乡族男性父系有D1a（13.3%）、E1b（6.7%）、J2a（26.7%）、L1a（6.7%）、N1a（13.4%）、O2a（13.3%）、R1a（6.7%）、R2a（13.3%）^[65]
比如新疆区塔吉克族（Xinjiang Tajiks,XJT）的全基因组显示，其民族分别是由46.5%西欧亚（West Eurasia,EUR）、35.9%南亚（SAS）、8.2%西伯利亚（SIB）及5.6%东亚（EAS）等来自不同地区族群的血统混合而成^[67]
极端民族主义者想嘲笑贬损汉族血统不纯却忽略了蒙、满族群血统同样不纯，发出回力镖反而打到血统更混杂的内亚族群身上，虽然一个民族可以由多个不同的民族混合而成一新血统，但维吾尔、塔吉克等中亚族群由欧亚大陆各地不同血统及父系混合构成的事实揭露了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尊崇的内亚族群血统才是真洼地。

[南北同族-33]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根据对由Fengshan（封山汉墓）、Xisanjia（西三甲）、Xujiaying（徐家营汉墓）、Xiyanchi（洗砚池晋墓）、Dongxiaogong（东小宫汉墓）、Jianyaomiao（煎药庙晋墓）等6个地点出土个体合并的Shandong_2k（2000年前山东组）人群基因组（genome）及由东关东南宋元明墓地代表的Shandong_1k（1000年前山东组）人群基因组的研究显示，现代山东省汉族基因组带有100%来自Shandong_2k组人群或Shandong_1k组人群的血统，Shandong_2k组人群及Shandong_1k组人群带有100%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N）或青铜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BIA），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历史上匈奴、鲜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统对山东省汉族血统的影响微不足道^[2]；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汉代丁公人群）的基因组研究显示其是100%龙山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YR_LN）的直系后代（direct descendants）^[3]；战国时代～东汉时代中国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青蓝府（Qinglanfu）墓地人群的基因组（genome）显示，带有超过80%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MN）或100%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血统（China_YR_LN），也即青蓝府人和龙山时代黄河中游栗黍农民之间具有基因同质性，同时青蓝府人与现代山东省汉族（Shandong Han Chinese,Shandong_HE）、河南省汉族及山西省汉族之间也具有基因同质性，可证三省汉族的遗传成份自汉代至今长达2000年的基因稳定性（Genetic Stability），另外值得留意的是，现代广东省汉族及福建省汉族皆带有约一半的青蓝府人群血统^[11]。
匈奴时代蒙古国南戈壁省Номгон县的巴彦布拉格遗址（BBS）可能是汉朝在太初元年（前104）建立的受降城，来自该遗址的男性人群基因组带有94%～100%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土著血统，与中、俄、蒙三国其他民族相比，该人群在父系遗传结构及全基因组方面与现代汉族具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12]
根据中国河南省渑池县Lusixi（鹿寺西）遗址西周至清代人群的基因组显示，西汉时代鹿寺西人群基因组主要由88.9%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及11.1%铁器时代台湾汉本人群血统构成，而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人群（YR_LN）基因组分别由91.5%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群血统（YR_MN）及8.5%铁器时代台湾汉本人群血统（Taiwan_Hanben）构成，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人群及西汉时代鹿寺西人群的血统均是由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人与铁器时代汉本人以约9：1比例构成，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清代的鹿寺西人群的中原-汉本血统比例与现代河南省汉族血统相近，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来自北亚游牧人群与中亚印欧人群的影响微小，证明以河南省为代表的中原汉族人群血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至今具有长期的基因稳定性（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13]
古代一般认为汉族完全是由原华原（先秦华夏人）一源直接传承而来，以胡人、越人为他者外族，前者确然但后者不必然，与北亚胡人不同，古越人与原华夏人同属农耕定居部落，被分类为夷狄的人群不代表与原华夏部落没有亲缘关系^{[注 1]}，传统上越王姒勾践可与齐桓公、晋文公同列为春秋五霸^[14]，古百越地区几乎与大赤县神州（汉洲）域内之荆州及扬州地区重叠^[15]^[16]^[17]^[18]，必然囊括相当一部分的古越人（东南三越地区原住民）融入原华夏形成汉民族^[19]，而“百越”之名转而成为西南地区部分族群的他称，故此“百越”在传统观念上游移于汉族与非汉族群之间，而先秦“华夏”遂成为汉代南北两大土著融合而诞生的单一民族——汉族的自称，其居地亦以“华夏”称之，称汉洲南部为“南夏”初见于东汉末年，小至交州刺史部，大至孙吴政权、东晋政权等南朝辖境皆属华夏南部的南夏之地^[20]^[21]^[22]，当地隶属官方编户的人口以汉族为主^{[注 2]}，带有来自中原移民的成份^[23]，比如江苏省当地人从北宋至今其基因组主要由中原原华夏血统（YR_LBIA）及南方古百越血统组成，虽然一千年间两大血统占比略有波动，北宋时代的江苏省人群血统仍与现代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汉族血统之间具有遗传连续性（enduring genetic continuity），亦与现代全体汉族具备密切的血缘关系^[24]。
即使是先秦时代，以河南省为代表的中原汉族基因组成份除了原华夏血统外也长期带有约10～20%古百越血统，其次汉洲扬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浙赣闽粤四省汉族人口2亿多，自有人口统计以来长期占四省人口96%以上，可证原华夏人群对于汉族之形成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但并非唯一的来源，所以民族祖源应修正为原华夏（主）+古百越（次）⇒新华夏（汉族），现代南部汉族皆是由南下的原华夏部落（中原人群）与先秦时代部分古南方部落融合而成，与北部汉族在遗传上有密切或一定程度的亲缘关系，甚至南北汉族之间父系遗传及母系遗传差异距离皆小于南北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25]。
比如贵州省汉族的全基因组主要由超过50%以龙山时代周口市平粮台（Pingliangtai_LN）与禹州市瓦店（Wadian_LN）为代表的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YRB）以及其他古南方血统组成^[26]
比如疍家汉族的基因组就带有约30%～91%以仰韶时代灵宝市晓坞遗址（Xiaowu_MN）为代表的黄河中游粟黍农民（即原华夏部落）相关血统^[27]
比如族内最为疏远的支系部落广西区汉族（GPH）的基因组主要也是由携带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南下的少数中原部落移民（约25%或以上）与多数古百越部落先住民共融形成^[28]
综上佐证汉民族主要起源于中原的黄河中游原华夏及南方的古百越这两大同属蒙古人种的原住民部落，由原华夏主导融合而形成不晚于公元1世纪的单一独立民族（ethnic）。
祖源有二的民族并不罕见，如由弥生人与绳文人融合形成之和人^[29]，至如由蒙古、印欧两大人种族群融合形成的维吾尔族或其他中亚地区民族并非出自一源，更不是出自单一人种^{[注 3]}，都不影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存在。

[漢族別稱-49] 5.0 ^5.1 ^5.2 ^5.3 最初周部落自称的“中国”一词，后成为中原地区的称呼以及汉族群体的自称之一，“中国”一词可代指汉族，成为与匈奴、乌丸、突厥、契丹等并立的一个族群，例如元始二年王莽在恶都奴大会上对匈奴帝国的规定^[274]，建安年间流亡入鲜卑的汉族人^[121]，唐太宗李世民亦以“中国人”为我族之称呼；突厥汗国泥撅处罗可汗之母向氏^[275]；薛延陀用“中国人”指称汉族民众^[276]，太平兴国七年（982），契丹使臣以族群“汉”指“中国”，王延德认同中国即汉，熙宁年间，党项人以族群“汉”指“中国”，范育认同汉即中国^[277]，所以历史上无论是非汉族群还是汉族都曾长期存在以“中国”为汉族族称，但更多时侯仅指中原人。
因为秦始皇嬴政首次统一赤县神州（小汉洲），加之北征大破匈奴人，影响所及，即令秦朝灭亡后，匈奴人亦长期以“秦”来称呼汉族，北亚及中亚诸国族群受匈奴帝国影响，以“秦”来称呼汉族，流入北亚匈奴、西域大宛的原华夏人（汉族先民）被称为“秦”^[278]^[40]^[232]^[279]，汉族人亦自称为“秦”，比如舍卫国摩登王指中国族群“自谓秦”^[280]；葛洪称郭林宗受到“秦、胡景附”，意即受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追随，以“秦”指汉族^[281]^[282]；辰韩因为有来自秦代燕、齐地区原华夏人流入，导致当地语言“有似秦语”、“有似秦人”即“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秦”实指汉族^[121]^[283]^[284]；邓训及段颎在对付羌乱时统率的部队除了胡兵、羌兵外，还有秦（汉）兵；光和七年（184）洛阳人樊利家从杜歌子买地后强调“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歌子当自解之”，即田产主权若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汉族人（秦）或非汉族人（胡）所有因而引起纠纷，与买者樊利家无干，应由卖者杜歌子负责解决^[256]；董卓的军队既有胡兵，也有秦（汉）兵，后者即郑太所称的“并、凉之人”来自并州及凉州的汉兵；据审配所言，袁谭的军队也有秦（汉）兵、胡兵之分^[285]；马腾、韩遂等凉州汉族军阀的士兵亦是由汉（秦）、胡混编组成^[286]；东晋官府乐曲以“秦”为汉族自称^[287]^[288]，汉族传统领域（赤县神州）也被称为“秦”^{[注 35]}
承自周部落自称的“华夏”（包括“诸华”或“诸夏”、“华人”或“夏人”、或简称“华”或“夏”等称呼）顺延扩大成为汉族的自称，例如名其族居地为诸夏^[44]，以“华夏”为汉族之自我族称，如天凤五年（18）王莽认为自称为“夏”的本族群在近年来受到游牧胡人的侵扰，在天凤六年及地皇元年（20）亦曾对当时汉族持续受到此类侵扰表示忧虑^[289]，永初五年（111）闰四月二十日，汉安帝刘祜为近年来“夷狄猾夏”之事而忧虑，延熹五年（162）汉桓帝刘志批评槃瓠蛮人侵掠汉族平民，又批评当地汉官不能守城保民^[78]；泰始十年（274）晋武帝司马炎称太原王司马瓌受到“夷、夏怀附”，张华创作的乐诗中以“华”为汉族之自称，建武元年（317）晋元帝司马睿赞扬刘琨“抚宁华、戎”，内抚汉族外连拓跋氏以抗衡南匈奴，咸康元年（335）孔坦在寄给石聪的信中以“华、狄道乖”形容代表汉族的东晋政权与外族代表后赵政权之间的关系^[50]，义熙元年（405）凉王李玄盛在向上奏晋皇帝的奏章中感叹“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义熙十二年（416）晋安帝司马德宗称赞刘裕受到“华、夷企踵”爱戴，可见自东汉王朝开始以“华夏”为汉族之自称^[290]；元嘉二十三年（446）刘宋政权以“诸华”为汉族自称，同年盖吴起兵反魏，宋文帝刘义隆认为盖吴起兵得到当地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响应，“华、戎响附”，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得到北魏境内“华、戎表疏”，认为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会助宋叛魏，遂举兵北伐中原，同年北魏将领鲁爽投奔南朝刘宋，向南平王刘铄控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北魏国中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样受到迫害，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宋大臣颜竣认为族属“华”的汉族政权不应该与北魏重开贸易，元嘉三十年（453）宋文帝被长子刘劭弑父夺位，三子刘骏起兵讨伐兄长刘邵，其檄文中宣扬宋文帝治下“华、夷即晏”，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得到安定和平，朝廷大臣谢庄认为刘骏起兵讨逆是“雪华、夷之耻”，宋文帝被弑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臣民共同遭受的耻辱^[291]；昇明三年（479）三月十二日，宋顺帝刘准策封萧道成为齐公，赞扬萧道成“震威华、戎”，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之中都有威名，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宋顺帝策封齐公萧道成为齐王，赞扬萧道成有“华、戎一揆”，即统理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事务的能力^[292]；太建二年（570）八月初三，陈宣帝陈顼指出“去戎即华，民之本志”，即离弃鲜卑化的北齐政权以归化代表汉族的陈政权是汉族民众之愿望，并为近年南迁入陈的汉族民众免除课税徭役，许诺一旦北伐成功，皆可回归中原故乡重新安置^[293]；贞观四年（630）魏徵以“华”称呼汉族^[49]^[294]^[295]，汉族长期皆以“华夏”为本族群（ethnic）的自称，而其他族群不是被笼统分配在“夷”、“狄”、“戎”^[296]等四大分类之下就是直接他称为“羌”^[297]、“百济”、“铁勒”^[298]等族群称呼，“华夏”在唐代以前长期是汉族人的主要自称，攀附黄帝的拓跋氏北魏道武帝拓跋跬在隆安二年（398）六月的诏令以华夏称呼汉族，延兴年间（471～476）陇东泾水区域的汉族（民）及皇甫𬴊被称为“华”^[299]，北魏大臣张伦在熙平年间（516～518）亦称汉族为华夏^[300]。因此汉族世居之地亦称为华夏，在狭义层面是指中原，广义层面是指族居地赤县神州，面积由汉代超过100个郡国组成^{[注 35]}
因应“中国”及“华夏”长期都是同一个族群的称呼，这两个名称也可合称为“中华”或“中夏”，多数用于指代长期是汉族人口、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注 35]}，“中国”也是赤县神州的别称之一，如“中”是指赤县神州则较中原地区广大，如永和十二年（356）桓温以“中华”指代“九州”，又指出“强胡”外族侵扰“中华”致令晋皇帝不得已南迁移都至扬州的故越国之地；隆和元年（362）孙绰在向晋哀帝司马丕的奏章内指出“中夏”有“百郡千城”、“神州”之广，又以“中夏”为不同于“胡戎”的自称^[301]；刘宋末年，顾欢在《夷夏论》中以“中夏”、“夏”、“诸华”、“华”为汉族自称^[292]，因此“中华”及“中夏”皆具有地理空间（汉洲）及族群（汉族）的双重含义，少数可用于指称中原地区的汉族人群^[302]。
汉字国号曾经是汉族人群的别称之一，如汉族建立的“魏”、“晋”及羯人建立的“赵”，曾与“鲜卑”^[121]、“羌”、“胡”^[303]、“西域人”等族群并称^[304]，在当时是可用以将汉族与胡人各民族区分的称呼^[121]，以政权称号带族群含义的不止于汉族，满人建立的大清帝国亦曾以汉文国号“清”指满，如“清文”指满文、“清语”指满语。^[305]
唐朝之“唐”亦曾经成为汉族的族称^[306]，以“唐”等同于“华”，唐官即华人汉族任官者^[307]，唐言即汉语^[308]^[309]^[310]^[311]^[312]。
带有族称含义的“汉”最早出现在天汉四年（前97），当年汉朝在蜀郡西部的青衣设立都尉以治理当地之汉族人^[38]，至汉王朝灭亡后，族称“汉”虽受到边缘化但仍偶有使用，如晋王朝象林县以南有4个小国统治者自称“汉人子孙”亦即汉族人后裔之意^[313]；汉族龚姓僧人法显以“汉言”指汉语、“汉地”指汉族之地^[314]；宋孝武帝在位初年，王僧达上奏指出因为过去北伐失败，导致北魏产生“轻汉之心”，以刘宋为汉族政权的代表^[315]；北魏及柔然两国统治阶层以“汉”称呼汉民族^[316]^[317]^[253]，但主要仍以华夏为自我族称，迭至唐代以汉为族称才逐渐普遍^[318]^[319]^[320]^[321]^[322]^[323]，经宋代^[324]^[325]^[326]^[327]^[328]^[329]^[330]^[331]、明代^[53]^[332]至于现代依然。
需要注意汉文史料中只有部分“汉人”是指汉族人，并非所有“汉人”一词皆指汉族人，另一部分“汉人”纯属政治身分，如匈奴人挛鞮渊冒刘姓而建的汉国（伪）、沙陀人刘知远建立的后汉政权及刘崇建立的北汉国、汉族人刘䶮建立的南汉国^[333]等，又如蒙古据汉的时代（元政权）将境内各族群分类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尊卑四等类，其中汉族群体被刻意分割划入“汉人”及“南人”两类，一般认为蒙元时代之“汉人”除了涵盖北部汉族外还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然而蒙元时代亦存在与契丹人、女真人并称之“汉人”一词^[334]，或指汉族人，与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的“汉人”不同，亦即元代“汉人”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前者属四等人之一的“汉人”只包括北部汉族及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后者“汉人”仅限于汉族人而不包括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又有一以“汉”为族称语带歧视的他称“汉儿”一词，以“儿”为成人的他称后缀很明显是一种眨称，代表了一种相对于年长、相对于有智慧、相对于有能力的年幼、低智、没有能力的贬损含义，如挛鞮曜称西晋皇帝为“司马家儿”、符坚称慕容冲为“白虏小儿”^[335]、符登称姚兴为“姚兴小儿”、侯景称高澄为“鲜卑小儿”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高澄父系汉族高氏，但因母系鲜卑匹娄氏遂混有鲜卑血统而被侯景讥讽为鲜卑小儿，高澄同母弟高洋可能因此误以为杜弼的“鲜卑车马客”是在讥讽自己，正因为杜弼不视高洋为鲜卑人才会向高洋直言治国“会须用中国人（汉族人）”，“汉儿”一词之用如高欢禁止六镇士卒欺负汉民、高欢因高昂部属以汉族兵为主而质疑其战斗力、高元海贬称祖珽、高阿那肱贬称源师^[336]等等，虽然源师祖上出自鲜卑、六镇兵民含有汉族成分，但源师家族、呼延族家族有可能因世居中原混有汉族血统而受此蔑称，又六镇内的汉族人深习胡化，类似司空图所称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322]，因此从公元6世纪的“汉儿”一词已经不止于称呼汉族还可用作詈骂汉族人及与汉族相关人士的情况来看该词是带有贬义，不如以“人”为后缀来得中立
自汉族由隋朝开始重掌中原后，“汉儿”一词仅偶见使用^[337]，至契丹、女真、蒙古族群崛起而扩张版图，征服汉边继而攻陷中原进而全取汉洲，其治下的汉族人再次被频频称为“汉儿”，特别是用以指称深染胡风的汉族群体，便于分化汉族，至洪武摧毁蒙古在汉洲的统治后，“汉儿”一词再次转趋消沉，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至今已消亡，中国人口最多的单一民族与其他55个民族一样以“族”为后缀称汉族或汉民族。
需要留意的一点是汉文史籍以南人、北人分别指称位于南方及北方的汉族人，其中北人这种方位称呼可指北方汉族，如相对于南方荆扬二州之人（汉），中原人是北人（汉）^[302]^[338]，或仅以相对的地区方位来称呼该方向地区上的人群，如相对于中原人（汉），代地之人（代人，当地汉、鲜卑与诸胡的共称）是北人^[339]；也可指草原地区的族群，如相对于身居代地的代人，草原人是北人（胡）^[340]；同时，汉族分裂时期统治中原的汉族政权多以唯一的“中国”自居，排斥同期的其他汉族政权在“中国”之外，如汉族首次分裂割据的三国时代，统治中原的曹魏以“中国”自居，贬低孙吴与蜀汉为“吴蜀二虏”、“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孙吴亦贬称公孙渊为“东夷小丑”，以曹魏VS孙吴＋蜀汉的南北分裂割据导致单一民族内部的地方意识抬头，造成裂痕撕裂族群集体认同的族内地域歧视^[341]，如同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等例子^[342]^[343]
因应古代汉族的族称多名不一，“中国”、“华夏”、“秦”等汉词都曾经是汉族的古称之一，即中国、华夏、秦这三者是异名同族，但汉族地区被蒙、满两族先后全面统治，现在“中国”已非汉族一族之称呼，若以“中国”为汉族族称必然会引起某些极端人士恐汉症发作，而“华夏”虽亦是汉族古称之一，但先秦时代“华夏”长期局限于黄河中游人群，不包括周边彼此具有亲缘关系兼同为汉族先民的夷、狄、戎及蛮等四大部落，容易被反汉主义者歪曲利用分化，综上“汉”之名不止是汉族的现代族称，早在汉代“汉”已出现具备族称含义且涵盖秦、楚、晋、齐、燕、蜀、越等汉洲汉族各部落，成为汉族人群的第一个涵盖全体的共同称谓，所以“汉族”称呼这一个跨越古今的单一民族实体最为适合，而其民族传统领域可参酌满洲称之为“汉洲”，不致被古代同族异名的多个族称混淆。^{[注 35]}
古代印度次大陆之人称呼东方之汉民族及其原居地赤县神州为चीन（音译“至那”、“真丹”或“震旦”）^[308]^[344]，汉族曾以“秦”为自称，故“秦”可指中国（汉族）^[345]，有时在称呼前加上महा（“摩诃”），名“摩诃至那国”意即伟大的汉族之国，如果不出意外，“至那”将会成为汉族的他称之一，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特别是汉洲的侵略，为了贬低被侵略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以抬高自己族群就用他称“支那”来取代自称“中国”及汉民族自称的“汉”，令原属中性的“支那”一词变成一种族歧视词，随着日本帝国的进一步西侵才令华人觉醒出指中国为“支那”是带有贬损意味的称呼，类似于“Jap”的歧视词，笔者认为如果现代某些人喜欢叫“支那”那最好称自己做支那，让接受此称的人以此自称，让拒绝此称的人与此切割，比如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应正名为“支那靖国神社”，“中−日战争”正名为“中−支战争”，令“支那”一词古今所指涉的民族不同，不过一词古义今义不同或含义多重是常见现象。

[外來影響-60] 6.0 ^6.1 ^6.2 ^6.3 一族群只要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就必定或多或少受到外来血统的影响，血统相当于全基因组（genome-wide），包含父系（Y chromosome）及mtDNA在内，即使是血统具有长期遗传连续性（genetic continuity）的群体在历史上也曾受到外来影响：
比如西藏阿里地区藏人，根据对阿里地区65具古代样本分析，其中年代约公元100年的札达县桑达隆果（SDLG）墓地的样本SDLG_o含有约70%印度哈拉帕文明相关血统（IVC）而其父系J2b2a2b2a-Y965，在古格遗址一处洞窋发现一个样本带有约33%来自中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相关血统，出土于札达县格布赛鲁（GBSL）墓地年代约公元前300年的5个男性样本父系都是D1a1a1，而出土自普兰县年代约公元200年的pulanduowa墓地6个男性样本父系皆是O2a2b1，阿里地区35个古代男性父系分别是D1a1a1a1b（8/35）、D1a1a1a1（1/35）、N1b2（4/35）、O2a2b1a1a6（12/35）、D1a1a1（1/35）、O2a2b1a1a（1/35）、O2a2b1a1（3/35）、N1b2a1b（2/35）、O1a1a1a1b2（1/35）、J2b2a2b2a（1/35）、N1b（1/35），然而携带来自中亚及南亚血统的个体并没有对阿里本地血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公元21世纪20年代阿里藏人血统的遗传连续性仍可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346]
2020年一项对蒙古国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团88个遗址共214个古代个体的分析发现，早在青铜时代早期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的Shatar Chuluu遗址人群（Afanasievo_Mongolia）的genetic profiles（基因图谱）与来自叶尼塞河地区的Afanasievo culture（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没有分别，证明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为代表的西方草原牧民（Western Steppe Herders,WSH）已经向东越过阿尔泰山到达今蒙古国中部地区。
根据来自巴彦乌列盖省Khundii Gobi遗址、Khuurai Gobi 2遗址为代表的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northAltai）及来自以南阿尔泰Yagshiin Huduu遗址为代表的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southAltai）的基因图谱，发现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与巴彦洪戈尔省的Afanasievo_Mongolia人群同样具有较高的西方血统，并且与同时代来自啥萨克的一个个体Dali非常相似，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的遗传成分是以Botai culture人群为代表的60.1%北欧亚（ANE）血统及约39.9%以土库曼Gonur Tepe遗址个体Gonur1_BA为代表的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BMAC）人群相关血统组成，而北阿尔泰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带有77.4%以东方省eastMongolia_preBA个体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17%以Botai culture人群为代表的北欧亚血统及5.6%Gonur1_BA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综合体血统
青铜时代中晚期的蒙古地区人群主要由阿穆尔河血统及以sintashta（辛塔什塔文化）人群为代表的西方血统组成，蒙古北部一支以Khövsgöl_LBA（库苏古尔省）为代表的人群由约93%阿穆尔河血统及约7%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统组成，另一支在西部阿尔泰地区以鹿石-赫列克苏尔综合体为代表的人群（Altai_MLBA）由约51%阿穆尔河血统及约48%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统组成；蒙古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乌兰朱和文化与同区其后的石板墓文化关系密切，其人群（Ulaanzuukh_SlabGrave）由阿穆尔河血统组成，缺少来自北欧亚血统及西方草原牧民血统的影响，另外，在科布多省Ulaan Goviin Uzuur 2遗址的个体UAA001（父系NO-M214）、Khoit Tsenkher遗址的个体KHI001（父系N1c2b2-L665）及库苏古尔省Uushigiin Uver遗址的个体UUS001（父系J1a2b-p58）等3个样本除了携带阿穆尔河血统及辛塔什塔文化血统外，还带有9～12%以Gonur1_BA为代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铁器时代早期，阿尔泰血统（Altai_MLBA）人群分布在Altai-Sayan region（阿尔泰-萨穆地区），Sagly/Uyuk（萨格利-乌尤克文化）在乌布苏省的Chandman Mountain遗址人群（Chandman_IA），带有49.9%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统、43.6%阿穆尔河血统及6.5%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
匈奴早期时代有12个个体，来自库苏古尔省Salkhityn Am（SKT）遗址的10人、Atsyn Gol遗址（AST）的1人及肯特省Jargalantyn Am（JAG）遗址的1人，其中SKT001、SKT003、SKT008（父系Q1a2a1c）、SKT009（父系R1a1a1b）、SKT010、AST001等6个样本合并为earlyXiongnu_west（匈奴早期西方）人群，带有约91.8%以Chandman_IA为代表的萨格利-乌尤克文化血统及约8.2%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另外SKT002（父系R1b-M343）、SKT004、SKT005（父系R1b1-M415）、SKT006（父系R1-P236/M173）、SKT012（父系J2a1h2-L25）、JAG001等6个样本合并为earlyXiongnu_rest，其血统介于西方匈奴早期组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之间，约有25%Chandman_IA人群血统及75%以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其中SKT004及JAG001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高度相似，而其馀四个个体带有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22～61%及萨格利-乌尤克文化人群血约38～77%，在匈奴早期群体中，匈奴早期西方人群代表鹿石-赫列克苏尔文化、蒙赫海尔汗文化、萨格利-乌尤克文化等西方文化族群的后裔。
匈奴晚期年代有47个个体，其中22个都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0.7～90%）及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9～99%）组成，而个体NAI002（父系R1a1a1b1-Z283）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76%）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24%）组成；个体TUK002（O2a1c1a5-M5420）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7%）、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81%）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11%）组成；个体TUK003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56%）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43%）组成；个体TAK001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5%）与以Khövsgöl_LBA（青铜时代中晚期库苏古尔省人群）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约94%）组成；个体TEV002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6%）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93%）组成；个体BUR001是由萨格利-乌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统（约70%）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29%）组成；个体BUR003（父系R1a1a1b-Z647/Z645）、TMI001、UGU010（R1a1a1b2a2a-Z2123）都是由Sarmatian（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组成；个体BUR002（父系E1b1b1a1b2-V22/L677）、DUU001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69～81%）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18～30%）组成；个体UGU005（父系R1a1a1b2a2a-Z2123）、UGU006（父系J1-M267）、BRL002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43～85%）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14～56%）组成；个体BUR004、HUD001、NAI001（父系J2a1h2-L25）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59～73%）、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6～22%）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17～20%）组成，因为BUR001、BUR002、BUR003、BUR004、TMI001、UGU005、UGU006、UGU010、DUU001、BRL002、HUD001、NAI001、NAI002等13个个体皆带有54～100%萨尔马提亚人血统而合并为lateXiongnu_sarmatian group（匈奴晚期萨尔马提亚人组）
另外，EME002、ATS001、BAM001、SON001（父系NO-M2308/M2313）、TUH001（父系C2b1b1-M86）和YUR001（父系N1-L735）这6个个体都是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24.2～99.8%）与现代中原汉族相关血统（约0.2～75.8%）组成，而BRU001、TUH002（父系J2a-M410）这2个个体都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4～25%）、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约41～47%）及现代中原汉族相关血统（约28～32%）组成，因为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YUR001、BRU001、TUH002等8个个体带有0.2～75.8%中原汉族血统而合并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汉族组）。
中世纪早期从鲜卑至回纥时代，共22个样体，来自后杭爱省Tamiryn Ulaan Khoshuu遗址的1个鲜卑时代个体TUK001分别由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53%）与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46%）组成；8个突厥时代个体中的ZAA002（父系C2b1s1b1-F3830）及ZAA004（父系C2b1s1b1-F3830）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尔河血统相同，ULI002（父系J2a-L559/M410）及ZAA007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4～31%）与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68～75%）组成，NOM001（父系R1a1a1b2-Z93）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64%）、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18%）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16%）组成，TSB001（父系J1a-CTS5368）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72%）与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7%）组成，UGU001（父系J2a-L559/M410）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19%）与以Khövsgöl_LBA（青铜时代中晚期库苏古尔省人群）为代表的阿穆尔河血统（约80%）组成，TUM001（父系N1c2-L666）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17%）与由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遗址2个个体代表的Han_2000BP人群血统（约82%）组成；回纥时代有13个样本，OLN001.B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组成，OLN001.A及ZAA001都是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74～90%）与Alan（阿兰人）血统（10～25%）组成，有9个个体是由阿兰人血统（32～65%）、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2～59%）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人群血统（约8～37%）组成，其中OLN003父系R1b1a2-PF6505/M269、OLN005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0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1父系R1b1a2a2-CTS1078，最后OLN007（父系C2e1a1a-F3864/M407）分别是由萨尔马提亚人血统（约20%）、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46%）与北方汉族相关血统（33%）组成。
中世纪晚期的契丹时代，来自布尔干省的ZAA003、ZAA005（父系J2a-L212/M410）、ULA001（父系J2a2-L581）三个个体分别由亚兰人血统（约0.2～8.3%）、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约34～80%）与中原汉族相关血统（约17～60%）组成。
蒙古帝国时代有62个样本，其中57个样本其血统分别来自萨尔马提亚人或亚兰人（约15～18%）、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约47～64%）及中原汉族（约20～36%），57个样本中的SHR001、KNN001、ULN011、ZAY001四个样本父系都O2a，另外5个样本中除了KHL001可由100%青铜时代中晚期库苏古尔省人群血统组成外，其馀样本主要由乌兰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与亚兰人血统或中原汉族血统等两种血统组成。研究的214个个体中测出的男性父系分别是R1a（18/123）、R1b（11/123）、C2b（19/123）、C2e（1/123）、Q1a（28/123）、Q1b（1/123）、N1c（9/123）、J1a（4/123）、J2a（7/123）、G2a（1/123）、E1b（1/123）、O2a（7/123）、D1a（3/123）以及CT-M5613/M168、N、N1-L735、J-CTS10446/M304、CT-M5603/M168、CT-M5606/M168、D-F1137/M174、R1-P236/M173、NO-M2308/M2313、NO1-M214、R-P224/M207、J1-M267、N1-L735各一例^[234]
根据位于Sukhbaatar Province（苏赫巴托省）年代约公元1130～1250年间的Tavan Tolgoi墓地分别有编号MN0104、MN0105、MN0124、MN0125、MN0126、MN0127及MN0376等7座墓葬，该墓地很可能属于孛儿只斤氏（Borjigin），其中MN0104、MN0126、MN0127、MN0376是男性，MN0376父系R1a1a-M17，而MN0104、MN0126及MN0127的父系R1b-M343，R1b-M343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家族的父系^[347]；根据同处于肯特省delgerkhaan（德勒格尔汗）县且相距18公里的gurvan dov墓地及Tavan Khailaast墓地所出土的共9个古代样本的全基因组分析，其中年代约公元600年的样本GD2-4全基因组有约45%来自汉族的古中原成份，而年代约公元8世纪中叶的样本GD1-3至少有17%西欧亚成份、年代约公元9世纪中叶的样本GD2-2至少有14%西欧亚成份，德勒格尔汗县出土的5个古代男性父系分别是J2a-M410/L212、D-M174、C2b1c-F1918/M546、C2b1-F1699、C2b-L1373/F1396，但这些来自古中原及西欧亚的血统并没有令该县人口的血统在公元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失去遗传连续性^[348]。
根据来自中国江苏省连云巷市Kongwangshan（孔望山）遗址2名明代个体21LHKM106RL、KWSM146LR（父系O2a1c1a1）及1名清代个体KWSM199，同市海州区Lianyungang gym遗址1名宋代个体21LHKMN112（父系O1a1a2）及1名清代个体21LHKMM16L（O1a1a2），宿迁市Nainaimiaodong（祢祢庙）的2名明代个体21SMM158SE_1、21SMM157SE_2（父系O2b1a）及1名清代个体21SMM138E_2_2，3个遗址有七名个体的基因组依年代分为Jiangsu_Song（江苏宋代组）、Jiangsu_Ming（江苏明代组）、Jiangsu_Qing（江苏清代组）等三组，另外来自清代孔望山遗址的一个个体KWSM199单独组成Jiangsu_Qing_o组（江苏清代o组），江苏清代o组除了69.7%青铜中晚期及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YR_LBIA）、22.7%新石器时代昙石山血统（Tanshishan）外，还带有7.6%Egypt_Ptolemaic（托勒密王朝埃及）相关的东地中海血统，可能对应近代以来欧洲势力东来亚太的史实，而江苏宋代组为100%青铜中晚期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江苏明代组为69.3%青铜中晚期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及30.7%新石器时代昙石山血统、江苏清代组为80.2%青铜中晚期铁器时代黄河中游血统及19.8%新石器时代昙石山血统，现代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汉族是江苏清代组的直系后代（direct descendants），江苏宋代组与山东省汉代人的血统之间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虽然1000年来冮苏省人的原华夏血统与古百越血统各自占比略有波动，但从北宋至今江苏省汉族血统具备较高的遗传稳定性及同质性。^[24]
根据对同处于金海市且相距仅5.3公里的大成洞古坟(Daesung-dong tumuli)与会岘里贝冢(Yuha-ri shell mound)所出土的8个年代在公元4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早期的样本分析，其中AKG_10203及AKG_10207两个样本相对更接近现代日本人，编为Korea-TK_2组，Korea-TK_2拥有至少25%绳文血统，而其他6个样本则为Korea-TK_1组，其绳文血统较少只有约8%，相对更接近现代韩国人、中国汉族人，Korea-TK_2含有与汉族相关的青铜及铁器时代黄河流域血统（Yellow_River_LBIA）约43%，而Korea-TK_1则有63%，8个样本中有3名男性，其中AKG_10218仅则定为父系O，属Korea-TK_2组的AKG_10203父系D1a2a1-CTS2728，属Korea-TK_1组的AKG_10204父系O1b2a1a2a1b1-PH40，虽然现代韩国人已不存在绳文血统但仍与8个样本具有遗传连续性^[349]。

[漢族-61] 7.0 ^7.1 ^7.2 ^7.3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不可能100%纯血，汉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也不例外，但出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预料，来自蒙元及满清时代蒙古族、满族的父系影响少至可以忽略不计^[30]，反倒是中国蒙古族及辽宁省满族在全基因组混有约50%来自汉族的古华夏成份及不少来自汉族的父系血统。^{[注 3]}
新石器龙山时代的中原北部边缘地区，石峁文化人群的基因组带有81%～93%的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粟黍农民血统^[6]；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辽西人群基因组含有约36%的中原遗传成份，在二里头时代辽西人群所含有的中原遗传成份占比上升至92%，至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辽西人群基因组仍含有约52%的中原遗传成份，可见辽西以南地区有大量与中原原华夏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部落聚居^[10]，可见辽西以南地区有大量与中原居民共享相同血缘关系的部落聚居，先秦时代陜北高原北部、燕山南麓皆是古戎狄部落居地，所谓的古戎狄部落——至少从陜北至燕南之间的古戎狄部落——其实是与中原核心地区的原华夏部落（primevalHuaxia tribe）共享相近的血统，即同源异流的不同部落，将这些古戎狄部落人群称为类原华夏部落（similar to primevalHuaxia tribe）以示彼此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更为妥善，两者合称古华夏部落（oldHuaxia tribe），而汉族就是新华夏，“新”只是相对“古”而言，实际上新华夏（汉族）已存在超过2000年之久。
中原核心地区的现代汉族与公元前10世纪的古中原人在父系遗传方面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31]，中原核心地区河南省汉族在基因组上来自印欧人种及北亚族群的影响微小^[13]，以公元前后的汉代作为汉民族的形成时间来看，现代汉族主要血统并非由不同少数民族组成的拼盘，而是由汉朝以前世世生息于北部黄河流域以原华夏为核心的古华夏及南部古百越这两大土著部落融合传承而来^{[注 4]}，以古中原人口流向而言亦可视南北汉族为同源异流^[32]^[33]，虽然长达2000年来汉族与周边其他不同民族之间曾经有贸易、战争、通婚等交流，有微量外来血统融入但并没有反客为主，二十一世纪的汉族血统主要成份是公元前后的汉族血统遗传的延续，甚至公元前二十世纪的古中原土著对现代汉族血统仍然存有主要的影响^[34]^[35]，而藏族肤色较汉族稍深^[36]。
现代汉族父系O2a有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三大支系合计占汉族男性人口约40%（约近三亿人），均是由仰韶时代的三个男性发展而来的^[7]^[8]，可见以三皇五帝等个别男性为民族始祖的炎黄子孙传说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汉族称得上是中国境内以至全人类内人口最多的单一原住民族群。
秦汉王朝统一赤县神州打破之此前诸部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地方诸侯国在汉武帝一朝被削弱至与郡县无异，令秦、楚、齐、越等诸部落得以融合为一族，具有族称意义的“汉”最早始于汉武帝一朝，“汉”可与“韩人”^[37]、“莋都夷”^[38]、“月氏”^[39]、“槃瓠蛮”^[38]、大宛^[40]、胡人匈奴及羌^[41]^[42]^[43]等族群相提并论且汉族人成为汉王朝过百个郡国（汉地）的主要户籍人口^[44]，显见“汉”开始带有民族共同体（Ethnic、单一族群）的含义，曾经是周部落自称的“华夏”在当时亦开始成为汉族的自称，“汉”虽然以政权称谓为主但亦时有作为族称使用，“汉”不是唯一的族称，“魏”、“晋”、“赵”等汉字朝号国号亦曾一度成为汉族人的称呼，在汉王朝灭亡后，“汉”作为族称之一虽被边缘化但并没有完成消失，直至至唐代开始普遍以汉为族称^{[注 5]}，至于今不变。
在近代以前的古代汉族人群己经具有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族意识，比如在建安七年（202），军阀曹操麾下锺繇派傅干劝说马腾投靠曹操，就指出袁氏势力“驱胡虏以陵中国”，即借用胡兵来征伐中原只会引起我族百姓的反感，批评袁氏此举逆德无道，成功促使马腾投曹反袁^[45]；刘表因为袁氏兄弟内哄，在建安八年（203）分别致书袁谭与袁尚劝止^[46]^[47]，担心袁氏内哄会受到外族讥笑；江统在元康九年（299）撰成《徙戎论》，文中担忧自东汉时代开始迁入汉洲的匈奴人、羌族、氐人等族群与我族民众发生摩擦而爆发变乱会成为汉洲甚至中原“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难以平息的大患，造成带有“华人”、“汉人”、“晋人”、“华夏”等族称的我族平民死伤无数及颠覆晋政权的危机，主张将当时“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的氐羌诸胡迁出汉洲“还其本域”以达成“戎晋不杂”、“华夷异处”，一来“慰彼羁旅怀土之思”，二来“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隔年爆发六王内战后不久就开始五胡祸华，祸乱发生后主流舆论才“服其深识”^[48]，《徙戎论》可谓先见之明亦是对过往内迁诸胡政策的纠错，不受多元、共融等一类高大上的主流概念蒙蔽，以迁徙隔离一劳永逸避免族群矛盾冲突爆发祸延及避免我族受到冲突影响为优先考虑才是头脑清醒，比如一代贤相魏徵^[49]；孔坦在咸康元年（335）指出石勒养子石聪“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的出身，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为由劝说石聪帮助代表“华”、“夏”我族的晋政权北伐中原，抗衡占据中原的异族羯人赵政权^[50]；永和五年（349）十二月，后赵首都邺城发生政变，羯人石虎养子汉族人冉闵被孙伏都、刘铢等人率羯兵3000伏击，但冉闵成功消灭对方，乘势掌控邺城，“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以免自己再遭刺杀，而“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冉闵察觉自己可能得不到城内民众的支持，为了辨别敌我逐向城内发布命令“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并大开城门，于是城外汉族民众涌入城内而城内以羯人为首的胡人民众涌出城外，冉闵因此明白羯人是不会接受自己掌权，遂发布诛胡令，汉官“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在后赵统治下累积的汉、胡族群矛盾迅即爆发，民族冲突令邺城一带的羯人诸胡“死者二十馀万”，后赵其他地区“承闵书诛之”，借口去除平日素有积怨的“高鼻多须”胡人，后赵将领麻秋即以此诛杀另一名后赵将领王朗辖下的1000多胡兵，虽然冉闵有借助族群矛盾来掌控羯赵中央的因由，客观上亦是汉族民众对外来征服者的罕见反击，“世龙之殪晋人，既穷其酷；永曾之诛羯士，亦歼其类”，只是冉闵以臣弑君的下克上行为注定会被崇尚君臣大义的迂腐儒生所厌恶而加以污蔑；天监四年（505），梁朝准备北伐中原之际，派丘迟劝说北魏将军陈伯之归降梁朝，说词中指北魏政权为“穹庐”、“异类”、“杂种”的他族代表，以梁政权为上承周汉王朝兼“不育异类”的我族代表，向对方诉以我族感情，最后陈伯之将军显然被说动投梁^[51]；贞观四年（630），东突厥颉利可汗阿史那什咄苾被汉将李靖击败俘虏，东突厥有近十万男女部众向唐朝投降，唐廷中温彦博一派与魏徵一派为安置东突厥部众于汉洲北缘黄河以南鄂尔多斯沙漠（河南）或黄河以北与草原接壤的河套（河北）而争执，唐太宗决定依从温彦博的建议将安置于东突厥部众河南汉洲，其中有近五万男女居于首都长安，直至贞观十三年（639），李世民在九成宫遭到东突厥部众偷袭后，才后悔将东突厥部众安置于汉洲，表示“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遂改为依从魏徵的建议将东突厥部众尽迁至黄河以北的定襄都督府^[49]；上元三年（676），薛元超与唐高宗李治就将既不是我族又手持武器的异族“诸蕃”酋长视为危险的威胁^[52]；洪武七年（1374），洪武帝朱元璋将大明政权的建立视为“汉人故国”的复国^[53]
而我族认同是建基于血统认同之上，例如汉姓可追源自传说中的炎黄二帝^[54]，即反映我族身份是建基于祖先（血缘）认同，正因古来汉族社会多以祖源也即血缘关系来判断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五胡各民族才出现以我族重要历史人物为祖先特别攀附炎黄二帝为祖，由此才能合理化对中原地区及对汉族的统治权来压制质疑外族统治的思想，亦显示现代汉族与上述以汉人为自我族称的古代民族在血缘遗传及文化认同上一脉相承，至迟自东汉王朝的铁器时代至今从未曾被外族大量融入影响，即使是历史上长期遭受西域、氐羌、草原等诸胡族群影响的现代关西汉族其基因组仍带有至少95%以龙山时代禹州市瓦店（Wadian）、周口市平粮台（Pingliangtai）、漯河市郝家台（Haojiatai）等中原人群为代表的黄河中游血统（YR_LN）^{[注 6]}，而现代河南与山东两省汉族同样有着以龙山原华夏人为主要血统且至少可追溯至公元以前的遗传连续性（genetic continuity）至今历2000多年^[13]^[11]，如同“契丹族”与“契丹人”、“鲜卑族”与“鲜卑人”、“藏族”与“藏人”、“满族”与“满人”，“汉族”与族群意义的“汉人”并无分别，各民族血统彼此都是没有纯杂优劣之别的平等民族，可以直接将汉民族形成前之主要祖源人群称为“汉族先民”，之后则可直接称为汉族。

[嬴秦-83] 8.0 ^8.1 虽然《史记》只明确记载嬴姓母系祖先是女修，父系祖先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而郯国公室与秦国公室同一祖源^[68]，故嬴秦并非出自类华夏戎部落一支^[69]，而是与郯国同出自类华夏夷部落之少皞氏^[70]，少皞氏的部众中有一支名玄鸟氏^[71]，嬴秦公室祭祀少皞氏^[72]，加上古蜀王称秦公嬴驷是“东方牧犊儿”^[73]，所以嬴秦公室的父系祖先很明显是出自少皞氏内的玄鸟氏。
一说认为黄帝之子青阳即是少皞氏^[74]，为己姓，但无论少皞氏是己姓还是嬴姓，均与嬴秦公室出自少皞氏的世系并不矛盾，因为嬴姓是得自有虞氏的赐姓^[68]。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秦夷部落与黄河中游栗黍农民在遗传上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比如豫中平原仰韶站马屯人和泰沂山脉西麓大汶口西夏侯人之间具有基因同质性。^{[注 1]}
当周幽王被古西戎打败而身亡，秦庄公的次子秦襄公率兵勤王后，得到周平王许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嬴秦于是东扩逐戎并周，将被古西戎控制下故周之领土及原华夏人口纳入嬴秦氏族的领土及部民，遂得以原华夏自居，秦、夏同义^[75]。

[保護漢族免受歧視-93] 9.0 ^9.1 虽然汉族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之中最早形成的且历史上受到外族血统影响微少，但一如其他民族的历史，民族身份只是基于祖源（血缘）及语文、服饰等文化因素影响，缺乏提供每个人的民族身份证明，加上全球化现象随跨国人口流动而增加的跨国婚姻，所以有必要建立《汉族身份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汉族的民族认同得以恢复及推持，防止汉族身份被无汉族血统或非黄种人之人士挪用，以赋予13亿汉族人民享有与中华各少数民族或其他原住民群体同样的世袭权益
基于汉族权益保护机制长期缺失及反汉主义泛滥，实有必要成立一个以保护汉族权益为己任的组织，维护及促进汉族权益事务，比如负责审核汉族身份之认定，可命名为汉族委员会，笔者认为委员会成员必须从有支持汉族文化经历及未曾有反汉主义言行且对反汉主义因素持有警惕之人士（在《汉族身份法》实施前需符合第二条规定之人士）当中拣选，该委员会为永久常设机构，其管理层应由符合前述标准之人士选举产生，若有证据坐实成员做出歧视汉族之言行，其成员身份得即时罢免，以确保不偏离保护汉族及反反汉主义之理念，设立汉族委员会亦有助汉族人透过此一机构为本民族事务集体统一发声，促使政府聆听汉族社群对施政的建议及批评。
《汉族身份法》
第一条为认定汉族人身分，保障汉族人权益，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汉族人，包括汉民族全体成员及其各支系部落成员，其身分之认定：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前有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汉族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后没有非华裔人为直系血亲尊亲属

父母双方为汉族
本人同时符合上列三款规定者可自动取得汉族身分。
第三条父母一方为汉族人另一方为华裔非汉族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属之传统汉姓名字者，经申请后可取得汉族身分。
第四条父母一方为汉族人另一方为非华裔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属传统汉姓，经申请及汉族委员会相关主管机构认可后方可取得汉族身分
第五条非汉族人经年满五十岁且无子女之汉族双亲共同收养，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经申请后取得汉族身分：
得到汉族委员会相关主管机构认可

被收养时未满五岁。

取用收养者之一所属传统汉姓。
第六条汉族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丧失汉族身分：
依前二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后，因变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该规定。

依前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后，终止收养关系。

成年后申请放弃汉族身分。
第七条符合第四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之要件而于申请取得汉族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准用第三条之规定取得汉族身分。
关于汉族身份的确认，必须符合血缘因素为取得汉族身份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普遍通则，虽然汉族身份并不会带来任何特权，但如果有物理学人才、对汉族作出巨大贡献或属继养子女等情况兼热爱汉族文化又坚持不懈申请的人士，虽不符合血缘原则亦可酌情批准申请，然而这是特例，不能取代通则并且名额有限，每一年的名额应少于10名，其中每一宗申请都是独立个案，不能引伸为通则，而汉族委员会对任一申请享有否决权。
汉族委员会享有釐定、诠释、添改有关反汉主义的定义及相关法律的权利，以便应对层出不穷多发变种的反汉主义毒流，国家司法机机有遵守的责任。

[10]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前有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汉族

[11]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后没有非华裔人为直系血亲尊亲属

[12] 父母双方为汉族

[13] 得到汉族委员会相关主管机构认可

[14] 被收养时未满五岁。

[15] 取用收养者之一所属传统汉姓。

[16] 依前二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后，因变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该规定。

[17] 依前条规定取得汉族身分后，终止收养关系。

[18] 成年后申请放弃汉族身分。

[民族身份-94] 10.0 ^10.1 ^10.2 ^10.3 ^10.4 因为汉文史籍一般只提及出身自非汉族群的人物族属，而出身自汉族的人物族属则略而不谈，彷佛不言自明，判断汉文史籍有载的人物族属依据有二，一其姓名是否汉姓汉名，特别是汉姓氏在公元前后已成为汉族平民的普遍命名方式^[76]，比如西汉末年有人因为与陈遵孟公同姓同字，自称为陈孟公本博取眼球；窦太后幼时家贫，其弟窦广国少君被拐卖他处，窦广国长大后还记得幼时自家姓^[77]；建武五年（29），汉光武帝刘秀在给窦融的诏书中称“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以族群羌胡对称汉族百姓；永初五年（111），汉安帝在诏令中称“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以夏指代百姓，亦即汉族^[78]；建和三年（149），洛阳因为爆发疫情而出现病亡者，但有的因家贫而不得安葬，汉桓帝命令给予贫民经济支援以便他们可以安葬病死的亲属，如病死者没有家人就派官吏为其安葬并在墓碑上标记死者姓名；第五伦透过“变名姓”为王伯齐来大隐于平民之中；陈忠指出分布在青冀徐岱兖豫荆扬并凉等地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羌戎叛戾）侵害，百姓穷困不足以补充府帑，以百姓指称汉族^[79]；王符认为“羌虏背叛”或“羌始叛”致令我族“百姓灭没亅、“百姓暴被殃”^[80]；江夏太守赵仲让被调任为高唐县令，于是“变易名姓”以隐姓埋名进入高唐县视察^[81]^[82]，因汉族姓氏多至百数以上而称为“百姓”^[83]^[84]、“万姓”^[83]，可以用以区分汉与非汉的族群标志^[79]，因为现代中原汉族与汉代中原人群在血统上一脉相承^{[注 4]}，故此即令汉文中“百姓”一词在汉洲可包括“蛮夷戎狄居汉地者”，但百姓所指的人群仍以汉族为主要组成，可以代表古代汉族人群的相关纪录，况且若凭胡姓即可判断为胡人，那以汉姓判断属汉族人亦大致不差，二是相关文献有否明确指出拥有汉姓之人出身非汉族群或其人存在非汉族群的身份认同，如此透过依据一与二的查证即可判断该人物是不是汉族人。
汉族古人可以人物族属同是汉族而不必刻意提及，只有人物是少数民族才提及族属，但在21世纪而且又是多民族平等国家，只提少数民族人物族属而不提汉族人物族属的表述显然有违民族平等之义，所以提到汉族人物应明确指明其民族身份，考虑到本文描述的历史事实主要是汉族历史，汉族人物出场较多，汉人部落或汉族出身的人物在其姓名下加_以显示族群身份，如刘询、赵充国、王莽等等，仅于不是汉族出身及可能不是汉族出身的人物姓名以斜体显示，如挛鞮呼屠吾斯、翁归靡、檀石槐等等，以便区分是不是汉族，而尊号、谥号、外号等非姓名的别称及姓氏则正常写法，不加任何标记。
限如史料不充分，不能如判断个别人士般确定军队每一个士兵的族属，但军队构成若由外族士兵组成或主要由由外族士兵组成，汉文典籍都有记载如“羌胡”、“湟中义从羌”等族属成份，若由汉族士兵组成或主要由由汉族士兵组成则空白不载或载有兵员主要来源于古代汉族聚居地（郡县），所以汉文史籍不记载族属的军队足以反向判断其主要是由汉族士兵组成，笔者以“B军”代表军队属于政权B，“A兵”代表军队士兵主要由族群A组成。
汉族国家、汉族王朝、汉族政权，字虽有异但含义同一，笔者以“汉国”为单一汉族政权的简称（若同时存在多个汉族政权、建立者虽是汉族但明确为多民族国家不以汉族利益为先或其他不符合汉族委员会釐定的定义^{[注 9]}的除外），因汉民族形成于公元前一世纪，所以公元前一世纪以前的汉王朝称为“汉王朝”、“汉朝”，而进入公元前一世纪后，则可称为“汉国”。
Middle_YR（黄河中游）以站马屯、瓦店、王城岗、鹿寺西等地人群为代表，除了鹿寺西外其他三地皆在豫中而且都是淮河水系，一般以河南省为狭义中原地区，所以笔者以“古中原人群”与黄河中游人群交替使用，两者同义。

[漢晉時代漢洲漢族相關遺存-119] 11.0 ^11.1 长安城，位于中国汉洲西安市末央区，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汉朝第一个首都，城内人口平均约20万^[88]^[89]
考虑到历经五胡祸汉后的唐代以至现代关西平原人口血统仍然以龙山时代中原血统为主^{[注 6]}，很明显西汉长安城人口只能主要由原华夏人口构成
下邳故城，位于汉洲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分为大、小两座城池，小城是魏晋—明清时期下邳故城，大城是汉代下邳故城，即东汉诸侯下邳王的治所下邳县城。^[90]
东垣古城遗址，位于汉洲石家庄市北郊的滹沱河南岸，面积约2.76平方公里，是汉朝真定侯国的治所^[91]
紫金城城址，位于汉洲南昌市北部，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汉朝海昏侯国的治所，与分布在城址南侧及西侧的铁河古墓群共同构成海昏侯国遗址^[92]，位于铁河古墓群的海昏侯墓园有M1～M9九座都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型大墓，M1是海昏侯刘贺，M2是刘贺夫人^[93]
舂陵侯城，位于汉洲宁远县柏家坪镇柏家村一带，是冷道县舂陵乡治所，元朔五年（前124）汉景帝之孙刘买受封为舂陵侯，侯国以舂陵侯城为治所，至初元四年（前45）刘买之孙刘仁徙封至南阳白水乡，以其地为舂陵县及舂陵侯国封土^[94]^[95]
金城新村遗址，位于汉洲苏州市姑苏区，应是秦汉王朝会稽郡郡治所在^[96]^[97]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汉洲临武县汾市镇渡头村一带，是西汉中期至六朝时代临武县的县治^[98]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汉洲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附近，是西汉诸侯南越王的王宫，分布面积约40万平方米，内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等建筑物^[99]^[100]
城村汉城遗址，位于汉洲南平市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王城面积约48万平方米，始建于西汉早期，很可能是西汉诸侯国闽越的王都^[101]
河泊所遗址，位于汉洲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一带，是汉朝益州郡郡治所在，遗址出土封泥1100多枚，其中有“益州太守章”、“滇国相印”、“建伶令印”、“滇池长印”、“同劳丞印”等反映汉朝官职的官印封泥^[102]^[103]
纳林古城，位于汉洲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林镇北的纳林川东岸，可能是汉代美稷县城，如是则西汉西河属国都尉及东汉护匈奴中郎将的驻地也在当地，与南匈奴单于庭同县。^[104]
霸陵陵区，位于汉洲西安市灞桥区，陵区内有窦皇后窦猗的陵墓，窦皇后墓以西约800米有江村大墓，是汉文帝刘恒之墓^[105]
马王堆汉墓，位于汉洲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有编号为一号、二号、三号的三座墓葬，墓主分别是轪侯利苍之妻辛追、利苍、利苍之子利豨^[106]，利仓是原华夏人^[107]，其夫人辛追既是汉姓汉名，也很可能是原华夏人或类原华夏人^{[注 7]}，轪侯国受封于汉惠帝二年（前193）四月，至元封元年（前110）国除。
李郑屋汉墓，位于汉洲香港长沙湾李屋村和郑屋村一带，约修建于东汉时代，部分墓砖刻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及“薛师”等汉字^[108]

[漢洲他族-121] 12.0 ^12.1 ^12.2 据唐蒙所云“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如以一户出一人，五人为一户计，则夜郎王国总人口将近六十万，而夜郎王国与滇王国同样作为“最大”，其人口数量应该相差不远，两国人口合共应超过一百万之数，至于“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应是指滇王直接统治的民众，而其他人口则由滇王国的地方君长统治，封建国家的人口不可能全由最高封建主控制，其下的各级封建领主也会控制一部分人口，这些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的主要人口，而东汉魏晋时代的獠人、乌浒人等族群在西汉时代只是人口较少的族群，是附庸于夜郎、钩町等国家的族群，至东汉魏晋时代透过吸纳周边族群人口才有所上升而名显于汉文典籍。
根据江统在元康九年（299）撰成的《徙戎论》中声言“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亦即关西地区人口分别由汉族与非汉族群各占一半左右，约50万人，按太康年间的雍州部冯翊、北地、新平、安定、扶风、始平、京兆等七郡共计9,9500户，又太康元年西晋平吴后，晋政权全国“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平均一户6.5人，则9,9500户相当646750，64万汉族人口加上约50万“戎狄”人口共约114万人口，与江充所云“关中之人百馀万口”吻合，其中羌族主要分布在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而氐族主要分布在扶风、始平、京兆三郡，而陇山以西地区可负载的人口较陇山以东地区少，比如2020年陜西省总人口（3952万8999）多于同年甘肃省总人口（2501万9831）及宁夏区总人口（720万2654）的总和（3222万2485），太康年间雍州部七郡有9,9500户汉族，秦州部的陇西、天水、南安、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共有3,2100户汉族（约20万8650人），后者为前者的30.9%，以此比例推算秦州部的氏羌诸族人口约15万4500，同样少于秦州部汉族人口，考虑到之前永初羌大乱时曾有汉族叛军杜季贡等人来投，之后永嘉大乱时羌族姚戈仲东迁榆眉后也有汉族民众来投奔^[109]，元康年间雍秦二州部十三郡的约65万氏羌之众当中一部分很有可能是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之际氏羌族群乘势吸收汉族流民以扩大部众力量所致。
关于东汉时代汉洲的羌人数目虽然史无明文，但《徙戎论》以元康九年关西的汉族与氐族、羌族人口与“十年之中，夷、夏俱毙”的永初羌祸类比，足以判断东汉时代的羌人数量不会超过元康九年关陇地区的65万人，根据《后汉书段颎传》载段颎在永康元年（167）向汉汉桓帝刘志提及“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馀寇无几”，又说“计东种所馀三万馀落，居近塞内”，东羌东种之东与西羌之西在地理上相对，是对内迁入汉洲之羌人种群的他称（虽然永初羌祸后内迁羌人已迁出内迁地甚至迁回塞外其“东羌”标签亦末脱），从段颎所言可知当时汉洲有羌人合计五万馀落，相当于25万男女，即令将二万馀作二万五千算、三万馀作三万五千算，六万落约30万男女，而后者三万五千落（户）约16万男女，以兵民比1：4算可以出动作战人数约4万，最后段颍经“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馀级”实现“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标，亦即建宁二年（169）“东羌悉平”后并、凉二州部及三辅等汉域的羌人最多约26万男女，综前可以判断永初羌祸后东汉时代塞内羌人人口大约维持在30万男女左右，考虑到永初羌祸期间“夷、夏俱弊”，也有如麻奴等逃出汉洲的羌人，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羌祸爆发之后汉廷再也未曾作出将塞外羌人内迁之举，所以永初元年春夏间很可能是元康九年（299）之前羌人在汉洲域内人口最多的时刻，至于具体数目，首先从段颎“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标可知过去平定羌乱，汉朝并不以“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为手段，除了段𩖖外，最多的斩首数是富平大战的“斩首五千级”，其次虞诩在元初二年（115）称汉兵以“万骑之众，遂数千之虏”，反映了叛羌兵力多在数千之内，永初羌祸中仅平襄之战及富平之战中叛羌兵力可能超过一万，加上滇零在声势正盛的永初五年（111）吸纳以杜琦为首的汉族叛军加入以攻略汉域，故此不宜对永初元年春夏间在汉洲的羌人人口估计过高，以较30万男女更多50%（15万男女）亦即45万男女的估计虽然过于夸张，但可以作为永初元年春夏间在汉洲的羌人人口上限。

[屬國地區-124] 13.0 ^13.1 西汉时五原郡、上郡、陇西郡、西河郡、金城郡、张掖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云中郡、朔方郡等十一郡设有属国地区^[110]^[111]，东汉时安定、张掖、酒泉、上郡、西河、犍为、广汉、辽东、蜀郡、五原、涿郡、金城等十二郡的属国机构皆在“分郡离远县置之”。

[自耕農-136] 当时的汉族自耕农一般是五口之家、“有田百亩”，亩产两石，百亩年产200大石，其副业主要有纺织、畜养、园圃三项，每家的副业正常年产值约2740文至5420文之间，以三十文一大石算，自耕农一家百亩的正常年收入约8740文至11420文^[114]，取其中间值，约10080文或336大石，如以七十文一大石算，则约15340文或219大石；如自耕农五口之家有田六十亩，则亩年产120大石，加上副业年产值约1370文至2710文之间，以平均七十文一大石算，正常年收入约10440文或149大石，扣除一年的自用口粮、生产资料、田租、口赋等各方面支出约124大石^[115]，则一家五口的自耕农一年可以存下25大石左右的馀粮或1750文。而当时一匹布约300文，一匹绢约477文，一只鸡约70文。一如古今中外所有社会一样，存在贫富悬殊、阶级矛盾的问题，奴婢是因债务或犯罪而沦为社会最弱势的阶层，虽然存在阶级压迫，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略高于罗马帝国的奴隶^[116]^[117]^[118]，夫馀、倭人社会亦有奴婢存在^[119]，匈奴社会称奴婢为“赀”^[120]^[121]^[122]。相比起游牧民族社会可以透过南侵抄掠甚至征服外族从而将内部的阶级矛盾阶级剥削部分向外转移，汉族社会则缺少这种选项，阶级矛盾不断累积以至爆发农民起义或内乱，难以实现同一民族内部的团结，所以游牧民族在多数时间都较汉族人持有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只有在反抗外族征服时——如五胡祸华、女真征服、蒙古征服、晚明至清初、清末民初等时期——才激发出与游牧民族媲美的民族意识。

[僕從國高句驪國-144] 15.0 ^15.1 ^15.2 根据王莽政权向汉朝的臣属国更改印缓^[125]，可见夫馀王国与高句骊同是汉朝的从属国，而高句骊还时常从汉国“受朝服衣帻”，而且汉国有权调动高句骊兵，显然相比夫馀王国，高句骊的从属性更强^[121]。
从瑠璃明王在位第三年（前17）发生的后宫斗争^[126]，虽然代表汉族的雉姬被代表鹘川土著的禾姬排挤，但可窥见高句骊建国之初即已存在一股汉族势力。第一次治世时代的大同江下游流域即为汉族聚居区^[127]，即使自公元4世纪初叶起当地相继被百济与高句骊两大强权统治，汉区日渐缩小退至平壤以西地区，但汉族仍然顽强生存下来，经高句骊长期统治后，直至公元6世纪初叶才被高句骊完全同化而消亡^[128]^[129]

[半島百國-172] 16.0 ^16.1 ^16.2 根据《三国史记》所载，新罗国传说是在五凤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前57年6月6日）建国^[130]
성현석성（圣岘石城），位于韩国全北特别自治道茂朱郡茂豊面현내리（县内里），是新罗国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贞观二十一年（647）百济国入侵新罗国所围攻的茂山城^[131]，隶属新罗开宁郡茂豊县，开宁郡原是甘文国，太和五年（231）昔助贲派兵灭甘文国，其地并入新罗。
팔거산성（八莒山城），位于大邱广域市北区노곡동（鲁谷洞）함지산（咸池山），建于公元5世纪，是新罗国的山城。
이성산성（二圣山城），位于忠淸北道沃川郡靑城面산계리（山桂里），是新罗国在约公元5世纪中叶建立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永明四年（486）金炤知尼师今下令建立的屈山城（굴산성）^[132]
根据《三国史记》，百济国传说是在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建国^[133]
풍납토성（风纳土城），位于韩国首尔市风纳洞，城内面积约22万6000坪（1평，1坪约3·305785m²，相当74万7107m²或0.74km²），一般认为是百济国第一个首都慰礼城^[134]^[135]
우산성（牛山城），位于忠淸南道靑阳郡靑阳邑우성산（牛城山）的石城堡，可能是百济国古良夫里县的治所。^[136]
남양리산성（南阳里山城），位于全罗南道高兴郡南阳面，约建于公元5世纪末，是百济国助助礼县的治所^[137]
伽倻诸国，根据《三国遗事》传说在建武十八年三月四日（公元42年4月12日）驾洛国（又名金官国）统治者的祖先首露王在弁韩地区建立金官国^[138]，金官国建立后，周边亦分别建立阿罗伽倻（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古宁伽倻（韩国庆尚北道尚州市）、大伽倻（韩国庆尚北道高灵郡）、星山伽倻（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小伽倻（韩国庆尚南道固城郡及泗川市）等五个国家^[139]，并与驾洛国共同组成以驾洛国为中心的六伽耶国家联盟，但联盟的成员国组成并不固定^[140]
值得留意的是金官国在建国初期就有自汉洲渡海而来以许黄玉为代表的汉族群体参与^[141]
按《三国志韩传》弁韩地区存在弥离弥冻国、接涂国、古资弥冻国、古淳是国、半路国、乐奴国、弥乌邪马国、甘路国、狗邪国、走漕马国、安邪国、渎卢国等12个国家，其大约位置据推测：弥离弥冻国在庆尚南道密阳市^[142]；接涂国在漆原郡，相当今咸安郡漆原邑、칠서면（漆西面）、칠북면（漆北面）加上昌原市마산합포구（马山合浦区）的구산면（龟山面）等一邑三面范围；古资弥冻国（小伽倻）在庆尚南道固城郡^[143]；古淳是国, 位置有争议，有진주의（晋州市）、固城郡、泗川市等三个可能位置；半路国（大伽倻），约在庆尚北道高灵郡；乐奴国在庆尚南道河东郡^[144]^[145]^[146]；弥乌邪马国（미오야마국），一说在今庆尚北道昌原市一带^[147]，一说在高灵郡一带^[148]；甘路国，即甘文国，在今庆尚北道金泉市一带，于太和五年（231）被新罗国吞并^[149]；狗邪国，即金官国，位于今庆尚南道金海市一带^[150]^[151]；走漕马国（주조마국），约位于金海市조마면（助马面）^[152]^[153]
함안 가야리 유적（伽倻里遗址），位于庆尚南道咸安郡伽倻邑，约公元5～6世纪，是安罗国（아라가야의）或阿罗伽倻（아라가야）的왕궁（王宫）^[154]
구진산성（九镇山城），位于庆尚南道昌宁郡南旨邑고곡리（古谷里），是非火伽倻国（비화가야）约建于公元5世纪中后期的一座土城。^[155]^[156]

