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國治世

定義

漢國，意為漢族的民族國家，一般是指漢洲地區內的各地漢族割據勢力已為漢族政權統一的國家，正是在第一次治世時代，赤縣神州的土著各部落形成為一個單一民族共同體^{[註 1]} ^{[註 4]}，自稱為「中國人」、「華夏」，他稱「秦人」，可見漢族已成為穩定的民族共同體^{[註 7]}，與此同時，漢王朝成為第一個統一的漢族國家，「漢」遂成為族稱之一，即使在漢王朝滅亡後，「漢」仍被使用，至公元7世紀與「華夏」同為漢族族稱之一^{[註 5]}，類似游牧諸民族因蒙古帝國而形成「蒙古」族、日本列島土著諸族因大和王權而形成「和」族、雪域高原的諸族居民因吐蕃（bod chen po）帝國而形成藏族（bod pa）。^{[註 3]}

治世，即政權內部的社會秩序大致穩定和平，沒有大規模的動亂，而外部，至少鄰國在名義上亦不存在與漢國抗衡或威脅漢國的國家。

上述兩項標準中，前者是後者的前提，符合後者標準的多半滿足前者標準。

古有羅馬治世、蒙古治世，近有不列顛治世，但漢國治世與上述治世有兩個根本不同，漢國國家的勞動生產階級（人口多數）與統治剝削階級屬同一民族，蒙元帝國則與此相反，而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位於兩者之間，另外，羅馬帝國、蒙元帝國、大英帝國的財富能透過征服他國、剝削被征服地區而得，所以帝國的征服擴張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業，漢國就相反，無論對匈奴帝國、吐蕃帝國等政權的征戰，成功與否都不能擴充帝國財富，反而勞民傷財，因為漢國對外征戰主要是圍繞國防安全與否，戰爭並不能獲利，反而成為國家財政支出的無底黑洞，但如果不主動出擊，敵軍又會侵掠邊境以至深入中原地區燒殺擄掠，同樣令漢國人命財產損失慘重。

^{[註 8]}

前無古人的治世

前期治世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春，匈奴帝國的統治者降低傲慢的頭，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與郅支骨都侯單于攣鞮呼屠吾斯分別派遣右屠耆王攣鞮銖婁渠堂與右大將攣鞮駒於利受入朝南方的漢國，至此，與漢國連兵八十載後，匈奴單于以派使向漢廷、向皇帝劉詢稱臣入朝的政治姿態，在名義上成為漢國主導的亞太秩序的一分子，漢國的周邊地區再沒有任何國家與漢國敵對或抗衡，亞太地區這個和平秩序總共維持了六十三年，直至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因匈奴帝國破壞和平，與漢國再度開戰而破滅。

因為匈奴帝國是漢國鄰國中唯一能抗衡以至威脅漢國的國家，所以漢國治世始終維繫於漢國能否壓服匈奴帝國。^{[註 10]}

漢洲地區

在六十三年的前期治世期間，漢國國力達到歷史上第一個高峰，元始二年（公元2年），漢國治下直接控制的漢族人口約有五千七百萬人^{[註 2]}^{[註 11]}。
漢國間接控制的人口主要是非漢族群，比如西域都護府轄下諸王國的總人口就有1282121，而滇王、夜郎王、鉤町王等治下人口及槃弧蠻、廩君蠻、板楯蠻等人口亦數以十萬計^{[註 12]}，還有歷年投附漢國而被安置在十一邊郡的屬國地區的包含匈奴人在內的十餘萬胡人。^{[註 13]}

漢國在前期治世時代的首都是長安城，人口約二十四萬^[112]，面積約34km²（34392202m²）^[113]，加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這五座合稱為「五都」的城市，是當時漢國，也是漢洲最大的六座城市^{[註 14]}。

漢國以漢洲（即本部）為直轄領土，而塔里木盆地的數十個王國、以色楞格河流域為核心的匈奴帝國、漢江以南的半島諸國、日本百多個王國、阿爾泰山脈與卡拉套山脈之間的地帶皆在漢國的間接控制或威懾之下，自瀨戶內海西至卡拉套山脈、自中圻北至貝加爾湖畔區，其間所有區域均屬漢國的勢力範圍。

北鄰

自從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帝國的虛閭權渠單于南侵失敗後，漢國的長城防線——從敦煌郡至遼東郡——有長達七十年的時間再沒有發生過戰爭，這段期間，鮮卑人仍然被匈奴人所統治，與漢國並沒有任何來往，而烏桓人自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脫匈獨立後，一直由漢國設立的護烏桓校尉管理。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春，草原的失敗者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親自入朝，在與漢國皇帝劉詢^{[註 10]}會晤後，得到漢國的種種援助，比如派兵「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呼韓邪單于率領南下的部眾得以在長城防線以北背靠漢國來獲得休養生息，呼韓邪單于顯然不會放棄經營草原地區，特別是在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郅支骨都侯單于攣鞮呼屠吾斯率眾西遷後更是如此。

直至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控制草原地區的呼韓邪單于率眾北遷重返單于庭，漢-匈兩國的和平秩序亦得到繼續^[123]，其後半個世紀內都不曾發生過戰爭，在呼韓邪單于之後，匈奴單于曾兩度親身入朝漢國，皆得到漢國的巨量餽贈，可見漢國的霸權與匈奴帝國在公元前二世紀的霸權與不同，不會透過剝削或傷害他國人民來維繫^[123]。

這段和平的歲月，據後人追憶：

“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

”

——班固評論^[123]

不過，匈奴帝國的臣服並非基於漢軍的直接打擊，這就令前期治世存在一些瑕疵，漢廷也因此而給予匈奴單于「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的禮遇，設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124]，雖然漢廷認識到漢國對匈奴帝國的影響力微弱，預期單于有朝一日會成為「畔臣」才安排「客禮」的待遇，但漢廷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戰爭的主動權不完全掌握在漢國手上，一旦匈奴單于「鳥竄鼠伏，闕於朝享」就代表兩國隨時進入戰爭狀態，所以匈奴單于是必為「畔臣」，除非匈奴單于不追求一個強大的遊牧帝國，否則入侵燒殺擄掠是必然的，匈奴單于會不會成為「畔臣」不取決於漢廷對匈奴單于的待遇，而是取決於漢廷有沒有一支強大的漢軍以及將戰火燒到草原核心地區（色楞格河流域）的意願。

元始二年（公元2年），車師後王姑句、婼羌王唐兜分別與戊己校尉、西域都護產生摩擦，遂先後逃亡匈奴帝國，但在漢國的要求下，匈奴單于遣使拘捕二王並在惡都奴移交二王給漢使，同時漢廷在惡都奴大會西域諸王，即將二王在惡都奴處決，又頒布四禁，規定匈奴帝國不得接受來自漢國、烏孫帝國、西域諸王國以及烏桓諸國（部）的流亡者，單于表示奉行四禁，但同時，匈奴帝國卻因為烏桓人停止向匈奴交納皮布稅，遣使要求烏桓人上貢皮布稅，受到烏桓人的拒絕後就派軍入烏桓人的地界上燒殺擄掠，劫持一千多婦孺而去，當婦孺的親屬去贖回親人時被匈奴帝國扣留^[123]。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位後，遣使匈奴帝國，更換前朝賜給單于的印紱，因為改印文「匈奴單于璽」為「新匈奴單于章」，引起單于的不滿，但是為了「多得賂遺」，單于並不願以此為藉口生事，於是遣使陪同漢使入朝，上書表達恢復舊印文，不過，漢使在回國途中，卻發現數年前被匈奴帝國劫持的烏桓人口，遂向匈奴使節表達要求單于遵守四禁，單于接受釋放烏桓人的要求，但卻是遣騎萬餘護送烏桓人至塞外，乘機在朔方郡邊塞下炫耀武力而回^[123]，這種挑釁舉動顯然代表匈奴人已做好與漢國開戰的準備。

到了第二年（公元10年），再次出現車師後王投奔匈奴帝國的事件，雖然西域都護當機立斷將車師後王須置離處決，但須置離之弟狐蘭支隨後即率眾二千餘流亡匈奴帝國，單于旋以狐蘭支為向導，遣軍攻入車師後王國，與當地漢國駐軍發交火後而退，漢-匈兩國重燃戰火，同年，戊己校尉被部下殺害，其部眾漢族男女2000多人被部下脅持投奔匈奴帝國，單于將這批漢族人口安置在余吾水（今土拉河）流域一帶屯田^[123]。

整個前期治世期間，匈奴帝國不止結束內亂，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還從漢國手上得到豐厚的餽贈，匈奴單于五度入朝漢廷所得的黃金總量就有一百六十斤，而且繁榮的邊境貿易容易令匈奴人覬覦，加以長期的和平令漢國上下喪失危機感，當漢國統治權由劉氏轉移入王氏之初，匈奴帝國即乘新政權初生未穩之隙與漢國決裂，發動入侵，戰火重燃。

東鄰

自遼東郡、樂浪郡向南渡大海，直至南海一帶為漢國東邊，在陸路、海路分別與不同的國家相鄰，在陸路上，漢國分別與夫餘王國、高句麗王國以及沃沮人、濊人、韓人各邦國族群相接。

匈奴帝國東接夫餘王國，與匈奴帝國不同，是一個定居農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國家，是漢國的臣屬國之一^{[註 15]}，其東鄰的異族挹婁人長期被夫餘人統治^[121]。

自漢朝^{[註 10]}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攻併衛氏朝鮮王國後，於其地設立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與朝鮮王國相鄰的沃沮人、濊人及韓人諸國皆成為漢朝的從屬國^[121]，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時漢國將臨屯、真番兩郡地區併入樂浪郡，而後來雄霸長白山東西的高句麗王國是在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於卒本川地區（中國遼寧省桓仁縣）建國^[126]，在當時只是弱小政權，「立國日淺，民孱兵弱」^[126]，負有聽從漢國征調兵員助戰的責任^[125]，可見高句麗是漢國的僕從國之一^{[註 15]}。

樂浪郡在單單大嶺（朝鮮大峰山脈至阿虎飛嶺山脈一線）以西大同江流域的平壤平原是漢族在半島的主要聚居地^[127]，單單大嶺以東至日本海岸是濊人的主要聚居地，韓人則主要居於樂浪郡以南的半島地區，分為數十個國家，可分為馬韓、弁韓、辰韓三個不同的文化區域，至少分為70多個不同的國家，徐那伐國與百濟國是其中兩個國家，兩國都是傳說在前期治世時代建國，徐那伐國位於辰韓地區，以金城為王都（韓國慶尚北道慶州市一帶），公元七世紀的半島地區將統一在此國之下，但在第一次治世時期尚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前期治世時漢國曾分別於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元始四年（公元4年）遣軍攻打徐那伐國，元始四年的漢兵更一度將金城重重圍困，可見前期治世的漢國也將半島東南部納入本國勢力範圍之內，位於馬韓的百濟國以慰禮城為王都，同樣是無足輕重的小國，元壽二年（公元前2年）時百濟國曾與漢國發生戰爭，慰禮城亦因此戰而一度被燒毀，韓人諸國既為漢國僕從^[121]，徐那伐與百濟兩國亦不會例外，兩國可能因違反從屬秩序而引起漢國的打擊，依戰果而言，漢國持續將半島地區諸國隸屬漢國的勢力範圍內。^{[註 16]}

在海路上，日本列島上的諸王國是漢國的主要交通對象，自元封三年後，日本列島上的100多個王國就向漢朝在朝鮮半島上的地方機構——樂浪郡——表示臣屬，至前期治世時代亦如此^[157]。

大體而言，當時漢國以玄菟郡負責夫餘王國、高句麗王國的外交事務；樂浪郡分別負責韓人、沃沮人、倭人諸王國的外交事務^[121]，終前期治世，漢國在東鄰的勢力範圍穩固如初。

西南邊

湘江－廣州灣以西、長江以南為西南地區，呈現Ⴑ形包圍漢洲梁州地區，這片土地向西深入康區－緬北、向南至泰北，橫跨今中國與中南半島四國的國界，是西南諸族群的主要聚居地，也有少量分布在長江以北，例如巴郡中東部一帶是板楯蠻的主要聚居地，由可以不向漢廷交納賦稅的七大姓族自治；廩君蠻在巫縣亦有少量聚居，但主要分布在南郡長江以南的清江流域；槃弧蠻則主要分布在武陵郡及長沙郡的湘西地區^{[註 17]}
在槃瓠蠻以南主要有西甌人、駱人分布，西甌人主要聚居於鬱林郡、交趾郡；駱人諸族主要分布於北部灣沿岸各郡^{[註 18]}。
在槃弧蠻、駱人以西的南中地區則有夜郎、且蘭、滇、勞深等不同的國族分布。^{[註 19]}

漢族部落自戰國晚期開始移入西南，至前期治世，整個西南地區的漢族人口已有五百萬之眾^{[註 2]}，雖然漢廷只能控制當地的漢族人口，但僅憑剝削當地漢族人口就足以在經濟及軍事方面維持漢國在當地的統治^[171]，並不需要亦沒有剝削西南地區其他先住民族群^[172]，而當地眾多王國政權勢力仍然強大，其他土著族群全由當地的諸王國所控制。

漢國對西南地區的統治全面建立，可追溯至元鼎五年秋漢朝對南越國的統一戰爭，當時兵分五路南攻，位於最西邊的一路兵馬由馳義候何遺率領自巴蜀南下途經西南地區，沿珠江而下番禺，並調遣夜郎、且蘭、邛都（今中國西昌市一帶）、莋都等國家出兵助戰，不過且蘭、邛都和莋都擔心如果聽令出兵，會令國內空虛，「旁國虜其老弱」，於是直接發兵與漢朝對抗，適逢漢朝已攻併南越國（公元前111年），何遺軍遂改變目標，討伐且蘭、邛都、莋都，滅亡三國，在且蘭設立牂柯郡，在邛都設立越巂郡，在筰都設立沈犁郡，漢王朝的統治深入西南地區，引發西南諸族諸王的恐慌，冉駹人遣使漢廷，請求在當地設郡，於是漢廷在冉駹設立汶山郡，又在白馬人的居地設立武都郡，夜郎國君親自入朝，受到漢廷承認為王^[173]。

同年，漢廷要求西南地區最大的國家——滇王國的國王親身入朝，不過入朝的要求受到滇王國與周邊的勞深、靡莫兩國共同抗拒，直至漢朝軍隊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攻滅勞深王國與靡莫王國，滇王才「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漢朝在滇王國設立益州郡，而西南地區東部的湘西在戰國時代已為楚有，南部的廣西、海南島、越南地區在併南越國後已設郡治理，至此，漢朝在西南地區的統治全面確立^[173]，當地的漢族官吏主要負責「察動靜，有變乃以聞」，保障西南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

進入前期治世年代，西南地區的局勢基本穩定，但也有小的叛亂，在海南島上的珠崖郡，當漢族官吏企圖開始以對漢族平民的剝削力度來對當地族群實施剝削，容易激起不慣被剝削的當地族群的對抗，珠崖郡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一度叛亂，至初元元年再度叛亂，此後連年不息，耗費巨大，至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漢皇帝在反戰派大臣的勸説下決定廢除珠崖郡，至於當地漢族民眾則「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鉤町、漏臥等三王國爆發混戰，漢廷遣使要求三王國停戰，然而三王卻「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於是漢廷派陳立為牂柯郡太守，再次要求三王停戰和解，但三王仍然頑固不從，陳立在興國且同亭召見夜郎王及其部屬小王時，當機立斷將夜郎王斬殺^{[註 20]}，夜郎王國諸首領當即向陳立表示「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夜郎兵馬見到夜郎王頭後「皆釋兵降」，鉤町王、漏臥王聞訊後立即停戰和解，還上貢「粟千斛、牛羊」以勞慰當地漢軍^[174]。

雖然當地社會恢復和平，但夜郎王的兒子邪務及邪務的外祖父翁指不甘於就此而算，不過不是發兵攻打鉤町、漏臥，而是發兵反漢，在取得夜郎王國的部分軍隊支持下，逼使夜郎王國的22座城邑共同起兵反漢，同年冬，漢軍攻入夜郎王國，將邪務、翁指領導的夜郎軍圍困起來，斷其糧道、水源，又派人策反夜郎軍將領，於是邪務與翁指被部下斬殺向漢軍投降，夜郎王國滅亡，夜郎叛亂就此彌平，此後西南地區再沒有動亂，直至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被王莽眨為侯的原鉤町王因不滿而被殺後，西南地區才烽煙四起^{[註 19]}。

西南鄰

在西南沿海地區，即北部灣周邊地區存在一條從徐聞、合浦或日南郡出航，沿中南半島沿岸進入印度洋的海上貿易路線，沿岸有都元、邑盧沒、諶離、夫甘都盧、皮宗、黃支、已程不等諸王國。

西邊與西鄰

在漢國西鄰，主要聚居著不同種類的羌人，中原人與羌人首次大規模衝突發生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九月，當時匈奴帝國乘著漢廷發兵攻南越國的時機，唆使羌人東侵中原，圍攻隴西郡的安故、枹罕兩地，不過到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十月即被漢兵討平，前後不過兩個月時間。

到了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在匈奴帝國的暗中唆使下，互相攻伐仇怨累年的諸羌種出現聯合的傾向，先零種、罕種、開種互相聯合，第二年（公元前61年）春，先零種起兵暴動，一邊劫略人口較少的羌人族群，另一邊入侵漢國本部邊塞，「攻城邑，殺長吏」，又擊敗漢軍於浩亹，但罕種和開種並不打算與先零種一起攻漢，在先零種起兵前夕就派人至金城，將先零種反漢的企圖通知漢官，夏季，漢國派漢族名將趙充國率軍攻伐叛羌，在罕種和開種的反正下，漢軍順利於秋季擊敗先零種，至次年（公元前60年）秋季，先零種首領被部下殺害降漢，漢國設置金城屬國以管理降羌，於是橫跨三個年頭的羌亂被平定。

進入前期治世，羌人的唯一一次叛亂發生在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如同元康年間的羌亂，並非所有羌人族群都站在漢國的對立面，上一次叛亂的主力是先零種，這一次叛亂的主力是彡姐旁種，彡姐旁種在秋七月起兵叛，東掠隴西郡漢邊，「侵邊境，殺吏民」，漢軍的平叛行動初戰失利，直至同年十一月，增兵六萬的漢軍夷平彡姐旁種，「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彡姐旁種「亡出塞」，再也不能威脅漢國。

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王莽的銀彈攻勢下，部分羌人向漢國獻地及稱臣，所獻之地「皆與漢民」定居，漢國在當地設立西海郡，可以說是漢國向當地羌人買地開疆，既然是新得之地，自然需要遷移漢族實邊，即「徙天下犯禁者處之」，之後兩年間，漢民「徙者以千萬數」^[175]。雖然羌人收錢賣地，但很快就反悔，居攝元年（公元6年），西海郡受到羌人的侵擾，不過在如日中天的漢國面前，這種侵擾旋即消滅，直至後來漢國內亂，王莽政權敗亡（公元23年）後，羌人才得以征服西海郡，當地數以萬計的漢民不是東返中原就是融入羌人，成為羌人或羌化漢族^[176]，至更始年間（公元23年～公元25年），羌人進而在金城、隴西二郡燒殺擄掠，直至漢國重新統一後才稍稍收斂。 ^{[註 21]}

西北鄰

西域，北以天山山脈與烏孫帝國、匈奴帝國分隔，東接漢洲，西止帕米爾高原，南以崑崙山脈與青藏高原相隔，約相當於今塔里木盆地區域。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帝國陷入內鬨，負責西域地區事務的日逐王攣鞮先賢撣叛降漢國，漢-匈兩國在西域地區爭霸了四十多年後，以漢國在西域地區設置西域都護府為結果，開啟了漢國獨霸塔里木盆地的時代。

同年，烏孫帝國昆莫翁歸靡死，翁歸靡生前約定以漢國公主劉解憂之子元貴靡繼任昆莫，但烏孫權貴卻違反翁歸靡的意願，改立翁歸靡之兄軍須靡的兒子泥靡為昆莫，因為烏孫帝國的違約行為，漢國遣使遠赴烏孫怪責，但並沒有進一步的舉行，同時新昆莫泥靡亦收繼叔母劉解憂，不過兩人關係並不好。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在草原鬥爭失敗降附漢國的同一年，泥靡與劉解憂的關係愈見惡劣，適逢漢使魏和意、任昌至烏孫，劉解憂與魏和意、任昌謀殺泥靡，不過政變顯然出了差錯，泥靡被傷不死而逃亡，泥靡之子細沈瘦發兵包圍首都赤谷城，劉解憂、魏和意與任昌被圍困數月，直至西域都護府發兵來援才解圍，同時，翁歸靡的另外一個兒子烏就屠在政變發生時逃亡北境，宣稱母系匈奴攣鞮家將發兵干預，由是發展自己的勢力，當漢國遣使醫治泥靡並收繫魏和意與任昌下罪處死不久後^{[註 21]}，烏就屠即攻殺泥靡，自立為昆莫，漢國聞訊即計劃遣軍攻打烏就屠。

其後在劉解憂的侍女兼烏孫右大將之妻馮嫽的外交努力下，漢皇帝和烏就屠達成協議，同意以烏就屠為烏孫小昆莫，而劉解憂之子元貴靡出任烏孫大昆莫，漢國遣軍屯駐烏孫帝國首都赤谷城，負責監管大昆莫與小昆莫對烏孫帝國的地界、人口的劃分，最後烏孫帝國約十一萬戶總人口中，大昆莫元貴靡得六萬多戶，小昆莫烏就屠得四萬多戶，其中赤谷城由元貴靡分得，在匈奴帝國陷入內亂的同時，第二大游牧帝國一分為二，對於以漢國這類以定居農業為生、曾經長期受游牧民族侵擾的國家來說，一個「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的游牧帝國被削弱是一個好消息^[183]。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劉解憂返回漢洲定居養老，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郅支骨都侯單于攣鞮呼屠吾斯西遷，與烏孫小昆莫烏就屠産生衝突，匈奴軍連年入寇烏孫，次年（公元前48年），漢國在車師舊地設立戍己校尉率軍屯田，之後數年，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在漢國的幫助下日漸強大，加之發生郅支骨都侯單于殺害漢使谷吉一事，適逢康居王國在與烏孫帝國的戰爭中屢戰屢敗，於是來一個驅虎吞狼的計劃，遣使堅昆（郅支骨都侯單于的單于庭所在地），向郅支骨都侯單于傳達聯合攻滅烏孫王國的圖謀，並以康居王國與烏孫王國接壤的康居東部地區給予郅支骨都侯單于駐紮，約定消滅烏孫王國後，烏孫舊地由郅支骨都侯單于統治，這個方案正好與郅支骨都侯單于的西遷計劃一拍即合，於是烏孫帝國兩個敵人結成同盟^[123]。

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郅支骨都侯單于率眾西徙康居王國，不過西徙路上遭受雪災，「中寒道死」，抵康居王國之時，郅支骨都侯單于部眾僅餘下約3000人，不過康居王仍然看重郅支骨都侯單于，將女兒下嫁予郅支骨都侯單于，同時郅支骨都侯單于亦以其女兒嫁予康居王，結成姻親同盟^[123]。

在郅支骨都侯單于的3000兵馬與康居軍的聯合進攻下，烏孫帝國敗仗連連，聯軍東進至烏孫國都赤谷城下，「殺略民人，驅畜產去」，在聯軍的蹂躪下，赤谷城以西的烏孫國土被殺光、燒光、搶光，以致「空虛不居」，成為無政府狀態^[123]。

郅支骨都侯單于正在中亞混得風生水起之際，呼韓邪單于經過十年的發展已經控制了被郅支骨都侯單于放棄的草原，隨後於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離開長城防線的光祿塞下，北歸單于庭，盡據今蒙古草原之地^[123]。

接著七年，郅支骨都侯單于的勢力日漸坐大，直接反客為主控制康居王國，康居王國的統治階層被郅支骨都侯單于清洗一空，不止康居王被殺，連康居王女也被其夫郅支骨都侯單于殺害，支解其屍體丟棄入都賴水中，除了康居王國外，西至奄蔡王國、南至大宛王國，赤谷城以西者皆服屬郅支骨都侯單于，歲貢不竭，「不敢不予」。另外，郅支骨都侯單于還勞役當地民眾，在都賴水旁用了2年時修築了一座城市作為自己的駐所，俗稱郅支城（今哈薩克共和國塔拉茲一帶）^[184]，雖然如此，但並沒有影響西域都護府對塔里木盆地諸王國的管轄。

漢國為了谷吉一事，三次遣使郅支骨都侯單于，要求歸還谷吉遺體，然而漢使反受郅支骨都侯單于「困辱」，郅支骨都侯單于又向漢國西域都護上書自稱：「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顯然易見，郅支骨都侯單于認漢國遙遠，鞭長莫及，才能得了便宜還賣乖，不料來自漢國的攻擊來得如此迅速^[184]。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漢國西域都護府的騎都尉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矯詔發動戊己校尉和西城各僕從國的兵馬，漢兵與各國胡兵合共四萬人，兵分兩路進攻郅支城，一路西越蔥嶺，經大宛王國北上，另一路是主力，由陳湯率領，直接經溫宿王國向北跨天山山脈，直抵赤谷城，正好一支康居軍在赤谷城一帶劫掠，遂被聯軍所滅，隨即西向入康居王國地界，陳湯命令部隊禁止抄寇，又與康居權貴接觸，策反康居權貴倒戈，在當地向導下，聯軍直至離郅支城三十漢里，郅支骨都侯單于才得到聯軍到來的消息，郅支骨都侯單于曾經一度想棄城逃亡，在強敵臨境前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就似伊稚斜單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躲貓貓之旅，發揮游牧民族的長處，如果郅支骨都侯單于真是棄城而逃，他日或能東山再死，不過郅支骨都侯單于覺得「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企圖僥倖過關^[184]。

漢-胡聯軍遂圍攻郅支城，經過一番激戰後，郅支骨都侯單于被箭射中鼻子毀相，某一日晚上，郅支外城被攻破，守軍退守內城，康居權貴亦發兵萬騎圍城，至日出，聯軍攻破內城，郅支骨都侯單于被漢兵杜勳陣斬，聯軍斬首1518級、生俘145人、逼降1000多人，郅支骨都侯單于西遷康居時的部眾只有三千餘人，可以說此戰後，郅支骨都侯單于的勢力被掃平^[184]。

西域都護府攻滅郅支骨都侯單于攣鞮呼屠吾斯一事，促使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在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親身入朝，可見影響之大。

雖然匈奴帝國內戰的事情解決，但烏孫——當是小昆莫一派——卻與西域都護府產生衝突，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烏孫軍圍困烏壘城，後被擊退，陽朔四年（公元前21年），烏孫小昆莫出現內亂，烏就屠的兩個兒子——拊離與日貳——爭奪小昆莫之位，日貳殺拊離，隨後漢廷遣使立拊離之子安日為小昆莫，結束烏就屠一派的爭端，而日貳流亡康居王國，被小昆莫安日派人刺殺，漢廷對小昆莫勢力的干預強化了漢國對當地局勢的影響力^[183]。

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烏孫小昆莫勢力再度出現內亂，安日被殺，於是漢廷遣使立安日的弟弟末振將為小昆莫，不料末振將新上位後，卻與弟弟卑爰疐計劃派人刺殺大昆莫雌栗靡，雌栗靡被害後，漢廷不得已，遣使立劉解憂的另一名孫子伊秩靡為大昆莫，大昆莫伊秩靡登位後，又派人殺害小昆莫末振將，小昆莫之位轉入安日之子安犂靡手上，而卑爰疐則擁眾八萬依附康居王國，企圖吞併兩昆莫勢力，在卑爰疐勢力的威脅下，烏孫兩昆莫不得不更為倚靠漢國「親倚都護」以自立^[183]。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卑爰疐與匈奴帝國發生沖突，沖突以匈奴軍的勝利告終，卑爰疐派其子趨逯入匈奴為人質，但漢國得此消息後，擔心卑爰疐會得到匈奴單于的支持而坐大，吞併烏孫兩昆莫^[185]，於是遣使要求烏珠留若鞮單于攣鞮囊知牙斯放還趨逯，彼時漢國對匈奴單于還有一定的威懾力，令匈奴單于按漢廷的命令行事^[123]。

雖然烏孫帝國的內部沖突牽扯漢國相當多的關注，但整個前期治世，西域地區（塔里木盆地）諸王國都在漢國西域都護府的管轄下得到超過半個世紀的和平。

元始二年（公元2年），車師後王姑句因為道路問題而被戊己校尉扣留，後來姑句找機會逃亡，投奔匈奴帝國，同一年，婼羌王唐兜埋怨西域都護在婼羌與赤水羌的戰爭中不幫助婼羌，遂率眾千餘投奔匈奴帝國，時任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攣鞮囊知牙斯遣使向漢廷說明情況，漢國權臣王莽認為西域諸王國是漢國的臣屬，所以匈奴帝國不應接受來自西域諸王國的流亡者，要求單于拘捕車師後王姑句、婼羌王唐兜並將二王在惡都奴地方移送給漢使，單于按照漢廷要求行事，同時，王莽召集西域諸王在惡都奴大會，在匈奴移交二王後，即在惡都奴處決二王及頒布四禁，禁止匈奴帝國接受來自漢國、烏孫帝國、西域諸王國及烏桓諸國的流亡者，在單于表達遵守四禁後，一場政治風波就此平息^[123]^[183]。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因為漢帝王莽遣使西域的消息，車師後王須置離以擔憂不能供應漢使所需為由，謀劃逃亡匈奴帝國，但走漏風聲，被西域都護派人拘捕，當證實存在逃亡匈奴的計劃，須置離即被處決，不過須置離之弟狐蘭支聞訊後率眾二千餘逃亡匈奴帝國，烏珠留若鞮單于攣鞮囊知牙斯以狐蘭支為向導，遣軍入寇車師後王國，與當地的漢國駐軍交戰而回，遂令漢-匈兩國戰火重燃^[123]^[183]。

後期治世

自漢國在前期治世之後陷入內亂，烏桓人即與匈奴人聯合南犯漢洲，即使鮮卑人在公元一世紀三十年代脫匈獨立後，亦與匈奴人、烏桓人聯手南侵，直至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烏桓人與匈奴帝國決裂，向匈奴帝國發動攻擊，令匈奴帝國「北徙千里」、「漠南地空」，漢國乘機拉攏烏桓人，至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烏桓人全部轉向漢國陣營，漢廷於是重設護烏桓校尉，屯駐在上谷郡寧城，負責有關烏桓人及鮮卑人的事務並「歲時互市」進行邊境貿易，不過後來赤山烏桓人的首領歆志賁起兵叛漢，多次入掠上谷郡，畢竟南接漢邊，與其工作經商賺錢還不如直接搶劫殺人，漢廷為此而「設購賞」，但一直沒有取得效果^[186]。

而鮮卑人與匈奴帝國的聯合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在匈奴帝國分裂後，匈-鮮聯盟不久即行中止，鮮卑人轉而與漢國聯合起來對付北匈奴帝國，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帝國正式分裂的第二年，鮮卑人即與漢國進行外交來往^[186]^[187]，其中偏何統領的一部（國）^{[註 22]}迅速倒向漢國，並攻擊北匈奴帝國，取得斬2000多級的戰績，因為鮮卑人根據在對北匈奴帝國戰爭中的斬首級數來向漢國換取財物，這極大提高了鮮卑人攻打北匈奴帝國積極性，相當於漢國用財物買北匈奴人的人頭，鮮卑人則扮演漢國僱傭兵的角色，至永平元年（公元58），在遼東郡太守祭肜的鼓勵下，偏何領兵打敗多次入掠上谷郡的赤山烏桓人並斬殺其首領歆志賁，得到大批「購賞」，自此鮮卑人全都由親匈奴轉向親漢，成為北匈奴帝國的敵人，直至永元元年（公元89年），漢國每年都給鮮卑人二億七千萬錢，以作為借力（鮮卑）制衡（北匈奴）的代價^[186]。

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春，漢國對鮮卑人近四十年的投資生效，鮮卑人在與北匈奴帝國的一次戰爭中斬殺北匈奴優留單于，隨之鼓舞南匈奴單于國北滅北匈奴帝國以併為一國的信念，碰巧當時竇氏是漢國皇室的外戚，竇太后的哥哥竇憲因為捲入刺殺地方諸侯的風波，主動請求北征北匈奴帝國以「贖死」，加上南匈奴單于向漢廷的請求，於是在章和二年十月，漢國準備以竇憲為主帥，率領漢軍及南匈奴軍北征北匈奴帝國。

次年（公元89年）六月，漢國與南匈奴單于國聯軍在漢將竇憲的領導下北征，聯軍在稽洛山大破北匈奴單于率領的大軍，聯軍乘勝追擊，斬殺13000多級、俘獲馬牛羊駱駝等牲畜超過一百萬隻，兵臨私渠比鞮海，七月，聯軍兵至燕然山，竇憲在山上留下著名的封燕然山漢銘後就退兵回國，同時遣使當時逃至西海（今蒙古國哈爾湖Xap Hyyp）地區的北匈奴單于，逼使北匈奴單于向漢國稱臣，周邊再沒有國家足以抗衡漢國，漢國進入後期治世時代，直至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被叛羌暴亂結束這個和平年代。

漢洲地區

在後期治世的十七年期間，漢國國力是繼第一個高峰後的小高峰，章和二年（公元88年）時漢國治下直接控制的漢族人口約有四千三百萬人^{[註 2]}，另外還有內遷至漢洲雍州一帶的羌人及屬國地區安置的其他族群^{[註 13]}，而間接控制的人口主要是非漢族群，由各僕從國控制，比如原滇國、原夜郎國、槃弧蠻、廩君蠻、板楯蠻、烏滸蠻、俚人等西南地區族群的各酋長，以及哀牢、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另外，歷年投附漢國的包含匈奴人在內的胡人由寄居在漢洲北邊的南匈奴單于國控制，西域都護府失去了對烏孫王國的控制，都護府轄下諸王國的人口相比前期治世時代有所減少。

漢國在後期治世的首都是洛陽城，人口約三十萬^{[註 23]}，面積約9.5km²^[113]。^{[註 11]}

後期治世的漢國以漢洲（即本部）為直轄領土，而塔里木盆地的數十個王國、以大湖盆地為核心的北匈奴帝國、漢江以南的半島、倭人三十多個國家等不同的地區皆在漢國的間接控制或威懾之下，自對馬海峽西至蔥嶺、自中圻北至哈爾湖畔區，其間所有區域均屬漢國的勢力範圍，相比前期治世，後期治世的漢國勢力範圍略有收縮，對邊緣地區的控制力亦有所下降。

北鄰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漢國遣軍擊敗在伊吾盧地的北匈奴軍，奪回被北匈奴帝國控制了十三年的伊吾盧地，同年，南匈奴單于國又遣軍北征，在西海地區再次大敗北匈奴單于而退。

永元三年（公元91年）春，北匈奴帝國被南匈奴打敗的消息，促使漢國再度遣軍北征，漢軍自居延塞出發，圍困北匈奴單于於金微山一帶，擊敗北匈奴軍，北匈奴權貴5000多人被斬首，不過北匈奴單于殺出重圍逃亡，不知所蹤，一度流亡烏孫帝國。

漢軍回師後，北匈奴單于之弟攣鞮於除鞬自立為單于，擁眾二萬多人移屯至蒲類海地區，又遣使向漢國稱臣，在竇憲的支持下，漢廷承認攣鞮於除鞬為北匈奴單于並準備重返草原，於是無論南北匈奴都成為漢國的藩屬國，同年底，漢廷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重設西域都護府，但次年六月，漢國發生宮廷政變，外戚竇氏一黨被排除出權力中心，竇憲被迫自殺，竇氏失勢，漢國宮廷政變令北匈奴單于攣鞮於除鞬失去來自漢國的支持，第二年（公元93年），攣鞮於除鞬決定自行北遷，與漢國產生矛盾，「自畔還北」，最終被漢軍誅滅，北匈奴帝國又一次遭受漢軍的沉重打擊。

而鮮卑人在斬殺北匈奴優留單于後，即逐漸滲入草原，同化當地的匈奴人，實力遂得到進一步擴張，滋長野心^[186]，同時北匈奴帝國因為衰落而退出草原，令鮮卑人失去來自漢國每年二億七千萬錢的金援，於是富裕繁榮的漢國在數年後成為鮮卑人「發窮惡」的受害者，不過漢國仍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衛邊境，加上鮮卑人尚未統一為一個強國，所以鮮卑人還未能成為漢國的威脅。

北邊

北匈奴帝國遭受重打擊後，南匈奴單于國卻爆發了一場內亂，南匈奴單于攣鞮安國發兵攻打功高震主的左谷蠡王攣鞮師子，並將其圍困在五原郡柏曼縣城，直至漢廷派兵平叛的消息傳來，攣鞮安國即被部下殺害投降，漢廷於是扶持攣鞮師子為新單于，然而南匈奴單于國並未完全安定下來，次年（公元94年）發生一場叛亂，南匈奴部分胡人擁立攣鞮逢侯為新單于，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並圍攻單于攣鞮師子，漢廷再次派兵平叛，迫使攣鞮逢侯解圍北奔草原，然而不久，攣鞮逢侯的餘黨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發起叛亂，只是旋起旋滅，在漢軍的打擊下，以烏居戰投降告終，南匈奴單于國得到短暫的和平。

永元十年（公元98年），攣鞮師子死後單于位傳至其堂兄弟攣鞮檀，在位其間頻密派兵北上攻打攣鞮逢侯部眾，雖然攣鞮檀占據上風但亦未能消滅攣鞮逢侯勢力，後期治世時大漠南北南匈奴之間的相持之勢不變。後來南單于攣鞮檀在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乘著漢國陷入羌亂之機起兵反漢，並與自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起移居塞內漢洲的烏桓人、鮮卑人聯手劫掠周邊郡縣漢民，直至次年，漢軍才成功圍困攣鞮檀，逼使攣鞮檀投降，亦不廢其南單于之位，經此一役後，已移居塞內的烏桓人、鮮卑人被漢廷逐回塞外^[121]，而攣鞮逢侯在漠北遭受鮮卑人頻頻打壓而不得不於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率百餘騎南下投降，南匈奴單于國再次得到短暫的和平。

東鄰

自漢國遼東郡、樂浪郡向南渡大海，直至南海一帶是漢國的東邊，相鄰的國家族群與前期治世時代相比並沒有巨大的改變，然而高句驪王國已經趁漢國深陷內亂時擺脫僕從國地位，同時亦開始向周邊進行吞併擴張，南擴至薩水（清川江），逼使沃沮人諸國向其稱臣納貢^[121]，甚至一度入侵樂浪郡，在東亞東北部地區甚為強勢，只是名義上仍以漢國為宗主國，直至漢國重新統一才令高句驪王國的擴張停止^[189]，不過對於單單大嶺以東的濊人諸國，漢廷不再派遣漢官治理，僅「封其渠帥為侯」予其自治。

後期治世的百濟同樣是無足輕重的小國，而徐伐那改國號為雞林，與前期治世相比亦沒有變化，韓人諸國在後期治世時較大的改變是出現了以金官國為首的伽倻諸國新勢力，主要以阿羅伽倻、古寧伽倻、大伽倻（非火伽倻）、星山伽倻（碧珍伽倻）、小伽倻等五個弁韓地區主要國家與金官國組成的國家聯盟。^{[註 16]}

另外，韓人諸國可能在公元一世紀形成以馬韓地區月支國為諸國聯盟共主（辰王）的政治認同，後來乘著漢國遭受永初羌亂的打擊，辰王在建光元年底（公元121年）派馬韓諸國兵與高句驪王國及穢人、貊人兵馬聯合入侵玄菟郡，漢國在夫餘王國派兵支援下在次年初將其擊退^[190]，辰王在韓人諸國的共主地位延續至正始六年（公元245年）被曹魏政權派兵打擊後才衰落。

日本地區的百餘個國家經過互相吞併，後期治世時縮減為三十餘國^[157]^[119]，後期治世期間的夫餘王國與前期治世時一樣繼續以漢國為宗主國。

西南邊

後期治世的西南邊區的槃瓠蠻、廩君蠻、板楯蠻等主要族群分布與前期治世時大致相同，曾發生數次小規模的叛亂事件，然而皆旋起旋滅，影響微弱。

聚居在武陵郡澧水中游及漊水中游地區的槃瓠蠻人在潭戎的率領下，於永元四年（公元92年）發起暴亂，「燔燒郵亭，殺略吏民」，很快被武陵郡漢軍消滅，西南地區重歸和平，九年後的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十二月，聚居於巫縣地區的廩君蠻人首領許聖起兵叛亂，荊州各郡漢軍開展平叛行動，次年四月，叛亂因許聖投降而消除，俘虜被移置於江夏郡境內，成為後來「江夏蠻」、「沔中蠻」的一部分。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蜀郡屬國三襄種與國外的汙衍種聯兵3000多人反漢，「殺長吏」，一度圍攻蠶陵縣城，這場叛亂結果失載，但從三襄種及汙衍種其後不見記載來看，叛亂不是被平定就是三襄種及汙衍種大肆劫掠後逃出國外。

而在更為遙遠的日南郡象林縣，漢國亦展示了不遜於在武陵、巫縣的平叛能力，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夏，當地2000多蠻人發起暴亂，「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駐軍快速平定了暴亂。

值得一提的是，在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國遣使向漢國奉表稱臣，漢廷趁勢在哀牢建置哀牢縣及博南縣，並將兩縣與鄰近漢國領有的6個縣合併為永昌郡^{[註 24]}，漢國領土遂深入橫斷山脈以西區域；永元十二年，蜀郡屬國旄牛族群以西的白狼、貗薄諸種17,0000人向漢國奉表稱臣，逐令康區成為漢國的勢力範圍；永初元年，漢國九真郡境外的蠻人部落向漢國奉表稱臣，同年，永昌郡境外的僬僥種族群3000多人亦向漢國奉表稱臣，代表九真郡境外「千八百四十里」及永昌郡境外的中南半島西北部地區成為漢國的勢力範圍^[163]。

西南鄰

公元一世紀，離漢國日南郡西南三千多漢里，漢國勢力範圍以外的中南半島南部湄公河下游流域地區，來自徼國的混填坐上烏文國的船至扶南，以武力征服扶南人後與當地女王柳葉聯姻建立扶南王國，之後向四方擴張，「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並之」，成為泰國灣北岸的強國^[191]^[192]^[193]。

西邊與西鄰

自漢國內亂，聚居在漢洲西鄰的羌人（西羌）勢力趁機攻陷西海郡後向東擴張，直至被恢復統一的漢國接連擊敗才止住東擴勢頭，然而漢廷卻將戰敗投降的羌人東移漢洲西邊安置，由此種下了在公元二世紀初葉漢洲北部（中原）發生大規模羌亂暴動的禍因，漢國統治階層在這方面目光短淺的選擇，最終不止自食惡果，還連累漢族民眾遭殃，令漢洲北部遭受近300年的民族混戰和征服^{[註 26]}，但這個錯誤並不會立即造成惡果，因為惡果是由連續多年一次又一次的錯誤累積導致，並非一次遷移就造成不可挽救的後果，所以後期治世尚能保持西邊的穩定並對西鄰羌人實施反擊。

後期治世的羌人強國燒當種由滇良家族所統治，燒當種原居於大允谷，建武年間在滇良的領導下擊敗先零種及卑湳種並奪其居地大榆中（中國青海省貴德縣），實現燒當種的崛起，至中元二年（公元57年）秋，滇良之子滇吾與其弟滇岸率兵5000入侵隴西郡，敗漢軍於允街，其他羌人乘勢入寇，令西邊形勢惡化，直至永平元年（公元58年），漢廷派漢兵與羌、胡兵聯合共四萬人攻擊正在抄掠隴西郡的以燒當種為首的羌人，將其逐出漢洲，於西邯擊潰滇吾軍隊，之後滇吾、滇岸、滇吾之子東吾相繼投降，西鄰局勢才得到暫時粗安局面，然而滇岸之弟迷吾、號吾繼續領導燒當種餘眾，為和平埋下隱患，之後西邊的數次羌亂也有迷吾與號吾的身影，迷吾在建初羌亂兵敗投降，號吾在元和羌亂被漢軍俘虜，在號吾答應不入侵漢邊後，漢官放還迷吾與號吾以止息邊患，但未能達至目的，章和元年（公元87年），漢軍攻打燒當種，兵敗於三兜谷，西邊形勢再次惡化，同年漢軍在木乘谷擊敗燒當種，再逼降迷吾，西邊形勢才得到改善，漢官不信任降而後叛的迷吾，於是將其毒殺並誅殺燒當種相關人士1200多，不過卻遺漏了迷吾之子迷唐，燒當種在迷唐領導下與燒何種、當煎種、當闐種等羌人諸國結盟反漢並勾結屬國月氏胡人東掠漢洲，幸運的是，迷唐的入侵行動失敗，號吾向漢國投降，而迷唐被漢軍威逼以至率燒當種離開大小榆中徒居頗巖谷，令漢洲西邊的形勢在後期治世前夕再次得到安全。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漢官派使與迷唐講和，並容許迷唐重返大小榆中，當迷唐入居大小榆中後，派遣其祖母卑缺回訪，漢官派田汜等五人護送卑缺回燒當種，當和平可期之際卻生變故，迷唐將田汜等人肢解殺害，並和其他羌族種（國）結盟共同侵漢，於是金城郡邊塞立即遭殃，次年，與燒當種結盟的羌族諸種（國）在漢國「誘以財貨」的銀彈攻勢下，紛紛與燒當種割席斷交，漢軍亦出國攻陷大小榆中，於當地築城塢、造河橋，並計劃沿黃河逆流而上追擊逃亡的迷唐，而迷唐帶領燒當種一路遷徒至賜支河曲（中國青海省龍羊峽水庫周邊地區）安居，漢軍於是中止追擊計劃。

永元八年（公元96年），漢國派遣羌胡兵進入安多地區追擊迷唐，但兵敗而回，迷唐乘勢再次東進，次年秋季，迷唐率兵8000攻入隴西郡，深入漢洲並煽動遷居當地的羌人起事劫掠，「共為寇盜」，迷唐兵力逐擴充至三萬，擊敗隴西郡漢兵，劫掠大夏縣，而漢廷亦發各郡漢兵、邊郡羌胡兵，合共三萬聯軍對抗迷唐，在聯軍進逼之下，迷唐未戰先怯，經臨洮縣退出漢洲，聯軍出洲追擊，擊敗迷唐，然而聯軍傷亡亦多，於是退還漢洲。

永元十年，燒當種窮困交迫，人口少於2000，迷唐不得不向派使向漢國投降，得漢國準予入金城郡暫居，後來漢廷要求燒當種返回大小榆中，但迷唐認為漢兵在大小榆中有據點，擔心如發生衝突隨時都會被漢兵攻陷，「不可復居」，於是以燒當種人飢餓為辭拒絕返鄉，漢官逐贈送迷唐大量金帛以便購買所需的糧食及牲畜，不過這善意之舉卻令燒當種「更懷猜驚」，隔年（公元100年），迷唐再次起兵反漢，並與湟水中游的胡人聯合「寇鈔而去」，次年，燒當種再次返回賜支河曲，同年秋，迷唐率兵東向逼近漢邊，漢廷派遣涼州部各郡漢兵與屬國月氏胡兵、牢姐種羌兵聯軍三萬反擊迷唐，聯軍於允川與燒當軍交戰，擊潰迷唐，燒當種的人口受到此戰大幅削弱以至「不滿千人」，迷唐不得不率殘種遠遷至賜支河首（中國青海省瑪多縣），依附當地的發羌族群才得以安定下來，不久，迷唐病死於賜支河首。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定居在安定郡的燒何種與其他羌人種數百人起兵叛亂，旋即被安定郡漢兵所滅，此後數年，西邊及西鄰皆太平無事。

自從永元十三年燒當種在允川兵敗後，青海湖周邊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當年燒當種因為占據此地才得以強大起來頻頻抄掠漢洲，漢廷於是決定在當地建立三十四部屯田，計劃重新設立西海郡，遺憾的是在將要成功之際卻爆發長達十餘年的永初羌亂而被迫放棄建設^[213]，直至500年後，漢族王朝才再次達到永元年間的成就。

西北鄰

自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戊己校尉被部下所害，其漢族部眾被脅入匈奴帝國零吾水流域安居後，漢國在西域地區的統治機構開始遭受挑戰，漢國與匈奴帝國陷入長期戰爭，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漢國任命新戊己校尉入駐西域時，焉耆、姑墨、尉犁、危須等國突然發起叛亂攻擊漢軍，戊己校尉率兵退還漢洲，西域都護收聚殘兵退守龜茲國，西域都護府瓦解，直至王莽政權覆亡後，西域都護卒於龜茲，西域都護府才完全瓦解，西域地區陷入諸國混戰的時代。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漢兵與羌、胡、南匈奴兵等聯合北征，大敗北匈奴軍，漢國攻取伊吾盧地，派漢族人班超等出使西域諸王國，說服鄯善、于闐等國重新向漢國奉表稱臣，次年，班超又說服疏勒國重投漢國，而漢廷亦遺軍征服車師前、後二王國，隨即重設西域都護等統治機構，以車師前國柳中城、車師後國金蒲城為據點，然而次年，北匈奴帝國發兵重新征服車師前、後二王國，圍攻柳中城、金蒲城，焉耆、龜茲諸國亦派兵殺害西域都護，適逢漢國皇位更替，漢廷反應遲緩，同年底才派漢兵及鄯善兵救援，但北匈奴攻陷金蒲城，援軍只得接應柳中城內漢兵撒退，漢國宣佈召回所有駐西域的漢官回國，不過班超卻留在疏勒國，繼續在西域諸王國間合縱連橫。

經過班超的奮鬥，至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已將疏勒、拘彌、于闐等國團結旗下，同時向漢廷上疏要求支援，隔年，漢廷派遺漢兵及義從胡兵合共1000人支援班超，但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疏勒王據烏即城叛，班超率兵圍攻烏即城，康居王國派兵援助疏勒王，直至班超外交捭闔，透過貴霜帝國說明康居護疏勒王退兵回國，班超才攻陷烏即城，元和三年，疏勒王向康居借兵入據楨中城，向班超詐降企圖卷土重來，但被班超識破，疏勒王被誅殺，其兵被擊潰，第二年（公元87年），班超擊敗龜茲與莎車聯軍，逼降莎車，「威震西域」，進入後期治世時代，班超的勢力在西域地區內部已無有力挑戰者。

永元二年（公元90年），貴霜帝國派兵攻打班超，但相持不下，貴霜軍謀圖聯合龜茲國的計劃亦被班超挫敗，遂不得不與班超講和退兵，同年，漢兵北征，擊潰北匈奴軍，重奪伊吾盧地，車師前後兩國聞訊即改投漢國陣營，次年，龜茲、姑墨、溫縮等國家歸附班超，西域地區內僅餘下焉耆、危須、尉犁、山國等四國不附，同年，漢廷以班超為西域都護，屯駐龜茲國它乾城^[214]^[215]。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統率漢兵1400及轄下諸王國兵馬七萬掃平焉耆、危須、尉犁、山國四國，斬殺焉耆王及尉犁王，另擇他人扶上四國王位，至此除了烏孫王國外，前期治世的西域諸王國重新成為漢國間接管治的地區，於是次年，漢廷封班超為定遠侯。

永元八年（公元96年），車師後王因私人恩怨而攻打車師前王，擊潰車師前王國，漢廷派涼州部各郡漢兵及羌胡兵平亂，永元九年（公元97年），聯軍擊潰車師後王國，車師後王在逃亡北匈奴帝國的途中被聯軍捕獲斬殺，扶車師後王之弟為新王，同一年，西域都護班超派甘英出使安敦尼烏斯王朝（Nervan-Antonian dynasty），然而漢使僅至帕提亞帝國（امپراتوری اشکانی）而還，但亦是漢國官方使節史上所達到最西的地區，漢國聲望在漢洲以西的地區再次達至高峰。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卸任西域都護，回歸漢洲原鄉，西域都護由戊己校尉任尚出任，第二年，帕提亞帝國派遣使節至漢國，首次實現東亞國家與西亞國家的官方往來，而班超至次年七月抵達洛陽後於九月去世。

然而和平的年代不長，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冬，西域諸王國發起叛亂，圍攻西域都護任尚於疏勒國，但屢攻不克，反被擊退，漢廷聞訊派梁慬統率羌胡兵5000救援，隨後漢廷罷免任尚，改以騎都尉段禧為西域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段禧與趙博移至它乾城守備，梁慬邀請龜茲王白霸亦入城共同防守，不料龜茲國官吏卻背叛龜茲王，與溫宿、姑墨諸國聯合反漢，共同發兵數萬圍攻它乾城，圍攻數月後亦被梁慬領兵出城擊敗，「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解除危機，但在這數個月間西域與漢洲「道路尚隔，檄書不通」，失去西域都護府消息令漢廷憂心忡忡，朝議捨棄西域，至永初元年（107）六月，漢廷下達廢除西域都護府及在伊吾盧、柳中屯田並調回當地官兵返回漢洲，主動將軍事力量從西域地區撤出以退守敦煌的決定^[214]，同時漢廷派騎都尉王弘調發關隴士卒西往以迎接段禧、趙博、梁慬等及一眾屯田士兵東還，當時王弘亦征發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羌人「數百千騎」調用，羌人因為擔心去了西域後「遠屯不還」而不願被徵發，但在王弘的催促下，這批羌兵㩦家帶口不情不願地踏上西征路途，直至酒泉郡地界後，羌人大多已逃亡四散，各郡於是派兵四出追捕羌人逃兵，甚至突入羌人村落中搜捕，引起漢洲境內羌人的驚擾，而被徵發的羌人亦一鬨而散，有的逃出漢境至塞外，同樣在六月，以先零種、鐘種為首的羌人乘亂「大為寇掠，斷隴道」截斷了關西與隴西之間的主要交通要道，雖然這些叛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但「郡縣畏懦不能制」，致令叛羌勢力日漸坐大，終結治世，叛亂的規模擴大，持續至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才平定。

^{[註 27]}

^[217]

隱疾重重的治世

漢國自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陷入近一個世紀的內亂及割據局面，漢族劉氏在此其間失去統治權，統治權傳入漢族曹氏，朝號由「漢」變成「魏」（曹魏），統治權再傳至漢族司馬氏手上，朝號又由「魏」變成「晉」（晉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晉朝攻滅割據南夏荊州和揚州^[20]^[21]的漢族孫氏政權（孫吳），令晉朝成為漢洲境內唯一的漢族政權（漢國），彼時河套地區等漢洲地區雖然已不在漢國直接統治區，然而漢國周邊不存在威脅漢國安全的外族勢力，並且在名義上臣屬於漢國，所以漢國實現內部統一後即進入治世年代，直至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諸侯趙王司馬倫因為篡位稱帝而引發六王之亂的內戰，終結近二十一年的第二次治世，而六王之亂的後果亦導致漢洲陷入長達288年的各民族仇殺、混戰時代

漢洲地區

在約二十一年的第二次治世期間，漢國國力達到歷史上第二個高峰，其治下直接控制的漢族人口在太康年間約有一千六百萬^{[註 2]}^[218]^[219]，還有寄居在漢洲的南匈奴單于國以及歷年投附漢國而被安置在并州部、雍州部、涼州部的羌人諸胡人等包含匈奴人在內的各族群近2000000人，加上槃瓠蠻、廩君蠻、板楯蠻、烏滸蠻、俚人等西南方諸蠻族群，數量亦與此相當^{[註 28]}^{[註 29]}。

漢國在第二次治世時代的首都是洛陽城，人口約三十二萬^{[註 23]}，面積約9.5km²^[113]，「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230]，經濟有所發展但社會上貧富懸殊現象亦開始惡化^[231]。

漢國以漢洲（即本部）為直轄領土，而河套平原被鮮卑人所占據，盤據大漠南北及燕山北麓至遼西北部的鮮卑人、塔里木盆地的數十個王國、漢江以南的半島諸國、以邪馬台王國為核心的倭人諸國、高句驪王國、沃沮人及濊人諸國、夫餘王國、林邑王國等地帶皆至少在名義上以漢國為共主，自瀨戶內海西至蔥嶺、自中圻北至大漠，其間所有區域均屬漢國第二次治世時代的勢力範圍，但相比第一次治世時代，第二次治世時代漢國的勢力範圍有所收縮。

北鄰與北邊

匈奴帝國自公元48年分裂以來，對漢國的威脅逐漸降低，直至檀石槐率領鮮卑人征服草原，才再次出現一個強大的游牧帝國，然而檀石槐所建立的鮮卑帝國不如冒頓單于所建立的匈奴帝國來得穩固，檀石槐一死，鮮卑帝國即逐漸土崩瓦解，統治階層的內戰更是加速瓦解趨勢，鮮卑帝國的各地封建領主自為一國並乘著漢國內亂分裂而向南擴張，其中軻比能一支藉由吸收漢族流人而崛起^{[註 30]}，青龍元年（公元233年），軻比能殺害檀石槐的孫輩步度根，將其部眾吸收，變得更為強大，威脅漢洲，直至青龍三年（公元235年）被曹魏政權派人刺殺，其勢力才分崩離析。

建安年間，烏丸單于蹋頓成功統一烏丸各部（國），但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蹋頓被漢國權臣曹操率軍一戰斬殺於白狼山，鮮卑人亦乘勢擺脫蹋頓的影響，烏丸人自此一蹶不振，遂成為漢國的附庸勢力，曹魏先後解決統一烏丸的蹋頓及新崛起的軻比能集團這兩股新興游牧強權，才令游牧人「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直至第二次治世時代北鄰形勢仍然如此，不過相比後期治世時代，第二次治世時代漢國對北鄰的影響更為軟弱。

自烏丸人衰落後，鮮卑人逐漸反客為主占據烏丸故地，成為慕容部（國），檀石槐的帝國消失後，匈奴人宇文部（國）自立為一國，宇文國弱而慕容國強，彼此互有恩怨，同時慕容國亦威脅漢國昌黎、遼西、遼東三郡邊境安全，但慕容國兩次南侵皆被晉軍擊敗，於是慕容國轉而東攻夫餘王國，一戰攻陷夫餘，逼使夫餘王室退保沃沮人地區，直至太康七年（公元286年）漢國出手干預，大破慕容軍，才成功幫助夫餘人收復失地，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慕容國單于弈洛瓌向漢國奉表稱臣，並與宇文國和解，漢國三郡邊境遂得安全，同年弈洛瓌以大青山（中國北票市牤牛河以東）為慕容國首府，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又建都於大棘城，在弈洛瓌統治下，慕容國全面模仿漢制^{[註 30]}。

其中大同盆地及前套平原、後套平原、西套平原在漢國內亂後，被各支南遷鮮卑人逐漸占領，軻比能敗亡後，大同盆地及前套平原、後套平原被南遷的鮮卑拓跋國（部）所占領，咸寧三年（公元277年），在拓跋國主力微的默許之下，其子沙漠汗被殺，晉朝派衞瓘施以非武力手段促使拓跋國發生內亂，同年力微去世，拓跋國陷入衰弱的局面，令并州部邊境的安全威脅消於無形^[239]，至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拓跋國自東至西分別由力微之子祿官及沙漠汗兩子猗㐌、猗盧三分統治，正因拓跋國長期衰弱與分裂，慕容國單于弈洛瓌之兄吐谷渾才得以率領1700落西遷至陰山腳下^[240]，元康六年拓跋國三主改葬沙漠汗時，漢國諸侯東嬴公司馬騰、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皆派使拓跋國弔喪。

而西套平原在漢國陷入內亂後，大漠以北有斯引、出連、叱盧、乞伏四部（國）聯合南下遷至陰山，時三國併入乞伏一國，而在晉朝安定郡以北的高平川（清水河）流域一帶被鹿結領導的70000多落部眾所盤據，泰始年間，乞伏國主祐鄰舉國5000多落南遷夏緣（苦水河）一帶，並擊潰鹿結，吞併鹿結部眾及地盤^[241]。

在乞伏國以西，與拓跋國統治者系出同源的匹孤所統率的一支鮮卑人亦乘亂遷入河西走廊，匹孤之子壽闐成為部眾首領後為自己起姓「禿髮」，縱使後來漢廷重新統一河西走廊亦沒有驅除內遷之鮮卑人，遂成為漢國境內的一支鮮卑勢力，並與當地貲虜諸胡成爲涼州部治安不穩的亂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121]。咸寧年間，禿髮國主樹機能與當地羌胡諸族聯合共100000男女^{[註 31]}攻掠漢國涼州部，成為漢國西邊的最大威脅，經過多年的戰爭，至咸寧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晉將馬隆以三千五百漢兵為晉軍主力，率軍夷平樹機能勢力，禿髮國被大幅削弱，為涼州部取得和平^[245]^[246]

自東至西分布的鮮卑諸國主要有慕容、拓跋、乞伏、禿髮等四國，其中禿髮國乘漢國內亂遷入河西走廊，其他三國皆位於漢國境外，第二次治世前夕，漢國平定禿髮國叛亂並使拓跋國陷入分裂，至第二次治世時代又逼使慕容國降服，四國已制其三，可以斷言漢國若繼續維持統一，晉軍是有能力敉平鮮卑人在邊境的威脅。

至於寄居漢國境內的南匈奴單于國雖然在漢國內亂時抄掠周邊漢民，然而在曹操統一漢洲北部（中原）後，重新將南匈奴人置於掌控中，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將南匈奴人分為左右南北中等五部，五部主要分居在茲氏縣、祁縣、蒲子縣、新興縣、大陵縣等五縣，並以漢族人為各部司馬以監察，至第二次治世年代，匈奴總人口增至29000多落^[240]，內遷漢國境內的非漢族群所引發的民族矛盾衝突的危險性，得到江統、郭欽等少數知識分子的警覺並向漢廷提醒^{[註 32]}，遺憾的是漢廷不止沒有亡羊補牢外遷非漢族群，反而各派勢力為了爭權奪利而爆發連年內戰，如果漢國沒有再三發生內戰，匈奴、鮮卑、羯等族群是絕不會有機會反客為主征服漢族社會在漢族傳統領域建立帝國。

^{[註 33]}

東鄰

自漢國遼東郡、樂浪郡等諸郡向南渡大海，直至南海一帶是漢國的東邊，其相鄰的國家族群與後期治世時代相比並沒有巨大的改變，但在漢國陷入第二次內亂時代，漢族軍閥公孫度自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割據遼東郡，亦將周邊的玄菟郡、樂浪郡、遼東屬國等政區收入麾下，自封為遼東侯兼平州牧^[258]，同時與周邊鄰國族群和好，例如與夫餘王國、百濟國聯姻^[259]，顯然，百濟國可以借力公孫氏來抗衡韓人共主辰王的約束，由此開始逐漸發展為公元4世紀的強大王國。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公孫度之子公孫康繼位，公孫氏開始擴張其勢力，向東攻略高句驪王國，一舉攻陷高句驪王都國內城（通溝河下游），高句驪王伊夷模被逼向北遷都於丸都山（通溝河上游山區），而伊夷模之兄拔奇率領30000餘男女向公孫康投降，居於沸流水（富爾江）地區，成為公孫氏在高句驪王國內的附庸勢力，公孫康亦向南擴張降服韓人諸國，並在樂浪郡南部設立帶方郡負責韓人諸國、邪馬台王國的外交事務，公孫氏的勢力達到頂峰，但傳至公孫康之子公孫淵統治時，高句驪王國自太和七年（公元233年）開始再次與公孫氏交惡。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曹魏平定公孫氏，原來臣屬於公孫氏的鄰國諸族群多改為向曹魏臣服，然而高句驪王國又開始入寇漢邊，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伊夷模之子高句驪王位宮派兵侵掠西安平縣，曹魏逐謀發兵攻打高句驪，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魏派漢兵多路進攻高句驪王國，幽州刺史毋丘儉一戰大破高句驪軍，乘勝攻陷丸都，逼使位宮東逃沃沮人之地，次年，樂浪郡太守劉茂與帶方郡太守弓遵亦率軍越過單單大嶺攻略臣屬於高句驪的濊人諸國，以不耐國為首的濊人諸國改為歸附曹魏，在魏軍於高句驪勢力範圍內如入無人之境之際，韓人諸國的共主辰王突然發兵入侵帶方郡崎離營，於是劉茂與弓遵轉而率兵南征，以弓遵戰死為代價，魏軍攻陷辰王所在的月支國，正始七年（公元246年），毋丘儉率軍追擊逃亡的位宮而進入沃沮人地區直抵日本海海岸，但最終未能俘擄位宮而退兵^[260]。經過曹魏的征伐，正始七年，漢族政權在半島地區以至日本海西岸的勢力達到歷代漢族王朝的最高峰。

邪馬台王國是當時列島上最強大的倭人國家，自半島地區的狗邪韓國至列島上的奴國等29個國家皆臣屬邪馬台王國，但公元2世紀末陷入內亂，為了協調各派勢力，在公元3世紀曾經先後以卑彌呼、壹與為邪馬台女王，另有狗奴王國位於邪馬台王國以南，其勢力足以與邪馬台王國抗衡。

割據漢洲揚州、荊州二州的孫吳政權曾經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派遣衛溫、諸葛直率水軍艦隊出海探索傳聞中的亶洲及夷洲，孫吳水軍未能成功到達亶洲，只到達夷洲，俘擄當地人數千男女而回，次年，衛溫與諸葛直兩人被「下獄誅」，孫吳統治者孫權顯然對探索結果失望，而面對陌生環境水土不服的夷洲數千男女應當只有少數人才能倖存下來，這也是漢族政權史上極罕有由官方領導向未知海洋的探索行動^[221]。

至第二次治世時代，晉朝承襲曹魏的權威，高句驪王國、沃沮人諸國、濊人諸國、韓人諸國組成的這片地區的秩序仍然為漢國所主宰，其中高句驪王國在公元三世紀上半葉經過公孫氏及曹魏兩次巨大的打擊後，只能在漢國秩序下小心翼翼發展，至公元四世紀漢國爆發五胡禍華後才有機會再次對外擴張。^{[註 15]}

韓人諸國共主的辰王被毀滅，顯然令三韓特別是馬韓地區的百濟國得到更自由的發展。^{[註 16]}

以邪馬台王國為代表的倭人諸國自泰始年間後，因不明原因與漢洲政權失去來往聯絡。

西南邊

後期治世後，漢國陷入衰弱，廩君蠻亦勢弱，所以沒有起兵叛亂，但板楯諸蠻七大姓族勢力乘漢國內亂之機投靠張魯割據巴郡部分地區，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張魯後，板楯諸蠻亦順勢投附代表漢國中央的曹操，然而漢中郡及巴郡旋為劉備所取，曹操在退出兩郡前將兩郡漢族及板楯諸蠻人口儘量徙往在其控制下的關隴地區。^{[註 17]}

槃瓠諸蠻各勢力亦開始頻頻挑戰漢國的地方統治機構並進入漢區抄掠，在武陵、長沙、零陵三郡叛亂頻煩，甚至參與漢族軍閥之間的內戰，直至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孫吳政權派五萬漢兵討伐武陵郡槃瓠諸蠻，歷經三年才成功令「群蠻衰弱，一方寧靜」。^{[註 17]}

在槃瓠諸蠻聚居地以南的是以烏滸人、俚人為首的諸蠻族群，分布於交趾、九真、日南、鬱林、蒼梧、合浦六郡地區，公元二世紀末葉，一個漢族家族士氏在交州部興起，交趾郡太守士燮乘漢國中央陷入混亂時遂漸擴張影響力，將其三個弟弟分別推上合浦、九真及南海三郡太守，士氏一家控制交州部七郡中的四郡，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割據江東地區的孫權勢力進入嶺南，士燮即向孫權稱臣，至黃初七年（公元226年）士燮去世後，孫權才派兵接管交州部並清除士氏在當地的勢力，三年後（公元229年），孫權建立朝號「吳」（孫吳）政權，據有漢洲之揚、荊二州之地。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滅蜀漢，孫吳交趾郡遂與曹魏接壤，同年，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一同投附曹魏，由此開始八年的三郡爭奪戰，咸熙二年末（公元266年），曹魏權臣司馬炎篡位稱帝，建立朝號「晉」，曹魏與孫吳的爭奪變為晉朝與孫吳的爭奪，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孫吳才收復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九年後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晉朝平定孫吳，統一揚、荊二州。^{[註 18]}

南中地區位於交趾等六郡以西，分為四郡一屬國五個行政區^{[註 19]}，自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漢廷以劉氏宗室劉焉為益州部州牧，在劉焉及其子劉璋控制下，南中地區的漢族及諸夷族群社會在漢國陷入第二次內亂時仍然保持穩定，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取代劉璋對梁州的統治，設立庲降都督，屯駐南昌縣（中國雲南省鎮雄縣）負責管理南中事務。
建安二十五年，漢國權臣曹丕逼獻帝劉協禪讓而得以稱帝，更朝號「魏」（曹魏），第二年（公元221年）初劉備亦稱帝繼續漢朝的統治（蜀漢），旋即率兵沿長江東進攻打孫權，但次年劉備因為兵敗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劉備在黃初四年（公元223年）託孤於丞相諸葛亮後即逝，其子劉禪繼位，然而新生的蜀漢政權剛才經歷猇亭之敗，值統治者新舊交替之際，南中地區出現不穩，越嶲郡、牂牁郡、益州郡的漢族及諸夷勢力發起叛亂據郡自立，南中只有朱提郡及永昌郡尚屬於蜀漢^[271]。
黃初六年（公元225年）春，蜀漢權臣諸葛亮率兵南征南中，至同年秋，蜀軍先後平定牂牁郡、越嶲郡、益州郡，事後將益州郡易名建寧郡，並在五郡內再分劃出雲南郡及興古郡，加上原有五郡，共計七郡組成南中地區。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滅蜀漢，繼承曹魏的晉朝於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將建寧、雲南、興古、永昌四郡分立為寧州部。

太康元年，晉朝平定孫吳，漢國結束分裂，進入第二次治世時代，廩君蠻、槃瓠蠻、板楯蠻皆沒有挑戰漢國的羈縻管治，當地秩序大致穩定，其南，交州部七郡一屬國在交州刺史陶璜的治理下安定和平，而鬱林、桂林、始安、蒼梧、臨賀、高涼六郡亦然。
南中地區的朱提、牂牁、越嶲三郡仍屬益州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寧州部被併入益州部，設南夷府，以李毅為南夷校尉負責四郡事務，之後在數任南夷校尉的治理下，南夷四郡在整個第二次治世時代皆安定無事，朱提、牂牁、越嶲三郡亦然。

西南鄰

初平年間漢國內亂，日南郡象林縣人區逵^{[註 34]}趁機起兵叛亂，殺害象林縣令，割據象林縣並自立為王，而漢國內亂愈演愈烈，最後分為曹魏、蜀漢、孫吳三個漢族割據政權，區逵因之得以建立林邑王國脫離漢國管治，乘著漢國分裂，林邑得以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侵吞孫吳日南郡壽泠縣，以壽泠水為林邑北界^[273]，之後亦頻頻侵擾孫吳日南郡，「數攻百姓」、「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經當時的交州刺史陶璜「前後征討，翦其魁桀」^[264]的措施後，在漢國統一的第二次治世期間才有所收斂。

林邑南鄰扶南王國，扶南公元3世紀在經歷四次改朝換代，在動蕩之間亦繼續對外擴張政策，「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其國王自稱為「扶南大王」，成為泰國灣沿岸的霸主^[191]^[193]

中南半島上還有都昆、金陳、林陽、奴後等諸王國，奴後國境與漢國永昌郡相鄰，優鈸國、橫趺國等國則分布在孟加拉灣周邊地區。

民族光復的治世

事實

漢族是一個古老兼人口眾多的單一原住民族群

漢族主要起源於黃河中游地區（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人群，中原人群（原華夏）的基因組在公元前20世紀的龍山時代加入古南方人群血統後，就再沒有出現顯著的改變，穩定傳承至今^{[註 1]}，分布在南方貴州、廣西、福建等政區的漢族亦與中原漢族共享20～90%不等的原華夏血統，是古代南下的原華夏人與以古越人為代表的古南方人共融形成。^{[註 4]}
漢族人民通常將其民系起源以漢姓追溯至傳說時代神農氏炎帝及有熊氏黃帝這兩大著名的部落共主身上，這種文化反映了漢族身份是以血緣聯繫為依歸，現代漢族父系O2a的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這三支起源自新石器時代的Y染色體佔漢族男性人口近40%。^{[註 7]}
漢族最遲自東漢時代開始長期以周代中原人群的自稱「華夏」為主要族稱，包括簡稱「華」、「夏」及其衍生之「華人」、「夏人」、「諸華」、「諸夏」，「中國」亦曾是漢族古代族稱，因此漢族將其聚居地亦是原居地（漢洲）赤縣神州稱之為「華夏」或「中國」，而漢族古代長期以來作為文化、政治、經濟三重中心的中原地區被稱為「華夏」或「中國」，因之可以指中原地區的漢族人群，漢族聚居地赤縣神州亦被稱為「華夏」或「中國」，因此亦可以特指漢族人群，令古代「中國」與「華夏」或其合稱「中華」、「中夏」等稱呼在地理上可分別指中原、漢洲，而在族群上特指漢族，從而兼具地理空間與族群的雙重含義。^{[註 5]}^{[註 9]}

觀點

匈奴帝國與漢王朝之間的戰爭責任

漢六年（公元前201年）九月，冒頓單于領兵南侵原華夏，圍攻馬邑逼使韓王韓信投降，次年初漢高祖劉邦領兵北上抵抗，遂被圍於平城七日，中原與草原這兩大政權之間的第一戰是由匈奴單于首先發起。

而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馬邑之謀，乍看之下似乎是漢王朝主動撕毀和約，但其實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第七次和親之後，匈奴帝國並沒有完全停止侵盜漢邊的行徑，逼使原華夏再度出現和戰之爭，最後考慮到發兵深入匈奴是難以取勝，才使出誘敵入圍伏擊的馬邑之謀，而從軍臣單于的角度來看，原華夏人聶壹以出賣馬邑來投靠，是匈奴人一個得以南下中原大肆搶掠的機會，在行動上，中原軍隊在馬邑附近一帶埋伏只是在漢朝境內的兵力調動，不違反和約，反而軍臣單于率領十萬大軍南下越過匈-漢邊界的攻擊行動，才是破壞和約的舉動，如果單于願意遵守和約，根本就不應該「侵盜無已」，更不應該因為聶壹的出賣計劃而大舉南侵，單于應該將聶壹拘捕轉交漢孝武皇帝劉徹，這才能體現出匈奴帝國言而有信，不會因為有機可乘而違反和約，特別元光二年才上距最近一次和親僅兩年時間，所以導致匈-漢八十年戰爭的戰爭責任主要是由匈奴帝國一手造成。