[湘西蠻區漢區-187] 17.0 ^17.1 ^17.2 板楯蛮，别称賨人，聚居于汉代巴郡北部的阆中县、朐忍县及宕渠县一带，因为曾经派兵帮助汉高帝刘邦作战，其统治阶层朴、罗、昝、鄂、夕、龚、度七姓氏族得到永久免除租赋的权利，除了賨人每年输税40钱外，馀得自治，截至前期治世时代仍为汉廷所羁縻，至后期治世，板楯蛮开始时常作为汉廷的雇佣兵作战，例如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马羌入侵广汉郡属国，就由汉将率领賨兵击退，板楯蛮与汉国保持合作关系，东汉之世仅有两次叛乱事件，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因为当地汉官自行强征加派租赋徭役而起兵叛乱，至光和五年，汉廷另派汉官理賨并宣布赦免参与叛乱的賨人，即令賨人放弃叛乱，另一次是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因为黄巾军在巴郡起事，賨人亦乘势举兵“寇掠城邑”，但很快被汉廷平定。
汉国陷入内乱以至军阀割据时，板楯诸蛮各势力亦乘机割据一方，割据益州部各郡的刘璋与割据汉中郡的张鲁决裂之际，板楯蛮人在七大姓族首领的领导下投靠张鲁，与其联手对抗刘璋，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张鲁后，板楯诸蛮亦顺势投附代表汉国中央的曹操，然而曹操控制汉中郡及巴郡后不久，两郡旋为刘备所取^[158]^[159]，而曹操在退出两郡前即将两郡汉族及板楯诸蛮人口尽量徙往在其控制下的关陇地区。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蜀汉政权涪陵属国境内的汉、夷族群叛乱，被邓芝平定，这次叛乱是三国时代唯一涉及板楯蛮人的叛乱。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并蜀汉，顺利接收蜀汉各郡，统一梁州。
廪君蛮聚居于汉代巴郡涪陵县境至南郡夷陵县境之间一带的夷水（清江）流域，由以巴氏为首，加上樊、瞫、相、郑四姓大族共同统治，最初起源于夷水下游，后逆流而上至盐阳（中国湖北省恩施市）并征服当地部落，巴氏统治者有廪君之称，在廪君蛮之中其威望大至廪君蛮以杀人祭祀去世的廪君，至公元前316年嬴秦攻灭巴国后，廪君蛮领地遂与秦国接壤，在秦、楚两大诸侯国之间，廪君选择向秦国称臣，于是嬴秦与廪君联姻，约定廪君作为廪君蛮的统治者每年租赋2016钱，每三年另有租赋1800钱，而蛮人每户每年“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𬭤”，彼此相安无事，截至前期治世时代仍为汉廷所羁縻，但天凤至建武年间的汉国内乱显然开始引起了廪君蛮人对汉区的觊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潳山地区的廪君蛮人叛乱，“寇掠百姓”，汉军很快平定叛乱并将当地廪君蛮人7000多尽数东迁至江夏郡，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的巫县廪君蛮叛乱被平定后，当地廪君蛮人亦被东迁江夏郡，这些迁移操作并未能解决叛乱，反而令江夏郡开始成为廪君蛮人叛乱的发生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廪君蛮人在江夏郡发动叛乱失败，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廪君蛮人在江夏郡再次发动叛乱，同时与来自卢江郡的汉族叛军首领黄穰联手，得到汉族叛乱势力的加入令这次叛乱规模达到“十馀万人”，显然汉族人口占绝大部分，这次叛乱由卢江太守陆康率军彻底平定。
建安年间汉国内乱，汉族及诸夷族群在柤中地区（中国湖北省南漳县境内）聚集生息，其间“梅敷兄弟三人”成为柤中的“夷王”，“部曲万馀家”，即柤中地区汉族及诸夷族群人口合共计约50000多，夷王梅敷后来投附曹操，而柤中地区的人口在正始二年增至100000^[160]，青龙四年（公元236年）曹魏“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叛魏投吴，其中夷王梅颐可能是夷王梅敷的兄弟，从地理上看，廪君蛮的分布相较板楯蛮、槃瓠蛮更接近柤中，柤中诸夷族群应是源自廪君蛮乘汉国内乱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时迁入，而汉族则是来自柤中的先住民及因战乱而到此避难的移民。
板楯蛮、廪君蛮的姓氏出现可能是因汉族移民流入影响所致，传说廪君蛮五姓中的樊、瞫、相、郑四姓出自“黑穴”而巴氏出自“赤穴”，两者起源明显不同，加之郑氏、樊氏、杜氏、袁氏^[161]^[162]这些是较常见的汉姓，极可能是因为接受了汉族移民流入蛮中，而廪君蛮统治者巴氏“世尚秦女”^[163]，无疑混有汉族血统。这些姓氏记录不见于东汉时代以前，说明板楯蛮、廪君蛮的姓氏很可能是后起的。
槃瓠蛮聚居于武陵郡、零陵郡及长沙郡西部的武陵山区，其核心聚居地在沅水（沅江）上游流域，因为当地有沅水的5条支流（五溪），故又称为五溪蛮，蛮内各支族群的统治者被称为“精夫”，因为精夫们以槃瓠为祖先，故称为槃瓠蛮，各精夫每年向汉国上贡“布一匹，小口二丈”以作为向汉国臣服的象征，在前期治世“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汉国陷入内乱后就更猖狂，当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地区的廪君蛮人发动叛乱之际，槃瓠蛮精夫相单程亦趁机扩张势力，“大寇郡县”，光武帝刘秀派一万多汉兵南伐相单程，沿沅水逆流而上入武溪（武水），但因粮尽而全军覆没，次年相单程即乘胜顺流而下围攻武陵郡郡治临沅，汉兵不能解围，次年（公元49年）刘秀派马援率四万多汉兵南征，大破相单程于临乡，临沅解围，马援追击退入武陵山区的相单程，但马援不幸在三月左右病逝，监军宋均接掌军队，继续进攻相单程，成功逼降相单程诸蛮平定叛乱
之后槃瓠诸蛮在东汉时代又先后发动9次叛乱，其中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的蛮叛是因为汉廷将槃瓠蛮各精夫的贡布提高至与汉族平民租赋相同的水平，由此令澧水中游（澧中）及溇水中游（溇中）的槃瓠诸蛮相约起兵叛乱，攻打充县及夷道县，武陵太守李进迅速平定叛乱，叛乱令汉廷放弃提高各精夫贡赋的政策。
始于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十一月的长沙郡槃瓠蛮人叛乱是历次槃瓠蛮乱中规模最大的，叛蛮向北进入益阳县境后即以此为据点，持续威胁益阳县地区，至延熹三年（公元160年），蛮叛扩大，武陵郡及零陵郡的槃瓠诸蛮等共10馀万男女亦叛，武陵郡叛蛮北上围攻南郡郡治江陵并“寇掠江陵间”，而零陵郡叛蛮则进入长沙郡“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叛蛮总兵力2万馀，声势浩大，但汉廷很快反应过来派汉兵平叛并雇佣汉民为兵以壮大军力，汉兵迅速逼降长沙、武陵、零陵三郡叛蛮，虽然槃瓠蛮乘汉兵退还后再次叛乱，先南下攻打桂阳郡再北上攻打武陵郡，但同年底被武陵太守陈奉平定，至此才平息波及荆州部四郡的槃瓠蛮乱。^[163]
当汉国再次陷入内乱后，槃瓠诸蛮各势力除了频频挑战汉国的地方统治机构并进入武陵、长沙、零陵三郡汉区抄掠外，甚至开始参与汉族军阀之间的内战，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割据梁州的蜀汉政权沿长江东攻割据荆州及扬州的孙权，蜀军兵临秭归时，武陵郡以五谿地区为首的槃瓠诸蛮皆派使改投蜀汉^[158]^[164]，槃瓠诸蛮的政治选择也影响武陵郡汉族县城的取向，甚至一度影响孙权对零陵、桂阳两郡的统治^[165]，至次年蜀汉兵败于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武陵郡槃瓠诸蛮及汉族势力才再次臣属孙权。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孙吴政权派潘濬率五万汉兵讨伐武陵郡槃瓠诸蛮，历经三年后才能将其纳入孙吴的管治，“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166]，当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政权攻并蜀汉后，曹魏遂与孙吴武陵郡接界，派兵屯于赤沙，又派使劝说槃瓠蛮各精夫及杂居当地的汉民叛吴投魏，令孙吴武陵郡的局势出现不稳，槃瓠诸蛮甚至派兵围攻酉阳县，孙吴武陵郡太守钟离牧率汉兵三千深入武陵山区，平定叛吴亲魏的槃瓠诸蛮势力及当地汉民势力，稳定武陵山区局势。^[167]
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晋军在版桥之战击败吴军主力，吴末帝孙皓投降，孙吴各郡国被传檄而定，从此槃瓠蛮诸蛮改向晋王朝称臣。
前期治世时，上述诸蛮居地涉及的南郡、巴郡、武陵、零陵、长沙、桂阳郡等六郡国有约411080户2144137汉族人口聚居，如巴郡有汉族七十万、武陵郡有汉族十八万，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六郡汉族人口增至1123100户4646919人，显然湘西诸郡不止有蛮区，亦有汉区，而巴郡是由汉、賨两族杂居，汉族与居地相邻的其他族群应有民间来往接触互相影响；汉朝六郡在第二次治世时代主要划分为巴郡、巴东、巴西、涪陵、建平、宜都、武陵、天门、衡阳、邵陵、零陵、湘东、桂阳等十三郡，经过近一百年分裂割据的乱世后，汉族人口降至155900户约七十八万。
汉洲梁州汉区北接雍州，东北邻荆州，而自东南向南再向西则主要被板楯蛮、夜郎、滇、冉駹、白马等不同国族的Ⴑ形围绕分布的态势。
传说李特家族源出自廪君蛮人，可能是移居宕渠县板楯蛮聚居地的廪君蛮人，李特曾祖父李庸因信仰张鲁所传之的五斗米道而北迁至汉中郡杨车阪，招聚民众——可能有汉族在内——至“五百馀家”又“抄掠行旅”，被称之为杨车巴，至张鲁归降曹操后，李庸部众与巴郡板楯蛮人一同被曹操迁至汉阳郡（曹魏广魏郡），与迁入当地的氐族融合，被当地人称为“巴氐”^[168]，巴郡汉族民众的例子有赵𫷷家族^[169]。
自光和年间江夏郡廪君蛮人叛乱被平定，此后百馀年都没有再发生涉及廪君蛮人的叛乱，直至爆发六王内战后不久，廪君蛮人张昌在安陆县石岩山招聚流亡及逃避兵役的汉族民众，势力日盛，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江夏太守派兵攻张昌，反为其所败，退走滠口，同郡朱伺、郴宝、布兴等举兵攻张昌亦败退，张昌乘胜攻陷郡治安陆县，诸侯新野王司马歆派靳满进攻张昌，兵败于随国，张昌势力再次扩张，据有江夏郡，五月，张昌推举丘沈为圣人，并让其改姓易名为刘尼自称汉朝宗室之后，又拥丘沈为帝，建元神凤，张昌为相国，张昌这一举措令其争取到汉族民众的支持，“旬月之间，众至三万”，义阳国亦被张昌所控制。
建国称帝后，张昌派兵四出攻略，遣黄林东攻弋阳、马武顺长江而下攻陷武昌，张昌率军向北攻陷宛城，又斩杀新野王司马歆于襄阳，又派兵南下攻略长沙、湘东、零陵等郡，七月，张昌派石冰顺长江而下攻略扬州部，至此，刘尼（丘沈）、张昌的势力臻至最盛，然而“但以劫掠为务，人情渐离”，晋军亦开始反攻，荆州刺史刘弘、豫州刺史刘乔分别派兵进攻张昌盘踞的江夏郡，“苦战累日”最终大破张昌，张昌与丘沈一党退入下儁山逃避晋军的追捕，其势力遂冰消瓦解。
只有张昌派遣的石冰军却仍在攻城略地，同年九月石冰攻陷沿江郡县，封云乘乱起兵于淮南郡响应，自阜陵一路向北直至徐州一带劫掠，在石冰的威胁下，江东诸郡一时降服。十一月，以周玘、王矩等汉族士人招集义兵反抗石冰，义兵连战连胜，征东将军刘准与义兵联合，派陈敏率兵攻打石冰，石冰势衰，江东诸郡亦传檄而定，至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三月，石冰兵败投靠封云，四月，封云的部属张统见形势不利，斩杀石冰与封云向晋军投降，同年秋，张昌、丘沈等被擒获处决，才彻底平定张昌之乱^[170]。
太安二年距廪君蛮人东迁已有200年，张昌曾为县吏，可能混有汉族血统，作为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张昌以丘沈为汉朝宗室后裔，将其拥立为帝作为旗号，加之当时汉廷腐败内战日失民心，张昌才得以争取大量汉民加入叛乱，即使当地廪君蛮人全都加入叛乱，张昌势力的主要部分亦是由汉族构成，不过光和三年与太安二年两次发起叛乱的失败势必令东迁蛮人社会造成沉重打击，此后当地汉区再无蛮人能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叛乱事件。

[嶺南漢區夷區-188] 18.0 ^18.1 自秦朝开始便“谪徙民与越杂处”，岭南地区的中原男性移民人口在秦代至少有30000，赵佗向秦始皇嬴政请求的15000女性移民，则秦代岭南地区的中原移民至少有45000人^[261]，加上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中原移民可能在50000人以上，正是南下的中原人（中县人）与当地越人——主要是扬州境内越人部落（扬越）——融合而形成汉民族^{[注 4]}。
秦朝将领赵佗在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正式称王建立南越国，豁有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所设立的南海郡、桂林郡及象郡，这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国家，并将领土向西扩张，攻灭盘踞红河三角洲一带的安阳王国，当地被称为“雒将”的各个土著势力全部向南越王称臣受其羁縻，其地设立交趾郡及九真郡，赵佗又向南渡海将版图扩展至海南岛上，其成就令赵佗骄傲地认为若自己在中原起兵，所得的成就不会较刘邦低，但形势比人强，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较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强大多，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南越王赵佗向汉高帝刘邦称臣，唯吕后四年（公元前184年）至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间，赵佗因为与吕后交恶而自立为皇帝，至文帝刘恒登基后才令赵佗再度称臣。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陀逝世时其统治长达67年，王位经其孙赵胡、曾孙赵婴齐传承，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传入玄孙赵兴之手，但元鼎五年四月，南越国相吕嘉发动政变，杀害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樛氏，另立赵兴之兄赵建德为新王，掌控南越国政，导致西汉朝廷与南越国决裂，同年秋，汉孝武帝刘彻派兵进攻南越国，次年十月即平定南越国，设立十郡，属交阯刺史部，另外，南越国桂林郡“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馀万口降”，但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郁林、合浦、苍梧三郡人口合计只有29,6302，不足40万，可见汉朝对这40万瓯人、骆人只是羁縻，不排除后来可能有部分瓯人、骆人与中原移民融合为汉民族^{[注 4]}，当时交阯刺史部各郡的统计人口无疑仅包含汉族人口^{[注 2]}^[23]。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儋耳郡被并入珠崖郡，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废除象郡以分属郁林郡及牂牁郡^[262]，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以统治剥削汉族的方式对待珠崖郡先住民族群而产生连年矛盾，汉廷逐废除珠崖郡退出海南岛，交阯刺史部逐渐由十郡变为七郡，元始二年，交阯部七郡汉族人口约137,2290，王莽统治后期，交阯七郡由邓让负责管理，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二月，邓让与七郡太守派使向汉光武帝刘秀归附，令东汉政权得以统一岭南汉区及夷区。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二月，交趾郡麊泠县雒将之女征侧因为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而忿怒，于是与妹妹征贰起兵叛乱，至建武十八年初，征侧攻陷交趾郡，又得到合浦、九真、日南三郡的诸蛮响应，令九真、日南二郡成为征侧的势力范围并将开始渗入合浦郡，征侧势力全盛时占有“六十五城，自立为王”，皇帝刘秀派马援、刘隆统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四郡共计万馀汉兵南下平叛，汉兵至合浦郡后即沿海西进，于浪泊一战击败征侧，再战禁谿，征侧再次战败，实力大损亡遁四散，汉兵迫击征侧残部并乘胜收复交趾郡，次年（公元43年）正月，征侧、征贰战败被杀，马援继续追击，南下至九真郡居风县才完全平定征侧残部，收复九真、日南二郡并削弱各地雒将势力。此后日南、九真、交趾、苍梧、郁林、合浦六郡虽先后发生6次涉及诸蛮叛乱甚至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的叛乱有汉族参与^[23]，然而影响远小于征侧之乱，截至士燮控制交州部之时，东汉政权对北圻、中圻及岭南的统治基本稳定。
考虑到汉代岭南诸蛮的叛乱一概发生在苍梧、郁林两郡及其以西地区而不及南海郡，南海郡应是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而其以西各郡的汉族人口占比当少于一半，笔者认为偏远的郡有可能低至二成或三成，越向西则汉族的中原血统比例越少，其人口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交阯部五郡（不计交趾及郁林）约有55,4891人，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交阯部五郡（交趾及郁林人口失载）111,4444人口相比增加一倍，百馀年间全国汉族人口在约五千万左右浮动，交州部增长的人口只能是来自五岭以北的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汉族移民^[23]，例如元初年间郁林郡及合浦郡“蛮、汉数千人”就曾响应苍梧郡蛮夷的叛乱；而王莽掌权时的士氏家族^[263]、建安年间的薛综家族是有载的精英阶层移民，在士燮控制岭南时中原“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非精英阶层的移民只会更多，但经过黄巾起义后近百年的政治动荡，至实现统一的第二次治世时期，广州部十郡及交州部六郡户数合计68720户，只有永和五年交州部六郡270769户的25%左右，可见汉国中央对岭南地区人口的控制力大幅下降，数以十万计的汉民脱离官府的掌控，交州刺史陶璜曾言“广州南岸，周旋六千馀里，不宾属者乃五万馀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264]，流失严重，例如南海郡就由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71477户降至9500户，郁林郡则由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12415户降至8000户，其中九德郡更是“无户”，流失的汉族人口应流入地方上的汉族豪强及周边乌浒人、俚人诸蛮势力，例如“高凉贼帅钱博”、“高凉渠帅黄吴”等叛乱势力首领皆汉姓汉名，不排除是受到了流入高凉郡的汉族移民影响，考虑到异族成分的叛军一般被称作“夷贼”或“胡贼”，但却如同中原地区的“陈留盗贼李坚”、“太山贼公孙举”、乐安国“渠帅张汉”、“檀乡渠帅董次仲”等仅称为“贼”或“渠帅”，如此一来黄吴、钱博及其部属——至少多数部属——很可能是汉族，是脱离官府控制的汉族平民，后来被当地乌浒人、俚人等诸蛮族群所同化，某程度上代表当时汉洲边缘地区的汉族民族认同的不稳定性。
虽然汉晋史载的岭南户口主要是汉族，缺少非汉族群的人口记载，但也应在汉国的羁縻之下，避免各股非汉族群被整合为一支强大势力，否则如一旦叛乱就足以随时动摇乃至摧毁汉国在岭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如“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馀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然而元始二年郁林郡就有12县12415户，至晋代郁林郡及桂林郡只有17县共8000户，显然汉廷对这十馀万乌浒人只是加强名义上的控制（受冠带），并没有如同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企图向槃瓠蛮收取与汉民相同的租赋般企图向乌浒人收取租赋^[163]，实际上仍仅是羁縻。
建安二年，汉廷改交阯刺史部为交州刺史部，当时已为交趾郡太守的士燮以其弟士壹为合浦太守、士䵋为九真太守、士武为南海太守，四郡为士氏领有，随后汉廷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管治交州部七郡，至此士氏家族在岭南、北折及中圻地区的权势达至顶峰，不久，军阀刘表亦将向交州部南扩，乘交州刺史张津之死，派赖恭南下出任交州刺史，又乘苍梧太守史璜之死，派吴巨为苍梧太守，不过赖恭和吴巨后来爆发冲突，赖恭被吴巨所逐，而士武早卒，士氏失去南海郡的控制，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军阀孙权派步骘南下为交州刺史，次年，步骘斩杀拒附孙权的吴巨，控制苍梧郡，郁林与合浦两郡可能此时落入孙权手上，士氏则向孙权表示归顺，成为孙氏在交州部的代表，黄初六年（公元225年）蜀汉南中三郡叛乱时，在士燮的诱导下益州郡向孙权表示归顺，虽然叛乱在同年被诸葛亮平定。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士燮卒后，其子士徽自立为交趾郡太守，孙权即将交州部七郡中的南海、苍梧、郁林三郡分设为广州部，其他四郡继续隶属交州部，又以吕岱为广州刺史、戴良为交州刺史、陈时为交趾太守，统兵南下，在吕岱的诱骗下，士徽及其兄弟六人被杀，士壹、士䵋被废为平民，士氏自此衰落，事后孙权废除广州部，恢复原状，孙权统一交州部，但“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这类汉族流民的去向不是被地方上的汉族豪强就是被周边乌浒人、俚人诸蛮吸纳以壮大实力。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孙权建立朝号“吴”（孙吴）政权，据有汉洲之扬、荆二州，以统一汉洲为目标。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孙吴派兵征伐海南岛^[221]。在曹魏并蜀汉之前，交州部在孙吴统治下除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将领廖式之叛旋起旋灭外，交州部社会大致和平。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孙权从合浦郡分立高凉郡，自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除珠崖郡以来266年后交州部七郡的郡数才首次出现变动，变为八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孙权将合浦郡易名珠官郡，至吴少帝孙亮时期才恢复旧名；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孙吴从晋朝手中收复交趾郡后，从中分立出新昌郡、武平郡、九德郡；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孙吴从郁林郡分立桂林郡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灭蜀汉，孙吴交州部遂与曹魏接壤，同年，交趾郡官吏吕兴杀害交趾郡太守孙谞，控制交趾郡并派人说动九真、日南二郡一同投附曹魏，吕兴又派兵逼使合浦郡叛吴投魏，曹魏方面亦派兵支援，但在魏军来临前，吕兴就被部下李统所杀，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孙吴将不涉及战乱的南海、苍梧、郁林三郡再次合设为广州部，其馀六郡仍为交州部。
咸熙二年末（公元266年），曹魏权臣司马炎篡位称帝，建立朝号“晋”，魏军遂变为晋军，接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孙吴派兵攻交趾郡，晋军亦进攻合浦郡，双方大战于合浦郡古城，吴军兵败，退保合浦县（中国广西区北海市合浦县），战况在合浦郡一线胶着，泰始五年十一月，孙吴再次派兵攻打交趾郡，以虞汜、薛珝、陶璜率汉兵七千多人沿陆路南下，李勗、徐存则从海路进军，然而次年，海路吴军航海迷途而返回，李勗与徐存因擅自撤军而被杀，而陆路吴军的进攻在分水失利，退回合浦郡，战况继续胶着，双方多年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负，直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吴军在封谿大破晋军，进围攻陷交趾郡治所龙编，乘势收复九真、日南两郡，回复旧日的孙吴与蜀汉的边界，战后不久虞汜与薛珝先后去世，孙吴以陶璜为交州刺史，后陶璜征服交趾郡的夷獠，分设武平、新昌、九德三郡及九真属国，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朝平定孙吴，扬、荆二州尽为晋有，陶璜亦成为晋朝的交州刺史。
近百年内战特别是晋朝与孙吴的交州部争夺战，令统一后的地方对人口的控制力流失，广州部十郡有43120户、交州部六郡有25600户，合计有68720户，以一户五人算，即岭南、北圻、中圻地区的汉族总人口大约在三十五万左右。
至于交州部各郡的诸蛮等族群经汉廷多年来“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闲”的政策显然令部分诸蛮“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163]，但亦有部分诸蛮继续其原有文化方式，在交趾郡麊泠县及九真郡都庞县，当地蛮人“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日南郡蛮人“男女倮体，不以为羞”^[265]，汉国一直以来仅能羁縻诸蛮而已，只有依靠控制当地汉族人口才能勉力维持统治^[23]。

[南中蠻區漢區-189] 19.0 ^19.1 ^19.2 位于荆州部及交州部以西的地区主要由东方的贵州高原、南方的云南高原以及西方的横断山区组成，上述地区后被合称为“南中”，因南中诸国族群位于梁州汉区以西以南而被称为“西南夷”，南中西邻接安多地区，在公元前二世纪初，贵州高原的国家主要有夜郎、且兰、漏卧等国族，云南高原的国家主要有滇国、靡莫、劳深、昆明等国族，横断山区的国家主要有邛国、莋国、斯榆等国族，国家族群数量高达三位数，其中滇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战国时代，楚倾襄王派由楚国王族出身的庄𫏋率领少数楚人（汉族部落）抵达云南高原征服滇人而建立的，但因为秦国攻取楚都郢，隔断了庄𫏋与楚国的联系，于是庄𫏋在当地建国称王并“变服从其俗”，来自江汉平原的少数汉族先民移民遂为土著滇人所同化，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际，秦朝亦向包含滇国在内的南中诸国“置吏”管理，也即仆从国，只是秦末民变才令云南高原诸国摆脱仆从地位重新独立。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汉政权再次向南中地区渗透，在银弹政策下，贵州高原诸国同意向汉朝称臣及隶属犍为郡，同时汉朝亦派数万人企图打通由僰道县至北盘江的交通路线，但耗费巨大加之贵州高原诸国过桥抽板背叛汉朝，汉军与诸国互有攻伐，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朝决定放弃统治南中的努力，转而专注与匈奴帝国的战争。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发生政变，令汉朝与南越国发生战争，汉朝派遣使节要求南中诸国派兵助战，但且兰国以担心“旁国虏其老弱”为由发兵攻汉，杀害汉朝使节及犍为郡太守，南中诸国亦有“反者”，于是汉朝发兵攻打且兰国及邛都、莋国，次年即灭亡此三国，邻近的夜郎国王受此威摄，亲身入朝长安，冉、駹两国亦向汉朝奉表称臣，请求汉朝设郡管理，经此一战灭三国之威，汉朝得以开始在南中建立羁縻统治，设置汶山郡管理冉国、駹国，在且贵州高原设置牂牁郡，在邛国设置越嶲郡，在莋国设置沈犂郡，又在广汉郡以西的白马氐人地区设立武都郡，同时汉朝亦以此兵威要求滇王如同夜郎王一样亲身入朝长安，邻近的靡莫、劳深两国却劝阻滇王并“数犯使者吏卒”，站在汉朝的对立面，汉朝再次派兵远征南中。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灭亡靡莫国、劳深国，兵锋直抵滇王国，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朝于是设置益州郡管理云南高原，至此，汉朝在南中主要地区设置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管理。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郡的廉头、姑缯夷、汉族群及牂牁郡的谈指、同并等24座城邑起兵叛乱，同年即被汉朝派兵平定，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益州郡的叶榆、姑缯夷族群起兵反汉，汉朝派兵平乱，但遭到失败，次年再派兵讨伐才成功平乱。
前期治世时代，牂牁郡内的夜郎、漏卧、钩町三国互相发兵攻伐，在汉廷的要求下，漏卧、钩町两国停战，但夜郎不从，于是新任牂牁太守陈立当机立断斩杀夜郎王，并夷平随后的叛乱灭亡夜郎王国。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改钩町王邯为钩町侯邯，邯由此心怀怨恨，至始建国五年（公元12年）牂牁大尹（太守）周钦察觉钩町侯邯的谋叛意图而将邯杀害，之后邯的弟弟承起兵攻杀周钦，牂牁郡汉兵的平叛战争并不顺利，战况胶着。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郡栋蚕、若豆诸蛮发起叛乱，杀害益州大尹程隆，王莽于是派冯茂率巴、蜀及犍为三郡汉兵南下牂牁郡、益州郡平叛，但直至天凤三年也未能平定，王莽以此处决冯茂，改派廉丹与史熊负责平叛，又增发天水、陇西、广汉、巴、蜀、犍为六郡十万汉兵南下，初战“斩首数千”，然而随后又陷入胶着，天凤六年（公元19年），王莽召还廉丹与史熊，改派郭兴负责平叛，然而未能平定南中诸国，廉丹后在地皇三年的成昌之战被赤眉军杀害，史熊在地皇四年兵败自杀。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越嶲郡蛮人任贵乘机起兵叛乱，杀害越嶲太守枚根，控制越嶲郡并自立为邛谷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邛谷王任贵遣使向光武帝刘秀称臣，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刘秀以邛谷王任贵为越嶲太守，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邛谷王任贵起兵谋叛，被汉军攻灭，收复越嶲郡^[266]。
随着刘秀遂渐统一汉洲，益州郡的叛乱在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平定，郭兴亦曾经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进攻钩町国，可能成功逼降钩町国，牂牁郡才能在“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郡”的前提下向刘秀归降^[267]。
永平元年（公元58年）越嶲郡姑复县夷的叛乱很快被平定，但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同郡遂久县的卷夷大牛种的叛乱难平，次年，蜀、永昌、益州三郡的诸夷共十馀万男女皆起兵响应大牛种，叛夷“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虽然记载夸张，但明显对当地汉族社会伤害很大，益州部刺史张乔派兵在楪榆县摧毁叛夷军队，“斩首三万馀级”后才逼使叛夷投降。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国向汉国奉表称臣，汉廷于是在哀牢当地设置哀牢县及博南县，并将益州郡西部六县与哀牢、博南两县合设为永昌郡后，南中之地自此除了犍为、越嶲、牂牁、益州四郡外，又增加永昌一郡共五个行政区。至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与驻当地汉官不和而忿怒发兵叛乱，攻打巂唐县及博南县，汉廷派越巂、益州、永昌三郡的夷兵汉兵共计9000人进攻哀牢王国，次年，邪龙县昆明夷与汉廷站在一起，亦发兵攻打哀牢王国，联军于博南县大破哀牢军，斩杀哀牢王，平定叛乱，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廷将犍为郡南部分设为犍为属国，南中地区遂分为牂牁、越嶲、益州、永昌^{[注 24]}、犍为属国等四郡一属国五个行政区
除了元初五年大牛种之乱外，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益州郡夷叛乱等南中诸蛮乱事旋起旋灭，东汉时期南中夷、汉族群社会秩序大致稳定，而移入南中地区定居的汉族居民又被称为“南人”^[268]，永和五年的牂牁、越嶲、益州三郡汉族人口合计约190679户1001473人，犍为属国地区的诸夷曾在延熹四年“寇钞百姓”^{[注 10]}，该属国地区37187人口也应是汉族，才被与其杂居的属国诸夷抄掠。
中平五年，汉廷以刘氏宗室刘焉为益州部州牧，自此开始其割据梁州的事业，而隶属益州部的南中各郡官僚亦以刘焉为益州部最高长官，刘焉卒后其子刘璋继续割据事业。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迎刘备入梁州汉区，次年刘璋与刘备兵戎相见，刘备连战连胜，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成功取代刘璋对梁州的统治并以邓方为朱提郡太守兼庲降都督，屯驻南昌县（中国云南省镇雄县）负责管理南中事务。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张鲁取汉中郡并派兵深入巴郡，旋被刘备击退，隔年，刘备率兵北攻汉中，经过近两年的对峙，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逼退曹操全据汉中，同年底，孙权派兵西攻刘备，吞并刘备在荆州的领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其子曹丕继父业，不久即逼献帝刘协禅让而得以称帝，改朝号“魏”（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初，刘备亦称帝继续汉朝的统治（蜀汉），旋于同年率兵沿长江东进攻打孙权，邓方亦卒于同年，蜀汉政权以李恢为庲降都督并移治平夷县（中国贵州省仁怀市），次年刘备兵败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刘备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后即逝，其子刘禅继位
当黄初四年刘备病逝后，南中五郡有三郡反叛，越嶲郡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益州郡豪强雍闿各自割据郡境叛乱，雍闿更派使交趾郡，透过士燮向孙权称臣。
当蜀汉权臣诸葛亮能腾出手来南征三郡已经是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三月，庲降都督李恢亦随诸葛亮南征，蜀军兵分三路，诸葛亮进军越嶲郡、李恢进军益州郡、马忠进军牂牁郡，马忠非常顺利平定朱褒，而诸葛亮正进逼高定之际，雍闿却被高定所杀，雍闿部属孟获乘机上位取代雍闿地位，然而诸葛亮迅速消灭高定势力，李恢一路在昆明一度被围困，之后杀出重围，扫荡叛军，诸葛亮亦在五月南渡泸水（金沙江）南下益州郡进攻孟获，经过“七虏七赦”后降服孟获，彻底平定南中叛乱，之后诸葛亮改划南中政区，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将建宁郡及永昌郡的部分地区分立为云南郡、又将建宁郡及牂牁郡的部分地区分立为兴古郡，在五郡内再建置出二郡，加上原有五郡是为南中七郡，以李恢作为庲降都督兼建宁郡太守，同年十二月，诸葛亮处理完南中事务后返回蜀汉政权首都成都^[269]。
然而诸葛亮降服的主要是以孟获为首的南中汉族势力，诸夷族群势力则仍有小叛，越嶲郡的乱事并未因高定之死的平息，龚禄、焦璜两任越嶲太守先后被夷人杀害，继任太守甚至不敢前往郡治邛都县就任，仅至安上县（中国四川省屏山县）就任，直至正始元年（公元240年）蜀汉派张嶷为越嶲新太守，张嶷用了三年的时间透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遂渐降服诸夷各派势力，甚至降服旄牛夷豪强狼路，成功恢复郡治邛都县，当张嶷离任时，“民、夷恋慕，扶毂泣涕”，得到当地汉、夷各族的爱戴。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李恢卒，张翼出任庲降都督，但张翼“持法严”而被汉、夷族群所怨，太和七年，夷人豪强刘胄起兵叛乱，蜀汉改以马忠为庲降都督，同年蜀军斩杀刘胄平乱，马忠将庲降都督的驻所从平夷县迁至味县（中国云南省曲靖市一带），马忠管治南中16年，受到南中汉族的爱戴，在马忠于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卒后为其“立祠，水旱祷之”，之后张表、阎宇相继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自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阎宇为右卫大将军后不见记载，可见阎宇离任后庲降都督一职被取消，此后未再在七郡行政机构之上再设都督机构。
自诸葛亮南征后，终蜀汉之世，南中七郡唯朱提、建宁两郡无乱，除了越嶲郡乱事被张嶷平息外，牂牁、兴古二郡曾有獠人2000叛乱；云南太守吕凯在任内被叛夷杀害；甘露年间，永昌太守霍弋讨平“数为寇害”的“夷獠”之乱，均为旋起旋灭的小乱。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统一蜀汉后，以霍弋为南中都督负责管治南中事务，同年孙吴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投魏，曹魏派霍弋负责攻略交州部，期间曹魏禅司马晋，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孙吴击败晋军，逼使晋朝退出三郡，同年晋朝将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分出益州部，合并为宁州部，进入第二次治世时代，宁州部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被并入益州部，当时南中七郡的汉族人口有139600户。
至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秋，南中汉族豪强毛诜、李叡、李猛与建宁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约的矛盾爆发，起兵驱逐杜俊、雍约，但李毅很快击溃叛军，杀毛诜，李叡投奔在五苓夷帅于承陵、李猛则向李毅投降，然被李毅处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丙戌，汉廷重置宁州部，将建宁、朱提、益州、云南、兴古、牂牁、永昌七郡属宁州部，以李毅为宁州刺史-龙骧将军-成都县侯。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于承陵亲自向李毅请求赦免李叡，李毅答应其要求，然而当李叡人身自由被汉官控制后，李毅的部众却认为李叡叛乱罪大恶极，纷纷要求处决李叡，李毅见众怒难犯，遂将李叡杀害，于承陵及其他与汉族豪强毛诜、李猛有交情的诸夷族群夷帅纷纷起兵叛乱，遥奉建宁太守马恢为宁州刺史，大掠建宁郡，李毅闻讯后立即将马恢处决，虽然李毅发兵平叛，但适逢李毅病重，战事失利，叛夷势力日益，“破坏郡县，没吏、民”，甚至围攻州治滇池县城，在战区的汉民不是迁徙至邻近局势比较平静的交州部或永昌郡、牂牁郡，就是被叛夷统治，不过州治在李毅治下仍力保不失。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坚持了4年的李毅逝世，当时中原及梁州皆陷入战乱，外救不至，其官属百馀人推举李毅之女李秀为宁州刺史，继续领导对抗叛夷，“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破之”，如是者坚持3年后，李毅之子李钊到达宁州后接替李秀为宁州刺史，至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廷派王逊到宁州替代李钊出任宁州刺史-南夷校尉，王逊到任后数年间先整治建宁郡谋叛的汉官，“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馀，于是莫不振服，威行宁土”，而李钊则被任命为朱提太守，自太安元年开始的叛乱约在建兴年间平息，恢复南中地区的和平。
王逊派使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六月至建业上表劝晋王司马睿称帝，司马睿登基为帝后加授王逊为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假节，封为褒中县公，并接受王逊的建议，在牂牁郡分设平夷郡、在朱提郡分设南广郡、在建宁郡分设夜郎郡、在永昌郡分设梁水郡，又将益州郡更名为晋宁郡，南中七郡遂变为牂牁、平夷、朱提、南广、建宁、夜郎、永昌、梁水、晋宁等九郡^[270]。

[使刺-193] 笔者并不认同汉使在一个外交场合施行突袭攻击的手段，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令外国领导人不信任汉使，加以猜忌，而且也会令外国人质疑汉使之所以行刺是因为汉军的实力不高，战场上不能取胜才会寄希望于刺杀，从而更加轻视汉国，所以笔者认为如果频频由汉使在外交场合下手杀害外国君王或官员，长远只会损害汉国的威信，即使有需要实施刺杀行动，也不应该由具有汉国官职的人实施，避免诸国诸王不信任汉官，但最重要的是，一支强大的汉军及敢于动武的决心，才是汉国统治西南诸王国的根本。

[勘誤與分析-203] 21.0 ^21.1 笔者认为汉国对魏和意、任昌的处置太过了，毕竟是泥靡“不与主和”、“暴恶失众”在先，潜藏与汉国交恶的可能，谋杀泥靡的决定不能说是错，如果有错，只能是行刺失败，不过汉廷处决魏和意、任昌的决定可能会会令西域以为国王与汉使发生冲突后，汉廷只会站在国王一方，从而令西域诸王国轻易汉使，所以笔者认为处决太过份，降职调用即可。另外，汉廷遣使收系魏和意与任昌时，使者之一的张翁在调查刘解忧的行刺计划时，居然一度“捽主（刘解忧）头骂詈”，相当于蒙古帝国的使者在王氏高丽向蒙古公主动粗，最后自然是张翁“坐死”，笔者认为张翁怪罪刘解忧的这种行径，可能代表了汉族传统思维中和其他民族相处中处处忍让以至没有原则的以和为贵的发端，这种思维不问是非曲直，一旦汉族平民与其他民族发生冲，总是要求汉族方单方面“反省”兼处处忍让，需要承担更高更严格的道德束缚，如果说儒家文化中有什么糟粕，这种对汉族方的道德绑架必然是最大——如果不是唯一——的思想糟粕，张翁可能因此而怪罪刘解忧，认为即使泥靡对待刘解忧再差劣，刘解忧也不应该与泥靡决裂，这种思想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示弱的表现，向泥靡示弱，说清楚就是怂了，相比起蒙古、女真等族群强盛时代的对外强硬态度，汉族强盛时代的对外态度可谓软弱，显然会令汉族汉国被其他民族看不起。
据《后汉书来歙传》称建武十年“五谿、先零诸种数为寇掠”，查《后汉书光武帝纪》同年云“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谿，大破之”，可知五谿是地名，不是羌人种类名。
据《后汉书马援列传》称建武十二年（36）平定参狼羌的战果云“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馀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以1户5人算则超过50万男女，然而武都郡长吏被杀、马援所部仅“四千馀人”，传闻羌人“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1户出1人则至少有10万羌兵，比之去年马援只有“步骑三千人”在唐翼谷面对数万叛羌男女“不得穷追，收其谷粮畜产而还”，若果真有10万羌兵焉能在氐道县被马援四千汉兵围因于山上后又“不与战”不战而退？所谓“数十万户”者当中“十”为衍文，实为数万户，同传称此战发生在建武十三年，然而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是发生在建武十二年，当以后者为是，但数万户仍较夸张，若以“万馀人悉降”的人口原属数万户人口，那羌人豪帅战败后逃亡出塞则较为合理，叛羌残部男女老少人口仍有数万但已无力再战，不愿投降就只能逃亡出汉国，而只有四千汉兵的马援需要留力兵力看守降羌，必然无力阻拦数万叛羌男女西奔，当然也不排除汉军将领夸大叛羌人数上报来为战果注水的可能。
据《后汉书西羌传》称建初三年（78）马防与耿恭平定叛羌“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然而临洮与索西是地名，西羌传有传写之误。
迷吾在其兄东吾投降入汉守塞后仍然“数为寇盗”，但在建初二年却“欲叛出塞”，故知迷吾后来也遵从其兄路径投降入汉，只是降而复叛，投降马防8年后又叛乱，故此傅育坚持讨伐迷吾是可以理解的，张纡诱杀迷吾等1200多人以为傅育复仇，可见傅育之死的影响很大，只是双方都杀红眼再没有和解的可能。
关于叛羌兵力问题，中元元年（56）参狼羌被“斩其酋豪，首虏千馀人”及“斩首千馀级”后就全部投降，中元二年（57）叛羌有“步骑五千”，建初元年（76）的勒姐种、吾良种及卑湳种叛军被“斩首虏数百人”后就平息了，章和元年（87）迷吾在三兜谷设伏只有300人，同年迷唐联合诸种羌族后出兵“五千人寇陇西塞”，迷唐在“种众炽盛”的章和二年（88）出兵攻邓训的兵力只有“万骑”，所以建初二年（77）迷吾与布桥、塞内羌胡等“五万馀人共寇陇西、汉阳”的五万馀人是五万馀男女而非五万馀兵力，布桥在索西被马防打败后“将种人万馀降”可证，如果真是面对“以战死为吉利”的五万羌兵，汉章帝只派给马防三万汉兵未免过于托大，不合常理，而且布桥认同“汉兵盛不可当”的军情，可证羌兵人数少于三万汉兵；迷唐与结盟的诸羌有“众四万馀人”，如果是四万馀羌兵而汉廷仅增派二万汉兵防守，守方少于攻方，攻方只集中于一点就可击破防线，迷唐攻邓训却只出一万兵先去胁迫2000～3000人的小月氏胡兵加入而不敢先集火攻邓训，有悖常理，反之四万馀男女则只可出兵一万，小月氏胡兵的加入就很重要，汉廷在原有守兵上只增派二万汉兵防守更为合理，如此理解更为妥善，建武十一年（35）的浩亹之战叛羌“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可证羌人劫掠汉民时有带家眷随军的做法，所以羌人兵力多在数千左右，损失二千馀人或损失数百人后就无力再战，一万人左右是叛羌所能集结起最多的兵力。
永初二年（108）平襄之战的汉兵是来自“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的五万人，减去永初元年冀县之战阵亡的1000多人，还馀下48000多人，而羌兵数量不明，但在羌大乱的11年间，明确有载的叛羌兵数是负责劫掠汉中、武都两郡的号多所统的7000羌胡兵，这还是在滇零招聚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的羌人种群及吸纳汉族叛军杜季贡所部之后，所以平襄之战时滇零所统羌兵不会太多，从《后汉纪》永初二年条所载平襄之战中“羌诈降，既而复叛”，以诈降才能取胜，可见滇零兵数少于汉兵人数，元初二年（115）虞诩称以汉族“万骑之众，遂数千之虏”，反映了叛羌兵力有限，劫掠关陇、梁州等地的主要叛羌大军人数平均只有数千，这代表了汉洲境内的羌族人口不会太多，其人口数的上限不会超过元康九年（299）分布在关陇地区的65万氐羌人口。^{[注 12]}
按《后汉书西羌传》称滇零在平襄之战胜利后的同年“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羌，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其中“南入益州”钞寇之事有“杀汉中太守董炳”的例子，但“东犯赵、魏”并没有具体的例子，迟至永初五年（111）春夏间才有一股叛羌流窜入河东、河内、上党三郡劫掠，河内郡在战国时代是赵、魏两诸侯国交接的边境，上党郡亦曾为赵国领土，符合“东犯赵、魏”、“东犯赵、魏之郊”的描述，所以《后汉书西羌传》显然是将对永初五年的描述误植入永初二年。
根据永初元年（107）至元初五年（118）有关羌乱的战事纪录，滇零在平襄之战获胜后旋即“寇掠三辅”，又派兵“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永初四年（110）春季两度南下褒中县劫掠，在野战中击杀汉中太守郑勤，没有董炳守城失陷的相关记载，所以董炳亦应是在野战失败阵亡，永初五年（111）春夏有一股叛羌流窜入河东、河内、上党三郡劫掠，元初元年（114）汉兵曾在枹罕县及狄道县分别与叛羌作战，但没有叛羌控制了丁奚城至枹罕、狄道之间地区的记载，叛羌多次南益州部劫掠，但无攻陷三辅及益州部任何县城的记载，加之虞诩在元初二年（115）指出“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可证永初叛羌只是流寇，四出流动作战并不以控制领土为目的，而汉兵“二十馀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20万汉兵除了处处设防外还以步行迎战叛羌骑兵，难怪叛羌来去自如四处劫掠，虽然叛羌只是流寇并无攻陷县城的记载，但滇零在北地郡境内自称“天子”时可能已控制了郡内一小部分（没有北地郡县城被攻陷的记载）的领土，直至永初六年（112）零昌才确立以当地的丁奚城为据点，11年羌乱中只有破羌县城及临洮县城曾在永初三年（109）被叛羌攻陷，汉廷平定羌乱后也没有收复两县城的记载，应是代表叛羌主动撒离后被汉兵收复，未经战斗收复所以才没有在《后汉书》留下收复的记载，可能是“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导致叛羌撒离县城，考虑到叛羌的流寇性质，更可能是在攻陷县城后就饱掠而去，羌人侵汉都是以“杀略吏人”、“寇盗”、“寇钞”、“寇掠”等抢掠财物人口——比如永初羌乱就有汉族平民被“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馀人”——为目标，因此后一种可能性最大。
汉族与诸种羌人之间存在族群冲突，对内迁汉洲之羌人而言是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司徒掾班彪在建武九年（33）称“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所谓“侵夺”实即贪官污吏敛财勒索，比如有8任安定属国都尉收受羌人豪强的贿赂^[177]，但贪腐不止存在于汉官与羌人之间，汉族官民之间亦有贪腐勒索，比如关陇“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等官吏腐败、梁冀当政时的贪污腐败、衰安县令杨党被揭发敛财千万钱等等^[178]，汉族平民亦受害，所以羌人受到“皆吏人豪右所徭役”、“小吏黠人所见侵夺”只是官民矛盾的反映，并非基于族群身份才施加的新型剥削所以羌人的遭遇并非民族歧视，对汉族而言，如上文所言羌人侵扰汉边主要以“杀略吏人”、“寇盗”、“寇钞”、“寇掠”等抢掠财物人口为目的，长期遭受来羌人的暴力掠夺必然会令汉族仇恨羌人，比如马援担任陇西太守的六年间（公元35～41年）郡内曾发生一宗复仇杀人事件，却误传成羌人叛乱的谣言，郡治狄道县一带的汉族平民惊惶奔涌入狄道城寻求保护，狄道县长更要求发兵平乱，虽然这场风波被马援处变不惊地从容化解，但从汉民轻易相信羌人反叛的传言，可见汉族平民对羌人劫掠暴行的担忧，长期对同一族群实施掠夺难脱民族歧视之嫌，虽然羌人在滇零的领导下于永初元年（107）起兵之初带有官逼民反的道德高地，但起兵不久即有“大为寇掠”、“寇钞三辅”等掠夺汉族民众之举，甚至略卖汉族平民，在永初二年（108）梁慬在美阳县打败叛羌后“尽还得所掠生口”、永初四年（110）三月南匈奴单于挛鞮檀投降汉兵后发现南匈奴叛乱的一年内所掠得的汉族男女一万多人就包括被“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元初四年（117）富平之战胜利后被叛羌俘虏的汉族男女有千馀人被解救，这些令羌人举兵失去道义，反而成为祸害之举，而11年的战乱令“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边民死者不可胜数”，现今陜西省汉族基因组仍带有至少95%的原华夏血统^{[注 6]}，可证历史上有关汉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量被夸大，四郡内迁汉民所谓“丧其太半”应理解为逃逸、流亡或隐匿避难等导致朝廷控制的户籍人口数减少而非全部死亡，但因羌人战乱而死的汉族人数虽然具体数字不详，然而仍可被形容为“不可胜数”，这些伤亡也没有为汉族换取到任何有利的民族地位提升或思想、技术上足以值得付出重大伤亡牺牲的益处，所以笔者以“羌祸”、“羌乱”名之可反映其影响是负面的有害的，汉廷的内迁政策是弊政亦不能掩盖羌人叛军犯下的罪恶，反而羌人内迁后虽然与汉民一样受到汉官贪污腐败之扰，但在与汉族长期相处后习得汉族文明制度（与古代重要文明同级别），滇零在平襄之战胜利后不久就模仿汉族皇帝自称为“天子”，元初三年（116）任尚在北地郡打败零昌后缴获“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缓”，明显是模仿汉族制度的尝试，亦是非汉族群首次以汉洲、汉族地区为根据地建立独立政权的割汉建国之举，是汉族社会有史以来首次面临外族征服的威胁，仿佛是196年后五胡祸汉的预演。
至迟在东汉时代，虽然族称以“中国”及“华夏”为主，但由原华夏扩展而建立的汉族身份认同已经存在，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称“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以“汉”为我族自称，马援任陇西太守时发生“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的汉族惊慌举动反映了当时存在的汉族身份认同，而与之相处的内迁羌人自然亦会诞生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如元和三年（86）烧当种首领迷吾与弟号吾召集各种羌人起兵侵汉，号吾因为轻忽而被生擒，号吾求饶说：“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言辞之间以“羌”为我族自称，可见羌族身份认同是在迷吾、号吾一代人建立的。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约分为150种，“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又有9种在赐支河首以西，馀下89种可出动作战的人数“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以游牧族群兵民比1：4算，89种羌人人口约80万。
因为战争的缘故，羌人种落以先零种、烧当种最为著名，需要注意的是一种羌人不一定同时在同一地方活动，比如烧当种领袖滇吾、滇岸兄弟在永平年间相继向汉朝投降，滇吾之子东吾亦降汉，“入居塞内，谨愿自守”，成为内迁汉域的烧当种首领，东吾→东号→麻奴，东号、麻奴父子被《后汉书西羌传》形容“初随父降，居安定”，可见这一支烧当种首领入塞内后居住在安定郡，而另一支，东吾投降后，其弟迷吾以及迷吾之子迷唐继续在塞外率领烧当种与汉朝作对，最后迷吾被诱杀于临羌县、迷唐病死，虽然迷唐“有一子来降，户不满数十”，永初羌祸爆发后不见迷唐之子动向，显然不是死于战乱就是如同麻奴、苦犀兄弟一样，乘乱“与种人俱西出塞”；在平襄之战前，永初二年（108）春季，钟种乘汉兵五万尚未集之际以“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馀人”，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载“唯钟最强，胜兵十馀万”，然参与永初羌乱的钟种却只出兵数千人，显然只有少部分钟种参与汉域内的永初羌祸，阳嘉四年（135）钟种被马贤“斩首千八百级”后就投降，显然马贤所打的良封所部钟种并没有十万大军，仅是钟种下的一支势力，故此从烧当种、钟种的活动可见同一种羌人可以分开参与在不同地方的活动。
关于内迁汉域的羌人居地，按《后汉书西羌传》及相关传记有西河虔人种羌、上郡全无种羌、上郡沈氐种羌、陇西钟羌、陇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种号合称，可以判断西河、上郡、安定、陇西四郡是羌人内迁地区，而东号、麻奴“初随父降，居安定”，显然安定郡是烧当种的内迁地，但滇零在永初二年（108）十月平襄胜利后“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汉域内大多数羌人都聚集在滇零旗下与汉朝军作战或劫掠，必然离开了内迁地，烧当种麻奴、苦犀兄弟就乘乱“与种人俱西出塞”，永初羌祸被平定后，投降的羌人未必返回原来的内迁地，比如“永宁元年春，上郡沈氐种羌五千馀人复寇张掖”，上郡在位于今延安市一带，张掖郡位于今张掖市一带，沈氐种要劫掠不去劫掠邻近的三辅或河东郡，反而派5000兵远赴张掖郡劫掠，马贤将兵将之平定后，“时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马贤平定沈氐种的战场在张掖郡内，证明沈氐种的居地在张掖郡或张掖郡邻近地区（如祁连山脉以南的青海湖周边地区）已不在上郡，又延熹九年（166）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不止证明沈氐种居地在张掖郡附近，也佐证先零种当时的居地也在河西走廊一带而非安定郡，代表以汉文记载中郡名加上种号合称的称呼来确定内迁羌人居地只能适用于永初羌祸之前，不适用于永初羌祸后，但羌人活动地点仍局限在上郡、安定、北地、汉阳、陇西、武都或凉州部诸郡等汉洲西北部，至于汉文记戴中在永初羌祸后仍有采用郡名加上种号合称的来称呼内迁羌人，当是朝廷认为该地才是永初羌祸之前内迁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缘故，虽然汉廷已无力控制羌人迁移，但不妨碍官僚主义因循苟且沿用旧称。
西羌，因其主要聚居于汉族地区以西地区，故以“西”名，而东羌，又名东种，据《后汉书》此一称呼最早在永寿元年（155）用来他称在安定属国的羌族，其中先零种被明确称为东羌，如“东羌先零”、“先零东羌，延熹四年（161）及五年间被皇甫规在关陇及河西走廊招降的叛羌被段颎称为“东羌”，段颎在建宁元年（168）正月至次年七月间扫灭东羌之战中主要在陇东高原周边活动，最后在陇西高原消灭叛羌，可见东羌主要分布在陇东、陇西及河西走廊，基本上是羌族在东汉政权境内的主要聚居地，所以“东羌”应是被东汉朝廷内迁汉洲的羌人，永初羌祸中羌人首领滇零自称天子，又制作“僭号文书”，这些举动都是以往未曾发生，叛羌甚至逼使汉廷内迁郡县汉民，汉族士人显然有必要为这些模仿汉制的羌人一个可与没有内迁的羌人相区别的称呼，也即“东羌”，按《后汉书》有西河虔人种羌、上郡全无种羌、上郡沈氐种羌、陇西钟羌、陇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种号合称，可以判断西河、上郡、安定、陇西四郡是羌人内迁地区，亦即陜北高原同是内迁羌人分布地，但从永初羌祸滇零“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开始，内迁羌人就离开上郡、西河等内迁地往滇零麾下聚集或四出劫掠，一如上段分析，在永初羌祸后仍有采用郡名加上种号合称的来称呼内迁羌人，除了是朝廷认为该地才是永初羌祸之前内迁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缘故（即官僚主义因循苟且沿用旧称），也是因为这些羌人被他称为“东羌”以便与未曾内迁（东迁）的“西羌”区别，他称“东羌”始以羌人的地区方位分布命名，他称依附在人身上后就名随人走，不再局限于地区方位。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称“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馀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馀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即建武十三年（37）、永元六年（94）、永初元年（107）、永初二年（108）皆有羌人投附汉朝，合计羌人17种约58万1580，近60万男女，足以与江统在《徙戎论》中称“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约50万外族人口相当，然而所谓“内属”者有内迁入汉境与留居原地向皇帝称臣的两种不同含意，前者有南匈奴及内迁先零、烧当诸种羌人，后者如《后汉书班超传》称“西域五十馀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后汉书西域传》称“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永平十二年（69）“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永初二年（108）“举土内属”那么四次内属都应是“举土内属”，不存在人口迁移，而且南匈奴及先零、烧当诸种羌人的内迁，前者是因为国内斗争失败，后者是因为战败被迫迁，而四次羌人内属与此不同，无理由离开世代栖居的故乡全部人跑到异族地区生活，特别是永元六年（96）内属羌人超过五十万男女，人口之多足以质疑汉朝官僚有没有能力沿途供应所需及安置如此庞大却语言不通的人口，何况同年关东发生饥荒，“济、河之域，凶馑流亡”，更不可能供应突然增加的五十万人口，《后汉书孝殇孝和帝纪》明言“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可见仅是派使者告诉皇帝一声我们向你称臣，所以这四次内属行动只是羌人种群派遣使节向汉朝表达名义上的称臣，对于汉朝来说是名义上开疆拓土，从2020年的阿坝自治州人口不足一百万来看，公元1世纪的60万人口分布区域很可能涵盖后世康区大部分地区甚至安多一部分地区，至于东汉政权境内羌人人口约30万男女，最多时的永初羌祸前夕也不超过45万男女^{[注 12]}
关于段颎在建宁元年四月至七月间与叛羌作战时途径的地名，孟洋洋认为桥门是指桥山上的通道，桥山即安塞县鸦行山，走马水即大理河，奢延泽作为一个湖泊约在靖边县海则滩乡和红墩界镇一带，落州即苦水河，令鲜水即红寺堡区的红柳沟与其上游徐冰水河，灵武谷在同心县预旺镇与七营台镇之间的山地，可能即预旺镇南方的折死沟^[179]，如是则段颎相当于沿陇东高原外围东、北、西三边跑了∩形路线，基本上扫清陇东陜北两高原的羌族主要势力。
关于塞外羌人地区及塞内郡县汉区的地名，塞之内外大致以拉脊山为界，烧当种始居的大允谷地区相当于海南州共和县境，攻夺的大小榆谷相当于贵南县及同德县境，建初元年（76）及二年（77）的和罗谷可能在化隆县之黑城沟，一说在化隆县之昂思多沟，曾在永光二年（前42）、中元二年（57）、章和元年（87）及永元十年（98）属战区的白石在夏河县甘家滩一带，庞琳认为邯川是指在化隆县牙什尕至日兰之间的黄河北岸地带^[180]；陈守忠认为允吾县城在今永靖县盐锅峡镇黄河北岸的方台村附近，而金城县城在今兰州市西固区境^[181]；蔺子武认为金城郡治允吾县城位于民和县马场垣至下川口之间的湟水南岸地区^[182]

[部國-209] 彼时鲜卑人及乌桓人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类似先秦时代汉族的政治状态，鲜卑人及乌桓人的诸部，相当于汉族的先秦诸侯国。

[首都人口-211] 23.0 ^23.1 根据与东汉政权首都洛阳所在河南尹同属司隶部且相邻的河内、弘农、河东三郡人口数据^[188]，河内郡18城，人口801558，平均每城44531人，河东郡20城，人口570803，平均每城28540人，弘农郡9城，人口199113，平均每城22123人，三郡47城，人口1571474，平均每城33435人，而河南尹21城，1010827人，除却20城共668712人，则洛阳城约有342114人。
根据与西晋政权首都洛阳所在河南郡同属司州部且相邻的荥阳、河内、河东、弘农、上洛五郡三十五县人口数据，五郡15,9500户，则79,7500人，一县平均约2,2785人，河南郡十二县11,4400户约57,2000人，则洛阳约32,1354人

[永昌郡-214] 24.0 ^24.1 哀牢王国位于永昌郡境内，因为在永平十二年（69）向汉国称臣而羁縻设郡之地，当时哀牢王国有户51890及553711人，此前的建武二十七年（51）亦有哀牢王率2770户17659人向汉国称臣，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永昌郡有户208486及1010827人，人口较邻近的牂牁、越巂、益州三郡人口总和高出一大截，考虑永昌郡位于横断山脉以西，郡内辖有哀牢王国以及置郡仅71年，该郡异常高的人口数中多数应不属于汉族，如果建武二十七年和永平十二年的哀牢人口没有重复计算，则两年合计54660户571370人，占永和五年永昌郡的户26%及人口56%，经过71年间哀牢人口的繁衍，其占比当更高，是汉代各郡国人口^{[注 2]}的唯一例外，至于永昌郡其馀人口当以汉族为主，约十万户三十万～四十万人左右，加上益州郡的29036户110802人，汉族人口合计约十三万户近五十万人，经过二百馀年的移民定居势必与先住族群通婚繁衍，但也有可能只是《后汉书郡国志》永昌郡的户口传写有误以致数字失真，另外，汉国与哀牢在建初元年（76）决裂后，即“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163]，可见永昌郡建立后很快就有汉族移民聚居。

[異質-236] 笔者在这里的移入民族和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举例，是基于同一人种内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的移民及难民基于相对于移入国而有所不同的人种、民族及文化（语文、价值观等）差异，可分为同质与异质两大类型的移民及难民，相对移入国族群在人种、民族、文化方面相近或相同的是同质移民及难民，相对移入国族群在人种、民族、文化方面差异巨大的是异质移民及难民，人种、民族、文化三方面依其重要性由高至低先后排列，同质移民及难民较容易融入移入国社会而被同化吸收，异质移民及难民则较难融入移入国社会（即使已经连续数代人在移入国出生）反而因为人种、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容易与移入国本土族群发生矛盾冲突。
同一人种内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种族，基于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外表特征，从外表识别不同种族是比较容易，而且因为外表特征不同，不同种族通婚的后代的外表特征必然偏离其中一方种族的外表特征，这就必定引起种族同化的担忧，不同于文化同化（可逆）或同种异族的血缘同化（比如朝鲜族与和族通婚的后代，仅凭外表难以识别族属），种族同化不可逆，而外表特征的同化又引起颜值同化问题，即与移入种族的混血会令下一代成员的外貌颜值偏离本土种族而更倾向移入种族的外貌颜值，剥夺遣返、驱逐或停止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等以回复族群结构原状的选择是一种邪恶，也招致对种族同化的反感，简单来说，就是种族多元较民族多元的矛盾问题更纠结难解，所以，统治阶层（无论是帝制、专制政府或民主政府）不应该在取得国内绝大多数本土种族的一致共识前，采取任何促进或放任种族多元化令其占比上升局面形成，任何有机会改变原有族群结构占比的政策应极需谨慎，何况不同族群的情况不同，如果某些移民及难民群体极其保守排外不能接纳任何外来影响，甚至极为过敏地将来自移入国的任何影响视为种族迫害或歧视，不惜诉诸暴力，缺少移入国所需的资金及人才的同时生育率极高，势必导致移入国出现种族矛盾，如果以普世价值、多元文化自居的欧美社会也存在问题，其他非西方国家更没有理由学习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一个国家的国民辛辛苦苦朝出晚归工作数十年的付出才令社会略有成就，由落后步入发展中，这些财富应留给下一代而不是被鸠占鹊巢，否则当初就不必拼命工作，直接集体移民偷渡至发达国家学难民般躺平伸手要钱就好了。
普通人有独立的集体身份认同或非100％无私的，都不会接受大量异种族或低质素（比如治安恶化或基于族群身份无条件索取更多的社会资源）的移民，比如：
英国Leicestershire（莱斯特郡）Leicester（莱斯特）市是拥有大量来自印度及中东移民的城市，但却是英国种族最隔膜的城市，穆斯林社区存在对极端主义的同情及反犹主义，印度教徒社区与穆斯林社区之间因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而涌现敌对情绪^[194]；为了纾缓难民及移民问题，有意见认为应退出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ECHR, 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5] ，社会上分别有支持退出公约及反对退出公约的请愿^[196]^[197]，保守党领袖Kemi Badenoch在2025年10月3日主张退出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198]^[199]^[200]
2025年8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推动爱媛县今治市与莫桑比克、千叶县木更津市与尼日利亚、新潟县三条市与加纳、山形县长井市与坦桑尼亚等日本国四县市与非洲四国的人文交流，却因8月22日尼日利亚发布的一则讯息而引起关注，变成开放非洲四国移民四县市的谣言^[201]^[202]，引起日本民众的担忧^[203]，反对来自非洲的移民，令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6日出面澄清^[204]，9月25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宣布撒销四市交流计划^[205]，29日，日本与印度确立5年内进行50万人名额的交流计划^[206]^[207]。
中国政府在2025年10月1日施行的K签证也引起中国民间出现类似日本民间的担忧^[208]^[209]^[210]，民间这种忧虑值得重视^[211]，不应该待至出现问题后才想办法解决，当出现外来移民与本土国民的种族矛盾后，西方国家肯定会高举“人权”、“反歧视”等口号来攻击反对异质移民的团体或个人，迫使中共必须开门接受异质移民及扶持少数外国移民来打压多数本土国民（比如污名化反对派为种族歧视）来诱发中国本土国民与外国移民的冲突，所以当权者应对问题有所预见，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准备好解决问题或令确保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绝不会出现，如果真是到了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责任感当权者应顶住西方压力立足于本土国民的利害立场去尽快解决问题，Chinese First（中国人优先）在中国应凌驾在西方道德标准之上，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也在拒绝难民及移民的时候，如果民间的担忧并非是可能会发生的未来而仅仅只是过于焦虑（即未来绝不会大规模难民及移民）就最好不过，但中共仍有责任向国民作出未来绝不会出现大规模（数以十万计）难民及移民的承诺及制定防止出现大规模难民及移民潮入境的措施，不以本土国民利益为最优先就是一个政府犯下最大的不道德行径。
笔者认为任何涉及异质移民及难民的政策，必须征得本国绝大多数国民同意后方可实施，本国国民有权自行依据利害从人种、民族、文化及学历技术、性别、人数等方面釐定本国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的标准，本国国民有权依据利害而自行变更这些标准，可宽可严也可以完全停止接受甚至遣返已入境的异质移民及难民，在国内方面，若然多数国民决定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反对接收异质移民及难民的意见占多数之国内地区，仍有权拒绝政府将异质移民及难民安置于本地区。

[有毒兼專制的異質移民政策-238] 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冬开始，汉廷首次将战败的先零种近万男女分迁入汉洲西边的天水、陇西、扶风三郡，这种将羌人东移入汉洲的做法是后来羌乱暴动的远因，一个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转变为民族多元的地区，这种情况本身就蕴含民族冲突的诱因，因为民族多元不同于文化多元，有人就会有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或群体就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一个地区由民族比较单一转变为民族多元，民族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导致该地在文化、经济以至政治方面产生不同的需要，如果原有民族比较单一时的上层政治建筑或统治方式没有相应的改变，很容易就会与下层民族多元的民众阶层产生矛盾以至冲突，当然，统治阶层及统治方式的改变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说白了就是社会上的民族构成改变，社会资源及权力的大饼划分也不得不改动，只是这种改动对原有人口较多的单一民族有害无利，毕竟民族人口占比下降，分得的大饼只会减少，不会不变或增加，如果移入的民族人口占比上升，但其生产资源（财富）的贡献占比并没有同等上升或占比少于社会资源及权力的大饼划分占比，对于分饼占比下降的原多数单一民族亦是不公平，另外，多民族混居也涉及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当移入民族不适应原有民族的生活方式，比如原有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剥削方式和力度，汉国统治下的非汉族群叛乱，部分是因为野心与贪婪，部分是因为汉族统治阶层企图将对待汉族被统治阶层的剥削方式和剥削力度用于治下的外族被统治阶层身上——特别是移入民族比较保守和排外——就很容易引发暴力冲突，有说法以“难道单一民族社会就没有矛盾冲突”来质疑对异质移民政策的反对，的确，任何社会都有着自身的内部矛盾冲突，只是民族冲突不是必然，至少有两个势均力敌的民族存在是民族冲突产生的必要前提，虽然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也有着内部矛盾冲突，但没有必要变成民族多元地区，无故多一个潜在矛盾冲突，所以将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转变为民族多元地区其实是自造民族危机——目前比较和平也不代表永远和平，当初既然可以选择，保持民族成份单一是较民族成份多元更好的选择。
可能有人会提出豁免对移入民族的剥削来保持社会稳定，只是如此一来就对继续受到剥削的原有多数单一民族不公平，受到豁免的移入民族很可能会将豁免视为相对于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特权，一种永远不能取消的特权，造成民族隔屏，而一旦取消又会令移入民族产生受害者心态，从而出现民族冲突，所以豁免对移入民族的剥削是最糟的选择，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入乡随俗，入汉乡自然随汉俗，即使移入民族不适应移入地的生产方式或文化而需要豁免或迁就，豁免或迁就也应该设有明确的时限，不能永久，即使羌人是被汉廷迁移，也不构成给予永久性豁免或迁就的理由。如果需要豁免或迁就，笔者认为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小区域实施豁免或迁就，而这个特定区域越接近移入民族的移出地就越好，让不愿意入乡随俗或需要豁免迁就的移入民族可以迁移入去，是一个为汉廷错误民族迁移政策亡羊补牢的方法。^{[注 25]}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汉羌两族之间存在族群矛盾，马援担任陇西太守的六年间（公元35～41年）郡内曾发生一宗复仇杀人事件，却误传成羌人叛乱的谣言，郡治狄道县一带的汉族平民惊惶奔涌入狄道城寻求保护，狄道县长更要求发兵平乱，虽然这场风波被马援处变不惊地从容化解^[212]，但从汉民轻易相信羌人反叛的传言，可见汉羌存在族际信任赤字。汉廷将羌人东迁汉洲中原的政策虽是错误，但这个错误并不会立即造成恶果，因为恶果是由连续多年的弊政累积导致，并非一次迁移就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从而令当权者容易忽视在数十年后或数代人后才出现的影响，而且，当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很低时，移入族群即使有着种种不满也不敢或尽量避免诉诸暴力，诉求也不会太强硬，但随着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上升，移入族群就会认为未来的人口优势在自己一边，其族群诉求也会随之强硬起来，不会太排斥以暴力宣泄不满，统治阶层肯定会担心人口众多的移入族群爆发暴力行为影响统治，为求和平，统治阶层就会尽量满足移入族群的诉求，而统治阶层的这种妥协亦也提高移入族群对诉求被满足的心理预期，一旦被拒绝，冲突爆发的机会是非常高，无论统治阶层愿不愿意满足移入族群的诉求，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平民也是最大受害者，以汉族的例子来看，幸亏汉族在亚太地区有着多数的人口占比，才能捱过近300年的民族混战和征服，继续保持在汉洲本土的人口优势，原来汉族社会就存在贫富悬殊的阶级矛盾，迁入的大量羌人人口——相对当地汉族人口仍然是少数但已较以往的大量增加——不适应汉国的剥削制度，与汉族平民有着文化价值观差异的隔膜，相对于世代受官僚系统管治的汉族平民，羌人移民有更高的凝聚力，更容易诉诸暴力，频频与他族接触必然促进羌人民族意识的产生，加上居于汉洲，自然知道汉洲较其故乡富裕多，滋生统治汉洲的野心，羌族对汉官的仇恨与对汉洲的贪婪，以及汉廷的腐败与畏怂，令汉族平民则受到民族冲突与阶级剥削的双重压力。

[古羌≠羌-243] 羌名最早出现在殷墟时代的甲骨文，是商部落对西方敌对部落的他称，关中平原主要是先周部落以及商文化的分布范围^[216]，当时被称为羌的部落只能分布在商周华夏部落以北的陇东高原及以西的陇西高原之内，或可渗入关中平原西部边缘地带，但在商末周初以后，羌名却消失了数百年，代之以威胁周秦数百年的诸戎部落，经过由原华夏部落建立的秦国长期军事征伐及移民渗透，戎部落或被驱逐或被同化，至秦代，华夏部落成为陇东高原及陇西高原的主要人群，而位于陕北高原的新石器时代石峁文化人群及周代陇东高原碾子坡人群，其基因组皆带有约90%以仰韶时代黄河中游人群为代表的中原血统^{[注 1]}，很可能当时在陇东高原或陇西高原的戎部落与原华夏部落有着亲缘关系，反之后来被他称为羌的人群晚至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并主要分布在陇西高原以西的河湟地区，与彼时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以至稍后南下的匈奴人为邻，彼此时代相差700多年，聚居地也不同，所以晚商的古羌人不能等同于秦汉的羌人族群。
自从诸戎攻破关中杀害周幽王姬宫涅、逼使周平王姬宜臼东迁伊洛后，关中就被各股诸戎势力及本土地方势力割据，以西犬丘为根据地的周朝附庸秦襄公——源自夷部落少昊氏的嬴姓氏族——受周平王封为诸侯，遂步东向收复关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国兵抵西岳华山，完成对关中的光复，昔日关中的周部落尽为秦部落，部众亦以“夏”自称，成为原华夏人在雍州地区的一个强大部落^{[注 8]}，此后西方诸戎部落再也不能成为威胁。
根据后世传说，羌族最早的领袖叫无弋爰剑，相当于土家族的廪君、汉族的有熊氏黄帝、希腊族的希伦（Έλλην）、犹太人的亚伯拉罕，羌人称奴隶为“无弋”，可见爰剑出身之低，爰剑的生存时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时任秦君为秦厉公，而爰剑是秦国的一个奴隶，可能是戎人也可能是原华夏人，爰剑在偶然机会下成功向西逃出秦国，在洮水以西的河湟地区居留，受到当地羌人拥立为领袖融入其中，湟中又被称为羌中。
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叶，在秦国由秦厉公的玄孙秦献公统治期间，秦献公曾经发兵西征诸戎，兵临渭水源，攻灭统治当地的狄䝠戎邦，秦献公之子秦孝公嬴渠梁登基的第一年（前361）也派兵攻灭位于渭水源头的䝠戎邦，可见秦国至迟在公元前361年攻克陇西高原西部地区，将陇西高原全纳入秦国治下，这次西征加上公元前4世纪初原华夏诸邦国的接连打击戎部落，引发诸戎部落惶恐西迁远离原华夏部落，戎部落“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令远在河湟的羌人部落也感受到以秦国为代表的原华夏部落的威慑，一部分羌人在爰剑的曾孙印的领导下西迁入青藏高原，其后族众四散，分布在安多及康区，后世分化为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三大族，而留在原地的羌人则由印的堂侄忍、舞两兄弟统治，部众日渐强大，分化为26种羌人分别为兄弟26个儿子统治，其中忍之子研统治的部众最为强大，所部被称为“研种”，显然秦国西征并不对羌人构成实际威胁。
秦国在灭亡义渠邦国后即专注于攻伐关东六国以统一赤县神州，但以研种为首的羌人势力日渐强大，甚至不时南渡黄河进入秦国陇西地区劫掠，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长城延伸围绕上郡、北地、陇西三郡西北边境，防御羌人南渡甘肃省段黄河抢掠陇西郡重要地区是陇西段长城主要作用，秦王政八年（前239）将原华夏之民迁移入居临洮守边，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平定六国后，派蒙恬增筑长城严守边境，才将完全终止羌人的劫掠行动，“众羌不复南度”，虽然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开始中原陷入内乱，同年匈奴单于冒顿登基后不久即四出扩张领土，派兵将西方的月氏王国驱逐出草原，逼使月氏人自此偏居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成为小国，但外部发生的巨变尚未影响羌人地区，华夏西北内边陇西、陇东等地亦尚得粗安无事近40年。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开始，匈奴帝国冒顿单于发动西征，派遣其子挛鞮稽粥与右屠耆王率军进攻分布在河西走廊东南部的乌孙，以及月氏王国，乌孙昆莫难兜靡被杀，其初生子猎骄靡被单于收养以吞并乌孙部众，而月氏王亦被杀，连头盖骨也被切下来成为挛鞮稽粥的饮器，但月氏人很快拥立月氏王之妻为王，女王拒绝服从匈奴，遂统率国内大部分部众西迁，匈奴西征军乘势追击，至前元六年（前174）“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西征军将整个塔里木盆地诸国一一征服才停下脚步，而月氏女王翻越天山山脉到达伊犁河谷下游地区，征服了当地的先住民斯基泰人后才安定下来，原来的统治者斯基泰王不得已统率部众南迁至阿姆河上游盆地，少部分未跟从月氏女王西迁的月氏人则向南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羌人聚居地与其杂居，被称为小月氏，而河西走廊被纳入匈奴帝国统治，与羌人居地相邻，与小月氏一同臣属于匈奴帝国。
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后，约老上单于末年或军臣单于初年，匈奴派遣猎骄靡统率乌孙部众西征月氏，一举将月氏人驱遂，猎骄靡遂得以伊犁河谷为核心重建乌孙国并向匈奴称臣，而月氏人大部辗转南下，征服在早年进入阿姆河上游盆地的斯基泰人，在当地重新立国。
羌人虽在匈奴帝国境外，但两者可能存在摩擦，汉景帝时代，研种留何以自愿为陇西郡守边为由向汉朝请求入塞，得到准许后得以入塞，散居于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等五县，留何的入塞守塞请求显然因匈奴而发，可证羌人与匈奴的相处并不和谐，所谓羌道（今中国甘南州舟曲县一带）在西汉初年才在边塞设立，安置如留何般内迁陇西郡边塞的羌人以守备边界。然而陇西郡的羌人很快就与当地的原华夏人闹翻而发起叛乱，留何所部可能亦参与其中，时任陇西太守李广立即敉平叛乱，并将诱降的800多羌兵杀害，可见当时陇西原华夏与羌的族群矛盾之深，但陇西羌人不多，所以叛乱才被李广轻易消灭，直至此时原华夏与羌之间的往来仍不多。
元光二年（前133）汉王朝与匈奴帝国再次交恶，之后匈奴军频频南犯，只是这一次原华夏并没有像过去一样主动向匈奴求和，而是开始遣兵调将反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朝派霍去病统兵西征，两度进入河西走廊沉重打击匈奴在当地的力量，第二次出击更途经河湟地区，令大受蹂躏的当地匈奴封建领主向汉朝投降，于是汉朝将关东地区一部分原华夏部众西迁入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区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
元鼎五年（前112）汉朝派兵攻略南越国，匈奴趁机派使横越河西走廊潜入羌人地区，唆使羌人发兵东侵华夏，秋九月，以先零羌为首，与封养羌、牢姐羌等羌人族群共同起兵，扬言十万大军东进，围攻华夏西边安故、枹罕二县城，汉朝随即在陇西、天水、北地、河南、河内五郡征发十万原华夏兵西进援边，第二年冬十月即击溃羌兵，原华夏人与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以原华夏全胜告终，而失败的羌人大部分退出河湟谷地，西迁至“西海、盐池左右”安居后向汉朝称臣，汉朝乘势设立金城郡并设立护羌校尉负责羌人事务，此后原华夏与羌这两大人群虽时有摩擦，但大致上仍保持了近50年的和平。
元康三年（前63），在匈奴长期煽动后，以先零羌为首与罕羌、䍐羌、开羌等其他羌人族群“解仇交质盟诅”，建立临时性的同盟关系，小月氏人羌侯狼何更派使者入匈奴，企图借匈奴军攻打鄯善国及敦煌郡以断绝汉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汉廷风闻先零羌计划叛乱的消息，于是派义渠安国出使诸羌视察有没有阴谋起兵侵边事宜，但义渠安国召见先零羌首领30多人后，以其言行悍逆将之全部杀害，后又纵兵杀掠先零羌1000多人，义渠安国可能确定了先零羌有叛乱的阴谋才采取暴力行径，叛乱前歹䍐羌与开羌的贵族靡当儿派其弟雕库密告汉官先零羌企图起兵叛乱的消息，但义渠安国的举动并未能将羌人起兵的可能消除于未萌，反而促使以归义羌侯杨玉、犹非为首的先零羌立即发起暴动，与罕羌、䍐羌、开羌、煎巩羌、黄羝羌等一同劫掠其他弱小的羌人族群，叛军兵力在20000至50000左右，然后战事遂渐扩大，开始侵扰汉边，“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河湟一带开始陷入战火，至神爵元年（前61）初义渠安国派汉骑三千屯驻于浩亹县（今中国甘肃省永登县一带）以防备叛羌，但很快就被叛羌击败，“失亡车重兵器甚众”，三月浩亹败仗的消息传来，汉朝调遣各郡汉兵，加上少量胡兵、羌骑助战，总计六万大军往金城郡集结，四月派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酒泉太守兼破羌将军辛武贤等统兵平乱，又派开羌权贵雕库招降䍐羌、开羌，暂时稳定形势，同年七月，赵充国兵临湟水，开羌投诚，在开羌的指引下，大军进击先零羌，先零羌军队望见大军前来即惶恐撒退，在南渡湟水时大军追杀，失去大量辎重，之后赵充国大军进逼䍐羌军队，其首领靡忘立即投诚，叛军开始土崩瓦解，䍐羌与开羌劫掠先零羌“羸弱畜产”，羌兵前后有10700多人投降，于是赵充国决定不再进军，罢兵屯田，留下10281汉兵屯田于浩亹县以西至临羌县一带，透过逼使叛羌“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墯之患”而溃亡，不过皇帝亦听从许延寿、辛武贤的意见，派兵追击叛羌，降4000多羌兵、斩首4000多羌兵，之后赵充国又陆续招降5000多羌兵，到神爵二年（前60），形势继续对汉朝有利，截至五月，近50000叛军有31200人投降、7600人被杀、因饥饿溺死者5000至6000人，仅馀4000多残兵败卒，同年秋季，先零羌首领杨玉、犹非等被部属若零、离留、且种、儿库联手斩杀，先零羌、煎巩羌、黄羝羌等残部在弟泽、阳雕、良儿、靡忘四人领导下投降，汉廷因此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帅众侯，儿库为帅众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言兵君，靡忘为献牛君，战争中投降的羌人被安置于金城属国，至此持续近4年的汉羌两族首度大规模交战才完全告终。
永光二年（前42）七月，陇西郡的彡姐旁羌聚兵约30000发起叛乱，劫掠汉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甚逆天道”，皇帝派冯奉世领一万二千汉骑往平叛羌，冯奉世将汉骑分为前、中、右三军，以右军屯白石、冯奉世自领中军屯首阳西极山，前军预计屯临洮，但在降同阪为叛羌所败，冯奉世又派兵至广阳谷拯救被掳汉民，然而亦被叛羌所破，于是冯奉世向皇帝上奏要求增兵三万六千人，汉廷遂调发三辅、河东、弘农五郡汉兵，加上征召属国胡骑及嗕羌骑兵，由任千秋统率共计约60000大军增援冯奉世，十月任千秋所部抵达陇西，十一月，冯奉世与任千秋分路进攻，大破叛羌，“斩首数千级”，彡姐旁羌兵败后逃出塞外消声匿迹，皇帝将军队一部分留在陇西当地屯田驻守。经过汉羌第二次大规模交战，以汉族取得胜利而使陇西以至河湟、河西走廊得到48年的和平年代。
建武九年（33）因为陇西郡长年受到先零种等羌人的侵扰，汉光武帝刘秀因之重建护羌校尉负责治理羌人事务以平息侵扰，任命牛邯为护羌校尉，但未几因牛邯“卒而职省”，次年，先零种再次联合其他羌人一同侵掠金城、陇西两郡汉区并留兵屯守，汉将来歙率盖延、刘尚、马援等人领兵攻羌，同年冬季在五谿一战击败叛羌，斩首数千，“获牛羊万馀头、谷数十万斛”，平定陇西地区的羌乱。
建武十一年（35）夏，先零种再次起兵侵汉，兵掠临洮，刘秀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出兵平乱，马援率“步骑三千人”大破先零种于临洮，其他八千多羌人男女因之向马援投降，但还有数万羌兵屯于浩亹一带四出劫掠并将妻儿子女安置于允吾谷，马援一边主攻浩亹，另一边潜行偷袭允吾谷，浩亹的羌兵得到允吾谷被袭的消息后“大惊坏”，连忙退至唐翼谷，马援领兵追击，将叛羌围困在山上并“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馀级”，但因为兵少不得不停止追击仅“收其谷粮畜产而还”，此战降服之羌人被内迁安置于陇西、天水及扶风三郡汉区，成为70多年后汉洲爆发羌乱的远因，战后，光武帝命令武威太守遣返流亡的金城郡汉民3000多人；马援乘胜派杨封出塞外游说羌人与汉朝和好，又得到武都郡内向氐人降服，马援因此以塞外诸羌及武都氏人为“侯王君长，赐印绶”，绥靖边境及汉与羌、氐的族群关系。
建武十二年，汉廷废除金城郡，其地并入陇西郡由陇西太守马援治理，同年武都郡内之参狼羌与塞外诸羌勾结联合劫掠武都郡，马援闻讯派4000多汉兵南下，将叛羌围困在氐道县的山上后高挂免战牌，“羌逐穷困”，叛羌万馀人向马援投降，其他不愿投降的数万男女老少流亡西奔出汉洲境外。
在汉洲遂渐被光武帝再度统一之际，居于大允谷的烧当种在其统治者滇良的领导下，攻破先零种及卑湳种，“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烧当种遂得以豪强起来，滇良死后其子滇吾接任统治，滇吾将目光放在汉洲，引导诸羌向东侵掠汉区，“为其渠帅”，在诸种羌人中得到崇高的声望
中元元年（56），武都郡参狼羌起兵叛乱，“杀略吏人”，武都太守兵败，陇西太守刘纡派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等领5000汉兵南下救援，一战斩杀参狼羌“酋豪，首虏千馀人”，随后武都郡汉兵亦转败为胜，“斩首千馀级”，逼使参狼叛羌投降。
中元二年九月，烧当种首领滇吾与弟滇岸率5000“步骑”东攻陇西郡边塞，陇西太守刘纡派兵抵抗，一战于枹罕，双方平手，再战于允街，郡汉兵战败，战死“五百馀人”，原先附汉的“守塞诸羌”闻败讯后纷纷叛乱“相率为寇”，皇帝派谒者张鸿统兵讨伐，但张鸿所部在允吾唐谷战败，张鸿及陇西长史田飒亦阵亡，牢姐种趁机入侵天水郡，在白石击败天水汉兵，杀“千馀人”，皇帝于是在十一月派捕虏将军马武、监军使者窦固、中郎将王丰、右辅都尉陈䜣等统率“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亦即来自黎阳营、三辅地区及弛刑徒的汉兵，加上乌丸兵与来自凉州各郡属国的羌胡兵，合共四万汉胡士卒再次西讨叛羌，次年七月，马武在浩亹大破叛羌，“斩首六百级”，然后再战洛都谷，却兵败“死者千馀人”，不料叛羌并没有乘胜追击，首脑滇吾反而率众西逃出塞，马武领兵追击直至东邯、西邯，大军“斩首四千六百级，获生口千六百人，馀皆降散”，波及陇西、天水两郡持续10个月的羌乱暂告一段落，而“生口千六百人，馀皆降散”共七千羌人男女被短视的汉廷安置于三辅，战后，皇帝再次设立护羌校尉并任命谒者窦林为护羌校尉，屯于狄道县遥理羌务，皇帝又以一人赐钱三万来召募汉男为兵，往屯陇右之地。
同年，滇岸亲赴汉洲向窦林投降，不过窦林向皇帝上奏时却误称滇岸为烧当种统治者，并代皇帝封滇岸为归义侯−汉大都尉，但次年，滇吾也亲赴汉洲向窦林投降，窦林向皇帝上奏时却又称滇吾为烧当种统治者，烧当一国二王，引起皇帝的怀疑，在皇帝派人调查弄清事实后就将窦林免官，适逢窦林被人告发贪污，“遂下狱死”，皇帝改派郭襄任护羌校尉，但郭襄到达陇西后听闻凉洲地区羌人横行无忌就立即跑回洛阳，护羌校尉又被废置，不久后，滇吾的继承者东吾也率部赴汉投降，向汉廷表示“谨愿自守”为汉国守备边塞，而东吾的其他兄弟迷吾等继续“数为寇盗”。
建初元年（76），安夷县一名汉官吏强娶卑湳种一名已婚羌妇，后来该名羌妇之夫将该名汉官吏杀害，安夷县县长宗延因此带人追捕犯人，一直追捕出汉洲边塞，突然，卑湳种担心“恐见诛，遂共杀延”，又与塞外勒姐种、吾良种结盟，共同劫掠金城郡，陇西太守孙纯派从事李睦率陇西汉兵与金城汉兵在和罗谷会合，于当地一带大战卑湳、勒姐、吾良三种叛羌，“斩首虏数百人”，再息羌乱，皇帝再次复设护羌校尉并任命吴棠为护羌校尉，常屯安夷县。
建初二年六月，迷吾与移居入汉境的诸种羌人聚集举兵，向西击破边塞逃至塞外，金城太守郝崇领兵追击，但在荔谷一战兵败，阵亡二千多，郝崇仅“轻骑得脱”，金城郡汉兵的败讯傅开后，金城及陇西两郡诸种羌人与卢水胡人立即发兵叛乱响应迷吾，金城郡的乱象令汉廷将吴棠免职，改派武威太守傅育兼任护羌校尉，移屯于临羌县，同时迷吾与封养种首领布桥等聚众五万馀男女突入陇西、汉阳两郡地界劫掠，皇帝在八月派行车骑将军马防及长水校尉耿恭统领由“北军五校兵”与来自各郡国合计三万汉兵西征，同年底西征汉兵抵达冀县，当时陇西南部都尉被布桥围困在临洮，马防企图派兵救援，但因为道路险恶大军难过，只能派遣数百汉族骑兵前去，这数百人在临洮外“十馀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叛羌斥侯以为“汉兵盛不可当”，吓得布桥在次日天一亮得后慌忙拔营解围而去，数百汉兵趁机追击，竟然取得“斩首虏四千馀人”的胜绩，汉兵在临洮的胜利及马防派使劝喻投降，令以迷吾为首的烧当种等叛羌主动投降，但屯驻在临洮西南方向的望曲谷的布桥拥众二万多男女不降，同年十二月，耿恭所部屯驻在枹罕，但其司马及陇西太守统率的汉兵在和罗谷被叛羌击败，“死者数百人”，次年（78）春季，马防派司马夏骏率5000汉兵从主干道正面前进、司马马彭率5000汉兵从小道潜往、将兵长史李调率4000汉兵绕道从西边进攻，三路汉兵齐攻望曲谷，大破叛羌部众，“斩获千馀人，得牛羊十馀万头”，叛羌失利撒退，夏骏乘胜领追击，不料反被击败，随后马防亲自领兵进攻，在索西一战大破叛羌，布桥为势所迫不得不率残部万馀男女向马防投降，时值四月，之后马防修筑索西城并将陇西南部都尉移屯于索西驻守，又恢复一系列边塞守备以严防，然后胜利还洛，耿恭则留下以“击诸未服者，首虏千馀人，获牛羊四万馀头”，令勒姐种、烧何种等十三种羌人共计数万男女，皆派使向耿恭投降，平息了持续10个月的羌乱。
元和三年（86），迷吾与其弟号吾召集在汉国境内“诸杂种”羌人起兵叛乱，其间号吾仅带少量兵马杀入陇西郡，最终被郡督烽掾李章俘虏，号吾被执送陇西郡治狄道，为求脱身，号吾劝说汉官们：“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权宜利弊后释放号吾，而号吾亦遵守诺言，在其运作之下解散叛军“各归故地”，其兄迷吾则退居归义城，护羌校尉傅育打算彻底解决降而复叛的迷吾，但又不想违反与号吾的约定，于是派人召募汉国境内羌人胡人聚落去攻打迷吾，不料被羌人胡人拒绝，反而有大批羌人胡人偷越出塞外依附迷吾。
章和元年（87）春季，傅育上奏要求出境讨伐迷吾，得到许可，陇西、张掖、酒泉各派5000汉兵，由其太守率领，傅育率领由金城、汉阳两郡各5000汉兵，共计25000汉兵，与各郡太守约定日期在归义城下会合攻打迷吾，但各路汉兵迟到，仅傅育所部一万汉兵进抵归义城下，但迷吾早得风声已经率其种落男女离去，傅育选出精英汉骑3000追击迷吾，某夜抵达三兜谷，离迷吾所在仅数里，傅育打算天一亮再行追击，但迷吾早已设下300伏兵夜袭三兜谷，傅育军突遭夜袭，“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馀人而死”，次日三郡太守率领的汉兵抵达三兜谷，傅育所部3000汉骑“死者八百八十人”而迷吾偷袭得手后已迅速离去，皇帝得知傅育阵亡后，封傅育之子傅毅为明进侯，食邑七百户，任命陇西太守张纡转职为护羌校尉，领一万汉兵坐镇临羌县；迷吾在木兜谷偷袭战取胜后，再度燃起劫掠汉边的自信，与各种羌人联合出兵“步骑七千”进攻金城郡边塞，张纡派从事司马防率一千馀汉骑与金城郡汉兵会合，在木乘谷大战迷吾羌兵，击败迷吾，迷吾退走，后派使向张纡投降，得到张纡接纳，于是迷吾率部众赴临羌县与张纡会晤，张纡“设兵大会”接待迷吾一众，乘迷吾等烧当大小首领在宴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后，唤起伏兵“诛杀酉豪八百馀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在傅育墓前祭典祀，后又纵兵击杀在山谷间的迷吾部众，“斩首四百馀人，得生口二千馀人”，迷吾所部几尽覆灭，仅其子迷唐领馀部在塞外，迷唐得知其父迷吾死讯后，东向号哭，之后与烧何种、当煎种、当阗种等诸种羌族结盟，“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羌人联兵5000攻打陇西边塞，与陇西太守寇盱所领汉兵大战于白石，迷唐此战失利，退还烧当种本部大小榆谷。
之后数年，迷唐继续联合更多的羌族种群，又派人向北招揽凉洲属国诸胡族群入羌，“种众炽盛”拥众四万多男女，威胁汉边安全，令汉廷不得不常备二万汉兵驻守边塞。
章和二年（88），护羌校尉张纡因无力应对迷唐的威胁而被免职，汉廷改以张掖太守邓训转职护羌校尉，邓训到任后不久，迷唐“期冰合度河攻训”，入冬，迷唐率一万羌骑至塞下，但打算先劫掠小月氏胡人妻子以胁逼胡兵加入己方阵营，不过邓训“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化解了一场危机。
永元元年（89），邓训在任上待塞内羌胡族群以恩厚，羌胡有病患者则派人免费医治，又以银弹分化迷唐的盟友，号吾亦是在这段期间率领所部烧当种800户向邓训归附，削弱了迷唐的力量，之后邓训派来自湟中的汉、胡、羌各族共4000兵出塞攻打迷唐，在写谷一战“斩首虏六百馀人，得马牛羊万馀头”，逼使迷唐放弃大小榆谷，退至颇岩谷为根据地，之后迷唐企图重返大小榆谷，邓训派长史任尚率领湟中各族兵6000出征迷唐，连战连胜，“斩首前后一千八百馀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馀头，一种殆尽”，迷唐只得收拾残部“西行千馀里，诸附落小种皆背畔之”，塞外诸种羌族皆派人向邓训“款塞纳质”，汉边重获安全，于是邓训罢设来自各郡的二万汉兵，只留置出自弛刑徒的二千汉兵驻守边塞兼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永元四年（92）冬季，护羌校尉邓训病卒，蜀郡太守聂尚转职护羌校尉，聂尚认为从中元二年（57）开始与烧当种对抗，多次武力征讨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决定改用怀柔政策，于是派人告诉迷唐欢迎他返回大小榆谷，迷唐率部返回大小榆谷后，又派人送还迷唐的祖母卑缺，聂尚甚至亲自送至边塞下，塞外的路途由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卑缺至大小榆谷，不料抵达大小榆谷后，迷唐却将田汜等五人杀害并肢解尸体，联合各种羌族“以血盟诅”，再次起兵攻打金城郡边塞，次年聂尚被解职，护羌校尉由居延都尉贯友出任，贯友认为对迷唐采取怀柔政策才导致迷唐坐大叛乱，于是模仿邓训采用财赂分化离间迷唐的羌人盟友，孤立迷唐，随后派兵攻打迷唐，“获首虏八百馀人，收麦数万斛”，再次逼使迷唐退出大小榆谷，远走赐支河曲，而大军在大小榆谷当地筑城建坞驻守。
至永元八年（96），贯友在病逝于任上，护羌校尉由汉阳太守史充出任，史充到任后率领湟中羌-胡兵远征迷唐，但反而被迷唐打败，损失数百人，于是史充被免职，次年（97）由代郡太守吴祉转职护羌校尉。
至同年秋季，迷唐率兵8000人攻入陇西郡，“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冠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三万羌兵大败陇西郡汉兵，又杀害大夏县长，汉廷闻讯后派行征西将军刘尚及越骑校尉赵代统率“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等汉兵与来自边境地区的羌兵、胡兵合共三万士兵分路往征迷唐，刘尚军屯狄道，赵代军屯枹罕，刘尚又派司马寇盱监督来自各郡的汉兵，然而拥兵三万的迷唐被汉朝大军的攻势吓得不战而退，舍弃老弱残卒逃亡入临洮以南的山区，刘尚率军出塞追击，与叛羌大战，迷唐失利撒退，大军“死伤亦多，不能复追”，退还入塞，第二年（98）刘尚与赵代因为放弃追击而被“坐畏懦征下狱”，朝廷分别派谒者王信接掌刘尚军屯于枹罕、谒者耿谭接掌赵代军屯于白石，耿谭继续透过银弹招诱诸种羌人投靠汉朝阵营，削弱迷唐得到的支持，迷唐变得穷困交迫，所统烧当种男女人口不满二千，不得不亲自向王信、耿谭投降，王信与耿谭派人送迷唐赴首都洛阳觐见皇帝，而烧当残部因饥馑交迫暂时入居金城郡境安置；朝觐过后，皇帝命今迷唐统领其残种返回大小榆谷安居，不过迷唐认为大小榆谷已被汉朝军队筑城建桥控制，随时都可以攻打入来是以“故地不可复居”，不愿意返回大小榆谷但又不能逆反皇帝的旨意，于是以种众因为粮食短缺正在闹饥荒不愿迁徙为由，拖延不行，护羌校尉吴祉等一众汉官于是赠予迷唐大批金帛，劝迷唐买粮纾困以便尽快出塞返回大小榆谷，不料这个善意的举动却引发迷唐等羌人的怀疑猜忌，如是在拖延与猜疑之中过了一年。
永元十二年（100），迷唐再次带领种众发起叛乱，更胁从湟中胡人加入叛乱，在肆意劫掠金城郡汉族民众后，率众张扬出塞而去，而王信、耿谭及吴祉等当地负责官员被一并免职，护羌校尉由酒泉太守周鲔继任。
永元十三年，迷唐率众抵达赐支河曲，同年秋季，迷唐再次统领部众向汉朝边塞前进，周鲔及金城太守侯霸得到消息后，亲领金城陇西两郡汉兵及属国湟中月氏胡兵、陇西群牢姐种羌兵等共计三万大军出塞讨伐迷唐，双方大战于允川，周鲔收兵屯营守备，只有侯霸一军与迷唐作战，在“斩首四百馀级”后，叛羌部众丧失战意，有6000多男女投降，战后被分徙入汉阳、安定、陇西三郡，而战败的迷唐仅带领“不满千人”男女远徙至赐支河首依附于当地的发羌种群。
永元十四年，护羌校尉周鲔因为在允川之战中畏懦避战而被免职，改由侯霸任护羌校尉，之后安郡烧何种胁从羌人数百男女反叛，安定汉兵轻易将其敉平，叛羌老弱被没入为奴婢；同年，在曹凤、上官鸿及侯霸的建议下，皇帝同意大小榆谷、邯川等塞外地区迁兵建立军屯三十四部的计划。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冬，西域诸王国发起叛乱，围攻西域都护任尚于疏勒国，但屡攻不克，反被击退，汉廷闻讯派梁慬统率羌胡兵5000救援，随后汉廷罢免任尚，改以骑都尉段禧为西域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段禧与赵博移至它乾城守备，梁慬邀请龟兹王白霸亦入城共同防守，不料龟兹国官吏却背叛龟兹王，与温宿、姑墨诸国联合反汉，共同发兵数万围攻它乾城，围攻数月后亦被梁慬领兵出城击败，“斩首万馀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解除危机，但在这数个月间西域与汉洲“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失去西域都护府消息令汉廷忧心忡忡，朝议舍弃西域，至永初元年（107）六月，汉廷下达废除西域都护府及在伊吾卢、柳中屯田，调回当地官兵返回汉洲的决定，同时汉廷派骑都尉王弘调发关陇士卒西往以迎接段禧、赵博、梁慬等及一众屯田士兵东还，当时王弘亦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百千骑”调用，羌人因为担心去了西域后“远屯不还”而不愿被征发，但在王弘的催促下，这批羌兵携家带口不情不愿地踏上西征路途，居于安定郡的东吾之孙麻奴亦在征发之列，直至酒泉郡地界后，羌人大多已逃亡四散，各郡于是派兵四出追捕羌人逃兵，甚至突入羌人村落中搜捕，引起汉洲境内羌人的惊扰，勒姐种、当煎种等羌人四出散亡，而被征发的羌人亦一哄而散，麻奴与其兄弟苦犀等人亦同烧当种落西奔出塞外，同样在六月，以先零种、钟种等羌人奉来自先零种的滇零为首，乘乱“大为寇掠，断陇道”截断了关西与陇西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虽然这些叛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但“郡县畏懦不能制”，致令叛羌势力日渐坐大。
永初元年（107）冬季，汉廷任命车骑将军邓骘为主将，与副将征西校尉任尚统领来自“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的五万汉兵前往汉阳郡驻守，次年（108）春季，来自各郡的汉兵尚末完成集结，钟种数千人在冀县西击败邓骘所部，“杀千馀人”；护羌校尉侯霸因羌叛而被免职，改由西域都护段禧为护羌校尉；同年十月，邓骘派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率汉兵与滇零所率的羌兵，数万大军大战平襄县境，汉兵被滇零以诈降的战法所败，“死者八千馀人”，至十一月辛酉，汉廷因“转输疲弊百姓苦役”，下诏邓骘班师回朝，留下任尚统兵留屯汉阳郡；滇零在胜利后野心暴涨，进兵入北地郡境后“自称天子”，又“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羌”加入己方阵营，再断陇道，汉洲境内绝大多数各种羌人于是纷纷加入滇零麾下并乘汉兵败于平襄之机，四出劫掠汉民，“寇掠三辅”，来自武都及阴平两郡的羌人劫掠汉中郡，更杀害汉中太守董炳，金城湟水流域一带因羌乱而令粮价暴升至一石万钱，也令汉民或流亡或死亡“不可胜数”；同年在凉州部，平襄之战前歹时梁慬等从西域撒回的汉族官兵已返抵敦煌郡，汉廷命令梁慬留守在凉州部以便支援邓骘所部，当梁慬进至日勒县时，遇上叛羌“万馀人攻亭侯，杀略吏人”，梁慬率兵攻打叛羌，将其击破并追杀溃退的羌兵，一直杀至昭武县后，“虏遂散走，其能脱者十二三”，之后梁慬统兵入姑臧县时，有羌人首领亲自带领300多男女向梁慬投降，梁慬对其安抚及教育一番后放其部众男女归还故地，接着梁慬得到诏令，统兵屯驻于金城郡，确保了凉州部各郡的安全，后来因为叛羌流寇迫近西汉帝陵，梁慬即亲自领兵东进将其击退，又与劫掠三辅的叛羌激战连场，在美阳关一带大破叛羌，“尽还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众，羌遂奔散”将被俘虏汉族平民从叛羌手下解放出来并阻止西汉帝陵被羌兵捣毁。
永初三年（109）春季，汉廷派骑都尉任仁统率各郡汉兵讨伐正在三辅地区大肆劫掠，但在战斗中多次失败，“众羌乘胜，汉兵数挫”，而南匈奴单于挛鞮檀趁羌大乱之机起兵反叛汉朝，于是汉廷在十一月派大司农何熙兼任车骑将军，统领二万汉兵讨伐南匈奴。
同年（109），当煎种和勒姐种攻陷破羌县城、钟种攻陷临洮县城并俘虏陇西南部都尉。
永初四年（110）春季，滇零派兵南下劫掠，跨越秦岭大掠褒中县，“燔烧邮亭，大掠百姓”而去，为了阻止叛羌掳掠，汉中太守郑勤率兵屯于褒中县城，三月，叛羌再次入寇褒中县，郑勤打算出城截击，其主簿段崇劝谏坚城固守无效，郑勤领兵出击叛羌，不料兵败“死者三千馀人”，郑勤及段崇皆战死，郡功曹程信冒死接回遗体妥善安葬，同月，迫于叛羌流寇的威胁，汉廷将金城郡郡治由允吾内迁至襄武县，同时汉廷因“久出无功，有废农桑”而命令征西校尉任尚率军从汉阳郡移至长安驻守并解散军中来自南阳、颍川、汝南三郡汉兵，又分别在长安设立京兆虎牙都尉、在雍城设立扶风都尉，有近二十万的汉兵散居三辅各地守备，同样在三月，南匈奴单于挛鞮檀被何熙所部汉兵围困在虎泽而被迫投降，平定南匈奴叛乱，解救被南匈奴俘虏向“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馀人”；七月，因为骑都尉任仁久战失利又放纵其手下劫掠汉民，被朝廷派人逮捕，在己卯日下狱处死
同年（110）护羌校尉段禧病逝，汉廷再次任命侯霸为护羌校尉并将屯驻地由临羌县移入张掖郡。
永初五年（111）春季，任尚因久战无功被免职，而更多汉区遭受叛羌蹂躏，一股叛羌东渡黄河入侵河东郡，后又向东流窜入河内郡劫掠汉民，汉民“百姓相惊，多奔南渡河”入河南郡躲避兵祸，朝廷因之派北军中侯朱宠率五营汉兵坐镇孟津，又诏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四郡国营建坞堡616所以阻遏流窜河内郡的叛羌；三月，在凉、并州部郡县汉官的建议下，汉廷决定内迁关陇诸郡，陇西郡郡治由狄道县移至襄武县、安定郡郡治由临泾县移至扶风美阳县、北地郡郡治由富平县移至冯翊池阳县及上郡郡治由肤施县移至冯翊衙县，迁移的不止汉官吏兵，其郡内控辖的汉族平民也被强迫迁徙，在汉官暴力迫迁下，汉民“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最终超过一半汉族民众脱离了东汉朝廷的编户控制之下
同年（111）夏季，汉廷以任尚为侍御史，统兵迫击流窜入河东、河内地界劫掠的羌兵，结果在上党郡羊头山，任尚将这股叛羌击破并“诱杀降者二百馀人”，解除威胁，在孟津坐镇警惕的朱宠所部得以解散。
同年（111）秋季，汉阳郡汉民杜琦及杜季贡兄弟、王信等人与叛羌联合，招聚汉民追随者占据上邽城，杜琦自称为安汉将军，朝廷闻讯立即下诏买凶杀人“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派刺客杜习成功行刺杜琦，于是杜习受封为讨奸侯并得百万钱，杜琦死后，杜季贡与王信率部众移至樗泉营安置，但很快被侍御史唐喜领兵击破，“斩王信等六百馀级，没入妻子五百馀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杜季贡只得率残部投靠叛羌首领滇零。
永初六年（112），侍御史任尚再次被解除职务，同年滇零死，其子零昌接任，但因为年龄不足，军政事务由同样是先零种人的狼莫掌握，这一年丁奚城成为自羌大乱以来四处流劫掠的叛羌在汉洲第一个永久屯驻的据点，而杜季贡则成为叛羌势力内的汉族将军，这代表叛羌与汉族兵民在5年的交战中开始习得招揽汉族人来壮大已方力量的手段。
永初七年（113）秋季，骑都尉马贤与护羌校尉侯霸共同统兵在北地郡击破叛羌牢种，“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馀头”，是羌大乱7年来汉兵首次在北地郡击败羌兵的记载，遏制住叛羌6年来的胜利趋势。
元初元年（114）五月，叛羌首领零昌遣兵劫掠雍城，在九月又派号多率领当煎、勒诸种叛羌进入武都、汉中等郡钞掠，然而汉中郡五官掾程信统率汉兵及来自巴郡的板楯蛮兵迎头痛击，大破号多的叛羌军队，逼使号多撒退，同年十月，马贤与侯霸统率湟中汉兵及羌胡兵在枹罕县大破叛羌，“斩首二百馀级”，同时凉州刺史皮扬与叛羌大战于狄道县，却不幸战败“死者八百馀人”。
同年（114）护羌校尉侯霸病卒，由汉阳太守庞参担任护羌校尉一职，庞参采用怀柔政策招诱叛羌投降，因此叛羌将领号多在次年（115）春季率领7000多羌胡兵向庞参投降，号多被派赴洛阳觐见皇帝，之后号受封为侯遣返故地，庞参在招降成功后以令居县为护羌校尉的驻所。
同年（115）三月，零昌在号多失败投降后再派兵南下劫掠益州部，洛阳朝廷派中郎将尹就统领来自南阳郡的汉兵及益州部各郡汉兵抵御叛羌将领吕叔都，到了秋季，吕叔都被陈省、罗横成功刺杀，陈省与罗横两人“皆封侯赐钱”，但吕叔都的叛羌军队仍在巴、蜀等益州部郡县劫掠，尹就一直未能将之解决，汉中郡亦受到叛羌滋扰，但在五官掾程信的率领下及来自巴郡板楯蛮兵的外援，成功逼退叛羌军队。
同年（115）十月，朝廷派屯骑校尉班雄统兵坐镇三辅地区，又任命司马钧为行征西将军，督领右扶风太守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统汉兵8000多人及庞参所统羌胡兵7000多人，兵分两路会攻叛羌大本营丁奚城，但庞参所部羌胡兵进至勇士县东后被杜季贡击败，不得不撒退，不过司马钧一路却成功攻破丁奚城，“大克获”，杜季贡兵败逃走，之后司马钧命令仲光、杜恢、盛包等人收割丁奚城一带的禾稼为军粮，然而仲光、杜恢、盛包等人却违反军令，擅自统兵追击杜季贡，被叛羌“设伏要击之”，司马钧闻讯后埋怨仲光等人违令“怒而不救”，于是仲光、杜恢、盛包等人阵亡，“死者三千馀人”，司马钧也因此被迫退出丁奚城，因见死不救而被朝廷派人逮捕下狱，最后在狱中自杀，而庞参因为失期军败被解职，之后由马贤出任护羌校尉。
同年（115）底，汉廷以任尚为中郎将，统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任尚听从怀县令虞诩的建议，到任后精选一万汉族轻骑兵攻打叛羌，深入丁奚城一带出其不意打击杜季贡所部，“斩首四百馀级，获牛马羊数千头”，为上一次丁奚城之战的失败挽尊，这一年是汉廷在永初羌大乱8年来转守为攻的一年。
元初三年（116）五月，度辽将军邓遵统督南匈奴单于挛鞮檀、左鹿蠡王须沈及一万南匈奴骑兵攻叛羌，在灵州县境大破零昌所部，“斩首八百馀级”，须沈因此受汉廷封为破虏侯，六月，中郎将任尚派兵至丁奚城一带大破叛羌，入秋，汉廷在冯翔郡北界建起坞堡500所以阻遏叛羌活动，十二月，任尚招募汉族死士，再次派兵攻零昌，十二日丁巳在北地郡大破零昌所部，“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馀级，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次年（117）春季，出自当阗种的榆鬼等五人投效任尚，成功刺杀杜季贡，榆鬼因此受封为破羌侯。
同年（117）夏季，中军将尹就在将近2年来不但未能平定为虐益州部的叛羌，其剿灭叛羌的军事行动反而成为误伤地方的民害，以致益州部汉民出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的谚语，汉廷对此感到不满，遂以尹就“坐征抵罪”，改以益州刺史张乔统领尹就旧部，张乔双管齐下，一边“招诱叛羌”一边“破殄寇虏”，叛羌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被消灭，张乔得以在一个月内平定为祸益州部的叛羌。
在同年（117）九月，任尚透过银弹，促使效功种人号封刺杀叛羌首领零昌，刺杀成功后号封受封为羌王，十一月，任尚率领汉兵与护羌校尉马贤所部汉兵分两路进入北地郡攻打叛羌二号人物狼莫，但马贤兵至安定郡境的青石岸时，被狼莫所部击败，不过因为任尚所部已进入高平县，于是马贤与任尚会合进攻狼莫，狼莫统率叛羌大军退至北地郡的富平县后就地驻扎与汉兵对峙，汉、羌两支大军就这样“相持六十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甲子，双方在富平县河边大战，最终汉胜而羌败，虽然狼莫成功逃出战埸，但有5000名羌兵被斩首，汉兵解救了1000多名被叛羌掳掠的汉族男女，还得到“牛马驴羊骆驼十馀万头”，富平大胜后，正在西河郡的虔人种11000男女退出叛羌阵营，遣使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
元初五年（118），来自当时正在上郡的全无种的雕何等人，应募邓遵的悬赏，成功刺杀狼莫，雕何因功受封为羌侯，邓遵也受封为武阳侯，狼莫死后，叛羌残部不成气候被全部平定，“三辅、益州无复寇儆”，至此始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的羌大乱，汉廷在持续11年的征战后终于将这一次叛羌消灭。
元初六年（119）春季，勒姐种与陇西郡羌人号良勾结起兵劫掠，护羌校尉马贤率兵讨伐，在安故县将叛羌击败，“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永宁元年（120）三月，上郡沈氐种5000多人杀入张掖郡劫掠，至六月，马贤集结起汉兵万人讨伐，但第一战失利，“死者数百人”，次日再战，大破沈氐叛羌，“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馀人，马牛羊以万数，馀虏悉降”，当马贤所部尚在张掖郡时，一支由饥五等人统率的当煎种趁机进兵入塞劫掠金城郡，马贤闻讯后迅速南下追击，饥五率兵出塞而去，马贤亦出塞追击，“斩首数千级而还”，另一支由首领卢匆、忍良等人统率的当煎种1000多户屯居在塞内允街，虽无劫掠举动但与饥五有联系而首鼠两端；马贤率兵离开张掖郡南下金城郡援救后，烧当种和烧何种乘隙杀入张掖郡劫掠，“杀长吏”而去。
建光元年（121）春季，马贤担忧在允街的1000多户当煎种人会勾结塞外羌人发起叛乱，遂先下手为强，率兵至允街，诱杀卢匆，“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馀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人率当煎残部逃入塞外，马贤因战功受封为安亭侯，之后忍良与麻奴、苦犀兄弟勾结起来，在秋季集结起来自各种羌人的“步骑三千人寇湟中”，劫掠金城郡各县，马贤统率先零种羌兵前往征讨，但在牧苑一战失败，“死者四百馀人”，随后麻奴等人又在令居县大破来自武威、张掖两郡赴援的汉兵，麻奴在乘胜吸纳“先零、沈氐诸种四千馀户”后“缘山西走”，杀入武威郡劫掠。
马贤率汉兵追击麻奴，在鸾鸟成功招降叛羌数千男女，麻奴转而率众再入湟中，次年（122）春季，马贤所部进抵湟中，而麻奴所部“出塞渡河”，马贤于是继续追击，成功追上并将麻奴一众打败，叛羌纷纷四散逃亡，最后陆续向凉州刺史宗汉投降，麻奴残部3000多户坚持至冬季，不得已向汉阳太守耿种投降，马贤怀疑麻奴、犀苦会再次反叛，遂将麻奴兄弟圈居在令居县境，就近监察，同年七月，虔人种与上郡胡人联合反叛，围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率汉兵及乌桓骑兵一举平定叛乱。
延光三年（124）秋季，汉廷将陇西郡郡治由襄武县恢复旧治狄道县，同年麻奴死，其弟犀苦成为烧当种落领袖。
永建元年（126）春季，陇西郡的钟种羌人起兵反叛，护羌校尉马贤率汉兵7000多人往讨，在临洮县境大破叛羌，“斩首千馀级”，逼使叛羌男女全部投降，马贤因功进封为都乡侯。
永建四年（129），汉顺帝刘保听从尚书仆射虞诩的建议，在九月下诏将在永初五年（111）三月内迁郡治的上郡、安定、北地三郡郡治迁回旧治，并将当年内迁的汉族平民迁回旧县安居，又“缮城郭，置候驿”，恢复内迁前的政区建制，同年冬，马贤离职，改以韩皓为护羌校尉。
永建五年（130），苦犀向新任护羌校尉请求释放他回烧当种旧地，但被韩皓拒绝，之后韩皓派汉兵在湟中屯田，引起邻近各种羌人的担忧，期间韩皓被免职，改由张掖太守马续出任护羌校尉，羌人各种焦虑汉兵屯田“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马续为了缓和紧张氛围，决定撒回屯田，暂时平息了事态。
阳嘉元年（132），汉廷“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次年（133）四月，自永初三年（109）陇西南部都尉被叛羌俘虏以来汉廷再次恢复建设陇西南部都尉一职。
阳嘉三年（134）七月，钟种一名首领良封起兵叛乱，在陇西、汉阳两郡肆行劫寇，汉顺帝刘保以马贤为谒者，代表汉廷“镇抚诸种”，十月，护羌校尉马续击破叛羌良封，“斩首数百级”，十一月，武都郡塞上白马种与塞外羌人合谋反叛，攻破当地屯田汉官，“驱略人畜”，次年（135）春季，马贤征调陇西郡汉兵及羌胡兵攻良封，成功一战将良封击杀，“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馀头”，良封一家大小向马贤投降，随后马贤领兵进击另一名锺种首领且昌，迫使且昌派使向凉州刺史代表十多万羌人男女投降，马贤因平定钟种之乱在次年（136）再次出任护羌校尉，而马续则转任度辽将军。
永和二年（137）二月，广汉郡属国都尉击败白马叛羌，“斩首六百馀级”，随后马贤又击败白马叛羌，“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平定这一次以钟种及白马种为首的羌乱。
永和三年（138）冬季，塞外烧当羌首领那离率3000多骑兵.攻掠金城郡边塞，护羌校尉马贤领兵抵御，成功“斩首四百馀级，获马千四百匹”，击退那离军队，那离之后招徕羌胡兵以补充兵力，继续劫掠汉边“杀伤吏民”，次年（139）四月，马贤率领一万多义从羌胡骑兵出塞攻那离，成功斩杀那离，“获首虏千二百馀级，得马骡羊十万馀头”，平定那离羌乱，马贤因功转职为弘农太守，护羌校尉由胡畴出任，之后汉廷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因为并州部有南匈奴等胡人聚居及凉州部有各种羌族聚居，皇后梁妠之父大将军梁商因此提醒来机、刘秉两人到任需要以“防其大故，忍其小过”的态度安抚羌人胡人，然而两人到任后却执法严厉，不能“忍其小过”。
永和五年（140）四月，南匈奴句龙王吾斯及车纽率左部族众发起叛乱，五月，南匈奴单于挛鞮休利受叛乱连累而自杀身亡，同月，塞内且冻种及傅难种首先发难，一边出兵攻打金城郡，一边与湟中羌人胡人共同东出“大寇三辅，杀害长吏”，南匈奴与羌族几乎同时反叛，汉廷遂将来机、刘秉两人免职，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骑都尉耿叔为副将，统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汉兵十万屯驻于汉阳郡，同年九月，汉廷在扶风郡、汉阳郡及两郡交界的陇山交通要道建立坞堡300所以屯汉兵及保护汉族平民，同月，且冻种派兵南下劫掠武都郡，“烧陇关，掠苑马”，与此同时因南匈奴单于之死，车纽自立为单于，四处劫掠郡县汉民，汉廷因此将西河郡郡治由美稷县内迁离石县、上郡郡治由肤施县内迁左冯翊夏阳县、朔方郡郡治由临戎县内迁入五原郡五原县，至十一月，护匈奴中郎将张耽率领乌桓兵及汉兵，在马邑大破单于车纽，“斩首三千级”，单于车纽被逼投降。
永和六年（141）正月，马贤率5000～6000汉族骑兵攻打且冻种，双方大战于射姑山下，马贤兵败被杀，败讯传来后，汉顺帝封马贤之孙马光为舞阳亭侯，又派御史前往慰问征西军官兵“存恤死伤”。
射姑山之战后，汉洲境内陇山东西各种羌人几乎尽反，闰月，巩唐种3000骑兵先后劫掠陇西郡、烧掠西汉帝陵，又杀入关西劫掠，“杀伤长吏”，郃阳县令任𫖳率兵追击巩唐种流寇，兵败被杀，三月，武威太守赵冲带同鲜卑兵追击巩唐种，成功大破巩唐种，“斩首四百馀级，得马牛马驴万八千馀头，羌二千馀人降”，汉廷因之以赵冲兼领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兵应对羌难，又派中郎将庞浚招募汉族勇士1500人屯驻于美阳县为凉州部援兵，虽然赵冲的胜利阻遏叛羌的扩大，但仍未能平息羌难，同年五月，罕种1000多骑兵窜入北地郡劫掠，赵冲与北地太守贾福未能成功制止，九月，叛羌派8000～9000骑兵入武威郡劫掠，令“凉部震恐”，至十月癸丑日，汉廷决定将安定及北地两郡郡治内迁美阳县、池阳县，在十一月庚子日任命执金吾张乔兼行车骑将军，统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汉兵15000人坐镇三辅地区。
同年（141）春季，度辽将军马续统率5000鲜卑骑兵在谷城一带大破南匈奴叛军，之后护匈奴中郎将张耽率汉胡联兵击败吾斯麾下的乌丸兵，解救被南匈奴俘虏的汉族平民。
汉安元年（142），汉廷以赵冲为护羌校尉，赵冲上任后采用怀柔政策，招降叛羌，罕种5000多户派使赴令居县向赵冲投降，关西叛羌仅馀下烧何种3000多落盘踞在安定郡参䜌县北境，叛羌势衰，于是汉廷在十月甲戌日撒销张乔的军队部署。
汉安二年（143）四月，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一同率兵赴参䜌县攻烧当种，大胜“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闰月，赵冲再次领兵大破叛羌，“斩首四千馀级”，同月，赵冲又一次攻打叛羌，在陇西郡阿阳县大破叛羌，“斩首八百级”，叛羌兵败如山倒，于是共计三万多户的各种羌人各自派使向凉州刺史投降；同年六月丙寅，汉顺帝刘保在首都洛阳册立挛鞮兜楼储为南匈奴单于并派兵护送其回到在离石县的单于庭上任，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成功人刺杀南匈奴叛将吾斯。
建康元年（144）三月，塞内羌族诱导护羌从事马玄，令马玄率领塞内羌族出塞迁徙，领护羌校尉卫瑶率兵追击叛逃羌人，“斩首八百馀级，得牛马羊二十馀万头”，护羌校尉赵冲亦率兵追击，但至建威鹯阴河，正值渡河之际，部众内有600馀胡兵乘机叛逃，赵冲亲自领数百人追击叛胡，不料中途被叛羌伏击战死，出塞的汉朝军追击至此而回。同年四月，匈奴中郎将马寔大破南匈奴左部叛军，原在叛军阵营的乌丸人亦停止敌对汉王朝。
永嘉元年（145），赵冲之子赵恺受封为义阳亭侯，护羌校尉一职由汉阳太守张贡担任，梁并采用“以恩信招诱”之策，因此塞外离湳种、狐奴种等共计五万馀户的羌人种群在同年二月遣使向梁并投降，陇西高原的边患暂得止息，梁并因此而受封为鄠侯，自永和五年（140）五月开始的规模仅次于永初羌祸的永和羌祸至永嘉元年（145）二月完结。
建和二年（148）三月，白马羌人劫掠广汉属国地区，杀害当地汉族官吏，同年塞内羌人及湟中地区胡人亦与之共谋起兵叛乱，益州刺史以板楯蛮兵为主力，击破叛羌及叛胡，“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永寿元年（155），护羌校尉张贡逝世，第五访出任护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
延熹二年（159），护羌校尉第五访卒于任上，中郎将段颎出任护羌校尉，同年十二月，塞外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8种羌人共同出兵攻击金城及陇西两郡边塞，护羌校尉段颎率汉兵及湟中义从羌兵共一万二千骑兵出湟谷，初战破之，然后继续追击出塞，渡过黄河后在罗亭大战叛羌，段颎“大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馀人，虏皆奔走”，次年（160）闰月，叛羌残部在烧何种领䄂下再次聚集起兵入侵张掖郡，攻陷钜鹿坞，杀害张掖属国的汉族官民，之后又“招同种千馀落，并兵晨奔颎军”，段颎所部与之交战至中午，“刀折矢尽，虏亦引退”，段颎率兵追击撒退的叛羌，“且斗且行，昼夜相攻”，一直追击了40多日，“出塞二千馀里”，在积石山下斩杀烧何种领袖，斩首及俘虏共5000多人，另外有叛羌分别屯居在石城、白石，段颎分兵攻石城，“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然后领兵进攻白石，斩首及俘虏3000多人，烧何种90多名男女向段颎投降。
同年（160）十一月，塞外勒姐种与零吾种围攻金城郡允街县，“杀略吏民”，段颎领兵救援，“斩获数百人”，为允街破围。
延熹四年（161）六月，塞外零吾种与塞内先零种、沈氐种、牢姐种及乌吾种等羌人通谋反叛，攻入关西三辅地区劫掠“寇钞关中”，护羌校尉段颎率领湟中义从羌胡兵往讨，但因为凉州刺史郭闳为求分享段颎的军功而拖延义从羌胡兵的进程，致令“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事后郭闳将义从羌胡兵的叛逃归咎于段颎，导致段颎被解职下狱处分，不过因为“朝廷知颎为郭闳所诬”，最终释放，不久受任并州刺史，至于护羌校尉由胡闳出任负责剿灭羌祸，然而胡闳才能远逊于段颎，劫掠三辅地区的叛羌“覆没营坞，寇患转盛”，泰山太守皇甫规因此向皇帝上疏毛遂自荐，但未得应许，至同年十月，叛羌向东西并州部及凉州部郡县劫掠，羌祸扩大令“朝廷为忧”，于是汉廷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领导关西汉兵征伐叛羌，皇甫规一战大破叛羌，“斩首八百级”，关西叛羌10多万男女因之相继投降，次年（162）三月，沈氐种等叛羌继续劫掠张掖、酒泉两郡，皇甫规率汉兵西讨凉州部叛羌，但因军中爆汉发疫疾而暂缓，皇甫规进入凉州部后发现当地汉官多有不法行为，于是“条奏其罪，或免或诛”，凉州刺史郭闳亦因此丢官，据称叛羌因得闻皇甫规此举而“翕然反善”，十馀万叛羌男女以沈氐种领袖滇昌、饥恬等为首派使向皇甫规奉表投降，自延熹四年（161）六月至延熹五年（162）三月，持续九个月的羌祸到此止。
同年（162）七月，塞内乌吾种叛，劫掠金城、陇西、汉阳三郡地界，最终被三郡汉兵平定，至十一月，塞外羌人在滇那的率领下派5000～6000叛羌入侵武威、张掖、酒泉三郡，“烧民庐舍”，次年（163）春季，滇那的烧略掠夺行动不受阻遏，反而声势更盛，令“凉州几亡”，七月，陇西太守孙羌率汉兵大破滇那所部，“斩首溺死三千馀人”，同年冬季，护羌校尉胡闳因病重去职，汉廷于是再次以段颎出任护羌校尉并派人护送其赴令居县上任。
延熹七年（164）春季，3000多落（户）叛羌的领袖封僇、良多、滇那等355人亲自上门向护羌校尉段颎投降，但还有当煎种、勒姐种为首的西羌种群继续拥兵对抗，至十月，段颎率汉兵一万多人进攻烧当种，成功斩杀烧当种及勒姐种首领，斩首及俘虏4000多人。
延熹八年（165）二月，段颎攻勒姐种，胜而破之，“斩首四百馀级，降者二千馀人”，闰月，段颎带兵攻当煎种于湟中，不料兵败被围困三日，段颎在樊志张的建议下，乘夜突围而出，旋即反击当煎种军，将之杀败，斩首及俘虏数千人，之后段颎继续追击当煎种落直至秋季，“无日不战，虏遂饥困败散”，流浪的饥民男女散入武威郡劫掠，自延熹五年（162）七月至延熹八年（165）闰月，持续3年的西羌诸种叛乱被平定。
延熹九年（166）六月，鲜卑单于檀石槐与鸟丸人、南匈奴国勾结起来多次劫掠汉边，“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七月，鲜卑骑兵8000～9000杀入汉境，与先零种、沈氐种等东羌诸种结盟叛汉，叛羌派兵入武威、张掖两郡劫掠，“缘边大被其毒”，于是汉廷任命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负责平定战乱，张奂赴离石县上任后的十二月，南匈奴国及乌丸人共计20万男女遣使向张奂遣使投降，停止叛乱，鲜卑人看到盟友投降后就撒出塞内，但在檀石槐单于的领导下仍继续“寇抄滋甚”。
永康元年（167）正月，先零种等叛羌以“五六千骑寇关中”而去，一度围攻祋祤县城，云阳县被劫掠，四月，叛羌再入关西劫掠，攻破两个营汉兵，“杀千馀人”，十月，叛羌在岸尾、摩蟞等率领下再入闯关劫掠，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派司马尹端及董卓各自领兵进击叛羌，“大破之，斩其酋豪”，斩首及俘虏共一万馀人，东羌诸种叛乱自延熹九年（166）七月至永康元年（165）十月，持续1年又3个月后被平定。
同年（167）正月，正值东羌诸种蹂躏关西之际，西羌当煎种再次集结起4000多人来劫掠武威郡，护羌校尉段颎率兵往攻，在鸾鸟一地大破当煎种军，“杀其渠帅，斩首三千馀级，西羌于此弭定”，战功赫赫的段颎因此受封都乡侯，不过平定西羌诸种后，先后在延熹四年（161）及五年（162）投降皇甫规、延熹九年（166）投降张奂的东羌诸种三万馀落（约十五万男女）“既降又叛”，汉桓帝刘志因此向段颎询问讨伐叛羌的方略，段颎于是毛遂自荐，计划大致“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偶反本土”，得到朝廷的准许。
建宁元年（168）正月，护羌校尉段颎率一万五千汉兵，只带着15日粮食，从彭阳出发往高平方向前进，二月在逢义山一带与先零种等叛羌大战，战况一度不利，但经段颎激励：“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及亲自骑马带领汉兵突入战场后，汉兵反攻，“虏众大溃，斩首八千馀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朝廷收到逢义山大胜的消息后，在窦太后窦妙的援意下以汉灵帝刘宏的名义下诏：“先零东羌历载为患，颎前陈状，欲必埽灭。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曾未浃日，凶丑奔破，连尸积俘，掠获无筭。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功用显著，朕甚嘉之。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颎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又调动中藏府的皇室“金钱彩物”以“增助军费”，又任命段颎为破羌将军。
段颎所部休整月馀后，于同年夏季再次出发追击叛羌，经桥门行军至走马水，这时得到叛羌军队在奢延泽一带的军情，段颎立即“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馀里”，在清晨时分抵达叛羌所在并迅速将叛羌击破，叛羌兵败后撒退至落川一带集结，段颎继续追击，派骑司马田晏率5000兵力攻叛羌东边，又派假司马夏育率兵2000潜行绕道攻叛羌西边，叛羌派5000～6000人“攻围晏等，晏等与战，羌溃走”，叛羌在落川兵败后再次撒退脱离接触，而段颎再次追击叛羌，在令鲜水追上叛羌，但因为段颎部队“士卒饥渴，乃勒众推方夺其水”，于是叛羌再度撒退，段颎随即率部追击，紧咬叛羌，“且斗且引，及于灵武谷”，七月，段颎再次身先士卒杀入战场，最终于灵武谷之战大败叛羌，叛羌“弃兵而走”，段颎亦继续追杀三日三夜，一直至旧泾阳县境方停，叛羌残部4000落（约2万馀男女）散入汉阳郡山谷之间，眼见接近扫灭叛羌之际，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却突然向汉灵帝表示担心段颎一旦兵败会全功尽废，建议派人招降叛羌，汉灵帝接受张奂的建议并以“诏书下颎”，段颎随即上奏表示反对并指出“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的羌人叛乱罪恶及指出“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隐患与提出解决方案，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说服汉灵帝放弃招降政策，至次年（169）春季，汉灵帝派谒者冯禅赴汉阳郡招降叛羌，不过力主招降的张奂已被免职归家，于是段颎再次向汉灵帝表示现在正值春种农田之时，汉族“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
同年（169）夏季，叛羌驻扎在凡亭山一带，段颎率汉、胡联兵在距离凡亭山外40～50汉代里外屯驻，派田晏、夏育率兵5000入据凡亭山，旋即被叛羌大举围攻，同时大声张言：“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叛羌的攻势一度动摇汉朝军的士气，但在田晏、夏育的努力下，“殊死大战，遂破之”，叛羌再次溃败，东奔逃散至射虎谷再次集结起来，并就地驻守射虎谷，段颎为了“一举烕之，不欲复令散走”，于是派兵1000在西县境内修建了一道长40汉代里、宽20步的木栅墙以阻止叛羌西逃，又派田晏、夏育率兵7000乘夜潜上射虎谷之西山屯营结寨挖壕沟，另派司马张恺率兵3000上射虎谷之东山驻扎，不久后的七月，叛羌察觉汉朝军的动向，出兵攻打田晏、张恺等部队取水路线企图截断水源，段颎得讯后立即率领本部兵马攻打叛羌，加上西山、东山两支部队的夹攻下，“羌复败散”，汉、胡联兵在射虎谷“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另有4000叛羌男女投降冯禅而得到安置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叛羌势力在射虎谷一战败亡，至此，断断续续为祸汉洲地区近62年的叛羌被汉廷成功平定，主将段颎因功更封为新丰县侯，此后15年间再无羌祸。
中平元年（184）二月，关东爆发黄巾起义，同年十一月，湟中义从胡人、安定郡先零羌人及枹罕、河关两地汉族联合发动叛乱，并推举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叛军攻杀护羌校尉泠征，之后又有边章、韩遂为首的汉族叛军亦加入叛乱，叛乱漫延，金城太守陈懿被杀，金城、北地等郡遭受劫掠。
中平二年（185）三月，叛军打着诛杀乱政宦官的清君侧旗号，向东杀入三辅劫掠，兵势逼近西汉帝陵，于是朝廷派左车骑皇甫嵩出镇长安，又任命董卓为中郎将，负责讨伐叛军。

[槃弧越人-249] 古越人部落除了与古中原人部落融合为汉族^{[注 7]}，另有一支古越人与西来之槃弧蛮人融合为畬族^[220]，可能是游离在汉族社会外的古越人与东迁之槃弧蛮人融合为畬族，亦可能是古越人先与中原人融合为汉族，再与东迁之槃弧蛮人融合转换为畬族，只有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槃弧蛮才能由湘西东迁至淅南闽北，可能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槃弧蛮的东迁最早不早于西汉与东汉之间内乱时代，即公元一世纪初。
另外，居于孙吴临海郡安阳县及罗江县的所谓“安家之民”可能亦是古中原人与古越人融合演变的一方居民，从安阳县（罗阳县）出身的王表与江东地区汉族相比并无特殊之处，可以与当地人沟通^[221]，所以“安家之民”可能是一个带有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地方风俗色彩——因此被士大夫贬为“夷”——的汉族支系，孙吴政权控制的汉族人口约二百三十馀万，县有三百一十三，平均一县七千馀人左右，考虑到各县人口不一，作为当时远离繁荣又非物产丰盛之地，安阳县及罗江县的人口应较低，合计人口约一万左右。“安家之民”当然也可能是古越人融合移民演变而来的一支新族群，但有汉姓王、语言可以与江东汉族通话及有俗语“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羹臛”等，纵使不是汉族群体亦是在血缘及文化上受到汉族移民——比如王表——影响的族群，虽然无人口数目的记载，但考虑到正史不载，“安家之民”的人口应相当稀少至可忽略不计。

[山越-258] 所谓“山越”之人实与汉族人无异，只是一些自汉朝桓灵二帝统治以来为避徭役赋税及战乱的汉民，脱离了政府控制剥削，即所谓“幽邃民人”、“逋亡宿恶”^[222]，所以“山越”又称为“山民”^[223]^[224]^[225]、“山寇”^[226]^[227]、“山贼”^[228]^[227]，所谓“越”是因为当地昔为越国所治，一如昔为齐国所治则呼为“齐”^[229]，至于“寇”、“贼”，显然是指不受官府控制、破坏社会治安而言，因而受到统治者等精英阶层的篾视，“民”者因其本源自汉民，当地地势“山谷万重”，故以“山”名，所以遁入山谷之汉民才被官府称为山越，正因其本为汉民所以孙吴以武力轻易将数以万计的山民纳入为孙吴军队的同时亦不会因民族矛盾而发生叛变，因为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是脱离了政府控制的汉族人口重新被政府控制^[225]^[227]，从而令所谓山越波澜不惊就消失了。

[草原漢族-268] 30.0 ^30.1 ^30.2 据汉文史籍，匈奴境内有秦人（汉族）聚居^[232]，狐鹿姑单于在征和五年（前88）派使者向羌人扬言“贰师将军众十馀万人降匈奴”^[233]，虽或有夸张之处，但透露了有数以万计的汉族人居于匈奴，根据2020年一项对蒙古国匈奴时代遗骨样本的研究，发现匈奴时代的蒙古国出现带有中原汉族血统成份的个体，以公元前50年为界分为匈奴早期及匈奴晚期，匈奴晚期47个样本中带有中原汉族血统成份的个体是分别来自后杭爱省的Emeel Tolgoi（EME）与Tamiryn Ulaan Khoshuu（TUH）、中央省的Atsyn Am（ATS）与Songino Khairkhan（SON）、布尔干省的Baruun Mukhdagiin Am（BAM）、色楞格省的Yuroo Ⅱ（YUR）、苏尔巴托省的Baruun Khovdiin Am（BRU）等七个遗址的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TUH002、YUR001、BRU001这8个个体因为带有0.2～75.8%中原汉族血统而被研究者合并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汉族组），其中EME002在8个个体中年代最早的或可追溯至匈奴早期，带有低至0.2%中原汉族血统，其次是带有约14%中原汉族血统的ATS001，直至蒙古帝国时代的今蒙古国地区人群仍多带有20%以上的中原汉族血统^[234]，证实了匈奴时代有大量携带原华夏血统的汉族人口流入今蒙古国地区，匈奴晚期汉族组不止带有原华夏血统，亦带有24～25%萨尔马提亚人血统及24～99%乌兰朱和-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统，明显是胡-汉混血儿的后裔，加之汉族并非当地主要民族，带有原华夏血统的匈奴晚期汉族组之人群大概率不存在汉族认同，可见迁入草原的汉族已被游牧族群融合同化。
东汉末年，游牧族群乘着汉国分裂内战而南扩，亦吸收汉族人口以壮大本国（部）的实力，例如辽西、上谷及右北平三郡的乌丸人就曾经“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41]，鲜卑人轲比能曾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及三年分别向曹魏遣还“魏人在鲜卑者五百馀家，还居代郡”、“遣魏人千馀家居上谷”^[121]，拓跋国至迟在元康五年（公元295年）三分统治时，其中猗㐌、猗卢两位统治者就开始大力招徕汉族人，入拓跋国之汉族自然不免被鲜卑风俗同化^[235]^[236]，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拓跋国爆发内战时就有汉族人近三万因之南逃改附刘琨^[237]，见诸记载的流亡汉民多者数十万，少者数千，后来有的回归汉族政权，但回归者显然不可能是流亡汉民的全部，必然有部分流亡汉民在当时乌丸人、鲜卑人的聚居地落地生根被游牧民族所同化，如慕容国在太康七年派兵阻击晋军的将领孙丁，汉姓汉名，可能即鲜卑化汉族人，弈洛瓌在建都大棘城（中国北票市章吉营乡一带）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是慕容国吸收汉族流人以发展壮大的反映^[238]，在六王内战时由鲜卑人日陆眷所建立的段国盘踞辽西，亦是由汉族及鲜卑、乌丸各族合计三万家组成。

[游牧國人口-275] 以公元前1世纪的乌孙帝国为例，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平均一户5.25人而总兵力占总人口约30%，同期康居帝国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平均一户5人而总兵力占总人口约20%，两国合计则户均5.1人而总兵力占总人口约25%，所以游牧族群1户约5人，兵民比约1：5^[242]，一户等同一落，而所谓“胜兵”是指全国人口中能拿起武器去作战的人^[243]
乞伏国吞并鹿结后，人口约75000落，一落5人，75000落约375000人。
秃发国部众有20部，一部5000人即约100000人，树机能被称为“羌虏”，100000人中当有部分是羌族，马隆在武威郡讨伐树机能时，“虏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率万馀落归降，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又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万馀落约50000多人，再加上“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秃发国至少失去60000人，所以树机能仅馀下不到40000男女，败亡是必然，考虏到有“善戎没骨能”，凉州部各郡的羌胡诸族不是全部加入树机能一方，假设不加入树机能一方的羌胡诸族人口相同，则凉州部八郡原有羌胡诸族人口约200000人，而八郡汉族人口只有三万七百户（约19万9550人），与凉州部羌、鲜卑等非汉族群的总人口数约略相当。基于树机能曾经“攻陷凉州”，声势之大令晋武帝司马炎“为之旰食”，羌胡诸族应大多数加入强势的树机能一方，所以不加入树机能的羌胡诸族人数存在估计过高的可能。
吉轲罗、侯金多及热冏等领导的200000男女，当中有部分是氐族，所以这200000人向司马骏投降后，司马骏被“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244]，这200000人口特别是来自安定及北地两郡之胡人或氐人显然已在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徙戎论》“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计算之内，其人数之巨不能排除是乘凉州地区战乱而吸纳了大量汉族人口所致，如同昔日乌丸蹋顿或鲜卑轲比能、日陆眷等统治者以招徕汉族人口来壮大部众实力的做法^{[注 30]}，至于汉族，雍州部、秦州部及凉州部等三州部合计有汉户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约104万8580人。

[族內族外-281] 按《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据《孟子注疏》解释孟子之所以说是舜是东夷人，是“以其地在东方，故曰东夷之人”，同样也是因为周文王“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终始之地与文王所居终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远，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后有千二百歳之久，其皆得志行政于中国以致治如合其符节有周而无异，一为先圣于前一为后圣在后，其所揆度则一而无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即只是因为舜地处中原东部、周文王地处中原西部，才称其为东夷人（东方人）、西夷人（西方人）。故此“夷”并非少数民族的代名词，从传说来看，舜、周文王皆是黄帝后裔，当然不可能将舜及周文王指为非汉或非华夏人群，孟子之“东夷”、“西夷”，仅是指诸冯、负夏、鸣条以及岐周、毕郢这分别位于东方和西方的地区，将此处“东夷”、“西夷”视同非华夏人群或非汉族的代称只是后人的误解，所谓禹生于西戎或西羌亦是类似的误解，传闻中的“禹生石纽”是“禹生于石”的讹误，而“禹生于石”其实是“启生于石”的误传，从传说中禹的身世与事迹来看，禹是绝不可能生于西羌或兴于西羌^[247]，只有治水时“浮于积石”、“道河积石”涉及后世西羌人之地，除此以外，禹的事迹与西羌无涉，显然不能得出禹是羌人的结论，何况在一个重视血缘的氏族部落社会，没有血缘关系是绝不可能踏入统治阶层顶端。
上述这些误解也成为刻意的误读，因为这些误解正好成为异民族征服汉族地区后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借口，何况，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又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闲也”，舜与周文王取天下的主因是以德服人，而后世女真、蒙古、满人之征服汉洲的过程本质只是杀戮战争，不是透过道德高尚来感化汉洲，怎能用舜与周文王的例子来为暴力征战背书？先秦夏与蛮夷戎狄仅是周与非周之别，先秦“华夏”及“中国”只是周王室及其姻亲集团的代称，只有遵周礼，特别是属于周天子“母弟甥舅”之诸侯邦国才能归类为华夏、中国，而不遵守周礼、不尊重周天子或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诸侯邦国则被视为“蛮夷戎狄”，所以汉族部落或政治集团并非民族族群之别，何况将先秦蛮夷戎狄与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满人等同也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即使是汉族内部的冲突歧视也不能构成或合理化其他民族对汉族施加暴力歧视的理由。
最早刻意误读来寻求统治合法性借口的是挛鞮渊，甚至误读为“文王生于东夷”，当然挛鞮渊也自知匈奴人起兵建国以少欺多是无德可言，才会焦虑“晋人未必同我”，遂以“冒姓刘氏”及建国号“汉”的认知战手段来分化及降低汉族人的反抗意识，达成“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于中原的实质，在汉洲中原鸠占鹊巢建立匈奴帝国的直接征服统治^[248]。
另外，原先带有汉族及其聚居地含义的“中国”、“中华”等自称^{[注 5]}，因入主中原的外族政权曾冒称“中华”，如南燕国皇室慕容镇以“中华”自居，反指东晋政权为非中华的“文身”之国^[249]，令“中华”一词开始横生歧义。

[分析-290] 有一种观点认为，汉代“汉”虽有指代华夏人群含义，但在汉王朝灭亡后，这种带族群意义的“汉”自称就消失，仅被外族用来称呼汉族，晋王朝重新统一后，以朝号“晋”为汉族自称之一，直至北魏在公元5世纪初征服冀州地区，为了对抗可能北伐的东晋政权，于是以非魏非晋的前朝“汉”称呼河北平原的汉族人，以便分化汉族人的“晋人”族群认同，割断与东晋政权的联系，同时该观点又认为来自北魏统治者的他称“汉”含有贬义而未受到被称族群的接受，至唐代初年因李唐皇室尊崇汉朝，始以“汉”为汉族之自称，此一族称之后不因朝代变更而消亡。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汉”作为涵盖全体华夏人群的族称最初始于汉代，虽然汉王朝消亡后以“汉”自我族称的意义亦随之消失，但外族仍以“汉”为汉族之他称，最后汉族接受以“汉”为不因朝代更替而变化的稳定族称，族称“汉”显然不是源自外族的他称，只是汉族受到来自外族文化的巨大影响，最终接受曾在汉代是族称的“汉”成为稳定的族称，是汉代族群含义的“汉”出口后最终转内销的经过，其次所谓鲜卑统治他称“汉”含有贬义一说实牵强附会，因为南北朝时代史料中所有针对汉族的歧视辱骂如“头钱价汉”、“空头汉”、“狗汉”、“汉儿”等^[250]；南朝汉族士人周朗虽然在元嘉三十年（453）将受到五胡政权多年统治而被渐染胡化的河北平原汉族贬称为“杂汉”，但亦承认这些胡化汉族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刘宋政权一直希望透过同族感情来招揽其投靠南朝^[251]，这些都是在“汉”字前后缀以贬义形容词来贬称，所以单单一个族称“汉”是没有贬义，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吐京、吐军分别为“胡、汉译言”^[252]，北魏在今宁夏区永宁县望洪乡境设立的弘静镇“俗谓之汉城”^[253]，可证当时作为族群他称的“汉”本无贬义，蔑视汉族时需要在“汉”前后加入贬义的形容词来限定，如果“汉”一字有贬义就不会被刘邦认可为朝号，正因如此，“汉”才被汉族接受为稳定不变的族称。
有说法认为秦胡连称为一族群，如此可与移居辰韩之秦代原华夏人被称为“秦韩”对应^[121]，则秦胡是指半汉半胡之混血儿，然而记载中以秦胡来形容董卓、韩逐、袁谭的部队，可见其人口亦有一定数量，但汉文史料中有关“秦胡”的记载又相当有限，非如匈奴、鲜卑等声名显赫的族群有详细活动记录，所以将史料中的“秦胡”理解为“秦、胡”且“秦”指汉族较为合理，消除了足以组成大军的人口和记载稀缺之间的矛盾，方诗铭认为“秦”指汉族人，李烨认为是指移居西域北亚之原华夏人^[254]，因为匈奴人曾指西汉原华夏人为秦人^[232]，所以方诗铭的说法较为可信，即“秦”是指原华夏人（包括其后的汉族）而非仅仅移居入西域北亚的原华夏人，秦、胡分别是指汉族人（秦）、非汉族人（胡），比如“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分别是是指张掖属国的汉族人（秦）、非汉族人（胡）及卢水胡人，基于汉洲内地亦以“民”指汉族，不能排除张掖属国的“卢水士民”是指当地汉族士民的可能性，刘平国摩崖刻石指出孟伯山等六人是秦人亦即汉族^[255]，很可能因身处多民族聚居的西域地区而强调汉族（秦人）身份，其中万□羌与程阿羌两人虽然名有“羌”字，但不能因此判定其为羌人，如胡姓不是出自胡人、蒙姓不是出蒙古人，万、程为汉姓又明其为秦人（汉族），此两人汉族无疑^[256]^[257]，“羌”名可能是受到羌文化影响所致，而刘平国本人汉姓汉名，明显是汉族人任职龟兹左将军。

[林邑王統-306] 林邑王区逵，或称区连，姓名似是汉姓汉名，加之其父出任象林县功曹，有可能是汉族人，至少也是混有汉族血统的当地诸夷人，但很明显已经夷化，后来建立林邑新王朝的范文，出身大概率是汉族人，少年久居汉族人口极之稀少的林邑王国，无可避免被先住民同化^[272]。

[漢洲-323] 35.0 ^35.1 ^35.2 ^35.3 ^35.4 因为“秦”曾是古代中国与汉族的自称及他称，其族居地也被称为“秦”^[350]，成书于太康元年（280）十月的《密迹金刚力士》^[351]内称“吴蜀秦地”，强调吴与蜀属秦地，明显是因为晋平吴统一汉洲^[352]，在平定吴、蜀二国之前仅曹魏亦即北方中原地区是“秦”，平定吴、蜀二国实现统一之后可以“秦”指汉洲，《三洞珠囊大都攻职》云“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秦”与“楚、越”并立，此处之“秦”只能是指北方中原地区，而《太上三天正法经》云“伧、秦、氐、夷、蛮、差之类”，后者“伧、秦”之伧是经长期分裂割据后南方汉族对北方汉族的贬称（地域歧视）^[353]，所以此处“伧、秦”分别是指北方中原（伧）及南朝统治的南部地区（秦）^[354]^[355]，《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亦说“或胡或伧，或吴或楚”，证明“伧”指中原，而“秦”可指南部荆扬二州地区，至于《三洞珠囊领决职》所说的“秦、夷、胡、戎、狄、氐、羌”之“秦”是指与夷、胡、戎、狄、氐、羌等外族并立的汉族，所以“秦”除了指故嬴秦诸侯国外，亦可指汉族及汉洲，还可单指中原地区或吴楚、楚越之荆扬二州地区；《老子化胡经》有“东秦”、“中秦”之称，《姚伯多造像记》亦称“化治西域。流波东秦”，皆与诸胡人所在的西方地区相对而立^[356]，又有“东夏”、“中夏”之称，“东”指东方，“中”指中国，“秦”即“夏”，可证“东秦”、“中秦”是指位于东方的赤县神州（汉洲）^[357]^[358]。
“中国”及“华夏”除了是古代汉族的长期自我族称外，亦是地理区域的称谓，也可合称为“中华”或“中夏”，主用以指代中原地区，如永兴二年（305）刘弘向晋皇帝表示担忧东海王司马越与豫州刺史刘乔开战会导致中原战乱不息，可能出现“四夷乘虚为变”的人祸^[359]^[301]^[360]；柔然汗国向南朝表达支持南朝收复中原，以拉拢齐高帝萧道成共同对付北魏^[361]^[49]
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及“华夏”也可以是指族居地赤县神州^[20]^[362]，其面积由汉代过百郡国组成^[44]，比如上邽县、云中郡、高平县、幽州、曼柏县（度辽营所在）、敦煌郡等地皆属诸华（华夏）地域一部份^[363]
华夏地区又有“方夏”^[364]^[365]之称，例如交阯刺史部及益州刺史部皆属华夏地域，地理上与赤县神州重叠，两者可以互换。
综上，以地理空间为主要含义的“秦”、“中国”、“华夏”等称呼皆有广、狭二义，狭义上是指中原，广义上是指赤县神州（九州），赤县神州是指汉民族传统聚居地（传统领域），可称为“汉洲”，如同蒙古草原之于蒙古人、应许之地之于犹太民族、朝鲜半岛之于朝鲜民族，但亦不是只有蒙古草原、应许之地、朝鲜半岛才有蒙古人、犹太人、朝鲜人分布聚居，在此以外如日本、美国等地亦有蒙古人、犹太人、朝鲜人分布聚居，只是相对而言，“传统聚居地（传统领域）”带有原居地、初居地的含义。
核心是指汉洲（赤县神州）内汉族人口占比高于50%或地理上不与汉洲边界接壤（即不与其他民族传统地区接壤）的地方，而边缘是指与其他民族传统地区接壤或汉族人口占比少于50%的地方，原居地是指在公元前一世纪己有汉族人口聚居的地方。最初的汉洲范围其实就是西汉初年的版图，其后汉朝扩张，东南并南越国为九郡又吞闽越国入会稽郡、东北灭卫氏朝鲜为四郡、西北破匈奴置朔方部及河西四郡、降服西南诸夷为七郡，也是原华夏人扩散主导部分南方土著部落融合为一族进程的一部分^{[注 4]}，这些地区都是赤县神州（汉洲）的边缘地区，其中朝鲜郡县、福建、朔方部及河西走廊成为汉洲的一部分，而岭南及云贵高原则有所反复，前者自秦代以后除了蒙元与满清帝国统治外都是汉族王朝的一部分，官修典籍都承认其为九州州域^[17]^[18]，后者在唐宋时代为南诏大理国家，至洪武时期才再归属汉洲，汉洲范围与明朝两京十三省及清帝国排除了辽东的十八省大体一致，为便于区分，不含边缘区的汉洲可称为“小汉洲”，囊括边缘区的汉洲可称为“大汉洲”，汉洲边缘地区依民族势力盛衰不同而有所变化，比如辽东西与前后套在蒙古帝国征服后就出现蒙古化、红河三角洲被京族先民独立建国、鸭绿江与大同江流域在其他民族势力的攻击下被放弃、西套平原回族化，以至于今，这些地区可以称为“外边缘”，亦有一些稳定属于汉洲的边缘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河西走廊等等，这些地区可以称为“内边缘”，大体而言，辽东西、河套、河西走廊、河湟、云贵高原、湘西、岭南等地属于汉洲边缘，古今皆属汉洲的边缘地区是内边缘，有的如闽粤后来甚至成为核心地区一部分，古属汉洲而今不属汉洲的边缘地区则是外边缘
汉洲、汉国境内人口绝大多数是汉族但并非100%都是汉族，如同西藏人口并非100%都是藏族或朝鲜半岛人口并非100%都是朝鲜族，所以以“汉区”称呼汉族聚居地，汉区可以分布在汉洲（传统领域）内也可以在汉洲外。
以“国内只存在一个民族或超过50%人口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定义，如果族群聚居分布出现变化而在传统领域外出现聚居，比如盎格鲁人、蒙古人等亦在英格兰、蒙古草原以外地区出现聚居，所以汉族亦可能在汉洲以外的地区聚居，有可能在汉洲以外地区出现汉族人口占比超过50%的国家，因此有必要将汉国定义分为“一般”及“一般以外”，一般以外即是汉洲以外地区的汉族国家，而汉国治世这一概念，汉国是一般意义上的定义。