^{[註 6]}

備註

↑ ^1.0 ^1.1 ^1.2 ^1.3 ^1.4 人類血統相當於基因組（genome），但不同的父系或母系並非民族及種族身份的絕對標籤，比如一名白種男性和一名黑種女性生育男性後代，每一代男性皆與黑種女性通婚，其男性後代雖帶有來自白種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遺傳成份皆與黑種男性無異，難道還可視為白種男性？反過來亦一樣，帶有非洲父系的金髮碧眼白皮膚男性難道還可視為黑種男性？故此分屬不同人種的民族身份確立首要看外貌膚色之差異，其次同一人種或相近外貌膚色的人種則視民族血統之有無，具體血統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設定甚至可以選擇性吸納某些個體的同時拒絕另一些個體，符合前述兩項條件後則視個人意志的選擇，如此，民族身份遵從血統原則具備穩定群體身份的同時仍可帶有一定個人選擇的彈性，然而沒有文字、沒有可信文獻紀錄之史前時代人群身份，其身份應依其後裔子孫之族屬而歸類，以免割裂對立信史之民族與其祖先人群的親緣聯系。
民族（Ethnic Group）的人群起源時代與身份形成時代未必一致，以漢族為例，其民族是由新石器時代居於漢洲大地以原華夏部落為代表的主要黃河中游血統及以百越部落為代表的次要古南方血統之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先秦時代居於黃河中遊人群之東、北、西諸氏族部落彼此都部分共享黃河中游血統，皆可歸為古華夏諸部落之一
先秦夷部落主要聚居在青兗徐三州。
根據濟南市章丘區的大汶口文化焦家（jiaojia）遺址的21個個體全基因組分析，焦家人群帶有約57.6%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MN, Middle Yellow River Middle Neolithic）^[1]
根據一項對山東省Liulin_MDWK（邳州市劉林,3）、Ercun_MLDWK（沂南縣岸提二村,1）、Xixiahou_MDWK（曲阜市西夏侯,4）、Fujia_MDWK（廣饒縣傅家,10）、Wucun（廣饒縣五村,5）、Dawenkou_MDWK（泰安市大汶口,3）、Sanlihe（膠州市三里河,6）、Wutai（煙台市午台,7）、Chengzi（諸城市呈子,2）、Liangchun（臨淄市兩醇,3）、Fengshan（滕州市封山,1）、Xisanjia（龍口市西三甲,5）、Dongkangliu（棗莊市東康留,3）、Xujiaying（濟寧市徐家營,3）、Xiyanchi（臨沂市洗硯池,2）、Dongxiaogong（滕州市東小宮,2）、Jianyaomiao（邳州市煎藥廟,1）、Dongguandongnan（萊州市東關東南,3）等18個遺址合共60多個個體的基因組（genome-wide）研究，依年代劃分為大汶口文化組的劉林、岸提二村、西夏侯、傅家、五村、大汶口、三里河、午台等8個地點；龍山文化組的午台、三里河、呈子3個地點；Shandong_3k（3000年前山東組）的呈子、五村、兩醇、西三甲、東康留5個地點；Shandong_2k（2000年前山東組）的封山漢墓、西三甲、徐家營漢墓、洗硯池晉墓、東小宮漢墓、煎藥廟晉墓等6個地點；Shandong_1k（1000年前山東組）東關東南宋元明墓地1個地點，共5個年代組，其中大汶口文化組可分為三個亞群：分別是西夏侯與岸提二村的大汶口文化黃河中游亞群（Dawenkou_YR）；傅家、五村和大汶口的大汶口文化狩獵採集者亞群（Dawenkou_HG）；午台與三里河組成的大汶口文化南東亞亞群（Dawenkou_SEA），其中大汶口文化黃河中游亞群帶的基因組帶有100%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YR_MN），大汶口文化狩獵採集者亞群帶有以博山（Boshan）及小荊山（Xiaojingshan）為代表的9～40%狩獵採集者血統及59～90%以大汶口西夏侯人為代表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大汶口文化南東亞亞群帶有15～17%%以福建省曇石山（Tanshishan）及溪頭村（Xitoucun）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及82～85%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而劉林遺址人群帶有54～87%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10～17%古南方血統、26～35%狩獵採集者血統，平均而言，大汶口文化組帶有58.6～100%黃河中游血統。
龍山文化組的三里河及呈子人群帶有100%大汶口三里河人群血統，即帶有約82～85%以大汶口西夏侯人為代表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及17%曇石山或14%溪頭村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而午台人群帶有85.2%大汶口傅家人群血統，即帶有略多於一半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
Shandong_3k組依據其黃河中游血統的來源可細分為三個亞群，分別是東康留與兩醇帶有100%來自青銅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的亞群1；五村與呈子帶有46～70%青銅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加上29～53%以龍山時代三里河、午台血統為代表的亞群2；西三甲帶有100%來自龍山三里河人群血統的亞群3。
現代山東省漢族基因組帶有100%來自Shandong_2k組或Shandong_1k組的血統，另外，黃河中遊人群血統影響了齊家文化人群及廟子溝文化人群約80%血統、影響石峁文化人群約79%血統、影響西遼河紅山文化人群約60%血統、影響哈民忙哈文化人群約24%血統，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歷史匈奴、鮮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統對山東省漢族血統的影響微不足道。^[2]
接著根據對河南省禹州市瓦店（Wadian）、葉縣余莊（Yuzhuang）、登封市王城崗（Wangchenggang）、山東省鄒平縣丁公（Dinggong）、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Chengziya）等五個遺址人群的分析，依年代劃分為龍山時代丁公人群、龍山時代余莊人群、龍山時代瓦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及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漢代丁公人群）等七個年代人群，其中龍山丁公人群又分為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龍山丁公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龍山丁公o1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龍山丁公o2組）等3個組，其基因組顯示，龍山時代丁公組帶有51.2%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流域栗黍農民血統（YR_MN），龍山丁公o1組帶有46.4%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而龍山丁公o2組和大汶口西夏侯人群（Xixiahou_LDWK）、大汶口岸堤二村人群（Ercun_MLDWK）同樣與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相同具有基因同質性，龍山余莊人群帶有100%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而與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具有基因同質性，Chengzi_LS（龍山時代呈子人群）帶有73%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龍山瓦店人群帶有約85%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及15%以阿美族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二里頭時代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帶有85%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二里頭時代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帶有91%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及9%以阿美族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龍山時代瓦店人群、二里頭時代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和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與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N）具有基因同質性，二里頭文化人群與岳石文化人群具有相對的基因同質性（genetic homogeneity）；Shandong_3k（3000年前山東組）的五村（Wucun）人群帶有92%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而Shandong_3k組兩醇（Liangchun）人群、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漢代丁公人群）皆是100%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的直系後代（direct descendants）^[3]
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Qinwangzhai）的鄭州市站馬屯遺址人群（Zhanmatun）基因組（genomes）顯示其與以靈寶曉塢（Xiaowu）、滎陽汪溝（wanggou）、三門峽仰韶村（Yangshaocun）為代表的仰韶時代黃河中遊人群具有基因同質性（Genetically Homogeneous），同時也與山東省曲阜市的大汶口文化西夏侯遺址人群（Xixiahou）具有基因同質性^[4]
綜上佐證早在仰韶時代大汶口文化已受到黃河中游栗黍農民東擴的影響而帶有大量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原華夏，下同），比如濟南市焦家、曲阜市西夏侯、沂南縣岸堤二村、煙台市午台、膠州市三里河、邳州市劉林等地人群已帶有50%～100%不等的同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龍山時代的夷部落仍帶有約一半原華夏血統，比如三里河、諸城市呈子、鄒平縣丁公等地人群與黃河中游地區的原華夏部落在基因上有著親緣關係，彼此為親緣部落，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與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與龍山原華夏人具有基因同質性，至漢代山東省地區血統與龍山時代及同時代河南省原華夏血統基本相同，所以將五帝時代～秦代位於青兗徐三州之夷部落歸屬為類原華夏部落更能反映其與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黃河中游栗黍農民以至現代漢族之基因遺傳聯繫。
先秦狄部落主要聚居於冀州中北部及相鄰的陜北高原地區。
根據2022年一項對石峁、新華（XH）、寨山（ZS）、木柱柱梁（MZZL）及神圪墶梁（SGDL）等石峁文化相關遺址出土的122個個體線粒體基因組（mitochondrial genomes,mtDNA）分析，發現龍山時代石峁文化人群主要是來自仰韶時代當地人群的延續，石峁文化人群與同時代黃河流域人群的遺傳關係密切，其中又與陶寺文化人群最密切，與達斡爾、蒙古、維吾爾、藏等現代民族相比，石峁文化人群與現代漢族遺傳關係最近，在漢族內則與北方漢族最近^[5]；一項對龍山時代神木縣石峁（Shimao）、襄汾縣陶寺（Taosi）、延安市蘆山峁（Lushanmao）三個遣址出土個體的全基因組研究，發現三處人群雖受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阿穆爾河血統（AR_EN）成份影響，但仍以土著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仰韶原華夏）血統（YR_MN）為主，石峁人帶有90～92%、陶寺人帶有81～93%、蘆山峁人帶有83～88%仰韶原華夏成份，相比起與石峁遺址同一考古學文化位於石峁以西約35公里的神木縣大保當鎮神圪墶梁遺址（shengedaliang）人群帶約77～79%仰韶原華夏成份，石峁、陶寺及蘆山峁含有更高比例的仰韶原華夏血統，研究又發現陶寺中期大墓ⅡM22的墓主（編號TS）父系屬O2a2b1a2a1a−F46（Oβ）^[6]，該父系出自生存於約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一名男性，佔現代漢族男性約11%人口^[7]^[8]；一項對神木縣大保當鎮石峁文化新華遺址（Xinhua,XH_LN）及長武縣周代碾子坡遺址（Nianzipo,NZP_LBIA）人群的全基因組研究，發現新華人除了XH_LN_o、XH_LN_o1這兩個個體帶有較高比例的古南方血統外，新華人平均帶有約81%仰韶原華夏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MN）或91%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LN），而XH_LN_o最高帶有約41%以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東南方島嶼人群（China_SEastAsia_Island_LN）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及約58%仰韶原華夏血統、XH_LN_o1則帶有約18%古南方血統及約82%仰韶原華夏血統，至於碾子坡人帶有97.6%仰韶原華夏血統及2.4%以泰雅族（Atayal）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研究亦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內蒙古區察哈爾右翼前旗新風鄉之廟子溝遺址人群（China_Miaozigou_MN）雖受到阿穆爾河血統影響但仍帶有約60～72%仰韶原華夏血統，可見以中原血統（Central Plains ancestry）為主要成分之先秦部落人群廣泛分布在陰南丘陵、陜北高原、隴東高原等地^[9]
一項綜合阿穆爾河、黃河、西遼河三地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出土個體的基因組研究，發現西遼河流域人群主要帶有分別來自黃河及阿穆爾河的雙重血統，平均而言約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仰韶時代，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人群基因組分別帶有約37%來自黃河中遊人群（the central plai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成分及約63%來自阿穆爾河人群成分，至約公元前1697年左右的二里頭時代，西遼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的中原人群成分升至約92%，但同時來自中原人群的X染色體比例並沒有如黃河遺傳成分般同等上升，甚至出現佔比下降，所以在這段時期有大量中原男性人群的流入遼西才導致相關遺傳成分上升，近千年後約公元前700年的青銅時代，西遼河流域夏家店上層文化人群的中原遺傳成分降至約56%^[10]，可見遼西以南亦即燕山以南作為遷移必經之地的河北平原地區存在大量與黃河中游居民共享相同血緣關係的氏族部落聚居。
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亦即龍山時代起，陜北高原南北的蘆山峁及石峁兩地人群皆帶有至少70%或以上大量高比例的仰韶原華夏栗黍農民血統，甚至陰南丘陵之廟子溝人仍至少帶有60%仰韶原華夏血統，而二里頭時代遼西人群擁有的原華夏血統高達92%，是以將先秦狄部落歸屬類原華夏部落才能凸顯其與先秦原華夏部落存在親緣關係此一事實，另外，隴東高原是先秦戎部落活動地區，碾子坡人基因含有約九成仰韶原華夏血統，很可能代表先秦戎部落吸收了大量源自原華夏部落的人群。
↑ ^2.0 ^2.1 ^2.2 ^2.3 ^2.4 ^2.5 ^2.6 直至漢王朝末年，政府統計的主要郡國戶口人員都是漢族，另有少部分漢族人口及「蠻夷戎狄居漢地者」——比如渾邪王向漢朝投降帶來的四萬匈奴男女或南匈奴單于國的人口——不在統計之列^[44]，根據公元2年的人口統計，漢國國內漢族人口為5959,4978人，據《漢書地理志》所列十三州部一百三個郡國的漢族人口共計為5767,1391人，漢族人口平均約5863,3184人。
後期治世的漢族人口在元興元年（105），約5325,6229人^[85]，而永和五年（140）漢國十三州部九十五郡治理（不含屬國）的漢族人口合計4525,4916人。
與漢朝一樣，西晉時代的人口統計數據亦只包括漢族人口，江統指出「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86]，即關中地區的漢族與非漢族群的人口合計百餘萬口，漢族與非漢族群各占一半，而太康年間的雍州部七郡共計9,9500戶，秦州部六郡共計3,2100戶，合計13,1600戶，以一戶六人算約78,9600人，不到百萬，如只計關中地區所在的雍州部則只有59,7000人^[87]，可證西晉的全國人口統計數據僅限漢族，至少漢族人口與非漢族群人口並不混合計算，在太康元年漢國統一後的全國十九州部漢族人口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大約240,0000戶及1600,0000人左右。
當然，主要的人口戶數雖僅限於漢族人口但不同族群之間有人員交流往來是很正常的事情，漢晉時代有投入漢族的也有投入非漢族群，從遺傳基因來看，前者人員數量較少從而無對漢族血統產生顯著影響。^{[註 4]}
↑ ^3.0 ^3.1 ^3.2 人類血統相當於全基因組（genome-wide），涵蓋父系（Y chromosome）及X染色體，不同的母系或父系C2b、D1a、O2a、R1b等等並非民族及種族身份的絕對標籤，比如一名白種男性和一名黑種女性生育男性後代，每一代男性皆與黑種女性通婚，其男性後代雖帶有來自白種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遺傳成份皆與黑種男性無異，難道還可視為白種男性？反過來亦一樣，帶有非洲父系的金髮碧眼白皮膚男性難道還可視為黑種男性？故此分屬不同人種的民族身份確立首要看外貌膚色之差異，其次同一人種或相近外貌膚色的人種則視民族血統之有無，基因組血統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設定甚至可以選擇性吸納某些個體的同時拒絕另一些個體，符合前述兩項條件後則視個人意志的選擇，如此，民族身份遵從血統原則具備穩定群體身份的同時仍可帶有一定個人選擇的彈性。
河南省十萬多蒙古族及雲南省一萬多蒙古族是不是純血？當然，上述蒙古族認同不能排除攀附的可能性，畢竟中共民族政策是優待非漢民族，加上尊崇少數民族的氛圍，漢族人有利益動機攀附少數民族，相反，蒙古國並沒有優待非蒙古族的民族政策，所以才不會出現蒙古人向非蒙古族「認祖歸宗」的操作。
比如務川縣仡佬族（Gelao_Wuchuan）的全基因組（genome-wide）有約70%來自與漢族相關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游流域栗黍農民血統（YR_MN）^[55]。
比如內蒙古區蒙古人的全基因組顯示其遺傳成份可分為以中晚青銅時代辛塔什塔文化（Russia_Sintashta_MLBA）為代表的西歐亞血統、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流域為代表的古中原人群血統（YR_LN）以及新石器時代蒙古國北部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ARB）等三個主要成份，根據不同成份佔比差異可將內蒙古區蒙古人分為內蒙古人（Mongolian_inner）、中蒙古人（Mongolian_mid）、外蒙古人（Mongolian_outer）等三個亞群，三個亞群均以古中原血統最多、阿穆爾河血統次之、西歐亞血統最少，根據2021年在內蒙古區採集的32名蒙古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C2b1（9/32）、C2c1（4/32）、D1a2（1/32）、O1b1（1/32）、O2a1（3/32）、O2a2（11/32）、Q1b1（1/32）、I2a2（2/32）^[56]；根據對阜新縣蒙古人（Mongolian_Fuxin）的全基因組研究，其遺傳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Yellow River Basin,YRB）及西遼河流城（West Liao River Basin,WLRB）人群血統、蒙古草原（MP）及阿穆爾河（Amur River Basin, ARB）人群血統以及青銅時代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群血統等三種成份組成，以黃河流域為代表的古中原血統占近40%，以阿凡納謝沃文化為代表的西歐亞血統則占約9%，2022年在阜新縣採集的13名蒙古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D1a（2/13）、O2a（5/13）、O1b（1/13）、N1b（1/13）、N1a（2/13）、C2b（1/13）、Q1a（1/13）^[57]；貴州省畢節市蒙古人（Mongolian_Bijie）的基因組帶有逾50%以鐵器時代台灣漢本（Hanben_IA）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畢節市採集的19名蒙古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O1a1（6/19）、O1b1（13/19）^[58]
比如遼寧省滿人，其全基因組的遺傳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YRB）為代表的古中原成份、鐵器時代台灣漢本遺址（Taiwan_Hanben_IA）等為代表的古南方成份以及古代阿穆爾河（ARB）成份等三種不同的血統組成，古中原血統占逾50%，而古南方血統則有近20%，2021年在遼寧省新賓縣採集的37名滿人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C2b（2/37）、C2c1（6/37）、N1b（3/37）、O2a1（6/37）、O2a2（16/37）、R1b1（2/37），另有父系O、P1各一名，父系以O2a為主，受到大量漢族血統影響^[59]；貴州省畢節市滿人（Manchu_Bijie）的基因組帶有近50%以鐵器時代台灣漢本（Hanben_IA）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畢節市採集的18名滿人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O1a1（3/18）、O1b1（6/18）、O2a1（1/18）、O2a2（6/18）、D1a1（2/18），金沙縣滿人（Manchu_Jinsha）亦帶有近50%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金沙縣採集的25名滿人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O1a1（3/25）、O1b1（12/25）、O2a2（2/25）、C1a（2/25）、C1b1（1/25）、C2c1（4/25）以及一名父系F^[58]。
特別是中亞地區的不同民族都是由分屬印歐人種及蒙古人種的不同族群混合而成，維吾爾人及哈薩克族就是人種混合的產物^[60]^[61]
新疆區維吾爾人（Xinjiang’s Uyghurs,XJU）的全基因組顯示其族群是由西歐亞（West Eurasia,WE）、西伯利亞（Siberia,SIB）、東亞（East Asia,EA）、南亞（South Asia,SA）等不同地區的人種民族混合而成的新民族，平均而言以薩丁尼亞人（Sardinian）為代表的西歐亞血統約33.3%、泰雅族為代表的東亞血統約32.9%、恩加納桑族（Nganasan）為代表的西伯利亞血統約16%、印度馬拉（Mala）種姓為代表的南亞血統約17.9%，時間上東亞首先與西伯利亞混合為東方血統，然後西歐亞與南亞混合為西方血統，最後東西方血統混合，根據混合比例的差異，新疆區維吾爾人可依方位分為以塔城、博爾塔拉、伊犁、阿克蘇、克孜勒、喀什、和田、巴音郭楞西部為主的西南族群與以昌吉、吐魯番、哈密、巴音郭楞北部及東部為主的東北族群，西南族群的西歐亞及南亞血統比例較高，而東北族群的西伯利亞及東亞血統比例較高^[62]；對羅布泊地區維吾爾人（LopNur population,LOP）的全基因組分析發現其族群同樣是由歐亞大陸各地不同人種族群混合而成，主要以薩丁尼亞人為代表的歐洲血統（West Europe,EUR）約26.43%、漢族（Han）為代表的東亞血統（East Asia,EAS）約41.46%、愛基斯摩人（Eskimo）為代表的西伯利亞血統（SIB）約24.27%、印度馬拉種姓為代表的南亞血統（South Asia,SAS）約7.82%，相對於新疆區其他維吾爾人，羅布泊維吾爾人的東亞與西伯利亞成份比例更高，2025年在羅布泊採集的60名維吾爾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C2b（2/60）、Q1a（1/60）、O2a（4/60）、N1a（1/60）、J1a（1/60）、J2a（34/60）、L1a（5/60）、R1a（4/60）、R1b（1/60）、R2b（6/60）、H1a（1/60）^[63]
哈薩克民族小玉茲族群的Zhetiru人主要由Zhagalbaily、Ramadan、Tabyn、Kerderi、Kereit、Tama、Teleu等七大氏族組成，其中四個氏族各有一個超過50%的父系，Kerderi氏族是R1a1a、Kereit氏族是N1a2、Tama氏族是C2a1a3、Teleu氏族是J2a2，2025年對Zhetiru人採集的350名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R1a（50/350）、R1b（40/350）、C2a（96/350）、C2b（3/350）、J2a（68/350）、N1a（41/350）、Q1b（9/350）、O2−M122（27/350）、D1−M174（1/350）、G1−M285（5/350）、E1b（4/350）、I2a（6/350）^[64]
比如甘肅省肅南縣的裕固族（Yugur）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8.9%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YR_LBIA）及約11.1%安得羅諾沃文化血統（Russia_Andronovo）組成，根據2021年在肅南縣採集的裕固男性父系有C2b（20%）、D1a（20%）、O2a（40%）、Q1b（20%）^[65]；根據2025年在肅南縣採集的237名裕固男性的父係由C2a（10.55%）、C2b（5.06%）、D1a（7.59%）、E1b（1.27%）、J2a（4.64%）、N1a（2.95%）、N1b（1.27%）、O1a（1.69%）、O1b（3.38%）、O2a（43.04%）、O2b（0.42%）、Q1a（0.84%）、Q1b（9.7%）、Q−M242（0.42%）、R1a（7.17%）組成，大部分（86.92%）來自周邊蒙古、漢、藏等民族父系的流入，少部分（E、J、R，13.08%）來自西歐亞族群的流入^[66]
比如臨夏州臨夏縣的回族（Hui）全基因組成份由約90.9%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9.1%安得羅諾沃文化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臨夏縣採集的回族男性父系有D1a（10%）、H1a（10%）、J2a（30%）、N1a（10%）、O2a（20%）、R1a（20%）^[65]
比如積石山縣大家河鎮的保安族（Bonan）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9.1%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10.1%安得羅諾沃文化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大家河鎮採集的保安族男性父系有C2b（6.2%）、D1a（18.7%）、J2a（6.2%）、N1a（6.2%）、O1b（12.5%）、O2a（18.7%）、Q1b（6.2%）、Q2a（6.2%）、R1a（18.7%）^[65]
比如甘肅省撒拉族（Salar）的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8.2%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11.8%安得羅諾沃文化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甘肅省採集的撒拉族男性父系有I2a（9.1%）、J2a（9.1%）、N1b（9.1%）、O1b（18.2%）、O2a（27.3%）、R1a（27.3%）^[65]
比如甘肅省東鄉族（Dongxiang）的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5.1%新石器時代晚期西遼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14.9%鐵器時代亞蘭文化（Russia_Alan）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甘肅省採集的東鄉族男性父系有D1a（13.3%）、E1b（6.7%）、J2a（26.7%）、L1a（6.7%）、N1a（13.4%）、O2a（13.3%）、R1a（6.7%）、R2a（13.3%）^[65]
比如新疆區塔吉克族（Xinjiang Tajiks,XJT）的全基因組顯示，其民族分別是由46.5%西歐亞（West Eurasia,EUR）、35.9%南亞（SAS）、8.2%西伯利亞（SIB）及5.6%東亞（EAS）等來自不同地區族群的血統混合而成^[67]
極端民族主義者想嘲笑貶損漢族血統不純卻忽略了蒙、滿族群血統同樣不純，發出迴力鏢反而打到血統更混雜的內亞族群身上，雖然一個民族可以由多個不同的民族混合而成一新血統，但維吾爾、塔吉克等中亞族群由歐亞大陸各地不同血統及父系混合構成的事實揭露了被極端民族主義者所尊崇的內亞族群血統才是真窪地。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根據對由Fengshan（封山漢墓）、Xisanjia（西三甲）、Xujiaying（徐家營漢墓）、Xiyanchi（洗硯池晉墓）、Dongxiaogong（東小宮漢墓）、Jianyaomiao（煎藥廟晉墓）等6個地點出土個體合併的Shandong_2k（2000年前山東組）人群基因組（genome）及由東關東南宋元明墓地代表的Shandong_1k（1000年前山東組）人群基因組的研究顯示，現代山東省漢族基因組帶有100%來自Shandong_2k組人群或Shandong_1k組人群的血統，Shandong_2k組人群及Shandong_1k組人群帶有100%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N）或青銅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BIA），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歷史上匈奴、鮮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統對山東省漢族血統的影響微不足道^[2]；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漢代丁公人群）的基因組研究顯示其是100%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N）的直系後代（direct descendants）^[3]；戰國時代～東漢時代中國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青藍府（Qinglanfu）墓地人群的基因組（genome）顯示，帶有超過80%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MN）或100%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LN），也即青藍府人和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之間具有基因同質性，同時青藍府人與現代山東省漢族（Shandong Han Chinese,Shandong_HE）、河南省漢族及山西省漢族之間也具有基因同質性，可證三省漢族的遺傳成份自漢代至今長達2000年的基因穩定性（Genetic Stability），另外值得留意的是，現代廣東省漢族及福建省漢族皆帶有約一半的青藍府人群血統^[11]。
匈奴時代蒙古國南戈壁省Номгон縣的巴彥布拉格遺址（BBS）可能是漢朝在太初元年（前104）建立的受降城，來自該遺址的男性人群基因組帶有94%～100%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原土著血統，與中、俄、蒙三國其他民族相比，該人群在父系遺傳結構及全基因組方面與現代漢族具有最接近的親緣關係^[12]
根據中國河南省澠池縣Lusixi（鹿寺西）遺址西周至清代人群的基因組顯示，西漢時代鹿寺西人群基因組主要由88.9%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遊人群血統及11.1%鐵器時代台灣漢本人群血統構成，而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遊人群（YR_LN）基因組分別由91.5%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遊人群血統（YR_MN）及8.5%鐵器時代台灣漢本人群血統（Taiwan_Hanben）構成，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遊人群及西漢時代鹿寺西人群的血統均是由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遊人與鐵器時代漢本人以約9：1比例構成，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清代的鹿寺西人群的中原-漢本血統比例與現代河南省漢族血統相近，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來自北亞游牧人群與中亞印歐人群的影響微小，證明以河南省為代表的中原漢族人群血統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起至今具有長期的基因穩定性（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13]
古代一般認為漢族完全是由原華原（先秦華夏人）一源直接傳承而來，以胡人、越人為他者外族，前者確然但後者不必然，與北亞胡人不同，古越人與原華夏人同屬農耕定居部落，被分類為夷狄的人群不代表與原華夏部落沒有親緣關係^{[註 1]}，傳統上越王姒勾踐可與齊桓公、晉文公同列為春秋五霸^[14]，古百越地區幾乎與大赤縣神州（漢洲）域內之荊州及揚州地區重疊^[15]^[16]^[17]^[18]，必然囊括相當一部分的古越人（東南三越地區原住民）融入原華夏形成漢民族^[19]，而「百越」之名轉而成為西南地區部分族群的他稱，故此「百越」在傳統觀念上游移於漢族與非漢族群之間，而先秦「華夏」遂成為漢代南北兩大土著融合而誕生的單一民族——漢族的自稱，其居地亦以「華夏」稱之，稱漢洲南部為「南夏」初見於東漢末年，小至交州刺史部，大至孫吳政權、東晉政權等南朝轄境皆屬華夏南部的南夏之地^[20]^[21]^[22]，當地隸屬官方編戶的人口以漢族為主^{[註 2]}，帶有來自中原移民的成份^[23]，比如江蘇省當地人從北宋至今其基因組主要由中原原華夏血統（YR_LBIA）及南方古百越血統組成，雖然一千年間兩大血統佔比略有波動，北宋時代的江蘇省人群血統仍與現代江蘇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漢族血統之間具有遺傳連續性（enduring genetic continuity），亦與現代全體漢族具備密切的血緣關係^[24]。
即使是先秦時代，以河南省為代表的中原漢族基因組成份除了原華夏血統外也長期帶有約10～20%古百越血統，其次漢洲揚州大部分地區特別是浙贛閩粵四省漢族人口2億多，自有人口統計以來長期佔四省人口96%以上，可證原華夏人群對於漢族之形成是最為重要的一個來源但並非唯一的來源，所以民族祖源應修正為原華夏（主）+古百越（次）⇒新華夏（漢族），現代南部漢族皆是由南下的原華夏部落（中原人群）與先秦時代部分古南方部落融合而成，與北部漢族在遺傳上有密切或一定程度的親緣關係，甚至南北漢族之間父系遺傳及母系遺傳差異距離皆小於南北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25]。
比如貴州省漢族的全基因組主要由超過50%以龍山時代周口市平糧台（Pingliangtai_LN）與禹州市瓦店（Wadian_LN）為代表的黃河中游粟黍農民血統（YRB）以及其他古南方血統組成^[26]
比如疍家漢族的基因組就帶有約30%～91%以仰韶時代靈寶市曉塢遺址（Xiaowu_MN）為代表的黃河中游粟黍農民（即原華夏部落）相關血統^[27]
比如族內最為疏遠的支系部落廣西區漢族（GPH）的基因組主要也是由㩦帶仰韶時代黃河中游粟黍農民血統南下的少數中原部落移民（約25%或以上）與多數古百越部落先住民共融形成^[28]
綜上佐證漢民族主要起源於中原的黃河中游原華夏及南方的古百越這兩大同屬蒙古人種的原住民部落，由原華夏主導融合而形成不晚於公元1世紀的單一獨立民族（ethnic）。
祖源有二的民族並不罕見，如由彌生人與繩文人融合形成之和人^[29]，至如由蒙古、印歐兩大人種族群融合形成的維吾爾族或其他中亞地區民族並非出自一源，更不是出自單一人種^{[註 3]}，都不影響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存在。
↑ ^5.0 ^5.1 ^5.2 ^5.3 最初周部落自稱的「中國」一詞，後成為中原地區的稱呼以及漢族群體的自稱之一，「中國」一詞可代指漢族，成為與匈奴、烏丸、突厥、契丹等並立的一個族群，例如元始二年王莽在惡都奴大會上對匈奴帝國的規定^[274]，建安年間流亡入鮮卑的漢族人^[121]，唐太宗李世民亦以「中國人」為我族之稱呼；突厥汗國泥撅處羅可汗之母向氏^[275]；薛延陀用「中國人」指稱漢族民眾^[276]，太平興國七年（982），契丹使臣以族群「漢」指「中國」，王延德認同中國即漢，熙寧年間，黨項人以族群「漢」指「中國」，范育認同漢即中國^[277]，所以歷史上無論是非漢族群還是漢族都曾長期存在以「中國」為漢族族稱，但更多時侯僅指中原人。
因為秦始皇嬴政首次統一赤縣神州（小漢洲），加之北征大破匈奴人，影響所及，即令秦朝滅亡後，匈奴人亦長期以「秦」來稱呼漢族，北亞及中亞諸國族群受匈奴帝國影響，以「秦」來稱呼漢族，流入北亞匈奴、西域大宛的原華夏人（漢族先民）被稱為「秦」^[278]^[40]^[232]^[279]，漢族人亦自稱為「秦」，比如舍衛國摩登王指中國族群「自謂秦」^[280]；葛洪稱郭林宗受到「秦、胡景附」，意即受到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追隨，以「秦」指漢族^[281]^[282]；辰韓因為有來自秦代燕、齊地區原華夏人流入，導致當地語言「有似秦語」、「有似秦人」即「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秦」實指漢族^[121]^[283]^[284]；鄧訓及段熲在對付羌亂時統率的部隊除了胡兵、羌兵外，還有秦（漢）兵；光和七年（184）洛陽人樊利家從杜謌子買地後強調「一旦田為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當自解之」，即田產主權若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漢族人（秦）或非漢族人（胡）所有因而引起糾紛，與買者樊利家無干，應由賣者杜謌子負責解決^[256]；董卓的軍隊既有胡兵，也有秦（漢）兵，後者即鄭太所稱的「並、涼之人」來自并州及涼州的漢兵；據審配所言，袁譚的軍隊也有秦（漢）兵、胡兵之分^[285]；馬騰、韓遂等涼州漢族軍閥的士兵亦是由漢（秦）、胡混編組成^[286]；東晉官府樂曲以「秦」為漢族自稱^[287]^[288]，漢族傳統領域（赤縣神州）也被稱為「秦」^{[註 35]}
承自周部落自稱的「華夏」（包括「諸華」或「諸夏」、「華人」或「夏人」、或簡稱「華」或「夏」等稱呼）順延擴大成為漢族的自稱，例如名其族居地為諸夏^[44]，以「華夏」為漢族之自我族稱，如天鳳五年（18）王莽認為自稱為「夏」的本族群在近年來受到游牧胡人的侵擾，在天鳳六年及地皇元年（20）亦曾對當時漢族持續受到此類侵擾表示憂慮^[289]，永初五年（111）閏四月二十日，漢安帝劉祜為近年來「夷狄猾夏」之事而憂慮，延熹五年（162）漢桓帝劉志批評槃瓠蠻人侵掠漢族平民，又批評當地漢官不能守城保民^[78]；泰始十年（274）晉武帝司馬炎稱太原王司馬瓌受到「夷、夏懷附」，張華創作的樂詩中以「華」為漢族之自稱，建武元年（317）晉元帝司馬睿讚揚劉琨「撫寧華、戎」，內撫漢族外連拓跋氏以抗衡南匈奴，咸康元年（335）孔坦在寄給石聰的信中以「華、狄道乖」形容代表漢族的東晉政權與外族代表後趙政權之間的關係^[50]，義熙元年（405）涼王李玄盛在向上奏晉皇帝的奏章中感嘆「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義熙十二年（416）晉安帝司馬德宗稱贊劉裕受到「華、夷企踵」愛戴，可見自東漢王朝開始以「華夏」為漢族之自稱^[290]；元嘉二十三年（446）劉宋政權以「諸華」為漢族自稱，同年蓋吳起兵反魏，宋文帝劉義隆認為蓋吳起兵得到當地漢族及各少數民族的響應，「華、戎響附」，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得到北魏境內「華、戎表疏」，認為漢族及各少數民族會助宋叛魏，遂舉兵北伐中原，同年北魏將領魯爽投奔南朝劉宋，向南平王劉鑠控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北魏國中之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同樣受到迫害，元嘉二十八年（451）劉宋大臣顏竣認為族屬「華」的漢族政權不應該與北魏重開貿易，元嘉三十年（453）宋文帝被長子劉劭弒父奪位，三子劉駿起兵討伐兄長劉邵，其檄文中宣揚宋文帝治下「華、夷即晏」，漢族與少數民族都得到安定和平，朝廷大臣謝莊認為劉駿起兵討逆是「雪華、夷之恥」，宋文帝被弒是漢族與少數民族臣民共同遭受的恥辱^[291]；昇明三年（479）三月十二日，宋順帝劉準策封蕭道成為齊公，讚揚蕭道成「震威華、戎」，在漢族及各少數民族之中都有威名，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宋順帝策封齊公蕭道成為齊王，讚揚蕭道成有「華、戎一揆」，即統理漢族及各少數民族事務的能力^[292]；太建二年（570）八月初三，陳宣帝陳頊指出「去戎即華，民之本志」，即離棄鮮卑化的北齊政權以歸化代表漢族的陳政權是漢族民眾之願望，並為近年南遷入陳的漢族民眾免除課稅徭役，許諾一旦北伐成功，皆可回歸中原故鄉重新安置^[293]；貞觀四年（630）魏徵以「華」稱呼漢族^[49]^[294]^[295]，漢族長期皆以「華夏」為本族群（ethnic）的自稱，而其他族群不是被籠統分配在「夷」、「狄」、「戎」^[296]等四大分類之下就是直接他稱為「羌」^[297]、「百濟」、「鐵勒」^[298]等族群稱呼，「華夏」在唐代以前長期是漢族人的主要自稱，攀附黃帝的拓跋氏北魏道武帝拓跋跬在隆安二年（398）六月的詔令以華夏稱呼漢族，延興年間（471～476）隴東涇水區域的漢族（民）及皇甫驎被稱為「華」^[299]，北魏大臣張倫在熙平年間（516～518）亦稱漢族為華夏^[300]。因此漢族世居之地亦稱為華夏，在狹義層面是指中原，廣義層面是指族居地赤縣神州，面積由漢代超過100個郡國組成^{[註 35]}
因應「中國」及「華夏」長期都是同一個族群的稱呼，這兩個名稱也可合稱為「中華」或「中夏」，多數用於指代長期是漢族人口、政治、經濟中心的中原地區^{[註 35]}，「中國」也是赤縣神州的別稱之一，如「中」是指赤縣神州則較中原地區廣大，如永和十二年（356）桓溫以「中華」指代「九州」，又指出「強胡」外族侵擾「中華」致令晉皇帝不得已南遷移都至揚州的故越國之地；隆和元年（362）孫綽在向晉哀帝司馬丕的奏章內指出「中夏」有「百郡千城」、「神州」之廣，又以「中夏」為不同於「胡戎」的自稱^[301]；劉宋末年，顧歡在《夷夏論》中以「中夏」、「夏」、「諸華」、「華」為漢族自稱^[292]，因此「中華」及「中夏」皆具有地理空間（漢洲）及族群（漢族）的雙重含義，少數可用於指稱中原地區的漢族人群^[302]。
漢字國號曾經是漢族人群的別稱之一，如漢族建立的「魏」、「晉」及羯人建立的「趙」，曾與「鮮卑」^[121]、「羌」、「胡」^[303]、「西域人」等族群並稱^[304]，在當時是可用以將漢族與胡人各民族區分的稱呼^[121]，以政權稱號帶族群含義的不止於漢族，滿人建立的大清帝國亦曾以漢文國號「清」指滿，如「清文」指滿文、「清語」指滿語。^[305]
唐朝之「唐」亦曾經成為漢族的族稱^[306]，以「唐」等同於「華」，唐官即華人漢族任官者^[307]，唐言即漢語^[308]^[309]^[310]^[311]^[312]。
帶有族稱含義的「漢」最早出現在天漢四年（前97），當年漢朝在蜀郡西部的青衣設立都尉以治理當地之漢族人^[38]，至漢王朝滅亡後，族稱「漢」雖受到邊緣化但仍偶有使用，如晉王朝象林縣以南有4個小國統治者自稱「漢人子孫」亦即漢族人後裔之意^[313]；漢族龔姓僧人法顯以「漢言」指漢語、「漢地」指漢族之地^[314]；宋孝武帝在位初年，王僧達上奏指出因為過去北伐失敗，導致北魏產生「輕漢之心」，以劉宋為漢族政權的代表^[315]；北魏及柔然兩國統治階層以「漢」稱呼漢民族^[316]^[317]^[253]，但主要仍以華夏為自我族稱，迭至唐代以漢為族稱才逐漸普遍^[318]^[319]^[320]^[321]^[322]^[323]，經宋代^[324]^[325]^[326]^[327]^[328]^[329]^[330]^[331]、明代^[53]^[332]至於現代依然。
需要注意漢文史料中只有部分「漢人」是指漢族人，並非所有「漢人」一詞皆指漢族人，另一部分「漢人」純屬政治身分，如匈奴人攣鞮淵冒劉姓而建的漢國（偽）、沙陀人劉知遠建立的後漢政權及劉崇建立的北漢國、漢族人劉龑建立的南漢國^[333]等，又如蒙古據漢的時代（元政權）將境內各族群分類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尊卑四等類，其中漢族群體被刻意分割劃入「漢人」及「南人」兩類，一般認為蒙元時代之「漢人」除了涵蓋北部漢族外還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然而蒙元時代亦存在與契丹人、女真人並稱之「漢人」一詞^[334]，或指漢族人，與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的「漢人」不同，亦即元代「漢人」一詞有兩種不同的含義，前者屬四等人之一的「漢人」只包括北部漢族及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後者「漢人」僅限於漢族人而不包括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又有一以「漢」為族稱語帶歧視的他稱「漢兒」一詞，以「兒」為成人的他稱後綴很明顯是一種眨稱，代表了一種相對於年長、相對於有智慧、相對於有能力的年幼、低智、沒有能力的貶損含義，如攣鞮曜稱西晉皇帝為「司馬家兒」、符堅稱慕容沖為「白虜小兒」^[335]、符登稱姚興為「姚興小兒」、侯景稱高澄為「鮮卑小兒」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高澄父系漢族高氏，但因母系鮮卑匹婁氏遂混有鮮卑血統而被侯景譏諷為鮮卑小兒，高澄同母弟高洋可能因此誤以為杜弼的「鮮卑車馬客」是在譏諷自己，正因為杜弼不視高洋為鮮卑人才會向高洋直言治國「會須用中國人（漢族人）」，「漢兒」一詞之用如高歡禁止六鎮士卒欺負漢民、高歡因高昂部屬以漢族兵為主而質疑其戰鬥力、高元海貶稱祖珽、高阿那肱貶稱源師^[336]等等，雖然源師祖上出自鮮卑、六鎮兵民含有漢族成分，但源師家族、呼延族家族有可能因世居中原混有漢族血統而受此蔑稱，又六鎮內的漢族人深習胡化，類似司空圖所稱的「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322]，因此從公元6世紀的「漢兒」一詞已經不止於稱呼漢族還可用作詈罵漢族人及與漢族相關人士的情況來看該詞是帶有貶義，不如以「人」為後綴來得中立
自漢族由隋朝開始重掌中原後，「漢兒」一詞僅偶見使用^[337]，至契丹、女真、蒙古族群崛起而擴張版圖，征服漢邊繼而攻陷中原進而全取漢洲，其治下的漢族人再次被頻頻稱為「漢兒」，特別是用以指稱深染胡風的漢族群體，便於分化漢族，至洪武摧毀蒙古在漢洲的統治後，「漢兒」一詞再次轉趨消沉，歷滿清帝國、中華民國至今已消亡，中國人口最多的單一民族與其他55個民族一樣以「族」為後綴稱漢族或漢民族。
需要留意的一點是漢文史籍以南人、北人分別指稱位於南方及北方的漢族人，其中北人這種方位稱呼可指北方漢族，如相對於南方荊揚二州之人（漢），中原人是北人（漢）^[302]^[338]，或僅以相對的地區方位來稱呼該方向地區上的人群，如相對於中原人（漢），代地之人（代人，當地漢、鮮卑與諸胡的共稱）是北人^[339]；也可指草原地區的族群，如相對於身居代地的代人，草原人是北人（胡）^[340]；同時，漢族分裂時期統治中原的漢族政權多以唯一的「中國」自居，排斥同期的其他漢族政權在「中國」之外，如漢族首次分裂割據的三國時代，統治中原的曹魏以「中國」自居，貶低孫吳與蜀漢為「吳蜀二虜」、「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孫吳亦貶稱公孫淵為「東夷小醜」，以曹魏VS孫吳＋蜀漢的南北分裂割據導致單一民族內部的地方意識抬頭，造成裂痕撕裂族群集體認同的族內地域歧視^[341]，如同東德與西德、朝鮮與韓國等例子^[342]^[343]
因應古代漢族的族稱多名不一，「中國」、「華夏」、「秦」等漢詞都曾經是漢族的古稱之一，即中國、華夏、秦這三者是異名同族，但漢族地區被蒙、滿兩族先後全面統治，現在「中國」已非漢族一族之稱呼，若以「中國」為漢族族稱必然會引起某些極端人士恐漢症發作，而「華夏」雖亦是漢族古稱之一，但先秦時代「華夏」長期局限於黃河中遊人群，不包括周邊彼此具有親緣關係兼同為漢族先民的夷、狄、戎及蠻等四大部落，容易被反漢主義者歪曲利用分化，綜上「漢」之名不止是漢族的現代族稱，早在漢代「漢」已出現具備族稱含義且涵蓋秦、楚、晉、齊、燕、蜀、越等漢洲漢族各部落，成為漢族人群的第一個涵蓋全體的共同稱謂，所以「漢族」稱呼這一個跨越古今的單一民族實體最為適合，而其民族傳統領域可參酌滿洲稱之為「漢洲」，不致被古代同族異名的多個族稱混淆。^{[註 35]}
古代印度次大陸之人稱呼東方之漢民族及其原居地赤縣神州為चीन（音譯「至那」、「真丹」或「震旦」）^[308]^[344]，漢族曾以「秦」為自稱，故「秦」可指中國（漢族）^[345]，有時在稱呼前加上महा（「摩訶」），名「摩訶至那國」意即偉大的漢族之國，如果不出意外，「至那」將會成為漢族的他稱之一，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特別是漢洲的侵略，為了貶低被侵略國人民特別是漢族人，以抬高自己族群就用他稱「支那」來取代自稱「中國」及漢民族自稱的「漢」，令原屬中性的「支那」一詞變成一種族歧視詞，隨著日本帝國的進一步西侵才令華人覺醒出指中國為「支那」是帶有貶損意味的稱呼，類似於「Jap」的歧視詞，筆者認為如果現代某些人喜歡叫「支那」那最好稱自己做支那，讓接受此稱的人以此自稱，讓拒絕此稱的人與此切割，比如千代田區的「靖國神社」應正名為「支那靖國神社」，「中−日戰爭」正名為「中−支戰爭」，令「支那」一詞古今所指涉的民族不同，不過一詞古義今義不同或含義多重是常見現象。
↑ ^6.0 ^6.1 ^6.2 ^6.3 一族群只要不是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孤島上就必定或多或少受到外來血統的影響，血統相當於全基因組（genome-wide），包含父系（Y chromosome）及mtDNA在內，即使是血統具有長期遺傳連續性（genetic continuity）的群體在歷史上也曾受到外來影響：
比如西藏阿里地區藏人，根據對阿里地區65具古代樣本分析，其中年代約公元100年的札達縣桑達隆果（SDLG）墓地的樣本SDLG_o含有約70%印度哈拉帕文明相關血統（IVC）而其父系J2b2a2b2a-Y965，在古格遺址一處洞窋發現一個樣本帶有約33%來自中亞的阿凡納謝沃文化相關血統，出土於札達縣格布賽魯（GBSL）墓地年代約公元前300年的5個男性樣本父系都是D1a1a1，而出土自普蘭縣年代約公元200年的pulanduowa墓地6個男性樣本父系皆是O2a2b1，阿里地區35個古代男性父系分別是D1a1a1a1b（8/35）、D1a1a1a1（1/35）、N1b2（4/35）、O2a2b1a1a6（12/35）、D1a1a1（1/35）、O2a2b1a1a（1/35）、O2a2b1a1（3/35）、N1b2a1b（2/35）、O1a1a1a1b2（1/35）、J2b2a2b2a（1/35）、N1b（1/35），然而㩦帶來自中亞及南亞血統的個體並沒有對阿里本地血統產生巨大的影響，公元21世紀20年代阿里藏人血統的遺傳連續性仍可追溯至公元前15世紀^[346]
2020年一項對蒙古國及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團88個遺址共214個古代個體的分析發現，早在青銅時代早期蒙古國巴彥洪戈爾省的Shatar Chuluu遺址人群（Afanasievo_Mongolia）的genetic profiles（基因圖譜）與來自葉尼塞河地區的Afanasievo culture（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群沒有分別，證明以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群為代表的西方草原牧民（Western Steppe Herders,WSH）已經向東越過阿爾泰山到達今蒙古國中部地區。
根據來自巴彥烏列蓋省Khundii Gobi遺址、Khuurai Gobi 2遺址為代表的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northAltai）及來自以南阿爾泰Yagshiin Huduu遺址為代表的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southAltai）的基因圖譜，發現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與巴彥洪戈爾省的Afanasievo_Mongolia人群同樣具有較高的西方血統，並且與同時代來自啥薩克的一個個體Dali非常相似，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的遺傳成分是以Botai culture人群為代表的60.1%北歐亞（ANE）血統及約39.9%以土庫曼Gonur Tepe遺址個體Gonur1_BA為代表的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BMAC）人群相關血統組成，而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帶有77.4%以東方省eastMongolia_preBA個體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17%以Botai culture人群為代表的北歐亞血統及5.6%Gonur1_BA的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考古綜合體血統
青銅時代中晚期的蒙古地區人群主要由阿穆爾河血統及以sintashta（辛塔什塔文化）人群為代表的西方血統組成，蒙古北部一支以Khövsgöl_LBA（庫蘇古爾省）為代表的人群由約93%阿穆爾河血統及約7%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統組成，另一支在西部阿爾泰地區以鹿石-赫列克蘇爾綜合體為代表的人群（Altai_MLBA）由約51%阿穆爾河血統及約48%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統組成；蒙古東部和東南部地區的烏蘭朱和文化與同區其後的石板墓文化關係密切，其人群（Ulaanzuukh_SlabGrave）由阿穆爾河血統組成，缺少來自北歐亞血統及西方草原牧民血統的影響，另外，在科布多省Ulaan Goviin Uzuur 2遺址的個體UAA001（父系NO-M214）、Khoit Tsenkher遺址的個體KHI001（父系N1c2b2-L665）及庫蘇古爾省Uushigiin Uver遺址的個體UUS001（父系J1a2b-p58）等3個樣本除了攜帶阿穆爾河血統及辛塔什塔文化血統外，還帶有9～12%以Gonur1_BA為代表的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鐵器時代早期，阿爾泰血統（Altai_MLBA）人群分布在Altai-Sayan region（阿爾泰-薩穆地區），Sagly/Uyuk（薩格利-烏尤克文化）在烏布蘇省的Chandman Mountain遺址人群（Chandman_IA），帶有49.9%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統、43.6%阿穆爾河血統及6.5%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
匈奴早期時代有12個個體，來自庫蘇古爾省Salkhityn Am（SKT）遺址的10人、Atsyn Gol遺址（AST）的1人及肯特省Jargalantyn Am（JAG）遺址的1人，其中SKT001、SKT003、SKT008（父系Q1a2a1c）、SKT009（父系R1a1a1b）、SKT010、AST001等6個樣本合併為earlyXiongnu_west（匈奴早期西方）人群，帶有約91.8%以Chandman_IA為代表的薩格利-烏尤克文化血統及約8.2%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另外SKT002（父系R1b-M343）、SKT004、SKT005（父系R1b1-M415）、SKT006（父系R1-P236/M173）、SKT012（父系J2a1h2-L25）、JAG001等6個樣本合併為earlyXiongnu_rest，其血統介於西方匈奴早期組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之間，約有25%Chandman_IA人群血統及75%以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其中SKT004及JAG001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高度相似，而其餘四個個體帶有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22～61%及薩格利-烏尤克文化人群血約38～77%，在匈奴早期群體中，匈奴早期西方人群代表鹿石-赫列克蘇爾文化、蒙赫海爾汗文化、薩格利-烏尤克文化等西方文化族群的後裔。
匈奴晚期年代有47個個體，其中22個都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0.7～90%）及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9～99%）組成，而個體NAI002（父系R1a1a1b1-Z283）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76%）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24%）組成；個體TUK002（O2a1c1a5-M5420）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7%）、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81%）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11%）組成；個體TUK003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56%）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43%）組成；個體TAK001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5%）與以Khövsgöl_LBA（青銅時代中晚期庫蘇古爾省人群）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約94%）組成；個體TEV002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6%）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93%）組成；個體BUR001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70%）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29%）組成；個體BUR003（父系R1a1a1b-Z647/Z645）、TMI001、UGU010（R1a1a1b2a2a-Z2123）都是由Sarmatian（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組成；個體BUR002（父系E1b1b1a1b2-V22/L677）、DUU001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69～81%）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18～30%）組成；個體UGU005（父系R1a1a1b2a2a-Z2123）、UGU006（父系J1-M267）、BRL002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43～85%）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14～56%）組成；個體BUR004、HUD001、NAI001（父系J2a1h2-L25）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59～73%）、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6～22%）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17～20%）組成，因為BUR001、BUR002、BUR003、BUR004、TMI001、UGU005、UGU006、UGU010、DUU001、BRL002、HUD001、NAI001、NAI002等13個個體皆帶有54～100%薩爾馬提亞人血統而合併為lateXiongnu_sarmatian group（匈奴晚期薩爾馬提亞人組）
另外，EME002、ATS001、BAM001、SON001（父系NO-M2308/M2313）、TUH001（父系C2b1b1-M86）和YUR001（父系N1-L735）這6個個體都是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24.2～99.8%）與現代中原漢族相關血統（約0.2～75.8%）組成，而BRU001、TUH002（父系J2a-M410）這2個個體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4～25%）、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41～47%）及現代中原漢族相關血統（約28～32%）組成，因為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YUR001、BRU001、TUH002等8個個體帶有0.2～75.8%中原漢族血統而合併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漢族組）。
中世紀早期從鮮卑至回紇時代，共22個樣體，來自後杭愛省Tamiryn Ulaan Khoshuu遺址的1個鮮卑時代個體TUK001分別由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53%）與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46%）組成；8個突厥時代個體中的ZAA002（父系C2b1s1b1-F3830）及ZAA004（父系C2b1s1b1-F3830）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相同，ULI002（父系J2a-L559/M410）及ZAA007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4～31%）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68～75%）組成，NOM001（父系R1a1a1b2-Z93）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64%）、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18%）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16%）組成，TSB001（父系J1a-CTS5368）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72%）與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7%）組成，UGU001（父系J2a-L559/M410）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19%）與以Khövsgöl_LBA（青銅時代中晚期庫蘇古爾省人群）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約80%）組成，TUM001（父系N1c2-L666）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17%）與由南戈壁省巴彥布拉格遺址2個個體代表的Han_2000BP人群血統（約82%）組成；回紇時代有13個樣本，OLN001.B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組成，OLN001.A及ZAA001都是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74～90%）與Alan（阿蘭人）血統（10～25%）組成，有9個個體是由阿蘭人血統（32～65%）、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2～59%）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8～37%）組成，其中OLN003父系R1b1a2-PF6505/M269、OLN005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0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1父系R1b1a2a2-CTS1078，最後OLN007（父系C2e1a1a-F3864/M407）分別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0%）、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46%）與北方漢族相關血統（33%）組成。
中世紀晚期的契丹時代，來自布爾干省的ZAA003、ZAA005（父系J2a-L212/M410）、ULA001（父系J2a2-L581）三個個體分別由亞蘭人血統（約0.2～8.3%）、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34～80%）與中原漢族相關血統（約17～60%）組成。
蒙古帝國時代有62個樣本，其中57個樣本其血統分別來自薩爾馬提亞人或亞蘭人（約15～18%）、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約47～64%）及中原漢族（約20～36%），57個樣本中的SHR001、KNN001、ULN011、ZAY001四個樣本父系都O2a，另外5個樣本中除了KHL001可由100%青銅時代中晚期庫蘇古爾省人群血統組成外，其餘樣本主要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與亞蘭人血統或中原漢族血統等兩種血統組成。研究的214個個體中測出的男性父系分別是R1a（18/123）、R1b（11/123）、C2b（19/123）、C2e（1/123）、Q1a（28/123）、Q1b（1/123）、N1c（9/123）、J1a（4/123）、J2a（7/123）、G2a（1/123）、E1b（1/123）、O2a（7/123）、D1a（3/123）以及CT-M5613/M168、N、N1-L735、J-CTS10446/M304、CT-M5603/M168、CT-M5606/M168、D-F1137/M174、R1-P236/M173、NO-M2308/M2313、NO1-M214、R-P224/M207、J1-M267、N1-L735各一例^[234]
根據位於Sukhbaatar Province（蘇赫巴托省）年代約公元1130～1250年間的Tavan Tolgoi墓地分別有編號MN0104、MN0105、MN0124、MN0125、MN0126、MN0127及MN0376等7座墓葬，該墓地很可能屬於孛兒只斤氏（Borjigin），其中MN0104、MN0126、MN0127、MN0376是男性，MN0376父系R1a1a-M17，而MN0104、MN0126及MN0127的父系R1b-M343，R1b-M343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孛兒只斤鐵木真家族的父系^[347]；根據同處於肯特省delgerkhaan（德勒格爾汗）縣且相距18公里的gurvan dov墓地及Tavan Khailaast墓地所出土的共9個古代樣本的全基因組分析，其中年代約公元600年的樣本GD2-4全基因組有約45%來自漢族的古中原成份，而年代約公元8世紀中葉的樣本GD1-3至少有17%西歐亞成份、年代約公元9世紀中葉的樣本GD2-2至少有14%西歐亞成份，德勒格爾汗縣出土的5個古代男性父系分別是J2a-M410/L212、D-M174、C2b1c-F1918/M546、C2b1-F1699、C2b-L1373/F1396，但這些來自古中原及西歐亞的血統並沒有令該縣人口的血統在公元2世紀至公元15世紀之間失去遺傳連續性^[348]。
根據來自中國江蘇省連雲巷市Kongwangshan（孔望山）遺址2名明代個體21LHKM106RL、KWSM146LR（父系O2a1c1a1）及1名清代個體KWSM199，同市海州區Lianyungang gym遺址1名宋代個體21LHKMN112（父系O1a1a2）及1名清代個體21LHKMM16L（O1a1a2），宿遷市Nainaimiaodong（禰禰廟）的2名明代個體21SMM158SE_1、21SMM157SE_2（父系O2b1a）及1名清代個體21SMM138E_2_2，3個遺址有七名個體的基因組依年代分為Jiangsu_Song（江蘇宋代組）、Jiangsu_Ming（江蘇明代組）、Jiangsu_Qing（江蘇清代組）等三組，另外來自清代孔望山遺址的一個個體KWSM199單獨組成Jiangsu_Qing_o組（江蘇清代o組），江蘇清代o組除了69.7%青銅中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YR_LBIA）、22.7%新石器時代曇石山血統（Tanshishan）外，還帶有7.6%Egypt_Ptolemaic（托勒密王朝埃及）相關的東地中海血統，可能對應近代以來歐洲勢力東來亞太的史實，而江蘇宋代組為100%青銅中晚期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江蘇明代組為69.3%青銅中晚期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及30.7%新石器時代曇石山血統、江蘇清代組為80.2%青銅中晚期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及19.8%新石器時代曇石山血統，現代江蘇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漢族是江蘇清代組的直系後代（direct descendants），江蘇宋代組與山東省漢代人的血統之間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雖然1000年來冮蘇省人的原華夏血統與古百越血統各自佔比略有波動，但從北宋至今江蘇省漢族血統具備較高的遺傳穩定性及同質性。^[24]
根據對同處於金海市且相距僅5.3公里的大成洞古墳(Daesung-dong tumuli)與會峴里貝塚(Yuha-ri shell mound)所出土的8個年代在公元4世紀中葉至公元5世紀早期的樣本分析，其中AKG_10203及AKG_10207兩個樣本相對更接近現代日本人，編為Korea-TK_2組，Korea-TK_2擁有至少25%繩文血統，而其他6個樣本則為Korea-TK_1組，其繩文血統較少只有約8%，相對更接近現代韓國人、中國漢族人，Korea-TK_2含有與漢族相關的青銅及鐵器時代黃河流域血統（Yellow_River_LBIA）約43%，而Korea-TK_1則有63%，8個樣本中有3名男性，其中AKG_10218僅則定為父系O，屬Korea-TK_2組的AKG_10203父系D1a2a1-CTS2728，屬Korea-TK_1組的AKG_10204父系O1b2a1a2a1b1-PH40，雖然現代韓國人已不存在繩文血統但仍與8個樣本具有遺傳連續性^[349]。
↑ ^7.0 ^7.1 ^7.2 ^7.3 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都不可能100%純血，漢族與其他民族一樣也不例外，但出乎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預料，來自蒙元及滿清時代蒙古族、滿族的父系影響少至可以忽略不計^[30]，反倒是中國蒙古族及遼寧省滿族在全基因組混有約50%來自漢族的古華夏成份及不少來自漢族的父系血統。^{[註 3]}
新石器龍山時代的中原北部邊緣地區，石峁文化人群的基因組帶有81%～93%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粟黍農民血統^[6]；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遼西人群基因組含有約36%的中原遺傳成份，在二里頭時代遼西人群所含有的中原遺傳成份佔比上升至92%，至約公元前700年的青銅時代，遼西人群基因組仍含有約52%的中原遺傳成份，可見遼西以南地區有大量與中原原華夏居民共享相同血緣關係的部落聚居^[10]，可見遼西以南地區有大量與中原居民共享相同血緣關係的部落聚居，先秦時代陜北高原北部、燕山南麓皆是古戎狄部落居地，所謂的古戎狄部落——至少從陜北至燕南之間的古戎狄部落——其實是與中原核心地區的原華夏部落（primevalHuaxia tribe）共享相近的血統，即同源異流的不同部落，將這些古戎狄部落人群稱為類原華夏部落（similar to primevalHuaxia tribe）以示彼此之間密切的親緣關係更為妥善，兩者合稱古華夏部落（oldHuaxia tribe），而漢族就是新華夏，「新」只是相對「古」而言，實際上新華夏（漢族）已存在超過2000年之久。
中原核心地區的現代漢族與公元前10世紀的古中原人在父系遺傳方面並不存在太大的差異^[31]，中原核心地區河南省漢族在基因組上來自印歐人種及北亞族群的影響微小^[13]，以公元前後的漢代作為漢民族的形成時間來看，現代漢族主要血統並非由不同少數民族組成的拼盤，而是由漢朝以前世世生息於北部黃河流域以原華夏為核心的古華夏及南部古百越這兩大土著部落融合傳承而來^{[註 4]}，以古中原人口流向而言亦可視南北漢族為同源異流^[32]^[33]，雖然長達2000年來漢族與周邊其他不同民族之間曾經有貿易、戰爭、通婚等交流，有微量外來血統融入但並沒有反客為主，二十一世紀的漢族血統主要成份是公元前後的漢族血統遺傳的延續，甚至公元前二十世紀的古中原土著對現代漢族血統仍然存有主要的影響^[34]^[35]，而藏族膚色較漢族稍深^[36]。
現代漢族父系O2a有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三大支系合計佔漢族男性人口約40%（約近三億人），均是由仰韶時代的三個男性發展而來的^[7]^[8]，可見以三皇五帝等個別男性為民族始祖的炎黃子孫傳說是有一定的事實基礎，漢族稱得上是中國境內以至全人類內人口最多的單一原住民族群。
秦漢王朝統一赤縣神州打破之此前諸部落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特別是地方諸侯國在漢武帝一朝被削弱至與郡縣無異，令秦、楚、齊、越等諸部落得以融合為一族，具有族稱意義的「漢」最早始於漢武帝一朝，「漢」可與「韓人」^[37]、「莋都夷」^[38]、「月氏」^[39]、「槃瓠蠻」^[38]、大宛^[40]、胡人匈奴及羌^[41]^[42]^[43]等族群相提並論且漢族人成為漢王朝過百個郡國（漢地）的主要戶籍人口^[44]，顯見「漢」開始帶有民族共同體（Ethnic、單一族群）的含義，曾經是周部落自稱的「華夏」在當時亦開始成為漢族的自稱，「漢」雖然以政權稱謂為主但亦時有作為族稱使用，「漢」不是唯一的族稱，「魏」、「晉」、「趙」等漢字朝號國號亦曾一度成為漢族人的稱呼，在漢王朝滅亡後，「漢」作為族稱之一雖被邊緣化但並沒有完成消失，直至至唐代開始普遍以漢為族稱^{[註 5]}，至於今不變。
在近代以前的古代漢族人群己經具有以血緣為紐帶的民族意識，比如在建安七年（202），軍閥曹操麾下鍾繇派傅幹勸說馬騰投靠曹操，就指出袁氏勢力「驅胡虜以陵中國」，即借用胡兵來征伐中原只會引起我族百姓的反感，批評袁氏此舉逆德無道，成功促使馬騰投曹反袁^[45]；劉表因為袁氏兄弟內鬨，在建安八年（203）分別致書袁譚與袁尚勸止^[46]^[47]，擔心袁氏內鬨會受到外族譏笑；江統在元康九年（299）撰成《徙戎論》，文中擔憂自東漢時代開始遷入漢洲的匈奴人、羌族、氐人等族群與我族民眾發生摩擦而爆發變亂會成為漢洲甚至中原「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難以平息的大患，造成帶有「華人」、「漢人」、「晉人」、「華夏」等族稱的我族平民死傷無數及顛覆晉政權的危機，主張將當時「與關中之人戶皆為仇」的氐羌諸胡遷出漢洲「還其本域」以達成「戎晉不雜」、「華夷異處」，一來「慰彼羈旅懷土之思」，二來「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以「釋我華夏纖介之憂」，隔年爆發六王內戰後不久就開始五胡禍華，禍亂發生後主流輿論才「服其深識」^[48]，《徙戎論》可謂先見之明亦是對過往內遷諸胡政策的糾錯，不受多元、共融等一類高大上的主流概念蒙蔽，以遷徙隔離一勞永逸避免族群矛盾衝突爆發禍延及避免我族受到衝突影響為優先考慮才是頭腦清醒，比如一代賢相魏徵^[49]；孔坦在咸康元年（335）指出石勒養子石聰「出自名族，誕育洪冑。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的出身，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為由勸說石聰幫助代表「華」、「夏」我族的晉政權北伐中原，抗衡占據中原的異族羯人趙政權^[50]；永和五年（349）十二月，後趙首都鄴城發生政變，羯人石虎養子漢族人冉閔被孫伏都、劉銖等人率羯兵3000伏擊，但冉閔成功消滅對方，乘勢掌控鄴城，「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以免自己再遭刺殺，而「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冉閔察覺自己可能得不到城內民眾的支持，為了辨別敵我逐向城內發布命令「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並大開城門，於是城外漢族民眾湧入城內而城內以羯人為首的胡人民眾湧出城外，冉閔因此明白羯人是不會接受自己掌權，遂發布誅胡令，漢官「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在後趙統治下累積的漢、胡族群矛盾迅即爆發，民族衝突令鄴城一帶的羯人諸胡「死者二十餘萬」，後趙其他地區「承閔書誅之」，藉口去除平日素有積怨的「高鼻多鬚」胡人，後趙將領麻秋即以此誅殺另一名後趙將領王朗轄下的1000多胡兵，雖然冉閔有藉助族群矛盾來掌控羯趙中央的因由，客觀上亦是漢族民眾對外來征服者的罕見反擊，「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只是冉閔以臣弒君的下克上行為注定會被崇尚君臣大義的迂腐儒生所厭惡而加以污衊；天監四年（505），梁朝準備北伐中原之際，派丘遲勸說北魏將軍陳伯之歸降梁朝，說詞中指北魏政權為「穹廬」、「異類」、「雜種」的他族代表，以梁政權為上承周漢王朝兼「不育異類」的我族代表，向對方訴以我族感情，最後陳伯之將軍顯然被說動投梁^[51]；貞觀四年（630），東突厥頡利可汗阿史那什咄苾被漢將李靖擊敗俘虜，東突厥有近十萬男女部眾向唐朝投降，唐廷中溫彥博一派與魏徵一派為安置東突厥部眾於漢洲北緣黃河以南鄂爾多斯沙漠（河南）或黃河以北與草原接壤的河套（河北）而爭執，唐太宗決定依從溫彥博的建議將安置於東突厥部眾河南漢洲，其中有近五萬男女居於首都長安，直至貞觀十三年（639），李世民在九成宮遭到東突厥部眾偷襲後，才後悔將東突厥部眾安置於漢洲，表示「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遂改為依從魏徵的建議將東突厥部眾盡遷至黃河以北的定襄都督府^[49]；上元三年（676），薛元超與唐高宗李治就將既不是我族又手持武器的異族「諸蕃」酋長視為危險的威脅^[52]；洪武七年（1374），洪武帝朱元璋將大明政權的建立視為「漢人故國」的復國^[53]
而我族認同是建基於血統認同之上，例如漢姓可追源自傳說中的炎黃二帝^[54]，即反映我族身份是建基於祖先（血緣）認同，正因古來漢族社會多以祖源也即血緣關係來判斷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五胡各民族才出現以我族重要歷史人物為祖先特別攀附炎黃二帝為祖，由此才能合理化對中原地區及對漢族的統治權來壓制質疑外族統治的思想，亦顯示現代漢族與上述以漢人為自我族稱的古代民族在血緣遺傳及文化認同上一脈相承，至遲自東漢王朝的鐵器時代至今從未曾被外族大量融入影響，即使是歷史上長期遭受西域、氐羌、草原等諸胡族群影響的現代關西漢族其基因組仍帶有至少95%以龍山時代禹州市瓦店（Wadian）、周口市平糧台（Pingliangtai）、漯河市郝家台（Haojiatai）等中原人群為代表的黃河中游血統（YR_LN）^{[註 6]}，而現代河南與山東兩省漢族同樣有著以龍山原華夏人為主要血統且至少可追溯至公元以前的遺傳連續性（genetic continuity）至今歷2000多年^[13]^[11]，如同「契丹族」與「契丹人」、「鮮卑族」與「鮮卑人」、「藏族」與「藏人」、「滿族」與「滿人」，「漢族」與族群意義的「漢人」並無分別，各民族血統彼此都是沒有純雜優劣之別的平等民族，可以直接將漢民族形成前之主要祖源人群稱為「漢族先民」，之後則可直接稱為漢族。
↑ ^8.0 ^8.1 雖然《史記》只明確記載嬴姓母系祖先是女修，父系祖先並沒有明確記載，但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大業，而郯國公室與秦國公室同一祖源^[68]，故嬴秦並非出自類華夏戎部落一支^[69]，而是與郯國同出自類華夏夷部落之少皞氏^[70]，少皞氏的部眾中有一支名玄鳥氏^[71]，嬴秦公室祭祀少皞氏^[72]，加上古蜀王稱秦公嬴駟是「東方牧犢兒」^[73]，所以嬴秦公室的父系祖先很明顯是出自少皞氏內的玄鳥氏。
一說認為黃帝之子青陽即是少皞氏^[74]，為己姓，但無論少皞氏是己姓還是嬴姓，均與嬴秦公室出自少皞氏的世系並不矛盾，因為嬴姓是得自有虞氏的賜姓^[68]。
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先秦夷部落與黃河中游栗黍農民在遺傳上具有密切的親緣關係，比如豫中平原仰韶站馬屯人和泰沂山脈西麓大汶口西夏侯人之間具有基因同質性。^{[註 1]}
當周幽王被古西戎打敗而身亡，秦莊公的次子秦襄公率兵勤王後，得到周平王許諾「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嬴秦於是東擴逐戎併周，將被古西戎控制下故周之領土及原華夏人口納入嬴秦氏族的領土及部民，遂得以原華夏自居，秦、夏同義^[75]。
↑ ^9.0 ^9.1
雖然漢族是中華民族各民族之中最早形成的且歷史上受到外族血統影響微少，但一如其他民族的歷史，民族身份只是基於祖源（血緣）及語文、服飾等文化因素影響，缺乏提供每個人的民族身份證明，加上全球化現象隨跨國人口流動而增加的跨國婚姻，所以有必要建立《漢族身份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漢族的民族認同得以恢復及推持，防止漢族身份被無漢族血統或非黃種人之人士挪用，以賦予13億漢族人民享有與中華各少數民族或其他原住民群體同樣的世襲權益
基於漢族權益保護機制長期缺失及反漢主義泛濫，實有必要成立一個以保護漢族權益為己任的組織，維護及促進漢族權益事務，比如負責審核漢族身份之認定，可命名為漢族委員會，筆者認為委員會成員必須從有支持漢族文化經歷及未曾有反漢主義言行且對反漢主義因素持有警惕之人士（在《漢族身份法》實施前需符合第二條規定之人士）當中揀選，該委員會為永久常設機構，其管理層應由符合前述標準之人士選舉產生，若有證據坐實成員做出歧視漢族之言行，其成員身份得即時罷免，以確保不偏離保護漢族及反反漢主義之理念，設立漢族委員會亦有助漢族人透過此一機構為本民族事務集體統一發聲，促使政府聆聽漢族社群對施政的建議及批評。
《漢族身份法》
第一條為認定漢族人身分，保障漢族人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本法所稱漢族人，包括漢民族全體成員及其各支系部落成員，其身分之認定：
1.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前有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漢族
2.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後沒有非華裔人為直系血親尊親屬
3. 父母雙方為漢族
本人同時符合上列三款規定者可自動取得漢族身分。
第三條父母一方為漢族人另一方為華裔非漢族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屬之傳統漢姓名字者，經申請後可取得漢族身分。
第四條父母一方為漢族人另一方為非華裔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屬傳統漢姓，經申請及漢族委員會相關主管機構認可後方可取得漢族身分
第五條非漢族人經年滿五十歲且無子女之漢族雙親共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經申請後取得漢族身分：
1. 得到漢族委員會相關主管機構認可
2. 被收養時未滿五歲。
3. 取用收養者之一所屬傳統漢姓。
第六條漢族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漢族身分：
1. 依前二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該規定。
2. 依前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3. 成年後申請放棄漢族身分。
第七條符合第四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之要件而於申請取得漢族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條之規定取得漢族身分。
關於漢族身份的確認，必須符合血緣因素為取得漢族身份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普遍通則，雖然漢族身份並不會帶來任何特權，但如果有物理學人才、對漢族作出巨大貢獻或屬繼養子女等情況兼熱愛漢族文化又堅持不懈申請的人士，雖不符合血緣原則亦可酌情批准申請，然而這是特例，不能取代通則並且名額有限，每一年的名額應少於10名，其中每一宗申請都是獨立個案，不能引伸為通則，而漢族委員會對任一申請享有否決權。
漢族委員會享有釐定、詮釋、添改有關反漢主義的定義及相關法律的權利，以便應對層出不窮多發變種的反漢主義毒流，國家司法機機有遵守的責任。
↑ ^10.0 ^10.1 ^10.2 ^10.3 ^10.4 因為漢文史籍一般只提及出身自非漢族群的人物族屬，而出身自漢族的人物族屬則略而不談，彷佛不言自明，判斷漢文史籍有載的人物族屬依據有二，一其姓名是否漢姓漢名，特別是漢姓氏在公元前後已成為漢族平民的普遍命名方式^[76]，比如西漢末年有人因為與陳遵孟公同姓同字，自稱為陳孟公本博取眼球；竇太后幼時家貧，其弟竇廣國少君被拐賣他處，竇廣國長大後還記得幼時自家姓^[77]；建武五年（29），漢光武帝劉秀在給竇融的詔書中稱「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以族群羌胡對稱漢族百姓；永初五年（111），漢安帝在詔令中稱「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以夏指代百姓，亦即漢族^[78]；建和三年（149），洛陽因為爆發疫情而出現病亡者，但有的因家貧而不得安葬，漢桓帝命令給予貧民經濟支援以便他們可以安葬病死的親屬，如病死者沒有家人就派官吏為其安葬並在墓碑上標記死者姓名；第五倫透過「變名姓」為王伯齊來大隱於平民之中；陳忠指出分布在青冀徐岱兗豫荊揚並涼等地受到各種天災人禍（羌戎叛戾）侵害，百姓窮困不足以補充府帑，以百姓指稱漢族^[79]；王符認為「羌虜背叛」或「羌始叛」致令我族「百姓滅沒亅、「百姓暴被殃」^[80]；江夏太守趙仲讓被調任為高唐縣令，於是「變易名姓」以隱姓埋名進入高唐縣視察^[81]^[82]，因漢族姓氏多至百數以上而稱為「百姓」^[83]^[84]、「萬姓」^[83]，可以用以區分漢與非漢的族群標誌^[79]，因為現代中原漢族與漢代中原人群在血統上一脈相承^{[註 4]}，故此即令漢文中「百姓」一詞在漢洲可包括「蠻夷戎狄居漢地者」，但百姓所指的人群仍以漢族為主要組成，可以代表古代漢族人群的相關紀錄，況且若憑胡姓即可判斷為胡人，那以漢姓判斷屬漢族人亦大致不差，二是相關文獻有否明確指出擁有漢姓之人出身非漢族群或其人存在非漢族群的身份認同，如此透過依據一與二的查證即可判斷該人物是不是漢族人。
漢族古人可以人物族屬同是漢族而不必刻意提及，只有人物是少數民族才提及族屬，但在21世紀而且又是多民族平等國家，只提少數民族人物族屬而不提漢族人物族屬的表述顯然有違民族平等之義，所以提到漢族人物應明確指明其民族身份，考慮到本文描述的歷史事實主要是漢族歷史，漢族人物出場較多，漢人部落或漢族出身的人物在其姓名下加_以顯示族群身份，如劉詢、趙充國、王莽等等，僅於不是漢族出身及可能不是漢族出身的人物姓名以斜體顯示，如攣鞮呼屠吾斯、翁歸靡、檀石槐等等，以便區分是不是漢族，而尊號、謚號、外號等非姓名的別稱及姓氏則正常寫法，不加任何標記。
限如史料不充分，不能如判斷個別人士般確定軍隊每一個士兵的族屬，但軍隊構成若由外族士兵組成或主要由由外族士兵組成，漢文典籍都有記載如「羌胡」、「湟中義從羌」等族屬成份，若由漢族士兵組成或主要由由漢族士兵組成則空白不載或載有兵員主要來源於古代漢族聚居地（郡縣），所以漢文史籍不記載族屬的軍隊足以反向判斷其主要是由漢族士兵組成，筆者以「B軍」代表軍隊屬於政權B，「A兵」代表軍隊士兵主要由族群A組成。
漢族國家、漢族王朝、漢族政權，字雖有異但含義同一，筆者以「漢國」為單一漢族政權的簡稱（若同時存在多個漢族政權、建立者雖是漢族但明確為多民族國家不以漢族利益為先或其他不符合漢族委員會釐定的定義^{[註 9]}的除外），因漢民族形成於公元前一世紀，所以公元前一世紀以前的漢王朝稱為「漢王朝」、「漢朝」，而進入公元前一世紀後，則可稱為「漢國」。
Middle_YR（黃河中游）以站馬屯、瓦店、王城崗、鹿寺西等地人群為代表，除了鹿寺西外其他三地皆在豫中而且都是淮河水系，一般以河南省為狹義中原地區，所以筆者以「古中原人群」與黃河中遊人群交替使用，兩者同義。
↑ ^11.0 ^11.1 長安城，位於中國漢洲西安市末央區，城址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漢朝第一個首都，城內人口平均約20萬^[88]^[89]
考慮到歷經五胡禍漢後的唐代以至現代關西平原人口血統仍然以龍山時代中原血統為主^{[註 6]}，很明顯西漢長安城人口只能主要由原華夏人口構成
下邳故城，位於漢洲徐州市睢寧縣古邳鎮，分為大、小兩座城池，小城是魏晉—明清時期下邳故城，大城是漢代下邳故城，即東漢諸侯下邳王的治所下邳縣城。^[90]
東垣古城遺址，位於漢洲石家莊市北郊的滹沱河南岸，面積約2.76平方公里，是漢朝真定侯國的治所^[91]
紫金城城址，位於漢洲南昌市北部，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漢朝海昏侯國的治所，與分布在城址南側及西側的鐵河古墓群共同構成海昏侯國遺址^[92]，位於鐵河古墓群的海昏侯墓園有M1～M9九座都有一條墓道的甲字型大墓，M1是海昏侯劉賀，M2是劉賀夫人^[93]
舂陵侯城，位於漢洲寧遠縣柏家坪鎮柏家村一帶，是冷道縣舂陵鄉治所，元朔五年（前124）漢景帝之孫劉買受封為舂陵侯，侯國以舂陵侯城為治所，至初元四年（前45）劉買之孫劉仁徙封至南陽白水鄉，以其地為舂陵縣及舂陵侯國封土^[94]^[95]
金城新村遺址，位於漢洲蘇州市姑蘇區，應是秦漢王朝會稽郡郡治所在^[96]^[97]
渡頭古城遺址，位於漢洲臨武縣汾市鎮渡頭村一帶，是西漢中期至六朝時代臨武縣的縣治^[98]
南越國宮署遺址，位於漢洲廣州市越秀區中山四路南越王博物院王宮展區附近，是西漢諸侯南越王的王宮，分布面積約40萬平方米，內有一號宮殿、二號宮殿等建築物^[99]^[100]
城村漢城遺址，位於漢洲南平市武夷山市興田鎮城村，王城面積約48萬平方米，始建於西漢早期，很可能是西漢諸侯國閩越的王都^[101]
河泊所遺址，位於漢洲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一帶，是漢朝益州郡郡治所在，遺址出土封泥1100多枚，其中有「益州太守章」、「滇國相印」、「建伶令印」、「滇池長印」、「同勞丞印」等反映漢朝官職的官印封泥^[102]^[103]
納林古城，位於漢洲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納林鎮北的納林川東岸，可能是漢代美稷縣城，如是則西漢西河屬國都尉及東漢護匈奴中郎將的駐地也在當地，與南匈奴單于庭同縣。^[104]
霸陵陵區，位於漢洲西安市灞橋區，陵區內有竇皇后竇猗的陵墓，竇皇后墓以西約800米有江村大墓，是漢文帝劉恆之墓^[105]
馬王堆漢墓，位於漢洲長沙市芙蓉區馬王堆鄉，有編號為一號、二號、三號的三座墓葬，墓主分別是軑侯利蒼之妻辛追、利蒼、利蒼之子利豨^[106]，利倉是原華夏人^[107]，其夫人辛追既是漢姓漢名，也很可能是原華夏人或類原華夏人^{[註 7]}，軑侯國受封於漢惠帝二年（前193）四月，至元封元年（前110）國除。
李鄭屋漢墓，位於漢洲香港長沙灣李屋村和鄭屋村一帶，約修建於東漢時代，部分墓磚刻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及「薛師」等漢字^[108]
↑ ^12.0 ^12.1 ^12.2 據唐蒙所云「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如以一戶出一人，五人為一戶計，則夜郎王國總人口將近六十萬，而夜郎王國與滇王國同樣作為「最大」，其人口數量應該相差不遠，兩國人口合共應超過一百萬之數，至於「滇王者其眾數萬人」應是指滇王直接統治的民眾，而其他人口則由滇王國的地方君長統治，封建國家的人口不可能全由最高封建主控制，其下的各級封建領主也會控制一部分人口，這些是西南地區非漢族群的主要人口，而東漢魏晉時代的獠人、烏滸人等族群在西漢時代只是人口較少的族群，是附庸於夜郎、鉤町等國家的族群，至東漢魏晉時代透過吸納周邊族群人口才有所上升而名顯於漢文典籍。
根據江統在元康九年（299）撰成的《徙戎論》中聲言「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亦即關西地區人口分別由漢族與非漢族群各佔一半左右，約50萬人，按太康年間的雍州部馮翊、北地、新平、安定、扶風、始平、京兆等七郡共計9,9500戶，又太康元年西晉平吳後，晉政權全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平均一戶6.5人，則9,9500戶相當646750，64萬漢族人口加上約50萬「戎狄」人口共約114萬人口，與江充所云「關中之人百餘萬口」吻合，其中羌族主要分布在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而氐族主要分布在扶風、始平、京兆三郡，而隴山以西地區可負載的人口較隴山以東地區少，比如2020年陜西省總人口（3952萬8999）多於同年甘肅省總人口（2501萬9831）及寧夏區總人口（720萬2654）的總和（3222萬2485），太康年間雍州部七郡有9,9500戶漢族，秦州部的隴西、天水、南安、略陽、武都、陰平六郡共有3,2100戶漢族（約20萬8650人），後者為前者的30.9%，以此比例推算秦州部的氏羌諸族人口約15萬4500，同樣少於秦州部漢族人口，考慮到之前永初羌大亂時曾有漢族叛軍杜季貢等人來投，之後永嘉大亂時羌族姚戈仲東遷榆眉後也有漢族民眾來投奔^[109]，元康年間雍秦二州部十三郡的約65萬氏羌之眾當中一部分很有可能是東漢末年中原大亂之際氏羌族群乘勢吸收漢族流民以擴大部眾力量所致。
關於東漢時代漢洲的羌人數目雖然史無明文，但《徙戎論》以元康九年關西的漢族與氐族、羌族人口與「十年之中，夷、夏俱斃」的永初羌禍類比，足以判斷東漢時代的羌人數量不會超過元康九年關隴地區的65萬人，根據《後漢書段熲傳》載段熲在永康元年（167）向漢漢桓帝劉志提及「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又說「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東羌東種之東與西羌之西在地理上相對，是對內遷入漢洲之羌人種群的他稱（雖然永初羌禍後內遷羌人已遷出內遷地甚至遷回塞外其「東羌」標籤亦末脫），從段熲所言可知當時漢洲有羌人合計五萬餘落，相當於25萬男女，即令將二萬餘作二萬五千算、三萬餘作三萬五千算，六萬落約30萬男女，而後者三萬五千落（戶）約16萬男女，以兵民比1：4算可以出動作戰人數約4萬，最後段潁經「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實現「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標，亦即建寧二年（169）「東羌悉平」後並、涼二州部及三輔等漢域的羌人最多約26萬男女，綜前可以判斷永初羌禍後東漢時代塞內羌人人口大約維持在30萬男女左右，考慮到永初羌禍期間「夷、夏俱弊」，也有如麻奴等逃出漢洲的羌人，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羌禍爆發之後漢廷再也未曾作出將塞外羌人內遷之舉，所以永初元年春夏間很可能是元康九年（299）之前羌人在漢洲域內人口最多的時刻，至於具體數目，首先從段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標可知過去平定羌亂，漢朝並不以「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為手段，除了段顃外，最多的斬首數是富平大戰的「斬首五千級」，其次虞詡在元初二年（115）稱漢兵以「萬騎之眾，遂數千之虜」，反映了叛羌兵力多在數千之內，永初羌禍中僅平襄之戰及富平之戰中叛羌兵力可能超過一萬，加上滇零在聲勢正盛的永初五年（111）吸納以杜琦為首的漢族叛軍加入以攻略漢域，故此不宜對永初元年春夏間在漢洲的羌人人口估計過高，以較30萬男女更多50%（15萬男女）亦即45萬男女的估計雖然過於誇張，但可以作為永初元年春夏間在漢洲的羌人人口上限。
↑ ^13.0 ^13.1 西漢時五原郡、上郡、隴西郡、西河郡、金城郡、張掖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雲中郡、朔方郡等十一郡設有屬國地區^[110]^[111]，東漢時安定、張掖、酒泉、上郡、西河、犍為、廣漢、遼東、蜀郡、五原、涿郡、金城等十二郡的屬國機構皆在「分郡離遠縣置之」。
↑ 當時的漢族自耕農一般是五口之家、「有田百畝」，畝產兩石，百畝年產200大石，其副業主要有紡織、畜養、園圃三項，每家的副業正常年產值約2740文至5420文之間，以三十文一大石算，自耕農一家百畝的正常年收入約8740文至11420文^[114]，取其中間值，約10080文或336大石，如以七十文一大石算，則約15340文或219大石；如自耕農五口之家有田六十畝，則畝年產120大石，加上副業年產值約1370文至2710文之間，以平均七十文一大石算，正常年收入約10440文或149大石，扣除一年的自用口糧、生產資料、田租、口賦等各方面支出約124大石^[115]，則一家五口的自耕農一年可以存下25大石左右的餘糧或1750文。而當時一匹布約300文，一匹絹約477文，一隻雞約70文。一如古今中外所有社會一樣，存在貧富懸殊、階級矛盾的問題，奴婢是因債務或犯罪而淪為社會最弱勢的階層，雖然存在階級壓迫，但仍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略高於羅馬帝國的奴隸^[116]^[117]^[118]，夫餘、倭人社會亦有奴婢存在^[119]，匈奴社會稱奴婢為「貲」^[120]^[121]^[122]。相比起遊牧民族社會可以透過南侵抄掠甚至征服外族從而將內部的階級矛盾階級剝削部分向外轉移，漢族社會則缺少這種選項，階級矛盾不斷累積以至爆發農民起義或內亂，難以實現同一民族內部的團結，所以遊牧民族在多數時間都較漢族人持有更強烈的民族意識，只有在反抗外族征服時——如五胡禍華、女真征服、蒙古征服、晚明至清初、清末民初等時期——才激發出與遊牧民族媲美的民族意識。
↑ ^15.0 ^15.1 ^15.2 根據王莽政權向漢朝的臣屬國更改印緩^[125]，可見夫餘王國與高句驪同是漢朝的從屬國，而高句驪還時常從漢國「受朝服衣幘」，而且漢國有權調動高句驪兵，顯然相比夫餘王國，高句驪的從屬性更強^[121]。
從瑠璃明王在位第三年（前17）發生的後宮鬥爭^[126]，雖然代表漢族的雉姬被代表鶻川土著的禾姬排擠，但可窺見高句驪建國之初即已存在一股漢族勢力。第一次治世時代的大同江下游流域即為漢族聚居區^[127]，即使自公元4世紀初葉起當地相繼被百濟與高句驪兩大強權統治，漢區日漸縮小退至平壤以西地區，但漢族仍然頑強生存下來，經高句驪長期統治後，直至公元6世紀初葉才被高句驪完全同化而消亡^[128]^[129]
↑ ^16.0 ^16.1 ^16.2 根據《三國史記》所載，新羅國傳說是在五鳳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前57年6月6日）建國^[130]
성현석성（聖峴石城），位於韓國全北特別自治道茂朱郡茂豊面현내리（縣內里），是新羅國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貞觀二十一年（647）百濟國入侵新羅國所圍攻的茂山城^[131]，隸屬新羅開寧郡茂豊縣，開寧郡原是甘文國，太和五年（231）昔助賁派兵滅甘文國，其地併入新羅。
팔거산성（八莒山城），位於大邱廣域市北區노곡동（魯谷洞）함지산（咸池山），建於公元5世紀，是新羅國的山城。
이성산성（二聖山城），位於忠淸北道沃川郡靑城面산계리（山桂里），是新羅國在約公元5世紀中葉建立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永明四年（486）金炤知尼師今下令建立的屈山城（굴산성）^[132]
根據《三國史記》，百濟國傳說是在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建國^[133]
풍납토성（風納土城），位於韓國首爾市風納洞，城內面積約22萬6000坪（1평，1坪約3·305785m²，相當74萬7107m²或0.74km²），一般認為是百濟國第一個首都慰禮城^[134]^[135]
우산성（牛山城），位於忠淸南道靑陽郡靑陽邑우성산（牛城山）的石城堡，可能是百濟國古良夫里縣的治所。^[136]
남양리산성（南陽里山城），位於全羅南道高興郡南陽面，約建於公元5世紀末，是百濟國助助禮縣的治所^[137]
伽倻諸國，根據《三國遺事》傳說在建武十八年三月四日（公元42年4月12日）駕洛國（又名金官國）統治者的祖先首露王在弁韓地區建立金官國^[138]，金官國建立後，周邊亦分別建立阿羅伽倻（韓國慶尚南道咸安郡）、古寧伽倻（韓國慶尚北道尚州市）、大伽倻（韓國慶尚北道高靈郡）、星山伽倻（韓國慶尚北道星州郡）、小伽倻（韓國慶尚南道固城郡及泗川市）等五個國家^[139]，並與駕洛國共同組成以駕洛國為中心的六伽耶國家聯盟，但聯盟的成員國組成並不固定^[140]
值得留意的是金官國在建國初期就有自漢洲渡海而來以許黃玉為代表的漢族群體參與^[141]
按《三國志韓傳》弁韓地區存在彌離彌凍國、接塗國、古資彌凍國、古淳是國、半路國、樂奴國、彌烏邪馬國、甘路國、狗邪國、走漕馬國、安邪國、瀆盧國等12個國家，其大約位置據推測：彌離彌凍國在慶尚南道密陽市^[142]；接塗國在漆原郡，相當今咸安郡漆原邑、칠서면（漆西面）、칠북면（漆北面）加上昌原市마산합포구（馬山合浦區）的구산면（龜山面）等一邑三面範圍；古資彌凍國（小伽倻）在慶尚南道固城郡^[143]；古淳是國, 位置有爭議，有진주의（晉州市）、固城郡、泗川市等三個可能位置；半路國（大伽倻），約在慶尚北道高靈郡；樂奴國在慶尚南道河東郡^[144]^[145]^[146]；彌烏邪馬國（미오야마국），一說在今慶尚北道昌原市一帶^[147]，一說在高靈郡一帶^[148]；甘路國，即甘文國，在今慶尚北道金泉市一帶，於太和五年（231）被新羅國吞併^[149]；狗邪國，即金官國，位於今慶尚南道金海市一帶^[150]^[151]；走漕馬國（주조마국），約位於金海市조마면（助馬面）^[152]^[153]
함안 가야리 유적（伽倻里遺址），位於慶尚南道咸安郡伽倻邑，約公元5～6世紀，是安羅國（아라가야의）或阿羅伽倻（아라가야）的왕궁（王宮）^[154]
구진산성（九鎮山城），位於慶尚南道昌寧郡南旨邑고곡리（古谷里），是非火伽倻國（비화가야）約建於公元5世紀中後期的一座土城。^[155]^[156]
↑ ^17.0 ^17.1 ^17.2 板楯蠻，別稱賨人，聚居於漢代巴郡北部的閬中縣、朐忍縣及宕渠縣一帶，因為曾經派兵幫助漢高帝劉邦作戰，其統治階層朴、羅、昝、鄂、夕、龔、度七姓氏族得到永久免除租賦的權利，除了賨人每年輸稅40錢外，餘得自治，截至前期治世時代仍為漢廷所羈縻，至後期治世，板楯蠻開始時常作為漢廷的僱傭兵作戰，例如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馬羌入侵廣漢郡屬國，就由漢將率領賨兵擊退，板楯蠻與漢國保持合作關係，東漢之世僅有兩次叛亂事件，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因為當地漢官自行強征加派租賦徭役而起兵叛亂，至光和五年，漢廷另派漢官理賨並宣布赦免參與叛亂的賨人，即令賨人放棄叛亂，另一次是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因為黃巾軍在巴郡起事，賨人亦乘勢舉兵「寇掠城邑」，但很快被漢廷平定。
漢國陷入內亂以至軍閥割據時，板楯諸蠻各勢力亦乘機割據一方，割據益州部各郡的劉璋與割據漢中郡的張魯決裂之際，板楯蠻人在七大姓族首領的領導下投靠張魯，與其聯手對抗劉璋，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張魯後，板楯諸蠻亦順勢投附代表漢國中央的曹操，然而曹操控制漢中郡及巴郡後不久，兩郡旋為劉備所取^[158]^[159]，而曹操在退出兩郡前即將兩郡漢族及板楯諸蠻人口儘量徙往在其控制下的關隴地區。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蜀漢政權涪陵屬國境內的漢、夷族群叛亂，被鄧芝平定，這次叛亂是三國時代唯一涉及板楯蠻人的叛亂。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併蜀漢，順利接收蜀漢各郡，統一梁州。
廩君蠻聚居於漢代巴郡涪陵縣境至南郡夷陵縣境之間一帶的夷水（清江）流域，由以巴氏為首，加上樊、瞫、相、鄭四姓大族共同統治，最初起源於夷水下游，後逆流而上至鹽陽（中國湖北省恩施市）並征服當地部落，巴氏統治者有廩君之稱，在廩君蠻之中其威望大至廩君蠻以殺人祭祀去世的廩君，至公元前316年嬴秦攻滅巴國後，廩君蠻領地遂與秦國接壤，在秦、楚兩大諸侯國之間，廩君選擇向秦國稱臣，於是嬴秦與廩君聯姻，約定廩君作為廩君蠻的統治者每年租賦2016錢，每三年另有租賦1800錢，而蠻人每戶每年「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彼此相安無事，截至前期治世時代仍為漢廷所羈縻，但天鳳至建武年間的漢國內亂顯然開始引起了廩君蠻人對漢區的覬覦，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潳山地區的廩君蠻人叛亂，「寇掠百姓」，漢軍很快平定叛亂並將當地廩君蠻人7000多盡數東遷至江夏郡，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的巫縣廩君蠻叛亂被平定後，當地廩君蠻人亦被東遷江夏郡，這些遷移操作並未能解決叛亂，反而令江夏郡開始成為廩君蠻人叛亂的發生地，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廩君蠻人在江夏郡發動叛亂失敗，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廩君蠻人在江夏郡再次發動叛亂，同時與來自盧江郡的漢族叛軍首領黃穰聯手，得到漢族叛亂勢力的加入令這次叛亂規模達到「十餘萬人」，顯然漢族人口佔絕大部分，這次叛亂由盧江太守陸康率軍徹底平定。
建安年間漢國內亂，漢族及諸夷族群在柤中地區（中國湖北省南漳縣境內）聚集生息，其間「梅敷兄弟三人」成為柤中的「夷王」，「部曲萬餘家」，即柤中地區漢族及諸夷族群人口合共計約50000多，夷王梅敷後來投附曹操，而柤中地區的人口在正始二年增至100000^[160]，青龍四年（公元236年）曹魏「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叛魏投吳，其中夷王梅頤可能是夷王梅敷的兄弟，從地理上看，廩君蠻的分布相較板楯蠻、槃瓠蠻更接近柤中，柤中諸夷族群應是源自廩君蠻乘漢國內亂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時遷入，而漢族則是來自柤中的先住民及因戰亂而到此避難的移民。
板楯蠻、廩君蠻的姓氏出現可能是因漢族移民流入影響所致，傳説廩君蠻五姓中的樊、瞫、相、鄭四姓出自「黑穴」而巴氏出自「赤穴」，兩者起源明顯不同，加之鄭氏、樊氏、杜氏、袁氏^[161]^[162]這些是較常見的漢姓，極可能是因為接受了漢族移民流入蠻中，而廩君蠻統治者巴氏「世尚秦女」^[163]，無疑混有漢族血統。這些姓氏記錄不見於東漢時代以前，說明板楯蠻、廩君蠻的姓氏很可能是後起的。
槃瓠蠻聚居於武陵郡、零陵郡及長沙郡西部的武陵山區，其核心聚居地在沅水（沅江）上游流域，因為當地有沅水的5條支流（五溪），故又稱為五溪蠻，蠻內各支族群的統治者被稱為「精夫」，因為精夫們以槃瓠為祖先，故稱為槃瓠蠻，各精夫每年向漢國上貢「布一匹，小口二丈」以作為向漢國臣服的象徵，在前期治世「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漢國陷入內亂後就更猖狂，當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地區的廩君蠻人發動叛亂之際，槃瓠蠻精夫相單程亦趁機擴張勢力，「大寇郡縣」，光武帝劉秀派一萬多漢兵南伐相單程，沿沅水逆流而上入武溪（武水），但因糧盡而全軍覆沒，次年相單程即乘勝順流而下圍攻武陵郡郡治臨沅，漢兵不能解圍，次年（公元49年）劉秀派馬援率四萬多漢兵南征，大破相單程於臨鄉，臨沅解圍，馬援追擊退入武陵山區的相單程，但馬援不幸在三月左右病逝，監軍宋均接掌軍隊，繼續進攻相單程，成功逼降相單程諸蠻平定叛亂
之後槃瓠諸蠻在東漢時代又先後發動9次叛亂，其中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的蠻叛是因為漢廷將槃瓠蠻各精夫的貢布提高至與漢族平民租賦相同的水平，由此令澧水中游（澧中）及漊水中游（漊中）的槃瓠諸蠻相約起兵叛亂，攻打充縣及夷道縣，武陵太守李進迅速平定叛亂，叛亂令漢廷放棄提高各精夫貢賦的政策。
始於永壽三年（公元157年）十一月的長沙郡槃瓠蠻人叛亂是歷次槃瓠蠻亂中規模最大的，叛蠻向北進入益陽縣境後即以此為據點，持續威脅益陽縣地區，至延熹三年（公元160年），蠻叛擴大，武陵郡及零陵郡的槃瓠諸蠻等共10餘萬男女亦叛，武陵郡叛蠻北上圍攻南郡郡治江陵並「寇掠江陵間」，而零陵郡叛蠻則進入長沙郡「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叛蠻總兵力2萬餘，聲勢浩大，但漢廷很快反應過來派漢兵平叛並僱傭漢民為兵以壯大軍力，漢兵迅速逼降長沙、武陵、零陵三郡叛蠻，雖然槃瓠蠻乘漢兵退還後再次叛亂，先南下攻打桂陽郡再北上攻打武陵郡，但同年底被武陵太守陳奉平定，至此才平息波及荊州部四郡的槃瓠蠻亂。^[163]
當漢國再次陷入內亂後，槃瓠諸蠻各勢力除了頻頻挑戰漢國的地方統治機構並進入武陵、長沙、零陵三郡漢區抄掠外，甚至開始參與漢族軍閥之間的內戰，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割據梁州的蜀漢政權沿長江東攻割據荊州及揚州的孫權，蜀軍兵臨秭歸時，武陵郡以五谿地區為首的槃瓠諸蠻皆派使改投蜀漢^[158]^[164]，槃瓠諸蠻的政治選擇也影響武陵郡漢族縣城的取向，甚至一度影響孫權對零陵、桂陽兩郡的統治^[165]，至次年蜀漢兵敗於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武陵郡槃瓠諸蠻及漢族勢力才再次臣屬孫權。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孫吳政權派潘濬率五萬漢兵討伐武陵郡槃瓠諸蠻，歷經三年後才能將其納入孫吳的管治，「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166]，當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政權攻併蜀漢後，曹魏遂與孫吳武陵郡接界，派兵屯於赤沙，又派使勸説槃瓠蠻各精夫及雜居當地的漢民叛吳投魏，令孫吳武陵郡的局勢出現不穩，槃瓠諸蠻甚至派兵圍攻酉陽縣，孫吳武陵郡太守鐘離牧率漢兵三千深入武陵山區，平定叛吳親魏的槃瓠諸蠻勢力及當地漢民勢力，穩定武陵山區局勢。^[167]
咸寧六年（公元280年），晉軍在版橋之戰擊敗吳軍主力，吳末帝孫皓投降，孫吳各郡國被傳檄而定，從此槃瓠蠻諸蠻改向晉王朝稱臣。
前期治世時，上述諸蠻居地涉及的南郡、巴郡、武陵、零陵、長沙、桂陽郡等六郡國有約411080戶2144137漢族人口聚居，如巴郡有漢族七十萬、武陵郡有漢族十八萬，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六郡漢族人口增至1123100戶4646919人，顯然湘西諸郡不止有蠻區，亦有漢區，而巴郡是由漢、賨兩族雜居，漢族與居地相鄰的其他族群應有民間來往接觸互相影響；漢朝六郡在第二次治世時代主要劃分為巴郡、巴東、巴西、涪陵、建平、宜都、武陵、天門、衡陽、邵陵、零陵、湘東、桂陽等十三郡，經過近一百年分裂割據的亂世後，漢族人口降至155900戶約七十八萬。
漢洲梁州漢區北接雍州，東北鄰荊州，而自東南向南再向西則主要被板楯蠻、夜郎、滇、冉駹、白馬等不同國族的Ⴑ形圍繞分布的態勢。
傳說李特家族源出自廩君蠻人，可能是移居宕渠縣板楯蠻聚居地的廩君蠻人，李特曾祖父李庸因信仰張魯所傳之的五斗米道而北遷至漢中郡楊車阪，招聚民眾——可能有漢族在內——至「五百餘家」又「抄掠行旅」，被稱之為楊車巴，至張魯歸降曹操後，李庸部眾與巴郡板楯蠻人一同被曹操遷至漢陽郡（曹魏廣魏郡），與遷入當地的氐族融合，被當地人稱為「巴氐」^[168]，巴郡漢族民眾的例子有趙廞家族^[169]。
自光和年間江夏郡廩君蠻人叛亂被平定，此後百餘年都沒有再發生涉及廩君蠻人的叛亂，直至爆發六王內戰後不久，廩君蠻人張昌在安陸縣石巖山招聚流亡及逃避兵役的漢族民眾，勢力日盛，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江夏太守派兵攻張昌，反為其所敗，退走灄口，同郡朱伺、郴寶、布興等舉兵攻張昌亦敗退，張昌乘勝攻陷郡治安陸縣，諸侯新野王司馬歆派靳滿進攻張昌，兵敗於隨國，張昌勢力再次擴張，據有江夏郡，五月，張昌推舉丘沈為聖人，並讓其改姓易名為劉尼自稱漢朝宗室之後，又擁丘沈為帝，建元神鳳，張昌為相國，張昌這一舉措令其爭取到漢族民眾的支持，「旬月之間，眾至三萬」，義陽國亦被張昌所控制。
建國稱帝後，張昌派兵四出攻略，遣黃林東攻弋陽、馬武順長江而下攻陷武昌，張昌率軍向北攻陷宛城，又斬殺新野王司馬歆於襄陽，又派兵南下攻略長沙、湘東、零陵等郡，七月，張昌派石冰順長江而下攻略揚州部，至此，劉尼（丘沈）、張昌的勢力臻至最盛，然而「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晉軍亦開始反攻，荊州刺史劉弘、豫州刺史劉喬分別派兵進攻張昌盤踞的江夏郡，「苦戰累日」最終大破張昌，張昌與丘沈一黨退入下儁山逃避晉軍的追捕，其勢力遂冰消瓦解。
只有張昌派遣的石冰軍卻仍在攻城略地，同年九月石冰攻陷沿江郡縣，封雲乘亂起兵於淮南郡響應，自阜陵一路向北直至徐州一帶劫掠，在石冰的威脅下，江東諸郡一時降服。十一月，以周玘、王矩等漢族士人招集義兵反抗石冰，義兵連戰連勝，征東將軍劉準與義兵聯合，派陳敏率兵攻打石冰，石冰勢衰，江東諸郡亦傳檄而定，至永興元年（公元304年）三月，石冰兵敗投靠封雲，四月，封雲的部屬張統見形勢不利，斬殺石冰與封雲向晉軍投降，同年秋，張昌、丘沈等被擒獲處決，才徹底平定張昌之亂^[170]。
太安二年距廩君蠻人東遷已有200年，張昌曾為縣吏，可能混有漢族血統，作為漢族佔絕大多數的地區，張昌以丘沈為漢朝宗室後裔，將其擁立為帝作為旗號，加之當時漢廷腐敗內戰日失民心，張昌才得以爭取大量漢民加入叛亂，即使當地廩君蠻人全都加入叛亂，張昌勢力的主要部分亦是由漢族構成，不過光和三年與太安二年兩次發起叛亂的失敗勢必令東遷蠻人社會造成沉重打擊，此後當地漢區再無蠻人能發起如此大規模的叛亂事件。
↑ ^18.0 ^18.1 自秦朝開始便「謫徙民與越雜處」，嶺南地區的中原男性移民人口在秦代至少有30000，趙佗向秦始皇嬴政請求的15000女性移民，則秦代嶺南地區的中原移民至少有45000人^[261]，加上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中原移民可能在50000人以上，正是南下的中原人（中縣人）與當地越人——主要是揚州境內越人部落（揚越）——融合而形成漢民族^{[註 4]}。
秦朝將領趙佗在漢三年（公元前204年）正式稱王建立南越國，豁有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所設立的南海郡、桂林郡及象郡，這是嶺南地區第一個國家，並將領土向西擴張，攻滅盤踞紅河三角洲一帶的安陽王國，當地被稱為「雒將」的各個土著勢力全部向南越王稱臣受其羈縻，其地設立交趾郡及九真郡，趙佗又向南渡海將版圖擴展至海南島上，其成就令趙佗驕傲地認為若自己在中原起兵，所得的成就不會較劉邦低，但形勢比人強，劉邦建立的西漢政權較趙佗建立的南越國強大多，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南越王趙佗向漢高帝劉邦稱臣，唯呂后四年（公元前184年）至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間，趙佗因為與呂后交惡而自立為皇帝，至文帝劉恆登基後才令趙佗再度稱臣。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趙陀逝世時其統治長達67年，王位經其孫趙胡、曾孫趙嬰齊傳承，於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傳入玄孫趙興之手，但元鼎五年四月，南越國相呂嘉發動政變，殺害南越王趙興及王太后樛氏，另立趙興之兄趙建德為新王，掌控南越國政，導致西漢朝廷與南越國決裂，同年秋，漢孝武帝劉徹派兵進攻南越國，次年十月即平定南越國，設立十郡，屬交阯刺史部，另外，南越國桂林郡「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但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鬱林、合浦、蒼梧三郡人口合計只有29,6302，不足40萬，可見漢朝對這40萬甌人、駱人只是羈縻，不排除後來可能有部分甌人、駱人與中原移民融合為漢民族^{[註 4]}，當時交阯刺史部各郡的統計人口無疑僅包含漢族人口^{[註 2]}^[23]。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儋耳郡被併入珠崖郡，元鳳五年（公元前76年）廢除象郡以分屬鬱林郡及牂牁郡^[262]，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以統治剝削漢族的方式對待珠崖郡先住民族群而產生連年矛盾，漢廷逐廢除珠崖郡退出海南島，交阯刺史部逐漸由十郡變為七郡，元始二年，交阯部七郡漢族人口約137,2290，王莽統治後期，交阯七郡由鄧讓負責管理，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二月，鄧讓與七郡太守派使向漢光武帝劉秀歸附，令東漢政權得以統一嶺南漢區及夷區。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二月，交趾郡麊泠縣雒將之女徵側因為被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而忿怒，於是與妹妹徵貳起兵叛亂，至建武十八年初，徵側攻陷交趾郡，又得到合浦、九真、日南三郡的諸蠻響應，令九真、日南二郡成為徵側的勢力范圍並將開始滲入合浦郡，徵側勢力全盛時占有「六十五城，自立為王」，皇帝劉秀派馬援、劉隆統率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四郡共計萬餘漢兵南下平叛，漢兵至合浦郡後即沿海西進，於浪泊一戰擊敗徵側，再戰禁谿，徵側再次戰敗，實力大損亡遁四散，漢兵迫擊徵側殘部並乘勝收復交趾郡，次年（公元43年）正月，徵側、徵貳戰敗被殺，馬援繼續追擊，南下至九真郡居風縣才完全平定徵側殘部，收復九真、日南二郡並削弱各地雒將勢力。此後日南、九真、交趾、蒼梧、鬱林、合浦六郡雖先後發生6次涉及諸蠻叛亂甚至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永壽三年（公元157年）的叛亂有漢族參與^[23]，然而影響遠小於徵側之亂，截至士燮控制交州部之時，東漢政權對北圻、中圻及嶺南的統治基本穩定。
考慮到漢代嶺南諸蠻的叛亂一概發生在蒼梧、鬱林兩郡及其以西地區而不及南海郡，南海郡應是漢族人口佔多數的地區，而其以西各郡的漢族人口佔比當少於一半，筆者認為偏遠的郡有可能低至二成或三成，越向西則漢族的中原血統比例越少，其人口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交阯部五郡（不計交趾及鬱林）約有55,4891人，與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交阯部五郡（交趾及鬱林人口失載）111,4444人口相比增加一倍，百餘年間全國漢族人口在約五千萬左右浮動，交州部增長的人口只能是來自五嶺以北的黃河及長江流域的漢族移民^[23]，例如元初年間鬱林郡及合浦郡「蠻、漢數千人」就曾響應蒼梧郡蠻夷的叛亂；而王莽掌權時的士氏家族^[263]、建安年間的薛綜家族是有載的精英階層移民，在士燮控制嶺南時中原「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非精英階層的移民只會更多，但經過黃巾起義後近百年的政治動蕩，至實現統一的第二次治世時期，廣州部十郡及交州部六郡戶數合計68720戶，只有永和五年交州部六郡270769戶的25%左右，可見漢國中央對嶺南地區人口的控制力大幅下降，數以十萬計的漢民脫離官府的掌控，交州刺史陶璜曾言「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264]，流失嚴重，例如南海郡就由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71477戶降至9500戶，鬱林郡則由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12415戶降至8000戶，其中九德郡更是「無戶」，流失的漢族人口應流入地方上的漢族豪強及周邊烏滸人、俚人諸蠻勢力，例如「高涼賊帥錢博」、「高涼渠帥黃吳」等叛亂勢力首領皆漢姓漢名，不排除是受到了流入高涼郡的漢族移民影響，考慮到異族成分的叛軍一般被稱作「夷賊」或「胡賊」，但卻如同中原地區的「陳留盜賊李堅」、「太山賊公孫舉」、樂安國「渠帥張漢」、「檀鄉渠帥董次仲」等僅稱為「賊」或「渠帥」，如此一來黃吳、錢博及其部屬——至少多數部屬——很可能是漢族，是脫離官府控制的漢族平民，後來被當地烏滸人、俚人等諸蠻族群所同化，某程度上代表當時漢洲邊緣地區的漢族民族認同的不穩定性。
雖然漢晉史載的嶺南戶口主要是漢族，缺少非漢族群的人口記載，但也應在漢國的羈縻之下，避免各股非漢族群被整合為一支強大勢力，否則如一旦叛亂就足以隨時動搖乃至摧毀漢國在嶺南大部分地區的統治，如「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而元始二年鬱林郡就有12縣12415戶，至晉代鬱林郡及桂林郡只有17縣共8000戶，顯然漢廷對這十餘萬烏滸人只是加強名義上的控制（受冠帶），並沒有如同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企圖向槃瓠蠻收取與漢民相同的租賦般企圖向烏滸人收取租賦^[163]，實際上仍僅是羈縻。
建安二年，漢廷改交阯刺史部為交州刺史部，當時已為交趾郡太守的士燮以其弟士壹為合浦太守、士䵋為九真太守、士武為南海太守，四郡為士氏領有，隨後漢廷任命士燮為綏南中郎將，管治交州部七郡，至此士氏家族在嶺南、北折及中圻地區的權勢達至頂峰，不久，軍閥劉表亦將向交州部南擴，乘交州刺史張津之死，派賴恭南下出任交州刺史，又乘蒼梧太守史璜之死，派吳巨為蒼梧太守，不過賴恭和吳巨後來爆發衝突，賴恭被吳巨所逐，而士武早卒，士氏失去南海郡的控制，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軍閥孫權派步騭南下為交州刺史，次年，步騭斬殺拒附孫權的吳巨，控制蒼梧郡，鬱林與合浦兩郡可能此時落入孫權手上，士氏則向孫權表示歸順，成為孫氏在交州部的代表，黃初六年（公元225年）蜀漢南中三郡叛亂時，在士燮的誘導下益州郡向孫權表示歸順，雖然叛亂在同年被諸葛亮平定。
黃初七年（公元226年）士燮卒後，其子士徽自立為交趾郡太守，孫權即將交州部七郡中的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分設為廣州部，其他四郡繼續隸屬交州部，又以呂岱為廣州刺史、戴良為交州刺史、陳時為交趾太守，統兵南下，在呂岱的誘騙下，士徽及其兄弟六人被殺，士壹、士䵋被廢為平民，士氏自此衰落，事後孫權廢除廣州部，恢復原狀，孫權統一交州部，但「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這類漢族流民的去向不是被地方上的漢族豪強就是被周邊烏滸人、俚人諸蠻吸納以壯大實力。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孫權建立朝號「吳」（孫吳）政權，據有漢洲之揚、荊二州，以統一漢洲為目標。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孫吳派兵征伐海南島^[221]。在曹魏併蜀漢之前，交州部在孫吳統治下除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將領廖式之叛旋起旋滅外，交州部社會大致和平。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孫權從合浦郡分立高涼郡，自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廢除珠崖郡以來266年後交州部七郡的郡數才首次出現變動，變為八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孫權將合浦郡易名珠官郡，至吳少帝孫亮時期才恢復舊名；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孫吳從晉朝手中收復交趾郡後，從中分立出新昌郡、武平郡、九德郡；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孫吳從鬱林郡分立桂林郡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滅蜀漢，孫吳交州部遂與曹魏接壤，同年，交趾郡官吏呂興殺害交趾郡太守孫諝，控制交趾郡並派人說動九真、日南二郡一同投附曹魏，呂興又派兵逼使合浦郡叛吳投魏，曹魏方面亦派兵支援，但在魏軍來臨前，呂興就被部下李統所殺，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孫吳將不涉及戰亂的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再次合設為廣州部，其餘六郡仍為交州部。
咸熙二年末（公元266年），曹魏權臣司馬炎篡位稱帝，建立朝號「晉」，魏軍遂變為晉軍，接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孫吳派兵攻交趾郡，晉軍亦進攻合浦郡，雙方大戰於合浦郡古城，吳軍兵敗，退保合浦縣（中國廣西區北海市合浦縣），戰況在合浦郡一線膠著，泰始五年十一月，孫吳再次派兵攻打交趾郡，以虞汜、薛珝、陶璜率漢兵七千多人沿陸路南下，李勗、徐存則從海路進軍，然而次年，海路吳軍航海迷途而返回，李勗與徐存因擅自撤軍而被殺，而陸路吳軍的進攻在分水失利，退回合浦郡，戰況繼續膠著，雙方多年都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負，直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吳軍在封谿大破晉軍，進圍攻陷交趾郡治所龍編，乘勢收復九真、日南兩郡，回復舊日的孫吳與蜀漢的邊界，戰後不久虞汜與薛珝先後去世，孫吳以陶璜為交州刺史，後陶璜征服交趾郡的夷獠，分設武平、新昌、九德三郡及九真屬國，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晉朝平定孫吳，揚、荊二州盡為晉有，陶璜亦成為晉朝的交州刺史。
近百年內戰特別是晉朝與孫吳的交州部爭奪戰，令統一後的地方對人口的控制力流失，廣州部十郡有43120戶、交州部六郡有25600戶，合計有68720戶，以一戶五人算，即嶺南、北圻、中圻地區的漢族總人口大約在三十五萬左右。
至於交州部各郡的諸蠻等族群經漢廷多年來「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閒」的政策顯然令部分諸蠻「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163]，但亦有部分諸蠻繼續其原有文化方式，在交趾郡麊泠縣及九真郡都龐縣，當地蠻人「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日南郡蠻人「男女倮體，不以為羞」^[265]，漢國一直以來僅能羈縻諸蠻而已，只有依靠控制當地漢族人口才能勉力維持統治^[23]。
↑ ^19.0 ^19.1 ^19.2 位於荊州部及交州部以西的地區主要由東方的貴州高原、南方的雲南高原以及西方的橫斷山區組成，上述地區後被合稱為「南中」，因南中諸國族群位於梁州漢區以西以南而被稱為「西南夷」，南中西鄰接安多地區，在公元前二世紀初，貴州高原的國家主要有夜郎、且蘭、漏臥等國族，雲南高原的國家主要有滇國、靡莫、勞深、昆明等國族，橫斷山區的國家主要有邛國、莋國、斯榆等國族，國家族群數量高達三位數，其中滇國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初的戰國時代，楚傾襄王派由楚國王族出身的莊蹻率領少數楚人（漢族部落）抵達雲南高原征服滇人而建立的，但因為秦國攻取楚都郢，隔斷了莊蹻與楚國的聯系，於是莊蹻在當地建國稱王並「變服從其俗」，來自江漢平原的少數漢族先民移民遂為土著滇人所同化，至秦始皇統一六國之際，秦朝亦向包含滇國在內的南中諸國「置吏」管理，也即僕從國，只是秦末民變才令雲南高原諸國擺脫僕從地位重新獨立。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漢政權再次向南中地區滲透，在銀彈政策下，貴州高原諸國同意向漢朝稱臣及隸屬犍為郡，同時漢朝亦派數萬人企圖打通由僰道縣至北盤江的交通路線，但耗費巨大加之貴州高原諸國過橋抽板背叛漢朝，漢軍與諸國互有攻伐，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漢朝決定放棄統治南中的努力，轉而專注與匈奴帝國的戰爭。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國發生政變，令漢朝與南越國發生戰爭，漢朝派遣使節要求南中諸國派兵助戰，但且蘭國以擔心「旁國虜其老弱」為由發兵攻漢，殺害漢朝使節及犍為郡太守，南中諸國亦有「反者」，於是漢朝發兵攻打且蘭國及邛都、莋國，次年即滅亡此三國，鄰近的夜郎國王受此威攝，親身入朝長安，冄、駹兩國亦向漢朝奉表稱臣，請求漢朝設郡管理，經此一戰滅三國之威，漢朝得以開始在南中建立羈縻統治，設置汶山郡管理冄國、駹國，在且貴州高原設置牂牁郡，在邛國設置越嶲郡，在莋國設置沈犂郡，又在廣漢郡以西的白馬氐人地區設立武都郡，同時漢朝亦以此兵威要求滇王如同夜郎王一樣親身入朝長安，鄰近的靡莫、勞深兩國卻勸阻滇王並「數犯使者吏卒」，站在漢朝的對立面，漢朝再次派兵遠征南中。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軍滅亡靡莫國、勞深國，兵鋒直抵滇王國，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漢朝於是設置益州郡管理雲南高原，至此，漢朝在南中主要地區設置犍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管理。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郡的廉頭、姑繒夷、漢族群及牂牁郡的談指、同並等24座城邑起兵叛亂，同年即被漢朝派兵平定，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益州郡的葉榆、姑繒夷族群起兵反漢，漢朝派兵平亂，但遭到失敗，次年再派兵討伐才成功平亂。
前期治世時代，牂牁郡內的夜郎、漏臥、鉤町三國互相發兵攻伐，在漢廷的要求下，漏臥、鉤町兩國停戰，但夜郎不從，於是新任牂牁太守陳立當機立斷斬殺夜郎王，並夷平隨後的叛亂滅亡夜郎王國。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改鉤町王邯為鉤町侯邯，邯由此心懷怨恨，至始建國五年（公元12年）牂牁大尹（太守）周欽察覺鉤町侯邯的謀叛意圖而將邯殺害，之後邯的弟弟承起兵攻殺周欽，牂牁郡漢兵的平叛戰爭並不順利，戰況膠著。天鳳元年（公元14年），益州郡棟蠶、若豆諸蠻發起叛亂，殺害益州大尹程隆，王莽於是派馮茂率巴、蜀及犍為三郡漢兵南下牂牁郡、益州郡平叛，但直至天鳳三年也未能平定，王莽以此處決馮茂，改派廉丹與史熊負責平叛，又增發天水、隴西、廣漢、巴、蜀、犍為六郡十萬漢兵南下，初戰「斬首數千」，然而隨後又陷入膠著，天鳳六年（公元19年），王莽召還廉丹與史熊，改派郭興負責平叛，然而未能平定南中諸國，廉丹後在地皇三年的成昌之戰被赤眉軍殺害，史熊在地皇四年兵敗自殺。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越嶲郡蠻人任貴乘機起兵叛亂，殺害越嶲太守枚根，控制越嶲郡並自立為邛穀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邛穀王任貴遣使向光武帝劉秀稱臣，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劉秀以邛穀王任貴為越嶲太守，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邛穀王任貴起兵謀叛，被漢軍攻滅，收復越嶲郡^[266]。
隨著劉秀遂漸統一漢洲，益州郡的叛亂在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平定，郭興亦曾經地皇二年（公元21年）進攻鉤町國，可能成功逼降鉤町國，牂牁郡才能在「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的前提下向劉秀歸降^[267]。
永平元年（公元58年）越嶲郡姑復縣夷的叛亂很快被平定，但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同郡遂久縣的卷夷大牛種的叛亂難平，次年，蜀、永昌、益州三郡的諸夷共十餘萬男女皆起兵響應大牛種，叛夷「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雖然記載誇張，但明顯對當地漢族社會傷害很大，益州部刺史張喬派兵在楪榆縣摧毀叛夷軍隊，「斬首三萬餘級」後才逼使叛夷投降。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國向漢國奉表稱臣，漢廷於是在哀牢當地設置哀牢縣及博南縣，並將益州郡西部六縣與哀牢、博南兩縣合設為永昌郡後，南中之地自此除了犍為、越嶲、牂牁、益州四郡外，又增加永昌一郡共五個行政區。至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與駐當地漢官不和而忿怒發兵叛亂，攻打巂唐縣及博南縣，漢廷派越巂、益州、永昌三郡的夷兵漢兵共計9000人進攻哀牢王國，次年，邪龍縣昆明夷與漢廷站在一起，亦發兵攻打哀牢王國，聯軍於博南縣大破哀牢軍，斬殺哀牢王，平定叛亂，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漢廷將犍為郡南部分設為犍為屬國，南中地區遂分為牂牁、越嶲、益州、永昌^{[註 24]}、犍為屬國等四郡一屬國五個行政區
除了元初五年大牛種之亂外，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犍為屬國夷「寇鈔百姓」、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益州郡夷叛亂等南中諸蠻亂事旋起旋滅，東漢時期南中夷、漢族群社會秩序大致穩定，而移入南中地區定居的漢族居民又被稱為「南人」^[268]，永和五年的牂牁、越嶲、益州三郡漢族人口合計約190679戶1001473人，犍為屬國地區的諸夷曾在延熹四年「寇鈔百姓」^{[註 10]}，該屬國地區37187人口也應是漢族，才被與其雜居的屬國諸夷抄掠。
中平五年，漢廷以劉氏宗室劉焉為益州部州牧，自此開始其割據梁州的事業，而隸屬益州部的南中各郡官僚亦以劉焉為益州部最高長官，劉焉卒後其子劉璋繼續割據事業。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璋迎劉備入梁州漢區，次年劉璋與劉備兵戎相見，劉備連戰連勝，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功取代劉璋對梁州的統治並以鄧方為朱提郡太守兼庲降都督，屯駐南昌縣（中國雲南省鎮雄縣）負責管理南中事務。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張魯取漢中郡並派兵深入巴郡，旋被劉備擊退，隔年，劉備率兵北攻漢中，經過近兩年的對峙，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逼退曹操全據漢中，同年底，孫權派兵西攻劉備，吞併劉備在荊州的領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其子曹丕繼父業，不久即逼獻帝劉協禪讓而得以稱帝，改朝號「魏」（曹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初，劉備亦稱帝繼續漢朝的統治（蜀漢），旋於同年率兵沿長江東進攻打孫權，鄧方亦卒於同年，蜀漢政權以李恢為庲降都督並移治平夷縣（中國貴州省仁懷市），次年劉備兵敗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黃初四年（公元223年）劉備託孤於丞相諸葛亮後即逝，其子劉禪繼位
當黃初四年劉備病逝後，南中五郡有三郡反叛，越嶲郡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益州郡豪強雍闓各自割據郡境叛亂，雍闓更派使交趾郡，透過士燮向孫權稱臣。
當蜀漢權臣諸葛亮能騰出手來南征三郡已經是黃初六年（公元225年）三月，庲降都督李恢亦隨諸葛亮南征，蜀軍兵分三路，諸葛亮進軍越嶲郡、李恢進軍益州郡、馬忠進軍牂牁郡，馬忠非常順利平定朱褒，而諸葛亮正進逼高定之際，雍闓卻被高定所殺，雍闓部屬孟獲乘機上位取代雍闓地位，然而諸葛亮迅速消滅高定勢力，李恢一路在昆明一度被圍困，之後殺出重圍，掃蕩叛軍，諸葛亮亦在五月南渡瀘水（金沙江）南下益州郡進攻孟獲，經過「七虜七赦」後降服孟獲，徹底平定南中叛亂，之後諸葛亮改劃南中政區，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將建寧郡及永昌郡的部分地區分立為雲南郡、又將建寧郡及牂牁郡的部分地區分立為興古郡，在五郡內再建置出二郡，加上原有五郡是為南中七郡，以李恢作為庲降都督兼建寧郡太守，同年十二月，諸葛亮處理完南中事務後返回蜀漢政權首都成都^[269]。
然而諸葛亮降服的主要是以孟獲為首的南中漢族勢力，諸夷族群勢力則仍有小叛，越嶲郡的亂事並未因高定之死的平息，龔祿、焦璜兩任越嶲太守先後被夷人殺害，繼任太守甚至不敢前往郡治邛都縣就任，僅至安上縣（中國四川省屏山縣）就任，直至正始元年（公元240年）蜀漢派張嶷為越嶲新太守，張嶷用了三年的時間透過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遂漸降服諸夷各派勢力，甚至降服旄牛夷豪強狼路，成功恢復郡治邛都縣，當張嶷離任時，「民、夷戀慕，扶轂泣涕」，得到當地漢、夷各族的愛戴。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李恢卒，張翼出任庲降都督，但張翼「持法嚴」而被漢、夷族群所怨，太和七年，夷人豪強劉胄起兵叛亂，蜀漢改以馬忠為庲降都督，同年蜀軍斬殺劉胄平亂，馬忠將庲降都督的駐所從平夷縣遷至味縣（中國雲南省曲靖市一帶），馬忠管治南中16年，受到南中漢族的愛戴，在馬忠於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卒後為其「立祠，水旱禱之」，之後張表、閻宇相繼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自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閻宇為右衛大將軍後不見記載，可見閻宇離任後庲降都督一職被取消，此後未再在七郡行政機構之上再設都督機構。
自諸葛亮南征後，終蜀漢之世，南中七郡唯朱提、建寧兩郡無亂，除了越嶲郡亂事被張嶷平息外，牂牁、興古二郡曾有獠人2000叛亂；雲南太守呂凱在任內被叛夷殺害；甘露年間，永昌太守霍弋討平「數為寇害」的「夷獠」之亂，均為旋起旋滅的小亂。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統一蜀漢後，以霍弋為南中都督負責管治南中事務，同年孫吳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投魏，曹魏派霍弋負責攻略交州部，期間曹魏禪司馬晉，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孫吳擊敗晉軍，逼使晉朝退出三郡，同年晉朝將建寧、雲南、興古、永昌四郡分出益州部，合併為寧州部，進入第二次治世時代，寧州部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被併入益州部，當時南中七郡的漢族人口有139600戶。
至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秋，南中漢族豪強毛詵、李叡、李猛與建寧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約的矛盾爆發，起兵驅逐杜俊、雍約，但李毅很快擊潰叛軍，殺毛詵，李叡投奔在五苓夷帥於承陵、李猛則向李毅投降，然被李毅處決，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丙戌，漢廷重置寧州部，將建寧、朱提、益州、雲南、興古、牂牁、永昌七郡屬寧州部，以李毅為寧州刺史-龍驤將軍-成都縣侯。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於承陵親自向李毅請求赦免李叡，李毅答應其要求，然而當李叡人身自由被漢官控制後，李毅的部眾卻認為李叡叛亂罪大惡極，紛紛要求處決李叡，李毅見眾怒難犯，遂將李叡殺害，於承陵及其他與漢族豪強毛詵、李猛有交情的諸夷族群夷帥紛紛起兵叛亂，遙奉建寧太守馬恢為寧州刺史，大掠建寧郡，李毅聞訊後立即將馬恢處決，雖然李毅發兵平叛，但適逢李毅病重，戰事失利，叛夷勢力日益，「破壞郡縣，沒吏、民」，甚至圍攻州治滇池縣城，在戰區的漢民不是遷徙至鄰近局勢比較平靜的交州部或永昌郡、牂牁郡，就是被叛夷統治，不過州治在李毅治下仍力保不失。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堅持了4年的李毅逝世，當時中原及梁州皆陷入戰亂，外救不至，其官屬百餘人推舉李毅之女李秀為寧州刺史，繼續領導對抗叛夷，「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如是者堅持3年後，李毅之子李釗到達寧州後接替李秀為寧州刺史，至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漢廷派王遜到寧州替代李釗出任寧州刺史-南夷校尉，王遜到任後數年間先整治建寧郡謀叛的漢官，「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而李釗則被任命為朱提太守，自太安元年開始的叛亂約在建興年間平息，恢復南中地區的和平。
王遜派使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六月至建業上表勸晉王司馬睿稱帝，司馬睿登基為帝後加授王遜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封為褒中縣公，並接受王遜的建議，在牂牁郡分設平夷郡、在朱提郡分設南廣郡、在建寧郡分設夜郎郡、在永昌郡分設梁水郡，又將益州郡更名為晉寧郡，南中七郡遂變為牂牁、平夷、朱提、南廣、建寧、夜郎、永昌、梁水、晉寧等九郡^[270]。
↑ 筆者並不認同漢使在一個外交場合施行突襲攻擊的手段，因為這樣一來就會令外國領導人不信任漢使，加以猜忌，而且也會令外國人質疑漢使之所以行刺是因為漢軍的實力不高，戰場上不能取勝才會寄希望於刺殺，從而更加輕視漢國，所以筆者認為如果頻頻由漢使在外交場合下手殺害外國君王或官員，長遠只會損害漢國的威信，即使有需要實施刺殺行動，也不應該由具有漢國官職的人實施，避免諸國諸王不信任漢官，但最重要的是，一支強大的漢軍及敢於動武的決心，才是漢國統治西南諸王國的根本。
↑ ^21.0 ^21.1 筆者認為漢國對魏和意、任昌的處置太過了，畢竟是泥靡「不與主和」、「暴惡失眾」在先，潛藏與漢國交惡的可能，謀殺泥靡的決定不能說是錯，如果有錯，只能是行刺失敗，不過漢廷處決魏和意、任昌的決定可能會會令西域以為國王與漢使發生沖突後，漢廷只會站在國王一方，從而令西域諸王國輕易漢使，所以筆者認為處決太過份，降職調用即可。另外，漢廷遣使收繫魏和意與任昌時，使者之一的張翁在調查劉解憂的行刺計劃時，居然一度「捽主（劉解憂）頭罵詈」，相當於蒙古帝國的使者在王氏高麗向蒙古公主動粗，最後自然是張翁「坐死」，筆者認為張翁怪罪劉解憂的這種行徑，可能代表了漢族傳統思維中和其他民族相處中處處忍讓以至沒有原則的以和為貴的發端，這種思維不問是非曲直，一旦漢族平民與其他民族發生沖，總是要求漢族方單方面「反省」兼處處忍讓，需要承擔更高更嚴格的道德束縛，如果說儒家文化中有什麼糟粕，這種對漢族方的道德綁架必然是最大——如果不是唯一——的思想糟粕，張翁可能因此而怪罪劉解憂，認為即使泥靡對待劉解憂再差劣，劉解憂也不應該與泥靡決裂，這種思想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其實就是示弱的表現，向泥靡示弱，說清楚就是慫了，相比起蒙古、女真等族群強盛時代的對外強硬態度，漢族強盛時代的對外態度可謂軟弱，顯然會令漢族漢國被其他民族看不起。
據《後漢書來歙傳》稱建武十年「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查《後漢書光武帝紀》同年雲「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可知五谿是地名，不是羌人種類名。
據《後漢書馬援列傳》稱建武十二年（36）平定參狼羌的戰果雲「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以1戶5人算則超過50萬男女，然而武都郡長吏被殺、馬援所部僅「四千餘人」，傳聞羌人「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1戶出1人則至少有10萬羌兵，比之去年馬援只有「步騎三千人」在唐翼谷面對數萬叛羌男女「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若果真有10萬羌兵焉能在氐道縣被馬援四千漢兵圍因於山上後又「不與戰」不戰而退？所謂「數十萬戶」者當中「十」為衍文，實為數萬戶，同傳稱此戰發生在建武十三年，然而據《後漢書光武帝紀》是發生在建武十二年，當以後者為是，但數萬戶仍較誇張，若以「萬餘人悉降」的人口原屬數萬戶人口，那羌人豪帥戰敗後逃亡出塞則較為合理，叛羌殘部男女老少人口仍有數萬但已無力再戰，不願投降就只能逃亡出漢國，而只有四千漢兵的馬援需要留力兵力看守降羌，必然無力阻攔數萬叛羌男女西奔，當然也不排除漢軍將領誇大叛羌人數上報來為戰果注水的可能。
據《後漢書西羌傳》稱建初三年（78）馬防與耿恭平定叛羌「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然而臨洮與索西是地名，西羌傳有傳寫之誤。
迷吾在其兄東吾投降入漢守塞後仍然「數為寇盜」，但在建初二年卻「欲叛出塞」，故知迷吾後來也遵從其兄路徑投降入漢，只是降而復叛，投降馬防8年後又叛亂，故此傅育堅持討伐迷吾是可以理解的，張紆誘殺迷吾等1200多人以為傅育復仇，可見傅育之死的影響很大，只是雙方都殺紅眼再沒有和解的可能。
關於叛羌兵力問題，中元元年（56）參狼羌被「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及「斬首千餘級」後就全部投降，中元二年（57）叛羌有「步騎五千」，建初元年（76）的勒姐種、吾良種及卑湳種叛軍被「斬首虜數百人」後就平息了，章和元年（87）迷吾在三兜谷設伏只有300人，同年迷唐聯合諸種羌族後出兵「五千人寇隴西塞」，迷唐在「種眾熾盛」的章和二年（88）出兵攻鄧訓的兵力只有「萬騎」，所以建初二年（77）迷吾與布橋、塞內羌胡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的五萬餘人是五萬餘男女而非五萬餘兵力，布橋在索西被馬防打敗後「將種人萬餘降」可證，如果真是面對「以戰死為吉利」的五萬羌兵，漢章帝只派給馬防三萬漢兵未免過於托大，不合常理，而且布橋認同「漢兵盛不可當」的軍情，可證羌兵人數少於三萬漢兵；迷唐與結盟的諸羌有「眾四萬餘人」，如果是四萬餘羌兵而漢廷僅增派二萬漢兵防守，守方少於攻方，攻方只集中於一點就可擊破防線，迷唐攻鄧訓卻只出一萬兵先去脅迫2000～3000人的小月氏胡兵加入而不敢先集火攻鄧訓，有悖常理，反之四萬餘男女則只可出兵一萬，小月氏胡兵的加入就很重要，漢廷在原有守兵上只增派二萬漢兵防守更為合理，如此理解更為妥善，建武十一年（35）的浩亹之戰叛羌「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可證羌人劫掠漢民時有帶家眷隨軍的做法，所以羌人兵力多在數千左右，損失二千餘人或損失數百人後就無力再戰，一萬人左右是叛羌所能集結起最多的兵力。
永初二年（108）平襄之戰的漢兵是來自「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的五萬人，減去永初元年冀縣之戰陣亡的1000多人，還餘下48000多人，而羌兵數量不明，但在羌大亂的11年間，明確有載的叛羌兵數是負責劫掠漢中、武都兩郡的號多所統的7000羌胡兵，這還是在滇零招聚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的羌人種群及吸納漢族叛軍杜季貢所部之後，所以平襄之戰時滇零所統羌兵不會太多，從《後漢紀》永初二年條所載平襄之戰中「羌詐降，既而複叛」，以詐降才能取勝，可見滇零兵數少於漢兵人數，元初二年（115）虞詡稱以漢族「萬騎之眾，遂數千之虜」，反映了叛羌兵力有限，劫掠關隴、梁州等地的主要叛羌大軍人數平均只有數千，這代表了漢洲境內的羌族人口不會太多，其人口數的上限不會超過元康九年（299）分布在關隴地區的65萬氐羌人口。^{[註 12]}
按《後漢書西羌傳》稱滇零在平襄之戰勝利後的同年「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羌，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其中「南入益州」鈔寇之事有「殺漢中太守董炳」的例子，但「東犯趙、魏」並沒有具體的例子，遲至永初五年（111）春夏間才有一股叛羌流竄入河東、河內、上黨三郡劫掠，河內郡在戰國時代是趙、魏兩諸侯國交接的邊境，上黨郡亦曾為趙國領土，符合「東犯趙、魏」、「東犯趙、魏之郊」的描述，所以《後漢書西羌傳》顯然是將對永初五年的描述誤植入永初二年。
根據永初元年（107）至元初五年（118）有關羌亂的戰事紀錄，滇零在平襄之戰獲勝後旋即「寇掠三輔」，又派兵「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永初四年（110）春季兩度南下褒中縣劫掠，在野戰中擊殺漢中太守鄭勤，沒有董炳守城失陷的相關記載，所以董炳亦應是在野戰失敗陣亡，永初五年（111）春夏有一股叛羌流竄入河東、河內、上黨三郡劫掠，元初元年（114）漢兵曾在枹罕縣及狄道縣分別與叛羌作戰，但沒有叛羌控制了丁奚城至枹罕、狄道之間地區的記載，叛羌多次南益州部劫掠，但無攻陷三輔及益州部任何縣城的記載，加之虞詡在元初二年（115）指出「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可證永初叛羌只是流寇，四出流動作戰並不以控制領土為目的，而漢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20萬漢兵除了處處設防外還以步行迎戰叛羌騎兵，難怪叛羌來去自如四處劫掠，雖然叛羌只是流寇並無攻陷縣城的記載，但滇零在北地郡境內自稱「天子」時可能已控制了郡內一小部分（沒有北地郡縣城被攻陷的記載）的領土，直至永初六年（112）零昌才確立以當地的丁奚城為據點，11年羌亂中只有破羌縣城及臨洮縣城曾在永初三年（109）被叛羌攻陷，漢廷平定羌亂後也沒有收復兩縣城的記載，應是代表叛羌主動撒離後被漢兵收復，未經戰鬥收復所以才沒有在《後漢書》留下收復的記載，可能是「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導致叛羌撒離縣城，考慮到叛羌的流寇性質，更可能是在攻陷縣城後就飽掠而去，羌人侵漢都是以「殺略吏人」、「寇盜」、「寇鈔」、「寇掠」等搶掠財物人口——比如永初羌亂就有漢族平民被「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為目標，因此後一種可能性最大。
漢族與諸種羌人之間存在族群沖突，對內遷漢洲之羌人而言是對新環境的不適應，司徒掾班彪在建武九年（33）稱「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所謂「侵奪」實即貪官污吏斂財勒索，比如有8任安定屬國都尉收受羌人豪強的賄賂^[177]，但貪腐不止存在於漢官與羌人之間，漢族官民之間亦有貪腐勒索，比如關隴「豪右並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等官吏腐敗、梁冀當政時的貪污腐敗、衰安縣令楊黨被揭發斂財千萬錢等等^[178]，漢族平民亦受害，所以羌人受到「皆吏人豪右所徭役」、「小吏黠人所見侵奪」只是官民矛盾的反映，並非基於族群身份才施加的新型剝削所以羌人的遭遇並非民族歧視，對漢族而言，如上文所言羌人侵擾漢邊主要以「殺略吏人」、「寇盜」、「寇鈔」、「寇掠」等搶掠財物人口為目的，長期遭受來羌人的暴力掠奪必然會令漢族仇恨羌人，比如馬援擔任隴西太守的六年間（公元35～41年）郡內曾發生一宗復仇殺人事件，卻誤傳成羌人叛亂的謠言，郡治狄道縣一帶的漢族平民驚惶奔湧入狄道城尋求保護，狄道縣長更要求發兵平亂，雖然這場風波被馬援處變不驚地從容化解，但從漢民輕易相信羌人反叛的傳言，可見漢族平民對羌人劫掠暴行的擔憂，長期對同一族群實施掠奪難脫民族歧視之嫌，雖然羌人在滇零的領導下於永初元年（107）起兵之初帶有官逼民反的道德高地，但起兵不久即有「大為寇掠」、「寇鈔三輔」等掠奪漢族民眾之舉，甚至略賣漢族平民，在永初二年（108）梁慬在美陽縣打敗叛羌後「盡還得所掠生口」、永初四年（110）三月南匈奴單于攣鞮檀投降漢兵後發現南匈奴叛亂的一年內所掠得的漢族男女一萬多人就包括被「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元初四年（117）富平之戰勝利後被叛羌俘虜的漢族男女有千餘人被解救，這些令羌人舉兵失去道義，反而成為禍害之舉，而11年的戰亂令「百姓死亡不可勝數」、「邊民死者不可勝數」，現今陜西省漢族基因組仍帶有至少95%的原華夏血統^{[註 6]}，可證歷史上有關漢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數量被誇大，四郡內遷漢民所謂「喪其太半」應理解為逃逸、流亡或隱匿避難等導致朝廷控制的戶籍人口數減少而非全部死亡，但因羌人戰亂而死的漢族人數雖然具體數字不詳，然而仍可被形容為「不可勝數」，這些傷亡也沒有為漢族換取到任何有利的民族地位提升或思想、技術上足以值得付出重大傷亡犧牲的益處，所以筆者以「羌禍」、「羌亂」名之可反映其影響是負面的有害的，漢廷的內遷政策是弊政亦不能掩蓋羌人叛軍犯下的罪惡，反而羌人內遷後雖然與漢民一樣受到漢官貪污腐敗之擾，但在與漢族長期相處後習得漢族文明制度（與古代重要文明同級別），滇零在平襄之戰勝利後不久就模仿漢族皇帝自稱為「天子」，元初三年（116）任尚在北地郡打敗零昌後繳獲「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緩」，明顯是模仿漢族制度的嘗試，亦是非漢族群首次以漢洲、漢族地區為根據地建立獨立政權的割漢建國之舉，是漢族社會有史以來首次面臨外族征服的威脅，彷彿是196年後五胡禍漢的預演。
至遲在東漢時代，雖然族稱以「中國」及「華夏」為主，但由原華夏擴展而建立的漢族身份認同已經存在，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稱「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以「漢」為我族自稱，馬援任隴西太守時發生「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的漢族驚慌舉動反映了當時存在的漢族身份認同，而與之相處的內遷羌人自然亦會誕生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如元和三年（86）燒當種首領迷吾與弟號吾召集各種羌人起兵侵漢，號吾因為輕忽而被生擒，號吾求饒說：「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言辭之間以「羌」為我族自稱，可見羌族身份認同是在迷吾、號吾一代人建立的。
根據《後漢書西羌傳》羌人約分為150種，「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又有9種在賜支河首以西，餘下89種可出動作戰的人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以游牧族群兵民比1：4算，89種羌人人口約80萬。
因為戰爭的緣故，羌人種落以先零種、燒當種最為著名，需要注意的是一種羌人不一定同時在同一地方活動，比如燒當種領袖滇吾、滇岸兄弟在永平年間相繼向漢朝投降，滇吾之子東吾亦降漢，「入居塞內，謹願自守」，成為內遷漢域的燒當種首領，東吾→東號→麻奴，東號、麻奴父子被《後漢書西羌傳》形容「初隨父降，居安定」，可見這一支燒當種首領入塞內後居住在安定郡，而另一支，東吾投降後，其弟迷吾以及迷吾之子迷唐繼續在塞外率領燒當種與漢朝作對，最後迷吾被誘殺於臨羌縣、迷唐病死，雖然迷唐「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永初羌禍爆發後不見迷唐之子動向，顯然不是死於戰亂就是如同麻奴、苦犀兄弟一樣，乘亂「與種人俱西出塞」；在平襄之戰前，永初二年（108）春季，鐘種乘漢兵五萬尚未集之際以「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據《後漢書西羌傳》所載「唯鐘最強，勝兵十餘萬」，然參與永初羌亂的鐘種卻只出兵數千人，顯然只有少部分鐘種參與漢域內的永初羌禍，陽嘉四年（135）鐘種被馬賢「斬首千八百級」後就投降，顯然馬賢所打的良封所部鐘種並沒有十萬大軍，僅是鐘種下的一支勢力，故此從燒當種、鐘種的活動可見同一種羌人可以分開參與在不同地方的活動。
關於內遷漢域的羌人居地，按《後漢書西羌傳》及相關傳記有西河虔人種羌、上郡全無種羌、上郡沈氐種羌、隴西鐘羌、隴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種號合稱，可以判斷西河、上郡、安定、隴西四郡是羌人內遷地區，而東號、麻奴「初隨父降，居安定」，顯然安定郡是燒當種的內遷地，但滇零在永初二年（108）十月平襄勝利後「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漢域內大多數羌人都聚集在滇零旗下與漢朝軍作戰或劫掠，必然離開了內遷地，燒當種麻奴、苦犀兄弟就乘亂「與種人俱西出塞」，永初羌禍被平定後，投降的羌人未必返回原來的內遷地，比如「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氐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上郡在位於今延安市一帶，張掖郡位於今張掖市一帶，沈氐種要劫掠不去劫掠鄰近的三輔或河東郡，反而派5000兵遠赴張掖郡劫掠，馬賢將兵將之平定後，「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馬賢平定沈氐種的戰場在張掖郡內，證明沈氐種的居地在張掖郡或張掖郡鄰近地區（如祁連山脈以南的青海湖周邊地區）已不在上郡，又延熹九年（166）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張掖」、「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不止證明沈氐種居地在張掖郡附近，也佐證先零種當時的居地也在河西走廊一帶而非安定郡，代表以漢文記載中郡名加上種號合稱的稱呼來確定內遷羌人居地只能適用於永初羌禍之前，不適用於永初羌禍後，但羌人活動地點仍局限在上郡、安定、北地、漢陽、隴西、武都或涼州部諸郡等漢洲西北部，至於漢文記戴中在永初羌禍後仍有採用郡名加上種號合稱的來稱呼內遷羌人，當是朝廷認為該地才是永初羌禍之前內遷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緣故，雖然漢廷已無力控制羌人遷移，但不妨礙官僚主義因循苟且沿用舊稱。
西羌，因其主要聚居於漢族地區以西地區，故以「西」名，而東羌，又名東種，據《後漢書》此一稱呼最早在永壽元年（155）用來他稱在安定屬國的羌族，其中先零種被明確稱為東羌，如「東羌先零」、「先零東羌，延熹四年（161）及五年間被皇甫規在關隴及河西走廊招降的叛羌被段熲稱為「東羌」，段熲在建寧元年（168）正月至次年七月間掃滅東羌之戰中主要在隴東高原周邊活動，最後在隴西高原消滅叛羌，可見東羌主要分布在隴東、隴西及河西走廊，基本上是羌族在東漢政權境內的主要聚居地，所以「東羌」應是被東漢朝廷內遷漢洲的羌人，永初羌禍中羌人首領滇零自稱天子，又製作「僭號文書」，這些舉動都是以往未曾發生，叛羌甚至逼使漢廷內遷郡縣漢民，漢族士人顯然有必要為這些模仿漢制的羌人一個可與沒有內遷的羌人相區別的稱呼，也即「東羌」，按《後漢書》有西河虔人種羌、上郡全無種羌、上郡沈氐種羌、隴西鐘羌、隴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種號合稱，可以判斷西河、上郡、安定、隴西四郡是羌人內遷地區，亦即陜北高原同是內遷羌人分布地，但從永初羌禍滇零「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開始，內遷羌人就離開上郡、西河等內遷地往滇零麾下聚集或四出劫掠，一如上段分析，在永初羌禍後仍有採用郡名加上種號合稱的來稱呼內遷羌人，除了是朝廷認為該地才是永初羌禍之前內遷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緣故（即官僚主義因循苟且沿用舊稱），也是因為這些羌人被他稱為「東羌」以便與未曾內遷（東遷）的「西羌」區別，他稱「東羌」始以羌人的地區方位分布命名，他稱依附在人身上後就名隨人走，不再局限於地區方位。
根據《後漢書西羌傳》稱「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即建武十三年（37）、永元六年（94）、永初元年（107）、永初二年（108）皆有羌人投附漢朝，合計羌人17種約58萬1580，近60萬男女，足以與江統在《徙戎論》中稱「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約50萬外族人口相當，然而所謂「內屬」者有內遷入漢境與留居原地向皇帝稱臣的兩種不同含意，前者有南匈奴及內遷先零、燒當諸種羌人，後者如《後漢書班超傳》稱「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後漢書西域傳》稱「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永平十二年（69）「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稱「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永初二年（108）「舉土內屬」那麽四次內屬都應是「舉土內屬」，不存在人口遷移，而且南匈奴及先零、燒當諸種羌人的內遷，前者是因為國內鬥爭失敗，後者是因為戰敗被迫遷，而四次羌人內屬與此不同，無理由離開世代棲居的故鄉全部人跑到異族地區生活，特別是永元六年（96）內屬羌人超過五十萬男女，人口之多足以質疑漢朝官僚有沒有能力沿途供應所需及安置如此龐大卻語言不通的人口，何況同年關東發生飢荒，「濟、河之域，凶饉流亡」，更不可能供應突然增加的五十萬人口，《後漢書孝殤孝和帝紀》明言「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可見僅是派使者告訴皇帝一聲我們向你稱臣，所以這四次內屬行動只是羌人種群派遣使節向漢朝表達名義上的稱臣，對於漢朝來說是名義上開疆拓土，從2020年的阿壩自治州人口不足一百萬來看，公元1世紀的60萬人口分布區域很可能涵蓋後世康區大部分地區甚至安多一部分地區，至於東漢政權境內羌人人口約30萬男女，最多時的永初羌禍前夕也不超過45萬男女^{[註 12]}
關於段熲在建寧元年四月至七月間與叛羌作戰時途徑的地名，孟洋洋認為橋門是指橋山上的通道，橋山即安塞縣鴉行山，走馬水即大理河，奢延澤作為一個湖泊約在靖邊縣海則灘鄉和紅墩界鎮一帶，落州即苦水河，令鮮水即紅寺堡區的紅柳溝與其上游徐冰水河，靈武谷在同心縣預旺鎮與七營台鎮之間的山地，可能即預旺鎮南方的折死溝^[179]，如是則段熲相當於沿隴東高原外圍東、北、西三邊跑了∩形路線，基本上掃清隴東陜北兩高原的羌族主要勢力。
關於塞外羌人地區及塞內郡縣漢區的地名，塞之內外大致以拉脊山為界，燒當種始居的大允谷地區相當於海南州共和縣境，攻奪的大小榆谷相當於貴南縣及同德縣境，建初元年（76）及二年（77）的和羅谷可能在化隆縣之黑城溝，一說在化隆縣之昂思多溝，曾在永光二年（前42）、中元二年（57）、章和元年（87）及永元十年（98）屬戰區的白石在夏河縣甘家灘一帶，龐琳認為邯川是指在化隆縣牙什尕至日蘭之間的黃河北岸地帶^[180]；陳守忠認為允吾縣城在今永靖縣鹽鍋峽鎮黃河北岸的方台村附近，而金城縣城在今蘭州市西固區境^[181]；藺子武認為金城郡治允吾縣城位於民和縣馬場垣至下川口之間的湟水南岸地區^[182]
↑ 彼時鮮卑人及烏桓人在政治上處於分裂的狀態，類似先秦時代漢族的政治狀態，鮮卑人及烏桓人的諸部，相當於漢族的先秦諸侯國。
↑ ^23.0 ^23.1 根據與東漢政權首都洛陽所在河南尹同屬司隸部且相鄰的河內、弘農、河東三郡人口數據^[188]，河內郡18城，人口801558，平均每城44531人，河東郡20城，人口570803，平均每城28540人，弘農郡9城，人口199113，平均每城22123人，三郡47城，人口1571474，平均每城33435人，而河南尹21城，1010827人，除卻20城共668712人，則洛陽城約有342114人。
根據與西晉政權首都洛陽所在河南郡同屬司州部且相鄰的滎陽、河內、河東、弘農、上洛五郡三十五縣人口數據，五郡15,9500戶，則79,7500人，一縣平均約2,2785人，河南郡十二縣11,4400戶約57,2000人，則洛陽約32,1354人
↑ ^24.0 ^24.1 哀牢王國位於永昌郡境內，因為在永平十二年（69）向漢國稱臣而羈縻設郡之地，當時哀牢王國有戶51890及553711人，此前的建武二十七年（51）亦有哀牢王率2770戶17659人向漢國稱臣，據《後漢書郡國志》所載永和五年（140）永昌郡有戶208486及1010827人，人口較鄰近的牂牁、越巂、益州三郡人口總和高出一大截，考慮永昌郡位於橫斷山脈以西，郡內轄有哀牢王國以及置郡僅71年，該郡異常高的人口數中多數應不屬於漢族，如果建武二十七年和永平十二年的哀牢人口沒有重複計算，則兩年合計54660戶571370人，占永和五年永昌郡的戶26%及人口56%，經過71年間哀牢人口的繁衍，其占比當更高，是漢代各郡國人口^{[註 2]}的唯一例外，至於永昌郡其餘人口當以漢族為主，約十萬戶三十萬～四十萬人左右，加上益州郡的29036戶110802人，漢族人口合計約十三萬戶近五十萬人，經過二百餘年的移民定居勢必與先住族群通婚繁衍，但也有可能只是《後漢書郡國志》永昌郡的戶口傳寫有誤以致數字失真，另外，漢國與哀牢在建初元年（76）決裂後，即「募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163]，可見永昌郡建立後很快就有漢族移民聚居。
↑ 筆者在這裏的移入民族和原有多數單一民族的舉例，是基於同一人種內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的移民及難民基於相對於移入國而有所不同的人種、民族及文化（語文、價值觀等）差異，可分為同質與異質兩大類型的移民及難民，相對移入國族群在人種、民族、文化方面相近或相同的是同質移民及難民，相對移入國族群在人種、民族、文化方面差異巨大的是異質移民及難民，人種、民族、文化三方面依其重要性由高至低先後排列，同質移民及難民較容易融入移入國社會而被同化吸收，異質移民及難民則較難融入移入國社會（即使已經連續數代人在移入國出生）反而因為人種、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而容易與移入國本土族群發生矛盾衝突。
同一人種內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種族，基於不同種族有不同的外表特徵，從外表識別不同種族是比較容易，而且因為外表特徵不同，不同種族通婚的後代的外表特徵必然偏離其中一方種族的外表特徵，這就必定引起種族同化的擔憂，不同於文化同化（可逆）或同種異族的血緣同化（比如朝鮮族與和族通婚的後代，僅憑外表難以識別族屬），種族同化不可逆，而外表特徵的同化又引起顏值同化問題，即與移入種族的混血會令下一代成員的外貌顔值偏離本土種族而更傾向移入種族的外貌顔值，剝奪遣返、驅逐或停止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等以回復族群結構原狀的選擇是一種邪惡，也招致對種族同化的反感，簡單來説，就是種族多元較民族多元的矛盾問題更糾結難解，所以，統治階層（無論是帝制、專制政府或民主政府）不應該在取得國內絕大多數本土種族的一致共識前，採取任何促進或放任種族多元化令其占比上升局面形成，任何有機會改變原有族群結構占比的政策應極需謹慎，何況不同族群的情況不同，如果某些移民及難民群體極其保守排外不能接納任何外來影響，甚至極為過敏地將來自移入國的任何影響視為種族迫害或歧視，不惜訴諸暴力，缺少移入國所需的資金及人才的同時生育率極高，勢必導致移入國出現種族矛盾，如果以普世價值、多元文化自居的歐美社會也存在問題，其他非西方國家更沒有理由學習西方國家的移民政策，一個國家的國民辛辛苦苦朝出晚歸工作數十年的付出才令社會略有成就，由落後步入發展中，這些財富應留給下一代而不是被鳩占鵲巢，否則當初就不必拼命工作，直接集體移民偷渡至發達國家學難民般躺平伸手要錢就好了。
普通人有獨立的集體身份認同或非100％無私的，都不會接受大量異種族或低質素（比如治安惡化或基於族群身份無條件索取更多的社會資源）的移民，比如：
英國Leicestershire（萊斯特郡）Leicester（萊斯特）市是擁有大量來自印度及中東移民的城市，但卻是英國種族最隔膜的城市，穆斯林社區存在對極端主義的同情及反猶主義，印度教徒社區與穆斯林社區之間因印度與巴基斯坦衝突而湧現敵對情緒^[194]；為了紓緩難民及移民問題，有意見認為應退出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ECHR, 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195] ，社會上分別有支持退出公約及反對退出公約的請願^[196]^[197]，保守黨領袖Kemi Badenoch在2025年10月3日主張退出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198]^[199]^[200]
2025年8月，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推動愛媛縣今治市與莫三比克、千葉縣木更津市與奈及利亞、新潟縣三條市與加納、山形縣長井市與坦尚尼亞等日本國四縣市與非洲四國的人文交流，卻因8月22日奈及利亞發布的一則訊息而引起關注，變成開放非洲四國移民四縣市的謠言^[201]^[202]，引起日本民眾的擔憂^[203]，反對來自非洲的移民，令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6日出面澄清^[204]，9月25日，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宣布撒銷四市交流計劃^[205]，29日，日本與印度確立5年內進行50萬人名額的交流計劃^[206]^[207]。
中國政府在2025年10月1日施行的K簽證也引起中國民間出現類似日本民間的擔憂^[208]^[209]^[210]，民間這種憂慮值得重視^[211]，不應該待至出現問題後才想辦法解決，當出現外來移民與本土國民的種族矛盾後，西方國家肯定會高舉「人權」、「反歧視」等口號來攻擊反對異質移民的團體或個人，迫使中共必須開門接受異質移民及扶持少數外國移民來打壓多數本土國民（比如污名化反對派為種族歧視）來誘發中國本土國民與外國移民的衝突，所以當權者應對問題有所預見，在問題出現之前就準備好解決問題或令確保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絕不會出現，如果真是到了出現問題的時候，有責任感當權者應頂住西方壓力立足於本土國民的利害立場去儘快解決問題，Chinese First（中國人優先）在中國應凌駕在西方道德標準之上，特別是在西方國家也在拒絕難民及移民的時候，如果民間的擔憂並非是可能會發生的未來而僅僅只是過於焦慮（即未來絕不會大規模難民及移民）就最好不過，但中共仍有責任向國民作出未來絕不會出現大規模（數以十萬計）難民及移民的承諾及制定防止出現大規模難民及移民潮入境的措施，不以本土國民利益為最優先就是一個政府犯下最大的不道德行徑。
筆者認為任何涉及異質移民及難民的政策，必須徵得本國絕大多數國民同意後方可實施，本國國民有權自行依據利害從人種、民族、文化及學歷技術、性別、人數等方面釐定本國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的標準，本國國民有權依據利害而自行變更這些標準，可寬可嚴也可以完全停止接受甚至遣返已入境的異質移民及難民，在國內方面，若然多數國民決定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反對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的意見佔多數之國內地區，仍有權拒絕政府將異質移民及難民安置於本地區。
↑ 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冬開始，漢廷首次將戰敗的先零種近萬男女分遷入漢洲西邊的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這種將羌人東移入漢洲的做法是後來羌亂暴動的遠因，一個民族比較單一的地區轉變為民族多元的地區，這種情況本身就蘊含民族衝突的誘因，因為民族多元不同於文化多元，有人就會有利益訴求，不同的人或群體就有不同的利益訴求，當一個地區由民族比較單一轉變為民族多元，民族結構的轉變必然會導致該地在文化、經濟以至政治方面產生不同的需要，如果原有民族比較單一時的上層政治建築或統治方式沒有相應的改變，很容易就會與下層民族多元的民眾階層產生矛盾以至衝突，當然，統治階層及統治方式的改變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説白了就是社會上的民族構成改變，社會資源及權力的大餅劃分也不得不改動，只是這種改動對原有人口較多的單一民族有害無利，畢竟民族人口佔比下降，分得的大餅只會減少，不會不變或增加，如果移入的民族人口佔比上升，但其生產資源（財富）的貢獻佔比並沒有同等上升或佔比少於社會資源及權力的大餅劃分佔比，對於分餅佔比下降的原多數單一民族亦是不公平，另外，多民族混居也涉及不同民族文化價值觀的衝突，當移入民族不適應原有民族的生活方式，比如原有民族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剝削方式和力度，漢國統治下的非漢族群叛亂，部分是因為野心與貪婪，部分是因為漢族統治階層企圖將對待漢族被統治階層的剝削方式和剝削力度用於治下的外族被統治階層身上——特別是移入民族比較保守和排外——就很容易引發暴力衝突，有説法以「難道單一民族社會就沒有矛盾衝突」來質疑對異質移民政策的反對，的確，任何社會都有著自身的內部矛盾衝突，只是民族衝突不是必然，至少有兩個勢均力敵的民族存在是民族衝突產生的必要前提，雖然民族比較單一的地區也有著內部矛盾衝突，但沒有必要變成民族多元地區，無故多一個潛在矛盾衝突，所以將民族比較單一的地區轉變為民族多元地區其實是自造民族危機——目前比較和平也不代表永遠和平，當初既然可以選擇，保持民族成份單一是較民族成份多元更好的選擇。
可能有人會提出豁免對移入民族的剝削來保持社會穩定，只是如此一來就對繼續受到剝削的原有多數單一民族不公平，受到豁免的移入民族很可能會將豁免視為相對於原有多數單一民族的特權，一種永遠不能取消的特權，造成民族隔屏，而一旦取消又會令移入民族產生受害者心態，從而出現民族衝突，所以豁免對移入民族的剝削是最糟的選擇，有一句俗語說得好，入鄉隨俗，入漢鄉自然隨漢俗，即使移入民族不適應移入地的生產方式或文化而需要豁免或遷就，豁免或遷就也應該設有明確的時限，不能永久，即使羌人是被漢廷遷移，也不構成給予永久性豁免或遷就的理由。如果需要豁免或遷就，筆者認為可以在一個特定的小區域實施豁免或遷就，而這個特定區域越接近移入民族的移出地就越好，讓不願意入鄉隨俗或需要豁免遷就的移入民族可以遷移入去，是一個為漢廷錯誤民族遷移政策亡羊補牢的方法。^{[註 25]}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漢羌兩族之間存在族群矛盾，馬援擔任隴西太守的六年間（公元35～41年）郡內曾發生一宗復仇殺人事件，卻誤傳成羌人叛亂的謠言，郡治狄道縣一帶的漢族平民驚惶奔湧入狄道城尋求保護，狄道縣長更要求發兵平亂，雖然這場風波被馬援處變不驚地從容化解^[212]，但從漢民輕易相信羌人反叛的傳言，可見漢羌存在族際信任赤字。漢廷將羌人東遷漢洲中原的政策雖是錯誤，但這個錯誤並不會立即造成惡果，因為惡果是由連續多年的弊政累積導致，並非一次遷移就造成不可挽救的後果從而令當權者容易忽視在數十年後或數代人後才出現的影響，而且，當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很低時，移入族群即使有著種種不滿也不敢或儘量避免訴諸暴力，訴求也不會太強硬，但隨著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上升，移入族群就會認為未來的人口優勢在自己一邊，其族群訴求也會隨之強硬起來，不會太排斥以暴力宣洩不滿，統治階層肯定會擔心人口眾多的移入族群爆發暴力行為影響統治，為求和平，統治階層就會儘量滿足移入族群的訴求，而統治階層的這種妥協亦也提高移入族群對訴求被滿足的心理預期，一旦被拒絕，衝突爆發的機會是非常高，無論統治階層願不願意滿足移入族群的訴求，原有多數單一民族的平民也是最大受害者，以漢族的例子來看，幸虧漢族在亞太地區有著多數的人口佔比，才能捱過近300年的民族混戰和征服，繼續保持在漢洲本土的人口優勢，原來漢族社會就存在貧富懸殊的階級矛盾，遷入的大量羌人人口——相對當地漢族人口仍然是少數但已較以往的大量增加——不適應漢國的剝削制度，與漢族平民有著文化價值觀差異的隔膜，相對於世代受官僚系統管治的漢族平民，羌人移民有更高的凝聚力，更容易訴諸暴力，頻頻與他族接觸必然促進羌人民族意識的產生，加上居於漢洲，自然知道漢洲較其故鄉富裕多，滋生統治漢洲的野心，羌族對漢官的仇恨與對漢洲的貪婪，以及漢廷的腐敗與畏慫，令漢族平民則受到民族衝突與階級剝削的雙重壓力。
↑ 羌名最早出現在殷墟時代的甲骨文，是商部落對西方敵對部落的他稱，關中平原主要是先周部落以及商文化的分布範圍^[216]，當時被稱為羌的部落只能分布在商周華夏部落以北的隴東高原及以西的隴西高原之內，或可滲入關中平原西部邊緣地帶，但在商末周初以後，羌名卻消失了數百年，代之以威脅周秦數百年的諸戎部落，經過由原華夏部落建立的秦國長期軍事征伐及移民滲透，戎部落或被驅逐或被同化，至秦代，華夏部落成為隴東高原及隴西高原的主要人群，而位於陝北高原的新石器時代石峁文化人群及周代隴東高原碾子坡人群，其基因組皆帶有約90%以仰韶時代黃河中遊人群為代表的中原血統^{[註 1]}，很可能當時在隴東高原或隴西高原的戎部落與原華夏部落有著親緣關係，反之後來被他稱為羌的人群晚至公元前3世紀才出現，並主要分布在隴西高原以西的河湟地區，與彼時在河西走廊的月氏、烏孫以至稍後南下的匈奴人為鄰，彼此時代相差700多年，聚居地也不同，所以晚商的古羌人不能等同於秦漢的羌人族群。
自從諸戎攻破關中殺害周幽王姬宮涅、逼使周平王姬宜臼東遷伊洛後，關中就被各股諸戎勢力及本土地方勢力割據，以西犬丘為根據地的周朝附庸秦襄公——源自夷部落少昊氏的嬴姓氏族——受周平王封為諸侯，遂步東向收復關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國兵抵西嶽華山，完成對關中的光復，昔日關中的周部落盡為秦部落，部眾亦以「夏」自稱，成為原華夏人在雍州地區的一個強大部落^{[註 8]}，此後西方諸戎部落再也不能成為威脅。
根據後世傳説，羌族最早的領袖叫無弋爰劍，相當於土家族的廩君、漢族的有熊氏黃帝、希臘族的希倫（Έλλην）、猶太人的亞伯拉罕，羌人稱奴隸為「無弋」，可見爰劍出身之低，爰劍的生存時代約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時任秦君為秦厲公，而爰劍是秦國的一個奴隸，可能是戎人也可能是原華夏人，爰劍在偶然機會下成功向西逃出秦國，在洮水以西的河湟地區居留，受到當地羌人擁立為領袖融入其中，湟中又被稱為羌中。
遲至公元前5世紀末葉，在秦國由秦厲公的玄孫秦獻公統治期間，秦獻公曾經發兵西征諸戎，兵臨渭水源，攻滅統治當地的狄䝠戎邦，秦獻公之子秦孝公嬴渠梁登基的第一年（前361）也派兵攻滅位於渭水源頭的䝠戎邦，可見秦國至遲在公元前361年攻克隴西高原西部地區，將隴西高原全納入秦國治下，這次西征加上公元前4世紀初原華夏諸邦國的接連打擊戎部落，引發諸戎部落惶恐西遷遠離原華夏部落，戎部落「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令遠在河湟的羌人部落也感受到以秦國為代表的原華夏部落的威懾，一部分羌人在爰劍的曾孫印的領導下西遷入青藏高原，其後族眾四散，分布在安多及康區，後世分化為氂牛羌、白馬羌、參狼羌三大族，而留在原地的羌人則由印的堂侄忍、舞兩兄弟統治，部眾日漸強大，分化為26種羌人分別為兄弟26個兒子統治，其中忍之子研統治的部眾最為強大，所部被稱為「研種」，顯然秦國西征並不對羌人構成實際威脅。
秦國在滅亡義渠邦國後即專注於攻伐關東六國以統一赤縣神州，但以研種為首的羌人勢力日漸強大，甚至不時南渡黃河進入秦國隴西地區劫掠，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長城延伸圍繞上郡、北地、隴西三郡西北邊境，防禦羌人南渡甘肅省段黃河搶掠隴西郡重要地區是隴西段長城主要作用，秦王政八年（前239）將原華夏之民遷移入居臨洮守邊，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國平定六國後，派蒙恬增築長城嚴守邊境，才將完全終止羌人的劫掠行動，「眾羌不復南度」，雖然從秦二世元年（前209）開始中原陷入內亂，同年匈奴單于冒頓登基後不久即四出擴張領土，派兵將西方的月氏王國驅逐出草原，逼使月氏人自此偏居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成為小國，但外部發生的巨變尚未影響羌人地區，華夏西北內邊隴西、隴東等地亦尚得粗安無事近40年。
漢文帝前元三年（前177）開始，匈奴帝國冒頓單于發動西征，派遣其子攣鞮稽粥與右屠耆王率軍進攻分布在河西走廊東南部的烏孫，以及月氏王國，烏孫昆莫難兜靡被殺，其初生子獵驕靡被單于收養以吞併烏孫部眾，而月氏王亦被殺，連頭蓋骨也被切下來成為攣鞮稽粥的飲器，但月氏人很快擁立月氏王之妻為王，女王拒絕服從匈奴，遂統率國內大部分部眾西遷，匈奴西征軍乘勢追擊，至前元六年（前174）「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西征軍將整個塔里木盆地諸國一一征服才停下腳步，而月氏女王翻越天山山脈到達伊犁河谷下游地區，征服了當地的先住民斯基泰人後才安定下來，原來的統治者斯基泰王不得已統率部眾南遷至阿姆河上游盆地，少部分未跟從月氏女王西遷的月氏人則向南翻越祁連山脈進入羌人聚居地與其雜居，被稱為小月氏，而河西走廊被納入匈奴帝國統治，與羌人居地相鄰，與小月氏一同臣屬於匈奴帝國。
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後，約老上單于末年或軍臣單于初年，匈奴派遣獵驕靡統率烏孫部眾西征月氏，一舉將月氏人驅遂，獵驕靡遂得以伊犁河谷為核心重建烏孫國並向匈奴稱臣，而月氏人大部輾轉南下，征服在早年進入阿姆河上游盆地的斯基泰人，在當地重新立國。
羌人雖在匈奴帝國境外，但兩者可能存在摩擦，漢景帝時代，研種留何以自願為隴西郡守邊為由向漢朝請求入塞，得到准許後得以入塞，散居於狄道、安故、臨洮、氐道、羌道等五縣，留何的入塞守塞請求顯然因匈奴而發，可證羌人與匈奴的相處並不和諧，所謂羌道（今中國甘南州舟曲縣一帶）在西漢初年才在邊塞設立，安置如留何般內遷隴西郡邊塞的羌人以守備邊界。然而隴西郡的羌人很快就與當地的原華夏人鬧翻而發起叛亂，留何所部可能亦參與其中，時任隴西太守李廣立即敉平叛亂，並將誘降的800多羌兵殺害，可見當時隴西原華夏與羌的族群矛盾之深，但隴西羌人不多，所以叛亂才被李廣輕易消滅，直至此時原華夏與羌之間的往來仍不多。
元光二年（前133）漢王朝與匈奴帝國再次交惡，之後匈奴軍頻頻南犯，只是這一次原華夏並沒有像過去一樣主動向匈奴求和，而是開始遣兵調將反擊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漢朝派霍去病統兵西征，兩度進入河西走廊沉重打擊匈奴在當地的力量，第二次出擊更途經河湟地區，令大受蹂躪的當地匈奴封建領主向漢朝投降，於是漢朝將關東地區一部分原華夏部眾西遷入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區以加強對當地的控制。
元鼎五年（前112）漢朝派兵攻略南越國，匈奴趁機派使橫越河西走廊潛入羌人地區，唆使羌人發兵東侵華夏，秋九月，以先零羌為首，與封養羌、牢姐羌等羌人族群共同起兵，揚言十萬大軍東進，圍攻華夏西邊安故、枹罕二縣城，漢朝隨即在隴西、天水、北地、河南、河內五郡徵發十萬原華夏兵西進援邊，第二年冬十月即擊潰羌兵，原華夏人與羌人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以原華夏全勝告終，而失敗的羌人大部分退出河湟谷地，西遷至「西海、鹽池左右」安居後向漢朝稱臣，漢朝乘勢設立金城郡並設立護羌校尉負責羌人事務，此後原華夏與羌這兩大人群雖時有摩擦，但大致上仍保持了近50年的和平。
元康三年（前63），在匈奴長期煽動後，以先零羌為首與罕羌、䍐羌、開羌等其他羌人族群「解仇交質盟詛」，建立臨時性的同盟關係，小月氏人羌侯狼何更派使者入匈奴，企圖借匈奴軍攻打鄯善國及敦煌郡以斷絕漢人與西域諸國的聯係，漢廷風聞先零羌計劃叛亂的消息，於是派義渠安國出使諸羌視察有沒有陰謀起兵侵邊事宜，但義渠安國召見先零羌首領30多人後，以其言行悍逆將之全部殺害，後又縱兵殺掠先零羌1000多人，義渠安國可能確定了先零羌有叛亂的陰謀才採取暴力行徑，叛亂前歹䍐羌與開羌的貴族靡當兒派其弟雕庫密告漢官先零羌企圖起兵叛亂的消息，但義渠安國的舉動並未能將羌人起兵的可能消除於未萌，反而促使以歸義羌侯楊玉、猶非為首的先零羌立即發起暴動，與罕羌、䍐羌、開羌、煎鞏羌、黃羝羌等一同劫掠其他弱小的羌人族群，叛軍兵力在20000至50000左右，然後戰事遂漸擴大，開始侵擾漢邊，「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河湟一帶開始陷入戰火，至神爵元年（前61）初義渠安國派漢騎三千屯駐於浩亹縣（今中國甘肅省永登縣一帶）以防備叛羌，但很快就被叛羌擊敗，「失亡車重兵器甚衆」，三月浩亹敗仗的消息傳來，漢朝調遣各郡漢兵，加上少量胡兵、羌騎助戰，總計六萬大軍往金城郡集結，四月派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酒泉太守兼破羌將軍辛武賢等統兵平亂，又派開羌權貴雕庫招降䍐羌、開羌，暫時穩定形勢，同年七月，趙充國兵臨湟水，開羌投誠，在開羌的指引下，大軍進擊先零羌，先零羌軍隊望見大軍前來即惶恐撒退，在南渡湟水時大軍追殺，失去大量輜重，之後趙充國大軍進逼䍐羌軍隊，其首領靡忘立即投誠，叛軍開始土崩瓦解，䍐羌與開羌劫掠先零羌「羸弱畜產」，羌兵前後有10700多人投降，於是趙充國決定不再進軍，罷兵屯田，留下10281漢兵屯田於浩亹縣以西至臨羌縣一帶，透過逼使叛羌「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而潰亡，不過皇帝亦聽從許延壽、辛武賢的意見，派兵追擊叛羌，降4000多羌兵、斬首4000多羌兵，之後趙充國又陸續招降5000多羌兵，到神爵二年（前60），形勢繼續對漢朝有利，截至五月，近50000叛軍有31200人投降、7600人被殺、因飢餓溺死者5000至6000人，僅餘4000多殘兵敗卒，同年秋季，先零羌首領楊玉、猶非等被部屬若零、離留、且種、兒庫聯手斬殺，先零羌、煎鞏羌、黃羝羌等殘部在弟澤、陽雕、良兒、靡忘四人領導下投降，漢廷因此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帥眾侯，兒庫為帥眾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言兵君，靡忘為獻牛君，戰爭中投降的羌人被安置於金城屬國，至此持續近4年的漢羌兩族首度大規模交戰才完全告終。
永光二年（前42）七月，隴西郡的彡姐旁羌聚兵約30000發起叛亂，劫掠漢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皇帝派馮奉世領一萬二千漢騎往平叛羌，馮奉世將漢騎分為前、中、右三軍，以右軍屯白石、馮奉世自領中軍屯首陽西極山，前軍預計屯臨洮，但在降同阪為叛羌所敗，馮奉世又派兵至廣陽谷拯救被擄漢民，然而亦被叛羌所破，於是馮奉世向皇帝上奏要求增兵三萬六千人，漢廷遂調發三輔、河東、弘農五郡漢兵，加上徵召屬國胡騎及嗕羌騎兵，由任千秋統率共計約60000大軍增援馮奉世，十月任千秋所部抵達隴西，十一月，馮奉世與任千秋分路進攻，大破叛羌，「斬首數千級」，彡姐旁羌兵敗後逃出塞外消聲匿跡，皇帝將軍隊一部分留在隴西當地屯田駐守。經過漢羌第二次大規模交戰，以漢族取得勝利而使隴西以至河湟、河西走廊得到48年的和平年代。
建武九年（33）因為隴西郡長年受到先零種等羌人的侵擾，漢光武帝劉秀因之重建護羌校尉負責治理羌人事務以平息侵擾，任命牛邯為護羌校尉，但未幾因牛邯「卒而職省」，次年，先零種再次聯合其他羌人一同侵掠金城、隴西兩郡漢區並留兵屯守，漢將來歙率蓋延、劉尚、馬援等人領兵攻羌，同年冬季在五谿一戰擊敗叛羌，斬首數千，「獲牛羊萬餘頭、谷數十萬斛」，平定隴西地區的羌亂。
建武十一年（35）夏，先零種再次起兵侵漢，兵掠臨洮，劉秀任命馬援為隴西太守出兵平亂，馬援率「步騎三千人」大破先零種於臨洮，其他八千多羌人男女因之向馬援投降，但還有數萬羌兵屯於浩亹一帶四出劫掠並將妻兒子女安置於允吾谷，馬援一邊主攻浩亹，另一邊潛行偷襲允吾谷，浩亹的羌兵得到允吾谷被襲的消息後「大驚壞」，連忙退至唐翼谷，馬援領兵追擊，將叛羌圍困在山上並「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但因為兵少不得不停止追擊僅「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此戰降服之羌人被內遷安置於隴西、天水及扶風三郡漢區，成為70多年後漢洲爆發羌亂的遠因，戰後，光武帝命令武威太守遣返流亡的金城郡漢民3000多人；馬援乘勝派楊封出塞外游說羌人與漢朝和好，又得到武都郡內向氐人降服，馬援因此以塞外諸羌及武都氏人為「侯王君長，賜印綬」，綏靖邊境及漢與羌、氐的族群關係。
建武十二年，漢廷廢除金城郡，其地併入隴西郡由隴西太守馬援治理，同年武都郡內之參狼羌與塞外諸羌勾結聯合劫掠武都郡，馬援聞訊派4000多漢兵南下，將叛羌圍困在氐道縣的山上後高掛免戰牌，「羌逐窮困」，叛羌萬餘人向馬援投降，其他不願投降的數萬男女老少流亡西奔出漢洲境外。
在漢洲遂漸被光武帝再度統一之際，居於大允谷的燒當種在其統治者滇良的領導下，攻破先零種及卑湳種，「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燒當種遂得以豪強起來，滇良死後其子滇吾接任統治，滇吾將目光放在漢洲，引導諸羌向東侵掠漢區，「為其渠帥」，在諸種羌人中得到崇高的聲望
中元元年（56），武都郡參狼羌起兵叛亂，「殺略吏人」，武都太守兵敗，隴西太守劉紆派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等領5000漢兵南下救援，一戰斬殺參狼羌「酋豪，首虜千餘人」，隨後武都郡漢兵亦轉敗為勝，「斬首千餘級」，逼使參狼叛羌投降。
中元二年九月，燒當種首領滇吾與弟滇岸率5000「步騎」東攻隴西郡邊塞，隴西太守劉紆派兵抵抗，一戰於枹罕，雙方平手，再戰於允街，郡漢兵戰敗，戰死「五百餘人」，原先附漢的「守塞諸羌」聞敗訊後紛紛叛亂「相率為寇」，皇帝派謁者張鴻統兵討伐，但張鴻所部在允吾唐谷戰敗，張鴻及隴西長史田颯亦陣亡，牢姐種趁機入侵天水郡，在白石擊敗天水漢兵，殺「千餘人」，皇帝於是在十一月派捕虜將軍馬武、監軍使者竇固、中郎將王豐、右輔都尉陳訢等統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亦即來自黎陽營、三輔地區及弛刑徒的漢兵，加上烏丸兵與來自涼州各郡屬國的羌胡兵，合共四萬漢胡士卒再次西討叛羌，次年七月，馬武在浩亹大破叛羌，「斬首六百級」，然後再戰洛都谷，卻兵敗「死者千餘人」，不料叛羌並沒有乘勝追擊，首腦滇吾反而率眾西逃出塞，馬武領兵追擊直至東邯、西邯，大軍「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波及隴西、天水兩郡持續10個月的羌亂暫告一段落，而「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共七千羌人男女被短視的漢廷安置於三輔，戰後，皇帝再次設立護羌校尉並任命謁者竇林為護羌校尉，屯於狄道縣遙理羌務，皇帝又以一人賜錢三萬來召募漢男為兵，往屯隴右之地。
同年，滇岸親赴漢洲向竇林投降，不過竇林向皇帝上奏時卻誤稱滇岸為燒當種統治者，並代皇帝封滇岸為歸義侯−漢大都尉，但次年，滇吾也親赴漢洲向竇林投降，竇林向皇帝上奏時卻又稱滇吾為燒當種統治者，燒當一國二王，引起皇帝的懷疑，在皇帝派人調查弄清事實後就將竇林免官，適逢竇林被人告發貪污，「遂下獄死」，皇帝改派郭襄任護羌校尉，但郭襄到達隴西後聽聞涼洲地區羌人橫行無忌就立即跑回洛陽，護羌校尉又被廢置，不久後，滇吾的繼承者東吾也率部赴漢投降，向漢廷表示「謹願自守」為漢國守備邊塞，而東吾的其他兄弟迷吾等繼續「數為寇盜」。
建初元年（76），安夷縣一名漢官吏強娶卑湳種一名已婚羌婦，後來該名羌婦之夫將該名漢官吏殺害，安夷縣縣長宗延因此帶人追捕犯人，一直追捕出漢洲邊塞，突然，卑湳種擔心「恐見誅，遂共殺延」，又與塞外勒姐種、吾良種結盟，共同劫掠金城郡，隴西太守孫純派從事李睦率隴西漢兵與金城漢兵在和羅谷會合，於當地一帶大戰卑湳、勒姐、吾良三種叛羌，「斬首虜數百人」，再息羌亂，皇帝再次復設護羌校尉並任命吳棠為護羌校尉，常屯安夷縣。
建初二年六月，迷吾與移居入漢境的諸種羌人聚集舉兵，向西擊破邊塞逃至塞外，金城太守郝崇領兵追擊，但在荔谷一戰兵敗，陣亡二千多，郝崇僅「輕騎得脫」，金城郡漢兵的敗訊傅開後，金城及隴西兩郡諸種羌人與盧水胡人立即發兵叛亂響應迷吾，金城郡的亂象令漢廷將吳棠免職，改派武威太守傅育兼任護羌校尉，移屯於臨羌縣，同時迷吾與封養種首領布橋等聚眾五萬餘男女突入隴西、漢陽兩郡地界劫掠，皇帝在八月派行車騎將軍馬防及長水校尉耿恭統領由「北軍五校兵」與來自各郡國合計三萬漢兵西征，同年底西征漢兵抵達冀縣，當時隴西南部都尉被布橋圍困在臨洮，馬防企圖派兵救援，但因為道路險惡大軍難過，只能派遣數百漢族騎兵前去，這數百人在臨洮外「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叛羌斥侯以為「漢兵盛不可當」，嚇得布橋在次日天一亮得後慌忙拔營解圍而去，數百漢兵趁機追擊，竟然取得「斬首虜四千餘人」的勝績，漢兵在臨洮的勝利及馬防派使勸喻投降，令以迷吾為首的燒當種等叛羌主動投降，但屯駐在臨洮西南方向的望曲谷的布橋擁眾二萬多男女不降，同年十二月，耿恭所部屯駐在枹罕，但其司馬及隴西太守統率的漢兵在和羅谷被叛羌擊敗，「死者數百人」，次年（78）春季，馬防派司馬夏駿率5000漢兵從主幹道正面前進、司馬馬彭率5000漢兵從小道潛往、將兵長史李調率4000漢兵繞道從西邊進攻，三路漢兵齊攻望曲谷，大破叛羌部眾，「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叛羌失利撒退，夏駿乘勝領追擊，不料反被擊敗，隨後馬防親自領兵進攻，在索西一戰大破叛羌，布橋為勢所迫不得不率殘部萬餘男女向馬防投降，時值四月，之後馬防修築索西城並將隴西南部都尉移屯於索西駐守，又恢復一系列邊塞守備以嚴防，然後勝利還洛，耿恭則留下以「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令勒姐種、燒何種等十三種羌人共計數萬男女，皆派使向耿恭投降，平息了持續10個月的羌亂。
元和三年（86），迷吾與其弟號吾召集在漢國境內「諸雜種」羌人起兵叛亂，其間號吾僅帶少量兵馬殺入隴西郡，最終被郡督烽掾李章俘虜，號吾被執送隴西郡治狄道，為求脫身，號吾勸說漢官們：「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利弊後釋放號吾，而號吾亦遵守諾言，在其運作之下解散叛軍「各歸故地」，其兄迷吾則退居歸義城，護羌校尉傅育打算徹底解決降而復叛的迷吾，但又不想違反與號吾的約定，於是派人召募漢國境內羌人胡人聚落去攻打迷吾，不料被羌人胡人拒絕，反而有大批羌人胡人偷越出塞外依附迷吾。
章和元年（87）春季，傅育上奏要求出境討伐迷吾，得到許可，隴西、張掖、酒泉各派5000漢兵，由其太守率領，傅育率領由金城、漢陽兩郡各5000漢兵，共計25000漢兵，與各郡太守約定日期在歸義城下會合攻打迷吾，但各路漢兵遲到，僅傅育所部一萬漢兵進抵歸義城下，但迷吾早得風聲已經率其種落男女離去，傅育選出精英漢騎3000追擊迷吾，某夜抵達三兜谷，離迷吾所在僅數里，傅育打算天一亮再行追擊，但迷吾早已設下300伏兵夜襲三兜谷，傅育軍突遭夜襲，「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次日三郡太守率領的漢兵抵達三兜谷，傅育所部3000漢騎「死者八百八十人」而迷吾偷襲得手後已迅速離去，皇帝得知傅育陣亡後，封傅育之子傅毅為明進侯，食邑七百戶，任命隴西太守張紆轉職為護羌校尉，領一萬漢兵坐鎮臨羌縣；迷吾在木兜谷偷襲戰取勝後，再度燃起劫掠漢邊的自信，與各種羌人聯合出兵「步騎七千」進攻金城郡邊塞，張紆派從事司馬防率一千餘漢騎與金城郡漢兵會合，在木乘谷大戰迷吾羌兵，擊敗迷吾，迷吾退走，後派使向張紆投降，得到張紆接納，於是迷吾率部眾赴臨羌縣與張紆會晤，張紆「設兵大會」接待迷吾一眾，乘迷吾等燒當大小首領在宴會上喝得爛醉如泥後，喚起伏兵「誅殺酉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在傅育墓前祭典祀，後又縱兵擊殺在山谷間的迷吾部眾，「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所部幾盡覆滅，僅其子迷唐領餘部在塞外，迷唐得知其父迷吾死訊後，東向號哭，之後與燒何種、當煎種、當闐種等諸種羌族結盟，「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羌人聯兵5000攻打隴西邊塞，與隴西太守寇盱所領漢兵大戰於白石，迷唐此戰失利，退還燒當種本部大小榆谷。
之後數年，迷唐繼續聯合更多的羌族種群，又派人向北招攬涼洲屬國諸胡族群入羌，「種眾熾盛」擁眾四萬多男女，威脅漢邊安全，令漢廷不得不常備二萬漢兵駐守邊塞。
章和二年（88），護羌校尉張紆因無力應對迷唐的威脅而被免職，漢廷改以張掖太守鄧訓轉職護羌校尉，鄧訓到任後不久，迷唐「期冰合度河攻訓」，入冬，迷唐率一萬羌騎至塞下，但打算先劫掠小月氏胡人妻子以脅逼胡兵加入己方陣營，不過鄧訓「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化解了一場危機。
永元元年（89），鄧訓在任上待塞內羌胡族群以恩厚，羌胡有病患者則派人免費醫治，又以銀彈分化迷唐的盟友，號吾亦是在這段期間率領所部燒當種800戶向鄧訓歸附，削弱了迷唐的力量，之後鄧訓派來自湟中的漢、胡、羌各族共4000兵出塞攻打迷唐，在寫谷一戰「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逼使迷唐放棄大小榆谷，退至頗岩谷為根據地，之後迷唐企圖重返大小榆谷，鄧訓派長史任尚率領湟中各族兵6000出征迷唐，連戰連勝，「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只得收拾殘部「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塞外諸種羌族皆派人向鄧訓「款塞納質」，漢邊重獲安全，於是鄧訓罷設來自各郡的二萬漢兵，只留置出自弛刑徒的二千漢兵駐守邊塞兼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永元四年（92）冬季，護羌校尉鄧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轉職護羌校尉，聶尚認為從中元二年（57）開始與燒當種對抗，多次武力征討也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決定改用懷柔政策，於是派人告訴迷唐歡迎他返回大小榆谷，迷唐率部返回大小榆谷後，又派人送還迷唐的祖母卑缺，聶尚甚至親自送至邊塞下，塞外的路途由譯官田汜等五人護送卑缺至大小榆谷，不料抵達大小榆谷後，迷唐卻將田汜等五人殺害並肢解屍體，聯合各種羌族「以血盟詛」，再次起兵攻打金城郡邊塞，次年聶尚被解職，護羌校尉由居延都尉貫友出任，貫友認為對迷唐採取懷柔政策才導致迷唐坐大叛亂，於是模仿鄧訓採用財賂分化離間迷唐的羌人盟友，孤立迷唐，隨後派兵攻打迷唐，「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再次逼使迷唐退出大小榆谷，遠走賜支河曲，而大軍在大小榆谷當地築城建塢駐守。
至永元八年（96），貫友在病逝於任上，護羌校尉由漢陽太守史充出任，史充到任後率領湟中羌-胡兵遠征迷唐，但反而被迷唐打敗，損失數百人，於是史充被免職，次年（97）由代郡太守吳祉轉職護羌校尉。
至同年秋季，迷唐率兵8000人攻入隴西郡，「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冠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三萬羌兵大敗隴西郡漢兵，又殺害大夏縣長，漢廷聞訊後派行征西將軍劉尚及越騎校尉趙代統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等漢兵與來自邊境地區的羌兵、胡兵合共三萬士兵分路往征迷唐，劉尚軍屯狄道，趙代軍屯枹罕，劉尚又派司馬寇盱監督來自各郡的漢兵，然而擁兵三萬的迷唐被漢朝大軍的攻勢嚇得不戰而退，舍棄老弱殘卒逃亡入臨洮以南的山區，劉尚率軍出塞追擊，與叛羌大戰，迷唐失利撒退，大軍「死傷亦多，不能復追」，退還入塞，第二年（98）劉尚與趙代因為放棄追擊而被「坐畏懦征下獄」，朝廷分別派謁者王信接掌劉尚軍屯於枹罕、謁者耿譚接掌趙代軍屯於白石，耿譚繼續透過銀彈招誘諸種羌人投靠漢朝陣營，削弱迷唐得到的支持，迷唐變得窮困交迫，所統燒當種男女人口不滿二千，不得不親自向王信、耿譚投降，王信與耿譚派人送迷唐赴首都洛陽覲見皇帝，而燒當殘部因飢饉交迫暫時入居金城郡境安置；朝覲過後，皇帝命今迷唐統領其殘種返回大小榆谷安居，不過迷唐認為大小榆谷已被漢朝軍隊築城建橋控制，隨時都可以攻打入來是以「故地不可復居」，不願意返回大小榆谷但又不能逆反皇帝的旨意，於是以種眾因為糧食短缺正在鬧飢荒不願遷徙為由，拖延不行，護羌校尉吳祉等一眾漢官於是贈予迷唐大批金帛，勸迷唐買糧紓困以便盡快出塞返回大小榆谷，不料這個善意的舉動卻引發迷唐等羌人的懷疑猜忌，如是在拖延與猜疑之中過了一年。
永元十二年（100），迷唐再次帶領種眾發起叛亂，更脅從湟中胡人加入叛亂，在肆意劫掠金城郡漢族民眾後，率眾張揚出塞而去，而王信、耿譚及吳祉等當地負責官員被一併免職，護羌校尉由酒泉太守周鮪繼任。
永元十三年，迷唐率眾抵達賜支河曲，同年秋季，迷唐再次統領部眾向漢朝邊塞前進，周鮪及金城太守侯霸得到消息後，親領金城隴西兩郡漢兵及屬國湟中月氏胡兵、隴西群牢姐種羌兵等共計三萬大軍出塞討伐迷唐，雙方大戰於允川，周鮪收兵屯營守備，只有侯霸一軍與迷唐作戰，在「斬首四百餘級」後，叛羌部眾喪失戰意，有6000多男女投降，戰後被分徙入漢陽、安定、隴西三郡，而戰敗的迷唐僅帶領「不滿千人」男女遠徙至賜支河首依附於當地的發羌種群。
永元十四年，護羌校尉周鮪因為在允川之戰中畏懦避戰而被免職，改由侯霸任護羌校尉，之後安郡燒何種脅從羌人數百男女反叛，安定漢兵輕易將其敉平，叛羌老弱被沒入為奴婢；同年，在曹鳳、上官鴻及侯霸的建議下，皇帝同意大小榆谷、邯川等塞外地區遷兵建立軍屯三十四部的計劃。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冬，西域諸王國發起叛亂，圍攻西域都護任尚於疏勒國，但屢攻不克，反被擊退，漢廷聞訊派梁慬統率羌胡兵5000救援，隨後漢廷罷免任尚，改以騎都尉段禧為西域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段禧與趙博移至它乾城守備，梁慬邀請龜茲王白霸亦入城共同防守，不料龜茲國官吏卻背叛龜茲王，與溫宿、姑墨諸國聯合反漢，共同發兵數萬圍攻它乾城，圍攻數月後亦被梁慬領兵出城擊敗，「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解除危機，但在這數個月間西域與漢洲「道路尚隔，檄書不通」，失去西域都護府消息令漢廷憂心忡忡，朝議捨棄西域，至永初元年（107）六月，漢廷下達廢除西域都護府及在伊吾盧、柳中屯田，調回當地官兵返回漢洲的決定，同時漢廷派騎都尉王弘調發關隴士卒西往以迎接段禧、趙博、梁慬等及一眾屯田士兵東還，當時王弘亦征發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羌人「數百千騎」調用，羌人因為擔心去了西域後「遠屯不還」而不願被徵發，但在王弘的催促下，這批羌兵㩦家帶口不情不願地踏上西征路途，居於安定郡的東吾之孫麻奴亦在徵發之列，直至酒泉郡地界後，羌人大多已逃亡四散，各郡於是派兵四出追捕羌人逃兵，甚至突入羌人村落中搜捕，引起漢洲境內羌人的驚擾，勒姐種、當煎種等羌人四出散亡，而被徵發的羌人亦一鬨而散，麻奴與其兄弟苦犀等人亦同燒當種落西奔出塞外，同樣在六月，以先零種、鐘種等羌人奉來自先零種的滇零為首，乘亂「大為寇掠，斷隴道」截斷了關西與隴西之間的主要交通要道，雖然這些叛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但「郡縣畏懦不能制」，致令叛羌勢力日漸坐大。
永初元年（107）冬季，漢廷任命車騎將軍鄧騭為主將，與副將征西校尉任尚統領來自「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的五萬漢兵前往漢陽郡駐守，次年（108）春季，來自各郡的漢兵尚末完成集結，鐘種數千人在冀縣西擊敗鄧騭所部，「殺千餘人」；護羌校尉侯霸因羌叛而被免職，改由西域都護段禧為護羌校尉；同年十月，鄧騭派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率漢兵與滇零所率的羌兵，數萬大軍大戰平襄縣境，漢兵被滇零以詐降的戰法所敗，「死者八千餘人」，至十一月辛酉，漢廷因「轉輸疲弊百姓苦役」，下詔鄧騭班師回朝，留下任尚統兵留屯漢陽郡；滇零在勝利後野心暴漲，進兵入北地郡境後「自稱天子」，又「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羌」加入己方陣營，再斷隴道，漢洲境內絕大多數各種羌人於是紛紛加入滇零麾下並乘漢兵敗於平襄之機，四出劫掠漢民，「寇掠三輔」，來自武都及陰平兩郡的羌人劫掠漢中郡，更殺害漢中太守董炳，金城湟水流域一帶因羌亂而令糧價暴升至一石萬錢，也令漢民或流亡或死亡「不可勝數」；同年在涼州部，平襄之戰前歹時梁慬等從西域撒回的漢族官兵已返抵敦煌郡，漢廷命令梁慬留守在涼州部以便支援鄧騭所部，當梁慬進至日勒縣時，遇上叛羌「萬餘人攻亭侯，殺略吏人」，梁慬率兵攻打叛羌，將其擊破並追殺潰退的羌兵，一直殺至昭武縣後，「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之後梁慬統兵入姑臧縣時，有羌人首領親自帶領300多男女向梁慬投降，梁慬對其安撫及教育一番後放其部眾男女歸還故地，接著梁慬得到詔令，統兵屯駐於金城郡，確保了涼州部各郡的安全，後來因為叛羌流寇迫近西漢帝陵，梁慬即親自領兵東進將其擊退，又與劫掠三輔的叛羌激戰連場，在美陽關一帶大破叛羌，「盡還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將被俘虜漢族平民從叛羌手下解放出來並阻止西漢帝陵被羌兵搗毀。
永初三年（109）春季，漢廷派騎都尉任仁統率各郡漢兵討伐正在三輔地區大肆劫掠，但在戰鬥中多次失敗，「眾羌乘勝，漢兵數挫」，而南匈奴單于攣鞮檀趁羌大亂之機起兵反叛漢朝，於是漢廷在十一月派大司農何熙兼任車騎將軍，統領二萬漢兵討伐南匈奴。
同年（109），當煎種和勒姐種攻陷破羌縣城、鐘種攻陷臨洮縣城並俘虜隴西南部都尉。
永初四年（110）春季，滇零派兵南下劫掠，跨越秦嶺大掠褒中縣，「燔燒郵亭，大掠百姓」而去，為了阻止叛羌擄掠，漢中太守鄭勤率兵屯於褒中縣城，三月，叛羌再次入寇褒中縣，鄭勤打算出城截擊，其主簿段崇勸諫堅城固守無效，鄭勤領兵出擊叛羌，不料兵敗「死者三千餘人」，鄭勤及段崇皆戰死，郡功曹程信冒死接回遺體妥善安葬，同月，迫於叛羌流寇的威脅，漢廷將金城郡郡治由允吾內遷至襄武縣，同時漢廷因「久出無功，有廢農桑」而命令征西校尉任尚率軍從漢陽郡移至長安駐守並解散軍中來自南陽、潁川、汝南三郡漢兵，又分別在長安設立京兆虎牙都尉、在雍城設立扶風都尉，有近二十萬的漢兵散居三輔各地守備，同樣在三月，南匈奴單于攣鞮檀被何熙所部漢兵圍困在虎澤而被迫投降，平定南匈奴叛亂，解救被南匈奴俘虜向「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七月，因為騎都尉任仁久戰失利又放縱其手下劫掠漢民，被朝廷派人逮捕，在己卯日下獄處死
同年（110）護羌校尉段禧病逝，漢廷再次任命侯霸為護羌校尉並將屯駐地由臨羌縣移入張掖郡。
永初五年（111）春季，任尚因久戰無功被免職，而更多漢區遭受叛羌蹂躪，一股叛羌東渡黃河入侵河東郡，後又向東流竄入河內郡劫掠漢民，漢民「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入河南郡躲避兵禍，朝廷因之派北軍中侯朱寵率五營漢兵坐鎮孟津，又詔令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四郡國營建塢堡616所以阻遏流竄河內郡的叛羌；三月，在涼、并州部郡縣漢官的建議下，漢廷決定內遷關隴諸郡，隴西郡郡治由狄道縣移至襄武縣、安定郡郡治由臨涇縣移至扶風美陽縣、北地郡郡治由富平縣移至馮翊池陽縣及上郡郡治由膚施縣移至馮翊衙縣，遷移的不止漢官吏兵，其郡內控轄的漢族平民也被強迫遷徙，在漢官暴力迫遷下，漢民「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最終超過一半漢族民眾脫離了東漢朝廷的編戶控制之下
同年（111）夏季，漢廷以任尚為侍御史，統兵迫擊流竄入河東、河內地界劫掠的羌兵，結果在上黨郡羊頭山，任尚將這股叛羌擊破並「誘殺降者二百餘人」，解除威脅，在孟津坐鎮警惕的朱寵所部得以解散。
同年（111）秋季，漢陽郡漢民杜琦及杜季貢兄弟、王信等人與叛羌聯合，招聚漢民追隨者占據上邽城，杜琦自稱為安漢將軍，朝廷聞訊立即下詔買兇殺人「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派刺客杜習成功行刺杜琦，於是杜習受封為討奸侯並得百萬錢，杜琦死後，杜季貢與王信率部眾移至樗泉營安置，但很快被侍御史唐喜領兵擊破，「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只得率殘部投靠叛羌首領滇零。
永初六年（112），侍御史任尚再次被解除職務，同年滇零死，其子零昌接任，但因為年齡不足，軍政事務由同樣是先零種人的狼莫掌握，這一年丁奚城成為自羌大亂以來四處流劫掠的叛羌在漢洲第一個永久屯駐的據點，而杜季貢則成為叛羌勢力內的漢族將軍，這代表叛羌與漢族兵民在5年的交戰中開始習得招攬漢族人來壯大已方力量的手段。
永初七年（113）秋季，騎都尉馬賢與護羌校尉侯霸共同統兵在北地郡擊破叛羌牢種，「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是羌大亂7年來漢兵首次在北地郡擊敗羌兵的記載，遏制住叛羌6年來的勝利趨勢。
元初元年（114）五月，叛羌首領零昌遣兵劫掠雍城，在九月又派號多率領當煎、勒諸種叛羌進入武都、漢中等郡鈔掠，然而漢中郡五官掾程信統率漢兵及來自巴郡的板楯蠻兵迎頭痛擊，大破號多的叛羌軍隊，逼使號多撒退，同年十月，馬賢與侯霸統率湟中漢兵及羌胡兵在枹罕縣大破叛羌，「斬首二百餘級」，同時涼州刺史皮揚與叛羌大戰於狄道縣，卻不幸戰敗「死者八百餘人」。
同年（114）護羌校尉侯霸病卒，由漢陽太守龐參擔任護羌校尉一職，龐參採用懷柔政策招誘叛羌投降，因此叛羌將領號多在次年（115）春季率領7000多羌胡兵向龐參投降，號多被派赴洛陽覲見皇帝，之後號受封為侯遣返故地，龐參在招降成功後以令居縣為護羌校尉的駐所。
同年（115）三月，零昌在號多失敗投降後再派兵南下劫掠益州部，洛陽朝廷派中郎將尹就統領來自南陽郡的漢兵及益州部各郡漢兵抵禦叛羌將領呂叔都，到了秋季，呂叔都被陳省、羅橫成功刺殺，陳省與羅橫兩人「皆封侯賜錢」，但呂叔都的叛羌軍隊仍在巴、蜀等益州部郡縣劫掠，尹就一直未能將之解決，漢中郡亦受到叛羌滋擾，但在五官掾程信的率領下及來自巴郡板楯蠻兵的外援，成功逼退叛羌軍隊。
同年（115）十月，朝廷派屯騎校尉班雄統兵坐鎮三輔地區，又任命司馬鈞為行征西將軍，督領右扶風太守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統漢兵8000多人及龐參所統羌胡兵7000多人，兵分兩路會攻叛羌大本營丁奚城，但龐參所部羌胡兵進至勇士縣東後被杜季貢擊敗，不得不撒退，不過司馬鈞一路卻成功攻破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兵敗逃走，之後司馬鈞命令仲光、杜恢、盛包等人收割丁奚城一帶的禾稼為軍糧，然而仲光、杜恢、盛包等人卻違反軍令，擅自統兵追擊杜季貢，被叛羌「設伏要擊之」，司馬鈞聞訊後埋怨仲光等人違令「怒而不救」，於是仲光、杜恢、盛包等人陣亡，「死者三千餘人」，司馬鈞也因此被迫退出丁奚城，因見死不救而被朝廷派人逮捕下獄，最後在獄中自殺，而龐參因為失期軍敗被解職，之後由馬賢出任護羌校尉。
同年（115）底，漢廷以任尚為中郎將，統領「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任尚聽從懷縣令虞詡的建議，到任後精選一萬漢族輕騎兵攻打叛羌，深入丁奚城一帶出其不意打擊杜季貢所部，「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為上一次丁奚城之戰的失敗挽尊，這一年是漢廷在永初羌大亂8年來轉守為攻的一年。
元初三年（116）五月，度遼將軍鄧遵統督南匈奴單于攣鞮檀、左鹿蠡王須沈及一萬南匈奴騎兵攻叛羌，在靈州縣境大破零昌所部，「斬首八百餘級」，須沈因此受漢廷封為破虜侯，六月，中郎將任尚派兵至丁奚城一帶大破叛羌，入秋，漢廷在馮翔郡北界建起塢堡500所以阻遏叛羌活動，十二月，任尚招募漢族死士，再次派兵攻零昌，十二日丁巳在北地郡大破零昌所部，「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次年（117）春季，出自當闐種的榆鬼等五人投效任尚，成功刺殺杜季貢，榆鬼因此受封為破羌侯。
同年（117）夏季，中軍將尹就在將近2年來不但未能平定為虐益州部的叛羌，其剿滅叛羌的軍事行動反而成為誤傷地方的民害，以致益州部漢民出現「虜來尚可，尹來殺我」的諺語，漢廷對此感到不滿，遂以尹就「坐征抵罪」，改以益州刺史張喬統領尹就舊部，張喬雙管齊下，一邊「招誘叛羌」一邊「破殄寇虜」，叛羌軍隊不是投降就是被消滅，張喬得以在一個月內平定為禍益州部的叛羌。
在同年（117）九月，任尚透過銀彈，促使効功種人號封刺殺叛羌首領零昌，刺殺成功後號封受封為羌王，十一月，任尚率領漢兵與護羌校尉馬賢所部漢兵分兩路進入北地郡攻打叛羌二號人物狼莫，但馬賢兵至安定郡境的青石岸時，被狼莫所部擊敗，不過因為任尚所部已進入高平縣，於是馬賢與任尚會合進攻狼莫，狼莫統率叛羌大軍退至北地郡的富平縣後就地駐紮與漢兵對峙，漢、羌兩支大軍就這樣「相持六十餘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甲子，雙方在富平縣河邊大戰，最終漢勝而羌敗，雖然狼莫成功逃出戰埸，但有5000名羌兵被斬首，漢兵解救了1000多名被叛羌擄掠的漢族男女，還得到「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富平大勝後，正在西河郡的虔人種11000男女退出叛羌陣營，遣使向度遼將軍鄧遵投降。
元初五年（118），來自當時正在上郡的全無種的雕何等人，應募鄧遵的懸賞，成功刺殺狼莫，雕何因功受封為羌侯，鄧遵也受封為武陽侯，狼莫死後，叛羌殘部不成氣候被全部平定，「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至此始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的羌大亂，漢廷在持續11年的征戰後終於將這一次叛羌消滅。
元初六年（119）春季，勒姐種與隴西郡羌人號良勾結起兵劫掠，護羌校尉馬賢率兵討伐，在安故縣將叛羌擊敗，「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
永寧元年（120）三月，上郡沈氐種5000多人殺入張掖郡劫掠，至六月，馬賢集結起漢兵萬人討伐，但第一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次日再戰，大破沈氐叛羌，「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當馬賢所部尚在張掖郡時，一支由飢五等人統率的當煎種趁機進兵入塞劫掠金城郡，馬賢聞訊後迅速南下追擊，飢五率兵出塞而去，馬賢亦出塞追擊，「斬首數千級而還」，另一支由首領盧匆、忍良等人統率的當煎種1000多戶屯居在塞內允街，雖無劫掠舉動但與飢五有聯繫而首鼠兩端；馬賢率兵離開張掖郡南下金城郡援救後，燒當種和燒何種乘隙殺入張掖郡劫掠，「殺長吏」而去。
建光元年（121）春季，馬賢擔憂在允街的1000多戶當煎種人會勾結塞外羌人發起叛亂，遂先下手為強，率兵至允街，誘殺盧匆，「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人率當煎殘部逃入塞外，馬賢因戰功受封為安亭侯，之後忍良與麻奴、苦犀兄弟勾結起來，在秋季集結起來自各種羌人的「步騎三千人寇湟中」，劫掠金城郡各縣，馬賢統率先零種羌兵前往征討，但在牧苑一戰失敗，「死者四百餘人」，隨後麻奴等人又在令居縣大破來自武威、張掖兩郡赴援的漢兵，麻奴在乘勝吸納「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後「緣山西走」，殺入武威郡劫掠。
馬賢率漢兵追擊麻奴，在鸞鳥成功招降叛羌數千男女，麻奴轉而率眾再入湟中，次年（122）春季，馬賢所部進抵湟中，而麻奴所部「出塞渡河」，馬賢於是繼續追擊，成功追上並將麻奴一眾打敗，叛羌紛紛四散逃亡，最後陸續向涼州刺史宗漢投降，麻奴殘部3000多戶堅持至冬季，不得已向漢陽太守耿種投降，馬賢懷疑麻奴、犀苦會再次反叛，遂將麻奴兄弟圈居在令居縣境，就近監察，同年七月，虔人種與上郡胡人聯合反叛，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率漢兵及烏桓騎兵一舉平定叛亂。
延光三年（124）秋季，漢廷將隴西郡郡治由襄武縣恢復舊治狄道縣，同年麻奴死，其弟犀苦成為燒當種落領袖。
永建元年（126）春季，隴西郡的鐘種羌人起兵反叛，護羌校尉馬賢率漢兵7000多人往討，在臨洮縣境大破叛羌，「斬首千餘級」，逼使叛羌男女全部投降，馬賢因功進封為都鄉侯。
永建四年（129），漢順帝劉保聽從尚書僕射虞詡的建議，在九月下詔將在永初五年（111）三月內遷郡治的上郡、安定、北地三郡郡治遷回舊治，並將當年內遷的漢族平民遷回舊縣安居，又「繕城郭，置候驛」，恢復內遷前的政區建制，同年冬，馬賢離職，改以韓皓為護羌校尉。
永建五年（130），苦犀向新任護羌校尉請求釋放他回燒當種舊地，但被韓皓拒絕，之後韓皓派漢兵在湟中屯田，引起鄰近各種羌人的擔憂，期間韓皓被免職，改由張掖太守馬續出任護羌校尉，羌人各種焦慮漢兵屯田「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馬續為了緩和緊張氛圍，決定撒回屯田，暫時平息了事態。
陽嘉元年（132），漢廷「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為十部」，次年（133）四月，自永初三年（109）隴西南部都尉被叛羌俘虜以來漢廷再次恢復建設隴西南部都尉一職。
陽嘉三年（134）七月，鐘種一名首領良封起兵叛亂，在隴西、漢陽兩郡肆行劫寇，漢順帝劉保以馬賢為謁者，代表漢廷「鎮撫諸種」，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破叛羌良封，「斬首數百級」，十一月，武都郡塞上白馬種與塞外羌人合謀反叛，攻破當地屯田漢官，「驅略人畜」，次年（135）春季，馬賢徵調隴西郡漢兵及羌胡兵攻良封，成功一戰將良封擊殺，「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一家大小向馬賢投降，隨後馬賢領兵進擊另一名鍾種首領且昌，迫使且昌派使向涼州刺史代表十多萬羌人男女投降，馬賢因平定鐘種之亂在次年（136）再次出任護羌校尉，而馬續則轉任度遼將軍。
永和二年（137）二月，廣漢郡屬國都尉擊敗白馬叛羌，「斬首六百餘級」，隨後馬賢又擊敗白馬叛羌，「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平定這一次以鐘種及白馬種為首的羌亂。
永和三年（138）冬季，塞外燒當羌首領那離率3000多騎兵.攻掠金城郡邊塞，護羌校尉馬賢領兵抵禦，成功「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擊退那離軍隊，那離之後招徠羌胡兵以補充兵力，繼續劫掠漢邊「殺傷吏民」，次年（139）四月，馬賢率領一萬多義從羌胡騎兵出塞攻那離，成功斬殺那離，「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平定那離羌亂，馬賢因功轉職為弘農太守，護羌校尉由胡疇出任，之後漢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因為并州部有南匈奴等胡人聚居及涼州部有各種羌族聚居，皇后梁妠之父大將軍梁商因此提醒來機、劉秉兩人到任需要以「防其大故，忍其小過」的態度安撫羌人胡人，然而兩人到任後卻執法嚴厲，不能「忍其小過」。
永和五年（140）四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及車紐率左部族眾發起叛亂，五月，南匈奴單于攣鞮休利受叛亂連累而自殺身亡，同月，塞內且凍種及傅難種首先發難，一邊出兵攻打金城郡，一邊與湟中羌人胡人共同東出「大寇三輔，殺害長吏」，南匈奴與羌族幾乎同時反叛，漢廷遂將來機、劉秉兩人免職，任命馬賢為征西將軍，騎都尉耿叔為副將，統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漢兵十萬屯駐於漢陽郡，同年九月，漢廷在扶風郡、漢陽郡及兩郡交界的隴山交通要道建立塢堡300所以屯漢兵及保護漢族平民，同月，且凍種派兵南下劫掠武都郡，「燒隴關，掠苑馬」，與此同時因南匈奴單于之死，車紐自立為單于，四處劫掠郡縣漢民，漢廷因此將西河郡郡治由美稷縣內遷離石縣、上郡郡治由膚施縣內遷左馮翊夏陽縣、朔方郡郡治由臨戎縣內遷入五原郡五原縣，至十一月，護匈奴中郎將張耽率領烏桓兵及漢兵，在馬邑大破單于車紐，「斬首三千級」，單于車紐被逼投降。
永和六年（141）正月，馬賢率5000～6000漢族騎兵攻打且凍種，雙方大戰於射姑山下，馬賢兵敗被殺，敗訊傳來後，漢順帝封馬賢之孫馬光為舞陽亭侯，又派御史前往慰問征西軍官兵「存恤死傷」。
射姑山之戰後，漢洲境內隴山東西各種羌人幾乎盡反，閏月，鞏唐種3000騎兵先後劫掠隴西郡、燒掠西漢帝陵，又殺入關西劫掠，「殺傷長吏」，郃陽縣令任頵率兵追擊鞏唐種流寇，兵敗被殺，三月，武威太守趙沖帶同鮮卑兵追擊鞏唐種，成功大破鞏唐種，「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馬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漢廷因之以趙沖兼領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漢兵應對羌難，又派中郎將龐浚招募漢族勇士1500人屯駐於美陽縣為涼州部援兵，雖然趙沖的勝利阻遏叛羌的擴大，但仍未能平息羌難，同年五月，罕種1000多騎兵竄入北地郡劫掠，趙沖與北地太守賈福未能成功制止，九月，叛羌派8000～9000騎兵入武威郡劫掠，令「涼部震恐」，至十月癸丑日，漢廷決定將安定及北地兩郡郡治內遷美陽縣、池陽縣，在十一月庚子日任命執金吾張喬兼行車騎將軍，統領「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漢兵15000人坐鎮三輔地區。
同年（141）春季，度遼將軍馬續統率5000鮮卑騎兵在穀城一帶大破南匈奴叛軍，之後護匈奴中郎將張耽率漢胡聯兵擊敗吾斯麾下的烏丸兵，解救被南匈奴俘虜的漢族平民。
漢安元年（142），漢廷以趙沖為護羌校尉，趙沖上任後採用懷柔政策，招降叛羌，罕種5000多戶派使赴令居縣向趙沖投降，關西叛羌僅餘下燒何種3000多落盤踞在安定郡參䜌縣北境，叛羌勢衰，於是漢廷在十月甲戌日撒銷張喬的軍隊部署。
漢安二年（143）四月，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一同率兵赴參䜌縣攻燒當種，大勝「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閏月，趙沖再次領兵大破叛羌，「斬首四千餘級」，同月，趙沖又一次攻打叛羌，在隴西郡阿陽縣大破叛羌，「斬首八百級」，叛羌兵敗如山倒，於是共計三萬多戶的各種羌人各自派使向涼州刺史投降；同年六月丙寅，漢順帝劉保在首都洛陽冊立攣鞮兜樓儲為南匈奴單于並派兵護送其回到在離石縣的單于庭上任，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成功人刺殺南匈奴叛將吾斯。
建康元年（144）三月，塞內羌族誘導護羌從事馬玄，令馬玄率領塞內羌族出塞遷徙，領護羌校尉衛瑤率兵追擊叛逃羌人，「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護羌校尉趙沖亦率兵追擊，但至建威鸇陰河，正值渡河之際，部眾內有600餘胡兵乘機叛逃，趙沖親自領數百人追擊叛胡，不料中途被叛羌伏擊戰死，出塞的漢朝軍追擊至此而回。同年四月，匈奴中郎將馬寔大破南匈奴左部叛軍，原在叛軍陣營的烏丸人亦停止敵對漢王朝。
永嘉元年（145），趙沖之子趙愷受封為義陽亭侯，護羌校尉一職由漢陽太守張貢擔任，梁並採用「以恩信招誘」之策，因此塞外離湳種、狐奴種等共計五萬餘戶的羌人種群在同年二月遣使向梁並投降，隴西高原的邊患暫得止息，梁並因此而受封為鄠侯，自永和五年（140）五月開始的規模僅次於永初羌禍的永和羌禍至永嘉元年（145）二月完結。
建和二年（148）三月，白馬羌人劫掠廣漢屬國地區，殺害當地漢族官吏，同年塞內羌人及湟中地區胡人亦與之共謀起兵叛亂，益州刺史以板楯蠻兵為主力，擊破叛羌及叛胡，「斬首招降二十萬人」。
永壽元年（155），護羌校尉張貢逝世，第五訪出任護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
延熹二年（159），護羌校尉第五訪卒於任上，中郎將段熲出任護羌校尉，同年十二月，塞外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8種羌人共同出兵攻擊金城及隴西兩郡邊塞，護羌校尉段熲率漢兵及湟中義從羌兵共一萬二千騎兵出湟谷，初戰破之，然後繼續追擊出塞，渡過黃河後在羅亭大戰叛羌，段熲「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次年（160）閏月，叛羌殘部在燒何種領䄂下再次聚集起兵入侵張掖郡，攻陷鉅鹿塢，殺害張掖屬國的漢族官民，之後又「招同種千餘落，並兵晨奔熲軍」，段熲所部與之交戰至中午，「刀折矢盡，虜亦引退」，段熲率兵追擊撒退的叛羌，「且鬥且行，晝夜相攻」，一直追擊了40多日，「出塞二千餘里」，在積石山下斬殺燒何種領袖，斬首及俘虜共5000多人，另外有叛羌分別屯居在石城、白石，段熲分兵攻石城，「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然後領兵進攻白石，斬首及俘虜3000多人，燒何種90多名男女向段熲投降。
同年（160）十一月，塞外勒姐種與零吾種圍攻金城郡允街縣，「殺略吏民」，段熲領兵救援，「斬獲數百人」，為允街破圍。
延熹四年（161）六月，塞外零吾種與塞內先零種、沈氐種、牢姐種及烏吾種等羌人通謀反叛，攻入關西三輔地區劫掠「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率領湟中義從羌胡兵往討，但因為涼州刺史郭閎為求分享段熲的軍功而拖延義從羌胡兵的進程，致令「義從役久，戀舊鄉，皆悉反叛」，事後郭閎將義從羌胡兵的叛逃歸咎於段熲，導致段熲被解職下獄處分，不過因為「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最終釋放，不久受任并州刺史，至於護羌校尉由胡閎出任負責剿滅羌禍，然而胡閎才能遠遜於段熲，劫掠三輔地區的叛羌「覆沒營塢，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因此向皇帝上疏毛遂自薦，但未得應許，至同年十月，叛羌向東西并州部及涼州部郡縣劫掠，羌禍擴大令「朝廷為憂」，於是漢廷任命皇甫規為中郎將，領導關西漢兵征伐叛羌，皇甫規一戰大破叛羌，「斬首八百級」，關西叛羌10多萬男女因之相繼投降，次年（162）三月，沈氐種等叛羌繼續劫掠張掖、酒泉兩郡，皇甫規率漢兵西討涼州部叛羌，但因軍中爆漢發疫疾而暫緩，皇甫規進入涼州部後發現當地漢官多有不法行為，於是「條奏其罪，或免或誅」，涼州刺史郭閎亦因此丟官，據稱叛羌因得聞皇甫規此舉而「翕然反善」，十餘萬叛羌男女以沈氐種領袖滇昌、飢恬等為首派使向皇甫規奉表投降，自延熹四年（161）六月至延熹五年（162）三月，持續九個月的羌禍到此止。
同年（162）七月，塞內烏吾種叛，劫掠金城、隴西、漢陽三郡地界，最終被三郡漢兵平定，至十一月，塞外羌人在滇那的率領下派5000～6000叛羌入侵武威、張掖、酒泉三郡，「燒民廬舍」，次年（163）春季，滇那的燒略掠奪行動不受阻遏，反而聲勢更盛，令「涼州幾亡」，七月，隴西太守孫羌率漢兵大破滇那所部，「斬首溺死三千餘人」，同年冬季，護羌校尉胡閎因病重去職，漢廷於是再次以段熲出任護羌校尉並派人護送其赴令居縣上任。
延熹七年（164）春季，3000多落（戶）叛羌的領袖封僇、良多、滇那等355人親自上門向護羌校尉段熲投降，但還有當煎種、勒姐種為首的西羌種群繼續擁兵對抗，至十月，段熲率漢兵一萬多人進攻燒當種，成功斬殺燒當種及勒姐種首領，斬首及俘虜4000多人。
延熹八年（165）二月，段熲攻勒姐種，勝而破之，「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閏月，段熲帶兵攻當煎種於湟中，不料兵敗被圍困三日，段熲在樊志張的建議下，乘夜突圍而出，旋即反擊當煎種軍，將之殺敗，斬首及俘虜數千人，之後段熲繼續追擊當煎種落直至秋季，「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流浪的飢民男女散入武威郡劫掠，自延熹五年（162）七月至延熹八年（165）閏月，持續3年的西羌諸種叛亂被平定。
延熹九年（166）六月，鮮卑單于檀石槐與鳥丸人、南匈奴國勾結起來多次劫掠漢邊，「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七月，鮮卑騎兵8000～9000殺入漢境，與先零種、沈氐種等東羌諸種結盟叛漢，叛羌派兵入武威、張掖兩郡劫掠，「緣邊大被其毒」，於是漢廷任命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負責平定戰亂，張奐赴離石縣上任後的十二月，南匈奴國及烏丸人共計20萬男女遣使向張奐遣使投降，停止叛亂，鮮卑人看到盟友投降後就撒出塞內，但在檀石槐單于的領導下仍繼續「寇抄滋甚」。
永康元年（167）正月，先零種等叛羌以「五六千騎寇關中」而去，一度圍攻祋祤縣城，雲陽縣被劫掠，四月，叛羌再入關西劫掠，攻破兩個營漢兵，「殺千餘人」，十月，叛羌在岸尾、摩蟞等率領下再入闖關劫掠，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派司馬尹端及董卓各自領兵進擊叛羌，「大破之，斬其酋豪」，斬首及俘虜共一萬餘人，東羌諸種叛亂自延熹九年（166）七月至永康元年（165）十月，持續1年又3個月後被平定。
同年（167）正月，正值東羌諸種蹂躪關西之際，西羌當煎種再次集結起4000多人來劫掠武威郡，護羌校尉段熲率兵往攻，在鸞鳥一地大破當煎種軍，「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戰功赫赫的段熲因此受封都鄉侯，不過平定西羌諸種後，先後在延熹四年（161）及五年（162）投降皇甫規、延熹九年（166）投降張奐的東羌諸種三萬餘落（約十五萬男女）「既降又叛」，漢桓帝劉志因此向段熲詢問討伐叛羌的方略，段熲於是毛遂自薦，計劃大致「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偶反本土」，得到朝廷的准許。
建寧元年（168）正月，護羌校尉段熲率一萬五千漢兵，只帶著15日糧食，從彭陽出發往高平方向前進，二月在逢義山一帶與先零種等叛羌大戰，戰況一度不利，但經段熲激勵：「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及親自騎馬帶領漢兵突入戰場後，漢兵反攻，「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朝廷收到逢義山大勝的消息後，在竇太后竇妙的援意下以漢靈帝劉宏的名義下詔：「先零東羌歷載為患，熲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屍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並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又調動中藏府的皇室「金錢彩物」以「增助軍費」，又任命段熲為破羌將軍。
段熲所部休整月餘後，於同年夏季再次出發追擊叛羌，經橋門行軍至走馬水，這時得到叛羌軍隊在奢延澤一帶的軍情，段熲立即「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在清晨時分抵達叛羌所在並迅速將叛羌擊破，叛羌兵敗後撒退至落川一帶集結，段熲繼續追擊，派騎司馬田晏率5000兵力攻叛羌東邊，又派假司馬夏育率兵2000潛行繞道攻叛羌西邊，叛羌派5000～6000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叛羌在落川兵敗後再次撒退脫離接觸，而段熲再次追擊叛羌，在令鮮水追上叛羌，但因為段熲部隊「士卒飢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於是叛羌再度撒退，段熲隨即率部追擊，緊咬叛羌，「且鬥且引，及於靈武谷」，七月，段熲再次身先士卒殺入戰場，最終於靈武谷之戰大敗叛羌，叛羌「棄兵而走」，段熲亦繼續追殺三日三夜，一直至舊涇陽縣境方停，叛羌殘部4000落（約2萬餘男女）散入漢陽郡山谷之間，眼見接近掃滅叛羌之際，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卻突然向漢靈帝表示擔心段熲一旦兵敗會全功盡廢，建議派人招降叛羌，漢靈帝接受張奐的建議並以「詔書下熲」，段熲隨即上奏表示反對並指出「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的羌人叛亂罪惡及指出「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的隱患與提出解決方案，遺憾的是沒有成功說服漢靈帝放棄招降政策，至次年（169）春季，漢靈帝派謁者馮禪赴漢陽郡招降叛羌，不過力主招降的張奐已被免職歸家，於是段熲再次向漢靈帝表示現在正值春種農田之時，漢族「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
同年（169）夏季，叛羌駐紮在凡亭山一帶，段熲率漢、胡聯兵在距離凡亭山外40～50漢代里外屯駐，派田晏、夏育率兵5000入據凡亭山，旋即被叛羌大舉圍攻，同時大聲張言：「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叛羌的攻勢一度動搖漢朝軍的士氣，但在田晏、夏育的努力下，「殊死大戰，遂破之」，叛羌再次潰敗，東奔逃散至射虎谷再次集結起來，並就地駐守射虎谷，段熲為了「一舉烕之，不欲復令散走」，於是派兵1000在西縣境內修建了一道長40漢代里、寬20步的木柵牆以阻止叛羌西逃，又派田晏、夏育率兵7000乘夜潛上射虎谷之西山屯營結寨挖壕溝，另派司馬張愷率兵3000上射虎谷之東山駐紮，不久後的七月，叛羌察覺漢朝軍的動向，出兵攻打田晏、張愷等部隊取水路線企圖截斷水源，段熲得訊後立即率領本部兵馬攻打叛羌，加上西山、東山兩支部隊的夾攻下，「羌復敗散」，漢、胡聯兵在射虎谷「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另有4000叛羌男女投降馮禪而得到安置於安定、漢陽、隴西三郡，叛羌勢力在射虎谷一戰敗亡，至此，斷斷續續為禍漢洲地區近62年的叛羌被漢廷成功平定，主將段熲因功更封為新豐縣侯，此後15年間再無羌禍。
中平元年（184）二月，關東爆發黃巾起義，同年十一月，湟中義從胡人、安定郡先零羌人及枹罕、河關兩地漢族聯合發動叛亂，並推舉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叛軍攻殺護羌校尉泠征，之後又有邊章、韓遂為首的漢族叛軍亦加入叛亂，叛亂漫延，金城太守陳懿被殺，金城、北地等郡遭受劫掠。
中平二年（185）三月，叛軍打著誅殺亂政宦官的清君側旗號，向東殺入三輔劫掠，兵勢逼近西漢帝陵，於是朝廷派左車騎皇甫嵩出鎮長安，又任命董卓為中郎將，負責討伐叛軍。
↑ 古越人部落除了與古中原人部落融合為漢族^{[註 7]}，另有一支古越人與西來之槃弧蠻人融合為畬族^[220]，可能是游離在漢族社會外的古越人與東遷之槃弧蠻人融合為畬族，亦可能是古越人先與中原人融合為漢族，再與東遷之槃弧蠻人融合轉換為畬族，只有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槃弧蠻才能由湘西東遷至淅南閩北，可能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槃弧蠻的東遷最早不早於西漢與東漢之間內亂時代，即公元一世紀初。
另外，居於孫吳臨海郡安陽縣及羅江縣的所謂「安家之民」可能亦是古中原人與古越人融合演變的一方居民，從安陽縣（羅陽縣）出身的王表與江東地區漢族相比並無特殊之處，可以與當地人溝通^[221]，所以「安家之民」可能是一個帶有不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地方風俗色彩——因此被士大夫貶為「夷」——的漢族支系，孫吳政權控制的漢族人口約二百三十餘萬，縣有三百一十三，平均一縣七千餘人左右，考慮到各縣人口不一，作為當時遠離繁榮又非物產豐盛之地，安陽縣及羅江縣的人口應較低，合計人口約一萬左右。「安家之民」當然也可能是古越人融合移民演變而來的一支新族群，但有漢姓王、語言可以與江東漢族通話及有俗語「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臛」等，縱使不是漢族群體亦是在血緣及文化上受到漢族移民——比如王表——影響的族群，雖然無人口數目的記載，但考慮到正史不載，「安家之民」的人口應相當稀少至可忽略不計。
↑ 所謂「山越」之人實與漢族人無異，只是一些自漢朝桓靈二帝統治以來為避徭役賦稅及戰亂的漢民，脫離了政府控制剝削，即所謂「幽邃民人」、「逋亡宿惡」^[222]，所以「山越」又稱為「山民」^[223]^[224]^[225]、「山寇」^[226]^[227]、「山賊」^[228]^[227]，所謂「越」是因為當地昔為越國所治，一如昔為齊國所治則呼為「齊」^[229]，至於「寇」、「賊」，顯然是指不受官府控制、破壞社會治安而言，因而受到統治者等精英階層的篾視，「民」者因其本源自漢民，當地地勢「山谷萬重」，故以「山」名，所以遁入山谷之漢民才被官府稱為山越，正因其本為漢民所以孫吳以武力輕易將數以萬計的山民納入為孫吳軍隊的同時亦不會因民族矛盾而發生叛變，因為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是脫離了政府控制的漢族人口重新被政府控制^[225]^[227]，從而令所謂山越波瀾不驚就消失了。
↑ ^30.0 ^30.1 ^30.2 據漢文史籍，匈奴境內有秦人（漢族）聚居^[232]，狐鹿姑單于在征和五年（前88）派使者向羌人揚言「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233]，雖或有誇張之處，但透露了有數以萬計的漢族人居於匈奴，根據2020年一項對蒙古國匈奴時代遺骨樣本的研究，發現匈奴時代的蒙古國出現帶有中原漢族血統成份的個體，以公元前50年為界分為匈奴早期及匈奴晚期，匈奴晚期47個樣本中帶有中原漢族血統成份的個體是分別來自後杭愛省的Emeel Tolgoi（EME）與Tamiryn Ulaan Khoshuu（TUH）、中央省的Atsyn Am（ATS）與Songino Khairkhan（SON）、布爾干省的Baruun Mukhdagiin Am（BAM）、色楞格省的Yuroo Ⅱ（YUR）、蘇爾巴托省的Baruun Khovdiin Am（BRU）等七個遺址的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TUH002、YUR001、BRU001這8個個體因為帶有0.2～75.8%中原漢族血統而被研究者合併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漢族組），其中EME002在8個個體中年代最早的或可追溯至匈奴早期，帶有低至0.2%中原漢族血統，其次是帶有約14%中原漢族血統的ATS001，直至蒙古帝國時代的今蒙古國地區人群仍多帶有20%以上的中原漢族血統^[234]，證實了匈奴時代有大量㩦帶原華夏血統的漢族人口流入今蒙古國地區，匈奴晚期漢族組不止帶有原華夏血統，亦帶有24～25%薩爾馬提亞人血統及24～99%烏蘭朱和-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明顯是胡-漢混血兒的後裔，加之漢族並非當地主要民族，帶有原華夏血統的匈奴晚期漢族組之人群大概率不存在漢族認同，可見遷入草原的漢族已被游牧族群融合同化。
東漢末年，游牧族群乘著漢國分裂內戰而南擴，亦吸收漢族人口以壯大本國（部）的實力，例如遼西、上谷及右北平三郡的烏丸人就曾經「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41]，鮮卑人軻比能曾在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及三年分別向曹魏遣還「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121]，拓跋國至遲在元康五年（公元295年）三分統治時，其中猗㐌、猗盧兩位統治者就開始大力招徠漢族人，入拓跋國之漢族自然不免被鮮卑風俗同化^[235]^[236]，建興四年（公元316年）拓跋國爆發內戰時就有漢族人近三萬因之南逃改附劉琨^[237]，見諸記載的流亡漢民多者數十萬，少者數千，後來有的回歸漢族政權，但回歸者顯然不可能是流亡漢民的全部，必然有部分流亡漢民在當時烏丸人、鮮卑人的聚居地落地生根被游牧民族所同化，如慕容國在太康七年派兵阻擊晉軍的將領孫丁，漢姓漢名，可能即鮮卑化漢族人，弈洛瓌在建都大棘城（中國北票市章吉營鄉一帶）後「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是慕容國吸收漢族流人以發展壯大的反映^[238]，在六王內戰時由鮮卑人日陸眷所建立的段國盤踞遼西，亦是由漢族及鮮卑、烏丸各族合計三萬家組成。
↑ 以公元前1世紀的烏孫帝國為例，有「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平均一戶5.25人而總兵力佔總人口約30%，同期康居帝國有「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平均一戶5人而總兵力佔總人口約20%，兩國合計則戶均5.1人而總兵力佔總人口約25%，所以游牧族群1戶約5人，兵民比約1：5^[242]，一戶等同一落，而所謂「勝兵」是指全國人口中能拿起武器去作戰的人^[243]
乞伏國吞併鹿結後，人口約75000落，一落5人，75000落約375000人。
禿髮國部眾有20部，一部5000人即約100000人，樹機能被稱為「羌虜」，100000人中當有部分是羌族，馬隆在武威郡討伐樹機能時，「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萬餘落約50000多人，再加上「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禿髮國至少失去60000人，所以樹機能僅餘下不到40000男女，敗亡是必然，考虜到有「善戎沒骨能」，涼州部各郡的羌胡諸族不是全部加入樹機能一方，假設不加入樹機能一方的羌胡諸族人口相同，則涼州部八郡原有羌胡諸族人口約200000人，而八郡漢族人口只有三萬七百戶（約19萬9550人），與涼州部羌、鮮卑等非漢族群的總人口數約略相當。基於樹機能曾經「攻陷涼州」，聲勢之大令晉武帝司馬炎「為之旰食」，羌胡諸族應大多數加入強勢的樹機能一方，所以不加入樹機能的羌胡諸族人數存在估計過高的可能。
吉軻羅、侯金多及熱冏等領導的200000男女，當中有部分是氐族，所以這200000人向司馬駿投降後，司馬駿被「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244]，這200000人口特別是來自安定及北地兩郡之胡人或氐人顯然已在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徙戎論》「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計算之內，其人數之巨不能排除是乘涼州地區戰亂而吸納了大量漢族人口所致，如同昔日烏丸蹋頓或鮮卑軻比能、日陸眷等統治者以招徠漢族人口來壯大部眾實力的做法^{[註 30]}，至於漢族，雍州部、秦州部及涼州部等三州部合計有漢戶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約104萬8580人。
↑ 按《孟子》雲「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據《孟子註疏》解釋孟子之所以說是舜是東夷人，是「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同樣也是因為周文王「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歳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周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即只是因為舜地處中原東部、周文王地處中原西部，才稱其為東夷人（東方人）、西夷人（西方人）。故此「夷」並非少數民族的代名詞，從傳說來看，舜、周文王皆是黃帝後裔，當然不可能將舜及周文王指為非漢或非華夏人群，孟子之「東夷」、「西夷」，僅是指諸馮、負夏、鳴條以及岐周、畢郢這分別位於東方和西方的地區，將此處「東夷」、「西夷」視同非華夏人群或非漢族的代稱只是後人的誤解，所謂禹生於西戎或西羌亦是類似的誤解，傳聞中的「禹生石紐」是「禹生於石」的訛誤，而「禹生於石」其實是「啟生於石」的誤傳，從傳說中禹的身世與事跡來看，禹是絕不可能生於西羌或興於西羌^[247]，只有治水時「浮於積石」、「道河積石」涉及後世西羌人之地，除此以外，禹的事跡與西羌無涉，顯然不能得出禹是羌人的結論，何況在一個重視血緣的氏族部落社會，沒有血緣關係是絕不可能踏入統治階層頂端。
上述這些誤解也成為刻意的誤讀，因為這些誤解正好成為異民族征服漢族地區後尋求統治合法性的藉口，何況，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又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舜與周文王取天下的主因是以德服人，而後世女真、蒙古、滿人之徵服漢洲的過程本質只是殺戮戰爭，不是透過道德高尚來感化漢洲，怎能用舜與周文王的例子來為暴力征戰背書？先秦夏與蠻夷戎狄僅是周與非周之別，先秦「華夏」及「中國」只是周王室及其姻親集團的代稱，只有遵周禮，特別是屬於周天子「母弟甥舅」之諸侯邦國才能歸類為華夏、中國，而不遵守周禮、不尊重周天子或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諸侯邦國則被視為「蠻夷戎狄」，所以漢族部落或政治集團並非民族族群之別，何況將先秦蠻夷戎狄與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滿人等同也犯下刻舟求劍的錯誤！即使是漢族內部的衝突歧視也不能構成或合理化其他民族對漢族施加暴力歧視的理由。
最早刻意誤讀來尋求統治合法性藉口的是攣鞮淵，甚至誤讀為「文王生於東夷」，當然攣鞮淵也自知匈奴人起兵建國以少欺多是無德可言，才會焦慮「晉人未必同我」，遂以「冒姓劉氏」及建國號「漢」的認知戰手段來分化及降低漢族人的反抗意識，達成「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於中原的實質，在漢洲中原鳩占鵲巢建立匈奴帝國的直接征服統治^[248]。
另外，原先帶有漢族及其聚居地含義的「中國」、「中華」等自稱^{[註 5]}，因入主中原的外族政權曾冒稱「中華」，如南燕國皇室慕容鎮以「中華」自居，反指東晉政權為非中華的「文身」之國^[249]，令「中華」一詞開始橫生歧義。
↑ 有一種觀點認為，漢代「漢」雖有指代華夏人群含義，但在漢王朝滅亡後，這種帶族群意義的「漢」自稱就消失，僅被外族用來稱呼漢族，晉王朝重新統一後，以朝號「晉」為漢族自稱之一，直至北魏在公元5世紀初征服冀州地區，為了對抗可能北伐的東晉政權，於是以非魏非晉的前朝「漢」稱呼河北平原的漢族人，以便分化漢族人的「晉人」族群認同，割斷與東晉政權的聯繫，同時該觀點又認為來自北魏統治者的他稱「漢」含有貶義而未受到被稱族群的接受，至唐代初年因李唐皇室尊崇漢朝，始以「漢」為漢族之自稱，此一族稱之後不因朝代變更而消亡。
筆者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漢」作為涵蓋全體華夏人群的族稱最初始於漢代，雖然漢王朝消亡後以「漢」自我族稱的意義亦隨之消失，但外族仍以「漢」為漢族之他稱，最後漢族接受以「漢」為不因朝代更替而變化的穩定族稱，族稱「漢」顯然不是源自外族的他稱，只是漢族受到來自外族文化的巨大影響，最終接受曾在漢代是族稱的「漢」成為穩定的族稱，是漢代族群含義的「漢」出口後最終轉內銷的經過，其次所謂鮮卑統治他稱「漢」含有貶義一說實牽強附會，因為南北朝時代史料中所有針對漢族的歧視辱罵如「頭錢價漢」、「空頭漢」、「狗漢」、「漢兒」等^[250]；南朝漢族士人周朗雖然在元嘉三十年（453）將受到五胡政權多年統治而被漸染胡化的河北平原漢族貶稱為「雜漢」，但亦承認這些胡化漢族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劉宋政權一直希望透過同族感情來招攬其投靠南朝^[251]，這些都是在「漢」字前後綴以貶義形容詞來貶稱，所以單單一個族稱「漢」是沒有貶義，比如酈道元的《水經注》以吐京、吐軍分別為「胡、漢譯言」^[252]，北魏在今寧夏區永寧縣望洪鄉境設立的弘靜鎮「俗謂之漢城」^[253]，可證當時作為族群他稱的「漢」本無貶義，蔑視漢族時需要在「漢」前後加入貶義的形容詞來限定，如果「漢」一字有貶義就不會被劉邦認可為朝號，正因如此，「漢」才被漢族接受為穩定不變的族稱。
有說法認為秦胡連稱為一族群，如此可與移居辰韓之秦代原華夏人被稱為「秦韓」對應^[121]，則秦胡是指半漢半胡之混血兒，然而記載中以秦胡來形容董卓、韓逐、袁譚的部隊，可見其人口亦有一定數量，但漢文史料中有關「秦胡」的記載又相當有限，非如匈奴、鮮卑等聲名顯赫的族群有詳細活動記錄，所以將史料中的「秦胡」理解為「秦、胡」且「秦」指漢族較為合理，消除了足以組成大軍的人口和記載稀缺之間的矛盾，方詩銘認為「秦」指漢族人，李燁認為是指移居西域北亞之原華夏人^[254]，因為匈奴人曾指西漢原華夏人為秦人^[232]，所以方詩銘的說法較為可信，即「秦」是指原華夏人（包括其後的漢族）而非僅僅移居入西域北亞的原華夏人，秦、胡分別是指漢族人（秦）、非漢族人（胡），比如「屬國秦、胡，盧水士民」分別是是指張掖屬國的漢族人（秦）、非漢族人（胡）及盧水胡人，基於漢洲內地亦以「民」指漢族，不能排除張掖屬國的「盧水士民」是指當地漢族士民的可能性，劉平國摩崖刻石指出孟伯山等六人是秦人亦即漢族^[255]，很可能因身處多民族聚居的西域地區而強調漢族（秦人）身份，其中萬□羌與程阿羌兩人雖然名有「羌」字，但不能因此判定其為羌人，如胡姓不是出自胡人、蒙姓不是出蒙古人，萬、程為漢姓又明其為秦人（漢族），此兩人漢族無疑^[256]^[257]，「羌」名可能是受到羌文化影響所致，而劉平國本人漢姓漢名，明顯是漢族人任職龜茲左將軍。
↑ 林邑王區逵，或稱區連，姓名似是漢姓漢名，加之其父出任象林縣功曹，有可能是漢族人，至少也是混有漢族血統的當地諸夷人，但很明顯已經夷化，後來建立林邑新王朝的範文，出身大概率是漢族人，少年久居漢族人口極之稀少的林邑王國，無可避免被先住民同化^[272]。
↑ ^35.0 ^35.1 ^35.2 ^35.3 ^35.4 因為「秦」曾是古代中國與漢族的自稱及他稱，其族居地也被稱為「秦」^[350]，成書於太康元年（280）十月的《密跡金剛力士》^[351]內稱「吳蜀秦地」，強調吳與蜀屬秦地，明顯是因為晉平吳統一漢洲^[352]，在平定吳、蜀二國之前僅曹魏亦即北方中原地區是「秦」，平定吳、蜀二國實現統一之後可以「秦」指漢洲，《三洞珠囊大都攻職》雲「秦、胡、氐、羌、蠻、夷、戎、狄、楚、越」，「秦」與「楚、越」並立，此處之「秦」只能是指北方中原地區，而《太上三天正法經》雲「傖、秦、氐、夷、蠻、差之類」，後者「傖、秦」之傖是經長期分裂割據後南方漢族對北方漢族的貶稱（地域歧視）^[353]，所以此處「傖、秦」分別是指北方中原（傖）及南朝統治的南部地區（秦）^[354]^[355]，《文始先生無上真人關令內傳》亦說「或胡或傖，或吳或楚」，證明「傖」指中原，而「秦」可指南部荊揚二州地區，至於《三洞珠囊領決職》所說的「秦、夷、胡、戎、狄、氐、羌」之「秦」是指與夷、胡、戎、狄、氐、羌等外族並立的漢族，所以「秦」除了指故嬴秦諸侯國外，亦可指漢族及漢洲，還可單指中原地區或吳楚、楚越之荊揚二州地區；《老子化胡經》有「東秦」、「中秦」之稱，《姚伯多造像記》亦稱「化治西域。流波東秦」，皆與諸胡人所在的西方地區相對而立^[356]，又有「東夏」、「中夏」之稱，「東」指東方，「中」指中國，「秦」即「夏」，可證「東秦」、「中秦」是指位於東方的赤縣神州（漢洲）^[357]^[358]。
「中國」及「華夏」除了是古代漢族的長期自我族稱外，亦是地理區域的稱謂，也可合稱為「中華」或「中夏」，主用以指代中原地區，如永興二年（305）劉弘向晉皇帝表示擔憂東海王司馬越與豫州刺史劉喬開戰會導致中原戰亂不息，可能出現「四夷乘虛為變」的人禍^[359]^[301]^[360]；柔然汗國向南朝表達支持南朝收復中原，以拉攏齊高帝蕭道成共同對付北魏^[361]^[49]
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及「華夏」也可以是指族居地赤縣神州^[20]^[362]，其面積由漢代過百郡國組成^[44]，比如上邽縣、雲中郡、高平縣、幽州、曼柏縣（度遼營所在）、敦煌郡等地皆屬諸華（華夏）地域一部份^[363]
華夏地區又有「方夏」^[364]^[365]之稱，例如交阯刺史部及益州刺史部皆屬華夏地域，地理上與赤縣神州重疊，兩者可以互換。
綜上，以地理空間為主要含義的「秦」、「中國」、「華夏」等稱呼皆有廣、狹二義，狹義上是指中原，廣義上是指赤縣神州（九州），赤縣神州是指漢民族傳統聚居地（傳統領域），可稱為「漢洲」，如同蒙古草原之於蒙古人、應許之地之於猶太民族、朝鮮半島之於朝鮮民族，但亦不是只有蒙古草原、應許之地、朝鮮半島才有蒙古人、猶太人、朝鮮人分佈聚居，在此以外如日本、美國等地亦有蒙古人、猶太人、朝鮮人分佈聚居，只是相對而言，「傳統聚居地（傳統領域）」帶有原居地、初居地的含義。
核心是指漢洲（赤縣神州）內漢族人口佔比高於50%或地理上不與漢洲邊界接壤（即不與其他民族傳統地區接壤）的地方，而邊緣是指與其他民族傳統地區接壤或漢族人口佔比少於50%的地方，原居地是指在公元前一世紀己有漢族人口聚居的地方。最初的漢洲範圍其實就是西漢初年的版圖，其後漢朝擴張，東南併南越國為九郡又吞閩越國入會稽郡、東北滅衛氏朝鮮為四郡、西北破匈奴置朔方部及河西四郡、降服西南諸夷為七郡，也是原華夏人擴散主導部分南方土著部落融合為一族進程的一部分^{[註 4]}，這些地區都是赤縣神州（漢洲）的邊緣地區，其中朝鮮郡縣、福建、朔方部及河西走廊成為漢洲的一部分，而嶺南及雲貴高原則有所反覆，前者自秦代以後除了蒙元與滿清帝國統治外都是漢族王朝的一部分，官修典籍都承認其為九州州域^[17]^[18]，後者在唐宋時代為南詔大理國家，至洪武時期才再歸屬漢洲，漢洲範圍與明朝兩京十三省及清帝國排除了遼東的十八省大體一致，為便於區分，不含邊緣區的漢洲可稱為「小漢洲」，囊括邊緣區的漢洲可稱為「大漢洲」，漢洲邊緣地區依民族勢力盛衰不同而有所變化，比如遼東西與前後套在蒙古帝國征服後就出現蒙古化、紅河三角洲被京族先民獨立建國、鴨綠江與大同江流域在其他民族勢力的攻擊下被放棄、西套平原回族化，以至於今，這些地區可以稱為「外邊緣」，亦有一些穩定屬於漢洲的邊緣地區，比如珠江三角洲、河西走廊等等，這些地區可以稱為「內邊緣」，大體而言，遼東西、河套、河西走廊、河湟、雲貴高原、湘西、嶺南等地屬於漢洲邊緣，古今皆屬漢洲的邊緣地區是內邊緣，有的如閩粵後來甚至成為核心地區一部分，古屬漢洲而今不屬漢洲的邊緣地區則是外邊緣
漢洲、漢國境內人口絕大多數是漢族但並非100%都是漢族，如同西藏人口並非100%都是藏族或朝鮮半島人口並非100%都是朝鮮族，所以以「漢區」稱呼漢族聚居地，漢區可以分佈在漢洲（傳統領域）內也可以在漢洲外。
以「國內只存在一個民族或超過50%人口為單一民族的國家」的定義，如果族群聚居分布出現變化而在傳統領域外出現聚居，比如盎格魯人、蒙古人等亦在英格蘭、蒙古草原以外地區出現聚居，所以漢族亦可能在漢洲以外的地區聚居，有可能在漢洲以外地區出現漢族人口佔比超過50%的國家，因此有必要將漢國定義分為「一般」及「一般以外」，一般以外即是漢洲以外地區的漢族國家，而漢國治世這一概念，漢國是一般意義上的定義。
↑ ^36.0 ^36.1 根據《日本書紀》所載的和人神話，男神伊弉諾尊及女神伊弉冉尊生下大日孁貴（即天照大神）、月弓尊（即月神）、素戔嗚尊等神，素戔嗚尊後來被驅逐，來到葦原中國的「出雲國簸之川」，為當地神明腳摩乳、手摩乳夫妻解決了八岐大蛇的威脅，素戔嗚尊於於是娶腳摩乳與手摩乳之女奇稻田姬，在出雲的清地統治葦原中國，素戔嗚尊與奇稻田姬生下大己貴神（又有大物主神、葦原醜男、大國玉神、顯國玉神等眾多不同的稱呼，一說大己貴神是素戔嗚尊的六世孫）
在大己貴神統治出雲時，天照之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的外公高皇産靈尊為了令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成為葦原中國的統治者，先後派天穗日命、大背飯三熊之大人、天稚彥討伐大己貴神，但全部失敗，最後派遣經津主神及武甕槌神向大己貴神談判，成功迫使大己貴神與其子事代主神讓出葦原中國的統治權，經津主神及武甕槌神平定葦原中國各地勢力，「有逆命者、卽加斬戮。歸順者仍加褒美」，之後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在日向的高千穗峯降臨。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在「吾田長屋笠狹之碕」娶了大山祇神之女鹿葦津姬，鹿葦津姬生下火闌降命、彥火火出見尊、火明命等三子，不過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懷疑並非自己的親生子，質疑：「雖復天神，何能一夜之間令人有娠乎？汝所懷者必非我子歟！」其中火闌降命傳說是隼人族群的始祖，後來火闌降命被彥火火出見尊從海神處得到的神器詛咒，變得諸事不順、貧困飢饉，被迫成為彥火火出見尊的奴僕，其「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墻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矣」。
雖然神話中天照大神之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得到葦原中國的統治權，但當時各地仍由不同的強大獨立土著勢力控制，至彥火火出見尊之孫神日本磐余彥尊（即神武天皇）在位時，「遼邈之地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躒」，如速吸之門的珍彥、菟狹川的菟狹津彥及菟狹津媛、中洲（大和國）的櫛玉饒速日命、菟田的兄猾及弟猾、磐余邑的兄磯及弟磯、國見丘的八十梟帥、層富縣波哆丘岬的新城戸、和珥坂的居勢祝、臍見長柄丘岬的豬祝，以及熊野荒坂津、高尾張邑等地都有各自的統治者，不是在神武東征期間歸附日本國就是被消滅。
前期治世時倭人諸國有百餘國，經互相吞併，後期治世時倭人諸國僅有三十餘國。
奴國，存在於公元1世紀，福崗市、春日市、那珂川市一帶的福岡平原是奴國的核心領土^[369]，春日市岡本町一帶以須玖遺跡為中心的須玖遺跡群一般被認為是奴國的王都所在。^[370]
↑ ^37.0 ^37.1 如同「武陵蠻」的稱呼，「武陵」只是地名而非族名，漢文典籍有部分稱呼顯然是以「地名+夷」的形式，比如姑復夷、朱提夷之類，當時的漢族精英階層很明顯並不能清楚掌握西南族群的分類，因為不能明確是國名族名，故不列。