[日本古代族群-406] 36.0 ^36.1 根据《日本书纪》所载的和人神话，男神伊弉诺尊及女神伊弉冉尊生下大日孁贵（即天照大神）、月弓尊（即月神）、素戋呜尊等神，素戋呜尊后来被驱逐，来到苇原中国的“出云国簸之川”，为当地神明脚摩乳、手摩乳夫妻解决了八岐大蛇的威胁，素戋呜尊于于是娶脚摩乳与手摩乳之女奇稻田姬，在出云的清地统治苇原中国，素戋呜尊与奇稻田姬生下大己贵神（又有大物主神、苇原丑男、大国玉神、显国玉神等众多不同的称呼，一说大己贵神是素戋呜尊的六世孙）
在大己贵神统治出云时，天照之孙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的外公高皇产灵尊为了令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成为苇原中国的统治者，先后派天穗日命、大背饭三熊之大人、天稚彦讨伐大己贵神，但全部失败，最后派遣经津主神及武瓮槌神向大己贵神谈判，成功迫使大己贵神与其子事代主神让出苇原中国的统治权，经津主神及武瓮槌神平定苇原中国各地势力，“有逆命者、即加斩戮。归顺者仍加褒美”，之后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在日向的高千穗峯降临。
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在“吾田长屋笠狭之碕”娶了大山祇神之女鹿苇津姬，鹿苇津姬生下火阑降命、彦火火出见尊、火明命等三子，不过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怀疑并非自己的亲生子，质疑：“虽复天神，何能一夜之间令人有娠乎？汝所怀者必非我子欤！”其中火阑降命传说是隼人族群的始祖，后来火阑降命被彦火火出见尊从海神处得到的神器诅咒，变得诸事不顺、贫困饥馑，被迫成为彦火火出见尊的奴仆，其“苗裔诸隼人等，至今不离天皇宫墙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矣”。
虽然神话中天照大神之孙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得到苇原中国的统治权，但当时各地仍由不同的强大独立土著势力控制，至彦火火出见尊之孙神日本磐余彦尊（即神武天皇）在位时，“辽邈之地犹未霑于王泽，遂使邑有君、村有长，各自分疆用相凌跞”，如速吸之门的珍彦、菟狭川的菟狭津彦及菟狭津媛、中洲（大和国）的栉玉饶速日命、菟田的兄猾及弟猾、磐余邑的兄矶及弟矶、国见丘的八十枭帅、层富县波哆丘岬的新城戸、和珥坂的居势祝、脐见长柄丘岬的猪祝，以及熊野荒坂津、高尾张邑等地都有各自的统治者，不是在神武东征期间归附日本国就是被消灭。
前期治世时倭人诸国有百馀国，经互相吞并，后期治世时倭人诸国仅有三十馀国。
奴国，存在于公元1世纪，福岗市、春日市、那珂川市一带的福冈平原是奴国的核心领土^[369]，春日市冈本町一带以须玖遗迹为中心的须玖遗迹群一般被认为是奴国的王都所在。^[370]

[地名國名族名-407] 37.0 ^37.1 如同“武陵蛮”的称呼，“武陵”只是地名而非族名，汉文典籍有部分称呼显然是以“地名+夷”的形式，比如姑复夷、朱提夷之类，当时的汉族精英阶层很明显并不能清楚掌握西南族群的分类，因为不能明确是国名族名，故不列。

[1] Fen Wang、Rui Wang、Hao Ma、Wen Zeng、Yongsheng Zhao、Hao Wu、Zhongming Tang、Haifeng He、Hui Fang、Chuan-Chao Wang《Neolithization of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involved the demic diffusion from the Central Plain》
……“We produced genome-wide DNA data for 21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Jiaojia sit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Fig. 1.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Shandong_Jiaojia_MN people and published East Eurasians.
……“The f4 statistics show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formed a sister clade with Shandong_Xiaogao_EN compared to most reference populations except for middle YR-related lineages that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Jiaojia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YR_MN/YR_LN/YR_LBIA; Shandong_Jiaojia_MN, Shandong_Xiaogao_EN)<0, Z-score< −2.899.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values in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of f4(Yoruba, Shandong_EN; Shandong_Jiaojia_MN, YR_MN) also suggested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Shandong_EN compared with YR_MN. Therefore, we assumed Shandong_Xiaogao_EN as the first source and YR_MN as the second source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Using the qpWave/qpAdm framework, we could model the Jiaojia as a simple two-way mixture between Shandong_EN represented by Shandong_Xiaogao_EN (42.4% ± 11%) and YR_MN (57.6% ± 11%); this 2-way model fitted better than 1-way Shandong_EN (nested P-value <0.01).”……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 first batch of genome-wide data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farmers, our findings from an autosomal perspective suggested that the population shift in Shandong happened as early as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This demographic process was marked by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 into Shandong, replacing almost half of the Shandong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in the gene pool of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people. This admixture pattern was similar to those previously observed in the demic diffusion-based spread of millet farming into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regions under the strong cultural expansion of the Miaodigou phase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it is unsurprising to some degree to find the middle YR-related ancestry in Shandong_Jiaojia_MN.”……
“We next explore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and present-day Shandong people, represented by Han Chinese, who accounted for ∼99% of the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the Han Chinese and Koreans. F4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Han_Shandong shared more genetic drift with middle YR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Han_Shandong; YR_LBIA, Shandong_EN)<0 (Z-score = –4.506).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 in f4 (Yoruba,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Han_Shandong, YR_LBIA) ∼0 (Z-score = 1.584 and 1.075)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equal amounts of genetic drift with Han_Shandong and YR_LBIA. Moreover, Han_Shandong was successfully modelled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middle YR populations (published YR_LBIA) even when Shandong_EN and Shandong_Jiaojia_MN were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suggesting that 1-way YR_LBIA-related ancestry adequately explain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Han_Shandong.”…………
TableS2B.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山東省1-2] 2.0 ^2.1 Panxin Du、Kongyang Zhu、Minghui Wang、Zhaofeng Sun、Jingze Tan、Bo Sun、Bo Sun、Peixiao Wang、Guanglin He、Jianxue Xiong、Zixiao Huang、Hailiang Meng、Chang Sun、Shouhua Xie、Bangyan Wang、Dong Ge、Yongqiang Ma、Pengfei Sheng、Xiaoying Ren、Yichen Tao、Yiran Xu、Xiaoli Qin、Edward Allen、Baoshuai Zhang、Xin Chang、Ke Wang、Haoquan Bao、Yao Yu、Lingxiang Wang、Xiaolin Ma、Zhenyuan Du、Jianxin Guo、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Dapeng Li、Yiling Pan、Bicheng Li、Yunfei Zhang、Xiaoqu Zheng、Sheng Han、Li Jin、Gang Chen、Hui Li、Chuan-Chao Wang、Shaoqing Wen 《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Dawenkou period,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ancestry from Neolithic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central China and some southern Chinese ancestry that mixed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in Shandong. The genetic heritage of the Shandong Longshan people was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Dawenkou culture. During the Shang to Zhou Dynasties, there was evidence of genetic admixture of local Longshan populations with 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fter the Qin to Han Dynasties,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the region began to resemble that of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Looking at northern China as a who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iddle Y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expanded into regions such as the upper YR, Shaanxi, Inner Mongolia, and the West Liao River (WLR) during the Middle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is genetic pattern align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region.”……“To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genetic dynamics of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rom 69 ancient human individuals retrieved from 18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across the Shandong and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s. Our dataset densely covers a time span ranging from th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 to historical time, including Dawenkou (n = 29), Longshan (n = 13), Shang to Zhou (n = 11), Han to Sui (n = 12), and Song to Ming (n = 4). Additionally, we produced new genome-wide data from 310 modern-day individuals from sixteen cities across Shandong. ”……
……“We used genetic data here to infer if there were YR farmers and Southeast Asian-related influences on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We initiated our analysis with outgroup-f3 in the format of f3(YR farme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Mbuti)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and SD_HG compared with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share more ancestry with YR farmers than SD_HG.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genetic compositions between YR farmers and SD_HG, we then utilized quantitative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Shandong populations, YR_MN) to compare the genomic profile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YR_MN using a reference set that included 35 representative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Ou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could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First, populations from Ercun and Xixiahou sites show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ith Z scores of f4 ranging from −1.77 to 0.76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forming a group we refer to as “Dawenkou_YR.” Second, populations from Fujia, Wucun, and Dawenkou sites showed an extra genetic affinity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SD_HG, including Bianbian, Bosh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forming the “Dawenkou_HG”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Bo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4.64 to −2.98 and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5.02 to −2.27. Third, populations from Wutai and Sanlihe sites showe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EA-related populations, formin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Ami; Wutai_LDWK/Sanlihe_LDWK, YR_MN) = −4.94 and −4.25,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the earliest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Liulin_MDWK (∼5,400 years BP), showed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both SD_HG and SEA-related populations, with the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Xitoucun; Liulin_M, YR_MN) = −3.69 and −4.68, respectively. ”…………“We then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se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Figure 4). Starting from Ercun_MLDWK and Xixiahou_LDWK, who shar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e found that both individuals exhibited 100% of ancestry derived from YR_MN, representing YR_MN-related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Data S3A).”……“we focused on Xixiahou_LDWK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R_MN-related ancestry for modeling other Dawenkou populations. This initial genetic profile closely resembled published Yangshao individuals (YR_MN) from the middle YR basin, indicating a demographic expansion of middle YR agriculturalists eastward into Shandong during the Middle-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e Dawenkou_HG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YR ancestry mentioned earlier, they also retained local HG-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oshan)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This mirrored the admixture dynamics of these two ancestries between the YR and local H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exhibited more YR ancestry but also showed an additional SEA ancestry, indicating a genetic influx from southern China to Shandong. Furthermore, the Liulin population was found to have 87.1% YR ancestry and 12.9% SEA ancestry, suggesting the SEA influence could be at least dating back to 3,500–3,000 BCE. The location of Liulin in the south likely allowed for gene flow from SEA populations (Data S3B).”……
Figure 4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Around 4,600 years BP, the Shandong region saw a shift from the Dawenkou culture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This transition represented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awenko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unclear if 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population change. Through f4 analysis, we observed two distinct patterns in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which displayed similarities to Sanlihe_LDWK from the Dawenkou era, both indicated a genetic conne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i.e., f4(Mbuti, Ami; Sanlihe_LS/Chengzi_LS, YR_MN) < 0 (Z < −3). Conversely, Wutai_LS resembled Fujia_LDWK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all showing a stronger genetic link to SD_HG, i.e., f4(Mbuti, SD_HG; Wutai_LS, YR_MN) < 0 (Z < −3). Using qpAdm, we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derive 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Sanlihe_LDWK, while Wutai_LS has 85.2% ancestry from Fujia_LDWK (Figure 4; Data S3C). Therefore, the Longshan populations inherited the genetic legacy (85.2%–100%) of Dawenkou, suggesting a demic succession from Dawenkou to Shandong Longshan. These findings also align with archaeological data.”
“In historical time, we could observe from the f4 result that the genetic legacy of SD_HG was purged from our populations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MN in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SD_HG; Historical Shandong, YR_MN),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0.81 to 1.36. Meanwhile, they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LBIA in the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Historical Shandong, YR_LBIA),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2.45 to 1.92. Besides, we found that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ha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YR_LBIA compared with prehistoric Shandong through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YR_LBIA; Historical Shandong, prehistoric Shandong).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region o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Furthermore, the qpAdm model revealed the fine genetic structure within the Shandong_3k group. Based on the admixture fractions of Central Plain (YR_LBIA), the Shandong_3k populatio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1) Dongkangliu_3k and Liangchun_3k with 100% YR_LBIA ancestry; (2) Wucun_3k and Chengzi_3k with a mix of YR_LBIA and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and (3) Xisanjia_3k with 100%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closely with historical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s. We were able to model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by introducing 100% ancestry from either Shandong_2k or Shandong_1k populations using qpAdm (Figure 4). This suggests a continuity of genetic heritage in Shandong populations over time.”
……“Our study utilized the qpAdm model to identify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during the Dawenkou period in Shandong, consisting of Dawenkou_YR, Dawenkou_HG, and Dawenkou_SEA. Compared with published local HG individuals (dating to 7,545–5,721 BCE), our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genetic shift in Shandong’s ancestry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all individuals exhibiting YR-related ancestry (ranging from 58.6% to 100%), indicating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middle YR farmers prior to 2,700–2,600 BCE.”……“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a substantial genetic flow from the middle YR to surrounding regions within a 600 km radius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era. Using qpAdm modeling,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cultural groups receiv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the YR. For example, individuals from the Qijia culture in the upper YR reg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had received an estim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80.4%, while those from the Miaozigou culture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had a contribution of 80%. Similarly, individuals from the Shimao cul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had an ancestry of 79%, and Hongshan culture and Hamin culture individuals from Western Liao River had an ancestry of 60.3% and 24.9%,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analysis of ancient mtDNA revealed a close ma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tai (from Central Plain Yangshao culture, ∼3,500–3,000 BCE) and Shandong populations. Genetic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rmers growing foxtail millet in the middle YR basin influenced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d genetic similarity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se findings coincide with the Central Plains-centric model of the double flower pattern hypothesis.”
“Since around 1,500 BCE, there has been a noticeable shift in ancestry toward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gene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individuals and moder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makeup of Shandong_3k-1k closely resembles ancient Central Plain populations from the Shang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YR_LBIA) and modern Shandong and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o closely resemble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both groups now being genet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articularly the Han Dynasty, ancient China exhibited strong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d genetic exchange within Shandong and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Han Dynasty, Shandong’s population suffered significant losses due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conflicts, and warfare during the Wei (220–266 CE), Jin (266–420 CE),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CE). Nomadic groups from the eastern steppes later gained power in the region, such as the Xiongnu nobles founding the Former Zhao (304–329 CE), Murong Xianbei establishing the Former Yan (337–370 CE), and Yuwen Xianbei creating the Northern Zhou (557–581 CE). The impact of these non-Han rulers on the population of Shandong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So, we also examined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North Asian steppe nomads, such as the Xiongnu and Xianbei, to the gene pool of Shandong. However,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Jin Dynasty individuals did not display more affinity with NEA-related ancestry than Han Dynasty individuals, indicating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may have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nomads in Shandong.”
Data S3. qpAdm modeling result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related to Figure 4
(A)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B)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C)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山東省2-3] 3.0 ^3.1 Hui Fang、Fawei Liang、Hao Ma、Rui Wang、Haifeng He、Limin Qiu、Le Tao、Kongyang Zhu、Weihua Wu、Long Ma、Huazhen Zhang、Shuqing Chen、Chao Zhu、Haodong Chen、Yu Xu、Yongsheng Zhao、Haiwang Liu、Chuan-Chao Wang《Dynamic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inferred from Late Neolithic to Iron Age ancient human genome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handong and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We provide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However, the rice-farmer-related gene flow in the Longshan period did not arrive in group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or previously published groups in Shandong. The Bronze Age Erlitou culture genomes validate the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relativ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Shandong.”
……“have shown a predominant role for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M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the Wanggou and Xiaowu sites) in local Longshan-culture-related (represented by YR_L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Haojiatai, Pingliangtai, and Wadian sites) and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represented by YR_LBIA,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Luoheguxiang, Jiaozuoniecun, and Haojiatai sites) people. YR_LN and YR_LBIA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cent ancient DNA studies supported that the Neolithization of Shandong was related to the demic diffu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as all published Dawenkou people carried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show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ould be genetical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1)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2)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nd (3)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 East Asia-related ancestry. Du et al. suggested that Shandong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coastal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Wutai_L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possessed the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historical era, people in Shandong were dominant by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Focused on newly generated Early Bronze Age genomes, we observed that one Yueshi-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six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projected onto YR_LN-related genetic cluster.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genomes, including the published ancient genomes dating to the Shang, Western Zhou,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YR_LBIA in this study)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one Han-dynasty-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and one 2.5 kya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lso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YR_LN.”
……“we quantitively explored the shared genetic shift between the Dawenkou and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region of the Dinggong sites, one of the cent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Haidai region.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ared a high genetic drift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Compared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as shown by f4 (Yoruba, Taiwan_Hanbe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 (Z score = −3.529 and −5.155). qpAdm modeling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80% Fujia_LDWK/Wucun_LDWK and ∼20% Southern East Asian (represented by Amis) (Table S7 and Figure 2).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also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among Shandong_HG- (represented by Boshan, 30.5%), Central Plain- (represented by YR_MN, 51.2%),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Amis, 18.3%) (Table S7).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Fujia_LDWK/Wutai_LDWK)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including two individual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Fujia_LDWK/Wutai_LDWK. This result was supported by qpAdm analysis (Table S7). Another individual,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with no need for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Fujia_LDWK/Wucun_LDWK-rel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as shown by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statistics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YR_MN) and qpAdm analysi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lso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Xixiahou_LDWK and Ercun_MLDWK from Shandong, which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Table S7).”……
Figure 2 Ancestry modeling for Neolithic to historical era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We therefore used YR_MN/YR_LN, Southern East Asia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Wucun_LDWK as the potential source for Shandong_3k_Wucun and conducted one-way, two-way, and three-way qpAdm modeling (Table S7). We found that Shandong_3k_Wucun could be modeled only as the mixture of ∼92% YR_LN and ∼8% Southern East Asian (Figure 2). This two-way modeling fitted well even when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 groups (i.e., Wucun_LDWK and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were added to the outgroup set (Table S7), while Shandong_3k_Liangchun and our newly reported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individual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s well as Shandong_HE and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LN”……
……“Given that some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roups in Shandong, such as Ercun_LDWK and Xixiahou_LDWK, were already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we could not exclude the scenario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the Dawenkou groups with no trace of Haidai-specific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to the Central Plain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 culture population from the Wadian archaeological site was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LN genomes on the basis that all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YR_LN) ∼ 0 (i.e., all |Z scores| < 3).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and YR_LN can b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Anothe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 was sampled from the Yuzhuang site (i.e.,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uzhuang sites are currently the largest Longshan-era settle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Yuzhuang ha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The red pottery cup, painted pottery, and elaborate funerals in Yuzhuang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Qujialing and Shijiahe cultures in the Jianghan region. The unearthed eggshell pottery and the use of roe deer teeth as burial objects are similar to factors of the Dawenkou and Longshan cultures in Shandong. It was unclear whether gene flow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Shandong and Jianghan regions into Yuzhuang. We found that Yuzhuang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R_MN) did not produce significant values, even when X =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Shandong ancients. The qpAdm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MN and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Table S8 and Figure 2). Therefore, from a genetic perspectiv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did not receive gene flow from Shandong-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preceding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batch of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Wangchengg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i.e.,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No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ere produced in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YR_MN/YR_LN), even when X = Shandong_HG/Shandong Dawenkou/Shandong Longshan-related groups.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rejected the model in which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unadmixed descendants of YR_MN.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people could be one-way modeled by YR_LN. This suggests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Late Neolithic YR_L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no trace of Neolithic Shandong-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Dinggong sites display a population substructure: two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represented by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Figure 2); six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maintained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and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that could be linked to the rice farmer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 (Figure 2). This result provided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Given that some Shandong group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it is more likely that a single individual with 100%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Dinggong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 migrant from other regions of Shandong. In the Central Plain, neither previously published no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ancients received the Shandong HG-related genetic impact compared to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YR_MN). They were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with YR_LN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Wadian sites (Figure 2).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10%) in YR_LN and newly generated Wadian individuals compared with YR_MN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Six of nin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Dinggong also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These results reflected that Southern East Asians separately migrated to Haidai and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Yuzhuang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R_MN. The case of Yuzhuang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between Yangshao and Longshan was not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the population turnover in the Central Plain.”……“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from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to the Bronze Age was linked to the strong expansion of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The Bronze Age people in northern Shandong were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Shandong_3k_Wucun and Shandong_3k_Liangchun. The genetic profile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YR_LN and/or Southern East Asia, with no need for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s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people (Figure 2).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 the early Bronze Age people represented by our newly generated Erlitou-culture-related people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R_LN, suggesting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area of Central Plain (Figure 2).”……“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ultural diffusion of Haidai since the Middle Neolithic might not have accompanied massive population migrations with significant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into the Central Plain.”
Table S7.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Table S8.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4] Lei Sun、Hao Ma、Rui Wang、Zhijiang Wu、Limin Qiu、Haodong Chen & Chuan-Chao Wang《The demic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12 human remains obtained from the Zhanmatun sit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Zhanmatun individual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all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and its periphery as well as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people in the east, with no tracts of genetic influence from Neolithic Southern East Asian in the south.”
“Our findings support a demic diffusion model for Yangshao culture expansion, where human migration, rather than mere cultural diffusion,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spreading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across northern China.”
…………
“We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present-day East Asian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 dataset in the Allen Ancient DNA Resources. We found that our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labelled as YR_Zhanmatun_Yangshao) overlapped substantially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Xiaowu (labelled as YR_Xiaowu_Yangshao), Wanggou (labelled as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angshaocun (labelled as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Similar trends from the PCA were observed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At K = 4,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dividuals showed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o YR_Wanggou_Yangshao.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3 (YR_Zhanmatun_Yangshao, X; Yoruba), top signals were observed in YR_Wanggou_Yangshao, followed by YR_Yangshaocun_Longshan,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other populations that harbored high proportions of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Xixiahou_LDWK, Foyemiaowan_Tang, and YR_LN). These results supported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YR_Zhanmatun_Yangshao and previously identified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Archaeological studies suggested the frequent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Shando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Qinwangzhai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al period. Whether genetic interaction wa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people and surrounding cultural societies remained unknown. Here, we used Zhanmatu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lineage to quantitatively examine whether Zhanmatun people harbored other lineages compared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the core region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lack rice farmer-related genomes in the Yangtze River so far; the coastal southern China-related populations are usually used to represent the genetic profile of rice farmers. We first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YR_Zhanmatun_Yangshao, YR_Yangshaocun_Yangshao/YR_Xiaowu_Yangshao). All f4 produced non-significant f4 values (− 2.848 < Z-scores < 2.259) (i.e., all statistics with SNP counts > 100,00 on 1240 k panel showed |Z-scores|< 3), indicating that Zhanmatun people did not receive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aBanQinCen and Taiwan_Hanben) and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hunter-gatherers-related lineage (Boshan, Bianbi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people) and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Shandong people (with suffix “_DWK”)).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at people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culture (represented by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derived from a single ancestry stream (p-value > 0.01).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eople developed into biologically homogeneous groups.”……“We also compared the genomes of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 the f4 statistics and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p-value > 0.01).”……
……“In the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 series of outgroup populations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genetic profile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_LDWK, even when Japan_Jomon was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To sum up, our genomic result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 people.”……
……“Qinwangzhai culture was a regional variant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By co-analyzing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genome-wide data, we observed that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wangzhai culture people could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a single source of Yangshao culture. We argued that, under the parsimonious models (i.e., preferred the models with fewer source populations over more complicated models),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angshao and Qinwangzhai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demic diffusion ha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rather than a simple culture diffusion.
Notably, th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individuals in Shandong raises intriguing questions about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Whil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es have not detected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 or Shandong Dawenkou-specific lineages into Zhanmatun, the shared cultural practices (e.g., occipital deformation) between these groups suggest that cultural exchange occurred alongside limited biological contact from Dawenkou culture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This paradox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Neolithic interactions: technological and ritual practices could diffuse through trade networks or social alliances without substantial population movement.”……

[5]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YR basin,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ha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Taosi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陶寺石峁部落-6] 6.0 ^6.1 Zishuai Huang、Jiaqi Gao、Mingzhi Ma、Wengao Hu、Xin Xiao、Hui Li 《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mplex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individual of the Taosi site came from the middle period monarchic mausoleum IIM22, which had a great quantity of grave goods including jades and lacquered wooden artifacts, indicating the royal status of its owner. This individual was coded as TS.”
…………
……“Here, we implemented a tournament-wise framework to compare competing models. We chose AR_EN or Yumin as Northeast Asian-related source since the Yumin and Lushanmao site shared the burial practice of Jushizang. Populations from the periphery of Yellow River region were best modelled as a two-way admixture of Yumin- (7.8–23.7 %) and YR_MN-related (76.3–92.2 %) ancestries (Fig. 4). ”……
…………
Fig. 4. Best-fitted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and relevant ancient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able S5.
…………
……“TS was of royalt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osi, and was archaeologically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Emperor Shun, the legendary leader of ancient China. His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was Oβ ,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unding haplogroup among modern Han Chinese males, indicating a shared paternal lineage between ancient rulers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able. S5 All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漢三祖-7] 7.0 ^7.1 Shi Yan、Chuan-Chao Wang、Hong-Xiang Zheng、Wei Wang、Zhen-Dong Qin、Lan-Hai Wei、Yi Wang、Xue-Dong Pan、Wen-Qing Fu、Yun-Gang He、Li-Jun Xiong、Wen-Fei Jin、Shi-Lin Li、Yu An、Hui Li、Li Jin《Y 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
……“We found that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were binary; however, three strong star-like Neolithic expansions at ∼6 kya (thousand years ago) (assuming a constant substitution rate of 1×10−9/bp/year) indicates that ∼40% of modern Chinese are patrilineal descendants of only three super-grandfathers at that time.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ain patrilineal expansion in China occurred in the Neolithic Era and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 of human Y chromosome, emphasizing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Oα, Oβ, Oγ).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primary haplogroups (G, J, N, O, Q, and R) emerged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20 kya), and most of the presently known East Eurasian clades have branched off i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Age (before 10 kya). All divergences on this tree before 7 kya were binary, suggesting that during the Paleolithic Age, slow population growth and bottlenecks or drift eradicated most of the ever existing clades.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y in the tree is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in Haplogroup O3-M324, i.e. under the M117 clade, the M134xM117 paragroup, and the 002611 clade. Here we denote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as Oα, Oβ, and Oγ, respectively. Since the sample selection for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intended for representing a wide variety of clades i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 star-like expansion indicates successful expansion of male lineages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500 years). These three clades are present with high frequency across many extant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nd encompass more than 40% of the present Han Chinese in total (estimated 16% for Oα, 11% for Oβ, and 14% for Oγ). It is conspicuous that roughly 300 million extant males are the patrilineal progenies of only three mal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xpansion dates are estimated 5.4 kya for Oα, 6.5 for Oβ, and 6.8 for Oγ (Fig. 1)”…………
…………“Since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of Y chromosome lineages are binary, the three roughly contemporaneous star-like expansion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ndicate a remarkable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arliest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emerged before 10 kya, however, no distinct Y chromosomal expans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his event.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happened several thousand years later, thus are likely linked to middle Neolithic cultures such as Yangshao (6.9–4.9 kya) and Dawenkou Culture (6.2–4.6 ky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is period, agriculture became mature and intensive, and the majority of human diet shifted from food collection into production. Crop harvest constituted a more stable food source than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enabled nourishing population at higher density. In addition, liberation of males from hazardous hunting might have enhanced male viability into adulthood, thus the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of Y chromosome increased.”…………

[基因-8] 8.0 ^8.1 《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严实指出：“我把他们分别称为Oα、Oβ和Oγ。这三个大约6000年前的人的后代构成了现在汉族人群的40%以上。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在这三个扩张以前的Y染色体树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人演化出难以分出先后的5~7个支系，而且这5~7个支是都有后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长支或二叉当中的那些古人无数辈的兄弟都没能传下男性后代，当时的人口扩张也相对缓慢，只有这几支幸运儿的后代终于活到了现代。”

[9] Yetao Zou、Jingze Tan、Juanjuan Zhou、Zishuai Huang、Xueer Yu、Kangxin Han、Li Jin、lijin、Hui Li、Ke Wang《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end reveal long-distanc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Steppe, and southern China》
……“Here, we generate whole-genome data for 23 individual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Iron Age. We find that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onstituted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local gene pool.”……
“The Yellow River (YR), originating i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flowing for over 5,000 kilometers (km) before reaching the Bohai Sea, has formed a large horseshoe-shaped bend across Shaanxi,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which i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Yellow River Bend.”……
……“Here, we found that the newly reported Late Neolithic populatio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XH_LN) shares strong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as well as with ancient Yangshao-culture-associated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hina_YR_MN). Expectedly, two neighboring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also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China_YR_MN in outgroup f3. Given that the Shimao culture is located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e conducted further analyses to test whether the detected clos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YR_MN was due to the shared gene pool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o exclude the false positive possibility resulting from the shared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nd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Using Zongri5.1k21 as a proxy fo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upper Yellow River region, we found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do indeed share a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with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han with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based on f4 (XH_LN/China_Shimao_LN, upper Yellow River groups； middle Yellow River groups, Mbuti.DG),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ancient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Yangshao-culture associated) based on outgroup f3 analyses.”
……“Using qpAdm modeling, we found that NZP_LBIA could be modeled by 97.6% ± 5.7% China_YR_MN and 2.4% ± 5.7% Atayal.DG (Table S3D) and, alternatively, by 88.4% ± 5% XH_LN and 11.6% ± 5% Atayal.DG, which is more proximal given the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XH_LN and NZP_LBIA compared to the spatio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_YR_MN and NZP_LBIA. Overall, we showed that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had received cert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s compared to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YR_MN.”……
……“Here, the close genetic connection we found between XH_LN/China_Shimao_LN/China_Miaoizgou_MN and China_YR_MN revealed closely related genetic profiles among the ancient Shimao-culture-related and Miaozigou-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end and the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mong the studied Shimao-culture-associ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XH_LN, Shimao_LN, and Miaozigou_MN), the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remains the dominant genetic component. Such prevalence of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up to the Yellow River Bend corroborates the hypothesize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and the succeeding Longshan culture. The shared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end also explains the observed genetic similarity among Shimao-culture-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Table S3C. Modeling XH_LN_o,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Shimao_LN using qpAdm.
Table S3D. Modeling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Table S3F. Modeling XH_LN,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西遼河-10] 10.0 ^10.1 Shigeki Nakagome、Niall P. Cooke《Male-driven admixture facilitated subsistence shift in northern China》
……“The West Liao River, situated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displays a dual genetic structure of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ancestry. Importantly, the proportions of these two distinct ancestors vary over time, aligning with increased millet farming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a partial transition to pastoralism in the Bronze Age.”……
……“A Middle Neolithic individual from the Haminmangha site in Inner Mongolia (labelled ‘HMMH_MN’) carried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Amur River ancestry (>80%). In contrast, individuals from a site located approximately 200–300 km closer to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an HMMH_MN, who are labelled as ‘WLR_MN,’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Yellow River ancestry (~40%) than HMMH_MN (~20%), even though they were nearly contemporaneous.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WLR_LN’), Yellow River ancestry became predominant, indicating a substantial influx of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an increased reliance on millet farming. However, in the Bronze Age (‘WLR_BA’), the proportions of the two ancestors became balanced, possibly due to a partial replacement of millet farming with pastoralism.”……
Table 1.Admixture proportions of dual ancestors estimated from the autosomal and X chromosomal vari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uncover sex-specific dynamics in the agricultural expansion of northern China. The substantial rise in Yellow River ancestry observed in the autosomes of WLR_LN, compared to the X chromosome, serves as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a higher influx of males migrating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is migration led to admixture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area.”……

[山東漢族-12] 11.0 ^11.1 Baitong Wang、Daohua Hao、Yu Xu、Kongyang Zhu、Rui Wang、Xiaomin Yang、Qu Shen、Mengting Xu、Tianyou Bai、Hao Ma、Jiajing Zheng、Xinyi Wang、Xinyue Zou、Hongming Zhou、Xiaolu Mao、Jiaxin Tang、Yanying Peng、Le Tao、Haifeng He、Haodong Chen、Jianxin Guo、Zhi Ji、Yilan Liu、Shaoqing Wen、Li Jin、Qun Zhang、Chuan-Chao Wang《Population expansion from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from Linzi, one of China’s densely populated and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cities from the Zhou to Han Dynasties. The ancient samples in this study were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000 BP). We found the samples derived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Lat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rather than local Neolithic populations. They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sent-day Han Chinese of Shandong, suggesting 2,000 years of genetic stability.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the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 forming the present-day genetic structure of Han Chinese.”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around 1.3 billion descendants, i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the world and could be roughly characterized by linguistic and genetic clines through different mixture proportions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xpans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particularly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 northern coastal people was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by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who replaced the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people. After this structure was formed, it retained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14 samples from Qinglanfu cemetery showed genetic homogeneity with each other, deriving ancestry from a single source in pairwise-qpWave analysis (Figure S2). Therefore, we combined these samples into a single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named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The prevalent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of Qinglanfu samples were O1b1 and O2a2. O1b1 exhibits a higher frequenc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nd northern areas of China, whereas O2a2 is primarily found among the Han Chinese and certain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East Asia. These haplogroup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northern China, particularly those inhabiting the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River Basin, emphasizing the pa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2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Outgroup-f3 statistics, using all ancient populations worldwide, support the close genetic affinity among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in the Central Plain, especially for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igure 2A).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f4 (Mbuti, worldwide populations; Qinglanfu,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statistics also show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ost-Late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s reflected by nearly all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non-significant Z values (−3< Z < 3).”……“We first used the pairwise-qpWave method to formally test whether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farmer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might be derived from one single genetic sour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nearly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p value >0.05), but not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YR_MN nor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NEastAsia_Coastal_EN,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4 results. Moreover, we also found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were consistent with being a clade according to the qpWave (Rank 0: p value >0.05). Therefore, we adde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additional sources to build mixture models to account for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glanfu samples. We found one-way models of using China_YR_LBIA or China_YR_LN as a single source that fit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Although,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2.4%–7.0%) together with China_YR_LN as two sources could also be accepted in modeling the formation of Qinglanfu. However, the models with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China_YR_LBIA as two sources failed since Qinglanfu did not need more southern ancestry compared to China_YR_LBIA (Figure 2B). As for the accepted models with China_YR_MN as one source, Qinglanfu sample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10%),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omposition ratios of modeling China_YR_LBIA and China_YR_LN using China_YR_M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n increase of the southern ancestry through tim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urthermore, we co-analyzed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with Shandong_HE to determine if 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was a single outlier result for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two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both descended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o the Iron Age of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qpAdm analysis, one-way models using Shandong_HE as a single source fitted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Figure 3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To quantitative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lanfu and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we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Mbuti, 14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found 14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uld produce positive Z values compared to China_YR_MN (2.503–3.826, average: 3.00), China_YR_LN (1.044–2.255, average: 1.66), or China_YR_LBIA (0.312–2.047, average: 1.34).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higher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and present-day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refore, we want to mode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using Qinglanfu as a proxy for ancestry sources.
We first performed pairwise-qpWave for al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HO” database. We detected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Shandong_HE) and Han Chinese in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Rank 0: p value >0.05; Figures 3A). Moreover, we also found these populations were consistent in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ank 0: p value >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genetic stability across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since the Historical era despite experiencing frequent regime changes. Finally, we formally modeled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qpAd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Han populations from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could be adequately mode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Qinglanfu, other Han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56.1%–87.9% of ancestry from Qinglanfu samples, with the remaining from southern Chinese (Figure 3B; Data S4C).”……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in the Historical era from Shandong Linzi. As the capital of Qi, Linzi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demographic diversity, which could serve as a suitable region for studying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in cities. We found these genom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modern Shandong individuals,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elated to Central Plain farmers, which suggested the present-day genetic profil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were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and continu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times. We deduce that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s in China, such as a continuous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ousands of years.”……“Previous ancient genom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to the west of China, the south of China, and the north of China to promote local population chang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west to replace the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in Historical era, as historical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nearly identical to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to Yangtze River to form local Late Neolithic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north to admix with Mongolian or promote farming in West Liao River basins. Our results pointed to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to replace local Early Neolithic individuals. Taken together, we suggested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rapidl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 all directions, replacing or admixing with local populations to form the main body of Han Chinese.”
Data S4. Genomic characteristics for modern Han Chinese (c) Model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based on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13] Pengcheng Ma、Minmin Ma、Bing Sun、Chunxiang Li、Jiajia Dong、Guanghui Dong、Diimaajav Erdenebaatar、Alexey Kovalev、Yinqiu Cui《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cient Han-Xiongnu war: Insights from the Iron Age site of Bayanbula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a mass grave at the Bayanbulag site (BBS) in Mongolia, initially identified as a Xiongnu fortress. Our primary objective was to identify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the grave, providing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tactic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Han-Xiongnu War. Through meticulous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we confirmed the site's war-related nature, evidenced by the fortress's architecture, excavated weapons, and trauma on the remains. Genomic analysis of the remains revealed a genetic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offered the critical evidence of the individuals' military affiliation, indicating their origin from regions beyond the Mongolian Plateau, specifically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 confirming their identity as Han soldiers.”……
……“In this study, 16 human samples were isotopically analyzed, 14 from BBS and 2 from other ancient sites in northern Mongolia. AT22 was from the Agui uul site of the Slabgrave culture (9th - 4th century BC) located in Erdene sum of Töv Province, Mongolia. AT23 was collected from the Dunde-Orontso cemetery belonging to the Xiongnu culture (2nd century BC - 2nd century AD) excavated in Battsengel sum of Arkhangay Province, Mongolia.”……
……“Therefore, all the abov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Bayanbulag site should be a garrison fortress during the Han-Xiongnu War, and the people buried in the mass graves should be the victims of this bloody war.”…………“We performed PCA on genome-wide data of these samples along with other published ancient samples in Eurasia using two different sets of present-day populations. Compared to a group of diverse Eurasians, the BBS individuals cluster with ancient samples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Northern China (LNNC) and fall close to present-day Han, Tibetan, Korean and Japanese, with DA43 and DA45 shifted slightly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West Eurasians. All BBS individuals are very distant from ancient and present-day individuals in Northeast Asia, Mongolian Plateau, and North Eurasia. Using a set of 44 present-day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we observed that all BBS samples fall closer to Han compared to other East Asians. ADMIXTURE analysis also supports the resemblance of ancestry between BBS and LNNC.”…………“We used qpAdm with rotation approach to model every BBS individual and Xiongnu populations as one way or a mixture of several sources. Our analysis accepted one-way LNNC model and rejected two or more source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BBS samples. DA43 and DA45, however, can only be modeled as two-way mixture of LNNC and 5–6%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represented by Scythian_Hungary, and this model was rejected when applied to Xiongnu populations. These models indicate an approximately homogenous genetic background for BBS samples except for a low level of gene flow from the Western Steppe for a few individuals.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from PCA, ADMIXTURE, f3, and f4 statistics. However, w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estern Steppe related ancestry in DA43 and DA45 is the result of the cross-contamination with other Steppe samples reflected by the elevated contamination level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autosomes. Based on the uniparental genetic markers and genome-wide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Xiongnu and other ancient southern Siberians. Meanwhile, they show a strong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is study, high-quality genomes of ancient BBS individuals were obtained, and genomic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samples are male and not closely relate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reveals a rich diversity in maternal lineag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 Asia.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identified closely resemble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s liv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Neolithic era. An analysis of the entire genome also reveals that the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closely related to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Yet, due to the Xiongnu being a multi-ethnic confederation possibly containing Han Chinese members, we cannot definitively attribute these people to the Han military using genetic proof alone. Hence, it is essential to consolidate results from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to gain a more thorough and precise comprehension. The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se people were probably not born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but rather originated from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Taken together, the genetic ancestry, strontium isotope and dietary clue all support that the individuals found in the BBS site were warriors from North China served for the Han Empire and died in battle against the Xiongnu, not Xiongnu soldier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rmies of the Han empire were generally recruited through conscription, requiring every adult male to serve for a minimum of two years. Numerous accounts in the Hanshu, a historical text of China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ocumented the movement of Han soldiers from Xihe County towards the northwest to confront the Xiongnu. This is supported by finding an official clay seal in the BBS with the words "Xi[he] Xuan", indicating their station's location at the Xuanlei fortress in Xihe Commandery. As a result, we hypothesize that a portion of the Han troops interred at this site may have been recruited and dispatched from Xihe Commandery, located in the modern Ordos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BBS was a military fortress erected by the Han Empire to against the Xiongnu, rather than a settlement,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ike weapons and C14 dating of a skull of F32 at the bottom of the pit (173-39 B.C.E.). Also, the soldiers interred in this site originated from the northern border regions of the Han Empire and were dispatched for temporary duties rather than for extended military presence. This demonstrates the Han Empire's fundamental defense tactic of pushing the enemy beyond the border instead of aiming to occupy their land.”……

[漢11-14] 13.0 ^13.1 ^13.2 Hao Ma、 Yawei Zhou、Rui Wang、Fei Yan、Haodong Chen、Limin Qiu、Jing Zhao、Li Jin、Chuan-Chao Wang《Ancient genomes shed light on the 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No major genetic shift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e next compared our newly sequenced YR 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ang Dynasty with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Middle Neolithic (YR_MN), Late Neolithic (YR_LN),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YR_LBIA) (including Shang Dynasty (1,751 BC-1,111 BC),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BC-221 BC),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03 BC-221 BC),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8 BC) middle YR ancients, and the Han Chinese living in middle YR today (represented by Han_Henan).”
……“Each ancient YR group later than the Late Neolithic could also be model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YR_MN and Southern Chinese (represented by Taiwan_Hanben) with similar admixture proportions as YR_LN.”……
……“Our admixture modelling further confirmed that present-day Han_Henan had the same set of ancestral components as ancient YR ancients with a slightly but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Taiwan_Hanben-related ancestry (Chisq-test for the ratio of YR_MN to Taiwan_Hanben, P-value = 0.7757).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Middle-to-Late Neolithic genetic transi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additional Taiwan_Hanben-like northward gene flow up to ∼8.5%, which could be linked to an intensification of rice farming. Further sampling across a wider region of Southern East Asia, especially Neolithic Yangtze River farmer-related ancients, as their culture (such as Shijiahe culture) had an impact on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Wadian, Pingliangtai, Haojiatai people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will be needed to examine the Southern Chinese-like ancestry in YR_LN. Contrasting with th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Europe, a high level of genetic continuity without major population turnover in middle YR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regardless of the frequent change in polities. Middle YR ancients over the past three millennia , showed not only no signs of gene flow from Tibetan Plateau, Xinjiang, and Southern Chinese that received the gene flow from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but also Xiongnu and Xianbei who had invaded the middle YR during the Upheaval of the Five Barbarians, compared with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ancients.”
TableS2G.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ancient YR when YR_MN and Taiwan_Hanben were used as sources.

[15]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16]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集解张晏曰：“杨州之南越也。”索隐案：战国策云吴起为楚收杨越。正义：夏禹九州本属杨州，故云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鲜傳-17]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秦并天下，略定扬粤^{师古曰：“本扬州之分，故云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

[建安漢洲-18] 17.0 ^17.1 《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复禹贡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钜鹿、河闲、清河、博陵、常山、赵国、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云中、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谷、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隶校尉，以司隶部分属豫州、冀州、雍州。省凉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敦煌、西海、汉兴、永阳、东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属荆州，荆州得交州之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与其旧所部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广汉、汉中、巴郡、犍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昌、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今并得交州之郁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颍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今并得河南、荥阳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广陵、彭城、东海、琅邪、利城、城阳、东莞，凡八郡；青州得齐国、北海、东莱、济南、乐安，凡五郡。

[晉書漢洲-19] 18.0 ^18.1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扬州》扬州。案禹贡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东南曰扬州。”春秋元命包云：“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交州》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广州》广州。案禹贡扬州之域，秦末赵他所据之地。及汉武帝，以其地为交阯郡（部）。至吴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俄复旧。……

[20] 张岱《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
三虢
太（大）阳曰北虢，荥阳曰东虢，雍州曰西虢。
三越
呉越杭州、闽越福州、南越广州。

[三國-21] 20.0 ^20.1 ^20.2 《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引《诸葛亮集》曰：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遂不报书，作正议曰：“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彊旅四十馀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又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孙皓》……晋文帝为魏相国，遣昔吴寿春城降将徐绍、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皓^{《汉晋春秋》载晋文王与皓书曰：“圣人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末涂，纯德既毁，剿民之命，以争彊于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圣明，覆帱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唯华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馀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于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藉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厎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虽有静难之功，亦悼蜀民独罹其害，战于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于后乎？是故旋师按甲，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势，度资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以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覆祚，而不称于后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绍、孙彧献书喻怀，若书御于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于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江表传曰：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指中原）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涂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皓闻之，乃还。}。……

[交廣二州記-22] 21.0 ^21.1 苗恭《交广二州记》曰：“汉武帝元鼎中，开拓土境，北开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刺史，交阯太守土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

[23] 《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二十四·郑鲜之》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行意甚盛。鲜之上表谏曰：“伏思圣略深远，臣之愚管无所措其意。然臣愚见，窃有所怀。虏凶狡情状可见，自关中再败，皆是帅师违律，非是内有事故，致外有败伤。虏闻殿下亲御六军，必谓见伐，当重兵守潼关，其势然也。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如此，则进退之机，宜在熟虑。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今尽用兵之算，事从屈申，遣师扑讨，而南夏清晏，贼方惧将来，永不敢动。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颙颙，倾注舆驾，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必以殿下大申威灵，未还，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锺危殆，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古人所以救其烦秽，正在于斯。汉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军败赤壁，宣武丧师枋头，神武之功，一无所损。况偏师失律，无亏于庙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实，非败之谓，唯龄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祸。反复思惟，愚谓不烦殿下亲征小劫。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伏愿圣鉴察臣愚怀。”

[内地移民与汉代南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25] 23.0 ^23.1 ^23.2 ^23.3 ^23.4 陈国保《内地移民与汉代南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两《汉书》所提供的交趾地区的户、口统计，当主要为内地移民。……内地移民定居落籍交趾地区后，须向政府缴纳租赋，成为汉中央王朝统治南疆三边郡的主要经济基础。……大量南迁进入交趾三郡的内地居民，为汉王朝能够在遥远的南部边疆实现稳固统治、维护南部边疆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出任的边吏主要依靠边郡的内地移民实施对交趾地区的有力管理。……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江蘇省漢在宋明清時代-26] 24.0 ^24.1 Haifeng He、Xinyuan Kong、Le Tao、Liangsai Zhu、Xuanbo Wang、Mengting Xu、Yuanming Chen、Kongyang Zhu、Yu Xu、Haodong Chen、Hao Ma、Rui Wang、Xiaomin Yang、Tianyou Bai、Jianxin Guo、Yang Yang、Xin Jia & Chuan-Chao Wang《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Here, we present the first set of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comprising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Song to Qing Dynasties (960–1921 CE). We observed a high degree of genetic homogeneity in most samples, suggesting long-term regional genetic stability. Seven individuals were estimated to derive 69.3–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while the remainder can be attributed to a southern East Asian substrate. 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residing in the lower Yangtze basin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genetic descendants of historical individuals from this area.”……
……“All individuals who passed our filter came from three site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Kongwangshan, Lianyungang gym, and Nainaimiaodong), a relatively mountainous area that may benefit DNA preservation. These eight individuals in Jiangsu, rang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provided genomic data for studying historical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Due to the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aim to explore how population dynamics have shifted in this region over time. We first divided our individuals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ime (Jiangsu_Song,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and perform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the “Human Origins” dataset. Compared with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e sampl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ere slightly shifted along PC1 towards the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e clustering patter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reveals their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uggests a minor contribution from southern ancestry, and indicates enduring genetic stability throughout this region’s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genetic homogeneity and similar genetic profiles among our individuals, except for KWSM199 from the Qing Dynasty. Outgroup-f3 statistics also support a close genetic affinity of Jiangsu individuals from other dynasties.”…………
Fig. 3 Ancestry components modelled by qpAdm.
……“To investigate which popul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 we used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Mbuti, aEA; YR, Jiangsu_HE). As expected, significant signals confirm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iangsu_HE an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Z-score > 3). Interestingly,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two ancient rice-farming populations in Fujian from about 4500 years ago, exhibited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to our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Z-score > 3). Due to the lack of ancient DNA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considering that rice was first domesticated there, we used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s proxies for the unknow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found that these two populations (i.e.,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other souther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Guangxi (i.e., GaoHuaHua, BaBanQinCen, etc.), suggesting the affinity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Tanshishan/Xitoucun may reflect a broa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However, we successfully modelled all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with the outgroup, including GaoHuaHua and BaBanQinCen: Jiangsu_Song can be 1-way modelled as YR_LBIA, while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R-LBIA (69.3–80.2%) and Tanshishan (19.8–30.7%), proving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retained the local rice-farming ancestry despite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Fig. 3 and Table S4A). To investigate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local ancestries in Jiangsu, we perform DATES analysis using YR_LBIA and Tanshishan as proxies for the northern and local population sources,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ies might date to approximately 4400 years ago (Table S5).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the rice farming population from southern China may have migrated northwar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findings, which suggest that the northern ancestries admixed with ancient Jiangsu populations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support a hypothesis of a bidirectional expansion: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moved northward in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hile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lso expanded southwar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o quantify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to modern Han Chinese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we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found that modern Han Chines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i.e.,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Jiangsu_Qing. In contrast, Han_Shandong is homogeneous to Jiangsu_Song, who have more northern ancestry than Jiangsu_Qing (Table S4B).”
“Despite multiple waves of emigration an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declin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rely changed, maintaining genetic stability and high genetic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However, we identified an outlier labeled as Jiangsu_Qing_o, who appears to share alleles with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 Our qpAd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Jiangsu_Qing_o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Tanshishan with a minor contribution (7.6%) from Egypt_Ptolemaic, used here as a proxy for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Dapu Port, an international port in Jiangsu, had been open since 1905,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that enabled intermarriage.”……“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outhern China. Consistent with other ancient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like other historical ancient individuals. However, we observ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some southern ancient ancestries (i.e., Tanshishan were used in our analysis as the proxy of the unknown ancient ancestr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We assumed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still retained their local rice-farming-related ancestry. 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e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ceiv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the northward expansion of rice-farming communitie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Given our successful modelling of admixture events betwee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basin around 4500 years ago, we proposed that migr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were bidirectional.”……“modern Han Chinese in Jiangsu and adjacent regions, including Shanghai, Zhejiang, and Shandong, can be modelled as deriving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All Han Chinese are genetically homogenous to Jiangsu_Qing except Han in Shandong, who exhibit more northern ancestry (i.e., can be one-way modelled as Jiangsu_Song). Despite significant documentary migr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speculate that this temporal genetic affinity is due to two reasons: (1) Frequent migr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that homogenized genetic profiles across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2) The limitations of HO datasets in detecting subtle gene flow among populations with similar genetic components.”
“This study reports the first genomic dataset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investigated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Jiangsu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eight ancient genomic samples from Jiangsu. We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had a high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indicating high genetic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Table S4. qpAdm modeling. qpAdm evaluation of 1-way, 2-way and 3-way models to estimate. A) the ancestry compositon of Jiangsu_ancient. B) contribution of Jiangsu_ancient ancestry in modern population.
Table S5. Admixture dates modelling.

[27] Fuzhong Xue, Yi Wang, Shuhua Xu, Feng Zhang, Bo Wen, Xuesen Wu, Ming Lu, Ranjan Deka, Ji Qian & Li Jin《A spatial analysi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China reveals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ages》…………“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ternal structure, with a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genetic boundary extending approximately along the Huai River and Qin Mountains north to Yangtze River. On the paternal side, however,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revealed.”…………“When all Han and non-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for both mtDNA and Y-chromosome data, genetic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mountainous regions. We failed to obser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owever,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tart to emerge. Such divis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the maternal lineages, but much weaker with the paternal lineages.”…………“For maternal lineages, we show that (1) there is a distinct north–south geographic genetic cline, (2) there is 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3) there is an identifiable boundary divid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oundary dividing the south and north emerges only when non-Han populations are ex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analyzed, the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of China wher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ide, although largely not significant. ”…………“Unlike mtDNA,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observed on the paternal side, even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boundaries are observ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separating Han populations and their nearb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there is an absence of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paternal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ern Hans and Southern Hans.”……

[28] Mengge Wang、Didi Yuan、Xing Zou、Zheng Wang、Hui-Yuan Yeh、Jing Liu、Lan-Hai Wei、Chuan-Chao Wang、Bofeng Zhu、Chao Liu、Guanglin 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Signatures of Southwestern Hans Inferred From Patterns of Genome-Wide Allele, Haplotype, and Haplogroup Lineages》
…………
……“Affinity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Eurasain1, Targeted Guizhou Hans; Eurasain2, Mbuti)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if some additional ancestries contributed to Guizhou Hans compared with other Eurasian comparative subjects. Compared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Guizhou Dong, Guizhou Hans harbor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Tibeto-Burman-speaking Tibetan (Chamdo, –5.274), as well a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middle Neolithic Wanggou people (–4.364), suggesting that more northern East Asian ancestry existed compared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Compared with Yellow River farmers (Haojiatai_LBIA), Guizhou Hans also possess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southern East Asia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related to Mlabri (–4.016) and others, which suggested that Guizhou Hans were formed with the gene pool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urces.”……
Figure 4.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s for seven Guizhou populations.(B) Histogram showed the major ancestry of Guizhou populations deriv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farmers.
…………
……“Here, we used the reconstructed shared haplotype chunk length from ChromoCombin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admixture events. We used genetically similar groups as the proxy of the true admixture source and employed northern Shaanxi Hans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northern donors and Guizhou minorities as the southern source donors. We used GLOBETROTTER to analyze 573 individuals from 23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g evidence of admixture was observed in four targeted populations (p < 0.05). Anshun Hans were inferred as the one-date admixture results in the best-guess inference, which was mixed from 0.17 haplotypes from local Kaili Xijia people and other 0.83 from northern Hanzhong Hans occurred around 13 generations ago. A similar pattern of one-date admixture model was also obtained in others with similar best-guess ancestral sources, admixture dates, and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such as Qiannan Hans that were mixed with minor ancestry (0.2) from Xijia and major ancestry (0.8) from Hanzhong Hans at 15 generations ago.”……
…………
……“Additionally,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Han Chinese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northern China was further evidenced via the f4-statistics and GLOBETROTTER-based admixture characterization, supporting much-shared gene ancestry between the southwestern Han Chinese and the present-day northern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e.g., Sino-Tibetan and northern Sinitic-speakers), which provided more autosomal genetic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common origin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peopl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northern China.”……
……“We explor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genetic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of Guizhou Hans, as well as illuminated the candidate loci targeted for positive natural selection. Our survey illuminated that the present-day Guizhou Hans mainly derived the major ancestry from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and also obtained additional admixture ancestry from an indigenous southern source related to Yangtze River rice agriculturalists.”……

[29] Guanglin He、Yunhe Zhang、Lan-Hai Wei、Mengge Wang、Xiaomin Yang、Jianxin Guo、Rong Hu、Chuan-Chao Wang、Xian-Qing Zhang《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Tanka people, an isolated “Gypsies in water”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east China》
……“The qpGraph-/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qpAdm/qpWave-based admixture modeling and FineSTRUCTURE-based dendrogram among ancient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modern Tanka derived from ancient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with additional admixture from multiple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s.”……“Our genomic data and fitted admixture models supported modern Tanka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North China and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s in the processes of southward migrations.”
…………
……“Results from the affinity-f4 statistics showed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southern Chinese minority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Chinese Tai-Kadai or Austronesian people compa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he Tanka people not only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people but also harbor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urrounding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o further validated the Sinitic-affinity or North China Origin hypothesis of primary ancestry of Tanka people, we reconstructed the phylogenetic tree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f2, f3 and f4) using qpGraph. As shown in Figure 7, we used Neolithic populations from Mongolia Plateau (MN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okhopani) and Yellow River Basin (Xiaowu_MN) as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 source, and used mainland late Neolithic Tanshishan and Iron Age Hanben as the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 to construct the basic phylogenetic framework.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in ancestry from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Xinshizhou Tanka derived 91% of their ancestry from Xiaowu Yangshao millet farmer and the reminding from the deep diverged eastern Eurasian related to Onge in the deep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A), and it can be also modeled via 64% Xiaowu-related ancestry and 36% Tanshisha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recent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B).”……
Figure 7.Genetic drift-based phylogenetic phylogeny showed population split and gene flow events.
…………
……“From the genetic variations from the autosomal genome-wide data, PCA and model-based ADMIXTURE results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had their unique genetic structure, but kep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sou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Shared genetic drift revealed from the outgroup-f3-statistic and admixture-f3-statistics further not only showed a stronger Han Chinese affinity but also displayed the marginal admixture signatures from the source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in which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the northern East Asian and minor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related populations. Thus, our results from the genome-wide data supported that Tanka people gave rise from the admixture between southward migratio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30] Qiuxia Sun、Mengge Wang、Tao Lu、Shuhan Duan、Yan Liu、Jing Chen、Zhiyong Wang、Yuntao Sun、Xiangping Li、Shaomei Wang、Liuyi Lu、Liping Hu、Libing Yun、Junbao Yang、Jiangwei Yan、Shengjie Nie、Yanfeng Zhu、Gang Chen、Chuan-Chao Wang、Chao Liu、Guanglin He & Renkuan Tang《Differentiated adapt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related demograph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inferred from 619 genomes from 56 populations》
……“Further admixture tim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GPH was formed via admixture between Norther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TK people.”……
……“The ADMIXTURE-based admixture model showed that GPH derived ancestries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ancestral sources,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result of PCA, supporting the view that GPH derived from thes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ANEAs) and ASEAs. Furthermore, the complex genetic relationship has attracted our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Northern Han to GPH. We performed ADMIX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rged HGDP-O dataset,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st likely three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GPH. The ADMIXTUR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shared the majority ancestral makeup with Northern Han-related ancestry (ancestral component colored as green, proportion of 48.2%), followed by Zhuang- (43.1%) and Miao-related (8.7%) ancestry.”……
……“We found two potential ancestral proxies of GPH based on the resulting admixture-f3 statistics, including the Northern Han or ANEA and the other GXZ or ASEA. We then performed f4 (reference populations, GPH; Northern Han, Mbuti) and used all publicly availabl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indicated that GPH showed closer genetic connections with Northern Han than other East Asian groups. Furthermore, to test whether GPH directly from the Northern Han was plausible, we computed the f4 (Northern Han, GPH; reference populations, Mbuti)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ly studied populations and Northern Han form a robust clade, wher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133 worldwide groups. However,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hen SEAs related to Hlai, Zhuang, and Sui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s, indicating that GPH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EA compared to their Northern ancestral proximity.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also support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Generally, affinity statistics showed GPH and GXZ had significant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the former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Northern Han relative to GXZ, which provided the clues supporting both millet and rice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GPH.”……“As stated above, these results combined the admixture signatures identified in the admixture f3 statistics, suggesting that two ancient ancestrie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PH,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eople from YRB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Hanben in the Iron Ag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models.”……
……“To quantify the fine-scal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ncestry sources in studied populations, we used qpAdm modeling analysis. We considered that the qpAdm model is rejected if the p value < 0.05 and admixture proportions exceed the bound of 0–1 and the stand error is below zero. To better define the genetic link between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nd GPH, we used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s the distal sources for the qpAdm models and observed GPH could be modeled using YRB populations (71.8 to 94.3%) with additional ancestry from Guangxi and Fujian sources (5.7–28.2%). Additionally, models using more contemporaneous potential ancestral surrogates portray GPH as a mixture of two major ancestry sources that are descended from ancestry present in the NEA/ANEA and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The genetic heterogeneity between GPH and the ancestry sources was examined using qpWave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of Han-Atayal-GXZ (0.264-0.052-0.684, respectively) could also provide a good fit for GPH’s admixture history.”……
Fig. 4 Genetic ancestry modeling for potential sources across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Linkage-based admixture time estimation suggested that our target groups can be modeled as Northern Han and GXZ admixture results in a wide range of time. To further identify, date, and describe the fine-scale admixture events and ge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GPH, we conducted the fastGLOBETROTTER analysis and used 14 genetically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cluding 11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two populations from Europe and one population from South Asia) as surrogates for the admixture sources and employed Han_Harbin as the possible Northern donor and Cambodi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In the provided output results, the admixture conclusion was “one date” at around 986 years ago (34 generations with a generation time of 29 years). Of the two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the GPH, on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46% of the total admixture proportion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the Cambodian groups. Analogously, the other sourc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54%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Han_Harbin. This also supported the mixed north–south model as confirmed by several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most potential genetic ancestry and reconstructed the fitted-best model of GPH by conducting admixture f3-/f4 statistics analysis, qpGraph, and qpAdm.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could be modeled as a mixed descendant of Northern Han and Southern TK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simulated as a mixture of Northern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lso supported north-south admixture.”……“We supposed that it could be the Han Chinese in the North who,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med the current GPH group. ALDER’s identified date of admixture was around 985.38 BCE–458.82 CE. Notably, this time coincided with the Qin Dynasty’s unification (206 BCE), which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group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GPH wa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neighboring Guangxi TK, HM, and Haikou Han groups, suggesting extensive admixture among Han and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South China. Our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and constructed admixture model of GPH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admixture hypothesis of GPH, suggesting that GPH can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ancient Northern group which associated with YRB farmers and a Southern group related to the ancient people of Taiwan.”……

[31] 土井ヶ浜遗迹｜人类学ミュージアムで见る、弥生人の形成过程と二重构造モデル

[34] 人类学杂记——10. 汉族中有多少北方民族的血液？

[漢1-35] 《Ancient DNA reveals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was shaped prior to 3,000 years ago》

[36] 金力《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

[37] 张凤环、李辉、黄立群、胡盛平《中原汉族是潮汕汉族父系遗传成份的主要贡献者》……中原汉族男性是潮汕汉族父系遗传成分的主要贡献者；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潮汕汉族大体上与南方汉族聚类，但在南方汉中更接近闽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汉族人群；遗传树和分子方差分析(AMOVA)结果显示中国人群倾向于按照其语系分组聚类，而非按照其地理分布，显示父系遗传与语言的紧密关联。这些分析显示父系遗传方面，南方和北方人群的界线并不明显。……总体上，潮汕汉族与南方汉族聚在一起，但相对于其他南方汉族人群，潮汕汉族更接近于闽南、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汉族。潮汕汉族和这4个人群的遗传距离D值分别是0.000006，0.000008，0.000008和0.00001。……在北方汉族中，河南汉族与南方汉族的距离（D=0.000009），是潮汕汉族与各北方汉族的遗传距离中的最小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原汉和南方汉的亲密关系。……
表3 潮汕人群的融合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再次证实之前报导的潮汕人的中原起源，而且显示中原汉族是潮汕父系遗传成分的主要贡献者，说明潮汕汉族和中原汉族有著高度相似的父系遗传成分。……总之，本研究中我们首次分析了潮汕汉族的父系遗传结构及与其他中国人群的关系。我们的结果再次验证了潮汕汉族的父系遗传成分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而仅一小部分来自南方土著。而且，在父系遗传方面，中国人群倾向于按照语系进行聚类而非按照地理分布聚类。另外，从Y染色体遗传标记分析观察到，南北和北方人群的界线并不明显。

[中原仰韶至龙山时期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38] 李添娇《中原仰韶至龙山时期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全基因组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河南仰韶和龙山文化人群与中国现代的汉族人群聚类在一起。在F3分析中仰韶和龙山古人群与中国的汉族、畲族、土家族、苗族人群共享较多的等位基因。以上分析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与龙山人群遗传组分高度相似，对现代的汉族、畲族、土家族等人群有着遗传贡献。……全基因组数据分析表明，仰韶和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二者的遗传组成极其相似但却有着略微的不同，即龙山人群相较于仰韶人群携带有较多的南方成分。在现代汉族人群在早期的形成阶段，中原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人群提供了重要的遗传框架。汉族人群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有不同的来源，尤其是东亚南部人群的加入，丰富了人群的遗传成分的多样性但并未改变遗传的主体框架。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古代居民DNA分析-39] 崔银秋、方燕明、宁超、李添娇《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古代居民DNA分析》：“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对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进行的全基因组的测定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单亲遗传标记的单倍型类群的分布还是全基因组的PCA以及f3分析都表明古代瓦店人群在遗传上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因此我们推测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己经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在以后的民族形成过程中，中原群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外来的基因对汉族遗传结构没有造成根本的改变。”

[40] 王红、吴红、刘维达、金力《汉族和藏族人群肤色的测定》……中国汉族和藏族人群之间皮肤反射系数差异有显著性，同时发现藏族人的肤色深于汉族人。……

[魏略-41]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馀户，亦与朝鲜贡蕃不相往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鑡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鑡因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时晓谓辰韩：“汝还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曰：“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鑡收取直还。郡表鑡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时，故受复除。

[後漢書西南夷列傳-42] 38.0 ^38.1 ^38.2 《后汉书卷八十七·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後漢書西羌傳-43]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馀种分散，西逾冈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埶强弱。

[漢書李廣利傳-44] 40.0 ^40.1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李广利》……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

[三國志武帝紀第一-45] 41.0 ^41.1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建安十一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彊，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二年）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
《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田畴》引《先贤行状》载太祖表论畴功曰：“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幽州始扰，胡、汉交萃，荡析离居，靡所依怀。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及袁绍父子威力加于朔野，远结乌丸，与为首尾，前后召畴，终不陷挠。后臣奉命，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王旅出塞，涂由山中九百馀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

[46]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耿恭》 ……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

[47]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永初三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车骑将军何熙、副中郎将庞雄击之。四年春，檀遣千馀骑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夔击破之。事已具慬、夔传。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馀人。 ……

[後漢書華夏-48] 44.0 ^44.1 ^44.2 ^44.3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春卿无恙。前别冀南，寂无音驿。援闲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划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
《后汉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七·丁鸿》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后汉书·卷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九·仲长统》损益篇：“……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

[50] 司马彪《战略》曰：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彊，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干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制河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竹帛不能尽载也。唯将军审所择！”腾曰：“敬从教。”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馀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

[51]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袁谭》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请救。刘表以书谏谭曰：“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斾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痾，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又与尚书谏之，并不从。

[52] 《魏氏春秋》载表遗尚书曰：“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踪，忘常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尸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公有商、奄之师，皆所以翦除秽害而定王业，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故虽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曹是务，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馀，当以大苞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评，不亦善乎！若留神远图，克己复礼，当振旅长驱，共奖王室。若迷而不返，违而无改，则胡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愤跃鹤望，冀闻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

[53]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貞觀政要-54] 49.0 ^49.1 ^49.2 ^49.3 《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第三十六》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馀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湣，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徵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馀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咸康元年-55] 50.0 ^50.1 《晋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八·孔坦》咸康元年，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讨之，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季龙专恣，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坦与聪书曰：“华、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怀饥渴。数会阳九，天祸晋国，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临寐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陨，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兰艾同焚，贤愚所叹，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唯季龙是讨。彭谯使至，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砎石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之众，辅河南之卒，申威赵魏，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项羽，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今六军诫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龁噬争先，锋镝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后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怀恨。

[56] 《梁书·卷二十·列传第十四·陈伯之》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䴏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蹷，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䩄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

[57] 《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薛元超》三年，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时高宗幸温泉校猎，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元超以为既非族类，深可为虞，上疏切谏，帝纳焉。

[明實錄-58] 53.0 ^53.1 《明实录·太祖·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遣故元官赵元佑、张进、沙德成赍诏并织金文绮赐元左丞阿里，仍遣夹失伯里等同还，因赍诏谕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驭海内云扰华夷无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尽平，复我汉人故国统一中夏，于今七年，四夷诸蕃皆已称臣入贡，惟尔大理未尝遣使，近稽载籍大理在唐宋时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国名止称土官，今其国乃元君遗泒梁王者主之，未复故封，朕命臣僚议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故特遣使先谕朕意，使回当发印诰，令尔王臣开国理民，同享承平之福，尔其审之。”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景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壬申，敕哈密忠顺王倒瓦荅失里，曰：“累闻迤北走回人言‘汉人男女有先被达贼抢去’，有转卖与尔哈密地方者、有自逃回尔地方濳住者、有经过尔处被尔部下拘留不发者，前后约有三千馀人，中间被尔部下卖与撒马儿罕地面去者约一千馀人，其馀尚有二千馀人，朕以尔自祖父以来世受朝廷爵禄赏，尔亦自称与朝廷守把后门，岂可以求微利致失尔之信义！敕至尔即以朕言宣谕部言下，但有拘留人口者尽数遣人送还，朝廷自有赏赐，决不吝惜，尔其体朕至怀。”
《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成化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己丑，恊守偏头雁门等关山西按察司副使蔡麟，奉敕言备边事：“偏头关僻在穷荒，三面受敌而镇西、岢岚等处军民畜牧布野，招寇召衅，臣欲相度地里择其高阜险隘，或十里二十里筑立团堡凿堑置桥，一闻有警驱人畜入堡，虏虽来寇将无所掠，此不战而胜之之道也；又胡虏技艺虽便于骑射而谋略终下于汉人，莫若以计破之，昼则望其尘夜则望其火，迨其入寇，清野以待而设伏要路，多张疑兵使彼恍惚莫知所之，或安静以老之，或示弱以骄之，然后揜其不备𢭏其虚懈，马步并进首尾夹击，所谓贱战贵谋者也；又北虏入寇必以中国被虏之人为乡导，临敌之际必令当先，我军杀伤多中国之人，宜于胡人经行要路立牌晓谕，若有汉人被虏能弃甲来归，或斩首来献，或密报虏情者，重加官赏亦足以疑其心而分其势矣。”兵部具拟以闻，诏可。

[59]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五十·张说》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若为朕言之。”说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国者，韩、陈、许、郑、鲁、卫、赵、魏为多。”后曰：“善。”

[62] Zheng Ren、Meiqing Yang、Xiaoye Ji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Jingyan Ji、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etic substructure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eople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data》
……“We provided an ADMIXTURE analysis with K from 2 to 6 in Supplementary Figure 2. We observed the lowest cross-validation error was 0.5204 at K = 4. At K = 4, we observed four ancestry components in the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Figure 2): the blue component mainly found in the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pink component enriched in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purple component primarily present in the ancient samples of Northern East Asia and modern Sino-Tibetans; the yellow component mainly detected in present-day Austroasiatic-speaking populations and the ancient sampl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e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our newly genotyped Tai-Kadai groups. The Mulao_Majiang and Zhuang_Congjiang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showing an affinity with Hmong-Mien 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Bouyei_Guanling and Dong_Liping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other published Tai-Kadai groups such as Li, Maonan, Sui, and Dong with increasing amounts of Austronesian-related component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with amounts of Sino-Tibetan-related components.”……
Figure 2. HO-SNP-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showed the admixture composition of the Tai-Kadai-speaking in Guizhou and other references (K = 4).
…………
“We ran TreeMix analysis to infer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splits and admixtures based on genome-wide allele frequency data and showed the results in Figure 5. We observed the Dong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Mulao,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Zhuang_Congjiang, Bouyei_Guanling, and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together into a branch. Whil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ino-Tibetan groups as another branch.”……
Figure 5. Genetic splits and admixture pattern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 further used qpAdm analysis to calcul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Neolithic millet farming population (YR_M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ancestors of Sino-Tibetans, and the Atayal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lineage of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As shown in Figure 6,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Bouyei_Guanling, Zhuang_Congjiang, Dong_Liping, Mulao_Majiang, Dong_Tongren, and Gelao_Wuchuan are 24.7, 30.3, 41, 47.1, 56.3, and 70.1%,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t of the ancestry was from Atayal relate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ontain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which is close to the proportion in modern Han populations (62.4–81.4%). However,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are all less than 50%, confirming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Figure 6.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e admixture landscape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
…………
……“We also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of Guizhou,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Tai-Kadai populations in Guizhou also were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gene flow from the Hmong-Mien and Sino-Tibetan related groups. For example, unlike other Tai-Kadai groups,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are closer to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substructure implied that the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the Tai-Kadai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Tai-Kadai speaking peoples, we speculated that Tai-Kadai peoples were continuously influenced by Han and Hmong-Mien speaking groups during the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 to Southwest China.”……“The Wuchuan Gelao in our study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Chinese groups,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influence from Han Chinese to Gelao. But we note that although Wuchuan is the county with largest official Gelao ethnic population, no Gelao-speaking people are left there now. Many Han people changed the ethnicity to Gelao in the recent 40 years. Therefore, some of the sampled Wùchuân Gelao people in our study may also be from the Han descendants.”

[63] Xiaomin Yang、Sarengaowa、Guanglin He、Jianxin Guo、Kongyang Zhu、Hao Ma、Jing Zhao、Meiqing Yang、Jing Chen、Xianpeng Zhang、Le Tao、Yilan Liu、Xiu-Fang Zhang、Chuan-Chao W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of Mongolians》
……“Even though the Western Steppe-related ancestry fluctuated in ancient Mongolia populations, modern Mongolian groups still show some extent of affinity with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populations and show genetic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 generated and filtered 39 unrelated Mongolian individuals from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merged the data with that published on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Eurasia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population profile.”……“Overall, the proportions of ancestry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Eastern or Western Eurasians were well concordant with the results of PCA. The Mongolians derived most of thei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two components: one was most enriched in Sino-Tibetan speakers and the other was most represented by Mongolia_N_North that i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The level of southern Ea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Hmong and Taiwan_Hanben in Mongolians was roughly higher than that of Mongols and Buryat. In addition, a small proportion of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al component was detected in all Mongolians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king results from PCA, admixture, pairwise IBD, and pairwise f4 statistics into careful consideration, we group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into three subgroups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marked as Mongolian_inner who clustered with Mongolian speakers in China, Mongolian_mid, and Mongolian_outer clustered with Mongols and closed with Tungusic populations.”
…………
……“Considering the admixture events and sources that we observed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e applied qpWave/qpAdm to validate different proposed admixture scenarios and ancestral proportions. In the two-way mixture model of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Eastern Eurasians , Russian_Sitashta_MLBA and WLR_BA, a mixture of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and millet farmers, approximat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ll (χ2 p ≥ 0.05), while the model of Eastern Eurasian simply represented by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ongolia_N_North and DevilsCave_N, AR_EN) or millet farmers (YR_LN) and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MN) mostly failed, indicating that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illet farmers, and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together and the gene flow from the population related to millet farmers into the gene pool of Mongolian continued to today. Th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Western Steppe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was distinct, showing the parallel genetic makeup of Mongolian_outer and Mongolian_BX harboring a higher level of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10.9%, 12.8% Russian_Sitashata_MLBA/11.6%, 11.5% Mongolia_EBA_2_Chemurchek, a mixture population with Western Stepp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in Mongolian_inner, Mongola_HGDP, and Mongolian_BCET were similar (5.6%, 5.2%, and 5% Russian_Sitashata_MLBA,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in Mongolian_mid intermediated between Mongolian_inner and Mongolian_outer, coinciding with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mentioned above. A more complex three-way model of YR_LN + Mongolia_N_North + Russia_Sintashta_MLBA fitted all Mongolian groups (χ2 p ≥ 0.05) but showed prominently various proportions of YR_LN and Mongolia_N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hich also shown in two admixture models of millet farmers (YR_LN) + Russian_Sitashta_MLBA (χ2 P (Mongolian_inner/Mongola_HGDP/Mongolian_BCET) > 0.01), reflecting minor heterogeneity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ource of Mongolians. Considering that we observed a gene flow signal from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all subpopulations were fitted by three models with YR_LN + Mongolia_Khovsgol_LB +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3.8–6%) when we added the third ancestral source of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where is the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culture. The legacy of the spread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uran and then introduced into northwestern Mongolia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Overall,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wa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ancestries.”
FIGURE 4.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Mongolian subgroups. “We reconstructed the deep demographic history using qpGraph. Mbuti, Denisovan, Onge and Tianyuan were included to explore the basal model; Early Bronze Ag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Plateau, millet farmers (YR_LN), Tibetan Plateau, and Iron Age Hanben were used as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from Western Eurasian, Mongolia,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EBA_Chemurchek (34–37%) derived from Western Steppe herders (47–55%) and Mongolia’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Han-related ancestry (63–66%).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mpatible with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supported the fact that Western Eurasian herders, ANA, and millet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observed positive Z sex bias scores in different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focused o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a male-dominated admixture of Han-related ancestry.”
……“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 of ancient Mongolian exis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and multiple ancestral sources flowed into Mongolia Plateau shaped the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ancient Mongolian: the local ANA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E ancestry, the eastward movement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in a different period, limited gene flow of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nd recent Han-related ancestry. The intercontinental expansion of Mongols establish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n North Asia. Model-based populations clustering analysis of ADMIXTURE and admixture f3 tentatively suggested that the differentiated genetic profile of Mongolians might be the results of various ancestral sources and proportions: the Eastern Eurasian including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A, represented by DevilsCave_N/Mongolia_N_North),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LN), and relative low proportion of ancestry related to Western Steppe herd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e gene flow from Western Eurasian was preliminarily detected in Mongol population of 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tree; the ancestral source was finally identified in qpAdm, ranging from 5.6 to 11.6%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ALDER and GLOBETROTTER supported that the west-east admixture event was recently estimated in the period ranging from T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On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 truth admixture scenarios might be continuous, complicated admixture and estimated admixture only provide simply a single event, and the recent dat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he admixture between We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ancient Eastern Eurasians in the Mongolia Plateau has been attested in paleogenomics studies, including Early Bronze Age Yamnaya and Afanasiveo populations showing primary culture influence and limited genetic impact an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Andronovo and Sintashta with visible genetic contribution to Ea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
……“What's more,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might be mediated by the gene flow into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started in the Xiongnu Regime of the Early Iron Age. The unique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as always bee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of the Han population and the pastoral husbandry of herders. Therefore, the record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Han and Ea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started in Han Dynasty when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Regime often invaded the boundary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facilitated the cultural and genetic exchanges. Sinc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nomads opened up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this kind of exchange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has continued until Genghis Khan’s cavalries swept across the whole Eastern Eurasia and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reached the peak; our ALDER results also suggested gene flow from Han into Mongolian during the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Han-related ancestry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transection.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ould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d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Han admixture in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in some Mongolian individuals. The additional ancestral source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flowed into Eastern Eurasian initiated in the Early Iron Age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the Tian Shan Mountains, which is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TianShan Saka, Mongolia_Chandman_IA. This genetic influx continued to the Xiongnu Empire and eve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The westward disseminating Turkic language influenced the group i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such as Wusun and Kangju. The Xiongnu population and in a later Uyghur period, Wusun and Kangju in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received an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BMAC related or Neolithic Iranian-related). Although the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did not largely contribute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t has been detec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Our modern Mongolian populations also showed a minor genetic affinity to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affinity in Mongolian populations was inferior to that i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Plateau since the Late Bronze Age. The qpAdm results further provided robust evidence that the subtle genetic influx was dedica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generated genome-wide data from 42 Mongolians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We first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mong Mongolians, who were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enetic clusters harboring various Western and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ies. Finding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possessed different Chinese Mongolian/Mongols/Tungusic/East Asian affinities, indicating successfu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a frontier city. The successfully fitted four-way admixture model revealed that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Northeast Asian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East Asia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Western Steppe herd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small Ir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12.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mtDNA lineages of Mongolians

[64] Xuwei Hou、Xianpeng Zhang†、Xin Li、Ting Huang、Wenhui Li、Hailong Zhang、He Huang、Youfeng Wen《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of Mongolians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exceeds six million and i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among the Mongolic speakers in China. Modern Mongolian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but they mainly live in Inner Mongolia, Liaoning, Xinjiang, and other northern provinces. Chinese Mongolian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s, nor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ancient ARB populations, sou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a majority of Neolithic YRB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Guizhou Mongolians harbor more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 Austroasiatic, and Austronesian speakers. This reveals Mongolians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along with their migration. Also, there is a different admixture history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hinese Mongolians, the western Mongolians receive more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s, and the Eastern Mongolians possess more Neolithic Y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y. Ancient Mongolia is formed by multiple tribes, every ancient Mongolian tribe experience a different origin, exchange, and admixture history, and their descendants live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genetic differences exis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FIGURE 4.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ed the ancestral composition of studied Mongolians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at K = 7 and K = 8.
……“When X and Y represen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forms of f4 (X, Y; Mongolian_Fuxin, Yoruba), we found Fuxin Mongolians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ancient YRB, WLRB, ARB, and MP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f4-statistic in the form of f4 (Ancient Population1, Mongolian_Fuxin; Ancient Population2, Yoruba)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from ancient Y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Neolithic Yangshao, Miaozigou, and Shimao culture, ancient WL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Hongshan, Lower Xiajiadian, and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Neolithic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Bronze-Age Ulaanzukh culture pastoralists (1,448–1,292 calBCE), and Iron-Age Mongolia_EIA_8 individuals (971–830 calBCE).” “We applied qpWave/qpAdm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estimate their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used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Neolithic Yangshao, Longshan,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Iranian Neolithic farmers, Bronze-Age Yamnaya pastoralists, and Bronze-Age Sake peoples in Central Asia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m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re from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st Liao River Basin,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Western Eurasian and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lso, relative to other Mongolic, Tungusic, and Turkic speakers, Fuxin Mongolians had mor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ARB hunter–gatherers-related ancestry.”
……
“We used qpGraph and TreeMix methods with gene flow events to further explor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and potential admixture signals and reconstruct deep phylogenetic structures in Fuxin Mongolians. In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we used Mbuti, Denisovan, Loschbour, GreatAndaman, and Tianyuan to construct the basal model.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Amur River Basi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Yangshao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in Yellow River and West River basins, Neolithic Qihe, Iron-Age Hanben, and Bronze-Age Afanasievo pastoralists were used as different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We foun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53%–57%), Neolithic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43%–47%), and we also found that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indicated that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sources and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and there was a limited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next applied the ALDER method based on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tatistics to estimate the admixture time and explore possible admixture signals. There were multiple sources of admixture signals such as Han, Tungusic speakers, Mongolic speakers, Turkic speakers, and populations who harbore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bvious eastern–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 interaction and admixture occurred during a historic period (∼600–∼1,300 years ago)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the Han people could be dated back to ∼400–∼1,300 years ago which is approximately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Western Eurasians could be dated back to about ∼600–∼1,500 years ago. Also, the Turk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ies flowed into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from ∼500 to ∼1,800 years ago.”……
……“We also found there were genetic differences among Mongolians, Fuxin Mongolians had less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lative to Baotou Mongolian and Outer Mongolian, and Bijie Mongolians in Guizhou Province had more Sino-Tibetan-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than other Mongolian people.”……“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ient Mongolian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exhibited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s. There was a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multipl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genetic ancestries to shape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of ancient Mongolians: the main ancient Northeast Asian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cient North Eurasian ancestry, the limited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and recent genetic influence of the Han people.”……“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modern Mongolians in Liaoning are mainly descended from two ancient Mongolian tribes,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and the “Harqin” tribe. Fuxin Mongolians belong to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200 years, it originated in the Orkhon River Basin and Selenga River Basin, and this tribe expanded westward into the regions of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rength. From the late 15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6th century,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to Hetao Plai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became an alliance with the “Tumet” trib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Tumet-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eastward, and they finally settl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complex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shap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Mongolians. The admixture-f3 (Ancient population1, Ancient population2; Mongolian_Fuxin) results exhibi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Neolithic and Iron–Age YRB and WLRB populations and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cient Mongolians, and ancient Iranian. The models of the population mixture based on the qpAdm method showed YRB and WLRB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further supported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Th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was 53%–57%, and the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re 43%–47%. We also found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Also, the qpAdm results also indicat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Altaic language speakers, and we could find there were more YRB-, WL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ies in Fuxi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expansion of millet farmers and retained mor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RB hunter–gatherers. In general, we found there wer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complex population admixture,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Fuxin Mongolians.”……

[貴州滿蒙族群-65] 58.0 ^58.1 Jing Chen、Guanglin He、Zheng Re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Meiqing Yang、Han Zhang、Jingyan Ji、Jing Zhao、Jianxin Guo、Kongyang Zhu、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Admixture History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From Southwestern East Asia》
……“Further results from ADMIXTURE and f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studied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especially for inl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qpAdm-based estimates of ancestry admixture proportion demonstrated that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s of one nor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rn Tungusic/Mongolic speakers or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one southern ancestry associated with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y and neighbor-joining tre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ancestry from their northern ancestors and the other half from southern Indigenous East Asians. The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ranged from 600 to 1,000 years ago, which further confirmed the admixture events were mediated via the Mongolians Empire expansion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26 Mongolians and 55 Manchus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The ethnicities of all participates were used as their self-declaration based on their family migration history and corresponding family records.”……
…………
……“We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eople harbored mor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by the observation of significant positive values in f4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northern Mongolians/Tungusic populations, Mbuti). Further evidence demonstrated that studied populations harbored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via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southern East Asians, Mbuti).”……
…………
“We further used qpGraph to reconstruct the deep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s group in Guizhou. We used two ancient Neolithic samples from the Mongolians Plateau as the northern source and used the samples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Xiaowu sit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We used Iron Age Hanben samples from Taiw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The reconstructed phylogeny showed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to the Bijie Mongolians is 44%, whereas the proportion from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is approximately 56% (Figure 5).”
Figure 5. The suggested admixture model of southern Mongolian people via qpGraph.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that most of the average time that admixture occurred is around 1,000 AD, which is concordant with the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The high-frequency paternal lineages of our Mongolian samples are O1b1a1a1a1a2a1-Z24050′ (11) and O1a1a2a1-Z23266 (6) (Supplementary Table 10).”……
……“Here, we presented t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Mongolians and Manchus) in Guizhou and reconstructed their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from Guizhou and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northern East Asia (North China, Mongolia, and southern Siberia).”……“We observed suggestive evidence in f3 statistics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ncestry from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 But for th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we can fi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tures with one source from East Asians and the other from western Eurasians or northern Siberians. The genetic distance-related indexes (Fst an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e studied Guizhou populations having a strong sou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but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showing a clear nor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We observed the Y-chromosome and mtDNA haplogroups in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lineages that are frequent in southern China, showing a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 from that in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ble S10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opulations.

[66] Xianpeng Zhang、Guanglin He、Wenhui Li、Yunfeng Wang、Xin Li、Ying Chen、Quanying Qu、Ying Wang、Huanjiu Xi、Chuan-Chao Wang、Youfeng Wen 《Genomic Insight Into the Population Admixture History of Tungusic-Speaking Manchu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We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ve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northern Han Chines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luster patterns in the haplotype-based results. Additionally, the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at modern Manchu people were formed as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minor ancestry linked to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Amur River Bain, or others.”……
……“Manchu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ungusic group of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but previous genetic studies indicated that Manchus were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Tungusic-speaking groups, which is probably due to th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Han Chinese into Manchus. Chen et al. recently reported that Guizhou Manchus in southwest China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and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a large proportion of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suggesting that Manchu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southern natives along with their southward migration.”……
……“We collected a total of 93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unrelated Manchu individuals aged over 58 in different villages in the Xinbin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we used cross-validation to identify an “optimal” number of clusters. We found the lowest CV error at K = 5. At K = 5 (Figure 3), we observed there were three components of light green, dark green, and pink color reaching high proportions in Liaoning Manchus. The light green ancestry was enriched in the Tungusic people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Baikal Lake region. Dark green ancestry with maximum propor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and Southeast Asians, especially in Taiwan Hanben people. Pink ancestry was maximized in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Therefore, Manchus had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ast Asians,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igure 3.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
……“We applied qpWave and qpAdm methods to further infer the possible ancestral populations and estim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used the related available ancient northern populations (Heishui_Mohe, Boisman, Xiongnu, Xianbei, Yamnaya, Afanasievo, SlabGrave, Mongolia_North_N, CenterWest, MongunTaiga, Munkhkhairkhan, and Sagly) as the northern sources, used all available ancient populations (Miaozigou_MN, Shimao_LN, Upper_YR_IA, YR_MN, YR_LBIA, YR_LN, WLR_LN, and Upper_YR_LN) as the source of Yellow River sources, and used Iron Age Hanben (Hanben_IA) and Gongguan samples from Taiwan and Neolithic southern populations (SEastAsia_Coastal_EN, SEastAsia_Coastal_LN, SEastAsia_Island_LN, SEastAsia_Island_EN) as the southern sources. We observed that Manchus can be modeled as deriving 32.4% ancestry from Mohe people and the remaining ancestry from the farming-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7).”……
Figure 7. Model of ancient population admixture by qpWave and qpAdm method.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nd Siber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in most cases that the average time that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as around 500 AD (for example, 46.36 ± 20.93 generation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That period witnessed large-scale population migrations and admixtures due to the turbulence and war between Xianbei and Han Chinese. W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34 uniparental Y-chromosome lineages and 93 mtDNA lineages in Liaoning Manchus as shown in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 We found that D4, A, and M8 were the dominant maternal lineages, and O2a2b1a2 was the dominant paternal lineage. Those paternal and maternal haplogroups are also dominant i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gene flow from Han Chinese into the gene pool of Manchus.”……
……“In this study, we also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d a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Han Chinese, especially with the northern Han. For example, Manchus had more Sinitic-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than other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ADMIXTURE. We proposed that Liaoning Manchus are an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related farming populations and local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able 5A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Liaoning Manchu population

[新疆维吾尔族肤色和发色多态性研究-67] 王斌、杨圣敏《新疆维吾尔族肤色和发色多态性研究》……现代维吾尔族是多源的，但主要是由来自蒙古草原的回纥人（北亚蒙古人种）和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由不同的人种组成，有欧罗巴种的胡人，也有蒙古种的羌人、汉人，以深目高鼻的胡人为主）融合而成。这两部分人大规模合流的时间是16世纪初，标志是1513年叶尔羌汗国赛依德汗统一塔里木盆地，伊斯兰教在整个南疆地区取得统治地位……近现代维吾尔族的人种是多源的，主要表现为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和生物遗传特性，同时掺入一定比例的欧罗巴人种成分，这种掺入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弱。沿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从东到西，现代维吾尔族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和生物遗传特性逐渐减弱，而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和生物遗传特性逐渐增强。

[哈萨克斯坦构建国家认同的经验-68] 张宁《哈萨克斯坦构建国家认同的经验》……15世纪，在原住的欧罗巴人种和外来的蒙古人种这两大人种持续数百年的复杂互动的基础上，哈萨克族及其族群疆域基本形成……

[69] Qidi Feng、Yan Lu、Xumin Ni、Kai Yuan、Yajun Yang、Xiong Yang、Chang Liu、Haiyi Lou、Zhilin Ning、Yuchen Wang、Dongsheng Lu、Chao Zhang、Ying Zhou、Meng Shi、Lei Tian、Xiaoji Wang、Xi Zhang、Jing Li、Asifullah Khan、Yaqun Guan、Kun Tang、Sijia Wang、Shuhua Xu《Genetic History of Xinjiang’s Uyghurs Suggests Bronze Age Multiple-Way Contacts in Eurasia》
…………“Here we assess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ancestry of 951 Xinjiang’s Uyghurs (XJU) representing 14 geographical subpopulations. We observed a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which was likely shaped jointly by the Tianshan Mountains, which traverses from east to west as a natural barrier, and gene flow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directions. In XJU, we identified four major ancestral components that were potentially derived from two earlier admixed groups: one from the West, harboring European (25–37%) and South Asian ancestries (12–20%), and the other from the East, with Siberian (15–17%) and East Asian (29–47%) ancestries.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U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of XJU together with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five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Central Asia/Siberia (SIB), East Asia (EA), Oceania, South Asia (SA), and West Eurasia (W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showed that XJU lay along the axis between groups from WE and EA. After removing populations outside of Eurasia from PCA, the XJU samples were surrounded by populations from SIB, EA, SA, and WE. Among these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XJU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ntral/South Asian populations, followed by the EA/WE populations.”……
……“These four major ancestries of XJU were confirmed by running ADMIXTURE for XJU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s of EA, SIB, WE, and SA ancestries. The estimated ancestral proportions, as confirmed by reduced data sets (K = 4), are as follows: EA (28.8%–46.5%), SIB (15.2%–16.8%), WE (24.9%–36.6%), and SA (12.0%–19.9%) (fig. 2A and B). In contrast, the Turkish populations share the majority of their ancestral makeup with populations from WE (74.8%) and SA (16.5%), whereas those from the East is considerably lower (4.03% EA and 4.66% SIB) (fig. 2A).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mixture proportions was observed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XJU. WE ancestry propor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 ancestry proportions in XJU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nd bot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whereas EA and SIB ancestry in XJU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ig. 2C). However, none of the ancestri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atitude, indicating that the gene flow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was more frequent than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refore, the observed southwest–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likely resulted from a joint effect of the barrier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gene flow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FIG. 2.Ancestry makeup and variations in admixture proportion within XJU. “We further applied admixture history graph (AHG) analysis to determine admixture chronology, i.e., the chronology of introduction of each ancestry into XJU’s gene poo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WE ancestry first admixed with the SA ancestry in the West, whereas the SIB ancestry admixed with the EA ancestry in the East. Next, the mixed Western ancestries (WE-SA) and the mixed Eastern ancestries (EA-SIB) joined together to form the gene pool of XJU. The AHG result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across ADMIXTURE replicates. This configuration supported the inference generated by Globetrotter, in which Iranian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ancestral origins of the Uyghur admixture.”……
……“Further anlaysis using MultiWaver indicated that some regional XJU groups such as from Kumul, Bayingolin, and Changji showed slightly larger time estimations for the first admixture wave, as well as an additional admixture wave from the east at around 100∼80 generations ago. On the one hand,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more complex admixture history for XJU;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possible that MultiWaver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admixture waves, which could occur in case of long-term isolation and recent gene flow. To find evidence of recent gene flow in XJU, we categorized the local ancestry tracts in XJU into the East origin and West origin, and binned the tracts based on their lengths. After correction for admixture propor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ng tracts (>0.2 Morgan) of the We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Southwest XJU groups such as Hotan and Kizilsu, whereas long tracts of Ea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Northeast XJU groups such as Kumul and Turpan. These results thus suggest recent gene flow (<5 generations) into XJU from west and east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968 unrelated Uyghur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rom 12 prefectures (Kaxgar, Hotan, Kizilsu, Aksu, Bayingolin, Turpan, Kumul, Changji, Ili, Bortala, Tarbagatay, and Altay) and 1 prefecture-level city (Urumqi)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The sample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but roughly proportional to the total Uyghur population size of each geographical region. An estimated 80% of Uyghur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Southwest portion of Xinjiang Tarim Basin. Correspondingly, the majority of the samples were from southwest Xinjiang. Each individual was the offspring of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members of the same nationality within three generations. Informed consent was acquir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70] Jia Wen、Hao Chen、Yuwen Pan、Yuhan Yang、Dolikun Mamatyusupu、Dilinuer Maimaitiyiming、Shuhua Xu 《Sex-Biased Admixture Followed by Isol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Shaped the Genomic and Blood Pressure Diversity of the LopNur People》
“The LopNur people are an ethnic group living on the ed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and they are believed to demonstrate a unique genetic makeup due to their isolation and limited contact with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However, a lack of genetic studies on the LopNur people has resulted in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eir ancestral origins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Here, we conducted the first whole-genome sequencing study of 164 LopNur individuals (LOP)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genetic histor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in an isolated desert area. Ou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resent-day LOP have experienced a complex history of admixture followed by long-term isolation, with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East Asia (∼41.46%), West Eurasia (∼26.43%), Siberia (∼24.27%), and South Asia (∼7.82%).”……
“Scattered in the LopNur region downstream of the Tarim River and Peacock River, the LopNur population (LOP), comprising only ∼44,000 individuals,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Uyghur in China. However, the dialect, lifestyle, social customs, and folk culture of the LopNur people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Uyghurs in Xinjiang (XJU).”……
…………
“To investigate the ancestry composition of LOP, we first performed ancestry inference with ADMIXTURE analysis. Assuming two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 2), the main ancestral origin of LOP could be attributed to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EEA) (∼66.13%)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EA) (∼33.87%). This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XJU, which exhibits a nearly equal ancestry contribution from both EEA and WEA. At K = 4, the main ancestry of the Eurasian populati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four sources, namely EAS, EUR, SIB, and SAS, which largely correspon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XJU, LOP shared more ancestry with EAS (41.46%) and SIB (24.27%), and they shared comparatively less ancestry with EUR (24.63%) and SAS (7.82%). These results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ose observed in the phylogenetic tree and outgroup f3 analysis. Since K = 8, the cross-validation errors remained stable, and a LOP-specific component was identified, as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LOP was more homogeneous than that of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owever, we also found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in LOP, and there was a cline in LOP-specific ancestry across LOP individuals,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ly variable ROH length across LOP individuals. Notably, higher levels of inbreed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LOP-specific components (P < 2.2 × 10–16).”
Fig. 2. Ancestry makeup and genetic history of LOP.
……“Taken together, similar to other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the LOP originated from an admixture of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timing differed between LOP and these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 uniqu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LOP.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to-LOP via admixture, subsequent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led to a strong genetic drift in LOP, shaping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 present-day LOP coupling with the recent gene flow.”
…………
“In this unprecedented study, we characterized the genetic makeup and reconstructe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LOP using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 data. Similar to other Turkic-speaking peoples living in Central Asia, the LOP derived their ancestry from both the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present-day LOP are more isolated than other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as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homogenous genetic makeup among LOP due to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proportion of EEA in some Central Asian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than in populations that speak Indo-Iranian languages. Indeed, our analys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LOP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East Asians.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the initial habitation of the LOP was in the LopNur region, which is situated in eastern Xinjiang, thus, this population has been influenced more by populations of East Asian ancestry. Consequently, East Asian ancestry in LOP is greater than that observed in central or western Xinjiang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XJU, Kazakhs, and Tajiks. Moreover,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also have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ancestry compositions between LOP and XJU regard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EEA and WEA. In particular, a greater level of female-biased EAS ancestry was detected in LOP than in XJU, although the two populations might have shared the initial admixture scenario. We speculate that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proto-LOP individuals who migrated to the isolated desert. Xinjiang is a melting pot for human contact, especiall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and many present-day peoples living in this region have a very complicated admixture history since their genetic makeup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 multiple-layer mixture of gene pools. ”…………
Table.S4 Distribution of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in LOP and XJU.

[71] Aigul Zhunussova、Saltanat Tayshanova、Alizhan Bukayev、Ayagoz Bukayeva、Baglan Aidarov、Radik Temirgaliev、Zhaxylyk Sabitov、Maxat Zhabagin《Genetic genealogy of Y-chromosome in the Zhetiru tribe of the Kazakh population from Kazakhstan》
……“One of these tribes is the Zhetiru, which is part of the Kazakh people and numbered about 374 thous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n,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in Kazakhstan have not recorded data on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among Kazakhs. The name of the tribe comes from the Kazakh words “zhety” (seven) and “ru” (clan), which reflects its genealogic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seven clans: Zhagalbaily, Kerderi, Kereit, Ramadan, Tabyn, Tama, and Teleu. The main settlements of the Zhetiru tribe are loc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modern Aktobe and Kyzylorda regions of Kazakhstan. In 1748, Tevkelev wrote the first record of the Zhetiru tribe’s creation. According to his record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seven independent clans formed a political tribal union called “Zhetiru.” However, based on materials collected in the 1820s among Kazakh elders, Blumberg proposed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Zhetiru tribe’s origin, claiming that it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ancestor, Karakatysh, who had seven sons, each of whom founded one of the seven clans.”…………“This study aims to ascertain two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the Zhetiru tribe (whether from a single common ancestor or many origins) and to establish the genetic positioning of seven clans within the tribe relative to other Kazakh tribe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inaug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Y-chromosome polymorphism 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23 Y-STR and Y-SNP markers.”
……“The study recruited unrelated healthy male volunteers of Kazakh descent from Kazakhstan. Each volunteer provided informed consent by signing a consent form and completed an ethnographic questionnaire, which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350 males of the Zhetiru tribe using the Oragene DNA Self-Collection Kit. As a result,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were collected for the study: Kerderi clan (N = 40), Kereit clan (N = 32), Ramadan clan (N = 39), Tabyn clan (N = 85), Tama clan (N = 36), Teleu clan (N = 53), and Zhagalbaily clan (N = 65). Population genetic data are elabora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S1.”……
“Table 2 presents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for the Zhetiru tribe. The tribe exhibits a high level of haplogroup diversity (HD = 0.91). It indicates a complex genetic landscape, reflective of multiple ancestral paternal lineages contributing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tribe. Nine haplogroups, each with a frequency greater than 5%, concentrate the majority of the Y-chromosome variation (86%). These haplogroups include C2a1a1b1 (7%), C2a1a2 (10%), C2a1a3 (10%), J2a1 (6%), J2a2 (13%), N1a2 (10%), O2 (8%), R1a1a (14%), and R1b1a1a1 (8%). With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certain haplogroups accumulate at even higher frequencies, and some become clan-specific with frequencies exceeding 50%. Specifically, the Teleu clan predominantly exhibits haplogroup J2a2 (83%), the Tama clan is characterized by C2a1a3 (64%), the Kereit clan shows a high frequency of N1a2 (59%), and the Kerderi clan primarily has R1a1a (55%). The Ramazan (HD = 0.81), Tabyn (HD = 0.82), and Zhabagaly (HD = 0.79) clans exhibit high haplogroup diversity without a major haplogroup (frequency less than 50%).”
Table 2. Frequencies of Y-chromosomal haplogroups within the Zhetiru tribe.
……“By analyzing 23 Y-STR loci and 17 Y-SNPs from 350 individual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ven clans constituting the Zhetiru tribe originate from genetically independent founding lineages rather than a single paternal ancestor. The high haplotype diversity observed at the tribal level, coupled with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at the clan level, suggests strong founder effects in multiple clans (Tama and Teleu), while others exhibit more complex multi-lineage structures. Our findings support historical accounts describing the Zhetiru tribe as a union of previously distinct clans. ”……
Table S1.

[甘肅5少數民族-72] 65.0 ^65.1 ^65.2 ^65.3 ^65.4 Bin Ma、Jinwen Chen、Xiaomin Yang、Jingya Bai、Siwei Ouyang、Xiaodan Mo、Wangsheng Chen、Chuan-Chao Wang、Xiangjun Hai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East-West Population Admixture in Northwest China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Array Genotyping》
…………“We observed Dongxiang, Bonan, Yugur, Salar, and Hui people were admixed populations deriving ancestry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Eurasians, with the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contributions ranging from 9 to 15%. The genetic admixture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biased migration- showing a higher frequency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Y chromosomal lineages than that of mtDNA detected in Northwest China. ALDER-based admixture and haplotype-based GLOBETROTTER showed this observed West Eurasian admixture signal was introduced into East Eurasia approximately 700 ∼1,000 years ago.”……
…………
“We next carried out qpAdm analysis to infer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our studied Gansu populations (Figure 8). The ea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the Yellow River farming group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and the we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Andronovo and Alan cultures, since theyprovided the most significant negative admixture-f3 values. We used the following set of populations as outgroups: Mbuti, Russia_EBA_Yamnaya_Samara, Anatolia_N, Russia_MA1, Russia_Afanasievo, Mongolia_N_East, Ust_Ishim, Russia_Kostenki14, Iran_C_SehGabi.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by two-way admixture with the p-value > 0.05 at rank = 1. We estimated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Russia_Andronovo related ancestry were 9.1 ∼ 11.8%, while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YR_LBIA farming group related ancestry were 88.2 ∼ 90.9% in Hui, Bonan, Yugur, and Salar groups. Given the pair groups consisting of Late Neolithic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LN) and Iron Age Alan people in Russia (Russia_Alan) in admixture f3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e found that the Dongxiang group derived 14.9%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Russia_Alan related groups and the left from WLR_LN related groups. In general, the qpAdm model indicated the west-east admixture in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showing East Asian related ancestry dominantly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ses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ancestry.”
FIGURE 8. qpAdm 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the populations in our study in Gansu province.
…………
“We assigned the haplogroups of Y chromosome and mtDNA for our newly genotyped samples (Table 3). The haplogroup R1a1a1b2 was the most frequent patrilineal lineage in the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We also detected haplogroup D1a1a1a1a2a∼, H1a1a1a, J2a1a, J2a1h2b, J2a2, N1a2b3, O2a2a1a2a1a, and O2a2b1a1a6b in our Hui samples. Haplogroup D1a1a1a1a2a∼ and O2a2b1a1a were also found in Bonan group. The haplogroup O1b1a1a1b2 was also presented in Salar group. Haplogroup J2a1h2, which was mostly found in the Middle East, was the most prevailing lineage in Dongxiang people. We also found D1a1a1a2, O2a2b1a1a6, and R2a2 in the Dongxiang group. Haplogroups C2b1a1, D1a1a1a1a2a∼, O2a2b1a2a1a2, O2a2b1a2b2, and Q1b2b1b2b2∼ were the prevalent lineages in the studied Yugur group. The distribution of Y haplotype indicated the influence of westward expansion of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in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ese Altaic populations, including West Eurasian, Sino-Tibetan, common ancestor of Altaic related ancestry.”
TABLE 3.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distribution of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
“We estimated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Euraisan related ancestry in Northwest Chinese populaton using the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based admixture inference implemented in ALDER. We used Han_HGDP and Sardinian as two ancestral surrogates to calculated the east-west admixture time and listed the results in Table 5. The average admixture time calculated by the 2-ref weighted LD for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ranged from 25 to 31 generations, which was approximately 750–930 years before present assuming 30 years one generation. The east-west interaction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occurred in abou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of China.”……
…………“The closer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tudied population and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qpAdm and GLOBETROTTER suggested the majority contributing East Eurasian ancestry might derived from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Basin related population.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Bronze Age West Steppe nomadic groups limitedly impacted the gene pool of the East Eurasian. The five studied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ere suggested to harbored the lower proportion of Middle and Late Bronze West Steppe pastoralists represented by Andronovo culture. This was also supported by the high frequencies of Y chromosomal haplogroup R1a1a1b2 which prevaile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Steppe populations in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The genetic admixture from West Eurasians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 dominant migration which showing the higher frequencie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paternal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the absence of maternal mtDNA lineage related to West Eurasian.”……“Running through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e human groups were all presented a west-east admixture structure. The Uyghur in Xinjiang was a typical one.”…………

[73] 张咸鹏、于会新、张劼、贾欣怡、何宵飞、朱波峰、韦兰海、姚宏兵《基于35 Y-STR研究甘肃裕固族的父系多重起源》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连通东西方人文、经贸交流，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带，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河西走廊的一大特点。裕固族是河西走廊地区主要民族之一，其人口较少，仅14,706人(2020年)，主要聚居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从事着畜牧业及农业。裕固族是“一族多语”民族，裕固族人使用分属于不同语族的两种裕固语(东、西裕固语)，没有统一的语言及文字。虽然语言不通，但裕固族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普遍认为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裕固语，都是裕固族的本族语言。裕固族的传统文化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点。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指出，现代裕固族是古回鹘人和古蒙古人与汉族、藏族等多个不同族系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是跨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实例，是河西走廊人群的典型代表，具有“一族、双语、多族源”的特征，是探讨语言、民族和遗传三者边界关系的最佳范例。……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表现出东西欧亚人群混合的特征，东亚谱系O、C、D、Q和N占据裕固族父系基因库的85%，西欧亚的父系类型(R-M207、J-M304、G-M201、L-M20)约占15% 。……引入古DNA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裕固族具有约90%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人群遗传贡献，约10%西欧亚游牧文化人群遗传贡献，并且源自西欧亚人群的遗传贡献具有男性偏向性，即父系遗传组成中西欧亚相关谱系所占比例高于母系遗传组成。……
图1 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
…………
在本研究所获得的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中，谱系O所占比例最高(48.52%)，以O2a-M324(43.04%)为主，主要包括O2a2b1a1-M117(17.72%)、O2a2b1a2a- F444(15.61%)和O2a1b-IMS-JST002611(8.44%)三种父系类型。已往研究结果显示，裕固族人群中父系O2a主要属于下游类型O2a2b1a1-M117。O2a2b1a1- M117、O2a2b1a2a-F444和O2a1b-IMS-JST002611均是汉族人群主要父系类型。除此之外，O1a-M119(1.69%)、O1b1a-M1470(3.38%)和O2b1-F1150(0.42%)等单倍群也出现于裕固族人群中，而这些单倍群在汉族人群中均有分布。其次是谱系C占15.61%，主要包括C2a1a1-F1756(5.06%)、C2b1a1a1a-M407(2.53%)、C2a1a3-M504(5.49%)和C2b1a-F3895(4.22%)。已往研究表明，裕固族人群父系C2a以下游类型 C2a1a3a-F3796和C2a1a2-M48较常见，而C2b以C2b1a1a1a-M407和C2b1b-P53.1为主。C2a1a1-F1756、C2a1a3-M504、C2a1a3a-F3796、C2a1a2-M48和C2b1a1a1a-M407均是蒙古语人群主要父系类型。裕固族人群中谱系Q占比10.97%，主要包括Q1b1a3-L330(9.7%)和Q1a1a-M120(0.84%)。已往研究结果显示，裕固族人群中谱系Q属于下游类型Q1a1a-M120、Q1b*-M346+, L53-和Q1b1*-L53+, M3-。Q1a1a-M120是汉族人群主要父系类型，而Q1b*-M346+, L53-和Q1b1*-L53+, M3-则在突厥语人群中较常见。裕固族人群中谱系D1a占比7.59%，均属于父系类型D1a1a-M15，已往研究结果显示D1a1a1*-N1+, N2-和D1a1b1-P47在裕固族人群中常见，而D1a1a-M15和D1a1b1-P47是藏族人群的主要父系类型。裕固族人群中谱系R1a占比7.17%，主要属于R1a1a-M17，与已往研究结果一致，R1a1a-M17常见于突厥语人群。父系谱系N在裕固族人群中所占比例不高，以N1a1a-M178和N1a2a-M128较常见，N1a2a-M128是汉族人群主要父系类型，而N1a1a-M178常见于蒙古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中。综上，汉族、藏族、蒙古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的主要父系类型均出现于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遗传组成中，揭示裕固族是多族系、跨族际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除此之外，裕固族人群父系遗传组成中还包括E1b和J2a(约6%)，这些单倍群可能源自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人群的遗传影响，揭示历史的河西走廊不仅是东西欧亚文化、经济、政治等交往、交流的地带，同时也伴随着东西欧亚人群的迁徙与交融。
目前，分子人类学研究已揭示裕固族人群的基本遗传结构和特征。无论是父系Y染色体研究，还是母系线粒体基因组研究，都表明汉族、藏族、蒙古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是现代裕固族人群遗传成分的主要来源，同时研究还发现东、西裕固族人群间存在遗传差异。…………综上所述，多学科证据支持裕固族是多个不同族系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唐代晚期迁至河西走廊的古代回鹘人、13世纪迁至河西走廊的古代蒙古人以及汉族、藏族等对现代裕固族人群具有明显的遗传贡献，是裕固族的主要族源。同时，由于裕固族及其先民从公元9世纪便定居于河西走廊地区，而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国与西域乃至世界交流、沟通的重要通道。在现代裕固族人群遗传组成中存在少量源自中亚、西亚地区人群的遗传谱系，以及在裕固语借词中存在个别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突显河西走廊地区是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带。……

[74] Jia Wen、Jiaojiao Liu、Qidi Feng、Yan Lu , Kai Yuan、Xiaoxi Zhang、Chao Zhang、Yang Gao、Xiaoji Wang、Dolikun Mamatyusupu、Shuhua Xu 《Ancestral origins and post-admixture adaptive evolution of highland Tajiks》
……“genetic admixture, as we observed in the current whole-genome deep-sequencing study of Xinjiang Tajiks (XJT),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how admixture may facilitate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extensively studied highlanders, XJT showed pronounced admixture patterns: most of their ancestry are derived from West Eurasians (34.5%–48.3%) and South Asians (21.4%–40.0%), and some minor ancestry from East Asians and Siberians (3.62%–17.5%). The greater genetic diversity in XJT than in their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provides a genetic basis for their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
……“Tajiks, who speak a language from the Iranian branch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ajikistan, Afghanistan, Uzbekistan and Xinjiang, China. Compared with Western Tajiks, Xinjiang Tajiks (XJT) living in the Tashkurgan County on the Pamir Plateau are identified as highland Tajiks,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of more than 4000 meters due to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ian Shan, the Hindu Kush and the Kunlun Mountains near the county.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T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XJT and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seven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Oceania, Central Asia (CAS)/Siberia (SIB), East Asia (EAS), South Asia (SAS) and West Eurasia (EUR). ”……
“We noticed that XJT tended to have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East Asian populations than Tajikistan Tajiks (TJT), suggesting that the gene pool of XJ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East Asian ancestry.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TJT was not the group with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XJT (FST = 0.0180); instead, Pathan (FST = 0.0135) and Turkish (FST = 0.0136) populations showed much less differentiation from XJT. In contrast, XJT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JT, followed by Turkish (FST = 0.0211) and Pathan (FST = 0.0221) populations.”
…………
“To unveil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XJT and investigat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we performed ADMIXTURE analysis for XJT together with global populations, assuming a different number of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from 2 to 20). From the ADMIXTURE results assuming greater Ks, we observed that most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AS, SIB, EUR and SAS. Notably, XJT consistently had more ancestry from EUR (46.5%) and SAS (35.9%) and less ancestry from EAS (5.6%) and SIB (8.2%).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of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in which Tajiks were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ose in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ajiks are the only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that speaks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while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Uyghurs, Kazakhs and Kyrgyz speak Turkic languag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n Tajiks of Turkic expansion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a might have been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at on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XJT and TJT both speak Iranian; however, they speak distinct languages within this subgroup. XJT predominantly use languages from the Eastern Iranian branch, while TJT generally speak languages from the Western Iranian branch. Compared with XJT, the TJT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UR (52.4%) and SAS (35.7%), a smaller contribution from SIB (6.2%) and almost no contribution from EAS (0.9%). This difference in ancestry between XJT and TJT likely resulted from gene flows from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after population divergence. ”……
Figure 2.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model of XJT.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ajiks began practicing endogamy after the admixture of BMAC and Andronovo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genome of XJT contains more intermediate (2–10 Mb) and long (>10 Mb) runs of homozygosity (ROHs) tha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he Ne of XJT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African, American, East Asian and Western European populations, and the inbreeding coefficients of XJT also exceed those of other pop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XJT is a small population and that inbreeding phenomena exist within it.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ports, and the patter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dogamous marriage patterns in Tajiks. ”……

[史記秦本紀-75] 68.0 ^68.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76] 雍际春《嬴秦非戎族新考》

[77] 李学勤：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

[78] 《左传‧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79]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80]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81] 《潜夫论·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万接，生白帝挚青阳。世号少曎。代黄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凤皇适至，故纪于鸟。

[82]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

[84] 朱泽坤《略论先秦时期庶人姓氏之有无》

[85] 《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六十二·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重贵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云。……
《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孝文窦皇后》……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馀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馀人，岸崩，尽厌杀卧者，少君独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少，识其县名及姓，又尝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皇后言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复问其所识，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传舍中，匄沐沐我，已，饭我，乃去。”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赐之，家于长安。……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馀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馀皆拜为郎。……

[永初五年-86] 78.0 ^78.1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刘祜·纪第五》（永初五年闰四月）戊戌，诏曰：“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济斯艰厄，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后汉书·卷三十八·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冯绲》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合二万馀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又武陵蛮夷悉反，寇掠江陵闲，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荆南，皆没。于是拜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馀万讨之，诏策绲曰：“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已命有司祖于国门。诗不云乎‘进厥虎臣，阚如虓虎，敷敦淮𣸣，仍执丑虏’。将军其勉之！”

[後漢書漢姓名-87] 79.0 ^79.1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彊，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因授融为凉州牧。
《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锺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第五伦》……伦后为乡啬夫，平傜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
《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陈忠》……忠上疏曰：“臣闻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责臣司，臣司狃恩，莫以为负。故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杨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彊，阳不能禁，故为淫雨。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軿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主。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闲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职事巨细，皆任贤能，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泄漏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书奏不省。

[88] 《潜夫论·救边》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也哉！……
《潜夫论·实边》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楯，惶惧扰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尔，郡县皆大炽。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仇，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

[89] 《风俗通义·过誉》…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举司隶茂材，为高唐令，密乘轝车，径至高唐，变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馀日。默入市里，观省风俗……

[90] 《论衡·诘术》………夫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天得五行之气为姓邪？以口张歙、声外内为姓也？如以本所禀于天者为姓，若五谷万物禀气矣，何故用张口歙、声内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义、以像、以假、以类。………匈奴之俗，有名无姓字，无与相调谐，自以寿命终，祸福何在？………

[漢書元帝紀-91] 83.0 ^83.1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永光）二年春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92] 《白虎通德论·卷八·姓名》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诗》云：“天生烝民。”《尚书》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人含五常而生，声有五音，宫、商、角、征、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故百而异也。气殊音悉备，故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别诸侯之后，为兴灭国、继绝世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各以其王父字为氏。故鲁有仲孙、季，楚有昭、屈原，齐有高国、崔立氏三，以知其为子孙也。王者之后二称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孙上称王孙也。尧知命，表稷、契，赐生子、姓，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远刑。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

[95] 《后汉书·郡国五》注……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最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兴元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96]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97] 《晋书·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98] 考古学家50年发掘汉长安城格局基本清晰

[99] 徐龙国：汉长安城考古的收获、进展与思考

[100] 马永强、姬长飞、徐勇、徐娟《江苏睢宁下邳故城遗址2014-2018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简报》2014—2018年，南京博物院对下邳故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初步探明该城址由大小两个城址组成，存城墙、护城河。大城时代最晚为汉代，小城时代为魏晋-明清时期。……
下邳故城，当地亦称之为下邳旧城、下邳古城，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东北约1千米，西北距岠山3千米。中心地点地理坐标为东经117°53′37″、北纬34°07′43″，高程30米。1991年，下邳旧城遗址被公布为“睢宁县文物保护单位”。根据“2017年下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专家组意见，下邳古城定名为下邳故城。……
经过对下邳故城及周边的调查与勘探，确认该城址主要可分为大、小两座城址（图二）。小城平面近长方形，方向3°。文化堆积厚约7.5 米。文化层时代从下向上依次可分为汉、魏晋、唐、宋金和明清时期。为了解其城墙结构，在城址西北角布探沟TG1。经解剖，明清时期城墙下依次叠压宋金时期城墙、汉代文化层。地表可见大量各时期的器物、瓦片、砖块残片。据地层堆积、城墙走向与叠压关系，以及地表采集和出土包含物分析，该城址的时代应该是魏晋—明清时期，暂名“魏晋—明清时期下邳故城”。……
图二下邳故城城址总平面及探沟平面分布图
大城平面近梯形，方向175°。北城墙走向不规则，局部略弧，城墙外侧有护坡，护坡外为护城河。勘探情况表明，大城范围内地层堆积较为清楚、简单，从下向上依次为汉代文化层、黄泛堆积层。汉代文化层深6.5～7、厚0.5～1 米，包含有汉代筒瓦、板瓦残片。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包含物分析，大城时代应为汉代，暂名“汉代下邳故城”。……
…………
通过调查、勘探、发掘，结合地层中出土东汉时期典型的筒瓦、板瓦残片，确认了下邳故城汉代城址。《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更临淮郡为下邳国，领十七县”。该城址应为东汉时期下邳国之治所。故而，下邳故城的时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综上，从勘探、发掘情况分析，下邳故城的时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其时为下邳国都城；魏晋时期下邳城依然存在，为西晋下邳国治所所在；清康熙七年大地震引发洪灾，下邳城遭到彻底破坏、淹没、废弃。……

[101] 刘亚丽、翟鹏飞、佘俊英、李鹏为、陈伟《揭露两汉侯国宫殿建筑遗存——河北石家庄东垣古城遗址2024年度考古工作收获》东垣古城遗址坐落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郊、滹沱河南岸，是一座跨越战国至北朝时期的城市遗址，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占地面积约2.76平方公里。东垣在战国时期曾作为中山国四邑之一；秦代成为恒山郡行政中枢；两汉时期多次作为郡国治所所在。直至魏晋时期仍保持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北魏时治所迁移至滹沱河以北的安乐垒，最终稳定于现正定古城的位置至今，而东垣古城则可以被视为正定古城的前身。…………本年度针对2号夯土建筑基址群内的A区夯土进行了重点发掘，明确了A区夯土是一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A区夯土位于夯土基址群北部，是夯土基址群内规模最大的一处，东西长136米，南北宽46米，夯土厚约1.5米，揭露的宫殿建筑遗存可以分为两期。
第一期宫殿建筑因被第二期叠压，仅局部出露。目前仅发现散水和散水外侧砖砌平面，且二者均存在局部被第二期宫殿建筑沿用的迹象。表明第一期宫殿建筑使用时间与第二期紧密衔接，不排除其早至西汉的可能。……
第二期宫殿建筑保存较相对完整，目前已清理部分面阔64米，属于由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共同构成的一组殿堂建筑。宫殿建筑地面之上覆有厚达0.3—0.7米的红烧砖瓦堆积，表明该期建筑毁于火灾。据出土建筑材料及层位关系判断第二期宫殿建筑主要使用时间为东汉。该建筑由台基主体、前廊、附属建筑、甬道、露台以及散水组成。……
发掘出土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此外发现了少量陶器与铜构件，出土建筑构件中筒瓦、板瓦占比较大。出土的瓦当种类丰富，纹饰以东汉典型的大乳钉云纹组合为主，另有少量带菱形纹的乳钉云纹瓦当，其形制演变可能延续至魏晋阶段。瓦当中还包括“真定长乐”“长乐富贵”等文字瓦当。铺地砖以规整方砖与条形砖为主，方砖纹饰涵盖素面与菱形纹两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特制砖材的发现，既包含以宫室、瑞兽为主题纹饰的空心砖，也有表面有鼓钉的异形砖，以及棱角经过切削处理的梯形巨型条砖等，可能用于建筑的不同位置。
2024年度对东垣古城遗址2号夯土建筑基址群的时代、布局、性质以及东垣古城遗址的城市布局有了新的认识。细化了宫殿区遗存的时代框架。宫殿区发现遗物集中于汉代，部分晚至魏晋，在夯土基址打破的单位中还发现少量战国遗存。就A区夯土而言，第二期宫殿建筑焚毁层出土东汉建材，可推断第二期宫殿建筑主要使用时间为东汉，第一期宫殿建筑存在早至西汉的可能。A区夯土东南侧的第三期排水设施则可能延续使用至魏晋时期，但此时是否还存在宫殿建筑则暂不明确。其他几区夯土以及宫殿区围垣的时代也尚待进一步发掘。明晰了宫殿区的布局和性质。宫殿基址群以“回”字形平面布局为显著特征，传承了自夏商至战汉时期殿堂建筑的经典范式。已局部揭露的A区夯土基址的建筑形制和体量同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寝遗址存在相似之处，充分彰显郡国级宫殿的建筑特征。结合城址自战国至两汉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出土的“真定长乐”铭文瓦当这一关键物证，可判定该建筑群属东汉真定国核心宫殿遗存。…………东垣古城遗址沿用时间长，考古工作充分，是河北地区目前唯一一个经过全面考古勘探，布局结构清晰的两汉郡国中心城市，更是国内首次开展系统工作的汉代侯国国都遗址；本次揭露的汉代宫殿建筑不仅是华北地区目前发现的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群，更是国内目前仅见的两汉侯国宫殿建筑遗存。该发现证明了东垣古城的历史发展脉络，证实了东垣古城作为真定国国都的重要地位，成为阐释两汉时期地方侯国城市建制与政治空间形态的重要样本。

[102]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开一部汉代历史文化教科书》……海昏侯国遗址由国都紫金城城址、墎墩山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城址西部和南部墓葬群组成，所揭示的国都、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及平民墓葬区的完整布局，规模宏大，集中展现了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历史风貌、园寝制度和筑城风格，是研究西汉侯国历史最典型的大遗址。紫金城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墙总长约7516米，城址保存完整，保护范围达4.73平方公里。遗址墓葬群保护范围为1.33平方公里。刘贺墓园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墓主人身份明确、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出土文物品类数量最丰富的典型汉代列侯墓葬。海昏侯世袭四代，侯国延续至东汉末共168年。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西汉第九位皇帝，一生经历了王、皇帝、故王、列侯四个身份的转变，人物独特，故事传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

[103] 海昏侯刘贺主墓面向公众开放

[104] 舂陵侯城的秦汉血脉与风骨

[105] 游舂陵侯城遗址有感

[106] 秦汉会稽郡城位置明晰考古确认位于苏州金城新村遗址周边

[107] 陈斌《湖南宁远县舂陵侯城遗址调查与勘探》

[108] 护城壕——渡头古城历史变迁的见证

[109] 《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本年度的发掘面积约3900平方米，包括第Ⅰ象限的43个探方，所开探方均为10米×10米，方向为正北（图一）。……
图一南越国宫署遗迹平面分布图
……主要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一号廊道和砖石走道等（图三）。
1.一号宫殿即2000年试掘时发现的F24，当时仅揭露了东段局部，本次发掘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清理，并正式编号为南越国一号宫殿。2.二号宫殿位于一号走廊西侧……在此宫殿遗址表面堆积中，发现1件印有“华音宫”文字标记的残陶器盖。3.一号走廊位于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中间，呈南北走向，方向为北偏西11.3度，与宫殿呈垂直状。……4.砖石走道位于一号走廊南面，与廊道相接。…………
图三南越国时期建筑遗迹平面分布图
……筒瓦ⅠT807⑬：3，黄白色夹砂胎。泥条盘筑而成。瓦体较长，扣尾也相应稍长，端沿圆敦且微翘，两侧切面齐整。正面饰直行细密绳纹，背面拍印粗麻点纹。瓦长42、宽17.8、厚0.9~1.2厘米。筒瓦前接瓦当，结合处有手抹泥条痕迹，当心模印篆体阳文“万岁”二字。当面直径16、边轮宽约0.8~0.85、当心厚0.8厘米。
带钉瓦 ⅠT206⑬：7，黄白色夹砂胎。正面饰直行细密绳纹，并粘接有锥形陶钉，残存六列共17个，背面饰麻点纹。瓦残长17.2、残宽17.6、厚1厘米。瓦前部连接瓦当，结合处有手抹泥条印痕。当心模印文字，残存篆体阳文“万岁”二字的上半部，外围饰两圈凸弦纹。当面直径18、边轮宽0.8、当心厚0.8厘米。
瓦当出土的“万岁”瓦当数量较多。当面圆形，窄边轮。当心有篆体阳文“万岁”两字，自右向左横读，无界栏，其外围饰两圈凸弦纹。当有有切割痕迹，与筒瓦粘接处两侧有对称的半孔。……
……南汉国一号宫殿位于本年度发掘区东北部，晚期遭到严重破坏。目前共发现磉墩34个，其中10个为2000年试掘时发现的。…… 在一号宫殿南侧还发现南北向两列相对较小的磉墩，每列4个，对称分布于宫殿南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推测是与一号宫殿相连接的廊道类建筑遗存。……
（一）南朝建筑遗迹和遗物
1.建筑遗迹主要发现于本年度发掘区的北部，分布面积达1600余平方米。已发现6组建筑，其中以F138的房屋规模最大。该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中轴线的方向为北偏西3度，由东由西延伸，西壁部分未发掘，台基东西残存面阔24.2、南北进深19.5米。……（二）唐代建筑遗迹和遗物
1.建筑遗迹遭晚期扰动较严重，残留几组建筑台基和若干条铺砖走道，以F129保存较完整。……
（一）南越国宫署
……首先。结合以往清理的石构水池、御苑曲渠和新大新公司地下的铺砖等南越国遗迹的情况可以推测，南越国宫殿区的主体部分可能在御苑曲澡渠的西部和西北部，分布范围包括今北京路新大新公司附近地区。第二，南越国在宫殿的建筑和布局规划上既模仿了中原地区都城的规制，同时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在宫殿的平面形制、宫殿与池苑的布局处理方式等方面均能体现出岭南的一些地域特征。第三，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给排水设施，除了地表上的散水和明渠，地下还有陶、木、石结构的地漏、暗渠等设施，联系以往发现的石构水池、御苑曲渠以及与它们相连接的地下木暗槽等分析，显然南越国宫署在营造时非常重视给排水系统的构筑，并且结合当时的地形和水势进行了科学的设计，形成较为完善的系统。……
（二）南汉国一号宫殿
南汉国一号宫殿是在2000年试掘发现的F14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出来的，除东北角外，该宫殿基本被完整揭露，虽遭晚期严重破坏，只存磉墩部分，但其规模和结构已较为清楚。南汉国一号宫殿规模之大，无论在台基面积、磉墩的尺寸，还是进深和开间数量等方面，均与一般的衙署类建筑规制不符。鉴于发掘区的位置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南汉国宫城所在，文献又多有南汉时大兴土木、广建豪奢宫殿的记载，故可初步推断其属于南汉国时期的殿堂类建筑。……

[110] 广州两大“南越”遗址见证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双赢”

[111] 新华视点｜行走武夷探秘闽越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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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湖南临武县渡头古城遗址考古发现吴简

[114] 寻找“美稷城”

[115] 焦南峰、马永嬴、张翔宇、曹龙、杨武站、朱连华、张挺、王东、朱晨露、丁浩宇、杨养民、李亚娥《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近年来，诸考古单位在霸陵陵区多次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试掘等工作，探明“凤凰嘴”并无陵墓遗存，后在窦皇后陵西侧发现了江村大墓、外藏坑、建筑遗址、陪葬墓，还探明并试掘验证了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大陵园墙址等重要遗迹，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霸陵是西汉第三代皇帝——汉文帝刘恒的陵墓，世传其位干西安东郊白鹿原“凤凰嘴”。……勘探结果表明，“凤凰嘴”区域地形复杂，地层为多次山体滑坡形成的自然堆积，未发现汉代陵墓遗存。
图六霸陵陵园文物遗迹分布图
霸陵陵区主要由霸陵陵园、陪葬墓区、其他遗存三大部分组成，面积约25平方千米。其中霸陵陵园位于陵区东部，是整个陵区的核心部分，陪葬墓和其他遗存位于陵区的西、南部。……霸陵陵园整体呈东西向长方形，由外园墙、江村大墓、窦皇后陵、陵园内建筑遗址、外藏坑、祔葬墓等组成。其中，江村大墓位于陵园西部偏北，窦皇后陵位于陵园东北。建筑遗址中，3处位于江村大墓及窦皇后陵园的北侧，1处位于窦皇后陵园南侧。陵园内祔葬墓位于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之间。……江村大墓位于江村东侧约900米的白鹿原上，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地势高敞。……墓葬坐西向东，方向115°。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
窦皇后陵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任家坡村南，由皇后陵园、封土、墓道、墓室、外藏坑组成（图一〇）。
图一〇窦皇后陵遗迹平面布局局图
窦皇后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偏，墓穴位于封土之下。陵园墙体整体保存较差，地表已无任何遗迹。勘探发现陵园西墙、南墙残段，后陵陵园的北墙东墙则共用了霸陵外陵园的北墙和东墙。……后陵封土呈覆斗形，底部东西长153、南北宽137米；顶部东西长35、南北宽30米，封土现高28米。……
史书记载，汉文帝逝后“葬霸陵”，但汉代文献均未提及霸陵的具体位置。……本次考古工作虽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多次探测“凤凰嘴”，但均未发现汉代陵墓遗存。后在窦皇后陵西侧发现江村大墓，根据其位置、形制、规模，以及与窦皇后陵同处一座大陵园的情况来看，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霸陵。……

[116] 在甘肃邂逅马王堆汉墓精品文物

[117] 汪连兴《关于马王堆一、二号汉墓墓主的族属、身份等问题的探想》……本文认为:(一)利仓，即二号墓主，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出身；是刘邦旧部，而不是降将。……

[118] 香港唯一的汉墓博物馆

[120] 《晋书·卷一百十六·载记第十六·姚弋仲》……回生弋仲，少英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繈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122]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正义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正义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

[123] 《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师古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

[125] 《汉书·地理志上》

[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126] 113.0 ^113.1 ^113.2 孙红飞《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

[127] 张庆捷《汉代自耕农副业产值试探》……汉代自耕农有两大生产，一是粮食生产，二是副业生产。两大生产同步并进，互相补充……汉代最低粮价为三十文，五十石就是一千五百文……在正常年景下，“有田百亩”的自耕农的副业产值大约是在二千七百四十文至五千四百二十文之间。这是一笔很大的产值，有了这笔收入，自耕农在正常年景下就不会入不敷出了。……

[128] 柳春藩《汉代自耕农经济试析》……就拥有土地的平均数来说，《汉书地理志》关于平帝时户口垦田数的记载是：“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由此可以看出一户人口平均约为4.9人，一户拥有耕地平均约为六十八亩，如果考虑到地主拥有更多的土地和国家直接经营的一些土地等情况，自耕农一户平均拥有的土地，还要少些，当为六十亩左右。……三小石为大石一石八斗，四小石为大石二石四斗。因此，我们判断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平均亩产量约为粟二大石……汉简中关于粮价的记载很多，基本上都属于通常情况，大致在三十五钱到一百四十钱之间浮动……西北地区寒冷，产量偏低，我们取其中间偏下数做为中原地区的平均粮价，即七十钱一石。……用耕种六十亩土地收入的一百二十石减去支出的一百二十四石，尚不足四石，这可由副业收入来补充。……

[129] 石卫国、张庆捷《从考古资料看汉代社会经济形态》

[130] 翟麦玲《从法律角度看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

[131] 刘春雨《告缗没入奴婢人数蠡测》

[後漢書東夷列傳-132] 119.0 ^119.1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夫馀）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高句骊）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馀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馀里。……

[漢書匈奴傳上-133] 120.0 ^120.1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馀民东徙，不敢居故地。

[烏丸鮮卑東夷傳-134] 121.00 ^121.01 ^121.02 ^121.03 ^121.04 ^121.05 ^121.06 ^121.07 ^121.08 ^121.09 ^121.10 ^121.11 ^121.12 ^121.13 ^121.14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比能将三千馀骑随柔击破银。后代郡乌丸反，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后复通贡献。延康初，比能遣使献马，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黄初二年，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馀家，还居代郡。明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馀骑，驱牛马七万馀口交市，遣魏人千馀家居上谷。……
……^{《魏书》曰：……至匈奴壹衍鞮单于时，乌丸转彊，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壹衍鞮单于大怒，发二万骑以击乌丸。大将军霍光闻之，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骑出辽东追击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乌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进击乌丸，斩首六千馀级，获三王首还。后数复犯塞，明友辄征破之。至王莽末，并与匈奴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从五原关出塞征之，无利，而杀马千馀匹。乌丸遂盛，钞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馀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馀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至永平中，渔阳乌丸大人钦志贲帅种人叛，鲜卑还为寇害，辽东太守祭肜募杀志贲，遂破其众。至安帝时，渔阳、右北平、雁门乌丸率众王无何等复与鲜卑、匈奴合，钞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左右羽林五营士，发缘边七郡黎阳营兵合二万人击之。匈奴降，鲜卑、乌丸各还塞外。是后，乌丸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末廆为都尉。}……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
……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
挹娄在夫馀东北千馀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自汉已来，臣属夫馀，夫馀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馀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
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汉末更属句丽。……
……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馀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
……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馀步，徇葬者奴婢百馀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
^{《魏略西戎传》曰：……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

[135] 《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孟由至孝。遐叶睎风。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去时坚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得碧珠以求父，一至南中, 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时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

[漢書匈奴傳下-137] 123.00 ^123.01 ^123.02 ^123.03 ^123.04 ^123.05 ^123.06 ^123.07 ^123.08 ^123.09 ^123.10 ^123.11 ^123.12 ^123.13 ^123.14 ^123.15 ^123.16 ^123.17 ^123.18 ^123.19 ^123.20 ^123.21 ^123.22 ^123.23 ^123.24 ^123.25 ^123.26 《汉书·匈奴传下》

[138] 《汉书·萧望之传》

[王莽傳中-139] 125.0 ^125.1 《汉书·王莽传中》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

[高句麗本紀第一-140] 126.0 ^126.1 ^126.2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三年秋七月，作离宫于鹘川。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继室，一曰禾姬，鹘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汉人之女也。二女争宠，不相和。王于凉谷造东、西二宫，各置之。后，王田于箕山，七日不返，二女争斗，禾姬骂雉姬曰:“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雉姬惭恨亡归，王闻之，策马追之，雉姬怒不还。王尝息树下，见黄鸟飞集，乃感而歌曰:“翮翮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西北朝鲜地区木椁墓研究-141] 127.0 ^127.1 王培新《西北朝鲜地区木椁墓研究》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流行于西北朝鲜的木椁墓同这一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据中国文献记载：公元前108年，汉朝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立四郡，其中的乐浪郡一直存在到4世纪初。木椁墓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西北朝鲜的木椁墓，无论木椁形制还是主要随葬品都与中国内地汉墓高度趋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西北朝鲜木椁墓的文化渊源来自中国内地的辽宁、京津冀及山东、苏北地区，木椁墓墓主人身份为乐浪郡汉民。
…………木椁墓主要分布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平壤市、平安南道、南浦市、黄海南道、黄海北道一带。木椁墓多以群集的形式修建于大同江下游地区和载宁江流域的低矮丘陵或河岸台地的顶部，墓葬一般按自然地势分群埋葬。平壤市大同江南岸乐浪土城遗址的南部，是木椁墓的最大分布区。据朝鲜学者的统计，在这一区域内共发掘木椁墓1000余座。此外，平安南道南部、南浦市以及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北部也分布着相当多数量的木椁墓。……………………西北朝鲜地区的木椁墓，无论木椁形制还是主要陶器器形，都和与其毗邻的辽宁、京津冀及山东、苏北地区汉墓高度近同，木椁墓的文化渊源应来自中国内地。
……自战国晚期以来，中国内地居民就不断移住朝鲜半岛北部，秦汉之际移民人数剧增。《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由于大批中国内地居民的移居，西北朝鲜地区从战国晚期开始，中国文化因素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半岛其他地方的独特考古学文化区。考古资料表明，西北朝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乐浪郡设立后，逐渐与内地文化趋同，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汉文化特征并保持了一定地方特色的乐浪文化。.…………乐浪土城出土封泥中所见人物姓名，也都是汉民姓氏。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王景字仲通，乐浪冉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齐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据此记载可知，王景出身乐浪郡冉邯县，祖先王仲原为琅邪郡不其县人，避难至乐浪，其父王闳曾为郡三老。表明王闳一族在乐浪地区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土人王调”从其姓氏及其篡权后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等职的事实推断，也应与王闳同样，为乐浪本地汉民豪族。……

[142] 赵俊杰、张寒冰《朝鲜平壤新发现的两座高句丽壁画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200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朝鲜境内新发掘了两座高句丽壁画墓——平壤东山洞壁画墓与南浦玉桃里壁画墓。……东山洞壁画墓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乐浪区域东山洞……玉桃里壁画墓位于平壤西南，南浦市龙冈郡郡所以西12公里的低矮丘陵上…………史载高句丽于427年迁都平壤，学界对此并无异议，那么在高句丽迁都半个世纪后，东山洞壁画墓尽管葬地选址相对独立，却位于大同江南岸乐浪汉墓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之内，似乎意在强调墓主的汉文化背景。这一现象显示，尽管平壤作为高句丽统治的最核心区域已数十年之久，但当地的汉系势力仍然存在相当的独立性。……我们曾根据5世纪这一地区二室壁画墓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指出，尽管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已经接受高句丽政权的册封，但至少到5世纪后叶前段，高句丽的势力并未深入这一区域，汉人社会内部没有发生大的异动，可能仍然保留著半独立的地位。迄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高句丽时期二室石室壁画墓已发现20馀座，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以南浦市、平安南道大同郡为中心的西海岸地区，选址大多相对独立，玉桃里壁画墓也不例外，时代则以德兴里壁画墓为最早。……平壤东山洞壁画墓的形制、构造与该地区的二室壁画墓一脉相承，墓葬规模与药水里壁画墓相仿，墓主很可能在汉人集团内部地位显赫。作为之前汉人集团的首领，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曾任高句丽“国小、大兄”，此官职并未进入高句丽统治集团上层，为虚职的意味更大。与某镇死后葬于汉人聚居区内不同，东山洞壁画墓墓主死后葬于平壤，表明其可能已在高句丽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似乎隐隐显露出自5世纪后叶晚段开始高句丽对于汉人集团控制的加强。与此相应的是，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二室墓的营造在此时达到最高峰，但在进入6世纪后数量急速减少，至6世纪前叶晚段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单室墓成为高句丽统治区内唯一的墓葬型别，墓葬形制趋向一致，等级差异显著，汉人的高句丽化程序也在此时逐渐完成。

[143] 赵俊杰《四世纪后叶带方故地汉人社会变局》公元313年前后，乐浪、带方二郡在高句丽的强大压力下相继覆亡，中原王朝旋即丧失了对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与管理权。异族入侵与地方管理体系的瓦解给当地汉人社会造成了巨大震动，引发了大规模的迁移与逃亡。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使高句丽遭受重创而自顾不暇，加上新的内地移民不断到来，两郡汉人势力有了恢复性的发展，聚居区在4世纪中叶出现了短暂繁荣。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不久此地又陷入动荡。……二郡覆亡后，残留的汉人集团已然失去中央政府的庇护，但聚居区内出土的铭文墓砖中却不乏“太宁”、“咸和”、“建元”、“永和”等东晋年号，足见当地仍与东晋政权保持着断续联系。出土多例铭文墓砖的黄海南道信川郡福隅里墓群，为乐浪汉人大姓之一的韩氏家族墓地，墓葬在4世纪前叶呈现稳定延续排列的状态，家族墓地选址的重新固定化，正是此时期汉人聚居区内部秩序安定的缩影。……有学者研究当时汉人集团动向时指出，在面临覆灭的危险下，汉人再次面临去留的艰难抉择，出现或举家逃亡，或一个氏族分为数支，一支暂留故土等待消息，其他几支各奔向不同目的地，积极寻找退路的情况。当时中原、辽东板荡，高句丽又将北退之路阻隔，笔者推测除小部分汉人经由海路前往山东半岛外，大部分流亡的汉人南迁至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并经由海路到达日本。《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记录的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的上表，生动地描述了5世纪初朝鲜汉人迁徙至日本的经过，《新撰姓氏录》中也有类似记载。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中有 “十四年（404）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的记载，以往多认为这是倭人的随机寇抄，或是侵略高句丽的军事行为。实际上，从《三国志·倭传》的记载看，自带方到倭海路，航行时间长，耗费大，显然不可能是随机的海盗劫掠行为，属于劳师远征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是有计划的，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的集团行动，或许这正是当时倭王遣人前往带方故地迎接准备移居日本的汉人的场景写照。与代表砖室墓系统的原二郡汉人遗民势力日渐式微不同，4世纪后叶以来石室墓在二郡故地的不断出现，显示出代表石室墓系统的内地汉人新移民势力已悄然在当地扎根，并渐趋兴盛。前述的冬寿曾官至前燕司马，其墓葬也呈现出典型的辽东地区汉式石室墓的风格。冬寿墓志铭中“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的官职是目前朝鲜半岛所发现的品秩最高者，姑且不谈官职是否为自封，他在当时汉人聚居区的卓然地位已不言自明。因此如果将此时期带方故地的汉人分为原二郡遗民集团与内地新移民集团两大系统，就会发现，汉人聚居区的中兴可能主要依靠了后者的力量。……5世纪后，以德兴里壁画墓（408）为发端，此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前后二室汉系石室壁画墓，其数量占二郡故地迄今发现的二室壁画墓总数的六成，并在此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基本完整的形制演变序列，该地区也逐步取代带方故地，成为新移民汉人集团在朝鲜半岛西北部最大的聚居区。与冬寿墓志铭中完全采用东晋年号与官职，奉东晋为正朔不同，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的墓志铭中已经采用高句丽广开土王的年号，并出现高句丽“国小、大兄”的官职，反映出5世纪初的汉人集团首领已部分舍弃了对中原政权回复旧土的幻想，转而更加务实地接受高句丽政权的册封，以维持汉人聚居区的半独立地位。随着高句丽完全领有原二郡之地，汉人集团对待高句丽集团的态度也由对立转向缓和、承认甚至臣属，二郡故地民族融合的大幕即将拉开。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一-145]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始祖，姓朴氏，讳赫居世。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即位，号居西干，时年十三。国号徐那伐。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阏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或云干珍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馀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居西干，辰言王^{或云呼贵人之称}。………三十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乐浪人将兵来侵，见邉人夜户不扄，露积被野，相谓曰：“此方民不相盗，可谓有道之国。吾侪潜师而袭之，无异于盗，得不愧乎？”乃引还。……（南觧次次雄）元年秋七月，乐浪兵至，围金城数重。王谓左右曰：“二圣弃国，孤以国人推戴，谬居于位，危惧若涉川水。今邻国来侵，是孤之不德也，为之若何？”左右对曰：“贼幸我有丧，妄以兵来，天必不祐，不足畏也。”贼俄而果退。……（脱觧尼师今）九年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迟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聦明多智略，乃名阏智。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因以为国号。……