參考來源

↑ Fen Wang、Rui Wang、Hao Ma、Wen Zeng、Yongsheng Zhao、Hao Wu、Zhongming Tang、Haifeng He、Hui Fang、Chuan-Chao Wang《Neolithization of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involved the demic diffusion from the Central Plain》
……「We produced genome-wide DNA data for 21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Jiaojia sit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Fig. 1.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Shandong_Jiaojia_MN people and published East Eurasians.
……「The f4 statistics show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formed a sister clade with Shandong_Xiaogao_EN compared to most reference populations except for middle YR-related lineages that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Jiaojia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YR_MN/YR_LN/YR_LBIA; Shandong_Jiaojia_MN, Shandong_Xiaogao_EN)<0, Z-score< −2.899.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values in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of f4(Yoruba, Shandong_EN; Shandong_Jiaojia_MN, YR_MN) also suggested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Shandong_EN compared with YR_MN. Therefore, we assumed Shandong_Xiaogao_EN as the first source and YR_MN as the second source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Using the qpWave/qpAdm framework, we could model the Jiaojia as a simple two-way mixture between Shandong_EN represented by Shandong_Xiaogao_EN (42.4% ± 11%) and YR_MN (57.6% ± 11%); this 2-way model fitted better than 1-way Shandong_EN (nested P-value <0.01).」……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 first batch of genome-wide data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farmers, our findings from an autosomal perspective suggested that the population shift in Shandong happened as early as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This demographic process was marked by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 into Shandong, replacing almost half of the Shandong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in the gene pool of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people. This admixture pattern was similar to those previously observed in the demic diffusion-based spread of millet farming into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regions under the strong cultural expansion of the Miaodigou phase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it is unsurprising to some degree to find the middle YR-related ancestry in Shandong_Jiaojia_MN.」……
「We next explore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and present-day Shandong people, represented by Han Chinese, who accounted for ∼99% of the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the Han Chinese and Koreans. F4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Han_Shandong shared more genetic drift with middle YR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Han_Shandong; YR_LBIA, Shandong_EN)<0 (Z-score = –4.506).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 in f4 (Yoruba,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Han_Shandong, YR_LBIA) ∼0 (Z-score = 1.584 and 1.075)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equal amounts of genetic drift with Han_Shandong and YR_LBIA. Moreover, Han_Shandong was successfully modelled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middle YR populations (published YR_LBIA) even when Shandong_EN and Shandong_Jiaojia_MN were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suggesting that 1-way YR_LBIA-related ancestry adequately explain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Han_Shandong.」…………
TableS2B.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 ^2.0 ^2.1 Panxin Du、Kongyang Zhu、Minghui Wang、Zhaofeng Sun、Jingze Tan、Bo Sun、Bo Sun、Peixiao Wang、Guanglin He、Jianxue Xiong、Zixiao Huang、Hailiang Meng、Chang Sun、Shouhua Xie、Bangyan Wang、Dong Ge、Yongqiang Ma、Pengfei Sheng、Xiaoying Ren、Yichen Tao、Yiran Xu、Xiaoli Qin、Edward Allen、Baoshuai Zhang、Xin Chang、Ke Wang、Haoquan Bao、Yao Yu、Lingxiang Wang、Xiaolin Ma、Zhenyuan Du、Jianxin Guo、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Dapeng Li、Yiling Pan、Bicheng Li、Yunfei Zhang、Xiaoqu Zheng、Sheng Han、Li Jin、Gang Chen、Hui Li、Chuan-Chao Wang、Shaoqing Wen 《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Dawenkou period,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ancestry from Neolithic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central China and some southern Chinese ancestry that mixed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in Shandong. The genetic heritage of the Shandong Longshan people was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Dawenkou culture. During the Shang to Zhou Dynasties, there was evidence of genetic admixture of local Longshan populations with 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fter the Qin to Han Dynasties,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the region began to resemble that of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Looking at northern China as a who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iddle Y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expanded into regions such as the upper YR, Shaanxi, Inner Mongolia, and the West Liao River (WLR) during the Middle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is genetic pattern align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region.」……「To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genetic dynamics of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rom 69 ancient human individuals retrieved from 18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across the Shandong and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s. Our dataset densely covers a time span ranging from th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 to historical time, including Dawenkou (n = 29), Longshan (n = 13), Shang to Zhou (n = 11), Han to Sui (n = 12), and Song to Ming (n = 4). Additionally, we produced new genome-wide data from 310 modern-day individuals from sixteen cities across Shandong. 」……
……「We used genetic data here to infer if there were YR farmers and Southeast Asian-related influences on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We initiated our analysis with outgroup-f3 in the format of f3(YR farme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Mbuti)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and SD_HG compared with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share more ancestry with YR farmers than SD_HG.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genetic compositions between YR farmers and SD_HG, we then utilized quantitative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Shandong populations, YR_MN) to compare the genomic profile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YR_MN using a reference set that included 35 representative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Ou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could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First, populations from Ercun and Xixiahou sites show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ith Z scores of f4 ranging from −1.77 to 0.76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forming a group we refer to as 「Dawenkou_YR.」 Second, populations from Fujia, Wucun, and Dawenkou sites showed an extra genetic affinity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SD_HG, including Bianbian, Bosh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forming the 「Dawenkou_HG」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Bo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4.64 to −2.98 and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5.02 to −2.27. Third, populations from Wutai and Sanlihe sites showe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EA-related populations, formin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Ami; Wutai_LDWK/Sanlihe_LDWK, YR_MN) = −4.94 and −4.25,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the earliest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Liulin_MDWK (∼5,400 years BP), showed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both SD_HG and SEA-related populations, with the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Xitoucun; Liulin_M, YR_MN) = −3.69 and −4.68, respectively. 」…………「We then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se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Figure 4). Starting from Ercun_MLDWK and Xixiahou_LDWK, who shar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e found that both individuals exhibited 100% of ancestry derived from YR_MN, representing YR_MN-related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Data S3A).」……「we focused on Xixiahou_LDWK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R_MN-related ancestry for modeling other Dawenkou populations. This initial genetic profile closely resembled published Yangshao individuals (YR_MN) from the middle YR basin, indicating a demographic expansion of middle YR agriculturalists eastward into Shandong during the Middle-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e Dawenkou_HG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YR ancestry mentioned earlier, they also retained local HG-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oshan)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This mirrored the admixture dynamics of these two ancestries between the YR and local H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exhibited more YR ancestry but also showed an additional SEA ancestry, indicating a genetic influx from southern China to Shandong. Furthermore, the Liulin population was found to have 87.1% YR ancestry and 12.9% SEA ancestry, suggesting the SEA influence could be at least dating back to 3,500–3,000 BCE. The location of Liulin in the south likely allowed for gene flow from SEA populations (Data S3B).」……
Figure 4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Around 4,600 years BP, the Shandong region saw a shift from the Dawenkou culture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This transition represented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awenko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unclear if 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population change. Through f4 analysis, we observed two distinct patterns in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which displayed similarities to Sanlihe_LDWK from the Dawenkou era, both indicated a genetic conne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i.e., f4(Mbuti, Ami; Sanlihe_LS/Chengzi_LS, YR_MN) < 0 (Z < −3). Conversely, Wutai_LS resembled Fujia_LDWK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all showing a stronger genetic link to SD_HG, i.e., f4(Mbuti, SD_HG; Wutai_LS, YR_MN) < 0 (Z < −3). Using qpAdm, we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derive 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Sanlihe_LDWK, while Wutai_LS has 85.2% ancestry from Fujia_LDWK (Figure 4; Data S3C). Therefore, the Longshan populations inherited the genetic legacy (85.2%–100%) of Dawenkou, suggesting a demic succession from Dawenkou to Shandong Longshan. These findings also align with archaeological data.」
「In historical time, we could observe from the f4 result that the genetic legacy of SD_HG was purged from our populations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MN in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SD_HG; Historical Shandong, YR_MN),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0.81 to 1.36. Meanwhile, they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LBIA in the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Historical Shandong, YR_LBIA),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2.45 to 1.92. Besides, we found that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ha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YR_LBIA compared with prehistoric Shandong through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YR_LBIA; Historical Shandong, prehistoric Shandong).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region o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Furthermore, the qpAdm model revealed the fine genetic structure within the Shandong_3k group. Based on the admixture fractions of Central Plain (YR_LBIA), the Shandong_3k populatio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1) Dongkangliu_3k and Liangchun_3k with 100% YR_LBIA ancestry; (2) Wucun_3k and Chengzi_3k with a mix of YR_LBIA and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and (3) Xisanjia_3k with 100%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closely with historical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s. We were able to model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by introducing 100% ancestry from either Shandong_2k or Shandong_1k populations using qpAdm (Figure 4). This suggests a continuity of genetic heritage in Shandong populations over time.」
……「Our study utilized the qpAdm model to identify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during the Dawenkou period in Shandong, consisting of Dawenkou_YR, Dawenkou_HG, and Dawenkou_SEA. Compared with published local HG individuals (dating to 7,545–5,721 BCE), our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genetic shift in Shandong’s ancestry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all individuals exhibiting YR-related ancestry (ranging from 58.6% to 100%), indicating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middle YR farmers prior to 2,700–2,600 BCE.」……「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a substantial genetic flow from the middle YR to surrounding regions within a 600 km radius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era. Using qpAdm modeling,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cultural groups receiv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the YR. For example, individuals from the Qijia culture in the upper YR reg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had received an estim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80.4%, while those from the Miaozigou culture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had a contribution of 80%. Similarly, individuals from the Shimao cul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had an ancestry of 79%, and Hongshan culture and Hamin culture individuals from Western Liao River had an ancestry of 60.3% and 24.9%,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analysis of ancient mtDNA revealed a close ma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tai (from Central Plain Yangshao culture, ∼3,500–3,000 BCE) and Shandong populations. Genetic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rmers growing foxtail millet in the middle YR basin influenced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d genetic similarity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se findings coincide with the Central Plains-centric model of the double flower pattern hypothesis.」
「Since around 1,500 BCE, there has been a noticeable shift in ancestry toward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gene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individuals and moder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makeup of Shandong_3k-1k closely resembles ancient Central Plain populations from the Shang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YR_LBIA) and modern Shandong and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o closely resemble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both groups now being genet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articularly the Han Dynasty, ancient China exhibited strong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d genetic exchange within Shandong and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Han Dynasty, Shandong’s population suffered significant losses due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conflicts, and warfare during the Wei (220–266 CE), Jin (266–420 CE),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CE). Nomadic groups from the eastern steppes later gained power in the region, such as the Xiongnu nobles founding the Former Zhao (304–329 CE), Murong Xianbei establishing the Former Yan (337–370 CE), and Yuwen Xianbei creating the Northern Zhou (557–581 CE). The impact of these non-Han rulers on the population of Shandong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So, we also examined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North Asian steppe nomads, such as the Xiongnu and Xianbei, to the gene pool of Shandong. However,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Jin Dynasty individuals did not display more affinity with NEA-related ancestry than Han Dynasty individuals, indicating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may have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nomads in Shandong.」
Data S3. qpAdm modeling result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related to Figure 4
(A)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B)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C)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 ^3.0 ^3.1 Hui Fang、Fawei Liang、Hao Ma、Rui Wang、Haifeng He、Limin Qiu、Le Tao、Kongyang Zhu、Weihua Wu、Long Ma、Huazhen Zhang、Shuqing Chen、Chao Zhu、Haodong Chen、Yu Xu、Yongsheng Zhao、Haiwang Liu、Chuan-Chao Wang《Dynamic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inferred from Late Neolithic to Iron Age ancient human genome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handong and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We provide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However, the rice-farmer-related gene flow in the Longshan period did not arrive in group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or previously published groups in Shandong. The Bronze Age Erlitou culture genomes validate the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relativ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Shandong.」
……「have shown a predominant role for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M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the Wanggou and Xiaowu sites) in local Longshan-culture-related (represented by YR_L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Haojiatai, Pingliangtai, and Wadian sites) and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represented by YR_LBIA,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Luoheguxiang, Jiaozuoniecun, and Haojiatai sites) people. YR_LN and YR_LBIA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cent ancient DNA studies supported that the Neolithization of Shandong was related to the demic diffu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as all published Dawenkou people carried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show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ould be genetical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1)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2)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nd (3)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 East Asia-related ancestry. Du et al. suggested that Shandong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coastal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Wutai_L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possessed the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historical era, people in Shandong were dominant by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Focused on newly generated Early Bronze Age genomes, we observed that one Yueshi-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six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projected onto YR_LN-related genetic cluster.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genomes, including the published ancient genomes dating to the Shang, Western Zhou,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YR_LBIA in this study)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one Han-dynasty-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and one 2.5 kya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lso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YR_LN.」
……「we quantitively explored the shared genetic shift between the Dawenkou and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region of the Dinggong sites, one of the cent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Haidai region.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ared a high genetic drift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Compared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as shown by f4 (Yoruba, Taiwan_Hanbe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 (Z score = −3.529 and −5.155). qpAdm modeling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80% Fujia_LDWK/Wucun_LDWK and ∼20% Southern East Asian (represented by Amis) (Table S7 and Figure 2).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also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among Shandong_HG- (represented by Boshan, 30.5%), Central Plain- (represented by YR_MN, 51.2%),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Amis, 18.3%) (Table S7).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Fujia_LDWK/Wutai_LDWK)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including two individual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Fujia_LDWK/Wutai_LDWK. This result was supported by qpAdm analysis (Table S7). Another individual,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with no need for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Fujia_LDWK/Wucun_LDWK-rel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as shown by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statistics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YR_MN) and qpAdm analysi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lso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Xixiahou_LDWK and Ercun_MLDWK from Shandong, which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Table S7).」……
Figure 2 Ancestry modeling for Neolithic to historical era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We therefore used YR_MN/YR_LN, Southern East Asia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Wucun_LDWK as the potential source for Shandong_3k_Wucun and conducted one-way, two-way, and three-way qpAdm modeling (Table S7). We found that Shandong_3k_Wucun could be modeled only as the mixture of ∼92% YR_LN and ∼8% Southern East Asian (Figure 2). This two-way modeling fitted well even when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 groups (i.e., Wucun_LDWK and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were added to the outgroup set (Table S7), while Shandong_3k_Liangchun and our newly reported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individual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s well as Shandong_HE and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LN」……
……「Given that some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roups in Shandong, such as Ercun_LDWK and Xixiahou_LDWK, were already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we could not exclude the scenario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the Dawenkou groups with no trace of Haidai-specific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to the Central Plain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 culture population from the Wadian archaeological site was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LN genomes on the basis that all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YR_LN) ∼ 0 (i.e., all |Z scores| < 3).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and YR_LN can b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Anothe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 was sampled from the Yuzhuang site (i.e.,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uzhuang sites are currently the largest Longshan-era settle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Yuzhuang ha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The red pottery cup, painted pottery, and elaborate funerals in Yuzhuang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Qujialing and Shijiahe cultures in the Jianghan region. The unearthed eggshell pottery and the use of roe deer teeth as burial objects are similar to factors of the Dawenkou and Longshan cultures in Shandong. It was unclear whether gene flow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Shandong and Jianghan regions into Yuzhuang. We found that Yuzhuang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R_MN) did not produce significant values, even when X =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Shandong ancients. The qpAdm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MN and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Table S8 and Figure 2). Therefore, from a genetic perspectiv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did not receive gene flow from Shandong-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preceding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batch of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Wangchengg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i.e.,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No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ere produced in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YR_MN/YR_LN), even when X = Shandong_HG/Shandong Dawenkou/Shandong Longshan-related groups.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rejected the model in which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unadmixed descendants of YR_MN.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people could be one-way modeled by YR_LN. This suggests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Late Neolithic YR_L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no trace of Neolithic Shandong-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Dinggong sites display a population substructure: two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represented by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Figure 2); six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maintained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and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that could be linked to the rice farmer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 (Figure 2). This result provided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Given that some Shandong group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it is more likely that a single individual with 100%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Dinggong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 migrant from other regions of Shandong. In the Central Plain, neither previously published no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ancients received the Shandong HG-related genetic impact compared to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YR_MN). They were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with YR_LN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Wadian sites (Figure 2).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10%) in YR_LN and newly generated Wadian individuals compared with YR_MN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Six of nin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Dinggong also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These results reflected that Southern East Asians separately migrated to Haidai and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Yuzhuang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R_MN. The case of Yuzhuang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between Yangshao and Longshan was not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the population turnover in the Central Plain.」……「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from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to the Bronze Age was linked to the strong expansion of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The Bronze Age people in northern Shandong were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Shandong_3k_Wucun and Shandong_3k_Liangchun. The genetic profile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YR_LN and/or Southern East Asia, with no need for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s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people (Figure 2).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 the early Bronze Age people represented by our newly generated Erlitou-culture-related people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R_LN, suggesting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area of Central Plain (Figure 2).」……「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ultural diffusion of Haidai since the Middle Neolithic might not have accompanied massive population migrations with significant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into the Central Plain.」
Table S7.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Table S8.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 Lei Sun、Hao Ma、Rui Wang、Zhijiang Wu、Limin Qiu、Haodong Chen & Chuan-Chao Wang《The demic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12 human remains obtained from the Zhanmatun sit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Zhanmatun individual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all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and its periphery as well as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people in the east, with no tracts of genetic influence from Neolithic Southern East Asian in the south.」
「Our findings support a demic diffusion model for Yangshao culture expansion, where human migration, rather than mere cultural diffusion,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spreading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across northern China.」
…………
「We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present-day East Asian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 dataset in the Allen Ancient DNA Resources. We found that our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labelled as YR_Zhanmatun_Yangshao) overlapped substantially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Xiaowu (labelled as YR_Xiaowu_Yangshao), Wanggou (labelled as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angshaocun (labelled as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Similar trends from the PCA were observed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At K = 4,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dividuals showed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o YR_Wanggou_Yangshao.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3 (YR_Zhanmatun_Yangshao, X; Yoruba), top signals were observed in YR_Wanggou_Yangshao, followed by YR_Yangshaocun_Longshan,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other populations that harbored high proportions of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Xixiahou_LDWK, Foyemiaowan_Tang, and YR_LN). These results supported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YR_Zhanmatun_Yangshao and previously identified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Archaeological studies suggested the frequent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Shando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Qinwangzhai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al period. Whether genetic interaction wa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people and surrounding cultural societies remained unknown. Here, we used Zhanmatu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lineage to quantitatively examine whether Zhanmatun people harbored other lineages compared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the core region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lack rice farmer-related genomes in the Yangtze River so far; the coastal southern China-related populations are usually used to represent the genetic profile of rice farmers. We first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YR_Zhanmatun_Yangshao, YR_Yangshaocun_Yangshao/YR_Xiaowu_Yangshao). All f4 produced non-significant f4 values (− 2.848 < Z-scores < 2.259) (i.e., all statistics with SNP counts > 100,00 on 1240 k panel showed |Z-scores|< 3), indicating that Zhanmatun people did not receive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aBanQinCen and Taiwan_Hanben) and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hunter-gatherers-related lineage (Boshan, Bianbi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people) and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Shandong people (with suffix 「_DWK」)).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at people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culture (represented by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derived from a single ancestry stream (p-value > 0.01).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eople developed into biologically homogeneous groups.」……「We also compared the genomes of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 the f4 statistics and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p-value > 0.01).」……
……「In the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 series of outgroup populations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genetic profile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_LDWK, even when Japan_Jomon was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To sum up, our genomic result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 people.」……
……「Qinwangzhai culture was a regional variant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By co-analyzing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genome-wide data, we observed that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wangzhai culture people could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a single source of Yangshao culture. We argued that, under the parsimonious models (i.e., preferred the models with fewer source populations over more complicated models),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angshao and Qinwangzhai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demic diffusion ha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rather than a simple culture diffusion.
Notably, th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individuals in Shandong raises intriguing questions about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Whil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es have not detected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 or Shandong Dawenkou-specific lineages into Zhanmatun, the shared cultural practices (e.g., occipital deformation) between these groups suggest that cultural exchange occurred alongside limited biological contact from Dawenkou culture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This paradox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Neolithic interactions: technological and ritual practices could diffuse through trade networks or social alliances without substantial population movement.」……
↑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YR basin,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ha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Taosi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 ^6.0 ^6.1 Zishuai Huang、Jiaqi Gao、Mingzhi Ma、Wengao Hu、Xin Xiao、Hui Li 《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mplex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individual of the Taosi site came from the middle period monarchic mausoleum IIM22, which had a great quantity of grave goods including jades and lacquered wooden artifacts, indicating the royal status of its owner. This individual was coded as TS.」
…………
……「Here, we implemented a tournament-wise framework to compare competing models. We chose AR_EN or Yumin as Northeast Asian-related source since the Yumin and Lushanmao site shared the burial practice of Jushizang. Populations from the periphery of Yellow River region were best modelled as a two-way admixture of Yumin- (7.8–23.7 %) and YR_MN-related (76.3–92.2 %) ancestries (Fig. 4). 」……
…………
Fig. 4. Best-fitted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and relevant ancient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able S5.
…………
……「TS was of royalt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osi, and was archaeologically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Emperor Shun, the legendary leader of ancient China. His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was Oβ ,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unding haplogroup among modern Han Chinese males, indicating a shared paternal lineage between ancient rulers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able. S5 All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 ^7.0 ^7.1 Shi Yan、Chuan-Chao Wang、Hong-Xiang Zheng、Wei Wang、Zhen-Dong Qin、Lan-Hai Wei、Yi Wang、Xue-Dong Pan、Wen-Qing Fu、Yun-Gang He、Li-Jun Xiong、Wen-Fei Jin、Shi-Lin Li、Yu An、Hui Li、Li Jin《Y 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
……「We found that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were binary; however, three strong star-like Neolithic expansions at ∼6 kya (thousand years ago) (assuming a constant substitution rate of 1×10−9/bp/year) indicates that ∼40% of modern Chinese are patrilineal descendants of only three super-grandfathers at that time.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ain patrilineal expansion in China occurred in the Neolithic Era and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 of human Y chromosome, emphasizing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Oα, Oβ, Oγ).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primary haplogroups (G, J, N, O, Q, and R) emerged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20 kya), and most of the presently known East Eurasian clades have branched off i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Age (before 10 kya). All divergences on this tree before 7 kya were binary, suggesting that during the Paleolithic Age, slow population growth and bottlenecks or drift eradicated most of the ever existing clades.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y in the tree is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in Haplogroup O3-M324, i.e. under the M117 clade, the M134xM117 paragroup, and the 002611 clade. Here we denote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as Oα, Oβ, and Oγ, respectively. Since the sample selection for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intended for representing a wide variety of clades i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 star-like expansion indicates successful expansion of male lineages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500 years). These three clades are present with high frequency across many extant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nd encompass more than 40% of the present Han Chinese in total (estimated 16% for Oα, 11% for Oβ, and 14% for Oγ). It is conspicuous that roughly 300 million extant males are the patrilineal progenies of only three mal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xpansion dates are estimated 5.4 kya for Oα, 6.5 for Oβ, and 6.8 for Oγ (Fig. 1)」…………
…………「Since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of Y chromosome lineages are binary, the three roughly contemporaneous star-like expansion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ndicate a remarkable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arliest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emerged before 10 kya, however, no distinct Y chromosomal expans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his event.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happened several thousand years later, thus are likely linked to middle Neolithic cultures such as Yangshao (6.9–4.9 kya) and Dawenkou Culture (6.2–4.6 ky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is period, agriculture became mature and intensive, and the majority of human diet shifted from food collection into production. Crop harvest constituted a more stable food source than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enabled nourishing population at higher density. In addition, liberation of males from hazardous hunting might have enhanced male viability into adulthood, thus the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of Y chromosome increased.」…………
↑ ^8.0 ^8.1 《探尋人類的起源和進化》嚴實指出：「我把他們分別稱為Oα、Oβ和Oγ。這三個大約6000年前的人的後代構成了現在漢族人群的40%以上。之所以很特別，是因為在這三個擴張以前的Y染色體樹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這三個擴張是星狀擴張，即突然從一個人演化出難以分出先後的5~7個支系，而且這5~7個支是都有後代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長支或二叉當中的那些古人無數輩的兄弟都沒能傳下男性後代，當時的人口擴張也相對緩慢，只有這幾支幸運兒的後代終於活到了現代。」
↑ Yetao Zou、Jingze Tan、Juanjuan Zhou、Zishuai Huang、Xueer Yu、Kangxin Han、Li Jin、lijin、Hui Li、Ke Wang《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end reveal long-distanc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Steppe, and southern China》
……「Here, we generate whole-genome data for 23 individual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Iron Age. We find that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onstituted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local gene pool.」……
「The Yellow River (YR), originating i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flowing for over 5,000 kilometers (km) before reaching the Bohai Sea, has formed a large horseshoe-shaped bend across Shaanxi,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which i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Yellow River Bend.」……
……「Here, we found that the newly reported Late Neolithic populatio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XH_LN) shares strong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as well as with ancient Yangshao-culture-associated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hina_YR_MN). Expectedly, two neighboring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also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China_YR_MN in outgroup f3. Given that the Shimao culture is located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e conducted further analyses to test whether the detected clos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YR_MN was due to the shared gene pool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o exclude the false positive possibility resulting from the shared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nd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Using Zongri5.1k21 as a proxy fo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upper Yellow River region, we found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do indeed share a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with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han with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based on f4 (XH_LN/China_Shimao_LN, upper Yellow River groups； middle Yellow River groups, Mbuti.DG),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ancient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Yangshao-culture associated) based on outgroup f3 analyses.」
……「Using qpAdm modeling, we found that NZP_LBIA could be modeled by 97.6% ± 5.7% China_YR_MN and 2.4% ± 5.7% Atayal.DG (Table S3D) and, alternatively, by 88.4% ± 5% XH_LN and 11.6% ± 5% Atayal.DG, which is more proximal given the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XH_LN and NZP_LBIA compared to the spatio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_YR_MN and NZP_LBIA. Overall, we showed that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had received cert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s compared to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YR_MN.」……
……「Here, the close genetic connection we found between XH_LN/China_Shimao_LN/China_Miaoizgou_MN and China_YR_MN revealed closely related genetic profiles among the ancient Shimao-culture-related and Miaozigou-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end and the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mong the studied Shimao-culture-associ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XH_LN, Shimao_LN, and Miaozigou_MN), the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remains the dominant genetic component. Such prevalence of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up to the Yellow River Bend corroborates the hypothesize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and the succeeding Longshan culture. The shared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end also explains the observed genetic similarity among Shimao-culture-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Table S3C. Modeling XH_LN_o,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Shimao_LN using qpAdm.
Table S3D. Modeling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Table S3F. Modeling XH_LN,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 ^10.0 ^10.1 Shigeki Nakagome、Niall P. Cooke《Male-driven admixture facilitated subsistence shift in northern China》
……「The West Liao River, situated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displays a dual genetic structure of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ancestry. Importantly, the proportions of these two distinct ancestors vary over time, aligning with increased millet farming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a partial transition to pastoralism in the Bronze Age.」……
……「A Middle Neolithic individual from the Haminmangha site in Inner Mongolia (labelled 『HMMH_MN』) carried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Amur River ancestry (>80%). In contrast, individuals from a site located approximately 200–300 km closer to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an HMMH_MN, who are labelled as 『WLR_MN,』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Yellow River ancestry (~40%) than HMMH_MN (~20%), even though they were nearly contemporaneous.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WLR_LN』), Yellow River ancestry became predominant, indicating a substantial influx of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an increased reliance on millet farming. However, in the Bronze Age (『WLR_BA』), the proportions of the two ancestors became balanced, possibly due to a partial replacement of millet farming with pastoralism.」……
Table 1.Admixture proportions of dual ancestors estimated from the autosomal and X chromosomal vari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uncover sex-specific dynamics in the agricultural expansion of northern China. The substantial rise in Yellow River ancestry observed in the autosomes of WLR_LN, compared to the X chromosome, serves as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a higher influx of males migrating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is migration led to admixture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area.」……
↑ ^11.0 ^11.1 Baitong Wang、Daohua Hao、Yu Xu、Kongyang Zhu、Rui Wang、Xiaomin Yang、Qu Shen、Mengting Xu、Tianyou Bai、Hao Ma、Jiajing Zheng、Xinyi Wang、Xinyue Zou、Hongming Zhou、Xiaolu Mao、Jiaxin Tang、Yanying Peng、Le Tao、Haifeng He、Haodong Chen、Jianxin Guo、Zhi Ji、Yilan Liu、Shaoqing Wen、Li Jin、Qun Zhang、Chuan-Chao Wang《Population expansion from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from Linzi, one of China’s densely populated and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cities from the Zhou to Han Dynasties. The ancient samples in this study were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000 BP). We found the samples derived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Lat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rather than local Neolithic populations. They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sent-day Han Chinese of Shandong, suggesting 2,000 years of genetic stability.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the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 forming the present-day genetic structure of Han Chinese.」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around 1.3 billion descendants, i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the world and could be roughly characterized by linguistic and genetic clines through different mixture proportions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xpans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particularly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 northern coastal people was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by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who replaced the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people. After this structure was formed, it retained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14 samples from Qinglanfu cemetery showed genetic homogeneity with each other, deriving ancestry from a single source in pairwise-qpWave analysis (Figure S2). Therefore, we combined these samples into a single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named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The prevalent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of Qinglanfu samples were O1b1 and O2a2. O1b1 exhibits a higher frequenc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nd northern areas of China, whereas O2a2 is primarily found among the Han Chinese and certain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East Asia. These haplogroup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northern China, particularly those inhabiting the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River Basin, emphasizing the pa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2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Outgroup-f3 statistics, using all ancient populations worldwide, support the close genetic affinity among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in the Central Plain, especially for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igure 2A).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f4 (Mbuti, worldwide populations; Qinglanfu,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statistics also show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ost-Late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s reflected by nearly all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non-significant Z values (−3< Z < 3).」……「We first used the pairwise-qpWave method to formally test whether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farmer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might be derived from one single genetic sour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nearly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p value >0.05), but not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YR_MN nor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NEastAsia_Coastal_EN,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4 results. Moreover, we also found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were consistent with being a clade according to the qpWave (Rank 0: p value >0.05). Therefore, we adde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additional sources to build mixture models to account for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glanfu samples. We found one-way models of using China_YR_LBIA or China_YR_LN as a single source that fit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Although,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2.4%–7.0%) together with China_YR_LN as two sources could also be accepted in modeling the formation of Qinglanfu. However, the models with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China_YR_LBIA as two sources failed since Qinglanfu did not need more southern ancestry compared to China_YR_LBIA (Figure 2B). As for the accepted models with China_YR_MN as one source, Qinglanfu sample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10%),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omposition ratios of modeling China_YR_LBIA and China_YR_LN using China_YR_M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n increase of the southern ancestry through tim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urthermore, we co-analyzed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with Shandong_HE to determine if 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was a single outlier result for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two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both descended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o the Iron Age of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qpAdm analysis, one-way models using Shandong_HE as a single source fitted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Figure 3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To quantitative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lanfu and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we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Mbuti, 14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found 14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uld produce positive Z values compared to China_YR_MN (2.503–3.826, average: 3.00), China_YR_LN (1.044–2.255, average: 1.66), or China_YR_LBIA (0.312–2.047, average: 1.34).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higher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and present-day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refore, we want to mode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using Qinglanfu as a proxy for ancestry sources.
We first performed pairwise-qpWave for al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HO」 database. We detected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Shandong_HE) and Han Chinese in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Rank 0: p value >0.05; Figures 3A). Moreover, we also found these populations were consistent in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ank 0: p value >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genetic stability across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since the Historical era despite experiencing frequent regime changes. Finally, we formally modeled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qpAd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Han populations from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could be adequately mode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Qinglanfu, other Han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56.1%–87.9% of ancestry from Qinglanfu samples, with the remaining from southern Chinese (Figure 3B; Data S4C).」……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in the Historical era from Shandong Linzi. As the capital of Qi, Linzi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demographic diversity, which could serve as a suitable region for studying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in cities. We found these genom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modern Shandong individuals,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elated to Central Plain farmers, which suggested the present-day genetic profil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were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and continu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times. We deduce that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s in China, such as a continuous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ousands of years.」……「Previous ancient genom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to the west of China, the south of China, and the north of China to promote local population chang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west to replace the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in Historical era, as historical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nearly identical to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to Yangtze River to form local Late Neolithic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north to admix with Mongolian or promote farming in West Liao River basins. Our results pointed to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to replace local Early Neolithic individuals. Taken together, we suggested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rapidl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 all directions, replacing or admixing with local populations to form the main body of Han Chinese.」
Data S4. Genomic characteristics for modern Han Chinese (c) Model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based on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 Pengcheng Ma、Minmin Ma、Bing Sun、Chunxiang Li、Jiajia Dong、Guanghui Dong、Diimaajav Erdenebaatar、Alexey Kovalev、Yinqiu Cui《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cient Han-Xiongnu war: Insights from the Iron Age site of Bayanbula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a mass grave at the Bayanbulag site (BBS) in Mongolia, initially identified as a Xiongnu fortress. Our primary objective was to identify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the grave, providing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tactic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Han-Xiongnu War. Through meticulous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we confirmed the site's war-related nature, evidenced by the fortress's architecture, excavated weapons, and trauma on the remains. Genomic analysis of the remains revealed a genetic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offered the critical evidence of the individuals' military affiliation, indicating their origin from regions beyond the Mongolian Plateau, specifically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 confirming their identity as Han soldiers.」……
……「In this study, 16 human samples were isotopically analyzed, 14 from BBS and 2 from other ancient sites in northern Mongolia. AT22 was from the Agui uul site of the Slabgrave culture (9th - 4th century BC) located in Erdene sum of Töv Province, Mongolia. AT23 was collected from the Dunde-Orontso cemetery belonging to the Xiongnu culture (2nd century BC - 2nd century AD) excavated in Battsengel sum of Arkhangay Province, Mongolia.」……
……「Therefore, all the abov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Bayanbulag site should be a garrison fortress during the Han-Xiongnu War, and the people buried in the mass graves should be the victims of this bloody war.」…………「We performed PCA on genome-wide data of these samples along with other published ancient samples in Eurasia using two different sets of present-day populations. Compared to a group of diverse Eurasians, the BBS individuals cluster with ancient samples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Northern China (LNNC) and fall close to present-day Han, Tibetan, Korean and Japanese, with DA43 and DA45 shifted slightly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West Eurasians. All BBS individuals are very distant from ancient and present-day individuals in Northeast Asia, Mongolian Plateau, and North Eurasia. Using a set of 44 present-day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we observed that all BBS samples fall closer to Han compared to other East Asians. ADMIXTURE analysis also supports the resemblance of ancestry between BBS and LNNC.」…………「We used qpAdm with rotation approach to model every BBS individual and Xiongnu populations as one way or a mixture of several sources. Our analysis accepted one-way LNNC model and rejected two or more source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BBS samples. DA43 and DA45, however, can only be modeled as two-way mixture of LNNC and 5–6%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represented by Scythian_Hungary, and this model was rejected when applied to Xiongnu populations. These models indicate an approximately homogenous genetic background for BBS samples except for a low level of gene flow from the Western Steppe for a few individuals.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from PCA, ADMIXTURE, f3, and f4 statistics. However, w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estern Steppe related ancestry in DA43 and DA45 is the result of the cross-contamination with other Steppe samples reflected by the elevated contamination level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autosomes. Based on the uniparental genetic markers and genome-wide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Xiongnu and other ancient southern Siberians. Meanwhile, they show a strong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is study, high-quality genomes of ancient BBS individuals were obtained, and genomic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samples are male and not closely relate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reveals a rich diversity in maternal lineag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 Asia.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identified closely resemble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s liv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Neolithic era. An analysis of the entire genome also reveals that the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closely related to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Yet, due to the Xiongnu being a multi-ethnic confederation possibly containing Han Chinese members, we cannot definitively attribute these people to the Han military using genetic proof alone. Hence, it is essential to consolidate results from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to gain a more thorough and precise comprehension. The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se people were probably not born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but rather originated from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Taken together, the genetic ancestry, strontium isotope and dietary clue all support that the individuals found in the BBS site were warriors from North China served for the Han Empire and died in battle against the Xiongnu, not Xiongnu soldier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rmies of the Han empire were generally recruited through conscription, requiring every adult male to serve for a minimum of two years. Numerous accounts in the Hanshu, a historical text of China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ocumented the movement of Han soldiers from Xihe County towards the northwest to confront the Xiongnu. This is supported by finding an official clay seal in the BBS with the words "Xi[he] Xuan", indicating their station's location at the Xuanlei fortress in Xihe Commandery. As a result, we hypothesize that a portion of the Han troops interred at this site may have been recruited and dispatched from Xihe Commandery, located in the modern Ordos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BBS was a military fortress erected by the Han Empire to against the Xiongnu, rather than a settlement,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ike weapons and C14 dating of a skull of F32 at the bottom of the pit (173-39 B.C.E.). Also, the soldiers interred in this site originated from the northern border regions of the Han Empire and were dispatched for temporary duties rather than for extended military presence. This demonstrates the Han Empire's fundamental defense tactic of pushing the enemy beyond the border instead of aiming to occupy their land.」……
↑ ^13.0 ^13.1 ^13.2 Hao Ma、 Yawei Zhou、Rui Wang、Fei Yan、Haodong Chen、Limin Qiu、Jing Zhao、Li Jin、Chuan-Chao Wang《Ancient genomes shed light on the 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No major genetic shift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e next compared our newly sequenced YR 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ang Dynasty with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Middle Neolithic (YR_MN), Late Neolithic (YR_LN),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YR_LBIA) (including Shang Dynasty (1,751 BC-1,111 BC),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BC-221 BC),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03 BC-221 BC),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8 BC) middle YR ancients, and the Han Chinese living in middle YR today (represented by Han_Henan).」
……「Each ancient YR group later than the Late Neolithic could also be model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YR_MN and Southern Chinese (represented by Taiwan_Hanben) with similar admixture proportions as YR_LN.」……
……「Our admixture modelling further confirmed that present-day Han_Henan had the same set of ancestral components as ancient YR ancients with a slightly but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Taiwan_Hanben-related ancestry (Chisq-test for the ratio of YR_MN to Taiwan_Hanben, P-value = 0.7757).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Middle-to-Late Neolithic genetic transi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additional Taiwan_Hanben-like northward gene flow up to ∼8.5%, which could be linked to an intensification of rice farming. Further sampling across a wider region of Southern East Asia, especially Neolithic Yangtze River farmer-related ancients, as their culture (such as Shijiahe culture) had an impact on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Wadian, Pingliangtai, Haojiatai people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will be needed to examine the Southern Chinese-like ancestry in YR_LN. Contrasting with th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Europe, a high level of genetic continuity without major population turnover in middle YR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regardless of the frequent change in polities. Middle YR ancients over the past three millennia , showed not only no signs of gene flow from Tibetan Plateau, Xinjiang, and Southern Chinese that received the gene flow from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but also Xiongnu and Xianbei who had invaded the middle YR during the Upheaval of the Five Barbarians, compared with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ancients.」
TableS2G.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ancient YR when YR_MN and Taiwan_Hanben were used as sources.
↑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第六十九》……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第五十三》……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集解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案：戰國策雲吳起為楚收楊越。正義：夏禹九州本屬楊州，故云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
↑ 《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秦並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
↑ ^17.0 ^17.1 《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並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鉅鹿、河閒、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隸校尉，以司隸部分屬豫州、冀州、雍州。省涼州刺史，以並雍州部，郡得弘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昌、犍為屬國、蜀郡屬國、廣漢屬國，今並得交州之鬱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潁川、陳國、汝南、沛國、梁國、魯國，今並得河南、滎陽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廣陵、彭城、東海、琅邪、利城、城陽、東莞，凡八郡；青州得齊國、北海、東萊、濟南、樂安，凡五郡。
↑ ^18.0 ^18.1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揚州》揚州。案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交州》交州。案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揚越，以讁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廣州》廣州。案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為交阯郡（部）。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
↑ 張岱《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
三虢
太（大）陽曰北虢，滎陽曰東虢，雍州曰西虢。
三越
呉越杭州、閩越福州、南越廣州。
↑ ^20.0 ^20.1 ^20.2 《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引《諸葛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跡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國志·卷四十八·吳書三·三嗣主傳第三·孫皓》……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群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剿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厎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中國（指中原）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雲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 ^21.0 ^21.1 苗恭《交廣二州記》曰：「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為刺史，交阯太守土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為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詔報聽許，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
↑ 《宋書·卷六十四·列傳第二十四·鄭鮮之》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守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實，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
↑ ^23.0 ^23.1 ^23.2 ^23.3 ^23.4 陳國保《內地移民與漢代南邊疆交趾地區的統一》……兩《漢書》所提供的交趾地區的戶、口統計，當主要為內地移民。……內地移民定居落籍交趾地區後，須向政府繳納租賦，成為漢中央王朝統治南疆三邊郡的主要經濟基礎。……大量南遷進入交趾三郡的內地居民，為漢王朝能夠在遙遠的南部邊疆實現穩固統治、維護南部邊疆的統一奠定了牢固的社會基礎，出任的邊吏主要依靠邊郡的內地移民實施對交趾地區的有力管理。……大量內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伴隨移民而帶來的中原內地文化在南部邊疆的全面傳播，及其對當地土著文化的整合，為交趾地區統一於兩漢王朝奠定了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
↑ ^24.0 ^24.1 Haifeng He、Xinyuan Kong、Le Tao、Liangsai Zhu、Xuanbo Wang、Mengting Xu、Yuanming Chen、Kongyang Zhu、Yu Xu、Haodong Chen、Hao Ma、Rui Wang、Xiaomin Yang、Tianyou Bai、Jianxin Guo、Yang Yang、Xin Jia & Chuan-Chao Wang《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Here, we present the first set of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comprising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Song to Qing Dynasties (960–1921 CE). We observed a high degree of genetic homogeneity in most samples, suggesting long-term regional genetic stability. Seven individuals were estimated to derive 69.3–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while the remainder can be attributed to a southern East Asian substrate. 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residing in the lower Yangtze basin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genetic descendants of historical individuals from this area.」……
……「All individuals who passed our filter came from three site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Kongwangshan, Lianyungang gym, and Nainaimiaodong), a relatively mountainous area that may benefit DNA preservation. These eight individuals in Jiangsu, rang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provided genomic data for studying historical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Due to the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aim to explore how population dynamics have shifted in this region over time. We first divided our individuals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ime (Jiangsu_Song,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and perform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the 「Human Origins」 dataset. Compared with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e sampl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ere slightly shifted along PC1 towards the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e clustering patter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reveals their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uggests a minor contribution from southern ancestry, and indicates enduring genetic stability throughout this region’s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genetic homogeneity and similar genetic profiles among our individuals, except for KWSM199 from the Qing Dynasty. Outgroup-f3 statistics also support a close genetic affinity of Jiangsu individuals from other dynasties.」…………
Fig. 3 Ancestry components modelled by qpAdm.
……「To investigate which popul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 we used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Mbuti, aEA; YR, Jiangsu_HE). As expected, significant signals confirm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iangsu_HE an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Z-score > 3). Interestingly,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two ancient rice-farming populations in Fujian from about 4500 years ago, exhibited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to our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Z-score > 3). Due to the lack of ancient DNA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considering that rice was first domesticated there, we used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s proxies for the unknow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found that these two populations (i.e.,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other souther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Guangxi (i.e., GaoHuaHua, BaBanQinCen, etc.), suggesting the affinity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Tanshishan/Xitoucun may reflect a broa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However, we successfully modelled all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with the outgroup, including GaoHuaHua and BaBanQinCen: Jiangsu_Song can be 1-way modelled as YR_LBIA, while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R-LBIA (69.3–80.2%) and Tanshishan (19.8–30.7%), proving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retained the local rice-farming ancestry despite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Fig. 3 and Table S4A). To investigate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local ancestries in Jiangsu, we perform DATES analysis using YR_LBIA and Tanshishan as proxies for the northern and local population sources,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ies might date to approximately 4400 years ago (Table S5).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the rice farming population from southern China may have migrated northwar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findings, which suggest that the northern ancestries admixed with ancient Jiangsu populations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support a hypothesis of a bidirectional expansion: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moved northward in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hile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lso expanded southwar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o quantify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to modern Han Chinese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we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found that modern Han Chines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i.e.,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Jiangsu_Qing. In contrast, Han_Shandong is homogeneous to Jiangsu_Song, who have more northern ancestry than Jiangsu_Qing (Table S4B).」
「Despite multiple waves of emigration an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declin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rely changed, maintaining genetic stability and high genetic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However, we identified an outlier labeled as Jiangsu_Qing_o, who appears to share alleles with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 Our qpAd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Jiangsu_Qing_o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Tanshishan with a minor contribution (7.6%) from Egypt_Ptolemaic, used here as a proxy for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Dapu Port, an international port in Jiangsu, had been open since 1905,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that enabled intermarriage.」……「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outhern China. Consistent with other ancient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like other historical ancient individuals. However, we observ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some southern ancient ancestries (i.e., Tanshishan were used in our analysis as the proxy of the unknown ancient ancestr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We assumed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still retained their local rice-farming-related ancestry. 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e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ceiv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the northward expansion of rice-farming communitie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Given our successful modelling of admixture events betwee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basin around 4500 years ago, we proposed that migr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were bidirectional.」……「modern Han Chinese in Jiangsu and adjacent regions, including Shanghai, Zhejiang, and Shandong, can be modelled as deriving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All Han Chinese are genetically homogenous to Jiangsu_Qing except Han in Shandong, who exhibit more northern ancestry (i.e., can be one-way modelled as Jiangsu_Song). Despite significant documentary migr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speculate that this temporal genetic affinity is due to two reasons: (1) Frequent migr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that homogenized genetic profiles across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2) The limitations of HO datasets in detecting subtle gene flow among populations with similar genetic components.」
「This study reports the first genomic dataset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investigated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Jiangsu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eight ancient genomic samples from Jiangsu. We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had a high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indicating high genetic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Table S4. qpAdm modeling. qpAdm evaluation of 1-way, 2-way and 3-way models to estimate. A) the ancestry compositon of Jiangsu_ancient. B) contribution of Jiangsu_ancient ancestry in modern population.
Table S5. Admixture dates modelling.
↑ Fuzhong Xue, Yi Wang, Shuhua Xu, Feng Zhang, Bo Wen, Xuesen Wu, Ming Lu, Ranjan Deka, Ji Qian & Li Jin《A spatial analysi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China reveals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ages》…………「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ternal structure, with a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genetic boundary extending approximately along the Huai River and Qin Mountains north to Yangtze River. On the paternal side, however,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revealed.」…………「When all Han and non-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for both mtDNA and Y-chromosome data, genetic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mountainous regions. We failed to obser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owever,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tart to emerge. Such divis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the maternal lineages, but much weaker with the paternal lineages.」…………「For maternal lineages, we show that (1) there is a distinct north–south geographic genetic cline, (2) there is 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3) there is an identifiable boundary divid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oundary dividing the south and north emerges only when non-Han populations are ex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analyzed, the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of China wher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ide, although largely not significant. 」…………「Unlike mtDNA,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observed on the paternal side, even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boundaries are observ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separating Han populations and their nearb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there is an absence of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paternal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ern Hans and Southern Hans.」……
↑ Mengge Wang、Didi Yuan、Xing Zou、Zheng Wang、Hui-Yuan Yeh、Jing Liu、Lan-Hai Wei、Chuan-Chao Wang、Bofeng Zhu、Chao Liu、Guanglin 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Signatures of Southwestern Hans Inferred From Patterns of Genome-Wide Allele, Haplotype, and Haplogroup Lineages》
…………
……「Affinity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Eurasain1, Targeted Guizhou Hans; Eurasain2, Mbuti)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if some additional ancestries contributed to Guizhou Hans compared with other Eurasian comparative subjects. Compared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Guizhou Dong, Guizhou Hans harbor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Tibeto-Burman-speaking Tibetan (Chamdo, –5.274), as well a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middle Neolithic Wanggou people (–4.364), suggesting that more northern East Asian ancestry existed compared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Compared with Yellow River farmers (Haojiatai_LBIA), Guizhou Hans also possess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southern East Asia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related to Mlabri (–4.016) and others, which suggested that Guizhou Hans were formed with the gene pool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urces.」……
Figure 4.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s for seven Guizhou populations.(B) Histogram showed the major ancestry of Guizhou populations deriv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farmers.
…………
……「Here, we used the reconstructed shared haplotype chunk length from ChromoCombin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admixture events. We used genetically similar groups as the proxy of the true admixture source and employed northern Shaanxi Hans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northern donors and Guizhou minorities as the southern source donors. We used GLOBETROTTER to analyze 573 individuals from 23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g evidence of admixture was observed in four targeted populations (p < 0.05). Anshun Hans were inferred as the one-date admixture results in the best-guess inference, which was mixed from 0.17 haplotypes from local Kaili Xijia people and other 0.83 from northern Hanzhong Hans occurred around 13 generations ago. A similar pattern of one-date admixture model was also obtained in others with similar best-guess ancestral sources, admixture dates, and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such as Qiannan Hans that were mixed with minor ancestry (0.2) from Xijia and major ancestry (0.8) from Hanzhong Hans at 15 generations ago.」……
…………
……「Additionally,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Han Chinese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northern China was further evidenced via the f4-statistics and GLOBETROTTER-based admixture characterization, supporting much-shared gene ancestry between the southwestern Han Chinese and the present-day northern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e.g., Sino-Tibetan and northern Sinitic-speakers), which provided more autosomal genetic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common origin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peopl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northern China.」……
……「We explor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genetic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of Guizhou Hans, as well as illuminated the candidate loci targeted for positive natural selection. Our survey illuminated that the present-day Guizhou Hans mainly derived the major ancestry from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and also obtained additional admixture ancestry from an indigenous southern source related to Yangtze River rice agriculturalists.」……
↑ Guanglin He、Yunhe Zhang、Lan-Hai Wei、Mengge Wang、Xiaomin Yang、Jianxin Guo、Rong Hu、Chuan-Chao Wang、Xian-Qing Zhang《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Tanka people, an isolated 「Gypsies in water」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east China》
……「The qpGraph-/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qpAdm/qpWave-based admixture modeling and FineSTRUCTURE-based dendrogram among ancient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modern Tanka derived from ancient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with additional admixture from multiple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s.」……「Our genomic data and fitted admixture models supported modern Tanka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North China and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s in the processes of southward mig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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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from the affinity-f4 statistics showed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southern Chinese minority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Chinese Tai-Kadai or Austronesian people compa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he Tanka people not only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people but also harbor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urrounding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o further validated the Sinitic-affinity or North China Origin hypothesis of primary ancestry of Tanka people, we reconstructed the phylogenetic tree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f2, f3 and f4) using qpGraph. As shown in Figure 7, we used Neolithic populations from Mongolia Plateau (MN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okhopani) and Yellow River Basin (Xiaowu_MN) as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 source, and used mainland late Neolithic Tanshishan and Iron Age Hanben as the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 to construct the basic phylogenetic framework.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in ancestry from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Xinshizhou Tanka derived 91% of their ancestry from Xiaowu Yangshao millet farmer and the reminding from the deep diverged eastern Eurasian related to Onge in the deep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A), and it can be also modeled via 64% Xiaowu-related ancestry and 36% Tanshisha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recent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B).」……
Figure 7.Genetic drift-based phylogenetic phylogeny showed population split and gene flow events.
…………
……「From the genetic variations from the autosomal genome-wide data, PCA and model-based ADMIXTURE results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had their unique genetic structure, but kep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sou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Shared genetic drift revealed from the outgroup-f3-statistic and admixture-f3-statistics further not only showed a stronger Han Chinese affinity but also displayed the marginal admixture signatures from the source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in which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the northern East Asian and minor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related populations. Thus, our results from the genome-wide data supported that Tanka people gave rise from the admixture between southward migratio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 Qiuxia Sun、Mengge Wang、Tao Lu、Shuhan Duan、Yan Liu、Jing Chen、Zhiyong Wang、Yuntao Sun、Xiangping Li、Shaomei Wang、Liuyi Lu、Liping Hu、Libing Yun、Junbao Yang、Jiangwei Yan、Shengjie Nie、Yanfeng Zhu、Gang Chen、Chuan-Chao Wang、Chao Liu、Guanglin He & Renkuan Tang《Differentiated adapt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related demograph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inferred from 619 genomes from 56 populations》
……「Further admixture tim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GPH was formed via admixture between Norther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TK people.」……
……「The ADMIXTURE-based admixture model showed that GPH derived ancestries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ancestral sources,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result of PCA, supporting the view that GPH derived from thes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ANEAs) and ASEAs. Furthermore, the complex genetic relationship has attracted our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Northern Han to GPH. We performed ADMIX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rged HGDP-O dataset,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st likely three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GPH. The ADMIXTUR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shared the majority ancestral makeup with Northern Han-related ancestry (ancestral component colored as green, proportion of 48.2%), followed by Zhuang- (43.1%) and Miao-related (8.7%) ancestry.」……
……「We found two potential ancestral proxies of GPH based on the resulting admixture-f3 statistics, including the Northern Han or ANEA and the other GXZ or ASEA. We then performed f4 (reference populations, GPH; Northern Han, Mbuti) and used all publicly availabl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indicated that GPH showed closer genetic connections with Northern Han than other East Asian groups. Furthermore, to test whether GPH directly from the Northern Han was plausible, we computed the f4 (Northern Han, GPH; reference populations, Mbuti)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ly studied populations and Northern Han form a robust clade, wher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133 worldwide groups. However,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hen SEAs related to Hlai, Zhuang, and Sui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s, indicating that GPH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EA compared to their Northern ancestral proximity.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also support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Generally, affinity statistics showed GPH and GXZ had significant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the former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Northern Han relative to GXZ, which provided the clues supporting both millet and rice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GPH.」……「As stated above, these results combined the admixture signatures identified in the admixture f3 statistics, suggesting that two ancient ancestrie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PH,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eople from YRB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Hanben in the Iron Ag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models.」……
……「To quantify the fine-scal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ncestry sources in studied populations, we used qpAdm modeling analysis. We considered that the qpAdm model is rejected if the p value < 0.05 and admixture proportions exceed the bound of 0–1 and the stand error is below zero. To better define the genetic link between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nd GPH, we used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s the distal sources for the qpAdm models and observed GPH could be modeled using YRB populations (71.8 to 94.3%) with additional ancestry from Guangxi and Fujian sources (5.7–28.2%). Additionally, models using more contemporaneous potential ancestral surrogates portray GPH as a mixture of two major ancestry sources that are descended from ancestry present in the NEA/ANEA and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The genetic heterogeneity between GPH and the ancestry sources was examined using qpWave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of Han-Atayal-GXZ (0.264-0.052-0.684, respectively) could also provide a good fit for GPH’s admixture history.」……
Fig. 4 Genetic ancestry modeling for potential sources across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Linkage-based admixture time estimation suggested that our target groups can be modeled as Northern Han and GXZ admixture results in a wide range of time. To further identify, date, and describe the fine-scale admixture events and ge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GPH, we conducted the fastGLOBETROTTER analysis and used 14 genetically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cluding 11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two populations from Europe and one population from South Asia) as surrogates for the admixture sources and employed Han_Harbin as the possible Northern donor and Cambodi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In the provided output results, the admixture conclusion was 「one date」 at around 986 years ago (34 generations with a generation time of 29 years). Of the two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the GPH, on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46% of the total admixture proportion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the Cambodian groups. Analogously, the other sourc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54%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Han_Harbin. This also supported the mixed north–south model as confirmed by several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most potential genetic ancestry and reconstructed the fitted-best model of GPH by conducting admixture f3-/f4 statistics analysis, qpGraph, and qpAdm.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could be modeled as a mixed descendant of Northern Han and Southern TK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simulated as a mixture of Northern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lso supported north-south admixture.」……「We supposed that it could be the Han Chinese in the North who,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med the current GPH group. ALDER’s identified date of admixture was around 985.38 BCE–458.82 CE. Notably, this time coincided with the Qin Dynasty’s unification (206 BCE), which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group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GPH wa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neighboring Guangxi TK, HM, and Haikou Han groups, suggesting extensive admixture among Han and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South China. Our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and constructed admixture model of GPH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admixture hypothesis of GPH, suggesting that GPH can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ancient Northern group which associated with YRB farmers and a Southern group related to the ancient people of Taiwan.」……
↑ 土井ヶ浜遺跡｜人類學ミュージアムで見る、彌生人の形成過程と二重構造モデル
↑ 人類學雜記——10. 漢族中有多少北方民族的血液？
↑ 《Ancient DNA reveals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was shaped prior to 3,000 years ago》
↑ 金力《漢族的遺傳結構：文化傳播伴隨人口擴張》
↑ 張鳳環、李輝、黃立群、胡盛平《中原漢族是潮汕漢族父系遺傳成份的主要貢獻者》……中原漢族男性是潮汕漢族父系遺傳成分的主要貢獻者；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潮汕漢族大體上與南方漢族聚類，但在南方漢中更接近閩南、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漢族人群；遺傳樹和分子方差分析(AMOVA)結果顯示中國人群傾向於按照其語系分組聚類，而非按照其地理分布，顯示父系遺傳與語言的緊密關聯。這些分析顯示父系遺傳方面，南方和北方人群的界線並不明顯。……總體上，潮汕漢族與南方漢族聚在一起，但相對於其他南方漢族人群，潮汕漢族更接近於閩南、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漢族。潮汕漢族和這4個人群的遺傳距離D值分別是0.000006，0.000008，0.000008和0.00001。……在北方漢族中，河南漢族與南方漢族的距離（D=0.000009），是潮汕漢族與各北方漢族的遺傳距離中的最小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原漢和南方漢的親密關係。……
表3 潮汕人群的融合分析
……本研究的結果再次證實之前報導的潮汕人的中原起源，而且顯示中原漢族是潮汕父系遺傳成分的主要貢獻者，說明潮汕漢族和中原漢族有著高度相似的父系遺傳成分。……總之，本研究中我們首次分析了潮汕漢族的父系遺傳結構及與其他中國人群的關係。我們的結果再次驗證了潮汕漢族的父系遺傳成分主要來自中原漢族，而僅一小部分來自南方土著。而且，在父系遺傳方面，中國人群傾向於按照語系進行聚類而非按照地理分布聚類。另外，從Y染色體遺傳標記分析觀察到，南北和北方人群的界線並不明顯。
↑ 李添嬌《中原仰韶至龍山時期古代人群基因組學研究》……全基因組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河南仰韶和龍山文化人群與中國現代的漢族人群聚類在一起。在F3分析中仰韶和龍山古人群與中國的漢族、畲族、土家族、苗族人群共享較多的等位基因。以上分析說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仰韶與龍山人群遺傳組分高度相似，對現代的漢族、畲族、土家族等人群有著遺傳貢獻。……全基因組數據分析表明，仰韶和龍山時期中原地區的農耕人群二者的遺傳組成極其相似但卻有著略微的不同，即龍山人群相較於仰韶人群攜帶有較多的南方成分。在現代漢族人群在早期的形成階段，中原仰韶和龍山文化時期人群提供了重要的遺傳框架。漢族人群在隨後的發展中，不斷有不同的來源，尤其是東亞南部人群的加入，豐富了人群的遺傳成分的多樣性但並未改變遺傳的主體框架。
↑ 崔銀秋、方燕明、寧超、李添嬌《河南禹州瓦店遺址龍山時期古代居民DNA分析》：「通過分子遺傳學方法對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進行的全基因組的測定和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單親遺傳標記的單倍型類群的分布還是全基因組的PCA以及f3分析都表明古代瓦店人群在遺傳上與現代漢族遺傳距離最近，因此我們推測中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己經形成了現代漢族遺傳結構的早期框架，在以後的民族形成過程中，中原群體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外來的基因對漢族遺傳結構沒有造成根本的改變。」
↑ 王紅、吳紅、劉維達、金力《漢族和藏族人群膚色的測定》……中國漢族和藏族人群之間皮膚反射係數差異有顯著性，同時發現藏族人的膚色深於漢族人。……
↑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鑡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為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 ^38.0 ^38.1 ^38.2 《後漢書卷八十七·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並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 《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第七十七》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後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後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後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岡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埶強弱。
↑ ^40.0 ^40.1 《漢書·卷六十一·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李廣利》……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 ^41.0 ^41.1 《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紀第一》……（建安十一年）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二年）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三國志·卷十一·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田疇》引《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効，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 《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耿恭》 ……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
↑ 《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永初三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旣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種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
↑ ^44.0 ^44.1 ^44.2 ^44.3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第十四》……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劃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後漢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二十七·丁鴻》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後漢書·卷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九·仲長統》損益篇：「……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 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並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 《後漢書·卷七十四下·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袁譚》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斾交於中原，暴屍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
↑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殭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返，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 《晉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江統》
↑ ^49.0 ^49.1 ^49.2 ^49.3 《貞觀政要·卷九·論安邊第三十六》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湣，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於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於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雁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雁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雲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並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 ^50.0 ^50.1 《晉書·卷七十八·列傳第四十八·孔坦》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後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砎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冑。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齕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
↑ 《梁書·卷二十·列傳第十四·陳伯之》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眾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䴏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蹷，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於，張繡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鸎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眾八千歸。
↑ 《舊唐書·卷七十三·列傳第二十三·薛元超》三年，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為既非族類，深可為虞，上疏切諫，帝納焉。
↑ ^53.0 ^53.1 《明實錄·太祖·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遣故元官趙元佑、張進、沙德成齎詔並織金文綺賜元左丞阿里，仍遣夾失伯里等同還，因齎詔諭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於今七年，四夷諸蕃皆已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甞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泒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王臣開國理民，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明實錄·英宗實錄卷二百五十三·景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壬申，勑哈密忠順王倒瓦荅失里，曰：「累聞迤北走回人言『漢人男女有先被達賊搶去』，有轉賣與爾哈密地方者、有自逃回爾地方濳住者、有經過爾處被爾部下拘留不發者，前後約有三千餘人，中間被爾部下賣與撒馬兒罕地面去者約一千餘人，其餘尚有二千餘人，朕以爾自祖父以來世受朝廷爵祿賞，爾亦自稱與朝廷守把後門，豈可以求微利致失爾之信義！勑至爾即以朕言宣諭部言下，但有拘留人口者盡數遣人送還，朝廷自有賞賜，決不吝惜，爾其體朕至懷。」
《明實錄·憲宗實錄卷一百七十·成化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己丑，恊守偏頭鴈門等關山西按察司副使蔡麟，奉敕言備邊事：「偏頭關僻在窮荒，三面受敵而鎮西、岢嵐等處軍民畜牧布野，招寇召釁，臣欲相度地里擇其高阜險隘，或十里二十里築立團堡鑿塹置橋，一聞有警驅人畜入堡，虜雖來寇將無所掠，此不戰而勝之之道也；又胡虜技藝雖便於騎射而謀畧終下於漢人，莫若以計破之，晝則望其塵夜則望其火，迨其入寇，清野以待而設伏要路，多張疑兵使彼恍惚莫知所之，或安靜以老之，或示弱以驕之，然後揜其不備擣其虛懈，馬步並進首尾夾擊，所謂賤戰貴謀者也；又北虜入寇必以中國被虜之人為鄉導，臨敵之際必令當先，我軍殺傷多中國之人，宜於胡人經行要路立牌曉諭，若有漢人被虜能棄甲來歸，或斬首來獻，或密報虜情者，重加官賞亦足以疑其心而分其勢矣。」兵部具擬以聞，詔可。
↑ 《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五十·張說》後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衞、趙、魏為多。」後曰：「善。」
↑ Zheng Ren、Meiqing Yang、Xiaoye Ji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Jingyan Ji、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etic substructure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eople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data》
……「We provided an ADMIXTURE analysis with K from 2 to 6 in Supplementary Figure 2. We observed the lowest cross-validation error was 0.5204 at K = 4. At K = 4, we observed four ancestry components in the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Figure 2): the blue component mainly found in the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pink component enriched in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purple component primarily present in the ancient samples of Northern East Asia and modern Sino-Tibetans; the yellow component mainly detected in present-day Austroasiatic-speaking populations and the ancient sampl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e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our newly genotyped Tai-Kadai groups. The Mulao_Majiang and Zhuang_Congjiang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showing an affinity with Hmong-Mien 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Bouyei_Guanling and Dong_Liping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other published Tai-Kadai groups such as Li, Maonan, Sui, and Dong with increasing amounts of Austronesian-related component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with amounts of Sino-Tibetan-related components.」……
Figure 2. HO-SNP-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showed the admixture composition of the Tai-Kadai-speaking in Guizhou and other references (K = 4).
…………
「We ran TreeMix analysis to infer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splits and admixtures based on genome-wide allele frequency data and showed the results in Figure 5. We observed the Dong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Mulao,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Zhuang_Congjiang, Bouyei_Guanling, and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together into a branch. Whil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ino-Tibetan groups as another branch.」……
Figure 5. Genetic splits and admixture pattern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 further used qpAdm analysis to calcul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Neolithic millet farming population (YR_M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ancestors of Sino-Tibetans, and the Atayal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lineage of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As shown in Figure 6,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Bouyei_Guanling, Zhuang_Congjiang, Dong_Liping, Mulao_Majiang, Dong_Tongren, and Gelao_Wuchuan are 24.7, 30.3, 41, 47.1, 56.3, and 70.1%,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t of the ancestry was from Atayal relate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ontain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which is close to the proportion in modern Han populations (62.4–81.4%). However,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are all less than 50%, confirming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Figure 6.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e admixture landscape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
…………
……「We also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of Guizhou,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Tai-Kadai populations in Guizhou also were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gene flow from the Hmong-Mien and Sino-Tibetan related groups. For example, unlike other Tai-Kadai groups,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are closer to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substructure implied that the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the Tai-Kadai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Tai-Kadai speaking peoples, we speculated that Tai-Kadai peoples were continuously influenced by Han and Hmong-Mien speaking groups during the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 to Southwest China.」……「The Wuchuan Gelao in our study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Chinese groups,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influence from Han Chinese to Gelao. But we note that although Wuchuan is the county with largest official Gelao ethnic population, no Gelao-speaking people are left there now. Many Han people changed the ethnicity to Gelao in the recent 40 years. Therefore, some of the sampled Wùchuân Gelao people in our study may also be from the Han descendants.」
↑ Xiaomin Yang、Sarengaowa、Guanglin He、Jianxin Guo、Kongyang Zhu、Hao Ma、Jing Zhao、Meiqing Yang、Jing Chen、Xianpeng Zhang、Le Tao、Yilan Liu、Xiu-Fang Zhang、Chuan-Chao W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of Mongolians》
……「Even though the Western Steppe-related ancestry fluctuated in ancient Mongolia populations, modern Mongolian groups still show some extent of affinity with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populations and show genetic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 generated and filtered 39 unrelated Mongolian individuals from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merged the data with that published on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Eurasia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population profile.」……「Overall, the proportions of ancestry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Eastern or Western Eurasians were well concordant with the results of PCA. The Mongolians derived most of thei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two components: one was most enriched in Sino-Tibetan speakers and the other was most represented by Mongolia_N_North that i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The level of southern Ea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Hmong and Taiwan_Hanben in Mongolians was roughly higher than that of Mongols and Buryat. In addition, a small proportion of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al component was detected in all Mongolians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king results from PCA, admixture, pairwise IBD, and pairwise f4 statistics into careful consideration, we group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into three subgroups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marked as Mongolian_inner who clustered with Mongolian speakers in China, Mongolian_mid, and Mongolian_outer clustered with Mongols and closed with Tungusic populations.」
…………
……「Considering the admixture events and sources that we observed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e applied qpWave/qpAdm to validate different proposed admixture scenarios and ancestral proportions. In the two-way mixture model of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Eastern Eurasians , Russian_Sitashta_MLBA and WLR_BA, a mixture of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and millet farmers, approximat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ll (χ2 p ≥ 0.05), while the model of Eastern Eurasian simply represented by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ongolia_N_North and DevilsCave_N, AR_EN) or millet farmers (YR_LN) and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MN) mostly failed, indicating that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illet farmers, and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together and the gene flow from the population related to millet farmers into the gene pool of Mongolian continued to today. Th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Western Steppe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was distinct, showing the parallel genetic makeup of Mongolian_outer and Mongolian_BX harboring a higher level of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10.9%, 12.8% Russian_Sitashata_MLBA/11.6%, 11.5% Mongolia_EBA_2_Chemurchek, a mixture population with Western Stepp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in Mongolian_inner, Mongola_HGDP, and Mongolian_BCET were similar (5.6%, 5.2%, and 5% Russian_Sitashata_MLBA,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in Mongolian_mid intermediated between Mongolian_inner and Mongolian_outer, coinciding with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mentioned above. A more complex three-way model of YR_LN + Mongolia_N_North + Russia_Sintashta_MLBA fitted all Mongolian groups (χ2 p ≥ 0.05) but showed prominently various proportions of YR_LN and Mongolia_N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hich also shown in two admixture models of millet farmers (YR_LN) + Russian_Sitashta_MLBA (χ2 P (Mongolian_inner/Mongola_HGDP/Mongolian_BCET) > 0.01), reflecting minor heterogeneity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ource of Mongolians. Considering that we observed a gene flow signal from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all subpopulations were fitted by three models with YR_LN + Mongolia_Khovsgol_LB +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3.8–6%) when we added the third ancestral source of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where is the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culture. The legacy of the spread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uran and then introduced into northwestern Mongolia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Overall,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wa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ancestries.」
FIGURE 4.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Mongolian subgroups. 「We reconstructed the deep demographic history using qpGraph. Mbuti, Denisovan, Onge and Tianyuan were included to explore the basal model; Early Bronze Ag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Plateau, millet farmers (YR_LN), Tibetan Plateau, and Iron Age Hanben were used as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from Western Eurasian, Mongolia,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EBA_Chemurchek (34–37%) derived from Western Steppe herders (47–55%) and Mongolia’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Han-related ancestry (63–66%).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mpatible with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supported the fact that Western Eurasian herders, ANA, and millet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observed positive Z sex bias scores in different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focused o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a male-dominated admixture of Han-related ancestry.」
……「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 of ancient Mongolian exis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and multiple ancestral sources flowed into Mongolia Plateau shaped the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ancient Mongolian: the local ANA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E ancestry, the eastward movement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in a different period, limited gene flow of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nd recent Han-related ancestry. The intercontinental expansion of Mongols establish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n North Asia. Model-based populations clustering analysis of ADMIXTURE and admixture f3 tentatively suggested that the differentiated genetic profile of Mongolians might be the results of various ancestral sources and proportions: the Eastern Eurasian including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A, represented by DevilsCave_N/Mongolia_N_North),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LN), and relative low proportion of ancestry related to Western Steppe herd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e gene flow from Western Eurasian was preliminarily detected in Mongol population of 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tree; the ancestral source was finally identified in qpAdm, ranging from 5.6 to 11.6%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ALDER and GLOBETROTTER supported that the west-east admixture event was recently estimated in the period ranging from T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On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 truth admixture scenarios might be continuous, complicated admixture and estimated admixture only provide simply a single event, and the recent dat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he admixture between We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ancient Eastern Eurasians in the Mongolia Plateau has been attested in paleogenomics studies, including Early Bronze Age Yamnaya and Afanasiveo populations showing primary culture influence and limited genetic impact an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Andronovo and Sintashta with visible genetic contribution to Ea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
……「What's more,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might be mediated by the gene flow into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started in the Xiongnu Regime of the Early Iron Age. The unique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as always bee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of the Han population and the pastoral husbandry of herders. Therefore, the record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Han and Ea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started in Han Dynasty when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Regime often invaded the boundary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facilitated the cultural and genetic exchanges. Sinc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nomads opened up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this kind of exchange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has continued until Genghis Khan’s cavalries swept across the whole Eastern Eurasia and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reached the peak; our ALDER results also suggested gene flow from Han into Mongolian during the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Han-related ancestry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transection.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ould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d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Han admixture in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in some Mongolian individuals. The additional ancestral source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flowed into Eastern Eurasian initiated in the Early Iron Age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the Tian Shan Mountains, which is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TianShan Saka, Mongolia_Chandman_IA. This genetic influx continued to the Xiongnu Empire and eve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The westward disseminating Turkic language influenced the group i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such as Wusun and Kangju. The Xiongnu population and in a later Uyghur period, Wusun and Kangju in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received an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BMAC related or Neolithic Iranian-related). Although the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did not largely contribute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t has been detec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Our modern Mongolian populations also showed a minor genetic affinity to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affinity in Mongolian populations was inferior to that i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Plateau since the Late Bronze Age. The qpAdm results further provided robust evidence that the subtle genetic influx was dedica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generated genome-wide data from 42 Mongolians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We first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mong Mongolians, who were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enetic clusters harboring various Western and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ies. Finding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possessed different Chinese Mongolian/Mongols/Tungusic/East Asian affinities, indicating successfu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a frontier city. The successfully fitted four-way admixture model revealed that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Northeast Asian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East Asia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Western Steppe herd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small Ir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12.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mtDNA lineages of Mongolians
↑ Xuwei Hou、Xianpeng Zhang†、Xin Li、Ting Huang、Wenhui Li、Hailong Zhang、He Huang、Youfeng Wen《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of Mongolians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exceeds six million and i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among the Mongolic speakers in China. Modern Mongolian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but they mainly live in Inner Mongolia, Liaoning, Xinjiang, and other northern provinces. Chinese Mongolian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s, nor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ancient ARB populations, sou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a majority of Neolithic YRB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Guizhou Mongolians harbor more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 Austroasiatic, and Austronesian speakers. This reveals Mongolians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along with their migration. Also, there is a different admixture history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hinese Mongolians, the western Mongolians receive more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s, and the Eastern Mongolians possess more Neolithic Y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y. Ancient Mongolia is formed by multiple tribes, every ancient Mongolian tribe experience a different origin, exchange, and admixture history, and their descendants live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genetic differences exis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FIGURE 4.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ed the ancestral composition of studied Mongolians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at K = 7 and K = 8.
……「When X and Y represen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forms of f4 (X, Y; Mongolian_Fuxin, Yoruba), we found Fuxin Mongolians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ancient YRB, WLRB, ARB, and MP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f4-statistic in the form of f4 (Ancient Population1, Mongolian_Fuxin; Ancient Population2, Yoruba)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from ancient Y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Neolithic Yangshao, Miaozigou, and Shimao culture, ancient WL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Hongshan, Lower Xiajiadian, and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Neolithic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Bronze-Age Ulaanzukh culture pastoralists (1,448–1,292 calBCE), and Iron-Age Mongolia_EIA_8 individuals (971–830 calBCE).」「We applied qpWave/qpAdm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estimate their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used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Neolithic Yangshao, Longshan,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Iranian Neolithic farmers, Bronze-Age Yamnaya pastoralists, and Bronze-Age Sake peoples in Central Asia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m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re from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st Liao River Basin,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Western Eurasian and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lso, relative to other Mongolic, Tungusic, and Turkic speakers, Fuxin Mongolians had mor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ARB hunter–gatherers-related ancestry.」
……
「We used qpGraph and TreeMix methods with gene flow events to further explor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and potential admixture signals and reconstruct deep phylogenetic structures in Fuxin Mongolians. In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we used Mbuti, Denisovan, Loschbour, GreatAndaman, and Tianyuan to construct the basal model.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Amur River Basi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Yangshao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in Yellow River and West River basins, Neolithic Qihe, Iron-Age Hanben, and Bronze-Age Afanasievo pastoralists were used as different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We foun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53%–57%), Neolithic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43%–47%), and we also found that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indicated that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sources and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and there was a limited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next applied the ALDER method based on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tatistics to estimate the admixture time and explore possible admixture signals. There were multiple sources of admixture signals such as Han, Tungusic speakers, Mongolic speakers, Turkic speakers, and populations who harbore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bvious eastern–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 interaction and admixture occurred during a historic period (∼600–∼1,300 years ago)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the Han people could be dated back to ∼400–∼1,300 years ago which is approximately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Western Eurasians could be dated back to about ∼600–∼1,500 years ago. Also, the Turk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ies flowed into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from ∼500 to ∼1,800 years ago.」……
……「We also found there were genetic differences among Mongolians, Fuxin Mongolians had less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lative to Baotou Mongolian and Outer Mongolian, and Bijie Mongolians in Guizhou Province had more Sino-Tibetan-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than other Mongolian people.」……「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ient Mongolian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exhibited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s. There was a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multipl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genetic ancestries to shape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of ancient Mongolians: the main ancient Northeast Asian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cient North Eurasian ancestry, the limited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and recent genetic influence of the Han people.」……「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modern Mongolians in Liaoning are mainly descended from two ancient Mongolian tribes,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and the 「Harqin」 tribe. Fuxin Mongolians belong to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200 years, it originated in the Orkhon River Basin and Selenga River Basin, and this tribe expanded westward into the regions of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rength. From the late 15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6th century,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to Hetao Plai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became an alliance with the 「Tumet」 trib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Tumet-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eastward, and they finally settl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complex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shap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Mongolians. The admixture-f3 (Ancient population1, Ancient population2; Mongolian_Fuxin) results exhibi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Neolithic and Iron–Age YRB and WLRB populations and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cient Mongolians, and ancient Iranian. The models of the population mixture based on the qpAdm method showed YRB and WLRB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further supported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Th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was 53%–57%, and the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re 43%–47%. We also found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Also, the qpAdm results also indicat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Altaic language speakers, and we could find there were more YRB-, WL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ies in Fuxi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expansion of millet farmers and retained mor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RB hunter–gatherers. In general, we found there wer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complex population admixture,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Fuxin Mongolians.」……
↑ ^58.0 ^58.1 Jing Chen、Guanglin He、Zheng Re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Meiqing Yang、Han Zhang、Jingyan Ji、Jing Zhao、Jianxin Guo、Kongyang Zhu、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Admixture History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From Southwestern East Asia》
……「Further results from ADMIXTURE and f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studied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especially for inl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qpAdm-based estimates of ancestry admixture proportion demonstrated that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s of one nor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rn Tungusic/Mongolic speakers or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one southern ancestry associated with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y and neighbor-joining tre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ancestry from their northern ancestors and the other half from southern Indigenous East Asians. The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ranged from 600 to 1,000 years ago, which further confirmed the admixture events were mediated via the Mongolians Empire expansion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26 Mongolians and 55 Manchus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The ethnicities of all participates were used as their self-declaration based on their family migration history and corresponding family records.」……
…………
……「We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eople harbored mor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by the observation of significant positive values in f4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northern Mongolians/Tungusic populations, Mbuti). Further evidence demonstrated that studied populations harbored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via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southern East Asians, Mbuti).」……
…………
「We further used qpGraph to reconstruct the deep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s group in Guizhou. We used two ancient Neolithic samples from the Mongolians Plateau as the northern source and used the samples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Xiaowu sit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We used Iron Age Hanben samples from Taiw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The reconstructed phylogeny showed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to the Bijie Mongolians is 44%, whereas the proportion from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is approximately 56% (Figure 5).」
Figure 5. The suggested admixture model of southern Mongolian people via qpGraph.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that most of the average time that admixture occurred is around 1,000 AD, which is concordant with the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The high-frequency paternal lineages of our Mongolian samples are O1b1a1a1a1a2a1-Z24050′ (11) and O1a1a2a1-Z23266 (6) (Supplementary Table 10).」……
……「Here, we presented t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Mongolians and Manchus) in Guizhou and reconstructed their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from Guizhou and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northern East Asia (North China, Mongolia, and southern Siberia).」……「We observed suggestive evidence in f3 statistics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ncestry from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 But for th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we can fi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tures with one source from East Asians and the other from western Eurasians or northern Siberians. The genetic distance-related indexes (Fst an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e studied Guizhou populations having a strong sou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but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showing a clear nor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We observed the Y-chromosome and mtDNA haplogroups in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lineages that are frequent in southern China, showing a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 from that in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ble S10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opulations.
↑ Xianpeng Zhang、Guanglin He、Wenhui Li、Yunfeng Wang、Xin Li、Ying Chen、Quanying Qu、Ying Wang、Huanjiu Xi、Chuan-Chao Wang、Youfeng Wen 《Genomic Insight Into the Population Admixture History of Tungusic-Speaking Manchu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We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ve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northern Han Chines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luster patterns in the haplotype-based results. Additionally, the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at modern Manchu people were formed as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minor ancestry linked to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Amur River Bain, or others.」……
……「Manchu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ungusic group of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but previous genetic studies indicated that Manchus were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Tungusic-speaking groups, which is probably due to th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Han Chinese into Manchus. Chen et al. recently reported that Guizhou Manchus in southwest China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and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a large proportion of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suggesting that Manchu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southern natives along with their southward migration.」……
……「We collected a total of 93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unrelated Manchu individuals aged over 58 in different villages in the Xinbin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we used cross-validation to identify an 「optimal」 number of clusters. We found the lowest CV error at K = 5. At K = 5 (Figure 3), we observed there were three components of light green, dark green, and pink color reaching high proportions in Liaoning Manchus. The light green ancestry was enriched in the Tungusic people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Baikal Lake region. Dark green ancestry with maximum propor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and Southeast Asians, especially in Taiwan Hanben people. Pink ancestry was maximized in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Therefore, Manchus had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ast Asians,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igure 3.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
……「We applied qpWave and qpAdm methods to further infer the possible ancestral populations and estim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used the related available ancient northern populations (Heishui_Mohe, Boisman, Xiongnu, Xianbei, Yamnaya, Afanasievo, SlabGrave, Mongolia_North_N, CenterWest, MongunTaiga, Munkhkhairkhan, and Sagly) as the northern sources, used all available ancient populations (Miaozigou_MN, Shimao_LN, Upper_YR_IA, YR_MN, YR_LBIA, YR_LN, WLR_LN, and Upper_YR_LN) as the source of Yellow River sources, and used Iron Age Hanben (Hanben_IA) and Gongguan samples from Taiwan and Neolithic southern populations (SEastAsia_Coastal_EN, SEastAsia_Coastal_LN, SEastAsia_Island_LN, SEastAsia_Island_EN) as the southern sources. We observed that Manchus can be modeled as deriving 32.4% ancestry from Mohe people and the remaining ancestry from the farming-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7).」……
Figure 7. Model of ancient population admixture by qpWave and qpAdm method.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nd Siber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in most cases that the average time that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as around 500 AD (for example, 46.36 ± 20.93 generation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That period witnessed large-scale population migrations and admixtures due to the turbulence and war between Xianbei and Han Chinese. W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34 uniparental Y-chromosome lineages and 93 mtDNA lineages in Liaoning Manchus as shown in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 We found that D4, A, and M8 were the dominant maternal lineages, and O2a2b1a2 was the dominant paternal lineage. Those paternal and maternal haplogroups are also dominant i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gene flow from Han Chinese into the gene pool of Manchus.」……
……「In this study, we also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d a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Han Chinese, especially with the northern Han. For example, Manchus had more Sinitic-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than other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ADMIXTURE. We proposed that Liaoning Manchus are an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related farming populations and local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able 5A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Liaoning Manchu population
↑ 王斌、楊聖敏《新疆維吾爾族膚色和發色多態性研究》……現代維吾爾族是多源的，但主要是由來自蒙古草原的回紇人（北亞蒙古人種）和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由不同的人種組成，有歐羅巴種的胡人，也有蒙古種的羌人、漢人，以深目高鼻的胡人為主）融合而成。這兩部分人大規模合流的時間是16世紀初，標誌是1513年葉爾羌汗國賽依德汗統一塔里木盆地，伊斯蘭教在整個南疆地區取得統治地位……近現代維吾爾族的人種是多源的，主要表現為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徵和生物遺傳特性，同時摻入一定比例的歐羅巴人種成分，這種摻入從西部到東部逐漸減弱。沿哈密盆地、吐魯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從東到西，現代維吾爾族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徵和生物遺傳特性逐漸減弱，而歐羅巴人種的體質特徵和生物遺傳特性逐漸增強。
↑ 張寧《哈薩克斯坦構建國家認同的經驗》……15世紀，在原住的歐羅巴人種和外來的蒙古人種這兩大人種持續數百年的複雜互動的基礎上，哈薩克族及其族群疆域基本形成……
↑ Qidi Feng、Yan Lu、Xumin Ni、Kai Yuan、Yajun Yang、Xiong Yang、Chang Liu、Haiyi Lou、Zhilin Ning、Yuchen Wang、Dongsheng Lu、Chao Zhang、Ying Zhou、Meng Shi、Lei Tian、Xiaoji Wang、Xi Zhang、Jing Li、Asifullah Khan、Yaqun Guan、Kun Tang、Sijia Wang、Shuhua Xu《Genetic History of Xinjiang’s Uyghurs Suggests Bronze Age Multiple-Way Contacts in Eurasia》
…………「Here we assess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ancestry of 951 Xinjiang’s Uyghurs (XJU) representing 14 geographical subpopulations. We observed a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which was likely shaped jointly by the Tianshan Mountains, which traverses from east to west as a natural barrier, and gene flow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directions. In XJU, we identified four major ancestral components that were potentially derived from two earlier admixed groups: one from the West, harboring European (25–37%) and South Asian ancestries (12–20%), and the other from the East, with Siberian (15–17%) and East Asian (29–47%) ancestries.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U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of XJU together with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five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Central Asia/Siberia (SIB), East Asia (EA), Oceania, South Asia (SA), and West Eurasia (W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showed that XJU lay along the axis between groups from WE and EA. After removing populations outside of Eurasia from PCA, the XJU samples were surrounded by populations from SIB, EA, SA, and WE. Among these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XJU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ntral/South Asian populations, followed by the EA/WE populations.」……
……「These four major ancestries of XJU were confirmed by running ADMIXTURE for XJU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s of EA, SIB, WE, and SA ancestries. The estimated ancestral proportions, as confirmed by reduced data sets (K = 4), are as follows: EA (28.8%–46.5%), SIB (15.2%–16.8%), WE (24.9%–36.6%), and SA (12.0%–19.9%) (fig. 2A and B). In contrast, the Turkish populations share the majority of their ancestral makeup with populations from WE (74.8%) and SA (16.5%), whereas those from the East is considerably lower (4.03% EA and 4.66% SIB) (fig. 2A).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mixture proportions was observed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XJU. WE ancestry propor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 ancestry proportions in XJU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nd bot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whereas EA and SIB ancestry in XJU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ig. 2C). However, none of the ancestri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atitude, indicating that the gene flow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was more frequent than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refore, the observed southwest–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likely resulted from a joint effect of the barrier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gene flow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FIG. 2.Ancestry makeup and variations in admixture proportion within XJU. 「We further applied admixture history graph (AHG) analysis to determine admixture chronology, i.e., the chronology of introduction of each ancestry into XJU’s gene poo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WE ancestry first admixed with the SA ancestry in the West, whereas the SIB ancestry admixed with the EA ancestry in the East. Next, the mixed Western ancestries (WE-SA) and the mixed Eastern ancestries (EA-SIB) joined together to form the gene pool of XJU. The AHG result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across ADMIXTURE replicates. This configuration supported the inference generated by Globetrotter, in which Iranian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ancestral origins of the Uyghur admixture.」……
……「Further anlaysis using MultiWaver indicated that some regional XJU groups such as from Kumul, Bayingolin, and Changji showed slightly larger time estimations for the first admixture wave, as well as an additional admixture wave from the east at around 100∼80 generations ago. On the one hand,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more complex admixture history for XJU;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possible that MultiWaver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admixture waves, which could occur in case of long-term isolation and recent gene flow. To find evidence of recent gene flow in XJU, we categorized the local ancestry tracts in XJU into the East origin and West origin, and binned the tracts based on their lengths. After correction for admixture propor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ng tracts (>0.2 Morgan) of the We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Southwest XJU groups such as Hotan and Kizilsu, whereas long tracts of Ea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Northeast XJU groups such as Kumul and Turpan. These results thus suggest recent gene flow (<5 generations) into XJU from west and east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968 unrelated Uyghur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rom 12 prefectures (Kaxgar, Hotan, Kizilsu, Aksu, Bayingolin, Turpan, Kumul, Changji, Ili, Bortala, Tarbagatay, and Altay) and 1 prefecture-level city (Urumqi)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The sample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but roughly proportional to the total Uyghur population size of each geographical region. An estimated 80% of Uyghur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Southwest portion of Xinjiang Tarim Basin. Correspondingly, the majority of the samples were from southwest Xinjiang. Each individual was the offspring of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members of the same nationality within three generations. Informed consent was acquir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 Jia Wen、Hao Chen、Yuwen Pan、Yuhan Yang、Dolikun Mamatyusupu、Dilinuer Maimaitiyiming、Shuhua Xu 《Sex-Biased Admixture Followed by Isol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Shaped the Genomic and Blood Pressure Diversity of the LopNur People》
「The LopNur people are an ethnic group living on the ed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and they are believed to demonstrate a unique genetic makeup due to their isolation and limited contact with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However, a lack of genetic studies on the LopNur people has resulted in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eir ancestral origins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Here, we conducted the first whole-genome sequencing study of 164 LopNur individuals (LOP)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genetic histor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in an isolated desert area. Ou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resent-day LOP have experienced a complex history of admixture followed by long-term isolation, with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East Asia (∼41.46%), West Eurasia (∼26.43%), Siberia (∼24.27%), and South Asia (∼7.82%).」……
「Scattered in the LopNur region downstream of the Tarim River and Peacock River, the LopNur population (LOP), comprising only ∼44,000 individuals,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Uyghur in China. However, the dialect, lifestyle, social customs, and folk culture of the LopNur people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Uyghurs in Xinjiang (XJU).」……
…………
「To investigate the ancestry composition of LOP, we first performed ancestry inference with ADMIXTURE analysis. Assuming two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 2), the main ancestral origin of LOP could be attributed to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EEA) (∼66.13%)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EA) (∼33.87%). This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XJU, which exhibits a nearly equal ancestry contribution from both EEA and WEA. At K = 4, the main ancestry of the Eurasian populati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four sources, namely EAS, EUR, SIB, and SAS, which largely correspon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XJU, LOP shared more ancestry with EAS (41.46%) and SIB (24.27%), and they shared comparatively less ancestry with EUR (24.63%) and SAS (7.82%). These results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ose observed in the phylogenetic tree and outgroup f3 analysis. Since K = 8, the cross-validation errors remained stable, and a LOP-specific component was identified, as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LOP was more homogeneous than that of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owever, we also found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in LOP, and there was a cline in LOP-specific ancestry across LOP individuals,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ly variable ROH length across LOP individuals. Notably, higher levels of inbreed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LOP-specific components (P < 2.2 × 10–16).」
Fig. 2. Ancestry makeup and genetic history of LOP.
……「Taken together, similar to other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the LOP originated from an admixture of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timing differed between LOP and these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 uniqu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LOP.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to-LOP via admixture, subsequent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led to a strong genetic drift in LOP, shaping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 present-day LOP coupling with the recent gene flow.」
…………
「In this unprecedented study, we characterized the genetic makeup and reconstructe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LOP using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 data. Similar to other Turkic-speaking peoples living in Central Asia, the LOP derived their ancestry from both the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present-day LOP are more isolated than other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as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homogenous genetic makeup among LOP due to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proportion of EEA in some Central Asian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than in populations that speak Indo-Iranian languages. Indeed, our analys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LOP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East Asians.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the initial habitation of the LOP was in the LopNur region, which is situated in eastern Xinjiang, thus, this population has been influenced more by populations of East Asian ancestry. Consequently, East Asian ancestry in LOP is greater than that observed in central or western Xinjiang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XJU, Kazakhs, and Tajiks. Moreover,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also have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ancestry compositions between LOP and XJU regard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EEA and WEA. In particular, a greater level of female-biased EAS ancestry was detected in LOP than in XJU, although the two populations might have shared the initial admixture scenario. We speculate that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proto-LOP individuals who migrated to the isolated desert. Xinjiang is a melting pot for human contact, especiall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and many present-day peoples living in this region have a very complicated admixture history since their genetic makeup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 multiple-layer mixture of gene pools. 」…………
Table.S4 Distribution of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in LOP and XJU.
↑ Aigul Zhunussova、Saltanat Tayshanova、Alizhan Bukayev、Ayagoz Bukayeva、Baglan Aidarov、Radik Temirgaliev、Zhaxylyk Sabitov、Maxat Zhabagin《Genetic genealogy of Y-chromosome in the Zhetiru tribe of the Kazakh population from Kazakhstan》
……「One of these tribes is the Zhetiru, which is part of the Kazakh people and numbered about 374 thous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n,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in Kazakhstan have not recorded data on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among Kazakhs. The name of the tribe comes from the Kazakh words 「zhety」 (seven) and 「ru」 (clan), which reflects its genealogic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seven clans: Zhagalbaily, Kerderi, Kereit, Ramadan, Tabyn, Tama, and Teleu. The main settlements of the Zhetiru tribe are loc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modern Aktobe and Kyzylorda regions of Kazakhstan. In 1748, Tevkelev wrote the first record of the Zhetiru tribe’s creation. According to his record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seven independent clans formed a political tribal union called 「Zhetiru.」 However, based on materials collected in the 1820s among Kazakh elders, Blumberg proposed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Zhetiru tribe’s origin, claiming that it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ancestor, Karakatysh, who had seven sons, each of whom founded one of the seven clans.」…………「This study aims to ascertain two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the Zhetiru tribe (whether from a single common ancestor or many origins) and to establish the genetic positioning of seven clans within the tribe relative to other Kazakh tribe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inaug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Y-chromosome polymorphism 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23 Y-STR and Y-SNP markers.」
……「The study recruited unrelated healthy male volunteers of Kazakh descent from Kazakhstan. Each volunteer provided informed consent by signing a consent form and completed an ethnographic questionnaire, which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350 males of the Zhetiru tribe using the Oragene DNA Self-Collection Kit. As a result,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were collected for the study: Kerderi clan (N = 40), Kereit clan (N = 32), Ramadan clan (N = 39), Tabyn clan (N = 85), Tama clan (N = 36), Teleu clan (N = 53), and Zhagalbaily clan (N = 65). Population genetic data are elabora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S1.」……
「Table 2 presents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for the Zhetiru tribe. The tribe exhibits a high level of haplogroup diversity (HD = 0.91). It indicates a complex genetic landscape, reflective of multiple ancestral paternal lineages contributing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tribe. Nine haplogroups, each with a frequency greater than 5%, concentrate the majority of the Y-chromosome variation (86%). These haplogroups include C2a1a1b1 (7%), C2a1a2 (10%), C2a1a3 (10%), J2a1 (6%), J2a2 (13%), N1a2 (10%), O2 (8%), R1a1a (14%), and R1b1a1a1 (8%). With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certain haplogroups accumulate at even higher frequencies, and some become clan-specific with frequencies exceeding 50%. Specifically, the Teleu clan predominantly exhibits haplogroup J2a2 (83%), the Tama clan is characterized by C2a1a3 (64%), the Kereit clan shows a high frequency of N1a2 (59%), and the Kerderi clan primarily has R1a1a (55%). The Ramazan (HD = 0.81), Tabyn (HD = 0.82), and Zhabagaly (HD = 0.79) clans exhibit high haplogroup diversity without a major haplogroup (frequency less than 50%).」
Table 2. Frequencies of Y-chromosomal haplogroups within the Zhetiru tribe.
……「By analyzing 23 Y-STR loci and 17 Y-SNPs from 350 individual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ven clans constituting the Zhetiru tribe originate from genetically independent founding lineages rather than a single paternal ancestor. The high haplotype diversity observed at the tribal level, coupled with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at the clan level, suggests strong founder effects in multiple clans (Tama and Teleu), while others exhibit more complex multi-lineage structures. Our findings support historical accounts describing the Zhetiru tribe as a union of previously distinct clans. 」……
Table S1.
↑ ^65.0 ^65.1 ^65.2 ^65.3 ^65.4 Bin Ma、Jinwen Chen、Xiaomin Yang、Jingya Bai、Siwei Ouyang、Xiaodan Mo、Wangsheng Chen、Chuan-Chao Wang、Xiangjun Hai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East-West Population Admixture in Northwest China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Array Genotyping》
…………「We observed Dongxiang, Bonan, Yugur, Salar, and Hui people were admixed populations deriving ancestry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Eurasians, with the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contributions ranging from 9 to 15%. The genetic admixture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biased migration- showing a higher frequency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Y chromosomal lineages than that of mtDNA detected in Northwest China. ALDER-based admixture and haplotype-based GLOBETROTTER showed this observed West Eurasian admixture signal was introduced into East Eurasia approximately 700 ∼1,000 years ago.」……
…………
「We next carried out qpAdm analysis to infer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our studied Gansu populations (Figure 8). The ea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the Yellow River farming group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and the we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Andronovo and Alan cultures, since theyprovided the most significant negative admixture-f3 values. We used the following set of populations as outgroups: Mbuti, Russia_EBA_Yamnaya_Samara, Anatolia_N, Russia_MA1, Russia_Afanasievo, Mongolia_N_East, Ust_Ishim, Russia_Kostenki14, Iran_C_SehGabi.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by two-way admixture with the p-value > 0.05 at rank = 1. We estimated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Russia_Andronovo related ancestry were 9.1 ∼ 11.8%, while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YR_LBIA farming group related ancestry were 88.2 ∼ 90.9% in Hui, Bonan, Yugur, and Salar groups. Given the pair groups consisting of Late Neolithic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LN) and Iron Age Alan people in Russia (Russia_Alan) in admixture f3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e found that the Dongxiang group derived 14.9%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Russia_Alan related groups and the left from WLR_LN related groups. In general, the qpAdm model indicated the west-east admixture in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showing East Asian related ancestry dominantly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ses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ancestry.」
FIGURE 8. qpAdm 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the populations in our study in Gansu province.
…………
「We assigned the haplogroups of Y chromosome and mtDNA for our newly genotyped samples (Table 3). The haplogroup R1a1a1b2 was the most frequent patrilineal lineage in the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We also detected haplogroup D1a1a1a1a2a∼, H1a1a1a, J2a1a, J2a1h2b, J2a2, N1a2b3, O2a2a1a2a1a, and O2a2b1a1a6b in our Hui samples. Haplogroup D1a1a1a1a2a∼ and O2a2b1a1a were also found in Bonan group. The haplogroup O1b1a1a1b2 was also presented in Salar group. Haplogroup J2a1h2, which was mostly found in the Middle East, was the most prevailing lineage in Dongxiang people. We also found D1a1a1a2, O2a2b1a1a6, and R2a2 in the Dongxiang group. Haplogroups C2b1a1, D1a1a1a1a2a∼, O2a2b1a2a1a2, O2a2b1a2b2, and Q1b2b1b2b2∼ were the prevalent lineages in the studied Yugur group. The distribution of Y haplotype indicated the influence of westward expansion of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in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ese Altaic populations, including West Eurasian, Sino-Tibetan, common ancestor of Altaic related ancestry.」
TABLE 3.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distribution of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
「We estimated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Euraisan related ancestry in Northwest Chinese populaton using the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based admixture inference implemented in ALDER. We used Han_HGDP and Sardinian as two ancestral surrogates to calculated the east-west admixture time and listed the results in Table 5. The average admixture time calculated by the 2-ref weighted LD for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ranged from 25 to 31 generations, which was approximately 750–930 years before present assuming 30 years one generation. The east-west interaction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occurred in abou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of China.」……
…………「The closer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tudied population and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qpAdm and GLOBETROTTER suggested the majority contributing East Eurasian ancestry might derived from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Basin related population.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Bronze Age West Steppe nomadic groups limitedly impacted the gene pool of the East Eurasian. The five studied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ere suggested to harbored the lower proportion of Middle and Late Bronze West Steppe pastoralists represented by Andronovo culture. This was also supported by the high frequencies of Y chromosomal haplogroup R1a1a1b2 which prevaile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Steppe populations in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The genetic admixture from West Eurasians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 dominant migration which showing the higher frequencie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paternal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the absence of maternal mtDNA lineage related to West Eurasian.」……「Running through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e human groups were all presented a west-east admixture structure. The Uyghur in Xinjiang was a typical one.」…………
↑ 張咸鵬、於會新、張劼、賈欣怡、何宵飛、朱波峰、韋蘭海、姚宏兵《基於35 Y-STR研究甘肅裕固族的父系多重起源》
……河西走廊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是古絲綢之路的要道，連通東西方人文、經貿交流，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帶，民族、文化多樣性是河西走廊的一大特點。裕固族是河西走廊地區主要民族之一，其人口較少，僅14,706人(2020年)，主要聚居於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從事著畜牧業及農業。裕固族是「一族多語」民族，裕固族人使用分屬於不同語族的兩種裕固語(東、西裕固語)，沒有統一的語言及文字。雖然語言不通，但裕固族人具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普遍認為不論是東部還是西部裕固語，都是裕固族的本族語言。裕固族的傳統文化呈現出兼容並包的特點。民族學、歷史學研究指出，現代裕固族是古回鶻人和古蒙古人與漢族、藏族等多個不同族系長期融合而形成的，是跨族際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實例，是河西走廊人群的典型代表，具有「一族、雙語、多族源」的特徵，是探討語言、民族和遺傳三者邊界關係的最佳範例。……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表現出東西歐亞人群混合的特徵，東亞譜系O、C、D、Q和N占據裕固族父系基因庫的85%，西歐亞的父系類型(R-M207、J-M304、G-M201、L-M20)約占15% 。……引入古DNA數據的研究結果顯示，裕固族具有約90%黃河流域粟作農業人群遺傳貢獻，約10%西歐亞游牧文化人群遺傳貢獻，並且源自西歐亞人群的遺傳貢獻具有男性偏向性，即父系遺傳組成中西歐亞相關譜系所占比例高於母系遺傳組成。……
圖1 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
…………
在本研究所獲得的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中，譜系O所占比例最高(48.52%)，以O2a-M324(43.04%)為主，主要包括O2a2b1a1-M117(17.72%)、O2a2b1a2a- F444(15.61%)和O2a1b-IMS-JST002611(8.44%)三種父系類型。已往研究結果顯示，裕固族人群中父系O2a主要屬於下游類型O2a2b1a1-M117。O2a2b1a1- M117、O2a2b1a2a-F444和O2a1b-IMS-JST002611均是漢族人群主要父系類型。除此之外，O1a-M119(1.69%)、O1b1a-M1470(3.38%)和O2b1-F1150(0.42%)等單倍群也出現於裕固族人群中，而這些單倍群在漢族人群中均有分布。其次是譜系C占15.61%，主要包括C2a1a1-F1756(5.06%)、C2b1a1a1a-M407(2.53%)、C2a1a3-M504(5.49%)和C2b1a-F3895(4.22%)。已往研究表明，裕固族人群父系C2a以下游類型 C2a1a3a-F3796和C2a1a2-M48較常見，而C2b以C2b1a1a1a-M407和C2b1b-P53.1為主。C2a1a1-F1756、C2a1a3-M504、C2a1a3a-F3796、C2a1a2-M48和C2b1a1a1a-M407均是蒙古語人群主要父系類型。裕固族人群中譜系Q占比10.97%，主要包括Q1b1a3-L330(9.7%)和Q1a1a-M120(0.84%)。已往研究結果顯示，裕固族人群中譜系Q屬於下游類型Q1a1a-M120、Q1b*-M346+, L53-和Q1b1*-L53+, M3-。Q1a1a-M120是漢族人群主要父系類型，而Q1b*-M346+, L53-和Q1b1*-L53+, M3-則在突厥語人群中較常見。裕固族人群中譜系D1a占比7.59%，均屬於父系類型D1a1a-M15，已往研究結果顯示D1a1a1*-N1+, N2-和D1a1b1-P47在裕固族人群中常見，而D1a1a-M15和D1a1b1-P47是藏族人群的主要父系類型。裕固族人群中譜系R1a占比7.17%，主要屬於R1a1a-M17，與已往研究結果一致，R1a1a-M17常見於突厥語人群。父系譜系N在裕固族人群中所占比例不高，以N1a1a-M178和N1a2a-M128較常見，N1a2a-M128是漢族人群主要父系類型，而N1a1a-M178常見於蒙古語人群和突厥語人群中。綜上，漢族、藏族、蒙古語人群和突厥語人群的主要父系類型均出現於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中，揭示裕固族是多族系、跨族際長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除此之外，裕固族人群父系遺傳組成中還包括E1b和J2a(約6%)，這些單倍群可能源自歐亞大陸西部地區人群的遺傳影響，揭示歷史的河西走廊不僅是東西歐亞文化、經濟、政治等交往、交流的地帶，同時也伴隨著東西歐亞人群的遷徙與交融。
目前，分子人類學研究已揭示裕固族人群的基本遺傳結構和特徵。無論是父系Y染色體研究，還是母系線粒體基因組研究，都表明漢族、藏族、蒙古語人群和突厥語人群是現代裕固族人群遺傳成分的主要來源，同時研究還發現東、西裕固族人群間存在遺傳差異。…………綜上所述，多學科證據支持裕固族是多個不同族系長期融合而形成的，唐代晚期遷至河西走廊的古代回鶻人、13世紀遷至河西走廊的古代蒙古人以及漢族、藏族等對現代裕固族人群具有明顯的遺傳貢獻，是裕固族的主要族源。同時，由於裕固族及其先民從公元9世紀便定居於河西走廊地區，而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國與西域乃至世界交流、溝通的重要通道。在現代裕固族人群遺傳組成中存在少量源自中亞、西亞地區人群的遺傳譜系，以及在裕固語借詞中存在個別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借詞，突顯河西走廊地區是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帶。……
↑ Jia Wen、Jiaojiao Liu、Qidi Feng、Yan Lu , Kai Yuan、Xiaoxi Zhang、Chao Zhang、Yang Gao、Xiaoji Wang、Dolikun Mamatyusupu、Shuhua Xu 《Ancestral origins and post-admixture adaptive evolution of highland Tajiks》
……「genetic admixture, as we observed in the current whole-genome deep-sequencing study of Xinjiang Tajiks (XJT),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how admixture may facilitate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extensively studied highlanders, XJT showed pronounced admixture patterns: most of their ancestry are derived from West Eurasians (34.5%–48.3%) and South Asians (21.4%–40.0%), and some minor ancestry from East Asians and Siberians (3.62%–17.5%). The greater genetic diversity in XJT than in their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provides a genetic basis for their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
……「Tajiks, who speak a language from the Iranian branch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ajikistan, Afghanistan, Uzbekistan and Xinjiang, China. Compared with Western Tajiks, Xinjiang Tajiks (XJT) living in the Tashkurgan County on the Pamir Plateau are identified as highland Tajiks,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of more than 4000 meters due to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ian Shan, the Hindu Kush and the Kunlun Mountains near the county.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T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XJT and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seven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Oceania, Central Asia (CAS)/Siberia (SIB), East Asia (EAS), South Asia (SAS) and West Eurasia (EUR). 」……
「We noticed that XJT tended to have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East Asian populations than Tajikistan Tajiks (TJT), suggesting that the gene pool of XJ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East Asian ancestry.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TJT was not the group with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XJT (FST = 0.0180); instead, Pathan (FST = 0.0135) and Turkish (FST = 0.0136) populations showed much less differentiation from XJT. In contrast, XJT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JT, followed by Turkish (FST = 0.0211) and Pathan (FST = 0.0221) populations.」
…………
「To unveil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XJT and investigat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we performed ADMIXTURE analysis for XJT together with global populations, assuming a different number of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from 2 to 20). From the ADMIXTURE results assuming greater Ks, we observed that most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AS, SIB, EUR and SAS. Notably, XJT consistently had more ancestry from EUR (46.5%) and SAS (35.9%) and less ancestry from EAS (5.6%) and SIB (8.2%).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of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in which Tajiks were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ose in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ajiks are the only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that speaks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while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Uyghurs, Kazakhs and Kyrgyz speak Turkic languag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n Tajiks of Turkic expansion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a might have been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at on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XJT and TJT both speak Iranian; however, they speak distinct languages within this subgroup. XJT predominantly use languages from the Eastern Iranian branch, while TJT generally speak languages from the Western Iranian branch. Compared with XJT, the TJT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UR (52.4%) and SAS (35.7%), a smaller contribution from SIB (6.2%) and almost no contribution from EAS (0.9%). This difference in ancestry between XJT and TJT likely resulted from gene flows from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after population divergence. 」……
Figure 2.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model of XJT.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ajiks began practicing endogamy after the admixture of BMAC and Andronovo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genome of XJT contains more intermediate (2–10 Mb) and long (>10 Mb) runs of homozygosity (ROHs) tha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he Ne of XJT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African, American, East Asian and Western European populations, and the inbreeding coefficients of XJT also exceed those of other pop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XJT is a small population and that inbreeding phenomena exist within it.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ports, and the patter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dogamous marriage patterns in Tajiks. 」……
↑ ^68.0 ^68.1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五》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
（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 雍際春《嬴秦非戎族新考》
↑ 李學勤：秦文化具有東方色彩
↑ 《左傳‧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左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台……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第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雲。……
↑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承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 《潛夫論·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曎。代黃帝氏，都於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
↑ 《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何謂夏？欲去秦屬是謂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何謂真？臣邦父產子及產它邦而是謂真。何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也。……
↑ 朱澤坤《略論先秦時期庶人姓氏之有無》
↑ 《漢書·卷九十二·游俠傳第六十二·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重貴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雲。……
《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第六十七上·孝文竇皇后》……竇後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
《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第六十九中》……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為郎。……
↑ ^78.0 ^78.1 《後漢書·卷五·孝安帝劉祜·紀第五》（永初五年閏四月）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戹，承天誡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襃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並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後漢書·卷三十八·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馮緄》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閒，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傅之徒，以寡擊眾，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衞、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跡？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於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 ^79.0 ^79.1 《後漢書·卷七·孝桓帝紀第七》……（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疢如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列傳第十三》……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並，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
《後漢書·卷四十一·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第五倫》……倫後為鄉嗇夫，平傜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後漢書·卷四十六·郭陳列傳第三十六·陳忠》……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敍；庶事不敍，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並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楊稻收儉薄，並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閒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洩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 《潛夫論·救邊》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並，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跡，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雲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
《潛夫論·實邊》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
↑ 《風俗通義·過譽》…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密乘轝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
↑ 《論衡·詰術》………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
↑ ^83.0 ^83.1 《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永光）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 《白虎通德論·卷八·姓名》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季，楚有昭、屈原，齊有高國、崔立氏三，以知其為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上稱王孫也。堯知命，表稷、契，賜生子、姓，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 《後漢書·郡國五》注……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於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 《晉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江統》
↑ 《晉書·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 考古學家50年發掘漢長安城格局基本清晰
↑ 徐龍國：漢長安城考古的收穫、進展與思考
↑ 馬永強、姬長飛、徐勇、徐娟《江蘇睢寧下邳故城遺址2014-2018年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簡報》2014—2018年，南京博物院對下邳故城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初步探明該城址由大小兩個城址組成，存城牆、護城河。大城時代最晚為漢代，小城時代為魏晉-明清時期。……
下邳故城，當地亦稱之為下邳舊城、下邳古城，位於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古邳鎮東北約1千米，西北距岠山3千米。中心地點地理坐標為東經117°53′37″、北緯34°07′43″，高程30米。1991年，下邳舊城遺址被公布為「睢寧縣文物保護單位」。根據「2017年下邳古城遺址考古發掘專家論證會」專家組意見，下邳古城定名為下邳故城。……
經過對下邳故城及周邊的調查與勘探，確認該城址主要可分為大、小兩座城址（圖二）。小城平面近長方形，方向3°。文化堆積厚約7.5 米。文化層時代從下向上依次可分為漢、魏晉、唐、宋金和明清時期。為了解其城牆結構，在城址西北角布探溝TG1。經解剖，明清時期城牆下依次疊壓宋金時期城牆、漢代文化層。地表可見大量各時期的器物、瓦片、磚塊殘片。據地層堆積、城牆走向與疊壓關係，以及地表採集和出土包含物分析，該城址的時代應該是魏晉—明清時期，暫名「魏晉—明清時期下邳故城」。……
圖二下邳故城城址總平面及探溝平面分布圖
大城平面近梯形，方向175°。北城牆走向不規則，局部略弧，城牆外側有護坡，護坡外為護城河。勘探情況表明，大城範圍內地層堆積較為清楚、簡單，從下向上依次為漢代文化層、黃泛堆積層。漢代文化層深6.5～7、厚0.5～1 米，包含有漢代筒瓦、板瓦殘片。據地層堆積和出土包含物分析，大城時代應為漢代，暫名「漢代下邳故城」。……
…………
通過調查、勘探、發掘，結合地層中出土東漢時期典型的筒瓦、板瓦殘片，確認了下邳故城漢代城址。《後漢書·郡國志》載，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更臨淮郡為下邳國，領十七縣」。該城址應為東漢時期下邳國之治所。故而，下邳故城的時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東漢時期。……綜上，從勘探、發掘情況分析，下邳故城的時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東漢時期，其時為下邳國都城；魏晉時期下邳城依然存在，為西晉下邳國治所所在；清康熙七年大地震引發洪災，下邳城遭到徹底破壞、淹沒、廢棄。……
↑ 劉亞麗、翟鵬飛、佘俊英、李鵬為、陳偉《揭露兩漢侯國宮殿建築遺存——河北石家莊東垣古城遺址2024年度考古工作收穫》東垣古城遺址坐落於河北省石家莊市北郊、滹沱河南岸，是一座跨越戰國至北朝時期的城市遺址，城址平面呈不規則方形，占地面積約2.76平方公里。東垣在戰國時期曾作為中山國四邑之一；秦代成為恆山郡行政中樞；兩漢時期多次作為郡國治所所在。直至魏晉時期仍保持區域中心城市地位。北魏時治所遷移至滹沱河以北的安樂壘，最終穩定於現正定古城的位置至今，而東垣古城則可以被視為正定古城的前身。…………本年度針對2號夯土建築基址群內的A區夯土進行了重點發掘，明確了A區夯土是一處大型宮殿建築基址。A區夯土位於夯土基址群北部，是夯土基址群內規模最大的一處，東西長136米，南北寬46米，夯土厚約1.5米，揭露的宮殿建築遺存可以分為兩期。
第一期宮殿建築因被第二期疊壓，僅局部出露。目前僅發現散水和散水外側磚砌平面，且二者均存在局部被第二期宮殿建築沿用的跡象。表明第一期宮殿建築使用時間與第二期緊密銜接，不排除其早至西漢的可能。……
第二期宮殿建築保存較相對完整，目前已清理部分面闊64米，屬於由主體建築和附屬建築共同構成的一組殿堂建築。宮殿建築地面之上覆有厚達0.3—0.7米的紅燒磚瓦堆積，表明該期建築毀於火災。據出土建築材料及層位關係判斷第二期宮殿建築主要使用時間為東漢。該建築由台基主體、前廊、附屬建築、甬道、露台以及散水組成。……
發掘出土遺物以建築構件為主，此外發現了少量陶器與銅構件，出土建築構件中筒瓦、板瓦占比較大。出土的瓦當種類豐富，紋飾以東漢典型的大乳釘雲紋組合為主，另有少量帶菱形紋的乳釘雲紋瓦當，其形制演變可能延續至魏晉階段。瓦當中還包括「真定長樂」「長樂富貴」等文字瓦當。鋪地磚以規整方磚與條形磚為主，方磚紋飾涵蓋素面與菱形紋兩種類型。值得注意的是特製磚材的發現，既包含以宮室、瑞獸為主題紋飾的空心磚，也有表面有鼓釘的異形磚，以及稜角經過切削處理的梯形巨型條磚等，可能用於建築的不同位置。
2024年度對東垣古城遺址2號夯土建築基址群的時代、布局、性質以及東垣古城遺址的城市布局有了新的認識。細化了宮殿區遺存的時代框架。宮殿區發現遺物集中於漢代，部分晚至魏晉，在夯土基址打破的單位中還發現少量戰國遺存。就A區夯土而言，第二期宮殿建築焚毀層出土東漢建材，可推斷第二期宮殿建築主要使用時間為東漢，第一期宮殿建築存在早至西漢的可能。A區夯土東南側的第三期排水設施則可能延續使用至魏晉時期，但此時是否還存在宮殿建築則暫不明確。其他幾區夯土以及宮殿區圍垣的時代也尚待進一步發掘。明晰了宮殿區的布局和性質。宮殿基址群以「回」字形平面布局為顯著特徵，傳承了自夏商至戰漢時期殿堂建築的經典範式。已局部揭露的A區夯土基址的建築形制和體量同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漢宣帝杜陵陵寢遺址存在相似之處，充分彰顯郡國級宮殿的建築特徵。結合城址自戰國至兩漢的歷史沿革，特別是出土的「真定長樂」銘文瓦當這一關鍵物證，可判定該建築群屬東漢真定國核心宮殿遺存。…………東垣古城遺址沿用時間長，考古工作充分，是河北地區目前唯一一個經過全面考古勘探，布局結構清晰的兩漢郡國中心城市，更是國內首次開展系統工作的漢代侯國國都遺址；本次揭露的漢代宮殿建築不僅是華北地區目前發現的布局最完整、規格最高的兩漢高等級建築群，更是國內目前僅見的兩漢侯國宮殿建築遺存。該發現證明了東垣古城的歷史發展脈絡，證實了東垣古城作為真定國國都的重要地位，成為闡釋兩漢時期地方侯國城市建制與政治空間形態的重要樣本。
↑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管理局《漢代海昏侯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打開一部漢代歷史文化教科書》……海昏侯國遺址由國都紫金城城址、墎墩山第一代海昏侯劉賀墓園、城址西部和南部墓葬群組成，所揭示的國都、歷代海昏侯墓園、貴族及平民墓葬區的完整布局，規模宏大，集中展現了漢代海昏侯國遺址的歷史風貌、園寢制度和築城風格，是研究西漢侯國歷史最典型的大遺址。紫金城城址面積約3.6平方公里，城牆總長約7516米，城址保存完整，保護範圍達4.73平方公里。遺址墓葬群保護範圍為1.33平方公里。劉賀墓園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墓主人身份明確、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出土文物品類數量最豐富的典型漢代列侯墓葬。海昏侯世襲四代，侯國延續至東漢末共168年。第一代海昏侯劉賀是漢武帝劉徹之孫，昌邑哀王劉髆之子，西漢第九位皇帝，一生經歷了王、皇帝、故王、列侯四個身份的轉變，人物獨特，故事傳奇，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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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南越國宮署遺址2003年發掘簡報》……本年度的發掘面積約3900平方米，包括第Ⅰ象限的43個探方，所開探方均為10米×10米，方向為正北（圖一）。……
圖一南越國宮署遺蹟平面分布圖
……主要有一號宮殿、二號宮殿、一號廊道和磚石走道等（圖三）。
1.一號宮殿即2000年試掘時發現的F24，當時僅揭露了東段局部，本次發掘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清理，並正式編號為南越國一號宮殿。2.二號宮殿位於一號走廊西側……在此宮殿遺址表面堆積中，發現1件印有「華音宮」文字標記的殘陶器蓋。3.一號走廊位於一號宮殿和二號宮殿中間，呈南北走向，方向為北偏西11.3度，與宮殿呈垂直狀。……4.磚石走道位於一號走廊南面，與廊道相接。…………
圖三南越國時期建築遺蹟平面分布圖
……筒瓦ⅠT807⑬：3，黃白色夾砂胎。泥條盤築而成。瓦體較長，扣尾也相應稍長，端沿圓敦且微翹，兩側切面齊整。正面飾直行細密繩紋，背面拍印粗麻點紋。瓦長42、寬17.8、厚0.9~1.2厘米。筒瓦前接瓦當，結合處有手抹泥條痕跡，當心模印篆體陽文「萬歲」二字。當面直徑16、邊輪寬約0.8~0.85、當心厚0.8厘米。
帶釘瓦 ⅠT206⑬：7，黃白色夾砂胎。正面飾直行細密繩紋，並粘接有錐形陶釘，殘存六列共17個，背面飾麻點紋。瓦殘長17.2、殘寬17.6、厚1厘米。瓦前部連接瓦當，結合處有手抹泥條印痕。當心模印文字，殘存篆體陽文「萬歲」二字的上半部，外圍飾兩圈凸弦紋。當面直徑18、邊輪寬0.8、當心厚0.8厘米。
瓦當出土的「萬歲」瓦當數量較多。當面圓形，窄邊輪。當心有篆體陽文「萬歲」兩字，自右向左橫讀，無界欄，其外圍飾兩圈凸弦紋。當有有切割痕跡，與筒瓦粘接處兩側有對稱的半孔。……
……南漢國一號宮殿位於本年度發掘區東北部，晚期遭到嚴重破壞。目前共發現磉墩34個，其中10個為2000年試掘時發現的。…… 在一號宮殿南側還發現南北向兩列相對較小的磉墩，每列4個，對稱分布於宮殿南北中軸線的東、西兩側，推測是與一號宮殿相連接的廊道類建築遺存。……
（一）南朝建築遺蹟和遺物
1.建築遺蹟主要發現於本年度發掘區的北部，分布面積達1600餘平方米。已發現6組建築，其中以F138的房屋規模最大。該主體建築坐北朝南，平面呈長方形，中軸線的方向為北偏西3度，由東由西延伸，西壁部分未發掘，台基東西殘存面闊24.2、南北進深19.5米。……（二）唐代建築遺蹟和遺物
1.建築遺蹟遭晚期擾動較嚴重，殘留幾組建築台基和若干條鋪磚走道，以F129保存較完整。……
（一）南越國宮署
……首先。結合以往清理的石構水池、御苑曲渠和新大新公司地下的鋪磚等南越國遺蹟的情況可以推測，南越國宮殿區的主體部分可能在御苑曲澡渠的西部和西北部，分布範圍包括今北京路新大新公司附近地區。第二，南越國在宮殿的建築和布局規劃上既模仿了中原地區都城的規制，同時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如在宮殿的平面形制、宮殿與池苑的布局處理方式等方面均能體現出嶺南的一些地域特徵。第三，遺址中發現了較多的給排水設施，除了地表上的散水和明渠，地下還有陶、木、石結構的地漏、暗渠等設施，聯繫以往發現的石構水池、御苑曲渠以及與它們相連接的地下木暗槽等分析，顯然南越國宮署在營造時非常重視給排水系統的構築，並且結合當時的地形和水勢進行了科學的設計，形成較為完善的系統。……
（二）南漢國一號宮殿
南漢國一號宮殿是在2000年試掘發現的F14的基礎上進一步清理出來的，除東北角外，該宮殿基本被完整揭露，雖遭晚期嚴重破壞，只存磉墩部分，但其規模和結構已較為清楚。南漢國一號宮殿規模之大，無論在台基面積、磉墩的尺寸，還是進深和開間數量等方面，均與一般的衙署類建築規制不符。鑑於發掘區的位置在五代十國時期是南漢國宮城所在，文獻又多有南漢時大興土木、廣建豪奢宮殿的記載，故可初步推斷其屬於南漢國時期的殿堂類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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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南峰、馬永嬴、張翔宇、曹龍、楊武站、朱連華、張挺、王東、朱晨露、丁浩宇、楊養民、李亞娥《漢文帝霸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近年來，諸考古單位在霸陵陵區多次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試掘等工作，探明「鳳凰嘴」並無陵墓遺存，後在竇皇后陵西側發現了江村大墓、外藏坑、建築遺址、陪葬墓，還探明並試掘驗證了圍合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的大陵園牆址等重要遺蹟，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霸陵是西漢第三代皇帝——漢文帝劉恆的陵墓，世傳其位干西安東郊白鹿原「鳳凰嘴」。……勘探結果表明，「鳳凰嘴」區域地形複雜，地層為多次山體滑坡形成的自然堆積，未發現漢代陵墓遺存。
圖六霸陵陵園文物遺蹟分布圖
霸陵陵區主要由霸陵陵園、陪葬墓區、其他遺存三大部分組成，面積約25平方千米。其中霸陵陵園位於陵區東部，是整個陵區的核心部分，陪葬墓和其他遺存位於陵區的西、南部。……霸陵陵園整體呈東西向長方形，由外園牆、江村大墓、竇皇后陵、陵園內建築遺址、外藏坑、祔葬墓等組成。其中，江村大墓位於陵園西部偏北，竇皇后陵位於陵園東北。建築遺址中，3處位於江村大墓及竇皇后陵園的北側，1處位於竇皇后陵園南側。陵園內祔葬墓位於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之間。……江村大墓位於江村東側約900米的白鹿原上，東距竇皇后陵約800米，地勢高敞。……墓葬坐西向東，方向115°。為「亞」字形豎穴土壙木槨墓。……
竇皇后陵位於灞橋區席王街道辦任家坡村南，由皇后陵園、封土、墓道、墓室、外藏坑組成（圖一〇）。
圖一〇竇皇后陵遺蹟平面布局局圖
竇皇后陵園平面呈南北向長方形，封土位於陵園中部偏，墓穴位於封土之下。陵園牆體整體保存較差，地表已無任何遺蹟。勘探發現陵園西牆、南牆殘段，後陵陵園的北牆東牆則共用了霸陵外陵園的北牆和東牆。……後陵封土呈覆斗形，底部東西長153、南北寬137米；頂部東西長35、南北寬30米，封土現高28米。……
史書記載，漢文帝逝後「葬霸陵」，但漢代文獻均未提及霸陵的具體位置。……本次考古工作雖採用多種技術手段、多次探測「鳳凰嘴」，但均未發現漢代陵墓遺存。後在竇皇后陵西側發現江村大墓，根據其位置、形制、規模，以及與竇皇后陵同處一座大陵園的情況來看，江村大墓應為漢文帝霸陵。……
↑ 在甘肅邂逅馬王堆漢墓精品文物
↑ 汪連興《關於馬王堆一、二號漢墓墓主的族屬、身份等問題的探想》……本文認為:(一)利倉，即二號墓主，是漢族而不是少數民族出身；是劉邦舊部，而不是降將。……
↑ 香港唯一的漢墓博物館
↑ 《晉書·卷一百十六·載記第十六·姚弋仲》……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繈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
↑ 《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 《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
↑ 《漢書·地理志上》
↑ ^113.0 ^113.1 ^113.2 孫紅飛《兩漢都城規劃布局探析》
↑ 張慶捷《漢代自耕農副業產值試探》……漢代自耕農有兩大生產，一是糧食生產，二是副業生產。兩大生產同步並進，互相補充……漢代最低糧價為三十文，五十石就是一千五百文……在正常年景下，「有田百畝」的自耕農的副業產值大約是在二千七百四十文至五千四百二十文之間。這是一筆很大的產值，有了這筆收入，自耕農在正常年景下就不會入不敷出了。……
↑ 柳春藩《漢代自耕農經濟試析》……就擁有土地的平均數來說，《漢書地理志》關於平帝時戶口墾田數的記載是：「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由此可以看出一戶人口平均約為4.9人，一戶擁有耕地平均約為六十八畝，如果考慮到地主擁有更多的土地和國家直接經營的一些土地等情況，自耕農一戶平均擁有的土地，還要少些，當為六十畝左右。……三小石為大石一石八斗，四小石為大石二石四斗。因此，我們判斷西漢時期中原地區的平均畝產量約為粟二大石……漢簡中關於糧價的記載很多，基本上都屬於通常情況，大致在三十五錢到一百四十錢之間浮動……西北地區寒冷，產量偏低，我們取其中間偏下數做為中原地區的平均糧價，即七十錢一石。……用耕種六十畝土地收入的一百二十石減去支出的一百二十四石，尚不足四石，這可由副業收入來補充。……
↑ 石衛國、張慶捷《從考古資料看漢代社會經濟形態》
↑ 翟麥玲《從法律角度看漢代奴婢的社會地位》
↑ 劉春雨《告緡沒入奴婢人數蠡測》
↑ ^119.0 ^119.1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夫餘）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屍於山上。……（高句驪）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
↑ ^120.0 ^120.1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
↑ ^121.00 ^121.01 ^121.02 ^121.03 ^121.04 ^121.05 ^121.06 ^121.07 ^121.08 ^121.09 ^121.10 ^121.11 ^121.12 ^121.13 ^121.14 《三國志魏書·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為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
……^{《魏書》曰：……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闕，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肜募殺志賁，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雁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為都尉。}……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時賜鼓吹伎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
……漢初，燕亡人衞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自漢已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漢末更屬句麗。……
……侯準旣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衞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
^{《魏略西戎傳》曰：……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
↑ 《華陽國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讚》孟由至孝。遐葉睎風。禽堅，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為縣使越嶲，為夷所得，傳賣歷十一種。去時堅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堅壯，乃知父湮沒。鬻力傭賃，得碧珠以求父，一至南中, 三出徼外，周旋萬里，經時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見悲感，夷徼哀之，即將父歸，迎母致養。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從事，列上東觀。太守王商追贈孝廉，令李苾為立碑銘，迄今祠之。
↑ ^123.00 ^123.01 ^123.02 ^123.03 ^123.04 ^123.05 ^123.06 ^123.07 ^123.08 ^123.09 ^123.10 ^123.11 ^123.12 ^123.13 ^123.14 ^123.15 ^123.16 ^123.17 ^123.18 ^123.19 ^123.20 ^123.21 ^123.22 ^123.23 ^123.24 ^123.25 ^123.26 《漢書·匈奴傳下》
↑ 《漢書·蕭望之傳》
↑ ^125.0 ^125.1 《漢書·王莽傳中》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
↑ ^126.0 ^126.1 ^126.2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一》……三年秋七月，作離宮於鶻川。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繼室，一曰禾姬，鶻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漢人之女也。二女爭寵，不相和。王於涼谷造東、西二宮，各置之。後，王田於箕山，七日不返，二女爭鬪，禾姬罵雉姬曰:「汝漢家婢妾，何無禮之甚乎？」雉姬慙恨亡歸，王聞之，策馬追之，雉姬怒不還。王嘗息樹下，見黃鳥飛集，乃感而歌曰:「翮翮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其與歸？」
↑ ^127.0 ^127.1 王培新《西北朝鮮地區木槨墓研究》公元前1世紀~公元1世紀，流行於西北朝鮮的木槨墓同這一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密切相關。據中國文獻記載：公元前108年，漢朝於朝鮮半島北部設立四郡，其中的樂浪郡一直存在到4世紀初。木槨墓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西北朝鮮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隨葬品都與中國內地漢墓高度趨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西北朝鮮木槨墓的文化淵源來自中國內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木槨墓墓主人身份為樂浪郡漢民。
…………木槨墓主要分布在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平壤市、平安南道、南浦市、黃海南道、黃海北道一帶。木槨墓多以群集的形式修建於大同江下游地區和載寧江流域的低矮丘陵或河岸台地的頂部，墓葬一般按自然地勢分群埋葬。平壤市大同江南岸樂浪土城遺址的南部，是木槨墓的最大分布區。據朝鮮學者的統計，在這一區域內共發掘木槨墓1000餘座。此外，平安南道南部、南浦市以及黃海南道、黃海北道北部也分布著相當多數量的木槨墓。……………………西北朝鮮地區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陶器器形，都和與其毗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漢墓高度近同，木槨墓的文化淵源應來自中國內地。
……自戰國晚期以來，中國內地居民就不斷移住朝鮮半島北部，秦漢之際移民人數劇增。《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由於大批中國內地居民的移居，西北朝鮮地區從戰國晚期開始，中國文化因素不斷增強，並逐漸形成了有別於半島其他地方的獨特考古學文化區。考古資料表明，西北朝鮮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樂浪郡設立後，逐漸與內地文化趨同，最終形成了具有鮮明漢文化特徵並保持了一定地方特色的樂浪文化。.…………樂浪土城出土封泥中所見人物姓名，也都是漢民姓氏。據《後漢書·王景傳》記載：「王景字仲通，樂浪冉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齊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據此記載可知，王景出身樂浪郡冉邯縣，祖先王仲原為琅邪郡不其縣人，避難至樂浪，其父王閎曾為郡三老。表明王閎一族在樂浪地區有著相當大的勢力。「土人王調」從其姓氏及其篡權後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等職的事實推斷，也應與王閎同樣，為樂浪本地漢民豪族。……
↑ 趙俊傑、張寒冰《朝鮮平壤新發現的兩座高句麗壁畫墓的時代及相關問題》2009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朝鮮境內新發掘了兩座高句麗壁畫墓——平壤東山洞壁畫墓與南浦玉桃裡壁畫墓。……東山洞壁畫墓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市樂浪區域東山洞……玉桃裡壁畫墓位於平壤西南，南浦市龍岡郡郡所以西12公里的低矮丘陵上…………史載高句麗於427年遷都平壤，學界對此並無異議，那麼在高句麗遷都半個世紀後，東山洞壁畫墓儘管葬地選址相對獨立，卻位於大同江南岸樂浪漢墓分佈較為集中的區域之內，似乎意在強調墓主的漢文化背景。這一現象顯示，儘管平壤作為高句麗統治的最核心區域已數十年之久，但當地的漢系勢力仍然存在相當的獨立性。……我們曾根據5世紀這一地區二室壁畫墓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指出，儘管德興裡壁畫墓墓主某鎮已經接受高句麗政權的冊封，但至少到5世紀後葉前段，高句麗的勢力並未深入這一區域，漢人社會內部沒有發生大的異動，可能仍然保留著半獨立的地位。迄今朝鮮半島西北部地區高句麗時期二室石室壁畫墓已發現20餘座，其中絕大多數分佈於以南浦市、平安南道大同郡為中心的西海岸地區，選址大多相對獨立，玉桃裡壁畫墓也不例外，時代則以德興裡壁畫墓為最早。……平壤東山洞壁畫墓的形制、構造與該地區的二室壁畫墓一脈相承，墓葬規模與藥水裡壁畫墓相仿，墓主很可能在漢人集團內部地位顯赫。作為之前漢人集團的首領，德興裡壁畫墓墓主某鎮曾任高句麗「國小、大兄」，此官職並未進入高句麗統治集團上層，為虛職的意味更大。與某鎮死後葬於漢人聚居區內不同，東山洞壁畫墓墓主死後葬於平壤，表明其可能已在高句麗官僚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也似乎隱隱顯露出自5世紀後葉晚段開始高句麗對於漢人集團控制的加強。與此相應的是，朝鮮半島西北部地區二室墓的營造在此時達到最高峰，但在進入6世紀後數量急速減少，至6世紀前葉晚段已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單室墓成為高句麗統治區內唯一的墓葬型別，墓葬形制趨向一致，等級差異顯著，漢人的高句麗化程序也在此時逐漸完成。
↑ 趙俊傑《四世紀後葉帶方故地漢人社會變局》公元313年前後，樂浪、帶方二郡在高句麗的強大壓力下相繼覆亡，中原王朝旋即喪失了對朝鮮半島西北部地區的實際控制與管理權。異族入侵與地方管理體系的瓦解給當地漢人社會造成了巨大震動，引發了大規模的遷移與逃亡。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使高句麗遭受重創而自顧不暇，加上新的內地移民不斷到來，兩郡漢人勢力有了恢復性的發展，聚居區在4世紀中葉出現了短暫繁榮。然而隨著外部環境的惡化，不久此地又陷入動盪。……二郡覆亡後，殘留的漢人集團已然失去中央政府的庇護，但聚居區內出土的銘文墓磚中卻不乏「太寧」、「咸和」、「建元」、「永和」等東晉年號，足見當地仍與東晉政權保持著斷續聯繫。出土多例銘文墓磚的黃海南道信川郡福隅里墓群，為樂浪漢人大姓之一的韓氏家族墓地，墓葬在4世紀前葉呈現穩定延續排列的狀態，家族墓地選址的重新固定化，正是此時期漢人聚居區內部秩序安定的縮影。……有學者研究當時漢人集團動向時指出，在面臨覆滅的危險下，漢人再次面臨去留的艱難抉擇，出現或舉家逃亡，或一個氏族分為數支，一支暫留故土等待消息，其他幾支各奔向不同目的地，積極尋找退路的情況。當時中原、遼東板蕩，高句麗又將北退之路阻隔，筆者推測除小部分漢人經由海路前往山東半島外，大部分流亡的漢人南遷至半島南部的新羅、百濟，並經由海路到達日本。《續日本紀》延曆四年（785）記錄的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呂的上表，生動地描述了5世紀初朝鮮漢人遷徙至日本的經過，《新撰姓氏錄》中也有類似記載。高句麗好太王碑碑文中有「十四年（404）甲辰，而倭不軌，侵入帶方界」的記載，以往多認為這是倭人的隨機寇抄，或是侵略高句麗的軍事行為。實際上，從《三國志·倭傳》的記載看，自帶方到倭海路，航行時間長，耗費大，顯然不可能是隨機的海盜劫掠行為，屬於勞師遠征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是有計劃的，不惜付出巨大代價的集團行動，或許這正是當時倭王遣人前往帶方故地迎接準備移居日本的漢人的場景寫照。與代表磚室墓系統的原二郡漢人遺民勢力日漸式微不同，4世紀後葉以來石室墓在二郡故地的不斷出現，顯示出代表石室墓系統的內地漢人新移民勢力已悄然在當地扎根，並漸趨興盛。前述的冬壽曾官至前燕司馬，其墓葬也呈現出典型的遼東地區漢式石室墓的風格。冬壽墓志銘中「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平東將軍，護撫夷校尉，樂浪□，昌黎、玄菟、帶方太守，都鄉侯」的官職是目前朝鮮半島所發現的品秩最高者，姑且不談官職是否為自封，他在當時漢人聚居區的卓然地位已不言自明。因此如果將此時期帶方故地的漢人分為原二郡遺民集團與內地新移民集團兩大系統，就會發現，漢人聚居區的中興可能主要依靠了後者的力量。……5世紀後，以德興里壁畫墓（408）為發端，此區域及其周邊地區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前後二室漢系石室壁畫墓，其數量占二郡故地迄今發現的二室壁畫墓總數的六成，並在此後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維持了基本完整的形制演變序列，該地區也逐步取代帶方故地，成為新移民漢人集團在朝鮮半島西北部最大的聚居區。與冬壽墓志銘中完全採用東晉年號與官職，奉東晉為正朔不同，德興里壁畫墓墓主某鎮的墓志銘中已經採用高句麗廣開土王的年號，並出現高句麗「國小、大兄」的官職，反映出5世紀初的漢人集團首領已部分捨棄了對中原政權回復舊土的幻想，轉而更加務實地接受高句麗政權的冊封，以維持漢人聚居區的半獨立地位。隨著高句麗完全領有原二郡之地，漢人集團對待高句麗集團的態度也由對立轉向緩和、承認甚至臣屬，二郡故地民族融合的大幕即將拉開。
↑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一》始祖，姓朴氏，諱赫居世。前漢孝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即位，號居西干，時年十三。國號徐那伐。先是，朝鮮遺民分居山谷之間，為六村，一曰閼川楊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或雲干珍村}，四曰茂山大樹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為辰韓六部。高墟村長蘇伐公望楊山麓蘿井傍林間有馬跪而嘶，則徃觀之，忽不見馬，只有大卵。剖之，有嬰兒出焉，則收而養之。及年十餘歲，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異，推尊之，至是立為君焉。辰人謂瓠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為姓。居西干，辰言王^{或雲呼貴人之稱}。………三十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樂浪人將兵來侵，見邉人夜戶不扄，露積被野，相謂曰：「此方民不相盜，可謂有道之國。吾儕潛師而襲之，無異於盜，得不愧乎？」乃引還。……（南觧次次雄）元年秋七月，樂浪兵至，圍金城數重。王謂左右曰：「二聖棄國，孤以國人推戴，謬居於位，危懼若涉川水。今鄰國來侵，是孤之不德也，爲之若何？」左右對曰：「賊幸我有喪，妄以兵來，天必不祐，不足畏也。」賊俄而果退。……（脫觧尼師今）九年春三月，王夜聞金城西始林樹間有鷄鳴聲。遲明，遣瓠公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枝，白鷄鳴於其下。瓠公還告。王使人取櫝開之，有小男兒在其中，姿容奇偉。上喜，謂左右曰：「此豈非天遺我以令胤乎！」乃收養之。及長，聦明多智略，乃名閼智。以其出於金櫝，姓金氏。改始林名鷄林，因以為國號。……
↑ 무주군, 『성현석성』서 신라 산성 실체 확인
↑ 1500년 된 옥천 이성산성서 고려 기와편 등 출토
↑ 《三國史記·百濟本紀第一》……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十臣為輔翼，國號十濟，是前漢成帝鴻嘉三年也。……十七年春，樂浪來侵，焚慰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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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청양 우산성, 백제 축조 성벽·유물 확인… 1차 발굴조사 완료
↑ 고흥군, 남양리산성 최초 축성시기 규명 유적·유물 발견
↑ 《三國遺事·卷第二·駕洛國記》開闢之後，此地未有邦國之號，亦無君臣之稱，越有我刀干、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留水干、留天干、神天干、五天干、神鬼乾等九干者，是酋長，領總百姓凡一百戶七萬五千人，多以自都山野，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屬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壬寅三月禊洛之日，所居北龜旨^{是峰巒之稱，若十朋伏之狀，故云也}有殊常聲氣，呼喚眾庶，二三百人集會於此，有如人音隱其形而發其音曰：「此有人否？」九乾等云：「吾徒在。」又曰：「吾所在為何？」對云：「龜旨也。」又曰：「皇天所以命我者御是處，惟新家邦，為君後，為茲故降矣。爾等須掘峰頂撮士，歌之雲『龜何龜何，首其現也。若不現也，燔灼而喫也』，以之蹈舞，則是迎大王，歡喜踴躍之也。」九乾等如其言，咸忻而歌舞，未幾仰而觀之，唯紫繩自天垂而著地，尋繩之下乃見紅幅裹金合子，開而視之，有黃金卵六，圓如日者，眾人悉皆驚喜，俱伸百拜。尋還，裹著抱持而歸我刀家窴榻上，其眾各散。過浹辰，翌日平明，眾庶復相聚集開合，而六卵化為童子，容貌甚偉，仍坐於床，眾庶拜賀，盡恭敬止，日日而大，踰十餘晨昏，身長九尺則殷之天乙、顏如龍焉則漢之高祖、眉之八彩則有唐之高、眼之重瞳則有虞之舜，其於月望日即位也，始現故諱首露，或雲首陵^{首陵是崩後諡也}，國稱大駕洛，又稱伽耶國，即六伽耶之一也，餘五人各歸為五伽耶主，東以黃山江，西南以濸海，西北以地理山，東北以伽耶山南而為國尾。俾創假宮而入御，但要質儉，茅茨不剪，土階三尺。二年癸卯春正月，王若曰：「朕欲定置京都。」仍駕幸假宮之南新畓坪^{是古來閑田新耕作，故云也，畓乃俗文也}，四望山嶽，顧左右曰：「此地狹小如蓼葉，然而秀異，可為十六羅漢住地，何況自一成三、自三成七，七聖住地，固合於是，托土開疆，終然允臧歟。」築置一千五百步周迴羅城，宮禁殿宇及諸有司屋宇、武庫倉廩之地，事訖還宮，遍徵國內丁壯人夫工匠，以其月二十日資始金陽，暨三月十日役畢，其宮闕屋舍候農隙而作之，經始於厥年十月，逮甲辰二月而成。涓吉辰御新宮，理萬機而懃庶務。忽有琓夏國含達王之夫人妊娠，彌月生卵，卵化為人，名曰脫解，從海而來，身長三尺，頭圓一尺，悅焉詣闕，語於王云：「我欲奪王之位，故來耳。」王答曰：「天命我俾即於位，將令安中國而綏下民，不敢違天之命以與之位，又不敢以吾國吾民付囑於汝。」解云：「若爾可爭其術。」王曰：「可也。」俄頃之間，解化為鷹，王化為鷲，又解化為雀，王化為鸇，於此際也，寸陰未移，解還本身，王亦復然。解乃伏膺曰：「僕也適於角術之場，鷹之鷲，雀之於鸇，獲免焉，此蓋聖人惡殺之仁而然乎？僕之與王，爭位良難。」便拜辭而出，到麟郊外渡頭，將中朝來泊之水道而行，王竊恐滯留謀亂，急發舟師五百艘而追之，解奔入雞林地界，舟師盡還，事記所載多異與新羅，屬建武二十四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九乾等朝謁之次，獻言曰：「大王降靈已來，好仇未得，請臣等所有處女絕好者，選入宮闈，俾為伉儷。」王曰：「朕降於茲，天命也，配朕而作後，亦天之命，卿等無慮。」遂命留天干押輕舟、持駿馬，到望山島立待，申命神鬼干就乘岾^{望山島，京南島嶼也。乘岾，輦下國也}，忽自海之西南隅，掛緋帆、張茜旗而指乎北，留天等先舉火於島上，則競渡下陸，爭奔而來，神鬼望之，走入闕奏之，上聞欣欣，尋遣九乾等整蘭橈、揚桂楫而迎之，旋欲陪入內，王后乃曰：「我與爾等素昧平生，焉敢輕忽相隨而去。」留天等返達後之語，王然之，率有司動蹕，從闕下西南六十步許地，山邊設幔殿祗候，王后於山外別浦津頭維舟登陸，憩於高嶠，解所著綾袴為贄，遺於山靈也，其他侍從媵臣二員，名曰申輔、趙匡，其妻二人，號慕貞、慕良，或臧獲並計二十餘口，所齎錦繡綾羅、衣裳疋段、金銀珠玉、瓊□服玩器不可勝記。王后漸近行在，上出迎之，同入帷宮，媵臣已下眾人，就階下而見之即退，上命有司引媵臣夫妻曰：「人各以一房安置。」已下臧獲各一房五六人安置，給之以蘭液蕙醑，寢之以文茵彩薦，至於衣服疋段寶貨之類，多以軍夫遴集而護之，於是王與後共在御國寢，從容語王曰：「妾是阿踰陀國公主也，姓許名黃玉，年二八矣。在本國時，今年五月中，父王與皇后顧妾而語曰『爺孃一昨夢中同見皇天上帝，謂曰「駕洛國元君首露者，天所降而俾御大寶，乃神乃聖，惟其人乎，且以新蒞家邦，未定匹偶，卿等須遣公主而配之。」言訖升天，形開之後，上帝之言，其猶在耳，儞於此而忽辭親向彼乎。往矣。』妾也浮海遐尋於蒸□，移天敻赴於蟠桃，螓首敢叨龍顏是近。」王答曰：「朕生而頗聖，先知公主自遠而屆，下臣有納妃之請，不敢從焉。今也淑質自臻，眇躬多幸。」遂以合歡，兩過清宵，一經白晝，於是遂還來船，篙工楫師共十有五人，各賜糧粳米十碩、布三十疋，令歸本國。八月一日迴鑾，與後同輦，媵臣夫妻齊鏕並駕，其漢肆雜物，咸使乘載，徐徐入闕，時銅壺欲午，王后爰處中宮，敕賜媵臣夫妻私屬空閑二室分入，餘外從者以賓館，一坐二十餘間，酌定人數，區別安置，日給豐羨，其所載珍物，藏於內庫，以為王后四時之費。一日，上語臣下曰：「九乾等俱為庶僚之長，其位與名皆是宵人野夫之號，頓非簪履職位之稱，儻化外傳聞，必有嗤笑之恥。」遂改我刀為我躬、汝刀為汝諧、彼刀為彼藏、五方為五常，留水、留天之名不動上字，改下字留功、留德，神天改為神道、五天改為五能、神鬼之音不易，改訓為臣貴，取雞林職儀，置角干、阿叱干、級干之秩。其下官僚以周判漢儀而分定之，斯所以革古鼎新設官分職之道歟。於是乎理國齊家、愛民如子，其教不肅而威，其政不嚴而理。況與王后而居也，比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陽之有陰。其功也塗山翼夏、唐煖興嬌。頻年有夢得熊羆之兆，誕生太子居登公。靈帝中平六年己巳三月一日，後崩，壽一百五十七，國人如嘆坤崩，葬於龜旨東北塢，遂欲不忘子愛下民之惠，因號初來下纜渡頭村曰主浦村，解綾袴高岡曰綾峴，茜旗行入海涯曰旗出邊。媵臣泉府卿申輔、宗正監趙匡等到國三十年後各產二女焉，夫與婦踰一二年而皆□信也，其餘臧獲之輩，自來七八年間未有茲子生，唯抱懷土之悲，皆首丘而沒。所舍賓館，圓其無人，元君乃每歌鰥枕，悲嘆良多。隔二五歲，以獻帝立安四年己卯三月二十三日而殂落，壽一百五十八歲矣，國中之人若亡天，只悲慟，甚於後崩之日。遂於闕之艮方平地造立殯宮，高一丈、周三百步而葬之，號首陵王廟也。自嗣子居登王洎九代孫仇衝之享是廟。……
↑ 《三國遺事·卷第一·五伽倻》^{按駕洛記贊雲，垂一紫纓，下六圓卵，五歸各邑。一在茲城則一為首露王，餘五各為五伽耶之主，金官不入五數當矣，而本朝史略，並數金官而濫記昌寧，誤}阿羅^一作耶伽耶^今咸安、古寧伽耶^今咸寧、大伽耶^今高靈、星山伽耶^{今京山，雲碧珍}、小伽耶^今固城。又本朝史略雲，太祖天福五年庚子，改五伽耶名，一金官^為金海府、二古寧^為加利縣、三非火^{今昌寧，恐高靈之訛}，餘二，阿羅、星山^{同前，星山或作碧珍伽耶}。
↑ 張哲俊《金首露神話中的黃金六卵與龜旨峰》
↑ 張箭《古印度阿逾陀國考——兼論許黃玉乃華裔非印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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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 ^157.1 《漢書·地理志下》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
↑ ^158.0 ^158.1 《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二·先主傳第二》……（建安）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於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 《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關張馬黃趙傳第六·張飛》……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
↑ 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
↑ 《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紀第一》……（建安二十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 《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至劉焉子璋為牧時，魯益驕恣，璋怒。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為讎敵。魯時使使漢朝，亦慢憍。帝室以亂，不能征，就拜鎮民中郎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祭酒治民。璋數遣龐羲、李思等討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羲為巴西太守禦魯，又遣楊懷、高沛守關頭。請劉先主討魯。先主更襲取璋。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魯，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魯功曹巴西閻圃說魯北降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杜濩、朴胡委質，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寧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武帝拜魯鎮南將軍，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時先主東取江州，巴人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約為三巴太守；留征西將軍夏侯淵及張郃、益州刺史趙顒等守漢中，遷其民於關隴。……
↑ ^163.00 ^163.01 ^163.02 ^163.03 ^163.04 ^163.05 ^163.06 ^163.07 ^163.08 ^163.09 ^163.10 ^163.11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 《三國志·卷三十九·蜀書九·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馬良》……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
↑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步騭》……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
↑ 《三國志·卷六十一·吳書十六·潘濬陸凱傳第十六·潘濬》
↑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十五·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鍾離牧》……永安六年，蜀並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
↑ 《晉書‧卷一百二十‧載記第二十‧李特》
↑ 《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趙）廞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
↑ 《晉書卷一百·列傳第七十·張昌》
↑ 楊勇《再論個舊黑螞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屬及身份》黑螞井墓地位於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東南部的卡房鎮，自20世紀80年代發現以來共進行了4次發掘，清理漢代墓葬40餘座。……該墓地所葬人群的主體其實就是漢人。…………
↑ 顏建華《漢武帝對貴州的管理經營》……為了改變西南夷道路阻絕、割據閉塞的上狀態，漢王朝需要通往西南民族地區的交通干線；為了能較快傳遞王朝政令和便捷聯繫西南郡縣，了解當地社會經濟情況，漢王朝在開闢交通幹線的同時，沿途設置了不少郵亭；為了鞏固漢王朝在西南夷地區的政權基礎，漢朝廷遷徙大批漢族官吏、軍伍、豪民進入了貴州屯田，形成了後來的大姓集團和群體。道路的開闢、郵亭的設置和移民屯田，促進了西南邊疆的經濟開發和社會進步。……修築南夷道的同時，漢王朝還採取徙民屯田經營社會基礎的舉措。貴州西部漢墓成群，分布廣泛，至今出土文物種類眾多，許多文物帶有濃郁漢式風格。這與漢王朝徙豪族和移民屯田貴州高原密切相關。在貴州漢墓出土的文物中，大多為生活用具、裝飾品和少數生產工具，主要有陶、銅、鐵器，還有少量漆、木、玉、石等工具。具有重大文物價值的有銅馬車、連枝燈、撫琴俑、巴郡守丞印、水池田園模型、繩紋瓦、筒瓦、車輪紋瓦當、雲紋瓦當等。貴州漢墓分布在清鎮、平壩、安順、興義、興仁、黔西、赫章、畢節、威寧、金沙、務川等廣闊地域，與漢朝設置郡縣的情況基本一致，西漢中葉後，大批漢族官吏、軍伍、豪民進入了貴州，是形成今日漢墓群眾多的原因。貴州屬於多民族地區，大部分為漢代所設初郡轄治。漢武帝為籠絡當地各族，實行「以其故俗治，毋賦稅」的優惠政策，駐防的官吏戍卒所需糧食及其費用，主要從巴蜀轉運而來……漢武帝採取了募豪族大姓及其依附農民遷徙到西南夷地區，進行屯墾，當地郡縣就地取糧，朝廷依糧錢償付。這是漢王朝在西南夷的第一批移民，在貴州移民屯田始於漢代。……出土文物顯示，西漢中葉以後，漢武帝在西南夷設置郡縣，大批漢族官吏、軍伍、豪民、罪犯進入貴州高原，漢族文化對當地各族產生了全面、直接、深刻的影響。
↑ ^173.0 ^173.1 《史記·西南夷列傳》
↑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 《漢書·王莽傳上》……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 張芃胤、徐智、許渤松、韓康信、周慧、金力、譚婧澤《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古代居民mtDNA遺傳分析》…………群體比較分析顯示，3000～3300年前的卡約文化人群的母系遺傳結構與現代西南少數民族相近，而2000年前人群的母系遺傳構成更接近現代漢族。……研究隨機選取其中的78個個體，其中卡約文化期34個，漢代44個……我們共對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墓地出土的78個樣品進行了分析，其中59個樣品在實驗室內獲得了可重複結果……因此，我們認為這59個樣品的mtDNA譜系是可靠的。…………PCA（圖2）結果顯示，從PC1上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群體：左側的漢藏，中間的蒙古（新疆），右側的維吾爾、哈薩克和且末加瓦艾日克。從PC2上看，漢和藏分開，其中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漢代樣本與現代漢族聚在一起，卡約時期樣本與西南少數民族較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卡約時期樣本與來自我國雲南省寧蒗的現代普米族最為接近。……
綜上所述，從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墓地中獲得的59個個體的遺傳學分析結果顯示，3000年前卡約文化時期的上孫家寨先民與現代西南地區藏緬語人群較為接近，與漢代的居民並不是同一人群，漢代的居民與現代漢人更加接近。……
↑ 《後漢書·卷六十五·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張奐》……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 《後漢書·卷三十四·梁統列傳第二十四·梁冀》……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雲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後漢書·卷四十六·郭陳列傳第三十六·陳寵》……西州豪右並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
《後漢書·卷六十一·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黃瓊》……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
《後漢書·卷五十八·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蓋勳》……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埶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並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
↑ 孟洋洋《東漢建寧元年夏秋段熲追擊東羌叛眾路線考述》
↑ 龐琳《東漢邯川地望辨析》邯川，分為東邯和西邯。這一地名的最早出現，是在東漢永平元年（58）由於馬武追擊羌人滇吾至西邯而載入《後漢書》的。……神爵以後，沿湟水從東向西，依次設立了允吾（今民和下川口）、破羌（今樂都老鴉城）、安夷（今平安）、臨羌（今湟源境）等縣。安夷以後遷至臨羌設置護羌校尉行視諸羌。當時的塞內塞外大體以西寧和樂都的南山（拉脊山）為界。……拉脊山以南至黃河北岸，包括今化隆縣西南及貴德縣一部分，既是漢羌爭奪的地帶，也是雙方的緩衝地區。燒當羌常北越黃河經過這一帶向湟水流域；而漢王朝的軍隊亦常翻越南山（拉脊山）進至黃河北岸。當時通向山南的主要有兩處山口，一是由平安縣南行越青沙山（拉脊山），漢代稱勒姐嶺，因有勒姐羌故名；二是西寧南的拉脊山，即今赴貴德之路。兩處山口前者使用較為頻繁。馬武就是由平安這一路追擊羌人的。肅宗建初元年（76）安夷長宗延亦由此一路追擊卑湳羌出塞。後來隴西太守孫純從專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即今化隆西南的黑城溝，古時稱挖隆谷，化隆之名即由此得。也有說古挖隆谷是今昂思多溝）也是由這一路，所以，安夷至和羅谷道從東漢起即為湟水流域至黃河兩河間的重要通道。當羌人在化隆西南一帶站不但腳時，即往黃河南的大小榆谷撒退，故以後有鄧訓置箄船（一種牛皮船）及貫友作大航之舉，又有段熲擊羌人於石城（今化隆群科）之捷。…………《後漢書西羌傳》中有永平時封滇吾之弟滇岸「承制為歸義侯」，元和時迷吾戰敗「退居河北歸義城」的記載。可能是由於封了「歸義侯」，方稱其所居之城曰「歸義城」，是燒當羌在黃河北岸的重要據點。歸義在黃河北岸是可以肯定的了，具體所在無考。前些年筆者曾去貴德縣考察，縣誌辦的同志認為歸義在今尕讓的可性很大，而且還有古城遺址。但作為屯田，很可能是貴德縣黃河北岸一帶適合農作的地區。……東漢這次屯田的前提是「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各左右無復羌寇」，因此，屯田範圍得以擴展至黃河以南。因為是屯田，故建威的具體地點應是今貴德縣，即黃河南岸的農業區。而三兜谷無疑是在貴德之南了。……逄留，就是逄留河或逄留大河，是古時對青海境內一段黃河的稱謂。東漢代護羌校尉貫友曾「夾逄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渡兵擊迷唐」。學術界對逄留大河的具體位置尚認識不一，有的認為在貴德龍羊峽西；有的認為在李家峽東口一帶，現兩岸尚有城塢遺址。所謂「增逄留二部」，顯然是增加，而且只有二部，說明地區不大。所以，最西可能是曲溝一帶，而最東則不會超過李家峽東口的直崗拉卡或康揚一帶。準確地點尚待史地學界進一步探討認定。以上歸義、建威及逄留的大體位置既明，那麼，從西向東順序過來「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則應是今隆化群科東西地區無疑了。因為這是一片比較理想的屯田區，不可能越過或棄置而去東面的甘鄀屯墾。……漢王朝在青海地區先後曾設置過西平亭和長寧亭。從《水經注》中得知在邯川城還設過邯亭。亭，在這裡不是中原地區「十里一亭」的「鄉亭」，而是服務於邊疆地區的軍事設施。所以有「築亭侯，修烽燧」，「稍築列亭」以及「自敦煌以西往往起亭」等記載。北魏時化隆地區已設郡縣，似無再設亭的必要。因此，邯亭極可是東漢在屯田之先或屯田的同時設置的，它是東漢王朝在今化隆西境的黃河北岸設置的重要軍專據點，也是東漢勢力向青海南境伸延的象徵，而地處稍東邊的甘都，其位置則沒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根據以上湟河郡的位置及史籍所記的有關材料說明，邯川城的位置亦應在今群科以西、牙什尕以東較為合理。
《水經注》中曾記述邯川「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這二水是什麼名稱？沒有交待。現在看來當今化隆黑城溝和查甫溝的水。而邯川城就在這兩水之間，也就是上多吧和下多吧之間。同時，由此也可看出「歷谷」不是谷名。《西寧府新志》說：「歷谷在邯川城北」，是不能成立的。「歷」在這裡可作為經歷或經過解，酈道元的原意應是：沿著山谷或經歷山谷有兩條水流經邯川城左右。《水經注》中不乏這樣的用法。「河又東逄允川，而歷大小榆谷北」；「（河水）又東北流，歷研川」；「河水東歷鳳林北」；「洮水又北歷峽」等皆是。「歷研川」，「歷峽」，當然也可以「歷谷」。所以又說歷谷不是谷名。邯川也不是水名。《西羌傳》中對邯川的注釋以及《辭海》邯川條，均記作水名是不確切的。這個「川」字不應作河水解，而是指谷地或平原、平川而言。「這就西北扡區說，如勇士川、大非川、芒拉川、捏工川等皆是其例」。筆者同意這一看法，亦適用於邯川的解釋。邯川就是化隆縣西黃河北岸西起牙什尕東至日蘭的狹長地帶。……邯川城不在甘都，而在今化隆縣群科之西的黑城溝與查甫谷之間，邯川則是西起牙什尕東至日蘭的狹長形地帶。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 陳守忠《兩漢允吾、金城再考》
↑ 藺子武《漢代金城郡治允吾故址考辨》
↑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 ^183.5 《漢書·西域傳下》
↑ ^184.0 ^184.1 ^184.2 ^184.3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
↑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併烏孫之勢也。烏孫併，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
↑ ^186.0 ^186.1 ^186.2 ^186.3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
↑ 《後漢書·耿弇列傳》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 《後漢書·郡國一》
↑ 李大龍《騶被殺後的高句麗與東漢統治秩序的建立——以高句麗政權的發展和東漢統治秩序的建立為中心》
↑ 《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第五》（建光元年）……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併力討破之。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擊高句驪、馬韓、穢、貊，破之，遂遣使貢獻。
↑ ^191.0 ^191.1 康泰《吳時外國傳》，又名《扶南傳》、《扶南土俗》
扶南之先，女人為主，名柳葉。有模趺國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回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扶南有訟者，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
從扶南西去金陳，二千餘里到金陳。
……………………
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
……………………
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齊，曰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貨香花。
……………………
從林陽西去二千里，奴後國，可二萬餘戶，與永昌接界。
……………………
優鈸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珍玩、謠俗與天竺同。
……………………
橫趺國在優鈸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鈸也。
……………………
烏文國，昔混滇初，載賈人大舶所成此國。
↑ 桂光華《試論扶南王國的興起、發展及其原因》
↑ ^193.0 ^193.1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列傳第四十八》
↑ Inside Britain's most segregated city: Areas where nearly half the adults speak little or no English, restaurants with women eating behind curtains and deprived streets where imported religious warfare threatens to break out... DAVID PATRIKARAKOS. dailymail. 2025/5/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5/10/9）（英語）. This, I am told, is the 'family booth' where you can eat privately-that is with any female relatives you have brought with you.There are no women to be seen, in or out of the booth. I must admit, it's a disconcerting sight.…………My source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failures of some in the Muslim community, also, saying: 'Part of the problem is a permissive environment. When ISIS comes out and says throwing gay people off buildings is not wrong but obligatory, few people here speak out against it because they don't disagree.'They are unlikely to go out and do it, but there is a failure from the Muslim community to tackle extremism head-on, partly due to currents of sympathy within it towards certain parts of extremist dogma.'
↑ Why and How to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 Petition：Do Not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 Petition：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 Kemi Badenoch says Tories will quit ECHR if they win next election
↑ Conservatives Announce ECHR Exit Policy
↑ Kemi Badenoch vows to leav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protect borders』 if Tories are elected
↑ JICA Designates City of Kisarazu as Hometown for Nigeria
↑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して
↑ ４自治體をアフリカの「ホームタウン」認定、「治安悪化につながる」と憶測広まり苦情殺到
↑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するナイジェリア連邦共和國大統領府のプレス・リリースに関して
↑ ＪＩＣＡ、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事業の撤回発表…誤情報拡散し自治體に苦情殺到「過大な負擔」
↑ 日印人材交流イニシアティブ
↑ 伊勢市　移民問題　政府の外國人82萬人受け入れ計畫の危機と透明化の必要性
↑ 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的決定
↑ 圖解：中國K字簽證申請指南
↑ 司法部、外交部、公安部、國家移民局負責人就《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的決定》答記者問
↑ 得知中國開放了K簽證，印度哥們高潮了
↑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第十四》…………（建武）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
↑ 《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第七十七》
↑ ^214.0 ^214.1 《後漢書·卷第四十七·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 ^215.0 ^215.1 《後漢書·卷第八十八·西域傳第七十八》
↑ 牛世山《商文化京當類型：判別、分歧與解析》商文化的京當類型是分布於陝西關中西部的的一個文化類型，是商王朝勢力西逃到陝西渭河流域，並融合本土族群後在物質文化上呈現的新的文化形態。…………以上分析可總結為，已知京當類型遺存的時代上限不早於小雙橋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商王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時期)。…………
↑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劉秀·紀第一下》
（建武九年）是歲，省關都尉，復置護羌校尉官。^{《漢官儀》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王莽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冤結。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居縣。}
（建武十年）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
（建武十一年夏四月）先零羌寇臨洮，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
（建武九年）……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建武十二王年）秋七月，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十二月）復置金城郡。
中元年年參狼羌寇武都，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
《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劉莊·紀第二》
（中元二年）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遣謁者張鴻討叛羌於允吾，鴻軍大敗，戰歿。冬十一月，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
《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劉莊·紀第二》
（永平元年）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永平二年）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
《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劉炟·紀第三》
（建初二年）六月，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遺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
（建初三年夏四月）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
（元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羌叛，寇隴西。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戰歿。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七月）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盱討之，斬其渠帥。
《後漢書·卷四·孝和孝殤帝紀第四·和帝劉肈紀》（永元四年）燒當羌寇金城。
（永元五年）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乃遁去。
（永元六年）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
（永元九年閏月）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
（永元十年）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
（永元十二年）是歲，燒當羌復叛。
（永元十三年秋八月）護羌校尉周鮪擊燒當羌，破之。
《後漢書·卷五·孝安帝劉祜·紀第五》
（永初元年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永初二年正月）車騎大將軍鄧騭為種羌所敗於冀西。……（閏月）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冬十月）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敗績。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為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漢北部為屬國都尉。
（永初三年正月）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
（永初四年正月）辛卯，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宂，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稾；稟上郡貧民各有差。……（三月）先零羌寇襃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歿。徙金城郡都襄武。
（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閏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
（永初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偽號。
（永初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破先零羌。
（元初元年）五月，先零羌寇雍城。……（九月）先零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十月）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筭。
（元初）二年春正月，詔稟三輔及並、涼六郡流宂貧人。……（三月）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辠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
（元初三年五月）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元初四年）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十二月）甲子，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於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眾降，隴右平。
（永寧元年三月）沈氐羌寇張掖。……六月，沈氐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氐羌，破之。……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燒當羌叛。
（建光元年）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
（延光元年六月）虔人羌叛，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十月）燒當羌豪降。
↑ 趙慶偉《六朝時期嶺北漢人遷入珠江三角洲淺析》
↑ 潘玲、郭麗娜《錦州地區西晉至前燕時期的漢人墓葬》錦州地區包括今遼寧省錦州市及葫蘆島市，在文化地理分區上屬於遼西地區，位於遼西地區的東南部。……目前在錦州地區發現8座西晉至前燕時期漢人墓葬，墓葬形制有磚室墓、石板砌築的石室墓兩類，其中磚室墓還可以細分為近順長方形單室墓和帶前、後室的雙室墓兩小類。……可見，在西晉晚期至前燕時期，錦州地區居民的主體仍然是漢族人……
↑ 東南沿海的一個古老民族:畲族
↑ ^221.0 ^221.1 ^221.2 《三國志·卷四十七·吳書二·吳主傳》（黃龍）二年……遣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黃龍）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衞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
（嘉禾三年）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
赤烏五年……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
↑ 《三國志·卷六十四·吳書十九·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
↑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閒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 《三國志·卷五十七·吳書十二·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虞翻》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姧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安寧。
↑ ^225.0 ^225.1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顧承》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
《三國志·卷五十六·吳書十一·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朱治》是時丹楊深地，頻有姧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十五·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全琮》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張承》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
↑ ^227.0 ^227.1 ^227.2 《三國志·卷五十八·吳書十三·陸遜傳第十三》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
↑ 《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十·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十·周泰》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衞，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鞌，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衞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
《三國志·卷五十六·吳書十一·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朱桓》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
↑ 《魏書卷七十七·列傳第六十五·羊深》……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 《晉書·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貨》……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 葛文壯《西晉初期存在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
↑ ^232.0 ^232.1 ^232.2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
《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第六十六下》……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匄，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
↑ 《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趙充國》……（趙充國）對曰：「……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
↑ ^234.0 ^234.1 Choongwon Jeong、Ke Wang、Shevan Wilkin、William Timothy Treal Taylor、Bryan K. Miller、Jan H. Bemmann、Raphaela Stahl、Chelsea Chiovelli、Florian Knolle1、Sodnom Ulziibayar、Dorjpurev Khatanbaatar、Diimaajav Erdenebaatar、 Ulambayar Erdenebat、Ayudai Ochir、Ganbold Ankhsanaa、Chuluunkhuu Vanchigdash、Battuga Ochir、Chuluunbat Munkhbayar、Dashzeveg Tumen、Alexey Kovalev、Nikolay Kradin、Bilikto A. Bazarov、Denis A. Miyagashev、Prokopiy B. Konovalov、Elena Zhambaltarova、Alicia Ventresca Miller、Wolfgang Haak、Stephan Schiffels、Johannes Krause、Nicole Boivin、Myagmar Erdene、Jessica Hendy、Christina Warinner《A Dynamic 6,000-Year Genetic History of Eurasia’s Eastern Steppe》
……「Here, we reveal its dynamic genetic history by analyzing new genome-wide data for 214 ancient individuals spanning 6,000 years. We identify a pastoralist expansion into Mongolia ca. 3000 BCE, and by the Late Bronze Ag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re bio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roups, all practicing dairy pastoralism regardless of ancestry. The Xiongnu emerged from the mixing of these populations and those from surrounding regions.」……
Figure S1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Geographic and Ecological Features in Mongolia, Related to Figure 1
(A)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B) Mongolian regions and provinces (aimags). Provinces are indicated by gray lines and text.
…………「To clarify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n the Eastern Steppe since prehistory, we generated and analyzed genome-wide genetic datasets for 214 individuals from 85 Mongolian and 3 Russian sites spanning approximately 6,000 years of time (ca. 4600 BCE to 1400 CE) (Tables S1 and S3A).」…………
Figure 2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a through Time
Figure 3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A–F) Major time periods: (A) Pre-Bronze through Early Bronze Age, (B) Middle/Late Bronze Age, (C) Early Iron Age, (D) Xiongnu period, (E) Early Medieval, and (F) Late Medieval.
Figure 4 Genetic Ancestry Chang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cross All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Figure S2 Uniparental Haplogroup Assignments by Group and Sex-Bias Z Scores, Related to Figure 5B and STAR Methods
Figure S4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with All Individuals Indicated, Related to Figures 3 and 4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Afanasievo burials reported to date are locate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d Upper Yenisei regions, the Early Bronze Age (EBA) site of Shatar Chuluu in the southern Khangai Mountains of central Mongolia has yielded Afanasievo-style graves with proteomic evidence of ruminant milk consumption and a western Eurasian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alyzing two of these individuals (Afanasievo_Mongolia, 3112–2917 cal. BCE), we find that their genetic profil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published Afanasievo individuals from the Yenisei region (Figure S5C; Table S5B), and thus these two Afanasievo individuals confirm that the EBA expansion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WSH) extended a further 1,500 km eastward beyond the Altai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Mongolia (Figure 3A).」……「Chemurchek graves are found throughout the Altai and in the Dzungarian Basin in Xinjiang, China. We analyzed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rom the southern Altai site of Yagshiin Huduu and two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Altai sites of Khundii Gobi (KUM001) and Khuurai Gobi 2 (KUR001). Compared to Afanasievo_Mongolia, the Yagshiin Huduu individuals also show a high degree of Western ancestry but are displaced in PCA (Figure 2) and have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ANE-related ancient individuals such as AfontovaGora3 (AG3), West_Siberia_N, and Botai (Figure 3A). We find that the Yagshiin Huduu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southAltai」)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to Dali_EBA (Figure 3A), a contemporaneous individual from eastern Kazakhstan. The genetic profiles of both the Yagshiin Huduu and Dali_EBA individuals are well fitted by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with Botai (60%–78%) and groups with ancient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Gonur1_BA from Gonur Tepe, a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22%–40%; Figure 3A; Table S5B). Although minor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fanasievo-related groups cannot be excluded,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is required for all fitting models, and this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12 ± 6 generations earlier (∼336 ± 168 years) when modeled using DATES. However, because all proxy source populations used in this modeling are quite distant in either time or space from the EBA Altai, the proximate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Chemurchek cannot yet be precisely identified. In the northern Altai, the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northAltai」) have mostly ANA-derived ancestry (∼80%), with the remainder resembling that of the southern Altai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igures 3A and 4A; Table S5B). As such, we observe genetic heterogeneity among Chemurchek individuals by geographic location.」…………「Overall, we find three distinct and 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gene pools in LBA Mongolia, with the Khövsgöl_LBA population representing one of them (Figures 3B and 4A). The other two, which we refer to as 「Altai_MLBA」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re described below.
During the MLBA (1900–900 BCE), as grasslands expanded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new pastoralist cultures expanded out of inner-montane regions and across the Eastern Steppe. This period is also notable for the first regional evidence of horse milking (ca. 1200 BCE), which is today exclusively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airag) production, and a dramatic intensification of horse use, including the emergence of mounted horseback riding, which would have substantially extended the accessibility of remote regions of the steppe.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dairy pastoralists associated with DSKC and other unclassified MLBA burial types (Altai_MLBA, n = 7) show clear genetic evidence of admixture between a Khövsgöl_LBA-related ancestry and a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Figure 3B; Figure S4B).」……「This is the first appearance on the Eastern Steppe of a Sintashta-like ancestry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steppe_MLBA」 in previous studie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prior Western ancestries present in th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populations and instead shows a close affinity to European Corded-Ware populations and later Andronovo-associated groups, such as the Sintashta. In Khovd province,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ER002 and SBG001, respectively) have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hat is best modeled as an equal mixture of Khövsgöl_LBA and Sintashta (Figure 3B; Table S5C). This genetic profile matches that previously described for a genetic outlier in northern Mongolia that deviated from the Khövsgöl_LBA cluster in a previous study (ARS026). An additional four Altai_MLBA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ULI001)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IL001, ULI003, ULZ001) also fit this admixture model with varying admixture proportions (Table S5C). Taken together, the Altai_MLBA cline reveals the ongoing mixture of two source populations: a Sintashta/Andronovo-related WSH population and a local population represented by Khövsgöl_LBA. The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only 10 ± 2 generations (∼290 years) before the individual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 finding consistent with their heterogeneous ancestry proportions.」…………「The populations making up the heterogeneous Altai_MLBA cline left descendants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who we later identify at the Sagly/Uyuk site of Chandman Mountain (「Chandman_IA,」 ca. 400–200 BCE) in northwestern Mongolia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EIA). Nine Chandman_IA individuals form a tight cluster on PCA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Altai_MLBA cline away from Khövsgöl_LBA cluster (Figure 2). During the EIA, the Sagly/Uyuk were pastoralists and millet agropastoralists largely centered in the Upper Yenisei region of present-day Tuva. Together with the Pazyryk of the Altai and the Saka of eastern Kazakhstan, they formed part of a broader Scythian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stretched across the Western Steppe, Tarim Basin, and Upper Yenesei.
We find that EIA Scythian populations systematically deviate from the earlier Altai_MLBA cline, requiring a third ancestral component (Figures 3C and 4A; FigureS4C). The appearance of this ancestry,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including BMAC, is clearly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Central Saka, TianShan Saka, Tagar, and Chandman_IA, while absent in the earlier DSKC and Karasuk groups (Tables S5C–S5E). This third component makes up 6%–24% of the ancestry in these Iron Age groups, and the date of admixture in Chandman_IA is estimated at ∼18 ± 4 generations earlier, ca. 750 BCE, which postdates the collapse of the BMAC ca. 1600 BCE and slightly pred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ersian Achaemenid empire ca. 550 BCE. We suggest that this Iranian-related genetic influx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ransoxiana (Turan) and Fergana during the LBA to EIA transition.」……
The Xiongnu Empire, the Rise of the First Imperial Steppe Polity
……「Here,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or 60 Xiongnu-era individuals from across Mongolia and dating from ca. 200 BCE to 100 CE, thus spann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Although most individuals date 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after 50 BCE), 13 individuals predate 100 BCE and include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early Xiongnu frontier sites of Salkhityn Am (SKT) and Atsyn Gol (AST) and one individual from the early Xiongnu site of Jargalantyn Am (JAG) in eastern Mongolia. We observe two distinct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Xiongnu. First, half of the early individuals (n = 6) form a genetic cluster (earlyXiongnu_west) resembling that of Chandman_IA of the preceding Sagly/Uyuk culture from the Altai-Sayan region. They derive 92% of their ancestry from Chandman_IA with the remainder attributed to additional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which we model using BMAC as a proxy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F). This suggests that the low-level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identified among the Chandman_IA Sagly/Uyuk during the EIA likely continue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spreading across western and northern Mongolia. Second, six individuals (「earlyXiongnu_rest」) fall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s; four carry varying degrees of earlyXiongnu_west (39%–75%)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25%–61%) related ancestry, and two (SKT004, JAG001)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Figure 3D; Tables S5F and S5G). This genetic cline linking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gene pools signifies the unification of two deeply diverged and distinct lineages on the Eastern Steppe—between the descendants of the DSKC, Mönkhkhairkhan, and Sagly/Uyuk cultures in the west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Ulaanzuukh and Slab Grave cultures in the east. Overall, the low-level influx of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continuing from the previous Sagly/Uyuk culture and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a novel east-west mixture uniting the gene poo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are the two defining demographic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Among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we find even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Figure 2),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n PC indicates that the two demographic processes evident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continued in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but with the addition of new waves and complex directions of gene flow. Of the 47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half (n = 26) can be adequately modeled by the same admixture processes seen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22 as a mixture of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 2 (NAI002, TUK002) as a mixture of either Chandman_IA+BMAC or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BMAC, and 2 (TUK003, TAK001) as a mixture of either earlyXiongnu_west+Ulaanzuukh_SlabGrave or earlyXiongnu_west+Khovsgol_LBA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G). A further two individuals (TEV002, BUR001) also likely derive their ancestry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pool, although the p value of their models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0.05 threshold (Table S5G). However, a further 11 late Xiongnu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along PC1 cannot be modeled using BMAC or any other ancient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 Instead, they fall on a cluster of ancient Sarmatians from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Steppe.
Admixture modeling confirms the presence of a Sarmatian-related gene pool among the late Xiongnu: three individuals (UGU010, TMI001, BUR003)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armatian, two individuals (DUU001, BUR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BMAC, three individuals (UGU005, UGU006, BRL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three individuals (NAI001, BUR004, HUD001) require Sarmatian, BMAC,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Figure 3D; Figure S4D; Table S5G).」……「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EME002, ATS001, BAM001, SON001, TUH001, YUR001) are adequately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Han (Tables S5F and S5G), and YUR001 in particular exhibits a close genetic similarity to two previously published Han empire soldiers, whose genetic profile we refer to as 「Han_2000BP」 (Table S5G). The remaining two individuals (BRU001, TUH002) are similar but also require the addition of Sarmatian ancestry (Table S5G). The late Xiongnu are thus characterized by two additional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flow from a new Sarmatian-related Western ancestry source and intensified interaction and mixture with people of the contemporaneous Han empire of China.」…………
Fluctuating Genetic Heterogeneity in the Post-Xiongnu Polities
……「Although our sample representation for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uneven, consisting of 1 unclassified individual dating to the Xianbei or Rouran period (TUK001), 8 individuals from Türkic mortuary contexts, and 13 individuals from Uyghur cemeteries, it is clear that these individuals have genetic profiles that differ from the preceding Xiongnu period, suggesting new sources of gene flow into Mongolia at this time that displace them along PC3 (Figure 2). Individual TUK001 (250–383 cal. CE), whose burial was an intrusion into an earlier Xiongnu cemetery, has the highest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is ancestry is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Sarmatians and closer to ancient populations with BMAC/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mong 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highest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wo Türkic-period individuals and one Uyghur-period individual (ZAA004, ZAA002, OLN001.B)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Another individual (TUM001), who was recovered from the tomb ramp of an elite Türkic-era emissary of the Tang Dynasty, has a high propor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78%; Figures 3E and 4B; Figure S4E; Table S5H). This male, buried with two dogs, was likely a Chinese attendant sacrificed to guard the tomb entrance. The remaining 17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show intermediate genetic profiles (Figure 3E).」…………「The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vividly exemplified by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Uyghur period cemetery of Olon Dov (OLN) in the vicinity of the Uyghur capital of Ordu-Baliq. 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came from a single tomb (grave 19), of whom only two are related (OLN002 and OLN003, second-degree); the absence of closer kinship tie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function of such tomb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those buried within them. Most Uyghur-period individuals exhibit a high but variable degree of west Eurasian ancestry—best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Alans, a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group likely descended from the Sarmatians and contemporaries of the Huns, and an Iranian-related (BMAC-related) ancestry—together with Ulaanzuukh_SlabGrave (ANA-related) ancestry (Figure 3E). The admixture dates estimated for the ancient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correspond to ca. 500 CE: 8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Türkic individuals and 12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Uyghur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by ZAA001 and Olon Dov individuals).」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We analyzed 62 Mongol-era individuals whose bur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low-level, local elites. No royal or regional elite burials were included, and neither were individuals from the cosmopolitan capital of Karakorum. Although we find that Mongol-era individuals were diverse, they exhibit a much low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than the Xiongnu-era individuals, and they almost entirely lack the residual ANE-related ancestry (in the form of Chandman_IA and Khövsgöl_LBA) that had been present among the Xiongnu and earlier northern/western MLBA cultures. On averag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s have a much higher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an previous empires, and this perio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Mongolian gene pool. We find that most historic Mongols are well-fitted by a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with the following ancestry proxies: Ulaanzuukh_SlabGrave, Han, and Alans. Consistent with their PCA location (Figure 2), Mongol-era individuals as a group can be modeled with only 15%–18%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Alan or Sarmatian) but require 55%–64%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21%–27% of H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5I). Applying the same model to each individual separately, this three-source model adequately explains 56 out of 61 ancient Mongols (based on p value at threshold of 0.05), as well as one unclassified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 dating to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gol empire (SHU002) (Table S5J).」…………
Functional and Gendered Aspects of Recurrent Admixture in the Eastern Steppe
…………「First, we find that despite a pastoralist lifestyle with widespread direct evidence for milk consumption, the MLBA and EIA individua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did not have any derived mutations conferring lactase persistence. Individuals from subsequent periods did have the derived mutation that is today widespread in Europe (rs4988235) but at negligibly low frequency (∼5%) and with no increase in frequency over time.」……「Finally, we investigated gendered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Eastern Steppe.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an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WSH admixture among the EIA Sagly/Uyuk and during the Türkic period, which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decline in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Q1a and the concomitant rise of the western Eurasian lineages such as R and J (Figure S2A). During the later Khitan and Mongol empires, we observe a prominent male bias for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Figure S2C), which can also be seen from the rise in frequency of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Figure S2A). The Xiongnu period exhibits the most complex pattern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whereby different genetic subsets of the population exhibit evidence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Figure S2C).」…………
Discussion
……「During the MLBA, we observed the formation of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on the Eastern Stepp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inuation of pre-Bronze Age ANA ancestry in the east and a cline of genetic variation between pre-Bronze Age ANA-ANE ancestry in the north and increasing proportions of a new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in the west.」……「Eventually, the three major ancestries met and mixed, and this wa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Xiongnu empire. The Xiongnu are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 levels of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increased diversity as new and additional ancestries from China, Central Asia, and the Western Steppe (Sarmatian-related) rapidly entered the gene pool.
Genetic data for the subsequent Early Medieval period are relatively sparse and uneven, and few Xianbei or Rouran sites have yet been identified during the 400-year gap between the Xiongnu and Türkic periods. We observed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during the Türkic and Uyghur periods, and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Uyghur empire, we documented a final major genetic shift during 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toward greate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s of Tungusic- (Jurchen) and Mongolic- (Khitan and Mongol) speaking groups from the northeast into the Eastern Steppe. We also observed that this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was brought into the Late Medieval populations more by male than female ancestors.」……
Table S1B. Archaeological site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able S3A. Identified population groups based on genetic clusters for all ancient individuals analysed in this study (n=214)
Table S5B. Genetic cladility and two-way and three-way admixture tests for groups archaeologically affiliated with the Early Bronze Age cultures.
Table S5F. qpAdm modelling results of Xiongnu.
Table S5G.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the Xiongnu period.
Table S5H. Admixture modelling results for early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I. Admixture modeling results for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J.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Mongol period.
↑ 殷憲《代郡衛氏書事活動及其意義》衛操、衛雄是最早投向拓跋鮮卑政權的漢人。……所謂代人，在魏書中有兩個含義，一是居於廣大漠南地區的北方各部族的統稱，二是世居勾注（雁門）陘北的漢人。顯然，衛操是漢人而世居北地者。……
↑ 《魏書卷二十三·列傳第十一·衛操》衞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衞瓘以操為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眾。桓帝嘉之，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瀛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
↑ 《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
↑ 《晉書·卷一百八·載記第八·慕容廆》
↑ 《晉書·卷三十六·列傳第六·衞瓘》……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徵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幷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為亭侯。……
↑ ^240.0 ^240.1 《晉書·卷九十七·列傳第六十七·四夷》
↑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載記第二十五·乞伏國仁》
↑ 《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第六十六下》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 阿爾丁夫《「勝兵」果真是「常備兵」麼？——兼談幾部辭書存在的問題》……「勝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其次是指「勝兵者」，即力能操兵的人，引申為能操兵作戰的人。
……從上所述可知：「勝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勝兵」又作「勝兵者」，是力能操兵的人的意思。用現代漢語來表達，即：能拿得起兵刃或武器的人，引申為操兵作戰的人。《史記·匈奴列傳》載：「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這裡說的是公元前的情況；到了公元1世紀，情況似也末發生什麼改變。如果這種估計不錯的話，那麼對於匈奴人來說，所謂「勝兵」與否，唯一標準，就是看他是否「力能彎弓」。只要「力能彎弓」，即謂之「勝兵」。「力能彎弓」之「士」，「就盡為甲騎」，也就是「盡為」「控弦之士」。這才是確詁。兩漢書《西域傳》、《後漢書·南匈奴傳》以及其他正史當中的「勝兵」或「勝兵者」，全宜作如是解。搞清楚「勝兵」的確切含義之後，什麼是「『勝兵』制度」問題便不難回答了。所謂「『勝兵』制度」，是西域和北方那些兵民未分從而沒有常備軍的國家實行的一種兵役制度。根據這種兵役制度，國家或其局部一旦有警，所有能拿起兵刃的男性農、牧民，必須全都拿起武器，或馬上投入戰鬥，或聽從調遣。……對於匈奴人來說，平時「隨畜田獵」，一旦有警，不問其是否成丁，更不問其年齡大小，凡是「力能彎弓」的人，就全部被編為披甲的騎兵。這同中原漢地，一個男子只有達到一定年齡才算成丁，才有服兵役的義務，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的。
在《史記》、《漢書》中未見匈奴有「勝兵」的記載，到了東漢時期入塞的南匈奴和降漢的北匈奴始出現「勝兵」的說法，這是為什麼呢？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勝兵」多少，是以戶（落）、口，至少是戶數的統計為前提的。沒有戶（落）、口或戶數的統計，則根本無從了解「勝兵」具體或大致人數。……同樣，兩漢書《西域傳》及其他正史中所載西域和北方各國之所以知道「勝兵」或「勝兵者」多少，關鍵也在於都有精確的戶（落）、口統計數字。
↑ 《晉書·卷三十八·列傳第八·宣五王·扶風王駿》……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眾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
↑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載記第二十六·禿髮烏孤》
↑ 《晉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七·馬隆》
↑ 廖名春《大禹故里說文獻考辯》
↑ 《晉書·卷一百一·載記第一·劉元海》
↑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載記第二十八·慕容超》……鎮出，謂韓□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
↑ 《北史·卷三十一·列傳第十九·高昂》……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
《北史·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二·斛律金》……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雲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北史·卷五十六·列傳第四十四·魏愷》……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北史·卷九十二·列傳第八十·恩幸·韓鳳》……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鳳恆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輙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 《宋書·卷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二·周朗》朗上書曰：「……凡為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禮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闃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 《水經注·卷三·河水》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音為訛變矣。其城圓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為侯國。
↑ ^253.0 ^253.1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靈武節度使·靈州》……保靜縣，本漢富平縣地，後魏立弘靜鎮，徙關東漢人以充屯田，俗謂之漢城，隋改置弘靜縣，神龍元年改為安靜，至德元年改為保靜。……
↑ 李燁《「秦胡」別釋》……綜上可知，「胡」在兩漢當是對以匈奴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稱，「屬國胡騎」也應是由多部族所組成的，除了匈奴外，還雜有羌、月氏等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前面提到過，「秦騎」即秦人騎兵，「秦人」即世居胡地的業已胡化的華夏遺民，受匈奴等胡族所統治，他們隨著匈奴等胡族歸附漢朝而繼續生活於「屬國」之中。……綜上所述，「胡」在兩漢當是對以匈奴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稱，「屬國胡騎」也應是由多部族所組成的，除了匈奴外，還雜有羌、月氏等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史籍中的「秦人」應該是指秦時亡入匈奴的華夏遺民，而「秦人」是有可能隨著匈奴等等胡族的歸附而繼續生活於「屬國」之中。秦人和胡人一道被編入屬國的騎兵部隊，自然就成了「秦騎」和「胡騎」，這就可以解釋漢簡中關於「秦騎」和「胡騎」的記載。而居延新簡「建武六年甲渠障守候勿作使屬國秦胡盧水士民簡冊中的「秦胡」，應該理解為「秦」和「胡」，「屬國秦胡」即指屬國中的秦和胡……這個「秦」正是那些秦時亡入胡地的華夏之遺民，而「胡」也只是對北方和西域外族的統稱，「秦胡」正是對這兩種人的連稱。……
↑ 新疆區拜城縣黑英山鄉劉平國摩崖刻石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
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萬□羌、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列亭及□谷關。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以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紀。此東烏累關城，皆將軍所作也。佐掖、京兆長安淳于伯隗作此誦。
↑ ^256.0 ^256.1 方詩銘《釋「秦胡」——讀新出居延漢簡「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屬國秦胡盧水士民書」札記》……「永壽」是東漢桓帝的年號，永壽四年相當於公元一五八年，說明東漢末年在今新疆地區仍稱漢族人為秦人。由於當時稱漢族人為「秦人」、稱國內的非漢族和外國為「胡人」，因而「秦胡」就成為一詞，普遍使用。…………清末出土，解放前流往日本的《樊利家買地鉛卷》云：「光和七年九月癸酉朔六日戊寅，平陰男子樊利家從洛陽男子杜謌子子弟囗買石梁亭部桓千東比是陌北田五畝，畝三千，並直萬五千。錢即日畢。田比根土著，上至天，下至黃，皆囗囗並。田南盡陌，北、東自比謌子，西比羽林孟囗。若一旦田為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自當解之。時旁人杜子陵、李季盛，沽酒各半，錢千元五十。」這是買賣土地的契約，所說們是，樊利家向杜謌子買進洛陽的五畝土地，「若一旦田為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自當解之」，如果這五畝土地的主權不是屬於杜謌子，而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漢族人或非漢族人所有，因而引起糾紛，與買者樊利家無干，應由賣者杜謌子負責解決。……新出居延漢簡所指的「秦、胡、盧水」當是指張掖屬國的漢族人、非漢族人和盧水胡人。……簡文既提到「胡」，又提到「盧水」，可能是為了突出「盧水胡」的緣故。也可能簡文的標點應該是「屬國秦、胡，盧水士民」……
↑ 王炳華：西域只知有秦人
↑ 《三國志·卷八·魏書八·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公孫度》
↑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百濟》……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
↑ 《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二十八·王毋丘諸葛鄧鐘傳第二十八·毋丘儉》
↑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淮南王劉安》……尉佗知中國（中原）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
↑ ^262.0 ^262.1 ^262.2 《漢書·宣帝紀》
↑ 《三國志·卷四十九·吳書四·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士燮》
↑ ^264.0 ^264.1 《晉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七·陶璜》
↑ 《三國志·卷五十三·吳書八·張嚴程闞薛傳第八·薛綜》
↑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第一下》（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越巂太守任貴謀叛，十二月，劉尚襲貴，誅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破益州夷，平之。
↑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牂牁郡》……會公孫述據巴蜀，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聞世祖在河北，乃遠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為義郎。……
↑ 潘民中《孟獲族屬考》孟獲是漢人，而非少數族人，他是南中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漢姓中孟姓的耆率，當然他也是一個在與漢族大姓雜居的少數族人中很有影響的人物。……能夠自稱「南人」的只會是久居該地域的漢人。……將「民、夷」與「夷、漢」對照起來看，「民」與「漢」顯然是等質的。……總之，孟獲與雍闓一樣是漢人，而非少數族人，是南中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漢姓中孟姓的耆率，當然他也是一個在與漢族大姓雜居的少數族人中很有影響的人物。
↑ 《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 《晉書·卷八十一·列傳第五十一·王遜》
↑ 《三國志·卷四十三·蜀書十三·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呂凱》
↑ 《江東舊事》云：範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或夷椎蠻語口食鼻飲，或雕面鏤身、狼䐠裸種、漢魏流赭，咸為其用。
↑ 《林邑記》……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為疆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絶，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
↑ 《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第六十四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
↑ 《隋書·卷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九·北狄·西突厥》西突厥者，木桿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於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眾，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思摩》……薛延陀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敕之曰：「擅相侵者，國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突厥翻覆難信，其未破前，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至尊破突厥，須收為奴婢，將與百姓，而反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輩獸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請為至尊誅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契丹》……貞觀二年，其君摩會率其部落來降。突厥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謂曰：「契丹、突厥，本是別類，今來降我，何故索之？師都本中國人，據我州城，以為盜竊，突厥無故容納之，我師往討，便來救援。計不久自當擒滅，縱其不得，終不以契丹易之。」……
↑ 《宋史·卷三百零三·列傳第六十二·范祥子范育》……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己，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高昌》……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為國。語訛亦云「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太平興國七年）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謂其王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
↑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惡王既死，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時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而無律師，又無律文無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寫得律本於今傳賞。法顯於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寫得梵本還楊州。以晉義熙十二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於鬪場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訖。共禪師譯梵本為秦焉，故記之。
↑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摩登王以偈答弗袈裟，面說頌曰：「……彼以十二年，被著驢之皮，執持於五品，飲以鹿頭器。十二歲竟已，乃成為梵志，奉斯法如是，道士法具足。梵志遊路靖，布是異道行，所道及邪徑，難依視如安。然後從此比，有人自謂秦，稱譽己第一，種姓為最上。輕易四方人，謂之為夷狄，穢賤棄捐之，不肯與婚姻。興兵攻擊賊，多憙還自壞，用貢高自是，故為賊所危。處在於邊方，自謂為中國，然後解佛法，乃了人種等。」……摩登王曰：「唯弗袈裟！吾悉達了，又踰超斯。仁者自謂，我於諸呪具足度，我當如法次第演之。昔者天地始元初時，未有異號，無有梵志、君子、工師、細民之名也，一切同等而不可別。爾時人民各悉相類，各治田種嚴治粳米，因號其人名曰剎利。剎利者，五神農種也，一曰君子。時復有人厭憂惱病，便入空閑，造作草屋，於下坐禪。明旦入城，聚落分衛。時人見之，各心念言：『是等難值。避於世俗，患厭憂惱，閑居思道，一心專精。』喜施與之。志在於外，是故名曰婆羅門也。時復有人，各習技巧超異之術，多所成就，是故名曰為工師種。時復有人，以細碎民之種。是故世間便有四種。然後久久，北方有人，名曰為秦。各各變姓，張王季趙董。以牛馬蟻蟲鷄狗之屬，隨形作姓，數數喜變。如是計之，不可稱數，察於本起，無有若干，但方俗語。乃往古世，有一婦人行在異路，曠野屏處破壞車轂、眾人吉凶，是故世間得凶呪種。復有人名髮編結髮，子孫相承，是故世間有編髮種。有人棄家除去鬚髮，是故世間有異道沙門鉢波祇鉢(波祇者晉言棄家)。唯婆羅門！我當為卿說世所興。梵天則尊，開化天帝，以學道術。天帝者，化阿梨念俱曇。阿梨念俱曇者，教化白英仙士。白英仙士者，教導嚴淨知仙士。嚴淨知仙士，分別經典。復有梵志。姓曰熾盛，為造鳥書，出有欲姓、所乘有受，計彼行信，惠施本末，今現分明。有婆羅門，名曰無施，其彼梵志子孫眷屬皆姓無施，以一種姓分為百一。有梵志名所有，其彼一切子孫眷屬號曰所有，以一姓分為二十五，今現分明。有婆羅門，名曰所欲，計其子孫眷屬支黨皆姓號所欲。其鳥種者，以一種姓分為一千。有婆羅門名曰於是，皆梵志種，以一種姓變為千一百三十六。今我觀見種姓所興干種變，諸婆羅門本所由姓今現分明，皆可知之，名曰所欲，又分別欲。觀此章句，有何奇特？以故我說，所謂梵志、君子、工師、細民，方俗語耳。計悉一種，等無有異。聽以仁女與吾太子得為夫婦，恣意求娉，不諍多少。」……
↑ 《抱朴子·內篇卷十七·登涉》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人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閒見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矛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既死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正郭》……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炫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跡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關貴遊，輪刓篋弊，匪遑啟處，遂使聲譽翕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遊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焉，為秘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
↑ 《金樓子·第五卷·志怪篇十二》……夜在山中見胡人者，銅錢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中夜見火光者，亦久枯木也。……
↑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三韓》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巿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東夷·新羅》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為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
↑ 《後漢書·卷十六·鄧寇列傳第六·鄧訓》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眾悉破散。
《後漢書·卷六十五·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段熲》……（建寧）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
《後漢書·卷七十·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鄭太》……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埸，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埶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眾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載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並、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持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
《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寑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後漢書·卷七十四下·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袁紹下·袁譚》……（建安）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跡，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雲『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於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譚不納。
↑ 《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曹操·紀第一》引王沈《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三國志·卷六·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第六·袁譚》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衞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衞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於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我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衞旌麾，戰為雁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並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屍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髠㶳髮膚，割截支體，寃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雲『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鬭，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於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於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 《宋書·卷二十二·志第十二·樂四·晉鼙舞歌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聽鑑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茝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為，有為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譖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秦、胡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眾星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凡民。雖薄供時用，白茅猶可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為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從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恆相違，難饜甚谿谷。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 《晉書·卷二十三·志第十三·樂下·鼙舞歌詩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為，有為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羅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眾星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為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為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恆相違，難饜甚谿谷。昧死則乾沒，覺露則滅族。
↑ 《漢書·卷九十九下·王莽傳第六十九下》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於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地皇元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列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襃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錯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
↑ 《晉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七·宗室·太原烈王瓌》……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榦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
《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薦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於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後鼎沸之難，勠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並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徵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衞。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於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並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雲『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踦□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眾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衞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晉書·卷八十七·列傳第五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曆，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邅，蒙塵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荊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繄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奬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眾，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曆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為荊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
↑ 《宋書·卷二·武帝劉裕中·紀第二》……（義熙十二年）策曰：「朕以寡昧，仰贊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於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滸。則我祖宗之業，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後，泝流長騖，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啟，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眾，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為邊毒。公蒐乘秣駟，敻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旍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徙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於色，嶷然內湛，視嶮若夷，攄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窮衂，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兇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換，負釁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姦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以刑，消之不日，倉兕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荊、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凌波浮湍，致屆井絡，僭豎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迴斾沔川，實繁震懾，二叛奔迸，荊、雍來蘇，玄澤浸育，溫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偽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謨冠古，電擊強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辯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於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重，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乘介蹈方，罔有遷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臯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
《宋書·卷二十·志第十·樂二·晉四箱樂歌十六篇·張華·食舉東西箱樂詩十一章》……慶元吉，宴三朝。播金石，詠泠簫。奏九夏，舞雲韶。邁德音，流英聲。八紘一，六合寧。六合寧，承聖明。王澤洽，道登隆。綏函夏，總華、戎。齊德教，混殊風。混殊風，康萬國。崇夷簡，尚敦德。弘王度，表遐則。
《宋書·卷三十·志第二十·五行一·木·服妖》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於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宋書·卷六十四·列傳第二十四·何承天》（元嘉）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眾，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眾。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
《宋書·卷七十四·列傳第三十四·魯爽》（魯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晉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
《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三十五·顏竣》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為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雲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慠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
《宋書·卷八十四·列傳第四十四·鄧琬》……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為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眾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譙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罔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遏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烝徒五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之眾，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勔、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虯，淮、潁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遄騖江濆，越棘吳鉤，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掎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斾掩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宇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猶勁飆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衞奉，詿誤之罪，一無所問。」
《宋書·卷八十五·列傳第四十五·謝莊》……元兇弒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跡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甿，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荊、鄢之師，岷、漢之眾，舳艫萬里，旌斾虧天，九土冥符，羣後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宇，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倖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踴躍，不知所裁。」
《宋書·卷九十五·列傳第五十五·索虜》……（元嘉）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兗州答移曰：「夫皇極肇建，實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圮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祗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恆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於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澨，秋豪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算，保有成功，回斾之日，重失司、兗。來移雲『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繈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己，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眾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為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蜫育鷇，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算，義非所吝。三代肆覲，其典雖𡙇，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蓋）吳又上表曰：「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天邑，飛鴞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為豺狼之墟，鄴、洛為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起眾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勳績。宜加爵號，襃奬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
……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並陳芮芮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太半，連歲相持，於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芮間使適至，所說並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情，既宜赴奬，且水雨豐澍，舟檝流通，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眾，水陸並驅。太子左衞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並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南平王鑠悉荊、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崇，風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並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為眾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荊雍之勁，攬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
史臣曰：「……至於狸伐纂偽，彌煽凶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眾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搆，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於歲連屬。逮泰始搆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
《宋書·卷九十八·列傳第五十八·氐胡·略陽清水氐楊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為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強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為子，名戊搜。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衞護資遣之。……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以頭為輔國將軍。元和既楊氏正統，羣氐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並為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廷既不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表曰：「被勑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並致信餉。既遣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並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為國，母妻子弟並墜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為朝廷所識。若以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氐、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走奔索虜。
《宋書·卷九十九·列傳第五十九·二凶》……世祖檄京邑曰：「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後，凶慢之情，發於齠齓，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姦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啟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寃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並橫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圮，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兇，少雪仇恥。今命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荊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軍朱脩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荊、雍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旍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眾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雲。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慼，不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
《宋書·卷一百·列傳第六十·自序·沈田子》……（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眾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眾。」弘之猶固執，田子曰：「眾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眾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眾，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眾，奔還覇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天子慰勞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王誅，羣師勤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疊卷，崤陝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野，偽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田子謝曰：「咸陽之平，此實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
↑ ^292.0 ^292.1 《南齊書·卷一·高帝蕭道成上·紀第一》……（昇明三年三月）甲寅，策相國齊公曰：「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寔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歇靈繹，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為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閎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鄧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為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滸，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四月）壬辰，策命齊王曰：「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後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䜎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㝢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眾以寬，仁育羣生，義征不譓，國塗薦阻，弘五慮而乂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琱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
《南齊書·卷二·高帝蕭道成下·紀第二》……（建元）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啟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跡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羣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斆學，精選儒官，廣延國冑。」……
《南齊書·卷五十四·列傳第三十五·高逸·顧歡》……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塟，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經雲『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雲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南齊書·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羌宕昌》……史臣曰：「氐、胡獷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氐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漾，浸逼狼狐，壃埸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為梗。殘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據國稱蕃，竝受職命。晉氏衰敗，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貪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毛齒革，無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至於此也。」
↑ 《陳書·卷五·宣帝陳頊·紀第五》（太建二年）秋八月甲申，詔曰：「懷遠以德，抑惟恆典，去戎即華，民之本志。頃年江介繈負相隨，崎嶇歸化，亭候不絕，宜加卹養，答其誠心。維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諸州鎮，不問遠近，竝蠲課役。若克平舊土，反我侵地，皆許還鄉，一無拘限。州郡縣長明加甄別，良田廢村，隨便安處。若輒有課訂，即以擾民論。」……
（太建四年）秋八月辛未，周遣使來聘。丁丑，景雲見。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脤興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頃掃滌羣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警；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既慙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陣，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竝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為永准。」乙未，詔停督湘、江二州逋租，無錫等十五縣流民，竝蠲其繇賦。
《陳書·卷十四·列傳第八·南康愍王曇朗》二年，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攻逼京邑，尋而請和，求高祖子姪為質。時四方州郡竝多未賓，京都虛弱，糧運不斷，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違眾議，乃言於朝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責。今在位諸賢，且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眾議，必謂孤惜子姪，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且齊人無信，窺窬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高祖慮曇朗憚行，或奔竄東道，乃自率步騎往京口迎之，以曇朗還京師，仍使為質於齊。
《陳書·卷二十二·列傳第十六·陸子隆》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為侯，增邑並前七百戶。尋遷都督荊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是時荊州新置，治於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為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諡曰威。子之武嗣。
↑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東夷·百濟》……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雲。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並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 《隋韓暨暨妻王氏誌》君諱暨，字承伯，昌黎龍城人也。與周同姓，分基帝嚳之宗；紹封晉朝，始嗣韓侯之族。名稱三傑，稟勳千年；世重衣香，芬芳百代。昔虎狼爲七雄之侯，地入穎川。司空在魏，剋更封昌國，子孫流播，於茲盛矣。祖坤道，輔國將軍、濟州別駕、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清才彪炳，碩學博聞，□藻橫飛，□□辯悛。父詳，平州司馬、諮議參軍，稟性自大，□□簡素，怡然於物外，有終焉之心；沖漠於丘園，得無爲之真。美姿容，善談論。言成準的，行爲師表。七閣五車，究其義隩；九流百氏，洞悉淵源。慕仲君之下帷，愛孫敬之閉戶。屬群飛海水，天下亂離，戎狄窺疆，孝昌失馭，高麗爲寇，被擁遼東。雖卉服爲夷，大相引接，欽名仰德，禮異恆品。未履平壤之郊，遞拜大奢之職，非其好也。出自本心，辭之以疾，竟無屈矣。執節無變，斯之謂乎？華夏人安，宗祧更立，率領同類五百餘戶歸朝奉國，誠節可嘉，爵以酬功，授龍城縣令。晝遊衣錦，道路光輝。……
↑ 《舊唐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三十九·狄仁傑》……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州人方散。……
↑ 《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並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衞、霍之事。帝方厭兵，閒脩文政，未之許也。……
《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第七十七·湟中月氏胡》……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疴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新羅》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
《隋書·卷八十三·列傳第四十八·西域·高昌》……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衞，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袵。」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賮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並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氊毳，還為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 《魏故涇雍二州別駕安西平西二府長史新平安定清水武始四郡太守皇甫君墓誌銘》君諱驎，字真駒，安定朝那人也。卿士之苗冑，渡潦之瓊胤，荊州刺史之孫，辟主簿州都處士之元子。……延興中，涇土夷、民一萬餘家，詣京申訴，請君爲統酋。然戎、華理隔，本不相豫，朝議不可。聖上以此諸民丹情難奪，中旨特許。……
↑ 《魏書·卷二·太祖道武帝托跋珪·紀第二·天興元年》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啟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張倫》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竪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於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
↑ ^301.0 ^301.1 《晉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孫綽》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衞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屍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
《晉書·卷六十一·列傳第三十一·劉喬》……（劉弘）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鬭，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晉書·卷七十一·列傳第四十一·陳頵》……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頵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晉書·卷九十八·列傳第六十八·桓溫》……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並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飇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眾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泒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荊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鍚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並、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 ^302.0 ^302.1 《宋書·卷六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杜坦》……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捲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 《晉書·卷九十二·列傳第六十二·文苑·庾闡》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晉書卷四十八列傳第十八·段灼》……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強。」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強，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奬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載記第二十六·禿髮利鹿孤》……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崘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
↑ 《晉書卷五·帝紀第五·愍帝》……（建興五年）秋七月，大暑，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晉書卷一百七·載記第七·石季龍下》……時沙門吳進言於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若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鐘、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戌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於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
……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衞士，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眾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屍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屍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王朗、麻秋自長安奔於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於襄國。麻秋率眾奔於苻洪。……
↑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六十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庚辰，諭值班侍衛及守衛護軍等：「滿洲舊制最重學習清語，近見挑選之侍衛護軍等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甚屬不合，且滿洲人等俱係太祖、太宗、世祖、聖祖皇考之所留遺者，當日耆舊大臣務以造就後進為心，每將習學滿洲本務、努力上進之語時時教導，今兵丁值班之處，彼此戲謔，殊非善習。嗣後各宜勉勵屏除習氣，以清語拉弓及相搏等技，專心習學，此爾等進身之階，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諭管理旗務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齊，曾屢降諭旨，命都統等善為訓練，俾各兵丁俱成精銳，乃至今尚未整齊，此皆都統等未嘗悉心訓練之所致也，著傳旨與八旗都統等於驍騎營兵內，擇其年少無疾、騎射不堪、不能滿洲蒙古言語之人，滿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漢軍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廠子、聖化寺等處設立一營，令其學習一切技藝，更於驍騎營官員內擇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滿洲旗分各派二員、蒙古漢軍旗分各派一員，令與兵丁一同學習，使人人皆成精銳。至於八旗前鋒護軍內騎射稍優、年力精壯、人材可觀而未經服習勤苦之人有願入其中學習者，亦著挑選一千名另立一營，令其學習。其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護軍校之內有願與兵丁等一同在彼學習者，每旗各派二員。此項兵丁，諸處俱不得差遣，每日學習騎射，所用之馬令伊等親身飼養，以習勤苦，營內一概不許漢語，惟習清語或蒙古語，其教習趨走超距及清語等事於索倫新滿洲烏拉齊內挑選好者，分為三、四班，令其教習。至於總管二營，不必派委都統等，著將領侍衛內大臣、散秩大臣職名開列，朕酌量派委，令其管理。」
↑ 王獻軍《唐代吐蕃統治河隴地區漢族瑣談》……據《新唐書》載，河隴人口天寶年間最多，為五十餘萬。安史之亂前，己有一郖分東徙。唐神策軍名將孜晟嘗言：「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攜貳，人不得耕稼，展較東徙，自棄之耳！」但安史之亂前東徙的人口究竟有多史，史無記載，估計不會很的，因為《建中實錄》云：「初，吐蕃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可知，這時未曾逃徙的河隴居民仍為五十萬上下。但是，吐蕃統治下的河隴漢族人並不只是這些人，還應包括蕃軍從唐朝大肆掠奪來的漢族人及唐軍戰俘。這些人中相當多的一部分已在河隴安家落戶，繁衍子孫。蕃軍在後期的邊境戰爭中瘋狂地掠奪唐朝州縣，從財物到莊稼、牲畜、人口都成為他們的掠奪對象。縱觀唐蕃戰爭的整個過程，吐蕃從關內道諸州大掠唐人的記載不絕於史，幾乎每戰必掠，動輒以千、萬計，數量之大，令人驚訝。……上述吐蕃從關內道涇、邠、隴、寧、慶、鄜等州掠奪走的漢族人，包括普通百姓、士女、百工及僧侶。除去部分百工、僧侶送到吐蕃本土外，其餘人大都安置到河隴地區。……從上面的論述，利們可以得知，這三部分漢族人同樣都受到吐蕃河隴地區行政機構的統治，估計至少有六十餘萬人。…………
由於吐蕃統治者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對包括漢族在內的各被征服民族實行了民族歧視、壓迫與強制同化的民族政策，數十萬河隴漢人的生活異常痛苦。……吐蕃同化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強制性，加上與此並行的民族歧視、壓迫政策，不僅激起了漢族人民強烈的反吐蕃的民族意識，而且還直接導致了漢族人民的不滿及採用名種手段進行反抗，為吐蕃在河隴地區統治的崩潰埋下了爆炸的種子。……
↑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列傳第三十五·諸夷蕃將·泉獻誠》……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鈐衞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為恥，不如罷之。」後嘉納。……
↑ ^308.0 ^308.1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至那僕底國》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疏。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羯若鞠闍國》……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羅伐彈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拿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誌。」眾鹹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雲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練苦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為誌，傷湣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鄰無強敵。勿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屍羅阿疊多^唐言戒日，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心戮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殑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跡之所，並建伽藍。五年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惟留兵器，不充檀舍。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榷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凈，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鄰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即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眾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 嘉祥寺神愷《大黑天神法·卷一》引《仁王經良賁疏》云：「言塜間者，所住處也。言摩訶者，此翻雲大。言迦羅者，此雲黑天也。上句梵語，下句唐言。大黑天神，鬪戰神也。若禮彼神，增其威德，舉事皆勝，故嚮祀也。」
↑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蠻下·千支》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萇。
↑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天竺國》……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為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室。眾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偽為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眾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
↑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占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其王又言：「本國地毛不壯，土產無精，常思奇異而供王，每欲殊珍而作貢，所以特遣使使遍詣鄰蕃。昨於三佛齊國得金毛獅子一。其獅子本出天竺國，彼人豢養，今以馴良，傳來大食，又至三佛齊，蕃語謂之『虥貓』，唐言謂之『師子』。今遣專使詣闕上進。」……
↑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日南郡象林縣》：「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為界。貢金供稅也。」
王隱《晉書‧卷二》：「日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 法顯《佛國記》……得至鄯鄯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為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自蔥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有國名竺剎尸羅，竺剎尸羅漢言截頭也。……彼眾僧出問顯道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眾僧歎曰：「善哉，邊國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北二三里有屍磨賒那，屍磨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法顯於舶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並下我，不爾便當殺我。如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政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覓人慾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將人從來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
↑ 《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三十五·王僧達》上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尋出為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徵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晚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屍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裡，借聽民謠，黎氓□□，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當今之務，惟在萬有為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奬，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啟固陳，上甚不說。以為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
↑ 《南齊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三十八·魏虜》……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為傳驛。……初，佛狸母是漢人，為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為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
《南齊書·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芮芮虜》……宋世其國相希利垔解星筭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
↑ 慧皎《高僧傳‧卷十三‧經師第九‧釋慧忍十一》……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
↑ 《唐蕃會盟碑》
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獵贊陛下二聖舅甥濬哲鴻被，曉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葉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喜再續慈親之情，重申鄰好之義，為此大好矣。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本界，以東悉為大唐國疆，已西儘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為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今社稷葉同如一，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義善誼，每須通傳，彼此驛騎一往一來，悉遵曩昔舊路。蕃漢並於將軍谷交馬，其綏戎柵已東大唐祇應清水縣，已西大蕃，供應須合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罔聞寇盜之名，復無驚恐之患，封人撤備，鄉土俱安，如斯樂業之恩垂於萬代，稱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合其大業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寶及諸賢聖日月星辰請為知證。如此盟約各自契陳，刑牲為盟，設此大約。倘不依此誓，蕃、漢君臣任何一方先為禍也仍須仇報及為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告立誓，周細為文，二君之驗證以官印登壇之臣親署姓名，如斯誓文藏於玉府焉。
↑ 《舊唐書卷十六·穆宗紀第十六》
（長慶二年）……隴山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色青赤而猛鷙，見蕃人則躍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
（開元十七年）……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以來前後敕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間為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搆鬬亂，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將萬足。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眾失力將狀專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謹遣論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知。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卻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依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聖恩，千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金胡瓶一、金盤一、金椀一、馬腦盃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吐蕃下》
（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隍，大掠居人，驅党項部落而去。次鹽州西九十里橫槽烽頓軍，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其火隊吐蕃沒勒遽引延素等疾趨至帳前，皆馬革梏手，毛繩縲頸。見一吐蕃年少，身長六尺餘，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縛，坐帳中，曰：「師勿懼。余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屬武后斵喪王室，高祖建義中泯，子孫流播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無涯，顧血族無由自拔耳。此蕃、漢交境也，復九十里至安樂州，師無由歸東矣。」延素曰：「僧身孤親老，懇祈全活。」悲不自勝。又曰：「余奉命率師備邊，因求資食，遂涉漢疆，展轉東進至麟州。城既無備，援兵又絕，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勳臣子孫，必將活之，不幸為亂兵所害。」適有飛鳥使至，飛鳥，猶中國驛騎也，云：「術者上變，召軍亟還。」遂歸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龜茲國》則天臨朝，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既徵發內地精兵，遠逾沙磧。並資遣衣糧等，甚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請棄之，則天竟不許。
↑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吐蕃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眾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
↑ 《張義潮變文》……諸川吐蕃兵馬還來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來報僕射：「吐渾王集諸川蕃賊欲來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齊集。」僕射聞吐渾王反亂，即乃點兵，鏨凶門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進軍。才經信宿，即至西同側近，便擬交鋒。其賊不敢拒敵，即乃奔走。僕射遂號令三軍，便須追逐。行經一千里已來，直至退渾國內，方始趁趃。僕射即令整理隊伍，排比兵戈，展旗幟，動鳴鼉，縱八陣，騁英雄。分兵兩道，裹合四邊。人持白刃，突騎爭先。須臾陣合，昏霧漲天，漢軍勇猛而乘勢，曳戟沖山直進前，蕃戎膽怯奔南北，漢將雄豪百當千處…………燉煌北一千里鎮伊州城西有納職縣，其時回鶻及吐渾居住在彼，頻來抄劫伊州，俘虜人物，侵奪畜牧，曾無暫安。僕射乃於大中十年六月六日，親統甲兵，詣彼擊逐伐除。不經旬日中間，即至納職城。賊等不虞漢兵忽到，都無準備之心。我軍遂列鳥雲之陣，四面急攻。蕃賊獐狂，星分南北；漢軍得勢，押背便追。不過五十里之間，煞戮橫屍遍野處……
↑ ^322.0 ^322.1 《司空表聖詩集·卷第三·河湟有感》
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㫁異鄕春。
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 張籍《張司業詩集·卷七拾遺樂府三十三首·隴頭行》
隴頭路斷人不行，胡騎巳入涼州城。
漢兵處處格闘死，一朝盡沒隴西地。
驅我邉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氊裘學胡語。
誰能還使李輕車，重取涼州屬漢家。
↑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錄第二契丹下》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於木葉山。……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雲
↑ 蘇轍《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燕疆不過古北闕，連山漸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依水泉。
橐駝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
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
力耕分獲世為客，賦役稀少聊偷安。
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使心悽然。
石瑭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年。
仰頭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従祿山^{此皆燕人語也}。
↑ 范仲淹《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
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於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王考諱某，被遷於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産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
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屍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於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於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四·咸平六年》環州虎翼軍士魏瓊等四人，前為李繼遷所掠，至是遁歸，且言：「繼遷在靈州東三十里東關鎮，樹柵居之，所部人騎約三萬。去歲傷旱，禾麥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畢而防決。凡執役者，有小過則繫頭投於河，令人就下流接視，蕃人則援以出，漢人則否。銀、夏州民衣食稍豐者，並西徙。蕃落數年薦饑，道殣相望，下多咨怨。」詔賜瓊等袍帶、緡錢，第補小校、隊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六·慶歷五年》
（歐陽）修嘗奏疏言：「……且北敵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材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失人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北人殺漢人者罰，漢人殺北人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才稍定。方且招緝敗亡，修治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強爾。實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也。故臣謂苟能察其強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三·熙寧八年》
知黔州、內殿崇班張克明言，領思、費、夷、播四州，又新籍蠻人部族不少，語言不通，習俗各異，若一概以敕律治之，恐必致驚擾，乞別為法。下詳定一司敕所，請黔南獠與漢人相犯，論如常法；同類相犯，殺人者罰錢自五十千，傷人折二支已下罰自二十千至六十千；竊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強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其罰錢聽以畜產器甲等物計價準當。從之。
↑ 《禮賓使王君墓誌銘》予守荊南府時，君爲湖北路兵馬都監，熟知其爲人夷易而有守，謹於持法，軍中稱其平。本道使者合言澧陽及谿蠻相抵，正控其出入道，願得王某爲之守，遂知澧州。君既至，果以治狀聞。澧之所最病者，惟谿蠻與澧江谿蠻，凡十二族。入貢皆賜以券錢，酋豪嘗更相侵奪，因而殺漢民，朝廷爲增券以平之。君以爲蠻性貪騖，一起爭則增券，異時復爭則將奈何，乃與群酋約，籍其錢入於官，至入貢則令主均與之，蠻人大喜。澧江水溢壞民舍，君築長堤十三里，明年水暴至，賴以無害。君既去，方春時，軍民攜酒餗遊樂其下，必相顧徘徊，以爲君之惠不可忘也。轉運使課湖北守臣，以君爲第一。……
↑ 《賈師訓墓誌銘》公諱師訓，字公範，其先出於周之同姓之國。春秋時有賈季賈華，代為名族，至兩漢，誼山捐之逵琮之輩以儒學政行發名於世，晉唐間，充耽致位將相，其後有游仕於渤碣之間者，因籍為燕人，子孫相繼，衣冠不絕，至公之七代祖曰夢殷，為盧龍軍節度判官，盧龍君生道紀，為營州刺史、檢校司空，司空高祖曰去疑，先仕後唐。我大聖天皇時奉使來貢，因留之，俾督工役，營上都事業，遷將作大匠，累拜始平軍節度加檢校太師，賜號□□奉國保定功臣。……大安二年授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曾奏事御所，有詔遷奚中其部所居漢民四百戶。宰相承詔趨出，公獨侍，上問之，公前對曰：「自松亭已北距黃河，其間澤、利、榆、松山、北安數州千里之地，皆霫壤也，漢民雜居者半，今一部之民可徙則數州之人盡可徙矣，然則恐非國家之利，亦如遼東舊為渤海之國，自漢民更居者眾，訖今數世無患，願陛下裁察。」上悟，其事遂止。……
↑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引封有功《編年》曰：政和五年歲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遼李良嗣密遣人來雄州投蠟彈云：「天慶五年三月四日，遼國光祿卿李良嗣謹對天日齋沐裁書拜上安撫大師足下，良嗣族本漢人，素居燕京霍陰，自遠祖已來悉登仕路，雖披裘食祿不絕如線，然未嘗少忘堯風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比者國君嗣位以來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盜賊蜂起，攻陷州縣邊報日聞，民罹塗炭宗社傾危指日可待，邇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軍民聞之無不惶駭，揣其軍情無有鬥志，良嗣雖愚贛無知，度其事勢遼國必亡，良嗣日夜籌思偷生無地，因省易系有雲『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語不云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舉家貪生南歸聖域，得復漢家衣裳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誠不妄憫恤轍魚，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儻蒙睿旨允其愚懇，預叱會期俯伏前去，不勝萬幸。」和詵具其事聞奏，上令太師蔡京、太尉童貫共議可否。十日庚辰，京與貫奏云：「自古招徠，國之盛德，又況遼國用兵軍民不附，良嗣歸明故當收留。」乞敕和詵密諭會期，後詵令良嗣會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參上謁詵，詵使人掖上廳各具禮贐，是日詵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闕，十八日丁巳，良嗣見於延慶殿，上親臨軒慰勞禮優異，上問所來之，因即奏曰：「臣國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遠近生靈悉被苛政，比年以來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縣，加之潰卒尋為內患，萬民罹苦遼國必亡，願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順伐逆，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為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於人。」上嘉納之，遂賜姓趙，授朝請大夫秘閣待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真。政等至女真授以國書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系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系燕地，但對以唯唯，遂留虜帳前月餘，議論不決，虜人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懷疑各以為「南朝無兵戎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也，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以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為鄰，至時以兵厭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不妨。」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宣撫司揭榜示眾，榜曰：「幽燕一方本為吾境，一旦陷沒幾二百年，比者漢、蕃離心，內外變亂，舊主未滅，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睿旨統率重兵巳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傑別立功效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以一州一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一區。惟在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儻或昏迷不恭，當議別有措置應，契丹自來一切橫斂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草及車牛腳價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二年稅賦。」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宣和四年》引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悰共議云：「天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吊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干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丹，我輩可免日後之苦。」悰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宣司，贊具說：「漢人朝暮延頸顒望，日俟天兵欲歸王化積有歲時，今者伏聞朝廷詔詞寬厚檄榜，丁甯又聞宣撫司日收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贊來見宣撫，欲乞擇起兵月日來抵易州，當以內應誅戮契丹，伏候鈞旨。」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審問真實，密令明贊先歸，期以二十日約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賞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六·靖康元年》引《靖康遺錄》曰：賊之來雖有少鈔掠而不殺害人民，比去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削髮使控馬荷擔，得婦女好者掠去、老醜者殺之，自京師至黃河數百裡間井裡蕭然，無復煙爨，屍骸之屬不可勝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三》引《節要》曰：……又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竧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人甚眾且強悍多豪俠，每朔望告戒必以忠孝為主，由是戶多可恃人盡知方，金人攻之往往為竧敗，金賊屢屢遁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皆粘罕怒使之也，當破之日，竧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竧，命釘之於車，剚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竧頗節義，自持皇恩素感忠赤，昂藏之概傲慢之態磊磊落落，絕無顧慮之念生死鼎鑊之懼，鐵石忠貞不是過也，粘罕雖腥膻部落，不覺驚異，徐謂竧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竧嫚罵曰：「爺是漢人，甘死不降番狗，你識爺麼！姓石，石上釘橛更無移改！」竟為賊所害。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九邊防二庚子五部落之變》「五部落居黎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有姓郝、趙、王、劉、楊五族，因以得名，即唐史所謂兩面羌也，其居疊石為碉人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豪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熟悉能華言，故比諸蕃尤姦黠…………蕃賊自西鎮村長驅而來，及奉龍鎮富莊頭，居民二百年生業及官軍糗糧器甲俱被擄掠，蕃賊見所得甚夥，驅漢人負載以歸，由是不及近郊，西邊驚移之民奔入城中，郡始倉皇失措，福謙因得中風病，又有巡檢王價者，守州西北馬鞍山之隘，聞兵敗欲遁歸，倡言蕃賊入城無數，城中居民驚擾，後詰之，乃知其詐。」
↑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三十一年（1449）八月》通事金自安到遼東，先遣人馳報云：「臣見東寧衞人朴鎭問聲息，答云：『達達圍廣寧三日不拔，解圍退屯於十里之地。』又東寧衞指揮高洪鎭旅順口子，聞達達聲息，卽率所領軍，馳入遼東城，守門者誤以為達達兵來，顚倒閉門。初，達達來毀廣寧等處長墻四十餘里，守埤者走報，監軍摠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報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備，達達果突入擄人畜，不可勝計。達達執高麗及女眞人則曰：『汝等，本皆予種也。』使辮髮，令効其衣冠；若執漢人，皆割鼻耳。東寧衛人曰：『我輩本是高麗人，中國之亂如此，欲投義州，但不識許入否。』」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十五年（1484）九月》更議唐女處置事。鄭昌孫議：「世宗敎云：『被擄唐人逃來，其主若細知尋蹤而來，則宜從權還給。』此於事大，雖似未穩，權宜之策，不得不爾。」沈澮、李克培議：「三者之來，李暹初不許接，宜矣，今旣許接，越在我境。若不解送而還給，其夫，後日若逃還本土，說此意，則前日事大之意，一朝掃如矣。解送爲便。」尹弼商議：「三者之事，臣反覆思之，彼雖稱漢女，未可的知。假令是實，以事勢計之，兵家之法，有奇有正，制事之宜，亦有經權。今當從奇從權，務弭邊釁而已，不可慕虛名，而取實禍也。臣意以謂『還給其夫，甚合事體。』」洪應、盧思愼議：「前此唐人爲野人所擄，而逃來我國者非一，野人追蹤而來請者亦多，皆云：『此非汝土之人，原係漢人，本國事大以誠，例皆解送，汝等所知。』以此答之，已成格例，彼亦無怨言矣。當初不納則已矣，今已受而納之矣，若又還與，則非惟大義不可，後有唐人逃來，彼據此例，以請之，將何辭而拒之？解送爲便。」傳於承政院曰：「於僉意何如？」承旨等啓曰：「唐人解送，已有前例，今若還給，則非徒有虧事大之義，後有逃來者，亦援例以請曰：『前日已還愁升應巨之妻，今何獨不然？』則將何辭而答之？」傳曰：「以大義言之，則固當解送。然解送，則邊釁立生，今姑下諭監司，語三者曰：『汝雖稱唐女，豈信汝言乎？當以野人待之。』又諭節度使，愁升應巨來尋與否，令卽馳啓。」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二十二年（1491）八月》聖節使朴崇質回到遼東馳啓曰：「臣本月十五日朝，遣通事金孟敬詣摠兵官羅雄，請護送軍，雄問：『汝國邊境有何事乎？』孟敬答云：『聞有聲息，故今請護送軍。』雄曰：『建州衛達子卜花禿等，九十月、十一二月間，欲犯汝國邊境，汝國禮義之地，與中國似一家，摠兵官使兵護送於八站，則雖達子何畏。』又云：『野人事報牒到此，明日更來抄去。』，十六日朝，孟敬抄來，其文曰：『欽差分守開原等處右參將都指揮使崔勝爲傳報夷情事，據開原備禦都指揮使裵震呈，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據通事百戶白洪呈，審得海西葛林衛女直指揮答罕出等五名，到市報說「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有黑龍江野人頭兒主孔革，領著二、三百人馬，說稱要來開原地方上偸搶，又怕爾海西山場並松花江三寨的人，先去開原報道，怕他人馬趕殺不得搶時，我每說搶爾三寨幷山場的人回去。」又說「七月初一日，我每都督都里吉馬牛的百姓馬忽等三十多人馬，詐說遼河打魚，要來漢人地上偸搶行間。」又有海西欽眞河衛女直哈荅亦報「七月初三日，有建州頭兒都督卜花禿來我本寨雇馬，他說『我每先去高麗後門搶了兩遭回來了，如今又來雇馬，還要去搶高麗。』又與我每說『南朝的人馬，要到秋間，征伐爾海西一帶的人。』我每聽得這話害怕，就來開原馬法，每上報得知道。」據報備呈到來會同。欽差分守開原等處，太監藍看得所報，前請除行屬，嚴謹隄備外，合用手本，煩請知會，須至手本者。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右參將都指揮使崔勝欽差分守開原等處，右參將都指揮使崔勝為傳報事，據開原備禦都指揮使裴震呈，據通事白洪呈，審得海西葛林衛女直指揮答罕出報說：「建州頭兒卜花禿親來租我海西頭兒兀加的靑馬，有兀加不肯與，他歇了一夜，問他：『爾租馬要做甚麿？』卜花禿回說：『五、六月船上過江，搶了高麗家三遭，如今租好馬，多收拾人馬，還要去搶。』」不知高麗後門，不知漢人地方上去搶有這等事。我親來見開原馬法們報得知道。弘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三十年（1597）四月注》咨意大略：「……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鎭，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為王京、鳥嶺之援。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爲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爲之長帥，就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敎之以漢戰。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卽山鑄錢，以資軍興，如火藥、利器，或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於朝廷。直待夷氛悉凈，然後，議撤鳥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鳥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又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云云。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七年（1615）閏八月注》（許）筠所買書籍，間有所自作，又有《林居漫錄》一卷草本，言王奸兄位次，嗣位不正，故王不自奏，使臣僚呈文辨正。蓋筠之隷屬玄應旻，多材能漢語，出入市井，換貿如漢人，故能以贗書混其中，華人莫能辨。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十一年（1619）三月》賊悉衆合圍，士卒知必死，憤慨欲戰，賊乃招我國胡譯河瑞國，語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往虜營，結約賊將而還，景瑞又要弘立俱盟。天朝敗兵數百，屯據原阜，賊呼我軍中曰：『漢人之在爾軍者，悉出之。』又呼曰：『鮮人之在漢陣者，皆歸之。』時喬遊擊來投我軍，以爲庇身之所，見我國與奴連和情態卽異，書小紙，付其家丁，以傳其子之在遼東者，卽以弓弦繫項，我國將官救之，乃挺身墮崖而死。弘立等盡搜天兵，送於虜陣，賊縱擊盡之。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正月》平安監司朴燁馳啓：「頃日賊犯三郡時，漢人男女被殺五百七十八人，屍身皆令收拾埋瘞矣。」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三月》義州府尹馳啓「賊兵二三十餘騎，出沒江邊，搜殺避亂漢人」事。
↑ 王承文《再論南漢王室的族屬和來源》……史籍中有關南漢王室源於北方家族的記載是可信的。而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分別提出的「大食人後裔說」、嶺南俚獠「蠻酋說」，主要建立在對現存史料的不同解讀上。其解讀本身既有比較牽強的色彩，同時也與他們對唐代嶺南歷史的基本認知有關。同時，南漢王室的北方淵源及其與大量南遷北方家族的關係，使南漢在五代十國政權中具有非常鮮明的特點，也使南漢在嶺南兩千年開發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由於史書對劉氏發源地有上蔡和彭城兩種記載，所以藤田豐八稱「所謂劉氏之祖先，家居上蔡或彭城，似有疑義，必為附會劉姓，以致錯誤」，並進而判定「南漢之祖仁安為居留唐時福建之大食人」；河原正博亦將其作為判定南漢劉氏為嶺南俚獠蠻酋首領的理由之一。然而以上兩種觀點均在某種意義上混淆了唐人郡望和籍貫的差別。岑仲勉先生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貫，是一非二。歷世稍遠，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饑饉之驅迫，疾疫之蔓延，亂離之遷徙，遊宦之僑寄，基於種種情狀，遂不能不各隨其便，散之四方，而望與貫漸分，然人仍多自稱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從出也。……此風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猶河北，或世居東魯而人曰隴西，於後世極糅錯之奇，在當時本通行之習。後儒讀史，代易境遷，昧望、貫之兩通，惟辯爭其一是。雖曰學貴多疑，要未免徒勞筆墨矣！」也就是說作為南漢劉氏發源地的彭城與上蔡，主要是郡望與籍貫的差別。二者並不矛盾。
史書記載南漢王室世系，一般都只能上溯至劉謙之父劉安仁，再往上就模糊不清了。這一點也是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否定南漢劉氏為北方家族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緣於南漢劉氏在劉安仁之前，很可能本來就無特別顯赫的家世；另一方面則與唐代社會的深刻變化有關。特別是從「安史之亂」直至唐末五代長期的戰亂，中原北方家族大量向各地遷徙逃亡，造成很多家族世系中斷，也加速了譜諜之學的衰落。北宋初年柳開評論北方家譜稱：「唐季盜覆兩京，衣冠譜牒燼滅，迄今不復舊物。」李燾亦稱：「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總之，晚唐河洛一帶因長期戰亂導致很多家族譜牒散失無存，應屬於非常普遍的情況。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量北方家族為逃避戰亂，向長江以南包括嶺南和福建等地大舉遷徙，而南漢劉氏家族應屬於其中之一。
……總之，與唐末各地方鎮多驅逐或殺害唐朝中央委派的官員而強行攫取權力不同，南漢劉氏是以和平與合法的形式完成了嶺南地方最高軍政權力的轉移，因而儘可能地減少了政權交替過程中的殺戮和動盪。南漢王朝是以唐朝嶺南節度使府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韋宙夫人之所以強調劉謙「非我族類」，其根本原因是「貴賤懸殊，慮招物議」，即擔心因為社會地位過於懸殊而招致非議，與劉謙是否為「波斯人與大食人後裔」或嶺南俚獠「蠻酋」並無任何關係。韋宙久經官場更有識人之明，與出身門第等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劉謙的才能和器識。在政局極為紛擾動盪的晚唐時代，他更希望為自己子孫乃至整個家族在未來的生存發展培植政治上的靠山。明代黃佐稱劉謙「後以功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龔，果開霸業。韋氏之族，賴以為安」。
……陳寅恪先生和羅香林先生對晚唐劉蛻非華夏族身份及其與外來宗教信仰關係的判定，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清代在陝西長安縣出土了劉蛻為其母所撰《先妣（劉洽妻）姚夫人權葬石表》，為最終確定劉蛻家族來源及其文化取向提供了最重要的證據。碑文既證明劉蛻屬於典型的本土官僚士大夫家庭出身，其所謂「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強大之親」僅屬託詞，也證明了其「劉」姓與西域蕃客無關。饒宗頤撰《劉蛻自撰母姚夫人權葬石表題後》稱：「志出關中，表文蛻自撰。述其『蹷於寒飢，故儀衛不用，在廞儉薄』，『至於餝棺以輤，器用不就，表其權焉』。羅振玉為跋謂：『蛻傷不能備禮，其誠孝如此。而《北夢瑣言》稱其不祭先人，光憲譏其紊先王之舊行。今以此表考之，蛻之至行如此，必無不祭之事，足以雪誣謗。』按陳寅老曾疑蛻不祀祖，先世或為胡估，而信仰異教，然無明證。羅文載《松翁未焚稿》，乃遼居時做，在陳文刊布之後，如彼獲睹是蛻母權葬表，可以釋疑矣。」對此陳尚君亦稱：「毋庸諱言，陳寅恪先生不是專治金石的金石學家，清代已出土的石刻研究專著，間或有未經寓目者，個別與他的論題直接有關的石刻未及利用……筆記所述傳聞，看來大可懷疑。可惜寅恪先生未能見到這方墓石。」根據歷史資料，唐代「劉」姓並無特別尊貴之處。唐朝皇帝多賜姓李、武，亦賜姓安、愛、蒙、竇、韋、薛、元、萬年、史等姓氏。竇、韋兩姓是唐朝外戚之姓，受賜此姓即與外戚同族。而元、薛則為當時的高門大姓，社會地位也很高，為世人所重。如果南漢王室確係大食人後裔的話，我們似乎很難找到其專門冒姓「劉」氏的理由。又根據相關研究，唐宋廣州蕃客的姓氏，除了由阿拉伯語音譯的大姓蒲姓以外，有取漢姓的李氏（李彥升），而漢化姓氏則有海、哈、金、米、丁等，未見有劉姓。因此，南漢統治期間很可能有不少西域外商或被南漢皇帝賜以劉姓。或假冒南漢王室姓氏，才會出現《萍州可談》所記載的北宋「廣州蕃坊劉姓人」的特殊現象。
南漢劉氏家族如果確實屬於西域「大食人後裔」的話，則其家族成員必然有伊斯蘭教信仰。然而目前卻無任何資料能夠證明。相反，卻有大量史料能證明南漢王室都是典型的本土儒道佛三教的信仰。《哀冊文》所謂「聽朝之餘，披覽罔倦，損益百氏，笙簧六經，東西飛閣，周孔圖形。命鴻儒以臨蒞，選碩生而讎校，鄙束皙之補亡，陋鄭玄之成學」，反映了劉龑對儒學的高度重視。這一點也可與其他史籍相互印證。前引路振《九國志》即記載劉龑時「諸王皆尚儒學」。……南漢皇帝以及王室成員對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也說明南漢劉氏家族與信仰伊斯蘭教的大食人或波斯人無關。
唐末各地藩鎮紛紛割地稱雄，劉謙、劉隱、劉龑「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自公元901年劉隱正式掌握嶺南軍政大權，到917年劉龑建立南漢，再到971年北宋統一嶺南，南漢劉氏家族在嶺南的統治達70年。長期以來,南漢王室的族屬和來源就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南漢歷史的重要起點。從本文的討論來看，滕田豐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大食人後裔說」以及嶺南俚獠「蠻酋說」，其局限性比較明顯。首先，從唐末以來，各種歷史資料對南漢劉氏家族來源一直都有明確而且具有連續性的記載，雖然五代十國和宋朝統治者以及歷代史家都對南漢王朝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然而卻從未有人對其種族提出過任何質疑。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的學術觀點，主要建立在他們對現存史料的不同解讀上。然而這種解讀本身則存在比較牽強的色彩。因此我們認為史籍中有關南漢王室源於北方家族的記載是可信的。至於史料之間的某些差異，應屬於歷史資料中普遍而且正常的現象。對相關差異也應該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來理解，不能因為有某些差異的存在，就全盤否定正史等資料的可靠性。
其次，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學術觀點，也與他們對唐至五代嶺南區域史的整體認知有關。藤田豐八所提出南漢王室為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後裔，是為了強調唐後期廣州等東南沿海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力量強大，以至於其子孫竟然可以掌控嶺南地方最高軍政權力。嗣後，很多研究者似乎也比較樂於以此來證明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影響。然而實際情況則是,唐朝自始至終都高度重視廣州刺史和嶺南節度使的選任。杜佑稱唐朝「多委宿德重臣，撫寧其地」。韓愈稱廣州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又稱「嶺之南其州七十」，「故選帥常重於他鎮」。《新五代史》稱「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直至唐末，嶺南仍是朝廷尚能直接控制並且進行官吏任免的極少數地區之一。因此不存在由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子孫攫取嶺南地方最高軍政大權的可能。
河原正博、《劍橋中國宋史》等所堅持的南漢王室屬於嶺南俚獠「蠻酋說」，其主要依據包含三個方面：一是都非常強調《北夢瑣言》中「非我族類」這一記載的重要性，認為「非我族類」即必然等同於非華夏族的蠻夷，並因此去懷疑和否定一大批正史等資料的可靠性。根據我們的討論，「非我族類」與南漢劉氏出自嶺南俚獠無關。二是河原正博強調從六朝直至唐末嶺南俚獠「蠻酋」勢力始終都非常強大，唐朝在嶺南的統治十分薄弱。日野開三郎也認為，唐朝「中央權力對嶺南道行政管理的滲透很微弱，嶺南道是一個具有近於羈縻性自主權的特別區」。然而唐朝對嶺南的控制和開發實際上要遠遠超過此前任何一個時期。唐朝前期所推行的「南選」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措施，使六朝以來延續幾個世紀的嶺南「溪洞豪族」走向衰滅，亦使王朝國家權力真正滲透深入到嶺南基層社會。唐朝後期，嶺南少數族「蠻酋」的叛亂基本上只來自嶺南西南部羈縻州地區。而地處西江流域的封州等地，一直都是嶺南開發最早也是漢族移民最集中的地區，至唐末完全不存在所謂左右嶺南政局的「俚獠武裝酋領」。三是河原正博等把史籍中南漢劉氏出自北方家族的記載，與明清時期西南少數族上層普遍攀附北方高門的現象相提並論。然而，我們認為南漢王室的情況與此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一方面《舊五代史》、《冊府元龜》、《新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鑑》等重要史書以及《隆平集》、《東都事略》等資料，與南漢劉氏家族的活動在時間上非常接近。另一方面從北宋以來，各種史書對南漢基本上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這些史籍也完全沒有必要去為南漢劉氏「攀附」北方家族。
最後，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等都存在把正史等資料中有關南漢王室源於北方家族的記載，看成是一種孤立和偶然歷史現象的傾向。唐朝其實是北方家族以各種方式向嶺南大量移民的重要時期。特別是自「安史之亂」直至唐末五代，大量北方家族為了逃避戰亂而移居嶺南各地，其影響十分廣泛而深遠。歐陽修總結晚唐至五代北方官僚士人遷移嶺南的幾種途徑，稱：「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以上真實地反映了在晚唐中原板蕩、「衣冠蕩析」的戰亂時代，嶺南已成為北方官僚士大夫及其家族的主要避難地。南漢統治時期，來自中原內地的文化得到重要發展。桑原騭藏指出：「唐末五代之亂時，不少中原士人到嶺南避難，當地文運因之一代一代的得以開通。五代時期割據福建的閩和偏在嶺南的南漢，文物皆相當整備，他們從北方避難的士人得到不少協助，亦自不待言。」總之，南漢王室的北方淵源及其與北方家族的關係，既是南漢王朝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和前提，也是我們研究和理解南漢以及南漢以後嶺南歷史一系列重要問題的關鍵。
↑ 《元史·卷六·本紀第六·忽必烈三·至元五年》三月丙寅，罷諸路四品以下子孫入質者。田禹妖言，敕減死流之遠方。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甲子，敕怯綿率兵二千招諭建都。壬申，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羣山為武勝軍。丁丑，敕阿里等詣軍前閱視軍籍。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為達魯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蠻、唐兀人仍舊。
《元史·卷一百三·志第五十一·刑法二·戶婚》諸蒙古、回回、契丹、女直、漢人軍前所俘人口，留家者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為良民，已居外復認為奴婢者，沒入其家財。
《元史·卷一百四·志第五十二·刑法三·盜賊》諸女直人為盜，刺斷同漢人。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十·相兀速》萬戶納兒䚟臥疾，令相兀速權領蒙古、女直、漢人三萬戶。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列傳第四十一·鄭溫》（至元）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躭羅，平之。
↑ 《晉書·卷三十一·列傳第一后妃上·惠羊皇后》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後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偽謚獻文皇后。
《晉書·卷一百十四·載記第十四·符堅下》苻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眾，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
《晉書·卷一百十五·載記第十五·符登》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眾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
↑ 《北齊書卷一帝紀第一·神武上》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愁怨。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眾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眾，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天下。」眾皆頓顙，死生唯命。
《北齊書卷二十一列傳第十三·高昂》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北齊書卷三十九列傳第三十一·袓珽》珽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髙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徴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並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並雲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
《北齊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恩倖·高阿那肱》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 慧超《徃五天竺國傳》
……又迦葉彌羅國東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㔜律國、揚同國、娑播慈國，此三國並屬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風並別，著皮裘㲲衫靴袴等也。地狹小，山川極險。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若是已東吐蕃總無寺舍，不識佛法，當土是胡，所以信也。已東吐蕃國，純住氷山雪山川谷之間，以氈帳而居，無有城郭屋舍，處所與突厥相似，隨逐水草，其王雖在一處，亦無城但依氈帳以為居業。土地出羊馬貓牛毯褐之類，衣著毛褐皮裘，女人亦爾。土地極寒，不同餘國。家常食麨，少有餅飯。國王百姓等，總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國人悉皆穿地作坑而臥，無有床蓆，人民極黑，白者全布。言音與諸國不同。多愛喫虱，為著毛褐，甚饒蟣虱，捉得便拋口裏，終不棄也。
又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㔜律國，此屬漢國所管。衣著人風飲食言音與大㔜律相似。著㲲衫及靴剪其鬚髮，頭上纏疊布一條，女人在髮，貧多富少。山川狹小，田種不多，其山憔杌，元無樹木及於諸草。其大㔜律，元是小㔜律王所住之處，為吐蕃來逼，走入小㔜律國坐，首領百姓在彼大㔜律不來。又從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馱羅，此王及兵馬總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羅門。此國舊是罽賓王王化，為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彼罽賓王，於後突厥兵盛便殺彼罽賓王，自為國主，因茲國境突厥覇王此國已北，並住[山]中。其山並燋無草及樹。衣著人風言音節氣並別，衣是皮□㲲衫靴袴之類。土地宜大麥小麥，全無黍粟及稻，人多食麨及餅。唯除迦葉彌羅、大㔜、小㔜、揚同等國，即此建馱羅國乃至五天崑崙等國，總無蒲□□□甘蔗。此突厥王象有五頭、羊馬無數，駝騾驢等甚□多。地與胡□□□□□迴不過，向南為道路險惡，多足劫賊。從茲已北西業者多，市店之間極多屠殺。此王雖是突厥，甚敬信三寶，王、王妃、王子首領等各各造寺供養三寶，此王每年兩迴設無遮大齋，但是緣身所受用之物、妻及象馬等並皆捨施，唯妻及象，令僧斷價，王還自贖。自餘駝馬金銀衣物家具，聽僧貨賣，自分利養，此王不同餘已北突厥也，兒女亦然，各各造寺設齋捨施，此城俯臨辛頭大河北岸而置，此城西三日程有一大寺，即是天親菩薩無著菩薩所住之寺，此寺名葛諾歌，有一大塔，每常放光，此寺及塔，舊時葛諾歌王造，從王立寺名也。又此城東南□里即是佛過去為屍毘王救鴿處，見有寺有僧，又佛過去捨頭捨眼餧五夜叉等處並在此國中。在此城東南山裏各有寺有僧，見今供養，此國大小乘俱行。
又從此建馱羅國，正北入山三日程，至烏長國，彼自雲欝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寶，百姓村莊，多分施入寺家供養，少分自留以供養衣食，設齋供養每日是常，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人也，專行大乘法也。衣著飲食人風與建馱羅國相似，言音不同，土地足駝騾羊馬㲲布之類，節氣甚冷。
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雲奢摩褐羅闍國，此王亦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衣著言音與烏長國相似，著㲲衫袴等。亦有羊馬等也。
又從此建馱羅國，西行入山七日，至覽波國，此國無王，有大首領，亦屬建馱羅國所管。衣著言音與建馱羅國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行大乘法。
又從此覽波國而行入山，經於八日程，至罽賓國，此國亦是建馱羅王所管。此王夏在罽賓，逐涼而坐，冬往建馱羅，趁暖而住。彼即無雪，暖而不寒。其罽賓國冬天積雪，為此冷也。此國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著言音食飲與吐火羅國大同少異。無問男之與女並皆著㲲布衫袴及靴，男女衣服無有差別，男人並剪鬚髮，女人髮在。土地出駝騾羊馬驢牛㲲布蒲桃大小二麥欝金香等。國人大敬信三寶，足寺足僧，百姓家各絲造寺，供養三寶。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糸寺，寺中貝佛螺髻骨舍利見在，王官百姓每日供養。此國行小乘，亦住山裏，山頭無有草木，恰似火燒山也。
又從此罽賓國西行至七日謝䫻國，彼自呼雲社護羅薩他那。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賓王姪兒，自把部落兵馬住此於國，不屬餘國亦不屬阿叔，此王及首領雖是突厥，極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領名娑鐸幹，每年一迴，設金銀無數，多於彼王。衣著人風、土地所出，與罽賓王相似，言音各別。
又從謝䫻國，北行七日，至犯引國。此王是胡，不屬餘國。兵馬強多，諸國不敢來侵。衣著㲲布衫皮毬氈衫等類，土地出羊馬㲲布之屬，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極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國及謝䫻等亦並剪於鬚髮，人風大分與罽賓相似，別異處多。當土言音不同餘國。
又從此犯引國，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羅國。王住城名為縛底那，見今大寔（食）兵馬在彼鎮押，其王被其王被逼，走向東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見屬大寔（食）所管。言音與諸國別，共罽賓國少有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毬㲲布等，上至國王，下及黎庶，皆以皮毬為上服。土地足駝騾羊馬㲲布蒲桃，食唯愛餅。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國王首領及百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內及蔥蕜等，不事外道。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髮，土地足山。
又從吐火羅國，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王先管大寔（食），大寔（食）是波斯王放駝戶，於後叛，便殺彼王，自立為主。然今此國卻被大寔（食）所吞。衣舊著寬㲲布衫剪鬚髮，食唯餅肉，縱然有米，亦磨作餅喫也。土地出駝騾羊馬、出高大驢㲲布寶物。言音各別，不同餘國。土地人性受與易。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師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雲出寶物；亦向崑崙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土地出好細疊。國人愛殺生，事天不識佛法。
又從波斯國，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食）國，彼王住不本國，見向小拂臨國住也，為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處所極窂，為此就彼。土地出駝騾羊馬疊布毛毯，亦有寶物。衣著細疊寬衫，衫上又披一疊布，以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種無別，女人亦著寬衫。男人剪髮在鬚，女人在髮。喫食無問貴賤，與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箸，取見極惡，雲自手殺而食，得福無量。國人愛殺[生]，事天，不識佛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又小拂臨國傍海西北即是大拂臨國，此王兵馬強多，不屬餘國。大寔（食）數迴討擊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寶物，甚足駝騾羊馬疊布等物。衣著與波斯、大寔（食）相似，言音各別不同。
又從大寔（食）國已東並是胡國。即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騾國、米國、康國等，雖各有王並屬大寔（食）所管。為國狹小，兵馬不多，不能自護。土地出駝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疊衫袴等及皮毬，言音不同諸國，又此六國總事火祆，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此等胡國並剪鬚髮，愛著白㲲帽子。極惡風俗，婚姻交雜，納母及姊妹為妻，波斯國亦納母為妻。其吐火羅國乃至罽賓國、犯引國、謝䫻國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
又從康國已東，即跋賀那國，有兩王，縛又大河，當中西流，河南一王屬大寔（食），河北一王屬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駝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皮裘疊布。食多餅麨。言音各別，不同餘國。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僧尼。
又跋賀那國東有一國，名骨咄國，此王元是突厥種族，當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土地出駝騾羊馬牛驢蒲桃疊布毛毯之類。衣著疊布皮裘。言音半吐火羅半突厥半當土。王及首領百姓等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國屬大寔（食）所管，外國雖雲道國，共漢地一箇大州相似。此國男女剪鬚髮，女人在髮。
又從此胡國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東至漢國，已北總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識佛法，無寺無僧，衣著皮毬氈衫，以蟲為食，亦無城郭住處，氈帳為屋，行住隨身，隨逐水草。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頭（髮）。言音與諸國不同。國人愛殺，不識善惡。土地足駝騾羊馬之屬。
又從吐火羅國東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當來於吐火羅國，逢漢使入蕃，略題四韻取辭五言：「君恨西蕃遠，余嗟東路長。道荒宏雪嶺，險澗賊途倡。鳥飛驚峭嶷，人去偏樑□。雖平生不捫淚，今日灑千行。」冬日在吐火羅逢雪，述懷五言：「冷雪牽氷合，寒風擘地烈。巨海凍墁壇，江河凌崖囓。龍門絕瀑布，井口盤蛇結。伴火上□歌，焉能度播蜜。」此胡蜜王，兵馬少弱，不能自護，見屬大寔（食）所管，每年輸稅絹三千疋。住居山谷，處所狹小，百姓貧多，衣著皮裘氈衫，王著綾絹疊布。食唯餅麨。土地極寒，甚於餘國。言音與諸國不同。所出羊、牛極小不大，亦有馬、騾。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領百姓等總事佛，不歸外道，所以此國無外道。男並剪除鬚髮，女人在頭（髮）。住居山裏，其山無有樹水及於百草。
又胡蜜國北山裏，有九箇識匿國，九箇王各領兵馬而住，有一箇王屬胡蜜王，自外各並自住，不屬餘國。近有兩窟王來投於漢國，使命安西，往來[不]絕。唯王、首領衣著疊布皮裘，自餘百姓唯是皮裘氈衫。土地極寒，為居雪山，不同餘國。亦有羊馬牛驢。言音各別不同諸國。彼王常遣二三百人於大播蜜川，劫彼與（商）胡及於使命，縱劫得絹，積在庫中，聽從壞爛，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識匿等國無有佛法也。
又從胡蜜國東行十五日，過播蜜川，即至蔥嶺鎮，此即屬漢，兵馬見今鎮押，此即舊日王裴星國境，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國界無有百姓，外國人呼雲渴飯檀國，漢名蔥嶺。
又從蔥嶺步入一月，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此亦漢軍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喫肉及蔥韮等。土人著疊布衣也。
又從疎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此龜茲國，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蔥韮等也。漢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南去于闐國二千里，亦足漢軍馬領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從此已東並是大唐境界，諸人共知，不言可悉。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於時節度大使趙君，且於安西有兩所漢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臺寺僧大雲寺□維那，名義超，善解律藏，舊是京中莊嚴寺僧也；大雲寺上座，名明惲，大有行業，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功德。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
于闐有一漢寺名龍興寺，有一漢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疎勒亦有漢大雲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崏州人士。……
↑ 《夷堅志·丁志·卷九·陝西劉生》紹興初，河南為偽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為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落穽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為庠遊説，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卽同行，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攜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偽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説，不得實。幸有誠愨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其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屍於河，並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説此，而失劉之名，為可惜也。
↑ 《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任城王拓跋澄》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個，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階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雲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雲『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眾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眾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眾。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眾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
↑ 《魏書·卷一百三·列傳第九十一·蠕蠕》……（普通二年）七月，阿那瓌啟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雲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並申賜賚。
↑ 張齊明《地域、門第之別抑或華夷之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吳人」、「南人」與「北人」》……曹魏至西晉時期「吳人」是政權鼎立之下基於對孫吳政權政治效忠而形成的地域性群體，他們以「中州」、「中國」稱呼中原住民，雖然相互歧視與攻訐，但並不互相視為異族。政權分立，長期的南北對峙是「吳人」族群認同形成的重要外部推動力量。而江東地區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逐漸取得了可以與中原地區相抗衡的地位，則是「吳人」族群認同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
……東晉時期，中州士人南下，相對於原來的「吳人」，他們被視為「北人」，而「吳人」也因此被稱為「南人」，「南人」、「北人」之間的爭奪是東晉政權內的一種權力、門第之爭。此時，北方正經歷戰亂，尚未出現穩定的統一政權，因此，偏宏江南的東晉政權，以「中國」自居，其內部的「南人」、「北人」族群，正處於不斷的鬥爭和融合之中……歸結而言，東晉時期的「南人」、「北人」之爭，不是基於地域而論，而多表現為門第、士庶權力之爭。
……東晉後期，劉裕集團開始崛起，並於420年進行了禪代，建立了劉宋政權。與此同時，北方鮮卑人建立的北魏也逐漸控制了中原地區，形成了新的南北對抗局面，此時，東晉時期的「南人」、「北人」有了新的含義。北方異族政權多稱南朝人士為「南人」，有時也稱「吳人」，甚至以歧視性的「島夷」稱之。江東則稱居住於中原地區的魏人為「北人」，但多以歧視性的「索虜」呼之。「南人」與「北人」，已經不再是華夏內部的群體區分，而演化為南北政權之間相互對立的異族，包含了「華夷之分」和政治上的「正統之爭」。……總而言之，此時南北之爭，大約皆為正統之爭，還隱含著華夷之分。……
↑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发表纲领性施政演说. 朝鮮中央通訊社. 2024-01-16 [2024-01-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1-17）.
↑ 絕不合併意味著放棄武統　金正恩重構朝鮮半島和平的新思路
↑ 慧菀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卷下·經卷第四十五·諸菩薩住處品》震旦國_{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為名，即今此漢國是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八·雜阿毗曇心論》振旦。或作震旦，或言真丹，皆一也，舊譯雲漢國，經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此無正翻，直神州之捴名也。
毘陵沙門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四之二》……第三句中雲振丹者。約佛在世，若教流此土則知而不見。振丹兩字並恐書誤。下第十所引即雲震旦。琳法師釋云：「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新婆沙雲脂那，西域記雲至那，此聲並與震旦、真丹相近故，故知並屬梵音。……
↑ 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卷第九》
……問曰：「世尊為四天王說四諦，聖語為有力耶、無力耶？若有力者，何以故為二聖語說一曇羅國、一彌離車國語說。若無力者，本師偈云何通？『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一音聲說法者，是梵音也。悉遍音者，若有真旦人，彼作是念：謂佛作真旦語說法。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謂彼處若有兜佉勒人，彼作是念：謂佛作兜佉勒語說法。現義者，著欲者作是念：世尊說不淨。恚者作是念：世尊說慈。癡者作是念：世尊說緣起。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者，眾中作是念：世尊為我故說法。是故說：『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作此論已。」答曰：「無力。何以故？世尊不可以耳見色、以眼聽聲。」
問曰：「若無力者，此偈云何通？」答曰：「此偈不必通。偈者非契經、非律、非阿毘曇，但彼作頌者欲令句義合故。此是讚佛，非是實。如鞞婆闍提說：諸佛不眠，以除陰蓋故、佛世尊亦常定故。如是更有說者，諸佛世尊不飲不食，除諸著味故。此是讚佛，非是實。如是偈讚佛，非是實。若通此偈者當何意？答曰：世尊所說應機捷速。世尊語極速，為一說已復為一說，如似一時。或曰：世尊語音一切音。各有境界應適一切音。世尊極知真旦語，勝生真旦中者。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兜佉勒，世尊極知兜佉勒語，勝生兜佉勒中者。以是故說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更有說者，世尊有力。」
問：「若爾者，此偈為善通。何以故世尊為四天王說四諦，為二聖語說，為一曇羅國語說，為一彌離車國語說？」答曰：「欲滿彼四天王意願故。二天王願世尊聖語為我說四諦，一願曇羅國語，一願彌離車國語。世尊常欲滿他一切善願，隨所欲而為說法。是謂滿四天王意願故，為二聖語說四諦，為一曇羅國語，為一彌離車國語說。或曰：『斷他疑故。』莫令有作是念：世尊但善於聖語，不能曇羅國語、彌離車國語。是故斷他疑故說，我一切中自在。以故爾。或世尊教化，或為變身口或不變。謂不變身口者，若為彼變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以己力遊朋者屍，人間一日行十二由延。說者即彼日教化七十千人入聖法中，謂一切緣不變身口。謂教化變身口者，若為彼不變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為四天王二聖語說，一曇羅語說，一彌離車語說。說四諦時，如是行觀時，一切根本聖行。」……
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卷第四十一》……佛以聖語為四天王說四諦，二解二不解。佛欲饒益憐愍故，復作陀毘羅語說四諦，謂伊禰彌禰踰被陀踏被，二不解者一解一不解。世尊欲饒益憐愍故，作彌梨車語說四諦，謂摩奢兜奢僧奢摩薩婆多毘羅緻是名苦邊，四皆得解。
問曰：「佛能以聖語為四天王說四諦令其解不？若能者，何故不使他解？不能者，偈所說云何通？如偈說『佛以一音演說法，而現種種若干義，眾生皆謂獨為我，解說諸法不為他。』一音者，謂梵音。現種種義者，若會中有真丹人者，謂佛以真丹語為我說法。如有釋迦人、夜摩那人、陀羅陀人、摩羅娑人、佉沙人、兜佉羅人，如是等人在會中者，彼各各作是念：佛以我等語，獨為我說法。若貪欲多者，佛為我說不淨；瞋恚多者，佛為我說慈心；愚癡多者，佛為我說緣起，眾生皆謂為我解說。諸法不為他者，時會各謂佛為說法不為他。」答曰：「應作是說：佛能。」
問曰：「若然者，何故不令他解？」答曰：「為滿足諸天王心所念故。二天王作是念：若佛為我作聖語說四諦者，我則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毘羅語說四諦者，我則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彌梨車語說四諦者，我則能解。如其念而為說之。復次欲現知眾生語言音聲故。或謂如來唯能作聖語不能作餘語，欲令如是疑心得決定故，而作是說。復次受化者，或於如來不變形言而得受化，或於如來變異形言而得受化者。若於如來不變形言得受化者，若變形言而受化者則不能解。曾聞佛在摩伽陀國，為尊弗迦羅婆羅故，步行經十二由旬，令十萬眾生皆得見諦，皆以不變形言故。若變形言，彼諸眾生則不能見諦。若眾生應見如來變現形言而得度者，若不變形言則不得度。復有說者，不能。世尊非境界事，不能為境界。佛雖得自在，不能以耳見色眼聽聲。」
問曰：「若然者，偈義云何通？」答曰：「此是歎說如來之言，所說大過。如毘婆闍婆提作如是說：如來常定，善安住念慧故；如來不眠，以離蓋故。如是皆是歎說如來過美之言。復次如來言音能遍一切聲境界，如其所念皆悉能語。如來秦語，勝秦中生者；如來若作彌梨車語，勝彌梨車中生者。復次如來語言速疾迴轉，若作秦語，次作釋迦語，以速疾迴轉故人謂一時。」……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七十九》
……毘奈耶說：「世尊有時為四天王先以聖語說四聖諦，四天王中二能領解二不領解。世尊憐愍饒益彼故，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聖諦，謂瑿泥迷泥蹋部達□部，二天王中一能領解一不領解。世尊憐愍饒益彼故，復以一種篾戾車語說四聖諦，謂摩奢覩奢僧攝摩薩縛怛羅毘刺遲，時四天王皆得領解。問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所化皆得解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所以者何？若言能者後二天王聞聖語說何故不解？若不能者伽他所說當云何通？如有頌言『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獨為我說種種義』，一音者謂梵音，若至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為說至那音義，如是礫迦葉筏那達剌陀末婆佉沙覩貨羅博喝羅等人來在會坐，各各謂佛獨為我說自國音義，聞已隨類各得領解。又貪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不淨觀義；若瞋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慈悲觀義；若癡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緣起觀義，憍慢行等類此應知。此伽他中既作是說，如何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有作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
問：「若爾何故後二天王聞聖語說而不能解？」答：「彼四天王意樂有異，為滿彼意故佛異說，謂二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以聖語說四聖諦者我能受行。第三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諦者我能受行。第四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隨以一種篾戾車語說四諦者我能受行。是故世尊隨彼意說，復次世尊欲顯於諸言音皆能善解故作是說，謂有生疑佛唯能作聖語說法，於餘言音未必自在，為決彼疑佛以種種言音說法，顯於諸方言音自在，所說法要聞皆受行。復次有所化者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有所化者依佛轉變形言而得受化，依佛不變形言得受化者若變形言而為說法彼不能解。如說佛在摩揭陀國為度池堅步行十二踰繕那故七萬眾生皆得見諦，彼皆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若變形言為說法者，彼諸眾生應不見諦。依佛轉變形言得受化者，若不變形言而為說法彼不能解。是故世尊作三種語為四天王說四聖諦。復有說者，佛以一音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能領解，世尊雖有自在神力而於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見諸色眼聞聲等。」
問：「若爾前頌當云何通？」答：「不必須通非三藏故。諸讚佛頌言多過實。如分別論者讚說世尊心常在定，善安住念及正知故，又讚說佛恆不睡眠離諸蓋故。如彼讚佛實不及言前頌亦然故不須釋。復次如來言音遍諸聲境隨所欲語皆能作之，謂佛若作至那國語勝在至那中華生者，乃至若作博喝羅語勝在彼國中都生者，以佛言音遍諸聲境故。彼伽他作如是說。復次佛語輕利速疾迴轉，雖種種語而謂一時。謂佛若作至那語已無間復作礫迦國語，乃至復作博喝羅語，以速轉故皆謂一時，如旋火輪非輪輪想。前頌依此故亦無違。復次如來言音雖有多種。而同有益故說一音。」……
↑ Fan Bai、Yichen Liu、Shargan Wangdue、Tianyi Wang 、Wei He、Lin Xi、Yang Tsho、 Tashi Tsering、Peng Cao、Qingyan Dai、Feng Liu、Xiaotian Feng、Ming Zhang 、Jingkun Ran、Wanjing Ping、Danzin Payon、Xiaowei Mao、Yan Tong、Tinley Tsring、Zehui Chen、Qiaomei Fu《Ancient genomes revealed the complex human interactions of the ancient western Tibetans》
……「Among all SDLG individuals, we found one 1,900 BP individual (SDLG_o), which shifted toward present-day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 showing additional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genetic connections. 」……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of a historical individual from the Guge Cave. Guge is an ancient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flourished for 700 years, and mysteriously collapsed in 1,635 CE. Its inhabitants were believed to be descendants of the Tubo empire, and it played a role in spreading Buddhism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This newly sequenced Guge individual was carbon-dated to 422–151 cal BP, which falls within the period toward the end of the Guge kingdom. 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Tibetans, this individual was an outlier and showed extra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Central and South Asians, while not as much as the SDLG_o. Also, compar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100 BP Gelintang individual,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Central Asians was detected in this Guge individual. Specifically, this Guge individual harbored ∼33% Central Asian-related ancestry and ∼67% Ngari local ancestry in qpAdm admixture modeling. The Central Asian ancestry estimated to be from an admixture occurred around 1,353 CE. This might indicate relatively active and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uge kingdom and Central Asians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western Tibetans.」……
…… 「Interestingly, a low Y chromosome diversity was observed in the 2,300 BP GBSL site and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All males from the 2,300 BP GBSL site carried D1a1a1 haplogroup, and all males from the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carried O2a2b1 haplogroup. 」……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d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of Ngari sites
……「Outside the plateau, populations in ancient western Tibetan Plateau had interactions with popul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at least 2,000 years ago. Starting from 2,300 years ago, individuals from the PYJW site were influenced by Bronze Age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nd after 2,000 years ago, an outlier individual from the Sandalongguo site was affected by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signal of external genetic influence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the western plateau comes from an outlier individual dated to approximately 1,900 years ago from the SDLG site.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is outlier individual carries over half of the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 」……
↑ Gavaachimed Lkhagvasuren、Heejin Shin、Si Eun Lee、Dashtseveg Tumen、Jae-Hyun Kim、Kyung-Yong Kim、Kijeong Kim、Ae Ja Park、Ho Woon Lee、Mi Jin Kim、Jaesung Choi、Jee-Hye Choi、Na Young Min、Kwang-Ho Lee 《Molecular Genealogy of a Mongol Queen’s Family and Her Possible Kinship with Genghis Khan》
……「In 2004, we first discovered 5 graves belonging to the Golden family in Tavan Tolgoi, Eastern Mongolia. To define the genealogy of the 5 bodies and the kinship among them, SNP and/or STR profiles of mitochondria, autosomes, and Y chromosomes were analyzed. Four of the 5 bodies were determined to carry the mitochondrial DNA haplogroup D4, while the fifth carried haplogroup CZ, indicating that this individual had no kinship with the others. Meanwhile, Y-SNP and Y-STR profiles indicate that the males examined belonged to the R1b-M343 haplogroup. Thus, their East Asian D4 or CZ matrilineal and West Eurasian R1b-M343 patrilineal origins reveal genealogical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despite a Mongoloid physical appearance. In addition, Y chromosomal and autosomal STR profiles revealed that the four D4-carrying bodies b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ither mother and three sons or four full siblings with almost the same probability. Moreover,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demonstrates that descendants of Tavan Tolgoi bodies today live mainly in Western Eurasia, with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Here, we propose that Genghis Khan and his family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rather than the Y-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and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to be present in the family members of Genghis Khan. Additionally, Tavan Tolgoi bodies may have been the product of marriages between the lineage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and the lineage of either the Ongud or Hongirad clans, indicating that these individuals we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immediate family or his close relatives.」
……「In 2004, 7 graves were first excavated in the central hill of Tavan Tolgoi (「five hills」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by a Mongolian excavation team. Tavan Tolgoi lies within the Ongud province once dominated by Alaqai Beki and then Sorkhokhtani, a wife of Genghis Khan’s youngest son Tolui, during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Mongolian archaeolog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xcavation of Tavan Tolgoi graves strongly suspected that 5 of 7 Tavan Tolgoi graves belonged to the Golden family, and one of those 5 graves was thought to be that of a Mongol Queen. Burial artifacts excavated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ave since been displaye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 recognized as important relics of the Mongol Empire.」……
……「Based on these data,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anatomical sex of MN0104, MN0126, MN0127, and MN0376 was male, while that of the other bodies (MN0105, MN0124, and MN0125) was female.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were coincided with those of amelogenin sex determination by the conventional PCR analysis using X-Y primers. One Tavan Tolgoi body (MN0124) was estimated to have died in her 10s, 4 (MN0104, MN0125, MN0126, and MN0127) in their 20s, and 2 (MN0105 and MN0376) in their 40s or 50s. Burial artifacts from the 5 Tavan Tolgoi graves were exceptional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compared to those previously found in other graves from the Mongolian era; most artifacts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owever, including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had been looted a long time ago. In the female graves, MN0105 and MN0125, we unearthed golden rings engraved with the falcon image that symbolizes the Genghis Khan and the Borjigin clan, a saddle sheathed in gold dragon-shaped artistic decoration and golden ornaments for boqta,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Mongol khatuns in shape and decoration. In the male graves, MN0104 was unearthed holding an ornament, called 「Jins」 in Mongolia, consisting of a large pearl mounted on a flower-shaped golden base. MN0126 and MN0127 were each wearing only a single earring that was found under the skull, indicating their higher social status; Mongolian aristocratic men usually wore hats adorned with Jins and a single earring in their left ears, confirming that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were all male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male members, MN0104 and MN0126, of the Golden family belong to haplogroup R1b-M343; however, only 4 biallelic markers were definable in MN0126. In contrast, the Mongolian warrior MN0376 was positive for R-M207 and negative for O-M175, C-RPS4Y, N-M231, D-M174, J-M304, and Q-M242. MN0376 was affiliated with R1a1a-M17, a subclade of haplogroup R1, rather than R1b-M343 because he carried R-M207, R1-M173, and R1a1a-M17 but not R1b-M343.」
Table 2. Y-haplogroups of the male Tavan Tolgoi bodies.
…………「Taking all data of Y-SNP and Y-STR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le Golden family bodies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from Tavan Tolgoi were clearly assigned to the Y-haplogroup R1b with the identical Y-haplotype, whereas a male general public (MN0376) to the Y-haplogroup R1a1a showed a quite different Y-haplotype from that of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
……「Collectively, the results of mtDNA, Y-SNP, and Y-STR indicate that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Tavan Tolgoi had matrilineal (D4 and CZ) and patrilineal (R1b-M343) lines with genealogical origins in East Asia and West Eurasia,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Y-STR data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Y-SNP, demonstrating that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which showed identical Y-STR profiles,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and that their direct descendants are distributed in West Eurasia from Poland to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any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nomadic tribes inhabit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an plateau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Genghis Khan’s era,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underwent rapid and considerable gene flow from Eurasia, resulting in additional genetic admixture. Likewis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was formed by the continuous admixture of indigenous tribes who inhabited the Mongolian plateau, with European and other Asian populations who inhabited regions geographically distant from Mongolia. This admixture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modern-day Mongolian people, exhibiting both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features. The mixing between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inherent i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day Mongolians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carried mtDNA haplogroups D4 and CZ, mostly found in Far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Asia, respectively, whereas male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carried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dominant in Western Europe. That is, although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were physically Mongoloid, their molecular genealogy revealed the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Thus, it is likely that their Mongoloid appearance would have resulted from gradual changes in their appearance from Caucasoid to Mongoloid through generations from their ancestors.」……
「Although many regard the portrait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Taiwan, as the depiction most closely resembles Genghis Khan, all existing portraits, including this one, are essentially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Genghis Khan’s appearance by historians living generations after Genghis Khan’s era. Although the factual nature of the statement is controversial, Persian historian Rashid-al-Din reported in his 「Jami’s al-tawarikh」 written at the start of the 14th century that most Borjigin ancestors of Genghis Khan were tall, long-bearded, red-haired, and bluish green-eyed, suggesting that the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had some Caucasoid-specific genetic features. He also said that Genghis Khan looked just like his ancestors, but Kublai Khan, his grandson, did not inherit his ancestor’s red hair, implying that the addition of Mongoloid-specific alleles for determining hair color to the genetic makeup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was probably from the grandmother or mother of Kublai Khan, that is, the wife or daughter-in-law of Genghis Khan.
「On」 and 「gud」 from Ongud mean West and plural in ancient Altaic language, respectively, implying that the Ongud is a tribe from Western Asia. In fact, the ancestors of the Ongud are the Shato Turks of the Western Göktürks Khaganate; they moved to Eastern Xinjiang in the 7th century, and were scattered over Northern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in the 9th century. In the Mongolian era, many Ongud peoples were resettled in Khorazm of Western Central Asia, as governors for the Golden Horde Dynasty, and eventually formed part of the Kazakhs and the Mughals. In addition, they also fell under the Chagatai Khanate that was ruled by Chagatai Khan and his descendants and/or successors and extended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Aral Sea to the Altai Mountains. These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ngud clan may be anthropologically Caucasoid rather than Mongoloid, according to their geographical origin.」……「Thus, the appearance of R1b-M343 in Tavan Tolgoi bodies reflects that the genea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consisted largely of a Caucasoid paternal genetic poo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at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supports that they are direct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provide three possibilities about the high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avan Tolgoi bodies and th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First, Tavan Tolgoi bodies would b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qudas between the female lineage of Borjigin clan and the male lineage of rulers who dominated Eastern Mongolia, including the Ongud Kingdom. Accordingly, R1b-M343 of Tavan Tolgoi bodies reveals the Y-haplogroup of rulers of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Mongolian era, not that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Second, it is plausible that R1b-M343-carrying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somehow related to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for a similar reason to C3c-M48 being assumed as the Y-haplogroup of Genghis Khan by Zerjal and colleagues. Thus, Genghis Khan may have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and not 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This is based on Genghis Khan’s physical appearance, which exhibited some features of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Third, we cannot entirely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are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generals or relatives who had no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Genghis Khan and his Borjigin clan, but exercis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including Golden Horde, Ilkhanate, and Chagatai Khanate」……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molecula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btained, it seems most likely that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including the lineage of bekis, Genghis Khan’s female lineage, and their female successors who controlled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instead of guregens of the Ongud clan, or the lineage of khans,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who married females of the Hongirad clan, including Genghis Khan’s grandmother, mother, chief wife, and some daughters-in-law.」…………
↑ Juhyeon Lee、Takehiro Sato、Atsushi Tajima、Tsend Amgalantugs、Batmunkh Tsogtbaatar、Shigeki Nakagome、Toshihiko Miyake、Noriyuki Shiraishi、Choongwon Jeong、Takashi Gakuhari《Medieval genomes from eastern Mongolia share a stable genetic profile over a millennium》……「while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Xianbei (100–250 CE) and Rouran (300–550 CE) periods showed overall low genetic heterogeneity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the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e following Turkic (552–742 CE) and Uyghur (744–840 CE) period individuals showed highly heterogeneous genetic profiles presumably due to a recent mixture with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arboring an Iranian- or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related ancestry.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a local time transect across the Medieval period in Mongolia by generating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data of nine ancient individuals. They were excavated from two cemeteries in eastern Mongolia, located 18 km apart from each other: five from Gurvan Dov (GD) and four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
……「We initially extracted genomic DNA of the 10 Medieval individuals excavated from the two cemeteries, GD and TK. Among the six GD individuals, one is from the Xiongnu-Xianbei period (GD1-4), two from the Turkic period (GD1-1 and GD2-4), one from the Uyghur Khaganate period (GD1-3), one from the Zubu period (GD2-2), and on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GD2-3). The four TK individuals (TK4-2, TK4-5, TK5-2 and TK5-8) ar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We found that nine out of 10 individuals, excluding on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 (GD2-3), yielded sufficient genome-wide coverage after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carried them to an in-depth quality control and downstream analysis. 」……
Table 1. Summary of genome sequencing data.
「We also determined the MT and Y haplogroups and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among individuals. Among the two GD males, the Uyghur period one (GD1-3) is assigned to Y haplogroup J2a, belonging to the western Eurasian Y haplogroups, and the Turkic period one (GD2-4) is assigned to D-M174. All three Mongol period males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carry Y haplogroup C2b. 」……
Figure 4 Admixture modeling of GD and TK individuals using qpAdm.
↑ Pere Gelabert、Asta Blazyte、Yongjoon Chang、Daniel M. Fernandes、Sungwon Jeon、Jin Geun Hong、Jiyeon Yoon、Youngmin Ko、Victoria Oberreiter、 Olivia Cheronet、 Kadir T. Özdoğan、Susanna Sawyer、 Songhyok Yang、 Ellen McRae Greytak、Hansol Choi、Jungeun Kim、Jong-Il Kim、Choongwon Jeong、Kidong Bae、Jong Bhak、Ron Pinhasi《Northeastern Asian and Jomon-related genetic structure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f Gimhae, Korea》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paleogenomic data from the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a crucial point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 formation of Korea. These data comprise eight shotgun-sequenced genomes from ancient Korea (0.7×–6.1× coverage). They were derived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the Yuha-ri shell mound and the Daesung-dong tumuli, the latter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funerary complex of the Gaya confederacy. All individuals are from between the 4th and 5th century CE and are best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between a northern China Bronze Age genetic source and a source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t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e present-day genomes from Japan. The observed substructure and proportion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two genetic groups within the population and diversity among the Gaya popul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excavated center of the Gaya culture is a massive 3,700 m2 burial complex of rulers in Daeseong-dong in Gimhae, dated to the 1st–5th centuries CE. It consists of 219 tombs, 69 of which are complexes with multiple burials that include human sacrifices and various mortuary goods such as pottery, iron armors, and items related to archery.」……
……「We screened 27 petrous bones or teeth obtained from 22 individuals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City, Gyeongsangnam-do: Daeseong-dong and Yuha-ri, both dated to the 4th–5th centuries CE.27 The genomic libraries of eight individuals had over 7% of sequencing reads that aligned to the human reference genome, with whole-genome coverage depths between 0.7× and 6.1×. All seven Daeseong-dong individuals we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mortuary practices linked to social status, specifically, main burials (grave owners) and human sacrifices (STAR Methods).」……
Table 1 Mai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f the eight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dividuals
……「The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are positioned within the diversity of East Asian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close to present-day Koreans and Japanese, ancient Kofun from Japan, and several Neolithic Koreans. However, two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clustered rather closely with present-day Japanese and closer to Japanese Jomon individuals, a pattern that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other six individuals. 」……「Therefore, we separated the eight TK individuals into two groups: (1) the two outliers (Korea-TK_2) and (2) the remaining six individuals (Korea-TK_1). 」……「The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the Korea-TK_2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may have more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n the other six TK individuals. This component is absent in present-day Koreans, but it is present among present-day Japanese.」……
……「We compute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that measure the amount of shared genetic similarity between populations by comparing Korea-TK_1 and Korea-TK_2 with ancient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Korea-TK_1 shares the highest affinity to modern Korean, Japanese,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iao and Yellow Rivers, as well as Kofun. Korea-TK_2, however, appears to b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Japanese, the ancient Kofun, and other ancient Japanese populations with Jomon ancestry.」……
……「In order to compare our genomes with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analyses on Japanese ancient individuals,13 we repeated the qpAdm analysis using the same right and left set, which indicates that Korea-TK_1 can be modeled as 28% NEasia, 63% Han, and 8% Jomon. Korea-TK_2 can be modeled as 32% NEasia, 43% Han, and 25% Japan Jom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emporary Japan_Kofun, Korea-TK_2 shows more Jomon ancestry than Japan_Kofun, which is compensated by less Han ancestry.」……「we applied qpAdm to model present-day Koreans using the same ancestry sources that were used for modeling the ancient Koreans, including the two TK groups as separate possible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simplest working models were with a source related to Yellow_River-LBIA (p = 0.75). However, when present-day Koreans were modeled using each Korea-TK period individual as a source, at least three out of the six individuals from Korea-TK_1 were sufficient as a single source, just like Yellow_River-LBIA (0.15 < p < 0.69). We estimated the dates of the admixture event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qpAdm analyses using DATES.40 No combinations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Korea-TK_2, and only Korea-TK_1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 of Yellow_River-LBIA and Japan Jomon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modeled as 47.93 generations with a CI of 13.7 generations. Assuming 28 years per generation, this corresponds to an admixture that happened 1,400–600 BCE.」……
……「Here, we provide shotgun data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which allowed us to genetically characterize the population of Gimhae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o shed light on the genetic history of Korea. However, the lack of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high-coverage Korean samples does not allow the in-depth assessment of the Jomon-related diversity dilu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with more samples from these protohistoric periods will be interest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Korean TK period genetic dynamics. Moreo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ancient Korean genomes, including those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are only from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Korea and may not reflect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Koreans.」……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s
Human sacrifice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several ancient societies, and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wealthy class that sought political benefits at the expense of victims belonging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e., the non-wealthy).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 was known as sunjang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Kore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t has been hypothesized that this practice lasted for centuries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 Silla, these practices lasted until the 4th to 5th centuries CE and are connect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ne-piled wooden chamber burials. In these graves there is a main burial chamber which housed the grave owner, and an auxiliary chamber with numerous grave goods; in both chambers the bodies of human sacrifices are also found.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the human sacrifices; several authors have hypothesized that some of the sacrificed individuals may have enjoyed relatively high status in Silla society based on the numerous ornaments found with their bodies, although this evidence is indirect, and the written records do not clarify their status.
↑ 竺法護譯達磨羅察《佛說申日經》……申日有子，名旃羅法^{漢言月光童子}，先世宿命學佛經道，有神猛志，志在大乘。白其父言：「佛者大聖神通已達，前知無窮卻覩無極。蜎蜚蠕動心義所念，皆豫知之。莫用邪冥惡人之言受其重罪。」……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千歲已後，經法且欲斷絕，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作聖君，受我經法興隆道化，秦土及諸邊國，鄯善、烏長、歸茲、疏勒、大宛、於填及諸羌虜夷狄皆當奉佛尊法普作比丘，其有一切男子女人，聞申日經，前所作犯惡逆者皆得除盡。當知世尊之所應度如是，如是其有犯逆尚得度脫，何況至心學佛道者。」佛說經已，一切眾會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 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第二總括群經錄上之二》密跡金剛力士經七卷(或五卷或四卷或八卷，太康元年十月八日出亦直雲密跡經，見支敏度竺道祖及僧祐三錄，今編入寶積當第三會)
↑ 西晉三藏竺法護奉詔譯《大寶積經·卷第十·密跡金剛力士會》……第二十二離辭諸天、第二十三假使諸天、第二十四善見諸天、第二十五一究竟諸天、淨居有四天，謂所奉行決了一處究竟天、真究竟天、無瞋恚天、不親近天。是為寂意！諸天立至誠誓慧眾。如是諸夜叉鬼神、揵沓和、阿須輪、迦樓羅、真陀羅、摩休勒、迦盧跡鬼神、持花鬼神，其言辭教各各別異。又寂意！是閻浮利天下大國具足有一千，各有大郡。其十六大國以用治政而相攝護，各自諮嗟。一切諸人及與非人，言語各異音聲不同，辭有輕重。如來聖慧從其音響隨時而入，皆悉化之立正真業。各有種號，釋種、安息、月支、大秦、劍浮、擾動、丘慈、于闐、沙勒、禪善、烏耆，前後諸國匈奴、鮮卑、吳蜀秦地、諸麼夷狄、他羅多愚民野人，及諸須曼耶呪，女人處國、牟兜吒國、因緣國、波羅奈國、數樹國、金本國、脾羅本國、倚脾沙國、益本國、上本國、他談國、北方異國、西方所持國。海中諸神，眾蟲魚鼈。諸山中神，有形含血之類，阿拘羅、摩拘羅、阿那散，諸牧羊諸禽獸，所負諸瘻種心不平正，前曾生者、處在世者。如是寂意！如斯千國周圍充滿，於閻浮利天下各自異居。又是諸人及非人類，言語各異志操不同音聲各別。如來至真隨其言音而入其中，因開化之立於正真。……
↑ 孫盛《晉陽秋》太康末，陸機入洛，聞左思作《三都賦》。與弟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水中三都賦。」吳以中州人為「傖」。
↑ 《太上三天正法經》……逮至黃帝，置立生民，後生之人，起於黃帝也。黃帝結土為象，放於廣野，三百年中，五色變化，能言能語，各在一方，故有傖、秦、氐、夷、蠻、差之類也。五姓合德，亦法自然，承上真之炁，而得為人也。能有生死之期，壽命之會。若有骨炁係真，便為不死，得補上仙，有不純之行，死歸土也。……
↑ 大唐陸海羽客王懸河修《三洞珠囊·卷之七·二十四職品》……大都攻職，主天下屯聚符廟，秦、胡、氐、羌、蠻、夷、戎、狄、楚、越攻擊不正氣，惡人逆鬼，盡當分明考錄。……領決職，主鬼氣，男女被氣傳語領決教，分別秦、夷、胡、戎、狄、氐、羌真偽。……
《三洞珠囊·卷之九·老子化西胡品》……鬼谷先生撰《文始先生無上真人關令內傳》云：周無極元年，歲在癸丑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老子之度關也。……後入嚴賓國闍崛之山精舍中行道。廚賓王出遊，問曰：「此何等人？」侍者曰：「道士耳。」王曰：「道士乃幽隱在此乎？」後日復游見之，王曰：「何修也？可以致福。」老子曰：「齋戒中食，讀經行道，上可得至真，不死不生，教化出入在意也；下可安國隆家，亦可從轉身得道，度世入無為。」王曰：「善哉！」後日出遊，復見之。王曰：「道士道法最何為貴耶？」道士曰：「吾道貴自然，清靜無為，及齋戒行中食，燒香可從生天可從生王侯家得可從道度世以此為上。」王曰：「善！寡人慾請道士中食行道，可乎？」道士曰：「為欲請幾人耶？」王曰：「悉請也。」道士曰：「徒眾多，難可悉供也。」王笑曰：「寡人大國，何求不得，而雲不能供耶？」道士曰：「吾道士固曰貧道，依附國王，致有珍寶，儘是王物。今先欲請王國人中食，以為百姓祈福，可乎？」王曰：「善！但恐道士無以供之。」道士曰：「足有供之，願王枉駕。」王曰：「刻日當到。」道士遂先請及群臣國人也，皆使仙童玉女及四方飛天人請男女一十四日，都畢，王嘆曰：「貧道士尚能作大福如此，我大國王何所乏無而言不能供之耶？」刻日請道士徒眾，大會道士，到皆引諸天聖眾九品仙人，四十餘日，人來不盡，後方日日異類，或胡或傖，或吳或楚，或長或短，王倉庫已半，人猶未止。……
↑ 三藏沙門義淨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雲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為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迢然，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條、用自開文見嫌餘制，若爾則部別之義不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遍行於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法之徒須依自部^{頻毘娑羅王夢見一疊裂為十八片，一金杖斬為十八段。怖而問佛。佛言：「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贍部。時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即先兆，王勿見憂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意存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撿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偽？意在斷除煩惑拔濟眾生，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沈結？依行則俱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理無乖競，既無慧目誰鑒是非？任久習而修之，幸無勞於自割。且神州持律，諸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簣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實致為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又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語而更作解謿？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懷飲息濟命無由。准驗律文則不如此，論斷輕重但用數行，說罪方便無煩半日，此則西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順、義而後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
三、食坐小床
西方僧眾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床，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腳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枮隨事。雙足蹋地，前置盤盂，地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床上跏坐食者。且如聖制，床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床高二尺已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床之過。時眾同此，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床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來由。即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於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來儀，漢德乃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雖還告言，誰能見用？又經雲「食已洗足」，明非床上坐，菜食棄足邊，故知垂腳而坐是。佛弟子宜應學佛，縱不能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為護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歛眾殘食深是非儀，收去反觸僧槃、家人還捉淨器，此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熟察之，須觀得失也。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二十洗浴隨時》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花果恆有，不識氷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疿子，寒乃足無皴裂，為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為福。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異於餘者。……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二十七先體病源》……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概。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則時有欝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咸生堀倫國。唯斯色類是唐所須，自餘藥物不足收採。……
↑ 敦煌殘抄本《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第一》……爾時老君告諸國王：「汝等心毒，好行殺害，唯食血肉，斷眾生命。我今為汝說夜叉經，令汝斷肉，專食麥麨，勿為屠殺。不能斷者，以自死肉。胡人佷戾，不識親疎，唯好貪婬，一無恩義。鬚髮拳鞠，梳洗至難。性既羶腥，體多垢穢。使其修道，煩惱行人。是故普令剔除鬚髮，隨汝本俗而衣氈裘。教汝小道，令漸修學。兼持禁戒，稍習慈悲。每月十五日，常須懺悔。又以神力為化佛形，騰空而來。高丈六身，體作金色。面恆東向，示不忘本，以我東來故顯斯狀。令其見者，發慈善心。汝等國王，所有朝拜一像吾面。東向政事。如是不久，過蔥嶺山，中有深池，毒龍居止。五百商旅，宿於池濱，為龍所害，竟不遺一。我遺其國渴叛陀王傳祝與之，就池行法。龍王恐怖。乃變為人。謝過向王請移別住，不復於此更損人民，令後往來絕其傷害。次即南出至於烏場，遍歷五天，入摩竭國。我衣素服，手執空壺，置精舍中，立浮屠教，號清淨佛，令彼剎利婆羅門等而奉事之，以求無上正真之道。歷年三八，穆王之時，我還中夏，使入東海，至於蓬萊方丈等洲。到於扶桑，暫過大帝之所，挍集仙品稱位高下。又經八王二百餘載，幽深演之時，歲次辛酉。三川震蕩，王者將亡。數遭百六，非人可制。我更西度，教化諸國。次入西海，至於聚窟流麟等洲。總召十方神仙大士，及初得道地下主者、並未授任遊散仙人至孝至忠適經歷度者，如是等輩八萬餘人，挍量功德行業輕重，授其職位。五等仙官、二十七品仙真、上聖岳瀆三天，咸悉補擬如是。又經六十餘載，桓王之時，歲次甲子一陰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託廕而生，號為悉達。捨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始建悉曇十二文字，展轉離合三萬餘言。廣說經誡，求無上法，又破九十六種邪道。歷年七十，示人涅槃。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義等法。爾後王誕六十年間，分國從都，王者無德。我即上登崑崙，飛昇紫微，布氣三界，含養一切。……」
《老子化胡經·卷第二》……爾時老君為諸弟子及眾生故，告〔尹〕喜言：「是諸外道鬼神有九十六種，略為說之。此諸鬼神敗亂正法，於修道人能為摩事，作諸變（恠）種種形像。或複令人墜落〔邪〕道，陷諸眾生便不休息。吾去之後，遍行於世，乃至東夏，專行邪或，迷亂人心，令其顛倒風狂。或著者不悟，或令斷髮削須，烏衣跣足，種種形狀，求人利養；行淫慾事，貪取錢財，遣人舍男舍女，□□□命，乃至頭目、國城妻子，無所憐惜。雲過去未來，得諸果報，人無悟者。複令國王帝主□□信向，破亂政事，不自歸道。著此外道，則生我慢，矯誑百端，或亂大道。」
《老子化胡經·受道卷第八》……爾時，老子偈訖，告諸眾曰：「我乘雲禦氣，遊於八極之外，履行十方。教化八十餘國，降伏九十五種邪道，或夏或夷，種種變見，或在火上，或在水中，或作小身，或作大身；何種不涉，何種不經，何國不化，何世不生？或儒或道，或仙或凡，傳經說戒，種種教道，示令開悟一切眾生。胡王既伏教戒，吾當遊於九天。時鬼穀等二十四真，隱影複還於周，唯喜待吾矣。」
《老子化胡經玄歌卷第十》……我在舍衛時，約勅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齎經教東秦。歷落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至尊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終時當還，慎莫戀中秦。致令天氣怒，太上踏地瞋。寺廟崩倒澌，龍王舐經文。八萬四千弟子。一時受大緣。……
《老君十六變詞》……五變之時。生在中都在洛川。嵩高少室嶺岑顛中央修福十萬年。教授仙人數萬千。齊得昇天入青雲。降鑒周室八百年。運終數盡向罽賓。化胡成佛還東秦。敷揚道教整天文。
↑ 《姚伯多造像記》……其辭曰：芒芒太上。疊疊幽微。於矣皇老。誕精雲湄。純風漸鼓。品物沾暉。非至非成。熟啟冥機。洸洸尹生。妙契玄理。遠其城都。皓變素起。微言既暢。萬累都止。陳文五千。功不在己。沖虛纏邈。如昧俞深。不知其誰。像帝先人。化治西域。流波東秦。至感無其，崇之者因。既建石像。圖藻靈仙。在軒雲遘。岳峙霄間。莊麗嚴飾。妙觀閑閑。髣髴神儀。載揚真賢。濟濟川原。雍穆開關。俄俄風流。君子交齊。降生哲人。敘此熟資。清為時範。動為世師。非唯立德。政化是妣。其妣唯何。唯政是匡。其政唯何。柔而能剛。造立石像。德立彌章。唯我皇老。與日齊光。伯多、伯龍、姚定龍、姚伯養、姚天□從始供養，千載不忘。壽身捨身。道氣將自。如此種福。□□萇入天堂。子孫□□後更煩昌。後人見之。供養如常。若當不信。□□
↑ 《三國志·卷十·魏書十·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荀彧》……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 《宋書·卷十四·志第四·禮一》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鳬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急，實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灑。並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於今八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見省。
《宋書·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天文一》……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虜，績、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
《宋書·卷二十四·志第十四·天文二》……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按劉向說，民去其土之象也。是後遂亡中夏。……
《宋書·卷九十五·列傳第五十五·索虜》……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告司、兗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疆理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踰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煙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兗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阼，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於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稟承廟算，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己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耆昧，綏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飆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屍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搆難西虜，結怨黃龍，控弦熸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襃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羇旅，披榛委誠，施紱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敍用。如其迷心不悛，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宇。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於晉始，姦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疆埸，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捲趙、魏，負其眾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為念，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衂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兵無勝略，棄師隕眾，委甲橫原，捐州亘水，荊、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寃就虜，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
↑ 《南齊書·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芮芮虜》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吳、漠殊域，義同脣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並、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隣好，侔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仰，豈不盛哉！」
↑ 《隋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二·薛道衡》……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卭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併，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隋書·卷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九·北狄·突厥》……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眾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
↑ 《三老趙掾之碑》
三老諱寬，字伯然。金城浩眉人也。其先蓋出自少皓，唐炎之隆，伯翳作虞，胤自夏商，造父馭周，爰暨霸世，夙為晉謀。佐國十嗣。趙靈建號，因氏焉。迄漢文景，有仲況者，官至少府。厥子聖，為諫議大夫。孫字翁仲，新城長，討暴有功，拜關內侯。弟君□（真），密靖內侍，報怨禁中，徙隴西上。育生充國，字翁孫。…………元始二年復封曾孫纂為侯。宗族條分，裔布□（諸）華，充國弟，字子聲，為侍中，子君游為雲中大守，子字游都朔農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護苑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孫豐，字叔奇，監度遼營謁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為敦煌大守。孟元子名寬，字伯然，即充國之孫也，自上邽別徙破羌，為護羌校尉假司馬，戰鬥第五。大軍敗績，於時四子□（孟）長、仲寶、叔寶皆並震沒，唯寬存焉，冒突鋒刃，收葬屍死，郡縣殘破，吏民流散，乃徙□（家）馮□（翊），修習典藝，即敦詩書，悅志禮樂，由復研機篇籍，博貫史略，雕篆六體，稽呈前□（人），吟詠成章，彈翰為法，雖楊、賈、斑、杜，弗或過也，是以休聲播於遠近。…………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
↑ 《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戹，陽戹五，陰戹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戹，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皇京煙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卷七十五·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劉焉》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 《三國志·卷三十一·蜀書一·劉二牧傳第一·劉焉》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巴西趙韙去官，俱隨焉。
↑ 《漢書·成帝紀》
↑ 《漢書·哀帝紀》
↑ ^368.0 ^368.1 ^368.2 《後漢書·卷第四·孝和孝殤帝紀第四》……
（永元二年）……車師前後王並遣子入侍。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之。……
（永元三年）……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
（永元四年）……武陵零陽澧中蠻叛。
（永元五年）……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
（永元六年）……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武陵漊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永元八年）……南匈奴右溫禺犢王叛，為寇。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討之，斬右溫禺犢王。
（永元九年）……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
（永元十三年十一月）……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元興元年十二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延平元年四月）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沒。……
↑ 奴國の時代
↑ 一度に３面の小型鏡を製作、量産用鋳型が出土…福岡・「奴國」王都の須玖遺跡群で全國初の確認
↑ ^371.0 ^371.1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僰道縣》僰道縣，在南安東四百里，拒郡百里，髙後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童之冨，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茘支、薑、蒟。……
↑ 帶你領略星辰大海
↑ ^373.0 ^373.1 《漢書·西域傳上》
↑ 《晉書·卷四·孝惠帝紀第四》……（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元康六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建敗績。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為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冬十月乙未，曲赦雍、涼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肜屯好畤。關中饑，大疫。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於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錄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鎮鄴。
↑ 《晉書·卷三·世組武帝紀第三》……（太康二年）冬十月，鮮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薨。有星孛於軒轅。鮮卑寇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嬰討破之。……（太康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廆於昌黎，殺傷數萬人。……（太康七年夏五月）鮮卑慕容廆寇遼東。……（太康十年）五月，鮮卑慕容廆來降……