[146] 무주군, ‘성현석성’서 신라 산성 실체 확인

[147] 1500년 된 옥천 이성산성서 고려 기와편 등 출토

[百濟本紀第一-148]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一》……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也。……十七年春，乐浪来侵，焚慰礼城。……

[149] 한 사학자에 의해 드러난 풍납토성의 비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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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청양 우산성, 백제 축조 성벽·유물 확인… 1차 발굴조사 완료

[152] 고흥군, 남양리산성 최초 축성시기 규명 유적·유물 발견

[153] 《三国遗事·卷第二·驾洛国记》开辟之后，此地未有邦国之号，亦无君臣之称，越有我刀干、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留水干、留天干、神天干、五天干、神鬼干等九干者，是酋长，领总百姓凡一百户七万五千人，多以自都山野，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属后汉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壬寅三月禊洛之日，所居北龟旨^{是峰峦之称，若十朋伏之状，故云也}有殊常声气，呼唤众庶，二三百人集会于此，有如人音隐其形而发其音曰：“此有人否？”九干等云：“吾徒在。”又曰：“吾所在为何？”对云：“龟旨也。”又曰：“皇天所以命我者御是处，惟新家邦，为君后，为兹故降矣。尔等须掘峰顶撮士，歌之云‘龟何龟何，首其现也。若不现也，燔灼而吃也’，以之蹈舞，则是迎大王，欢喜踊跃之也。”九干等如其言，咸忻而歌舞，未几仰而观之，唯紫绳自天垂而着地，寻绳之下乃见红幅裹金合子，开而视之，有黄金卵六，圆如日者，众人悉皆惊喜，俱伸百拜。寻还，裹著抱持而归我刀家窴榻上，其众各散。过浃辰，翌日平明，众庶复相聚集开合，而六卵化为童子，容貌甚伟，仍坐于床，众庶拜贺，尽恭敬止，日日而大，逾十馀晨昏，身长九尺则殷之天乙、颜如龙焉则汉之高祖、眉之八彩则有唐之高、眼之重瞳则有虞之舜，其于月望日即位也，始现故讳首露，或云首陵^{首陵是崩后谥也}，国称大驾洛，又称伽耶国，即六伽耶之一也，馀五人各归为五伽耶主，东以黄山江，西南以濸海，西北以地理山，东北以伽耶山南而为国尾。俾创假宫而入御，但要质俭，茅茨不剪，土阶三尺。二年癸卯春正月，王若曰：“朕欲定置京都。”仍驾幸假宫之南新畓坪^{是古来闲田新耕作，故云也，畓乃俗文也}，四望山岳，顾左右曰：“此地狭小如蓼叶，然而秀异，可为十六罗汉住地，何况自一成三、自三成七，七圣住地，固合于是，托土开疆，终然允臧欤。”筑置一千五百步周回罗城，宫禁殿宇及诸有司屋宇、武库仓廪之地，事讫还宫，遍征国内丁壮人夫工匠，以其月二十日资始金阳，暨三月十日役毕，其宫阙屋舍候农隙而作之，经始于厥年十月，逮甲辰二月而成。涓吉辰御新宫，理万机而懃庶务。忽有琓夏国含达王之夫人妊娠，弥月生卵，卵化为人，名曰脱解，从海而来，身长三尺，头圆一尺，悦焉诣阙，语于王云：“我欲夺王之位，故来耳。”王答曰：“天命我俾即于位，将令安中国而绥下民，不敢违天之命以与之位，又不敢以吾国吾民付嘱于汝。”解云：“若尔可争其术。”王曰：“可也。”俄顷之间，解化为鹰，王化为鹫，又解化为雀，王化为鹯，于此际也，寸阴未移，解还本身，王亦复然。解乃伏膺曰：“仆也适于角术之场，鹰之鹫，雀之于鹯，获免焉，此盖圣人恶杀之仁而然乎？仆之与王，争位良难。”便拜辞而出，到麟郊外渡头，将中朝来泊之水道而行，王窃恐滞留谋乱，急发舟师五百艘而追之，解奔入鸡林地界，舟师尽还，事记所载多异与新罗，属建武二十四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九干等朝谒之次，献言曰：“大王降灵已来，好仇未得，请臣等所有处女绝好者，选入宫闱，俾为伉俪。”王曰：“朕降于兹，天命也，配朕而作后，亦天之命，卿等无虑。”遂命留天干押轻舟、持骏马，到望山岛立待，申命神鬼干就乘岾^{望山岛，京南岛屿也。乘岾，辇下国也}，忽自海之西南隅，挂绯帆、张茜旗而指乎北，留天等先举火于岛上，则竞渡下陆，争奔而来，神鬼望之，走入阙奏之，上闻欣欣，寻遣九干等整兰桡、扬桂楫而迎之，旋欲陪入内，王后乃曰：“我与尔等素昧平生，焉敢轻忽相随而去。”留天等返达后之语，王然之，率有司动跸，从阙下西南六十步许地，山边设幔殿祗候，王后于山外别浦津头维舟登陆，憩于高峤，解所著绫袴为贽，遗于山灵也，其他侍从媵臣二员，名曰申辅、赵匡，其妻二人，号慕贞、慕良，或臧获并计二十馀口，所赍锦绣绫罗、衣裳疋段、金银珠玉、琼□服玩器不可胜记。王后渐近行在，上出迎之，同入帷宫，媵臣已下众人，就阶下而见之即退，上命有司引媵臣夫妻曰：“人各以一房安置。”已下臧获各一房五六人安置，给之以兰液蕙醑，寝之以文茵彩荐，至于衣服疋段宝货之类，多以军夫遴集而护之，于是王与后共在御国寝，从容语王曰：“妾是阿逾陀国公主也，姓许名黄玉，年二八矣。在本国时，今年五月中，父王与皇后顾妾而语曰‘爷娘一昨梦中同见皇天上帝，谓曰“驾洛国元君首露者，天所降而俾御大宝，乃神乃圣，惟其人乎，且以新莅家邦，未定匹偶，卿等须遣公主而配之。”言讫升天，形开之后，上帝之言，其犹在耳，儞于此而忽辞亲向彼乎。往矣。’妾也浮海遐寻于蒸□，移天敻赴于蟠桃，螓首敢叨龙颜是近。”王答曰：“朕生而颇圣，先知公主自远而届，下臣有纳妃之请，不敢从焉。今也淑质自臻，眇躬多幸。”遂以合欢，两过清宵，一经白昼，于是遂还来船，篙工楫师共十有五人，各赐粮粳米十硕、布三十疋，令归本国。八月一日回銮，与后同辇，媵臣夫妻齐鏕并驾，其汉肆杂物，咸使乘载，徐徐入阙，时铜壶欲午，王后爰处中宫，敕赐媵臣夫妻私属空闲二室分入，馀外从者以宾馆，一坐二十馀间，酌定人数，区别安置，日给丰羡，其所载珍物，藏于内库，以为王后四时之费。一日，上语臣下曰：“九干等俱为庶僚之长，其位与名皆是宵人野夫之号，顿非簪履职位之称，傥化外传闻，必有嗤笑之耻。”遂改我刀为我躬、汝刀为汝谐、彼刀为彼藏、五方为五常，留水、留天之名不动上字，改下字留功、留德，神天改为神道、五天改为五能、神鬼之音不易，改训为臣贵，取鸡林职仪，置角干、阿叱干、级干之秩。其下官僚以周判汉仪而分定之，斯所以革古鼎新设官分职之道欤。于是乎理国齐家、爱民如子，其教不肃而威，其政不严而理。况与王后而居也，比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阳之有阴。其功也涂山翼夏、唐煖兴娇。频年有梦得熊罴之兆，诞生太子居登公。灵帝中平六年己巳三月一日，后崩，寿一百五十七，国人如叹坤崩，葬于龟旨东北坞，遂欲不忘子爱下民之惠，因号初来下缆渡头村曰主浦村，解绫袴高冈曰绫岘，茜旗行入海涯曰旗出边。媵臣泉府卿申辅、宗正监赵匡等到国三十年后各产二女焉，夫与妇逾一二年而皆□信也，其馀臧获之辈，自来七八年间未有兹子生，唯抱怀土之悲，皆首丘而没。所舍宾馆，圆其无人，元君乃每歌鳏枕，悲叹良多。隔二五岁，以献帝立安四年己卯三月二十三日而殂落，寿一百五十八岁矣，国中之人若亡天，只悲恸，甚于后崩之日。遂于阙之艮方平地造立殡宫，高一丈、周三百步而葬之，号首陵王庙也。自嗣子居登王洎九代孙仇冲之享是庙。……

[154] 《三国遗事·卷第一·五伽倻》^{按驾洛记赞云，垂一紫缨，下六圆卵，五归各邑。一在兹城则一为首露王，馀五各为五伽耶之主，金官不入五数当矣，而本朝史略，并数金官而滥记昌宁，误}阿罗^一作耶伽耶^今咸安、古宁伽耶^今咸宁、大伽耶^今高灵、星山伽耶^{今京山，云碧珍}、小伽耶^今固城。又本朝史略云，太祖天福五年庚子，改五伽耶名，一金官^为金海府、二古宁^为加利县、三非火^{今昌宁，恐高灵之讹}，馀二，阿罗、星山^{同前，星山或作碧珍伽耶}。

[155] 张哲俊《金首露神话中的黄金六卵与龟旨峰》

[156] 张箭《古印度阿逾陀国考——兼论许黄玉乃华裔非印裔》

[157] 밀양 진장문화예술플랫폼 미리미동국

[158] 고성 중심의 소가야 메가시티 탄생을 꿈꾼다

[159] 연혁

[160] 잃어버린 왕국 가야를 찾아서' 1편-금관가야 마지막 왕 구형왕

[161] 음즙벌국과 小国들

[162] 액유각인(额有角人)의 설화

[163] 1편-금관가야 마지막 왕 구형왕

[164] 잊혀진 소왕국 ‘감문국’

[165] “잃어버린 지역사의 뿌리”伽倻史쟁점<3> AD 2세기 후반-AD 3세기말 맞서

[166] 가야는 가장 먼저 일본과 교류한 나라

[167] 조마면

[168] 인사말

[169] 성벽 안과 밖 잇는 배수 시설…아라가야 왕궁 추정지서 첫 확인

[170] ‘창녕 구진산성’ 가야시대 문지·유물 확인

[171] 창녕군, 구진산성 발굴…“문지도, 유물도 발견”

[漢書地理志下-173] 157.0 ^157.1 《汉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蜀書先主傳-174] 158.0 ^158.1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建安）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谿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馀里中，广数十丈。后十馀日，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秋八月，收兵还巫。司徒许靖卒。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

[175]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张飞》……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馀日。飞率精卒万馀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馀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先主为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假节。……

[176] 干宝《晋纪》曰：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宣王曰：“ 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围樊城不可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宣王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今疆埸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

[177]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建安二十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178] 《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至刘焉子璋为牧时，鲁益骄恣，璋怒。建安五年，杀鲁母、弟。鲁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约等叛为仇敌。鲁时使使汉朝，亦慢㤭。帝室以乱，不能征，就拜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守。不置长吏，皆以祭酒治民。璋数遣庞羲、李思等讨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羲为巴西太守御鲁，又遣杨怀、高沛守关头。请刘先主讨鲁。先主更袭取璋。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鲁功曹巴西阎圃说鲁北降归魏武，赞以大事，宜附托杜濩、朴胡委质，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武帝拜鲁镇南将军，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时先主东取江州，巴人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留征西将军夏侯渊及张郃、益州刺史赵颙等守汉中，迁其民于关陇。……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179] 163.00 ^163.01 ^163.02 ^163.03 ^163.04 ^163.05 ^163.06 ^163.07 ^163.08 ^163.09 ^163.10 ^163.11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80] 《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九·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马良》……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会先主败绩于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为骑都尉。……

[181]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步骘》……延康元年，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黄武二年，迁右将军左护军，改封临湘侯。……

[182] 《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十六·潘濬陆凯传第十六·潘濬》

[183]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锺离牧》……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与蜀接界，时论惧其叛乱，乃以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掾史沮议者便行军法。抚夷将军高尚说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谿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馀人及其支党凡千馀级，纯等散，五谿平。迁公安督、扬武将军，封都乡侯，徙濡须督。……

[184] 《晋书‧卷一百二十‧载记第二十‧李特》

[185] 《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赵）𫷷字和叔，本巴西安汉人也。祖世随张鲁内移，家赵。赵王伦器之。历长安令，天门、武陵太守，来临州。……

[186] 《晋书卷一百·列传第七十·张昌》

[190] 杨勇《再论个旧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黑蚂井墓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东南部的卡房镇，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汉代墓葬40余座。……该墓地所葬人群的主体其实就是汉人。…………

[191] 颜建华《汉武帝对贵州的管理经营》……为了改变西南夷道路阻绝、割据闭塞的上状态，汉王朝需要通往西南民族地区的交通干线；为了能较快传递王朝政令和便捷联系西南郡县，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情况，汉王朝在开辟交通干线的同时，沿途设置了不少邮亭；为了巩固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政权基础，汉朝廷迁徙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了贵州屯田，形成了后来的大姓集团和群体。道路的开辟、邮亭的设置和移民屯田，促进了西南边疆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修筑南夷道的同时，汉王朝还采取徙民屯田经营社会基础的举措。贵州西部汉墓成群，分布广泛，至今出土文物种类众多，许多文物带有浓郁汉式风格。这与汉王朝徙豪族和移民屯田贵州高原密切相关。在贵州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大多为生活用具、装饰品和少数生产工具，主要有陶、铜、铁器，还有少量漆、木、玉、石等工具。具有重大文物价值的有铜马车、连枝灯、抚琴俑、巴郡守丞印、水池田园模型、绳纹瓦、筒瓦、车轮纹瓦当、云纹瓦当等。贵州汉墓分布在清镇、平坝、安顺、兴义、兴仁、黔西、赫章、毕节、威宁、金沙、务川等广阔地域，与汉朝设置郡县的情况基本一致，西汉中叶后，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了贵州，是形成今日汉墓群众多的原因。贵州属于多民族地区，大部分为汉代所设初郡辖治。汉武帝为笼络当地各族，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优惠政策，驻防的官吏戍卒所需粮食及其费用，主要从巴蜀转运而来……汉武帝采取了募豪族大姓及其依附农民迁徙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屯垦，当地郡县就地取粮，朝廷依粮钱偿付。这是汉王朝在西南夷的第一批移民，在贵州移民屯田始于汉代。……出土文物显示，西汉中叶以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大批汉族官吏、军伍、豪民、罪犯进入贵州高原，汉族文化对当地各族产生了全面、直接、深刻的影响。

[史記西南夷列傳-192] 173.0 ^173.1 《史记·西南夷列传》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194]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95] 《汉书·王莽传上》……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196] 张芃胤、徐智、许渤松、韩康信、周慧、金力、谭婧泽《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代居民mtDNA遗传分析》…………群体比较分析显示，3000～3300年前的卡约文化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与现代西南少数民族相近，而2000年前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更接近现代汉族。……研究随机选取其中的78个个体，其中卡约文化期34个，汉代44个……我们共对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78个样品进行了分析，其中59个样品在实验室内获得了可重复结果……因此，我们认为这59个样品的mtDNA谱系是可靠的。…………PCA（图2）结果显示，从PC1上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群体：左侧的汉藏，中间的蒙古（新疆），右侧的维吾尔、哈萨克和且末加瓦艾日克。从PC2上看，汉和藏分开，其中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代样本与现代汉族聚在一起，卡约时期样本与西南少数民族较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卡约时期样本与来自我国云南省宁蒗的现代普米族最为接近。……
综上所述，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中获得的59个个体的遗传学分析结果显示，3000年前卡约文化时期的上孙家寨先民与现代西南地区藏缅语人群较为接近，与汉代的居民并不是同一人群，汉代的居民与现代汉人更加接近。……

[197]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张奂》……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198] 《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梁冀》……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馀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馀万。……
《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陈宠》……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黄琼》……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馀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盖勋》……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埶贪放，勋案得其臧千馀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

[199] 孟洋洋《东汉建宁元年夏秋段颎追击东羌叛众路线考述》

[200] 庞琳《东汉邯川地望辨析》邯川，分为东邯和西邯。这一地名的最早出现，是在东汉永平元年（58）由于马武追击羌人滇吾至西邯而载入《后汉书》的。……神爵以后，沿湟水从东向西，依次设立了允吾（今民和下川口）、破羌（今乐都老鸦城）、安夷（今平安）、临羌（今湟源境）等县。安夷以后迁至临羌设置护羌校尉行视诸羌。当时的塞内塞外大体以西宁和乐都的南山（拉脊山）为界。……拉脊山以南至黄河北岸，包括今化隆县西南及贵德县一部分，既是汉羌争夺的地带，也是双方的缓冲地区。烧当羌常北越黄河经过这一带向湟水流域；而汉王朝的军队亦常翻越南山（拉脊山）进至黄河北岸。当时通向山南的主要有两处山口，一是由平安县南行越青沙山（拉脊山），汉代称勒姐岭，因有勒姐羌故名；二是西宁南的拉脊山，即今赴贵德之路。两处山口前者使用较为频繁。马武就是由平安这一路追击羌人的。肃宗建初元年（76）安夷长宗延亦由此一路追击卑湳羌出塞。后来陇西太守孙纯从专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即今化隆西南的黑城沟，古时称挖隆谷，化隆之名即由此得。也有说古挖隆谷是今昂思多沟）也是由这一路，所以，安夷至和罗谷道从东汉起即为湟水流域至黄河两河间的重要通道。当羌人在化隆西南一带站不但脚时，即往黄河南的大小榆谷撒退，故以后有邓训置箄船（一种牛皮船）及贯友作大航之举，又有段颎击羌人于石城（今化隆群科）之捷。…………《后汉书西羌传》中有永平时封滇吾之弟滇岸“承制为归义侯”，元和时迷吾战败“退居河北归义城”的记载。可能是由于封了“归义侯”，方称其所居之城曰“归义城”，是烧当羌在黄河北岸的重要据点。归义在黄河北岸是可以肯定的了，具体所在无考。前些年笔者曾去贵德县考察，县志办的同志认为归义在今尕让的可性很大，而且还有古城遗址。但作为屯田，很可能是贵德县黄河北岸一带适合农作的地区。……东汉这次屯田的前提是“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各左右无复羌寇”，因此，屯田范围得以扩展至黄河以南。因为是屯田，故建威的具体地点应是今贵德县，即黄河南岸的农业区。而三兜谷无疑是在贵德之南了。……逄留，就是逄留河或逄留大河，是古时对青海境内一段黄河的称谓。东汉代护羌校尉贯友曾“夹逄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渡兵击迷唐”。学术界对逄留大河的具体位置尚认识不一，有的认为在贵德龙羊峡西；有的认为在李家峡东口一带，现两岸尚有城坞遗址。所谓“增逄留二部”，显然是增加，而且只有二部，说明地区不大。所以，最西可能是曲沟一带，而最东则不会超过李家峡东口的直岗拉卡或康扬一带。准确地点尚待史地学界进一步探讨认定。以上归义、建威及逄留的大体位置既明，那么，从西向东顺序过来“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则应是今隆化群科东西地区无疑了。因为这是一片比较理想的屯田区，不可能越过或弃置而去东面的甘鄀屯垦。……汉王朝在青海地区先后曾设置过西平亭和长宁亭。从《水经注》中得知在邯川城还设过邯亭。亭，在这里不是中原地区“十里一亭”的“乡亭”，而是服务于边疆地区的军事设施。所以有“筑亭侯，修烽燧”，“稍筑列亭”以及“自敦煌以西往往起亭”等记载。北魏时化隆地区已设郡县，似无再设亭的必要。因此，邯亭极可是东汉在屯田之先或屯田的同时设置的，它是东汉王朝在今化隆西境的黄河北岸设置的重要军专据点，也是东汉势力向青海南境伸延的象征，而地处稍东边的甘都，其位置则没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根据以上湟河郡的位置及史籍所记的有关材料说明，邯川城的位置亦应在今群科以西、牙什尕以东较为合理。
《水经注》中曾记述邯川“城之左右历谷有二水”。这二水是什么名称？没有交待。现在看来当今化隆黑城沟和查甫沟的水。而邯川城就在这两水之间，也就是上多吧和下多吧之间。同时，由此也可看出“历谷”不是谷名。《西宁府新志》说：“历谷在邯川城北”，是不能成立的。“历”在这里可作为经历或经过解，郦道元的原意应是：沿着山谷或经历山谷有两条水流经邯川城左右。《水经注》中不乏这样的用法。“河又东逄允川，而历大小榆谷北”；“（河水）又东北流，历研川”；“河水东历凤林北”；“洮水又北历峡”等皆是。“历研川”，“历峡”，当然也可以“历谷”。所以又说历谷不是谷名。邯川也不是水名。《西羌传》中对邯川的注释以及《辞海》邯川条，均记作水名是不确切的。这个“川”字不应作河水解，而是指谷地或平原、平川而言。“这就西北扡区说，如勇士川、大非川、芒拉川、捏工川等皆是其例”。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亦适用于邯川的解释。邯川就是化隆县西黄河北岸西起牙什尕东至日兰的狭长地带。……邯川城不在甘都，而在今化隆县群科之西的黑城沟与查甫谷之间，邯川则是西起牙什尕东至日兰的狭长形地带。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201] 陈守忠《两汉允吾、金城再考》

[202] 蔺子武《汉代金城郡治允吾故址考辨》

[西域傳下-204]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 ^183.5 《汉书·西域传下》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205] 184.0 ^184.1 ^184.2 ^184.3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

[206]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居彊煌之地，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乌孙就屠之迹，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207] 186.0 ^186.1 ^186.2 ^186.3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208] 《后汉书·耿弇列传》是时乌桓、鲜卑屡寇外境，国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藩，愿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有安宁之策也。”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

[210] 《后汉书·郡国一》

[212] 李大龙《驺被杀后的高句丽与东汉统治秩序的建立——以高句丽政权的发展和东汉统治秩序的建立为中心》

[213]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建光元年）……冬十二月，高句骊、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馀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馀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骊、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

[康泰-215] 191.0 ^191.1 康泰《吴时外国传》，又名《扶南传》、《扶南土俗》
扶南之先，女人为主，名柳叶。有模趺国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梦人赐神弓一张，教载贾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庙，于神树下得弓，便载大船入海。神回风令至扶南，柳叶欲劫取之，混慎举神弓而射焉。贯船通度，柳叶惧伏。混慎因至扶南。…………扶南有讼者，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
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馀里到金陈。
……………………
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馀里，出藿香。
……………………
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齐，曰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货香花。
……………………
从林阳西去二千里，奴后国，可二万馀户，与永昌接界。
……………………
优钹国者，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同。
……………………
横趺国在优钹之东南，城郭饶乐不及优钹也。
……………………
乌文国，昔混滇初，载贾人大舶所成此国。

[216] 桂光华《试论扶南王国的兴起、发展及其原因》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列傳第四十八-217] 193.0 ^193.1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第四十八》

[218] Inside Britain's most segregated city: Areas where nearly half the adults speak little or no English, restaurants with women eating behind curtains and deprived streets where imported religious warfare threatens to break out... DAVID PATRIKARAKOS. dailymail. 2025/5/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10/9）（英语）. This, I am told, is the 'family booth' where you can eat privately-that is with any female relatives you have brought with you.There are no women to be seen, in or out of the booth. I must admit, it's a disconcerting sight.…………My source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failures of some in the Muslim community, also, saying: 'Part of the problem is a permissive environment. When ISIS comes out and says throwing gay people off buildings is not wrong but obligatory, few people here speak out against it because they don't disagree.'They are unlikely to go out and do it, but there is a failure from the Muslim community to tackle extremism head-on, partly due to currents of sympathy within it towards certain parts of extremist dogma.'

[219] Why and How to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20] Petition：Do Not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21] Petition：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222] Kemi Badenoch says Tories will quit ECHR if they win next election

[223] Conservatives Announce ECHR Exit Policy

[224] Kemi Badenoch vows to leav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protect borders’ if Tories are elected

[225] JICA Designates City of Kisarazu as Hometown for Nigeria

[226]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して

[227] ４自治体をアフリカの“ホームタウン”认定、“治安悪化につながる”と忆测広まり苦情杀到

[228]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するナイジェリア连邦共和国大统领府のプレス・リリースに関して

[229] ＪＩＣＡ、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事业の撤回発表…误情报拡散し自治体に苦情杀到“过大な负担”

[230] 日印人材交流イニシアティブ

[231] 伊势市　移民问题　政府の外国人82万人受け入れ计画の危机と透明化の必要性

[232]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决定

[233] 图解：中国K字签证申请指南

[234] 司法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负责人就《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决定》答记者问

[235] 得知中国开放了K签证，印度哥们高潮了

[237]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建武）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务开宽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视事六年，征入为虎贲中郎将。

[後漢書西羌傳2-239]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後漢書班梁列傳-240] 214.0 ^214.1 《后汉书·卷第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後漢書西域傳-241] 215.0 ^215.1 《后汉书·卷第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242] 牛世山《商文化京当类型：判别、分歧与解析》商文化的京当类型是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的的一个文化类型，是商王朝势力西逃到陕西渭河流域，并融合本土族群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以上分析可总结为，已知京当类型遗存的时代上限不早于小双桥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商王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时期)。…………

[244]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刘秀·纪第一下》
（建武九年）是岁，省关都尉，复置护羌校尉官。^{《汉官仪》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王莽乱，遂罢。”时班彪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
（建武十年）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谿，大破之。
（建武十一年夏四月）先零羌寇临洮，马成平武都，因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陇西、扶风。
（建武九年）……省金城郡属陇西。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
（建武十二王年）秋七月，广汉徼外白马羌豪率种人内属。……（十二月）复置金城郡。
中元年年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刘庄·纪第二》
（中元二年）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是岁更赋。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鸿军大败，战殁。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烧当羌。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刘庄·纪第二》
（永平元年）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永平二年）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下狱死。
《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刘炟·纪第三》
（建初二年）六月，烧当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讨之，败绩，羌遂寇汉阳。秋八月，遗行车骑将军马防讨平之。
（建初三年夏四月）行车骑将军马防破烧当羌于临洮。
（元和三年冬十月）烧当羌叛，寇陇西。
章和元年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追击叛羌，战殁。夏四月丙子，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七月）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刘盱讨之，斩其渠帅。
《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和帝刘肈纪》（永元四年）烧当羌寇金城。
（永元五年）护羌校尉贯友讨烧当羌，羌乃遁去。
（永元六年）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
（永元九年闰月）烧当羌寇陇西，杀长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讨破之。
（永元十年）十二月，烧当羌豪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
（永元十二年）是岁，烧当羌复叛。
（永元十三年秋八月）护羌校尉周鲔击烧当羌，破之。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刘祜·纪第五》
（永初元年六月）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
（永初二年正月）车骑大将军邓骘为种羌所败于冀西。……（闰月）癸未，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冬十月）征西校尉任尚与先零羌战于平襄，尚军败绩。十一月辛酉，拜邓骘为大将军，征还京师，留任尚屯陇右。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十二月）广汉塞外参狼羌降，分广汉北部为属国都尉。
（永初三年正月）遣骑都尉任仁讨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没临洮。
（永初四年正月）辛卯，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禀上郡贫民各有差。……（三月）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徙金城郡都襄武。
（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闰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秋七月己巳，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者。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种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客刺杀杜琦。
（永初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破斩之。……是岁，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复袭伪号。
（永初七年）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破先零羌。
（元初元年）五月，先零羌寇雍城。……（九月）先零羌寇武都、汉中，绝陇道。……（十月）先零羌败凉州刺史皮阳于狄道。乙卯，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
（元初）二年春正月，诏禀三辅及并、凉六郡流冗贫人。……（三月）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讨之。……冬十月，遣中郎将任尚屯三辅。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左冯翊司马钧下狱，自杀。
（元初三年五月）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击先零羌于灵州，破之。……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北地。
（元初四年）九月，护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杀叛羌零昌。……（十二月）甲子，任尚及骑都尉马贤与先零羌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众降，陇右平。
（永宁元年三月）沈氐羌寇张掖。……六月，沈氐种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马贤讨沈氐羌，破之。……是岁，郡国二十三地震。夫馀王遣子诣阙贡献。烧当羌叛。
（建光元年）八月，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于金城，不利。
（延光元年六月）虔人羌叛，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十月）烧当羌豪降。

[245] 赵庆伟《六朝时期岭北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浅析》

[246] 潘玲、郭丽娜《锦州地区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锦州地区包括今辽宁省锦州市及葫芦岛市，在文化地理分区上属于辽西地区，位于辽西地区的东南部。……目前在锦州地区发现8座西晋至前燕时期汉人墓葬，墓葬形制有砖室墓、石板砌筑的石室墓两类，其中砖室墓还可以细分为近顺长方形单室墓和带前、后室的双室墓两小类。……可见，在西晋晚期至前燕时期，锦州地区居民的主体仍然是汉族人……

[247] 东南沿海的一个古老民族:畲族

[三國志吳主傳-248] 221.0 ^221.1 ^221.2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黄龙）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嘉禾三年）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
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

[250]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馀分给诸将。

[251] 《吴录》曰：是岁蜀主又遣邓芝来聘，重结盟好。权谓芝曰：“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议者以为内有不暇，幸来求和，于我有利，宜当与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边外，闲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丕观衅而动，惟不见便，宁得忘此，复有他图。”

[252]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虞翻》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姧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

[山越漢-253] 225.0 ^225.1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顾承》后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还屯军章坑，拜昭义中郎将，入为侍中。
《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十一·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朱治》是时丹杨深地，频有姧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共饮宴，乡党以为荣。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全琮》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馀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是时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馀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

[254]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张承》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

[陸遜傳-255] 227.0 ^227.1 ^227.2 《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十三·陆逊传第十三》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馀人。…………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彊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256]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十·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周泰》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
《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十一·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朱桓》后丹杨、鄱阳山贼蜂起，攻没城郭，杀略长吏，处处屯聚。桓督领诸将，周旋赴讨，应皆平定。

[257] 《魏书卷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羊深》……及出帝入关，深与樊子鹄等同逆于兖州。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于太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军讨破之，于陈斩深。……

[259] 《晋书·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货》……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农祥晨正，平秩东作，荷锸赢粮，有同云布。若夫因天而资五纬，因地而兴五材，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官闱增饰，服翫相辉，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馀斛。……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260] 葛文壮《西晋初期存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漢秦-261] 232.0 ^232.1 ^232.2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马宏等。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师古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匄，乞与也。若，汝也。乞音气。”}，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

[262]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赵充国》……（赵充国）对曰：“……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馀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

[蒙古國地區6000年-263] 234.0 ^234.1 Choongwon Jeong、Ke Wang、Shevan Wilkin、William Timothy Treal Taylor、Bryan K. Miller、Jan H. Bemmann、Raphaela Stahl、Chelsea Chiovelli、Florian Knolle1、Sodnom Ulziibayar、Dorjpurev Khatanbaatar、Diimaajav Erdenebaatar、 Ulambayar Erdenebat、Ayudai Ochir、Ganbold Ankhsanaa、Chuluunkhuu Vanchigdash、Battuga Ochir、Chuluunbat Munkhbayar、Dashzeveg Tumen、Alexey Kovalev、Nikolay Kradin、Bilikto A. Bazarov、Denis A. Miyagashev、Prokopiy B. Konovalov、Elena Zhambaltarova、Alicia Ventresca Miller、Wolfgang Haak、Stephan Schiffels、Johannes Krause、Nicole Boivin、Myagmar Erdene、Jessica Hendy、Christina Warinner《A Dynamic 6,000-Year Genetic History of Eurasia’s Eastern Steppe》
……“Here, we reveal its dynamic genetic history by analyzing new genome-wide data for 214 ancient individuals spanning 6,000 years. We identify a pastoralist expansion into Mongolia ca. 3000 BCE, and by the Late Bronze Ag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re bio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roups, all practicing dairy pastoralism regardless of ancestry. The Xiongnu emerged from the mixing of these populations and those from surrounding regions.”……
Figure S1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Geographic and Ecological Features in Mongolia, Related to Figure 1
(A)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B) Mongolian regions and provinces (aimags). Provinces are indicated by gray lines and text.
…………“To clarify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n the Eastern Steppe since prehistory, we generated and analyzed genome-wide genetic datasets for 214 individuals from 85 Mongolian and 3 Russian sites spanning approximately 6,000 years of time (ca. 4600 BCE to 1400 CE) (Tables S1 and S3A).”…………
Figure 2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a through Time
Figure 3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A–F) Major time periods: (A) Pre-Bronze through Early Bronze Age, (B) Middle/Late Bronze Age, (C) Early Iron Age, (D) Xiongnu period, (E) Early Medieval, and (F) Late Medieval.
Figure 4 Genetic Ancestry Chang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cross All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Figure S2 Uniparental Haplogroup Assignments by Group and Sex-Bias Z Scores, Related to Figure 5B and STAR Methods
Figure S4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with All Individuals Indicated, Related to Figures 3 and 4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Afanasievo burials reported to date are locate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d Upper Yenisei regions, the Early Bronze Age (EBA) site of Shatar Chuluu in the southern Khangai Mountains of central Mongolia has yielded Afanasievo-style graves with proteomic evidence of ruminant milk consumption and a western Eurasian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alyzing two of these individuals (Afanasievo_Mongolia, 3112–2917 cal. BCE), we find that their genetic profil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published Afanasievo individuals from the Yenisei region (Figure S5C; Table S5B), and thus these two Afanasievo individuals confirm that the EBA expansion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WSH) extended a further 1,500 km eastward beyond the Altai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Mongolia (Figure 3A).”……“Chemurchek graves are found throughout the Altai and in the Dzungarian Basin in Xinjiang, China. We analyzed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rom the southern Altai site of Yagshiin Huduu and two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Altai sites of Khundii Gobi (KUM001) and Khuurai Gobi 2 (KUR001). Compared to Afanasievo_Mongolia, the Yagshiin Huduu individuals also show a high degree of Western ancestry but are displaced in PCA (Figure 2) and have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ANE-related ancient individuals such as AfontovaGora3 (AG3), West_Siberia_N, and Botai (Figure 3A). We find that the Yagshiin Huduu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southAltai”)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to Dali_EBA (Figure 3A), a contemporaneous individual from eastern Kazakhstan. The genetic profiles of both the Yagshiin Huduu and Dali_EBA individuals are well fitted by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with Botai (60%–78%) and groups with ancient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Gonur1_BA from Gonur Tepe, a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22%–40%; Figure 3A; Table S5B). Although minor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fanasievo-related groups cannot be excluded,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is required for all fitting models, and this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12 ± 6 generations earlier (∼336 ± 168 years) when modeled using DATES. However, because all proxy source populations used in this modeling are quite distant in either time or space from the EBA Altai, the proximate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Chemurchek cannot yet be precisely identified. In the northern Altai, the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northAltai”) have mostly ANA-derived ancestry (∼80%), with the remainder resembling that of the southern Altai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igures 3A and 4A; Table S5B). As such, we observe genetic heterogeneity among Chemurchek individuals by geographic location.”…………“Overall, we find three distinct and 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gene pools in LBA Mongolia, with the Khövsgöl_LBA population representing one of them (Figures 3B and 4A). The other two, which we refer to as “Altai_MLBA”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re described below.
During the MLBA (1900–900 BCE), as grasslands expanded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new pastoralist cultures expanded out of inner-montane regions and across the Eastern Steppe. This period is also notable for the first regional evidence of horse milking (ca. 1200 BCE), which is today exclusively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airag) production, and a dramatic intensification of horse use, including the emergence of mounted horseback riding, which would have substantially extended the accessibility of remote regions of the steppe.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dairy pastoralists associated with DSKC and other unclassified MLBA burial types (Altai_MLBA, n = 7) show clear genetic evidence of admixture between a Khövsgöl_LBA-related ancestry and a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Figure 3B; Figure S4B).”……“This is the first appearance on the Eastern Steppe of a Sintashta-like ancestry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steppe_MLBA” in previous studie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prior Western ancestries present in th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populations and instead shows a close affinity to European Corded-Ware populations and later Andronovo-associated groups, such as the Sintashta. In Khovd province,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ER002 and SBG001, respectively) have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hat is best modeled as an equal mixture of Khövsgöl_LBA and Sintashta (Figure 3B; Table S5C). This genetic profile matches that previously described for a genetic outlier in northern Mongolia that deviated from the Khövsgöl_LBA cluster in a previous study (ARS026). An additional four Altai_MLBA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ULI001)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IL001, ULI003, ULZ001) also fit this admixture model with varying admixture proportions (Table S5C). Taken together, the Altai_MLBA cline reveals the ongoing mixture of two source populations: a Sintashta/Andronovo-related WSH population and a local population represented by Khövsgöl_LBA. The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only 10 ± 2 generations (∼290 years) before the individual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 finding consistent with their heterogeneous ancestry proportions.”…………“The populations making up the heterogeneous Altai_MLBA cline left descendants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who we later identify at the Sagly/Uyuk site of Chandman Mountain (“Chandman_IA,” ca. 400–200 BCE) in northwestern Mongolia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EIA). Nine Chandman_IA individuals form a tight cluster on PCA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Altai_MLBA cline away from Khövsgöl_LBA cluster (Figure 2). During the EIA, the Sagly/Uyuk were pastoralists and millet agropastoralists largely centered in the Upper Yenisei region of present-day Tuva. Together with the Pazyryk of the Altai and the Saka of eastern Kazakhstan, they formed part of a broader Scythian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stretched across the Western Steppe, Tarim Basin, and Upper Yenesei.
We find that EIA Scythian populations systematically deviate from the earlier Altai_MLBA cline, requiring a third ancestral component (Figures 3C and 4A; FigureS4C). The appearance of this ancestry,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including BMAC, is clearly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Central Saka, TianShan Saka, Tagar, and Chandman_IA, while absent in the earlier DSKC and Karasuk groups (Tables S5C–S5E). This third component makes up 6%–24% of the ancestry in these Iron Age groups, and the date of admixture in Chandman_IA is estimated at ∼18 ± 4 generations earlier, ca. 750 BCE, which postdates the collapse of the BMAC ca. 1600 BCE and slightly pred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ersian Achaemenid empire ca. 550 BCE. We suggest that this Iranian-related genetic influx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ransoxiana (Turan) and Fergana during the LBA to EIA transition.”……
The Xiongnu Empire, the Rise of the First Imperial Steppe Polity
……“Here,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or 60 Xiongnu-era individuals from across Mongolia and dating from ca. 200 BCE to 100 CE, thus spann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Although most individuals date 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after 50 BCE), 13 individuals predate 100 BCE and include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early Xiongnu frontier sites of Salkhityn Am (SKT) and Atsyn Gol (AST) and one individual from the early Xiongnu site of Jargalantyn Am (JAG) in eastern Mongolia. We observe two distinct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Xiongnu. First, half of the early individuals (n = 6) form a genetic cluster (earlyXiongnu_west) resembling that of Chandman_IA of the preceding Sagly/Uyuk culture from the Altai-Sayan region. They derive 92% of their ancestry from Chandman_IA with the remainder attributed to additional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which we model using BMAC as a proxy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F). This suggests that the low-level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identified among the Chandman_IA Sagly/Uyuk during the EIA likely continue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spreading across western and northern Mongolia. Second, six individuals (“earlyXiongnu_rest”) fall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s; four carry varying degrees of earlyXiongnu_west (39%–75%)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25%–61%) related ancestry, and two (SKT004, JAG001)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Figure 3D; Tables S5F and S5G). This genetic cline linking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gene pools signifies the unification of two deeply diverged and distinct lineages on the Eastern Steppe—between the descendants of the DSKC, Mönkhkhairkhan, and Sagly/Uyuk cultures in the west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Ulaanzuukh and Slab Grave cultures in the east. Overall, the low-level influx of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continuing from the previous Sagly/Uyuk culture and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a novel east-west mixture uniting the gene poo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are the two defining demographic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Among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we find even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Figure 2),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n PC indicates that the two demographic processes evident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continued in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but with the addition of new waves and complex directions of gene flow. Of the 47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half (n = 26) can be adequately modeled by the same admixture processes seen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22 as a mixture of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 2 (NAI002, TUK002) as a mixture of either Chandman_IA+BMAC or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BMAC, and 2 (TUK003, TAK001) as a mixture of either earlyXiongnu_west+Ulaanzuukh_SlabGrave or earlyXiongnu_west+Khovsgol_LBA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G). A further two individuals (TEV002, BUR001) also likely derive their ancestry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pool, although the p value of their models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0.05 threshold (Table S5G). However, a further 11 late Xiongnu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along PC1 cannot be modeled using BMAC or any other ancient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 Instead, they fall on a cluster of ancient Sarmatians from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Steppe.
Admixture modeling confirms the presence of a Sarmatian-related gene pool among the late Xiongnu: three individuals (UGU010, TMI001, BUR003)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armatian, two individuals (DUU001, BUR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BMAC, three individuals (UGU005, UGU006, BRL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three individuals (NAI001, BUR004, HUD001) require Sarmatian, BMAC,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Figure 3D; Figure S4D; Table S5G).”……“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EME002, ATS001, BAM001, SON001, TUH001, YUR001) are adequately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Han (Tables S5F and S5G), and YUR001 in particular exhibits a close genetic similarity to two previously published Han empire soldiers, whose genetic profile we refer to as “Han_2000BP” (Table S5G). The remaining two individuals (BRU001, TUH002) are similar but also require the addition of Sarmatian ancestry (Table S5G). The late Xiongnu are thus characterized by two additional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flow from a new Sarmatian-related Western ancestry source and intensified interaction and mixture with people of the contemporaneous Han empire of China.”…………
Fluctuating Genetic Heterogeneity in the Post-Xiongnu Polities
……“Although our sample representation for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uneven, consisting of 1 unclassified individual dating to the Xianbei or Rouran period (TUK001), 8 individuals from Türkic mortuary contexts, and 13 individuals from Uyghur cemeteries, it is clear that these individuals have genetic profiles that differ from the preceding Xiongnu period, suggesting new sources of gene flow into Mongolia at this time that displace them along PC3 (Figure 2). Individual TUK001 (250–383 cal. CE), whose burial was an intrusion into an earlier Xiongnu cemetery, has the highest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is ancestry is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Sarmatians and closer to ancient populations with BMAC/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mong 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highest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wo Türkic-period individuals and one Uyghur-period individual (ZAA004, ZAA002, OLN001.B)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Another individual (TUM001), who was recovered from the tomb ramp of an elite Türkic-era emissary of the Tang Dynasty, has a high propor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78%; Figures 3E and 4B; Figure S4E; Table S5H). This male, buried with two dogs, was likely a Chinese attendant sacrificed to guard the tomb entrance. The remaining 17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show intermediate genetic profiles (Figure 3E).”…………“The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vividly exemplified by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Uyghur period cemetery of Olon Dov (OLN) in the vicinity of the Uyghur capital of Ordu-Baliq. 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came from a single tomb (grave 19), of whom only two are related (OLN002 and OLN003, second-degree); the absence of closer kinship tie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function of such tomb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those buried within them. Most Uyghur-period individuals exhibit a high but variable degree of west Eurasian ancestry—best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Alans, a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group likely descended from the Sarmatians and contemporaries of the Huns, and an Iranian-related (BMAC-related) ancestry—together with Ulaanzuukh_SlabGrave (ANA-related) ancestry (Figure 3E). The admixture dates estimated for the ancient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correspond to ca. 500 CE: 8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Türkic individuals and 12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Uyghur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by ZAA001 and Olon Dov individuals).”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We analyzed 62 Mongol-era individuals whose bur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low-level, local elites. No royal or regional elite burials were included, and neither were individuals from the cosmopolitan capital of Karakorum. Although we find that Mongol-era individuals were diverse, they exhibit a much low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than the Xiongnu-era individuals, and they almost entirely lack the residual ANE-related ancestry (in the form of Chandman_IA and Khövsgöl_LBA) that had been present among the Xiongnu and earlier northern/western MLBA cultures. On averag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s have a much higher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an previous empires, and this perio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Mongolian gene pool. We find that most historic Mongols are well-fitted by a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with the following ancestry proxies: Ulaanzuukh_SlabGrave, Han, and Alans. Consistent with their PCA location (Figure 2), Mongol-era individuals as a group can be modeled with only 15%–18%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Alan or Sarmatian) but require 55%–64%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21%–27% of H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5I). Applying the same model to each individual separately, this three-source model adequately explains 56 out of 61 ancient Mongols (based on p value at threshold of 0.05), as well as one unclassified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 dating to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gol empire (SHU002) (Table S5J).”…………
Functional and Gendered Aspects of Recurrent Admixture in the Eastern Steppe
…………“First, we find that despite a pastoralist lifestyle with widespread direct evidence for milk consumption, the MLBA and EIA individua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did not have any derived mutations conferring lactase persistence. Individuals from subsequent periods did have the derived mutation that is today widespread in Europe (rs4988235) but at negligibly low frequency (∼5%) and with no increase in frequency over time.”……“Finally, we investigated gendered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Eastern Steppe.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an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WSH admixture among the EIA Sagly/Uyuk and during the Türkic period, which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decline in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Q1a and the concomitant rise of the western Eurasian lineages such as R and J (Figure S2A). During the later Khitan and Mongol empires, we observe a prominent male bias for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Figure S2C), which can also be seen from the rise in frequency of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Figure S2A). The Xiongnu period exhibits the most complex pattern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whereby different genetic subsets of the population exhibit evidence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Figure S2C).”…………
Discussion
……“During the MLBA, we observed the formation of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on the Eastern Stepp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inuation of pre-Bronze Age ANA ancestry in the east and a cline of genetic variation between pre-Bronze Age ANA-ANE ancestry in the north and increasing proportions of a new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in the west.”……“Eventually, the three major ancestries met and mixed, and this wa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Xiongnu empire. The Xiongnu are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 levels of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increased diversity as new and additional ancestries from China, Central Asia, and the Western Steppe (Sarmatian-related) rapidly entered the gene pool.
Genetic data for the subsequent Early Medieval period are relatively sparse and uneven, and few Xianbei or Rouran sites have yet been identified during the 400-year gap between the Xiongnu and Türkic periods. We observed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during the Türkic and Uyghur periods, and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Uyghur empire, we documented a final major genetic shift during 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toward greate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s of Tungusic- (Jurchen) and Mongolic- (Khitan and Mongol) speaking groups from the northeast into the Eastern Steppe. We also observed that this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was brought into the Late Medieval populations more by male than female ancestors.”……
Table S1B. Archaeological site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able S3A. Identified population groups based on genetic clusters for all ancient individuals analysed in this study (n=214)
Table S5B. Genetic cladility and two-way and three-way admixture tests for groups archaeologically affiliated with the Early Bronze Age cultures.
Table S5F. qpAdm modelling results of Xiongnu.
Table S5G.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the Xiongnu period.
Table S5H. Admixture modelling results for early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I. Admixture modeling results for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J.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Mongol period.

[264] 殷宪《代郡卫氏书事活动及其意义》卫操、卫雄是最早投向拓跋鲜卑政权的汉人。……所谓代人，在魏书中有两个含义，一是居于广大漠南地区的北方各部族的统称，二是世居勾注（雁门）陉北的汉人。显然，卫操是汉人而世居北地者。……

[265] 《魏书卷二十三·列传第十一·卫操》卫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侠，有才略。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数使于国，颇自结附。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及刘渊、石勒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将号。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

[266] 《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刘琨》……寻猗卢父子相图，卢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质于卢，众皆附之。及是，遵与箕澹等帅卢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琨由是复振，率数百骑自平城抚纳之。属石勒攻乐平，太守韩据请救于琨，而琨自以士众新合，欲因其锐以威勒。箕澹谏曰：“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馀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琨不从，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琨自为后继。……

[267] 《晋书·卷一百八·载记第八·慕容廆》

[269] 《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六·卫瓘》……泰始初，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绩。除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至镇，表立平州，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嘉其功，赐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为亭侯。……

[晉書四夷-270] 240.0 ^240.1 《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

[271] 《晋书·卷一百二十五·载记第二十五·乞伏国仁》

[272]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

[273] 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么？——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胜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其次是指“胜兵者”，即力能操兵的人，引申为能操兵作战的人。
……从上所述可知：“胜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胜兵”又作“胜兵者”，是力能操兵的人的意思。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即：能拿得起兵刃或武器的人，引申为操兵作战的人。《史记·匈奴列传》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这里说的是公元前的情况；到了公元1世纪，情况似也末发生什么改变。如果这种估计不错的话，那么对于匈奴人来说，所谓“胜兵”与否，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力能弯弓”。只要“力能弯弓”，即谓之“胜兵”。“力能弯弓”之“士”，“就尽为甲骑”，也就是“尽为”“控弦之士”。这才是确诂。两汉书《西域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以及其他正史当中的“胜兵”或“胜兵者”，全宜作如是解。搞清楚“胜兵”的确切含义之后，什么是“‘胜兵’制度”问题便不难回答了。所谓“‘胜兵’制度”，是西域和北方那些兵民未分从而没有常备军的国家实行的一种兵役制度。根据这种兵役制度，国家或其局部一旦有警，所有能拿起兵刃的男性农、牧民，必须全都拿起武器，或马上投入战斗，或听从调遣。……对于匈奴人来说，平时“随畜田猎”，一旦有警，不问其是否成丁，更不问其年龄大小，凡是“力能弯弓”的人，就全部被编为披甲的骑兵。这同中原汉地，一个男子只有达到一定年龄才算成丁，才有服兵役的义务，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史记》、《汉书》中未见匈奴有“胜兵”的记载，到了东汉时期入塞的南匈奴和降汉的北匈奴始出现“胜兵”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胜兵”多少，是以户（落）、口，至少是户数的统计为前提的。没有户（落）、口或户数的统计，则根本无从了解“胜兵”具体或大致人数。……同样，两汉书《西域传》及其他正史中所载西域和北方各国之所以知道“胜兵”或“胜兵者”多少，关键也在于都有精确的户（落）、口统计数字。

[274] 《晋书·卷三十八·列传第八·宣五王·扶风王骏》……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馀级。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又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护军文俶督凉、秦、雍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给羽葆、鼓吹。太康初，进拜骠骑将军，开府、持节、都督如故。……

[276]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秃发乌孤》

[277] 《晋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七·马隆》

[278] 廖名春《大禹故里说文献考辩》

[279] 《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刘元海》

[280] 《晋书·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第二十八·慕容超》……镇出，谓韩□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崄，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超闻而大怒，收镇下狱。……

[282] 《北史·卷三十一·列传第十九·高昂》……昂还，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练兵于武牢。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焉。昂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贵召严祖，昂不时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时易，脱时难。”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难之有？”贵不敢校。明日，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昂便鸣鼓会兵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昂。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欲直入，门者不听，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责。性好为诗，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
《北史·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二·斛律金》……孝昭践阼，纳其孙女为皇太子妃。诏金朝见，听乘步挽车至阶。武成即位，礼遇弥重，又纳其孙女为太子妃。金曾遣人献食，中书舍人李若误奏，云金自来。武成出昭阳殿，敕侍中高文遥将羊车引之。若知事误，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遥还覆奏，帝骂若云：“空头汉，合杀！”亦不加罪。……
《北史·卷五十六·列传第四十四·魏恺》……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时帝已失德，朝廷为之惧，恺容色坦然。帝曰：“死与长史，任卿所择。”答曰：“能杀臣者陛下，不受长史者愚臣。”帝谓杨愔曰：“何虑无人，苦用此汉！放还，永不须收。”由是积年沈废。后遇愔于路，微自陈。愔云：“咸由中旨。”恺应声曰：“虽复零雨自天，终待云兴四岳，公岂得言不知？”杨愔欣然曰：“此言极为简要。”数日，除霍州刺史，在职有政理。后卒于胶州刺史。……
《北史·卷九十二·列传第八十·恩幸·韩凤》……寿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君臣应和若此。凤恒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瞋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锉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其弟万岁，及其二子宝行、宝信，并开府仪同。万岁又拜侍中，亦处机要。……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䜩私，唯相谮诉。崔季舒等冤酷，皆凤所为也。每一赐与，动至千万。恩遇日甚，弥自骄恣，意色严厉，未尝与人相承接。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终于陇州刺史。

[283] 《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二·周朗》朗上书曰：“……凡为国，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馀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此最是惊心悲魂恸哭太息者。法虽有禁杀子之科，设蚤娶之令，然触刑罪，忍悼痛而为之，岂不有酷甚处邪？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礼足而行，则有司加纠。凡宫中女隶，必择不复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终独之生、无子之老。所谓十年存育，十年教训，如此，则二十年间，长户胜兵，必数倍矣。……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处，须官兴役，宜募远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赏爵一级。不过千家，故近食十万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长帅，给其粮种。凡公私游手，岁发佐农，令堤湖尽修，原陆并起。仍量家立社，计地设闾，检其出入，督其游惰。须待大熟，可移之复旧。淮以北悉使南过江，东旅客尽令西归。故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阒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可不怀欤？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若谓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来从，我之愿也。胡若能来，必非其种，不过山东杂汉，则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既华得坐实，戎空自远，其为来，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亦行见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丧哉。使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𫏋足而待也。设使胡灭，则中州必有兴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归国家矣。诚如此，则徐、齐终逼，亦不可守。且夫战守之法，当恃人之不敢攻。顷年兵之所以败，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之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今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书奏忤旨，自解去职。

[284] 《水经注·卷三·河水》吐京郡治故城，即土军县之故城也。胡、汉译言，音为讹变矣。其城圆长而不方，汉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义为侯国。

[元和郡縣圖志-285] 253.0 ^253.1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武节度使·灵州》……保静县，本汉富平县地，后魏立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隋改置弘静县，神龙元年改为安静，至德元年改为保静。……

[286] 李烨《“秦胡”别释》……综上可知，“胡”在两汉当是对以匈奴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称，“属国胡骑”也应是由多部族所组成的，除了匈奴外，还杂有羌、月氏等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前面提到过，“秦骑”即秦人骑兵，“秦人”即世居胡地的业已胡化的华夏遗民，受匈奴等胡族所统治，他们随着匈奴等胡族归附汉朝而继续生活于“属国”之中。……综上所述，“胡”在两汉当是对以匈奴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称，“属国胡骑”也应是由多部族所组成的，除了匈奴外，还杂有羌、月氏等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史籍中的“秦人”应该是指秦时亡入匈奴的华夏遗民，而“秦人”是有可能随着匈奴等等胡族的归附而继续生活于“属国”之中。秦人和胡人一道被编入属国的骑兵部队，自然就成了“秦骑”和“胡骑”，这就可以解释汉简中关于“秦骑”和“胡骑”的记载。而居延新简“建武六年甲渠障守候勿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简册中的“秦胡”，应该理解为“秦”和“胡”，“属国秦胡”即指属国中的秦和胡……这个“秦”正是那些秦时亡入胡地的华夏之遗民，而“胡”也只是对北方和西域外族的统称，“秦胡”正是对这两种人的连称。……

[287] 新疆区拜城县黑英山乡刘平国摩崖刻石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及□谷关。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佐掖、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

[方诗铭-288] 256.0 ^256.1 方诗铭《释“秦胡”——读新出居延汉简“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书”札记》……“永寿”是东汉桓帝的年号，永寿四年相当于公元一五八年，说明东汉末年在今新疆地区仍称汉族人为秦人。由于当时称汉族人为“秦人”、称国内的非汉族和外国为“胡人”，因而“秦胡”就成为一词，普遍使用。…………清末出土，解放前流往日本的《樊利家买地铅卷》云：“光和七年九月癸酉朔六日戊寅，平阴男子樊利家从洛阳男子杜歌子子弟囗买石梁亭部桓千东比是陌北田五亩，亩三千，并直万五千。钱即日毕。田比根土著，上至天，下至黄，皆囗囗并。田南尽陌，北、东自比歌子，西比羽林孟囗。若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歌子自当解之。时旁人杜子陵、李季盛，沽酒各半，钱千元五十。”这是买卖土地的契约，所说们是，樊利家向杜歌子买进洛阳的五亩土地，“若一旦田为吏民秦胡所名有，歌子自当解之”，如果这五亩土地的主权不是属于杜歌子，而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汉族人或非汉族人所有，因而引起纠纷，与买者樊利家无干，应由卖者杜歌子负责解决。……新出居延汉简所指的“秦、胡、卢水”当是指张掖属国的汉族人、非汉族人和卢水胡人。……简文既提到“胡”，又提到“卢水”，可能是为了突出“卢水胡”的缘故。也可能简文的标点应该是“属国秦、胡，卢水士民”……

[289] 王炳华：西域只知有秦人

[291]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公孙度》

[292]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百济》……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

[293]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王毋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毋丘俭》

[294]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淮南王刘安》……尉佗知中国（中原）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漢書宣帝紀-295] 262.0 ^262.1 ^262.2 《汉书·宣帝纪》

[296] 《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士燮》

[陶璜-297] 264.0 ^264.1 《晋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七·陶璜》

[298]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第八·薛综》

[299]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越巂太守任贵谋叛，十二月，刘尚袭贵，诛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

[300]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牂牁郡》……会公孙述据巴蜀，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郡，闻世祖在河北，乃远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贡汉朝，世祖嘉之，号为义郎。……

[301] 潘民中《孟获族属考》孟获是汉人，而非少数族人，他是南中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汉姓中孟姓的耆率，当然他也是一个在与汉族大姓杂居的少数族人中很有影响的人物。……能够自称“南人”的只会是久居该地域的汉人。……将“民、夷”与“夷、汉”对照起来看，“民”与“汉”显然是等质的。……总之，孟获与雍闿一样是汉人，而非少数族人，是南中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汉姓中孟姓的耆率，当然他也是一个在与汉族大姓杂居的少数族人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302] 《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后主传第三》……（建兴）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十二月，亮还成都。
（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

[303] 《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五十一·王逊》

[304] 《三国志·卷四十三·蜀书十三·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吕凯》

[305] 《江东旧事》云：范文本扬州人，少被掠为奴，卖堕交州，年十五六，遇罪当得杖，畏怖因逃，随林邑贾人渡海远去，没入于王，大被幸爱。经十馀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诈杀侯将，自立为王，威加诸国。或夷椎蛮语口食鼻饮，或雕面镂身、狼䐠裸种、汉魏流赭，咸为其用。

[307] 《林邑记》……林邑之号，建国起自汉末，初平之乱，人怀异心，象林功曹姓区，有子名逵，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值世乱离，林邑遂立。后乃袭代，传位子孙，三国鼎争，未有所附。吴有交土，与之邻接，进侵寿泠，以为疆界。自区逵以后，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宗胤灭绝，无复种裔。外孙范熊代立，人情乐推。后熊死，子逸立。……

[308]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使匈奴，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

[309] 《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西突厥》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氏，因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书慰谕之。处罗甚踞，受诏不肯起。君肃谓处罗曰：“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民与处罗国其势敌耳。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请许之，天子弗违，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闻天子之诏，惧可汗之灭，旦夕守阙，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怜焉，为其辍策。向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请发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属，乞加恩礼，同于启民。天子从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称藩拜诏，国乃永安，而母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取戮而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国也！”处罗闻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君肃又说处罗曰：“启民内附，先帝嘉之，赏赐极厚，故致兵强国富。今可汗后附，与之争宠，须深结于天子，自表至诚。既以道远，未得朝觐，宜立一功，以明臣节。”处罗曰：“如何？”君肃曰：“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义成公主妻于启民，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处罗大喜，遂遣使朝贡。……

[31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思摩》……薛延陀闻太宗遣思摩渡河北，虑其部落翻附碛北，预蓄轻骑，伺至而击之。太宗遣敕之曰：“擅相侵者，国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诏。然突厥翻覆难信，其未破前，连年杀中国人，动以千万计。至尊破突厥，须收为奴婢，将与百姓，而反养之如子，结社率竟反，此辈兽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请为至尊诛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契丹》……贞观二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突厥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太宗谓曰：“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

[311] 《宋史·卷三百零三·列传第六十二·范祥子范育》……西夏入环庆，诏育行边，还言：“宝元、康定间，王师与夏人三大战而三北，今再举亦然。岂中国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数郡乎？由不察彼己，妄举而骤用之尔。昨荔原之役，夏人声言‘我自修垒，不与汉争’，三犯之，然后掩杀，虽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观之，其情大可见矣。”……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高昌》……安、史之乱，其地陷没，乃复为国。语讹亦云“高敞”，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太平兴国七年）七月，令延德先还其国，其王九月始至。亦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

[312]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

[313] 《摩诃僧祇律·卷第四十》中天竺昔时，暂有恶王御世。诸沙门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离。恶王既死，更有善王，还请诸沙门还国供养。时巴连弗邑有五百僧，欲断事而无律师，又无律文无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写得律本于今传赏。法显于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写得梵本还杨州。以晋义熙十二年岁在丙辰十一月，于斗场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讫。共禅师译梵本为秦焉，故记之。

[314] 《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摩登王以偈答弗袈裟，面说颂曰：“……彼以十二年，被著驴之皮，执持于五品，饮以鹿头器。十二岁竟已，乃成为梵志，奉斯法如是，道士法具足。梵志游路靖，布是异道行，所道及邪径，难依视如安。然后从此比，有人自谓秦，称誉己第一，种姓为最上。轻易四方人，谓之为夷狄，秽贱弃捐之，不肯与婚姻。兴兵攻击贼，多憙还自坏，用贡高自是，故为贼所危。处在于边方，自谓为中国，然后解佛法，乃了人种等。”……摩登王曰：“唯弗袈裟！吾悉达了，又逾超斯。仁者自谓，我于诸咒具足度，我当如法次第演之。昔者天地始元初时，未有异号，无有梵志、君子、工师、细民之名也，一切同等而不可别。尔时人民各悉相类，各治田种严治粳米，因号其人名曰刹利。刹利者，五神农种也，一曰君子。时复有人厌忧恼病，便入空闲，造作草屋，于下坐禅。明旦入城，聚落分卫。时人见之，各心念言：‘是等难值。避于世俗，患厌忧恼，闲居思道，一心专精。’喜施与之。志在于外，是故名曰婆罗门也。时复有人，各习技巧超异之术，多所成就，是故名曰为工师种。时复有人，以细碎民之种。是故世间便有四种。然后久久，北方有人，名曰为秦。各各变姓，张王季赵董。以牛马蚁虫鸡狗之属，随形作姓，数数喜变。如是计之，不可称数，察于本起，无有若干，但方俗语。乃往古世，有一妇人行在异路，旷野屏处破坏车毂、众人吉凶，是故世间得凶咒种。复有人名发编结发，子孙相承，是故世间有编发种。有人弃家除去须发，是故世间有异道沙门钵波祇钵(波祇者晋言弃家)。唯婆罗门！我当为卿说世所兴。梵天则尊，开化天帝，以学道术。天帝者，化阿梨念俱昙。阿梨念俱昙者，教化白英仙士。白英仙士者，教导严净知仙士。严净知仙士，分别经典。复有梵志。姓曰炽盛，为造鸟书，出有欲姓、所乘有受，计彼行信，惠施本末，今现分明。有婆罗门，名曰无施，其彼梵志子孙眷属皆姓无施，以一种姓分为百一。有梵志名所有，其彼一切子孙眷属号曰所有，以一姓分为二十五，今现分明。有婆罗门，名曰所欲，计其子孙眷属支党皆姓号所欲。其鸟种者，以一种姓分为一千。有婆罗门名曰于是，皆梵志种，以一种姓变为千一百三十六。今我观见种姓所兴干种变，诸婆罗门本所由姓今现分明，皆可知之，名曰所欲，又分别欲。观此章句，有何奇特？以故我说，所谓梵志、君子、工师、细民，方俗语耳。计悉一种，等无有异。听以仁女与吾太子得为夫妇，恣意求娉，不诤多少。”……

[315] 《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山中夜见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见秦人者，百岁木之精。勿怪之，并不能为害；山水之闲见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见大蛇著冠帻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掷之则息矣，一法以苇为矛以刺之即吉；山中见鬼来唤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径者，以苇杖投之既死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正郭》……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毫属笔，祖述六艺，行自炫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无故沈浮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刓箧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犹不得复厕高洁之条贯焉，为秘丘之俊民，而修兹在于危乱之运，奚足多哉！……

[316] 《金楼子·第五卷·志怪篇十二》……夜在山中见胡人者，铜钱精也，见秦人者，百岁木也；中夜见火光者，亦久枯木也。……

[317]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三韩》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只，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巿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俗憙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

[318] 《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东夷·新罗》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相系，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

[319] 《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邓训》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伯父号吾乃将其母及种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斩首虏六百馀人，得马牛羊万馀头。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众悉破散。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段颎》……（建宁）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馀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馀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郑太》……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群僚莫敢忤旨。公业恐其众多益横，凶彊难制，独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公业惧，乃诡词更对曰：“非谓无用，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试为明公略陈其要。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埸，名振当世，人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埶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三也；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无序，王爵不加，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五也；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载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埶，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明公秉国平正，讨灭宦竖，忠义克立。以此三德，持彼三亡，奉辞伐罪，谁敢御之！九也；东州郑玄学该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足知彊弱。且燕、赵、齐、梁非不盛也，终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众也，卒败荥阳。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岂赞成其谋，造乱长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陈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自亏威重。”卓乃悦，以公业为将军，使统诸军讨击关东。或说卓曰：“郑公业智略过人而结谋外寇，今资之士马，就其党与，窃为明公惧之。”卓乃收还其兵，留拜议郎。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中平）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袁绍下·袁谭》……（建安）九年三月，尚使审配守邺，复攻谭于平原。配献书于谭曰：“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愿将军缓心抑怒，终省愚辞。盖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图危宗庙，剥乱国家，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诛。何则？义重人轻，事不获已故也。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何意凶臣郭图，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袭阏、沈之迹，放兵钞突，屠城杀吏，冤魂痛于幽冥，创痍被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赏赐秦、胡，其财物妇女，豫有分数。又云‘孤虽有老母，趣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隔，我州君臣监寐悲叹。诚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诒太夫人不测之患，损先公不世之业。我将军辞不获命，以及馆陶之役。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睹兴败之征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仇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若乃天启尊心，革图易虑，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当□躬布体以听斧锧之刑。如又不悛，祸将及之。愿熟详吉凶，以赐环玦。”谭不纳。

[320]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曹操·纪第一》引王沈《魏书》曰：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光耀日，贼益震惧。
《三国志·卷六·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袁谭》引《汉晋春秋》载审配献书于谭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鸩。何则？义重人轻，事不得已也。昔卫灵公废蒯聩而立辄，蒯聩为不道，入戚以篡，卫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垩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时凶臣逢纪，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我将军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后，痈疽破溃，骨肉无丝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殚府库之财，竭食土之实，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共卫旌麾，战为雁行，赋为币主，虽倾仓覆库，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劳。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赐。谓为将军心合意同，混齐一体，必当并威偶势，御寇宁家。何图凶险谗慝之人，造饰无端，诱导奸利，至令将军翻然改图，忘孝友之仁，听豺狼之谋，诬先公废立之言，违近者在丧之位，悖纪纲之理，不顾逆顺之节，横易冀州之主，欲当先公之继。遂放兵钞拨，屠城杀吏，交尸盈原，裸民满野，或有髠㶳发肤，割截支体，冤魂痛于幽冥，创痍号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或闻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懑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无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贻太夫人不测之患，陨先公高世之业。且三军愤慨，人怀私怒，我将军辞不获已，以及馆陶之役。是时外为御难，内实乞罪，既不见赦，而屠各二三其心，临陈叛戾。我将军进退无功，首尾受敌，引军奔避，不敢告辞。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贶以缓追之惠，而乃寻踪蹑轨，无所逃命。困兽必斗，以干严行，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还孔怀如初之爱；而纵情肆怒，趣破家门，企踵鹤立，连结外仇，散锋于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遗城厄民，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辕，保正疆埸，虽近郊垒，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叹？配等备先公家臣，奉废立之命。而图等干国乱家，礼有常刑。故奋敝州之赋，以除将军之疾，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国毙，图头不县，军不旋踵。愿将军详度事宜，锡以环玦。”

[321] 《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乐四·晋鼙舞歌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茝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罹谮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歧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秦、胡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民。虽薄供时用，白茅犹可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从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恒相违，难餍甚谿谷。昧死射干没，觉露则灭族。

[322] 《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乐下·鼙舞歌诗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芷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罗浸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岐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胡、秦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人。虽薄供时用，白茅犹为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顺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恒相违，难餍甚谿谷。昧死则干没，觉露则灭族。

[324]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第六十九下》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莽大怒，乃策尤曰：“视事四年，蛮夷猾夏不能遏绝，寇贼奸宄不能殄灭，不畏天威，不用诏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怀执异心，非沮军议。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韨，归故郡。”以降符伯董忠为大司马。……（地皇元年）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𫗦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义阳王。是时予在摄假，谦不敢当，而以为公。其后金匮文至，议者皆曰‘临国雒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临且去本就舍，妃妾在东永巷。壬午，列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于刑罚不中，民无错手足。’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子孙千亿，外攘四夷，内安中国焉。”……

[325] 《晋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七·宗室·太原烈王瓌》……泰始二年就国。四年入朝，赐衮冕之服，迁东中郎将。十年薨，诏曰：“瓌乃心忠笃，智器雅亮。历位文武，有干事之绩。出临封土，夷、夏怀附，镇守许都，思谋可纪。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赠前将军。”
《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刘琨》是时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于是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语在元纪。令报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亿兆颙颙，延首罔系。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复圣主，扫荡仇耻，岂可猥当隆极，此孤之至诚著于遐迩者也。公受奕世之宠，极人臣之位，忠允义诚，精感天地。实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迥邈，同契一致，万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抚宁华、戎，致罚丑类。动静以闻。”
……三年，琨故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上表理琨曰：“臣闻经国之体，在于崇明典刑；立政之务，在于固慎关塞。况方岳之臣，杀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窃见故司空、广武侯琨，在惠帝扰攘之际，值群后鼎沸之难，勠力皇家，义诚弥厉，躬统华、夷，亲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缚，社稷克宁，銮舆反驾，奉迎之勋，琨实为隆，此琨效忠之一验也。其后并州刺史、东嬴公腾以晋川荒匮，移镇临漳，太原、西河尽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日，遗户无几，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土，鸠集伤痍，抚和戎狄，数年之间，公私渐振。会京都失守，群逆纵逸，边萌顿仆，苟怀宴安，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固，且可闭关守险，畜资养徒，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沈辱而不陨身死节，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东西征讨。屠各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向使琨从州人之心，为自守之计，则圣朝未必加诛，而族党可以不丧。及猗卢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难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让之，义形于色。假从澹议，偷于苟存，则晏然于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蓟也。琨自以备位方岳，纲维不举，无缘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逊，前后章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与匹䃅使荣邵期一时俱发。又匹䃅以琨王室大臣，惧夺己威重，忌琨之形，渐彰于外。琨知其如此，虑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以其门室一委陛下。有征举之会，则身充一卒；若匹䃅纵凶慝，则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诏敕路次，令相迎卫。会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士众甚盛，当移关中。匹䃅闻此，私怀顾望，留停荣邵，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惧澹独南，言其此事，遂不许引路。丹诚赤心，卒不上达。匹䃅兄眷丧亡，嗣子幼弱，欲因奔丧夺取其国。又自以欺国陵家，怀邪乐祸，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阴图作乱，欲害其从叔𬴊、从弟末波等，以取其国。匹䃅亲信密告𬴊、波，𬴊、波乃遣人距之，匹䃅仅以身免。百姓谓匹䃅已没，皆凭向琨。若琨于时有害匹䃅之情，则居然可擒，不复劳于人力。自此之后，上下并离，匹䃅遂欲尽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劝移厌次，南凭朝廷。匹䃅不能纳，反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琨未遇害，知匹䃅必有祸心，语臣等云‘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辞旨慷慨，动于左右。匹䃅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琨免述嚣顽凶之思，又无信布惧诛之情，踦□乱亡之际，夹肩异类之间，而有如此之心哉！虽臧获之愚，厮养之智，犹不为之，况在国士之列，忠节先著者乎！匹䃅之害琨，称陛下密诏。琨信有罪，陛下加诛，自当肆诸市朝，与众弃之，不令殊俗之竖戮台辅之臣，亦已明矣。然则擅诏有罪，虽小必诛；矫制有功，虽大不论，正以兴替之根咸在于此，开塞之由不可不闭故也。而匹䃅无所顾忌，怙乱专杀，虚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诸夏之望，败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圣朝犹加隐忍，未明大体，则不逞之人袭匹䃅之迹，杀生自由，好恶任意，陛下将何以诛之哉！折冲厌难，唯存战胜之将；除暴讨乱，必须知略之臣。故古语云‘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非虚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丑类有所顾惮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后，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无纤介，此又华、夷小大所以长叹者也。伏惟陛下叡圣之隆，中兴之绪，方将平章典刑，以经序万国。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闻朝廷有以甄论。昔壶关三老讼卫太子之罪，谷永、刘向辨陈汤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圣主之怀。臣等祖考以来，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负荷，播越遐荒，与琨周旋，接事终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义，谨陈本末，冒以上闻，仰希圣朝曲赐哀察。”
《晋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义熙元年，玄盛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数锺皇晋。高祖阐鸿基，景文弘帝业，嗣武受终，要荒率服，六合同风，宇宙齐贯。而惠皇失驭，权臣乱纪，怀愍屯邅，蒙尘于外，悬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顾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荆扬蒙弘覆之矜，五都为荒榛之薮。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此州，威略所振，声盖海内。明盛继统，不陨前志，长旌所指，仍辟三秦，义立兵强，拓境万里。文桓嗣位，奕叶载德，囊括关西，化被崐裔，遐迩款藩，世修职贡。晋德之远扬，繄此州是赖。大都督、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业，志匡时难，克隆先勋，而中年降灾，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奖弗及，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兵孤力屈，社稷以丧。臣闻历数相推，归馀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𫗧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笃忠义，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参忝时务，伯祖龙骧将军、广晋太守、长宁侯卓，亡祖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凉州，著功秦陇，殊宠之隆，勒于天府，妄臣无庸，辄依窦融故事，迫臣以义，上臣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臣以为荆楚替贡，齐桓兴召陵之师，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勋光践土，业隆一匡，九域赖其弘猷，春秋恕其专命，功冠当时，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如唇齿。臣虽名未结于天台，量未著于海内，然凭赖累祖宠光馀烈，义不细辞，以稽大务，辄顺群议，亡身即事。辕弱任重，惧忝威命。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以布时令。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施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