[漢族先民-11] 1.0 ^1.1 ^1.2 ^1.3 ^1.4 人類血統相當於基因組（genome），但不同的父系或母系並非民族及種族身份的絕對標籤，比如一名白種男性和一名黑種女性生育男性後代，每一代男性皆與黑種女性通婚，其男性後代雖帶有來自白種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遺傳成份皆與黑種男性無異，難道還可視為白種男性？反過來亦一樣，帶有非洲父系的金髮碧眼白皮膚男性難道還可視為黑種男性？故此分屬不同人種的民族身份確立首要看外貌膚色之差異，其次同一人種或相近外貌膚色的人種則視民族血統之有無，具體血統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設定甚至可以選擇性吸納某些個體的同時拒絕另一些個體，符合前述兩項條件後則視個人意志的選擇，如此，民族身份遵從血統原則具備穩定群體身份的同時仍可帶有一定個人選擇的彈性，然而沒有文字、沒有可信文獻紀錄之史前時代人群身份，其身份應依其後裔子孫之族屬而歸類，以免割裂對立信史之民族與其祖先人群的親緣聯系。
民族（Ethnic Group）的人群起源時代與身份形成時代未必一致，以漢族為例，其民族是由新石器時代居於漢洲大地以原華夏部落為代表的主要黃河中游血統及以百越部落為代表的次要古南方血統之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先秦時代居於黃河中遊人群之東、北、西諸氏族部落彼此都部分共享黃河中游血統，皆可歸為古華夏諸部落之一
先秦夷部落主要聚居在青兗徐三州。
根據濟南市章丘區的大汶口文化焦家（jiaojia）遺址的21個個體全基因組分析，焦家人群帶有約57.6%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MN, Middle Yellow River Middle Neolithic）^[1]
根據一項對山東省Liulin_MDWK（邳州市劉林,3）、Ercun_MLDWK（沂南縣岸提二村,1）、Xixiahou_MDWK（曲阜市西夏侯,4）、Fujia_MDWK（廣饒縣傅家,10）、Wucun（廣饒縣五村,5）、Dawenkou_MDWK（泰安市大汶口,3）、Sanlihe（膠州市三里河,6）、Wutai（煙台市午台,7）、Chengzi（諸城市呈子,2）、Liangchun（臨淄市兩醇,3）、Fengshan（滕州市封山,1）、Xisanjia（龍口市西三甲,5）、Dongkangliu（棗莊市東康留,3）、Xujiaying（濟寧市徐家營,3）、Xiyanchi（臨沂市洗硯池,2）、Dongxiaogong（滕州市東小宮,2）、Jianyaomiao（邳州市煎藥廟,1）、Dongguandongnan（萊州市東關東南,3）等18個遺址合共60多個個體的基因組（genome-wide）研究，依年代劃分為大汶口文化組的劉林、岸提二村、西夏侯、傅家、五村、大汶口、三里河、午台等8個地點；龍山文化組的午台、三里河、呈子3個地點；Shandong_3k（3000年前山東組）的呈子、五村、兩醇、西三甲、東康留5個地點；Shandong_2k（2000年前山東組）的封山漢墓、西三甲、徐家營漢墓、洗硯池晉墓、東小宮漢墓、煎藥廟晉墓等6個地點；Shandong_1k（1000年前山東組）東關東南宋元明墓地1個地點，共5個年代組，其中大汶口文化組可分為三個亞群：分別是西夏侯與岸提二村的大汶口文化黃河中游亞群（Dawenkou_YR）；傅家、五村和大汶口的大汶口文化狩獵採集者亞群（Dawenkou_HG）；午台與三里河組成的大汶口文化南東亞亞群（Dawenkou_SEA），其中大汶口文化黃河中游亞群帶的基因組帶有100%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YR_MN），大汶口文化狩獵採集者亞群帶有以博山（Boshan）及小荊山（Xiaojingshan）為代表的9～40%狩獵採集者血統及59～90%以大汶口西夏侯人為代表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大汶口文化南東亞亞群帶有15～17%%以福建省曇石山（Tanshishan）及溪頭村（Xitoucun）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及82～85%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而劉林遺址人群帶有54～87%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10～17%古南方血統、26～35%狩獵採集者血統，平均而言，大汶口文化組帶有58.6～100%黃河中游血統。
龍山文化組的三里河及呈子人群帶有100%大汶口三里河人群血統，即帶有約82～85%以大汶口西夏侯人為代表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及17%曇石山或14%溪頭村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而午台人群帶有85.2%大汶口傅家人群血統，即帶有略多於一半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血統。
Shandong_3k組依據其黃河中游血統的來源可細分為三個亞群，分別是東康留與兩醇帶有100%來自青銅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的亞群1；五村與呈子帶有46～70%青銅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加上29～53%以龍山時代三里河、午台血統為代表的亞群2；西三甲帶有100%來自龍山三里河人群血統的亞群3。
現代山東省漢族基因組帶有100%來自Shandong_2k組或Shandong_1k組的血統，另外，黃河中遊人群血統影響了齊家文化人群及廟子溝文化人群約80%血統、影響石峁文化人群約79%血統、影響西遼河紅山文化人群約60%血統、影響哈民忙哈文化人群約24%血統，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歷史匈奴、鮮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統對山東省漢族血統的影響微不足道。^[2]
接著根據對河南省禹州市瓦店（Wadian）、葉縣余莊（Yuzhuang）、登封市王城崗（Wangchenggang）、山東省鄒平縣丁公（Dinggong）、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Chengziya）等五個遺址人群的分析，依年代劃分為龍山時代丁公人群、龍山時代余莊人群、龍山時代瓦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及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漢代丁公人群）等七個年代人群，其中龍山丁公人群又分為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龍山丁公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龍山丁公o1組）、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龍山丁公o2組）等3個組，其基因組顯示，龍山時代丁公組帶有51.2%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流域栗黍農民血統（YR_MN），龍山丁公o1組帶有46.4%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而龍山丁公o2組和大汶口西夏侯人群（Xixiahou_LDWK）、大汶口岸堤二村人群（Ercun_MLDWK）同樣與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相同具有基因同質性，龍山余莊人群帶有100%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而與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具有基因同質性，Chengzi_LS（龍山時代呈子人群）帶有73%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龍山瓦店人群帶有約85%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及15%以阿美族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二里頭時代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帶有85%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二里頭時代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帶有91%仰韶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及9%以阿美族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龍山時代瓦店人群、二里頭時代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和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與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N）具有基因同質性，二里頭文化人群與岳石文化人群具有相對的基因同質性（genetic homogeneity）；Shandong_3k（3000年前山東組）的五村（Wucun）人群帶有92%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而Shandong_3k組兩醇（Liangchun）人群、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lower_YR_Chengziya_2.5kya（2500前城子崖人群）、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漢代丁公人群）皆是100%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的直系後代（direct descendants）^[3]
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Qinwangzhai）的鄭州市站馬屯遺址人群（Zhanmatun）基因組（genomes）顯示其與以靈寶曉塢（Xiaowu）、滎陽汪溝（wanggou）、三門峽仰韶村（Yangshaocun）為代表的仰韶時代黃河中遊人群具有基因同質性（Genetically Homogeneous），同時也與山東省曲阜市的大汶口文化西夏侯遺址人群（Xixiahou）具有基因同質性^[4]
綜上佐證早在仰韶時代大汶口文化已受到黃河中游栗黍農民東擴的影響而帶有大量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原華夏，下同），比如濟南市焦家、曲阜市西夏侯、沂南縣岸堤二村、煙台市午台、膠州市三里河、邳州市劉林等地人群已帶有50%～100%不等的同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龍山時代的夷部落仍帶有約一半原華夏血統，比如三里河、諸城市呈子、鄒平縣丁公等地人群與黃河中游地區的原華夏部落在基因上有著親緣關係，彼此為親緣部落，二里頭文化王城崗人群與岳石文化城子崖人群皆與龍山原華夏人具有基因同質性，至漢代山東省地區血統與龍山時代及同時代河南省原華夏血統基本相同，所以將五帝時代～秦代位於青兗徐三州之夷部落歸屬為類原華夏部落更能反映其與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黃河中游栗黍農民以至現代漢族之基因遺傳聯繫。
先秦狄部落主要聚居於冀州中北部及相鄰的陜北高原地區。
根據2022年一項對石峁、新華（XH）、寨山（ZS）、木柱柱梁（MZZL）及神圪墶梁（SGDL）等石峁文化相關遺址出土的122個個體線粒體基因組（mitochondrial genomes,mtDNA）分析，發現龍山時代石峁文化人群主要是來自仰韶時代當地人群的延續，石峁文化人群與同時代黃河流域人群的遺傳關係密切，其中又與陶寺文化人群最密切，與達斡爾、蒙古、維吾爾、藏等現代民族相比，石峁文化人群與現代漢族遺傳關係最近，在漢族內則與北方漢族最近^[5]；一項對龍山時代神木縣石峁（Shimao）、襄汾縣陶寺（Taosi）、延安市蘆山峁（Lushanmao）三個遣址出土個體的全基因組研究，發現三處人群雖受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阿穆爾河血統（AR_EN）成份影響，但仍以土著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仰韶原華夏）血統（YR_MN）為主，石峁人帶有90～92%、陶寺人帶有81～93%、蘆山峁人帶有83～88%仰韶原華夏成份，相比起與石峁遺址同一考古學文化位於石峁以西約35公里的神木縣大保當鎮神圪墶梁遺址（shengedaliang）人群帶約77～79%仰韶原華夏成份，石峁、陶寺及蘆山峁含有更高比例的仰韶原華夏血統，研究又發現陶寺中期大墓ⅡM22的墓主（編號TS）父系屬O2a2b1a2a1a−F46（Oβ）^[6]，該父系出自生存於約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一名男性，佔現代漢族男性約11%人口^[7]^[8]；一項對神木縣大保當鎮石峁文化新華遺址（Xinhua,XH_LN）及長武縣周代碾子坡遺址（Nianzipo,NZP_LBIA）人群的全基因組研究，發現新華人除了XH_LN_o、XH_LN_o1這兩個個體帶有較高比例的古南方血統外，新華人平均帶有約81%仰韶原華夏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MN）或91%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LN），而XH_LN_o最高帶有約41%以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東南方島嶼人群（China_SEastAsia_Island_LN）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及約58%仰韶原華夏血統、XH_LN_o1則帶有約18%古南方血統及約82%仰韶原華夏血統，至於碾子坡人帶有97.6%仰韶原華夏血統及2.4%以泰雅族（Atayal）為代表的古南方血統，研究亦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內蒙古區察哈爾右翼前旗新風鄉之廟子溝遺址人群（China_Miaozigou_MN）雖受到阿穆爾河血統影響但仍帶有約60～72%仰韶原華夏血統，可見以中原血統（Central Plains ancestry）為主要成分之先秦部落人群廣泛分布在陰南丘陵、陜北高原、隴東高原等地^[9]
一項綜合阿穆爾河、黃河、西遼河三地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出土個體的基因組研究，發現西遼河流域人群主要帶有分別來自黃河及阿穆爾河的雙重血統，平均而言約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仰韶時代，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人群基因組分別帶有約37%來自黃河中遊人群（the central plai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成分及約63%來自阿穆爾河人群成分，至約公元前1697年左右的二里頭時代，西遼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的中原人群成分升至約92%，但同時來自中原人群的X染色體比例並沒有如黃河遺傳成分般同等上升，甚至出現佔比下降，所以在這段時期有大量中原男性人群的流入遼西才導致相關遺傳成分上升，近千年後約公元前700年的青銅時代，西遼河流域夏家店上層文化人群的中原遺傳成分降至約56%^[10]，可見遼西以南亦即燕山以南作為遷移必經之地的河北平原地區存在大量與黃河中游居民共享相同血緣關係的氏族部落聚居。
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亦即龍山時代起，陜北高原南北的蘆山峁及石峁兩地人群皆帶有至少70%或以上大量高比例的仰韶原華夏栗黍農民血統，甚至陰南丘陵之廟子溝人仍至少帶有60%仰韶原華夏血統，而二里頭時代遼西人群擁有的原華夏血統高達92%，是以將先秦狄部落歸屬類原華夏部落才能凸顯其與先秦原華夏部落存在親緣關係此一事實，另外，隴東高原是先秦戎部落活動地區，碾子坡人基因含有約九成仰韶原華夏血統，很可能代表先秦戎部落吸收了大量源自原華夏部落的人群。

[漢國漢族-24] 2.0 ^2.1 ^2.2 ^2.3 ^2.4 ^2.5 ^2.6 直至漢王朝末年，政府統計的主要郡國戶口人員都是漢族，另有少部分漢族人口及「蠻夷戎狄居漢地者」——比如渾邪王向漢朝投降帶來的四萬匈奴男女或南匈奴單于國的人口——不在統計之列^[44]，根據公元2年的人口統計，漢國國內漢族人口為5959,4978人，據《漢書地理志》所列十三州部一百三個郡國的漢族人口共計為5767,1391人，漢族人口平均約5863,3184人。
後期治世的漢族人口在元興元年（105），約5325,6229人^[85]，而永和五年（140）漢國十三州部九十五郡治理（不含屬國）的漢族人口合計4525,4916人。
與漢朝一樣，西晉時代的人口統計數據亦只包括漢族人口，江統指出「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86]，即關中地區的漢族與非漢族群的人口合計百餘萬口，漢族與非漢族群各占一半，而太康年間的雍州部七郡共計9,9500戶，秦州部六郡共計3,2100戶，合計13,1600戶，以一戶六人算約78,9600人，不到百萬，如只計關中地區所在的雍州部則只有59,7000人^[87]，可證西晉的全國人口統計數據僅限漢族，至少漢族人口與非漢族群人口並不混合計算，在太康元年漢國統一後的全國十九州部漢族人口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大約240,0000戶及1600,0000人左右。
當然，主要的人口戶數雖僅限於漢族人口但不同族群之間有人員交流往來是很正常的事情，漢晉時代有投入漢族的也有投入非漢族群，從遺傳基因來看，前者人員數量較少從而無對漢族血統產生顯著影響。^{[註 4]}

[混血-32] 3.0 ^3.1 ^3.2 人類血統相當於全基因組（genome-wide），涵蓋父系（Y chromosome）及X染色體，不同的母系或父系C2b、D1a、O2a、R1b等等並非民族及種族身份的絕對標籤，比如一名白種男性和一名黑種女性生育男性後代，每一代男性皆與黑種女性通婚，其男性後代雖帶有來自白種人的父系但其外貌及mtDNA等遺傳成份皆與黑種男性無異，難道還可視為白種男性？反過來亦一樣，帶有非洲父系的金髮碧眼白皮膚男性難道還可視為黑種男性？故此分屬不同人種的民族身份確立首要看外貌膚色之差異，其次同一人種或相近外貌膚色的人種則視民族血統之有無，基因組血統比例可依民族利害自主設定甚至可以選擇性吸納某些個體的同時拒絕另一些個體，符合前述兩項條件後則視個人意志的選擇，如此，民族身份遵從血統原則具備穩定群體身份的同時仍可帶有一定個人選擇的彈性。
河南省十萬多蒙古族及雲南省一萬多蒙古族是不是純血？當然，上述蒙古族認同不能排除攀附的可能性，畢竟中共民族政策是優待非漢民族，加上尊崇少數民族的氛圍，漢族人有利益動機攀附少數民族，相反，蒙古國並沒有優待非蒙古族的民族政策，所以才不會出現蒙古人向非蒙古族「認祖歸宗」的操作。
比如務川縣仡佬族（Gelao_Wuchuan）的全基因組（genome-wide）有約70%來自與漢族相關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游流域栗黍農民血統（YR_MN）^[55]。
比如內蒙古區蒙古人的全基因組顯示其遺傳成份可分為以中晚青銅時代辛塔什塔文化（Russia_Sintashta_MLBA）為代表的西歐亞血統、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流域為代表的古中原人群血統（YR_LN）以及新石器時代蒙古國北部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ARB）等三個主要成份，根據不同成份佔比差異可將內蒙古區蒙古人分為內蒙古人（Mongolian_inner）、中蒙古人（Mongolian_mid）、外蒙古人（Mongolian_outer）等三個亞群，三個亞群均以古中原血統最多、阿穆爾河血統次之、西歐亞血統最少，根據2021年在內蒙古區採集的32名蒙古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C2b1（9/32）、C2c1（4/32）、D1a2（1/32）、O1b1（1/32）、O2a1（3/32）、O2a2（11/32）、Q1b1（1/32）、I2a2（2/32）^[56]；根據對阜新縣蒙古人（Mongolian_Fuxin）的全基因組研究，其遺傳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Yellow River Basin,YRB）及西遼河流城（West Liao River Basin,WLRB）人群血統、蒙古草原（MP）及阿穆爾河（Amur River Basin, ARB）人群血統以及青銅時代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群血統等三種成份組成，以黃河流域為代表的古中原血統占近40%，以阿凡納謝沃文化為代表的西歐亞血統則占約9%，2022年在阜新縣採集的13名蒙古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D1a（2/13）、O2a（5/13）、O1b（1/13）、N1b（1/13）、N1a（2/13）、C2b（1/13）、Q1a（1/13）^[57]；貴州省畢節市蒙古人（Mongolian_Bijie）的基因組帶有逾50%以鐵器時代台灣漢本（Hanben_IA）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畢節市採集的19名蒙古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O1a1（6/19）、O1b1（13/19）^[58]
比如遼寧省滿人，其全基因組的遺傳成份主要由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YRB）為代表的古中原成份、鐵器時代台灣漢本遺址（Taiwan_Hanben_IA）等為代表的古南方成份以及古代阿穆爾河（ARB）成份等三種不同的血統組成，古中原血統占逾50%，而古南方血統則有近20%，2021年在遼寧省新賓縣採集的37名滿人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C2b（2/37）、C2c1（6/37）、N1b（3/37）、O2a1（6/37）、O2a2（16/37）、R1b1（2/37），另有父系O、P1各一名，父系以O2a為主，受到大量漢族血統影響^[59]；貴州省畢節市滿人（Manchu_Bijie）的基因組帶有近50%以鐵器時代台灣漢本（Hanben_IA）為代表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畢節市採集的18名滿人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O1a1（3/18）、O1b1（6/18）、O2a1（1/18）、O2a2（6/18）、D1a1（2/18），金沙縣滿人（Manchu_Jinsha）亦帶有近50%的古南方成分，2021年在金沙縣採集的25名滿人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O1a1（3/25）、O1b1（12/25）、O2a2（2/25）、C1a（2/25）、C1b1（1/25）、C2c1（4/25）以及一名父系F^[58]。
特別是中亞地區的不同民族都是由分屬印歐人種及蒙古人種的不同族群混合而成，維吾爾人及哈薩克族就是人種混合的產物^[60]^[61]
新疆區維吾爾人（Xinjiang’s Uyghurs,XJU）的全基因組顯示其族群是由西歐亞（West Eurasia,WE）、西伯利亞（Siberia,SIB）、東亞（East Asia,EA）、南亞（South Asia,SA）等不同地區的人種民族混合而成的新民族，平均而言以薩丁尼亞人（Sardinian）為代表的西歐亞血統約33.3%、泰雅族為代表的東亞血統約32.9%、恩加納桑族（Nganasan）為代表的西伯利亞血統約16%、印度馬拉（Mala）種姓為代表的南亞血統約17.9%，時間上東亞首先與西伯利亞混合為東方血統，然後西歐亞與南亞混合為西方血統，最後東西方血統混合，根據混合比例的差異，新疆區維吾爾人可依方位分為以塔城、博爾塔拉、伊犁、阿克蘇、克孜勒、喀什、和田、巴音郭楞西部為主的西南族群與以昌吉、吐魯番、哈密、巴音郭楞北部及東部為主的東北族群，西南族群的西歐亞及南亞血統比例較高，而東北族群的西伯利亞及東亞血統比例較高^[62]；對羅布泊地區維吾爾人（LopNur population,LOP）的全基因組分析發現其族群同樣是由歐亞大陸各地不同人種族群混合而成，主要以薩丁尼亞人為代表的歐洲血統（West Europe,EUR）約26.43%、漢族（Han）為代表的東亞血統（East Asia,EAS）約41.46%、愛基斯摩人（Eskimo）為代表的西伯利亞血統（SIB）約24.27%、印度馬拉種姓為代表的南亞血統（South Asia,SAS）約7.82%，相對於新疆區其他維吾爾人，羅布泊維吾爾人的東亞與西伯利亞成份比例更高，2025年在羅布泊採集的60名維吾爾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C2b（2/60）、Q1a（1/60）、O2a（4/60）、N1a（1/60）、J1a（1/60）、J2a（34/60）、L1a（5/60）、R1a（4/60）、R1b（1/60）、R2b（6/60）、H1a（1/60）^[63]
哈薩克民族小玉茲族群的Zhetiru人主要由Zhagalbaily、Ramadan、Tabyn、Kerderi、Kereit、Tama、Teleu等七大氏族組成，其中四個氏族各有一個超過50%的父系，Kerderi氏族是R1a1a、Kereit氏族是N1a2、Tama氏族是C2a1a3、Teleu氏族是J2a2，2025年對Zhetiru人採集的350名男性樣本的父系分別是R1a（50/350）、R1b（40/350）、C2a（96/350）、C2b（3/350）、J2a（68/350）、N1a（41/350）、Q1b（9/350）、O2−M122（27/350）、D1−M174（1/350）、G1−M285（5/350）、E1b（4/350）、I2a（6/350）^[64]
比如甘肅省肅南縣的裕固族（Yugur）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8.9%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YR_LBIA）及約11.1%安得羅諾沃文化血統（Russia_Andronovo）組成，根據2021年在肅南縣採集的裕固男性父系有C2b（20%）、D1a（20%）、O2a（40%）、Q1b（20%）^[65]；根據2025年在肅南縣採集的237名裕固男性的父係由C2a（10.55%）、C2b（5.06%）、D1a（7.59%）、E1b（1.27%）、J2a（4.64%）、N1a（2.95%）、N1b（1.27%）、O1a（1.69%）、O1b（3.38%）、O2a（43.04%）、O2b（0.42%）、Q1a（0.84%）、Q1b（9.7%）、Q−M242（0.42%）、R1a（7.17%）組成，大部分（86.92%）來自周邊蒙古、漢、藏等民族父系的流入，少部分（E、J、R，13.08%）來自西歐亞族群的流入^[66]
比如臨夏州臨夏縣的回族（Hui）全基因組成份由約90.9%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9.1%安得羅諾沃文化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臨夏縣採集的回族男性父系有D1a（10%）、H1a（10%）、J2a（30%）、N1a（10%）、O2a（20%）、R1a（20%）^[65]
比如積石山縣大家河鎮的保安族（Bonan）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9.1%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10.1%安得羅諾沃文化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大家河鎮採集的保安族男性父系有C2b（6.2%）、D1a（18.7%）、J2a（6.2%）、N1a（6.2%）、O1b（12.5%）、O2a（18.7%）、Q1b（6.2%）、Q2a（6.2%）、R1a（18.7%）^[65]
比如甘肅省撒拉族（Salar）的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8.2%青銅至鐵器時代黃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11.8%安得羅諾沃文化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甘肅省採集的撒拉族男性父系有I2a（9.1%）、J2a（9.1%）、N1b（9.1%）、O1b（18.2%）、O2a（27.3%）、R1a（27.3%）^[65]
比如甘肅省東鄉族（Dongxiang）的全基因組成份由約85.1%新石器時代晚期西遼河流域相關血統及約14.9%鐵器時代亞蘭文化（Russia_Alan）相關血統組成，根據2021年在甘肅省採集的東鄉族男性父系有D1a（13.3%）、E1b（6.7%）、J2a（26.7%）、L1a（6.7%）、N1a（13.4%）、O2a（13.3%）、R1a（6.7%）、R2a（13.3%）^[65]
比如新疆區塔吉克族（Xinjiang Tajiks,XJT）的全基因組顯示，其民族分別是由46.5%西歐亞（West Eurasia,EUR）、35.9%南亞（SAS）、8.2%西伯利亞（SIB）及5.6%東亞（EAS）等來自不同地區族群的血統混合而成^[67]
極端民族主義者想嘲笑貶損漢族血統不純卻忽略了蒙、滿族群血統同樣不純，發出迴力鏢反而打到血統更混雜的內亞族群身上，雖然一個民族可以由多個不同的民族混合而成一新血統，但維吾爾、塔吉克等中亞族群由歐亞大陸各地不同血統及父系混合構成的事實揭露了被極端民族主義者所尊崇的內亞族群血統才是真窪地。

[南北同族-33]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根據對由Fengshan（封山漢墓）、Xisanjia（西三甲）、Xujiaying（徐家營漢墓）、Xiyanchi（洗硯池晉墓）、Dongxiaogong（東小宮漢墓）、Jianyaomiao（煎藥廟晉墓）等6個地點出土個體合併的Shandong_2k（2000年前山東組）人群基因組（genome）及由東關東南宋元明墓地代表的Shandong_1k（1000年前山東組）人群基因組的研究顯示，現代山東省漢族基因組帶有100%來自Shandong_2k組人群或Shandong_1k組人群的血統，Shandong_2k組人群及Shandong_1k組人群帶有100%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N）或青銅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BIA），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歷史上匈奴、鮮卑等草原族群的血統對山東省漢族血統的影響微不足道^[2]；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漢代丁公人群）的基因組研究顯示其是100%龍山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YR_LN）的直系後代（direct descendants）^[3]；戰國時代～東漢時代中國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青藍府（Qinglanfu）墓地人群的基因組（genome）顯示，帶有超過80%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MN）或100%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血統（China_YR_LN），也即青藍府人和龍山時代黃河中游栗黍農民之間具有基因同質性，同時青藍府人與現代山東省漢族（Shandong Han Chinese,Shandong_HE）、河南省漢族及山西省漢族之間也具有基因同質性，可證三省漢族的遺傳成份自漢代至今長達2000年的基因穩定性（Genetic Stability），另外值得留意的是，現代廣東省漢族及福建省漢族皆帶有約一半的青藍府人群血統^[11]。
匈奴時代蒙古國南戈壁省Номгон縣的巴彥布拉格遺址（BBS）可能是漢朝在太初元年（前104）建立的受降城，來自該遺址的男性人群基因組帶有94%～100%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原土著血統，與中、俄、蒙三國其他民族相比，該人群在父系遺傳結構及全基因組方面與現代漢族具有最接近的親緣關係^[12]
根據中國河南省澠池縣Lusixi（鹿寺西）遺址西周至清代人群的基因組顯示，西漢時代鹿寺西人群基因組主要由88.9%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遊人群血統及11.1%鐵器時代台灣漢本人群血統構成，而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遊人群（YR_LN）基因組分別由91.5%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遊人群血統（YR_MN）及8.5%鐵器時代台灣漢本人群血統（Taiwan_Hanben）構成，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中遊人群及西漢時代鹿寺西人群的血統均是由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中遊人與鐵器時代漢本人以約9：1比例構成，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清代的鹿寺西人群的中原-漢本血統比例與現代河南省漢族血統相近，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來自北亞游牧人群與中亞印歐人群的影響微小，證明以河南省為代表的中原漢族人群血統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起至今具有長期的基因穩定性（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13]
古代一般認為漢族完全是由原華原（先秦華夏人）一源直接傳承而來，以胡人、越人為他者外族，前者確然但後者不必然，與北亞胡人不同，古越人與原華夏人同屬農耕定居部落，被分類為夷狄的人群不代表與原華夏部落沒有親緣關係^{[註 1]}，傳統上越王姒勾踐可與齊桓公、晉文公同列為春秋五霸^[14]，古百越地區幾乎與大赤縣神州（漢洲）域內之荊州及揚州地區重疊^[15]^[16]^[17]^[18]，必然囊括相當一部分的古越人（東南三越地區原住民）融入原華夏形成漢民族^[19]，而「百越」之名轉而成為西南地區部分族群的他稱，故此「百越」在傳統觀念上游移於漢族與非漢族群之間，而先秦「華夏」遂成為漢代南北兩大土著融合而誕生的單一民族——漢族的自稱，其居地亦以「華夏」稱之，稱漢洲南部為「南夏」初見於東漢末年，小至交州刺史部，大至孫吳政權、東晉政權等南朝轄境皆屬華夏南部的南夏之地^[20]^[21]^[22]，當地隸屬官方編戶的人口以漢族為主^{[註 2]}，帶有來自中原移民的成份^[23]，比如江蘇省當地人從北宋至今其基因組主要由中原原華夏血統（YR_LBIA）及南方古百越血統組成，雖然一千年間兩大血統佔比略有波動，北宋時代的江蘇省人群血統仍與現代江蘇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漢族血統之間具有遺傳連續性（enduring genetic continuity），亦與現代全體漢族具備密切的血緣關係^[24]。
即使是先秦時代，以河南省為代表的中原漢族基因組成份除了原華夏血統外也長期帶有約10～20%古百越血統，其次漢洲揚州大部分地區特別是浙贛閩粵四省漢族人口2億多，自有人口統計以來長期佔四省人口96%以上，可證原華夏人群對於漢族之形成是最為重要的一個來源但並非唯一的來源，所以民族祖源應修正為原華夏（主）+古百越（次）⇒新華夏（漢族），現代南部漢族皆是由南下的原華夏部落（中原人群）與先秦時代部分古南方部落融合而成，與北部漢族在遺傳上有密切或一定程度的親緣關係，甚至南北漢族之間父系遺傳及母系遺傳差異距離皆小於南北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25]。
比如貴州省漢族的全基因組主要由超過50%以龍山時代周口市平糧台（Pingliangtai_LN）與禹州市瓦店（Wadian_LN）為代表的黃河中游粟黍農民血統（YRB）以及其他古南方血統組成^[26]
比如疍家漢族的基因組就帶有約30%～91%以仰韶時代靈寶市曉塢遺址（Xiaowu_MN）為代表的黃河中游粟黍農民（即原華夏部落）相關血統^[27]
比如族內最為疏遠的支系部落廣西區漢族（GPH）的基因組主要也是由㩦帶仰韶時代黃河中游粟黍農民血統南下的少數中原部落移民（約25%或以上）與多數古百越部落先住民共融形成^[28]
綜上佐證漢民族主要起源於中原的黃河中游原華夏及南方的古百越這兩大同屬蒙古人種的原住民部落，由原華夏主導融合而形成不晚於公元1世紀的單一獨立民族（ethnic）。
祖源有二的民族並不罕見，如由彌生人與繩文人融合形成之和人^[29]，至如由蒙古、印歐兩大人種族群融合形成的維吾爾族或其他中亞地區民族並非出自一源，更不是出自單一人種^{[註 3]}，都不影響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存在。

[漢族別稱-49] 5.0 ^5.1 ^5.2 ^5.3 最初周部落自稱的「中國」一詞，後成為中原地區的稱呼以及漢族群體的自稱之一，「中國」一詞可代指漢族，成為與匈奴、烏丸、突厥、契丹等並立的一個族群，例如元始二年王莽在惡都奴大會上對匈奴帝國的規定^[274]，建安年間流亡入鮮卑的漢族人^[121]，唐太宗李世民亦以「中國人」為我族之稱呼；突厥汗國泥撅處羅可汗之母向氏^[275]；薛延陀用「中國人」指稱漢族民眾^[276]，太平興國七年（982），契丹使臣以族群「漢」指「中國」，王延德認同中國即漢，熙寧年間，黨項人以族群「漢」指「中國」，范育認同漢即中國^[277]，所以歷史上無論是非漢族群還是漢族都曾長期存在以「中國」為漢族族稱，但更多時侯僅指中原人。
因為秦始皇嬴政首次統一赤縣神州（小漢洲），加之北征大破匈奴人，影響所及，即令秦朝滅亡後，匈奴人亦長期以「秦」來稱呼漢族，北亞及中亞諸國族群受匈奴帝國影響，以「秦」來稱呼漢族，流入北亞匈奴、西域大宛的原華夏人（漢族先民）被稱為「秦」^[278]^[40]^[232]^[279]，漢族人亦自稱為「秦」，比如舍衛國摩登王指中國族群「自謂秦」^[280]；葛洪稱郭林宗受到「秦、胡景附」，意即受到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追隨，以「秦」指漢族^[281]^[282]；辰韓因為有來自秦代燕、齊地區原華夏人流入，導致當地語言「有似秦語」、「有似秦人」即「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秦」實指漢族^[121]^[283]^[284]；鄧訓及段熲在對付羌亂時統率的部隊除了胡兵、羌兵外，還有秦（漢）兵；光和七年（184）洛陽人樊利家從杜謌子買地後強調「一旦田為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當自解之」，即田產主權若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漢族人（秦）或非漢族人（胡）所有因而引起糾紛，與買者樊利家無干，應由賣者杜謌子負責解決^[256]；董卓的軍隊既有胡兵，也有秦（漢）兵，後者即鄭太所稱的「並、涼之人」來自并州及涼州的漢兵；據審配所言，袁譚的軍隊也有秦（漢）兵、胡兵之分^[285]；馬騰、韓遂等涼州漢族軍閥的士兵亦是由漢（秦）、胡混編組成^[286]；東晉官府樂曲以「秦」為漢族自稱^[287]^[288]，漢族傳統領域（赤縣神州）也被稱為「秦」^{[註 35]}
承自周部落自稱的「華夏」（包括「諸華」或「諸夏」、「華人」或「夏人」、或簡稱「華」或「夏」等稱呼）順延擴大成為漢族的自稱，例如名其族居地為諸夏^[44]，以「華夏」為漢族之自我族稱，如天鳳五年（18）王莽認為自稱為「夏」的本族群在近年來受到游牧胡人的侵擾，在天鳳六年及地皇元年（20）亦曾對當時漢族持續受到此類侵擾表示憂慮^[289]，永初五年（111）閏四月二十日，漢安帝劉祜為近年來「夷狄猾夏」之事而憂慮，延熹五年（162）漢桓帝劉志批評槃瓠蠻人侵掠漢族平民，又批評當地漢官不能守城保民^[78]；泰始十年（274）晉武帝司馬炎稱太原王司馬瓌受到「夷、夏懷附」，張華創作的樂詩中以「華」為漢族之自稱，建武元年（317）晉元帝司馬睿讚揚劉琨「撫寧華、戎」，內撫漢族外連拓跋氏以抗衡南匈奴，咸康元年（335）孔坦在寄給石聰的信中以「華、狄道乖」形容代表漢族的東晉政權與外族代表後趙政權之間的關係^[50]，義熙元年（405）涼王李玄盛在向上奏晉皇帝的奏章中感嘆「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義熙十二年（416）晉安帝司馬德宗稱贊劉裕受到「華、夷企踵」愛戴，可見自東漢王朝開始以「華夏」為漢族之自稱^[290]；元嘉二十三年（446）劉宋政權以「諸華」為漢族自稱，同年蓋吳起兵反魏，宋文帝劉義隆認為蓋吳起兵得到當地漢族及各少數民族的響應，「華、戎響附」，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得到北魏境內「華、戎表疏」，認為漢族及各少數民族會助宋叛魏，遂舉兵北伐中原，同年北魏將領魯爽投奔南朝劉宋，向南平王劉鑠控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北魏國中之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同樣受到迫害，元嘉二十八年（451）劉宋大臣顏竣認為族屬「華」的漢族政權不應該與北魏重開貿易，元嘉三十年（453）宋文帝被長子劉劭弒父奪位，三子劉駿起兵討伐兄長劉邵，其檄文中宣揚宋文帝治下「華、夷即晏」，漢族與少數民族都得到安定和平，朝廷大臣謝莊認為劉駿起兵討逆是「雪華、夷之恥」，宋文帝被弒是漢族與少數民族臣民共同遭受的恥辱^[291]；昇明三年（479）三月十二日，宋順帝劉準策封蕭道成為齊公，讚揚蕭道成「震威華、戎」，在漢族及各少數民族之中都有威名，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宋順帝策封齊公蕭道成為齊王，讚揚蕭道成有「華、戎一揆」，即統理漢族及各少數民族事務的能力^[292]；太建二年（570）八月初三，陳宣帝陳頊指出「去戎即華，民之本志」，即離棄鮮卑化的北齊政權以歸化代表漢族的陳政權是漢族民眾之願望，並為近年南遷入陳的漢族民眾免除課稅徭役，許諾一旦北伐成功，皆可回歸中原故鄉重新安置^[293]；貞觀四年（630）魏徵以「華」稱呼漢族^[49]^[294]^[295]，漢族長期皆以「華夏」為本族群（ethnic）的自稱，而其他族群不是被籠統分配在「夷」、「狄」、「戎」^[296]等四大分類之下就是直接他稱為「羌」^[297]、「百濟」、「鐵勒」^[298]等族群稱呼，「華夏」在唐代以前長期是漢族人的主要自稱，攀附黃帝的拓跋氏北魏道武帝拓跋跬在隆安二年（398）六月的詔令以華夏稱呼漢族，延興年間（471～476）隴東涇水區域的漢族（民）及皇甫驎被稱為「華」^[299]，北魏大臣張倫在熙平年間（516～518）亦稱漢族為華夏^[300]。因此漢族世居之地亦稱為華夏，在狹義層面是指中原，廣義層面是指族居地赤縣神州，面積由漢代超過100個郡國組成^{[註 35]}
因應「中國」及「華夏」長期都是同一個族群的稱呼，這兩個名稱也可合稱為「中華」或「中夏」，多數用於指代長期是漢族人口、政治、經濟中心的中原地區^{[註 35]}，「中國」也是赤縣神州的別稱之一，如「中」是指赤縣神州則較中原地區廣大，如永和十二年（356）桓溫以「中華」指代「九州」，又指出「強胡」外族侵擾「中華」致令晉皇帝不得已南遷移都至揚州的故越國之地；隆和元年（362）孫綽在向晉哀帝司馬丕的奏章內指出「中夏」有「百郡千城」、「神州」之廣，又以「中夏」為不同於「胡戎」的自稱^[301]；劉宋末年，顧歡在《夷夏論》中以「中夏」、「夏」、「諸華」、「華」為漢族自稱^[292]，因此「中華」及「中夏」皆具有地理空間（漢洲）及族群（漢族）的雙重含義，少數可用於指稱中原地區的漢族人群^[302]。
漢字國號曾經是漢族人群的別稱之一，如漢族建立的「魏」、「晉」及羯人建立的「趙」，曾與「鮮卑」^[121]、「羌」、「胡」^[303]、「西域人」等族群並稱^[304]，在當時是可用以將漢族與胡人各民族區分的稱呼^[121]，以政權稱號帶族群含義的不止於漢族，滿人建立的大清帝國亦曾以漢文國號「清」指滿，如「清文」指滿文、「清語」指滿語。^[305]
唐朝之「唐」亦曾經成為漢族的族稱^[306]，以「唐」等同於「華」，唐官即華人漢族任官者^[307]，唐言即漢語^[308]^[309]^[310]^[311]^[312]。
帶有族稱含義的「漢」最早出現在天漢四年（前97），當年漢朝在蜀郡西部的青衣設立都尉以治理當地之漢族人^[38]，至漢王朝滅亡後，族稱「漢」雖受到邊緣化但仍偶有使用，如晉王朝象林縣以南有4個小國統治者自稱「漢人子孫」亦即漢族人後裔之意^[313]；漢族龔姓僧人法顯以「漢言」指漢語、「漢地」指漢族之地^[314]；宋孝武帝在位初年，王僧達上奏指出因為過去北伐失敗，導致北魏產生「輕漢之心」，以劉宋為漢族政權的代表^[315]；北魏及柔然兩國統治階層以「漢」稱呼漢民族^[316]^[317]^[253]，但主要仍以華夏為自我族稱，迭至唐代以漢為族稱才逐漸普遍^[318]^[319]^[320]^[321]^[322]^[323]，經宋代^[324]^[325]^[326]^[327]^[328]^[329]^[330]^[331]、明代^[53]^[332]至於現代依然。
需要注意漢文史料中只有部分「漢人」是指漢族人，並非所有「漢人」一詞皆指漢族人，另一部分「漢人」純屬政治身分，如匈奴人攣鞮淵冒劉姓而建的漢國（偽）、沙陀人劉知遠建立的後漢政權及劉崇建立的北漢國、漢族人劉龑建立的南漢國^[333]等，又如蒙古據漢的時代（元政權）將境內各族群分類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尊卑四等類，其中漢族群體被刻意分割劃入「漢人」及「南人」兩類，一般認為蒙元時代之「漢人」除了涵蓋北部漢族外還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然而蒙元時代亦存在與契丹人、女真人並稱之「漢人」一詞^[334]，或指漢族人，與包括契丹人及女真人的「漢人」不同，亦即元代「漢人」一詞有兩種不同的含義，前者屬四等人之一的「漢人」只包括北部漢族及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後者「漢人」僅限於漢族人而不包括契丹人、女真人等族；又有一以「漢」為族稱語帶歧視的他稱「漢兒」一詞，以「兒」為成人的他稱後綴很明顯是一種眨稱，代表了一種相對於年長、相對於有智慧、相對於有能力的年幼、低智、沒有能力的貶損含義，如攣鞮曜稱西晉皇帝為「司馬家兒」、符堅稱慕容沖為「白虜小兒」^[335]、符登稱姚興為「姚興小兒」、侯景稱高澄為「鮮卑小兒」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高澄父系漢族高氏，但因母系鮮卑匹婁氏遂混有鮮卑血統而被侯景譏諷為鮮卑小兒，高澄同母弟高洋可能因此誤以為杜弼的「鮮卑車馬客」是在譏諷自己，正因為杜弼不視高洋為鮮卑人才會向高洋直言治國「會須用中國人（漢族人）」，「漢兒」一詞之用如高歡禁止六鎮士卒欺負漢民、高歡因高昂部屬以漢族兵為主而質疑其戰鬥力、高元海貶稱祖珽、高阿那肱貶稱源師^[336]等等，雖然源師祖上出自鮮卑、六鎮兵民含有漢族成分，但源師家族、呼延族家族有可能因世居中原混有漢族血統而受此蔑稱，又六鎮內的漢族人深習胡化，類似司空圖所稱的「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322]，因此從公元6世紀的「漢兒」一詞已經不止於稱呼漢族還可用作詈罵漢族人及與漢族相關人士的情況來看該詞是帶有貶義，不如以「人」為後綴來得中立
自漢族由隋朝開始重掌中原後，「漢兒」一詞僅偶見使用^[337]，至契丹、女真、蒙古族群崛起而擴張版圖，征服漢邊繼而攻陷中原進而全取漢洲，其治下的漢族人再次被頻頻稱為「漢兒」，特別是用以指稱深染胡風的漢族群體，便於分化漢族，至洪武摧毀蒙古在漢洲的統治後，「漢兒」一詞再次轉趨消沉，歷滿清帝國、中華民國至今已消亡，中國人口最多的單一民族與其他55個民族一樣以「族」為後綴稱漢族或漢民族。
需要留意的一點是漢文史籍以南人、北人分別指稱位於南方及北方的漢族人，其中北人這種方位稱呼可指北方漢族，如相對於南方荊揚二州之人（漢），中原人是北人（漢）^[302]^[338]，或僅以相對的地區方位來稱呼該方向地區上的人群，如相對於中原人（漢），代地之人（代人，當地漢、鮮卑與諸胡的共稱）是北人^[339]；也可指草原地區的族群，如相對於身居代地的代人，草原人是北人（胡）^[340]；同時，漢族分裂時期統治中原的漢族政權多以唯一的「中國」自居，排斥同期的其他漢族政權在「中國」之外，如漢族首次分裂割據的三國時代，統治中原的曹魏以「中國」自居，貶低孫吳與蜀漢為「吳蜀二虜」、「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孫吳亦貶稱公孫淵為「東夷小醜」，以曹魏VS孫吳＋蜀漢的南北分裂割據導致單一民族內部的地方意識抬頭，造成裂痕撕裂族群集體認同的族內地域歧視^[341]，如同東德與西德、朝鮮與韓國等例子^[342]^[343]
因應古代漢族的族稱多名不一，「中國」、「華夏」、「秦」等漢詞都曾經是漢族的古稱之一，即中國、華夏、秦這三者是異名同族，但漢族地區被蒙、滿兩族先後全面統治，現在「中國」已非漢族一族之稱呼，若以「中國」為漢族族稱必然會引起某些極端人士恐漢症發作，而「華夏」雖亦是漢族古稱之一，但先秦時代「華夏」長期局限於黃河中遊人群，不包括周邊彼此具有親緣關係兼同為漢族先民的夷、狄、戎及蠻等四大部落，容易被反漢主義者歪曲利用分化，綜上「漢」之名不止是漢族的現代族稱，早在漢代「漢」已出現具備族稱含義且涵蓋秦、楚、晉、齊、燕、蜀、越等漢洲漢族各部落，成為漢族人群的第一個涵蓋全體的共同稱謂，所以「漢族」稱呼這一個跨越古今的單一民族實體最為適合，而其民族傳統領域可參酌滿洲稱之為「漢洲」，不致被古代同族異名的多個族稱混淆。^{[註 35]}
古代印度次大陸之人稱呼東方之漢民族及其原居地赤縣神州為चीन（音譯「至那」、「真丹」或「震旦」）^[308]^[344]，漢族曾以「秦」為自稱，故「秦」可指中國（漢族）^[345]，有時在稱呼前加上महा（「摩訶」），名「摩訶至那國」意即偉大的漢族之國，如果不出意外，「至那」將會成為漢族的他稱之一，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特別是漢洲的侵略，為了貶低被侵略國人民特別是漢族人，以抬高自己族群就用他稱「支那」來取代自稱「中國」及漢民族自稱的「漢」，令原屬中性的「支那」一詞變成一種族歧視詞，隨著日本帝國的進一步西侵才令華人覺醒出指中國為「支那」是帶有貶損意味的稱呼，類似於「Jap」的歧視詞，筆者認為如果現代某些人喜歡叫「支那」那最好稱自己做支那，讓接受此稱的人以此自稱，讓拒絕此稱的人與此切割，比如千代田區的「靖國神社」應正名為「支那靖國神社」，「中−日戰爭」正名為「中−支戰爭」，令「支那」一詞古今所指涉的民族不同，不過一詞古義今義不同或含義多重是常見現象。

[外來影響-60] 6.0 ^6.1 ^6.2 ^6.3 一族群只要不是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孤島上就必定或多或少受到外來血統的影響，血統相當於全基因組（genome-wide），包含父系（Y chromosome）及mtDNA在內，即使是血統具有長期遺傳連續性（genetic continuity）的群體在歷史上也曾受到外來影響：
比如西藏阿里地區藏人，根據對阿里地區65具古代樣本分析，其中年代約公元100年的札達縣桑達隆果（SDLG）墓地的樣本SDLG_o含有約70%印度哈拉帕文明相關血統（IVC）而其父系J2b2a2b2a-Y965，在古格遺址一處洞窋發現一個樣本帶有約33%來自中亞的阿凡納謝沃文化相關血統，出土於札達縣格布賽魯（GBSL）墓地年代約公元前300年的5個男性樣本父系都是D1a1a1，而出土自普蘭縣年代約公元200年的pulanduowa墓地6個男性樣本父系皆是O2a2b1，阿里地區35個古代男性父系分別是D1a1a1a1b（8/35）、D1a1a1a1（1/35）、N1b2（4/35）、O2a2b1a1a6（12/35）、D1a1a1（1/35）、O2a2b1a1a（1/35）、O2a2b1a1（3/35）、N1b2a1b（2/35）、O1a1a1a1b2（1/35）、J2b2a2b2a（1/35）、N1b（1/35），然而㩦帶來自中亞及南亞血統的個體並沒有對阿里本地血統產生巨大的影響，公元21世紀20年代阿里藏人血統的遺傳連續性仍可追溯至公元前15世紀^[346]
2020年一項對蒙古國及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團88個遺址共214個古代個體的分析發現，早在青銅時代早期蒙古國巴彥洪戈爾省的Shatar Chuluu遺址人群（Afanasievo_Mongolia）的genetic profiles（基因圖譜）與來自葉尼塞河地區的Afanasievo culture（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群沒有分別，證明以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群為代表的西方草原牧民（Western Steppe Herders,WSH）已經向東越過阿爾泰山到達今蒙古國中部地區。
根據來自巴彥烏列蓋省Khundii Gobi遺址、Khuurai Gobi 2遺址為代表的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northAltai）及來自以南阿爾泰Yagshiin Huduu遺址為代表的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Chemurchek_southAltai）的基因圖譜，發現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與巴彥洪戈爾省的Afanasievo_Mongolia人群同樣具有較高的西方血統，並且與同時代來自啥薩克的一個個體Dali非常相似，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的遺傳成分是以Botai culture人群為代表的60.1%北歐亞（ANE）血統及約39.9%以土庫曼Gonur Tepe遺址個體Gonur1_BA為代表的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BMAC）人群相關血統組成，而北阿爾泰切木爾切克文化人群帶有77.4%以東方省eastMongolia_preBA個體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17%以Botai culture人群為代表的北歐亞血統及5.6%Gonur1_BA的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考古綜合體血統
青銅時代中晚期的蒙古地區人群主要由阿穆爾河血統及以sintashta（辛塔什塔文化）人群為代表的西方血統組成，蒙古北部一支以Khövsgöl_LBA（庫蘇古爾省）為代表的人群由約93%阿穆爾河血統及約7%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統組成，另一支在西部阿爾泰地區以鹿石-赫列克蘇爾綜合體為代表的人群（Altai_MLBA）由約51%阿穆爾河血統及約48%辛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統組成；蒙古東部和東南部地區的烏蘭朱和文化與同區其後的石板墓文化關係密切，其人群（Ulaanzuukh_SlabGrave）由阿穆爾河血統組成，缺少來自北歐亞血統及西方草原牧民血統的影響，另外，在科布多省Ulaan Goviin Uzuur 2遺址的個體UAA001（父系NO-M214）、Khoit Tsenkher遺址的個體KHI001（父系N1c2b2-L665）及庫蘇古爾省Uushigiin Uver遺址的個體UUS001（父系J1a2b-p58）等3個樣本除了攜帶阿穆爾河血統及辛塔什塔文化血統外，還帶有9～12%以Gonur1_BA為代表的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鐵器時代早期，阿爾泰血統（Altai_MLBA）人群分布在Altai-Sayan region（阿爾泰-薩穆地區），Sagly/Uyuk（薩格利-烏尤克文化）在烏布蘇省的Chandman Mountain遺址人群（Chandman_IA），帶有49.9%塔什塔文化人群血統、43.6%阿穆爾河血統及6.5%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
匈奴早期時代有12個個體，來自庫蘇古爾省Salkhityn Am（SKT）遺址的10人、Atsyn Gol遺址（AST）的1人及肯特省Jargalantyn Am（JAG）遺址的1人，其中SKT001、SKT003、SKT008（父系Q1a2a1c）、SKT009（父系R1a1a1b）、SKT010、AST001等6個樣本合併為earlyXiongnu_west（匈奴早期西方）人群，帶有約91.8%以Chandman_IA為代表的薩格利-烏尤克文化血統及約8.2%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另外SKT002（父系R1b-M343）、SKT004、SKT005（父系R1b1-M415）、SKT006（父系R1-P236/M173）、SKT012（父系J2a1h2-L25）、JAG001等6個樣本合併為earlyXiongnu_rest，其血統介於西方匈奴早期組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之間，約有25%Chandman_IA人群血統及75%以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其中SKT004及JAG001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高度相似，而其餘四個個體帶有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22～61%及薩格利-烏尤克文化人群血約38～77%，在匈奴早期群體中，匈奴早期西方人群代表鹿石-赫列克蘇爾文化、蒙赫海爾汗文化、薩格利-烏尤克文化等西方文化族群的後裔。
匈奴晚期年代有47個個體，其中22個都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0.7～90%）及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9～99%）組成，而個體NAI002（父系R1a1a1b1-Z283）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76%）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24%）組成；個體TUK002（O2a1c1a5-M5420）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7%）、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81%）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11%）組成；個體TUK003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56%）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43%）組成；個體TAK001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5%）與以Khövsgöl_LBA（青銅時代中晚期庫蘇古爾省人群）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約94%）組成；個體TEV002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6%）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93%）組成；個體BUR001是由薩格利-烏尤克文化Chandman_IA人群血統（約70%）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29%）組成；個體BUR003（父系R1a1a1b-Z647/Z645）、TMI001、UGU010（R1a1a1b2a2a-Z2123）都是由Sarmatian（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組成；個體BUR002（父系E1b1b1a1b2-V22/L677）、DUU001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69～81%）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18～30%）組成；個體UGU005（父系R1a1a1b2a2a-Z2123）、UGU006（父系J1-M267）、BRL002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43～85%）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14～56%）組成；個體BUR004、HUD001、NAI001（父系J2a1h2-L25）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59～73%）、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6～22%）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17～20%）組成，因為BUR001、BUR002、BUR003、BUR004、TMI001、UGU005、UGU006、UGU010、DUU001、BRL002、HUD001、NAI001、NAI002等13個個體皆帶有54～100%薩爾馬提亞人血統而合併為lateXiongnu_sarmatian group（匈奴晚期薩爾馬提亞人組）
另外，EME002、ATS001、BAM001、SON001（父系NO-M2308/M2313）、TUH001（父系C2b1b1-M86）和YUR001（父系N1-L735）這6個個體都是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24.2～99.8%）與現代中原漢族相關血統（約0.2～75.8%）組成，而BRU001、TUH002（父系J2a-M410）這2個個體都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4～25%）、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約41～47%）及現代中原漢族相關血統（約28～32%）組成，因為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YUR001、BRU001、TUH002等8個個體帶有0.2～75.8%中原漢族血統而合併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漢族組）。
中世紀早期從鮮卑至回紇時代，共22個樣體，來自後杭愛省Tamiryn Ulaan Khoshuu遺址的1個鮮卑時代個體TUK001分別由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53%）與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46%）組成；8個突厥時代個體中的ZAA002（父系C2b1s1b1-F3830）及ZAA004（父系C2b1s1b1-F3830）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的阿穆爾河血統相同，ULI002（父系J2a-L559/M410）及ZAA007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4～31%）與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68～75%）組成，NOM001（父系R1a1a1b2-Z93）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64%）、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18%）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16%）組成，TSB001（父系J1a-CTS5368）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72%）與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7%）組成，UGU001（父系J2a-L559/M410）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19%）與以Khövsgöl_LBA（青銅時代中晚期庫蘇古爾省人群）為代表的阿穆爾河血統（約80%）組成，TUM001（父系N1c2-L666）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17%）與由南戈壁省巴彥布拉格遺址2個個體代表的Han_2000BP人群血統（約82%）組成；回紇時代有13個樣本，OLN001.B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組成，OLN001.A及ZAA001都是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74～90%）與Alan（阿蘭人）血統（10～25%）組成，有9個個體是由阿蘭人血統（32～65%）、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2～59%）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化人群血統（約8～37%）組成，其中OLN003父系R1b1a2-PF6505/M269、OLN005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0父系R1b1a2a2-Z2105/CTS1078、OLN011父系R1b1a2a2-CTS1078，最後OLN007（父系C2e1a1a-F3864/M407）分別是由薩爾馬提亞人血統（約20%）、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46%）與北方漢族相關血統（33%）組成。
中世紀晚期的契丹時代，來自布爾干省的ZAA003、ZAA005（父系J2a-L212/M410）、ULA001（父系J2a2-L581）三個個體分別由亞蘭人血統（約0.2～8.3%）、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約34～80%）與中原漢族相關血統（約17～60%）組成。
蒙古帝國時代有62個樣本，其中57個樣本其血統分別來自薩爾馬提亞人或亞蘭人（約15～18%）、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約47～64%）及中原漢族（約20～36%），57個樣本中的SHR001、KNN001、ULN011、ZAY001四個樣本父系都O2a，另外5個樣本中除了KHL001可由100%青銅時代中晚期庫蘇古爾省人群血統組成外，其餘樣本主要由烏蘭朱和文化-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與亞蘭人血統或中原漢族血統等兩種血統組成。研究的214個個體中測出的男性父系分別是R1a（18/123）、R1b（11/123）、C2b（19/123）、C2e（1/123）、Q1a（28/123）、Q1b（1/123）、N1c（9/123）、J1a（4/123）、J2a（7/123）、G2a（1/123）、E1b（1/123）、O2a（7/123）、D1a（3/123）以及CT-M5613/M168、N、N1-L735、J-CTS10446/M304、CT-M5603/M168、CT-M5606/M168、D-F1137/M174、R1-P236/M173、NO-M2308/M2313、NO1-M214、R-P224/M207、J1-M267、N1-L735各一例^[234]
根據位於Sukhbaatar Province（蘇赫巴托省）年代約公元1130～1250年間的Tavan Tolgoi墓地分別有編號MN0104、MN0105、MN0124、MN0125、MN0126、MN0127及MN0376等7座墓葬，該墓地很可能屬於孛兒只斤氏（Borjigin），其中MN0104、MN0126、MN0127、MN0376是男性，MN0376父系R1a1a-M17，而MN0104、MN0126及MN0127的父系R1b-M343，R1b-M343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孛兒只斤鐵木真家族的父系^[347]；根據同處於肯特省delgerkhaan（德勒格爾汗）縣且相距18公里的gurvan dov墓地及Tavan Khailaast墓地所出土的共9個古代樣本的全基因組分析，其中年代約公元600年的樣本GD2-4全基因組有約45%來自漢族的古中原成份，而年代約公元8世紀中葉的樣本GD1-3至少有17%西歐亞成份、年代約公元9世紀中葉的樣本GD2-2至少有14%西歐亞成份，德勒格爾汗縣出土的5個古代男性父系分別是J2a-M410/L212、D-M174、C2b1c-F1918/M546、C2b1-F1699、C2b-L1373/F1396，但這些來自古中原及西歐亞的血統並沒有令該縣人口的血統在公元2世紀至公元15世紀之間失去遺傳連續性^[348]。
根據來自中國江蘇省連雲巷市Kongwangshan（孔望山）遺址2名明代個體21LHKM106RL、KWSM146LR（父系O2a1c1a1）及1名清代個體KWSM199，同市海州區Lianyungang gym遺址1名宋代個體21LHKMN112（父系O1a1a2）及1名清代個體21LHKMM16L（O1a1a2），宿遷市Nainaimiaodong（禰禰廟）的2名明代個體21SMM158SE_1、21SMM157SE_2（父系O2b1a）及1名清代個體21SMM138E_2_2，3個遺址有七名個體的基因組依年代分為Jiangsu_Song（江蘇宋代組）、Jiangsu_Ming（江蘇明代組）、Jiangsu_Qing（江蘇清代組）等三組，另外來自清代孔望山遺址的一個個體KWSM199單獨組成Jiangsu_Qing_o組（江蘇清代o組），江蘇清代o組除了69.7%青銅中晚期及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YR_LBIA）、22.7%新石器時代曇石山血統（Tanshishan）外，還帶有7.6%Egypt_Ptolemaic（托勒密王朝埃及）相關的東地中海血統，可能對應近代以來歐洲勢力東來亞太的史實，而江蘇宋代組為100%青銅中晚期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江蘇明代組為69.3%青銅中晚期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及30.7%新石器時代曇石山血統、江蘇清代組為80.2%青銅中晚期鐵器時代黃河中游血統及19.8%新石器時代曇石山血統，現代江蘇省、浙江省及上海市三地漢族是江蘇清代組的直系後代（direct descendants），江蘇宋代組與山東省漢代人的血統之間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雖然1000年來冮蘇省人的原華夏血統與古百越血統各自佔比略有波動，但從北宋至今江蘇省漢族血統具備較高的遺傳穩定性及同質性。^[24]
根據對同處於金海市且相距僅5.3公里的大成洞古墳(Daesung-dong tumuli)與會峴里貝塚(Yuha-ri shell mound)所出土的8個年代在公元4世紀中葉至公元5世紀早期的樣本分析，其中AKG_10203及AKG_10207兩個樣本相對更接近現代日本人，編為Korea-TK_2組，Korea-TK_2擁有至少25%繩文血統，而其他6個樣本則為Korea-TK_1組，其繩文血統較少只有約8%，相對更接近現代韓國人、中國漢族人，Korea-TK_2含有與漢族相關的青銅及鐵器時代黃河流域血統（Yellow_River_LBIA）約43%，而Korea-TK_1則有63%，8個樣本中有3名男性，其中AKG_10218僅則定為父系O，屬Korea-TK_2組的AKG_10203父系D1a2a1-CTS2728，屬Korea-TK_1組的AKG_10204父系O1b2a1a2a1b1-PH40，雖然現代韓國人已不存在繩文血統但仍與8個樣本具有遺傳連續性^[349]。

[漢族-61] 7.0 ^7.1 ^7.2 ^7.3 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都不可能100%純血，漢族與其他民族一樣也不例外，但出乎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預料，來自蒙元及滿清時代蒙古族、滿族的父系影響少至可以忽略不計^[30]，反倒是中國蒙古族及遼寧省滿族在全基因組混有約50%來自漢族的古華夏成份及不少來自漢族的父系血統。^{[註 3]}
新石器龍山時代的中原北部邊緣地區，石峁文化人群的基因組帶有81%～93%的仰韶時代黃河中游粟黍農民血統^[6]；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遼西人群基因組含有約36%的中原遺傳成份，在二里頭時代遼西人群所含有的中原遺傳成份佔比上升至92%，至約公元前700年的青銅時代，遼西人群基因組仍含有約52%的中原遺傳成份，可見遼西以南地區有大量與中原原華夏居民共享相同血緣關係的部落聚居^[10]，可見遼西以南地區有大量與中原居民共享相同血緣關係的部落聚居，先秦時代陜北高原北部、燕山南麓皆是古戎狄部落居地，所謂的古戎狄部落——至少從陜北至燕南之間的古戎狄部落——其實是與中原核心地區的原華夏部落（primevalHuaxia tribe）共享相近的血統，即同源異流的不同部落，將這些古戎狄部落人群稱為類原華夏部落（similar to primevalHuaxia tribe）以示彼此之間密切的親緣關係更為妥善，兩者合稱古華夏部落（oldHuaxia tribe），而漢族就是新華夏，「新」只是相對「古」而言，實際上新華夏（漢族）已存在超過2000年之久。
中原核心地區的現代漢族與公元前10世紀的古中原人在父系遺傳方面並不存在太大的差異^[31]，中原核心地區河南省漢族在基因組上來自印歐人種及北亞族群的影響微小^[13]，以公元前後的漢代作為漢民族的形成時間來看，現代漢族主要血統並非由不同少數民族組成的拼盤，而是由漢朝以前世世生息於北部黃河流域以原華夏為核心的古華夏及南部古百越這兩大土著部落融合傳承而來^{[註 4]}，以古中原人口流向而言亦可視南北漢族為同源異流^[32]^[33]，雖然長達2000年來漢族與周邊其他不同民族之間曾經有貿易、戰爭、通婚等交流，有微量外來血統融入但並沒有反客為主，二十一世紀的漢族血統主要成份是公元前後的漢族血統遺傳的延續，甚至公元前二十世紀的古中原土著對現代漢族血統仍然存有主要的影響^[34]^[35]，而藏族膚色較漢族稍深^[36]。
現代漢族父系O2a有Oα（O2a2b1a1−M117−F5）、Oβ（O2a2b1a2a1a−F46）、Oγ（O2a1b1a1a1a−F11）三大支系合計佔漢族男性人口約40%（約近三億人），均是由仰韶時代的三個男性發展而來的^[7]^[8]，可見以三皇五帝等個別男性為民族始祖的炎黃子孫傳說是有一定的事實基礎，漢族稱得上是中國境內以至全人類內人口最多的單一原住民族群。
秦漢王朝統一赤縣神州打破之此前諸部落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特別是地方諸侯國在漢武帝一朝被削弱至與郡縣無異，令秦、楚、齊、越等諸部落得以融合為一族，具有族稱意義的「漢」最早始於漢武帝一朝，「漢」可與「韓人」^[37]、「莋都夷」^[38]、「月氏」^[39]、「槃瓠蠻」^[38]、大宛^[40]、胡人匈奴及羌^[41]^[42]^[43]等族群相提並論且漢族人成為漢王朝過百個郡國（漢地）的主要戶籍人口^[44]，顯見「漢」開始帶有民族共同體（Ethnic、單一族群）的含義，曾經是周部落自稱的「華夏」在當時亦開始成為漢族的自稱，「漢」雖然以政權稱謂為主但亦時有作為族稱使用，「漢」不是唯一的族稱，「魏」、「晉」、「趙」等漢字朝號國號亦曾一度成為漢族人的稱呼，在漢王朝滅亡後，「漢」作為族稱之一雖被邊緣化但並沒有完成消失，直至至唐代開始普遍以漢為族稱^{[註 5]}，至於今不變。
在近代以前的古代漢族人群己經具有以血緣為紐帶的民族意識，比如在建安七年（202），軍閥曹操麾下鍾繇派傅幹勸說馬騰投靠曹操，就指出袁氏勢力「驅胡虜以陵中國」，即借用胡兵來征伐中原只會引起我族百姓的反感，批評袁氏此舉逆德無道，成功促使馬騰投曹反袁^[45]；劉表因為袁氏兄弟內鬨，在建安八年（203）分別致書袁譚與袁尚勸止^[46]^[47]，擔心袁氏內鬨會受到外族譏笑；江統在元康九年（299）撰成《徙戎論》，文中擔憂自東漢時代開始遷入漢洲的匈奴人、羌族、氐人等族群與我族民眾發生摩擦而爆發變亂會成為漢洲甚至中原「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難以平息的大患，造成帶有「華人」、「漢人」、「晉人」、「華夏」等族稱的我族平民死傷無數及顛覆晉政權的危機，主張將當時「與關中之人戶皆為仇」的氐羌諸胡遷出漢洲「還其本域」以達成「戎晉不雜」、「華夷異處」，一來「慰彼羈旅懷土之思」，二來「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以「釋我華夏纖介之憂」，隔年爆發六王內戰後不久就開始五胡禍華，禍亂發生後主流輿論才「服其深識」^[48]，《徙戎論》可謂先見之明亦是對過往內遷諸胡政策的糾錯，不受多元、共融等一類高大上的主流概念蒙蔽，以遷徙隔離一勞永逸避免族群矛盾衝突爆發禍延及避免我族受到衝突影響為優先考慮才是頭腦清醒，比如一代賢相魏徵^[49]；孔坦在咸康元年（335）指出石勒養子石聰「出自名族，誕育洪冑。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的出身，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為由勸說石聰幫助代表「華」、「夏」我族的晉政權北伐中原，抗衡占據中原的異族羯人趙政權^[50]；永和五年（349）十二月，後趙首都鄴城發生政變，羯人石虎養子漢族人冉閔被孫伏都、劉銖等人率羯兵3000伏擊，但冉閔成功消滅對方，乘勢掌控鄴城，「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以免自己再遭刺殺，而「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冉閔察覺自己可能得不到城內民眾的支持，為了辨別敵我逐向城內發布命令「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並大開城門，於是城外漢族民眾湧入城內而城內以羯人為首的胡人民眾湧出城外，冉閔因此明白羯人是不會接受自己掌權，遂發布誅胡令，漢官「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在後趙統治下累積的漢、胡族群矛盾迅即爆發，民族衝突令鄴城一帶的羯人諸胡「死者二十餘萬」，後趙其他地區「承閔書誅之」，藉口去除平日素有積怨的「高鼻多鬚」胡人，後趙將領麻秋即以此誅殺另一名後趙將領王朗轄下的1000多胡兵，雖然冉閔有藉助族群矛盾來掌控羯趙中央的因由，客觀上亦是漢族民眾對外來征服者的罕見反擊，「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只是冉閔以臣弒君的下克上行為注定會被崇尚君臣大義的迂腐儒生所厭惡而加以污衊；天監四年（505），梁朝準備北伐中原之際，派丘遲勸說北魏將軍陳伯之歸降梁朝，說詞中指北魏政權為「穹廬」、「異類」、「雜種」的他族代表，以梁政權為上承周漢王朝兼「不育異類」的我族代表，向對方訴以我族感情，最後陳伯之將軍顯然被說動投梁^[51]；貞觀四年（630），東突厥頡利可汗阿史那什咄苾被漢將李靖擊敗俘虜，東突厥有近十萬男女部眾向唐朝投降，唐廷中溫彥博一派與魏徵一派為安置東突厥部眾於漢洲北緣黃河以南鄂爾多斯沙漠（河南）或黃河以北與草原接壤的河套（河北）而爭執，唐太宗決定依從溫彥博的建議將安置於東突厥部眾河南漢洲，其中有近五萬男女居於首都長安，直至貞觀十三年（639），李世民在九成宮遭到東突厥部眾偷襲後，才後悔將東突厥部眾安置於漢洲，表示「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遂改為依從魏徵的建議將東突厥部眾盡遷至黃河以北的定襄都督府^[49]；上元三年（676），薛元超與唐高宗李治就將既不是我族又手持武器的異族「諸蕃」酋長視為危險的威脅^[52]；洪武七年（1374），洪武帝朱元璋將大明政權的建立視為「漢人故國」的復國^[53]
而我族認同是建基於血統認同之上，例如漢姓可追源自傳說中的炎黃二帝^[54]，即反映我族身份是建基於祖先（血緣）認同，正因古來漢族社會多以祖源也即血緣關係來判斷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五胡各民族才出現以我族重要歷史人物為祖先特別攀附炎黃二帝為祖，由此才能合理化對中原地區及對漢族的統治權來壓制質疑外族統治的思想，亦顯示現代漢族與上述以漢人為自我族稱的古代民族在血緣遺傳及文化認同上一脈相承，至遲自東漢王朝的鐵器時代至今從未曾被外族大量融入影響，即使是歷史上長期遭受西域、氐羌、草原等諸胡族群影響的現代關西漢族其基因組仍帶有至少95%以龍山時代禹州市瓦店（Wadian）、周口市平糧台（Pingliangtai）、漯河市郝家台（Haojiatai）等中原人群為代表的黃河中游血統（YR_LN）^{[註 6]}，而現代河南與山東兩省漢族同樣有著以龍山原華夏人為主要血統且至少可追溯至公元以前的遺傳連續性（genetic continuity）至今歷2000多年^[13]^[11]，如同「契丹族」與「契丹人」、「鮮卑族」與「鮮卑人」、「藏族」與「藏人」、「滿族」與「滿人」，「漢族」與族群意義的「漢人」並無分別，各民族血統彼此都是沒有純雜優劣之別的平等民族，可以直接將漢民族形成前之主要祖源人群稱為「漢族先民」，之後則可直接稱為漢族。

[嬴秦-83] 8.0 ^8.1 雖然《史記》只明確記載嬴姓母系祖先是女修，父系祖先並沒有明確記載，但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大業，而郯國公室與秦國公室同一祖源^[68]，故嬴秦並非出自類華夏戎部落一支^[69]，而是與郯國同出自類華夏夷部落之少皞氏^[70]，少皞氏的部眾中有一支名玄鳥氏^[71]，嬴秦公室祭祀少皞氏^[72]，加上古蜀王稱秦公嬴駟是「東方牧犢兒」^[73]，所以嬴秦公室的父系祖先很明顯是出自少皞氏內的玄鳥氏。
一說認為黃帝之子青陽即是少皞氏^[74]，為己姓，但無論少皞氏是己姓還是嬴姓，均與嬴秦公室出自少皞氏的世系並不矛盾，因為嬴姓是得自有虞氏的賜姓^[68]。
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先秦夷部落與黃河中游栗黍農民在遺傳上具有密切的親緣關係，比如豫中平原仰韶站馬屯人和泰沂山脈西麓大汶口西夏侯人之間具有基因同質性。^{[註 1]}
當周幽王被古西戎打敗而身亡，秦莊公的次子秦襄公率兵勤王後，得到周平王許諾「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嬴秦於是東擴逐戎併周，將被古西戎控制下故周之領土及原華夏人口納入嬴秦氏族的領土及部民，遂得以原華夏自居，秦、夏同義^[75]。

[保護漢族免受歧視-93] 9.0 ^9.1 雖然漢族是中華民族各民族之中最早形成的且歷史上受到外族血統影響微少，但一如其他民族的歷史，民族身份只是基於祖源（血緣）及語文、服飾等文化因素影響，缺乏提供每個人的民族身份證明，加上全球化現象隨跨國人口流動而增加的跨國婚姻，所以有必要建立《漢族身份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漢族的民族認同得以恢復及推持，防止漢族身份被無漢族血統或非黃種人之人士挪用，以賦予13億漢族人民享有與中華各少數民族或其他原住民群體同樣的世襲權益
基於漢族權益保護機制長期缺失及反漢主義泛濫，實有必要成立一個以保護漢族權益為己任的組織，維護及促進漢族權益事務，比如負責審核漢族身份之認定，可命名為漢族委員會，筆者認為委員會成員必須從有支持漢族文化經歷及未曾有反漢主義言行且對反漢主義因素持有警惕之人士（在《漢族身份法》實施前需符合第二條規定之人士）當中揀選，該委員會為永久常設機構，其管理層應由符合前述標準之人士選舉產生，若有證據坐實成員做出歧視漢族之言行，其成員身份得即時罷免，以確保不偏離保護漢族及反反漢主義之理念，設立漢族委員會亦有助漢族人透過此一機構為本民族事務集體統一發聲，促使政府聆聽漢族社群對施政的建議及批評。
《漢族身份法》
第一條為認定漢族人身分，保障漢族人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本法所稱漢族人，包括漢民族全體成員及其各支系部落成員，其身分之認定：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前有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漢族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後沒有非華裔人為直系血親尊親屬

父母雙方為漢族
本人同時符合上列三款規定者可自動取得漢族身分。
第三條父母一方為漢族人另一方為華裔非漢族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屬之傳統漢姓名字者，經申請後可取得漢族身分。
第四條父母一方為漢族人另一方為非華裔人且取用父或母所屬傳統漢姓，經申請及漢族委員會相關主管機構認可後方可取得漢族身分
第五條非漢族人經年滿五十歲且無子女之漢族雙親共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經申請後取得漢族身分：
得到漢族委員會相關主管機構認可

被收養時未滿五歲。

取用收養者之一所屬傳統漢姓。
第六條漢族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漢族身分：
依前二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該規定。

依前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成年後申請放棄漢族身分。
第七條符合第四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之要件而於申請取得漢族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條之規定取得漢族身分。
關於漢族身份的確認，必須符合血緣因素為取得漢族身份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普遍通則，雖然漢族身份並不會帶來任何特權，但如果有物理學人才、對漢族作出巨大貢獻或屬繼養子女等情況兼熱愛漢族文化又堅持不懈申請的人士，雖不符合血緣原則亦可酌情批准申請，然而這是特例，不能取代通則並且名額有限，每一年的名額應少於10名，其中每一宗申請都是獨立個案，不能引伸為通則，而漢族委員會對任一申請享有否決權。
漢族委員會享有釐定、詮釋、添改有關反漢主義的定義及相關法律的權利，以便應對層出不窮多發變種的反漢主義毒流，國家司法機機有遵守的責任。

[10]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前有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漢族

[11] 在公元2000年12月31日之後沒有非華裔人為直系血親尊親屬

[12] 父母雙方為漢族

[13] 得到漢族委員會相關主管機構認可

[14] 被收養時未滿五歲。

[15] 取用收養者之一所屬傳統漢姓。

[16] 依前二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該規定。

[17] 依前條規定取得漢族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18] 成年後申請放棄漢族身分。

[民族身份-94] 10.0 ^10.1 ^10.2 ^10.3 ^10.4 因為漢文史籍一般只提及出身自非漢族群的人物族屬，而出身自漢族的人物族屬則略而不談，彷佛不言自明，判斷漢文史籍有載的人物族屬依據有二，一其姓名是否漢姓漢名，特別是漢姓氏在公元前後已成為漢族平民的普遍命名方式^[76]，比如西漢末年有人因為與陳遵孟公同姓同字，自稱為陳孟公本博取眼球；竇太后幼時家貧，其弟竇廣國少君被拐賣他處，竇廣國長大後還記得幼時自家姓^[77]；建武五年（29），漢光武帝劉秀在給竇融的詔書中稱「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以族群羌胡對稱漢族百姓；永初五年（111），漢安帝在詔令中稱「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以夏指代百姓，亦即漢族^[78]；建和三年（149），洛陽因為爆發疫情而出現病亡者，但有的因家貧而不得安葬，漢桓帝命令給予貧民經濟支援以便他們可以安葬病死的親屬，如病死者沒有家人就派官吏為其安葬並在墓碑上標記死者姓名；第五倫透過「變名姓」為王伯齊來大隱於平民之中；陳忠指出分布在青冀徐岱兗豫荊揚並涼等地受到各種天災人禍（羌戎叛戾）侵害，百姓窮困不足以補充府帑，以百姓指稱漢族^[79]；王符認為「羌虜背叛」或「羌始叛」致令我族「百姓滅沒亅、「百姓暴被殃」^[80]；江夏太守趙仲讓被調任為高唐縣令，於是「變易名姓」以隱姓埋名進入高唐縣視察^[81]^[82]，因漢族姓氏多至百數以上而稱為「百姓」^[83]^[84]、「萬姓」^[83]，可以用以區分漢與非漢的族群標誌^[79]，因為現代中原漢族與漢代中原人群在血統上一脈相承^{[註 4]}，故此即令漢文中「百姓」一詞在漢洲可包括「蠻夷戎狄居漢地者」，但百姓所指的人群仍以漢族為主要組成，可以代表古代漢族人群的相關紀錄，況且若憑胡姓即可判斷為胡人，那以漢姓判斷屬漢族人亦大致不差，二是相關文獻有否明確指出擁有漢姓之人出身非漢族群或其人存在非漢族群的身份認同，如此透過依據一與二的查證即可判斷該人物是不是漢族人。
漢族古人可以人物族屬同是漢族而不必刻意提及，只有人物是少數民族才提及族屬，但在21世紀而且又是多民族平等國家，只提少數民族人物族屬而不提漢族人物族屬的表述顯然有違民族平等之義，所以提到漢族人物應明確指明其民族身份，考慮到本文描述的歷史事實主要是漢族歷史，漢族人物出場較多，漢人部落或漢族出身的人物在其姓名下加_以顯示族群身份，如劉詢、趙充國、王莽等等，僅於不是漢族出身及可能不是漢族出身的人物姓名以斜體顯示，如攣鞮呼屠吾斯、翁歸靡、檀石槐等等，以便區分是不是漢族，而尊號、謚號、外號等非姓名的別稱及姓氏則正常寫法，不加任何標記。
限如史料不充分，不能如判斷個別人士般確定軍隊每一個士兵的族屬，但軍隊構成若由外族士兵組成或主要由由外族士兵組成，漢文典籍都有記載如「羌胡」、「湟中義從羌」等族屬成份，若由漢族士兵組成或主要由由漢族士兵組成則空白不載或載有兵員主要來源於古代漢族聚居地（郡縣），所以漢文史籍不記載族屬的軍隊足以反向判斷其主要是由漢族士兵組成，筆者以「B軍」代表軍隊屬於政權B，「A兵」代表軍隊士兵主要由族群A組成。
漢族國家、漢族王朝、漢族政權，字雖有異但含義同一，筆者以「漢國」為單一漢族政權的簡稱（若同時存在多個漢族政權、建立者雖是漢族但明確為多民族國家不以漢族利益為先或其他不符合漢族委員會釐定的定義^{[註 9]}的除外），因漢民族形成於公元前一世紀，所以公元前一世紀以前的漢王朝稱為「漢王朝」、「漢朝」，而進入公元前一世紀後，則可稱為「漢國」。
Middle_YR（黃河中游）以站馬屯、瓦店、王城崗、鹿寺西等地人群為代表，除了鹿寺西外其他三地皆在豫中而且都是淮河水系，一般以河南省為狹義中原地區，所以筆者以「古中原人群」與黃河中遊人群交替使用，兩者同義。

[漢晉時代漢洲漢族相關遺存-119] 11.0 ^11.1 長安城，位於中國漢洲西安市末央區，城址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漢朝第一個首都，城內人口平均約20萬^[88]^[89]
考慮到歷經五胡禍漢後的唐代以至現代關西平原人口血統仍然以龍山時代中原血統為主^{[註 6]}，很明顯西漢長安城人口只能主要由原華夏人口構成
下邳故城，位於漢洲徐州市睢寧縣古邳鎮，分為大、小兩座城池，小城是魏晉—明清時期下邳故城，大城是漢代下邳故城，即東漢諸侯下邳王的治所下邳縣城。^[90]
東垣古城遺址，位於漢洲石家莊市北郊的滹沱河南岸，面積約2.76平方公里，是漢朝真定侯國的治所^[91]
紫金城城址，位於漢洲南昌市北部，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漢朝海昏侯國的治所，與分布在城址南側及西側的鐵河古墓群共同構成海昏侯國遺址^[92]，位於鐵河古墓群的海昏侯墓園有M1～M9九座都有一條墓道的甲字型大墓，M1是海昏侯劉賀，M2是劉賀夫人^[93]
舂陵侯城，位於漢洲寧遠縣柏家坪鎮柏家村一帶，是冷道縣舂陵鄉治所，元朔五年（前124）漢景帝之孫劉買受封為舂陵侯，侯國以舂陵侯城為治所，至初元四年（前45）劉買之孫劉仁徙封至南陽白水鄉，以其地為舂陵縣及舂陵侯國封土^[94]^[95]
金城新村遺址，位於漢洲蘇州市姑蘇區，應是秦漢王朝會稽郡郡治所在^[96]^[97]
渡頭古城遺址，位於漢洲臨武縣汾市鎮渡頭村一帶，是西漢中期至六朝時代臨武縣的縣治^[98]
南越國宮署遺址，位於漢洲廣州市越秀區中山四路南越王博物院王宮展區附近，是西漢諸侯南越王的王宮，分布面積約40萬平方米，內有一號宮殿、二號宮殿等建築物^[99]^[100]
城村漢城遺址，位於漢洲南平市武夷山市興田鎮城村，王城面積約48萬平方米，始建於西漢早期，很可能是西漢諸侯國閩越的王都^[101]
河泊所遺址，位於漢洲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一帶，是漢朝益州郡郡治所在，遺址出土封泥1100多枚，其中有「益州太守章」、「滇國相印」、「建伶令印」、「滇池長印」、「同勞丞印」等反映漢朝官職的官印封泥^[102]^[103]
納林古城，位於漢洲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納林鎮北的納林川東岸，可能是漢代美稷縣城，如是則西漢西河屬國都尉及東漢護匈奴中郎將的駐地也在當地，與南匈奴單于庭同縣。^[104]
霸陵陵區，位於漢洲西安市灞橋區，陵區內有竇皇后竇猗的陵墓，竇皇后墓以西約800米有江村大墓，是漢文帝劉恆之墓^[105]
馬王堆漢墓，位於漢洲長沙市芙蓉區馬王堆鄉，有編號為一號、二號、三號的三座墓葬，墓主分別是軑侯利蒼之妻辛追、利蒼、利蒼之子利豨^[106]，利倉是原華夏人^[107]，其夫人辛追既是漢姓漢名，也很可能是原華夏人或類原華夏人^{[註 7]}，軑侯國受封於漢惠帝二年（前193）四月，至元封元年（前110）國除。
李鄭屋漢墓，位於漢洲香港長沙灣李屋村和鄭屋村一帶，約修建於東漢時代，部分墓磚刻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及「薛師」等漢字^[108]

[漢洲他族-121] 12.0 ^12.1 ^12.2 據唐蒙所云「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如以一戶出一人，五人為一戶計，則夜郎王國總人口將近六十萬，而夜郎王國與滇王國同樣作為「最大」，其人口數量應該相差不遠，兩國人口合共應超過一百萬之數，至於「滇王者其眾數萬人」應是指滇王直接統治的民眾，而其他人口則由滇王國的地方君長統治，封建國家的人口不可能全由最高封建主控制，其下的各級封建領主也會控制一部分人口，這些是西南地區非漢族群的主要人口，而東漢魏晉時代的獠人、烏滸人等族群在西漢時代只是人口較少的族群，是附庸於夜郎、鉤町等國家的族群，至東漢魏晉時代透過吸納周邊族群人口才有所上升而名顯於漢文典籍。
根據江統在元康九年（299）撰成的《徙戎論》中聲言「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亦即關西地區人口分別由漢族與非漢族群各佔一半左右，約50萬人，按太康年間的雍州部馮翊、北地、新平、安定、扶風、始平、京兆等七郡共計9,9500戶，又太康元年西晉平吳後，晉政權全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平均一戶6.5人，則9,9500戶相當646750，64萬漢族人口加上約50萬「戎狄」人口共約114萬人口，與江充所云「關中之人百餘萬口」吻合，其中羌族主要分布在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而氐族主要分布在扶風、始平、京兆三郡，而隴山以西地區可負載的人口較隴山以東地區少，比如2020年陜西省總人口（3952萬8999）多於同年甘肅省總人口（2501萬9831）及寧夏區總人口（720萬2654）的總和（3222萬2485），太康年間雍州部七郡有9,9500戶漢族，秦州部的隴西、天水、南安、略陽、武都、陰平六郡共有3,2100戶漢族（約20萬8650人），後者為前者的30.9%，以此比例推算秦州部的氏羌諸族人口約15萬4500，同樣少於秦州部漢族人口，考慮到之前永初羌大亂時曾有漢族叛軍杜季貢等人來投，之後永嘉大亂時羌族姚戈仲東遷榆眉後也有漢族民眾來投奔^[109]，元康年間雍秦二州部十三郡的約65萬氏羌之眾當中一部分很有可能是東漢末年中原大亂之際氏羌族群乘勢吸收漢族流民以擴大部眾力量所致。
關於東漢時代漢洲的羌人數目雖然史無明文，但《徙戎論》以元康九年關西的漢族與氐族、羌族人口與「十年之中，夷、夏俱斃」的永初羌禍類比，足以判斷東漢時代的羌人數量不會超過元康九年關隴地區的65萬人，根據《後漢書段熲傳》載段熲在永康元年（167）向漢漢桓帝劉志提及「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又說「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東羌東種之東與西羌之西在地理上相對，是對內遷入漢洲之羌人種群的他稱（雖然永初羌禍後內遷羌人已遷出內遷地甚至遷回塞外其「東羌」標籤亦末脫），從段熲所言可知當時漢洲有羌人合計五萬餘落，相當於25萬男女，即令將二萬餘作二萬五千算、三萬餘作三萬五千算，六萬落約30萬男女，而後者三萬五千落（戶）約16萬男女，以兵民比1：4算可以出動作戰人數約4萬，最後段潁經「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實現「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標，亦即建寧二年（169）「東羌悉平」後並、涼二州部及三輔等漢域的羌人最多約26萬男女，綜前可以判斷永初羌禍後東漢時代塞內羌人人口大約維持在30萬男女左右，考慮到永初羌禍期間「夷、夏俱弊」，也有如麻奴等逃出漢洲的羌人，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羌禍爆發之後漢廷再也未曾作出將塞外羌人內遷之舉，所以永初元年春夏間很可能是元康九年（299）之前羌人在漢洲域內人口最多的時刻，至於具體數目，首先從段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的目標可知過去平定羌亂，漢朝並不以「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為手段，除了段顃外，最多的斬首數是富平大戰的「斬首五千級」，其次虞詡在元初二年（115）稱漢兵以「萬騎之眾，遂數千之虜」，反映了叛羌兵力多在數千之內，永初羌禍中僅平襄之戰及富平之戰中叛羌兵力可能超過一萬，加上滇零在聲勢正盛的永初五年（111）吸納以杜琦為首的漢族叛軍加入以攻略漢域，故此不宜對永初元年春夏間在漢洲的羌人人口估計過高，以較30萬男女更多50%（15萬男女）亦即45萬男女的估計雖然過於誇張，但可以作為永初元年春夏間在漢洲的羌人人口上限。

[屬國地區-124] 13.0 ^13.1 西漢時五原郡、上郡、隴西郡、西河郡、金城郡、張掖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雲中郡、朔方郡等十一郡設有屬國地區^[110]^[111]，東漢時安定、張掖、酒泉、上郡、西河、犍為、廣漢、遼東、蜀郡、五原、涿郡、金城等十二郡的屬國機構皆在「分郡離遠縣置之」。

[自耕農-136] 當時的漢族自耕農一般是五口之家、「有田百畝」，畝產兩石，百畝年產200大石，其副業主要有紡織、畜養、園圃三項，每家的副業正常年產值約2740文至5420文之間，以三十文一大石算，自耕農一家百畝的正常年收入約8740文至11420文^[114]，取其中間值，約10080文或336大石，如以七十文一大石算，則約15340文或219大石；如自耕農五口之家有田六十畝，則畝年產120大石，加上副業年產值約1370文至2710文之間，以平均七十文一大石算，正常年收入約10440文或149大石，扣除一年的自用口糧、生產資料、田租、口賦等各方面支出約124大石^[115]，則一家五口的自耕農一年可以存下25大石左右的餘糧或1750文。而當時一匹布約300文，一匹絹約477文，一隻雞約70文。一如古今中外所有社會一樣，存在貧富懸殊、階級矛盾的問題，奴婢是因債務或犯罪而淪為社會最弱勢的階層，雖然存在階級壓迫，但仍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略高於羅馬帝國的奴隸^[116]^[117]^[118]，夫餘、倭人社會亦有奴婢存在^[119]，匈奴社會稱奴婢為「貲」^[120]^[121]^[122]。相比起遊牧民族社會可以透過南侵抄掠甚至征服外族從而將內部的階級矛盾階級剝削部分向外轉移，漢族社會則缺少這種選項，階級矛盾不斷累積以至爆發農民起義或內亂，難以實現同一民族內部的團結，所以遊牧民族在多數時間都較漢族人持有更強烈的民族意識，只有在反抗外族征服時——如五胡禍華、女真征服、蒙古征服、晚明至清初、清末民初等時期——才激發出與遊牧民族媲美的民族意識。

[僕從國高句驪國-144] 15.0 ^15.1 ^15.2 根據王莽政權向漢朝的臣屬國更改印緩^[125]，可見夫餘王國與高句驪同是漢朝的從屬國，而高句驪還時常從漢國「受朝服衣幘」，而且漢國有權調動高句驪兵，顯然相比夫餘王國，高句驪的從屬性更強^[121]。
從瑠璃明王在位第三年（前17）發生的後宮鬥爭^[126]，雖然代表漢族的雉姬被代表鶻川土著的禾姬排擠，但可窺見高句驪建國之初即已存在一股漢族勢力。第一次治世時代的大同江下游流域即為漢族聚居區^[127]，即使自公元4世紀初葉起當地相繼被百濟與高句驪兩大強權統治，漢區日漸縮小退至平壤以西地區，但漢族仍然頑強生存下來，經高句驪長期統治後，直至公元6世紀初葉才被高句驪完全同化而消亡^[128]^[129]

[半島百國-172] 16.0 ^16.1 ^16.2 根據《三國史記》所載，新羅國傳說是在五鳳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前57年6月6日）建國^[130]
성현석성（聖峴石城），位於韓國全北特別自治道茂朱郡茂豊面현내리（縣內里），是新羅國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貞觀二十一年（647）百濟國入侵新羅國所圍攻的茂山城^[131]，隸屬新羅開寧郡茂豊縣，開寧郡原是甘文國，太和五年（231）昔助賁派兵滅甘文國，其地併入新羅。
팔거산성（八莒山城），位於大邱廣域市北區노곡동（魯谷洞）함지산（咸池山），建於公元5世紀，是新羅國的山城。
이성산성（二聖山城），位於忠淸北道沃川郡靑城面산계리（山桂里），是新羅國在約公元5世紀中葉建立的一座石堡城，可能是永明四年（486）金炤知尼師今下令建立的屈山城（굴산성）^[132]
根據《三國史記》，百濟國傳說是在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建國^[133]
풍납토성（風納土城），位於韓國首爾市風納洞，城內面積約22萬6000坪（1평，1坪約3·305785m²，相當74萬7107m²或0.74km²），一般認為是百濟國第一個首都慰禮城^[134]^[135]
우산성（牛山城），位於忠淸南道靑陽郡靑陽邑우성산（牛城山）的石城堡，可能是百濟國古良夫里縣的治所。^[136]
남양리산성（南陽里山城），位於全羅南道高興郡南陽面，約建於公元5世紀末，是百濟國助助禮縣的治所^[137]
伽倻諸國，根據《三國遺事》傳說在建武十八年三月四日（公元42年4月12日）駕洛國（又名金官國）統治者的祖先首露王在弁韓地區建立金官國^[138]，金官國建立後，周邊亦分別建立阿羅伽倻（韓國慶尚南道咸安郡）、古寧伽倻（韓國慶尚北道尚州市）、大伽倻（韓國慶尚北道高靈郡）、星山伽倻（韓國慶尚北道星州郡）、小伽倻（韓國慶尚南道固城郡及泗川市）等五個國家^[139]，並與駕洛國共同組成以駕洛國為中心的六伽耶國家聯盟，但聯盟的成員國組成並不固定^[140]
值得留意的是金官國在建國初期就有自漢洲渡海而來以許黃玉為代表的漢族群體參與^[141]
按《三國志韓傳》弁韓地區存在彌離彌凍國、接塗國、古資彌凍國、古淳是國、半路國、樂奴國、彌烏邪馬國、甘路國、狗邪國、走漕馬國、安邪國、瀆盧國等12個國家，其大約位置據推測：彌離彌凍國在慶尚南道密陽市^[142]；接塗國在漆原郡，相當今咸安郡漆原邑、칠서면（漆西面）、칠북면（漆北面）加上昌原市마산합포구（馬山合浦區）的구산면（龜山面）等一邑三面範圍；古資彌凍國（小伽倻）在慶尚南道固城郡^[143]；古淳是國, 位置有爭議，有진주의（晉州市）、固城郡、泗川市等三個可能位置；半路國（大伽倻），約在慶尚北道高靈郡；樂奴國在慶尚南道河東郡^[144]^[145]^[146]；彌烏邪馬國（미오야마국），一說在今慶尚北道昌原市一帶^[147]，一說在高靈郡一帶^[148]；甘路國，即甘文國，在今慶尚北道金泉市一帶，於太和五年（231）被新羅國吞併^[149]；狗邪國，即金官國，位於今慶尚南道金海市一帶^[150]^[151]；走漕馬國（주조마국），約位於金海市조마면（助馬面）^[152]^[153]
함안 가야리 유적（伽倻里遺址），位於慶尚南道咸安郡伽倻邑，約公元5～6世紀，是安羅國（아라가야의）或阿羅伽倻（아라가야）的왕궁（王宮）^[154]
구진산성（九鎮山城），位於慶尚南道昌寧郡南旨邑고곡리（古谷里），是非火伽倻國（비화가야）約建於公元5世紀中後期的一座土城。^[155]^[156]

[湘西蠻區漢區-187] 17.0 ^17.1 ^17.2 板楯蠻，別稱賨人，聚居於漢代巴郡北部的閬中縣、朐忍縣及宕渠縣一帶，因為曾經派兵幫助漢高帝劉邦作戰，其統治階層朴、羅、昝、鄂、夕、龔、度七姓氏族得到永久免除租賦的權利，除了賨人每年輸稅40錢外，餘得自治，截至前期治世時代仍為漢廷所羈縻，至後期治世，板楯蠻開始時常作為漢廷的僱傭兵作戰，例如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白馬羌入侵廣漢郡屬國，就由漢將率領賨兵擊退，板楯蠻與漢國保持合作關係，東漢之世僅有兩次叛亂事件，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因為當地漢官自行強征加派租賦徭役而起兵叛亂，至光和五年，漢廷另派漢官理賨並宣布赦免參與叛亂的賨人，即令賨人放棄叛亂，另一次是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因為黃巾軍在巴郡起事，賨人亦乘勢舉兵「寇掠城邑」，但很快被漢廷平定。
漢國陷入內亂以至軍閥割據時，板楯諸蠻各勢力亦乘機割據一方，割據益州部各郡的劉璋與割據漢中郡的張魯決裂之際，板楯蠻人在七大姓族首領的領導下投靠張魯，與其聯手對抗劉璋，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張魯後，板楯諸蠻亦順勢投附代表漢國中央的曹操，然而曹操控制漢中郡及巴郡後不久，兩郡旋為劉備所取^[158]^[159]，而曹操在退出兩郡前即將兩郡漢族及板楯諸蠻人口儘量徙往在其控制下的關隴地區。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蜀漢政權涪陵屬國境內的漢、夷族群叛亂，被鄧芝平定，這次叛亂是三國時代唯一涉及板楯蠻人的叛亂。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併蜀漢，順利接收蜀漢各郡，統一梁州。
廩君蠻聚居於漢代巴郡涪陵縣境至南郡夷陵縣境之間一帶的夷水（清江）流域，由以巴氏為首，加上樊、瞫、相、鄭四姓大族共同統治，最初起源於夷水下游，後逆流而上至鹽陽（中國湖北省恩施市）並征服當地部落，巴氏統治者有廩君之稱，在廩君蠻之中其威望大至廩君蠻以殺人祭祀去世的廩君，至公元前316年嬴秦攻滅巴國後，廩君蠻領地遂與秦國接壤，在秦、楚兩大諸侯國之間，廩君選擇向秦國稱臣，於是嬴秦與廩君聯姻，約定廩君作為廩君蠻的統治者每年租賦2016錢，每三年另有租賦1800錢，而蠻人每戶每年「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彼此相安無事，截至前期治世時代仍為漢廷所羈縻，但天鳳至建武年間的漢國內亂顯然開始引起了廩君蠻人對漢區的覬覦，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潳山地區的廩君蠻人叛亂，「寇掠百姓」，漢軍很快平定叛亂並將當地廩君蠻人7000多盡數東遷至江夏郡，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的巫縣廩君蠻叛亂被平定後，當地廩君蠻人亦被東遷江夏郡，這些遷移操作並未能解決叛亂，反而令江夏郡開始成為廩君蠻人叛亂的發生地，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廩君蠻人在江夏郡發動叛亂失敗，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廩君蠻人在江夏郡再次發動叛亂，同時與來自盧江郡的漢族叛軍首領黃穰聯手，得到漢族叛亂勢力的加入令這次叛亂規模達到「十餘萬人」，顯然漢族人口佔絕大部分，這次叛亂由盧江太守陸康率軍徹底平定。
建安年間漢國內亂，漢族及諸夷族群在柤中地區（中國湖北省南漳縣境內）聚集生息，其間「梅敷兄弟三人」成為柤中的「夷王」，「部曲萬餘家」，即柤中地區漢族及諸夷族群人口合共計約50000多，夷王梅敷後來投附曹操，而柤中地區的人口在正始二年增至100000^[160]，青龍四年（公元236年）曹魏「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叛魏投吳，其中夷王梅頤可能是夷王梅敷的兄弟，從地理上看，廩君蠻的分布相較板楯蠻、槃瓠蠻更接近柤中，柤中諸夷族群應是源自廩君蠻乘漢國內亂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時遷入，而漢族則是來自柤中的先住民及因戰亂而到此避難的移民。
板楯蠻、廩君蠻的姓氏出現可能是因漢族移民流入影響所致，傳説廩君蠻五姓中的樊、瞫、相、鄭四姓出自「黑穴」而巴氏出自「赤穴」，兩者起源明顯不同，加之鄭氏、樊氏、杜氏、袁氏^[161]^[162]這些是較常見的漢姓，極可能是因為接受了漢族移民流入蠻中，而廩君蠻統治者巴氏「世尚秦女」^[163]，無疑混有漢族血統。這些姓氏記錄不見於東漢時代以前，說明板楯蠻、廩君蠻的姓氏很可能是後起的。
槃瓠蠻聚居於武陵郡、零陵郡及長沙郡西部的武陵山區，其核心聚居地在沅水（沅江）上游流域，因為當地有沅水的5條支流（五溪），故又稱為五溪蠻，蠻內各支族群的統治者被稱為「精夫」，因為精夫們以槃瓠為祖先，故稱為槃瓠蠻，各精夫每年向漢國上貢「布一匹，小口二丈」以作為向漢國臣服的象徵，在前期治世「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漢國陷入內亂後就更猖狂，當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地區的廩君蠻人發動叛亂之際，槃瓠蠻精夫相單程亦趁機擴張勢力，「大寇郡縣」，光武帝劉秀派一萬多漢兵南伐相單程，沿沅水逆流而上入武溪（武水），但因糧盡而全軍覆沒，次年相單程即乘勝順流而下圍攻武陵郡郡治臨沅，漢兵不能解圍，次年（公元49年）劉秀派馬援率四萬多漢兵南征，大破相單程於臨鄉，臨沅解圍，馬援追擊退入武陵山區的相單程，但馬援不幸在三月左右病逝，監軍宋均接掌軍隊，繼續進攻相單程，成功逼降相單程諸蠻平定叛亂
之後槃瓠諸蠻在東漢時代又先後發動9次叛亂，其中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的蠻叛是因為漢廷將槃瓠蠻各精夫的貢布提高至與漢族平民租賦相同的水平，由此令澧水中游（澧中）及漊水中游（漊中）的槃瓠諸蠻相約起兵叛亂，攻打充縣及夷道縣，武陵太守李進迅速平定叛亂，叛亂令漢廷放棄提高各精夫貢賦的政策。
始於永壽三年（公元157年）十一月的長沙郡槃瓠蠻人叛亂是歷次槃瓠蠻亂中規模最大的，叛蠻向北進入益陽縣境後即以此為據點，持續威脅益陽縣地區，至延熹三年（公元160年），蠻叛擴大，武陵郡及零陵郡的槃瓠諸蠻等共10餘萬男女亦叛，武陵郡叛蠻北上圍攻南郡郡治江陵並「寇掠江陵間」，而零陵郡叛蠻則進入長沙郡「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叛蠻總兵力2萬餘，聲勢浩大，但漢廷很快反應過來派漢兵平叛並僱傭漢民為兵以壯大軍力，漢兵迅速逼降長沙、武陵、零陵三郡叛蠻，雖然槃瓠蠻乘漢兵退還後再次叛亂，先南下攻打桂陽郡再北上攻打武陵郡，但同年底被武陵太守陳奉平定，至此才平息波及荊州部四郡的槃瓠蠻亂。^[163]
當漢國再次陷入內亂後，槃瓠諸蠻各勢力除了頻頻挑戰漢國的地方統治機構並進入武陵、長沙、零陵三郡漢區抄掠外，甚至開始參與漢族軍閥之間的內戰，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割據梁州的蜀漢政權沿長江東攻割據荊州及揚州的孫權，蜀軍兵臨秭歸時，武陵郡以五谿地區為首的槃瓠諸蠻皆派使改投蜀漢^[158]^[164]，槃瓠諸蠻的政治選擇也影響武陵郡漢族縣城的取向，甚至一度影響孫權對零陵、桂陽兩郡的統治^[165]，至次年蜀漢兵敗於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武陵郡槃瓠諸蠻及漢族勢力才再次臣屬孫權。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孫吳政權派潘濬率五萬漢兵討伐武陵郡槃瓠諸蠻，歷經三年後才能將其納入孫吳的管治，「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166]，當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政權攻併蜀漢後，曹魏遂與孫吳武陵郡接界，派兵屯於赤沙，又派使勸説槃瓠蠻各精夫及雜居當地的漢民叛吳投魏，令孫吳武陵郡的局勢出現不穩，槃瓠諸蠻甚至派兵圍攻酉陽縣，孫吳武陵郡太守鐘離牧率漢兵三千深入武陵山區，平定叛吳親魏的槃瓠諸蠻勢力及當地漢民勢力，穩定武陵山區局勢。^[167]
咸寧六年（公元280年），晉軍在版橋之戰擊敗吳軍主力，吳末帝孫皓投降，孫吳各郡國被傳檄而定，從此槃瓠蠻諸蠻改向晉王朝稱臣。
前期治世時，上述諸蠻居地涉及的南郡、巴郡、武陵、零陵、長沙、桂陽郡等六郡國有約411080戶2144137漢族人口聚居，如巴郡有漢族七十萬、武陵郡有漢族十八萬，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六郡漢族人口增至1123100戶4646919人，顯然湘西諸郡不止有蠻區，亦有漢區，而巴郡是由漢、賨兩族雜居，漢族與居地相鄰的其他族群應有民間來往接觸互相影響；漢朝六郡在第二次治世時代主要劃分為巴郡、巴東、巴西、涪陵、建平、宜都、武陵、天門、衡陽、邵陵、零陵、湘東、桂陽等十三郡，經過近一百年分裂割據的亂世後，漢族人口降至155900戶約七十八萬。
漢洲梁州漢區北接雍州，東北鄰荊州，而自東南向南再向西則主要被板楯蠻、夜郎、滇、冉駹、白馬等不同國族的Ⴑ形圍繞分布的態勢。
傳說李特家族源出自廩君蠻人，可能是移居宕渠縣板楯蠻聚居地的廩君蠻人，李特曾祖父李庸因信仰張魯所傳之的五斗米道而北遷至漢中郡楊車阪，招聚民眾——可能有漢族在內——至「五百餘家」又「抄掠行旅」，被稱之為楊車巴，至張魯歸降曹操後，李庸部眾與巴郡板楯蠻人一同被曹操遷至漢陽郡（曹魏廣魏郡），與遷入當地的氐族融合，被當地人稱為「巴氐」^[168]，巴郡漢族民眾的例子有趙廞家族^[169]。
自光和年間江夏郡廩君蠻人叛亂被平定，此後百餘年都沒有再發生涉及廩君蠻人的叛亂，直至爆發六王內戰後不久，廩君蠻人張昌在安陸縣石巖山招聚流亡及逃避兵役的漢族民眾，勢力日盛，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江夏太守派兵攻張昌，反為其所敗，退走灄口，同郡朱伺、郴寶、布興等舉兵攻張昌亦敗退，張昌乘勝攻陷郡治安陸縣，諸侯新野王司馬歆派靳滿進攻張昌，兵敗於隨國，張昌勢力再次擴張，據有江夏郡，五月，張昌推舉丘沈為聖人，並讓其改姓易名為劉尼自稱漢朝宗室之後，又擁丘沈為帝，建元神鳳，張昌為相國，張昌這一舉措令其爭取到漢族民眾的支持，「旬月之間，眾至三萬」，義陽國亦被張昌所控制。
建國稱帝後，張昌派兵四出攻略，遣黃林東攻弋陽、馬武順長江而下攻陷武昌，張昌率軍向北攻陷宛城，又斬殺新野王司馬歆於襄陽，又派兵南下攻略長沙、湘東、零陵等郡，七月，張昌派石冰順長江而下攻略揚州部，至此，劉尼（丘沈）、張昌的勢力臻至最盛，然而「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晉軍亦開始反攻，荊州刺史劉弘、豫州刺史劉喬分別派兵進攻張昌盤踞的江夏郡，「苦戰累日」最終大破張昌，張昌與丘沈一黨退入下儁山逃避晉軍的追捕，其勢力遂冰消瓦解。
只有張昌派遣的石冰軍卻仍在攻城略地，同年九月石冰攻陷沿江郡縣，封雲乘亂起兵於淮南郡響應，自阜陵一路向北直至徐州一帶劫掠，在石冰的威脅下，江東諸郡一時降服。十一月，以周玘、王矩等漢族士人招集義兵反抗石冰，義兵連戰連勝，征東將軍劉準與義兵聯合，派陳敏率兵攻打石冰，石冰勢衰，江東諸郡亦傳檄而定，至永興元年（公元304年）三月，石冰兵敗投靠封雲，四月，封雲的部屬張統見形勢不利，斬殺石冰與封雲向晉軍投降，同年秋，張昌、丘沈等被擒獲處決，才徹底平定張昌之亂^[170]。
太安二年距廩君蠻人東遷已有200年，張昌曾為縣吏，可能混有漢族血統，作為漢族佔絕大多數的地區，張昌以丘沈為漢朝宗室後裔，將其擁立為帝作為旗號，加之當時漢廷腐敗內戰日失民心，張昌才得以爭取大量漢民加入叛亂，即使當地廩君蠻人全都加入叛亂，張昌勢力的主要部分亦是由漢族構成，不過光和三年與太安二年兩次發起叛亂的失敗勢必令東遷蠻人社會造成沉重打擊，此後當地漢區再無蠻人能發起如此大規模的叛亂事件。

[嶺南漢區夷區-188] 18.0 ^18.1 自秦朝開始便「謫徙民與越雜處」，嶺南地區的中原男性移民人口在秦代至少有30000，趙佗向秦始皇嬴政請求的15000女性移民，則秦代嶺南地區的中原移民至少有45000人^[261]，加上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中原移民可能在50000人以上，正是南下的中原人（中縣人）與當地越人——主要是揚州境內越人部落（揚越）——融合而形成漢民族^{[註 4]}。
秦朝將領趙佗在漢三年（公元前204年）正式稱王建立南越國，豁有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所設立的南海郡、桂林郡及象郡，這是嶺南地區第一個國家，並將領土向西擴張，攻滅盤踞紅河三角洲一帶的安陽王國，當地被稱為「雒將」的各個土著勢力全部向南越王稱臣受其羈縻，其地設立交趾郡及九真郡，趙佗又向南渡海將版圖擴展至海南島上，其成就令趙佗驕傲地認為若自己在中原起兵，所得的成就不會較劉邦低，但形勢比人強，劉邦建立的西漢政權較趙佗建立的南越國強大多，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南越王趙佗向漢高帝劉邦稱臣，唯呂后四年（公元前184年）至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間，趙佗因為與呂后交惡而自立為皇帝，至文帝劉恆登基後才令趙佗再度稱臣。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趙陀逝世時其統治長達67年，王位經其孫趙胡、曾孫趙嬰齊傳承，於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傳入玄孫趙興之手，但元鼎五年四月，南越國相呂嘉發動政變，殺害南越王趙興及王太后樛氏，另立趙興之兄趙建德為新王，掌控南越國政，導致西漢朝廷與南越國決裂，同年秋，漢孝武帝劉徹派兵進攻南越國，次年十月即平定南越國，設立十郡，屬交阯刺史部，另外，南越國桂林郡「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但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鬱林、合浦、蒼梧三郡人口合計只有29,6302，不足40萬，可見漢朝對這40萬甌人、駱人只是羈縻，不排除後來可能有部分甌人、駱人與中原移民融合為漢民族^{[註 4]}，當時交阯刺史部各郡的統計人口無疑僅包含漢族人口^{[註 2]}^[23]。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儋耳郡被併入珠崖郡，元鳳五年（公元前76年）廢除象郡以分屬鬱林郡及牂牁郡^[262]，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以統治剝削漢族的方式對待珠崖郡先住民族群而產生連年矛盾，漢廷逐廢除珠崖郡退出海南島，交阯刺史部逐漸由十郡變為七郡，元始二年，交阯部七郡漢族人口約137,2290，王莽統治後期，交阯七郡由鄧讓負責管理，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二月，鄧讓與七郡太守派使向漢光武帝劉秀歸附，令東漢政權得以統一嶺南漢區及夷區。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二月，交趾郡麊泠縣雒將之女徵側因為被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而忿怒，於是與妹妹徵貳起兵叛亂，至建武十八年初，徵側攻陷交趾郡，又得到合浦、九真、日南三郡的諸蠻響應，令九真、日南二郡成為徵側的勢力范圍並將開始滲入合浦郡，徵側勢力全盛時占有「六十五城，自立為王」，皇帝劉秀派馬援、劉隆統率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四郡共計萬餘漢兵南下平叛，漢兵至合浦郡後即沿海西進，於浪泊一戰擊敗徵側，再戰禁谿，徵側再次戰敗，實力大損亡遁四散，漢兵迫擊徵側殘部並乘勝收復交趾郡，次年（公元43年）正月，徵側、徵貳戰敗被殺，馬援繼續追擊，南下至九真郡居風縣才完全平定徵側殘部，收復九真、日南二郡並削弱各地雒將勢力。此後日南、九真、交趾、蒼梧、鬱林、合浦六郡雖先後發生6次涉及諸蠻叛亂甚至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永壽三年（公元157年）的叛亂有漢族參與^[23]，然而影響遠小於徵側之亂，截至士燮控制交州部之時，東漢政權對北圻、中圻及嶺南的統治基本穩定。
考慮到漢代嶺南諸蠻的叛亂一概發生在蒼梧、鬱林兩郡及其以西地區而不及南海郡，南海郡應是漢族人口佔多數的地區，而其以西各郡的漢族人口佔比當少於一半，筆者認為偏遠的郡有可能低至二成或三成，越向西則漢族的中原血統比例越少，其人口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交阯部五郡（不計交趾及鬱林）約有55,4891人，與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交阯部五郡（交趾及鬱林人口失載）111,4444人口相比增加一倍，百餘年間全國漢族人口在約五千萬左右浮動，交州部增長的人口只能是來自五嶺以北的黃河及長江流域的漢族移民^[23]，例如元初年間鬱林郡及合浦郡「蠻、漢數千人」就曾響應蒼梧郡蠻夷的叛亂；而王莽掌權時的士氏家族^[263]、建安年間的薛綜家族是有載的精英階層移民，在士燮控制嶺南時中原「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非精英階層的移民只會更多，但經過黃巾起義後近百年的政治動蕩，至實現統一的第二次治世時期，廣州部十郡及交州部六郡戶數合計68720戶，只有永和五年交州部六郡270769戶的25%左右，可見漢國中央對嶺南地區人口的控制力大幅下降，數以十萬計的漢民脫離官府的掌控，交州刺史陶璜曾言「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264]，流失嚴重，例如南海郡就由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71477戶降至9500戶，鬱林郡則由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12415戶降至8000戶，其中九德郡更是「無戶」，流失的漢族人口應流入地方上的漢族豪強及周邊烏滸人、俚人諸蠻勢力，例如「高涼賊帥錢博」、「高涼渠帥黃吳」等叛亂勢力首領皆漢姓漢名，不排除是受到了流入高涼郡的漢族移民影響，考慮到異族成分的叛軍一般被稱作「夷賊」或「胡賊」，但卻如同中原地區的「陳留盜賊李堅」、「太山賊公孫舉」、樂安國「渠帥張漢」、「檀鄉渠帥董次仲」等僅稱為「賊」或「渠帥」，如此一來黃吳、錢博及其部屬——至少多數部屬——很可能是漢族，是脫離官府控制的漢族平民，後來被當地烏滸人、俚人等諸蠻族群所同化，某程度上代表當時漢洲邊緣地區的漢族民族認同的不穩定性。
雖然漢晉史載的嶺南戶口主要是漢族，缺少非漢族群的人口記載，但也應在漢國的羈縻之下，避免各股非漢族群被整合為一支強大勢力，否則如一旦叛亂就足以隨時動搖乃至摧毀漢國在嶺南大部分地區的統治，如「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而元始二年鬱林郡就有12縣12415戶，至晉代鬱林郡及桂林郡只有17縣共8000戶，顯然漢廷對這十餘萬烏滸人只是加強名義上的控制（受冠帶），並沒有如同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企圖向槃瓠蠻收取與漢民相同的租賦般企圖向烏滸人收取租賦^[163]，實際上仍僅是羈縻。
建安二年，漢廷改交阯刺史部為交州刺史部，當時已為交趾郡太守的士燮以其弟士壹為合浦太守、士䵋為九真太守、士武為南海太守，四郡為士氏領有，隨後漢廷任命士燮為綏南中郎將，管治交州部七郡，至此士氏家族在嶺南、北折及中圻地區的權勢達至頂峰，不久，軍閥劉表亦將向交州部南擴，乘交州刺史張津之死，派賴恭南下出任交州刺史，又乘蒼梧太守史璜之死，派吳巨為蒼梧太守，不過賴恭和吳巨後來爆發衝突，賴恭被吳巨所逐，而士武早卒，士氏失去南海郡的控制，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軍閥孫權派步騭南下為交州刺史，次年，步騭斬殺拒附孫權的吳巨，控制蒼梧郡，鬱林與合浦兩郡可能此時落入孫權手上，士氏則向孫權表示歸順，成為孫氏在交州部的代表，黃初六年（公元225年）蜀漢南中三郡叛亂時，在士燮的誘導下益州郡向孫權表示歸順，雖然叛亂在同年被諸葛亮平定。
黃初七年（公元226年）士燮卒後，其子士徽自立為交趾郡太守，孫權即將交州部七郡中的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分設為廣州部，其他四郡繼續隸屬交州部，又以呂岱為廣州刺史、戴良為交州刺史、陳時為交趾太守，統兵南下，在呂岱的誘騙下，士徽及其兄弟六人被殺，士壹、士䵋被廢為平民，士氏自此衰落，事後孫權廢除廣州部，恢復原狀，孫權統一交州部，但「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這類漢族流民的去向不是被地方上的漢族豪強就是被周邊烏滸人、俚人諸蠻吸納以壯大實力。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孫權建立朝號「吳」（孫吳）政權，據有漢洲之揚、荊二州，以統一漢洲為目標。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孫吳派兵征伐海南島^[221]。在曹魏併蜀漢之前，交州部在孫吳統治下除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將領廖式之叛旋起旋滅外，交州部社會大致和平。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孫權從合浦郡分立高涼郡，自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廢除珠崖郡以來266年後交州部七郡的郡數才首次出現變動，變為八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孫權將合浦郡易名珠官郡，至吳少帝孫亮時期才恢復舊名；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孫吳從晉朝手中收復交趾郡後，從中分立出新昌郡、武平郡、九德郡；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孫吳從鬱林郡分立桂林郡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攻滅蜀漢，孫吳交州部遂與曹魏接壤，同年，交趾郡官吏呂興殺害交趾郡太守孫諝，控制交趾郡並派人說動九真、日南二郡一同投附曹魏，呂興又派兵逼使合浦郡叛吳投魏，曹魏方面亦派兵支援，但在魏軍來臨前，呂興就被部下李統所殺，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孫吳將不涉及戰亂的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再次合設為廣州部，其餘六郡仍為交州部。
咸熙二年末（公元266年），曹魏權臣司馬炎篡位稱帝，建立朝號「晉」，魏軍遂變為晉軍，接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孫吳派兵攻交趾郡，晉軍亦進攻合浦郡，雙方大戰於合浦郡古城，吳軍兵敗，退保合浦縣（中國廣西區北海市合浦縣），戰況在合浦郡一線膠著，泰始五年十一月，孫吳再次派兵攻打交趾郡，以虞汜、薛珝、陶璜率漢兵七千多人沿陸路南下，李勗、徐存則從海路進軍，然而次年，海路吳軍航海迷途而返回，李勗與徐存因擅自撤軍而被殺，而陸路吳軍的進攻在分水失利，退回合浦郡，戰況繼續膠著，雙方多年都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負，直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吳軍在封谿大破晉軍，進圍攻陷交趾郡治所龍編，乘勢收復九真、日南兩郡，回復舊日的孫吳與蜀漢的邊界，戰後不久虞汜與薛珝先後去世，孫吳以陶璜為交州刺史，後陶璜征服交趾郡的夷獠，分設武平、新昌、九德三郡及九真屬國，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晉朝平定孫吳，揚、荊二州盡為晉有，陶璜亦成為晉朝的交州刺史。
近百年內戰特別是晉朝與孫吳的交州部爭奪戰，令統一後的地方對人口的控制力流失，廣州部十郡有43120戶、交州部六郡有25600戶，合計有68720戶，以一戶五人算，即嶺南、北圻、中圻地區的漢族總人口大約在三十五萬左右。
至於交州部各郡的諸蠻等族群經漢廷多年來「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閒」的政策顯然令部分諸蠻「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163]，但亦有部分諸蠻繼續其原有文化方式，在交趾郡麊泠縣及九真郡都龐縣，當地蠻人「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日南郡蠻人「男女倮體，不以為羞」^[265]，漢國一直以來僅能羈縻諸蠻而已，只有依靠控制當地漢族人口才能勉力維持統治^[23]。

[南中蠻區漢區-189] 19.0 ^19.1 ^19.2 位於荊州部及交州部以西的地區主要由東方的貴州高原、南方的雲南高原以及西方的橫斷山區組成，上述地區後被合稱為「南中」，因南中諸國族群位於梁州漢區以西以南而被稱為「西南夷」，南中西鄰接安多地區，在公元前二世紀初，貴州高原的國家主要有夜郎、且蘭、漏臥等國族，雲南高原的國家主要有滇國、靡莫、勞深、昆明等國族，橫斷山區的國家主要有邛國、莋國、斯榆等國族，國家族群數量高達三位數，其中滇國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初的戰國時代，楚傾襄王派由楚國王族出身的莊蹻率領少數楚人（漢族部落）抵達雲南高原征服滇人而建立的，但因為秦國攻取楚都郢，隔斷了莊蹻與楚國的聯系，於是莊蹻在當地建國稱王並「變服從其俗」，來自江漢平原的少數漢族先民移民遂為土著滇人所同化，至秦始皇統一六國之際，秦朝亦向包含滇國在內的南中諸國「置吏」管理，也即僕從國，只是秦末民變才令雲南高原諸國擺脫僕從地位重新獨立。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漢政權再次向南中地區滲透，在銀彈政策下，貴州高原諸國同意向漢朝稱臣及隸屬犍為郡，同時漢朝亦派數萬人企圖打通由僰道縣至北盤江的交通路線，但耗費巨大加之貴州高原諸國過橋抽板背叛漢朝，漢軍與諸國互有攻伐，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漢朝決定放棄統治南中的努力，轉而專注與匈奴帝國的戰爭。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國發生政變，令漢朝與南越國發生戰爭，漢朝派遣使節要求南中諸國派兵助戰，但且蘭國以擔心「旁國虜其老弱」為由發兵攻漢，殺害漢朝使節及犍為郡太守，南中諸國亦有「反者」，於是漢朝發兵攻打且蘭國及邛都、莋國，次年即滅亡此三國，鄰近的夜郎國王受此威攝，親身入朝長安，冄、駹兩國亦向漢朝奉表稱臣，請求漢朝設郡管理，經此一戰滅三國之威，漢朝得以開始在南中建立羈縻統治，設置汶山郡管理冄國、駹國，在且貴州高原設置牂牁郡，在邛國設置越嶲郡，在莋國設置沈犂郡，又在廣漢郡以西的白馬氐人地區設立武都郡，同時漢朝亦以此兵威要求滇王如同夜郎王一樣親身入朝長安，鄰近的靡莫、勞深兩國卻勸阻滇王並「數犯使者吏卒」，站在漢朝的對立面，漢朝再次派兵遠征南中。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軍滅亡靡莫國、勞深國，兵鋒直抵滇王國，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漢朝於是設置益州郡管理雲南高原，至此，漢朝在南中主要地區設置犍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管理。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郡的廉頭、姑繒夷、漢族群及牂牁郡的談指、同並等24座城邑起兵叛亂，同年即被漢朝派兵平定，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益州郡的葉榆、姑繒夷族群起兵反漢，漢朝派兵平亂，但遭到失敗，次年再派兵討伐才成功平亂。
前期治世時代，牂牁郡內的夜郎、漏臥、鉤町三國互相發兵攻伐，在漢廷的要求下，漏臥、鉤町兩國停戰，但夜郎不從，於是新任牂牁太守陳立當機立斷斬殺夜郎王，並夷平隨後的叛亂滅亡夜郎王國。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改鉤町王邯為鉤町侯邯，邯由此心懷怨恨，至始建國五年（公元12年）牂牁大尹（太守）周欽察覺鉤町侯邯的謀叛意圖而將邯殺害，之後邯的弟弟承起兵攻殺周欽，牂牁郡漢兵的平叛戰爭並不順利，戰況膠著。天鳳元年（公元14年），益州郡棟蠶、若豆諸蠻發起叛亂，殺害益州大尹程隆，王莽於是派馮茂率巴、蜀及犍為三郡漢兵南下牂牁郡、益州郡平叛，但直至天鳳三年也未能平定，王莽以此處決馮茂，改派廉丹與史熊負責平叛，又增發天水、隴西、廣漢、巴、蜀、犍為六郡十萬漢兵南下，初戰「斬首數千」，然而隨後又陷入膠著，天鳳六年（公元19年），王莽召還廉丹與史熊，改派郭興負責平叛，然而未能平定南中諸國，廉丹後在地皇三年的成昌之戰被赤眉軍殺害，史熊在地皇四年兵敗自殺。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越嶲郡蠻人任貴乘機起兵叛亂，殺害越嶲太守枚根，控制越嶲郡並自立為邛穀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邛穀王任貴遣使向光武帝劉秀稱臣，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劉秀以邛穀王任貴為越嶲太守，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邛穀王任貴起兵謀叛，被漢軍攻滅，收復越嶲郡^[266]。
隨著劉秀遂漸統一漢洲，益州郡的叛亂在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平定，郭興亦曾經地皇二年（公元21年）進攻鉤町國，可能成功逼降鉤町國，牂牁郡才能在「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的前提下向劉秀歸降^[267]。
永平元年（公元58年）越嶲郡姑復縣夷的叛亂很快被平定，但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同郡遂久縣的卷夷大牛種的叛亂難平，次年，蜀、永昌、益州三郡的諸夷共十餘萬男女皆起兵響應大牛種，叛夷「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雖然記載誇張，但明顯對當地漢族社會傷害很大，益州部刺史張喬派兵在楪榆縣摧毀叛夷軍隊，「斬首三萬餘級」後才逼使叛夷投降。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國向漢國奉表稱臣，漢廷於是在哀牢當地設置哀牢縣及博南縣，並將益州郡西部六縣與哀牢、博南兩縣合設為永昌郡後，南中之地自此除了犍為、越嶲、牂牁、益州四郡外，又增加永昌一郡共五個行政區。至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與駐當地漢官不和而忿怒發兵叛亂，攻打巂唐縣及博南縣，漢廷派越巂、益州、永昌三郡的夷兵漢兵共計9000人進攻哀牢王國，次年，邪龍縣昆明夷與漢廷站在一起，亦發兵攻打哀牢王國，聯軍於博南縣大破哀牢軍，斬殺哀牢王，平定叛亂，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漢廷將犍為郡南部分設為犍為屬國，南中地區遂分為牂牁、越嶲、益州、永昌^{[註 24]}、犍為屬國等四郡一屬國五個行政區
除了元初五年大牛種之亂外，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犍為屬國夷「寇鈔百姓」、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益州郡夷叛亂等南中諸蠻亂事旋起旋滅，東漢時期南中夷、漢族群社會秩序大致穩定，而移入南中地區定居的漢族居民又被稱為「南人」^[268]，永和五年的牂牁、越嶲、益州三郡漢族人口合計約190679戶1001473人，犍為屬國地區的諸夷曾在延熹四年「寇鈔百姓」^{[註 10]}，該屬國地區37187人口也應是漢族，才被與其雜居的屬國諸夷抄掠。
中平五年，漢廷以劉氏宗室劉焉為益州部州牧，自此開始其割據梁州的事業，而隸屬益州部的南中各郡官僚亦以劉焉為益州部最高長官，劉焉卒後其子劉璋繼續割據事業。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璋迎劉備入梁州漢區，次年劉璋與劉備兵戎相見，劉備連戰連勝，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成功取代劉璋對梁州的統治並以鄧方為朱提郡太守兼庲降都督，屯駐南昌縣（中國雲南省鎮雄縣）負責管理南中事務。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逼降張魯取漢中郡並派兵深入巴郡，旋被劉備擊退，隔年，劉備率兵北攻漢中，經過近兩年的對峙，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逼退曹操全據漢中，同年底，孫權派兵西攻劉備，吞併劉備在荊州的領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其子曹丕繼父業，不久即逼獻帝劉協禪讓而得以稱帝，改朝號「魏」（曹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初，劉備亦稱帝繼續漢朝的統治（蜀漢），旋於同年率兵沿長江東進攻打孫權，鄧方亦卒於同年，蜀漢政權以李恢為庲降都督並移治平夷縣（中國貴州省仁懷市），次年劉備兵敗猇亭而不得不退回梁州，黃初四年（公元223年）劉備託孤於丞相諸葛亮後即逝，其子劉禪繼位
當黃初四年劉備病逝後，南中五郡有三郡反叛，越嶲郡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益州郡豪強雍闓各自割據郡境叛亂，雍闓更派使交趾郡，透過士燮向孫權稱臣。
當蜀漢權臣諸葛亮能騰出手來南征三郡已經是黃初六年（公元225年）三月，庲降都督李恢亦隨諸葛亮南征，蜀軍兵分三路，諸葛亮進軍越嶲郡、李恢進軍益州郡、馬忠進軍牂牁郡，馬忠非常順利平定朱褒，而諸葛亮正進逼高定之際，雍闓卻被高定所殺，雍闓部屬孟獲乘機上位取代雍闓地位，然而諸葛亮迅速消滅高定勢力，李恢一路在昆明一度被圍困，之後殺出重圍，掃蕩叛軍，諸葛亮亦在五月南渡瀘水（金沙江）南下益州郡進攻孟獲，經過「七虜七赦」後降服孟獲，徹底平定南中叛亂，之後諸葛亮改劃南中政區，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將建寧郡及永昌郡的部分地區分立為雲南郡、又將建寧郡及牂牁郡的部分地區分立為興古郡，在五郡內再建置出二郡，加上原有五郡是為南中七郡，以李恢作為庲降都督兼建寧郡太守，同年十二月，諸葛亮處理完南中事務後返回蜀漢政權首都成都^[269]。
然而諸葛亮降服的主要是以孟獲為首的南中漢族勢力，諸夷族群勢力則仍有小叛，越嶲郡的亂事並未因高定之死的平息，龔祿、焦璜兩任越嶲太守先後被夷人殺害，繼任太守甚至不敢前往郡治邛都縣就任，僅至安上縣（中國四川省屏山縣）就任，直至正始元年（公元240年）蜀漢派張嶷為越嶲新太守，張嶷用了三年的時間透過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遂漸降服諸夷各派勢力，甚至降服旄牛夷豪強狼路，成功恢復郡治邛都縣，當張嶷離任時，「民、夷戀慕，扶轂泣涕」，得到當地漢、夷各族的愛戴。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李恢卒，張翼出任庲降都督，但張翼「持法嚴」而被漢、夷族群所怨，太和七年，夷人豪強劉胄起兵叛亂，蜀漢改以馬忠為庲降都督，同年蜀軍斬殺劉胄平亂，馬忠將庲降都督的駐所從平夷縣遷至味縣（中國雲南省曲靖市一帶），馬忠管治南中16年，受到南中漢族的愛戴，在馬忠於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卒後為其「立祠，水旱禱之」，之後張表、閻宇相繼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自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閻宇為右衛大將軍後不見記載，可見閻宇離任後庲降都督一職被取消，此後未再在七郡行政機構之上再設都督機構。
自諸葛亮南征後，終蜀漢之世，南中七郡唯朱提、建寧兩郡無亂，除了越嶲郡亂事被張嶷平息外，牂牁、興古二郡曾有獠人2000叛亂；雲南太守呂凱在任內被叛夷殺害；甘露年間，永昌太守霍弋討平「數為寇害」的「夷獠」之亂，均為旋起旋滅的小亂。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統一蜀漢後，以霍弋為南中都督負責管治南中事務，同年孫吳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投魏，曹魏派霍弋負責攻略交州部，期間曹魏禪司馬晉，至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孫吳擊敗晉軍，逼使晉朝退出三郡，同年晉朝將建寧、雲南、興古、永昌四郡分出益州部，合併為寧州部，進入第二次治世時代，寧州部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被併入益州部，當時南中七郡的漢族人口有139600戶。
至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秋，南中漢族豪強毛詵、李叡、李猛與建寧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約的矛盾爆發，起兵驅逐杜俊、雍約，但李毅很快擊潰叛軍，殺毛詵，李叡投奔在五苓夷帥於承陵、李猛則向李毅投降，然被李毅處決，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丙戌，漢廷重置寧州部，將建寧、朱提、益州、雲南、興古、牂牁、永昌七郡屬寧州部，以李毅為寧州刺史-龍驤將軍-成都縣侯。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於承陵親自向李毅請求赦免李叡，李毅答應其要求，然而當李叡人身自由被漢官控制後，李毅的部眾卻認為李叡叛亂罪大惡極，紛紛要求處決李叡，李毅見眾怒難犯，遂將李叡殺害，於承陵及其他與漢族豪強毛詵、李猛有交情的諸夷族群夷帥紛紛起兵叛亂，遙奉建寧太守馬恢為寧州刺史，大掠建寧郡，李毅聞訊後立即將馬恢處決，雖然李毅發兵平叛，但適逢李毅病重，戰事失利，叛夷勢力日益，「破壞郡縣，沒吏、民」，甚至圍攻州治滇池縣城，在戰區的漢民不是遷徙至鄰近局勢比較平靜的交州部或永昌郡、牂牁郡，就是被叛夷統治，不過州治在李毅治下仍力保不失。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堅持了4年的李毅逝世，當時中原及梁州皆陷入戰亂，外救不至，其官屬百餘人推舉李毅之女李秀為寧州刺史，繼續領導對抗叛夷，「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如是者堅持3年後，李毅之子李釗到達寧州後接替李秀為寧州刺史，至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漢廷派王遜到寧州替代李釗出任寧州刺史-南夷校尉，王遜到任後數年間先整治建寧郡謀叛的漢官，「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而李釗則被任命為朱提太守，自太安元年開始的叛亂約在建興年間平息，恢復南中地區的和平。
王遜派使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六月至建業上表勸晉王司馬睿稱帝，司馬睿登基為帝後加授王遜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封為褒中縣公，並接受王遜的建議，在牂牁郡分設平夷郡、在朱提郡分設南廣郡、在建寧郡分設夜郎郡、在永昌郡分設梁水郡，又將益州郡更名為晉寧郡，南中七郡遂變為牂牁、平夷、朱提、南廣、建寧、夜郎、永昌、梁水、晉寧等九郡^[270]。

[使刺-193] 筆者並不認同漢使在一個外交場合施行突襲攻擊的手段，因為這樣一來就會令外國領導人不信任漢使，加以猜忌，而且也會令外國人質疑漢使之所以行刺是因為漢軍的實力不高，戰場上不能取勝才會寄希望於刺殺，從而更加輕視漢國，所以筆者認為如果頻頻由漢使在外交場合下手殺害外國君王或官員，長遠只會損害漢國的威信，即使有需要實施刺殺行動，也不應該由具有漢國官職的人實施，避免諸國諸王不信任漢官，但最重要的是，一支強大的漢軍及敢於動武的決心，才是漢國統治西南諸王國的根本。

[勘誤與分析-203] 21.0 ^21.1 筆者認為漢國對魏和意、任昌的處置太過了，畢竟是泥靡「不與主和」、「暴惡失眾」在先，潛藏與漢國交惡的可能，謀殺泥靡的決定不能說是錯，如果有錯，只能是行刺失敗，不過漢廷處決魏和意、任昌的決定可能會會令西域以為國王與漢使發生沖突後，漢廷只會站在國王一方，從而令西域諸王國輕易漢使，所以筆者認為處決太過份，降職調用即可。另外，漢廷遣使收繫魏和意與任昌時，使者之一的張翁在調查劉解憂的行刺計劃時，居然一度「捽主（劉解憂）頭罵詈」，相當於蒙古帝國的使者在王氏高麗向蒙古公主動粗，最後自然是張翁「坐死」，筆者認為張翁怪罪劉解憂的這種行徑，可能代表了漢族傳統思維中和其他民族相處中處處忍讓以至沒有原則的以和為貴的發端，這種思維不問是非曲直，一旦漢族平民與其他民族發生沖，總是要求漢族方單方面「反省」兼處處忍讓，需要承擔更高更嚴格的道德束縛，如果說儒家文化中有什麼糟粕，這種對漢族方的道德綁架必然是最大——如果不是唯一——的思想糟粕，張翁可能因此而怪罪劉解憂，認為即使泥靡對待劉解憂再差劣，劉解憂也不應該與泥靡決裂，這種思想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其實就是示弱的表現，向泥靡示弱，說清楚就是慫了，相比起蒙古、女真等族群強盛時代的對外強硬態度，漢族強盛時代的對外態度可謂軟弱，顯然會令漢族漢國被其他民族看不起。
據《後漢書來歙傳》稱建武十年「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查《後漢書光武帝紀》同年雲「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可知五谿是地名，不是羌人種類名。
據《後漢書馬援列傳》稱建武十二年（36）平定參狼羌的戰果雲「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以1戶5人算則超過50萬男女，然而武都郡長吏被殺、馬援所部僅「四千餘人」，傳聞羌人「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1戶出1人則至少有10萬羌兵，比之去年馬援只有「步騎三千人」在唐翼谷面對數萬叛羌男女「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若果真有10萬羌兵焉能在氐道縣被馬援四千漢兵圍因於山上後又「不與戰」不戰而退？所謂「數十萬戶」者當中「十」為衍文，實為數萬戶，同傳稱此戰發生在建武十三年，然而據《後漢書光武帝紀》是發生在建武十二年，當以後者為是，但數萬戶仍較誇張，若以「萬餘人悉降」的人口原屬數萬戶人口，那羌人豪帥戰敗後逃亡出塞則較為合理，叛羌殘部男女老少人口仍有數萬但已無力再戰，不願投降就只能逃亡出漢國，而只有四千漢兵的馬援需要留力兵力看守降羌，必然無力阻攔數萬叛羌男女西奔，當然也不排除漢軍將領誇大叛羌人數上報來為戰果注水的可能。
據《後漢書西羌傳》稱建初三年（78）馬防與耿恭平定叛羌「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然而臨洮與索西是地名，西羌傳有傳寫之誤。
迷吾在其兄東吾投降入漢守塞後仍然「數為寇盜」，但在建初二年卻「欲叛出塞」，故知迷吾後來也遵從其兄路徑投降入漢，只是降而復叛，投降馬防8年後又叛亂，故此傅育堅持討伐迷吾是可以理解的，張紆誘殺迷吾等1200多人以為傅育復仇，可見傅育之死的影響很大，只是雙方都殺紅眼再沒有和解的可能。
關於叛羌兵力問題，中元元年（56）參狼羌被「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及「斬首千餘級」後就全部投降，中元二年（57）叛羌有「步騎五千」，建初元年（76）的勒姐種、吾良種及卑湳種叛軍被「斬首虜數百人」後就平息了，章和元年（87）迷吾在三兜谷設伏只有300人，同年迷唐聯合諸種羌族後出兵「五千人寇隴西塞」，迷唐在「種眾熾盛」的章和二年（88）出兵攻鄧訓的兵力只有「萬騎」，所以建初二年（77）迷吾與布橋、塞內羌胡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的五萬餘人是五萬餘男女而非五萬餘兵力，布橋在索西被馬防打敗後「將種人萬餘降」可證，如果真是面對「以戰死為吉利」的五萬羌兵，漢章帝只派給馬防三萬漢兵未免過於托大，不合常理，而且布橋認同「漢兵盛不可當」的軍情，可證羌兵人數少於三萬漢兵；迷唐與結盟的諸羌有「眾四萬餘人」，如果是四萬餘羌兵而漢廷僅增派二萬漢兵防守，守方少於攻方，攻方只集中於一點就可擊破防線，迷唐攻鄧訓卻只出一萬兵先去脅迫2000～3000人的小月氏胡兵加入而不敢先集火攻鄧訓，有悖常理，反之四萬餘男女則只可出兵一萬，小月氏胡兵的加入就很重要，漢廷在原有守兵上只增派二萬漢兵防守更為合理，如此理解更為妥善，建武十一年（35）的浩亹之戰叛羌「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可證羌人劫掠漢民時有帶家眷隨軍的做法，所以羌人兵力多在數千左右，損失二千餘人或損失數百人後就無力再戰，一萬人左右是叛羌所能集結起最多的兵力。
永初二年（108）平襄之戰的漢兵是來自「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的五萬人，減去永初元年冀縣之戰陣亡的1000多人，還餘下48000多人，而羌兵數量不明，但在羌大亂的11年間，明確有載的叛羌兵數是負責劫掠漢中、武都兩郡的號多所統的7000羌胡兵，這還是在滇零招聚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的羌人種群及吸納漢族叛軍杜季貢所部之後，所以平襄之戰時滇零所統羌兵不會太多，從《後漢紀》永初二年條所載平襄之戰中「羌詐降，既而複叛」，以詐降才能取勝，可見滇零兵數少於漢兵人數，元初二年（115）虞詡稱以漢族「萬騎之眾，遂數千之虜」，反映了叛羌兵力有限，劫掠關隴、梁州等地的主要叛羌大軍人數平均只有數千，這代表了漢洲境內的羌族人口不會太多，其人口數的上限不會超過元康九年（299）分布在關隴地區的65萬氐羌人口。^{[註 12]}
按《後漢書西羌傳》稱滇零在平襄之戰勝利後的同年「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羌，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其中「南入益州」鈔寇之事有「殺漢中太守董炳」的例子，但「東犯趙、魏」並沒有具體的例子，遲至永初五年（111）春夏間才有一股叛羌流竄入河東、河內、上黨三郡劫掠，河內郡在戰國時代是趙、魏兩諸侯國交接的邊境，上黨郡亦曾為趙國領土，符合「東犯趙、魏」、「東犯趙、魏之郊」的描述，所以《後漢書西羌傳》顯然是將對永初五年的描述誤植入永初二年。
根據永初元年（107）至元初五年（118）有關羌亂的戰事紀錄，滇零在平襄之戰獲勝後旋即「寇掠三輔」，又派兵「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永初四年（110）春季兩度南下褒中縣劫掠，在野戰中擊殺漢中太守鄭勤，沒有董炳守城失陷的相關記載，所以董炳亦應是在野戰失敗陣亡，永初五年（111）春夏有一股叛羌流竄入河東、河內、上黨三郡劫掠，元初元年（114）漢兵曾在枹罕縣及狄道縣分別與叛羌作戰，但沒有叛羌控制了丁奚城至枹罕、狄道之間地區的記載，叛羌多次南益州部劫掠，但無攻陷三輔及益州部任何縣城的記載，加之虞詡在元初二年（115）指出「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可證永初叛羌只是流寇，四出流動作戰並不以控制領土為目的，而漢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20萬漢兵除了處處設防外還以步行迎戰叛羌騎兵，難怪叛羌來去自如四處劫掠，雖然叛羌只是流寇並無攻陷縣城的記載，但滇零在北地郡境內自稱「天子」時可能已控制了郡內一小部分（沒有北地郡縣城被攻陷的記載）的領土，直至永初六年（112）零昌才確立以當地的丁奚城為據點，11年羌亂中只有破羌縣城及臨洮縣城曾在永初三年（109）被叛羌攻陷，漢廷平定羌亂後也沒有收復兩縣城的記載，應是代表叛羌主動撒離後被漢兵收復，未經戰鬥收復所以才沒有在《後漢書》留下收復的記載，可能是「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導致叛羌撒離縣城，考慮到叛羌的流寇性質，更可能是在攻陷縣城後就飽掠而去，羌人侵漢都是以「殺略吏人」、「寇盜」、「寇鈔」、「寇掠」等搶掠財物人口——比如永初羌亂就有漢族平民被「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為目標，因此後一種可能性最大。
漢族與諸種羌人之間存在族群沖突，對內遷漢洲之羌人而言是對新環境的不適應，司徒掾班彪在建武九年（33）稱「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所謂「侵奪」實即貪官污吏斂財勒索，比如有8任安定屬國都尉收受羌人豪強的賄賂^[177]，但貪腐不止存在於漢官與羌人之間，漢族官民之間亦有貪腐勒索，比如關隴「豪右並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等官吏腐敗、梁冀當政時的貪污腐敗、衰安縣令楊黨被揭發斂財千萬錢等等^[178]，漢族平民亦受害，所以羌人受到「皆吏人豪右所徭役」、「小吏黠人所見侵奪」只是官民矛盾的反映，並非基於族群身份才施加的新型剝削所以羌人的遭遇並非民族歧視，對漢族而言，如上文所言羌人侵擾漢邊主要以「殺略吏人」、「寇盜」、「寇鈔」、「寇掠」等搶掠財物人口為目的，長期遭受來羌人的暴力掠奪必然會令漢族仇恨羌人，比如馬援擔任隴西太守的六年間（公元35～41年）郡內曾發生一宗復仇殺人事件，卻誤傳成羌人叛亂的謠言，郡治狄道縣一帶的漢族平民驚惶奔湧入狄道城尋求保護，狄道縣長更要求發兵平亂，雖然這場風波被馬援處變不驚地從容化解，但從漢民輕易相信羌人反叛的傳言，可見漢族平民對羌人劫掠暴行的擔憂，長期對同一族群實施掠奪難脫民族歧視之嫌，雖然羌人在滇零的領導下於永初元年（107）起兵之初帶有官逼民反的道德高地，但起兵不久即有「大為寇掠」、「寇鈔三輔」等掠奪漢族民眾之舉，甚至略賣漢族平民，在永初二年（108）梁慬在美陽縣打敗叛羌後「盡還得所掠生口」、永初四年（110）三月南匈奴單于攣鞮檀投降漢兵後發現南匈奴叛亂的一年內所掠得的漢族男女一萬多人就包括被「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元初四年（117）富平之戰勝利後被叛羌俘虜的漢族男女有千餘人被解救，這些令羌人舉兵失去道義，反而成為禍害之舉，而11年的戰亂令「百姓死亡不可勝數」、「邊民死者不可勝數」，現今陜西省漢族基因組仍帶有至少95%的原華夏血統^{[註 6]}，可證歷史上有關漢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數量被誇大，四郡內遷漢民所謂「喪其太半」應理解為逃逸、流亡或隱匿避難等導致朝廷控制的戶籍人口數減少而非全部死亡，但因羌人戰亂而死的漢族人數雖然具體數字不詳，然而仍可被形容為「不可勝數」，這些傷亡也沒有為漢族換取到任何有利的民族地位提升或思想、技術上足以值得付出重大傷亡犧牲的益處，所以筆者以「羌禍」、「羌亂」名之可反映其影響是負面的有害的，漢廷的內遷政策是弊政亦不能掩蓋羌人叛軍犯下的罪惡，反而羌人內遷後雖然與漢民一樣受到漢官貪污腐敗之擾，但在與漢族長期相處後習得漢族文明制度（與古代重要文明同級別），滇零在平襄之戰勝利後不久就模仿漢族皇帝自稱為「天子」，元初三年（116）任尚在北地郡打敗零昌後繳獲「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緩」，明顯是模仿漢族制度的嘗試，亦是非漢族群首次以漢洲、漢族地區為根據地建立獨立政權的割漢建國之舉，是漢族社會有史以來首次面臨外族征服的威脅，彷彿是196年後五胡禍漢的預演。
至遲在東漢時代，雖然族稱以「中國」及「華夏」為主，但由原華夏擴展而建立的漢族身份認同已經存在，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稱「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以「漢」為我族自稱，馬援任隴西太守時發生「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的漢族驚慌舉動反映了當時存在的漢族身份認同，而與之相處的內遷羌人自然亦會誕生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如元和三年（86）燒當種首領迷吾與弟號吾召集各種羌人起兵侵漢，號吾因為輕忽而被生擒，號吾求饒說：「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言辭之間以「羌」為我族自稱，可見羌族身份認同是在迷吾、號吾一代人建立的。
根據《後漢書西羌傳》羌人約分為150種，「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又有9種在賜支河首以西，餘下89種可出動作戰的人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以游牧族群兵民比1：4算，89種羌人人口約80萬。
因為戰爭的緣故，羌人種落以先零種、燒當種最為著名，需要注意的是一種羌人不一定同時在同一地方活動，比如燒當種領袖滇吾、滇岸兄弟在永平年間相繼向漢朝投降，滇吾之子東吾亦降漢，「入居塞內，謹願自守」，成為內遷漢域的燒當種首領，東吾→東號→麻奴，東號、麻奴父子被《後漢書西羌傳》形容「初隨父降，居安定」，可見這一支燒當種首領入塞內後居住在安定郡，而另一支，東吾投降後，其弟迷吾以及迷吾之子迷唐繼續在塞外率領燒當種與漢朝作對，最後迷吾被誘殺於臨羌縣、迷唐病死，雖然迷唐「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永初羌禍爆發後不見迷唐之子動向，顯然不是死於戰亂就是如同麻奴、苦犀兄弟一樣，乘亂「與種人俱西出塞」；在平襄之戰前，永初二年（108）春季，鐘種乘漢兵五萬尚未集之際以「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據《後漢書西羌傳》所載「唯鐘最強，勝兵十餘萬」，然參與永初羌亂的鐘種卻只出兵數千人，顯然只有少部分鐘種參與漢域內的永初羌禍，陽嘉四年（135）鐘種被馬賢「斬首千八百級」後就投降，顯然馬賢所打的良封所部鐘種並沒有十萬大軍，僅是鐘種下的一支勢力，故此從燒當種、鐘種的活動可見同一種羌人可以分開參與在不同地方的活動。
關於內遷漢域的羌人居地，按《後漢書西羌傳》及相關傳記有西河虔人種羌、上郡全無種羌、上郡沈氐種羌、隴西鐘羌、隴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種號合稱，可以判斷西河、上郡、安定、隴西四郡是羌人內遷地區，而東號、麻奴「初隨父降，居安定」，顯然安定郡是燒當種的內遷地，但滇零在永初二年（108）十月平襄勝利後「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漢域內大多數羌人都聚集在滇零旗下與漢朝軍作戰或劫掠，必然離開了內遷地，燒當種麻奴、苦犀兄弟就乘亂「與種人俱西出塞」，永初羌禍被平定後，投降的羌人未必返回原來的內遷地，比如「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氐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上郡在位於今延安市一帶，張掖郡位於今張掖市一帶，沈氐種要劫掠不去劫掠鄰近的三輔或河東郡，反而派5000兵遠赴張掖郡劫掠，馬賢將兵將之平定後，「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馬賢平定沈氐種的戰場在張掖郡內，證明沈氐種的居地在張掖郡或張掖郡鄰近地區（如祁連山脈以南的青海湖周邊地區）已不在上郡，又延熹九年（166）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張掖」、「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不止證明沈氐種居地在張掖郡附近，也佐證先零種當時的居地也在河西走廊一帶而非安定郡，代表以漢文記載中郡名加上種號合稱的稱呼來確定內遷羌人居地只能適用於永初羌禍之前，不適用於永初羌禍後，但羌人活動地點仍局限在上郡、安定、北地、漢陽、隴西、武都或涼州部諸郡等漢洲西北部，至於漢文記戴中在永初羌禍後仍有採用郡名加上種號合稱的來稱呼內遷羌人，當是朝廷認為該地才是永初羌禍之前內遷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緣故，雖然漢廷已無力控制羌人遷移，但不妨礙官僚主義因循苟且沿用舊稱。
西羌，因其主要聚居於漢族地區以西地區，故以「西」名，而東羌，又名東種，據《後漢書》此一稱呼最早在永壽元年（155）用來他稱在安定屬國的羌族，其中先零種被明確稱為東羌，如「東羌先零」、「先零東羌，延熹四年（161）及五年間被皇甫規在關隴及河西走廊招降的叛羌被段熲稱為「東羌」，段熲在建寧元年（168）正月至次年七月間掃滅東羌之戰中主要在隴東高原周邊活動，最後在隴西高原消滅叛羌，可見東羌主要分布在隴東、隴西及河西走廊，基本上是羌族在東漢政權境內的主要聚居地，所以「東羌」應是被東漢朝廷內遷漢洲的羌人，永初羌禍中羌人首領滇零自稱天子，又製作「僭號文書」，這些舉動都是以往未曾發生，叛羌甚至逼使漢廷內遷郡縣漢民，漢族士人顯然有必要為這些模仿漢制的羌人一個可與沒有內遷的羌人相區別的稱呼，也即「東羌」，按《後漢書》有西河虔人種羌、上郡全無種羌、上郡沈氐種羌、隴西鐘羌、隴西牢姐、安定先零等以郡名加上種號合稱，可以判斷西河、上郡、安定、隴西四郡是羌人內遷地區，亦即陜北高原同是內遷羌人分布地，但從永初羌禍滇零「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開始，內遷羌人就離開上郡、西河等內遷地往滇零麾下聚集或四出劫掠，一如上段分析，在永初羌禍後仍有採用郡名加上種號合稱的來稱呼內遷羌人，除了是朝廷認為該地才是永初羌禍之前內遷羌人的合法居地的緣故（即官僚主義因循苟且沿用舊稱），也是因為這些羌人被他稱為「東羌」以便與未曾內遷（東遷）的「西羌」區別，他稱「東羌」始以羌人的地區方位分布命名，他稱依附在人身上後就名隨人走，不再局限於地區方位。
根據《後漢書西羌傳》稱「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即建武十三年（37）、永元六年（94）、永初元年（107）、永初二年（108）皆有羌人投附漢朝，合計羌人17種約58萬1580，近60萬男女，足以與江統在《徙戎論》中稱「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約50萬外族人口相當，然而所謂「內屬」者有內遷入漢境與留居原地向皇帝稱臣的兩種不同含意，前者有南匈奴及內遷先零、燒當諸種羌人，後者如《後漢書班超傳》稱「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後漢書西域傳》稱「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永平十二年（69）「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稱「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永初二年（108）「舉土內屬」那麽四次內屬都應是「舉土內屬」，不存在人口遷移，而且南匈奴及先零、燒當諸種羌人的內遷，前者是因為國內鬥爭失敗，後者是因為戰敗被迫遷，而四次羌人內屬與此不同，無理由離開世代棲居的故鄉全部人跑到異族地區生活，特別是永元六年（96）內屬羌人超過五十萬男女，人口之多足以質疑漢朝官僚有沒有能力沿途供應所需及安置如此龐大卻語言不通的人口，何況同年關東發生飢荒，「濟、河之域，凶饉流亡」，更不可能供應突然增加的五十萬人口，《後漢書孝殤孝和帝紀》明言「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可見僅是派使者告訴皇帝一聲我們向你稱臣，所以這四次內屬行動只是羌人種群派遣使節向漢朝表達名義上的稱臣，對於漢朝來說是名義上開疆拓土，從2020年的阿壩自治州人口不足一百萬來看，公元1世紀的60萬人口分布區域很可能涵蓋後世康區大部分地區甚至安多一部分地區，至於東漢政權境內羌人人口約30萬男女，最多時的永初羌禍前夕也不超過45萬男女^{[註 12]}
關於段熲在建寧元年四月至七月間與叛羌作戰時途徑的地名，孟洋洋認為橋門是指橋山上的通道，橋山即安塞縣鴉行山，走馬水即大理河，奢延澤作為一個湖泊約在靖邊縣海則灘鄉和紅墩界鎮一帶，落州即苦水河，令鮮水即紅寺堡區的紅柳溝與其上游徐冰水河，靈武谷在同心縣預旺鎮與七營台鎮之間的山地，可能即預旺鎮南方的折死溝^[179]，如是則段熲相當於沿隴東高原外圍東、北、西三邊跑了∩形路線，基本上掃清隴東陜北兩高原的羌族主要勢力。
關於塞外羌人地區及塞內郡縣漢區的地名，塞之內外大致以拉脊山為界，燒當種始居的大允谷地區相當於海南州共和縣境，攻奪的大小榆谷相當於貴南縣及同德縣境，建初元年（76）及二年（77）的和羅谷可能在化隆縣之黑城溝，一說在化隆縣之昂思多溝，曾在永光二年（前42）、中元二年（57）、章和元年（87）及永元十年（98）屬戰區的白石在夏河縣甘家灘一帶，龐琳認為邯川是指在化隆縣牙什尕至日蘭之間的黃河北岸地帶^[180]；陳守忠認為允吾縣城在今永靖縣鹽鍋峽鎮黃河北岸的方台村附近，而金城縣城在今蘭州市西固區境^[181]；藺子武認為金城郡治允吾縣城位於民和縣馬場垣至下川口之間的湟水南岸地區^[182]

[部國-209] 彼時鮮卑人及烏桓人在政治上處於分裂的狀態，類似先秦時代漢族的政治狀態，鮮卑人及烏桓人的諸部，相當於漢族的先秦諸侯國。

[首都人口-211] 23.0 ^23.1 根據與東漢政權首都洛陽所在河南尹同屬司隸部且相鄰的河內、弘農、河東三郡人口數據^[188]，河內郡18城，人口801558，平均每城44531人，河東郡20城，人口570803，平均每城28540人，弘農郡9城，人口199113，平均每城22123人，三郡47城，人口1571474，平均每城33435人，而河南尹21城，1010827人，除卻20城共668712人，則洛陽城約有342114人。
根據與西晉政權首都洛陽所在河南郡同屬司州部且相鄰的滎陽、河內、河東、弘農、上洛五郡三十五縣人口數據，五郡15,9500戶，則79,7500人，一縣平均約2,2785人，河南郡十二縣11,4400戶約57,2000人，則洛陽約32,1354人

[永昌郡-214] 24.0 ^24.1 哀牢王國位於永昌郡境內，因為在永平十二年（69）向漢國稱臣而羈縻設郡之地，當時哀牢王國有戶51890及553711人，此前的建武二十七年（51）亦有哀牢王率2770戶17659人向漢國稱臣，據《後漢書郡國志》所載永和五年（140）永昌郡有戶208486及1010827人，人口較鄰近的牂牁、越巂、益州三郡人口總和高出一大截，考慮永昌郡位於橫斷山脈以西，郡內轄有哀牢王國以及置郡僅71年，該郡異常高的人口數中多數應不屬於漢族，如果建武二十七年和永平十二年的哀牢人口沒有重複計算，則兩年合計54660戶571370人，占永和五年永昌郡的戶26%及人口56%，經過71年間哀牢人口的繁衍，其占比當更高，是漢代各郡國人口^{[註 2]}的唯一例外，至於永昌郡其餘人口當以漢族為主，約十萬戶三十萬～四十萬人左右，加上益州郡的29036戶110802人，漢族人口合計約十三萬戶近五十萬人，經過二百餘年的移民定居勢必與先住族群通婚繁衍，但也有可能只是《後漢書郡國志》永昌郡的戶口傳寫有誤以致數字失真，另外，漢國與哀牢在建初元年（76）決裂後，即「募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163]，可見永昌郡建立後很快就有漢族移民聚居。

[異質-236] 筆者在這裏的移入民族和原有多數單一民族的舉例，是基於同一人種內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的移民及難民基於相對於移入國而有所不同的人種、民族及文化（語文、價值觀等）差異，可分為同質與異質兩大類型的移民及難民，相對移入國族群在人種、民族、文化方面相近或相同的是同質移民及難民，相對移入國族群在人種、民族、文化方面差異巨大的是異質移民及難民，人種、民族、文化三方面依其重要性由高至低先後排列，同質移民及難民較容易融入移入國社會而被同化吸收，異質移民及難民則較難融入移入國社會（即使已經連續數代人在移入國出生）反而因為人種、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而容易與移入國本土族群發生矛盾衝突。
同一人種內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種族，基於不同種族有不同的外表特徵，從外表識別不同種族是比較容易，而且因為外表特徵不同，不同種族通婚的後代的外表特徵必然偏離其中一方種族的外表特徵，這就必定引起種族同化的擔憂，不同於文化同化（可逆）或同種異族的血緣同化（比如朝鮮族與和族通婚的後代，僅憑外表難以識別族屬），種族同化不可逆，而外表特徵的同化又引起顏值同化問題，即與移入種族的混血會令下一代成員的外貌顔值偏離本土種族而更傾向移入種族的外貌顔值，剝奪遣返、驅逐或停止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等以回復族群結構原狀的選擇是一種邪惡，也招致對種族同化的反感，簡單來説，就是種族多元較民族多元的矛盾問題更糾結難解，所以，統治階層（無論是帝制、專制政府或民主政府）不應該在取得國內絕大多數本土種族的一致共識前，採取任何促進或放任種族多元化令其占比上升局面形成，任何有機會改變原有族群結構占比的政策應極需謹慎，何況不同族群的情況不同，如果某些移民及難民群體極其保守排外不能接納任何外來影響，甚至極為過敏地將來自移入國的任何影響視為種族迫害或歧視，不惜訴諸暴力，缺少移入國所需的資金及人才的同時生育率極高，勢必導致移入國出現種族矛盾，如果以普世價值、多元文化自居的歐美社會也存在問題，其他非西方國家更沒有理由學習西方國家的移民政策，一個國家的國民辛辛苦苦朝出晚歸工作數十年的付出才令社會略有成就，由落後步入發展中，這些財富應留給下一代而不是被鳩占鵲巢，否則當初就不必拼命工作，直接集體移民偷渡至發達國家學難民般躺平伸手要錢就好了。
普通人有獨立的集體身份認同或非100％無私的，都不會接受大量異種族或低質素（比如治安惡化或基於族群身份無條件索取更多的社會資源）的移民，比如：
英國Leicestershire（萊斯特郡）Leicester（萊斯特）市是擁有大量來自印度及中東移民的城市，但卻是英國種族最隔膜的城市，穆斯林社區存在對極端主義的同情及反猶主義，印度教徒社區與穆斯林社區之間因印度與巴基斯坦衝突而湧現敵對情緒^[194]；為了紓緩難民及移民問題，有意見認為應退出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ECHR, 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195] ，社會上分別有支持退出公約及反對退出公約的請願^[196]^[197]，保守黨領袖Kemi Badenoch在2025年10月3日主張退出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198]^[199]^[200]
2025年8月，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推動愛媛縣今治市與莫三比克、千葉縣木更津市與奈及利亞、新潟縣三條市與加納、山形縣長井市與坦尚尼亞等日本國四縣市與非洲四國的人文交流，卻因8月22日奈及利亞發布的一則訊息而引起關注，變成開放非洲四國移民四縣市的謠言^[201]^[202]，引起日本民眾的擔憂^[203]，反對來自非洲的移民，令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6日出面澄清^[204]，9月25日，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宣布撒銷四市交流計劃^[205]，29日，日本與印度確立5年內進行50萬人名額的交流計劃^[206]^[207]。
中國政府在2025年10月1日施行的K簽證也引起中國民間出現類似日本民間的擔憂^[208]^[209]^[210]，民間這種憂慮值得重視^[211]，不應該待至出現問題後才想辦法解決，當出現外來移民與本土國民的種族矛盾後，西方國家肯定會高舉「人權」、「反歧視」等口號來攻擊反對異質移民的團體或個人，迫使中共必須開門接受異質移民及扶持少數外國移民來打壓多數本土國民（比如污名化反對派為種族歧視）來誘發中國本土國民與外國移民的衝突，所以當權者應對問題有所預見，在問題出現之前就準備好解決問題或令確保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絕不會出現，如果真是到了出現問題的時候，有責任感當權者應頂住西方壓力立足於本土國民的利害立場去儘快解決問題，Chinese First（中國人優先）在中國應凌駕在西方道德標準之上，特別是在西方國家也在拒絕難民及移民的時候，如果民間的擔憂並非是可能會發生的未來而僅僅只是過於焦慮（即未來絕不會大規模難民及移民）就最好不過，但中共仍有責任向國民作出未來絕不會出現大規模（數以十萬計）難民及移民的承諾及制定防止出現大規模難民及移民潮入境的措施，不以本土國民利益為最優先就是一個政府犯下最大的不道德行徑。
筆者認為任何涉及異質移民及難民的政策，必須徵得本國絕大多數國民同意後方可實施，本國國民有權自行依據利害從人種、民族、文化及學歷技術、性別、人數等方面釐定本國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的標準，本國國民有權依據利害而自行變更這些標準，可寬可嚴也可以完全停止接受甚至遣返已入境的異質移民及難民，在國內方面，若然多數國民決定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反對接收異質移民及難民的意見佔多數之國內地區，仍有權拒絕政府將異質移民及難民安置於本地區。

[有毒兼專制的異質移民政策-238] 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冬開始，漢廷首次將戰敗的先零種近萬男女分遷入漢洲西邊的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這種將羌人東移入漢洲的做法是後來羌亂暴動的遠因，一個民族比較單一的地區轉變為民族多元的地區，這種情況本身就蘊含民族衝突的誘因，因為民族多元不同於文化多元，有人就會有利益訴求，不同的人或群體就有不同的利益訴求，當一個地區由民族比較單一轉變為民族多元，民族結構的轉變必然會導致該地在文化、經濟以至政治方面產生不同的需要，如果原有民族比較單一時的上層政治建築或統治方式沒有相應的改變，很容易就會與下層民族多元的民眾階層產生矛盾以至衝突，當然，統治階層及統治方式的改變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説白了就是社會上的民族構成改變，社會資源及權力的大餅劃分也不得不改動，只是這種改動對原有人口較多的單一民族有害無利，畢竟民族人口佔比下降，分得的大餅只會減少，不會不變或增加，如果移入的民族人口佔比上升，但其生產資源（財富）的貢獻佔比並沒有同等上升或佔比少於社會資源及權力的大餅劃分佔比，對於分餅佔比下降的原多數單一民族亦是不公平，另外，多民族混居也涉及不同民族文化價值觀的衝突，當移入民族不適應原有民族的生活方式，比如原有民族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剝削方式和力度，漢國統治下的非漢族群叛亂，部分是因為野心與貪婪，部分是因為漢族統治階層企圖將對待漢族被統治階層的剝削方式和剝削力度用於治下的外族被統治階層身上——特別是移入民族比較保守和排外——就很容易引發暴力衝突，有説法以「難道單一民族社會就沒有矛盾衝突」來質疑對異質移民政策的反對，的確，任何社會都有著自身的內部矛盾衝突，只是民族衝突不是必然，至少有兩個勢均力敵的民族存在是民族衝突產生的必要前提，雖然民族比較單一的地區也有著內部矛盾衝突，但沒有必要變成民族多元地區，無故多一個潛在矛盾衝突，所以將民族比較單一的地區轉變為民族多元地區其實是自造民族危機——目前比較和平也不代表永遠和平，當初既然可以選擇，保持民族成份單一是較民族成份多元更好的選擇。
可能有人會提出豁免對移入民族的剝削來保持社會穩定，只是如此一來就對繼續受到剝削的原有多數單一民族不公平，受到豁免的移入民族很可能會將豁免視為相對於原有多數單一民族的特權，一種永遠不能取消的特權，造成民族隔屏，而一旦取消又會令移入民族產生受害者心態，從而出現民族衝突，所以豁免對移入民族的剝削是最糟的選擇，有一句俗語說得好，入鄉隨俗，入漢鄉自然隨漢俗，即使移入民族不適應移入地的生產方式或文化而需要豁免或遷就，豁免或遷就也應該設有明確的時限，不能永久，即使羌人是被漢廷遷移，也不構成給予永久性豁免或遷就的理由。如果需要豁免或遷就，筆者認為可以在一個特定的小區域實施豁免或遷就，而這個特定區域越接近移入民族的移出地就越好，讓不願意入鄉隨俗或需要豁免遷就的移入民族可以遷移入去，是一個為漢廷錯誤民族遷移政策亡羊補牢的方法。^{[註 25]}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漢羌兩族之間存在族群矛盾，馬援擔任隴西太守的六年間（公元35～41年）郡內曾發生一宗復仇殺人事件，卻誤傳成羌人叛亂的謠言，郡治狄道縣一帶的漢族平民驚惶奔湧入狄道城尋求保護，狄道縣長更要求發兵平亂，雖然這場風波被馬援處變不驚地從容化解^[212]，但從漢民輕易相信羌人反叛的傳言，可見漢羌存在族際信任赤字。漢廷將羌人東遷漢洲中原的政策雖是錯誤，但這個錯誤並不會立即造成惡果，因為惡果是由連續多年的弊政累積導致，並非一次遷移就造成不可挽救的後果從而令當權者容易忽視在數十年後或數代人後才出現的影響，而且，當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很低時，移入族群即使有著種種不滿也不敢或儘量避免訴諸暴力，訴求也不會太強硬，但隨著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上升，移入族群就會認為未來的人口優勢在自己一邊，其族群訴求也會隨之強硬起來，不會太排斥以暴力宣洩不滿，統治階層肯定會擔心人口眾多的移入族群爆發暴力行為影響統治，為求和平，統治階層就會儘量滿足移入族群的訴求，而統治階層的這種妥協亦也提高移入族群對訴求被滿足的心理預期，一旦被拒絕，衝突爆發的機會是非常高，無論統治階層願不願意滿足移入族群的訴求，原有多數單一民族的平民也是最大受害者，以漢族的例子來看，幸虧漢族在亞太地區有著多數的人口佔比，才能捱過近300年的民族混戰和征服，繼續保持在漢洲本土的人口優勢，原來漢族社會就存在貧富懸殊的階級矛盾，遷入的大量羌人人口——相對當地漢族人口仍然是少數但已較以往的大量增加——不適應漢國的剝削制度，與漢族平民有著文化價值觀差異的隔膜，相對於世代受官僚系統管治的漢族平民，羌人移民有更高的凝聚力，更容易訴諸暴力，頻頻與他族接觸必然促進羌人民族意識的產生，加上居於漢洲，自然知道漢洲較其故鄉富裕多，滋生統治漢洲的野心，羌族對漢官的仇恨與對漢洲的貪婪，以及漢廷的腐敗與畏慫，令漢族平民則受到民族衝突與階級剝削的雙重壓力。

[古羌≠羌-243] 羌名最早出現在殷墟時代的甲骨文，是商部落對西方敵對部落的他稱，關中平原主要是先周部落以及商文化的分布範圍^[216]，當時被稱為羌的部落只能分布在商周華夏部落以北的隴東高原及以西的隴西高原之內，或可滲入關中平原西部邊緣地帶，但在商末周初以後，羌名卻消失了數百年，代之以威脅周秦數百年的諸戎部落，經過由原華夏部落建立的秦國長期軍事征伐及移民滲透，戎部落或被驅逐或被同化，至秦代，華夏部落成為隴東高原及隴西高原的主要人群，而位於陝北高原的新石器時代石峁文化人群及周代隴東高原碾子坡人群，其基因組皆帶有約90%以仰韶時代黃河中遊人群為代表的中原血統^{[註 1]}，很可能當時在隴東高原或隴西高原的戎部落與原華夏部落有著親緣關係，反之後來被他稱為羌的人群晚至公元前3世紀才出現，並主要分布在隴西高原以西的河湟地區，與彼時在河西走廊的月氏、烏孫以至稍後南下的匈奴人為鄰，彼此時代相差700多年，聚居地也不同，所以晚商的古羌人不能等同於秦漢的羌人族群。
自從諸戎攻破關中殺害周幽王姬宮涅、逼使周平王姬宜臼東遷伊洛後，關中就被各股諸戎勢力及本土地方勢力割據，以西犬丘為根據地的周朝附庸秦襄公——源自夷部落少昊氏的嬴姓氏族——受周平王封為諸侯，遂步東向收復關中，直至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秦國兵抵西嶽華山，完成對關中的光復，昔日關中的周部落盡為秦部落，部眾亦以「夏」自稱，成為原華夏人在雍州地區的一個強大部落^{[註 8]}，此後西方諸戎部落再也不能成為威脅。
根據後世傳説，羌族最早的領袖叫無弋爰劍，相當於土家族的廩君、漢族的有熊氏黃帝、希臘族的希倫（Έλλην）、猶太人的亞伯拉罕，羌人稱奴隸為「無弋」，可見爰劍出身之低，爰劍的生存時代約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時任秦君為秦厲公，而爰劍是秦國的一個奴隸，可能是戎人也可能是原華夏人，爰劍在偶然機會下成功向西逃出秦國，在洮水以西的河湟地區居留，受到當地羌人擁立為領袖融入其中，湟中又被稱為羌中。
遲至公元前5世紀末葉，在秦國由秦厲公的玄孫秦獻公統治期間，秦獻公曾經發兵西征諸戎，兵臨渭水源，攻滅統治當地的狄䝠戎邦，秦獻公之子秦孝公嬴渠梁登基的第一年（前361）也派兵攻滅位於渭水源頭的䝠戎邦，可見秦國至遲在公元前361年攻克隴西高原西部地區，將隴西高原全納入秦國治下，這次西征加上公元前4世紀初原華夏諸邦國的接連打擊戎部落，引發諸戎部落惶恐西遷遠離原華夏部落，戎部落「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令遠在河湟的羌人部落也感受到以秦國為代表的原華夏部落的威懾，一部分羌人在爰劍的曾孫印的領導下西遷入青藏高原，其後族眾四散，分布在安多及康區，後世分化為氂牛羌、白馬羌、參狼羌三大族，而留在原地的羌人則由印的堂侄忍、舞兩兄弟統治，部眾日漸強大，分化為26種羌人分別為兄弟26個兒子統治，其中忍之子研統治的部眾最為強大，所部被稱為「研種」，顯然秦國西征並不對羌人構成實際威脅。
秦國在滅亡義渠邦國後即專注於攻伐關東六國以統一赤縣神州，但以研種為首的羌人勢力日漸強大，甚至不時南渡黃河進入秦國隴西地區劫掠，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長城延伸圍繞上郡、北地、隴西三郡西北邊境，防禦羌人南渡甘肅省段黃河搶掠隴西郡重要地區是隴西段長城主要作用，秦王政八年（前239）將原華夏之民遷移入居臨洮守邊，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國平定六國後，派蒙恬增築長城嚴守邊境，才將完全終止羌人的劫掠行動，「眾羌不復南度」，雖然從秦二世元年（前209）開始中原陷入內亂，同年匈奴單于冒頓登基後不久即四出擴張領土，派兵將西方的月氏王國驅逐出草原，逼使月氏人自此偏居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成為小國，但外部發生的巨變尚未影響羌人地區，華夏西北內邊隴西、隴東等地亦尚得粗安無事近40年。
漢文帝前元三年（前177）開始，匈奴帝國冒頓單于發動西征，派遣其子攣鞮稽粥與右屠耆王率軍進攻分布在河西走廊東南部的烏孫，以及月氏王國，烏孫昆莫難兜靡被殺，其初生子獵驕靡被單于收養以吞併烏孫部眾，而月氏王亦被殺，連頭蓋骨也被切下來成為攣鞮稽粥的飲器，但月氏人很快擁立月氏王之妻為王，女王拒絕服從匈奴，遂統率國內大部分部眾西遷，匈奴西征軍乘勢追擊，至前元六年（前174）「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西征軍將整個塔里木盆地諸國一一征服才停下腳步，而月氏女王翻越天山山脈到達伊犁河谷下游地區，征服了當地的先住民斯基泰人後才安定下來，原來的統治者斯基泰王不得已統率部眾南遷至阿姆河上游盆地，少部分未跟從月氏女王西遷的月氏人則向南翻越祁連山脈進入羌人聚居地與其雜居，被稱為小月氏，而河西走廊被納入匈奴帝國統治，與羌人居地相鄰，與小月氏一同臣屬於匈奴帝國。
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後，約老上單于末年或軍臣單于初年，匈奴派遣獵驕靡統率烏孫部眾西征月氏，一舉將月氏人驅遂，獵驕靡遂得以伊犁河谷為核心重建烏孫國並向匈奴稱臣，而月氏人大部輾轉南下，征服在早年進入阿姆河上游盆地的斯基泰人，在當地重新立國。
羌人雖在匈奴帝國境外，但兩者可能存在摩擦，漢景帝時代，研種留何以自願為隴西郡守邊為由向漢朝請求入塞，得到准許後得以入塞，散居於狄道、安故、臨洮、氐道、羌道等五縣，留何的入塞守塞請求顯然因匈奴而發，可證羌人與匈奴的相處並不和諧，所謂羌道（今中國甘南州舟曲縣一帶）在西漢初年才在邊塞設立，安置如留何般內遷隴西郡邊塞的羌人以守備邊界。然而隴西郡的羌人很快就與當地的原華夏人鬧翻而發起叛亂，留何所部可能亦參與其中，時任隴西太守李廣立即敉平叛亂，並將誘降的800多羌兵殺害，可見當時隴西原華夏與羌的族群矛盾之深，但隴西羌人不多，所以叛亂才被李廣輕易消滅，直至此時原華夏與羌之間的往來仍不多。
元光二年（前133）漢王朝與匈奴帝國再次交惡，之後匈奴軍頻頻南犯，只是這一次原華夏並沒有像過去一樣主動向匈奴求和，而是開始遣兵調將反擊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漢朝派霍去病統兵西征，兩度進入河西走廊沉重打擊匈奴在當地的力量，第二次出擊更途經河湟地區，令大受蹂躪的當地匈奴封建領主向漢朝投降，於是漢朝將關東地區一部分原華夏部眾西遷入河西走廊及河湟地區以加強對當地的控制。
元鼎五年（前112）漢朝派兵攻略南越國，匈奴趁機派使橫越河西走廊潛入羌人地區，唆使羌人發兵東侵華夏，秋九月，以先零羌為首，與封養羌、牢姐羌等羌人族群共同起兵，揚言十萬大軍東進，圍攻華夏西邊安故、枹罕二縣城，漢朝隨即在隴西、天水、北地、河南、河內五郡徵發十萬原華夏兵西進援邊，第二年冬十月即擊潰羌兵，原華夏人與羌人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以原華夏全勝告終，而失敗的羌人大部分退出河湟谷地，西遷至「西海、鹽池左右」安居後向漢朝稱臣，漢朝乘勢設立金城郡並設立護羌校尉負責羌人事務，此後原華夏與羌這兩大人群雖時有摩擦，但大致上仍保持了近50年的和平。
元康三年（前63），在匈奴長期煽動後，以先零羌為首與罕羌、䍐羌、開羌等其他羌人族群「解仇交質盟詛」，建立臨時性的同盟關係，小月氏人羌侯狼何更派使者入匈奴，企圖借匈奴軍攻打鄯善國及敦煌郡以斷絕漢人與西域諸國的聯係，漢廷風聞先零羌計劃叛亂的消息，於是派義渠安國出使諸羌視察有沒有陰謀起兵侵邊事宜，但義渠安國召見先零羌首領30多人後，以其言行悍逆將之全部殺害，後又縱兵殺掠先零羌1000多人，義渠安國可能確定了先零羌有叛亂的陰謀才採取暴力行徑，叛亂前歹䍐羌與開羌的貴族靡當兒派其弟雕庫密告漢官先零羌企圖起兵叛亂的消息，但義渠安國的舉動並未能將羌人起兵的可能消除於未萌，反而促使以歸義羌侯楊玉、猶非為首的先零羌立即發起暴動，與罕羌、䍐羌、開羌、煎鞏羌、黃羝羌等一同劫掠其他弱小的羌人族群，叛軍兵力在20000至50000左右，然後戰事遂漸擴大，開始侵擾漢邊，「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河湟一帶開始陷入戰火，至神爵元年（前61）初義渠安國派漢騎三千屯駐於浩亹縣（今中國甘肅省永登縣一帶）以防備叛羌，但很快就被叛羌擊敗，「失亡車重兵器甚衆」，三月浩亹敗仗的消息傳來，漢朝調遣各郡漢兵，加上少量胡兵、羌騎助戰，總計六萬大軍往金城郡集結，四月派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酒泉太守兼破羌將軍辛武賢等統兵平亂，又派開羌權貴雕庫招降䍐羌、開羌，暫時穩定形勢，同年七月，趙充國兵臨湟水，開羌投誠，在開羌的指引下，大軍進擊先零羌，先零羌軍隊望見大軍前來即惶恐撒退，在南渡湟水時大軍追殺，失去大量輜重，之後趙充國大軍進逼䍐羌軍隊，其首領靡忘立即投誠，叛軍開始土崩瓦解，䍐羌與開羌劫掠先零羌「羸弱畜產」，羌兵前後有10700多人投降，於是趙充國決定不再進軍，罷兵屯田，留下10281漢兵屯田於浩亹縣以西至臨羌縣一帶，透過逼使叛羌「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而潰亡，不過皇帝亦聽從許延壽、辛武賢的意見，派兵追擊叛羌，降4000多羌兵、斬首4000多羌兵，之後趙充國又陸續招降5000多羌兵，到神爵二年（前60），形勢繼續對漢朝有利，截至五月，近50000叛軍有31200人投降、7600人被殺、因飢餓溺死者5000至6000人，僅餘4000多殘兵敗卒，同年秋季，先零羌首領楊玉、猶非等被部屬若零、離留、且種、兒庫聯手斬殺，先零羌、煎鞏羌、黃羝羌等殘部在弟澤、陽雕、良兒、靡忘四人領導下投降，漢廷因此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帥眾侯，兒庫為帥眾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言兵君，靡忘為獻牛君，戰爭中投降的羌人被安置於金城屬國，至此持續近4年的漢羌兩族首度大規模交戰才完全告終。
永光二年（前42）七月，隴西郡的彡姐旁羌聚兵約30000發起叛亂，劫掠漢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皇帝派馮奉世領一萬二千漢騎往平叛羌，馮奉世將漢騎分為前、中、右三軍，以右軍屯白石、馮奉世自領中軍屯首陽西極山，前軍預計屯臨洮，但在降同阪為叛羌所敗，馮奉世又派兵至廣陽谷拯救被擄漢民，然而亦被叛羌所破，於是馮奉世向皇帝上奏要求增兵三萬六千人，漢廷遂調發三輔、河東、弘農五郡漢兵，加上徵召屬國胡騎及嗕羌騎兵，由任千秋統率共計約60000大軍增援馮奉世，十月任千秋所部抵達隴西，十一月，馮奉世與任千秋分路進攻，大破叛羌，「斬首數千級」，彡姐旁羌兵敗後逃出塞外消聲匿跡，皇帝將軍隊一部分留在隴西當地屯田駐守。經過漢羌第二次大規模交戰，以漢族取得勝利而使隴西以至河湟、河西走廊得到48年的和平年代。
建武九年（33）因為隴西郡長年受到先零種等羌人的侵擾，漢光武帝劉秀因之重建護羌校尉負責治理羌人事務以平息侵擾，任命牛邯為護羌校尉，但未幾因牛邯「卒而職省」，次年，先零種再次聯合其他羌人一同侵掠金城、隴西兩郡漢區並留兵屯守，漢將來歙率蓋延、劉尚、馬援等人領兵攻羌，同年冬季在五谿一戰擊敗叛羌，斬首數千，「獲牛羊萬餘頭、谷數十萬斛」，平定隴西地區的羌亂。
建武十一年（35）夏，先零種再次起兵侵漢，兵掠臨洮，劉秀任命馬援為隴西太守出兵平亂，馬援率「步騎三千人」大破先零種於臨洮，其他八千多羌人男女因之向馬援投降，但還有數萬羌兵屯於浩亹一帶四出劫掠並將妻兒子女安置於允吾谷，馬援一邊主攻浩亹，另一邊潛行偷襲允吾谷，浩亹的羌兵得到允吾谷被襲的消息後「大驚壞」，連忙退至唐翼谷，馬援領兵追擊，將叛羌圍困在山上並「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但因為兵少不得不停止追擊僅「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此戰降服之羌人被內遷安置於隴西、天水及扶風三郡漢區，成為70多年後漢洲爆發羌亂的遠因，戰後，光武帝命令武威太守遣返流亡的金城郡漢民3000多人；馬援乘勝派楊封出塞外游說羌人與漢朝和好，又得到武都郡內向氐人降服，馬援因此以塞外諸羌及武都氏人為「侯王君長，賜印綬」，綏靖邊境及漢與羌、氐的族群關係。
建武十二年，漢廷廢除金城郡，其地併入隴西郡由隴西太守馬援治理，同年武都郡內之參狼羌與塞外諸羌勾結聯合劫掠武都郡，馬援聞訊派4000多漢兵南下，將叛羌圍困在氐道縣的山上後高掛免戰牌，「羌逐窮困」，叛羌萬餘人向馬援投降，其他不願投降的數萬男女老少流亡西奔出漢洲境外。
在漢洲遂漸被光武帝再度統一之際，居於大允谷的燒當種在其統治者滇良的領導下，攻破先零種及卑湳種，「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燒當種遂得以豪強起來，滇良死後其子滇吾接任統治，滇吾將目光放在漢洲，引導諸羌向東侵掠漢區，「為其渠帥」，在諸種羌人中得到崇高的聲望
中元元年（56），武都郡參狼羌起兵叛亂，「殺略吏人」，武都太守兵敗，隴西太守劉紆派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等領5000漢兵南下救援，一戰斬殺參狼羌「酋豪，首虜千餘人」，隨後武都郡漢兵亦轉敗為勝，「斬首千餘級」，逼使參狼叛羌投降。
中元二年九月，燒當種首領滇吾與弟滇岸率5000「步騎」東攻隴西郡邊塞，隴西太守劉紆派兵抵抗，一戰於枹罕，雙方平手，再戰於允街，郡漢兵戰敗，戰死「五百餘人」，原先附漢的「守塞諸羌」聞敗訊後紛紛叛亂「相率為寇」，皇帝派謁者張鴻統兵討伐，但張鴻所部在允吾唐谷戰敗，張鴻及隴西長史田颯亦陣亡，牢姐種趁機入侵天水郡，在白石擊敗天水漢兵，殺「千餘人」，皇帝於是在十一月派捕虜將軍馬武、監軍使者竇固、中郎將王豐、右輔都尉陳訢等統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亦即來自黎陽營、三輔地區及弛刑徒的漢兵，加上烏丸兵與來自涼州各郡屬國的羌胡兵，合共四萬漢胡士卒再次西討叛羌，次年七月，馬武在浩亹大破叛羌，「斬首六百級」，然後再戰洛都谷，卻兵敗「死者千餘人」，不料叛羌並沒有乘勝追擊，首腦滇吾反而率眾西逃出塞，馬武領兵追擊直至東邯、西邯，大軍「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波及隴西、天水兩郡持續10個月的羌亂暫告一段落，而「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共七千羌人男女被短視的漢廷安置於三輔，戰後，皇帝再次設立護羌校尉並任命謁者竇林為護羌校尉，屯於狄道縣遙理羌務，皇帝又以一人賜錢三萬來召募漢男為兵，往屯隴右之地。
同年，滇岸親赴漢洲向竇林投降，不過竇林向皇帝上奏時卻誤稱滇岸為燒當種統治者，並代皇帝封滇岸為歸義侯−漢大都尉，但次年，滇吾也親赴漢洲向竇林投降，竇林向皇帝上奏時卻又稱滇吾為燒當種統治者，燒當一國二王，引起皇帝的懷疑，在皇帝派人調查弄清事實後就將竇林免官，適逢竇林被人告發貪污，「遂下獄死」，皇帝改派郭襄任護羌校尉，但郭襄到達隴西後聽聞涼洲地區羌人橫行無忌就立即跑回洛陽，護羌校尉又被廢置，不久後，滇吾的繼承者東吾也率部赴漢投降，向漢廷表示「謹願自守」為漢國守備邊塞，而東吾的其他兄弟迷吾等繼續「數為寇盜」。
建初元年（76），安夷縣一名漢官吏強娶卑湳種一名已婚羌婦，後來該名羌婦之夫將該名漢官吏殺害，安夷縣縣長宗延因此帶人追捕犯人，一直追捕出漢洲邊塞，突然，卑湳種擔心「恐見誅，遂共殺延」，又與塞外勒姐種、吾良種結盟，共同劫掠金城郡，隴西太守孫純派從事李睦率隴西漢兵與金城漢兵在和羅谷會合，於當地一帶大戰卑湳、勒姐、吾良三種叛羌，「斬首虜數百人」，再息羌亂，皇帝再次復設護羌校尉並任命吳棠為護羌校尉，常屯安夷縣。
建初二年六月，迷吾與移居入漢境的諸種羌人聚集舉兵，向西擊破邊塞逃至塞外，金城太守郝崇領兵追擊，但在荔谷一戰兵敗，陣亡二千多，郝崇僅「輕騎得脫」，金城郡漢兵的敗訊傅開後，金城及隴西兩郡諸種羌人與盧水胡人立即發兵叛亂響應迷吾，金城郡的亂象令漢廷將吳棠免職，改派武威太守傅育兼任護羌校尉，移屯於臨羌縣，同時迷吾與封養種首領布橋等聚眾五萬餘男女突入隴西、漢陽兩郡地界劫掠，皇帝在八月派行車騎將軍馬防及長水校尉耿恭統領由「北軍五校兵」與來自各郡國合計三萬漢兵西征，同年底西征漢兵抵達冀縣，當時隴西南部都尉被布橋圍困在臨洮，馬防企圖派兵救援，但因為道路險惡大軍難過，只能派遣數百漢族騎兵前去，這數百人在臨洮外「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叛羌斥侯以為「漢兵盛不可當」，嚇得布橋在次日天一亮得後慌忙拔營解圍而去，數百漢兵趁機追擊，竟然取得「斬首虜四千餘人」的勝績，漢兵在臨洮的勝利及馬防派使勸喻投降，令以迷吾為首的燒當種等叛羌主動投降，但屯駐在臨洮西南方向的望曲谷的布橋擁眾二萬多男女不降，同年十二月，耿恭所部屯駐在枹罕，但其司馬及隴西太守統率的漢兵在和羅谷被叛羌擊敗，「死者數百人」，次年（78）春季，馬防派司馬夏駿率5000漢兵從主幹道正面前進、司馬馬彭率5000漢兵從小道潛往、將兵長史李調率4000漢兵繞道從西邊進攻，三路漢兵齊攻望曲谷，大破叛羌部眾，「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叛羌失利撒退，夏駿乘勝領追擊，不料反被擊敗，隨後馬防親自領兵進攻，在索西一戰大破叛羌，布橋為勢所迫不得不率殘部萬餘男女向馬防投降，時值四月，之後馬防修築索西城並將隴西南部都尉移屯於索西駐守，又恢復一系列邊塞守備以嚴防，然後勝利還洛，耿恭則留下以「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令勒姐種、燒何種等十三種羌人共計數萬男女，皆派使向耿恭投降，平息了持續10個月的羌亂。
元和三年（86），迷吾與其弟號吾召集在漢國境內「諸雜種」羌人起兵叛亂，其間號吾僅帶少量兵馬殺入隴西郡，最終被郡督烽掾李章俘虜，號吾被執送隴西郡治狄道，為求脫身，號吾勸說漢官們：「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利弊後釋放號吾，而號吾亦遵守諾言，在其運作之下解散叛軍「各歸故地」，其兄迷吾則退居歸義城，護羌校尉傅育打算徹底解決降而復叛的迷吾，但又不想違反與號吾的約定，於是派人召募漢國境內羌人胡人聚落去攻打迷吾，不料被羌人胡人拒絕，反而有大批羌人胡人偷越出塞外依附迷吾。
章和元年（87）春季，傅育上奏要求出境討伐迷吾，得到許可，隴西、張掖、酒泉各派5000漢兵，由其太守率領，傅育率領由金城、漢陽兩郡各5000漢兵，共計25000漢兵，與各郡太守約定日期在歸義城下會合攻打迷吾，但各路漢兵遲到，僅傅育所部一萬漢兵進抵歸義城下，但迷吾早得風聲已經率其種落男女離去，傅育選出精英漢騎3000追擊迷吾，某夜抵達三兜谷，離迷吾所在僅數里，傅育打算天一亮再行追擊，但迷吾早已設下300伏兵夜襲三兜谷，傅育軍突遭夜襲，「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次日三郡太守率領的漢兵抵達三兜谷，傅育所部3000漢騎「死者八百八十人」而迷吾偷襲得手後已迅速離去，皇帝得知傅育陣亡後，封傅育之子傅毅為明進侯，食邑七百戶，任命隴西太守張紆轉職為護羌校尉，領一萬漢兵坐鎮臨羌縣；迷吾在木兜谷偷襲戰取勝後，再度燃起劫掠漢邊的自信，與各種羌人聯合出兵「步騎七千」進攻金城郡邊塞，張紆派從事司馬防率一千餘漢騎與金城郡漢兵會合，在木乘谷大戰迷吾羌兵，擊敗迷吾，迷吾退走，後派使向張紆投降，得到張紆接納，於是迷吾率部眾赴臨羌縣與張紆會晤，張紆「設兵大會」接待迷吾一眾，乘迷吾等燒當大小首領在宴會上喝得爛醉如泥後，喚起伏兵「誅殺酉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在傅育墓前祭典祀，後又縱兵擊殺在山谷間的迷吾部眾，「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所部幾盡覆滅，僅其子迷唐領餘部在塞外，迷唐得知其父迷吾死訊後，東向號哭，之後與燒何種、當煎種、當闐種等諸種羌族結盟，「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羌人聯兵5000攻打隴西邊塞，與隴西太守寇盱所領漢兵大戰於白石，迷唐此戰失利，退還燒當種本部大小榆谷。
之後數年，迷唐繼續聯合更多的羌族種群，又派人向北招攬涼洲屬國諸胡族群入羌，「種眾熾盛」擁眾四萬多男女，威脅漢邊安全，令漢廷不得不常備二萬漢兵駐守邊塞。
章和二年（88），護羌校尉張紆因無力應對迷唐的威脅而被免職，漢廷改以張掖太守鄧訓轉職護羌校尉，鄧訓到任後不久，迷唐「期冰合度河攻訓」，入冬，迷唐率一萬羌騎至塞下，但打算先劫掠小月氏胡人妻子以脅逼胡兵加入己方陣營，不過鄧訓「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化解了一場危機。
永元元年（89），鄧訓在任上待塞內羌胡族群以恩厚，羌胡有病患者則派人免費醫治，又以銀彈分化迷唐的盟友，號吾亦是在這段期間率領所部燒當種800戶向鄧訓歸附，削弱了迷唐的力量，之後鄧訓派來自湟中的漢、胡、羌各族共4000兵出塞攻打迷唐，在寫谷一戰「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逼使迷唐放棄大小榆谷，退至頗岩谷為根據地，之後迷唐企圖重返大小榆谷，鄧訓派長史任尚率領湟中各族兵6000出征迷唐，連戰連勝，「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只得收拾殘部「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塞外諸種羌族皆派人向鄧訓「款塞納質」，漢邊重獲安全，於是鄧訓罷設來自各郡的二萬漢兵，只留置出自弛刑徒的二千漢兵駐守邊塞兼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永元四年（92）冬季，護羌校尉鄧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轉職護羌校尉，聶尚認為從中元二年（57）開始與燒當種對抗，多次武力征討也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決定改用懷柔政策，於是派人告訴迷唐歡迎他返回大小榆谷，迷唐率部返回大小榆谷後，又派人送還迷唐的祖母卑缺，聶尚甚至親自送至邊塞下，塞外的路途由譯官田汜等五人護送卑缺至大小榆谷，不料抵達大小榆谷後，迷唐卻將田汜等五人殺害並肢解屍體，聯合各種羌族「以血盟詛」，再次起兵攻打金城郡邊塞，次年聶尚被解職，護羌校尉由居延都尉貫友出任，貫友認為對迷唐採取懷柔政策才導致迷唐坐大叛亂，於是模仿鄧訓採用財賂分化離間迷唐的羌人盟友，孤立迷唐，隨後派兵攻打迷唐，「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再次逼使迷唐退出大小榆谷，遠走賜支河曲，而大軍在大小榆谷當地築城建塢駐守。
至永元八年（96），貫友在病逝於任上，護羌校尉由漢陽太守史充出任，史充到任後率領湟中羌-胡兵遠征迷唐，但反而被迷唐打敗，損失數百人，於是史充被免職，次年（97）由代郡太守吳祉轉職護羌校尉。
至同年秋季，迷唐率兵8000人攻入隴西郡，「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冠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三萬羌兵大敗隴西郡漢兵，又殺害大夏縣長，漢廷聞訊後派行征西將軍劉尚及越騎校尉趙代統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等漢兵與來自邊境地區的羌兵、胡兵合共三萬士兵分路往征迷唐，劉尚軍屯狄道，趙代軍屯枹罕，劉尚又派司馬寇盱監督來自各郡的漢兵，然而擁兵三萬的迷唐被漢朝大軍的攻勢嚇得不戰而退，舍棄老弱殘卒逃亡入臨洮以南的山區，劉尚率軍出塞追擊，與叛羌大戰，迷唐失利撒退，大軍「死傷亦多，不能復追」，退還入塞，第二年（98）劉尚與趙代因為放棄追擊而被「坐畏懦征下獄」，朝廷分別派謁者王信接掌劉尚軍屯於枹罕、謁者耿譚接掌趙代軍屯於白石，耿譚繼續透過銀彈招誘諸種羌人投靠漢朝陣營，削弱迷唐得到的支持，迷唐變得窮困交迫，所統燒當種男女人口不滿二千，不得不親自向王信、耿譚投降，王信與耿譚派人送迷唐赴首都洛陽覲見皇帝，而燒當殘部因飢饉交迫暫時入居金城郡境安置；朝覲過後，皇帝命今迷唐統領其殘種返回大小榆谷安居，不過迷唐認為大小榆谷已被漢朝軍隊築城建橋控制，隨時都可以攻打入來是以「故地不可復居」，不願意返回大小榆谷但又不能逆反皇帝的旨意，於是以種眾因為糧食短缺正在鬧飢荒不願遷徙為由，拖延不行，護羌校尉吳祉等一眾漢官於是贈予迷唐大批金帛，勸迷唐買糧紓困以便盡快出塞返回大小榆谷，不料這個善意的舉動卻引發迷唐等羌人的懷疑猜忌，如是在拖延與猜疑之中過了一年。
永元十二年（100），迷唐再次帶領種眾發起叛亂，更脅從湟中胡人加入叛亂，在肆意劫掠金城郡漢族民眾後，率眾張揚出塞而去，而王信、耿譚及吳祉等當地負責官員被一併免職，護羌校尉由酒泉太守周鮪繼任。
永元十三年，迷唐率眾抵達賜支河曲，同年秋季，迷唐再次統領部眾向漢朝邊塞前進，周鮪及金城太守侯霸得到消息後，親領金城隴西兩郡漢兵及屬國湟中月氏胡兵、隴西群牢姐種羌兵等共計三萬大軍出塞討伐迷唐，雙方大戰於允川，周鮪收兵屯營守備，只有侯霸一軍與迷唐作戰，在「斬首四百餘級」後，叛羌部眾喪失戰意，有6000多男女投降，戰後被分徙入漢陽、安定、隴西三郡，而戰敗的迷唐僅帶領「不滿千人」男女遠徙至賜支河首依附於當地的發羌種群。
永元十四年，護羌校尉周鮪因為在允川之戰中畏懦避戰而被免職，改由侯霸任護羌校尉，之後安郡燒何種脅從羌人數百男女反叛，安定漢兵輕易將其敉平，叛羌老弱被沒入為奴婢；同年，在曹鳳、上官鴻及侯霸的建議下，皇帝同意大小榆谷、邯川等塞外地區遷兵建立軍屯三十四部的計劃。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冬，西域諸王國發起叛亂，圍攻西域都護任尚於疏勒國，但屢攻不克，反被擊退，漢廷聞訊派梁慬統率羌胡兵5000救援，隨後漢廷罷免任尚，改以騎都尉段禧為西域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段禧與趙博移至它乾城守備，梁慬邀請龜茲王白霸亦入城共同防守，不料龜茲國官吏卻背叛龜茲王，與溫宿、姑墨諸國聯合反漢，共同發兵數萬圍攻它乾城，圍攻數月後亦被梁慬領兵出城擊敗，「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解除危機，但在這數個月間西域與漢洲「道路尚隔，檄書不通」，失去西域都護府消息令漢廷憂心忡忡，朝議捨棄西域，至永初元年（107）六月，漢廷下達廢除西域都護府及在伊吾盧、柳中屯田，調回當地官兵返回漢洲的決定，同時漢廷派騎都尉王弘調發關隴士卒西往以迎接段禧、趙博、梁慬等及一眾屯田士兵東還，當時王弘亦征發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羌人「數百千騎」調用，羌人因為擔心去了西域後「遠屯不還」而不願被徵發，但在王弘的催促下，這批羌兵㩦家帶口不情不願地踏上西征路途，居於安定郡的東吾之孫麻奴亦在徵發之列，直至酒泉郡地界後，羌人大多已逃亡四散，各郡於是派兵四出追捕羌人逃兵，甚至突入羌人村落中搜捕，引起漢洲境內羌人的驚擾，勒姐種、當煎種等羌人四出散亡，而被徵發的羌人亦一鬨而散，麻奴與其兄弟苦犀等人亦同燒當種落西奔出塞外，同樣在六月，以先零種、鐘種等羌人奉來自先零種的滇零為首，乘亂「大為寇掠，斷隴道」截斷了關西與隴西之間的主要交通要道，雖然這些叛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但「郡縣畏懦不能制」，致令叛羌勢力日漸坐大。
永初元年（107）冬季，漢廷任命車騎將軍鄧騭為主將，與副將征西校尉任尚統領來自「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的五萬漢兵前往漢陽郡駐守，次年（108）春季，來自各郡的漢兵尚末完成集結，鐘種數千人在冀縣西擊敗鄧騭所部，「殺千餘人」；護羌校尉侯霸因羌叛而被免職，改由西域都護段禧為護羌校尉；同年十月，鄧騭派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率漢兵與滇零所率的羌兵，數萬大軍大戰平襄縣境，漢兵被滇零以詐降的戰法所敗，「死者八千餘人」，至十一月辛酉，漢廷因「轉輸疲弊百姓苦役」，下詔鄧騭班師回朝，留下任尚統兵留屯漢陽郡；滇零在勝利後野心暴漲，進兵入北地郡境後「自稱天子」，又「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羌」加入己方陣營，再斷隴道，漢洲境內絕大多數各種羌人於是紛紛加入滇零麾下並乘漢兵敗於平襄之機，四出劫掠漢民，「寇掠三輔」，來自武都及陰平兩郡的羌人劫掠漢中郡，更殺害漢中太守董炳，金城湟水流域一帶因羌亂而令糧價暴升至一石萬錢，也令漢民或流亡或死亡「不可勝數」；同年在涼州部，平襄之戰前歹時梁慬等從西域撒回的漢族官兵已返抵敦煌郡，漢廷命令梁慬留守在涼州部以便支援鄧騭所部，當梁慬進至日勒縣時，遇上叛羌「萬餘人攻亭侯，殺略吏人」，梁慬率兵攻打叛羌，將其擊破並追殺潰退的羌兵，一直殺至昭武縣後，「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之後梁慬統兵入姑臧縣時，有羌人首領親自帶領300多男女向梁慬投降，梁慬對其安撫及教育一番後放其部眾男女歸還故地，接著梁慬得到詔令，統兵屯駐於金城郡，確保了涼州部各郡的安全，後來因為叛羌流寇迫近西漢帝陵，梁慬即親自領兵東進將其擊退，又與劫掠三輔的叛羌激戰連場，在美陽關一帶大破叛羌，「盡還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將被俘虜漢族平民從叛羌手下解放出來並阻止西漢帝陵被羌兵搗毀。
永初三年（109）春季，漢廷派騎都尉任仁統率各郡漢兵討伐正在三輔地區大肆劫掠，但在戰鬥中多次失敗，「眾羌乘勝，漢兵數挫」，而南匈奴單于攣鞮檀趁羌大亂之機起兵反叛漢朝，於是漢廷在十一月派大司農何熙兼任車騎將軍，統領二萬漢兵討伐南匈奴。
同年（109），當煎種和勒姐種攻陷破羌縣城、鐘種攻陷臨洮縣城並俘虜隴西南部都尉。
永初四年（110）春季，滇零派兵南下劫掠，跨越秦嶺大掠褒中縣，「燔燒郵亭，大掠百姓」而去，為了阻止叛羌擄掠，漢中太守鄭勤率兵屯於褒中縣城，三月，叛羌再次入寇褒中縣，鄭勤打算出城截擊，其主簿段崇勸諫堅城固守無效，鄭勤領兵出擊叛羌，不料兵敗「死者三千餘人」，鄭勤及段崇皆戰死，郡功曹程信冒死接回遺體妥善安葬，同月，迫於叛羌流寇的威脅，漢廷將金城郡郡治由允吾內遷至襄武縣，同時漢廷因「久出無功，有廢農桑」而命令征西校尉任尚率軍從漢陽郡移至長安駐守並解散軍中來自南陽、潁川、汝南三郡漢兵，又分別在長安設立京兆虎牙都尉、在雍城設立扶風都尉，有近二十萬的漢兵散居三輔各地守備，同樣在三月，南匈奴單于攣鞮檀被何熙所部漢兵圍困在虎澤而被迫投降，平定南匈奴叛亂，解救被南匈奴俘虜向「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七月，因為騎都尉任仁久戰失利又放縱其手下劫掠漢民，被朝廷派人逮捕，在己卯日下獄處死
同年（110）護羌校尉段禧病逝，漢廷再次任命侯霸為護羌校尉並將屯駐地由臨羌縣移入張掖郡。
永初五年（111）春季，任尚因久戰無功被免職，而更多漢區遭受叛羌蹂躪，一股叛羌東渡黃河入侵河東郡，後又向東流竄入河內郡劫掠漢民，漢民「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入河南郡躲避兵禍，朝廷因之派北軍中侯朱寵率五營漢兵坐鎮孟津，又詔令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四郡國營建塢堡616所以阻遏流竄河內郡的叛羌；三月，在涼、并州部郡縣漢官的建議下，漢廷決定內遷關隴諸郡，隴西郡郡治由狄道縣移至襄武縣、安定郡郡治由臨涇縣移至扶風美陽縣、北地郡郡治由富平縣移至馮翊池陽縣及上郡郡治由膚施縣移至馮翊衙縣，遷移的不止漢官吏兵，其郡內控轄的漢族平民也被強迫遷徙，在漢官暴力迫遷下，漢民「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最終超過一半漢族民眾脫離了東漢朝廷的編戶控制之下
同年（111）夏季，漢廷以任尚為侍御史，統兵迫擊流竄入河東、河內地界劫掠的羌兵，結果在上黨郡羊頭山，任尚將這股叛羌擊破並「誘殺降者二百餘人」，解除威脅，在孟津坐鎮警惕的朱寵所部得以解散。
同年（111）秋季，漢陽郡漢民杜琦及杜季貢兄弟、王信等人與叛羌聯合，招聚漢民追隨者占據上邽城，杜琦自稱為安漢將軍，朝廷聞訊立即下詔買兇殺人「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派刺客杜習成功行刺杜琦，於是杜習受封為討奸侯並得百萬錢，杜琦死後，杜季貢與王信率部眾移至樗泉營安置，但很快被侍御史唐喜領兵擊破，「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只得率殘部投靠叛羌首領滇零。
永初六年（112），侍御史任尚再次被解除職務，同年滇零死，其子零昌接任，但因為年齡不足，軍政事務由同樣是先零種人的狼莫掌握，這一年丁奚城成為自羌大亂以來四處流劫掠的叛羌在漢洲第一個永久屯駐的據點，而杜季貢則成為叛羌勢力內的漢族將軍，這代表叛羌與漢族兵民在5年的交戰中開始習得招攬漢族人來壯大已方力量的手段。
永初七年（113）秋季，騎都尉馬賢與護羌校尉侯霸共同統兵在北地郡擊破叛羌牢種，「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是羌大亂7年來漢兵首次在北地郡擊敗羌兵的記載，遏制住叛羌6年來的勝利趨勢。
元初元年（114）五月，叛羌首領零昌遣兵劫掠雍城，在九月又派號多率領當煎、勒諸種叛羌進入武都、漢中等郡鈔掠，然而漢中郡五官掾程信統率漢兵及來自巴郡的板楯蠻兵迎頭痛擊，大破號多的叛羌軍隊，逼使號多撒退，同年十月，馬賢與侯霸統率湟中漢兵及羌胡兵在枹罕縣大破叛羌，「斬首二百餘級」，同時涼州刺史皮揚與叛羌大戰於狄道縣，卻不幸戰敗「死者八百餘人」。
同年（114）護羌校尉侯霸病卒，由漢陽太守龐參擔任護羌校尉一職，龐參採用懷柔政策招誘叛羌投降，因此叛羌將領號多在次年（115）春季率領7000多羌胡兵向龐參投降，號多被派赴洛陽覲見皇帝，之後號受封為侯遣返故地，龐參在招降成功後以令居縣為護羌校尉的駐所。
同年（115）三月，零昌在號多失敗投降後再派兵南下劫掠益州部，洛陽朝廷派中郎將尹就統領來自南陽郡的漢兵及益州部各郡漢兵抵禦叛羌將領呂叔都，到了秋季，呂叔都被陳省、羅橫成功刺殺，陳省與羅橫兩人「皆封侯賜錢」，但呂叔都的叛羌軍隊仍在巴、蜀等益州部郡縣劫掠，尹就一直未能將之解決，漢中郡亦受到叛羌滋擾，但在五官掾程信的率領下及來自巴郡板楯蠻兵的外援，成功逼退叛羌軍隊。
同年（115）十月，朝廷派屯騎校尉班雄統兵坐鎮三輔地區，又任命司馬鈞為行征西將軍，督領右扶風太守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統漢兵8000多人及龐參所統羌胡兵7000多人，兵分兩路會攻叛羌大本營丁奚城，但龐參所部羌胡兵進至勇士縣東後被杜季貢擊敗，不得不撒退，不過司馬鈞一路卻成功攻破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兵敗逃走，之後司馬鈞命令仲光、杜恢、盛包等人收割丁奚城一帶的禾稼為軍糧，然而仲光、杜恢、盛包等人卻違反軍令，擅自統兵追擊杜季貢，被叛羌「設伏要擊之」，司馬鈞聞訊後埋怨仲光等人違令「怒而不救」，於是仲光、杜恢、盛包等人陣亡，「死者三千餘人」，司馬鈞也因此被迫退出丁奚城，因見死不救而被朝廷派人逮捕下獄，最後在獄中自殺，而龐參因為失期軍敗被解職，之後由馬賢出任護羌校尉。
同年（115）底，漢廷以任尚為中郎將，統領「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任尚聽從懷縣令虞詡的建議，到任後精選一萬漢族輕騎兵攻打叛羌，深入丁奚城一帶出其不意打擊杜季貢所部，「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為上一次丁奚城之戰的失敗挽尊，這一年是漢廷在永初羌大亂8年來轉守為攻的一年。
元初三年（116）五月，度遼將軍鄧遵統督南匈奴單于攣鞮檀、左鹿蠡王須沈及一萬南匈奴騎兵攻叛羌，在靈州縣境大破零昌所部，「斬首八百餘級」，須沈因此受漢廷封為破虜侯，六月，中郎將任尚派兵至丁奚城一帶大破叛羌，入秋，漢廷在馮翔郡北界建起塢堡500所以阻遏叛羌活動，十二月，任尚招募漢族死士，再次派兵攻零昌，十二日丁巳在北地郡大破零昌所部，「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次年（117）春季，出自當闐種的榆鬼等五人投效任尚，成功刺殺杜季貢，榆鬼因此受封為破羌侯。
同年（117）夏季，中軍將尹就在將近2年來不但未能平定為虐益州部的叛羌，其剿滅叛羌的軍事行動反而成為誤傷地方的民害，以致益州部漢民出現「虜來尚可，尹來殺我」的諺語，漢廷對此感到不滿，遂以尹就「坐征抵罪」，改以益州刺史張喬統領尹就舊部，張喬雙管齊下，一邊「招誘叛羌」一邊「破殄寇虜」，叛羌軍隊不是投降就是被消滅，張喬得以在一個月內平定為禍益州部的叛羌。
在同年（117）九月，任尚透過銀彈，促使効功種人號封刺殺叛羌首領零昌，刺殺成功後號封受封為羌王，十一月，任尚率領漢兵與護羌校尉馬賢所部漢兵分兩路進入北地郡攻打叛羌二號人物狼莫，但馬賢兵至安定郡境的青石岸時，被狼莫所部擊敗，不過因為任尚所部已進入高平縣，於是馬賢與任尚會合進攻狼莫，狼莫統率叛羌大軍退至北地郡的富平縣後就地駐紮與漢兵對峙，漢、羌兩支大軍就這樣「相持六十餘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甲子，雙方在富平縣河邊大戰，最終漢勝而羌敗，雖然狼莫成功逃出戰埸，但有5000名羌兵被斬首，漢兵解救了1000多名被叛羌擄掠的漢族男女，還得到「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富平大勝後，正在西河郡的虔人種11000男女退出叛羌陣營，遣使向度遼將軍鄧遵投降。
元初五年（118），來自當時正在上郡的全無種的雕何等人，應募鄧遵的懸賞，成功刺殺狼莫，雕何因功受封為羌侯，鄧遵也受封為武陽侯，狼莫死後，叛羌殘部不成氣候被全部平定，「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至此始自永初元年（107）六月的羌大亂，漢廷在持續11年的征戰後終於將這一次叛羌消滅。
元初六年（119）春季，勒姐種與隴西郡羌人號良勾結起兵劫掠，護羌校尉馬賢率兵討伐，在安故縣將叛羌擊敗，「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
永寧元年（120）三月，上郡沈氐種5000多人殺入張掖郡劫掠，至六月，馬賢集結起漢兵萬人討伐，但第一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次日再戰，大破沈氐叛羌，「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當馬賢所部尚在張掖郡時，一支由飢五等人統率的當煎種趁機進兵入塞劫掠金城郡，馬賢聞訊後迅速南下追擊，飢五率兵出塞而去，馬賢亦出塞追擊，「斬首數千級而還」，另一支由首領盧匆、忍良等人統率的當煎種1000多戶屯居在塞內允街，雖無劫掠舉動但與飢五有聯繫而首鼠兩端；馬賢率兵離開張掖郡南下金城郡援救後，燒當種和燒何種乘隙殺入張掖郡劫掠，「殺長吏」而去。
建光元年（121）春季，馬賢擔憂在允街的1000多戶當煎種人會勾結塞外羌人發起叛亂，遂先下手為強，率兵至允街，誘殺盧匆，「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人率當煎殘部逃入塞外，馬賢因戰功受封為安亭侯，之後忍良與麻奴、苦犀兄弟勾結起來，在秋季集結起來自各種羌人的「步騎三千人寇湟中」，劫掠金城郡各縣，馬賢統率先零種羌兵前往征討，但在牧苑一戰失敗，「死者四百餘人」，隨後麻奴等人又在令居縣大破來自武威、張掖兩郡赴援的漢兵，麻奴在乘勝吸納「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後「緣山西走」，殺入武威郡劫掠。
馬賢率漢兵追擊麻奴，在鸞鳥成功招降叛羌數千男女，麻奴轉而率眾再入湟中，次年（122）春季，馬賢所部進抵湟中，而麻奴所部「出塞渡河」，馬賢於是繼續追擊，成功追上並將麻奴一眾打敗，叛羌紛紛四散逃亡，最後陸續向涼州刺史宗漢投降，麻奴殘部3000多戶堅持至冬季，不得已向漢陽太守耿種投降，馬賢懷疑麻奴、犀苦會再次反叛，遂將麻奴兄弟圈居在令居縣境，就近監察，同年七月，虔人種與上郡胡人聯合反叛，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率漢兵及烏桓騎兵一舉平定叛亂。
延光三年（124）秋季，漢廷將隴西郡郡治由襄武縣恢復舊治狄道縣，同年麻奴死，其弟犀苦成為燒當種落領袖。
永建元年（126）春季，隴西郡的鐘種羌人起兵反叛，護羌校尉馬賢率漢兵7000多人往討，在臨洮縣境大破叛羌，「斬首千餘級」，逼使叛羌男女全部投降，馬賢因功進封為都鄉侯。
永建四年（129），漢順帝劉保聽從尚書僕射虞詡的建議，在九月下詔將在永初五年（111）三月內遷郡治的上郡、安定、北地三郡郡治遷回舊治，並將當年內遷的漢族平民遷回舊縣安居，又「繕城郭，置候驛」，恢復內遷前的政區建制，同年冬，馬賢離職，改以韓皓為護羌校尉。
永建五年（130），苦犀向新任護羌校尉請求釋放他回燒當種舊地，但被韓皓拒絕，之後韓皓派漢兵在湟中屯田，引起鄰近各種羌人的擔憂，期間韓皓被免職，改由張掖太守馬續出任護羌校尉，羌人各種焦慮漢兵屯田「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馬續為了緩和緊張氛圍，決定撒回屯田，暫時平息了事態。
陽嘉元年（132），漢廷「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為十部」，次年（133）四月，自永初三年（109）隴西南部都尉被叛羌俘虜以來漢廷再次恢復建設隴西南部都尉一職。
陽嘉三年（134）七月，鐘種一名首領良封起兵叛亂，在隴西、漢陽兩郡肆行劫寇，漢順帝劉保以馬賢為謁者，代表漢廷「鎮撫諸種」，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破叛羌良封，「斬首數百級」，十一月，武都郡塞上白馬種與塞外羌人合謀反叛，攻破當地屯田漢官，「驅略人畜」，次年（135）春季，馬賢徵調隴西郡漢兵及羌胡兵攻良封，成功一戰將良封擊殺，「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一家大小向馬賢投降，隨後馬賢領兵進擊另一名鍾種首領且昌，迫使且昌派使向涼州刺史代表十多萬羌人男女投降，馬賢因平定鐘種之亂在次年（136）再次出任護羌校尉，而馬續則轉任度遼將軍。
永和二年（137）二月，廣漢郡屬國都尉擊敗白馬叛羌，「斬首六百餘級」，隨後馬賢又擊敗白馬叛羌，「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平定這一次以鐘種及白馬種為首的羌亂。
永和三年（138）冬季，塞外燒當羌首領那離率3000多騎兵.攻掠金城郡邊塞，護羌校尉馬賢領兵抵禦，成功「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擊退那離軍隊，那離之後招徠羌胡兵以補充兵力，繼續劫掠漢邊「殺傷吏民」，次年（139）四月，馬賢率領一萬多義從羌胡騎兵出塞攻那離，成功斬殺那離，「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平定那離羌亂，馬賢因功轉職為弘農太守，護羌校尉由胡疇出任，之後漢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因為并州部有南匈奴等胡人聚居及涼州部有各種羌族聚居，皇后梁妠之父大將軍梁商因此提醒來機、劉秉兩人到任需要以「防其大故，忍其小過」的態度安撫羌人胡人，然而兩人到任後卻執法嚴厲，不能「忍其小過」。
永和五年（140）四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及車紐率左部族眾發起叛亂，五月，南匈奴單于攣鞮休利受叛亂連累而自殺身亡，同月，塞內且凍種及傅難種首先發難，一邊出兵攻打金城郡，一邊與湟中羌人胡人共同東出「大寇三輔，殺害長吏」，南匈奴與羌族幾乎同時反叛，漢廷遂將來機、劉秉兩人免職，任命馬賢為征西將軍，騎都尉耿叔為副將，統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漢兵十萬屯駐於漢陽郡，同年九月，漢廷在扶風郡、漢陽郡及兩郡交界的隴山交通要道建立塢堡300所以屯漢兵及保護漢族平民，同月，且凍種派兵南下劫掠武都郡，「燒隴關，掠苑馬」，與此同時因南匈奴單于之死，車紐自立為單于，四處劫掠郡縣漢民，漢廷因此將西河郡郡治由美稷縣內遷離石縣、上郡郡治由膚施縣內遷左馮翊夏陽縣、朔方郡郡治由臨戎縣內遷入五原郡五原縣，至十一月，護匈奴中郎將張耽率領烏桓兵及漢兵，在馬邑大破單于車紐，「斬首三千級」，單于車紐被逼投降。
永和六年（141）正月，馬賢率5000～6000漢族騎兵攻打且凍種，雙方大戰於射姑山下，馬賢兵敗被殺，敗訊傳來後，漢順帝封馬賢之孫馬光為舞陽亭侯，又派御史前往慰問征西軍官兵「存恤死傷」。
射姑山之戰後，漢洲境內隴山東西各種羌人幾乎盡反，閏月，鞏唐種3000騎兵先後劫掠隴西郡、燒掠西漢帝陵，又殺入關西劫掠，「殺傷長吏」，郃陽縣令任頵率兵追擊鞏唐種流寇，兵敗被殺，三月，武威太守趙沖帶同鮮卑兵追擊鞏唐種，成功大破鞏唐種，「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馬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漢廷因之以趙沖兼領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漢兵應對羌難，又派中郎將龐浚招募漢族勇士1500人屯駐於美陽縣為涼州部援兵，雖然趙沖的勝利阻遏叛羌的擴大，但仍未能平息羌難，同年五月，罕種1000多騎兵竄入北地郡劫掠，趙沖與北地太守賈福未能成功制止，九月，叛羌派8000～9000騎兵入武威郡劫掠，令「涼部震恐」，至十月癸丑日，漢廷決定將安定及北地兩郡郡治內遷美陽縣、池陽縣，在十一月庚子日任命執金吾張喬兼行車騎將軍，統領「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漢兵15000人坐鎮三輔地區。
同年（141）春季，度遼將軍馬續統率5000鮮卑騎兵在穀城一帶大破南匈奴叛軍，之後護匈奴中郎將張耽率漢胡聯兵擊敗吾斯麾下的烏丸兵，解救被南匈奴俘虜的漢族平民。
漢安元年（142），漢廷以趙沖為護羌校尉，趙沖上任後採用懷柔政策，招降叛羌，罕種5000多戶派使赴令居縣向趙沖投降，關西叛羌僅餘下燒何種3000多落盤踞在安定郡參䜌縣北境，叛羌勢衰，於是漢廷在十月甲戌日撒銷張喬的軍隊部署。
漢安二年（143）四月，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一同率兵赴參䜌縣攻燒當種，大勝「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閏月，趙沖再次領兵大破叛羌，「斬首四千餘級」，同月，趙沖又一次攻打叛羌，在隴西郡阿陽縣大破叛羌，「斬首八百級」，叛羌兵敗如山倒，於是共計三萬多戶的各種羌人各自派使向涼州刺史投降；同年六月丙寅，漢順帝劉保在首都洛陽冊立攣鞮兜樓儲為南匈奴單于並派兵護送其回到在離石縣的單于庭上任，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成功人刺殺南匈奴叛將吾斯。
建康元年（144）三月，塞內羌族誘導護羌從事馬玄，令馬玄率領塞內羌族出塞遷徙，領護羌校尉衛瑤率兵追擊叛逃羌人，「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護羌校尉趙沖亦率兵追擊，但至建威鸇陰河，正值渡河之際，部眾內有600餘胡兵乘機叛逃，趙沖親自領數百人追擊叛胡，不料中途被叛羌伏擊戰死，出塞的漢朝軍追擊至此而回。同年四月，匈奴中郎將馬寔大破南匈奴左部叛軍，原在叛軍陣營的烏丸人亦停止敵對漢王朝。
永嘉元年（145），趙沖之子趙愷受封為義陽亭侯，護羌校尉一職由漢陽太守張貢擔任，梁並採用「以恩信招誘」之策，因此塞外離湳種、狐奴種等共計五萬餘戶的羌人種群在同年二月遣使向梁並投降，隴西高原的邊患暫得止息，梁並因此而受封為鄠侯，自永和五年（140）五月開始的規模僅次於永初羌禍的永和羌禍至永嘉元年（145）二月完結。
建和二年（148）三月，白馬羌人劫掠廣漢屬國地區，殺害當地漢族官吏，同年塞內羌人及湟中地區胡人亦與之共謀起兵叛亂，益州刺史以板楯蠻兵為主力，擊破叛羌及叛胡，「斬首招降二十萬人」。
永壽元年（155），護羌校尉張貢逝世，第五訪出任護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
延熹二年（159），護羌校尉第五訪卒於任上，中郎將段熲出任護羌校尉，同年十二月，塞外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8種羌人共同出兵攻擊金城及隴西兩郡邊塞，護羌校尉段熲率漢兵及湟中義從羌兵共一萬二千騎兵出湟谷，初戰破之，然後繼續追擊出塞，渡過黃河後在羅亭大戰叛羌，段熲「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次年（160）閏月，叛羌殘部在燒何種領䄂下再次聚集起兵入侵張掖郡，攻陷鉅鹿塢，殺害張掖屬國的漢族官民，之後又「招同種千餘落，並兵晨奔熲軍」，段熲所部與之交戰至中午，「刀折矢盡，虜亦引退」，段熲率兵追擊撒退的叛羌，「且鬥且行，晝夜相攻」，一直追擊了40多日，「出塞二千餘里」，在積石山下斬殺燒何種領袖，斬首及俘虜共5000多人，另外有叛羌分別屯居在石城、白石，段熲分兵攻石城，「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然後領兵進攻白石，斬首及俘虜3000多人，燒何種90多名男女向段熲投降。
同年（160）十一月，塞外勒姐種與零吾種圍攻金城郡允街縣，「殺略吏民」，段熲領兵救援，「斬獲數百人」，為允街破圍。
延熹四年（161）六月，塞外零吾種與塞內先零種、沈氐種、牢姐種及烏吾種等羌人通謀反叛，攻入關西三輔地區劫掠「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率領湟中義從羌胡兵往討，但因為涼州刺史郭閎為求分享段熲的軍功而拖延義從羌胡兵的進程，致令「義從役久，戀舊鄉，皆悉反叛」，事後郭閎將義從羌胡兵的叛逃歸咎於段熲，導致段熲被解職下獄處分，不過因為「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最終釋放，不久受任并州刺史，至於護羌校尉由胡閎出任負責剿滅羌禍，然而胡閎才能遠遜於段熲，劫掠三輔地區的叛羌「覆沒營塢，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因此向皇帝上疏毛遂自薦，但未得應許，至同年十月，叛羌向東西并州部及涼州部郡縣劫掠，羌禍擴大令「朝廷為憂」，於是漢廷任命皇甫規為中郎將，領導關西漢兵征伐叛羌，皇甫規一戰大破叛羌，「斬首八百級」，關西叛羌10多萬男女因之相繼投降，次年（162）三月，沈氐種等叛羌繼續劫掠張掖、酒泉兩郡，皇甫規率漢兵西討涼州部叛羌，但因軍中爆漢發疫疾而暫緩，皇甫規進入涼州部後發現當地漢官多有不法行為，於是「條奏其罪，或免或誅」，涼州刺史郭閎亦因此丟官，據稱叛羌因得聞皇甫規此舉而「翕然反善」，十餘萬叛羌男女以沈氐種領袖滇昌、飢恬等為首派使向皇甫規奉表投降，自延熹四年（161）六月至延熹五年（162）三月，持續九個月的羌禍到此止。
同年（162）七月，塞內烏吾種叛，劫掠金城、隴西、漢陽三郡地界，最終被三郡漢兵平定，至十一月，塞外羌人在滇那的率領下派5000～6000叛羌入侵武威、張掖、酒泉三郡，「燒民廬舍」，次年（163）春季，滇那的燒略掠奪行動不受阻遏，反而聲勢更盛，令「涼州幾亡」，七月，隴西太守孫羌率漢兵大破滇那所部，「斬首溺死三千餘人」，同年冬季，護羌校尉胡閎因病重去職，漢廷於是再次以段熲出任護羌校尉並派人護送其赴令居縣上任。
延熹七年（164）春季，3000多落（戶）叛羌的領袖封僇、良多、滇那等355人親自上門向護羌校尉段熲投降，但還有當煎種、勒姐種為首的西羌種群繼續擁兵對抗，至十月，段熲率漢兵一萬多人進攻燒當種，成功斬殺燒當種及勒姐種首領，斬首及俘虜4000多人。
延熹八年（165）二月，段熲攻勒姐種，勝而破之，「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閏月，段熲帶兵攻當煎種於湟中，不料兵敗被圍困三日，段熲在樊志張的建議下，乘夜突圍而出，旋即反擊當煎種軍，將之殺敗，斬首及俘虜數千人，之後段熲繼續追擊當煎種落直至秋季，「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流浪的飢民男女散入武威郡劫掠，自延熹五年（162）七月至延熹八年（165）閏月，持續3年的西羌諸種叛亂被平定。
延熹九年（166）六月，鮮卑單于檀石槐與鳥丸人、南匈奴國勾結起來多次劫掠漢邊，「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七月，鮮卑騎兵8000～9000殺入漢境，與先零種、沈氐種等東羌諸種結盟叛漢，叛羌派兵入武威、張掖兩郡劫掠，「緣邊大被其毒」，於是漢廷任命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負責平定戰亂，張奐赴離石縣上任後的十二月，南匈奴國及烏丸人共計20萬男女遣使向張奐遣使投降，停止叛亂，鮮卑人看到盟友投降後就撒出塞內，但在檀石槐單于的領導下仍繼續「寇抄滋甚」。
永康元年（167）正月，先零種等叛羌以「五六千騎寇關中」而去，一度圍攻祋祤縣城，雲陽縣被劫掠，四月，叛羌再入關西劫掠，攻破兩個營漢兵，「殺千餘人」，十月，叛羌在岸尾、摩蟞等率領下再入闖關劫掠，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派司馬尹端及董卓各自領兵進擊叛羌，「大破之，斬其酋豪」，斬首及俘虜共一萬餘人，東羌諸種叛亂自延熹九年（166）七月至永康元年（165）十月，持續1年又3個月後被平定。
同年（167）正月，正值東羌諸種蹂躪關西之際，西羌當煎種再次集結起4000多人來劫掠武威郡，護羌校尉段熲率兵往攻，在鸞鳥一地大破當煎種軍，「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戰功赫赫的段熲因此受封都鄉侯，不過平定西羌諸種後，先後在延熹四年（161）及五年（162）投降皇甫規、延熹九年（166）投降張奐的東羌諸種三萬餘落（約十五萬男女）「既降又叛」，漢桓帝劉志因此向段熲詢問討伐叛羌的方略，段熲於是毛遂自薦，計劃大致「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偶反本土」，得到朝廷的准許。
建寧元年（168）正月，護羌校尉段熲率一萬五千漢兵，只帶著15日糧食，從彭陽出發往高平方向前進，二月在逢義山一帶與先零種等叛羌大戰，戰況一度不利，但經段熲激勵：「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及親自騎馬帶領漢兵突入戰場後，漢兵反攻，「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朝廷收到逢義山大勝的消息後，在竇太后竇妙的援意下以漢靈帝劉宏的名義下詔：「先零東羌歷載為患，熲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屍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並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又調動中藏府的皇室「金錢彩物」以「增助軍費」，又任命段熲為破羌將軍。
段熲所部休整月餘後，於同年夏季再次出發追擊叛羌，經橋門行軍至走馬水，這時得到叛羌軍隊在奢延澤一帶的軍情，段熲立即「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在清晨時分抵達叛羌所在並迅速將叛羌擊破，叛羌兵敗後撒退至落川一帶集結，段熲繼續追擊，派騎司馬田晏率5000兵力攻叛羌東邊，又派假司馬夏育率兵2000潛行繞道攻叛羌西邊，叛羌派5000～6000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叛羌在落川兵敗後再次撒退脫離接觸，而段熲再次追擊叛羌，在令鮮水追上叛羌，但因為段熲部隊「士卒飢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於是叛羌再度撒退，段熲隨即率部追擊，緊咬叛羌，「且鬥且引，及於靈武谷」，七月，段熲再次身先士卒殺入戰場，最終於靈武谷之戰大敗叛羌，叛羌「棄兵而走」，段熲亦繼續追殺三日三夜，一直至舊涇陽縣境方停，叛羌殘部4000落（約2萬餘男女）散入漢陽郡山谷之間，眼見接近掃滅叛羌之際，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卻突然向漢靈帝表示擔心段熲一旦兵敗會全功盡廢，建議派人招降叛羌，漢靈帝接受張奐的建議並以「詔書下熲」，段熲隨即上奏表示反對並指出「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的羌人叛亂罪惡及指出「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的隱患與提出解決方案，遺憾的是沒有成功說服漢靈帝放棄招降政策，至次年（169）春季，漢靈帝派謁者馮禪赴漢陽郡招降叛羌，不過力主招降的張奐已被免職歸家，於是段熲再次向漢靈帝表示現在正值春種農田之時，漢族「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
同年（169）夏季，叛羌駐紮在凡亭山一帶，段熲率漢、胡聯兵在距離凡亭山外40～50漢代里外屯駐，派田晏、夏育率兵5000入據凡亭山，旋即被叛羌大舉圍攻，同時大聲張言：「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叛羌的攻勢一度動搖漢朝軍的士氣，但在田晏、夏育的努力下，「殊死大戰，遂破之」，叛羌再次潰敗，東奔逃散至射虎谷再次集結起來，並就地駐守射虎谷，段熲為了「一舉烕之，不欲復令散走」，於是派兵1000在西縣境內修建了一道長40漢代里、寬20步的木柵牆以阻止叛羌西逃，又派田晏、夏育率兵7000乘夜潛上射虎谷之西山屯營結寨挖壕溝，另派司馬張愷率兵3000上射虎谷之東山駐紮，不久後的七月，叛羌察覺漢朝軍的動向，出兵攻打田晏、張愷等部隊取水路線企圖截斷水源，段熲得訊後立即率領本部兵馬攻打叛羌，加上西山、東山兩支部隊的夾攻下，「羌復敗散」，漢、胡聯兵在射虎谷「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另有4000叛羌男女投降馮禪而得到安置於安定、漢陽、隴西三郡，叛羌勢力在射虎谷一戰敗亡，至此，斷斷續續為禍漢洲地區近62年的叛羌被漢廷成功平定，主將段熲因功更封為新豐縣侯，此後15年間再無羌禍。
中平元年（184）二月，關東爆發黃巾起義，同年十一月，湟中義從胡人、安定郡先零羌人及枹罕、河關兩地漢族聯合發動叛亂，並推舉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叛軍攻殺護羌校尉泠征，之後又有邊章、韓遂為首的漢族叛軍亦加入叛亂，叛亂漫延，金城太守陳懿被殺，金城、北地等郡遭受劫掠。
中平二年（185）三月，叛軍打著誅殺亂政宦官的清君側旗號，向東殺入三輔劫掠，兵勢逼近西漢帝陵，於是朝廷派左車騎皇甫嵩出鎮長安，又任命董卓為中郎將，負責討伐叛軍。

[槃弧越人-249] 古越人部落除了與古中原人部落融合為漢族^{[註 7]}，另有一支古越人與西來之槃弧蠻人融合為畬族^[220]，可能是游離在漢族社會外的古越人與東遷之槃弧蠻人融合為畬族，亦可能是古越人先與中原人融合為漢族，再與東遷之槃弧蠻人融合轉換為畬族，只有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槃弧蠻才能由湘西東遷至淅南閩北，可能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槃弧蠻的東遷最早不早於西漢與東漢之間內亂時代，即公元一世紀初。
另外，居於孫吳臨海郡安陽縣及羅江縣的所謂「安家之民」可能亦是古中原人與古越人融合演變的一方居民，從安陽縣（羅陽縣）出身的王表與江東地區漢族相比並無特殊之處，可以與當地人溝通^[221]，所以「安家之民」可能是一個帶有不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地方風俗色彩——因此被士大夫貶為「夷」——的漢族支系，孫吳政權控制的漢族人口約二百三十餘萬，縣有三百一十三，平均一縣七千餘人左右，考慮到各縣人口不一，作為當時遠離繁榮又非物產豐盛之地，安陽縣及羅江縣的人口應較低，合計人口約一萬左右。「安家之民」當然也可能是古越人融合移民演變而來的一支新族群，但有漢姓王、語言可以與江東漢族通話及有俗語「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臛」等，縱使不是漢族群體亦是在血緣及文化上受到漢族移民——比如王表——影響的族群，雖然無人口數目的記載，但考慮到正史不載，「安家之民」的人口應相當稀少至可忽略不計。

[山越-258] 所謂「山越」之人實與漢族人無異，只是一些自漢朝桓靈二帝統治以來為避徭役賦稅及戰亂的漢民，脫離了政府控制剝削，即所謂「幽邃民人」、「逋亡宿惡」^[222]，所以「山越」又稱為「山民」^[223]^[224]^[225]、「山寇」^[226]^[227]、「山賊」^[228]^[227]，所謂「越」是因為當地昔為越國所治，一如昔為齊國所治則呼為「齊」^[229]，至於「寇」、「賊」，顯然是指不受官府控制、破壞社會治安而言，因而受到統治者等精英階層的篾視，「民」者因其本源自漢民，當地地勢「山谷萬重」，故以「山」名，所以遁入山谷之漢民才被官府稱為山越，正因其本為漢民所以孫吳以武力輕易將數以萬計的山民納入為孫吳軍隊的同時亦不會因民族矛盾而發生叛變，因為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是脫離了政府控制的漢族人口重新被政府控制^[225]^[227]，從而令所謂山越波瀾不驚就消失了。

[草原漢族-268] 30.0 ^30.1 ^30.2 據漢文史籍，匈奴境內有秦人（漢族）聚居^[232]，狐鹿姑單于在征和五年（前88）派使者向羌人揚言「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233]，雖或有誇張之處，但透露了有數以萬計的漢族人居於匈奴，根據2020年一項對蒙古國匈奴時代遺骨樣本的研究，發現匈奴時代的蒙古國出現帶有中原漢族血統成份的個體，以公元前50年為界分為匈奴早期及匈奴晚期，匈奴晚期47個樣本中帶有中原漢族血統成份的個體是分別來自後杭愛省的Emeel Tolgoi（EME）與Tamiryn Ulaan Khoshuu（TUH）、中央省的Atsyn Am（ATS）與Songino Khairkhan（SON）、布爾干省的Baruun Mukhdagiin Am（BAM）、色楞格省的Yuroo Ⅱ（YUR）、蘇爾巴托省的Baruun Khovdiin Am（BRU）等七個遺址的EME002、ATS001、BAM001、SON001、TUH001、TUH002、YUR001、BRU001這8個個體因為帶有0.2～75.8%中原漢族血統而被研究者合併為lateXiongnu_han group（匈奴晚期漢族組），其中EME002在8個個體中年代最早的或可追溯至匈奴早期，帶有低至0.2%中原漢族血統，其次是帶有約14%中原漢族血統的ATS001，直至蒙古帝國時代的今蒙古國地區人群仍多帶有20%以上的中原漢族血統^[234]，證實了匈奴時代有大量㩦帶原華夏血統的漢族人口流入今蒙古國地區，匈奴晚期漢族組不止帶有原華夏血統，亦帶有24～25%薩爾馬提亞人血統及24～99%烏蘭朱和-石板墓文化人群血統，明顯是胡-漢混血兒的後裔，加之漢族並非當地主要民族，帶有原華夏血統的匈奴晚期漢族組之人群大概率不存在漢族認同，可見遷入草原的漢族已被游牧族群融合同化。
東漢末年，游牧族群乘著漢國分裂內戰而南擴，亦吸收漢族人口以壯大本國（部）的實力，例如遼西、上谷及右北平三郡的烏丸人就曾經「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41]，鮮卑人軻比能曾在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及三年分別向曹魏遣還「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121]，拓跋國至遲在元康五年（公元295年）三分統治時，其中猗㐌、猗盧兩位統治者就開始大力招徠漢族人，入拓跋國之漢族自然不免被鮮卑風俗同化^[235]^[236]，建興四年（公元316年）拓跋國爆發內戰時就有漢族人近三萬因之南逃改附劉琨^[237]，見諸記載的流亡漢民多者數十萬，少者數千，後來有的回歸漢族政權，但回歸者顯然不可能是流亡漢民的全部，必然有部分流亡漢民在當時烏丸人、鮮卑人的聚居地落地生根被游牧民族所同化，如慕容國在太康七年派兵阻擊晉軍的將領孫丁，漢姓漢名，可能即鮮卑化漢族人，弈洛瓌在建都大棘城（中國北票市章吉營鄉一帶）後「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是慕容國吸收漢族流人以發展壯大的反映^[238]，在六王內戰時由鮮卑人日陸眷所建立的段國盤踞遼西，亦是由漢族及鮮卑、烏丸各族合計三萬家組成。

[游牧國人口-275] 以公元前1世紀的烏孫帝國為例，有「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平均一戶5.25人而總兵力佔總人口約30%，同期康居帝國有「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平均一戶5人而總兵力佔總人口約20%，兩國合計則戶均5.1人而總兵力佔總人口約25%，所以游牧族群1戶約5人，兵民比約1：5^[242]，一戶等同一落，而所謂「勝兵」是指全國人口中能拿起武器去作戰的人^[243]
乞伏國吞併鹿結後，人口約75000落，一落5人，75000落約375000人。
禿髮國部眾有20部，一部5000人即約100000人，樹機能被稱為「羌虜」，100000人中當有部分是羌族，馬隆在武威郡討伐樹機能時，「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萬餘落約50000多人，再加上「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禿髮國至少失去60000人，所以樹機能僅餘下不到40000男女，敗亡是必然，考虜到有「善戎沒骨能」，涼州部各郡的羌胡諸族不是全部加入樹機能一方，假設不加入樹機能一方的羌胡諸族人口相同，則涼州部八郡原有羌胡諸族人口約200000人，而八郡漢族人口只有三萬七百戶（約19萬9550人），與涼州部羌、鮮卑等非漢族群的總人口數約略相當。基於樹機能曾經「攻陷涼州」，聲勢之大令晉武帝司馬炎「為之旰食」，羌胡諸族應大多數加入強勢的樹機能一方，所以不加入樹機能的羌胡諸族人數存在估計過高的可能。
吉軻羅、侯金多及熱冏等領導的200000男女，當中有部分是氐族，所以這200000人向司馬駿投降後，司馬駿被「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244]，這200000人口特別是來自安定及北地兩郡之胡人或氐人顯然已在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徙戎論》「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計算之內，其人數之巨不能排除是乘涼州地區戰亂而吸納了大量漢族人口所致，如同昔日烏丸蹋頓或鮮卑軻比能、日陸眷等統治者以招徠漢族人口來壯大部眾實力的做法^{[註 30]}，至於漢族，雍州部、秦州部及涼州部等三州部合計有漢戶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約104萬8580人。

[族內族外-281] 按《孟子》雲「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據《孟子註疏》解釋孟子之所以說是舜是東夷人，是「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同樣也是因為周文王「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歳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周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即只是因為舜地處中原東部、周文王地處中原西部，才稱其為東夷人（東方人）、西夷人（西方人）。故此「夷」並非少數民族的代名詞，從傳說來看，舜、周文王皆是黃帝後裔，當然不可能將舜及周文王指為非漢或非華夏人群，孟子之「東夷」、「西夷」，僅是指諸馮、負夏、鳴條以及岐周、畢郢這分別位於東方和西方的地區，將此處「東夷」、「西夷」視同非華夏人群或非漢族的代稱只是後人的誤解，所謂禹生於西戎或西羌亦是類似的誤解，傳聞中的「禹生石紐」是「禹生於石」的訛誤，而「禹生於石」其實是「啟生於石」的誤傳，從傳說中禹的身世與事跡來看，禹是絕不可能生於西羌或興於西羌^[247]，只有治水時「浮於積石」、「道河積石」涉及後世西羌人之地，除此以外，禹的事跡與西羌無涉，顯然不能得出禹是羌人的結論，何況在一個重視血緣的氏族部落社會，沒有血緣關係是絕不可能踏入統治階層頂端。
上述這些誤解也成為刻意的誤讀，因為這些誤解正好成為異民族征服漢族地區後尋求統治合法性的藉口，何況，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又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舜與周文王取天下的主因是以德服人，而後世女真、蒙古、滿人之徵服漢洲的過程本質只是殺戮戰爭，不是透過道德高尚來感化漢洲，怎能用舜與周文王的例子來為暴力征戰背書？先秦夏與蠻夷戎狄僅是周與非周之別，先秦「華夏」及「中國」只是周王室及其姻親集團的代稱，只有遵周禮，特別是屬於周天子「母弟甥舅」之諸侯邦國才能歸類為華夏、中國，而不遵守周禮、不尊重周天子或非周天子「母弟甥舅」的諸侯邦國則被視為「蠻夷戎狄」，所以漢族部落或政治集團並非民族族群之別，何況將先秦蠻夷戎狄與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滿人等同也犯下刻舟求劍的錯誤！即使是漢族內部的衝突歧視也不能構成或合理化其他民族對漢族施加暴力歧視的理由。
最早刻意誤讀來尋求統治合法性藉口的是攣鞮淵，甚至誤讀為「文王生於東夷」，當然攣鞮淵也自知匈奴人起兵建國以少欺多是無德可言，才會焦慮「晉人未必同我」，遂以「冒姓劉氏」及建國號「漢」的認知戰手段來分化及降低漢族人的反抗意識，達成「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於中原的實質，在漢洲中原鳩占鵲巢建立匈奴帝國的直接征服統治^[248]。
另外，原先帶有漢族及其聚居地含義的「中國」、「中華」等自稱^{[註 5]}，因入主中原的外族政權曾冒稱「中華」，如南燕國皇室慕容鎮以「中華」自居，反指東晉政權為非中華的「文身」之國^[249]，令「中華」一詞開始橫生歧義。

[分析-290] 有一種觀點認為，漢代「漢」雖有指代華夏人群含義，但在漢王朝滅亡後，這種帶族群意義的「漢」自稱就消失，僅被外族用來稱呼漢族，晉王朝重新統一後，以朝號「晉」為漢族自稱之一，直至北魏在公元5世紀初征服冀州地區，為了對抗可能北伐的東晉政權，於是以非魏非晉的前朝「漢」稱呼河北平原的漢族人，以便分化漢族人的「晉人」族群認同，割斷與東晉政權的聯繫，同時該觀點又認為來自北魏統治者的他稱「漢」含有貶義而未受到被稱族群的接受，至唐代初年因李唐皇室尊崇漢朝，始以「漢」為漢族之自稱，此一族稱之後不因朝代變更而消亡。
筆者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漢」作為涵蓋全體華夏人群的族稱最初始於漢代，雖然漢王朝消亡後以「漢」自我族稱的意義亦隨之消失，但外族仍以「漢」為漢族之他稱，最後漢族接受以「漢」為不因朝代更替而變化的穩定族稱，族稱「漢」顯然不是源自外族的他稱，只是漢族受到來自外族文化的巨大影響，最終接受曾在漢代是族稱的「漢」成為穩定的族稱，是漢代族群含義的「漢」出口後最終轉內銷的經過，其次所謂鮮卑統治他稱「漢」含有貶義一說實牽強附會，因為南北朝時代史料中所有針對漢族的歧視辱罵如「頭錢價漢」、「空頭漢」、「狗漢」、「漢兒」等^[250]；南朝漢族士人周朗雖然在元嘉三十年（453）將受到五胡政權多年統治而被漸染胡化的河北平原漢族貶稱為「雜漢」，但亦承認這些胡化漢族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劉宋政權一直希望透過同族感情來招攬其投靠南朝^[251]，這些都是在「漢」字前後綴以貶義形容詞來貶稱，所以單單一個族稱「漢」是沒有貶義，比如酈道元的《水經注》以吐京、吐軍分別為「胡、漢譯言」^[252]，北魏在今寧夏區永寧縣望洪鄉境設立的弘靜鎮「俗謂之漢城」^[253]，可證當時作為族群他稱的「漢」本無貶義，蔑視漢族時需要在「漢」前後加入貶義的形容詞來限定，如果「漢」一字有貶義就不會被劉邦認可為朝號，正因如此，「漢」才被漢族接受為穩定不變的族稱。
有說法認為秦胡連稱為一族群，如此可與移居辰韓之秦代原華夏人被稱為「秦韓」對應^[121]，則秦胡是指半漢半胡之混血兒，然而記載中以秦胡來形容董卓、韓逐、袁譚的部隊，可見其人口亦有一定數量，但漢文史料中有關「秦胡」的記載又相當有限，非如匈奴、鮮卑等聲名顯赫的族群有詳細活動記錄，所以將史料中的「秦胡」理解為「秦、胡」且「秦」指漢族較為合理，消除了足以組成大軍的人口和記載稀缺之間的矛盾，方詩銘認為「秦」指漢族人，李燁認為是指移居西域北亞之原華夏人^[254]，因為匈奴人曾指西漢原華夏人為秦人^[232]，所以方詩銘的說法較為可信，即「秦」是指原華夏人（包括其後的漢族）而非僅僅移居入西域北亞的原華夏人，秦、胡分別是指漢族人（秦）、非漢族人（胡），比如「屬國秦、胡，盧水士民」分別是是指張掖屬國的漢族人（秦）、非漢族人（胡）及盧水胡人，基於漢洲內地亦以「民」指漢族，不能排除張掖屬國的「盧水士民」是指當地漢族士民的可能性，劉平國摩崖刻石指出孟伯山等六人是秦人亦即漢族^[255]，很可能因身處多民族聚居的西域地區而強調漢族（秦人）身份，其中萬□羌與程阿羌兩人雖然名有「羌」字，但不能因此判定其為羌人，如胡姓不是出自胡人、蒙姓不是出蒙古人，萬、程為漢姓又明其為秦人（漢族），此兩人漢族無疑^[256]^[257]，「羌」名可能是受到羌文化影響所致，而劉平國本人漢姓漢名，明顯是漢族人任職龜茲左將軍。

[林邑王統-306] 林邑王區逵，或稱區連，姓名似是漢姓漢名，加之其父出任象林縣功曹，有可能是漢族人，至少也是混有漢族血統的當地諸夷人，但很明顯已經夷化，後來建立林邑新王朝的範文，出身大概率是漢族人，少年久居漢族人口極之稀少的林邑王國，無可避免被先住民同化^[272]。

[漢洲-323] 35.0 ^35.1 ^35.2 ^35.3 ^35.4 因為「秦」曾是古代中國與漢族的自稱及他稱，其族居地也被稱為「秦」^[350]，成書於太康元年（280）十月的《密跡金剛力士》^[351]內稱「吳蜀秦地」，強調吳與蜀屬秦地，明顯是因為晉平吳統一漢洲^[352]，在平定吳、蜀二國之前僅曹魏亦即北方中原地區是「秦」，平定吳、蜀二國實現統一之後可以「秦」指漢洲，《三洞珠囊大都攻職》雲「秦、胡、氐、羌、蠻、夷、戎、狄、楚、越」，「秦」與「楚、越」並立，此處之「秦」只能是指北方中原地區，而《太上三天正法經》雲「傖、秦、氐、夷、蠻、差之類」，後者「傖、秦」之傖是經長期分裂割據後南方漢族對北方漢族的貶稱（地域歧視）^[353]，所以此處「傖、秦」分別是指北方中原（傖）及南朝統治的南部地區（秦）^[354]^[355]，《文始先生無上真人關令內傳》亦說「或胡或傖，或吳或楚」，證明「傖」指中原，而「秦」可指南部荊揚二州地區，至於《三洞珠囊領決職》所說的「秦、夷、胡、戎、狄、氐、羌」之「秦」是指與夷、胡、戎、狄、氐、羌等外族並立的漢族，所以「秦」除了指故嬴秦諸侯國外，亦可指漢族及漢洲，還可單指中原地區或吳楚、楚越之荊揚二州地區；《老子化胡經》有「東秦」、「中秦」之稱，《姚伯多造像記》亦稱「化治西域。流波東秦」，皆與諸胡人所在的西方地區相對而立^[356]，又有「東夏」、「中夏」之稱，「東」指東方，「中」指中國，「秦」即「夏」，可證「東秦」、「中秦」是指位於東方的赤縣神州（漢洲）^[357]^[358]。
「中國」及「華夏」除了是古代漢族的長期自我族稱外，亦是地理區域的稱謂，也可合稱為「中華」或「中夏」，主用以指代中原地區，如永興二年（305）劉弘向晉皇帝表示擔憂東海王司馬越與豫州刺史劉喬開戰會導致中原戰亂不息，可能出現「四夷乘虛為變」的人禍^[359]^[301]^[360]；柔然汗國向南朝表達支持南朝收復中原，以拉攏齊高帝蕭道成共同對付北魏^[361]^[49]
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及「華夏」也可以是指族居地赤縣神州^[20]^[362]，其面積由漢代過百郡國組成^[44]，比如上邽縣、雲中郡、高平縣、幽州、曼柏縣（度遼營所在）、敦煌郡等地皆屬諸華（華夏）地域一部份^[363]
華夏地區又有「方夏」^[364]^[365]之稱，例如交阯刺史部及益州刺史部皆屬華夏地域，地理上與赤縣神州重疊，兩者可以互換。
綜上，以地理空間為主要含義的「秦」、「中國」、「華夏」等稱呼皆有廣、狹二義，狹義上是指中原，廣義上是指赤縣神州（九州），赤縣神州是指漢民族傳統聚居地（傳統領域），可稱為「漢洲」，如同蒙古草原之於蒙古人、應許之地之於猶太民族、朝鮮半島之於朝鮮民族，但亦不是只有蒙古草原、應許之地、朝鮮半島才有蒙古人、猶太人、朝鮮人分佈聚居，在此以外如日本、美國等地亦有蒙古人、猶太人、朝鮮人分佈聚居，只是相對而言，「傳統聚居地（傳統領域）」帶有原居地、初居地的含義。
核心是指漢洲（赤縣神州）內漢族人口佔比高於50%或地理上不與漢洲邊界接壤（即不與其他民族傳統地區接壤）的地方，而邊緣是指與其他民族傳統地區接壤或漢族人口佔比少於50%的地方，原居地是指在公元前一世紀己有漢族人口聚居的地方。最初的漢洲範圍其實就是西漢初年的版圖，其後漢朝擴張，東南併南越國為九郡又吞閩越國入會稽郡、東北滅衛氏朝鮮為四郡、西北破匈奴置朔方部及河西四郡、降服西南諸夷為七郡，也是原華夏人擴散主導部分南方土著部落融合為一族進程的一部分^{[註 4]}，這些地區都是赤縣神州（漢洲）的邊緣地區，其中朝鮮郡縣、福建、朔方部及河西走廊成為漢洲的一部分，而嶺南及雲貴高原則有所反覆，前者自秦代以後除了蒙元與滿清帝國統治外都是漢族王朝的一部分，官修典籍都承認其為九州州域^[17]^[18]，後者在唐宋時代為南詔大理國家，至洪武時期才再歸屬漢洲，漢洲範圍與明朝兩京十三省及清帝國排除了遼東的十八省大體一致，為便於區分，不含邊緣區的漢洲可稱為「小漢洲」，囊括邊緣區的漢洲可稱為「大漢洲」，漢洲邊緣地區依民族勢力盛衰不同而有所變化，比如遼東西與前後套在蒙古帝國征服後就出現蒙古化、紅河三角洲被京族先民獨立建國、鴨綠江與大同江流域在其他民族勢力的攻擊下被放棄、西套平原回族化，以至於今，這些地區可以稱為「外邊緣」，亦有一些穩定屬於漢洲的邊緣地區，比如珠江三角洲、河西走廊等等，這些地區可以稱為「內邊緣」，大體而言，遼東西、河套、河西走廊、河湟、雲貴高原、湘西、嶺南等地屬於漢洲邊緣，古今皆屬漢洲的邊緣地區是內邊緣，有的如閩粵後來甚至成為核心地區一部分，古屬漢洲而今不屬漢洲的邊緣地區則是外邊緣
漢洲、漢國境內人口絕大多數是漢族但並非100%都是漢族，如同西藏人口並非100%都是藏族或朝鮮半島人口並非100%都是朝鮮族，所以以「漢區」稱呼漢族聚居地，漢區可以分佈在漢洲（傳統領域）內也可以在漢洲外。
以「國內只存在一個民族或超過50%人口為單一民族的國家」的定義，如果族群聚居分布出現變化而在傳統領域外出現聚居，比如盎格魯人、蒙古人等亦在英格蘭、蒙古草原以外地區出現聚居，所以漢族亦可能在漢洲以外的地區聚居，有可能在漢洲以外地區出現漢族人口佔比超過50%的國家，因此有必要將漢國定義分為「一般」及「一般以外」，一般以外即是漢洲以外地區的漢族國家，而漢國治世這一概念，漢國是一般意義上的定義。

[日本古代族群-406] 36.0 ^36.1 根據《日本書紀》所載的和人神話，男神伊弉諾尊及女神伊弉冉尊生下大日孁貴（即天照大神）、月弓尊（即月神）、素戔嗚尊等神，素戔嗚尊後來被驅逐，來到葦原中國的「出雲國簸之川」，為當地神明腳摩乳、手摩乳夫妻解決了八岐大蛇的威脅，素戔嗚尊於於是娶腳摩乳與手摩乳之女奇稻田姬，在出雲的清地統治葦原中國，素戔嗚尊與奇稻田姬生下大己貴神（又有大物主神、葦原醜男、大國玉神、顯國玉神等眾多不同的稱呼，一說大己貴神是素戔嗚尊的六世孫）
在大己貴神統治出雲時，天照之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的外公高皇産靈尊為了令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成為葦原中國的統治者，先後派天穗日命、大背飯三熊之大人、天稚彥討伐大己貴神，但全部失敗，最後派遣經津主神及武甕槌神向大己貴神談判，成功迫使大己貴神與其子事代主神讓出葦原中國的統治權，經津主神及武甕槌神平定葦原中國各地勢力，「有逆命者、卽加斬戮。歸順者仍加褒美」，之後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在日向的高千穗峯降臨。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在「吾田長屋笠狹之碕」娶了大山祇神之女鹿葦津姬，鹿葦津姬生下火闌降命、彥火火出見尊、火明命等三子，不過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懷疑並非自己的親生子，質疑：「雖復天神，何能一夜之間令人有娠乎？汝所懷者必非我子歟！」其中火闌降命傳說是隼人族群的始祖，後來火闌降命被彥火火出見尊從海神處得到的神器詛咒，變得諸事不順、貧困飢饉，被迫成為彥火火出見尊的奴僕，其「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墻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矣」。
雖然神話中天照大神之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得到葦原中國的統治權，但當時各地仍由不同的強大獨立土著勢力控制，至彥火火出見尊之孫神日本磐余彥尊（即神武天皇）在位時，「遼邈之地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躒」，如速吸之門的珍彥、菟狹川的菟狹津彥及菟狹津媛、中洲（大和國）的櫛玉饒速日命、菟田的兄猾及弟猾、磐余邑的兄磯及弟磯、國見丘的八十梟帥、層富縣波哆丘岬的新城戸、和珥坂的居勢祝、臍見長柄丘岬的豬祝，以及熊野荒坂津、高尾張邑等地都有各自的統治者，不是在神武東征期間歸附日本國就是被消滅。
前期治世時倭人諸國有百餘國，經互相吞併，後期治世時倭人諸國僅有三十餘國。
奴國，存在於公元1世紀，福崗市、春日市、那珂川市一帶的福岡平原是奴國的核心領土^[369]，春日市岡本町一帶以須玖遺跡為中心的須玖遺跡群一般被認為是奴國的王都所在。^[370]

[地名國名族名-407] 37.0 ^37.1 如同「武陵蠻」的稱呼，「武陵」只是地名而非族名，漢文典籍有部分稱呼顯然是以「地名+夷」的形式，比如姑復夷、朱提夷之類，當時的漢族精英階層很明顯並不能清楚掌握西南族群的分類，因為不能明確是國名族名，故不列。

[1] Fen Wang、Rui Wang、Hao Ma、Wen Zeng、Yongsheng Zhao、Hao Wu、Zhongming Tang、Haifeng He、Hui Fang、Chuan-Chao Wang《Neolithization of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involved the demic diffusion from the Central Plain》
……「We produced genome-wide DNA data for 21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Jiaojia sit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Fig. 1.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Shandong_Jiaojia_MN people and published East Eurasians.
……「The f4 statistics show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formed a sister clade with Shandong_Xiaogao_EN compared to most reference populations except for middle YR-related lineages that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Jiaojia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YR_MN/YR_LN/YR_LBIA; Shandong_Jiaojia_MN, Shandong_Xiaogao_EN)<0, Z-score< −2.899.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values in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of f4(Yoruba, Shandong_EN; Shandong_Jiaojia_MN, YR_MN) also suggested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Shandong_EN compared with YR_MN. Therefore, we assumed Shandong_Xiaogao_EN as the first source and YR_MN as the second source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Using the qpWave/qpAdm framework, we could model the Jiaojia as a simple two-way mixture between Shandong_EN represented by Shandong_Xiaogao_EN (42.4% ± 11%) and YR_MN (57.6% ± 11%); this 2-way model fitted better than 1-way Shandong_EN (nested P-value <0.01).」……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 first batch of genome-wide data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farmers, our findings from an autosomal perspective suggested that the population shift in Shandong happened as early as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This demographic process was marked by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 into Shandong, replacing almost half of the Shandong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in the gene pool of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people. This admixture pattern was similar to those previously observed in the demic diffusion-based spread of millet farming into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regions under the strong cultural expansion of the Miaodigou phase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it is unsurprising to some degree to find the middle YR-related ancestry in Shandong_Jiaojia_MN.」……
「We next explore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and present-day Shandong people, represented by Han Chinese, who accounted for ∼99% of the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the Han Chinese and Koreans. F4 statistics suggested that Han_Shandong shared more genetic drift with middle YR than with Shandong_EN, i.e., f4 (Yoruba, Han_Shandong; YR_LBIA, Shandong_EN)<0 (Z-score = –4.506).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 in f4 (Yoruba,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Han_Shandong, YR_LBIA) ∼0 (Z-score = 1.584 and 1.075) suggested that Shandong_EN/Shandong_Jiaojia_MN shared equal amounts of genetic drift with Han_Shandong and YR_LBIA. Moreover, Han_Shandong was successfully modelled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middle YR populations (published YR_LBIA) even when Shandong_EN and Shandong_Jiaojia_MN were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suggesting that 1-way YR_LBIA-related ancestry adequately explain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Han_Shandong.」…………
TableS2B.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Shandong_Jiaojia_MN.