[326] 《宋书·卷二·武帝刘裕中·纪第二》……（义熙十二年）策曰：“朕以寡昧，仰赞洪基，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宗祀绝飨，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浒。则我祖宗之业，奄坠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倾，若涉渊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厥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赖焉。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倒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凌霄汉，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节，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溯流长骛，薄伐峥嵘，献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采，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辅，弘兹保弼，阜财利用，繁殖生民，编户岁滋，疆宇日启，导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狼噬冀、青，虔刘沂、岱，介恃遐阻，仍为边毒。公蒐乘秣驷，敻入远疆，冲橹四临，万雉俱溃，窃号之虏，显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龙漠，此又公之功也；卢循妖凶，伺隙五岭，乘虚肆逆，侵覆江、豫，旍拂寰内，矢及王城，朝野丧沮，莫有固志，家献徙卜之计，国议迁都之规。公乘辕南济，义形于色，嶷然内湛，视崄若夷，摅略运奇，英谟不世，狡寇穷衄，丧旗宵遁，俾我畿甸，拯于将坠。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扬旍江𣸣，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级万数，左里之捷，鱼溃鸟散。元凶远迸，传首万里，海南肃清，荒服来款。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换，负衅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丽协党，扇荡王畿。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仓兕电溯，神兵风扫，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谯纵怙乱，寇窃一隅，王化阻阂，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师，授以良图，凌波浮湍，致届井络，僭竖伏锧，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马休、鲁宗，阻兵内侮，驱率二方，连旗称乱。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师，势逾风电，回斾沔川，实繁震慑，二叛奔迸，荆、雍来苏，玄泽浸育，温风潜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竞，四夷擅华，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怀没世之愤，遗氓有匪风之思。公远齐伊宰纳隍之仁，近同小白灭亡之耻，鞠旅陈师，赫然大号，分命群帅，北徇司、兖。许、郑风靡，巩、洛载清，伪牧逆藩，交臂请罪，百年榛秽，一朝扫涤。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谟冠古，电击强妖，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融于岁计，扶危静乱，道固于苞桑。辩方正位，纳之轨度，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于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锡。惟公道冠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冢社。昔晋、郑启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总二南，内外之重，公实兼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不总，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纪纲礼度，万国是式，乘介蹈方，罔有迁志。是以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末敦本，务农重积，采蘩实殷，稼穑惟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下以义，式遏寇仇，清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干纪，罔有攸纵。是用锡公𫓧、钺各一。公龙骧凤矫，咫尺八纮，括囊四海，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肃之志，仪刑万方。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仪。钦哉！其祗服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邦，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
《宋书·卷二十·志第十·乐二·晋四箱乐歌十六篇·张华·食举东西箱乐诗十一章》……庆元吉，宴三朝。播金石，咏泠箫。奏九夏，舞云韶。迈德音，流英声。八纮一，六合宁。六合宁，承圣明。王泽洽，道登隆。绥函夏，总华、戎。齐德教，混殊风。混殊风，康万国。崇夷简，尚敦德。弘王度，表遐则。
《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行一·木·服妖》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絈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干宝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刘渊、石勒遂有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其应也。”
《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二十四·何承天》（元嘉）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顷之，迁御史中丞。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承天上表曰：“……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藩，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馀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来久，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繈负归国，先后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略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
《宋书·卷七十四·列传第三十四·鲁爽》（鲁爽）奉辞于南平王铄曰：“爽、秀得罪晋朝，负衅三世，生长绝域，远身胡虏，兄弟阖门，沦点伪授，殒命不可，还国无因。近系南云，倾属东日，盖犹痿人思步，盲者愿明。嵩、霍咫尺，江、河匪远，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昼慨宵悲。虏主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怨结幽显。自盱眙旋军，亡殪过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愤，藉将旅之愿，齐契义奋，枭馘丑徒，冯恃皇威，肃清逋秽，牢、洛诸城，指期克定。规以涓尘，微雪夙负，方当束骸北阙，待戮司寇，懦节未申，伏心边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远迩钦倾，承风闻德，愿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归庇。逼逼丹心，仰希怀远。谨遣同义颍川聂元初奉词陈闻。”
《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三十五·颜竣》元嘉中，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将召竣补尚书郎，吏部尚书江湛以为竣在府有称，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虏自彭城北归，复求互市，竣议曰：“愚以为与虏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尝拘制信义，用辍其谋。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亲之所招。历稔交聘，遂求国婚，朝廷羁縻之义，依违不绝，既积岁月，渐不可诬，兽心无厌，重以忿怒，故至于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后，华、戎隔判，若言互市，则复开曩敝之萌。议者不过言互市之利在得马，今弃此所重，得彼下驷，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数，裁不十百邪。一相交关，卒难闭绝。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觇国情，多赡其求，则桀慠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经边事，保境以观其衅，于事为长。”
《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四·邓琬》……太宗遣散骑常侍、领军将军王玄谟领水军南讨，吴兴太守张永为其后继。又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遗率众屯虎槛。时东贼甚急，张永、江方兴回军东讨。尚书下符曰：“夫晦明递运，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业维永，圣祖重光，氤氲上业。狂昏承祀，国维以紊，毒流九县，衅秽三灵，搢绅戮辱，黔庶涂炭，人神同愤，朝野泣血。圣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怀家国，夙夜劬劳，惧社稷湮芜，彝伦左衽。天威雷发，氛沴冰消，殄凶谯门，不俟鸣条之旅，歼虐牧野，无劳孟津之钺。华、夷即晏，晷纬还光，铿锵闻于管弦，趋翔被于冠冕，同轨仰化，异域怀风。刘子勋昏世称兵，义同翦恶，明朝不戢，罔识邪正。窥窬畿甸，逼遏两江，陵上无君，暴于遐迩。王赫斯怒，兴言讨违，命彼上将，治兵薄伐。今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轻锐七千，飞舟先迈。龙骧将军刘灵遗，羽林虎旅，连锋继造。假节、督南讨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殷孝祖，驱济、河劲卒，电击雷动。使持节、车骑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侯王玄谟，烝徒五万，董统前师。使持节、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拥神州之众，总督群帅。龙骧将军刘勔、宁朔将军刘怀珍，步骑五千，直指大雷。宁朔将军柳伦、司州刺史庞孟虬，淮、颍突骑，邪趣西阳。使持节、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总勒步师，连旗百万，河舟代马，遄骛江𣸣，越棘吴钩，交曜畿服，笳鼓动坤维，金甲震云汉，掎角相望，水陆俱发。冠军将军武念，率雍、司之锐，已据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孙，提彭、宋剽勇，陵涂焱奋。皇上当亲驭六师，降临江服，旌斾掩云，舳舻咽海。昔吴、楚连衡，燕、淮劲悍，尘扰区内，声沸秦中，雾散埃灭，岂非先鉴。而婴彼孤城，以待该天之网，迫此乌合，以抗络宇之师。云罗四掩，霜锋交集，犹劲飙之拂细草，烈火之扫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并亦何辜，拘误迷党。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沦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虽悔奚补。奉诏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难，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损，诛翦无贷。左右主帅，严相卫奉，诖误之罪，一无所问。”
《宋书·卷八十五·列传第四十五·谢庄》……元凶弑立，转司徒左长史。世祖入讨，密送檄书与庄，令加改治宣布。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启事密诣世祖曰：“贼劭自绝于天，裂冠毁冕，穷弑极逆，开辟未闻，四海泣血，幽明同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圣迹昭然，伏读感庆。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岳，神武居陕，肃将干威，龚行天罚，涤社稷之仇，雪华、夷之耻，使弛坠之构，更获缔造，垢辱之甿，复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马文恭、宗悫、沈庆之等精甲十万，已次近道。殿下亲董锐旅，授律继进。荆、鄢之师，岷、汉之众，舳舻万里，旌斾亏天，九土冥符，群后毕会。今独夫丑类，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闼横流，百僚屏气，道路以目。檄至，辄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颂涂歌，室家相庆，莫不望景耸魂，瞻云伫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临区宇，风泽所渐，无幽不洽。况下官世荷宠灵，叨恩逾量，谢病私门，幸免虎口，虽志在投报，其路无由。今大军近次，永清无远，欣悲踊跃，不知所裁。”
《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元嘉）二十三年，虏安南平南府又移书兖州，以南国侨置州，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又欲游猎具区。兖州答移曰：“夫皇极肇建，实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载，实禀冲和之气。故司牧之功，宣于上代，仁义之道，兴自诸华。在昔有晋，混一区宇，九译承风，遐戎向附。永嘉失御，天纲圮裂，石、容、苻、姚，递乘非据，或栖息赵、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属当归历，受终晋氏，北临河、济，西尽咸、汧，吊民伐罪，流泽五都。魏尔时祗德悔祸，思用和辑，交通使命，以祈天衷，来移所谓分疆画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国忧，侵牢及洛，至于清济。往岁入河，且欲绥理旧城，是以顿兵南澨，秋豪无犯。军师不能奉遵庙算，保有成功，回斾之日，重失司、兖。来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繈负。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往年贵主献书云：‘强者为雄’。斯则弃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于此，何以能振。复加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今治道方融，远人必至，开馆饰邸，则有司存。来岁元辰，天人协庆，鸾旗省方，东巡稽岭。若欲邀恩，宜赴兹会，怀德贵蚤，无或后期。又称：‘驰猎积年，野无飞伏’。此邦解网舍前，矜蜫育鷇，七泽八薮，禽兽丰硕，虞候蒐算，义非所吝。三代肆觐，其典虽𡙇，呼韩入汉，厥仪犹全，馈饩之秩，每存丰厚。”
……（盖）吴又上表曰：“臣闻天无贰日，地无贰主。昔中都失统，九域分崩，群凶丘列于天邑，飞鸮鸱目于四海。先皇慈怀内发，愍及戎荒，翦伪羌于长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宁苏。天未忘难，祸乱仍起，猃狁侏张，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之墟，邺、洛为蜂蛇之薮，纵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叹愤。倾首东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泽，赤子之望慈亲。臣仰恩天时，以义伐暴，辄东西结连，南北树党，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冯威灵，千里云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师，义夫始臻，莫不瓦解。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诏曰：“北地盖吴，起众秦川，华、戎响附，奋其义勇，频烦克捷，屡遣表疏，远效忠款，志枭逆虏，以立勋绩。宜加爵号，褒奖乃诚，可以为使持节、都督关陇诸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军界上，以相援接。”
……其年，大举北讨，下诏曰：“虏近虽摧挫，兽心靡革，驱逼遗氓，复规窃暴。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并陈芮芮此春因其来掠，掩袭巢窟，种落畜牧，所亡太半，连岁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发，亲党诛残，根本危敝，自相残殄。芮芮间使适至，所说并符，远输诚款，誓为犄角。遐迩注情，既宜赴奖，且水雨丰澍，舟檝流通，经略之会，实在兹日。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使持节−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勒东宫禁兵，统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迳造许、洛。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南平王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东西齐举，宜有董一，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领司徒−录尚书−太子太傅−国子祭酒江夏王义恭，德望兼崇，风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别府司空府使所督诸镇，各遣虎旅，数道争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绥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文德、宣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连旗深入，震荡汧、陇。护军将军−封阳县开国侯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宁远将军竟陵太守南城县开国侯刘德愿，籍荆雍之劲，揽群师之锐，宜由武关，棱威震□。指授之宜，委司空义宣议量。”…………
史臣曰：“……至于狸伐纂伪，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裂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氓戎落，众力兼倍。至乃连骑百万，南向而斥神华，胡旆映江，穹帐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镇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费殚府实，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惟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馀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虽事舛吴宫，而歼亡匪异，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自此以后，通互市，纳和亲，而侵疆轶戍，于岁连属。逮泰始构纷，边将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
《宋书·卷九十八·列传第五十八·氐胡·略阳清水氐杨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馀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戊搜。晋惠帝元康六年，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以头为辅国将军。元和既杨氏正统，群氐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绥御所部，头母妻子弟并为索虏所执，头至诚奉顺，无所顾怀。朝廷既不正元和号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表曰：“被敕令臣遣使与杨元和、杨头相闻，并致信饷。既遣中军行参军吕智宗赍书并信等，亦自遣使随智宗。及头语智宗，顷破家为国，母妻子弟并坠没虏中，不顾孝道，陈力边捍，竭忠尽诚，未为朝廷所识。若以元和承统，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则应别有所委。顷来公私纷纭，华、戎交构，皆此之由。臣伏寻头元嘉以来，实有忠诚于国，弃亲遗爱，诚在可嘉。氐、羌负远，又与虏咫尺，急之则反，缓之则怨。观头使人言语，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节而已。如臣愚见，蕃捍汉川，使无虏患，头实有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专委，复数年之后，必堪嗣业，用之不难。若才用不称，则应归头。若茄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上不许。其后立元和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复走奔索虏。
《宋书·卷九十九·列传第五十九·二凶》……世祖檄京邑曰：“夫运不常隆，代有莫大之衅。爰自上叶，或因多难以成福，或阶昏虐以兆乱，咸由君臣义合，理悖恩离，故坚冰之遘，每锺浇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当枭镜反噬，难发天属者也。先帝圣德在位，功格区宇，明照万国，道洽无垠，风之所被，荒隅变识，仁之所动，木石开心。而贼劭乘藉冢嫡，夙蒙宠树，正位东朝，礼绝君后，凶慢之情，发于龆齓，猜忍之心，成于几立。贼濬险躁无行，自幼而长，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难亟结，故含蔽容隐，不彰其衅，训诱启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恶相济，肇乱巫蛊，终行弑逆，圣躬离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坠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来，未闻斯祸。奉讳惊号，肝脑涂地，烦冤腷臆，容身无所。大将军、诸王幽闭穷省，存亡未测。徐仆射、江尚书、袁左率，皆当世标秀，一时忠贞，或正色立朝，或闻逆弗顺，并横分阶闼，悬首都市。宗党夷灭，岂伊一姓，祸毒所流，未知其极。昔周道告难，齐、晋勤王，汉历中圮，虚、牟立节，异姓末属，犹或亡躯，况幕府职同昔人，义兼臣子，所以枕戈尝胆，苟全视息，志枭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军将军领谘议中直兵柳元景、宁朔将军领中直兵马文恭等，统劲卒三万，风驰径造石头，分趋白下。辅国将军领谘议中直兵宗悫等，勒甲楯二万，征虏将军领司马武昌内史沈庆之等，领壮勇五万，相寻就路。支军别统，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檝芜湖，入据云阳。凡此诸帅，皆英果权奇，智略深赡，名震中土，勋畅遐疆。幕府亲董精悍一十馀万，授律枕戈，骆驿继迈。司徒叡哲渊谟，赫然震发，征甲八州，电起荆郢。冠军将军臧质忠烈协举，雷动汉阴。冠军将军朱脩之诚节亮款，悉力请奋。荆、雍百万，稍次近涂，蜀、汉之卒，续已出境。又安东将军诞、平西将军遵考、前抚军将军萧思话、征虏将军鲁爽、前宁朔将军王玄谟，并密信俱到，不契同期，传檄三吴，驰军京邑，远近俱发，扬旍万里。楼舰腾川，则沧江雾咽，锐甲赴野，则林薄摧根。谋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须时，怀愤待用。先圣灵泽，结在民心，逆顺大数，冥发天理，无父之国，天下无之。羽檄既驰，华、夷响会，以此众战，谁能抗御，以此义动，何往不捷。况逆丑无亲，人鬼所背，计其同恶，不盈一旅，崇极群小，是与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积忌。倾海注萤，颓山压卵，商、周之势，曾何足云。诸君或奕世贞贤，身□皇渥，或勋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势，俛眉寇手，含愤茹戚，不可为心。大军近次，威声已接，便宜因变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获，能背逆归顺，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党一凶类，刑兹无赦，戮及五宗。赏罚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异物同灰，幸求多福，无贻后悔。书到宣告，咸使闻知。”
《宋书·卷一百·列传第六十·自序·沈田子》……（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领别军，从武关入，屯据青泥。姚泓欲自御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乃率步军数万，奄至青泥。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欲击之。傅弘之曰：“彼众我寡，难可与敌。”田子曰：“师贵用奇，不必在众。”弘之犹固执，田子曰：“众寡相倾，势不两立。若使贼围既固，人情丧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志也。”便独率所领鼓而进。合围数重，田子抚慰士卒曰：“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封侯之业，其在此乎。”乃弃粮毁舍，躬勒士卒，前后奋击，所向摧陷。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鼓噪奔之，贼众一时溃散，所杀万馀人，得泓伪乘舆服御。高祖表言曰：“参征虏军事、振武将军、扶风太守沈田子，率领劲锐，背城电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陈，奋寡对众，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斩馘千数。泓丧旗弃众，奔还霸西，咸阳空尽，义徒四合，清荡馀烬，势在跂踵。”天子慰劳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举斧函谷，规延王诛，群师勤王，将离寒暑。公躬秉𫓧钺，棱威首涂，戎辂载脂，则郊垒叠卷，崤陕甫践，则潼塞开扃。姚泓窘逼，弃城送死，蓝田偏师，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获蔽野，伪首奔迸，华、戎云集，积纪逋寇，旦夕夷殄。”长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阳相赏。田子谢曰：“咸阳之平，此实圣略所振，武臣效节，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阳、始平二郡太守。

[南齊書中國華夏-327] 292.0 ^292.1 《南齐书·卷一·高帝萧道成上·纪第一》……（昇明三年三月）甲寅，策相国齐公曰：“天地变通，莫大乎炎凉，悬象著明，莫崇乎日月。严冬播气，贞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暎弥显。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虐，王纲弛紊，太宗受命，绍开中兴，运属屯难，四郊多垒。萧将军震威华、戎，寔资义烈，康国济民，于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闵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县，神歇灵绎，海水群飞，彝器已尘，宗禋谁主，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业，鸿绪再维，闳基重造，高勋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听朕命。乃者，袁、邓构祸，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跨蹈五湖，凭陵吴、越，浮祲亏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锋镝交乎天邑。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雠。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寅车而戒路，军政端严，卒乘辑睦，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浒，索儿愚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坠涂炭，均人废职，边师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贯朝日，拥节和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帅，保境全民，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四月）壬辰，策命齐王曰：“伊太古初陈，万物纷纶，开耀灵以鉴品物，立元后以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龙之辰，靡得而详焉。自轩黄以降，坟素所纪，略可言者，莫崇乎尧舜。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德之休明，宸居灵极。期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䜎然兴歌，有虞揖让，卿云发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务，怀生载怿，灵祇效祉，遗风馀烈，光被无垠。汉魏因循，弗敢失坠，爰逮晋氏，亦遵前仪。惟我祖宗英叡，勋格幽显，从天人而齐七政，凝至德而抚四维。末叶不造，仍世多故，日蚀星陨，山沦川竭。惟王圣哲渊明，荣镜㝢宙，体望日之威，资就云之泽，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仁育群生，义征不𬤝，国涂荐阻，弘五虑而乂宁，皇绪将湮，秉六术以匡济。及至权臣内侮，蕃屏陵上，兵革云翔，万邦震骇，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遐迩清夷，表里肃穆。戢雕戈而事黼黻，委旌门而恭儒馆，声化远洎，荒服无尘，殊类同规，华、戎一揆。是以五光来仪于轩庭，九穗含芳于郊牧。象纬昭澈，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灵祇乃眷，兆民引领。朕闻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所以仰鉴玄情，俯察群望，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谒苍昊，奏云门而升圆丘，时膺大礼，永保洪业，岂不盛欤！”……
《南齐书·卷二·高帝萧道成下·纪第二》……（建元）四年春正月壬戌，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
《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三十五·高逸·顾欢》……欢论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翦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经云‘戎气强犷’，乃复略人颊车邪？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又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羌宕昌》……史臣曰：“氐、胡犷盛，乘运迭起，秦、赵僭差，相系覆灭，馀类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际。芮芮地穷幽都，戎马天隔。氐杨密迩，华、夷分民接境，侵犯汉、漾，浸逼狼狐，壃埸之心，窥望威德，梁部多难，于斯为梗。残羌遗种，际运肇昌，尽陇凭河，远通南驿，据国称蕃，并受职命。晋氏衰败，中朝沦覆，灭馀四夷，庶雪戎祸，授以兵杖，升进军麾，后代因仍，贪广声教，绥外怀远，先名后实。贸易有无，世开边利，羽毛齿革，无损于我。若夫九种之事，有□□至于此也。”

[328] 《陈书·卷五·宣帝陈顼·纪第五》（太建二年）秋八月甲申，诏曰：“怀远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即华，民之本志。顷年江介繈负相随，崎岖归化，亭候不绝，宜加恤养，答其诚心。维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诸州镇，不问远近，并蠲课役。若克平旧土，反我侵地，皆许还乡，一无拘限。州郡县长明加甄别，良田废村，随便安处。若辄有课订，即以扰民论。”……
（太建四年）秋八月辛未，周遣使来聘。丁丑，景云见。戊寅，诏曰：“国之大事，受脤兴戎。师出以律，禀策于庙，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顷扫涤群秽，廓清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运筹。虽左衽已戡，干戈载戢，呼韩来谒，亭鄣无警；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仁必有勇，无忘武备。磻溪之传韬诀，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合，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阵，齐以七步，肃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乙未，诏停督湘、江二州逋租，无锡等十五县流民，并蠲其繇赋。
《陈书·卷十四·列传第八·南康愍王昙朗》二年，徐嗣徽、任约引齐寇攻逼京邑，寻而请和，求高祖子侄为质。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断，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高祖难之，而重违众议，乃言于朝曰：“孤谬辅王室，而使蛮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责。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与齐和好，以静边疆，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且齐人无信，窥窬不已，谓我浸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高祖虑昙朗惮行，或奔窜东道，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以昙朗还京师，仍使为质于齐。
《陈书·卷二十二·列传第十六·陆子隆》华皎据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频遣使招诱，子隆不从，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克。及皎败于郢州，子隆出兵以袭其后，因与王师相会。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武州诸军事，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七百户。寻迁都督荆信祐三州诸军事、宣毅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是时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绥集夷、夏，甚得民和，当时号为称职。三年，吏民诣都上表，请立碑颂美功绩，诏许之。太建元年，进号云麾将军。二年卒，时年四十七。赠散骑常侍，谥曰威。子之武嗣。

[329] 《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东夷·百济》……其国近倭，颇有文身者。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

[330] 《隋韩暨暨妻王氏志》君讳暨，字承伯，昌黎龙城人也。与周同姓，分基帝喾之宗；绍封晋朝，始嗣韩侯之族。名称三杰，禀勋千年；世重衣香，芬芳百代。昔虎狼为七雄之侯，地入颖川。司空在魏，克更封昌国，子孙流播，于兹盛矣。祖坤道，辅国将军、济州别驾、谏议大夫、国子祭酒，清才彪炳，硕学博闻，□藻横飞，□□辩悛。父详，平州司马、谘议参军，禀性自大，□□简素，怡然于物外，有终焉之心；冲漠于丘园，得无为之真。美姿容，善谈论。言成准的，行为师表。七阁五车，究其义隩；九流百氏，洞悉渊源。慕仲君之下帷，爱孙敬之闭户。属群飞海水，天下乱离，戎狄窥疆，孝昌失驭，高丽为寇，被拥辽东。虽卉服为夷，大相引接，钦名仰德，礼异恒品。未履平壤之郊，递拜大奢之职，非其好也。出自本心，辞之以疾，竟无屈矣。执节无变，斯之谓乎？华夏人安，宗祧更立，率领同类五百馀户归朝奉国，诚节可嘉，爵以酬功，授龙城县令。昼游衣锦，道路光辉。……

[331] 《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三十九·狄仁杰》……俄转宁州刺史，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御史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宁州境内，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馆，召州吏谓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州人方散。……

[332]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脩文政，未之许也。……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湟中月氏胡》……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埶，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

[333]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新罗》新罗国，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
《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西域·高昌》……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内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文记。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賮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

[334] 《魏故泾雍二州别驾安西平西二府长史新平安定清水武始四郡太守皇甫君墓志铭》君讳𬴊，字真驹，安定朝那人也。卿士之苗胄，渡潦之琼胤，荆州刺史之孙，辟主簿州都处士之元子。……延兴中，泾土夷、民一万馀家，诣京申诉，请君为统酋。然戎、华理隔，本不相豫，朝议不可。圣上以此诸民丹情难夺，中旨特许。……

[335] 《魏书·卷二·太祖道武帝托跋珪·纪第二·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魏书·卷二十四·列传第十二·张伦》熙平中，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抗敌国之书，不修臣敬。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遣使报之。伦表曰：“臣闻古之圣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礼有壹见之文，书著羁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圣明之略，经略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业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罴之旅，方役南辕，未遑北伐。昔旧京烽起，虏使在郊，主上按剑，玺书不出。世宗运筹帷幄，开境扬旌，衣裳所及，舟车万里。于时丑类款关，上亦述尊遗志。…………”

[晉書中夏中華-336] 301.0 ^301.1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孙绰》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绰乃上疏曰：“伏见征西大将军臣温表‘便当躬率三军，讨除二寇，荡涤河渭，清洒旧京。然后神旗电舒，朝服济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极’。斯超世之弘图，千载之盛事。然臣之所怀，窃有未安，以为帝王之兴，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业，贵能以义平暴，因而抚之。怀愍不建，沦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绝纲，土崩之衅，诚由道丧。然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胜谈，自当任道而遗险；校实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丧乱已来六十馀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向无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谋，独任天下之至难也。今发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趣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飡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夫国以人为本，疾寇所以为人，众丧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使德不可胜，家有三年之积，然后始可谋太平之事耳。今天时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无乃顿而难举乎？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如其迷逆不化，复欲送死者，南北诸军风驰电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握。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壮其猷，君臣相与，弘养德业，括囊元吉，岂不快乎！今温唱高议，圣朝互同，臣以轻微，独献管见。出言之难，实在今日，而臣区区必闻天听者，窃以无讳之朝，狂瞽进说，刍荛之谋，圣贤所察，所以不胜至忧，触冒干陈。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岂非屈于一人而允亿兆之愿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显戮，使丹诚上达，退受刑诛，虽没泉壤，尸且不朽。”桓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寻转廷尉卿，领著作。
《晋书·卷六十一·列传第三十一·刘乔》……（刘弘）又上表曰：“范阳王虓欲代豫州刺史乔，乔举兵逐虓，司空、东海王越以乔不从命讨之。臣以为乔忝受殊恩，显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时，以徇国难，无他罪阙，而范阳代之，代之为非。然乔亦不得以虓之非，专威辄讨，诚应显戮以惩不恪。然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恐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今夕为忠，明旦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痛心疾首。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兽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若诚濯之，必无灼烂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晋书·卷七十一·列传第四十一·陈𫖳》……镇东从事中郎袁琇荐𫖳于元帝，迁镇东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𫖳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
《晋书·卷九十八·列传第六十八·桓温》……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还都洛阳，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灭，时来之会既至，休泰之庆显著。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山陵危逼，所以遐迩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凤栖外藩，龙飞皇极，时务陵替，备彻天听，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伫云罗，混网四裔。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飇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众星斯仰，本源既运，枝泒自迁；则晋之馀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之命不诛而自绝矣。故员通贵于无滞，明哲尚于应机，砎如石焉，所以成务。若乃海运既徙，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蠖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以俟风云之期，盖屯圮所钟，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馀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勤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然后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旗旗之旌，冕旒钖銮，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镬，其甘如荠。”诏曰：“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率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殉国，孰能若此者哉！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于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广辽远，罢都督，温表辞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

[杜坦-337] 302.0 ^302.1 《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二十五·杜坦》……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历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䃅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䃅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䃅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338] 《晋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庾阐》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
《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八·段灼》……古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有养人以惠，使人以义，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曾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厉，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秃发利鹿孤》……利鹿孤立二年，龙见于长宁，麒麟游于绥羌，于是群臣劝进，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其将𨱎勿崘进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

[339] 《晋书卷五·帝纪第五·愍帝》……（建兴五年）秋七月，大暑，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竞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
《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若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戌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扬州送黄鹄雏五，颈长一丈，声闻十馀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列于充庭之乘。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馀人。……
……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馀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伏都毁阁道，临问其故。伏都曰：“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严率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铢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给之。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馀。朗奔于襄国。麻秋率众奔于苻洪。……

[340]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庚辰，谕值班侍卫及守卫护军等：“满洲旧制最重学习清语，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甚属不合，且满洲人等俱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皇考之所留遗者，当日耆旧大臣务以造就后进为心，每将习学满洲本务、努力上进之语时时教导，今兵丁值班之处，彼此戏谑，殊非善习。嗣后各宜勉励屏除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习学，此尔等进身之阶，国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谕管理旗务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齐，曾屡降谕旨，命都统等善为训练，俾各兵丁俱成精锐，乃至今尚未整齐，此皆都统等未尝悉心训练之所致也，著传旨与八旗都统等于骁骑营兵内，择其年少无疾、骑射不堪、不能满洲蒙古言语之人，满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汉军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厂子、圣化寺等处设立一营，令其学习一切技艺，更于骁骑营官员内择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满洲旗分各派二员、蒙古汉军旗分各派一员，令与兵丁一同学习，使人人皆成精锐。至于八旗前锋护军内骑射稍优、年力精壮、人材可观而未经服习勤苦之人有愿入其中学习者，亦著挑选一千名另立一营，令其学习。其前锋参领、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护军校之内有愿与兵丁等一同在彼学习者，每旗各派二员。此项兵丁，诸处俱不得差遣，每日学习骑射，所用之马令伊等亲身饲养，以习勤苦，营内一概不许汉语，惟习清语或蒙古语，其教习趋走超距及清语等事于索伦新满洲乌拉齐内挑选好者，分为三、四班，令其教习。至于总管二营，不必派委都统等，著将领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职名开列，朕酌量派委，令其管理。”

[341] 王献军《唐代吐蕃统治河陇地区汉族琐谈》……据《新唐书》载，河陇人口天宝年间最多，为五十余万。安史之乱前，己有一郖分东徙。唐神策军名将孜晟尝言：“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较东徙，自弃之耳！”但安史之乱前东徙的人口究竟有多史，史无记载，估计不会很的，因为《建中实录》云：“初，吐蕃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可知，这时未曾逃徙的河陇居民仍为五十万上下。但是，吐蕃统治下的河陇汉族人并不只是这些人，还应包括蕃军从唐朝大肆掠夺来的汉族人及唐军战俘。这些人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已在河陇安家落户，繁衍子孙。蕃军在后期的边境战争中疯狂地掠夺唐朝州县，从财物到庄稼、牲畜、人口都成为他们的掠夺对象。纵观唐蕃战争的整个过程，吐蕃从关内道诸州大掠唐人的记载不绝于史，几乎每战必掠，动辄以千、万计，数量之大，令人惊讶。……上述吐蕃从关内道泾、邠、陇、宁、庆、鄜等州掠夺走的汉族人，包括普通百姓、士女、百工及僧侣。除去部分百工、僧侣送到吐蕃本土外，其余人大都安置到河陇地区。……从上面的论述，利们可以得知，这三部分汉族人同样都受到吐蕃河陇地区行政机构的统治，估计至少有六十余万人。…………
由于吐蕃统治者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各被征服民族实行了民族歧视、压迫与强制同化的民族政策，数十万河陇汉人的生活异常痛苦。……吐蕃同化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强制性，加上与此并行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不仅激起了汉族人民强烈的反吐蕃的民族意识，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及采用名种手段进行反抗，为吐蕃在河陇地区统治的崩溃埋下了爆炸的种子。……

[342]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三十五·诸夷蕃将·泉献诚》……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牙群臣举善射五辈，中者以赐。内史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固辞。献诚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后嘉纳。……

[大唐西域記-343] 308.0 ^308.1 《大唐西域记·卷第四·至那仆底国》至那仆底国，周二千馀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穑滋茂，果木稀疏。编户安业，国用丰赡。气序温暑，风俗怯弱。学综真俗，信兼邪正。伽蓝十所，天祠八所。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呾逻^{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大唐西域记·卷第五·羯若鞠阇国》……今王，本吠奢种也，字曷利沙伐弹那^唐言喜增，君临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罗羯罗伐弹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逻阇伐弹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长嗣位，以德治政。时东印度羯罗拿苏伐剌那^唐言金耳国设赏迦王^唐言月，每谓臣曰：“邻有贤主，国之祸也。”于是诱请，会而害之。人既失君，国亦荒乱。时大臣婆尼^唐言辩了，职望隆重，谓僚庶曰：“国之大计，定于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亲贤允属，欲以袭位。于事何如？各言尔志。”众咸仰德，尝无异谋。于是辅臣执事咸劝进曰：“王子垂听，先王积功累德，光有国祚。嗣及王增，谓终寿考，辅佐无良，弃身仇手，为国大耻，下臣罪也。物议时谣，允归明德。光临土宇，克复亲仇，雪国之耻，光父之业，功孰大焉？幸无辞矣！”王子曰：“国嗣之重，今古为难，君人之位，兴立宜审。我诚寡德，父兄遐弃，推袭大位，其能济乎？物议为宜，敢忘虚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观自在菩萨像，既多灵鉴，愿往请辞。”即至菩萨像前，断食祈请。菩萨感其诚心，现形问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恳？”王子曰：“我惟积祸，慈父云亡；重兹酷罚，仁兄见害。自顾寡德，国人推尊，令袭大位，光父之业。愚昧无知，敢希圣旨！”菩萨告曰：“汝于先身，在此林中为练苦苾刍，而精勤不懈。承兹福力，为此王子。金耳国王既毁佛法，尔绍王位，宜重兴隆，慈悲为志，伤湣居怀，不久当王五印度境。欲延国祚，当从我诲，冥加景福，邻无强敌。勿升师子之座，勿称大王之号。”于是受教而退，即袭王位，自称曰王子，号尸罗阿叠多^唐言戒日，于是命诸臣曰：“兄仇未报，邻国不宾，终无右手进食之期。凡尔庶僚，同心戮力！”遂总率国兵，讲习战士。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广其地，更增甲兵，象军六万、马军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断生命，有诛无赦。于殑伽河侧建立数千窣堵波，各高百余尺。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止医药，施诸羁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年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惟留兵器，不充檀舍。岁一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养，庄严法座，广饰义筵，令相榷论，校其优劣，褒贬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贞固，道德纯邃，推升师子之座，王亲受法；戒虽清净，学无稽古，但加敬礼，示有尊崇；律仪无纪，秽德已彰，驱出国境，不愿闻见。邻国小王、辅佐大臣，殖福无怠，求善忘劳，即携手同座，谓之善友。其异于此，面不对辞，事有闻议，通使往复。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随所至止，结庐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于行宫日修珍馔，饭诸异学，僧众一千，婆罗门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344] 嘉祥寺神恺《大黑天神法·卷一》引《仁王经良贲疏》云：“言塜间者，所住处也。言摩诃者，此翻云大。言迦罗者，此云黑天也。上句梵语，下句唐言。大黑天神，斗战神也。若礼彼神，增其威德，举事皆胜，故向祀也。”

[345]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千支》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属国，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苌。

[346]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天竺国》……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馀子皆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随中国僧至焉，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善持律，为都人之所倾向，财施盈室。众僧颇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伪为奏求还本国，许之。诏既下，曼殊室利始大惊恨，众僧谕以诏旨，不得已迟留数月而后去。自言诣南海附贾人船而归，终不知所适。……

[34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占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其王又言：“本国地毛不壮，土产无精，常思奇异而供王，每欲殊珍而作贡，所以特遣使使遍诣邻蕃。昨于三佛齐国得金毛狮子一。其狮子本出天竺国，彼人豢养，今以驯良，传来大食，又至三佛齐，蕃语谓之‘虥猫’，唐言谓之‘师子’。今遣专使诣阙上进。”……

[晉書卷二-348]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日南郡象林县》：“自此南有四国，其人皆云汉人子孙。今有铜柱，亦是汉置此为界。贡金供税也。”
王隐《晋书‧卷二》：“日南郡象林南有四国，皆称汉人，贡金供税。”

[349] 法显《佛国记》……得至鄯鄯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馀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合。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彼众僧出问显道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善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精舍北二三里有尸磨赊那，尸磨赊那者汉言弃死人墓田。……法显于舶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一月馀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法显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如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馀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政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将人从来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

[350] 《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三十五·王僧达》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时南郡王义宣求留江陵，南蛮不解，不成行。仍补护军将军。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及为护军，不得志，乃启求徐州，曰：“臣衰索馀生，逢辰藉业，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遗贱，饰短捐陋，布策稠采，从官委褐，十有一载。早凭庆泰，晚亲盛明，而有志于学，无独见之敏，有务在身，无偏鉴之识，固不足建言世治，备辨时宜。窃以天恩不可终报，尸素难可久处，故猖狂芜谬，每陈所怀。陛下孝诚发衷，义顺动物，自龙飞以来，实应九服同欢，三光再朗，而臣假视巷里，借听民谣，黎氓□□，未缔其感，远近风议，不获稍进，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载，譬之于今。当汉文之时，可谓藉已成之业，据既安之运，重以布衣菲食，忧勤治道，而贾谊披露迺诚，犹有叹哭之谏。况今承颠沛，万机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闻前达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渊通，亦当鉴之圣虑。窃谓当今之务，惟在万有为己，家国同忧，允彼庶心，从民之欲。民有咨瘼之声，君表纳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无侈豫之情。又应官酌其才，爵畴其望，与失不赏，宁失不刑。至若枢任重司，藩捍要镇，治乱攸寄，动静所归，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适宜，无或定其出处。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观世路，谬识其难，即之于身，详见其弊。何者？臣虽得免墙面，书不入于学伍，行无愆戾，自无近于才能，直以荫托门世，夙列荣齿。且近虽奔迸江路，归命南阙，竟何功效，可以书赏。而频出内宠，陛下绸缪数旬之中，累发明诏。自非才略有素，声实相任，岂可闻而弗惊，履而无惧。固宜退省身分，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夫见危致命，死而后已，皆殷勤前诰，重其忘生。臣感先圣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获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禄，居重荣，衣狐坐熊，而无事于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犹警，国未忘战，辫发凶诡，尤宜裁防。间者天兵未获，已肆其轻汉之心，恐戎狄贪婪，犹怀匪逊。脱以神州暂扰，中夏兵饥，容或游魂塞内，重窥边垒。且高秋在节，胡马兴威，宜图其易，蚤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报效，远近小大，顾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则虑之所办，情有不疑。若首统军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实诚亦非愿。陛下矜谅已厚，愿复曲体此心。护军之任，臣不敢处，彭城军府，即时过立。且臣本在驱驰，非希崇显，轻智小号，足以自安。愿垂鉴恕，特赐申奖，则内外荣荷，存没铭分。”上不许。僧达三启固陈，上甚不说。以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期岁五迁，僧达弥不得意。

[南齊書魏虜-351] 《南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三十八·魏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
《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芮芮虏》……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筭数术，通胡、汉语，常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昇明二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上初践阼，不遑出师。

[352] 慧皎《高僧传‧卷十三‧经师第九‧释慧忍十一》……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353] 《唐蕃会盟碑》
文武孝德皇帝与圣神赞普猎赞陛下二圣舅甥濬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喜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好矣。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或有猜阻捉生，问事讫，给以衣粮放归。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如此盟约各自契陈，刑牲为盟，设此大约。倘不依此誓，蕃、汉君臣任何一方先为祸也仍须仇报及为阴谋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验证以官印登坛之臣亲署姓名，如斯誓文藏于玉府焉。

[354]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第十六》
（长庆二年）……陇山有异兽如猴，腰尾皆长，色青赤而猛鸷，见蕃人则跃而食之，遇汉人则否。……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
（开元十七年）……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为张玄表、李知古等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抄吐蕃，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又缘年小，枉被边将谗构鬬乱，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将万足。前数度使人入朝，皆被边将不许，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娄众失力将状专往，蒙降使看公主来，外甥不胜喜荷。谨遣论名悉猎及副使押衙将军浪些纥夜悉猎入朝，奏取进止。两国事意，悉猎所知。外甥蕃中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椀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吐蕃下》
（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呼延州僧延素辈七人，称徐舍人召。其火队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趋至帐前，皆马革梏手，毛绳缧颈。见一吐蕃年少，身长六尺馀，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缚，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斵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延素曰：“僧身孤亲老，恳祈全活。”悲不自胜。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归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龟兹国》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

[355]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吐蕃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馀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

[356] 《张义潮变文》……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錾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侧近，便拟交锋。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至退浑国内，方始趁趃。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曳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处…………炖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鸟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獐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

[河湟有感-357] 322.0 ^322.1 《司空表圣诗集·卷第三·河湟有感》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㫁异鄕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358] 张籍《张司业诗集·卷七拾遗乐府三十三首·陇头行》
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巳入凉州城。
汉兵处处格闘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邉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
谁能还使李轻车，重取凉州属汉家。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359]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契丹下》初，德光之击晋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则汝得中国不能有，后必有祸，悔无及矣。”德光死，载其尸归，述律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后死于木叶山。……初，萧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而翰妻争妒，告翰谋反，翰见杀，峤无所依，居虏中七年。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峤归，录以为《陷虏记》云

[蘇轍出山-360]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
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
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
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
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
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従禄山^{此皆燕人语也}。

[361] 范仲淹《太子右卫率府率田公墓志铭》
…………
公讳绍方，其先雁门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炽，得石晋山后八郡，又岁侵两河间。王考讳某，被迁于卢龙，署之以官，复治产云中，而货殖焉。考讳某，能干父之蛊，其家益显，娶王氏而生公。
公少称才武，抱气重诺，有燕赵之风。义事耶律，得亲信左右，常从而南牧。帐下多掠获汉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计之曰：“汉人，吾曹也。驱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将孥戮于虏中。”乃纵之，夜亡者千计。此德于人多矣！公亦自负，谓：“大丈夫胡能老于异域哉！考妣既葬，吾其归欤！”乃匿身草莽，会夜则负斗而奔。既达朝廷，真宗悯然嘉之，补职于三班。以其勇果，屡委军甲，捕外方寇，所谓巡检者。至则盗息，民得按堵。
…………

[續資治通鑑長編-3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四·咸平六年》环州虎翼军士魏琼等四人，前为李继迁所掠，至是遁归，且言：“继迁在灵州东三十里东关镇，树栅居之，所部人骑约三万。去岁伤旱，禾麦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凡执役者，有小过则系头投于河，令人就下流接视，蕃人则援以出，汉人则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殣相望，下多咨怨。”诏赐琼等袍带、缗钱，第补小校、队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六·庆历五年》
（欧阳）修尝奏疏言：“……且北敌虽以战射为国，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与中国通和之后，未尝躬战阵、遭勍敌，谋臣旧将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贯宁者无三两人。宁材不及中人，已是彼之杰者，所以君臣计事，动多不臧。当初对梁适遣使河西，使与中国通好，及议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国厚利，乃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方且招缉败亡，修治器甲，内恐国中之复叛，外有西夏之为虞，心自怀疑，忧我乘虚而北袭。故于界上勉强虚张，囚我巡兵，侵我地界，盖其实弱而示强尔。实弱而示强者，用兵之诡计也。故臣谓苟能察其强弱，知其情伪，则无不争之理，何必惧其不足惧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
知黔州、内殿崇班张克明言，领思、费、夷、播四州，又新籍蛮人部族不少，语言不通，习俗各异，若一概以敕律治之，恐必致惊扰，乞别为法。下详定一司敕所，请黔南獠与汉人相犯，论如常法；同类相犯，杀人者罚钱自五十千，伤人折二支已下罚自二十千至六十千；窃盗视所盗数罚两倍，强盗视所盗数罚两倍；其罚钱听以畜产器甲等物计价准当。从之。

[363] 《礼宾使王君墓志铭》予守荆南府时，君为湖北路兵马都监，熟知其为人夷易而有守，谨于持法，军中称其平。本道使者合言澧阳及谿蛮相抵，正控其出入道，愿得王某为之守，遂知澧州。君既至，果以治状闻。澧之所最病者，惟谿蛮与澧江谿蛮，凡十二族。入贡皆赐以券钱，酋豪尝更相侵夺，因而杀汉民，朝廷为增券以平之。君以为蛮性贪骛，一起争则增券，异时复争则将奈何，乃与群酋约，籍其钱入于官，至入贡则令主均与之，蛮人大喜。澧江水溢坏民舍，君筑长堤十三里，明年水暴至，赖以无害。君既去，方春时，军民携酒𫗧游乐其下，必相顾徘徊，以为君之惠不可忘也。转运使课湖北守臣，以君为第一。……

[364] 《贾师训墓志铭》公讳师训，字公范，其先出于周之同姓之国。春秋时有贾季贾华，代为名族，至两汉，谊山捐之逵琮之辈以儒学政行发名于世，晋唐间，充耽致位将相，其后有游仕于渤碣之间者，因籍为燕人，子孙相继，衣冠不绝，至公之七代祖曰梦殷，为卢龙军节度判官，卢龙君生道纪，为营州刺史、检校司空，司空高祖曰去疑，先仕后唐。我大圣天皇时奉使来贡，因留之，俾督工役，营上都事业，迁将作大匠，累拜始平军节度加检校太师，赐号□□奉国保定功臣。……大安二年授密副使右谏议大夫，曾奏事御所，有诏迁奚中其部所居汉民四百户。宰相承诏趋出，公独侍，上问之，公前对曰：“自松亭已北距黄河，其间泽、利、榆、松山、北安数州千里之地，皆霫壤也，汉民杂居者半，今一部之民可徙则数州之人尽可徙矣，然则恐非国家之利，亦如辽东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讫今数世无患，愿陛下裁察。”上悟，其事遂止。……

[三朝北盟会编-36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引封有功《编年》曰：政和五年岁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辽李良嗣密遣人来雄州投蜡弹云：“天庆五年三月四日，辽国光禄卿李良嗣谨对天日斋沐裁书拜上安抚大师足下，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已来悉登仕路，虽披裘食禄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尧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比者国君嗣位以来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盗贼蜂起，攻陷州县边报日闻，民罹涂炭宗社倾危指日可待，迩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军民闻之无不惶骇，揣其军情无有斗志，良嗣虽愚赣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良嗣日夜筹思偷生无地，因省易系有云‘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语不云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得复汉家衣裳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诚不妄悯恤辙鱼，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傥蒙睿旨允其愚恳，预叱会期俯伏前去，不胜万幸。”和诜具其事闻奏，上令太师蔡京、太尉童贯共议可否。十日庚辰，京与贯奏云：“自古招徕，国之盛德，又况辽国用兵军民不附，良嗣归明故当收留。”乞敕和诜密谕会期，后诜令良嗣会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参上谒诜，诜使人掖上厅各具礼赆，是日诜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阙，十八日丁巳，良嗣见于延庆殿，上亲临轩慰劳礼优异，上问所来之，因即奏曰：“臣国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远近生灵悉被苛政，比年以来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县，加之溃卒寻为内患，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愿陛下速行薄伐，脱或后时恐为女真得志，盖先动则制人后动则制于人。”上嘉纳之，遂赐姓赵，授朝请大夫秘阁待诏。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马政至女真。政等至女真授以国书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认所许西京之语，且言平滦营三州不系燕京所管。政不知元传言之详及平州元系燕地，但对以唯唯，遂留虏帐前月馀，议论不决，虏人以朝廷欲全还山前山后故地故民，意皆怀疑各以为“南朝无兵戎之备，止以已与契丹银绢坐邀汉地，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将来灭契丹尽有其地，则南朝何敢不奉我币帛不厚我欢盟！设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讲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据燕地与宋为邻，至时以兵厌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议未迟。”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当且良图，少留人使不妨。”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贯驻军高阳关，宣抚司揭榜示众，榜曰：“幽燕一方本为吾境，一旦陷没几二百年，比者汉、蕃离心，内外变乱，旧主未灭，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涂炭，当司遵奉睿旨统率重兵巳次近边，奉辞问罪务在救民不专杀戮，尔等各宜奋身早图归计，有官者复还旧次；有田者复业如初；若能身率豪杰别立功效即当优与官职厚赐金帛；如能以一州一县来归者即以其州县任之；如有豪杰以燕京来献，不拘军兵百姓，虽未命官便与节度使、给钱十万贯、大宅一区。惟在勉力同心背虏归汉，永保安荣之乐，契丹诸蕃归顺亦与汉人一等。已戒将士不得杀戮，一夫傥或昏迷不恭，当议别有措置应，契丹自来一切横敛悉皆除去，虽大兵入界，凡所须粮草及车牛脚价并不令燕人出备，仍免二年税赋。”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宣和四年》引封氏《编年》曰：知易州高凤与通守王悰共议云：“天祚播迁燕王厌世，女主初立谋迁汉人，或闻欲行诛戮，汉人被害，吾辈安得奠枕！今者南国宣抚被旨吊伐，汉人往往南归，今萧干林牙见在燕京，可密遣人归款南朝，使南兵来此内外相应尽杀契丹，我辈可免日后之苦。”悰遂谨诺，得僧明赞令来宣司，赞具说：“汉人朝暮延颈颙望，日俟天兵欲归王化积有岁时，今者伏闻朝廷诏词宽厚檄榜，丁甯又闻宣抚司日收归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师、通守王少卿专遣明赞来见宣抚，欲乞择起兵月日来抵易州，当以内应诛戮契丹，伏候钧旨。”贯既察来情。又使刘延庆审问真实，密令明赞先归，期以二十日约天兵前到城下，贯许以事济□赏之以官先次，厚劳令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靖康元年》引《靖康遗录》曰：贼之来虽有少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引《节要》曰：……又闻粘罕初围太原，有保正石竧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人甚众且强悍多豪侠，每朔望告戒必以忠孝为主，由是户多可恃人尽知方，金人攻之往往为竧败，金贼屡屡遁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军破而擒之，皆粘罕怒使之也，当破之日，竧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竧，命钉之于车，剚刃于股将欲支解之，竧颇节义，自持皇恩素感忠赤，昂藏之概傲慢之态磊磊落落，绝无顾虑之念生死鼎镬之惧，铁石忠贞不是过也，粘罕虽腥膻部落，不觉惊异，徐谓竧曰：“尔若降我，当命尔以官。”竧嫚骂曰：“爷是汉人，甘死不降番狗，你识爷么！姓石，石上钉橛更无移改！”竟为贼所害。

[五部落之變-366]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边防二庚子五部落之变》“五部落居黎之西，去州百馀里，限以飞越岭。有姓郝、赵、王、刘、杨五族，因以得名，即唐史所谓两面羌也，其居叠石为碉人积糗粮器甲于上，族无豪长，惟老宿之听。往来汉地，熟悉能华言，故比诸蕃尤奸黠…………蕃贼自西镇村长驱而来，及奉龙镇富庄头，居民二百年生业及官军糗粮器甲俱被掳掠，蕃贼见所得甚夥，驱汉人负载以归，由是不及近郊，西边惊移之民奔入城中，郡始仓皇失措，福谦因得中风病，又有巡检王价者，守州西北马鞍山之隘，闻兵败欲遁归，倡言蕃贼入城无数，城中居民惊扰，后诘之，乃知其诈。”

[朝鮮王朝實錄-367]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三十一年（1449）八月》通事金自安到辽东，先遣人驰报云：“臣见东宁卫人朴镇问声息，答云：‘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又东宁卫指挥高洪镇旅顺口子，闻达达声息，即率所领军，驰入辽东城，守门者误以为达达兵来，顚倒闭门。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墙四十馀里，守埤者走报，监军摠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报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备，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辫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鼻耳。东宁卫人曰：‘我辈本是高丽人，中国之乱如此，欲投义州，但不识许入否。’”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十五年（1484）九月》更议唐女处置事。郑昌孙议：“世宗敎云：‘被掳唐人逃来，其主若细知寻踪而来，则宜从权还给。’此于事大，虽似未稳，权宜之策，不得不尔。”沈浍、李克培议：“三者之来，李暹初不许接，宜矣，今既许接，越在我境。若不解送而还给，其夫，后日若逃还本土，说此意，则前日事大之意，一朝扫如矣。解送为便。”尹弼商议：“三者之事，臣反复思之，彼虽称汉女，未可的知。假令是实，以事势计之，兵家之法，有奇有正，制事之宜，亦有经权。今当从奇从权，务弭边衅而已，不可慕虚名，而取实祸也。臣意以谓‘还给其夫，甚合事体。’”洪应、卢思愼议：“前此唐人为野人所掳，而逃来我国者非一，野人追踪而来请者亦多，皆云：‘此非汝土之人，原系汉人，本国事大以诚，例皆解送，汝等所知。’以此答之，已成格例，彼亦无怨言矣。当初不纳则已矣，今已受而纳之矣，若又还与，则非惟大义不可，后有唐人逃来，彼据此例，以请之，将何辞而拒之？解送为便。”传于承政院曰：“于佥意何如？”承旨等启曰：“唐人解送，已有前例，今若还给，则非徒有亏事大之义，后有逃来者，亦援例以请曰：‘前日已还愁升应巨之妻，今何独不然？’则将何辞而答之？”传曰：“以大义言之，则固当解送。然解送，则边衅立生，今姑下谕监司，语三者曰：‘汝虽称唐女，岂信汝言乎？当以野人待之。’又谕节度使，愁升应巨来寻与否，令即驰启。”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二十二年（1491）八月》圣节使朴崇质回到辽东驰启曰：“臣本月十五日朝，遣通事金孟敬诣摠兵官罗雄，请护送军，雄问：‘汝国边境有何事乎？’孟敬答云：‘闻有声息，故今请护送军。’雄曰：‘建州卫达子卜花秃等，九十月、十一二月间，欲犯汝国边境，汝国礼义之地，与中国似一家，摠兵官使兵护送于八站，则虽达子何畏。’又云：‘野人事报牒到此，明日更来抄去。’，十六日朝，孟敬抄来，其文曰：‘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为传报夷情事，据开原备御都指挥使裵震呈，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据通事百户白洪呈，审得海西葛林卫女直指挥答罕出等五名，到市报说“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有黑龙江野人头儿主孔革，领著二、三百人马，说称要来开原地方上偸抢，又怕尔海西山场并松花江三寨的人，先去开原报道，怕他人马赶杀不得抢时，我每说抢尔三寨并山场的人回去。”又说“七月初一日，我每都督都里吉马牛的百姓马忽等三十多人马，诈说辽河打鱼，要来汉人地上偸抢行间。”又有海西钦真河卫女直哈荅亦报“七月初三日，有建州头儿都督卜花秃来我本寨雇马，他说‘我每先去高丽后门抢了两遭回来了，如今又来雇马，还要去抢高丽。’ 又与我每说‘南朝的人马，要到秋间，征伐尔海西一带的人。’我每听得这话害怕，就来开原马法，每上报得知道。”据报备呈到来会同。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太监蓝看得所报，前请除行属，严谨堤备外，合用手本，烦请知会，须至手本者。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钦差分守开原等处，右参将都指挥使崔胜为传报事，据开原备御都指挥使裴震呈，据通事白洪呈，审得海西葛林卫女直指挥答罕出报说：“建州头儿卜花秃亲来租我海西头儿兀加的靑马，有兀加不肯与，他歇了一夜，问他：‘尔租马要做甚麿？’ 卜花秃回说：‘五、六月船上过江，抢了高丽家三遭，如今租好马，多收拾人马，还要去抢。’”不知高丽后门，不知汉人地方上去抢有这等事。我亲来见开原马法们报得知道。弘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三十年（1597）四月注》咨意大略：“……开城、平壤二处，开府立镇，练兵、屯田，西接鸭绿、旅顺之师，东为王京、鸟岭之援。须得实心练事，才力兼全者，为巡抚司道，而专任之，听其便宜行事，选其才能者数十辈，分署各处，为之长帅，就朝鲜之人，杂之以汉人，齐之以汉法，敎之以汉战。因而务农劝织，通商惠工，即山铸钱，以资军兴，如火药、利器，或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尽仰于朝廷。直待夷氛悉净，然后，议撤鸟岭以南，相机进止，毋得浪战损威，鸟岭以北，还定安集，不许尺寸有失。又当通登、莱入辽之海路，从此转饷，以资军兴，从此渡军，以讲水战，使往来之人，不疲于陆”云云。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七年（1615）闰八月注》（许）筠所买书籍，间有所自作，又有《林居漫录》一卷草本，言王奸兄位次，嗣位不正，故王不自奏，使臣僚呈文辨正。盖筠之隶属玄应旻，多材能汉语，出入市井，换贸如汉人，故能以赝书混其中，华人莫能辨。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一年（1619）三月》贼悉众合围，士卒知必死，愤慨欲战，贼乃招我国胡译河瑞国，语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往虏营，结约贼将而还，景瑞又要弘立俱盟。天朝败兵数百，屯据原阜，贼呼我军中曰：‘汉人之在尔军者，悉出之。’又呼曰：‘鲜人之在汉阵者，皆归之。’时乔游击来投我军，以为庇身之所，见我国与奴连和情态即异，书小纸，付其家丁，以传其子之在辽东者，即以弓弦系项，我国将官救之，乃挺身堕崖而死。弘立等尽搜天兵，送于虏阵，贼纵击尽之。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正月》平安监司朴烨驰启：“顷日贼犯三郡时，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尸身皆令收拾埋瘗矣。”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三月》义州府尹驰启“贼兵二三十馀骑，出没江边，搜杀避乱汉人”事。

[368] 王承文《再论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而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分别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岭南俚獠“蛮酋说”，主要建立在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其解读本身既有比较牵强的色彩，同时也与他们对唐代岭南历史的基本认知有关。同时，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大量南迁北方家族的关系，使南汉在五代十国政权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也使南汉在岭南两千年开发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由于史书对刘氏发源地有上蔡和彭城两种记载，所以藤田丰八称“所谓刘氏之祖先，家居上蔡或彭城，似有疑义，必为附会刘姓，以致错误”，并进而判定“南汉之祖仁安为居留唐时福建之大食人”；河原正博亦将其作为判定南汉刘氏为岭南俚獠蛮酋首领的理由之一。然而以上两种观点均在某种意义上混淆了唐人郡望和籍贯的差别。岑仲勉先生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后儒读史，代易境迁，昧望、贯之两通，惟辩争其一是。虽曰学贵多疑，要未免徒劳笔墨矣！”也就是说作为南汉刘氏发源地的彭城与上蔡，主要是郡望与籍贯的差别。二者并不矛盾。
史书记载南汉王室世系，一般都只能上溯至刘谦之父刘安仁，再往上就模糊不清了。这一点也是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否定南汉刘氏为北方家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南汉刘氏在刘安仁之前，很可能本来就无特别显赫的家世；另一方面则与唐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特别是从“安史之乱”直至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中原北方家族大量向各地迁徙逃亡，造成很多家族世系中断，也加速了谱谍之学的衰落。北宋初年柳开评论北方家谱称：“唐季盗覆两京，衣冠谱牒烬灭，迄今不复旧物。”李焘亦称：“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总之，晚唐河洛一带因长期战乱导致很多家族谱牒散失无存，应属于非常普遍的情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北方家族为逃避战乱，向长江以南包括岭南和福建等地大举迁徙，而南汉刘氏家族应属于其中之一。
……总之，与唐末各地方镇多驱逐或杀害唐朝中央委派的官员而强行攫取权力不同，南汉刘氏是以和平与合法的形式完成了岭南地方最高军政权力的转移，因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政权交替过程中的杀戮和动荡。南汉王朝是以唐朝岭南节度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韦宙夫人之所以强调刘谦“非我族类”，其根本原因是“贵贱悬殊，虑招物议”，即担心因为社会地位过于悬殊而招致非议，与刘谦是否为“波斯人与大食人后裔”或岭南俚獠“蛮酋”并无任何关系。韦宙久经官场更有识人之明，与出身门第等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刘谦的才能和器识。在政局极为纷扰动荡的晚唐时代，他更希望为自己子孙乃至整个家族在未来的生存发展培植政治上的靠山。明代黄佐称刘谦“后以功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隐、龚，果开霸业。韦氏之族，赖以为安”。
……陈寅恪先生和罗香林先生对晚唐刘蜕非华夏族身份及其与外来宗教信仰关系的判定，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清代在陕西长安县出土了刘蜕为其母所撰《先妣（刘洽妻）姚夫人权葬石表》，为最终确定刘蜕家族来源及其文化取向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碑文既证明刘蜕属于典型的本土官僚士大夫家庭出身，其所谓“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仅属托词，也证明了其“刘”姓与西域蕃客无关。饶宗颐撰《刘蜕自撰母姚夫人权葬石表题后》称：“志出关中，表文蜕自撰。述其‘蹷于寒饥，故仪卫不用，在𫷷俭薄’，‘至于餝棺以輤，器用不就，表其权焉’。罗振玉为跋谓：‘蜕伤不能备礼，其诚孝如此。而《北梦琐言》称其不祭先人，光宪讥其紊先王之旧行。今以此表考之，蜕之至行如此，必无不祭之事，足以雪诬谤。’按陈寅老曾疑蜕不祀祖，先世或为胡估，而信仰异教，然无明证。罗文载《松翁未焚稿》，乃辽居时做，在陈文刊布之后，如彼获睹是蜕母权葬表，可以释疑矣。”对此陈尚君亦称：“毋庸讳言，陈寅恪先生不是专治金石的金石学家，清代已出土的石刻研究专著，间或有未经寓目者，个别与他的论题直接有关的石刻未及利用……笔记所述传闻，看来大可怀疑。可惜寅恪先生未能见到这方墓石。”根据历史资料，唐代“刘”姓并无特别尊贵之处。唐朝皇帝多赐姓李、武，亦赐姓安、爱、蒙、窦、韦、薛、元、万年、史等姓氏。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受赐此姓即与外戚同族。而元、薛则为当时的高门大姓，社会地位也很高，为世人所重。如果南汉王室确系大食人后裔的话，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其专门冒姓“刘”氏的理由。又根据相关研究，唐宋广州蕃客的姓氏，除了由阿拉伯语音译的大姓蒲姓以外，有取汉姓的李氏（李彦升），而汉化姓氏则有海、哈、金、米、丁等，未见有刘姓。因此，南汉统治期间很可能有不少西域外商或被南汉皇帝赐以刘姓。或假冒南汉王室姓氏，才会出现《萍州可谈》所记载的北宋“广州蕃坊刘姓人”的特殊现象。
南汉刘氏家族如果确实属于西域“大食人后裔”的话，则其家族成员必然有伊斯兰教信仰。然而目前却无任何资料能够证明。相反，却有大量史料能证明南汉王室都是典型的本土儒道佛三教的信仰。《哀册文》所谓“听朝之余，披览罔倦，损益百氏，笙簧六经，东西飞阁，周孔图形。命鸿儒以临莅，选硕生而雠校，鄙束皙之补亡，陋郑玄之成学”，反映了刘䶮对儒学的高度重视。这一点也可与其他史籍相互印证。前引路振《九国志》即记载刘䶮时“诸王皆尚儒学”。……南汉皇帝以及王室成员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也说明南汉刘氏家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或波斯人无关。
唐末各地藩镇纷纷割地称雄，刘谦、刘隐、刘䶮“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自公元901年刘隐正式掌握岭南军政大权，到917年刘䶮建立南汉，再到971年北宋统一岭南，南汉刘氏家族在岭南的统治达70年。长期以来,南汉王室的族属和来源就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南汉历史的重要起点。从本文的讨论来看，滕田丰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大食人后裔说”以及岭南俚獠“蛮酋说”，其局限性比较明显。首先，从唐末以来，各种历史资料对南汉刘氏家族来源一直都有明确而且具有连续性的记载，虽然五代十国和宋朝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家都对南汉王朝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却从未有人对其种族提出过任何质疑。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的学术观点，主要建立在他们对现存史料的不同解读上。然而这种解读本身则存在比较牵强的色彩。因此我们认为史籍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史料之间的某些差异，应属于历史资料中普遍而且正常的现象。对相关差异也应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不能因为有某些差异的存在，就全盘否定正史等资料的可靠性。
其次，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也与他们对唐至五代岭南区域史的整体认知有关。藤田丰八所提出南汉王室为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后裔，是为了强调唐后期广州等东南沿海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力量强大，以至于其子孙竟然可以掌控岭南地方最高军政权力。嗣后，很多研究者似乎也比较乐于以此来证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唐朝自始至终都高度重视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的选任。杜佑称唐朝“多委宿德重臣，抚宁其地”。韩愈称广州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南方事无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又称“岭之南其州七十”，“故选帅常重于他镇”。《新五代史》称“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直至唐末，岭南仍是朝廷尚能直接控制并且进行官吏任免的极少数地区之一。因此不存在由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子孙攫取岭南地方最高军政大权的可能。
河原正博、《剑桥中国宋史》等所坚持的南汉王室属于岭南俚獠“蛮酋说”，其主要依据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都非常强调《北梦琐言》中“非我族类”这一记载的重要性，认为“非我族类”即必然等同于非华夏族的蛮夷，并因此去怀疑和否定一大批正史等资料的可靠性。根据我们的讨论，“非我族类”与南汉刘氏出自岭南俚獠无关。二是河原正博强调从六朝直至唐末岭南俚獠“蛮酋”势力始终都非常强大，唐朝在岭南的统治十分薄弱。日野开三郎也认为，唐朝“中央权力对岭南道行政管理的渗透很微弱，岭南道是一个具有近于羁縻性自主权的特别区”。然而唐朝对岭南的控制和开发实际上要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唐朝前期所推行的“南选”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措施，使六朝以来延续几个世纪的岭南“溪洞豪族”走向衰灭，亦使王朝国家权力真正渗透深入到岭南基层社会。唐朝后期，岭南少数族“蛮酋”的叛乱基本上只来自岭南西南部羁縻州地区。而地处西江流域的封州等地，一直都是岭南开发最早也是汉族移民最集中的地区，至唐末完全不存在所谓左右岭南政局的“俚獠武装酋领”。三是河原正博等把史籍中南汉刘氏出自北方家族的记载，与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族上层普遍攀附北方高门的现象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认为南汉王室的情况与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方面《旧五代史》、《册府元龟》、《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以及《隆平集》、《东都事略》等资料，与南汉刘氏家族的活动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另一方面从北宋以来，各种史书对南汉基本上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些史籍也完全没有必要去为南汉刘氏“攀附”北方家族。
最后，藤田丰八和河原正博等都存在把正史等资料中有关南汉王室源于北方家族的记载，看成是一种孤立和偶然历史现象的倾向。唐朝其实是北方家族以各种方式向岭南大量移民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自“安史之乱”直至唐末五代，大量北方家族为了逃避战乱而移居岭南各地，其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欧阳修总结晚唐至五代北方官僚士人迁移岭南的几种途径，称：“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以上真实地反映了在晚唐中原板荡、“衣冠荡析”的战乱时代，岭南已成为北方官僚士大夫及其家族的主要避难地。南汉统治时期，来自中原内地的文化得到重要发展。桑原骘藏指出：“唐末五代之乱时，不少中原士人到岭南避难，当地文运因之一代一代的得以开通。五代时期割据福建的闽和偏在岭南的南汉，文物皆相当整备，他们从北方避难的士人得到不少协助，亦自不待言。”总之，南汉王室的北方渊源及其与北方家族的关系，既是南汉王朝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研究和理解南汉以及南汉以后岭南历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关键。

[369] 《元史·卷六·本纪第六·忽必烈三·至元五年》三月丙寅，罢诸路四品以下子孙入质者。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甲子，敕怯绵率兵二千招谕建都。壬申，改母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丁丑，敕阿里等诣军前阅视军籍。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
《元史·卷一百三·志第五十一·刑法二·户婚》诸蒙古、回回、契丹、女直、汉人军前所俘人口，留家者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为良民，已居外复认为奴婢者，没入其家财。
《元史·卷一百四·志第五十二·刑法三·盗贼》诸女直人为盗，刺断同汉人。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相兀速》万户纳儿䚟卧疾，令相兀速权领蒙古、女直、汉人三万户。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一·郑温》（至元）九年，诏温统蒙古、汉人、女真、高丽诸部军万人，渡海征耽罗，平之。

[370] 《晋书·卷三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上·惠羊皇后》洛阳败，没于刘曜。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爱宠之，生曜二子而死，伪谥献文皇后。
《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符坚下》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曰：“汝，吾之子也，拥大众，屡为白虏小儿所摧，何用生为！”晖愤恚自杀。
《晋书·卷一百十五·载记第十五·符登》至是苌死，登闻之喜曰：“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尽众而东，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关中。

[371] 《北齐书卷一帝纪第一·神武上》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怨。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唯命。
《北齐书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三·高昂》及平邺，别率所部领黎阳。又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馀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
《北齐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一·袓珽》珽又附陆媪，求为领军，后主许之。诏须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髙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徴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明旦面奏，具陈珽不合之状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无大臣体。珽亦求面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与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谮臣。
《北齐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二·恩幸·高阿那肱》尚书郎中源师尝谘肱云：“龙见，当雩。”问师云：“何处龙见？作何物颜色？”师云：“此是龙星见，须雩祭，非是真龙见。”肱云：“汉儿强知星宿！”其墙面如此。

[往五天竺國傳-372]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又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㔜律国、扬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风并别，著皮裘㲲衫靴袴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若是已东吐蕃总无寺舍，不识佛法，当土是胡，所以信也。已东吐蕃国，纯住冰山雪山川谷之间，以毡帐而居，无有城郭屋舍，处所与突厥相似，随逐水草，其王虽在一处，亦无城但依毡帐以为居业。土地出羊马猫牛毯褐之类，衣著毛褐皮裘，女人亦尔。土地极寒，不同馀国。家常食𪎊，少有饼饭。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无有床席，人民极黑，白者全布。言音与诸国不同。多爱吃虱，为著毛褐，甚饶虮虱，捉得便抛口里，终不弃也。
又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㔜律国，此属汉国所管。衣著人风饮食言音与大㔜律相似。著㲲衫及靴剪其须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贫多富少。山川狭小，田种不多，其山憔杌，元无树木及于诸草。其大㔜律，元是小㔜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㔜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㔜律不来。又从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驮罗，此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国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因兹国境突厥霸王此国已北，并住[山]中。其山并燋无草及树。衣著人风言音节气并别，衣是皮□㲲衫靴袴之类。土地宜大麦小麦，全无黍粟及稻，人多食𪎊及饼。唯除迦叶弥罗、大㔜、小㔜、扬同等国，即此建驮罗国乃至五天昆仑等国，总无蒲□□□甘蔗。此突厥王象有五头、羊马无数，驼骡驴等甚□多。地与胡□□□□□回不过，向南为道路险恶，多足劫贼。从兹已北西业者多，市店之间极多屠杀。此王虽是突厥，甚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等各各造寺供养三宝，此王每年两回设无遮大斋，但是缘身所受用之物、妻及象马等并皆舍施，唯妻及象，令僧断价，王还自赎。自馀驼马金银衣物家具，听僧货卖，自分利养，此王不同馀已北突厥也，儿女亦然，各各造寺设斋舍施，此城俯临辛头大河北岸而置，此城西三日程有一大寺，即是天亲菩萨无着菩萨所住之寺，此寺名葛诺歌，有一大塔，每常放光，此寺及塔，旧时葛诺歌王造，从王立寺名也。又此城东南□里即是佛过去为尸毘王救鸽处，见有寺有僧，又佛过去舍头舍眼餧五夜叉等处并在此国中。在此城东南山里各有寺有僧，见今供养，此国大小乘俱行。
又从此建驮罗国，正北入山三日程，至乌长国，彼自云郁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宝，百姓村庄，多分施入寺家供养，少分自留以供养衣食，设斋供养每日是常，足寺足僧，僧稍多于俗人也，专行大乘法也。衣著饮食人风与建驮罗国相似，言音不同，土地足驼骡羊马㲲布之类，节气甚冷。
又从乌长国，东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卫国，彼自呼云奢摩褐罗阇国，此王亦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衣著言音与乌长国相似，著㲲衫袴等。亦有羊马等也。
又从此建驮罗国，西行入山七日，至览波国，此国无王，有大首领，亦属建驮罗国所管。衣著言音与建驮罗国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行大乘法。
又从此览波国而行入山，经于八日程，至罽宾国，此国亦是建驮罗王所管。此王夏在罽宾，逐凉而坐，冬往建驮罗，趁暖而住。彼即无雪，暖而不寒。其罽宾国冬天积雪，为此冷也。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著言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无问男之与女并皆著㲲布衫袴及靴，男女衣服无有差别，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发在。土地出驼骡羊马驴牛㲲布蒲桃大小二麦郁金香等。国人大敬信三宝，足寺足僧，百姓家各丝造寺，供养三宝。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糸寺，寺中贝佛螺髻骨舍利见在，王官百姓每日供养。此国行小乘，亦住山里，山头无有草木，恰似火烧山也。
又从此罽宾国西行至七日谢䫻国，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那。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此于国，不属馀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领名娑铎干，每年一回，设金银无数，多于彼王。衣著人风、土地所出，与罽宾王相似，言音各别。
又从谢䫻国，北行七日，至犯引国。此王是胡，不属馀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衣著㲲布衫皮球毡衫等类，土地出羊马㲲布之属，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国及谢䫻等亦并剪于须发，人风大分与罽宾相似，别异处多。当土言音不同馀国。
又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缚底那，见今大寔（食）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见属大寔（食）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罽宾国少有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球㲲布等，上至国王，下及黎庶，皆以皮球为上服。土地足驼骡羊马㲲布蒲桃，食唯爱饼。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内及葱蕜等，不事外道。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发，土地足山。
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食），大寔（食）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杀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寔（食）所吞。衣旧著宽㲲布衫剪须发，食唯饼肉，纵然有米，亦磨作饼吃也。土地出驼骡羊马、出高大驴㲲布宝物。言音各别，不同馀国。土地人性受与易。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杀生，事天不识佛法。
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食）国，彼王住不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窂，为此就彼。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毛毯，亦有宝物。衣著细叠宽衫，衫上又披一叠布，以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女人亦著宽衫。男人剪发在须，女人在发。吃食无问贵贱，与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箸，取见极恶，云自手杀而食，得福无量。国人爱杀[生]，事天，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又小拂临国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此王兵马强多，不属馀国。大寔（食）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驼骡羊马叠布等物。衣著与波斯、大寔（食）相似，言音各别不同。
又从大寔（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虽各有王并属大寔（食）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不能自护。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叠衫袴等及皮球，言音不同诸国，又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此等胡国并剪须发，爱著白㲲帽子。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其吐火罗国乃至罽宾国、犯引国、谢䫻国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
又从康国已东，即跋贺那国，有两王，缚又大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寔（食），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驼骡羊马叠布之类，衣著皮裘叠布。食多饼𪎊。言音各别，不同馀国。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僧尼。
又跋贺那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土地出驼骡羊马牛驴蒲桃叠布毛毯之类。衣著叠布皮裘。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王及首领百姓等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国属大寔（食）所管，外国虽云道国，共汉地一个大州相似。此国男女剪须发，女人在发。
又从此胡国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已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无寺无僧，衣著皮球毡衫，以虫为食，亦无城郭住处，毡帐为屋，行住随身，随逐水草。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头（发）。言音与诸国不同。国人爱杀，不识善恶。土地足驼骡羊马之属。
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偏梁□。虽平生不扪泪，今日洒千行。”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五言：“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墁坛，江河凌崖啮。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伴火上□歌，焉能度播蜜。”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食）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疋。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著皮裘毡衫，王著绫绢叠布。食唯饼𪎊。土地极寒，甚于馀国。言音与诸国不同。所出羊、牛极小不大，亦有马、骡。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男并剪除须发，女人在头（发）。住居山里，其山无有树水及于百草。
又胡蜜国北山里，有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各领兵马而住，有一个王属胡蜜王，自外各并自住，不属馀国。近有两窟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西，往来[不]绝。唯王、首领衣著叠布皮裘，自馀百姓唯是皮裘毡衫。土地极寒，为居雪山，不同馀国。亦有羊马牛驴。言音各别不同诸国。彼王常遣二三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与（商）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识匿等国无有佛法也。
又从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此即旧日王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
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此亦汉军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土人著叠布衣也。
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足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崏州人士。……

[373] 《夷坚志·丁志·卷九·陕西刘生》绍兴初，河南为伪齐所据，枢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间谍。李本晋人，气豪，好交结，人多识之。至京师，遇旧友田庠。庠，亡赖子也，知其南来，法当死，捕告之赏甚重，辄持之曰：“尔昔贷我钱三百贯，可见还。”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宁死耳。”陕西人刘生者闻其事，为李言：“极知庠不义，然君在此如落阱中，奈何可较曲直？身与货孰多？且败大事，盍随宜饵之。”李犹疑其为庠游说，然亦不得已，与其半，刘曰：“勿介意，会当复归君。”李佯应曰：“幸甚。”庠得钱买物，将如晋绛，刘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即同行，过河中府，少憩于河滩，两人各携一担仆共坐沙上，四顾无人，刘问庠乡里年甲，具答之。刘曰：“然则汝乃中国民，尝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刘曰：“我亦宋遗民，不幸沦没伪土，常恨无以自效。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听涂说，不得实。幸有诚悫如李三者，吾曹当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挟持以取其货？”庠讳曰：“是固负我。”刘曰：“吾素知此，且询访备至，甚得其详。吾与汝无怨恶，但恐南方士大夫谓我北人皆似汝，败伤我忠义之风耳。”遂运斤杀之，仆亦杀其仆，投尸于河，并其物复回京师，尽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谢，刘笑曰：“我岂杀人以规利乎？”长揖而别。李南还说此，而失刘之名，为可惜也。

[374] 《魏书·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中·任城王拓跋澄》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阶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

[375] 《魏书·卷一百三·列传第九十一·蠕蠕》……（普通二年）七月，阿那瓌启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云国土大乱，姓姓别住，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送臣碛北，抚定荒人，脱蒙所请，事必克济。”诏付尚书、门下博议。八月，诏兼散骑常侍王遵业驰驿宣旨慰阿那瓌，并申赐赉。

[376] 张齐明《地域、门第之别抑或华夷之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人”、“南人”与“北人”》……曹魏至西晋时期“吴人”是政权鼎立之下基于对孙吴政权政治效忠而形成的地域性群体，他们以“中州”、“中国”称呼中原住民，虽然相互歧视与攻讦，但并不互相视为异族。政权分立，长期的南北对峙是“吴人”族群认同形成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而江东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逐渐取得了可以与中原地区相抗衡的地位，则是“吴人”族群认同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
……东晋时期，中州士人南下，相对于原来的“吴人”，他们被视为“北人”，而“吴人”也因此被称为“南人”，“南人”、“北人”之间的争夺是东晋政权内的一种权力、门第之争。此时，北方正经历战乱，尚未出现稳定的统一政权，因此，偏宏江南的东晋政权，以“中国”自居，其内部的“南人”、“北人”族群，正处于不断的斗争和融合之中……归结而言，东晋时期的“南人”、“北人”之争，不是基于地域而论，而多表现为门第、士庶权力之争。
……东晋后期，刘裕集团开始崛起，并于420年进行了禅代，建立了刘宋政权。与此同时，北方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也逐渐控制了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南北对抗局面，此时，东晋时期的“南人”、“北人”有了新的含义。北方异族政权多称南朝人士为“南人”，有时也称“吴人”，甚至以歧视性的“岛夷”称之。江东则称居住于中原地区的魏人为“北人”，但多以歧视性的“索虏”呼之。“南人”与“北人”，已经不再是华夏内部的群体区分，而演化为南北政权之间相互对立的异族，包含了“华夷之分”和政治上的“正统之争”。……总而言之，此时南北之争，大约皆为正统之争，还隐含著华夷之分。……

[377]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发表纲领性施政演说. 朝鲜中央通讯社. 2024-01-16 [2024-0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1-17）.

[378] 绝不合并意味着放弃武统　金正恩重构朝鲜半岛和平的新思路

[379] 慧菀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卷下·经卷第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震旦国_{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第十八·杂阿毗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或言真丹，皆一也，旧译云汉国，经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此无正翻，直神州之捴名也。
毘陵沙门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四之二》……第三句中云振丹者。约佛在世，若教流此土则知而不见。振丹两字并恐书误。下第十所引即云震旦。琳法师释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新婆沙云脂那，西域记云至那，此声并与震旦、真丹相近故，故知并属梵音。……

[380] 符秦罽宾三藏僧伽跋澄译《鞞婆沙论·卷第九》
……问曰：“世尊为四天王说四谛，圣语为有力耶、无力耶？若有力者，何以故为二圣语说一昙罗国、一弥离车国语说。若无力者，本师偈云何通？‘一音声说法，悉遍成音义；彼各作是念：最胜为我说。’一音声说法者，是梵音也。悉遍音者，若有真旦人，彼作是念：谓佛作真旦语说法。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谓彼处若有兜佉勒人，彼作是念：谓佛作兜佉勒语说法。现义者，著欲者作是念：世尊说不净。恚者作是念：世尊说慈。痴者作是念：世尊说缘起。彼各作是念：最胜为我说者，众中作是念：世尊为我故说法。是故说：‘一音声说法，悉遍成音义；彼各作是念：最胜为我说。’作此论已。”答曰：“无力。何以故？世尊不可以耳见色、以眼听声。”
问曰：“若无力者，此偈云何通？”答曰：“此偈不必通。偈者非契经、非律、非阿毘昙，但彼作颂者欲令句义合故。此是赞佛，非是实。如鞞婆阇提说：诸佛不眠，以除阴盖故、佛世尊亦常定故。如是更有说者，诸佛世尊不饮不食，除诸著味故。此是赞佛，非是实。如是偈赞佛，非是实。若通此偈者当何意？答曰：世尊所说应机捷速。世尊语极速，为一说已复为一说，如似一时。或曰：世尊语音一切音。各有境界应适一切音。世尊极知真旦语，胜生真旦中者。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兜佉勒，世尊极知兜佉勒语，胜生兜佉勒中者。以是故说一音声说法，悉遍成音义。更有说者，世尊有力。”
问：“若尔者，此偈为善通。何以故世尊为四天王说四谛，为二圣语说，为一昙罗国语说，为一弥离车国语说？”答曰：“欲满彼四天王意愿故。二天王愿世尊圣语为我说四谛，一愿昙罗国语，一愿弥离车国语。世尊常欲满他一切善愿，随所欲而为说法。是谓满四天王意愿故，为二圣语说四谛，为一昙罗国语，为一弥离车国语说。或曰：‘断他疑故。’莫令有作是念：世尊但善于圣语，不能昙罗国语、弥离车国语。是故断他疑故说，我一切中自在。以故尔。或世尊教化，或为变身口或不变。谓不变身口者，若为彼变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以己力游朋者尸，人间一日行十二由延。说者即彼日教化七十千人入圣法中，谓一切缘不变身口。谓教化变身口者，若为彼不变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为四天王二圣语说，一昙罗语说，一弥离车语说。说四谛时，如是行观时，一切根本圣行。”……
北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毘昙毘婆沙论·卷第四十一》……佛以圣语为四天王说四谛，二解二不解。佛欲饶益怜愍故，复作陀毘罗语说四谛，谓伊祢弥祢逾被陀踏被，二不解者一解一不解。世尊欲饶益怜愍故，作弥梨车语说四谛，谓摩奢兜奢僧奢摩萨婆多毘罗致是名苦边，四皆得解。
问曰：“佛能以圣语为四天王说四谛令其解不？若能者，何故不使他解？不能者，偈所说云何通？如偈说‘佛以一音演说法，而现种种若干义，众生皆谓独为我，解说诸法不为他。’一音者，谓梵音。现种种义者，若会中有真丹人者，谓佛以真丹语为我说法。如有释迦人、夜摩那人、陀罗陀人、摩罗娑人、佉沙人、兜佉罗人，如是等人在会中者，彼各各作是念：佛以我等语，独为我说法。若贪欲多者，佛为我说不净；瞋恚多者，佛为我说慈心；愚痴多者，佛为我说缘起，众生皆谓为我解说。诸法不为他者，时会各谓佛为说法不为他。”答曰：“应作是说：佛能。”
问曰：“若然者，何故不令他解？”答曰：“为满足诸天王心所念故。二天王作是念：若佛为我作圣语说四谛者，我则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毘罗语说四谛者，我则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弥梨车语说四谛者，我则能解。如其念而为说之。复次欲现知众生语言音声故。或谓如来唯能作圣语不能作馀语，欲令如是疑心得决定故，而作是说。复次受化者，或于如来不变形言而得受化，或于如来变异形言而得受化者。若于如来不变形言得受化者，若变形言而受化者则不能解。曾闻佛在摩伽陀国，为尊弗迦罗婆罗故，步行经十二由旬，令十万众生皆得见谛，皆以不变形言故。若变形言，彼诸众生则不能见谛。若众生应见如来变现形言而得度者，若不变形言则不得度。复有说者，不能。世尊非境界事，不能为境界。佛虽得自在，不能以耳见色眼听声。”
问曰：“若然者，偈义云何通？”答曰：“此是叹说如来之言，所说大过。如毘婆阇婆提作如是说：如来常定，善安住念慧故；如来不眠，以离盖故。如是皆是叹说如来过美之言。复次如来言音能遍一切声境界，如其所念皆悉能语。如来秦语，胜秦中生者；如来若作弥梨车语，胜弥梨车中生者。复次如来语言速疾回转，若作秦语，次作释迦语，以速疾回转故人谓一时。”……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第七十九》
……毘奈耶说：“世尊有时为四天王先以圣语说四圣谛，四天王中二能领解二不领解。世尊怜愍饶益彼故，以南印度边国俗语说四圣谛，谓瑿泥迷泥蹋部达□部，二天王中一能领解一不领解。世尊怜愍饶益彼故，复以一种篾戾车语说四圣谛，谓摩奢睹奢僧摄摩萨缚怛罗毘刺迟，时四天王皆得领解。问佛以圣语说四圣谛能令所化皆得解不？设尔何失？二俱有过，所以者何？若言能者后二天王闻圣语说何故不解？若不能者伽他所说当云何通？如有颂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谓世尊同其语，独为我说种种义’，一音者谓梵音，若至那人来在会坐，谓佛为说至那音义，如是砾迦叶筏那达剌陀末婆佉沙睹货罗博喝罗等人来在会坐，各各谓佛独为我说自国音义，闻已随类各得领解。又贪行者来在会坐，闻佛为说不净观义；若瞋行者来在会坐，闻佛为说慈悲观义；若痴行者来在会坐，闻佛为说缘起观义，㤭慢行等类此应知。此伽他中既作是说，如何可说佛以圣语说四圣谛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领解。有作是说。佛以圣语说四圣谛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领解。”
问：“若尔何故后二天王闻圣语说而不能解？”答：“彼四天王意乐有异，为满彼意故佛异说，谓二天王作如是念，若佛为我以圣语说四圣谛者我能受行。第三天王作如是念，若佛为我以南印度边国俗语说四谛者我能受行。第四天王作如是念，若佛为我随以一种篾戾车语说四谛者我能受行。是故世尊随彼意说，复次世尊欲显于诸言音皆能善解故作是说，谓有生疑佛唯能作圣语说法，于馀言音未必自在，为决彼疑佛以种种言音说法，显于诸方言音自在，所说法要闻皆受行。复次有所化者依佛不变形言而得受化，有所化者依佛转变形言而得受化，依佛不变形言得受化者若变形言而为说法彼不能解。如说佛在摩揭陀国为度池坚步行十二逾缮那故七万众生皆得见谛，彼皆依佛不变形言而得受化。若变形言为说法者，彼诸众生应不见谛。依佛转变形言得受化者，若不变形言而为说法彼不能解。是故世尊作三种语为四天王说四圣谛。复有说者，佛以一音说四圣谛，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能领解，世尊虽有自在神力而于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见诸色眼闻声等。”
问：“若尔前颂当云何通？”答：“不必须通非三藏故。诸赞佛颂言多过实。如分别论者赞说世尊心常在定，善安住念及正知故，又赞说佛恒不睡眠离诸盖故。如彼赞佛实不及言前颂亦然故不须释。复次如来言音遍诸声境随所欲语皆能作之，谓佛若作至那国语胜在至那中华生者，乃至若作博喝罗语胜在彼国中都生者，以佛言音遍诸声境故。彼伽他作如是说。复次佛语轻利速疾回转，虽种种语而谓一时。谓佛若作至那语已无间复作砾迦国语，乃至复作博喝罗语，以速转故皆谓一时，如旋火轮非轮轮想。前颂依此故亦无违。复次如来言音虽有多种。而同有益故说一音。”……

[381] Fan Bai、Yichen Liu、Shargan Wangdue、Tianyi Wang 、Wei He、Lin Xi、Yang Tsho、 Tashi Tsering、Peng Cao、Qingyan Dai、Feng Liu、Xiaotian Feng、Ming Zhang 、Jingkun Ran、Wanjing Ping、Danzin Payon、Xiaowei Mao、Yan Tong、Tinley Tsring、Zehui Chen、Qiaomei Fu《Ancient genomes revealed the complex human interactions of the ancient western Tibetans》
……“Among all SDLG individuals, we found one 1,900 BP individual (SDLG_o), which shifted toward present-day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 showing additional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genetic connections. ”……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of a historical individual from the Guge Cave. Guge is an ancient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flourished for 700 years, and mysteriously collapsed in 1,635 CE. Its inhabitants were believed to be descendants of the Tubo empire, and it played a role in spreading Buddhism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This newly sequenced Guge individual was carbon-dated to 422–151 cal BP, which falls within the period toward the end of the Guge kingdom. 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Tibetans, this individual was an outlier and showed extra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Central and South Asians, while not as much as the SDLG_o. Also, compar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100 BP Gelintang individual,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Central Asians was detected in this Guge individual. Specifically, this Guge individual harbored ∼33% Central Asian-related ancestry and ∼67% Ngari local ancestry in qpAdm admixture modeling. The Central Asian ancestry estimated to be from an admixture occurred around 1,353 CE. This might indicate relatively active and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uge kingdom and Central Asians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western Tibetans.”……
…… “Interestingly, a low Y chromosome diversity was observed in the 2,300 BP GBSL site and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All males from the 2,300 BP GBSL site carried D1a1a1 haplogroup, and all males from the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carried O2a2b1 haplogroup. ”……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d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of Ngari sites
……“Outside the plateau, populations in ancient western Tibetan Plateau had interactions with popul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at least 2,000 years ago. Starting from 2,300 years ago, individuals from the PYJW site were influenced by Bronze Age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nd after 2,000 years ago, an outlier individual from the Sandalongguo site was affected by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signal of external genetic influence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the western plateau comes from an outlier individual dated to approximately 1,900 years ago from the SDLG site.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is outlier individual carries over half of the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 ”……

[TavanTolgoi墓地-382] Gavaachimed Lkhagvasuren、Heejin Shin、Si Eun Lee、Dashtseveg Tumen、Jae-Hyun Kim、Kyung-Yong Kim、Kijeong Kim、Ae Ja Park、Ho Woon Lee、Mi Jin Kim、Jaesung Choi、Jee-Hye Choi、Na Young Min、Kwang-Ho Lee 《Molecular Genealogy of a Mongol Queen’s Family and Her Possible Kinship with Genghis Khan》
……“In 2004, we first discovered 5 graves belonging to the Golden family in Tavan Tolgoi, Eastern Mongolia. To define the genealogy of the 5 bodies and the kinship among them, SNP and/or STR profiles of mitochondria, autosomes, and Y chromosomes were analyzed. Four of the 5 bodies were determined to carry the mitochondrial DNA haplogroup D4, while the fifth carried haplogroup CZ, indicating that this individual had no kinship with the others. Meanwhile, Y-SNP and Y-STR profiles indicate that the males examined belonged to the R1b-M343 haplogroup. Thus, their East Asian D4 or CZ matrilineal and West Eurasian R1b-M343 patrilineal origins reveal genealogical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despite a Mongoloid physical appearance. In addition, Y chromosomal and autosomal STR profiles revealed that the four D4-carrying bodies b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ither mother and three sons or four full siblings with almost the same probability. Moreover,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demonstrates that descendants of Tavan Tolgoi bodies today live mainly in Western Eurasia, with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Here, we propose that Genghis Khan and his family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rather than the Y-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and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to be present in the family members of Genghis Khan. Additionally, Tavan Tolgoi bodies may have been the product of marriages between the lineage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and the lineage of either the Ongud or Hongirad clans, indicating that these individuals we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immediate family or his close relatives.”
……“In 2004, 7 graves were first excavated in the central hill of Tavan Tolgoi (“five hills”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by a Mongolian excavation team. Tavan Tolgoi lies within the Ongud province once dominated by Alaqai Beki and then Sorkhokhtani, a wife of Genghis Khan’s youngest son Tolui, during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Mongolian archaeolog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xcavation of Tavan Tolgoi graves strongly suspected that 5 of 7 Tavan Tolgoi graves belonged to the Golden family, and one of those 5 graves was thought to be that of a Mongol Queen. Burial artifacts excavated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ave since been displaye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 recognized as important relics of the Mongol Empire.”……
……“Based on these data,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anatomical sex of MN0104, MN0126, MN0127, and MN0376 was male, while that of the other bodies (MN0105, MN0124, and MN0125) was female.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were coincided with those of amelogenin sex determination by the conventional PCR analysis using X-Y primers. One Tavan Tolgoi body (MN0124) was estimated to have died in her 10s, 4 (MN0104, MN0125, MN0126, and MN0127) in their 20s, and 2 (MN0105 and MN0376) in their 40s or 50s. Burial artifacts from the 5 Tavan Tolgoi graves were exceptional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compared to those previously found in other graves from the Mongolian era; most artifacts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owever, including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had been looted a long time ago. In the female graves, MN0105 and MN0125, we unearthed golden rings engraved with the falcon image that symbolizes the Genghis Khan and the Borjigin clan, a saddle sheathed in gold dragon-shaped artistic decoration and golden ornaments for boqta,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Mongol khatuns in shape and decoration. In the male graves, MN0104 was unearthed holding an ornament, called “Jins” in Mongolia, consisting of a large pearl mounted on a flower-shaped golden base. MN0126 and MN0127 were each wearing only a single earring that was found under the skull, indicating their higher social status; Mongolian aristocratic men usually wore hats adorned with Jins and a single earring in their left ears, confirming that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were all male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male members, MN0104 and MN0126, of the Golden family belong to haplogroup R1b-M343; however, only 4 biallelic markers were definable in MN0126. In contrast, the Mongolian warrior MN0376 was positive for R-M207 and negative for O-M175, C-RPS4Y, N-M231, D-M174, J-M304, and Q-M242. MN0376 was affiliated with R1a1a-M17, a subclade of haplogroup R1, rather than R1b-M343 because he carried R-M207, R1-M173, and R1a1a-M17 but not R1b-M343.”
Table 2. Y-haplogroups of the male Tavan Tolgoi bodies.
…………“Taking all data of Y-SNP and Y-STR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le Golden family bodies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from Tavan Tolgoi were clearly assigned to the Y-haplogroup R1b with the identical Y-haplotype, whereas a male general public (MN0376) to the Y-haplogroup R1a1a showed a quite different Y-haplotype from that of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
……“Collectively, the results of mtDNA, Y-SNP, and Y-STR indicate that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Tavan Tolgoi had matrilineal (D4 and CZ) and patrilineal (R1b-M343) lines with genealogical origins in East Asia and West Eurasia,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Y-STR data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Y-SNP, demonstrating that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which showed identical Y-STR profiles,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and that their direct descendants are distributed in West Eurasia from Poland to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any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nomadic tribes inhabit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an plateau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Genghis Khan’s era,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underwent rapid and considerable gene flow from Eurasia, resulting in additional genetic admixture. Likewis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was formed by the continuous admixture of indigenous tribes who inhabited the Mongolian plateau, with European and other Asian populations who inhabited regions geographically distant from Mongolia. This admixture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modern-day Mongolian people, exhibiting both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features. The mixing between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inherent i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day Mongolians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carried mtDNA haplogroups D4 and CZ, mostly found in Far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Asia, respectively, whereas male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carried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dominant in Western Europe. That is, although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were physically Mongoloid, their molecular genealogy revealed the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Thus, it is likely that their Mongoloid appearance would have resulted from gradual changes in their appearance from Caucasoid to Mongoloid through generations from their ancestors.”……
“Although many regard the portrait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Taiwan, as the depiction most closely resembles Genghis Khan, all existing portraits, including this one, are essentially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Genghis Khan’s appearance by historians living generations after Genghis Khan’s era. Although the factual nature of the statement is controversial, Persian historian Rashid-al-Din reported in his “Jami’s al-tawarikh” written at the start of the 14th century that most Borjigin ancestors of Genghis Khan were tall, long-bearded, red-haired, and bluish green-eyed, suggesting that the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had some Caucasoid-specific genetic features. He also said that Genghis Khan looked just like his ancestors, but Kublai Khan, his grandson, did not inherit his ancestor’s red hair, implying that the addition of Mongoloid-specific alleles for determining hair color to the genetic makeup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was probably from the grandmother or mother of Kublai Khan, that is, the wife or daughter-in-law of Genghis Khan.
“On” and “gud” from Ongud mean West and plural in ancient Altaic language, respectively, implying that the Ongud is a tribe from Western Asia. In fact, the ancestors of the Ongud are the Shato Turks of the Western Göktürks Khaganate; they moved to Eastern Xinjiang in the 7th century, and were scattered over Northern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in the 9th century. In the Mongolian era, many Ongud peoples were resettled in Khorazm of Western Central Asia, as governors for the Golden Horde Dynasty, and eventually formed part of the Kazakhs and the Mughals. In addition, they also fell under the Chagatai Khanate that was ruled by Chagatai Khan and his descendants and/or successors and extended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Aral Sea to the Altai Mountains. These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ngud clan may be anthropologically Caucasoid rather than Mongoloid, according to their geographical origin.”……“Thus, the appearance of R1b-M343 in Tavan Tolgoi bodies reflects that the genea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consisted largely of a Caucasoid paternal genetic poo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at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supports that they are direct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provide three possibilities about the high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avan Tolgoi bodies and th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First, Tavan Tolgoi bodies would b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qudas between the female lineage of Borjigin clan and the male lineage of rulers who dominated Eastern Mongolia, including the Ongud Kingdom. Accordingly, R1b-M343 of Tavan Tolgoi bodies reveals the Y-haplogroup of rulers of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Mongolian era, not that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Second, it is plausible that R1b-M343-carrying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somehow related to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for a similar reason to C3c-M48 being assumed as the Y-haplogroup of Genghis Khan by Zerjal and colleagues. Thus, Genghis Khan may have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and not 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This is based on Genghis Khan’s physical appearance, which exhibited some features of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Third, we cannot entirely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are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generals or relatives who had no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Genghis Khan and his Borjigin clan, but exercis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including Golden Horde, Ilkhanate, and Chagatai Khanate”……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molecula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btained, it seems most likely that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including the lineage of bekis, Genghis Khan’s female lineage, and their female successors who controlled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instead of guregens of the Ongud clan, or the lineage of khans,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who married females of the Hongirad clan, including Genghis Khan’s grandmother, mother, chief wife, and some daughters-in-law.”…………

[383] Juhyeon Lee、Takehiro Sato、Atsushi Tajima、Tsend Amgalantugs、Batmunkh Tsogtbaatar、Shigeki Nakagome、Toshihiko Miyake、Noriyuki Shiraishi、Choongwon Jeong、Takashi Gakuhari《Medieval genomes from eastern Mongolia share a stable genetic profile over a millennium》……“while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Xianbei (100–250 CE) and Rouran (300–550 CE) periods showed overall low genetic heterogeneity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the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e following Turkic (552–742 CE) and Uyghur (744–840 CE) period individuals showed highly heterogeneous genetic profiles presumably due to a recent mixture with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arboring an Iranian- or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related ancestry.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a local time transect across the Medieval period in Mongolia by generating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data of nine ancient individuals. They were excavated from two cemeteries in eastern Mongolia, located 18 km apart from each other: five from Gurvan Dov (GD) and four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
……“We initially extracted genomic DNA of the 10 Medieval individuals excavated from the two cemeteries, GD and TK. Among the six GD individuals, one is from the Xiongnu-Xianbei period (GD1-4), two from the Turkic period (GD1-1 and GD2-4), one from the Uyghur Khaganate period (GD1-3), one from the Zubu period (GD2-2), and on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GD2-3). The four TK individuals (TK4-2, TK4-5, TK5-2 and TK5-8) ar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We found that nine out of 10 individuals, excluding on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 (GD2-3), yielded sufficient genome-wide coverage after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carried them to an in-depth quality control and downstream analysis. ”……
Table 1. Summary of genome sequencing data.
“We also determined the MT and Y haplogroups and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among individuals. Among the two GD males, the Uyghur period one (GD1-3) is assigned to Y haplogroup J2a, belonging to the western Eurasian Y haplogroups, and the Turkic period one (GD2-4) is assigned to D-M174. All three Mongol period males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carry Y haplogroup C2b. ”……
Figure 4 Admixture modeling of GD and TK individuals using qpAdm.

[384] Pere Gelabert、Asta Blazyte、Yongjoon Chang、Daniel M. Fernandes、Sungwon Jeon、Jin Geun Hong、Jiyeon Yoon、Youngmin Ko、Victoria Oberreiter、 Olivia Cheronet、 Kadir T. Özdoğan、Susanna Sawyer、 Songhyok Yang、 Ellen McRae Greytak、Hansol Choi、Jungeun Kim、Jong-Il Kim、Choongwon Jeong、Kidong Bae、Jong Bhak、Ron Pinhasi《Northeastern Asian and Jomon-related genetic structure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f Gimhae, Korea》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paleogenomic data from the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a crucial point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 formation of Korea. These data comprise eight shotgun-sequenced genomes from ancient Korea (0.7×–6.1× coverage). They were derived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the Yuha-ri shell mound and the Daesung-dong tumuli, the latter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funerary complex of the Gaya confederacy. All individuals are from between the 4th and 5th century CE and are best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between a northern China Bronze Age genetic source and a source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t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e present-day genomes from Japan. The observed substructure and proportion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two genetic groups within the population and diversity among the Gaya popul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excavated center of the Gaya culture is a massive 3,700 m2 burial complex of rulers in Daeseong-dong in Gimhae, dated to the 1st–5th centuries CE. It consists of 219 tombs, 69 of which are complexes with multiple burials that include human sacrifices and various mortuary goods such as pottery, iron armors, and items related to archery.”……
……“We screened 27 petrous bones or teeth obtained from 22 individuals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City, Gyeongsangnam-do: Daeseong-dong and Yuha-ri, both dated to the 4th–5th centuries CE.27 The genomic libraries of eight individuals had over 7% of sequencing reads that aligned to the human reference genome, with whole-genome coverage depths between 0.7× and 6.1×. All seven Daeseong-dong individuals we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mortuary practices linked to social status, specifically, main burials (grave owners) and human sacrifices (STAR Methods).”……
Table 1 Mai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f the eight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dividuals
……“The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are positioned within the diversity of East Asian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close to present-day Koreans and Japanese, ancient Kofun from Japan, and several Neolithic Koreans. However, two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clustered rather closely with present-day Japanese and closer to Japanese Jomon individuals, a pattern that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other six individuals. ”……“Therefore, we separated the eight TK individuals into two groups: (1) the two outliers (Korea-TK_2) and (2) the remaining six individuals (Korea-TK_1). ”……“The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the Korea-TK_2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may have more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n the other six TK individuals. This component is absent in present-day Koreans, but it is present among present-day Japanese.”……
……“We compute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that measure the amount of shared genetic similarity between populations by comparing Korea-TK_1 and Korea-TK_2 with ancient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Korea-TK_1 shares the highest affinity to modern Korean, Japanese,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iao and Yellow Rivers, as well as Kofun. Korea-TK_2, however, appears to b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Japanese, the ancient Kofun, and other ancient Japanese populations with Jomon ancestry.”……
……“In order to compare our genomes with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analyses on Japanese ancient individuals,13 we repeated the qpAdm analysis using the same right and left set, which indicates that Korea-TK_1 can be modeled as 28% NEasia, 63% Han, and 8% Jomon. Korea-TK_2 can be modeled as 32% NEasia, 43% Han, and 25% Japan Jom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emporary Japan_Kofun, Korea-TK_2 shows more Jomon ancestry than Japan_Kofun, which is compensated by less Han ancestry.”……“we applied qpAdm to model present-day Koreans using the same ancestry sources that were used for modeling the ancient Koreans, including the two TK groups as separate possible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simplest working models were with a source related to Yellow_River-LBIA (p = 0.75). However, when present-day Koreans were modeled using each Korea-TK period individual as a source, at least three out of the six individuals from Korea-TK_1 were sufficient as a single source, just like Yellow_River-LBIA (0.15 < p < 0.69). We estimated the dates of the admixture event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qpAdm analyses using DATES.40 No combinations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Korea-TK_2, and only Korea-TK_1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 of Yellow_River-LBIA and Japan Jomon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modeled as 47.93 generations with a CI of 13.7 generations. Assuming 28 years per generation, this corresponds to an admixture that happened 1,400–600 BCE.”……
……“Here, we provide shotgun data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which allowed us to genetically characterize the population of Gimhae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o shed light on the genetic history of Korea. However, the lack of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high-coverage Korean samples does not allow the in-depth assessment of the Jomon-related diversity dilu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with more samples from these protohistoric periods will be interest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Korean TK period genetic dynamics. Moreo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ancient Korean genomes, including those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are only from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Korea and may not reflect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Koreans.”……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s
Human sacrifice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several ancient societies, and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wealthy class that sought political benefits at the expense of victims belonging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e., the non-wealthy).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 was known as sunjang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Kore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t has been hypothesized that this practice lasted for centuries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 Silla, these practices lasted until the 4th to 5th centuries CE and are connect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ne-piled wooden chamber burials. In these graves there is a main burial chamber which housed the grave owner, and an auxiliary chamber with numerous grave goods; in both chambers the bodies of human sacrifices are also found.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the human sacrifices; several authors have hypothesized that some of the sacrificed individuals may have enjoyed relatively high status in Silla society based on the numerous ornaments found with their bodies, although this evidence is indirect, and the written records do not clarify their status.

[385] 竺法护译达磨罗察《佛说申日经》……申日有子，名旃罗法^{汉言月光童子}，先世宿命学佛经道，有神猛志，志在大乘。白其父言：“佛者大圣神通已达，前知无穷却睹无极。蜎蜚蠕动心义所念，皆豫知之。莫用邪冥恶人之言受其重罪。”……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千岁已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秦土及诸边国，鄯善、乌长、归兹、疏勒、大宛、于填及诸羌虏夷狄皆当奉佛尊法普作比丘，其有一切男子女人，闻申日经，前所作犯恶逆者皆得除尽。当知世尊之所应度如是，如是其有犯逆尚得度脱，何况至心学佛道者。”佛说经已，一切众会莫不欢喜，作礼而去。

[386] 庚午岁西崇福寺沙门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第二总括群经录上之二》密迹金刚力士经七卷(或五卷或四卷或八卷，太康元年十月八日出亦直云密迹经，见支敏度竺道祖及僧祐三录，今编入宝积当第三会)

[387] 西晋三藏竺法护奉诏译《大宝积经·卷第十·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二十二离辞诸天、第二十三假使诸天、第二十四善见诸天、第二十五一究竟诸天、净居有四天，谓所奉行决了一处究竟天、真究竟天、无瞋恚天、不亲近天。是为寂意！诸天立至诚誓慧众。如是诸夜叉鬼神、揵沓和、阿须轮、迦楼罗、真陀罗、摩休勒、迦卢迹鬼神、持花鬼神，其言辞教各各别异。又寂意！是阎浮利天下大国具足有一千，各有大郡。其十六大国以用治政而相摄护，各自谘嗟。一切诸人及与非人，言语各异音声不同，辞有轻重。如来圣慧从其音响随时而入，皆悉化之立正真业。各有种号，释种、安息、月支、大秦、剑浮、扰动、丘慈、于阗、沙勒、禅善、乌耆，前后诸国匈奴、鲜卑、吴蜀秦地、诸么夷狄、他罗多愚民野人，及诸须曼耶咒，女人处国、牟兜吒国、因缘国、波罗奈国、数树国、金本国、脾罗本国、倚脾沙国、益本国、上本国、他谈国、北方异国、西方所持国。海中诸神，众虫鱼鳖。诸山中神，有形含血之类，阿拘罗、摩拘罗、阿那散，诸牧羊诸禽兽，所负诸瘘种心不平正，前曾生者、处在世者。如是寂意！如斯千国周围充满，于阎浮利天下各自异居。又是诸人及非人类，言语各异志操不同音声各别。如来至真随其言音而入其中，因开化之立于正真。……

[388] 孙盛《晋阳秋》太康末，陆机入洛，闻左思作《三都赋》。与弟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水中三都赋。”吴以中州人为“伧”。

[389] 《太上三天正法经》……逮至黄帝，置立生民，后生之人，起于黄帝也。黄帝结土为象，放于广野，三百年中，五色变化，能言能语，各在一方，故有伧、秦、氐、夷、蛮、差之类也。五姓合德，亦法自然，承上真之炁，而得为人也。能有生死之期，寿命之会。若有骨炁系真，便为不死，得补上仙，有不纯之行，死归土也。……

[390] 大唐陆海羽客王悬河修《三洞珠囊·卷之七·二十四职品》……大都攻职，主天下屯聚符庙，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攻击不正气，恶人逆鬼，尽当分明考录。……领决职，主鬼气，男女被气传语领决教，分别秦、夷、胡、戎、狄、氐、羌真伪。……
《三洞珠囊·卷之九·老子化西胡品》……鬼谷先生撰《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云：周无极元年，岁在癸丑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老子之度关也。……后入严宾国阇崛之山精舍中行道。厨宾王出游，问曰：“此何等人？”侍者曰：“道士耳。”王曰：“道士乃幽隐在此乎？”后日复游见之，王曰：“何修也？可以致福。”老子曰：“斋戒中食，读经行道，上可得至真，不死不生，教化出入在意也；下可安国隆家，亦可从转身得道，度世入无为。”王曰：“善哉！”后日出游，复见之。王曰：“道士道法最何为贵耶？”道士曰：“吾道贵自然，清静无为，及斋戒行中食，烧香可从生天可从生王侯家得可从道度世以此为上。”王曰：“善！寡人欲请道士中食行道，可乎？”道士曰：“为欲请几人耶？”王曰：“悉请也。”道士曰：“徒众多，难可悉供也。”王笑曰：“寡人大国，何求不得，而云不能供耶？”道士曰：“吾道士固曰贫道，依附国王，致有珍宝，尽是王物。今先欲请王国人中食，以为百姓祈福，可乎？”王曰：“善！但恐道士无以供之。”道士曰：“足有供之，愿王枉驾。”王曰：“刻日当到。”道士遂先请及群臣国人也，皆使仙童玉女及四方飞天人请男女一十四日，都毕，王叹曰：“贫道士尚能作大福如此，我大国王何所乏无而言不能供之耶？”刻日请道士徒众，大会道士，到皆引诸天圣众九品仙人，四十馀日，人来不尽，后方日日异类，或胡或伧，或吴或楚，或长或短，王仓库已半，人犹未止。……

[391] 三藏沙门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一》……然东夏大纲多行法护，关中诸处僧祇旧兼，江南岭表有部先盛，而云十诵、四分者，多是取其经夹以为题目。详观四部之差律仪殊异，重轻悬隔、开制迢然，出家之侣各依部执。无宜取他轻事替己重条、用自开文见嫌馀制，若尔则部别之义不著、许遮之理莫分，岂得以其一身遍行于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证灭不殊，行法之徒须依自部^{频毘娑罗王梦见一叠裂为十八片，一金杖斩为十八段。怖而问佛。佛言：“我灭度后一百馀年，有阿输迦王，威加赡部。时诸苾刍教分十八，趣解脱门其致一也。此即先兆，王勿见忧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区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纯是小乘，神州赤县之乡意存大教，自馀诸处大小杂行。考其致也，则律捡不殊，齐制五篇通修四谛，若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不行斯事，号之为小。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斯并咸遵圣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伪？意在断除烦惑拔济众生，岂欲广致纷纭重增沈结？依行则俱昇彼岸，弃背则并溺生津。西国双行理无乖竞，既无慧目谁鉴是非？任久习而修之，幸无劳于自割。且神州持律，诸部互牵，而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五篇七聚易处更难，方便犯持显而还隐，遂使覆一篑而情息、听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师弟相承用为成则，论章段则科而更科，述结罪则句而还句。考其功也，实致为山之劳；核其益焉，时有海珠之润。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岂得故为密语而更作解謿？譬乎水溢平川决入深井，有怀饮息济命无由。准验律文则不如此，论断轻重但用数行，说罪方便无烦半日，此则西方南海法徒之大归矣。至如神州之地，礼教盛行，敬事君亲、尊让耆长、廉素谦顺、义而后取、孝子忠臣、谨身节用。……
三、食坐小床
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各别踞小床，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卑幼之流小枮随事。双足蹋地，前置盘盂，地以牛粪净涂，鲜叶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触，未曾见有于大床上跏坐食者。且如圣制，床量长佛八指，以三倍之长中人二十四指，当笏尺尺半。东夏诸寺床高二尺已上，此则元不合坐，坐有高床之过。时众同此，欲如之何？护罪之流须观尺样。然灵岩四禅床高一尺，古德所制诚有来由。即如连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闻夫佛法初来，僧食悉皆踞坐，至于晋代此事方讹，自兹已后跏坐而食。然圣教东流年垂七百，时经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继踵来仪，汉德乃排肩受业，亦有亲行西国目击是非，虽还告言，谁能见用？又经云“食已洗足”，明非床上坐，菜食弃足边，故知垂脚而坐是。佛弟子宜应学佛，纵不能依勿生轻笑。良以敷巾方坐难为护净，残宿恶触无由得免。又复敛众残食深是非仪，收去反触僧槃、家人还捉净器，此则空传护净，未见其功。幸熟察之，须观得失也。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三·二十洗浴随时》夫论洗浴之法，西国乃与东夏不同，但以时节调和稍异馀处。于十二月花果恒有，不识冰雪薄有微霜，虽复多暑亦非苦热。热则身无痱子，寒乃足无皴裂，为此人多洗沐体尚清净，每于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复所在之处极饶池水，时人皆以穿池为福。若行一驿，则望见三二十所，或宽一亩五亩。于其四边种多罗树，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处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异于馀者。……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三·二十七先体病源》……又复须知，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伦国。唯斯色类是唐所须，自馀药物不足收采。……

[392] 敦煌残抄本《老子西昇化胡经序说第一》……尔时老君告诸国王：“汝等心毒，好行杀害，唯食血肉，断众生命。我今为汝说夜叉经，令汝断肉，专食麦𪎊，勿为屠杀。不能断者，以自死肉。胡人佷戾，不识亲疏，唯好贪淫，一无恩义。须发拳鞠，梳洗至难。性既膻腥，体多垢秽。使其修道，烦恼行人。是故普令剔除须发，随汝本俗而衣毡裘。教汝小道，令渐修学。兼持禁戒，稍习慈悲。每月十五日，常须忏悔。又以神力为化佛形，腾空而来。高丈六身，体作金色。面恒东向，示不忘本，以我东来故显斯状。令其见者，发慈善心。汝等国王，所有朝拜一像吾面。东向政事。如是不久，过葱岭山，中有深池，毒龙居止。五百商旅，宿于池滨，为龙所害，竟不遗一。我遗其国渴叛陀王传祝与之，就池行法。龙王恐怖。乃变为人。谢过向王请移别住，不复于此更损人民，令后往来绝其伤害。次即南出至于乌场，遍历五天，入摩竭国。我衣素服，手执空壶，置精舍中，立浮屠教，号清净佛，令彼刹利婆罗门等而奉事之，以求无上正真之道。历年三八，穆王之时，我还中夏，使入东海，至于蓬莱方丈等洲。到于扶桑，暂过大帝之所，挍集仙品称位高下。又经八王二百馀载，幽深演之时，岁次辛酉。三川震荡，王者将亡。数遭百六，非人可制。我更西度，教化诸国。次入西海，至于聚窟流麟等洲。总召十方神仙大士，及初得道地下主者、并未授任游散仙人至孝至忠适经历度者，如是等辈八万馀人，挍量功德行业轻重，授其职位。五等仙官、二十七品仙真、上圣岳渎三天，咸悉补拟如是。又经六十馀载，桓王之时，岁次甲子一阴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始建悉昙十二文字，展转离合三万馀言。广说经诫，求无上法，又破九十六种邪道。历年七十，示人涅槃。襄王之时，其岁乙酉。我还中国，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义等法。尔后王诞六十年间，分国从都，王者无德。我即上登昆仑，飞升紫微，布气三界，含养一切。……”
《老子化胡经·卷第二》……尔时老君为诸弟子及众生故，告〔尹〕喜言：“是诸外道鬼神有九十六种，略为说之。此诸鬼神败乱正法，于修道人能为摩事，作诸变（怪）种种形像。或复令人坠落〔邪〕道，陷诸众生便不休息。吾去之后，遍行于世，乃至东夏，专行邪或，迷乱人心，令其颠倒风狂。或著者不悟，或令断发削须，乌衣跣足，种种形状，求人利养；行淫欲事，贪取钱财，遣人舍男舍女，□□□命，乃至头目、国城妻子，无所怜惜。云过去未来，得诸果报，人无悟者。复令国王帝主□□信向，破乱政事，不自归道。著此外道，则生我慢，矫诳百端，或乱大道。”
《老子化胡经·受道卷第八》……尔时，老子偈讫，告诸众曰：“我乘云御气，游于八极之外，履行十方。教化八十馀国，降伏九十五种邪道，或夏或夷，种种变见，或在火上，或在水中，或作小身，或作大身；何种不涉，何种不经，何国不化，何世不生？或儒或道，或仙或凡，传经说戒，种种教道，示令开悟一切众生。胡王既伏教戒，吾当游于九天。时鬼谷等二十四真，隐影复还于周，唯喜待吾矣。”
《老子化胡经玄歌卷第十》……我在舍卫时，约敕瞿昙身。汝共摩诃萨，赍经教东秦。历落神州界，迫至东海间。广宣至尊法，教授聋俗人。与子威神法，化道满千年。年终时当还，慎莫恋中秦。致令天气怒，太上踏地瞋。寺庙崩倒澌，龙王舐经文。八万四千弟子。一时受大缘。……
《老君十六变词》……五变之时。生在中都在洛川。嵩高少室岭岑颠中央修福十万年。教授仙人数万千。齐得升天入青云。降鉴周室八百年。运终数尽向罽宾。化胡成佛还东秦。敷扬道教整天文。

[393] 《姚伯多造像记》……其辞曰：芒芒太上。叠叠幽微。于矣皇老。诞精云湄。纯风渐鼓。品物沾晖。非至非成。熟启冥机。洸洸尹生。妙契玄理。远其城都。皓变素起。微言既畅。万累都止。陈文五千。功不在己。冲虚缠邈。如昧俞深。不知其谁。像帝先人。化治西域。流波东秦。至感无其，崇之者因。既建石像。图藻灵仙。在轩云遘。岳峙霄间。庄丽严饰。妙观闲闲。髣髴神仪。载扬真贤。济济川原。雍穆开关。俄俄风流。君子交齐。降生哲人。叙此熟资。清为时范。动为世师。非唯立德。政化是妣。其妣唯何。唯政是匡。其政唯何。柔而能刚。造立石像。德立弥章。唯我皇老。与日齐光。伯多、伯龙、姚定龙、姚伯养、姚天□从始供养，千载不忘。寿身舍身。道气将自。如此种福。□□苌入天堂。子孙□□后更烦昌。后人见之。供养如常。若当不信。□□

[394] 《三国志·卷十·魏书十·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荀彧》……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闲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

[395] 《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清河人李辽又上表曰：“臣闻教者，治化之本，人伦之始，所以诱达群方，进德兴仁，譬诸土石，陶冶成器。虽复百王殊礼，质文参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造化有灵，否终以泰，河、济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苏，凫藻奋化。而典训弗敷，雅、颂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缉熙宏猷，将何以光赞时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赊而急，实此之谓也。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兖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故镇北将军谯王恬版臣行北鲁县令，赐许供遣。二臣薨徂，成规不遂。陛下体唐尧文思之美，访宣尼善诱之勤，矜荒馀之凋昧，愍声教之未浃。愚谓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旧庙，蠲复数户，以供扫洒。并赐给六经，讲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后进，使油然入道，发剖琢之功。运仁义以征伐，敷道德以服远，何招而不怀，何柔而不从。所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辇毂，于今八稔，违亲转积，夙夜匪宁。振武将军何澹之今震捍三齐，臣当随反。裴回天邑，感恋罔极。乞臣表付外参议。”又不见省。
《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天文一》……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晋安帝义熙十四年，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
《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天文二》……永兴元年七月乙丑，星陨有声。二年十月，星又陨有声。按刘向说，民去其土之象也。是后遂亡中夏。……
《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总统群帅，告司、兖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义德相济，非徒疆理土地，恢广经略，将以大庇苍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践霜雪，逾历险难，匡国宁民，肃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诞膺明命，爰造区夏，内夷篡逆，外宁寇乱，灵武纷纭，雷动风举，响轶龙堆，声浮云、朔，陵天振地，拔山荡海。于是华域肃清，讴歌允集，王纲帝典，焕哉惟文，太和烟煴，流泽洋溢。中叶谅暗，委政冢宰，黠虏乘衅，侵侮上国。遂令司、兖良民，复蹈非所，周、郑遗黎，重隔王化。圣皇践阼，重光开朗，明哲柔远，以隆中兴，遐夷慕义，云腾波涌。方将蹈德履信，被艺袭文，增修业统，作规于后，勤施洽于三方，惠和雍于北狄。夫养鱼者除其猵獭，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虑，勇夫厉其节，嘉谋动苍天，精气贯辰纬。莫府忝任，禀承庙算，翦爪明衣，誓不顾命，提吴、楚之劲卒，总八州之锐士，红旗绛天，素甲夺日，虎步中原，龙超河渚。兴云散雨，慰大旱之思，吊民伐罪，积后己之情。师以顺动，何征而不克，况乎遵养耆昧，绥复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开，狡徒纵逸，王旅入关，群竖飙扇，襄邑之战，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体分，羽翼摧挫。加以构难西虏，结怨黄龙，控弦熸灭，首尾逼畏，蜂屯蚁聚，假息旦夕，岂复能超蹈长河，以当堂堂之陈哉。夫顺从贵速，归德恶晚，赏褒先附，威加后服。是以秦、赵羇旅，披榛委诚，施绂乘轩，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强作祸，提挈万里，卒婴𫓧钺。皆目前之诚验，往世之所知也。圣上明发爱恤，以道怀二州士民，若能审决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党，归投军门者，当表言天台，随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窜首巢穴，长围既周，临冲四至，虽欲壶浆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详择利害。”…………史臣曰：久矣，匈奴之与中国并也。自汉氏以前，绵跨年世，纷梗外区，惊震中宇。周无上算，汉收下策。魏代分离，种落迁散，数十年间，外郡无风尘之警，边城早开晚闭，胡马不敢南临。至于晋始，奸黠渐著，密迩畿封，窥候疆埸，俘民略畜者，无岁月而阙焉。元康以后，风雅雕丧，五胡递袭，翦覆诸华。及涉珪以铁马长驱，席卷赵、魏，负其众力，遂与上国争衡矣。高祖宏图盛略，欲以苞括宇宙为念，逮于悬旗清洛，饮马长泾，北狄衄锐挫锋，闭重崄而自固。于时戎车外动，王命相属，裳冕委蛇，轺轩继路，旧老怀思古之情，行人或为之殒涕，自是关、河响动，表里宁壹。宫车甫晏，戎心外骇，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开定司、兖，而兵无胜略，弃师陨众，委甲横原，捐州亘水，荆、吴锐卒，逸气未摅，偏城孤将，衔冤就虏，遂蹙境延寇，仅保清东。……

[396] 《南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芮芮虏》国相邢基祇罗回奉表曰：“…………皇芮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漠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馀归仰，岂不盛哉！”

[397] 《隋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二·薛道衡》……高祖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大定中，授仪同，摄卭州刺史。高祖受禅，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骑常侍，聘陈主使。道衡因奏曰：“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后，华夏分崩。刘、石、符、姚、慕容、赫连之辈，妄窃名号，寻亦灭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远略。周、齐两立，务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诛，积有年祀。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臣今奉使，请责以称藩。”高祖曰：“朕且含养，置之度外，勿以言辞相折，识朕意焉。”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突厥》……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李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达奚长儒据周槃，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天子震怒，下诏曰：“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

[398] 《三老赵掾之碑》
三老讳宽，字伯然。金城浩眉人也。其先盖出自少皓，唐炎之隆，伯翳作虞，胤自夏商，造父驭周，爰暨霸世，夙为晋谋。佐国十嗣。赵灵建号，因氏焉。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圣，为谏议大夫。孙字翁仲，新城长，讨暴有功，拜关内侯。弟君□（真），密靖内侍，报怨禁中，徙陇西上。育生充国，字翁孙。…………元始二年复封曾孙纂为侯。宗族条分，裔布□（诸）华，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大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护苑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孙丰，字叔奇，监度辽营谒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为敦煌大守。孟元子名宽，字伯然，即充国之孙也，自上邽别徙破羌，为护羌校尉假司马，战斗第五。大军败绩，于时四子□（孟）长、仲宝、叔宝皆并震没，唯宽存焉，冒突锋刃，收葬尸死，郡县残破，吏民流散，乃徙□（家）冯□（翊），修习典艺，即敦诗书，悦志礼乐，由复研机篇籍，博贯史略，雕篆六体，稽呈前□（人），吟咏成章，弹翰为法，虽杨、贾、斑、杜，弗或过也，是以休声播于远近。…………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

[399]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赞曰：百六有会^{前书音义曰：“四千五百岁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阳厄五，阴厄四。阳为旱，阴为水。”初入元百六岁有阳厄，故曰“百六之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方，四方；夏，华夏也。诗小雅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皇京烟埃。无礼虽及，馀祲遂广。矢延王辂，兵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刘焉》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阯，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400] 《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一·刘二牧传第一·刘焉》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会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壹，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谋得施。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当收俭治罪；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

[401] 《汉书·成帝纪》

[402] 《汉书·哀帝纪》

[孝和孝殤帝紀-403] 368.0 ^368.1 ^368.2 《后汉书·卷第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永元二年）……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月氏国遣兵攻西域长史班超，超击降之。……
（永元三年）……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
（永元四年）……武陵零阳澧中蛮叛。
（永元五年）……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
（永元六年）……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馀国。……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永元八年）……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为寇。秋七月，行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讨之，斩右温禺犊王。
（永元九年）……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永元十三年十一月）……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元兴元年十二月）……北匈奴遣使称臣，诣敦煌奉献。
（延平元年四月）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追击，战没。……

[404] 奴国の时代

[405] 一度に３面の小型镜を制作、量产用鋳型が出土…福冈・“奴国”王都の须玖遗迹群で全国初の确认

[僰道縣-408] 371.0 ^371.1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僰道县》僰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拒郡百里，髙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冨，汉民多，渐斥徙之。有荔支、姜、蒟。……

[409] 带你领略星辰大海

[西域傳上-410] 373.0 ^373.1 《汉书·西域传上》

[晉書惠帝紀-411] 《晋书·卷四·孝惠帝纪第四》……（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元康六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冯翊太守欧阳建与度元战，建败绩。征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冬十月乙未，曲赦雍、凉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等讨万年，梁王肜屯好畤。关中饥，大疫。七年春正月癸丑，周处及齐万年战于六陌，王师败绩，处死之。……九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征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

[晉書武帝紀-412] 《晋书·卷三·世组武帝纪第三》……（太康二年）冬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马陈骞薨。有星孛于轩辕。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太康三年）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太康七年夏五月）鲜卑慕容廆寇辽东。……（太康十年）五月，鲜卑慕容廆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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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9]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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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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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治世
邻国	年份	事件	备注
匈奴帝国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注 10]}与郅支骨都侯单于挛鞮呼屠吾斯各自遣使汉国，正式结束与汉国的长期战争^[123]^[262]。	在长期的战争后，匈奴帝国唯二单于皆不愿与汉国为敌，希望与汉国和平共处，不再要求恢复冒顿条约，也不敢南侵劫掠汉族民众，前期治世开始。
	甘露二年	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率众南迁并遣使汉国表达明年正月亲自入朝的意愿	不适用
	甘露三年	正月，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入朝汉国^[262]。	呼韩邪单于成为汉国国际秩序的成员，得到汉国皇帝刘询赠予的“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谧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等物资，又得到汉国同意，呼韩邪单于屯驻在汉国“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国甚至遣军替呼韩邪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稳定呼韩邪单于对匈奴部众的统治^[123]。
	甘露三年	二月，汉国遣军护送呼韩邪单于出塞。
	甘露四年	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与郅支骨都侯单于挛鞮呼屠吾斯再次各自遣使汉国。	不适用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	正月，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第二次入朝汉国。	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得到汉国皇帝刘询馈赠，得到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谧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一百一十袭、锦锈绮縠杂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等物资^[123]。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	二月，呼韩邪单于返回塞外。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呼韩邪单于向汉皇帝请求援助，得到汉国馈赠二万斛谷物支援	呼韩邪单于得到来自汉国的二万斛谷物^[123]。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	呼韩邪单于率众北返草原。	草原地区重被呼韩邪单于统一。
	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	呼韩邪单于得到郅支骨都侯单于灭亡的消息后，向汉国表达明年正月亲身入朝的意愿。	不适用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汉国，娶王嫱为宁胡阏氏。	呼韩邪单于得到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二张、矢八发、谧戟二十、安车二乘、鞍勒二具、马三十匹、黄金四十斤、钱四十万、衣被二百二十袭、锦锈绮縠杂帛一万八千匹、絮一万六斤等来自汉国的馈赠，“皆倍于黄龙时”^[123]。
	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	正月，复株絫若鞮单于挛鞮雕陶莫皋派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为使节入朝汉国。	伊邪莫演一度向汉国表达投附，但被汉国拒绝后，即表示投附之意是“我病狂妄言耳。”^[123]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	复株絫若鞮单于挛鞮雕陶莫皋上书向汉国表达隔年正月亲身入朝的意愿。	不适用
	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	正月，复株絫若鞮单于挛鞮雕陶莫皋亲自入朝汉国^[366]。	复株絫若鞮单于得到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二张、矢八发、谧戟二十、安车二乘、鞍勒二具、马三十匹、黄金四十斤、钱四十万、衣被二百二十袭、锦锈绮縠杂帛二万匹、絮二万斤等来自汉国的馈赠。^[123]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	搜谐若鞮单于挛鞮且麋胥计划在明年亲身入朝汉国，但不幸病逝。	不适用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	匈奴帝国出现单于位更替，汉国遣使匈奴，汉使向新单于挛鞮囊知牙斯索求与汉国张掖郡接壤的匈奴温偶𬳿王领地，最后被单于拒绝。	不适用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乌孙军阀卑爰疐与匈奴帝国发生边界战争，结果以卑爰疐遣儿子趋逯入匈奴为人质而停战，但汉国闻讯后，遣使命令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放还趋逯回国，单于听从命令^[123]。	汉皇帝以一纸诏命改变匈奴单于的政治决策，可见汉国在草原地区尚有威慑力。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	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上书向汉国表达明年正月亲身入朝的意愿，后来单于患病，将入朝日期顺延一年。	汉廷为应否接受匈奴单于入朝发生争议，汉皇帝最后接受扬雄的谏言，容许匈奴单于入朝。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	正月，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亲自入朝汉国^[367]。	乌珠留若鞮单于得到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二张、矢八发、谧戟二十、安车二乘、鞍勒二具、马三十匹、黄金四十斤、钱四十万、衣被三百七十袭、锦锈绮縠杂帛三万匹、絮三万斤等来自汉国的馈赠。^[123]
	元始二年（公元2年）	车师后王国国王姑句、婼羌王国国王唐兜与汉国西域都护府发生矛盾，各自率众投附匈奴帝国，汉国随后遣使匈奴帝国，要求乌珠留若鞮单于交出两王，单于听从命令交出两王，在西域地区的恶都奴谷交接，同时汉国召集西域诸王在当地，公开处决姑句、唐兜，以震慑西域诸王，又立法四条以约束匈奴帝国^[123]。	四禁，是指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匈奴帝国皆不得接受上述四种人的投附^[123]，乌珠留若鞮单于遣军劫掠乌桓人可能是对四禁的试探。
	元始二年（公元2年）	匈奴帝国与乌桓人产生矛盾，发兵侵掠乌桓，乌桓人“或走上山，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匈奴宣称乌桓人可“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但当乌桓人带着赎金去赎回被掳人口时，却被匈奴连人带货扣留，不过匈奴帝国与乌桓人的冲突事件并未为汉国侦知^[123]。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王莽篡帝位改朝号“新”后，即遣使邻国以更换汉朝发给其国首领的印绂，匈奴帝国亦是其中之一^[123]。	不适用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	乌珠留若鞮单于不满王氏汉国的印绂，但为了“多得赂遗”，只要求换回旧印；汉使在回国的途中，发现八年前被匈奴帝国掳掠的乌桓人口，遂要求单于遵守四禁，放还乌桓人，单于于是遣军万骑，以送还乌桓人为名南下，一度兵临王氏汉国朔方郡塞下而去^[123]。	自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后，匈奴帝国再次攻击汉兵及接纳“中国人亡入匈奴者”，违反四禁，前期治世终结。
		车师后王须置离计划投奔匈奴帝国，事泄被西域都护斩杀，须置离之兄狐兰支率众二千多人逃亡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收纳狐兰支一党，旋即遣军与狐兰支入侵车师后王国，大掠而还，其间与当地汉兵交战。
		汉国戊己校尉被部下所杀，其部众汉民二千多人被劫入匈奴帝国，乌珠留若鞮单于遣军迎接。
诸乌桓	年份	事件	备注
诸乌桓	自冒顿单于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叶征服乌桓人，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乌桓人才乘漠北之战后匈奴帝国战败之机脱匈独立，随后受到汉国护乌桓校尉的约束，整个前期治世时代皆为汉国的从属。
诸鲜卑	年份	事件	备注
诸鲜卑	自冒顿单于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叶征服鲜卑人后，鲜卑人一直被匈奴人统治，直至前期治世时代依然如故，未曾与汉国有任何来往。
后期治世
邻国	年份	事件	备注
北匈奴帝国
	永元元年（公元89年）	六月，汉国与南匈奴单于国联军在汉将窦宪的领导下北征，联军在稽洛山大破北匈奴单于率领的大军，联军乘胜追击，斩杀13000多级、俘获马牛羊骆驼等牲畜超过一百万只，兵临私渠比鞮海	此战后，周边再没有国家足以抗衡或威胁汉国，汉国进入后期治世时代
	永元元年（公元89年）	七月，联军兵至燕然山，窦宪在山上留下著名的封燕然山汉铭后就退兵回国，同时遣使当时逃至西海（今蒙古国哈尔湖Xap Hyyp）地区的北匈奴单于，逼使北匈奴单于向汉国称臣	此战后，周边再没有国家足以抗衡或威胁汉国，汉国进入后期治世时代
诸鲜卑	年份	事件	备注
	永元九年（公元97年）	八月，鲜卑人入侵汉国辽西郡肥如县而去^[368]。	汉民人命财产损亡失载。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	冬季，鲜卑人入侵汉国，抄略右北平郡，至渔阳郡被汉军击破^[368]。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	四月，鲜卑人入侵汉国，抄略渔阳郡而去^[368]。

汉国边郡管辖
诸王国诸族群	宗主国	分布地	备注
高句骊	不适用	高句骊县	前期治事时为汉国玄菟郡管辖，后期治世时成为以汉国为宗主的独立王国
邻国
诸王国诸族群	宗主	分布地	备注
徐那伐国	汉族王朝	韩国庆州市	永平八年（65）改国号为“鸡林”
音汁伐国			永元十四年（102）被鸡林国吞并
悉直谷国			永元十六年（104）被鸡林国吞并
押督国
比只国			永初二年（108）被鸡林国吞并
多伐国
草八国
百济国		韩国首尔特别市风纳土城
金官（驾洛）国		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
夫馀王国
奴国		福冈平原	^{[注 36]}

北边
族群	年份	事件	备注
南匈奴单于国	元康四年（公元294年）	匈奴人郝散发起叛乱，杀掠上党郡谷远，流动作战，一路向西，至冯翊郡境内被晋军逼降，后被杀^[374]。
	元康六年（公元296年）	元康六年，郝散之弟度元与马兰山羌族及卢水胡人共同发起叛乱，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在秦州部及雍州部的羌族及氐族全部参与叛乱，拥立氐人齐万年为帝，攻掠北地郡，汉廷派梁王司马肜坐镇好畤七年，齐万年击败晋军于六陌九年，晋将孟观击败齐万年于中亭，平定叛乱
	元康七年（公元297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
北邻
诸鲜卑	年份	事件	备注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十月，鲜卑慕容国侵掠汉国昌黎郡^[375]。	汉民人命财产损亡失载。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十一月，鲜卑慕容国侵掠汉国辽西郡，被晋军击败。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	三月，晋军在昌黎郡击败慕容军，“杀伤数万”。
	太康七年（公元286年）	五月，鲜卑慕容国侵掠汉国辽东郡而去。
	太康十年（公元289年）	五月，慕容国遣使向汉国称臣。

日本地区国家^{[注 36]}
国家	宗主国	位置	备注
邪马壹王国	汉族王朝（魏晋）	有争议
狗邪韩国	邪马壹王国	大韩民国金海市、釜山广域市一带
一大国		日本国壹岐岛
末卢国		日本国唐津市一带
伊都国		日本国糸岛市一带
奴国		有争议
不弥国
投马国
已百支国
伊邪国
都支国
弥奴国
好古都国
不呼国
姐奴国
对苏国
苏奴国
呼邑国
华奴苏奴国
鬼国
为吾国
鬼奴国
邪马国
躬臣国
巴利国
支惟国
乌奴国
奴国
狗奴王国
诸韩地区国家
国家	宗主国	位置	备注
月支国	汉族王朝（魏晋）		辰王治所，正始六年（公元245年）被曹魏派兵灭亡
伯济国			即百济王国
爰襄国
牟水国
桑外国
小石索国
大石索国
优休牟涿国
臣𣸣沽国
速卢不斯国
日华国
古诞者国
古离国
怒蓝国
咨离牟卢国
素谓干国
古爰国
莫卢国
卑离国
占离卑国
臣衅国
支侵国
狗卢国
卑弥国
监奚卑弥国
古蒲国
致利鞠国
冉路国
儿林国
驷卢国
内卑离国
感奚国
万卢国
辟卑离国
臼斯乌旦国
一离国
不弥国
支半国
狗素国
捷卢国
牟卢卑离国
臣苏涂国
莫卢国
古腊国
临素半国
臣云新国
如来卑离国
楚山涂卑离国
一难国
狗奚国
不云国
不斯𣸣邪国
爰池国
乾马国
楚离国
已柢国
不斯国
勤耆国
难弥离冻国
冉奚国
军弥国
如湛国
户路国
州鲜国
斯卢国		即新罗王国
优由国
马延国
弥离弥冻国
接涂国
古资弥冻国
古淳是国
半路国
乐奴国
弥乌邪国
甘路国
狗邪国
走漕马国
安邪国
渎卢国

汉洲内部的二级行政区划
汉洲核心区^{[注 35]}
汉王朝	晋王朝	备注	备注
京兆尹	京兆郡	不适用
左冯翊	冯翊郡
左冯翊	北地郡
右扶风	扶风国
	始平国
	新平郡
弘农郡	弘农郡
弘农郡	上洛郡
河东郡	河东郡
河东郡	平阳郡
太原郡	太原郡
	新兴郡
	雁门郡
上党郡	上党郡
上党郡	乐平国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汲郡
河南郡	河南尹
河南郡	荥阳郡
东郡	濮阳郡
东郡	济北国
陈留郡	陈留郡
颍川郡	颍川郡
颍川郡	襄城郡
汝南郡	汝南国
	汝阴郡
	戈阳郡
南阳郡	南阳国
	南乡郡
	义阳国
南郡	南郡
	襄阳郡
	南平郡
	宜都郡
	建平郡
江夏郡	江夏郡
江夏郡	武昌郡
卢江郡	卢江郡
九江郡	淮南郡

汉国第一次治世时代的西南边郡与邻国
汉国边郡管辖
诸王国诸族群^{[注 37]}	法定税收形式	分布地	备注
槃瓠蛮	地方领袖（大人）每年“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163]	武陵郡；零陵郡	不适用
板楯蛮	板楯人每户每年交税40钱。	阆中县、朐忍县、宕渠县	不适用
廪君蛮	首领巴氏每年交税2016钱，每三年另交1800钱；廪君人每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𬭤。”^[163]	涪陵县；巫县潳山	不适用
夜郎王国	没有	牂柯郡	夜郎在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灭亡
钩町王国		钩町县（中国广西区西林县一带）	不适用
漏卧王国		漏卧县（中国云南省罗平县一带）	不适用
且兰王国		且兰县（中国贵州省黄平县一带）	三国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亡。
莋王国		沈犁郡（中国汉源县一带）
邛王国		越嶲郡（中国西昌市一带）
滇王国		益州郡
昆明夷
劳深王国			劳深、靡莫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灭亡。
靡莫王国			劳深、靡莫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灭亡。
楪榆夷		楪榆县（中国云南省大理市一带）	不适用
哀牢王国	地方领袖每年上贡“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163]	哀牢县（中国保山市一带）及博南县（中国大理市永平县一带）	不适用
鹿茤人	没有	不适用
乌浒人		交阯郡；合浦郡；日南郡；郁林郡；象林郡；九真郡	不适用
白马王国		武都郡	不适用
冉国		汶山郡	不适用
駹国		汶山郡	不适用
僰人		僰道县^[371]	不适用
邻国
诸王国诸族群	关系	分布地	备注
都元王国	没有官方外交来往	今马来西亚登嘉楼州龙运县一带	不适用
邑卢没王国		不适用
谌离王国		不适用
夫甘都卢王国		不适用
皮宗王国		今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县一带	不适用
已程不王国		今斯里兰卡^[372]	不适用
狼牙修王国		不适用
扶南王国		不适用
黄支王国	有官方来往	不适用
掸王国		不适用
叶调王国		不适用

汉国第一次治世时代的西域都护府及其邻国
前期治世
西域都护府治所	总人口	兵力	备注
乌垒城	1200	300	不适用
渠犁城	1480	150	另有汉兵1500人驻守屯田^[183]
轮台	不适用	汉兵数百人驻守屯田^[373]
西域都护府辖下诸王国	总人口	兵力	备注
且未	1611	320
小宛	1050	200
精绝	3360	500
戎卢	1611	300
捍弥	20040	3540
渠勒	2170	300
于阗	19300	2400
皮山	3500	500
乌秅	2733	740
难兜	31000	8000
大宛	300000	60000
桃槐	5000	1000
莎车	16374	3049
疏勒	18647	2000
姑墨	24500	4500
龟兹	81317	21076
尉犁	9600	2000
危须	4900	2000
焉耆	32100	6000
乌贪訾离	231	57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率众一千七百馀人投附西城都护府，西城都护于是将车师后王国西部的乌贪訾离地给予兹力支定居建国^[373]
卑陆	1387	422
卑陆后王国	1137	350
郁立师	1445	331
单桓	194	45
蒲类	2032	799
蒲类后王国	1070	334
西且弥	1926	738
东且弥	1948	572
劫	500	115
狐胡	264	45
山	5000	1000
车师前王国	6050	1865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国于此设立戊己校尉
车师后王国	4774	1890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匈奴单于拥兜莫为车师王，率领部分车师民众东徙立国^[120]
车师都尉国	333	84	位于车师前王国东部，是西域都护府的军事重地
车师后城长国	960	260	位于车师后王国东部，是西域都护府的军事重地

汉国第二次治世时代的西南边郡与邻国
汉国边郡管辖
诸王国诸族群^{[注 37]}	法定税收形式	分布地	备注
槃瓠蛮	地方领袖（大人）每年“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163]	武陵郡；零陵郡	不适用
板楯蛮	板楯人每户每年交税40钱。	阆中县、朐忍县、宕渠县	不适用
廪君蛮	首领巴氏每年交税2016钱，每三年另交1800钱；廪君人每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𬭤。”^[163]	涪陵郡；宜都郡；建平郡；江夏郡；义阳国	不适用
莋人	没有	沈犁郡（中国汉源县一带）
邛人		越嶲郡（中国西昌市一带）
滇人		益州郡
昆明夷		益州郡
哀牢人	地方领袖每年上贡“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163]	哀牢县（中国保山市一带）及博南县（中国大理市永平县一带）	不适用
獠人	没有	牂牁郡；兴古郡；交阯郡；合浦郡；日南郡；郁林郡；武平郡；新昌郡；九德郡；九真郡；九真属国	不适用
白马人		武都郡	不适用
冉人		汶山郡	不适用
駹人		汶山郡	不适用
僰人		僰道县^[371]	不适用
邻国
诸王国诸族群	关系	分布地	备注
林邑王国	有官方外交来往		不适用
扶南王国	有官方外交来往	不适用	不适用
都昆王国	没有官方外交来往		不适用
金陈王国		泰国叻武里府	又名金邻国
林阳王国			不适用
奴后王国			不适用
优钹王国			不适用
横跋王国			不适用

定义

前无古人的治世

前期治世

汉洲地区

北邻

东邻

西南边

西南邻

西边与西邻

西北邻

后期治世

汉洲地区

北邻

北边

东邻

西南边

西南邻

西边与西邻

西北邻

隐疾重重的治世

汉洲地区

北邻与北边

东邻

西南边

西南邻

民族光复的治世

事实

汉族是一个古老兼人口众多的单一原住民族群

观点

匈奴帝国与汉王朝之间的战争责任

相关列表

汉民族原乡

汉国治世Ⅰ

北边邻

东边邻

西南边邻

西邻

汉国治世Ⅱ

诸国统治者世系

草原诸帝国世系

汉国世系

备注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