[山東省1-2] 2.0 ^2.1 Panxin Du、Kongyang Zhu、Minghui Wang、Zhaofeng Sun、Jingze Tan、Bo Sun、Bo Sun、Peixiao Wang、Guanglin He、Jianxue Xiong、Zixiao Huang、Hailiang Meng、Chang Sun、Shouhua Xie、Bangyan Wang、Dong Ge、Yongqiang Ma、Pengfei Sheng、Xiaoying Ren、Yichen Tao、Yiran Xu、Xiaoli Qin、Edward Allen、Baoshuai Zhang、Xin Chang、Ke Wang、Haoquan Bao、Yao Yu、Lingxiang Wang、Xiaolin Ma、Zhenyuan Du、Jianxin Guo、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Dapeng Li、Yiling Pan、Bicheng Li、Yunfei Zhang、Xiaoqu Zheng、Sheng Han、Li Jin、Gang Chen、Hui Li、Chuan-Chao Wang、Shaoqing Wen 《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Dawenkou period,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ancestry from Neolithic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central China and some southern Chinese ancestry that mixed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in Shandong. The genetic heritage of the Shandong Longshan people was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Dawenkou culture. During the Shang to Zhou Dynasties, there was evidence of genetic admixture of local Longshan populations with 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fter the Qin to Han Dynasties,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the region began to resemble that of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Looking at northern China as a who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iddle Y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expanded into regions such as the upper YR, Shaanxi, Inner Mongolia, and the West Liao River (WLR) during the Middle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is genetic pattern align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region.」……「To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genetic dynamics of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rom 69 ancient human individuals retrieved from 18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across the Shandong and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s. Our dataset densely covers a time span ranging from the Neolithic Dawenkou culture to historical time, including Dawenkou (n = 29), Longshan (n = 13), Shang to Zhou (n = 11), Han to Sui (n = 12), and Song to Ming (n = 4). Additionally, we produced new genome-wide data from 310 modern-day individuals from sixteen cities across Shandong. 」……
……「We used genetic data here to infer if there were YR farmers and Southeast Asian-related influences on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We initiated our analysis with outgroup-f3 in the format of f3(YR farme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Mbuti)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and SD_HG compared with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r Shandong populations share more ancestry with YR farmers than SD_HG.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genetic compositions between YR farmers and SD_HG, we then utilized quantitative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Shandong populations, YR_MN) to compare the genomic profiles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YR_MN using a reference set that included 35 representative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Ou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could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First, populations from Ercun and Xixiahou sites show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ith Z scores of f4 ranging from −1.77 to 0.76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forming a group we refer to as 「Dawenkou_YR.」 Second, populations from Fujia, Wucun, and Dawenkou sites showed an extra genetic affinity with local hunter-gatherers (SD_HG, including Bianbian, Bosh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forming the 「Dawenkou_HG」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Bo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4.64 to −2.98 and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 Fujia_LDWK/Wucun_LDWK/Dawenkou_LDWK, YR_MN) ranging from −5.02 to −2.27. Third, populations from Wutai and Sanlihe sites showe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EA-related populations, formin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evidenced by Z scores of f4(Mbuti, Ami; Wutai_LDWK/Sanlihe_LDWK, YR_MN) = −4.94 and −4.25,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the earliest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Liulin_MDWK (∼5,400 years BP), showed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both SD_HG and SEA-related populations, with the Z scores of f4(Mbuti, Xiaogao/Xitoucun; Liulin_M, YR_MN) = −3.69 and −4.68, respectively. 」…………「We then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se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Figure 4). Starting from Ercun_MLDWK and Xixiahou_LDWK, who share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YR_MN, we found that both individuals exhibited 100% of ancestry derived from YR_MN, representing YR_MN-related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Data S3A).」……「we focused on Xixiahou_LDWK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R_MN-related ancestry for modeling other Dawenkou populations. This initial genetic profile closely resembled published Yangshao individuals (YR_MN) from the middle YR basin, indicating a demographic expansion of middle YR agriculturalists eastward into Shandong during the Middle-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e Dawenkou_HG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YR ancestry mentioned earlier, they also retained local HG-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oshan)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This mirrored the admixture dynamics of these two ancestries between the YR and local HG. The Dawenkou_SEA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exhibited more YR ancestry but also showed an additional SEA ancestry, indicating a genetic influx from southern China to Shandong. Furthermore, the Liulin population was found to have 87.1% YR ancestry and 12.9% SEA ancestry, suggesting the SEA influence could be at least dating back to 3,500–3,000 BCE. The location of Liulin in the south likely allowed for gene flow from SEA populations (Data S3B).」……
Figure 4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Around 4,600 years BP, the Shandong region saw a shift from the Dawenkou culture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This transition represented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awenko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unclear if the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population change. Through f4 analysis, we observed two distinct patterns in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which displayed similarities to Sanlihe_LDWK from the Dawenkou era, both indicated a genetic conne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i.e., f4(Mbuti, Ami; Sanlihe_LS/Chengzi_LS, YR_MN) < 0 (Z < −3). Conversely, Wutai_LS resembled Fujia_LDWK from the Dawenkou period, all showing a stronger genetic link to SD_HG, i.e., f4(Mbuti, SD_HG; Wutai_LS, YR_MN) < 0 (Z < −3). Using qpAdm, we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derive 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Sanlihe_LDWK, while Wutai_LS has 85.2% ancestry from Fujia_LDWK (Figure 4; Data S3C). Therefore, the Longshan populations inherited the genetic legacy (85.2%–100%) of Dawenkou, suggesting a demic succession from Dawenkou to Shandong Longshan. These findings also align with archaeological data.」
「In historical time, we could observe from the f4 result that the genetic legacy of SD_HG was purged from our populations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MN in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SD_HG; Historical Shandong, YR_MN),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0.81 to 1.36. Meanwhile, they showed no significant Z score compared with YR_LBIA in the f4 test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References; Historical Shandong, YR_LBIA), with Z scores ranging from −2.45 to 1.92. Besides, we found that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had an extra affinity with YR_LBIA compared with prehistoric Shandong through f4 in the format of f4(Mbuti, YR_LBIA; Historical Shandong, prehistoric Shandong).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region o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Furthermore, the qpAdm model revealed the fine genetic structure within the Shandong_3k group. Based on the admixture fractions of Central Plain (YR_LBIA), the Shandong_3k population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1) Dongkangliu_3k and Liangchun_3k with 100% YR_LBIA ancestry; (2) Wucun_3k and Chengzi_3k with a mix of YR_LBIA and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and (3) Xisanjia_3k with 100% local Shandong Longshan ancestry.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closely with historical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s. We were able to model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by introducing 100% ancestry from either Shandong_2k or Shandong_1k populations using qpAdm (Figure 4). This suggests a continuity of genetic heritage in Shandong populations over time.」
……「Our study utilized the qpAdm model to identify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during the Dawenkou period in Shandong, consisting of Dawenkou_YR, Dawenkou_HG, and Dawenkou_SEA. Compared with published local HG individuals (dating to 7,545–5,721 BCE), our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genetic shift in Shandong’s ancestry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all individuals exhibiting YR-related ancestry (ranging from 58.6% to 100%), indicating a strong influence from middle YR farmers prior to 2,700–2,600 BCE.」……「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a substantial genetic flow from the middle YR to surrounding regions within a 600 km radius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era. Using qpAdm modeling,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cultural groups receiv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the YR. For example, individuals from the Qijia culture in the upper YR reg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had received an estim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80.4%, while those from the Miaozigou culture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had a contribution of 80%. Similarly, individuals from the Shimao cul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had an ancestry of 79%, and Hongshan culture and Hamin culture individuals from Western Liao River had an ancestry of 60.3% and 24.9%,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analysis of ancient mtDNA revealed a close ma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tai (from Central Plain Yangshao culture, ∼3,500–3,000 BCE) and Shandong populations. Genetic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rmers growing foxtail millet in the middle YR basin influenced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d genetic similarity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se findings coincide with the Central Plains-centric model of the double flower pattern hypothesis.」
「Since around 1,500 BCE, there has been a noticeable shift in ancestry toward Late Bronze to Iron Age YR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gene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individuals and moder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makeup of Shandong_3k-1k closely resembles ancient Central Plain populations from the Shang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YR_LBIA) and modern Shandong and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ancient Shandong populatio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o closely resemble modern Shandong populations, with both groups now being genet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articularly the Han Dynasty, ancient China exhibited strong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d genetic exchange within Shandong and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following the Han Dynasty, Shandong’s population suffered significant losses due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conflicts, and warfare during the Wei (220–266 CE), Jin (266–420 CE),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CE). Nomadic groups from the eastern steppes later gained power in the region, such as the Xiongnu nobles founding the Former Zhao (304–329 CE), Murong Xianbei establishing the Former Yan (337–370 CE), and Yuwen Xianbei creating the Northern Zhou (557–581 CE). The impact of these non-Han rulers on the population of Shandong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So, we also examined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North Asian steppe nomads, such as the Xiongnu and Xianbei, to the gene pool of Shandong. However,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Jin Dynasty individuals did not display more affinity with NEA-related ancestry than Han Dynasty individuals, indicating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may have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nomads in Shandong.」
Data S3. qpAdm modeling result of Shandong populations, related to Figure 4
(A)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B)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Dawenkou populations.
(C) qpAdm modelling result of Shandong Longshan populations.

[山東省2-3] 3.0 ^3.1 Hui Fang、Fawei Liang、Hao Ma、Rui Wang、Haifeng He、Limin Qiu、Le Tao、Kongyang Zhu、Weihua Wu、Long Ma、Huazhen Zhang、Shuqing Chen、Chao Zhu、Haodong Chen、Yu Xu、Yongsheng Zhao、Haiwang Liu、Chuan-Chao Wang《Dynamic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inferred from Late Neolithic to Iron Age ancient human genome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handong and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We provide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However, the rice-farmer-related gene flow in the Longshan period did not arrive in group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or previously published groups in Shandong. The Bronze Age Erlitou culture genomes validate the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relativ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Shandong.」
……「have shown a predominant role for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M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the Wanggou and Xiaowu sites) in local Longshan-culture-related (represented by YR_LN,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Haojiatai, Pingliangtai, and Wadian sites) and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represented by YR_LBIA, including individuals from Luoheguxiang, Jiaozuoniecun, and Haojiatai sites) people. YR_LN and YR_LBIA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cent ancient DNA studies supported that the Neolithization of Shandong was related to the demic diffu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as all published Dawenkou people carried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show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ould be genetical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1)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2)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nd (3) a mixture between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 East Asia-related ancestry. Du et al. suggested that Shandong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coastal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Wutai_LS, Sanlihe_LS, and Chengzi_LS) possessed the Shandong Dawenkou-culture-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historical era, people in Shandong were dominant by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Focused on newly generated Early Bronze Age genomes, we observed that one Yueshi-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six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projected onto YR_LN-related genetic cluster.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genomes, including the published ancient genomes dating to the Shang, Western Zhou,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 (labeled as YR_LBIA in this study)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one Han-dynasty-related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and one 2.5 kya individual from Haidai (labeled as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lso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YR_LN.」
……「we quantitively explored the shared genetic shift between the Dawenkou and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region of the Dinggong sites, one of the cent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Haidai region.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ared a high genetic drift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Compared with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as shown by f4 (Yoruba, Taiwan_Hanbe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Fujia_LDWK/Wucun_LDWK) (Z score = −3.529 and −5.155). qpAdm modeling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80% Fujia_LDWK/Wucun_LDWK and ∼20% Southern East Asian (represented by Amis) (Table S7 and Figure 2).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could also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among Shandong_HG- (represented by Boshan, 30.5%), Central Plain- (represented by YR_MN, 51.2%),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Amis, 18.3%) (Table S7).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Fujia_LDWK/Wutai_LDWK) suggested that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including two individual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Fujia_LDWK/Wutai_LDWK. This result was supported by qpAdm analysis (Table S7). Another individual,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with no need for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Fujia_LDWK/Wucun_LDWK-related genetic contribution, as shown by the non-significant values in all f4 statistics (Yoruba, X;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YR_MN) and qpAdm analysi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lso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Xixiahou_LDWK and Ercun_MLDWK from Shandong, which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Table S7).」……
Figure 2 Ancestry modeling for Neolithic to historical era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region
……「We therefore used YR_MN/YR_LN, Southern East Asian,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Wucun_LDWK as the potential source for Shandong_3k_Wucun and conducted one-way, two-way, and three-way qpAdm modeling (Table S7). We found that Shandong_3k_Wucun could be modeled only as the mixture of ∼92% YR_LN and ∼8% Southern East Asian (Figure 2). This two-way modeling fitted well even when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 groups (i.e., Wucun_LDWK and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were added to the outgroup set (Table S7), while Shandong_3k_Liangchun and our newly reported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individuals (lower_YR_Chengziya_Yueshi and lower_YR_Chengziya_2.5kya), as well as Shandong_HE and lower_YR_Dinggong_Han_Dynasty,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LN」……
……「Given that some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roups in Shandong, such as Ercun_LDWK and Xixiahou_LDWK, were already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we could not exclude the scenario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of the Dawenkou groups with no trace of Haidai-specific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to the Central Plain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 culture population from the Wadian archaeological site was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LN genomes on the basis that all f4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YR_LN) ∼ 0 (i.e., all |Z scores| < 3).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middle_YR_Wadian_Longshan and YR_LN can b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Anothe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roup in the Central Plain was sampled from the Yuzhuang site (i.e.,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uzhuang sites are currently the largest Longshan-era settle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Yuzhuang ha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The red pottery cup, painted pottery, and elaborate funerals in Yuzhuang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Qujialing and Shijiahe cultures in the Jianghan region. The unearthed eggshell pottery and the use of roe deer teeth as burial objects are similar to factors of the Dawenkou and Longshan cultures in Shandong. It was unclear whether gene flow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Shandong and Jianghan regions into Yuzhuang. We found that Yuzhuang shared the most genetic drift with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YR_MN) did not produce significant values, even when X = Southern East Asian and Shandong ancients. The qpAdm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MN and middle_YR_Yuzhuang_Longshan (Table S8 and Figure 2). Therefore, from a genetic perspectiv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did not receive gene flow from Shandong- and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preceding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batch of Erlitou-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Wangchenggang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i.e.,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No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ere produced in f4 (Yoruba, X;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YR_MN/YR_LN), even when X = Shandong_HG/Shandong Dawenkou/Shandong Longshan-related groups. The qpAdm analysis (Table S8 and Figure 2) rejected the model in which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were unadmixed descendants of YR_MN. middle_YR_Wangchenggang_Erlitou people could be one-way modeled by YR_LN. This suggests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Late Neolithic YR_L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Central Plain, with no trace of Neolithic Shandong-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repor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genomes from the Dinggong sites display a population substructure: two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1」)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represented by Fujia_LDWK and Wucun_LDWK) (Figure 2); six individuals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 maintained the local Dawenkou-culture-related genetic profile and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that could be linked to the rice farmer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 (Figure 2). This result provided a genetic parallel to the observation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ce farmi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R in the Longshan period. Given that some Shandong groups were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YR_MN in the Dawenkou cultural period (represented by Xixiahou_LDWK), it is more likely that a single individual with 100% YR_MN-related ancestry in Dinggong (labeled as 「lower_YR_Dinggong_Longshan_o2」) was a migrant from other regions of Shandong. In the Central Plain, neither previously published no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ancients received the Shandong HG-related genetic impact compared to Yangshao-culture-related ancestry. Our newly generate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Yuzhuang sit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YR_MN). They were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with YR_LN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Wadian sites (Figure 2).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10%) in YR_LN and newly generated Wadian individuals compared with YR_MN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Yuzhuang people. Six of nine Longshan-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Dinggong also received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Dawenkou-culture-related people. These results reflected that Southern East Asians separately migrated to Haidai and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Yuzhuang w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YR_MN. The case of Yuzhuang 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between Yangshao and Longshan was not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the population turnover in the Central Plain.」……「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from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to the Bronze Age was linked to the strong expansion of Central Plain-related ancestry. The Bronze Age people in northern Shandong were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Shandong_3k_Wucun and Shandong_3k_Liangchun. The genetic profile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YR_LN and/or Southern East Asia, with no need for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as local Dawenkou- and Longshan-culture-related people (Figure 2).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 the early Bronze Age people represented by our newly generated Erlitou-culture-related people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YR_LN, suggesting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area of Central Plain (Figure 2).」……「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ultural diffusion of Haidai since the Middle Neolithic might not have accompanied massive population migrations with significant Shandong_HG-related ancestry into the Central Plain.」
Table S7.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in Shandong
Table S8. The qpAdm modeling for target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4] Lei Sun、Hao Ma、Rui Wang、Zhijiang Wu、Limin Qiu、Haodong Chen & Chuan-Chao Wang《The demic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12 human remains obtained from the Zhanmatun sit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Zhanmatun individual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all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and its periphery as well as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people in the east, with no tracts of genetic influence from Neolithic Southern East Asian in the south.」
「Our findings support a demic diffusion model for Yangshao culture expansion, where human migration, rather than mere cultural diffusion,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spreading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across northern China.」
…………
「We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profile of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present-day East Asian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 dataset in the Allen Ancient DNA Resources. We found that our newly generated Zhanmatun individuals (labelled as YR_Zhanmatun_Yangshao) overlapped substantially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individuals from Xiaowu (labelled as YR_Xiaowu_Yangshao), Wanggou (labelled as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angshaocun (labelled as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Similar trends from the PCA were observed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At K = 4,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dividuals showed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o YR_Wanggou_Yangshao. In the outgroup f3 statistics of the form f3 (YR_Zhanmatun_Yangshao, X; Yoruba), top signals were observed in YR_Wanggou_Yangshao, followed by YR_Yangshaocun_Longshan,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other populations that harbored high proportions of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Xixiahou_LDWK, Foyemiaowan_Tang, and YR_LN). These results supported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YR_Zhanmatun_Yangshao and previously identified middle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y.」
「Archaeological studies suggested the frequent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Shando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Qinwangzhai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al period. Whether genetic interaction wa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people and surrounding cultural societies remained unknown. Here, we used Zhanmatu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lineage to quantitatively examine whether Zhanmatun people harbored other lineages compared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groups from the core region (represented by previously published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lack rice farmer-related genomes in the Yangtze River so far; the coastal southern China-related populations are usually used to represent the genetic profile of rice farmers. We first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 (Yoruba, X; YR_Zhanmatun_Yangshao, YR_Yangshaocun_Yangshao/YR_Xiaowu_Yangshao). All f4 produced non-significant f4 values (− 2.848 < Z-scores < 2.259) (i.e., all statistics with SNP counts > 100,00 on 1240 k panel showed |Z-scores|< 3), indicating that Zhanmatun people did not receive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BaBanQinCen and Taiwan_Hanben) and Shandong (represented by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hunter-gatherers-related lineage (Boshan, Bianbian, Xiaogao, and Xiaojingshan people) and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Shandong people (with suffix 「_DWK」)).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at people from the core region of Yangshao culture (represented by YR_Yangshaocun_Yangshao and YR_Xiaow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derived from a single ancestry stream (p-value > 0.01).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eople developed into biologically homogeneous groups.」……「We also compared the genomes of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in the f4 statistics and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R_Wanggou_Yangshao and YR_Zhanmatun_Yangshao (p-value > 0.01).」……
……「In the pairwise qpWave analysis, a series of outgroup populations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genetic profile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_LDWK, even when Japan_Jomon was included in the outgroup set. To sum up, our genomic results supported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Xixiahou people.」……
……「Qinwangzhai culture was a regional variant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By co-analyzing previously published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d our newly generated Qinwangzhai culture-related genome-wide data, we observed that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wangzhai culture people could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a single source of Yangshao culture. We argued that, under the parsimonious models (i.e., preferred the models with fewer source populations over more complicated models), the genetic homogeneity between Yangshao and Qinwangzhai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demic diffusion ha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xpansion of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rather than a simple culture diffusion.
Notably, th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Zhanmatun and Late Dawenkou culture-related Xixiahou individuals in Shandong raises intriguing questions about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Whil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es have not detected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 or Shandong Dawenkou-specific lineages into Zhanmatun, the shared cultural practices (e.g., occipital deformation) between these groups suggest that cultural exchange occurred alongside limited biological contact from Dawenkou culture to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This paradox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Neolithic interactions: technological and ritual practices could diffuse through trade networks or social alliances without substantial population movement.」……

[5]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more affinities with those NEA populations in the YR basin.」…………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YR basin,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had the closest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Taosi 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In all, the ancient individuals related to the Shimao culture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from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shared more ma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but not earlier)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outside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Among these LN Longshan populations, those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are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related to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Our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shared more 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LN populations in the YR region, rather than those from earlier periods. Among these YR populations in the LN Longshan period,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Shimao culture showed the closest affinity with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aosi culture in the Middle YR’s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陶寺石峁部落-6] 6.0 ^6.1 Zishuai Huang、Jiaqi Gao、Mingzhi Ma、Wengao Hu、Xin Xiao、Hui Li 《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mplex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individual of the Taosi site came from the middle period monarchic mausoleum IIM22, which had a great quantity of grave goods including jades and lacquered wooden artifacts, indicating the royal status of its owner. This individual was coded as TS.」
…………
……「Here, we implemented a tournament-wise framework to compare competing models. We chose AR_EN or Yumin as Northeast Asian-related source since the Yumin and Lushanmao site shared the burial practice of Jushizang. Populations from the periphery of Yellow River region were best modelled as a two-way admixture of Yumin- (7.8–23.7 %) and YR_MN-related (76.3–92.2 %) ancestries (Fig. 4). 」……
…………
Fig. 4. Best-fitted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and relevant ancient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able S5.
…………
……「TS was of royalt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osi, and was archaeologically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Emperor Shun, the legendary leader of ancient China. His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was Oβ ,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unding haplogroup among modern Han Chinese males, indicating a shared paternal lineage between ancient rulers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able. S5 All two-way qpadm models for populations from late Neolithic shanxi-shaanxi area

[漢三祖-7] 7.0 ^7.1 Shi Yan、Chuan-Chao Wang、Hong-Xiang Zheng、Wei Wang、Zhen-Dong Qin、Lan-Hai Wei、Yi Wang、Xue-Dong Pan、Wen-Qing Fu、Yun-Gang He、Li-Jun Xiong、Wen-Fei Jin、Shi-Lin Li、Yu An、Hui Li、Li Jin《Y 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
……「We found that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were binary; however, three strong star-like Neolithic expansions at ∼6 kya (thousand years ago) (assuming a constant substitution rate of 1×10−9/bp/year) indicates that ∼40% of modern Chinese are patrilineal descendants of only three super-grandfathers at that time.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ain patrilineal expansion in China occurred in the Neolithic Era and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 of human Y chromosome, emphasizing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Oα, Oβ, Oγ).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primary haplogroups (G, J, N, O, Q, and R) emerged befor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20 kya), and most of the presently known East Eurasian clades have branched off i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Age (before 10 kya). All divergences on this tree before 7 kya were binary, suggesting that during the Paleolithic Age, slow population growth and bottlenecks or drift eradicated most of the ever existing clades.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y in the tree is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in Haplogroup O3-M324, i.e. under the M117 clade, the M134xM117 paragroup, and the 002611 clade. Here we denote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as Oα, Oβ, and Oγ, respectively. Since the sample selection for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intended for representing a wide variety of clades i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 star-like expansion indicates successful expansion of male lineages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500 years). These three clades are present with high frequency across many extant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nd encompass more than 40% of the present Han Chinese in total (estimated 16% for Oα, 11% for Oβ, and 14% for Oγ). It is conspicuous that roughly 300 million extant males are the patrilineal progenies of only three mal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xpansion dates are estimated 5.4 kya for Oα, 6.5 for Oβ, and 6.8 for Oγ (Fig. 1)」…………
…………「Since all the Paleolithic divergences of Y chromosome lineages are binary, the three roughly contemporaneous star-like expansion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ndicate a remarkable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The earliest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emerged before 10 kya, however, no distinct Y chromosomal expans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his event. The three star-like expansions happened several thousand years later, thus are likely linked to middle Neolithic cultures such as Yangshao (6.9–4.9 kya) and Dawenkou Culture (6.2–4.6 kya)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is period, agriculture became mature and intensive, and the majority of human diet shifted from food collection into production. Crop harvest constituted a more stable food source than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enabled nourishing population at higher density. In addition, liberation of males from hazardous hunting might have enhanced male viability into adulthood, thus the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of Y chromosome increased.」…………

[基因-8] 8.0 ^8.1 《探尋人類的起源和進化》嚴實指出：「我把他們分別稱為Oα、Oβ和Oγ。這三個大約6000年前的人的後代構成了現在漢族人群的40%以上。之所以很特別，是因為在這三個擴張以前的Y染色體樹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這三個擴張是星狀擴張，即突然從一個人演化出難以分出先後的5~7個支系，而且這5~7個支是都有後代一直延續到現在的。長支或二叉當中的那些古人無數輩的兄弟都沒能傳下男性後代，當時的人口擴張也相對緩慢，只有這幾支幸運兒的後代終於活到了現代。」

[9] Yetao Zou、Jingze Tan、Juanjuan Zhou、Zishuai Huang、Xueer Yu、Kangxin Han、Li Jin、lijin、Hui Li、Ke Wang《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end reveal long-distance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Steppe, and southern China》
……「Here, we generate whole-genome data for 23 individual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Iron Age. We find that Yangshao-related ancestr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onstituted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local gene pool.」……
「The Yellow River (YR), originating i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flowing for over 5,000 kilometers (km) before reaching the Bohai Sea, has formed a large horseshoe-shaped bend across Shaanxi,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which i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Yellow River Bend.」……
……「Here, we found that the newly reported Late Neolithic populatio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XH_LN) shares strong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as well as with ancient Yangshao-culture-associated populati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hina_YR_MN). Expectedly, two neighboring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also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China_YR_MN in outgroup f3. Given that the Shimao culture is located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e conducted further analyses to test whether the detected close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YR_MN was due to the shared gene pool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o exclude the false positive possibility resulting from the shared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nd Neolithic Shimao-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Using Zongri5.1k21 as a proxy for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upper Yellow River region, we found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do indeed share a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with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than with upper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based on f4 (XH_LN/China_Shimao_LN, upper Yellow River groups； middle Yellow River groups, Mbuti.DG),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XH_LN and China_Shimao_LN share a high genetic affinity with the ancient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Yangshao-culture associated) based on outgroup f3 analyses.」
……「Using qpAdm modeling, we found that NZP_LBIA could be modeled by 97.6% ± 5.7% China_YR_MN and 2.4% ± 5.7% Atayal.DG (Table S3D) and, alternatively, by 88.4% ± 5% XH_LN and 11.6% ± 5% Atayal.DG, which is more proximal given the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XH_LN and NZP_LBIA compared to the spatio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_YR_MN and NZP_LBIA. Overall, we showed that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had received cert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southern East Asians compared to XH_LN, China_Shimao_LN, and China_YR_MN.」……
……「Here, the close genetic connection we found between XH_LN/China_Shimao_LN/China_Miaoizgou_MN and China_YR_MN revealed closely related genetic profiles among the ancient Shimao-culture-related and Miaozigou-culture-related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end and the Yangshao-culture-related peop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mong the studied Shimao-culture-associ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XH_LN, Shimao_LN, and Miaozigou_MN), the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remains the dominant genetic component. Such prevalence of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up to the Yellow River Bend corroborates the hypothesize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and the succeeding Longshan culture. The shared Central Plains ance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end also explains the observed genetic similarity among Shimao-culture-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Table S3C. Modeling XH_LN_o, China_Miaozigou_MN and China_Shimao_LN using qpAdm.
Table S3D. Modeling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Table S3F. Modeling XH_LN, XH_LN_o, XH_LN_o1 and NZP_LBIA using qpAdm.

[西遼河-10] 10.0 ^10.1 Shigeki Nakagome、Niall P. Cooke《Male-driven admixture facilitated subsistence shift in northern China》
……「The West Liao River, situated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displays a dual genetic structure of Yellow River and Amur River ancestry. Importantly, the proportions of these two distinct ancestors vary over time, aligning with increased millet farming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a partial transition to pastoralism in the Bronze Age.」……
……「A Middle Neolithic individual from the Haminmangha site in Inner Mongolia (labelled 『HMMH_MN』) carried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Amur River ancestry (>80%). In contrast, individuals from a site located approximately 200–300 km closer to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an HMMH_MN, who are labelled as 『WLR_MN,』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Yellow River ancestry (~40%) than HMMH_MN (~20%), even though they were nearly contemporaneous.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WLR_LN』), Yellow River ancestry became predominant, indicating a substantial influx of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an increased reliance on millet farming. However, in the Bronze Age (『WLR_BA』), the proportions of the two ancestors became balanced, possibly due to a partial replacement of millet farming with pastoralism.」……
Table 1.Admixture proportions of dual ancestors estimated from the autosomal and X chromosomal vari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uncover sex-specific dynamics in the agricultural expansion of northern China. The substantial rise in Yellow River ancestry observed in the autosomes of WLR_LN, compared to the X chromosome, serves as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a higher influx of males migrating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is migration led to admixture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West Liao River area.」……

[山東漢族-12] 11.0 ^11.1 Baitong Wang、Daohua Hao、Yu Xu、Kongyang Zhu、Rui Wang、Xiaomin Yang、Qu Shen、Mengting Xu、Tianyou Bai、Hao Ma、Jiajing Zheng、Xinyi Wang、Xinyue Zou、Hongming Zhou、Xiaolu Mao、Jiaxin Tang、Yanying Peng、Le Tao、Haifeng He、Haodong Chen、Jianxin Guo、Zhi Ji、Yilan Liu、Shaoqing Wen、Li Jin、Qun Zhang、Chuan-Chao Wang《Population expansion from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ferred from ancient human genome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from Linzi, one of China’s densely populated and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cities from the Zhou to Han Dynasties. The ancient samples in this study were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000 BP). We found the samples derived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Lat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rather than local Neolithic populations. They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present-day Han Chinese of Shandong, suggesting 2,000 years of genetic stability.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the Central Plain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in forming the present-day genetic structure of Han Chinese.」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around 1.3 billion descendants, i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the world and could be roughly characterized by linguistic and genetic clines through different mixture proportions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xpans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particularly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 northern coastal people was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by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who replaced the Early Neolithic Shandong people. After this structure was formed, it retained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The 14 samples from Qinglanfu cemetery showed genetic homogeneity with each other, deriving ancestry from a single source in pairwise-qpWave analysis (Figure S2). Therefore, we combined these samples into a single population for subsequent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named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The prevalent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of Qinglanfu samples were O1b1 and O2a2. O1b1 exhibits a higher frequenc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nd northern areas of China, whereas O2a2 is primarily found among the Han Chinese and certain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East Asia. These haplogroup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northern China, particularly those inhabiting the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River Basin, emphasizing the pa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2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Outgroup-f3 statistics, using all ancient populations worldwide, support the close genetic affinity among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in the Central Plain, especially for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igure 2A).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f4 (Mbuti, worldwide populations; Qinglanfu,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statistics also show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ost-Late Neolithic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as reflected by nearly all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non-significant Z values (−3< Z < 3).」……「We first used the pairwise-qpWave method to formally test whether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Yellow River farmer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might be derived from one single genetic sour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nearly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p value >0.05), but not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YR_MN nor between Qinglanfu and China_NEastAsia_Coastal_EN,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4 results. Moreover, we also found Qinglanfu,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were consistent with being a clade according to the qpWave (Rank 0: p value >0.05). Therefore, we adde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additional sources to build mixture models to account for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Qinglanfu samples. We found one-way models of using China_YR_LBIA or China_YR_LN as a single source that fit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Although, additional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2.4%–7.0%) together with China_YR_LN as two sources could also be accepted in modeling the formation of Qinglanfu. However, the models with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China_YR_LBIA as two sources failed since Qinglanfu did not need more southern ancestry compared to China_YR_LBIA (Figure 2B). As for the accepted models with China_YR_MN as one source, Qinglanfu sample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 genetic components (∼10%),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omposition ratios of modeling China_YR_LBIA and China_YR_LN using China_YR_M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n increase of the southern ancestry through tim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urthermore, we co-analyzed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with Shandong_HE to determine if the genetic turnover in Shandong was a single outlier result for the Qinglanfu population. Ou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two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both descended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o the Iron Age of Middle Yellow River farmers. In qpAdm analysis, one-way models using Shandong_HE as a single source fitted well to explain the genetic variations of Qinglanfu.」……
Figure 3 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To quantitative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lanfu and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we conducted f4 statistics (Mbuti, 14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Middle Yellow River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found 14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uld produce positive Z values compared to China_YR_MN (2.503–3.826, average: 3.00), China_YR_LN (1.044–2.255, average: 1.66), or China_YR_LBIA (0.312–2.047, average: 1.34).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higher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handong samples and present-day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refore, we want to mode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using Qinglanfu as a proxy for ancestry sources.
We first performed pairwise-qpWave for all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HO」 database. We detected genetic homogeneity among historical Shandong populations (Qinglanfu and Shandong_HE) and Han Chinese in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Rank 0: p value >0.05; Figures 3A). Moreover, we also found these populations were consistent in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ank 0: p value >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genetic stability across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since the Historical era despite experiencing frequent regime changes. Finally, we formally modeled modern Han 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qpAdm.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Han populations from Shandong, Henan, and Shanxi could be adequately mode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Qinglanfu, other Han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56.1%–87.9% of ancestry from Qinglanfu samples, with the remaining from southern Chinese (Figure 3B; Data S4C).」……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14 newly generated ancient genom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in the Historical era from Shandong Linzi. As the capital of Qi, Linzi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demographic diversity, which could serve as a suitable region for studying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in cities. We found these genomes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with modern Shandong individuals, deriving from a single source related to Central Plain farmers, which suggested the present-day genetic profiles of northern coastal Chinese were formed at least at 2,000 BP and continu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times. We deduce that the genetic stability of northern Han population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s in China, such as a continuous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ousands of years.」……「Previous ancient genom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to the west of China, the south of China, and the north of China to promote local population chang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west to replace the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in Historical era, as historical Hexi Corridor populations were genetically nearly identical to China_YR_LN and China_YR_LBIA;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to Yangtze River to form local Late Neolithic farmer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north to admix with Mongolian or promote farming in West Liao River basins. Our results pointed to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ancient Yellow River farmers to northern coastal China to replace local Early Neolithic individuals. Taken together, we suggested Yellow River farmers spread rapidly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n all directions, replacing or admixing with local populations to form the main body of Han Chinese.」
Data S4. Genomic characteristics for modern Han Chinese (c) Model mod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based on China_Shandong_Qinglanfu_Historic.

[13] Pengcheng Ma、Minmin Ma、Bing Sun、Chunxiang Li、Jiajia Dong、Guanghui Dong、Diimaajav Erdenebaatar、Alexey Kovalev、Yinqiu Cui《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cient Han-Xiongnu war: Insights from the Iron Age site of Bayanbulag》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a mass grave at the Bayanbulag site (BBS) in Mongolia, initially identified as a Xiongnu fortress. Our primary objective was to identify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the grave, providing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tactic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Han-Xiongnu War. Through meticulous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we confirmed the site's war-related nature, evidenced by the fortress's architecture, excavated weapons, and trauma on the remains. Genomic analysis of the remains revealed a genetic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offered the critical evidence of the individuals' military affiliation, indicating their origin from regions beyond the Mongolian Plateau, specifically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 confirming their identity as Han soldiers.」……
……「In this study, 16 human samples were isotopically analyzed, 14 from BBS and 2 from other ancient sites in northern Mongolia. AT22 was from the Agui uul site of the Slabgrave culture (9th - 4th century BC) located in Erdene sum of Töv Province, Mongolia. AT23 was collected from the Dunde-Orontso cemetery belonging to the Xiongnu culture (2nd century BC - 2nd century AD) excavated in Battsengel sum of Arkhangay Province, Mongolia.」……
……「Therefore, all the abov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Bayanbulag site should be a garrison fortress during the Han-Xiongnu War, and the people buried in the mass graves should be the victims of this bloody war.」…………「We performed PCA on genome-wide data of these samples along with other published ancient samples in Eurasia using two different sets of present-day populations. Compared to a group of diverse Eurasians, the BBS individuals cluster with ancient samples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Northern China (LNNC) and fall close to present-day Han, Tibetan, Korean and Japanese, with DA43 and DA45 shifted slightly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West Eurasians. All BBS individuals are very distant from ancient and present-day individuals in Northeast Asia, Mongolian Plateau, and North Eurasia. Using a set of 44 present-day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we observed that all BBS samples fall closer to Han compared to other East Asians. ADMIXTURE analysis also supports the resemblance of ancestry between BBS and LNNC.」…………「We used qpAdm with rotation approach to model every BBS individual and Xiongnu populations as one way or a mixture of several sources. Our analysis accepted one-way LNNC model and rejected two or more source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BBS samples. DA43 and DA45, however, can only be modeled as two-way mixture of LNNC and 5–6%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represented by Scythian_Hungary, and this model was rejected when applied to Xiongnu populations. These models indicate an approximately homogenous genetic background for BBS samples except for a low level of gene flow from the Western Steppe for a few individuals.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from PCA, ADMIXTURE, f3, and f4 statistics. However, w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estern Steppe related ancestry in DA43 and DA45 is the result of the cross-contamination with other Steppe samples reflected by the elevated contamination level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autosomes. Based on the uniparental genetic markers and genome-wide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Xiongnu and other ancient southern Siberians. Meanwhile, they show a strong affinity with present-day Han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this study, high-quality genomes of ancient BBS individuals were obtained, and genomic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samples are male and not closely relate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reveals a rich diversity in maternal lineag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 Asia.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identified closely resemble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s liv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Neolithic era. An analysis of the entire genome also reveals that the BBS individuals are genetically closely related to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pulations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Yet, due to the Xiongnu being a multi-ethnic confederation possibly containing Han Chinese members, we cannot definitively attribute these people to the Han military using genetic proof alone. Hence, it is essential to consolidate results from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to gain a more thorough and precise comprehension. The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se people were probably not born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but rather originated from North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Taken together, the genetic ancestry, strontium isotope and dietary clue all support that the individuals found in the BBS site were warriors from North China served for the Han Empire and died in battle against the Xiongnu, not Xiongnu soldier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rmies of the Han empire were generally recruited through conscription, requiring every adult male to serve for a minimum of two years. Numerous accounts in the Hanshu, a historical text of China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ocumented the movement of Han soldiers from Xihe County towards the northwest to confront the Xiongnu. This is supported by finding an official clay seal in the BBS with the words "Xi[he] Xuan", indicating their station's location at the Xuanlei fortress in Xihe Commandery. As a result, we hypothesize that a portion of the Han troops interred at this site may have been recruited and dispatched from Xihe Commandery, located in the modern Ordos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BBS was a military fortress erected by the Han Empire to against the Xiongnu, rather than a settlement, a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ike weapons and C14 dating of a skull of F32 at the bottom of the pit (173-39 B.C.E.). Also, the soldiers interred in this site originated from the northern border regions of the Han Empire and were dispatched for temporary duties rather than for extended military presence. This demonstrates the Han Empire's fundamental defense tactic of pushing the enemy beyond the border instead of aiming to occupy their land.」……

[漢11-14] 13.0 ^13.1 ^13.2 Hao Ma、 Yawei Zhou、Rui Wang、Fei Yan、Haodong Chen、Limin Qiu、Jing Zhao、Li Jin、Chuan-Chao Wang《Ancient genomes shed light on the long-term 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No major genetic shift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in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e next compared our newly sequenced YR ancient genome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ang Dynasty with the previously published Middle Neolithic (YR_MN), Late Neolithic (YR_LN),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YR_LBIA) (including Shang Dynasty (1,751 BC-1,111 BC),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BC-221 BC),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03 BC-221 BC),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8 BC) middle YR ancients, and the Han Chinese living in middle YR today (represented by Han_Henan).」
……「Each ancient YR group later than the Late Neolithic could also be model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YR_MN and Southern Chinese (represented by Taiwan_Hanben) with similar admixture proportions as YR_LN.」……
……「Our admixture modelling further confirmed that present-day Han_Henan had the same set of ancestral components as ancient YR ancients with a slightly but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Taiwan_Hanben-related ancestry (Chisq-test for the ratio of YR_MN to Taiwan_Hanben, P-value = 0.7757).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Middle-to-Late Neolithic genetic transi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additional Taiwan_Hanben-like northward gene flow up to ∼8.5%, which could be linked to an intensification of rice farming. Further sampling across a wider region of Southern East Asia, especially Neolithic Yangtze River farmer-related ancients, as their culture (such as Shijiahe culture) had an impact on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Wadian, Pingliangtai, Haojiatai people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will be needed to examine the Southern Chinese-like ancestry in YR_LN. Contrasting with th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Europe, a high level of genetic continuity without major population turnover in middle YR since the Late Neolithic, regardless of the frequent change in polities. Middle YR ancients over the past three millennia , showed not only no signs of gene flow from Tibetan Plateau, Xinjiang, and Southern Chinese that received the gene flow from Yangshao culture-related ancestry but also Xiongnu and Xianbei who had invaded the middle YR during the Upheaval of the Five Barbarians, compared with the Late Neolithic Longshan culture-related ancients.」
TableS2G. The 2-way qpAdm modeling for ancient YR when YR_MN and Taiwan_Hanben were used as sources.

[15]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第六十九》……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16]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第五十三》……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集解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案：戰國策雲吳起為楚收楊越。正義：夏禹九州本屬楊州，故云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鲜傳-17] 《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秦並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

[建安漢洲-18] 17.0 ^17.1 《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並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鉅鹿、河閒、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隸校尉，以司隸部分屬豫州、冀州、雍州。省涼州刺史，以並雍州部，郡得弘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昌、犍為屬國、蜀郡屬國、廣漢屬國，今並得交州之鬱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潁川、陳國、汝南、沛國、梁國、魯國，今並得河南、滎陽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廣陵、彭城、東海、琅邪、利城、城陽、東莞，凡八郡；青州得齊國、北海、東萊、濟南、樂安，凡五郡。

[晉書漢洲-19] 18.0 ^18.1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揚州》揚州。案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交州》交州。案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揚越，以讁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廣州》廣州。案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為交阯郡（部）。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

[20] 張岱《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
三虢
太（大）陽曰北虢，滎陽曰東虢，雍州曰西虢。
三越
呉越杭州、閩越福州、南越廣州。

[三國-21] 20.0 ^20.1 ^20.2 《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引《諸葛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跡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國志·卷四十八·吳書三·三嗣主傳第三·孫皓》……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群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剿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厎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中國（指中原）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雲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交廣二州記-22] 21.0 ^21.1 苗恭《交廣二州記》曰：「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為刺史，交阯太守土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為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詔報聽許，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

[23] 《宋書·卷六十四·列傳第二十四·鄭鮮之》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守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實，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

[内地移民与汉代南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25] 23.0 ^23.1 ^23.2 ^23.3 ^23.4 陳國保《內地移民與漢代南邊疆交趾地區的統一》……兩《漢書》所提供的交趾地區的戶、口統計，當主要為內地移民。……內地移民定居落籍交趾地區後，須向政府繳納租賦，成為漢中央王朝統治南疆三邊郡的主要經濟基礎。……大量南遷進入交趾三郡的內地居民，為漢王朝能夠在遙遠的南部邊疆實現穩固統治、維護南部邊疆的統一奠定了牢固的社會基礎，出任的邊吏主要依靠邊郡的內地移民實施對交趾地區的有力管理。……大量內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伴隨移民而帶來的中原內地文化在南部邊疆的全面傳播，及其對當地土著文化的整合，為交趾地區統一於兩漢王朝奠定了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

[江蘇省漢在宋明清時代-26] 24.0 ^24.1 Haifeng He、Xinyuan Kong、Le Tao、Liangsai Zhu、Xuanbo Wang、Mengting Xu、Yuanming Chen、Kongyang Zhu、Yu Xu、Haodong Chen、Hao Ma、Rui Wang、Xiaomin Yang、Tianyou Bai、Jianxin Guo、Yang Yang、Xin Jia & Chuan-Chao Wang《Genetic stabilit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Here, we present the first set of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comprising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Song to Qing Dynasties (960–1921 CE). We observed a high degree of genetic homogeneity in most samples, suggesting long-term regional genetic stability. Seven individuals were estimated to derive 69.3–100% of their ancestry from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while the remainder can be attributed to a southern East Asian substrate. 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residing in the lower Yangtze basin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genetic descendants of historical individuals from this area.」……
……「All individuals who passed our filter came from three site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Kongwangshan, Lianyungang gym, and Nainaimiaodong), a relatively mountainous area that may benefit DNA preservation. These eight individuals in Jiangsu, rang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provided genomic data for studying historical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Due to the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aim to explore how population dynamics have shifted in this region over time. We first divided our individuals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ime (Jiangsu_Song,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and perform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ased on the 「Human Origins」 dataset. Compared with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the sample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ere slightly shifted along PC1 towards the ancient southern populations. The clustering patter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reveals their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uggests a minor contribution from southern ancestry, and indicates enduring genetic stability throughout this region’s complex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genetic homogeneity and similar genetic profiles among our individuals, except for KWSM199 from the Qing Dynasty. Outgroup-f3 statistics also support a close genetic affinity of Jiangsu individuals from other dynasties.」…………
Fig. 3 Ancestry components modelled by qpAdm.
……「To investigate which popul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 we used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of f4(Mbuti, aEA; YR, Jiangsu_HE). As expected, significant signals confirm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Jiangsu_HE and souther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Z-score > 3). Interestingly,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two ancient rice-farming populations in Fujian from about 4500 years ago, exhibited closer genetic affinity to our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Z-score > 3). Due to the lack of ancient DNA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considering that rice was first domesticated there, we used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s proxies for the unknow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found that these two populations (i.e., Tanshishan and Xitoucun)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other souther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Guangxi (i.e., GaoHuaHua, BaBanQinCen, etc.), suggesting the affinity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Tanshishan/Xitoucun may reflect a broa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However, we successfully modelled all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with the outgroup, including GaoHuaHua and BaBanQinCen: Jiangsu_Song can be 1-way modelled as YR_LBIA, while Jiangsu_Ming and Jiangsu_Qing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R-LBIA (69.3–80.2%) and Tanshishan (19.8–30.7%), proving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retained the local rice-farming ancestry despite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Fig. 3 and Table S4A). To investigate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local ancestries in Jiangsu, we perform DATES analysis using YR_LBIA and Tanshishan as proxies for the northern and local population sources,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Yellow River-related ancestries might date to approximately 4400 years ago (Table S5).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the rice farming population from southern China may have migrated northwar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etween the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ur findings, which suggest that the northern ancestries admixed with ancient Jiangsu populations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support a hypothesis of a bidirectional expansion: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moved northward in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hile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lso expanded southwar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Neolithic periods.」
……「To quantify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Jiangsu individuals to modern Han Chinese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we used qpAdm to model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found that modern Han Chines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i.e.,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can be modelled as direct descendants of Jiangsu_Qing. In contrast, Han_Shandong is homogeneous to Jiangsu_Song, who have more northern ancestry than Jiangsu_Qing (Table S4B).」
「Despite multiple waves of emigration an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declin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rely changed, maintaining genetic stability and high genetic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However, we identified an outlier labeled as Jiangsu_Qing_o, who appears to share alleles with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 Our qpAd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Jiangsu_Qing_o can be modelled as a mixture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Tanshishan with a minor contribution (7.6%) from Egypt_Ptolemaic, used here as a proxy for Eastern Mediterranean-related population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Dapu Port, an international port in Jiangsu, had been open since 1905,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that enabled intermarriage.」……「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southern China. Consistent with other ancient popul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like other historical ancient individuals. However, we observ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Jiangsu individuals and some southern ancient ancestries (i.e., Tanshishan were used in our analysis as the proxy of the unknown ancient ancestry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We assumed that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still retained their local rice-farming-related ancestry. 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e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ceiv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the northward expansion of rice-farming communitie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Given our successful modelling of admixture events betwee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basin around 4500 years ago, we proposed that migr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were bidirectional.」……「modern Han Chinese in Jiangsu and adjacent regions, including Shanghai, Zhejiang, and Shandong, can be modelled as deriving all their ancestry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populations. All Han Chinese are genetically homogenous to Jiangsu_Qing except Han in Shandong, who exhibit more northern ancestry (i.e., can be one-way modelled as Jiangsu_Song). Despite significant documentary migr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speculate that this temporal genetic affinity is due to two reasons: (1) Frequent migr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that homogenized genetic profiles across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2) The limitations of HO datasets in detecting subtle gene flow among populations with similar genetic components.」
「This study reports the first genomic dataset from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We investigated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Jiangsu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eight ancient genomic samples from Jiangsu. We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from historical Jiangsu were genetically homogeneous and had a high affinity to Yellow River-related populations, indicating high genetic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Table S4. qpAdm modeling. qpAdm evaluation of 1-way, 2-way and 3-way models to estimate. A) the ancestry compositon of Jiangsu_ancient. B) contribution of Jiangsu_ancient ancestry in modern population.
Table S5. Admixture dates modelling.

[27] Fuzhong Xue, Yi Wang, Shuhua Xu, Feng Zhang, Bo Wen, Xuesen Wu, Ming Lu, Ranjan Deka, Ji Qian & Li Jin《A spatial analysi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China reveals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ages》…………「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ternal structure, with a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genetic boundary extending approximately along the Huai River and Qin Mountains north to Yangtze River. On the paternal side, however,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revealed.」…………「When all Han and non-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for both mtDNA and Y-chromosome data, genetic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mountainous regions. We failed to obser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owever,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tart to emerge. Such divis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the maternal lineages, but much weaker with the paternal lineages.」…………「For maternal lineages, we show that (1) there is a distinct north–south geographic genetic cline, (2) there is a substantial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and (3) there is an identifiable boundary divid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oundary dividing the south and north emerges only when non-Han populations are ex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analyzed, the boundar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of China wher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side, although largely not significant. 」…………「Unlike mtDNA, no obvious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is observed on the paternal side, even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When all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boundaries are observed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separating Han populations and their nearb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When only Han populations are included, there is an absence of significant uninterrupted paternal genetic boundaries between Northern Hans and Southern Hans.」……

[28] Mengge Wang、Didi Yuan、Xing Zou、Zheng Wang、Hui-Yuan Yeh、Jing Liu、Lan-Hai Wei、Chuan-Chao Wang、Bofeng Zhu、Chao Liu、Guanglin 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Signatures of Southwestern Hans Inferred From Patterns of Genome-Wide Allele, Haplotype, and Haplogroup Lineages》
…………
……「Affinity f4-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Eurasain1, Targeted Guizhou Hans; Eurasain2, Mbuti)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if some additional ancestries contributed to Guizhou Hans compared with other Eurasian comparative subjects. Compared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Guizhou Dong, Guizhou Hans harbor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Tibeto-Burman-speaking Tibetan (Chamdo, –5.274), as well a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cient populations of middle Neolithic Wanggou people (–4.364), suggesting that more northern East Asian ancestry existed compared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Compared with Yellow River farmers (Haojiatai_LBIA), Guizhou Hans also possessed more ancestry related to southern East Asia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related to Mlabri (–4.016) and others, which suggested that Guizhou Hans were formed with the gene pool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urces.」……
Figure 4.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s for seven Guizhou populations.(B) Histogram showed the major ancestry of Guizhou populations deriv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farmers.
…………
……「Here, we used the reconstructed shared haplotype chunk length from ChromoCombin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admixture events. We used genetically similar groups as the proxy of the true admixture source and employed northern Shaanxi Hans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northern donors and Guizhou minorities as the southern source donors. We used GLOBETROTTER to analyze 573 individuals from 23 Chinese populations. Strong evidence of admixture was observed in four targeted populations (p < 0.05). Anshun Hans were inferred as the one-date admixture results in the best-guess inference, which was mixed from 0.17 haplotypes from local Kaili Xijia people and other 0.83 from northern Hanzhong Hans occurred around 13 generations ago. A similar pattern of one-date admixture model was also obtained in others with similar best-guess ancestral sources, admixture dates, and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such as Qiannan Hans that were mixed with minor ancestry (0.2) from Xijia and major ancestry (0.8) from Hanzhong Hans at 15 generations ago.」……
…………
……「Additionally,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Han Chinese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northern China was further evidenced via the f4-statistics and GLOBETROTTER-based admixture characterization, supporting much-shared gene ancestry between the southwestern Han Chinese and the present-day northern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e.g., Sino-Tibetan and northern Sinitic-speakers), which provided more autosomal genetic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common origin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peopl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northern China.」……
……「We explor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genetic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of Guizhou Hans, as well as illuminated the candidate loci targeted for positive natural selection. Our survey illuminated that the present-day Guizhou Hans mainly derived the major ancestry from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and also obtained additional admixture ancestry from an indigenous southern source related to Yangtze River rice agriculturalists.」……

[29] Guanglin He、Yunhe Zhang、Lan-Hai Wei、Mengge Wang、Xiaomin Yang、Jianxin Guo、Rong Hu、Chuan-Chao Wang、Xian-Qing Zhang《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Tanka people, an isolated 「Gypsies in water」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east China》
……「The qpGraph-/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qpAdm/qpWave-based admixture modeling and FineSTRUCTURE-based dendrogram among ancient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imary ancestry of modern Tanka derived from ancient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with additional admixture from multiple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s.」……「Our genomic data and fitted admixture models supported modern Tanka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North China and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s in the processes of southward migrations.」
…………
……「Results from the affinity-f4 statistics showed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southern Chinese minority populations. Our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shared more alleles related to the southern Chinese Tai-Kadai or Austronesian people compa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he Tanka people not only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people but also harbor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urrounding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o further validated the Sinitic-affinity or North China Origin hypothesis of primary ancestry of Tanka people, we reconstructed the phylogenetic tree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f2, f3 and f4) using qpGraph. As shown in Figure 7, we used Neolithic populations from Mongolia Plateau (MN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okhopani) and Yellow River Basin (Xiaowu_MN) as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 source, and used mainland late Neolithic Tanshishan and Iron Age Hanben as the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 source to construct the basic phylogenetic framework.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in ancestry from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Xinshizhou Tanka derived 91% of their ancestry from Xiaowu Yangshao millet farmer and the reminding from the deep diverged eastern Eurasian related to Onge in the deep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A), and it can be also modeled via 64% Xiaowu-related ancestry and 36% Tanshishan-related ancestry in the recent admixture model (Figure 7B).」……
Figure 7.Genetic drift-based phylogenetic phylogeny showed population split and gene flow events.
…………
……「From the genetic variations from the autosomal genome-wide data, PCA and model-based ADMIXTURE results showed that Tanka people had their unique genetic structure, but kep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ly close sou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Shared genetic drift revealed from the outgroup-f3-statistic and admixture-f3-statistics further not only showed a stronger Han Chinese affinity but also displayed the marginal admixture signatures from the source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in which Tanka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the northern East Asian and minor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related populations. Thus, our results from the genome-wide data supported that Tanka people gave rise from the admixture between southward migratio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indigenous people.」

[30] Qiuxia Sun、Mengge Wang、Tao Lu、Shuhan Duan、Yan Liu、Jing Chen、Zhiyong Wang、Yuntao Sun、Xiangping Li、Shaomei Wang、Liuyi Lu、Liping Hu、Libing Yun、Junbao Yang、Jiangwei Yan、Shengjie Nie、Yanfeng Zhu、Gang Chen、Chuan-Chao Wang、Chao Liu、Guanglin He & Renkuan Tang《Differentiated adaptative genetic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related demographical history in South China inferred from 619 genomes from 56 populations》
……「Further admixture tim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reconstruction supported GPH was formed via admixture between Northern Han Chinese and Southern TK people.」……
……「The ADMIXTURE-based admixture model showed that GPH derived ancestries from Northern and Southern ancestral sources,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result of PCA, supporting the view that GPH derived from thes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ANEAs) and ASEAs. Furthermore, the complex genetic relationship has attracted our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Northern Han to GPH. We performed ADMIX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rged HGDP-O dataset,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st likely three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GPH. The ADMIXTUR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shared the majority ancestral makeup with Northern Han-related ancestry (ancestral component colored as green, proportion of 48.2%), followed by Zhuang- (43.1%) and Miao-related (8.7%) ancestry.」……
……「We found two potential ancestral proxies of GPH based on the resulting admixture-f3 statistics, including the Northern Han or ANEA and the other GXZ or ASEA. We then performed f4 (reference populations, GPH; Northern Han, Mbuti) and used all publicly availabl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indicated that GPH showed closer genetic connections with Northern Han than other East Asian groups. Furthermore, to test whether GPH directly from the Northern Han was plausible, we computed the f4 (Northern Han, GPH; reference populations, Mbuti)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ly studied populations and Northern Han form a robust clade, wher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133 worldwide groups. However,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values when SEAs related to Hlai, Zhuang, and Sui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s, indicating that GPH obtained additional gene flow from SEA compared to their Northern ancestral proximity.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also support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Generally, affinity statistics showed GPH and GXZ had significant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the former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Northern Han relative to GXZ, which provided the clues supporting both millet and rice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GPH.」……「As stated above, these results combined the admixture signatures identified in the admixture f3 statistics, suggesting that two ancient ancestries from North and South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PH,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eople from YRB in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Hanben in the Iron Ag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admixture-f3 statistics models.」……
……「To quantify the fine-scal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ncestry sources in studied populations, we used qpAdm modeling analysis. We considered that the qpAdm model is rejected if the p value < 0.05 and admixture proportions exceed the bound of 0–1 and the stand error is below zero. To better define the genetic link between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nd GPH, we used Neolithic to Iron Age populations as the distal sources for the qpAdm models and observed GPH could be modeled using YRB populations (71.8 to 94.3%) with additional ancestry from Guangxi and Fujian sources (5.7–28.2%). Additionally, models using more contemporaneous potential ancestral surrogates portray GPH as a mixture of two major ancestry sources that are descended from ancestry present in the NEA/ANEA and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The genetic heterogeneity between GPH and the ancestry sources was examined using qpWave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of Han-Atayal-GXZ (0.264-0.052-0.684, respectively) could also provide a good fit for GPH’s admixture history.」……
Fig. 4 Genetic ancestry modeling for potential sources across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Linkage-based admixture time estimation suggested that our target groups can be modeled as Northern Han and GXZ admixture results in a wide range of time. To further identify, date, and describe the fine-scale admixture events and ge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GPH, we conducted the fastGLOBETROTTER analysis and used 14 genetically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cluding 11 populations from East Asia, two populations from Europe and one population from South Asia) as surrogates for the admixture sources and employed Han_Harbin as the possible Northern donor and Cambodi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In the provided output results, the admixture conclusion was 「one date」 at around 986 years ago (34 generations with a generation time of 29 years). Of the two sources contributing to the GPH, on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46% of the total admixture proportion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the Cambodian groups. Analogously, the other source was inferred to contribute 54% and most genetically similar to Han_Harbin. This also supported the mixed north–south model as confirmed by several analysi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the most potential genetic ancestry and reconstructed the fitted-best model of GPH by conducting admixture f3-/f4 statistics analysis, qpGraph, and qpAdm.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PH could be modeled as a mixed descendant of Northern Han and Southern TK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simulated as a mixture of Northern millet farmers in the YRB and ancient groups from Taiwan. The distribution of haplotypes also supported north-south admixture.」……「We supposed that it could be the Han Chinese in the North who,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Souther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med the current GPH group. ALDER’s identified date of admixture was around 985.38 BCE–458.82 CE. Notably, this time coincided with the Qin Dynasty’s unification (206 BCE), which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group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GPH wa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neighboring Guangxi TK, HM, and Haikou Han groups, suggesting extensive admixture among Han and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South China. Our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and constructed admixture model of GPH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admixture hypothesis of GPH, suggesting that GPH can be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of ancient Northern group which associated with YRB farmers and a Southern group related to the ancient people of Taiwan.」……

[31] 土井ヶ浜遺跡｜人類學ミュージアムで見る、彌生人の形成過程と二重構造モデル

[34] 人類學雜記——10. 漢族中有多少北方民族的血液？

[漢1-35] 《Ancient DNA reveals tha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was shaped prior to 3,000 years ago》

[36] 金力《漢族的遺傳結構：文化傳播伴隨人口擴張》

[37] 張鳳環、李輝、黃立群、胡盛平《中原漢族是潮汕漢族父系遺傳成份的主要貢獻者》……中原漢族男性是潮汕漢族父系遺傳成分的主要貢獻者；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潮汕漢族大體上與南方漢族聚類，但在南方漢中更接近閩南、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漢族人群；遺傳樹和分子方差分析(AMOVA)結果顯示中國人群傾向於按照其語系分組聚類，而非按照其地理分布，顯示父系遺傳與語言的緊密關聯。這些分析顯示父系遺傳方面，南方和北方人群的界線並不明顯。……總體上，潮汕漢族與南方漢族聚在一起，但相對於其他南方漢族人群，潮汕漢族更接近於閩南、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漢族。潮汕漢族和這4個人群的遺傳距離D值分別是0.000006，0.000008，0.000008和0.00001。……在北方漢族中，河南漢族與南方漢族的距離（D=0.000009），是潮汕漢族與各北方漢族的遺傳距離中的最小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中原漢和南方漢的親密關係。……
表3 潮汕人群的融合分析
……本研究的結果再次證實之前報導的潮汕人的中原起源，而且顯示中原漢族是潮汕父系遺傳成分的主要貢獻者，說明潮汕漢族和中原漢族有著高度相似的父系遺傳成分。……總之，本研究中我們首次分析了潮汕漢族的父系遺傳結構及與其他中國人群的關係。我們的結果再次驗證了潮汕漢族的父系遺傳成分主要來自中原漢族，而僅一小部分來自南方土著。而且，在父系遺傳方面，中國人群傾向於按照語系進行聚類而非按照地理分布聚類。另外，從Y染色體遺傳標記分析觀察到，南北和北方人群的界線並不明顯。

[中原仰韶至龙山时期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38] 李添嬌《中原仰韶至龍山時期古代人群基因組學研究》……全基因組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河南仰韶和龍山文化人群與中國現代的漢族人群聚類在一起。在F3分析中仰韶和龍山古人群與中國的漢族、畲族、土家族、苗族人群共享較多的等位基因。以上分析說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仰韶與龍山人群遺傳組分高度相似，對現代的漢族、畲族、土家族等人群有著遺傳貢獻。……全基因組數據分析表明，仰韶和龍山時期中原地區的農耕人群二者的遺傳組成極其相似但卻有著略微的不同，即龍山人群相較於仰韶人群攜帶有較多的南方成分。在現代漢族人群在早期的形成階段，中原仰韶和龍山文化時期人群提供了重要的遺傳框架。漢族人群在隨後的發展中，不斷有不同的來源，尤其是東亞南部人群的加入，豐富了人群的遺傳成分的多樣性但並未改變遺傳的主體框架。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古代居民DNA分析-39] 崔銀秋、方燕明、寧超、李添嬌《河南禹州瓦店遺址龍山時期古代居民DNA分析》：「通過分子遺傳學方法對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晚期的禹州瓦店人群進行的全基因組的測定和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單親遺傳標記的單倍型類群的分布還是全基因組的PCA以及f3分析都表明古代瓦店人群在遺傳上與現代漢族遺傳距離最近，因此我們推測中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己經形成了現代漢族遺傳結構的早期框架，在以後的民族形成過程中，中原群體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外來的基因對漢族遺傳結構沒有造成根本的改變。」

[40] 王紅、吳紅、劉維達、金力《漢族和藏族人群膚色的測定》……中國漢族和藏族人群之間皮膚反射係數差異有顯著性，同時發現藏族人的膚色深於漢族人。……

[魏略-41]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鑡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為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後漢書西南夷列傳-42] 38.0 ^38.1 ^38.2 《後漢書卷八十七·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並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後漢書西羌傳-43] 《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第七十七》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後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後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後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岡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埶強弱。

[漢書李廣利傳-44] 40.0 ^40.1 《漢書·卷六十一·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李廣利》……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三國志武帝紀第一-45] 41.0 ^41.1 《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紀第一》……（建安十一年）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二年）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三國志·卷十一·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田疇》引《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効，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46] 《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耿恭》 ……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

[47] 《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永初三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旣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種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

[後漢書華夏-48] 44.0 ^44.1 ^44.2 ^44.3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第十四》……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劃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後漢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二十七·丁鴻》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後漢書·卷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九·仲長統》損益篇：「……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50] 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並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51] 《後漢書·卷七十四下·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袁譚》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斾交於中原，暴屍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

[52]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殭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返，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53] 《晉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江統》

[貞觀政要-54] 49.0 ^49.1 ^49.2 ^49.3 《貞觀政要·卷九·論安邊第三十六》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湣，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於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於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雁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雁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雲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並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咸康元年-55] 50.0 ^50.1 《晉書·卷七十八·列傳第四十八·孔坦》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後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砎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冑。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齕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

[56] 《梁書·卷二十·列傳第十四·陳伯之》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眾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䴏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蹷，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於，張繡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鸎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眾八千歸。

[57] 《舊唐書·卷七十三·列傳第二十三·薛元超》三年，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為既非族類，深可為虞，上疏切諫，帝納焉。

[明實錄-58] 53.0 ^53.1 《明實錄·太祖·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遣故元官趙元佑、張進、沙德成齎詔並織金文綺賜元左丞阿里，仍遣夾失伯里等同還，因齎詔諭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於今七年，四夷諸蕃皆已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甞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泒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王臣開國理民，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明實錄·英宗實錄卷二百五十三·景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壬申，勑哈密忠順王倒瓦荅失里，曰：「累聞迤北走回人言『漢人男女有先被達賊搶去』，有轉賣與爾哈密地方者、有自逃回爾地方濳住者、有經過爾處被爾部下拘留不發者，前後約有三千餘人，中間被爾部下賣與撒馬兒罕地面去者約一千餘人，其餘尚有二千餘人，朕以爾自祖父以來世受朝廷爵祿賞，爾亦自稱與朝廷守把後門，豈可以求微利致失爾之信義！勑至爾即以朕言宣諭部言下，但有拘留人口者盡數遣人送還，朝廷自有賞賜，決不吝惜，爾其體朕至懷。」
《明實錄·憲宗實錄卷一百七十·成化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己丑，恊守偏頭鴈門等關山西按察司副使蔡麟，奉敕言備邊事：「偏頭關僻在窮荒，三面受敵而鎮西、岢嵐等處軍民畜牧布野，招寇召釁，臣欲相度地里擇其高阜險隘，或十里二十里築立團堡鑿塹置橋，一聞有警驅人畜入堡，虜雖來寇將無所掠，此不戰而勝之之道也；又胡虜技藝雖便於騎射而謀畧終下於漢人，莫若以計破之，晝則望其塵夜則望其火，迨其入寇，清野以待而設伏要路，多張疑兵使彼恍惚莫知所之，或安靜以老之，或示弱以驕之，然後揜其不備擣其虛懈，馬步並進首尾夾擊，所謂賤戰貴謀者也；又北虜入寇必以中國被虜之人為鄉導，臨敵之際必令當先，我軍殺傷多中國之人，宜於胡人經行要路立牌曉諭，若有漢人被虜能棄甲來歸，或斬首來獻，或密報虜情者，重加官賞亦足以疑其心而分其勢矣。」兵部具擬以聞，詔可。

[59] 《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五十·張說》後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衞、趙、魏為多。」後曰：「善。」

[62] Zheng Ren、Meiqing Yang、Xiaoye Ji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Jingyan Ji、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etic substructure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eople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data》
……「We provided an ADMIXTURE analysis with K from 2 to 6 in Supplementary Figure 2. We observed the lowest cross-validation error was 0.5204 at K = 4. At K = 4, we observed four ancestry components in the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Figure 2): the blue component mainly found in the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pink component enriched in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purple component primarily present in the ancient samples of Northern East Asia and modern Sino-Tibetans; the yellow component mainly detected in present-day Austroasiatic-speaking populations and the ancient sampl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e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our newly genotyped Tai-Kadai groups. The Mulao_Majiang and Zhuang_Congjiang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showing an affinity with Hmong-Mien 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Bouyei_Guanling and Dong_Liping clustered together with other published Tai-Kadai groups such as Li, Maonan, Sui, and Dong with increasing amounts of Austronesian-related component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outhern Han Chinese with amounts of Sino-Tibetan-related components.」……
Figure 2. HO-SNP-based ADMIXTURE analysis showed the admixture composition of the Tai-Kadai-speaking in Guizhou and other references (K = 4).
…………
「We ran TreeMix analysis to infer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splits and admixtures based on genome-wide allele frequency data and showed the results in Figure 5. We observed the Dong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Mulao, Hmong-Mien-speaking populations, Zhuang_Congjiang, Bouyei_Guanling, and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clustered together into a branch. Whil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lustered with Sino-Tibetan groups as another branch.」……
Figure 5. Genetic splits and admixture pattern of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 further used qpAdm analysis to calcul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Neolithic millet farming population (YR_M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ancestors of Sino-Tibetans, and the Atayal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lineage of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As shown in Figure 6,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Bouyei_Guanling, Zhuang_Congjiang, Dong_Liping, Mulao_Majiang, Dong_Tongren, and Gelao_Wuchuan are 24.7, 30.3, 41, 47.1, 56.3, and 70.1%,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t of the ancestry was from Atayal relate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contain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which is close to the proportion in modern Han populations (62.4–81.4%). However, the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other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s are all less than 50%, confirming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Figure 6.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e admixture landscape of the Guizhou Tai-Kadai-speaking population.
…………
……「We also observed a genetic substructure in the Tai-Kadai populations of Guizhou, mai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Yellow River farmer-related ancestry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Tai-Kadai populations in Guizhou also were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gene flow from the Hmong-Mien and Sino-Tibetan related groups. For example, unlike other Tai-Kadai groups, Gelao_Wuchuan and Dong_Tongren are closer to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substructure implied that the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the Tai-Kadai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Tai-Kadai speaking peoples, we speculated that Tai-Kadai peoples were continuously influenced by Han and Hmong-Mien speaking groups during the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 to Southwest China.」……「The Wuchuan Gelao in our study showed genetic affinity with Han Chinese groups,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influence from Han Chinese to Gelao. But we note that although Wuchuan is the county with largest official Gelao ethnic population, no Gelao-speaking people are left there now. Many Han people changed the ethnicity to Gelao in the recent 40 years. Therefore, some of the sampled Wùchuân Gelao people in our study may also be from the Han descendants.」

[63] Xiaomin Yang、Sarengaowa、Guanglin He、Jianxin Guo、Kongyang Zhu、Hao Ma、Jing Zhao、Meiqing Yang、Jing Chen、Xianpeng Zhang、Le Tao、Yilan Liu、Xiu-Fang Zhang、Chuan-Chao W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Natural Selection of Mongolians》
……「Even though the Western Steppe-related ancestry fluctuated in ancient Mongolia populations, modern Mongolian groups still show some extent of affinity with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populations and show genetic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 generated and filtered 39 unrelated Mongolian individuals from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merged the data with that published on modern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Eurasia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population profile.」……「Overall, the proportions of ancestry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Eastern or Western Eurasians were well concordant with the results of PCA. The Mongolians derived most of thei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two components: one was most enriched in Sino-Tibetan speakers and the other was most represented by Mongolia_N_North that i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The level of southern Ea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Hmong and Taiwan_Hanben in Mongolians was roughly higher than that of Mongols and Buryat. In addition, a small proportion of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al component was detected in all Mongolians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king results from PCA, admixture, pairwise IBD, and pairwise f4 statistics into careful consideration, we group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into three subgroups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marked as Mongolian_inner who clustered with Mongolian speakers in China, Mongolian_mid, and Mongolian_outer clustered with Mongols and closed with Tungusic populations.」
…………
……「Considering the admixture events and sources that we observed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e applied qpWave/qpAdm to validate different proposed admixture scenarios and ancestral proportions. In the two-way mixture model of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Eastern Eurasians , Russian_Sitashta_MLBA and WLR_BA, a mixture of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and millet farmers, approximated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ll (χ2 p ≥ 0.05), while the model of Eastern Eurasian simply represented by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ongolia_N_North and DevilsCave_N, AR_EN) or millet farmers (YR_LN) and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MN) mostly failed, indicating that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millet farmers, and We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together and the gene flow from the population related to millet farmers into the gene pool of Mongolian continued to today. The ancestral proportion of Western Steppe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was distinct, showing the parallel genetic makeup of Mongolian_outer and Mongolian_BX harboring a higher level of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10.9%, 12.8% Russian_Sitashata_MLBA/11.6%, 11.5% Mongolia_EBA_2_Chemurchek, a mixture population with Western Stepp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ncestry in Mongolian_inner, Mongola_HGDP, and Mongolian_BCET were similar (5.6%, 5.2%, and 5% Russian_Sitashata_MLBA,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in Mongolian_mid intermediated between Mongolian_inner and Mongolian_outer, coinciding with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mentioned above. A more complex three-way model of YR_LN + Mongolia_N_North + Russia_Sintashta_MLBA fitted all Mongolian groups (χ2 p ≥ 0.05) but showed prominently various proportions of YR_LN and Mongolia_N in Mongolian subgroups, which also shown in two admixture models of millet farmers (YR_LN) + Russian_Sitashta_MLBA (χ2 P (Mongolian_inner/Mongola_HGDP/Mongolian_BCET) > 0.01), reflecting minor heterogeneity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ource of Mongolians. Considering that we observed a gene flow signal from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all subpopulations were fitted by three models with YR_LN + Mongolia_Khovsgol_LB +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3.8–6%) when we added the third ancestral source of Turkmenistan_Gonur_BA_1 where is the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culture. The legacy of the spread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uran and then introduced into northwestern Mongolia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Overall,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wa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ancestries.」
FIGURE 4.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Mongolian subgroups. 「We reconstructed the deep demographic history using qpGraph. Mbuti, Denisovan, Onge and Tianyuan were included to explore the basal model; Early Bronze Ag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Mongolia Plateau, millet farmers (YR_LN), Tibetan Plateau, and Iron Age Hanben were used as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from Western Eurasian, Mongolia,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EBA_Chemurchek (34–37%) derived from Western Steppe herders (47–55%) and Mongolia’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Han-related ancestry (63–66%).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mpatible with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supported the fact that Western Eurasian herders, ANA, and millet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observed positive Z sex bias scores in different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focused o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a male-dominated admixture of Han-related ancestry.」
……「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 of ancient Mongolian exis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and multiple ancestral sources flowed into Mongolia Plateau shaped the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ancient Mongolian: the local ANA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E ancestry, the eastward movement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in a different period, limited gene flow of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nd recent Han-related ancestry. The intercontinental expansion of Mongols establish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that characteriz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n North Asia. Model-based populations clustering analysis of ADMIXTURE and admixture f3 tentatively suggested that the differentiated genetic profile of Mongolians might be the results of various ancestral sources and proportions: the Eastern Eurasian including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A, represented by DevilsCave_N/Mongolia_N_North),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represented by YR_LN), and relative low proportion of ancestry related to Western Steppe herde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e gene flow from Western Eurasian was preliminarily detected in Mongol population of TreeMix-based phylogenetic tree; the ancestral source was finally identified in qpAdm, ranging from 5.6 to 11.6% in those Mongolian subgroups; ALDER and GLOBETROTTER supported that the west-east admixture event was recently estimated in the period ranging from T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On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 truth admixture scenarios might be continuous, complicated admixture and estimated admixture only provide simply a single event, and the recent dat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he admixture between We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ancient Eastern Eurasians in the Mongolia Plateau has been attested in paleogenomics studies, including Early Bronze Age Yamnaya and Afanasiveo populations showing primary culture influence and limited genetic impact an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Andronovo and Sintashta with visible genetic contribution to Eastern Steppe populations and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
……「What's more,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might be mediated by the gene flow into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started in the Xiongnu Regime of the Early Iron Age. The unique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as always bee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agriculture of the Han population and the pastoral husbandry of herders. Therefore, the record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related to Han and Eastern Steppe pastoralists started in Han Dynasty when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Regime often invaded the boundary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facilitated the cultural and genetic exchanges. Sinc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nomads opened up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this kind of exchange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has continued until Genghis Khan’s cavalries swept across the whole Eastern Eurasia and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and the nomads reached the peak; our ALDER results also suggested gene flow from Han into Mongolian during the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Han-related ancestry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transection.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ould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d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Han admixture in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in some Mongolian individuals. The additional ancestral source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flowed into Eastern Eurasian initiated in the Early Iron Age along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the Tian Shan Mountains, which is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TianShan Saka, Mongolia_Chandman_IA. This genetic influx continued to the Xiongnu Empire and eve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The westward disseminating Turkic language influenced the group i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such as Wusun and Kangju. The Xiongnu population and in a later Uyghur period, Wusun and Kangju in the Tian Shan Mountains received an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BMAC related or Neolithic Iranian-related). Although the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did not largely contribute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 it has been detec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Our modern Mongolian populations also showed a minor genetic affinity to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affinity in Mongolian populations was inferior to that in ancient populations in Mongolia Plateau since the Late Bronze Age. The qpAdm results further provided robust evidence that the subtle genetic influx was dedicated to the gene pool of modern Mongolians.」……
「We generated genome-wide data from 42 Mongolians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We first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mong Mongolians, who were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enetic clusters harboring various Western and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ies. Findings based on the f-statistics demonstrated that Mongolian subgroups possessed different Chinese Mongolian/Mongols/Tungusic/East Asian affinities, indicating successfu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a frontier city. The successfully fitted four-way admixture model revealed that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Northeast Asian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East Asia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included Western Steppe herders related ancestry and small Ir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12.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mtDNA lineages of Mongolians

[64] Xuwei Hou、Xianpeng Zhang†、Xin Li、Ting Huang、Wenhui Li、Hailong Zhang、He Huang、Youfeng Wen《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of Mongolians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exceeds six million and i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among the Mongolic speakers in China. Modern Mongolian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but they mainly live in Inner Mongolia, Liaoning, Xinjiang, and other northern provinces. Chinese Mongolian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s, nor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 from ancient ARB populations, southern Mongolians possess a majority of Neolithic YRB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Guizhou Mongolians harbor more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Tai–Kadai, Austroasiatic, and Austronesian speakers. This reveals Mongolians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along with their migration. Also, there is a different admixture history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hinese Mongolians, the western Mongolians receive more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s, and the Eastern Mongolians possess more Neolithic Y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y. Ancient Mongolia is formed by multiple tribes, every ancient Mongolian tribe experience a different origin, exchange, and admixture history, and their descendants live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genetic differences existed in modern Mongolians.」……
FIGURE 4.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ed the ancestral composition of studied Mongolians and reference populations at K = 7 and K = 8.
……「When X and Y represen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forms of f4 (X, Y; Mongolian_Fuxin, Yoruba), we found Fuxin Mongolians shared more alleles with ancient YRB, WLRB, ARB, and MP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f4-statistic in the form of f4 (Ancient Population1, Mongolian_Fuxin; Ancient Population2, Yoruba)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from ancient Y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Neolithic Yangshao, Miaozigou, and Shimao culture, ancient WLRB populations related to the Hongshan, Lower Xiajiadian, and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Neolithic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Bronze-Age Ulaanzukh culture pastoralists (1,448–1,292 calBCE), and Iron-Age Mongolia_EIA_8 individuals (971–830 calBCE).」「We applied qpWave/qpAdm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estimate their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used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Neolithic Yangshao, Longshan,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Iranian Neolithic farmers, Bronze-Age Yamnaya pastoralists, and Bronze-Age Sake peoples in Central Asia as th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ma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re from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st Liao River Basin, Amur River Basin, and Mongolian Plateau,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Western Eurasian and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lso, relative to other Mongolic, Tungusic, and Turkic speakers, Fuxin Mongolians had mor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and ARB hunter–gatherers-related ancestry.」
……
「We used qpGraph and TreeMix methods with gene flow events to further explore possible ancestral sources and potential admixture signals and reconstruct deep phylogenetic structures in Fuxin Mongolians. In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we used Mbuti, Denisovan, Loschbour, GreatAndaman, and Tianyuan to construct the basal model. N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Amur River Basin, millet farmers related to Yangshao and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s in Yellow River and West River basins, Neolithic Qihe, Iron-Age Hanben, and Bronze-Age Afanasievo pastoralists were used as different ancestral source proxies. We foun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of Neolithic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53%–57%), Neolithic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43%–47%), and we also found that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Our qpGraph model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qpAdm results and further indicated that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sources and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modern Mongolians, and there was a limited genetic influence of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in Fuxin Mongolians.」……
「We next applied the ALDER method based on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statistics to estimate the admixture time and explore possible admixture signals. There were multiple sources of admixture signals such as Han, Tungusic speakers, Mongolic speakers, Turkic speakers, and populations who harbore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bvious eastern–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 interaction and admixture occurred during a historic period (∼600–∼1,300 years ago)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the Han people could be dated back to ∼400–∼1,300 years ago which is approximately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The time of admixture signals about Western Eurasians could be dated back to about ∼600–∼1,500 years ago. Also, the Turk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ies flowed into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from ∼500 to ∼1,800 years ago.」……
……「We also found there were genetic differences among Mongolians, Fuxin Mongolians had less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relative to Baotou Mongolian and Outer Mongolian, and Bijie Mongolians in Guizhou Province had more Sino-Tibetan-related ancestry and Southern-related ancestry than other Mongolian people.」……「Paleogenomic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ancient Mongolian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geographic regions exhibited disparate genetic profiles. There was a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multiple populations contributed to genetic ancestries to shape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of ancient Mongolians: the main ancient Northeast Asian ancestry, the ephemeral ancient North Eurasian ancestry, the limited genetic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and recent genetic influence of the Han people.」……「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modern Mongolians in Liaoning are mainly descended from two ancient Mongolian tribes,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and the 「Harqin」 tribe. Fuxin Mongolians belong to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200 years, it originated in the Orkhon River Basin and Selenga River Basin, and this tribe expanded westward into the regions of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rength. From the late 15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6th century, the 「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to Hetao Plai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became an alliance with the 「Tumet」 trib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Tumet-Mongolia Zhen」 tribe migrated eastward, and they finally settl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complex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history shap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Mongolians. The admixture-f3 (Ancient population1, Ancient population2; Mongolian_Fuxin) results exhibi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mixture between Neolithic and Iron–Age YRB and WLRB populations and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cient Mongolians, and ancient Iranian. The models of the population mixture based on the qpAdm method showed YRB and WLRB millet farmers and ARB and MP hunter–gatherers were the dominant ancestral contributors, 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gene flows related to Eurasian Steppe pastoralists and Iranian farm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etic framework further supported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The millet farmer-related ancestry was 53%–57%, and the MP and ARB hunter–gatherer-related ancestry and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were 43%–47%. We also found the Western Eurasian-related ancestry possessed 9% in the gene pool of Fuxin Mongolians. Also, the qpAdm results also indicated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xin Mongolians and other Altaic language speakers, and we could find there were more YRB-, WLRB-, and ARB-related ancestries in Fuxin Mongolians, which suggested that Fuxin Mongolians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expansion of millet farmers and retained mor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ARB hunter–gatherers. In general, we found there were dynamic demographic history, complex population admixture,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Fuxin Mongolians.」……

[貴州滿蒙族群-65] 58.0 ^58.1 Jing Chen、Guanglin He、Zheng Ren、Qiyan Wang、Yubo Liu、Hongling Zhang、Meiqing Yang、Han Zhang、Jingyan Ji、Jing Zhao、Jianxin Guo、Kongyang Zhu、Xiaomin Yang、Rui Wang、Hao Ma、Chuan-Chao Wang、Jiang Huang《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Admixture History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From Southwestern East Asia》
……「Further results from ADMIXTURE and f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studied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especially for inl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The qpAdm-based estimates of ancestry admixture proportion demonstrated that Guizhou Mongolians and Manchus people could be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s of one nor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rn Tungusic/Mongolic speakers or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one southern ancestry associated with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The qpGraph-based phylogeny and neighbor-joining tre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ancestry from their northern ancestors and the other half from southern Indigenous East Asians. The estimated admixture time ranged from 600 to 1,000 years ago, which further confirmed the admixture events were mediated via the Mongolians Empire expansion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26 Mongolians and 55 Manchus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The ethnicities of all participates were used as their self-declaration based on their family migration history and corresponding family records.」……
…………
……「We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eople harbored mor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with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by the observation of significant positive values in f4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Guizho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northern Mongolians/Tungusic populations, Mbuti). Further evidence demonstrated that studied populations harbored more southern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compared to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via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f4 statistics in the form f4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 Guizhou Manchus/Mongolians; southern East Asians, Mbuti).」……
…………
「We further used qpGraph to reconstruct the deep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s group in Guizhou. We used two ancient Neolithic samples from the Mongolians Plateau as the northern source and used the samples from the middle Neolithic Xiaowu sit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We used Iron Age Hanben samples from Taiwan as the southern source. The reconstructed phylogeny showed that the genetic contribution of the 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s to the Bijie Mongolians is 44%, whereas the proportion from the southern East Asians is approximately 56% (Figure 5).」
Figure 5. The suggested admixture model of southern Mongolian people via qpGraph.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that most of the average time that admixture occurred is around 1,000 AD, which is concordant with the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The high-frequency paternal lineages of our Mongolian samples are O1b1a1a1a1a2a1-Z24050′ (11) and O1a1a2a1-Z23266 (6) (Supplementary Table 10).」……
……「Here, we presented t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Mongolians and Manchus) in Guizhou and reconstructed their demographic history.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from Guizhou and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northern East Asia (North China, Mongolia, and southern Siberia).」……「We observed suggestive evidence in f3 statistics that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derived ancestry from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 Asia. But for the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we can fi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tures with one source from East Asians and the other from western Eurasians or northern Siberians. The genetic distance-related indexes (Fst an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he studied Guizhou populations having a strong sou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but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showing a clear northern East Asian affinity. We observed the Y-chromosome and mtDNA haplogroups in Guizhou Manchu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lineages that are frequent in southern China, showing a different genetic profile from that in northern Mongolic and Tungusic speakers.」……
Table S10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Guizhou Manchu and Mongolian populations.

[66] Xianpeng Zhang、Guanglin He、Wenhui Li、Yunfeng Wang、Xin Li、Ying Chen、Quanying Qu、Ying Wang、Huanjiu Xi、Chuan-Chao Wang、Youfeng Wen 《Genomic Insight Into the Population Admixture History of Tungusic-Speaking Manchu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We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ve a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northern Han Chines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luster patterns in the haplotype-based results. Additionally, the qpAdm-based admixture models showed that modern Manchu people were formed as major ancestry related to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minor ancestry linked to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Amur River Bain, or others.」……
……「Manchu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ungusic group of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but previous genetic studies indicated that Manchus were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Tungusic-speaking groups, which is probably due to th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Han Chinese into Manchus. Chen et al. recently reported that Guizhou Manchus in southwest China had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southern East Asians and found that Guizhou Manchus could be modeled as deriving a large proportion of southern ancestry related to Austronesian, Tai-Kadai, and Austroasiatic speakers, suggesting that Manchu gradually mixed with the southern natives along with their southward migration.」……
……「We collected a total of 93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unrelated Manchu individuals aged over 58 in different villages in the Xinbin Manchu Autonomous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Thes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from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ve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the same ethnical group fo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we used cross-validation to identify an 「optimal」 number of clusters. We found the lowest CV error at K = 5. At K = 5 (Figure 3), we observed there were three components of light green, dark green, and pink color reaching high proportions in Liaoning Manchus. The light green ancestry was enriched in the Tungusic people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Baikal Lake region. Dark green ancestry with maximum propor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s and Southeast Asians, especially in Taiwan Hanben people. Pink ancestry was maximized in the Yellow River millet farmers. Therefore, Manchus had ancestry related to northeast Asians, Yellow River farmers, and southern East Asians.」……
Figure 3. Results of model-based ADMIX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
……「We applied qpWave and qpAdm methods to further infer the possible ancestral populations and estimate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We used the related available ancient northern populations (Heishui_Mohe, Boisman, Xiongnu, Xianbei, Yamnaya, Afanasievo, SlabGrave, Mongolia_North_N, CenterWest, MongunTaiga, Munkhkhairkhan, and Sagly) as the northern sources, used all available ancient populations (Miaozigou_MN, Shimao_LN, Upper_YR_IA, YR_MN, YR_LBIA, YR_LN, WLR_LN, and Upper_YR_LN) as the source of Yellow River sources, and used Iron Age Hanben (Hanben_IA) and Gongguan samples from Taiwan and Neolithic southern populations (SEastAsia_Coastal_EN, SEastAsia_Coastal_LN, SEastAsia_Island_LN, SEastAsia_Island_EN) as the southern sources. We observed that Manchus can be modeled as deriving 32.4% ancestry from Mohe people and the remaining ancestry from the farming-related ancient popul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gure 7).」……
Figure 7. Model of ancient population admixture by qpWave and qpAdm method.
「We next used ALDER software to estimate when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e tried different modern populations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East Asia and Siberia as possible ancestral groups. We observed in most cases that the average time that the admixture occurred was around 500 AD (for example, 46.36 ± 20.93 generation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That period witnessed large-scale population migrations and admixtures due to the turbulence and war between Xianbei and Han Chinese. W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34 uniparental Y-chromosome lineages and 93 mtDNA lineages in Liaoning Manchus as shown in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 We found that D4, A, and M8 were the dominant maternal lineages, and O2a2b1a2 was the dominant paternal lineage. Those paternal and maternal haplogroups are also dominant in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gene flow from Han Chinese into the gene pool of Manchus.」……
……「In this study, we also found that Liaoning Manchus had a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ith Han Chinese, especially with the northern Han. For example, Manchus had more Sinitic-related ancestry component than other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ADMIXTURE. We proposed that Liaoning Manchus are an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related farming populations and local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able 5A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in Liaoning Manchu population

[新疆维吾尔族肤色和发色多态性研究-67] 王斌、楊聖敏《新疆維吾爾族膚色和發色多態性研究》……現代維吾爾族是多源的，但主要是由來自蒙古草原的回紇人（北亞蒙古人種）和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由不同的人種組成，有歐羅巴種的胡人，也有蒙古種的羌人、漢人，以深目高鼻的胡人為主）融合而成。這兩部分人大規模合流的時間是16世紀初，標誌是1513年葉爾羌汗國賽依德汗統一塔里木盆地，伊斯蘭教在整個南疆地區取得統治地位……近現代維吾爾族的人種是多源的，主要表現為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徵和生物遺傳特性，同時摻入一定比例的歐羅巴人種成分，這種摻入從西部到東部逐漸減弱。沿哈密盆地、吐魯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從東到西，現代維吾爾族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徵和生物遺傳特性逐漸減弱，而歐羅巴人種的體質特徵和生物遺傳特性逐漸增強。

[哈萨克斯坦构建国家认同的经验-68] 張寧《哈薩克斯坦構建國家認同的經驗》……15世紀，在原住的歐羅巴人種和外來的蒙古人種這兩大人種持續數百年的複雜互動的基礎上，哈薩克族及其族群疆域基本形成……

[69] Qidi Feng、Yan Lu、Xumin Ni、Kai Yuan、Yajun Yang、Xiong Yang、Chang Liu、Haiyi Lou、Zhilin Ning、Yuchen Wang、Dongsheng Lu、Chao Zhang、Ying Zhou、Meng Shi、Lei Tian、Xiaoji Wang、Xi Zhang、Jing Li、Asifullah Khan、Yaqun Guan、Kun Tang、Sijia Wang、Shuhua Xu《Genetic History of Xinjiang’s Uyghurs Suggests Bronze Age Multiple-Way Contacts in Eurasia》
…………「Here we assess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ancestry of 951 Xinjiang’s Uyghurs (XJU) representing 14 geographical subpopulations. We observed a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which was likely shaped jointly by the Tianshan Mountains, which traverses from east to west as a natural barrier, and gene flow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directions. In XJU, we identified four major ancestral components that were potentially derived from two earlier admixed groups: one from the West, harboring European (25–37%) and South Asian ancestries (12–20%), and the other from the East, with Siberian (15–17%) and East Asian (29–47%) ancestries.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U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of XJU together with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five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Central Asia/Siberia (SIB), East Asia (EA), Oceania, South Asia (SA), and West Eurasia (W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showed that XJU lay along the axis between groups from WE and EA. After removing populations outside of Eurasia from PCA, the XJU samples were surrounded by populations from SIB, EA, SA, and WE. Among these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XJU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ntral/South Asian populations, followed by the EA/WE populations.」……
……「These four major ancestries of XJU were confirmed by running ADMIXTURE for XJU together with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s of EA, SIB, WE, and SA ancestries. The estimated ancestral proportions, as confirmed by reduced data sets (K = 4), are as follows: EA (28.8%–46.5%), SIB (15.2%–16.8%), WE (24.9%–36.6%), and SA (12.0%–19.9%) (fig. 2A and B). In contrast, the Turkish populations share the majority of their ancestral makeup with populations from WE (74.8%) and SA (16.5%), whereas those from the East is considerably lower (4.03% EA and 4.66% SIB) (fig. 2A).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mixture proportions was observed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XJU. WE ancestry propor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 ancestry proportions in XJU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nd bot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whereas EA and SIB ancestry in XJU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s (fig. 2C). However, none of the ancestri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atitude, indicating that the gene flow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was more frequent than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refore, the observed southwest–northeas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XJU likely resulted from a joint effect of the barrier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gene flow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FIG. 2.Ancestry makeup and variations in admixture proportion within XJU. 「We further applied admixture history graph (AHG) analysis to determine admixture chronology, i.e., the chronology of introduction of each ancestry into XJU’s gene poo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WE ancestry first admixed with the SA ancestry in the West, whereas the SIB ancestry admixed with the EA ancestry in the East. Next, the mixed Western ancestries (WE-SA) and the mixed Eastern ancestries (EA-SIB) joined together to form the gene pool of XJU. The AHG result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across ADMIXTURE replicates. This configuration supported the inference generated by Globetrotter, in which Iranians and Mongolians are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ancestral origins of the Uyghur admixture.」……
……「Further anlaysis using MultiWaver indicated that some regional XJU groups such as from Kumul, Bayingolin, and Changji showed slightly larger time estimations for the first admixture wave, as well as an additional admixture wave from the east at around 100∼80 generations ago. On the one hand,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 more complex admixture history for XJU;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possible that MultiWaver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admixture waves, which could occur in case of long-term isolation and recent gene flow. To find evidence of recent gene flow in XJU, we categorized the local ancestry tracts in XJU into the East origin and West origin, and binned the tracts based on their lengths. After correction for admixture propor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ng tracts (>0.2 Morgan) of the We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Southwest XJU groups such as Hotan and Kizilsu, whereas long tracts of East origin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Northeast XJU groups such as Kumul and Turpan. These results thus suggest recent gene flow (<5 generations) into XJU from west and east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968 unrelated Uyghur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rom 12 prefectures (Kaxgar, Hotan, Kizilsu, Aksu, Bayingolin, Turpan, Kumul, Changji, Ili, Bortala, Tarbagatay, and Altay) and 1 prefecture-level city (Urumqi)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The sample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randomly but roughly proportional to the total Uyghur population size of each geographical region. An estimated 80% of Uyghur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Southwest portion of Xinjiang Tarim Basin. Correspondingly, the majority of the samples were from southwest Xinjiang. Each individual was the offspring of a nonconsanguineous marriage of members of the same nationality within three generations. Informed consent was acquir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70] Jia Wen、Hao Chen、Yuwen Pan、Yuhan Yang、Dolikun Mamatyusupu、Dilinuer Maimaitiyiming、Shuhua Xu 《Sex-Biased Admixture Followed by Isol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Shaped the Genomic and Blood Pressure Diversity of the LopNur People》
「The LopNur people are an ethnic group living on the edge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and they are believed to demonstrate a unique genetic makeup due to their isolation and limited contact with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However, a lack of genetic studies on the LopNur people has resulted in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their ancestral origins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Here, we conducted the first whole-genome sequencing study of 164 LopNur individuals (LOP)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genetic histor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in an isolated desert area. Ou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resent-day LOP have experienced a complex history of admixture followed by long-term isolation, with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East Asia (∼41.46%), West Eurasia (∼26.43%), Siberia (∼24.27%), and South Asia (∼7.82%).」……
「Scattered in the LopNur region downstream of the Tarim River and Peacock River, the LopNur population (LOP), comprising only ∼44,000 individuals,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Uyghur in China. However, the dialect, lifestyle, social customs, and folk culture of the LopNur people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Uyghurs in Xinjiang (XJU).」……
…………
「To investigate the ancestry composition of LOP, we first performed ancestry inference with ADMIXTURE analysis. Assuming two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 2), the main ancestral origin of LOP could be attributed to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EEA) (∼66.13%) and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EA) (∼33.87%). This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XJU, which exhibits a nearly equal ancestry contribution from both EEA and WEA. At K = 4, the main ancestry of the Eurasian populati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four sources, namely EAS, EUR, SIB, and SAS, which largely correspon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populations. Compared with XJU, LOP shared more ancestry with EAS (41.46%) and SIB (24.27%), and they shared comparatively less ancestry with EUR (24.63%) and SAS (7.82%). These results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ose observed in the phylogenetic tree and outgroup f3 analysis. Since K = 8, the cross-validation errors remained stable, and a LOP-specific component was identified, as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LOP was more homogeneous than that of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owever, we also found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in LOP, and there was a cline in LOP-specific ancestry across LOP individuals,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ly variable ROH length across LOP individuals. Notably, higher levels of inbreed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LOP-specific components (P < 2.2 × 10–16).」
Fig. 2. Ancestry makeup and genetic history of LOP.
……「Taken together, similar to other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 the LOP originated from an admixture of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timing differed between LOP and these populations, suggesting a uniqu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LOP.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to-LOP via admixture, subsequent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led to a strong genetic drift in LOP, shaping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 present-day LOP coupling with the recent gene flow.」
…………
「In this unprecedented study, we characterized the genetic makeup and reconstructe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LOP using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 data. Similar to other Turkic-speaking peoples living in Central Asia, the LOP derived their ancestry from both the EEA and WEA. However, the present-day LOP are more isolated than other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as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homogenous genetic makeup among LOP due to prolonged isolation in the desert.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proportion of EEA in some Central Asian Turkic-speaking populations than in populations that speak Indo-Iranian languages. Indeed, our analys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LOP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East Asians.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the initial habitation of the LOP was in the LopNur region, which is situated in eastern Xinjiang, thus, this population has been influenced more by populations of East Asian ancestry. Consequently, East Asian ancestry in LOP is greater than that observed in central or western Xinjiang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XJU, Kazakhs, and Tajiks. Moreover,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also have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ancestry compositions between LOP and XJU regard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EEA and WEA. In particular, a greater level of female-biased EAS ancestry was detected in LOP than in XJU, although the two populations might have shared the initial admixture scenario. We speculate that sex-biased admixtur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proto-LOP individuals who migrated to the isolated desert. Xinjiang is a melting pot for human contact, especiall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and many present-day peoples living in this region have a very complicated admixture history since their genetic makeup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 multiple-layer mixture of gene pools. 」…………
Table.S4 Distribution of Y chromosome haplogroups in LOP and XJU.

[71] Aigul Zhunussova、Saltanat Tayshanova、Alizhan Bukayev、Ayagoz Bukayeva、Baglan Aidarov、Radik Temirgaliev、Zhaxylyk Sabitov、Maxat Zhabagin《Genetic genealogy of Y-chromosome in the Zhetiru tribe of the Kazakh population from Kazakhstan》
……「One of these tribes is the Zhetiru, which is part of the Kazakh people and numbered about 374 thous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n,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in Kazakhstan have not recorded data on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among Kazakhs. The name of the tribe comes from the Kazakh words 「zhety」 (seven) and 「ru」 (clan), which reflects its genealogic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seven clans: Zhagalbaily, Kerderi, Kereit, Ramadan, Tabyn, Tama, and Teleu. The main settlements of the Zhetiru tribe are loc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modern Aktobe and Kyzylorda regions of Kazakhstan. In 1748, Tevkelev wrote the first record of the Zhetiru tribe’s creation. According to his record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seven independent clans formed a political tribal union called 「Zhetiru.」 However, based on materials collected in the 1820s among Kazakh elders, Blumberg proposed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Zhetiru tribe’s origin, claiming that it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ancestor, Karakatysh, who had seven sons, each of whom founded one of the seven clans.」…………「This study aims to ascertain two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the Zhetiru tribe (whether from a single common ancestor or many origins) and to establish the genetic positioning of seven clans within the tribe relative to other Kazakh tribe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inaug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Y-chromosome polymorphism 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23 Y-STR and Y-SNP markers.」
……「The study recruited unrelated healthy male volunteers of Kazakh descent from Kazakhstan. Each volunteer provided informed consent by signing a consent form and completed an ethnographic questionnaire, which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tribal and clan affiliation. We collected saliva samples from 350 males of the Zhetiru tribe using the Oragene DNA Self-Collection Kit. As a result,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were collected for the study: Kerderi clan (N = 40), Kereit clan (N = 32), Ramadan clan (N = 39), Tabyn clan (N = 85), Tama clan (N = 36), Teleu clan (N = 53), and Zhagalbaily clan (N = 65). Population genetic data are elabora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S1.」……
「Table 2 presents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 distribution for the Zhetiru tribe. The tribe exhibits a high level of haplogroup diversity (HD = 0.91). It indicates a complex genetic landscape, reflective of multiple ancestral paternal lineages contributing to the gene pool of the tribe. Nine haplogroups, each with a frequency greater than 5%, concentrate the majority of the Y-chromosome variation (86%). These haplogroups include C2a1a1b1 (7%), C2a1a2 (10%), C2a1a3 (10%), J2a1 (6%), J2a2 (13%), N1a2 (10%), O2 (8%), R1a1a (14%), and R1b1a1a1 (8%). Within the seven clans of the Zhetiru tribe, certain haplogroups accumulate at even higher frequencies, and some become clan-specific with frequencies exceeding 50%. Specifically, the Teleu clan predominantly exhibits haplogroup J2a2 (83%), the Tama clan is characterized by C2a1a3 (64%), the Kereit clan shows a high frequency of N1a2 (59%), and the Kerderi clan primarily has R1a1a (55%). The Ramazan (HD = 0.81), Tabyn (HD = 0.82), and Zhabagaly (HD = 0.79) clans exhibit high haplogroup diversity without a major haplogroup (frequency less than 50%).」
Table 2. Frequencies of Y-chromosomal haplogroups within the Zhetiru tribe.
……「By analyzing 23 Y-STR loci and 17 Y-SNPs from 350 individuals,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ven clans constituting the Zhetiru tribe originate from genetically independent founding lineages rather than a single paternal ancestor. The high haplotype diversity observed at the tribal level, coupled with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at the clan level, suggests strong founder effects in multiple clans (Tama and Teleu), while others exhibit more complex multi-lineage structures. Our findings support historical accounts describing the Zhetiru tribe as a union of previously distinct clans. 」……
Table S1.

[甘肅5少數民族-72] 65.0 ^65.1 ^65.2 ^65.3 ^65.4 Bin Ma、Jinwen Chen、Xiaomin Yang、Jingya Bai、Siwei Ouyang、Xiaodan Mo、Wangsheng Chen、Chuan-Chao Wang、Xiangjun Hai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East-West Population Admixture in Northwest China Inferred From Genome-Wide Array Genotyping》
…………「We observed Dongxiang, Bonan, Yugur, Salar, and Hui people were admixed populations deriving ancestry from both East and West Eurasians, with the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contributions ranging from 9 to 15%. The genetic admixture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biased migration- showing a higher frequency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Y chromosomal lineages than that of mtDNA detected in Northwest China. ALDER-based admixture and haplotype-based GLOBETROTTER showed this observed West Eurasian admixture signal was introduced into East Eurasia approximately 700 ∼1,000 years ago.」……
…………
「We next carried out qpAdm analysis to infer the admixture proportions in our studied Gansu populations (Figure 8). The ea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the Yellow River farming group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Iron Age, and the western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we selected wer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Andronovo and Alan cultures, since theyprovided the most significant negative admixture-f3 values. We used the following set of populations as outgroups: Mbuti, Russia_EBA_Yamnaya_Samara, Anatolia_N, Russia_MA1, Russia_Afanasievo, Mongolia_N_East, Ust_Ishim, Russia_Kostenki14, Iran_C_SehGabi.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could be modeled by two-way admixture with the p-value > 0.05 at rank = 1. We estimated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Russia_Andronovo related ancestry were 9.1 ∼ 11.8%, while the genetic proportions of YR_LBIA farming group related ancestry were 88.2 ∼ 90.9% in Hui, Bonan, Yugur, and Salar groups. Given the pair groups consisting of Late Neolithic farmers in West Liao River (WLR_LN) and Iron Age Alan people in Russia (Russia_Alan) in admixture f3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admixture signal, we found that the Dongxiang group derived 14.9% western Eurasian ancestry from Russia_Alan related groups and the left from WLR_LN related groups. In general, the qpAdm model indicated the west-east admixture in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showing East Asian related ancestry dominantly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ses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ancestry.」
FIGURE 8. qpAdm based admixture models for the populations in our study in Gansu province.
…………
「We assigned the haplogroups of Y chromosome and mtDNA for our newly genotyped samples (Table 3). The haplogroup R1a1a1b2 was the most frequent patrilineal lineage in the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We also detected haplogroup D1a1a1a1a2a∼, H1a1a1a, J2a1a, J2a1h2b, J2a2, N1a2b3, O2a2a1a2a1a, and O2a2b1a1a6b in our Hui samples. Haplogroup D1a1a1a1a2a∼ and O2a2b1a1a were also found in Bonan group. The haplogroup O1b1a1a1b2 was also presented in Salar group. Haplogroup J2a1h2, which was mostly found in the Middle East, was the most prevailing lineage in Dongxiang people. We also found D1a1a1a2, O2a2b1a1a6, and R2a2 in the Dongxiang group. Haplogroups C2b1a1, D1a1a1a1a2a∼, O2a2b1a2a1a2, O2a2b1a2b2, and Q1b2b1b2b2∼ were the prevalent lineages in the studied Yugur group. The distribution of Y haplotype indicated the influence of westward expansion of several ancestral sources in genetic formation of Northwest Chinese Altaic populations, including West Eurasian, Sino-Tibetan, common ancestor of Altaic related ancestry.」
TABLE 3. The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distribution of our studied populations.
…………
「We estimated the admixture tim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Euraisan related ancestry in Northwest Chinese populaton using the weighted linkage disequilibrium-based admixture inference implemented in ALDER. We used Han_HGDP and Sardinian as two ancestral surrogates to calculated the east-west admixture time and listed the results in Table 5. The average admixture time calculated by the 2-ref weighted LD for our five studied populations ranged from 25 to 31 generations, which was approximately 750–930 years before present assuming 30 years one generation. The east-west interactions were suggested to have occurred in abou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of China.」……
…………「The closer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studied population and Sino-Tibetan pop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of qpAdm and GLOBETROTTER suggested the majority contributing East Eurasian ancestry might derived from millet farmers in Yellow River Basin related population.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Bronze Age West Steppe nomadic groups limitedly impacted the gene pool of the East Eurasian. The five studied Altaic speaking groups were suggested to harbored the lower proportion of Middle and Late Bronze West Steppe pastoralists represented by Andronovo culture. This was also supported by the high frequencies of Y chromosomal haplogroup R1a1a1b2 which prevailed Middle and Late Bronze Age Steppe populations in Hui, Bonan, and Salar groups. The genetic admixture from West Eurasians was probably driven by male dominant migration which showing the higher frequencies of West Eurasian related paternal Y chromosome lineages and the absence of maternal mtDNA lineage related to West Eurasian.」……「Running through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e human groups were all presented a west-east admixture structure. The Uyghur in Xinjiang was a typical one.」…………

[73] 張咸鵬、於會新、張劼、賈欣怡、何宵飛、朱波峰、韋蘭海、姚宏兵《基於35 Y-STR研究甘肅裕固族的父系多重起源》
……河西走廊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是古絲綢之路的要道，連通東西方人文、經貿交流，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帶，民族、文化多樣性是河西走廊的一大特點。裕固族是河西走廊地區主要民族之一，其人口較少，僅14,706人(2020年)，主要聚居於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從事著畜牧業及農業。裕固族是「一族多語」民族，裕固族人使用分屬於不同語族的兩種裕固語(東、西裕固語)，沒有統一的語言及文字。雖然語言不通，但裕固族人具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普遍認為不論是東部還是西部裕固語，都是裕固族的本族語言。裕固族的傳統文化呈現出兼容並包的特點。民族學、歷史學研究指出，現代裕固族是古回鶻人和古蒙古人與漢族、藏族等多個不同族系長期融合而形成的，是跨族際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實例，是河西走廊人群的典型代表，具有「一族、雙語、多族源」的特徵，是探討語言、民族和遺傳三者邊界關係的最佳範例。……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表現出東西歐亞人群混合的特徵，東亞譜系O、C、D、Q和N占據裕固族父系基因庫的85%，西歐亞的父系類型(R-M207、J-M304、G-M201、L-M20)約占15% 。……引入古DNA數據的研究結果顯示，裕固族具有約90%黃河流域粟作農業人群遺傳貢獻，約10%西歐亞游牧文化人群遺傳貢獻，並且源自西歐亞人群的遺傳貢獻具有男性偏向性，即父系遺傳組成中西歐亞相關譜系所占比例高於母系遺傳組成。……
圖1 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
…………
在本研究所獲得的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中，譜系O所占比例最高(48.52%)，以O2a-M324(43.04%)為主，主要包括O2a2b1a1-M117(17.72%)、O2a2b1a2a- F444(15.61%)和O2a1b-IMS-JST002611(8.44%)三種父系類型。已往研究結果顯示，裕固族人群中父系O2a主要屬於下游類型O2a2b1a1-M117。O2a2b1a1- M117、O2a2b1a2a-F444和O2a1b-IMS-JST002611均是漢族人群主要父系類型。除此之外，O1a-M119(1.69%)、O1b1a-M1470(3.38%)和O2b1-F1150(0.42%)等單倍群也出現於裕固族人群中，而這些單倍群在漢族人群中均有分布。其次是譜系C占15.61%，主要包括C2a1a1-F1756(5.06%)、C2b1a1a1a-M407(2.53%)、C2a1a3-M504(5.49%)和C2b1a-F3895(4.22%)。已往研究表明，裕固族人群父系C2a以下游類型 C2a1a3a-F3796和C2a1a2-M48較常見，而C2b以C2b1a1a1a-M407和C2b1b-P53.1為主。C2a1a1-F1756、C2a1a3-M504、C2a1a3a-F3796、C2a1a2-M48和C2b1a1a1a-M407均是蒙古語人群主要父系類型。裕固族人群中譜系Q占比10.97%，主要包括Q1b1a3-L330(9.7%)和Q1a1a-M120(0.84%)。已往研究結果顯示，裕固族人群中譜系Q屬於下游類型Q1a1a-M120、Q1b*-M346+, L53-和Q1b1*-L53+, M3-。Q1a1a-M120是漢族人群主要父系類型，而Q1b*-M346+, L53-和Q1b1*-L53+, M3-則在突厥語人群中較常見。裕固族人群中譜系D1a占比7.59%，均屬於父系類型D1a1a-M15，已往研究結果顯示D1a1a1*-N1+, N2-和D1a1b1-P47在裕固族人群中常見，而D1a1a-M15和D1a1b1-P47是藏族人群的主要父系類型。裕固族人群中譜系R1a占比7.17%，主要屬於R1a1a-M17，與已往研究結果一致，R1a1a-M17常見於突厥語人群。父系譜系N在裕固族人群中所占比例不高，以N1a1a-M178和N1a2a-M128較常見，N1a2a-M128是漢族人群主要父系類型，而N1a1a-M178常見於蒙古語人群和突厥語人群中。綜上，漢族、藏族、蒙古語人群和突厥語人群的主要父系類型均出現於裕固族人群的父系遺傳組成中，揭示裕固族是多族系、跨族際長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除此之外，裕固族人群父系遺傳組成中還包括E1b和J2a(約6%)，這些單倍群可能源自歐亞大陸西部地區人群的遺傳影響，揭示歷史的河西走廊不僅是東西歐亞文化、經濟、政治等交往、交流的地帶，同時也伴隨著東西歐亞人群的遷徙與交融。
目前，分子人類學研究已揭示裕固族人群的基本遺傳結構和特徵。無論是父系Y染色體研究，還是母系線粒體基因組研究，都表明漢族、藏族、蒙古語人群和突厥語人群是現代裕固族人群遺傳成分的主要來源，同時研究還發現東、西裕固族人群間存在遺傳差異。…………綜上所述，多學科證據支持裕固族是多個不同族系長期融合而形成的，唐代晚期遷至河西走廊的古代回鶻人、13世紀遷至河西走廊的古代蒙古人以及漢族、藏族等對現代裕固族人群具有明顯的遺傳貢獻，是裕固族的主要族源。同時，由於裕固族及其先民從公元9世紀便定居於河西走廊地區，而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國與西域乃至世界交流、溝通的重要通道。在現代裕固族人群遺傳組成中存在少量源自中亞、西亞地區人群的遺傳譜系，以及在裕固語借詞中存在個別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借詞，突顯河西走廊地區是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帶。……

[74] Jia Wen、Jiaojiao Liu、Qidi Feng、Yan Lu , Kai Yuan、Xiaoxi Zhang、Chao Zhang、Yang Gao、Xiaoji Wang、Dolikun Mamatyusupu、Shuhua Xu 《Ancestral origins and post-admixture adaptive evolution of highland Tajiks》
……「genetic admixture, as we observed in the current whole-genome deep-sequencing study of Xinjiang Tajiks (XJT),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how admixture may facilitate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extensively studied highlanders, XJT showed pronounced admixture patterns: most of their ancestry are derived from West Eurasians (34.5%–48.3%) and South Asians (21.4%–40.0%), and some minor ancestry from East Asians and Siberians (3.62%–17.5%). The greater genetic diversity in XJT than in their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provides a genetic basis for their adaptation to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
……「Tajiks, who speak a language from the Iranian branch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ajikistan, Afghanistan, Uzbekistan and Xinjiang, China. Compared with Western Tajiks, Xinjiang Tajiks (XJT) living in the Tashkurgan County on the Pamir Plateau are identified as highland Tajiks,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of more than 4000 meters due to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ian Shan, the Hindu Kush and the Kunlun Mountains near the county. 」……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relatedness between XJT and worldwide populations, we analyzed genome-wide data from XJT and 203 worldwide populations from the Human Origins data set.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seven groups representing major geographical regions: Africa, America, Oceania, Central Asia (CAS)/Siberia (SIB), East Asia (EAS), South Asia (SAS) and West Eurasia (EUR). 」……
「We noticed that XJT tended to have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East Asian populations than Tajikistan Tajiks (TJT), suggesting that the gene pool of XJ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East Asian ancestry.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TJT was not the group with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XJT (FST = 0.0180); instead, Pathan (FST = 0.0135) and Turkish (FST = 0.0136) populations showed much less differentiation from XJT. In contrast, XJT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JT, followed by Turkish (FST = 0.0211) and Pathan (FST = 0.0221) populations.」
…………
「To unveil the ancestral make-up of XJT and investigate genetic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populations, we performed ADMIXTURE analysis for XJT together with global populations, assuming a different number of ancestral source populations (K from 2 to 20). From the ADMIXTURE results assuming greater Ks, we observed that most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AS, SIB, EUR and SAS. Notably, XJT consistently had more ancestry from EUR (46.5%) and SAS (35.9%) and less ancestry from EAS (5.6%) and SIB (8.2%).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of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in which Tajiks were found to b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ose in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ajiks are the only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that speaks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while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Uyghurs, Kazakhs and Kyrgyz speak Turkic languag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influence on Tajiks of Turkic expansion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a might have been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at on other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XJT and TJT both speak Iranian; however, they speak distinct languages within this subgroup. XJT predominantly use languages from the Eastern Iranian branch, while TJT generally speak languages from the Western Iranian branch. Compared with XJT, the TJT populations share most of their ancestry with populations from EUR (52.4%) and SAS (35.7%), a smaller contribution from SIB (6.2%) and almost no contribution from EAS (0.9%). This difference in ancestry between XJT and TJT likely resulted from gene flows from neighboring populations after population divergence. 」……
Figure 2. Ancestry make-up and admixture model of XJT.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ajiks began practicing endogamy after the admixture of BMAC and Andronovo population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genome of XJT contains more intermediate (2–10 Mb) and long (>10 Mb) runs of homozygosity (ROHs) tha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urasian populations. The Ne of XJT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African, American, East Asian and Western European populations, and the inbreeding coefficients of XJT also exceed those of other pop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XJT is a small population and that inbreeding phenomena exist within it.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ports, and the patter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dogamous marriage patterns in Tajiks. 」……

[史記秦本紀-75] 68.0 ^68.1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五》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
（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76] 雍際春《嬴秦非戎族新考》

[77] 李學勤：秦文化具有東方色彩

[78] 《左傳‧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左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台……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79]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第六》……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雲。……

[80]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承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81] 《潛夫論·五德志》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曎。代黃帝氏，都於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

[82] 《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
「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何謂夏？欲去秦屬是謂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何謂真？臣邦父產子及產它邦而是謂真。何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也。……

[84] 朱澤坤《略論先秦時期庶人姓氏之有無》

[85] 《漢書·卷九十二·游俠傳第六十二·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重貴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雲。……
《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第六十七上·孝文竇皇后》……竇後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
《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第六十九中》……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為郎。……

[永初五年-86] 78.0 ^78.1 《後漢書·卷五·孝安帝劉祜·紀第五》（永初五年閏四月）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戹，承天誡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襃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並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後漢書·卷三十八·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馮緄》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閒，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傅之徒，以寡擊眾，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衞、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跡？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於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後漢書漢姓名-87] 79.0 ^79.1 《後漢書·卷七·孝桓帝紀第七》……（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疢如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列傳第十三》……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並，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
《後漢書·卷四十一·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第五倫》……倫後為鄉嗇夫，平傜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後漢書·卷四十六·郭陳列傳第三十六·陳忠》……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敍；庶事不敍，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並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楊稻收儉薄，並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閒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洩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88] 《潛夫論·救邊》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並，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跡，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雲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
《潛夫論·實邊》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

[89] 《風俗通義·過譽》…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密乘轝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

[90] 《論衡·詰術》………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

[漢書元帝紀-91] 83.0 ^83.1 《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永光）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92] 《白虎通德論·卷八·姓名》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季，楚有昭、屈原，齊有高國、崔立氏三，以知其為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上稱王孫也。堯知命，表稷、契，賜生子、姓，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95] 《後漢書·郡國五》注……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於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96] 《晉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江統》

[97] 《晉書·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98] 考古學家50年發掘漢長安城格局基本清晰

[99] 徐龍國：漢長安城考古的收穫、進展與思考

[100] 馬永強、姬長飛、徐勇、徐娟《江蘇睢寧下邳故城遺址2014-2018年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簡報》2014—2018年，南京博物院對下邳故城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初步探明該城址由大小兩個城址組成，存城牆、護城河。大城時代最晚為漢代，小城時代為魏晉-明清時期。……
下邳故城，當地亦稱之為下邳舊城、下邳古城，位於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古邳鎮東北約1千米，西北距岠山3千米。中心地點地理坐標為東經117°53′37″、北緯34°07′43″，高程30米。1991年，下邳舊城遺址被公布為「睢寧縣文物保護單位」。根據「2017年下邳古城遺址考古發掘專家論證會」專家組意見，下邳古城定名為下邳故城。……
經過對下邳故城及周邊的調查與勘探，確認該城址主要可分為大、小兩座城址（圖二）。小城平面近長方形，方向3°。文化堆積厚約7.5 米。文化層時代從下向上依次可分為漢、魏晉、唐、宋金和明清時期。為了解其城牆結構，在城址西北角布探溝TG1。經解剖，明清時期城牆下依次疊壓宋金時期城牆、漢代文化層。地表可見大量各時期的器物、瓦片、磚塊殘片。據地層堆積、城牆走向與疊壓關係，以及地表採集和出土包含物分析，該城址的時代應該是魏晉—明清時期，暫名「魏晉—明清時期下邳故城」。……
圖二下邳故城城址總平面及探溝平面分布圖
大城平面近梯形，方向175°。北城牆走向不規則，局部略弧，城牆外側有護坡，護坡外為護城河。勘探情況表明，大城範圍內地層堆積較為清楚、簡單，從下向上依次為漢代文化層、黃泛堆積層。漢代文化層深6.5～7、厚0.5～1 米，包含有漢代筒瓦、板瓦殘片。據地層堆積和出土包含物分析，大城時代應為漢代，暫名「漢代下邳故城」。……
…………
通過調查、勘探、發掘，結合地層中出土東漢時期典型的筒瓦、板瓦殘片，確認了下邳故城漢代城址。《後漢書·郡國志》載，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更臨淮郡為下邳國，領十七縣」。該城址應為東漢時期下邳國之治所。故而，下邳故城的時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東漢時期。……綜上，從勘探、發掘情況分析，下邳故城的時代上限最晚可追溯至東漢時期，其時為下邳國都城；魏晉時期下邳城依然存在，為西晉下邳國治所所在；清康熙七年大地震引發洪災，下邳城遭到徹底破壞、淹沒、廢棄。……

[101] 劉亞麗、翟鵬飛、佘俊英、李鵬為、陳偉《揭露兩漢侯國宮殿建築遺存——河北石家莊東垣古城遺址2024年度考古工作收穫》東垣古城遺址坐落於河北省石家莊市北郊、滹沱河南岸，是一座跨越戰國至北朝時期的城市遺址，城址平面呈不規則方形，占地面積約2.76平方公里。東垣在戰國時期曾作為中山國四邑之一；秦代成為恆山郡行政中樞；兩漢時期多次作為郡國治所所在。直至魏晉時期仍保持區域中心城市地位。北魏時治所遷移至滹沱河以北的安樂壘，最終穩定於現正定古城的位置至今，而東垣古城則可以被視為正定古城的前身。…………本年度針對2號夯土建築基址群內的A區夯土進行了重點發掘，明確了A區夯土是一處大型宮殿建築基址。A區夯土位於夯土基址群北部，是夯土基址群內規模最大的一處，東西長136米，南北寬46米，夯土厚約1.5米，揭露的宮殿建築遺存可以分為兩期。
第一期宮殿建築因被第二期疊壓，僅局部出露。目前僅發現散水和散水外側磚砌平面，且二者均存在局部被第二期宮殿建築沿用的跡象。表明第一期宮殿建築使用時間與第二期緊密銜接，不排除其早至西漢的可能。……
第二期宮殿建築保存較相對完整，目前已清理部分面闊64米，屬於由主體建築和附屬建築共同構成的一組殿堂建築。宮殿建築地面之上覆有厚達0.3—0.7米的紅燒磚瓦堆積，表明該期建築毀於火災。據出土建築材料及層位關係判斷第二期宮殿建築主要使用時間為東漢。該建築由台基主體、前廊、附屬建築、甬道、露台以及散水組成。……
發掘出土遺物以建築構件為主，此外發現了少量陶器與銅構件，出土建築構件中筒瓦、板瓦占比較大。出土的瓦當種類豐富，紋飾以東漢典型的大乳釘雲紋組合為主，另有少量帶菱形紋的乳釘雲紋瓦當，其形制演變可能延續至魏晉階段。瓦當中還包括「真定長樂」「長樂富貴」等文字瓦當。鋪地磚以規整方磚與條形磚為主，方磚紋飾涵蓋素面與菱形紋兩種類型。值得注意的是特製磚材的發現，既包含以宮室、瑞獸為主題紋飾的空心磚，也有表面有鼓釘的異形磚，以及稜角經過切削處理的梯形巨型條磚等，可能用於建築的不同位置。
2024年度對東垣古城遺址2號夯土建築基址群的時代、布局、性質以及東垣古城遺址的城市布局有了新的認識。細化了宮殿區遺存的時代框架。宮殿區發現遺物集中於漢代，部分晚至魏晉，在夯土基址打破的單位中還發現少量戰國遺存。就A區夯土而言，第二期宮殿建築焚毀層出土東漢建材，可推斷第二期宮殿建築主要使用時間為東漢，第一期宮殿建築存在早至西漢的可能。A區夯土東南側的第三期排水設施則可能延續使用至魏晉時期，但此時是否還存在宮殿建築則暫不明確。其他幾區夯土以及宮殿區圍垣的時代也尚待進一步發掘。明晰了宮殿區的布局和性質。宮殿基址群以「回」字形平面布局為顯著特徵，傳承了自夏商至戰漢時期殿堂建築的經典範式。已局部揭露的A區夯土基址的建築形制和體量同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漢宣帝杜陵陵寢遺址存在相似之處，充分彰顯郡國級宮殿的建築特徵。結合城址自戰國至兩漢的歷史沿革，特別是出土的「真定長樂」銘文瓦當這一關鍵物證，可判定該建築群屬東漢真定國核心宮殿遺存。…………東垣古城遺址沿用時間長，考古工作充分，是河北地區目前唯一一個經過全面考古勘探，布局結構清晰的兩漢郡國中心城市，更是國內首次開展系統工作的漢代侯國國都遺址；本次揭露的漢代宮殿建築不僅是華北地區目前發現的布局最完整、規格最高的兩漢高等級建築群，更是國內目前僅見的兩漢侯國宮殿建築遺存。該發現證明了東垣古城的歷史發展脈絡，證實了東垣古城作為真定國國都的重要地位，成為闡釋兩漢時期地方侯國城市建制與政治空間形態的重要樣本。

[102]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管理局《漢代海昏侯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打開一部漢代歷史文化教科書》……海昏侯國遺址由國都紫金城城址、墎墩山第一代海昏侯劉賀墓園、城址西部和南部墓葬群組成，所揭示的國都、歷代海昏侯墓園、貴族及平民墓葬區的完整布局，規模宏大，集中展現了漢代海昏侯國遺址的歷史風貌、園寢制度和築城風格，是研究西漢侯國歷史最典型的大遺址。紫金城城址面積約3.6平方公里，城牆總長約7516米，城址保存完整，保護範圍達4.73平方公里。遺址墓葬群保護範圍為1.33平方公里。劉賀墓園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墓主人身份明確、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出土文物品類數量最豐富的典型漢代列侯墓葬。海昏侯世襲四代，侯國延續至東漢末共168年。第一代海昏侯劉賀是漢武帝劉徹之孫，昌邑哀王劉髆之子，西漢第九位皇帝，一生經歷了王、皇帝、故王、列侯四個身份的轉變，人物獨特，故事傳奇，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獨一無二。……

[103] 海昏侯劉賀主墓面向公眾開放

[104] 舂陵侯城的秦漢血脈與風骨

[105] 游舂陵侯城遺址有感

[106] 秦漢會稽郡城位置明晰考古確認位於蘇州金城新村遺址周邊

[107] 陳斌《湖南寧遠縣舂陵侯城遺址調查與勘探》

[108] 護城壕——渡頭古城歷史變遷的見證

[109] 《廣州市南越國宮署遺址2003年發掘簡報》……本年度的發掘面積約3900平方米，包括第Ⅰ象限的43個探方，所開探方均為10米×10米，方向為正北（圖一）。……
圖一南越國宮署遺蹟平面分布圖
……主要有一號宮殿、二號宮殿、一號廊道和磚石走道等（圖三）。
1.一號宮殿即2000年試掘時發現的F24，當時僅揭露了東段局部，本次發掘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清理，並正式編號為南越國一號宮殿。2.二號宮殿位於一號走廊西側……在此宮殿遺址表面堆積中，發現1件印有「華音宮」文字標記的殘陶器蓋。3.一號走廊位於一號宮殿和二號宮殿中間，呈南北走向，方向為北偏西11.3度，與宮殿呈垂直狀。……4.磚石走道位於一號走廊南面，與廊道相接。…………
圖三南越國時期建築遺蹟平面分布圖
……筒瓦ⅠT807⑬：3，黃白色夾砂胎。泥條盤築而成。瓦體較長，扣尾也相應稍長，端沿圓敦且微翹，兩側切面齊整。正面飾直行細密繩紋，背面拍印粗麻點紋。瓦長42、寬17.8、厚0.9~1.2厘米。筒瓦前接瓦當，結合處有手抹泥條痕跡，當心模印篆體陽文「萬歲」二字。當面直徑16、邊輪寬約0.8~0.85、當心厚0.8厘米。
帶釘瓦 ⅠT206⑬：7，黃白色夾砂胎。正面飾直行細密繩紋，並粘接有錐形陶釘，殘存六列共17個，背面飾麻點紋。瓦殘長17.2、殘寬17.6、厚1厘米。瓦前部連接瓦當，結合處有手抹泥條印痕。當心模印文字，殘存篆體陽文「萬歲」二字的上半部，外圍飾兩圈凸弦紋。當面直徑18、邊輪寬0.8、當心厚0.8厘米。
瓦當出土的「萬歲」瓦當數量較多。當面圓形，窄邊輪。當心有篆體陽文「萬歲」兩字，自右向左橫讀，無界欄，其外圍飾兩圈凸弦紋。當有有切割痕跡，與筒瓦粘接處兩側有對稱的半孔。……
……南漢國一號宮殿位於本年度發掘區東北部，晚期遭到嚴重破壞。目前共發現磉墩34個，其中10個為2000年試掘時發現的。…… 在一號宮殿南側還發現南北向兩列相對較小的磉墩，每列4個，對稱分布於宮殿南北中軸線的東、西兩側，推測是與一號宮殿相連接的廊道類建築遺存。……
（一）南朝建築遺蹟和遺物
1.建築遺蹟主要發現於本年度發掘區的北部，分布面積達1600餘平方米。已發現6組建築，其中以F138的房屋規模最大。該主體建築坐北朝南，平面呈長方形，中軸線的方向為北偏西3度，由東由西延伸，西壁部分未發掘，台基東西殘存面闊24.2、南北進深19.5米。……（二）唐代建築遺蹟和遺物
1.建築遺蹟遭晚期擾動較嚴重，殘留幾組建築台基和若干條鋪磚走道，以F129保存較完整。……
（一）南越國宮署
……首先。結合以往清理的石構水池、御苑曲渠和新大新公司地下的鋪磚等南越國遺蹟的情況可以推測，南越國宮殿區的主體部分可能在御苑曲澡渠的西部和西北部，分布範圍包括今北京路新大新公司附近地區。第二，南越國在宮殿的建築和布局規劃上既模仿了中原地區都城的規制，同時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如在宮殿的平面形制、宮殿與池苑的布局處理方式等方面均能體現出嶺南的一些地域特徵。第三，遺址中發現了較多的給排水設施，除了地表上的散水和明渠，地下還有陶、木、石結構的地漏、暗渠等設施，聯繫以往發現的石構水池、御苑曲渠以及與它們相連接的地下木暗槽等分析，顯然南越國宮署在營造時非常重視給排水系統的構築，並且結合當時的地形和水勢進行了科學的設計，形成較為完善的系統。……
（二）南漢國一號宮殿
南漢國一號宮殿是在2000年試掘發現的F14的基礎上進一步清理出來的，除東北角外，該宮殿基本被完整揭露，雖遭晚期嚴重破壞，只存磉墩部分，但其規模和結構已較為清楚。南漢國一號宮殿規模之大，無論在台基面積、磉墩的尺寸，還是進深和開間數量等方面，均與一般的衙署類建築規制不符。鑑於發掘區的位置在五代十國時期是南漢國宮城所在，文獻又多有南漢時大興土木、廣建豪奢宮殿的記載，故可初步推斷其屬於南漢國時期的殿堂類建築。……

[110] 廣州兩大「南越」遺址見證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雙贏」

[111] 新華視點｜行走武夷探秘閩越王城

[112] 出土封泥：研究漢代西南地區治理的珍貴資料——雲南河泊所遺址考古新進展追蹤

[113] 湖南臨武縣渡頭古城遺址考古發現吳簡

[114] 尋找「美稷城」

[115] 焦南峰、馬永嬴、張翔宇、曹龍、楊武站、朱連華、張挺、王東、朱晨露、丁浩宇、楊養民、李亞娥《漢文帝霸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近年來，諸考古單位在霸陵陵區多次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試掘等工作，探明「鳳凰嘴」並無陵墓遺存，後在竇皇后陵西側發現了江村大墓、外藏坑、建築遺址、陪葬墓，還探明並試掘驗證了圍合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的大陵園牆址等重要遺蹟，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霸陵是西漢第三代皇帝——漢文帝劉恆的陵墓，世傳其位干西安東郊白鹿原「鳳凰嘴」。……勘探結果表明，「鳳凰嘴」區域地形複雜，地層為多次山體滑坡形成的自然堆積，未發現漢代陵墓遺存。
圖六霸陵陵園文物遺蹟分布圖
霸陵陵區主要由霸陵陵園、陪葬墓區、其他遺存三大部分組成，面積約25平方千米。其中霸陵陵園位於陵區東部，是整個陵區的核心部分，陪葬墓和其他遺存位於陵區的西、南部。……霸陵陵園整體呈東西向長方形，由外園牆、江村大墓、竇皇后陵、陵園內建築遺址、外藏坑、祔葬墓等組成。其中，江村大墓位於陵園西部偏北，竇皇后陵位於陵園東北。建築遺址中，3處位於江村大墓及竇皇后陵園的北側，1處位於竇皇后陵園南側。陵園內祔葬墓位於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之間。……江村大墓位於江村東側約900米的白鹿原上，東距竇皇后陵約800米，地勢高敞。……墓葬坐西向東，方向115°。為「亞」字形豎穴土壙木槨墓。……
竇皇后陵位於灞橋區席王街道辦任家坡村南，由皇后陵園、封土、墓道、墓室、外藏坑組成（圖一〇）。
圖一〇竇皇后陵遺蹟平面布局局圖
竇皇后陵園平面呈南北向長方形，封土位於陵園中部偏，墓穴位於封土之下。陵園牆體整體保存較差，地表已無任何遺蹟。勘探發現陵園西牆、南牆殘段，後陵陵園的北牆東牆則共用了霸陵外陵園的北牆和東牆。……後陵封土呈覆斗形，底部東西長153、南北寬137米；頂部東西長35、南北寬30米，封土現高28米。……
史書記載，漢文帝逝後「葬霸陵」，但漢代文獻均未提及霸陵的具體位置。……本次考古工作雖採用多種技術手段、多次探測「鳳凰嘴」，但均未發現漢代陵墓遺存。後在竇皇后陵西側發現江村大墓，根據其位置、形制、規模，以及與竇皇后陵同處一座大陵園的情況來看，江村大墓應為漢文帝霸陵。……

[116] 在甘肅邂逅馬王堆漢墓精品文物

[117] 汪連興《關於馬王堆一、二號漢墓墓主的族屬、身份等問題的探想》……本文認為:(一)利倉，即二號墓主，是漢族而不是少數民族出身；是劉邦舊部，而不是降將。……

[118] 香港唯一的漢墓博物館

[120] 《晉書·卷一百十六·載記第十六·姚弋仲》……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繈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

[122] 《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123] 《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

[125] 《漢書·地理志上》

[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126] 113.0 ^113.1 ^113.2 孫紅飛《兩漢都城規劃布局探析》

[127] 張慶捷《漢代自耕農副業產值試探》……漢代自耕農有兩大生產，一是糧食生產，二是副業生產。兩大生產同步並進，互相補充……漢代最低糧價為三十文，五十石就是一千五百文……在正常年景下，「有田百畝」的自耕農的副業產值大約是在二千七百四十文至五千四百二十文之間。這是一筆很大的產值，有了這筆收入，自耕農在正常年景下就不會入不敷出了。……

[128] 柳春藩《漢代自耕農經濟試析》……就擁有土地的平均數來說，《漢書地理志》關於平帝時戶口墾田數的記載是：「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由此可以看出一戶人口平均約為4.9人，一戶擁有耕地平均約為六十八畝，如果考慮到地主擁有更多的土地和國家直接經營的一些土地等情況，自耕農一戶平均擁有的土地，還要少些，當為六十畝左右。……三小石為大石一石八斗，四小石為大石二石四斗。因此，我們判斷西漢時期中原地區的平均畝產量約為粟二大石……漢簡中關於糧價的記載很多，基本上都屬於通常情況，大致在三十五錢到一百四十錢之間浮動……西北地區寒冷，產量偏低，我們取其中間偏下數做為中原地區的平均糧價，即七十錢一石。……用耕種六十畝土地收入的一百二十石減去支出的一百二十四石，尚不足四石，這可由副業收入來補充。……

[129] 石衛國、張慶捷《從考古資料看漢代社會經濟形態》

[130] 翟麥玲《從法律角度看漢代奴婢的社會地位》

[131] 劉春雨《告緡沒入奴婢人數蠡測》

[後漢書東夷列傳-132] 119.0 ^119.1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夫餘）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屍於山上。……（高句驪）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

[漢書匈奴傳上-133] 120.0 ^120.1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

[烏丸鮮卑東夷傳-134] 121.00 ^121.01 ^121.02 ^121.03 ^121.04 ^121.05 ^121.06 ^121.07 ^121.08 ^121.09 ^121.10 ^121.11 ^121.12 ^121.13 ^121.14 《三國志魏書·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為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
……^{《魏書》曰：……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闕，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肜募殺志賁，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雁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為都尉。}……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時賜鼓吹伎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
……漢初，燕亡人衞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自漢已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漢末更屬句麗。……
……侯準旣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衞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
^{《魏略西戎傳》曰：……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

[135] 《華陽國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讚》孟由至孝。遐葉睎風。禽堅，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為縣使越嶲，為夷所得，傳賣歷十一種。去時堅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堅壯，乃知父湮沒。鬻力傭賃，得碧珠以求父，一至南中, 三出徼外，周旋萬里，經時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見悲感，夷徼哀之，即將父歸，迎母致養。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從事，列上東觀。太守王商追贈孝廉，令李苾為立碑銘，迄今祠之。

[漢書匈奴傳下-137] 123.00 ^123.01 ^123.02 ^123.03 ^123.04 ^123.05 ^123.06 ^123.07 ^123.08 ^123.09 ^123.10 ^123.11 ^123.12 ^123.13 ^123.14 ^123.15 ^123.16 ^123.17 ^123.18 ^123.19 ^123.20 ^123.21 ^123.22 ^123.23 ^123.24 ^123.25 ^123.26 《漢書·匈奴傳下》

[138] 《漢書·蕭望之傳》

[王莽傳中-139] 125.0 ^125.1 《漢書·王莽傳中》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

[高句麗本紀第一-140] 126.0 ^126.1 ^126.2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一》……三年秋七月，作離宮於鶻川。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繼室，一曰禾姬，鶻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漢人之女也。二女爭寵，不相和。王於涼谷造東、西二宮，各置之。後，王田於箕山，七日不返，二女爭鬪，禾姬罵雉姬曰:「汝漢家婢妾，何無禮之甚乎？」雉姬慙恨亡歸，王聞之，策馬追之，雉姬怒不還。王嘗息樹下，見黃鳥飛集，乃感而歌曰:「翮翮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其與歸？」

[西北朝鲜地区木椁墓研究-141] 127.0 ^127.1 王培新《西北朝鮮地區木槨墓研究》公元前1世紀~公元1世紀，流行於西北朝鮮的木槨墓同這一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密切相關。據中國文獻記載：公元前108年，漢朝於朝鮮半島北部設立四郡，其中的樂浪郡一直存在到4世紀初。木槨墓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西北朝鮮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隨葬品都與中國內地漢墓高度趨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西北朝鮮木槨墓的文化淵源來自中國內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木槨墓墓主人身份為樂浪郡漢民。
…………木槨墓主要分布在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平壤市、平安南道、南浦市、黃海南道、黃海北道一帶。木槨墓多以群集的形式修建於大同江下游地區和載寧江流域的低矮丘陵或河岸台地的頂部，墓葬一般按自然地勢分群埋葬。平壤市大同江南岸樂浪土城遺址的南部，是木槨墓的最大分布區。據朝鮮學者的統計，在這一區域內共發掘木槨墓1000餘座。此外，平安南道南部、南浦市以及黃海南道、黃海北道北部也分布著相當多數量的木槨墓。……………………西北朝鮮地區的木槨墓，無論木槨形制還是主要陶器器形，都和與其毗鄰的遼寧、京津冀及山東、蘇北地區漢墓高度近同，木槨墓的文化淵源應來自中國內地。
……自戰國晚期以來，中國內地居民就不斷移住朝鮮半島北部，秦漢之際移民人數劇增。《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由於大批中國內地居民的移居，西北朝鮮地區從戰國晚期開始，中國文化因素不斷增強，並逐漸形成了有別於半島其他地方的獨特考古學文化區。考古資料表明，西北朝鮮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樂浪郡設立後，逐漸與內地文化趨同，最終形成了具有鮮明漢文化特徵並保持了一定地方特色的樂浪文化。.…………樂浪土城出土封泥中所見人物姓名，也都是漢民姓氏。據《後漢書·王景傳》記載：「王景字仲通，樂浪冉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齊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據此記載可知，王景出身樂浪郡冉邯縣，祖先王仲原為琅邪郡不其縣人，避難至樂浪，其父王閎曾為郡三老。表明王閎一族在樂浪地區有著相當大的勢力。「土人王調」從其姓氏及其篡權後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等職的事實推斷，也應與王閎同樣，為樂浪本地漢民豪族。……

[142] 趙俊傑、張寒冰《朝鮮平壤新發現的兩座高句麗壁畫墓的時代及相關問題》2009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朝鮮境內新發掘了兩座高句麗壁畫墓——平壤東山洞壁畫墓與南浦玉桃裡壁畫墓。……東山洞壁畫墓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市樂浪區域東山洞……玉桃裡壁畫墓位於平壤西南，南浦市龍岡郡郡所以西12公里的低矮丘陵上…………史載高句麗於427年遷都平壤，學界對此並無異議，那麼在高句麗遷都半個世紀後，東山洞壁畫墓儘管葬地選址相對獨立，卻位於大同江南岸樂浪漢墓分佈較為集中的區域之內，似乎意在強調墓主的漢文化背景。這一現象顯示，儘管平壤作為高句麗統治的最核心區域已數十年之久，但當地的漢系勢力仍然存在相當的獨立性。……我們曾根據5世紀這一地區二室壁畫墓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指出，儘管德興裡壁畫墓墓主某鎮已經接受高句麗政權的冊封，但至少到5世紀後葉前段，高句麗的勢力並未深入這一區域，漢人社會內部沒有發生大的異動，可能仍然保留著半獨立的地位。迄今朝鮮半島西北部地區高句麗時期二室石室壁畫墓已發現20餘座，其中絕大多數分佈於以南浦市、平安南道大同郡為中心的西海岸地區，選址大多相對獨立，玉桃裡壁畫墓也不例外，時代則以德興裡壁畫墓為最早。……平壤東山洞壁畫墓的形制、構造與該地區的二室壁畫墓一脈相承，墓葬規模與藥水裡壁畫墓相仿，墓主很可能在漢人集團內部地位顯赫。作為之前漢人集團的首領，德興裡壁畫墓墓主某鎮曾任高句麗「國小、大兄」，此官職並未進入高句麗統治集團上層，為虛職的意味更大。與某鎮死後葬於漢人聚居區內不同，東山洞壁畫墓墓主死後葬於平壤，表明其可能已在高句麗官僚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也似乎隱隱顯露出自5世紀後葉晚段開始高句麗對於漢人集團控制的加強。與此相應的是，朝鮮半島西北部地區二室墓的營造在此時達到最高峰，但在進入6世紀後數量急速減少，至6世紀前葉晚段已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單室墓成為高句麗統治區內唯一的墓葬型別，墓葬形制趨向一致，等級差異顯著，漢人的高句麗化程序也在此時逐漸完成。

[143] 趙俊傑《四世紀後葉帶方故地漢人社會變局》公元313年前後，樂浪、帶方二郡在高句麗的強大壓力下相繼覆亡，中原王朝旋即喪失了對朝鮮半島西北部地區的實際控制與管理權。異族入侵與地方管理體系的瓦解給當地漢人社會造成了巨大震動，引發了大規模的遷移與逃亡。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使高句麗遭受重創而自顧不暇，加上新的內地移民不斷到來，兩郡漢人勢力有了恢復性的發展，聚居區在4世紀中葉出現了短暫繁榮。然而隨著外部環境的惡化，不久此地又陷入動盪。……二郡覆亡後，殘留的漢人集團已然失去中央政府的庇護，但聚居區內出土的銘文墓磚中卻不乏「太寧」、「咸和」、「建元」、「永和」等東晉年號，足見當地仍與東晉政權保持著斷續聯繫。出土多例銘文墓磚的黃海南道信川郡福隅里墓群，為樂浪漢人大姓之一的韓氏家族墓地，墓葬在4世紀前葉呈現穩定延續排列的狀態，家族墓地選址的重新固定化，正是此時期漢人聚居區內部秩序安定的縮影。……有學者研究當時漢人集團動向時指出，在面臨覆滅的危險下，漢人再次面臨去留的艱難抉擇，出現或舉家逃亡，或一個氏族分為數支，一支暫留故土等待消息，其他幾支各奔向不同目的地，積極尋找退路的情況。當時中原、遼東板蕩，高句麗又將北退之路阻隔，筆者推測除小部分漢人經由海路前往山東半島外，大部分流亡的漢人南遷至半島南部的新羅、百濟，並經由海路到達日本。《續日本紀》延曆四年（785）記錄的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呂的上表，生動地描述了5世紀初朝鮮漢人遷徙至日本的經過，《新撰姓氏錄》中也有類似記載。高句麗好太王碑碑文中有「十四年（404）甲辰，而倭不軌，侵入帶方界」的記載，以往多認為這是倭人的隨機寇抄，或是侵略高句麗的軍事行為。實際上，從《三國志·倭傳》的記載看，自帶方到倭海路，航行時間長，耗費大，顯然不可能是隨機的海盜劫掠行為，屬於勞師遠征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是有計劃的，不惜付出巨大代價的集團行動，或許這正是當時倭王遣人前往帶方故地迎接準備移居日本的漢人的場景寫照。與代表磚室墓系統的原二郡漢人遺民勢力日漸式微不同，4世紀後葉以來石室墓在二郡故地的不斷出現，顯示出代表石室墓系統的內地漢人新移民勢力已悄然在當地扎根，並漸趨興盛。前述的冬壽曾官至前燕司馬，其墓葬也呈現出典型的遼東地區漢式石室墓的風格。冬壽墓志銘中「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平東將軍，護撫夷校尉，樂浪□，昌黎、玄菟、帶方太守，都鄉侯」的官職是目前朝鮮半島所發現的品秩最高者，姑且不談官職是否為自封，他在當時漢人聚居區的卓然地位已不言自明。因此如果將此時期帶方故地的漢人分為原二郡遺民集團與內地新移民集團兩大系統，就會發現，漢人聚居區的中興可能主要依靠了後者的力量。……5世紀後，以德興里壁畫墓（408）為發端，此區域及其周邊地區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前後二室漢系石室壁畫墓，其數量占二郡故地迄今發現的二室壁畫墓總數的六成，並在此後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維持了基本完整的形制演變序列，該地區也逐步取代帶方故地，成為新移民漢人集團在朝鮮半島西北部最大的聚居區。與冬壽墓志銘中完全採用東晉年號與官職，奉東晉為正朔不同，德興里壁畫墓墓主某鎮的墓志銘中已經採用高句麗廣開土王的年號，並出現高句麗「國小、大兄」的官職，反映出5世紀初的漢人集團首領已部分捨棄了對中原政權回復舊土的幻想，轉而更加務實地接受高句麗政權的冊封，以維持漢人聚居區的半獨立地位。隨著高句麗完全領有原二郡之地，漢人集團對待高句麗集團的態度也由對立轉向緩和、承認甚至臣屬，二郡故地民族融合的大幕即將拉開。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一-145]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一》始祖，姓朴氏，諱赫居世。前漢孝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即位，號居西干，時年十三。國號徐那伐。先是，朝鮮遺民分居山谷之間，為六村，一曰閼川楊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或雲干珍村}，四曰茂山大樹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為辰韓六部。高墟村長蘇伐公望楊山麓蘿井傍林間有馬跪而嘶，則徃觀之，忽不見馬，只有大卵。剖之，有嬰兒出焉，則收而養之。及年十餘歲，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異，推尊之，至是立為君焉。辰人謂瓠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為姓。居西干，辰言王^{或雲呼貴人之稱}。………三十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樂浪人將兵來侵，見邉人夜戶不扄，露積被野，相謂曰：「此方民不相盜，可謂有道之國。吾儕潛師而襲之，無異於盜，得不愧乎？」乃引還。……（南觧次次雄）元年秋七月，樂浪兵至，圍金城數重。王謂左右曰：「二聖棄國，孤以國人推戴，謬居於位，危懼若涉川水。今鄰國來侵，是孤之不德也，爲之若何？」左右對曰：「賊幸我有喪，妄以兵來，天必不祐，不足畏也。」賊俄而果退。……（脫觧尼師今）九年春三月，王夜聞金城西始林樹間有鷄鳴聲。遲明，遣瓠公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枝，白鷄鳴於其下。瓠公還告。王使人取櫝開之，有小男兒在其中，姿容奇偉。上喜，謂左右曰：「此豈非天遺我以令胤乎！」乃收養之。及長，聦明多智略，乃名閼智。以其出於金櫝，姓金氏。改始林名鷄林，因以為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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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本紀第一-148] 《三國史記·百濟本紀第一》……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十臣為輔翼，國號十濟，是前漢成帝鴻嘉三年也。……十七年春，樂浪來侵，焚慰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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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청양 우산성, 백제 축조 성벽·유물 확인… 1차 발굴조사 완료

[152] 고흥군, 남양리산성 최초 축성시기 규명 유적·유물 발견

[153] 《三國遺事·卷第二·駕洛國記》開闢之後，此地未有邦國之號，亦無君臣之稱，越有我刀干、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留水干、留天干、神天干、五天干、神鬼乾等九干者，是酋長，領總百姓凡一百戶七萬五千人，多以自都山野，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屬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壬寅三月禊洛之日，所居北龜旨^{是峰巒之稱，若十朋伏之狀，故云也}有殊常聲氣，呼喚眾庶，二三百人集會於此，有如人音隱其形而發其音曰：「此有人否？」九乾等云：「吾徒在。」又曰：「吾所在為何？」對云：「龜旨也。」又曰：「皇天所以命我者御是處，惟新家邦，為君後，為茲故降矣。爾等須掘峰頂撮士，歌之雲『龜何龜何，首其現也。若不現也，燔灼而喫也』，以之蹈舞，則是迎大王，歡喜踴躍之也。」九乾等如其言，咸忻而歌舞，未幾仰而觀之，唯紫繩自天垂而著地，尋繩之下乃見紅幅裹金合子，開而視之，有黃金卵六，圓如日者，眾人悉皆驚喜，俱伸百拜。尋還，裹著抱持而歸我刀家窴榻上，其眾各散。過浹辰，翌日平明，眾庶復相聚集開合，而六卵化為童子，容貌甚偉，仍坐於床，眾庶拜賀，盡恭敬止，日日而大，踰十餘晨昏，身長九尺則殷之天乙、顏如龍焉則漢之高祖、眉之八彩則有唐之高、眼之重瞳則有虞之舜，其於月望日即位也，始現故諱首露，或雲首陵^{首陵是崩後諡也}，國稱大駕洛，又稱伽耶國，即六伽耶之一也，餘五人各歸為五伽耶主，東以黃山江，西南以濸海，西北以地理山，東北以伽耶山南而為國尾。俾創假宮而入御，但要質儉，茅茨不剪，土階三尺。二年癸卯春正月，王若曰：「朕欲定置京都。」仍駕幸假宮之南新畓坪^{是古來閑田新耕作，故云也，畓乃俗文也}，四望山嶽，顧左右曰：「此地狹小如蓼葉，然而秀異，可為十六羅漢住地，何況自一成三、自三成七，七聖住地，固合於是，托土開疆，終然允臧歟。」築置一千五百步周迴羅城，宮禁殿宇及諸有司屋宇、武庫倉廩之地，事訖還宮，遍徵國內丁壯人夫工匠，以其月二十日資始金陽，暨三月十日役畢，其宮闕屋舍候農隙而作之，經始於厥年十月，逮甲辰二月而成。涓吉辰御新宮，理萬機而懃庶務。忽有琓夏國含達王之夫人妊娠，彌月生卵，卵化為人，名曰脫解，從海而來，身長三尺，頭圓一尺，悅焉詣闕，語於王云：「我欲奪王之位，故來耳。」王答曰：「天命我俾即於位，將令安中國而綏下民，不敢違天之命以與之位，又不敢以吾國吾民付囑於汝。」解云：「若爾可爭其術。」王曰：「可也。」俄頃之間，解化為鷹，王化為鷲，又解化為雀，王化為鸇，於此際也，寸陰未移，解還本身，王亦復然。解乃伏膺曰：「僕也適於角術之場，鷹之鷲，雀之於鸇，獲免焉，此蓋聖人惡殺之仁而然乎？僕之與王，爭位良難。」便拜辭而出，到麟郊外渡頭，將中朝來泊之水道而行，王竊恐滯留謀亂，急發舟師五百艘而追之，解奔入雞林地界，舟師盡還，事記所載多異與新羅，屬建武二十四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九乾等朝謁之次，獻言曰：「大王降靈已來，好仇未得，請臣等所有處女絕好者，選入宮闈，俾為伉儷。」王曰：「朕降於茲，天命也，配朕而作後，亦天之命，卿等無慮。」遂命留天干押輕舟、持駿馬，到望山島立待，申命神鬼干就乘岾^{望山島，京南島嶼也。乘岾，輦下國也}，忽自海之西南隅，掛緋帆、張茜旗而指乎北，留天等先舉火於島上，則競渡下陸，爭奔而來，神鬼望之，走入闕奏之，上聞欣欣，尋遣九乾等整蘭橈、揚桂楫而迎之，旋欲陪入內，王后乃曰：「我與爾等素昧平生，焉敢輕忽相隨而去。」留天等返達後之語，王然之，率有司動蹕，從闕下西南六十步許地，山邊設幔殿祗候，王后於山外別浦津頭維舟登陸，憩於高嶠，解所著綾袴為贄，遺於山靈也，其他侍從媵臣二員，名曰申輔、趙匡，其妻二人，號慕貞、慕良，或臧獲並計二十餘口，所齎錦繡綾羅、衣裳疋段、金銀珠玉、瓊□服玩器不可勝記。王后漸近行在，上出迎之，同入帷宮，媵臣已下眾人，就階下而見之即退，上命有司引媵臣夫妻曰：「人各以一房安置。」已下臧獲各一房五六人安置，給之以蘭液蕙醑，寢之以文茵彩薦，至於衣服疋段寶貨之類，多以軍夫遴集而護之，於是王與後共在御國寢，從容語王曰：「妾是阿踰陀國公主也，姓許名黃玉，年二八矣。在本國時，今年五月中，父王與皇后顧妾而語曰『爺孃一昨夢中同見皇天上帝，謂曰「駕洛國元君首露者，天所降而俾御大寶，乃神乃聖，惟其人乎，且以新蒞家邦，未定匹偶，卿等須遣公主而配之。」言訖升天，形開之後，上帝之言，其猶在耳，儞於此而忽辭親向彼乎。往矣。』妾也浮海遐尋於蒸□，移天敻赴於蟠桃，螓首敢叨龍顏是近。」王答曰：「朕生而頗聖，先知公主自遠而屆，下臣有納妃之請，不敢從焉。今也淑質自臻，眇躬多幸。」遂以合歡，兩過清宵，一經白晝，於是遂還來船，篙工楫師共十有五人，各賜糧粳米十碩、布三十疋，令歸本國。八月一日迴鑾，與後同輦，媵臣夫妻齊鏕並駕，其漢肆雜物，咸使乘載，徐徐入闕，時銅壺欲午，王后爰處中宮，敕賜媵臣夫妻私屬空閑二室分入，餘外從者以賓館，一坐二十餘間，酌定人數，區別安置，日給豐羨，其所載珍物，藏於內庫，以為王后四時之費。一日，上語臣下曰：「九乾等俱為庶僚之長，其位與名皆是宵人野夫之號，頓非簪履職位之稱，儻化外傳聞，必有嗤笑之恥。」遂改我刀為我躬、汝刀為汝諧、彼刀為彼藏、五方為五常，留水、留天之名不動上字，改下字留功、留德，神天改為神道、五天改為五能、神鬼之音不易，改訓為臣貴，取雞林職儀，置角干、阿叱干、級干之秩。其下官僚以周判漢儀而分定之，斯所以革古鼎新設官分職之道歟。於是乎理國齊家、愛民如子，其教不肅而威，其政不嚴而理。況與王后而居也，比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陽之有陰。其功也塗山翼夏、唐煖興嬌。頻年有夢得熊羆之兆，誕生太子居登公。靈帝中平六年己巳三月一日，後崩，壽一百五十七，國人如嘆坤崩，葬於龜旨東北塢，遂欲不忘子愛下民之惠，因號初來下纜渡頭村曰主浦村，解綾袴高岡曰綾峴，茜旗行入海涯曰旗出邊。媵臣泉府卿申輔、宗正監趙匡等到國三十年後各產二女焉，夫與婦踰一二年而皆□信也，其餘臧獲之輩，自來七八年間未有茲子生，唯抱懷土之悲，皆首丘而沒。所舍賓館，圓其無人，元君乃每歌鰥枕，悲嘆良多。隔二五歲，以獻帝立安四年己卯三月二十三日而殂落，壽一百五十八歲矣，國中之人若亡天，只悲慟，甚於後崩之日。遂於闕之艮方平地造立殯宮，高一丈、周三百步而葬之，號首陵王廟也。自嗣子居登王洎九代孫仇衝之享是廟。……

[154] 《三國遺事·卷第一·五伽倻》^{按駕洛記贊雲，垂一紫纓，下六圓卵，五歸各邑。一在茲城則一為首露王，餘五各為五伽耶之主，金官不入五數當矣，而本朝史略，並數金官而濫記昌寧，誤}阿羅^一作耶伽耶^今咸安、古寧伽耶^今咸寧、大伽耶^今高靈、星山伽耶^{今京山，雲碧珍}、小伽耶^今固城。又本朝史略雲，太祖天福五年庚子，改五伽耶名，一金官^為金海府、二古寧^為加利縣、三非火^{今昌寧，恐高靈之訛}，餘二，阿羅、星山^{同前，星山或作碧珍伽耶}。

[155] 張哲俊《金首露神話中的黃金六卵與龜旨峰》

[156] 張箭《古印度阿逾陀國考——兼論許黃玉乃華裔非印裔》

[157] 밀양 진장문화예술플랫폼 미리미동국

[158] 고성 중심의 소가야 메가시티 탄생을 꿈꾼다

[159] 연혁

[160] 잃어버린 왕국 가야를 찾아서' 1편-금관가야 마지막 왕 구형왕

[161] 음즙벌국과 小國들

[162] 액유각인(額有角人)의 설화

[163] 1편-금관가야 마지막 왕 구형왕

[164] 잊혀진 소왕국 『감문국』

[165] 「잃어버린 지역사의 뿌리」伽倻史쟁점<3> AD 2세기 후반-AD 3세기말 맞서

[166] 가야는 가장 먼저 일본과 교류한 나라

[167] 조마면

[168] 인사말

[169] 성벽 안과 밖 잇는 배수 시설…아라가야 왕궁 추정지서 첫 확인

[170] 『창녕 구진산성』 가야시대 문지·유물 확인

[171] 창녕군, 구진산성 발굴…「문지도, 유물도 발견」

[漢書地理志下-173] 157.0 ^157.1 《漢書·地理志下》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

[蜀書先主傳-174] 158.0 ^158.1 《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二·先主傳第二》……（建安）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於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175] 《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關張馬黃趙傳第六·張飛》……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

[176] 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

[177] 《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紀第一》……（建安二十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178] 《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至劉焉子璋為牧時，魯益驕恣，璋怒。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為讎敵。魯時使使漢朝，亦慢憍。帝室以亂，不能征，就拜鎮民中郎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祭酒治民。璋數遣龐羲、李思等討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羲為巴西太守禦魯，又遣楊懷、高沛守關頭。請劉先主討魯。先主更襲取璋。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魯，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魯功曹巴西閻圃說魯北降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杜濩、朴胡委質，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寧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武帝拜魯鎮南將軍，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時先主東取江州，巴人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約為三巴太守；留征西將軍夏侯淵及張郃、益州刺史趙顒等守漢中，遷其民於關隴。……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179] 163.00 ^163.01 ^163.02 ^163.03 ^163.04 ^163.05 ^163.06 ^163.07 ^163.08 ^163.09 ^163.10 ^163.11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180] 《三國志·卷三十九·蜀書九·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馬良》……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

[181]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步騭》……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

[182] 《三國志·卷六十一·吳書十六·潘濬陸凱傳第十六·潘濬》

[183]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十五·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鍾離牧》……永安六年，蜀並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

[184] 《晉書‧卷一百二十‧載記第二十‧李特》

[185] 《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趙）廞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

[186] 《晉書卷一百·列傳第七十·張昌》

[190] 楊勇《再論個舊黑螞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屬及身份》黑螞井墓地位於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東南部的卡房鎮，自20世紀80年代發現以來共進行了4次發掘，清理漢代墓葬40餘座。……該墓地所葬人群的主體其實就是漢人。…………

[191] 顏建華《漢武帝對貴州的管理經營》……為了改變西南夷道路阻絕、割據閉塞的上狀態，漢王朝需要通往西南民族地區的交通干線；為了能較快傳遞王朝政令和便捷聯繫西南郡縣，了解當地社會經濟情況，漢王朝在開闢交通幹線的同時，沿途設置了不少郵亭；為了鞏固漢王朝在西南夷地區的政權基礎，漢朝廷遷徙大批漢族官吏、軍伍、豪民進入了貴州屯田，形成了後來的大姓集團和群體。道路的開闢、郵亭的設置和移民屯田，促進了西南邊疆的經濟開發和社會進步。……修築南夷道的同時，漢王朝還採取徙民屯田經營社會基礎的舉措。貴州西部漢墓成群，分布廣泛，至今出土文物種類眾多，許多文物帶有濃郁漢式風格。這與漢王朝徙豪族和移民屯田貴州高原密切相關。在貴州漢墓出土的文物中，大多為生活用具、裝飾品和少數生產工具，主要有陶、銅、鐵器，還有少量漆、木、玉、石等工具。具有重大文物價值的有銅馬車、連枝燈、撫琴俑、巴郡守丞印、水池田園模型、繩紋瓦、筒瓦、車輪紋瓦當、雲紋瓦當等。貴州漢墓分布在清鎮、平壩、安順、興義、興仁、黔西、赫章、畢節、威寧、金沙、務川等廣闊地域，與漢朝設置郡縣的情況基本一致，西漢中葉後，大批漢族官吏、軍伍、豪民進入了貴州，是形成今日漢墓群眾多的原因。貴州屬於多民族地區，大部分為漢代所設初郡轄治。漢武帝為籠絡當地各族，實行「以其故俗治，毋賦稅」的優惠政策，駐防的官吏戍卒所需糧食及其費用，主要從巴蜀轉運而來……漢武帝採取了募豪族大姓及其依附農民遷徙到西南夷地區，進行屯墾，當地郡縣就地取糧，朝廷依糧錢償付。這是漢王朝在西南夷的第一批移民，在貴州移民屯田始於漢代。……出土文物顯示，西漢中葉以後，漢武帝在西南夷設置郡縣，大批漢族官吏、軍伍、豪民、罪犯進入貴州高原，漢族文化對當地各族產生了全面、直接、深刻的影響。

[史記西南夷列傳-192] 173.0 ^173.1 《史記·西南夷列傳》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194]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195] 《漢書·王莽傳上》……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196] 張芃胤、徐智、許渤松、韓康信、周慧、金力、譚婧澤《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古代居民mtDNA遺傳分析》…………群體比較分析顯示，3000～3300年前的卡約文化人群的母系遺傳結構與現代西南少數民族相近，而2000年前人群的母系遺傳構成更接近現代漢族。……研究隨機選取其中的78個個體，其中卡約文化期34個，漢代44個……我們共對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墓地出土的78個樣品進行了分析，其中59個樣品在實驗室內獲得了可重複結果……因此，我們認為這59個樣品的mtDNA譜系是可靠的。…………PCA（圖2）結果顯示，從PC1上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群體：左側的漢藏，中間的蒙古（新疆），右側的維吾爾、哈薩克和且末加瓦艾日克。從PC2上看，漢和藏分開，其中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漢代樣本與現代漢族聚在一起，卡約時期樣本與西南少數民族較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卡約時期樣本與來自我國雲南省寧蒗的現代普米族最為接近。……
綜上所述，從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墓地中獲得的59個個體的遺傳學分析結果顯示，3000年前卡約文化時期的上孫家寨先民與現代西南地區藏緬語人群較為接近，與漢代的居民並不是同一人群，漢代的居民與現代漢人更加接近。……

[197] 《後漢書·卷六十五·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張奐》……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198] 《後漢書·卷三十四·梁統列傳第二十四·梁冀》……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雲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後漢書·卷四十六·郭陳列傳第三十六·陳寵》……西州豪右並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
《後漢書·卷六十一·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黃瓊》……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
《後漢書·卷五十八·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蓋勳》……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埶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並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

[199] 孟洋洋《東漢建寧元年夏秋段熲追擊東羌叛眾路線考述》

[200] 龐琳《東漢邯川地望辨析》邯川，分為東邯和西邯。這一地名的最早出現，是在東漢永平元年（58）由於馬武追擊羌人滇吾至西邯而載入《後漢書》的。……神爵以後，沿湟水從東向西，依次設立了允吾（今民和下川口）、破羌（今樂都老鴉城）、安夷（今平安）、臨羌（今湟源境）等縣。安夷以後遷至臨羌設置護羌校尉行視諸羌。當時的塞內塞外大體以西寧和樂都的南山（拉脊山）為界。……拉脊山以南至黃河北岸，包括今化隆縣西南及貴德縣一部分，既是漢羌爭奪的地帶，也是雙方的緩衝地區。燒當羌常北越黃河經過這一帶向湟水流域；而漢王朝的軍隊亦常翻越南山（拉脊山）進至黃河北岸。當時通向山南的主要有兩處山口，一是由平安縣南行越青沙山（拉脊山），漢代稱勒姐嶺，因有勒姐羌故名；二是西寧南的拉脊山，即今赴貴德之路。兩處山口前者使用較為頻繁。馬武就是由平安這一路追擊羌人的。肅宗建初元年（76）安夷長宗延亦由此一路追擊卑湳羌出塞。後來隴西太守孫純從專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即今化隆西南的黑城溝，古時稱挖隆谷，化隆之名即由此得。也有說古挖隆谷是今昂思多溝）也是由這一路，所以，安夷至和羅谷道從東漢起即為湟水流域至黃河兩河間的重要通道。當羌人在化隆西南一帶站不但腳時，即往黃河南的大小榆谷撒退，故以後有鄧訓置箄船（一種牛皮船）及貫友作大航之舉，又有段熲擊羌人於石城（今化隆群科）之捷。…………《後漢書西羌傳》中有永平時封滇吾之弟滇岸「承制為歸義侯」，元和時迷吾戰敗「退居河北歸義城」的記載。可能是由於封了「歸義侯」，方稱其所居之城曰「歸義城」，是燒當羌在黃河北岸的重要據點。歸義在黃河北岸是可以肯定的了，具體所在無考。前些年筆者曾去貴德縣考察，縣誌辦的同志認為歸義在今尕讓的可性很大，而且還有古城遺址。但作為屯田，很可能是貴德縣黃河北岸一帶適合農作的地區。……東漢這次屯田的前提是「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各左右無復羌寇」，因此，屯田範圍得以擴展至黃河以南。因為是屯田，故建威的具體地點應是今貴德縣，即黃河南岸的農業區。而三兜谷無疑是在貴德之南了。……逄留，就是逄留河或逄留大河，是古時對青海境內一段黃河的稱謂。東漢代護羌校尉貫友曾「夾逄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渡兵擊迷唐」。學術界對逄留大河的具體位置尚認識不一，有的認為在貴德龍羊峽西；有的認為在李家峽東口一帶，現兩岸尚有城塢遺址。所謂「增逄留二部」，顯然是增加，而且只有二部，說明地區不大。所以，最西可能是曲溝一帶，而最東則不會超過李家峽東口的直崗拉卡或康揚一帶。準確地點尚待史地學界進一步探討認定。以上歸義、建威及逄留的大體位置既明，那麼，從西向東順序過來「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則應是今隆化群科東西地區無疑了。因為這是一片比較理想的屯田區，不可能越過或棄置而去東面的甘鄀屯墾。……漢王朝在青海地區先後曾設置過西平亭和長寧亭。從《水經注》中得知在邯川城還設過邯亭。亭，在這裡不是中原地區「十里一亭」的「鄉亭」，而是服務於邊疆地區的軍事設施。所以有「築亭侯，修烽燧」，「稍築列亭」以及「自敦煌以西往往起亭」等記載。北魏時化隆地區已設郡縣，似無再設亭的必要。因此，邯亭極可是東漢在屯田之先或屯田的同時設置的，它是東漢王朝在今化隆西境的黃河北岸設置的重要軍專據點，也是東漢勢力向青海南境伸延的象徵，而地處稍東邊的甘都，其位置則沒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根據以上湟河郡的位置及史籍所記的有關材料說明，邯川城的位置亦應在今群科以西、牙什尕以東較為合理。
《水經注》中曾記述邯川「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這二水是什麼名稱？沒有交待。現在看來當今化隆黑城溝和查甫溝的水。而邯川城就在這兩水之間，也就是上多吧和下多吧之間。同時，由此也可看出「歷谷」不是谷名。《西寧府新志》說：「歷谷在邯川城北」，是不能成立的。「歷」在這裡可作為經歷或經過解，酈道元的原意應是：沿著山谷或經歷山谷有兩條水流經邯川城左右。《水經注》中不乏這樣的用法。「河又東逄允川，而歷大小榆谷北」；「（河水）又東北流，歷研川」；「河水東歷鳳林北」；「洮水又北歷峽」等皆是。「歷研川」，「歷峽」，當然也可以「歷谷」。所以又說歷谷不是谷名。邯川也不是水名。《西羌傳》中對邯川的注釋以及《辭海》邯川條，均記作水名是不確切的。這個「川」字不應作河水解，而是指谷地或平原、平川而言。「這就西北扡區說，如勇士川、大非川、芒拉川、捏工川等皆是其例」。筆者同意這一看法，亦適用於邯川的解釋。邯川就是化隆縣西黃河北岸西起牙什尕東至日蘭的狹長地帶。……邯川城不在甘都，而在今化隆縣群科之西的黑城溝與查甫谷之間，邯川則是西起牙什尕東至日蘭的狹長形地帶。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201] 陳守忠《兩漢允吾、金城再考》

[202] 藺子武《漢代金城郡治允吾故址考辨》

[西域傳下-204]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 ^183.5 《漢書·西域傳下》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205] 184.0 ^184.1 ^184.2 ^184.3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

[206]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併烏孫之勢也。烏孫併，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207] 186.0 ^186.1 ^186.2 ^186.3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

[208] 《後漢書·耿弇列傳》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210] 《後漢書·郡國一》

[212] 李大龍《騶被殺後的高句麗與東漢統治秩序的建立——以高句麗政權的發展和東漢統治秩序的建立為中心》

[213] 《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第五》（建光元年）……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併力討破之。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擊高句驪、馬韓、穢、貊，破之，遂遣使貢獻。

[康泰-215] 191.0 ^191.1 康泰《吳時外國傳》，又名《扶南傳》、《扶南土俗》
扶南之先，女人為主，名柳葉。有模趺國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回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扶南有訟者，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
從扶南西去金陳，二千餘里到金陳。
……………………
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
……………………
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齊，曰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貨香花。
……………………
從林陽西去二千里，奴後國，可二萬餘戶，與永昌接界。
……………………
優鈸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珍玩、謠俗與天竺同。
……………………
橫趺國在優鈸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鈸也。
……………………
烏文國，昔混滇初，載賈人大舶所成此國。

[216] 桂光華《試論扶南王國的興起、發展及其原因》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列傳第四十八-217] 193.0 ^193.1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列傳第四十八》

[218] Inside Britain's most segregated city: Areas where nearly half the adults speak little or no English, restaurants with women eating behind curtains and deprived streets where imported religious warfare threatens to break out... DAVID PATRIKARAKOS. dailymail. 2025/5/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5/10/9）（英語）. This, I am told, is the 'family booth' where you can eat privately-that is with any female relatives you have brought with you.There are no women to be seen, in or out of the booth. I must admit, it's a disconcerting sight.…………My source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failures of some in the Muslim community, also, saying: 'Part of the problem is a permissive environment. When ISIS comes out and says throwing gay people off buildings is not wrong but obligatory, few people here speak out against it because they don't disagree.'They are unlikely to go out and do it, but there is a failure from the Muslim community to tackle extremism head-on, partly due to currents of sympathy within it towards certain parts of extremist dogma.'

[219] Why and How to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20] Petition：Do Not 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21] Petition：Leav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222] Kemi Badenoch says Tories will quit ECHR if they win next election

[223] Conservatives Announce ECHR Exit Policy

[224] Kemi Badenoch vows to leav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protect borders』 if Tories are elected

[225] JICA Designates City of Kisarazu as Hometown for Nigeria

[226]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して

[227] ４自治體をアフリカの「ホームタウン」認定、「治安悪化につながる」と憶測広まり苦情殺到

[228] 「JICA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に関するナイジェリア連邦共和國大統領府のプレス・リリースに関して

[229] ＪＩＣＡ、アフリカ「ホームタウン」事業の撤回発表…誤情報拡散し自治體に苦情殺到「過大な負擔」

[230] 日印人材交流イニシアティブ

[231] 伊勢市　移民問題　政府の外國人82萬人受け入れ計畫の危機と透明化の必要性

[232] 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的決定

[233] 圖解：中國K字簽證申請指南

[234] 司法部、外交部、公安部、國家移民局負責人就《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的決定》答記者問

[235] 得知中國開放了K簽證，印度哥們高潮了

[237]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第十四》…………（建武）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

[後漢書西羌傳2-239] 《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班梁列傳-240] 214.0 ^214.1 《後漢書·卷第四十七·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後漢書西域傳-241] 215.0 ^215.1 《後漢書·卷第八十八·西域傳第七十八》

[242] 牛世山《商文化京當類型：判別、分歧與解析》商文化的京當類型是分布於陝西關中西部的的一個文化類型，是商王朝勢力西逃到陝西渭河流域，並融合本土族群後在物質文化上呈現的新的文化形態。…………以上分析可總結為，已知京當類型遺存的時代上限不早於小雙橋期，下限可晚到殷墟二期偏晚(商王武丁晚期到祖庚、祖甲時期)。…………

[244]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劉秀·紀第一下》
（建武九年）是歲，省關都尉，復置護羌校尉官。^{《漢官儀》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王莽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冤結。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居縣。}
（建武十年）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
（建武十一年夏四月）先零羌寇臨洮，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
（建武九年）……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建武十二王年）秋七月，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十二月）復置金城郡。
中元年年參狼羌寇武都，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
《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劉莊·紀第二》
（中元二年）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遣謁者張鴻討叛羌於允吾，鴻軍大敗，戰歿。冬十一月，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
《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劉莊·紀第二》
（永平元年）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永平二年）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
《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劉炟·紀第三》
（建初二年）六月，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遺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
（建初三年夏四月）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
（元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羌叛，寇隴西。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戰歿。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七月）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盱討之，斬其渠帥。
《後漢書·卷四·孝和孝殤帝紀第四·和帝劉肈紀》（永元四年）燒當羌寇金城。
（永元五年）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乃遁去。
（永元六年）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內附。
（永元九年閏月）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
（永元十年）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
（永元十二年）是歲，燒當羌復叛。
（永元十三年秋八月）護羌校尉周鮪擊燒當羌，破之。
《後漢書·卷五·孝安帝劉祜·紀第五》
（永初元年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永初二年正月）車騎大將軍鄧騭為種羌所敗於冀西。……（閏月）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內屬。……（冬十月）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敗績。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為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漢北部為屬國都尉。
（永初三年正月）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
（永初四年正月）辛卯，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宂，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稾；稟上郡貧民各有差。……（三月）先零羌寇襃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歿。徙金城郡都襄武。
（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閏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
（永初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偽號。
（永初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破先零羌。
（元初元年）五月，先零羌寇雍城。……（九月）先零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十月）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筭。
（元初）二年春正月，詔稟三輔及並、涼六郡流宂貧人。……（三月）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辠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
（元初三年五月）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元初四年）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十二月）甲子，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於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眾降，隴右平。
（永寧元年三月）沈氐羌寇張掖。……六月，沈氐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氐羌，破之。……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燒當羌叛。
（建光元年）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
（延光元年六月）虔人羌叛，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十月）燒當羌豪降。

[245] 趙慶偉《六朝時期嶺北漢人遷入珠江三角洲淺析》

[246] 潘玲、郭麗娜《錦州地區西晉至前燕時期的漢人墓葬》錦州地區包括今遼寧省錦州市及葫蘆島市，在文化地理分區上屬於遼西地區，位於遼西地區的東南部。……目前在錦州地區發現8座西晉至前燕時期漢人墓葬，墓葬形制有磚室墓、石板砌築的石室墓兩類，其中磚室墓還可以細分為近順長方形單室墓和帶前、後室的雙室墓兩小類。……可見，在西晉晚期至前燕時期，錦州地區居民的主體仍然是漢族人……

[247] 東南沿海的一個古老民族:畲族

[三國志吳主傳-248] 221.0 ^221.1 ^221.2 《三國志·卷四十七·吳書二·吳主傳》（黃龍）二年……遣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黃龍）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衞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
（嘉禾三年）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
赤烏五年……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

[250] 《三國志·卷六十四·吳書十九·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

[251]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閒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252] 《三國志·卷五十七·吳書十二·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虞翻》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姧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安寧。

[山越漢-253] 225.0 ^225.1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顧承》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
《三國志·卷五十六·吳書十一·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朱治》是時丹楊深地，頻有姧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
《三國志·卷六十·吳書十五·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全琮》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254] 《三國志·卷五十二·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張承》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

[陸遜傳-255] 227.0 ^227.1 ^227.2 《三國志·卷五十八·吳書十三·陸遜傳第十三》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

[256] 《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十·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十·周泰》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衞，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鞌，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衞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
《三國志·卷五十六·吳書十一·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朱桓》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

[257] 《魏書卷七十七·列傳第六十五·羊深》……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259] 《晉書·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貨》……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260] 葛文壯《西晉初期存在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

[漢秦-261] 232.0 ^232.1 ^232.2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
《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第六十六下》……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匄，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

[262] 《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趙充國》……（趙充國）對曰：「……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

[蒙古國地區6000年-263] 234.0 ^234.1 Choongwon Jeong、Ke Wang、Shevan Wilkin、William Timothy Treal Taylor、Bryan K. Miller、Jan H. Bemmann、Raphaela Stahl、Chelsea Chiovelli、Florian Knolle1、Sodnom Ulziibayar、Dorjpurev Khatanbaatar、Diimaajav Erdenebaatar、 Ulambayar Erdenebat、Ayudai Ochir、Ganbold Ankhsanaa、Chuluunkhuu Vanchigdash、Battuga Ochir、Chuluunbat Munkhbayar、Dashzeveg Tumen、Alexey Kovalev、Nikolay Kradin、Bilikto A. Bazarov、Denis A. Miyagashev、Prokopiy B. Konovalov、Elena Zhambaltarova、Alicia Ventresca Miller、Wolfgang Haak、Stephan Schiffels、Johannes Krause、Nicole Boivin、Myagmar Erdene、Jessica Hendy、Christina Warinner《A Dynamic 6,000-Year Genetic History of Eurasia’s Eastern Steppe》
……「Here, we reveal its dynamic genetic history by analyzing new genome-wide data for 214 ancient individuals spanning 6,000 years. We identify a pastoralist expansion into Mongolia ca. 3000 BCE, and by the Late Bronze Age, Mongolian populations were bio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into three distinct groups, all practicing dairy pastoralism regardless of ancestry. The Xiongnu emerged from the mixing of these populations and those from surrounding regions.」……
Figure S1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Geographic and Ecological Features in Mongolia, Related to Figure 1
(A)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B) Mongolian regions and provinces (aimags). Provinces are indicated by gray lines and text.
…………「To clarify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n the Eastern Steppe since prehistory, we generated and analyzed genome-wide genetic datasets for 214 individuals from 85 Mongolian and 3 Russian sites spanning approximately 6,000 years of time (ca. 4600 BCE to 1400 CE) (Tables S1 and S3A).」…………
Figure 2 Genetic Structure of Mongolia through Time
Figure 3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A–F) Major time periods: (A) Pre-Bronze through Early Bronze Age, (B) Middle/Late Bronze Age, (C) Early Iron Age, (D) Xiongnu period, (E) Early Medieval, and (F) Late Medieval.
Figure 4 Genetic Ancestry Chang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cross All Newly Reported Genetic Groups
Figure S2 Uniparental Haplogroup Assignments by Group and Sex-Bias Z Scores, Related to Figure 5B and STAR Methods
Figure S4 Gene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Steppe across Time Characterized by qpAdm with All Individuals Indicated, Related to Figures 3 and 4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Afanasievo burials reported to date are locate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d Upper Yenisei regions, the Early Bronze Age (EBA) site of Shatar Chuluu in the southern Khangai Mountains of central Mongolia has yielded Afanasievo-style graves with proteomic evidence of ruminant milk consumption and a western Eurasian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alyzing two of these individuals (Afanasievo_Mongolia, 3112–2917 cal. BCE), we find that their genetic profil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published Afanasievo individuals from the Yenisei region (Figure S5C; Table S5B), and thus these two Afanasievo individuals confirm that the EBA expansion of Western Steppe herders (WSH) extended a further 1,500 km eastward beyond the Altai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Mongolia (Figure 3A).」……「Chemurchek graves are found throughout the Altai and in the Dzungarian Basin in Xinjiang, China. We analyzed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rom the southern Altai site of Yagshiin Huduu and two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Altai sites of Khundii Gobi (KUM001) and Khuurai Gobi 2 (KUR001). Compared to Afanasievo_Mongolia, the Yagshiin Huduu individuals also show a high degree of Western ancestry but are displaced in PCA (Figure 2) and have a strong genetic affinity with ANE-related ancient individuals such as AfontovaGora3 (AG3), West_Siberia_N, and Botai (Figure 3A). We find that the Yagshiin Huduu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southAltai」)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to Dali_EBA (Figure 3A), a contemporaneous individual from eastern Kazakhstan. The genetic profiles of both the Yagshiin Huduu and Dali_EBA individuals are well fitted by two-way admixture models with Botai (60%–78%) and groups with ancient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such as Gonur1_BA from Gonur Tepe, a key EBA site of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22%–40%; Figure 3A; Table S5B). Although minor genetic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fanasievo-related groups cannot be excluded,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is required for all fitting models, and this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12 ± 6 generations earlier (∼336 ± 168 years) when modeled using DATES. However, because all proxy source populations used in this modeling are quite distant in either time or space from the EBA Altai, the proximate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Chemurchek cannot yet be precisely identified. In the northern Altai, the two Chemurchek individuals (「Chemurchek_northAltai」) have mostly ANA-derived ancestry (∼80%), with the remainder resembling that of the southern Altai Chemurchek individuals (Figures 3A and 4A; Table S5B). As such, we observe genetic heterogeneity among Chemurchek individuals by geographic location.」…………「Overall, we find three distinct and geographically structured gene pools in LBA Mongolia, with the Khövsgöl_LBA population representing one of them (Figures 3B and 4A). The other two, which we refer to as 「Altai_MLBA」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re described below.
During the MLBA (1900–900 BCE), as grasslands expanded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new pastoralist cultures expanded out of inner-montane regions and across the Eastern Steppe. This period is also notable for the first regional evidence of horse milking (ca. 1200 BCE), which is today exclusively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airag) production, and a dramatic intensification of horse use, including the emergence of mounted horseback riding, which would have substantially extended the accessibility of remote regions of the steppe.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dairy pastoralists associated with DSKC and other unclassified MLBA burial types (Altai_MLBA, n = 7) show clear genetic evidence of admixture between a Khövsgöl_LBA-related ancestry and a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Figure 3B; Figure S4B).」……「This is the first appearance on the Eastern Steppe of a Sintashta-like ancestry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steppe_MLBA」 in previous studies), which is distinct from prior Western ancestries present in the Afanasievo and Chemurchek populations and instead shows a close affinity to European Corded-Ware populations and later Andronovo-associated groups, such as the Sintashta. In Khovd province,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ER002 and SBG001, respectively) have a similar genetic profile that is best modeled as an equal mixture of Khövsgöl_LBA and Sintashta (Figure 3B; Table S5C). This genetic profile matches that previously described for a genetic outlier in northern Mongolia that deviated from the Khövsgöl_LBA cluster in a previous study (ARS026). An additional four Altai_MLBA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DSKC (ULI001) and unclassified MLBA groups (BIL001, ULI003, ULZ001) also fit this admixture model with varying admixture proportions (Table S5C). Taken together, the Altai_MLBA cline reveals the ongoing mixture of two source populations: a Sintashta/Andronovo-related WSH population and a local population represented by Khövsgöl_LBA. The admixture is estimated to have occurred only 10 ± 2 generations (∼290 years) before the individual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 finding consistent with their heterogeneous ancestry proportions.」…………「The populations making up the heterogeneous Altai_MLBA cline left descendants in the Altai-Sayan region, who we later identify at the Sagly/Uyuk site of Chandman Mountain (「Chandman_IA,」 ca. 400–200 BCE) in northwestern Mongolia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EIA). Nine Chandman_IA individuals form a tight cluster on PCA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Altai_MLBA cline away from Khövsgöl_LBA cluster (Figure 2). During the EIA, the Sagly/Uyuk were pastoralists and millet agropastoralists largely centered in the Upper Yenisei region of present-day Tuva. Together with the Pazyryk of the Altai and the Saka of eastern Kazakhstan, they formed part of a broader Scythian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stretched across the Western Steppe, Tarim Basin, and Upper Yenesei.
We find that EIA Scythian populations systematically deviate from the earlier Altai_MLBA cline, requiring a third ancestral component (Figures 3C and 4A; FigureS4C). The appearance of this ancestry, related to populations of Central Asia (Caucasus/Iranian Plateau/Transoxiana regions) including BMAC, is clearly detected in the Iron Age groups such as Central Saka, TianShan Saka, Tagar, and Chandman_IA, while absent in the earlier DSKC and Karasuk groups (Tables S5C–S5E). This third component makes up 6%–24% of the ancestry in these Iron Age groups, and the date of admixture in Chandman_IA is estimated at ∼18 ± 4 generations earlier, ca. 750 BCE, which postdates the collapse of the BMAC ca. 1600 BCE and slightly pred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ersian Achaemenid empire ca. 550 BCE. We suggest that this Iranian-related genetic influx was mediated by increased contact and mixture with agropastoralist populations in the region of Transoxiana (Turan) and Fergana during the LBA to EIA transition.」……
The Xiongnu Empire, the Rise of the First Imperial Steppe Polity
……「Here, we report genome-wide data for 60 Xiongnu-era individuals from across Mongolia and dating from ca. 200 BCE to 100 CE, thus spanning the entir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Although most individuals date 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after 50 BCE), 13 individuals predate 100 BCE and include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early Xiongnu frontier sites of Salkhityn Am (SKT) and Atsyn Gol (AST) and one individual from the early Xiongnu site of Jargalantyn Am (JAG) in eastern Mongolia. We observe two distinct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Xiongnu. First, half of the early individuals (n = 6) form a genetic cluster (earlyXiongnu_west) resembling that of Chandman_IA of the preceding Sagly/Uyuk culture from the Altai-Sayan region. They derive 92% of their ancestry from Chandman_IA with the remainder attributed to additional Iranian-related ancestry, which we model using BMAC as a proxy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F). This suggests that the low-level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identified among the Chandman_IA Sagly/Uyuk during the EIA likely continue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spreading across western and northern Mongolia. Second, six individuals (「earlyXiongnu_rest」) fall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s; four carry varying degrees of earlyXiongnu_west (39%–75%)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25%–61%) related ancestry, and two (SKT004, JAG001)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Figure 3D; Tables S5F and S5G). This genetic cline linking the earlyXiongnu_west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gene pools signifies the unification of two deeply diverged and distinct lineages on the Eastern Steppe—between the descendants of the DSKC, Mönkhkhairkhan, and Sagly/Uyuk cultures in the west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Ulaanzuukh and Slab Grave cultures in the east. Overall, the low-level influx of Iranian-related gene flow continuing from the previous Sagly/Uyuk culture and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a novel east-west mixture uniting the gene poo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are the two defining demographic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Among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we find even high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Figure 2),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n PC indicates that the two demographic processes evident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continued into the late Xiongnu period, but with the addition of new waves and complex directions of gene flow. Of the 47 late Xiongnu individuals, half (n = 26) can be adequately modeled by the same admixture processes seen among the early Xiongnu: 22 as a mixture of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 2 (NAI002, TUK002) as a mixture of either Chandman_IA+BMAC or Chandman_IA+Ulaanzuukh_SlabGrave+BMAC, and 2 (TUK003, TAK001) as a mixture of either earlyXiongnu_west+Ulaanzuukh_SlabGrave or earlyXiongnu_west+Khovsgol_LBA (Figures 3D and 4D; Table S5G). A further two individuals (TEV002, BUR001) also likely derive their ancestry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pool, although the p value of their models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0.05 threshold (Table S5G). However, a further 11 late Xiongnu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along PC1 cannot be modeled using BMAC or any other ancient Iranian-related population. Instead, they fall on a cluster of ancient Sarmatians from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Steppe.
Admixture modeling confirms the presence of a Sarmatian-related gene pool among the late Xiongnu: three individuals (UGU010, TMI001, BUR003)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armatian, two individuals (DUU001, BUR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BMAC, three individuals (UGU005, UGU006, BRL002) are admixed between Sarmatian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three individuals (NAI001, BUR004, HUD001) require Sarmatian, BMAC, and Ulaanzuukh_SlabGrave (Figure 3D; Figure S4D; Table S5G).」……「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EME002, ATS001, BAM001, SON001, TUH001, YUR001) are adequately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Han (Tables S5F and S5G), and YUR001 in particular exhibits a close genetic similarity to two previously published Han empire soldiers, whose genetic profile we refer to as 「Han_2000BP」 (Table S5G). The remaining two individuals (BRU001, TUH002) are similar but also require the addition of Sarmatian ancestry (Table S5G). The late Xiongnu are thus characterized by two additional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early Xiongnu: gene flow from a new Sarmatian-related Western ancestry source and intensified interaction and mixture with people of the contemporaneous Han empire of China.」…………
Fluctuating Genetic Heterogeneity in the Post-Xiongnu Polities
……「Although our sample representation for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uneven, consisting of 1 unclassified individual dating to the Xianbei or Rouran period (TUK001), 8 individuals from Türkic mortuary contexts, and 13 individuals from Uyghur cemeteries, it is clear that these individuals have genetic profiles that differ from the preceding Xiongnu period, suggesting new sources of gene flow into Mongolia at this time that displace them along PC3 (Figure 2). Individual TUK001 (250–383 cal. CE), whose burial was an intrusion into an earlier Xiongnu cemetery, has the highest we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is ancestry is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Sarmatians and closer to ancient populations with BMAC/Iranian-related ancestry. Among 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highest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wo Türkic-period individuals and one Uyghur-period individual (ZAA004, ZAA002, OLN001.B)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Ulaanzuukh_SlabGrave cluster. Another individual (TUM001), who was recovered from the tomb ramp of an elite Türkic-era emissary of the Tang Dynasty, has a high proportion of Han-related ancestry (78%; Figures 3E and 4B; Figure S4E; Table S5H). This male, buried with two dogs, was likely a Chinese attendant sacrificed to guard the tomb entrance. The remaining 17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show intermediate genetic profiles (Figure 3E).」…………「The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of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is vividly exemplified by 12 individuals from the Uyghur period cemetery of Olon Dov (OLN) in the vicinity of the Uyghur capital of Ordu-Baliq. Six of these individuals came from a single tomb (grave 19), of whom only two are related (OLN002 and OLN003, second-degree); the absence of closer kinship tie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function of such tombs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those buried within them. Most Uyghur-period individuals exhibit a high but variable degree of west Eurasian ancestry—best modeled as a mixture of Alans, a historic nomadic pastoral group likely descended from the Sarmatians and contemporaries of the Huns, and an Iranian-related (BMAC-related) ancestry—together with Ulaanzuukh_SlabGrave (ANA-related) ancestry (Figure 3E). The admixture dates estimated for the ancient Türkic and Uyghur individuals in this study correspond to ca. 500 CE: 8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Türkic individuals and 12 ± 2 generations before the Uyghur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by ZAA001 and Olon Dov individuals).」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We analyzed 62 Mongol-era individuals whose bur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low-level, local elites. No royal or regional elite burials were included, and neither were individuals from the cosmopolitan capital of Karakorum. Although we find that Mongol-era individuals were diverse, they exhibit a much lower genetic heterogeneity than the Xiongnu-era individuals, and they almost entirely lack the residual ANE-related ancestry (in the form of Chandman_IA and Khövsgöl_LBA) that had been present among the Xiongnu and earlier northern/western MLBA cultures. On averag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s have a much higher eastern Eurasian affinity than previous empires, and this period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Mongolian gene pool. We find that most historic Mongols are well-fitted by a three-way admixture model with the following ancestry proxies: Ulaanzuukh_SlabGrave, Han, and Alans. Consistent with their PCA location (Figure 2), Mongol-era individuals as a group can be modeled with only 15%–18% Western Steppe ancestry (Alan or Sarmatian) but require 55%–64% Ulaanzuukh_SlabGrave and 21%–27% of Han-related ancestry (Table S5I). Applying the same model to each individual separately, this three-source model adequately explains 56 out of 61 ancient Mongols (based on p value at threshold of 0.05), as well as one unclassified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 dating to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gol empire (SHU002) (Table S5J).」…………
Functional and Gendered Aspects of Recurrent Admixture in the Eastern Steppe
…………「First, we find that despite a pastoralist lifestyle with widespread direct evidence for milk consumption, the MLBA and EIA individuals of the Eastern Steppe did not have any derived mutations conferring lactase persistence. Individuals from subsequent periods did have the derived mutation that is today widespread in Europe (rs4988235) but at negligibly low frequency (∼5%) and with no increase in frequency over time.」……「Finally, we investigated gendered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Eastern Steppe. Sex-biased patterns of genetic admixture can be informative about gendered aspects of migration, social kin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observe a clear signal of male-biased WSH admixture among the EIA Sagly/Uyuk and during the Türkic period, which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decline in the Y chromosome lineage Q1a and the concomitant rise of the western Eurasian lineages such as R and J (Figure S2A). During the later Khitan and Mongol empires, we observe a prominent male bias for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Figure S2C), which can also be seen from the rise in frequency of Y chromosome lineage O2a (Figure S2A). The Xiongnu period exhibits the most complex pattern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whereby different genetic subsets of the population exhibit evidence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male-biased admixture (Figure S2C).」…………
Discussion
……「During the MLBA, we observed the formation of a tripartite genetic structure on the Eastern Stepp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inuation of pre-Bronze Age ANA ancestry in the east and a cline of genetic variation between pre-Bronze Age ANA-ANE ancestry in the north and increasing proportions of a new Sintashta-related WSH ancestry in the west.」……「Eventually, the three major ancestries met and mixed, and this wa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Xiongnu empire. The Xiongnu are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 levels of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increased diversity as new and additional ancestries from China, Central Asia, and the Western Steppe (Sarmatian-related) rapidly entered the gene pool.
Genetic data for the subsequent Early Medieval period are relatively sparse and uneven, and few Xianbei or Rouran sites have yet been identified during the 400-year gap between the Xiongnu and Türkic periods. We observed high genetic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during the Türkic and Uyghur periods, and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Uyghur empire, we documented a final major genetic shift during 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toward greater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historically documented expansions of Tungusic- (Jurchen) and Mongolic- (Khitan and Mongol) speaking groups from the northeast into the Eastern Steppe. We also observed that this East Asian-related ancestry was brought into the Late Medieval populations more by male than female ancestors.」……
Table S1B. Archaeological site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able S3A. Identified population groups based on genetic clusters for all ancient individuals analysed in this study (n=214)
Table S5B. Genetic cladility and two-way and three-way admixture tests for groups archaeologically affiliated with the Early Bronze Age cultures.
Table S5F. qpAdm modelling results of Xiongnu.
Table S5G.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the Xiongnu period.
Table S5H. Admixture modelling results for early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I. Admixture modeling results for late Medieval individuals.
Table S5J. Individual modelling results for individuals from Mongol period.

[264] 殷憲《代郡衛氏書事活動及其意義》衛操、衛雄是最早投向拓跋鮮卑政權的漢人。……所謂代人，在魏書中有兩個含義，一是居於廣大漠南地區的北方各部族的統稱，二是世居勾注（雁門）陘北的漢人。顯然，衛操是漢人而世居北地者。……

[265] 《魏書卷二十三·列傳第十一·衛操》衞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衞瓘以操為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眾。桓帝嘉之，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瀛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

[266] 《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

[267] 《晉書·卷一百八·載記第八·慕容廆》

[269] 《晉書·卷三十六·列傳第六·衞瓘》……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徵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幷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為亭侯。……

[晉書四夷-270] 240.0 ^240.1 《晉書·卷九十七·列傳第六十七·四夷》

[271]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載記第二十五·乞伏國仁》

[272] 《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第六十六下》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273] 阿爾丁夫《「勝兵」果真是「常備兵」麼？——兼談幾部辭書存在的問題》……「勝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其次是指「勝兵者」，即力能操兵的人，引申為能操兵作戰的人。
……從上所述可知：「勝兵」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勝兵」又作「勝兵者」，是力能操兵的人的意思。用現代漢語來表達，即：能拿得起兵刃或武器的人，引申為操兵作戰的人。《史記·匈奴列傳》載：「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這裡說的是公元前的情況；到了公元1世紀，情況似也末發生什麼改變。如果這種估計不錯的話，那麼對於匈奴人來說，所謂「勝兵」與否，唯一標準，就是看他是否「力能彎弓」。只要「力能彎弓」，即謂之「勝兵」。「力能彎弓」之「士」，「就盡為甲騎」，也就是「盡為」「控弦之士」。這才是確詁。兩漢書《西域傳》、《後漢書·南匈奴傳》以及其他正史當中的「勝兵」或「勝兵者」，全宜作如是解。搞清楚「勝兵」的確切含義之後，什麼是「『勝兵』制度」問題便不難回答了。所謂「『勝兵』制度」，是西域和北方那些兵民未分從而沒有常備軍的國家實行的一種兵役制度。根據這種兵役制度，國家或其局部一旦有警，所有能拿起兵刃的男性農、牧民，必須全都拿起武器，或馬上投入戰鬥，或聽從調遣。……對於匈奴人來說，平時「隨畜田獵」，一旦有警，不問其是否成丁，更不問其年齡大小，凡是「力能彎弓」的人，就全部被編為披甲的騎兵。這同中原漢地，一個男子只有達到一定年齡才算成丁，才有服兵役的義務，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的。
在《史記》、《漢書》中未見匈奴有「勝兵」的記載，到了東漢時期入塞的南匈奴和降漢的北匈奴始出現「勝兵」的說法，這是為什麼呢？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勝兵」多少，是以戶（落）、口，至少是戶數的統計為前提的。沒有戶（落）、口或戶數的統計，則根本無從了解「勝兵」具體或大致人數。……同樣，兩漢書《西域傳》及其他正史中所載西域和北方各國之所以知道「勝兵」或「勝兵者」多少，關鍵也在於都有精確的戶（落）、口統計數字。

[274] 《晉書·卷三十八·列傳第八·宣五王·扶風王駿》……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眾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

[276]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載記第二十六·禿髮烏孤》

[277] 《晉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七·馬隆》

[278] 廖名春《大禹故里說文獻考辯》

[279] 《晉書·卷一百一·載記第一·劉元海》

[280]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載記第二十八·慕容超》……鎮出，謂韓□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

[282] 《北史·卷三十一·列傳第十九·高昂》……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
《北史·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二·斛律金》……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雲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北史·卷五十六·列傳第四十四·魏愷》……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北史·卷九十二·列傳第八十·恩幸·韓鳳》……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鳳恆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輙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283] 《宋書·卷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二·周朗》朗上書曰：「……凡為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禮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闃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284] 《水經注·卷三·河水》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音為訛變矣。其城圓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為侯國。

[元和郡縣圖志-285] 253.0 ^253.1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靈武節度使·靈州》……保靜縣，本漢富平縣地，後魏立弘靜鎮，徙關東漢人以充屯田，俗謂之漢城，隋改置弘靜縣，神龍元年改為安靜，至德元年改為保靜。……

[286] 李燁《「秦胡」別釋》……綜上可知，「胡」在兩漢當是對以匈奴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稱，「屬國胡騎」也應是由多部族所組成的，除了匈奴外，還雜有羌、月氏等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前面提到過，「秦騎」即秦人騎兵，「秦人」即世居胡地的業已胡化的華夏遺民，受匈奴等胡族所統治，他們隨著匈奴等胡族歸附漢朝而繼續生活於「屬國」之中。……綜上所述，「胡」在兩漢當是對以匈奴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稱，「屬國胡騎」也應是由多部族所組成的，除了匈奴外，還雜有羌、月氏等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史籍中的「秦人」應該是指秦時亡入匈奴的華夏遺民，而「秦人」是有可能隨著匈奴等等胡族的歸附而繼續生活於「屬國」之中。秦人和胡人一道被編入屬國的騎兵部隊，自然就成了「秦騎」和「胡騎」，這就可以解釋漢簡中關於「秦騎」和「胡騎」的記載。而居延新簡「建武六年甲渠障守候勿作使屬國秦胡盧水士民簡冊中的「秦胡」，應該理解為「秦」和「胡」，「屬國秦胡」即指屬國中的秦和胡……這個「秦」正是那些秦時亡入胡地的華夏之遺民，而「胡」也只是對北方和西域外族的統稱，「秦胡」正是對這兩種人的連稱。……

[287] 新疆區拜城縣黑英山鄉劉平國摩崖刻石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
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萬□羌、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列亭及□谷關。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以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紀。此東烏累關城，皆將軍所作也。佐掖、京兆長安淳于伯隗作此誦。

[方诗铭-288] 256.0 ^256.1 方詩銘《釋「秦胡」——讀新出居延漢簡「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屬國秦胡盧水士民書」札記》……「永壽」是東漢桓帝的年號，永壽四年相當於公元一五八年，說明東漢末年在今新疆地區仍稱漢族人為秦人。由於當時稱漢族人為「秦人」、稱國內的非漢族和外國為「胡人」，因而「秦胡」就成為一詞，普遍使用。…………清末出土，解放前流往日本的《樊利家買地鉛卷》云：「光和七年九月癸酉朔六日戊寅，平陰男子樊利家從洛陽男子杜謌子子弟囗買石梁亭部桓千東比是陌北田五畝，畝三千，並直萬五千。錢即日畢。田比根土著，上至天，下至黃，皆囗囗並。田南盡陌，北、東自比謌子，西比羽林孟囗。若一旦田為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自當解之。時旁人杜子陵、李季盛，沽酒各半，錢千元五十。」這是買賣土地的契約，所說們是，樊利家向杜謌子買進洛陽的五畝土地，「若一旦田為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自當解之」，如果這五畝土地的主權不是屬於杜謌子，而為其他官吏或老百姓、漢族人或非漢族人所有，因而引起糾紛，與買者樊利家無干，應由賣者杜謌子負責解決。……新出居延漢簡所指的「秦、胡、盧水」當是指張掖屬國的漢族人、非漢族人和盧水胡人。……簡文既提到「胡」，又提到「盧水」，可能是為了突出「盧水胡」的緣故。也可能簡文的標點應該是「屬國秦、胡，盧水士民」……

[289] 王炳華：西域只知有秦人

[291] 《三國志·卷八·魏書八·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公孫度》

[292]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百濟》……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

[293] 《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二十八·王毋丘諸葛鄧鐘傳第二十八·毋丘儉》

[294]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淮南王劉安》……尉佗知中國（中原）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

[漢書宣帝紀-295] 262.0 ^262.1 ^262.2 《漢書·宣帝紀》

[296] 《三國志·卷四十九·吳書四·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士燮》

[陶璜-297] 264.0 ^264.1 《晉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七·陶璜》

[298] 《三國志·卷五十三·吳書八·張嚴程闞薛傳第八·薛綜》

[299]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第一下》（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越巂太守任貴謀叛，十二月，劉尚襲貴，誅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破益州夷，平之。

[300]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牂牁郡》……會公孫述據巴蜀，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聞世祖在河北，乃遠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為義郎。……

[301] 潘民中《孟獲族屬考》孟獲是漢人，而非少數族人，他是南中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漢姓中孟姓的耆率，當然他也是一個在與漢族大姓雜居的少數族人中很有影響的人物。……能夠自稱「南人」的只會是久居該地域的漢人。……將「民、夷」與「夷、漢」對照起來看，「民」與「漢」顯然是等質的。……總之，孟獲與雍闓一樣是漢人，而非少數族人，是南中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八大漢姓中孟姓的耆率，當然他也是一個在與漢族大姓雜居的少數族人中很有影響的人物。

[302] 《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三‧後主傳第三》……（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303] 《晉書·卷八十一·列傳第五十一·王遜》

[304] 《三國志·卷四十三·蜀書十三·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呂凱》

[305] 《江東舊事》云：範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或夷椎蠻語口食鼻飲，或雕面鏤身、狼䐠裸種、漢魏流赭，咸為其用。

[307] 《林邑記》……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為疆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絶，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

[308] 《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第六十四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

[309] 《隋書·卷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九·北狄·西突厥》西突厥者，木桿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於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眾，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310]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思摩》……薛延陀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敕之曰：「擅相侵者，國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突厥翻覆難信，其未破前，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至尊破突厥，須收為奴婢，將與百姓，而反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輩獸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請為至尊誅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契丹》……貞觀二年，其君摩會率其部落來降。突厥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謂曰：「契丹、突厥，本是別類，今來降我，何故索之？師都本中國人，據我州城，以為盜竊，突厥無故容納之，我師往討，便來救援。計不久自當擒滅，縱其不得，終不以契丹易之。」……

[311] 《宋史·卷三百零三·列傳第六十二·范祥子范育》……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己，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高昌》……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為國。語訛亦云「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太平興國七年）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謂其王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

[312]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313]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惡王既死，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時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而無律師，又無律文無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寫得律本於今傳賞。法顯於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寫得梵本還楊州。以晉義熙十二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於鬪場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訖。共禪師譯梵本為秦焉，故記之。

[314]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摩登王以偈答弗袈裟，面說頌曰：「……彼以十二年，被著驢之皮，執持於五品，飲以鹿頭器。十二歲竟已，乃成為梵志，奉斯法如是，道士法具足。梵志遊路靖，布是異道行，所道及邪徑，難依視如安。然後從此比，有人自謂秦，稱譽己第一，種姓為最上。輕易四方人，謂之為夷狄，穢賤棄捐之，不肯與婚姻。興兵攻擊賊，多憙還自壞，用貢高自是，故為賊所危。處在於邊方，自謂為中國，然後解佛法，乃了人種等。」……摩登王曰：「唯弗袈裟！吾悉達了，又踰超斯。仁者自謂，我於諸呪具足度，我當如法次第演之。昔者天地始元初時，未有異號，無有梵志、君子、工師、細民之名也，一切同等而不可別。爾時人民各悉相類，各治田種嚴治粳米，因號其人名曰剎利。剎利者，五神農種也，一曰君子。時復有人厭憂惱病，便入空閑，造作草屋，於下坐禪。明旦入城，聚落分衛。時人見之，各心念言：『是等難值。避於世俗，患厭憂惱，閑居思道，一心專精。』喜施與之。志在於外，是故名曰婆羅門也。時復有人，各習技巧超異之術，多所成就，是故名曰為工師種。時復有人，以細碎民之種。是故世間便有四種。然後久久，北方有人，名曰為秦。各各變姓，張王季趙董。以牛馬蟻蟲鷄狗之屬，隨形作姓，數數喜變。如是計之，不可稱數，察於本起，無有若干，但方俗語。乃往古世，有一婦人行在異路，曠野屏處破壞車轂、眾人吉凶，是故世間得凶呪種。復有人名髮編結髮，子孫相承，是故世間有編髮種。有人棄家除去鬚髮，是故世間有異道沙門鉢波祇鉢(波祇者晉言棄家)。唯婆羅門！我當為卿說世所興。梵天則尊，開化天帝，以學道術。天帝者，化阿梨念俱曇。阿梨念俱曇者，教化白英仙士。白英仙士者，教導嚴淨知仙士。嚴淨知仙士，分別經典。復有梵志。姓曰熾盛，為造鳥書，出有欲姓、所乘有受，計彼行信，惠施本末，今現分明。有婆羅門，名曰無施，其彼梵志子孫眷屬皆姓無施，以一種姓分為百一。有梵志名所有，其彼一切子孫眷屬號曰所有，以一姓分為二十五，今現分明。有婆羅門，名曰所欲，計其子孫眷屬支黨皆姓號所欲。其鳥種者，以一種姓分為一千。有婆羅門名曰於是，皆梵志種，以一種姓變為千一百三十六。今我觀見種姓所興干種變，諸婆羅門本所由姓今現分明，皆可知之，名曰所欲，又分別欲。觀此章句，有何奇特？以故我說，所謂梵志、君子、工師、細民，方俗語耳。計悉一種，等無有異。聽以仁女與吾太子得為夫婦，恣意求娉，不諍多少。」……

[315] 《抱朴子·內篇卷十七·登涉》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人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閒見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矛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既死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正郭》……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炫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跡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關貴遊，輪刓篋弊，匪遑啟處，遂使聲譽翕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遊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焉，為秘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

[316] 《金樓子·第五卷·志怪篇十二》……夜在山中見胡人者，銅錢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中夜見火光者，亦久枯木也。……

[317]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三韓》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巿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318]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東夷·新羅》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為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

[319] 《後漢書·卷十六·鄧寇列傳第六·鄧訓》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眾悉破散。
《後漢書·卷六十五·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段熲》……（建寧）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
《後漢書·卷七十·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鄭太》……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埸，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埶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眾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載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並、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持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
《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寑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後漢書·卷七十四下·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袁紹下·袁譚》……（建安）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跡，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雲『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於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譚不納。

[320] 《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曹操·紀第一》引王沈《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三國志·卷六·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第六·袁譚》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衞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衞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於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我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衞旌麾，戰為雁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並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屍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髠㶳髮膚，割截支體，寃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雲『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鬭，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於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於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321] 《宋書·卷二十二·志第十二·樂四·晉鼙舞歌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聽鑑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茝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為，有為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譖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秦、胡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眾星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凡民。雖薄供時用，白茅猶可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為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從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恆相違，難饜甚谿谷。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322] 《晉書·卷二十三·志第十三·樂下·鼙舞歌詩五篇·明君篇》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為，有為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羅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眾星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為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為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恆相違，難饜甚谿谷。昧死則乾沒，覺露則滅族。

[324] 《漢書·卷九十九下·王莽傳第六十九下》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於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地皇元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列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襃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錯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

[325] 《晉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七·宗室·太原烈王瓌》……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榦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
《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薦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於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後鼎沸之難，勠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並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徵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衞。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於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並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雲『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踦□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眾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衞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晉書·卷八十七·列傳第五十七·涼武昭王李玄盛》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曆，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邅，蒙塵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荊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繄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奬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眾，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曆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為荊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即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

[326] 《宋書·卷二·武帝劉裕中·紀第二》……（義熙十二年）策曰：「朕以寡昧，仰贊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於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滸。則我祖宗之業，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後，泝流長騖，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啟，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眾，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為邊毒。公蒐乘秣駟，敻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旍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徙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於色，嶷然內湛，視嶮若夷，攄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窮衂，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兇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換，負釁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姦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以刑，消之不日，倉兕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荊、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凌波浮湍，致屆井絡，僭豎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迴斾沔川，實繁震懾，二叛奔迸，荊、雍來蘇，玄澤浸育，溫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偽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謨冠古，電擊強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辯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於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重，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乘介蹈方，罔有遷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臯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
《宋書·卷二十·志第十·樂二·晉四箱樂歌十六篇·張華·食舉東西箱樂詩十一章》……慶元吉，宴三朝。播金石，詠泠簫。奏九夏，舞雲韶。邁德音，流英聲。八紘一，六合寧。六合寧，承聖明。王澤洽，道登隆。綏函夏，總華、戎。齊德教，混殊風。混殊風，康萬國。崇夷簡，尚敦德。弘王度，表遐則。
《宋書·卷三十·志第二十·五行一·木·服妖》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於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宋書·卷六十四·列傳第二十四·何承天》（元嘉）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眾，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眾。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
《宋書·卷七十四·列傳第三十四·魯爽》（魯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晉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
《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三十五·顏竣》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為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雲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慠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
《宋書·卷八十四·列傳第四十四·鄧琬》……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為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眾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譙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罔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遏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烝徒五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之眾，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勔、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虯，淮、潁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遄騖江濆，越棘吳鉤，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掎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斾掩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宇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猶勁飆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衞奉，詿誤之罪，一無所問。」
《宋書·卷八十五·列傳第四十五·謝莊》……元兇弒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跡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甿，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荊、鄢之師，岷、漢之眾，舳艫萬里，旌斾虧天，九土冥符，羣後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宇，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倖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踴躍，不知所裁。」
《宋書·卷九十五·列傳第五十五·索虜》……（元嘉）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兗州答移曰：「夫皇極肇建，實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圮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祗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恆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於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澨，秋豪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算，保有成功，回斾之日，重失司、兗。來移雲『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繈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己，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眾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為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蜫育鷇，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算，義非所吝。三代肆覲，其典雖𡙇，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蓋）吳又上表曰：「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天邑，飛鴞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為豺狼之墟，鄴、洛為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起眾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效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勳績。宜加爵號，襃奬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
……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並陳芮芮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太半，連歲相持，於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芮間使適至，所說並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情，既宜赴奬，且水雨豐澍，舟檝流通，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眾，水陸並驅。太子左衞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並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南平王鑠悉荊、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崇，風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並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為眾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荊雍之勁，攬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
史臣曰：「……至於狸伐纂偽，彌煽凶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眾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搆，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於歲連屬。逮泰始搆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
《宋書·卷九十八·列傳第五十八·氐胡·略陽清水氐楊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為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強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為子，名戊搜。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衞護資遣之。……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以頭為輔國將軍。元和既楊氏正統，羣氐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並為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廷既不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表曰：「被勑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並致信餉。既遣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並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為國，母妻子弟並墜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為朝廷所識。若以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氐、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走奔索虜。
《宋書·卷九十九·列傳第五十九·二凶》……世祖檄京邑曰：「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後，凶慢之情，發於齠齓，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姦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啟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寃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並橫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圮，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兇，少雪仇恥。今命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荊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軍朱脩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荊、雍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旍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眾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雲。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慼，不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
《宋書·卷一百·列傳第六十·自序·沈田子》……（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眾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眾。」弘之猶固執，田子曰：「眾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眾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眾，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眾，奔還覇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天子慰勞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王誅，羣師勤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疊卷，崤陝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野，偽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田子謝曰：「咸陽之平，此實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

[南齊書中國華夏-327] 292.0 ^292.1 《南齊書·卷一·高帝蕭道成上·紀第一》……（昇明三年三月）甲寅，策相國齊公曰：「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寔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歇靈繹，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為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閎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鄧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為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滸，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四月）壬辰，策命齊王曰：「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後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䜎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㝢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眾以寬，仁育羣生，義征不譓，國塗薦阻，弘五慮而乂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琱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
《南齊書·卷二·高帝蕭道成下·紀第二》……（建元）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啟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跡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羣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斆學，精選儒官，廣延國冑。」……
《南齊書·卷五十四·列傳第三十五·高逸·顧歡》……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塟，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經雲『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雲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南齊書·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羌宕昌》……史臣曰：「氐、胡獷盛，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氐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漾，浸逼狼狐，壃埸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為梗。殘羌遺種，際運肇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據國稱蕃，竝受職命。晉氏衰敗，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貪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毛齒革，無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至於此也。」

[328] 《陳書·卷五·宣帝陳頊·紀第五》（太建二年）秋八月甲申，詔曰：「懷遠以德，抑惟恆典，去戎即華，民之本志。頃年江介繈負相隨，崎嶇歸化，亭候不絕，宜加卹養，答其誠心。維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諸州鎮，不問遠近，竝蠲課役。若克平舊土，反我侵地，皆許還鄉，一無拘限。州郡縣長明加甄別，良田廢村，隨便安處。若輒有課訂，即以擾民論。」……
（太建四年）秋八月辛未，周遣使來聘。丁丑，景雲見。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脤興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頃掃滌羣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警；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既慙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陣，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竝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為永准。」乙未，詔停督湘、江二州逋租，無錫等十五縣流民，竝蠲其繇賦。
《陳書·卷十四·列傳第八·南康愍王曇朗》二年，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攻逼京邑，尋而請和，求高祖子姪為質。時四方州郡竝多未賓，京都虛弱，糧運不斷，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違眾議，乃言於朝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責。今在位諸賢，且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眾議，必謂孤惜子姪，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且齊人無信，窺窬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高祖慮曇朗憚行，或奔竄東道，乃自率步騎往京口迎之，以曇朗還京師，仍使為質於齊。
《陳書·卷二十二·列傳第十六·陸子隆》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為侯，增邑並前七百戶。尋遷都督荊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是時荊州新置，治於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為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諡曰威。子之武嗣。

[329]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東夷·百濟》……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雲。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並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330] 《隋韓暨暨妻王氏誌》君諱暨，字承伯，昌黎龍城人也。與周同姓，分基帝嚳之宗；紹封晉朝，始嗣韓侯之族。名稱三傑，稟勳千年；世重衣香，芬芳百代。昔虎狼爲七雄之侯，地入穎川。司空在魏，剋更封昌國，子孫流播，於茲盛矣。祖坤道，輔國將軍、濟州別駕、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清才彪炳，碩學博聞，□藻橫飛，□□辯悛。父詳，平州司馬、諮議參軍，稟性自大，□□簡素，怡然於物外，有終焉之心；沖漠於丘園，得無爲之真。美姿容，善談論。言成準的，行爲師表。七閣五車，究其義隩；九流百氏，洞悉淵源。慕仲君之下帷，愛孫敬之閉戶。屬群飛海水，天下亂離，戎狄窺疆，孝昌失馭，高麗爲寇，被擁遼東。雖卉服爲夷，大相引接，欽名仰德，禮異恆品。未履平壤之郊，遞拜大奢之職，非其好也。出自本心，辭之以疾，竟無屈矣。執節無變，斯之謂乎？華夏人安，宗祧更立，率領同類五百餘戶歸朝奉國，誠節可嘉，爵以酬功，授龍城縣令。晝遊衣錦，道路光輝。……

[331] 《舊唐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三十九·狄仁傑》……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留。」州人方散。……

[332] 《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並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衞、霍之事。帝方厭兵，閒脩文政，未之許也。……
《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第七十七·湟中月氏胡》……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疴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333]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新羅》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
《隋書·卷八十三·列傳第四十八·西域·高昌》……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衞，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袵。」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賮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並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氊毳，還為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334] 《魏故涇雍二州別駕安西平西二府長史新平安定清水武始四郡太守皇甫君墓誌銘》君諱驎，字真駒，安定朝那人也。卿士之苗冑，渡潦之瓊胤，荊州刺史之孫，辟主簿州都處士之元子。……延興中，涇土夷、民一萬餘家，詣京申訴，請君爲統酋。然戎、華理隔，本不相豫，朝議不可。聖上以此諸民丹情難奪，中旨特許。……

[335] 《魏書·卷二·太祖道武帝托跋珪·紀第二·天興元年》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啟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魏書·卷二十四·列傳第十二·張倫》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竪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於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

[晉書中夏中華-336] 301.0 ^301.1 《晉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孫綽》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衞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屍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
《晉書·卷六十一·列傳第三十一·劉喬》……（劉弘）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鬭，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晉書·卷七十一·列傳第四十一·陳頵》……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頵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晉書·卷九十八·列傳第六十八·桓溫》……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並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飇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眾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泒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荊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鍚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並、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杜坦-337] 302.0 ^302.1 《宋書·卷六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杜坦》……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捲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338] 《晉書·卷九十二·列傳第六十二·文苑·庾闡》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晉書卷四十八列傳第十八·段灼》……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強。」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強，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奬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載記第二十六·禿髮利鹿孤》……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崘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

[339] 《晉書卷五·帝紀第五·愍帝》……（建興五年）秋七月，大暑，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晉書卷一百七·載記第七·石季龍下》……時沙門吳進言於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若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鐘、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戌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於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
……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衞士，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眾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屍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屍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王朗、麻秋自長安奔於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於襄國。麻秋率眾奔於苻洪。……

[340]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六十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庚辰，諭值班侍衛及守衛護軍等：「滿洲舊制最重學習清語，近見挑選之侍衛護軍等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甚屬不合，且滿洲人等俱係太祖、太宗、世祖、聖祖皇考之所留遺者，當日耆舊大臣務以造就後進為心，每將習學滿洲本務、努力上進之語時時教導，今兵丁值班之處，彼此戲謔，殊非善習。嗣後各宜勉勵屏除習氣，以清語拉弓及相搏等技，專心習學，此爾等進身之階，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三·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諭管理旗務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齊，曾屢降諭旨，命都統等善為訓練，俾各兵丁俱成精銳，乃至今尚未整齊，此皆都統等未嘗悉心訓練之所致也，著傳旨與八旗都統等於驍騎營兵內，擇其年少無疾、騎射不堪、不能滿洲蒙古言語之人，滿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漢軍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廠子、聖化寺等處設立一營，令其學習一切技藝，更於驍騎營官員內擇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滿洲旗分各派二員、蒙古漢軍旗分各派一員，令與兵丁一同學習，使人人皆成精銳。至於八旗前鋒護軍內騎射稍優、年力精壯、人材可觀而未經服習勤苦之人有願入其中學習者，亦著挑選一千名另立一營，令其學習。其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護軍校之內有願與兵丁等一同在彼學習者，每旗各派二員。此項兵丁，諸處俱不得差遣，每日學習騎射，所用之馬令伊等親身飼養，以習勤苦，營內一概不許漢語，惟習清語或蒙古語，其教習趨走超距及清語等事於索倫新滿洲烏拉齊內挑選好者，分為三、四班，令其教習。至於總管二營，不必派委都統等，著將領侍衛內大臣、散秩大臣職名開列，朕酌量派委，令其管理。」

[341] 王獻軍《唐代吐蕃統治河隴地區漢族瑣談》……據《新唐書》載，河隴人口天寶年間最多，為五十餘萬。安史之亂前，己有一郖分東徙。唐神策軍名將孜晟嘗言：「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攜貳，人不得耕稼，展較東徙，自棄之耳！」但安史之亂前東徙的人口究竟有多史，史無記載，估計不會很的，因為《建中實錄》云：「初，吐蕃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可知，這時未曾逃徙的河隴居民仍為五十萬上下。但是，吐蕃統治下的河隴漢族人並不只是這些人，還應包括蕃軍從唐朝大肆掠奪來的漢族人及唐軍戰俘。這些人中相當多的一部分已在河隴安家落戶，繁衍子孫。蕃軍在後期的邊境戰爭中瘋狂地掠奪唐朝州縣，從財物到莊稼、牲畜、人口都成為他們的掠奪對象。縱觀唐蕃戰爭的整個過程，吐蕃從關內道諸州大掠唐人的記載不絕於史，幾乎每戰必掠，動輒以千、萬計，數量之大，令人驚訝。……上述吐蕃從關內道涇、邠、隴、寧、慶、鄜等州掠奪走的漢族人，包括普通百姓、士女、百工及僧侶。除去部分百工、僧侶送到吐蕃本土外，其餘人大都安置到河隴地區。……從上面的論述，利們可以得知，這三部分漢族人同樣都受到吐蕃河隴地區行政機構的統治，估計至少有六十餘萬人。…………
由於吐蕃統治者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對包括漢族在內的各被征服民族實行了民族歧視、壓迫與強制同化的民族政策，數十萬河隴漢人的生活異常痛苦。……吐蕃同化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強制性，加上與此並行的民族歧視、壓迫政策，不僅激起了漢族人民強烈的反吐蕃的民族意識，而且還直接導致了漢族人民的不滿及採用名種手段進行反抗，為吐蕃在河隴地區統治的崩潰埋下了爆炸的種子。……

[342]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列傳第三十五·諸夷蕃將·泉獻誠》……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鈐衞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為恥，不如罷之。」後嘉納。……

[大唐西域記-343] 308.0 ^308.1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至那僕底國》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疏。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羯若鞠闍國》……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羅伐彈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拿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誌。」眾鹹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雲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練苦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為誌，傷湣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鄰無強敵。勿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屍羅阿疊多^唐言戒日，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心戮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殑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跡之所，並建伽藍。五年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惟留兵器，不充檀舍。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榷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凈，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鄰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即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眾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

[344] 嘉祥寺神愷《大黑天神法·卷一》引《仁王經良賁疏》云：「言塜間者，所住處也。言摩訶者，此翻雲大。言迦羅者，此雲黑天也。上句梵語，下句唐言。大黑天神，鬪戰神也。若禮彼神，增其威德，舉事皆勝，故嚮祀也。」

[345]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蠻下·千支》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萇。

[346]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天竺國》……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為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室。眾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偽為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眾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

[347]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占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其王又言：「本國地毛不壯，土產無精，常思奇異而供王，每欲殊珍而作貢，所以特遣使使遍詣鄰蕃。昨於三佛齊國得金毛獅子一。其獅子本出天竺國，彼人豢養，今以馴良，傳來大食，又至三佛齊，蕃語謂之『虥貓』，唐言謂之『師子』。今遣專使詣闕上進。」……

[晉書卷二-348] 《晉書‧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日南郡象林縣》：「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為界。貢金供稅也。」
王隱《晉書‧卷二》：「日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349] 法顯《佛國記》……得至鄯鄯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為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自蔥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有國名竺剎尸羅，竺剎尸羅漢言截頭也。……彼眾僧出問顯道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眾僧歎曰：「善哉，邊國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北二三里有屍磨賒那，屍磨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法顯於舶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並下我，不爾便當殺我。如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政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覓人慾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將人從來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

[350] 《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三十五·王僧達》上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尋出為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徵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晚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屍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裡，借聽民謠，黎氓□□，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當今之務，惟在萬有為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奬，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啟固陳，上甚不說。以為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

[南齊書魏虜-351] 《南齊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三十八·魏虜》……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為傳驛。……初，佛狸母是漢人，為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為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
《南齊書·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芮芮虜》……宋世其國相希利垔解星筭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

[352] 慧皎《高僧傳‧卷十三‧經師第九‧釋慧忍十一》……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

[353] 《唐蕃會盟碑》
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獵贊陛下二聖舅甥濬哲鴻被，曉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葉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喜再續慈親之情，重申鄰好之義，為此大好矣。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本界，以東悉為大唐國疆，已西儘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為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今社稷葉同如一，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義善誼，每須通傳，彼此驛騎一往一來，悉遵曩昔舊路。蕃漢並於將軍谷交馬，其綏戎柵已東大唐祇應清水縣，已西大蕃，供應須合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罔聞寇盜之名，復無驚恐之患，封人撤備，鄉土俱安，如斯樂業之恩垂於萬代，稱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合其大業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寶及諸賢聖日月星辰請為知證。如此盟約各自契陳，刑牲為盟，設此大約。倘不依此誓，蕃、漢君臣任何一方先為禍也仍須仇報及為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告立誓，周細為文，二君之驗證以官印登壇之臣親署姓名，如斯誓文藏於玉府焉。

[354] 《舊唐書卷十六·穆宗紀第十六》
（長慶二年）……隴山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色青赤而猛鷙，見蕃人則躍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
（開元十七年）……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以來前後敕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間為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搆鬬亂，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將萬足。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眾失力將狀專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謹遣論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知。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卻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依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聖恩，千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金胡瓶一、金盤一、金椀一、馬腦盃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吐蕃下》
（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隍，大掠居人，驅党項部落而去。次鹽州西九十里橫槽烽頓軍，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其火隊吐蕃沒勒遽引延素等疾趨至帳前，皆馬革梏手，毛繩縲頸。見一吐蕃年少，身長六尺餘，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縛，坐帳中，曰：「師勿懼。余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屬武后斵喪王室，高祖建義中泯，子孫流播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無涯，顧血族無由自拔耳。此蕃、漢交境也，復九十里至安樂州，師無由歸東矣。」延素曰：「僧身孤親老，懇祈全活。」悲不自勝。又曰：「余奉命率師備邊，因求資食，遂涉漢疆，展轉東進至麟州。城既無備，援兵又絕，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勳臣子孫，必將活之，不幸為亂兵所害。」適有飛鳥使至，飛鳥，猶中國驛騎也，云：「術者上變，召軍亟還。」遂歸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龜茲國》則天臨朝，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既徵發內地精兵，遠逾沙磧。並資遣衣糧等，甚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請棄之，則天竟不許。

[355]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吐蕃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眾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

[356] 《張義潮變文》……諸川吐蕃兵馬還來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來報僕射：「吐渾王集諸川蕃賊欲來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齊集。」僕射聞吐渾王反亂，即乃點兵，鏨凶門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進軍。才經信宿，即至西同側近，便擬交鋒。其賊不敢拒敵，即乃奔走。僕射遂號令三軍，便須追逐。行經一千里已來，直至退渾國內，方始趁趃。僕射即令整理隊伍，排比兵戈，展旗幟，動鳴鼉，縱八陣，騁英雄。分兵兩道，裹合四邊。人持白刃，突騎爭先。須臾陣合，昏霧漲天，漢軍勇猛而乘勢，曳戟沖山直進前，蕃戎膽怯奔南北，漢將雄豪百當千處…………燉煌北一千里鎮伊州城西有納職縣，其時回鶻及吐渾居住在彼，頻來抄劫伊州，俘虜人物，侵奪畜牧，曾無暫安。僕射乃於大中十年六月六日，親統甲兵，詣彼擊逐伐除。不經旬日中間，即至納職城。賊等不虞漢兵忽到，都無準備之心。我軍遂列鳥雲之陣，四面急攻。蕃賊獐狂，星分南北；漢軍得勢，押背便追。不過五十里之間，煞戮橫屍遍野處……

[河湟有感-357] 322.0 ^322.1 《司空表聖詩集·卷第三·河湟有感》
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㫁異鄕春。
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358] 張籍《張司業詩集·卷七拾遺樂府三十三首·隴頭行》
隴頭路斷人不行，胡騎巳入涼州城。
漢兵處處格闘死，一朝盡沒隴西地。
驅我邉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氊裘學胡語。
誰能還使李輕車，重取涼州屬漢家。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359]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錄第二契丹下》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於木葉山。……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雲

[蘇轍出山-360] 蘇轍《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燕疆不過古北闕，連山漸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依水泉。
橐駝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
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
力耕分獲世為客，賦役稀少聊偷安。
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使心悽然。
石瑭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年。
仰頭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従祿山^{此皆燕人語也}。

[361] 范仲淹《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
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於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王考諱某，被遷於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産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
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屍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於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於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
…………

[續資治通鑑長編-36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四·咸平六年》環州虎翼軍士魏瓊等四人，前為李繼遷所掠，至是遁歸，且言：「繼遷在靈州東三十里東關鎮，樹柵居之，所部人騎約三萬。去歲傷旱，禾麥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畢而防決。凡執役者，有小過則繫頭投於河，令人就下流接視，蕃人則援以出，漢人則否。銀、夏州民衣食稍豐者，並西徙。蕃落數年薦饑，道殣相望，下多咨怨。」詔賜瓊等袍帶、緡錢，第補小校、隊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六·慶歷五年》
（歐陽）修嘗奏疏言：「……且北敵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材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失人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北人殺漢人者罰，漢人殺北人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才稍定。方且招緝敗亡，修治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強爾。實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也。故臣謂苟能察其強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三·熙寧八年》
知黔州、內殿崇班張克明言，領思、費、夷、播四州，又新籍蠻人部族不少，語言不通，習俗各異，若一概以敕律治之，恐必致驚擾，乞別為法。下詳定一司敕所，請黔南獠與漢人相犯，論如常法；同類相犯，殺人者罰錢自五十千，傷人折二支已下罰自二十千至六十千；竊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強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其罰錢聽以畜產器甲等物計價準當。從之。

[363] 《禮賓使王君墓誌銘》予守荊南府時，君爲湖北路兵馬都監，熟知其爲人夷易而有守，謹於持法，軍中稱其平。本道使者合言澧陽及谿蠻相抵，正控其出入道，願得王某爲之守，遂知澧州。君既至，果以治狀聞。澧之所最病者，惟谿蠻與澧江谿蠻，凡十二族。入貢皆賜以券錢，酋豪嘗更相侵奪，因而殺漢民，朝廷爲增券以平之。君以爲蠻性貪騖，一起爭則增券，異時復爭則將奈何，乃與群酋約，籍其錢入於官，至入貢則令主均與之，蠻人大喜。澧江水溢壞民舍，君築長堤十三里，明年水暴至，賴以無害。君既去，方春時，軍民攜酒餗遊樂其下，必相顧徘徊，以爲君之惠不可忘也。轉運使課湖北守臣，以君爲第一。……

[364] 《賈師訓墓誌銘》公諱師訓，字公範，其先出於周之同姓之國。春秋時有賈季賈華，代為名族，至兩漢，誼山捐之逵琮之輩以儒學政行發名於世，晉唐間，充耽致位將相，其後有游仕於渤碣之間者，因籍為燕人，子孫相繼，衣冠不絕，至公之七代祖曰夢殷，為盧龍軍節度判官，盧龍君生道紀，為營州刺史、檢校司空，司空高祖曰去疑，先仕後唐。我大聖天皇時奉使來貢，因留之，俾督工役，營上都事業，遷將作大匠，累拜始平軍節度加檢校太師，賜號□□奉國保定功臣。……大安二年授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曾奏事御所，有詔遷奚中其部所居漢民四百戶。宰相承詔趨出，公獨侍，上問之，公前對曰：「自松亭已北距黃河，其間澤、利、榆、松山、北安數州千里之地，皆霫壤也，漢民雜居者半，今一部之民可徙則數州之人盡可徙矣，然則恐非國家之利，亦如遼東舊為渤海之國，自漢民更居者眾，訖今數世無患，願陛下裁察。」上悟，其事遂止。……

[三朝北盟会编-365]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引封有功《編年》曰：政和五年歲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遼李良嗣密遣人來雄州投蠟彈云：「天慶五年三月四日，遼國光祿卿李良嗣謹對天日齋沐裁書拜上安撫大師足下，良嗣族本漢人，素居燕京霍陰，自遠祖已來悉登仕路，雖披裘食祿不絕如線，然未嘗少忘堯風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比者國君嗣位以來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盜賊蜂起，攻陷州縣邊報日聞，民罹塗炭宗社傾危指日可待，邇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軍民聞之無不惶駭，揣其軍情無有鬥志，良嗣雖愚贛無知，度其事勢遼國必亡，良嗣日夜籌思偷生無地，因省易系有雲『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語不云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舉家貪生南歸聖域，得復漢家衣裳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誠不妄憫恤轍魚，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儻蒙睿旨允其愚懇，預叱會期俯伏前去，不勝萬幸。」和詵具其事聞奏，上令太師蔡京、太尉童貫共議可否。十日庚辰，京與貫奏云：「自古招徠，國之盛德，又況遼國用兵軍民不附，良嗣歸明故當收留。」乞敕和詵密諭會期，後詵令良嗣會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參上謁詵，詵使人掖上廳各具禮贐，是日詵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闕，十八日丁巳，良嗣見於延慶殿，上親臨軒慰勞禮優異，上問所來之，因即奏曰：「臣國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遠近生靈悉被苛政，比年以來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縣，加之潰卒尋為內患，萬民罹苦遼國必亡，願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順伐逆，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為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於人。」上嘉納之，遂賜姓趙，授朝請大夫秘閣待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真。政等至女真授以國書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系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系燕地，但對以唯唯，遂留虜帳前月餘，議論不決，虜人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懷疑各以為「南朝無兵戎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也，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以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為鄰，至時以兵厭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不妨。」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宣撫司揭榜示眾，榜曰：「幽燕一方本為吾境，一旦陷沒幾二百年，比者漢、蕃離心，內外變亂，舊主未滅，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睿旨統率重兵巳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傑別立功效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以一州一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一區。惟在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儻或昏迷不恭，當議別有措置應，契丹自來一切橫斂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草及車牛腳價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二年稅賦。」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宣和四年》引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悰共議云：「天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吊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干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丹，我輩可免日後之苦。」悰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宣司，贊具說：「漢人朝暮延頸顒望，日俟天兵欲歸王化積有歲時，今者伏聞朝廷詔詞寬厚檄榜，丁甯又聞宣撫司日收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贊來見宣撫，欲乞擇起兵月日來抵易州，當以內應誅戮契丹，伏候鈞旨。」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審問真實，密令明贊先歸，期以二十日約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賞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六·靖康元年》引《靖康遺錄》曰：賊之來雖有少鈔掠而不殺害人民，比去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削髮使控馬荷擔，得婦女好者掠去、老醜者殺之，自京師至黃河數百裡間井裡蕭然，無復煙爨，屍骸之屬不可勝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三》引《節要》曰：……又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竧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人甚眾且強悍多豪俠，每朔望告戒必以忠孝為主，由是戶多可恃人盡知方，金人攻之往往為竧敗，金賊屢屢遁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皆粘罕怒使之也，當破之日，竧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竧，命釘之於車，剚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竧頗節義，自持皇恩素感忠赤，昂藏之概傲慢之態磊磊落落，絕無顧慮之念生死鼎鑊之懼，鐵石忠貞不是過也，粘罕雖腥膻部落，不覺驚異，徐謂竧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竧嫚罵曰：「爺是漢人，甘死不降番狗，你識爺麼！姓石，石上釘橛更無移改！」竟為賊所害。

[五部落之變-366]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九邊防二庚子五部落之變》「五部落居黎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有姓郝、趙、王、劉、楊五族，因以得名，即唐史所謂兩面羌也，其居疊石為碉人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豪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熟悉能華言，故比諸蕃尤姦黠…………蕃賊自西鎮村長驅而來，及奉龍鎮富莊頭，居民二百年生業及官軍糗糧器甲俱被擄掠，蕃賊見所得甚夥，驅漢人負載以歸，由是不及近郊，西邊驚移之民奔入城中，郡始倉皇失措，福謙因得中風病，又有巡檢王價者，守州西北馬鞍山之隘，聞兵敗欲遁歸，倡言蕃賊入城無數，城中居民驚擾，後詰之，乃知其詐。」

[朝鮮王朝實錄-367]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三十一年（1449）八月》通事金自安到遼東，先遣人馳報云：「臣見東寧衞人朴鎭問聲息，答云：『達達圍廣寧三日不拔，解圍退屯於十里之地。』又東寧衞指揮高洪鎭旅順口子，聞達達聲息，卽率所領軍，馳入遼東城，守門者誤以為達達兵來，顚倒閉門。初，達達來毀廣寧等處長墻四十餘里，守埤者走報，監軍摠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報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備，達達果突入擄人畜，不可勝計。達達執高麗及女眞人則曰：『汝等，本皆予種也。』使辮髮，令効其衣冠；若執漢人，皆割鼻耳。東寧衛人曰：『我輩本是高麗人，中國之亂如此，欲投義州，但不識許入否。』」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十五年（1484）九月》更議唐女處置事。鄭昌孫議：「世宗敎云：『被擄唐人逃來，其主若細知尋蹤而來，則宜從權還給。』此於事大，雖似未穩，權宜之策，不得不爾。」沈澮、李克培議：「三者之來，李暹初不許接，宜矣，今旣許接，越在我境。若不解送而還給，其夫，後日若逃還本土，說此意，則前日事大之意，一朝掃如矣。解送爲便。」尹弼商議：「三者之事，臣反覆思之，彼雖稱漢女，未可的知。假令是實，以事勢計之，兵家之法，有奇有正，制事之宜，亦有經權。今當從奇從權，務弭邊釁而已，不可慕虛名，而取實禍也。臣意以謂『還給其夫，甚合事體。』」洪應、盧思愼議：「前此唐人爲野人所擄，而逃來我國者非一，野人追蹤而來請者亦多，皆云：『此非汝土之人，原係漢人，本國事大以誠，例皆解送，汝等所知。』以此答之，已成格例，彼亦無怨言矣。當初不納則已矣，今已受而納之矣，若又還與，則非惟大義不可，後有唐人逃來，彼據此例，以請之，將何辭而拒之？解送爲便。」傳於承政院曰：「於僉意何如？」承旨等啓曰：「唐人解送，已有前例，今若還給，則非徒有虧事大之義，後有逃來者，亦援例以請曰：『前日已還愁升應巨之妻，今何獨不然？』則將何辭而答之？」傳曰：「以大義言之，則固當解送。然解送，則邊釁立生，今姑下諭監司，語三者曰：『汝雖稱唐女，豈信汝言乎？當以野人待之。』又諭節度使，愁升應巨來尋與否，令卽馳啓。」
《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二十二年（1491）八月》聖節使朴崇質回到遼東馳啓曰：「臣本月十五日朝，遣通事金孟敬詣摠兵官羅雄，請護送軍，雄問：『汝國邊境有何事乎？』孟敬答云：『聞有聲息，故今請護送軍。』雄曰：『建州衛達子卜花禿等，九十月、十一二月間，欲犯汝國邊境，汝國禮義之地，與中國似一家，摠兵官使兵護送於八站，則雖達子何畏。』又云：『野人事報牒到此，明日更來抄去。』，十六日朝，孟敬抄來，其文曰：『欽差分守開原等處右參將都指揮使崔勝爲傳報夷情事，據開原備禦都指揮使裵震呈，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據通事百戶白洪呈，審得海西葛林衛女直指揮答罕出等五名，到市報說「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有黑龍江野人頭兒主孔革，領著二、三百人馬，說稱要來開原地方上偸搶，又怕爾海西山場並松花江三寨的人，先去開原報道，怕他人馬趕殺不得搶時，我每說搶爾三寨幷山場的人回去。」又說「七月初一日，我每都督都里吉馬牛的百姓馬忽等三十多人馬，詐說遼河打魚，要來漢人地上偸搶行間。」又有海西欽眞河衛女直哈荅亦報「七月初三日，有建州頭兒都督卜花禿來我本寨雇馬，他說『我每先去高麗後門搶了兩遭回來了，如今又來雇馬，還要去搶高麗。』又與我每說『南朝的人馬，要到秋間，征伐爾海西一帶的人。』我每聽得這話害怕，就來開原馬法，每上報得知道。」據報備呈到來會同。欽差分守開原等處，太監藍看得所報，前請除行屬，嚴謹隄備外，合用手本，煩請知會，須至手本者。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右參將都指揮使崔勝欽差分守開原等處，右參將都指揮使崔勝為傳報事，據開原備禦都指揮使裴震呈，據通事白洪呈，審得海西葛林衛女直指揮答罕出報說：「建州頭兒卜花禿親來租我海西頭兒兀加的靑馬，有兀加不肯與，他歇了一夜，問他：『爾租馬要做甚麿？』卜花禿回說：『五、六月船上過江，搶了高麗家三遭，如今租好馬，多收拾人馬，還要去搶。』」不知高麗後門，不知漢人地方上去搶有這等事。我親來見開原馬法們報得知道。弘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三十年（1597）四月注》咨意大略：「……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鎭，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為王京、鳥嶺之援。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爲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爲之長帥，就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敎之以漢戰。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卽山鑄錢，以資軍興，如火藥、利器，或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於朝廷。直待夷氛悉凈，然後，議撤鳥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鳥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又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云云。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七年（1615）閏八月注》（許）筠所買書籍，間有所自作，又有《林居漫錄》一卷草本，言王奸兄位次，嗣位不正，故王不自奏，使臣僚呈文辨正。蓋筠之隷屬玄應旻，多材能漢語，出入市井，換貿如漢人，故能以贗書混其中，華人莫能辨。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十一年（1619）三月》賊悉衆合圍，士卒知必死，憤慨欲戰，賊乃招我國胡譯河瑞國，語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往虜營，結約賊將而還，景瑞又要弘立俱盟。天朝敗兵數百，屯據原阜，賊呼我軍中曰：『漢人之在爾軍者，悉出之。』又呼曰：『鮮人之在漢陣者，皆歸之。』時喬遊擊來投我軍，以爲庇身之所，見我國與奴連和情態卽異，書小紙，付其家丁，以傳其子之在遼東者，卽以弓弦繫項，我國將官救之，乃挺身墮崖而死。弘立等盡搜天兵，送於虜陣，賊縱擊盡之。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正月》平安監司朴燁馳啓：「頃日賊犯三郡時，漢人男女被殺五百七十八人，屍身皆令收拾埋瘞矣。」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十四年（1622）三月》義州府尹馳啓「賊兵二三十餘騎，出沒江邊，搜殺避亂漢人」事。

[368] 王承文《再論南漢王室的族屬和來源》……史籍中有關南漢王室源於北方家族的記載是可信的。而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分別提出的「大食人後裔說」、嶺南俚獠「蠻酋說」，主要建立在對現存史料的不同解讀上。其解讀本身既有比較牽強的色彩，同時也與他們對唐代嶺南歷史的基本認知有關。同時，南漢王室的北方淵源及其與大量南遷北方家族的關係，使南漢在五代十國政權中具有非常鮮明的特點，也使南漢在嶺南兩千年開發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由於史書對劉氏發源地有上蔡和彭城兩種記載，所以藤田豐八稱「所謂劉氏之祖先，家居上蔡或彭城，似有疑義，必為附會劉姓，以致錯誤」，並進而判定「南漢之祖仁安為居留唐時福建之大食人」；河原正博亦將其作為判定南漢劉氏為嶺南俚獠蠻酋首領的理由之一。然而以上兩種觀點均在某種意義上混淆了唐人郡望和籍貫的差別。岑仲勉先生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貫，是一非二。歷世稍遠，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饑饉之驅迫，疾疫之蔓延，亂離之遷徙，遊宦之僑寄，基於種種情狀，遂不能不各隨其便，散之四方，而望與貫漸分，然人仍多自稱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從出也。……此風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猶河北，或世居東魯而人曰隴西，於後世極糅錯之奇，在當時本通行之習。後儒讀史，代易境遷，昧望、貫之兩通，惟辯爭其一是。雖曰學貴多疑，要未免徒勞筆墨矣！」也就是說作為南漢劉氏發源地的彭城與上蔡，主要是郡望與籍貫的差別。二者並不矛盾。
史書記載南漢王室世系，一般都只能上溯至劉謙之父劉安仁，再往上就模糊不清了。這一點也是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否定南漢劉氏為北方家族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緣於南漢劉氏在劉安仁之前，很可能本來就無特別顯赫的家世；另一方面則與唐代社會的深刻變化有關。特別是從「安史之亂」直至唐末五代長期的戰亂，中原北方家族大量向各地遷徙逃亡，造成很多家族世系中斷，也加速了譜諜之學的衰落。北宋初年柳開評論北方家譜稱：「唐季盜覆兩京，衣冠譜牒燼滅，迄今不復舊物。」李燾亦稱：「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總之，晚唐河洛一帶因長期戰亂導致很多家族譜牒散失無存，應屬於非常普遍的情況。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量北方家族為逃避戰亂，向長江以南包括嶺南和福建等地大舉遷徙，而南漢劉氏家族應屬於其中之一。
……總之，與唐末各地方鎮多驅逐或殺害唐朝中央委派的官員而強行攫取權力不同，南漢劉氏是以和平與合法的形式完成了嶺南地方最高軍政權力的轉移，因而儘可能地減少了政權交替過程中的殺戮和動盪。南漢王朝是以唐朝嶺南節度使府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韋宙夫人之所以強調劉謙「非我族類」，其根本原因是「貴賤懸殊，慮招物議」，即擔心因為社會地位過於懸殊而招致非議，與劉謙是否為「波斯人與大食人後裔」或嶺南俚獠「蠻酋」並無任何關係。韋宙久經官場更有識人之明，與出身門第等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劉謙的才能和器識。在政局極為紛擾動盪的晚唐時代，他更希望為自己子孫乃至整個家族在未來的生存發展培植政治上的靠山。明代黃佐稱劉謙「後以功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龔，果開霸業。韋氏之族，賴以為安」。
……陳寅恪先生和羅香林先生對晚唐劉蛻非華夏族身份及其與外來宗教信仰關係的判定，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清代在陝西長安縣出土了劉蛻為其母所撰《先妣（劉洽妻）姚夫人權葬石表》，為最終確定劉蛻家族來源及其文化取向提供了最重要的證據。碑文既證明劉蛻屬於典型的本土官僚士大夫家庭出身，其所謂「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強大之親」僅屬託詞，也證明了其「劉」姓與西域蕃客無關。饒宗頤撰《劉蛻自撰母姚夫人權葬石表題後》稱：「志出關中，表文蛻自撰。述其『蹷於寒飢，故儀衛不用，在廞儉薄』，『至於餝棺以輤，器用不就，表其權焉』。羅振玉為跋謂：『蛻傷不能備禮，其誠孝如此。而《北夢瑣言》稱其不祭先人，光憲譏其紊先王之舊行。今以此表考之，蛻之至行如此，必無不祭之事，足以雪誣謗。』按陳寅老曾疑蛻不祀祖，先世或為胡估，而信仰異教，然無明證。羅文載《松翁未焚稿》，乃遼居時做，在陳文刊布之後，如彼獲睹是蛻母權葬表，可以釋疑矣。」對此陳尚君亦稱：「毋庸諱言，陳寅恪先生不是專治金石的金石學家，清代已出土的石刻研究專著，間或有未經寓目者，個別與他的論題直接有關的石刻未及利用……筆記所述傳聞，看來大可懷疑。可惜寅恪先生未能見到這方墓石。」根據歷史資料，唐代「劉」姓並無特別尊貴之處。唐朝皇帝多賜姓李、武，亦賜姓安、愛、蒙、竇、韋、薛、元、萬年、史等姓氏。竇、韋兩姓是唐朝外戚之姓，受賜此姓即與外戚同族。而元、薛則為當時的高門大姓，社會地位也很高，為世人所重。如果南漢王室確係大食人後裔的話，我們似乎很難找到其專門冒姓「劉」氏的理由。又根據相關研究，唐宋廣州蕃客的姓氏，除了由阿拉伯語音譯的大姓蒲姓以外，有取漢姓的李氏（李彥升），而漢化姓氏則有海、哈、金、米、丁等，未見有劉姓。因此，南漢統治期間很可能有不少西域外商或被南漢皇帝賜以劉姓。或假冒南漢王室姓氏，才會出現《萍州可談》所記載的北宋「廣州蕃坊劉姓人」的特殊現象。
南漢劉氏家族如果確實屬於西域「大食人後裔」的話，則其家族成員必然有伊斯蘭教信仰。然而目前卻無任何資料能夠證明。相反，卻有大量史料能證明南漢王室都是典型的本土儒道佛三教的信仰。《哀冊文》所謂「聽朝之餘，披覽罔倦，損益百氏，笙簧六經，東西飛閣，周孔圖形。命鴻儒以臨蒞，選碩生而讎校，鄙束皙之補亡，陋鄭玄之成學」，反映了劉龑對儒學的高度重視。這一點也可與其他史籍相互印證。前引路振《九國志》即記載劉龑時「諸王皆尚儒學」。……南漢皇帝以及王室成員對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也說明南漢劉氏家族與信仰伊斯蘭教的大食人或波斯人無關。
唐末各地藩鎮紛紛割地稱雄，劉謙、劉隱、劉龑「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自公元901年劉隱正式掌握嶺南軍政大權，到917年劉龑建立南漢，再到971年北宋統一嶺南，南漢劉氏家族在嶺南的統治達70年。長期以來,南漢王室的族屬和來源就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南漢歷史的重要起點。從本文的討論來看，滕田豐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大食人後裔說」以及嶺南俚獠「蠻酋說」，其局限性比較明顯。首先，從唐末以來，各種歷史資料對南漢劉氏家族來源一直都有明確而且具有連續性的記載，雖然五代十國和宋朝統治者以及歷代史家都對南漢王朝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然而卻從未有人對其種族提出過任何質疑。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的學術觀點，主要建立在他們對現存史料的不同解讀上。然而這種解讀本身則存在比較牽強的色彩。因此我們認為史籍中有關南漢王室源於北方家族的記載是可信的。至於史料之間的某些差異，應屬於歷史資料中普遍而且正常的現象。對相關差異也應該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來理解，不能因為有某些差異的存在，就全盤否定正史等資料的可靠性。
其次，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所提出的學術觀點，也與他們對唐至五代嶺南區域史的整體認知有關。藤田豐八所提出南漢王室為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後裔，是為了強調唐後期廣州等東南沿海阿拉伯人或波斯商人力量強大，以至於其子孫竟然可以掌控嶺南地方最高軍政權力。嗣後，很多研究者似乎也比較樂於以此來證明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影響。然而實際情況則是,唐朝自始至終都高度重視廣州刺史和嶺南節度使的選任。杜佑稱唐朝「多委宿德重臣，撫寧其地」。韓愈稱廣州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又稱「嶺之南其州七十」，「故選帥常重於他鎮」。《新五代史》稱「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直至唐末，嶺南仍是朝廷尚能直接控制並且進行官吏任免的極少數地區之一。因此不存在由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子孫攫取嶺南地方最高軍政大權的可能。
河原正博、《劍橋中國宋史》等所堅持的南漢王室屬於嶺南俚獠「蠻酋說」，其主要依據包含三個方面：一是都非常強調《北夢瑣言》中「非我族類」這一記載的重要性，認為「非我族類」即必然等同於非華夏族的蠻夷，並因此去懷疑和否定一大批正史等資料的可靠性。根據我們的討論，「非我族類」與南漢劉氏出自嶺南俚獠無關。二是河原正博強調從六朝直至唐末嶺南俚獠「蠻酋」勢力始終都非常強大，唐朝在嶺南的統治十分薄弱。日野開三郎也認為，唐朝「中央權力對嶺南道行政管理的滲透很微弱，嶺南道是一個具有近於羈縻性自主權的特別區」。然而唐朝對嶺南的控制和開發實際上要遠遠超過此前任何一個時期。唐朝前期所推行的「南選」等一系列重要政治措施，使六朝以來延續幾個世紀的嶺南「溪洞豪族」走向衰滅，亦使王朝國家權力真正滲透深入到嶺南基層社會。唐朝後期，嶺南少數族「蠻酋」的叛亂基本上只來自嶺南西南部羈縻州地區。而地處西江流域的封州等地，一直都是嶺南開發最早也是漢族移民最集中的地區，至唐末完全不存在所謂左右嶺南政局的「俚獠武裝酋領」。三是河原正博等把史籍中南漢劉氏出自北方家族的記載，與明清時期西南少數族上層普遍攀附北方高門的現象相提並論。然而，我們認為南漢王室的情況與此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一方面《舊五代史》、《冊府元龜》、《新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鑑》等重要史書以及《隆平集》、《東都事略》等資料，與南漢劉氏家族的活動在時間上非常接近。另一方面從北宋以來，各種史書對南漢基本上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這些史籍也完全沒有必要去為南漢劉氏「攀附」北方家族。
最後，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等都存在把正史等資料中有關南漢王室源於北方家族的記載，看成是一種孤立和偶然歷史現象的傾向。唐朝其實是北方家族以各種方式向嶺南大量移民的重要時期。特別是自「安史之亂」直至唐末五代，大量北方家族為了逃避戰亂而移居嶺南各地，其影響十分廣泛而深遠。歐陽修總結晚唐至五代北方官僚士人遷移嶺南的幾種途徑，稱：「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以上真實地反映了在晚唐中原板蕩、「衣冠蕩析」的戰亂時代，嶺南已成為北方官僚士大夫及其家族的主要避難地。南漢統治時期，來自中原內地的文化得到重要發展。桑原騭藏指出：「唐末五代之亂時，不少中原士人到嶺南避難，當地文運因之一代一代的得以開通。五代時期割據福建的閩和偏在嶺南的南漢，文物皆相當整備，他們從北方避難的士人得到不少協助，亦自不待言。」總之，南漢王室的北方淵源及其與北方家族的關係，既是南漢王朝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和前提，也是我們研究和理解南漢以及南漢以後嶺南歷史一系列重要問題的關鍵。

[369] 《元史·卷六·本紀第六·忽必烈三·至元五年》三月丙寅，罷諸路四品以下子孫入質者。田禹妖言，敕減死流之遠方。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甲子，敕怯綿率兵二千招諭建都。壬申，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羣山為武勝軍。丁丑，敕阿里等詣軍前閱視軍籍。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為達魯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蠻、唐兀人仍舊。
《元史·卷一百三·志第五十一·刑法二·戶婚》諸蒙古、回回、契丹、女直、漢人軍前所俘人口，留家者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為良民，已居外復認為奴婢者，沒入其家財。
《元史·卷一百四·志第五十二·刑法三·盜賊》諸女直人為盜，刺斷同漢人。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十·相兀速》萬戶納兒䚟臥疾，令相兀速權領蒙古、女直、漢人三萬戶。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列傳第四十一·鄭溫》（至元）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躭羅，平之。

[370] 《晉書·卷三十一·列傳第一后妃上·惠羊皇后》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後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偽謚獻文皇后。
《晉書·卷一百十四·載記第十四·符堅下》苻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眾，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
《晉書·卷一百十五·載記第十五·符登》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眾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

[371] 《北齊書卷一帝紀第一·神武上》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愁怨。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眾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眾，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天下。」眾皆頓顙，死生唯命。
《北齊書卷二十一列傳第十三·高昂》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北齊書卷三十九列傳第三十一·袓珽》珽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髙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徴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並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並雲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
《北齊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恩倖·高阿那肱》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往五天竺國傳-372] 慧超《徃五天竺國傳》
……又迦葉彌羅國東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㔜律國、揚同國、娑播慈國，此三國並屬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風並別，著皮裘㲲衫靴袴等也。地狹小，山川極險。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若是已東吐蕃總無寺舍，不識佛法，當土是胡，所以信也。已東吐蕃國，純住氷山雪山川谷之間，以氈帳而居，無有城郭屋舍，處所與突厥相似，隨逐水草，其王雖在一處，亦無城但依氈帳以為居業。土地出羊馬貓牛毯褐之類，衣著毛褐皮裘，女人亦爾。土地極寒，不同餘國。家常食麨，少有餅飯。國王百姓等，總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國人悉皆穿地作坑而臥，無有床蓆，人民極黑，白者全布。言音與諸國不同。多愛喫虱，為著毛褐，甚饒蟣虱，捉得便拋口裏，終不棄也。
又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㔜律國，此屬漢國所管。衣著人風飲食言音與大㔜律相似。著㲲衫及靴剪其鬚髮，頭上纏疊布一條，女人在髮，貧多富少。山川狹小，田種不多，其山憔杌，元無樹木及於諸草。其大㔜律，元是小㔜律王所住之處，為吐蕃來逼，走入小㔜律國坐，首領百姓在彼大㔜律不來。又從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馱羅，此王及兵馬總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羅門。此國舊是罽賓王王化，為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彼罽賓王，於後突厥兵盛便殺彼罽賓王，自為國主，因茲國境突厥覇王此國已北，並住[山]中。其山並燋無草及樹。衣著人風言音節氣並別，衣是皮□㲲衫靴袴之類。土地宜大麥小麥，全無黍粟及稻，人多食麨及餅。唯除迦葉彌羅、大㔜、小㔜、揚同等國，即此建馱羅國乃至五天崑崙等國，總無蒲□□□甘蔗。此突厥王象有五頭、羊馬無數，駝騾驢等甚□多。地與胡□□□□□迴不過，向南為道路險惡，多足劫賊。從茲已北西業者多，市店之間極多屠殺。此王雖是突厥，甚敬信三寶，王、王妃、王子首領等各各造寺供養三寶，此王每年兩迴設無遮大齋，但是緣身所受用之物、妻及象馬等並皆捨施，唯妻及象，令僧斷價，王還自贖。自餘駝馬金銀衣物家具，聽僧貨賣，自分利養，此王不同餘已北突厥也，兒女亦然，各各造寺設齋捨施，此城俯臨辛頭大河北岸而置，此城西三日程有一大寺，即是天親菩薩無著菩薩所住之寺，此寺名葛諾歌，有一大塔，每常放光，此寺及塔，舊時葛諾歌王造，從王立寺名也。又此城東南□里即是佛過去為屍毘王救鴿處，見有寺有僧，又佛過去捨頭捨眼餧五夜叉等處並在此國中。在此城東南山裏各有寺有僧，見今供養，此國大小乘俱行。
又從此建馱羅國，正北入山三日程，至烏長國，彼自雲欝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寶，百姓村莊，多分施入寺家供養，少分自留以供養衣食，設齋供養每日是常，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人也，專行大乘法也。衣著飲食人風與建馱羅國相似，言音不同，土地足駝騾羊馬㲲布之類，節氣甚冷。
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雲奢摩褐羅闍國，此王亦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衣著言音與烏長國相似，著㲲衫袴等。亦有羊馬等也。
又從此建馱羅國，西行入山七日，至覽波國，此國無王，有大首領，亦屬建馱羅國所管。衣著言音與建馱羅國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行大乘法。
又從此覽波國而行入山，經於八日程，至罽賓國，此國亦是建馱羅王所管。此王夏在罽賓，逐涼而坐，冬往建馱羅，趁暖而住。彼即無雪，暖而不寒。其罽賓國冬天積雪，為此冷也。此國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著言音食飲與吐火羅國大同少異。無問男之與女並皆著㲲布衫袴及靴，男女衣服無有差別，男人並剪鬚髮，女人髮在。土地出駝騾羊馬驢牛㲲布蒲桃大小二麥欝金香等。國人大敬信三寶，足寺足僧，百姓家各絲造寺，供養三寶。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糸寺，寺中貝佛螺髻骨舍利見在，王官百姓每日供養。此國行小乘，亦住山裏，山頭無有草木，恰似火燒山也。
又從此罽賓國西行至七日謝䫻國，彼自呼雲社護羅薩他那。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賓王姪兒，自把部落兵馬住此於國，不屬餘國亦不屬阿叔，此王及首領雖是突厥，極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領名娑鐸幹，每年一迴，設金銀無數，多於彼王。衣著人風、土地所出，與罽賓王相似，言音各別。
又從謝䫻國，北行七日，至犯引國。此王是胡，不屬餘國。兵馬強多，諸國不敢來侵。衣著㲲布衫皮毬氈衫等類，土地出羊馬㲲布之屬，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極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國及謝䫻等亦並剪於鬚髮，人風大分與罽賓相似，別異處多。當土言音不同餘國。
又從此犯引國，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羅國。王住城名為縛底那，見今大寔（食）兵馬在彼鎮押，其王被其王被逼，走向東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見屬大寔（食）所管。言音與諸國別，共罽賓國少有相似，多分不同。衣著皮毬㲲布等，上至國王，下及黎庶，皆以皮毬為上服。土地足駝騾羊馬㲲布蒲桃，食唯愛餅。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國王首領及百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內及蔥蕜等，不事外道。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髮，土地足山。
又從吐火羅國，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王先管大寔（食），大寔（食）是波斯王放駝戶，於後叛，便殺彼王，自立為主。然今此國卻被大寔（食）所吞。衣舊著寬㲲布衫剪鬚髮，食唯餅肉，縱然有米，亦磨作餅喫也。土地出駝騾羊馬、出高大驢㲲布寶物。言音各別，不同餘國。土地人性受與易。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師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雲出寶物；亦向崑崙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土地出好細疊。國人愛殺生，事天不識佛法。
又從波斯國，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食）國，彼王住不本國，見向小拂臨國住也，為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處所極窂，為此就彼。土地出駝騾羊馬疊布毛毯，亦有寶物。衣著細疊寬衫，衫上又披一疊布，以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種無別，女人亦著寬衫。男人剪髮在鬚，女人在髮。喫食無問貴賤，與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箸，取見極惡，雲自手殺而食，得福無量。國人愛殺[生]，事天，不識佛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又小拂臨國傍海西北即是大拂臨國，此王兵馬強多，不屬餘國。大寔（食）數迴討擊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寶物，甚足駝騾羊馬疊布等物。衣著與波斯、大寔（食）相似，言音各別不同。
又從大寔（食）國已東並是胡國。即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騾國、米國、康國等，雖各有王並屬大寔（食）所管。為國狹小，兵馬不多，不能自護。土地出駝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疊衫袴等及皮毬，言音不同諸國，又此六國總事火祆，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此等胡國並剪鬚髮，愛著白㲲帽子。極惡風俗，婚姻交雜，納母及姊妹為妻，波斯國亦納母為妻。其吐火羅國乃至罽賓國、犯引國、謝䫻國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
又從康國已東，即跋賀那國，有兩王，縛又大河，當中西流，河南一王屬大寔（食），河北一王屬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駝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皮裘疊布。食多餅麨。言音各別，不同餘國。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僧尼。
又跋賀那國東有一國，名骨咄國，此王元是突厥種族，當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土地出駝騾羊馬牛驢蒲桃疊布毛毯之類。衣著疊布皮裘。言音半吐火羅半突厥半當土。王及首領百姓等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國屬大寔（食）所管，外國雖雲道國，共漢地一箇大州相似。此國男女剪鬚髮，女人在髮。
又從此胡國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東至漢國，已北總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識佛法，無寺無僧，衣著皮毬氈衫，以蟲為食，亦無城郭住處，氈帳為屋，行住隨身，隨逐水草。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頭（髮）。言音與諸國不同。國人愛殺，不識善惡。土地足駝騾羊馬之屬。
又從吐火羅國東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當來於吐火羅國，逢漢使入蕃，略題四韻取辭五言：「君恨西蕃遠，余嗟東路長。道荒宏雪嶺，險澗賊途倡。鳥飛驚峭嶷，人去偏樑□。雖平生不捫淚，今日灑千行。」冬日在吐火羅逢雪，述懷五言：「冷雪牽氷合，寒風擘地烈。巨海凍墁壇，江河凌崖囓。龍門絕瀑布，井口盤蛇結。伴火上□歌，焉能度播蜜。」此胡蜜王，兵馬少弱，不能自護，見屬大寔（食）所管，每年輸稅絹三千疋。住居山谷，處所狹小，百姓貧多，衣著皮裘氈衫，王著綾絹疊布。食唯餅麨。土地極寒，甚於餘國。言音與諸國不同。所出羊、牛極小不大，亦有馬、騾。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領百姓等總事佛，不歸外道，所以此國無外道。男並剪除鬚髮，女人在頭（髮）。住居山裏，其山無有樹水及於百草。
又胡蜜國北山裏，有九箇識匿國，九箇王各領兵馬而住，有一箇王屬胡蜜王，自外各並自住，不屬餘國。近有兩窟王來投於漢國，使命安西，往來[不]絕。唯王、首領衣著疊布皮裘，自餘百姓唯是皮裘氈衫。土地極寒，為居雪山，不同餘國。亦有羊馬牛驢。言音各別不同諸國。彼王常遣二三百人於大播蜜川，劫彼與（商）胡及於使命，縱劫得絹，積在庫中，聽從壞爛，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識匿等國無有佛法也。
又從胡蜜國東行十五日，過播蜜川，即至蔥嶺鎮，此即屬漢，兵馬見今鎮押，此即舊日王裴星國境，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國界無有百姓，外國人呼雲渴飯檀國，漢名蔥嶺。
又從蔥嶺步入一月，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此亦漢軍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喫肉及蔥韮等。土人著疊布衣也。
又從疎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此龜茲國，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蔥韮等也。漢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南去于闐國二千里，亦足漢軍馬領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從此已東並是大唐境界，諸人共知，不言可悉。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於時節度大使趙君，且於安西有兩所漢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臺寺僧大雲寺□維那，名義超，善解律藏，舊是京中莊嚴寺僧也；大雲寺上座，名明惲，大有行業，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功德。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
于闐有一漢寺名龍興寺，有一漢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疎勒亦有漢大雲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崏州人士。……

[373] 《夷堅志·丁志·卷九·陝西劉生》紹興初，河南為偽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為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落穽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為庠遊説，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卽同行，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攜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偽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説，不得實。幸有誠愨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其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屍於河，並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説此，而失劉之名，為可惜也。

[374] 《魏書·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任城王拓跋澄》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個，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階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雲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雲『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眾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眾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眾。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眾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

[375] 《魏書·卷一百三·列傳第九十一·蠕蠕》……（普通二年）七月，阿那瓌啟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雲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並申賜賚。

[376] 張齊明《地域、門第之別抑或華夷之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吳人」、「南人」與「北人」》……曹魏至西晉時期「吳人」是政權鼎立之下基於對孫吳政權政治效忠而形成的地域性群體，他們以「中州」、「中國」稱呼中原住民，雖然相互歧視與攻訐，但並不互相視為異族。政權分立，長期的南北對峙是「吳人」族群認同形成的重要外部推動力量。而江東地區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逐漸取得了可以與中原地區相抗衡的地位，則是「吳人」族群認同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
……東晉時期，中州士人南下，相對於原來的「吳人」，他們被視為「北人」，而「吳人」也因此被稱為「南人」，「南人」、「北人」之間的爭奪是東晉政權內的一種權力、門第之爭。此時，北方正經歷戰亂，尚未出現穩定的統一政權，因此，偏宏江南的東晉政權，以「中國」自居，其內部的「南人」、「北人」族群，正處於不斷的鬥爭和融合之中……歸結而言，東晉時期的「南人」、「北人」之爭，不是基於地域而論，而多表現為門第、士庶權力之爭。
……東晉後期，劉裕集團開始崛起，並於420年進行了禪代，建立了劉宋政權。與此同時，北方鮮卑人建立的北魏也逐漸控制了中原地區，形成了新的南北對抗局面，此時，東晉時期的「南人」、「北人」有了新的含義。北方異族政權多稱南朝人士為「南人」，有時也稱「吳人」，甚至以歧視性的「島夷」稱之。江東則稱居住於中原地區的魏人為「北人」，但多以歧視性的「索虜」呼之。「南人」與「北人」，已經不再是華夏內部的群體區分，而演化為南北政權之間相互對立的異族，包含了「華夷之分」和政治上的「正統之爭」。……總而言之，此時南北之爭，大約皆為正統之爭，還隱含著華夷之分。……

[377]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发表纲领性施政演说. 朝鮮中央通訊社. 2024-01-16 [2024-01-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1-17）.

[378] 絕不合併意味著放棄武統　金正恩重構朝鮮半島和平的新思路

[379] 慧菀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卷下·經卷第四十五·諸菩薩住處品》震旦國_{或曰「支那」，亦曰「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作，故以為名，即今此漢國是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八·雜阿毗曇心論》振旦。或作震旦，或言真丹，皆一也，舊譯雲漢國，經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此無正翻，直神州之捴名也。
毘陵沙門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四之二》……第三句中雲振丹者。約佛在世，若教流此土則知而不見。振丹兩字並恐書誤。下第十所引即雲震旦。琳法師釋云：「東方屬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新婆沙雲脂那，西域記雲至那，此聲並與震旦、真丹相近故，故知並屬梵音。……

[380] 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卷第九》
……問曰：「世尊為四天王說四諦，聖語為有力耶、無力耶？若有力者，何以故為二聖語說一曇羅國、一彌離車國語說。若無力者，本師偈云何通？『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一音聲說法者，是梵音也。悉遍音者，若有真旦人，彼作是念：謂佛作真旦語說法。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謂彼處若有兜佉勒人，彼作是念：謂佛作兜佉勒語說法。現義者，著欲者作是念：世尊說不淨。恚者作是念：世尊說慈。癡者作是念：世尊說緣起。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者，眾中作是念：世尊為我故說法。是故說：『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作此論已。」答曰：「無力。何以故？世尊不可以耳見色、以眼聽聲。」
問曰：「若無力者，此偈云何通？」答曰：「此偈不必通。偈者非契經、非律、非阿毘曇，但彼作頌者欲令句義合故。此是讚佛，非是實。如鞞婆闍提說：諸佛不眠，以除陰蓋故、佛世尊亦常定故。如是更有說者，諸佛世尊不飲不食，除諸著味故。此是讚佛，非是實。如是偈讚佛，非是實。若通此偈者當何意？答曰：世尊所說應機捷速。世尊語極速，為一說已復為一說，如似一時。或曰：世尊語音一切音。各有境界應適一切音。世尊極知真旦語，勝生真旦中者。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兜佉勒，世尊極知兜佉勒語，勝生兜佉勒中者。以是故說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更有說者，世尊有力。」
問：「若爾者，此偈為善通。何以故世尊為四天王說四諦，為二聖語說，為一曇羅國語說，為一彌離車國語說？」答曰：「欲滿彼四天王意願故。二天王願世尊聖語為我說四諦，一願曇羅國語，一願彌離車國語。世尊常欲滿他一切善願，隨所欲而為說法。是謂滿四天王意願故，為二聖語說四諦，為一曇羅國語，為一彌離車國語說。或曰：『斷他疑故。』莫令有作是念：世尊但善於聖語，不能曇羅國語、彌離車國語。是故斷他疑故說，我一切中自在。以故爾。或世尊教化，或為變身口或不變。謂不變身口者，若為彼變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以己力遊朋者屍，人間一日行十二由延。說者即彼日教化七十千人入聖法中，謂一切緣不變身口。謂教化變身口者，若為彼不變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為四天王二聖語說，一曇羅語說，一彌離車語說。說四諦時，如是行觀時，一切根本聖行。」……
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卷第四十一》……佛以聖語為四天王說四諦，二解二不解。佛欲饒益憐愍故，復作陀毘羅語說四諦，謂伊禰彌禰踰被陀踏被，二不解者一解一不解。世尊欲饒益憐愍故，作彌梨車語說四諦，謂摩奢兜奢僧奢摩薩婆多毘羅緻是名苦邊，四皆得解。
問曰：「佛能以聖語為四天王說四諦令其解不？若能者，何故不使他解？不能者，偈所說云何通？如偈說『佛以一音演說法，而現種種若干義，眾生皆謂獨為我，解說諸法不為他。』一音者，謂梵音。現種種義者，若會中有真丹人者，謂佛以真丹語為我說法。如有釋迦人、夜摩那人、陀羅陀人、摩羅娑人、佉沙人、兜佉羅人，如是等人在會中者，彼各各作是念：佛以我等語，獨為我說法。若貪欲多者，佛為我說不淨；瞋恚多者，佛為我說慈心；愚癡多者，佛為我說緣起，眾生皆謂為我解說。諸法不為他者，時會各謂佛為說法不為他。」答曰：「應作是說：佛能。」
問曰：「若然者，何故不令他解？」答曰：「為滿足諸天王心所念故。二天王作是念：若佛為我作聖語說四諦者，我則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毘羅語說四諦者，我則能解。一天王作是念：若佛以彌梨車語說四諦者，我則能解。如其念而為說之。復次欲現知眾生語言音聲故。或謂如來唯能作聖語不能作餘語，欲令如是疑心得決定故，而作是說。復次受化者，或於如來不變形言而得受化，或於如來變異形言而得受化者。若於如來不變形言得受化者，若變形言而受化者則不能解。曾聞佛在摩伽陀國，為尊弗迦羅婆羅故，步行經十二由旬，令十萬眾生皆得見諦，皆以不變形言故。若變形言，彼諸眾生則不能見諦。若眾生應見如來變現形言而得度者，若不變形言則不得度。復有說者，不能。世尊非境界事，不能為境界。佛雖得自在，不能以耳見色眼聽聲。」
問曰：「若然者，偈義云何通？」答曰：「此是歎說如來之言，所說大過。如毘婆闍婆提作如是說：如來常定，善安住念慧故；如來不眠，以離蓋故。如是皆是歎說如來過美之言。復次如來言音能遍一切聲境界，如其所念皆悉能語。如來秦語，勝秦中生者；如來若作彌梨車語，勝彌梨車中生者。復次如來語言速疾迴轉，若作秦語，次作釋迦語，以速疾迴轉故人謂一時。」……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七十九》
……毘奈耶說：「世尊有時為四天王先以聖語說四聖諦，四天王中二能領解二不領解。世尊憐愍饒益彼故，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聖諦，謂瑿泥迷泥蹋部達□部，二天王中一能領解一不領解。世尊憐愍饒益彼故，復以一種篾戾車語說四聖諦，謂摩奢覩奢僧攝摩薩縛怛羅毘刺遲，時四天王皆得領解。問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所化皆得解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所以者何？若言能者後二天王聞聖語說何故不解？若不能者伽他所說當云何通？如有頌言『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獨為我說種種義』，一音者謂梵音，若至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為說至那音義，如是礫迦葉筏那達剌陀末婆佉沙覩貨羅博喝羅等人來在會坐，各各謂佛獨為我說自國音義，聞已隨類各得領解。又貪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不淨觀義；若瞋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慈悲觀義；若癡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緣起觀義，憍慢行等類此應知。此伽他中既作是說，如何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有作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
問：「若爾何故後二天王聞聖語說而不能解？」答：「彼四天王意樂有異，為滿彼意故佛異說，謂二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以聖語說四聖諦者我能受行。第三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諦者我能受行。第四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隨以一種篾戾車語說四諦者我能受行。是故世尊隨彼意說，復次世尊欲顯於諸言音皆能善解故作是說，謂有生疑佛唯能作聖語說法，於餘言音未必自在，為決彼疑佛以種種言音說法，顯於諸方言音自在，所說法要聞皆受行。復次有所化者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有所化者依佛轉變形言而得受化，依佛不變形言得受化者若變形言而為說法彼不能解。如說佛在摩揭陀國為度池堅步行十二踰繕那故七萬眾生皆得見諦，彼皆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若變形言為說法者，彼諸眾生應不見諦。依佛轉變形言得受化者，若不變形言而為說法彼不能解。是故世尊作三種語為四天王說四聖諦。復有說者，佛以一音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能領解，世尊雖有自在神力而於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見諸色眼聞聲等。」
問：「若爾前頌當云何通？」答：「不必須通非三藏故。諸讚佛頌言多過實。如分別論者讚說世尊心常在定，善安住念及正知故，又讚說佛恆不睡眠離諸蓋故。如彼讚佛實不及言前頌亦然故不須釋。復次如來言音遍諸聲境隨所欲語皆能作之，謂佛若作至那國語勝在至那中華生者，乃至若作博喝羅語勝在彼國中都生者，以佛言音遍諸聲境故。彼伽他作如是說。復次佛語輕利速疾迴轉，雖種種語而謂一時。謂佛若作至那語已無間復作礫迦國語，乃至復作博喝羅語，以速轉故皆謂一時，如旋火輪非輪輪想。前頌依此故亦無違。復次如來言音雖有多種。而同有益故說一音。」……

[381] Fan Bai、Yichen Liu、Shargan Wangdue、Tianyi Wang 、Wei He、Lin Xi、Yang Tsho、 Tashi Tsering、Peng Cao、Qingyan Dai、Feng Liu、Xiaotian Feng、Ming Zhang 、Jingkun Ran、Wanjing Ping、Danzin Payon、Xiaowei Mao、Yan Tong、Tinley Tsring、Zehui Chen、Qiaomei Fu《Ancient genomes revealed the complex human interactions of the ancient western Tibetans》
……「Among all SDLG individuals, we found one 1,900 BP individual (SDLG_o), which shifted toward present-day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populations in the PCA plot, showing additional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genetic connections. 」……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of a historical individual from the Guge Cave. Guge is an ancient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flourished for 700 years, and mysteriously collapsed in 1,635 CE. Its inhabitants were believed to be descendants of the Tubo empire, and it played a role in spreading Buddhism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This newly sequenced Guge individual was carbon-dated to 422–151 cal BP, which falls within the period toward the end of the Guge kingdom. 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Tibetans, this individual was an outlier and showed extra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Central and South Asians, while not as much as the SDLG_o. Also, compar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100 BP Gelintang individual, significant gene flow from Central Asians was detected in this Guge individual. Specifically, this Guge individual harbored ∼33% Central Asian-related ancestry and ∼67% Ngari local ancestry in qpAdm admixture modeling. The Central Asian ancestry estimated to be from an admixture occurred around 1,353 CE. This might indicate relatively active and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uge kingdom and Central Asians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western Tibetans.」……
…… 「Interestingly, a low Y chromosome diversity was observed in the 2,300 BP GBSL site and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All males from the 2,300 BP GBSL site carried D1a1a1 haplogroup, and all males from the 1,800 BP Pulanduowa site carried O2a2b1 haplogroup. 」……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and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of Ngari sites
……「Outside the plateau, populations in ancient western Tibetan Plateau had interactions with popul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at least 2,000 years ago. Starting from 2,300 years ago, individuals from the PYJW site were influenced by Bronze Age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nd after 2,000 years ago, an outlier individual from the Sandalongguo site was affected by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signal of external genetic influence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the western plateau comes from an outlier individual dated to approximately 1,900 years ago from the SDLG site.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is outlier individual carries over half of the genetic components related to the Bronze Age IVC population. 」……

[TavanTolgoi墓地-382] Gavaachimed Lkhagvasuren、Heejin Shin、Si Eun Lee、Dashtseveg Tumen、Jae-Hyun Kim、Kyung-Yong Kim、Kijeong Kim、Ae Ja Park、Ho Woon Lee、Mi Jin Kim、Jaesung Choi、Jee-Hye Choi、Na Young Min、Kwang-Ho Lee 《Molecular Genealogy of a Mongol Queen’s Family and Her Possible Kinship with Genghis Khan》
……「In 2004, we first discovered 5 graves belonging to the Golden family in Tavan Tolgoi, Eastern Mongolia. To define the genealogy of the 5 bodies and the kinship among them, SNP and/or STR profiles of mitochondria, autosomes, and Y chromosomes were analyzed. Four of the 5 bodies were determined to carry the mitochondrial DNA haplogroup D4, while the fifth carried haplogroup CZ, indicating that this individual had no kinship with the others. Meanwhile, Y-SNP and Y-STR profiles indicate that the males examined belonged to the R1b-M343 haplogroup. Thus, their East Asian D4 or CZ matrilineal and West Eurasian R1b-M343 patrilineal origins reveal genealogical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despite a Mongoloid physical appearance. In addition, Y chromosomal and autosomal STR profiles revealed that the four D4-carrying bodies b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ither mother and three sons or four full siblings with almost the same probability. Moreover,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demonstrates that descendants of Tavan Tolgoi bodies today live mainly in Western Eurasia, with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Here, we propose that Genghis Khan and his family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rather than the Y-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and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to be present in the family members of Genghis Khan. Additionally, Tavan Tolgoi bodies may have been the product of marriages between the lineage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and the lineage of either the Ongud or Hongirad clans, indicating that these individuals we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immediate family or his close relatives.」
……「In 2004, 7 graves were first excavated in the central hill of Tavan Tolgoi (「five hills」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by a Mongolian excavation team. Tavan Tolgoi lies within the Ongud province once dominated by Alaqai Beki and then Sorkhokhtani, a wife of Genghis Khan’s youngest son Tolui, during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Mongolian archaeolog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xcavation of Tavan Tolgoi graves strongly suspected that 5 of 7 Tavan Tolgoi graves belonged to the Golden family, and one of those 5 graves was thought to be that of a Mongol Queen. Burial artifacts excavated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ave since been displaye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 recognized as important relics of the Mongol Empire.」……
……「Based on these data,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anatomical sex of MN0104, MN0126, MN0127, and MN0376 was male, while that of the other bodies (MN0105, MN0124, and MN0125) was female.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were coincided with those of amelogenin sex determination by the conventional PCR analysis using X-Y primers. One Tavan Tolgoi body (MN0124) was estimated to have died in her 10s, 4 (MN0104, MN0125, MN0126, and MN0127) in their 20s, and 2 (MN0105 and MN0376) in their 40s or 50s. Burial artifacts from the 5 Tavan Tolgoi graves were exceptional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compared to those previously found in other graves from the Mongolian era; most artifacts from the Tavan Tolgoi graves, however, including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had been looted a long time ago. In the female graves, MN0105 and MN0125, we unearthed golden rings engraved with the falcon image that symbolizes the Genghis Khan and the Borjigin clan, a saddle sheathed in gold dragon-shaped artistic decoration and golden ornaments for boqta,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Mongol khatuns in shape and decoration. In the male graves, MN0104 was unearthed holding an ornament, called 「Jins」 in Mongolia, consisting of a large pearl mounted on a flower-shaped golden base. MN0126 and MN0127 were each wearing only a single earring that was found under the skull, indicating their higher social status; Mongolian aristocratic men usually wore hats adorned with Jins and a single earring in their left ears, confirming that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were all male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male members, MN0104 and MN0126, of the Golden family belong to haplogroup R1b-M343; however, only 4 biallelic markers were definable in MN0126. In contrast, the Mongolian warrior MN0376 was positive for R-M207 and negative for O-M175, C-RPS4Y, N-M231, D-M174, J-M304, and Q-M242. MN0376 was affiliated with R1a1a-M17, a subclade of haplogroup R1, rather than R1b-M343 because he carried R-M207, R1-M173, and R1a1a-M17 but not R1b-M343.」
Table 2. Y-haplogroups of the male Tavan Tolgoi bodies.
…………「Taking all data of Y-SNP and Y-STR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le Golden family bodies (MN0104, MN0126, and MN0127) from Tavan Tolgoi were clearly assigned to the Y-haplogroup R1b with the identical Y-haplotype, whereas a male general public (MN0376) to the Y-haplogroup R1a1a showed a quite different Y-haplotype from that of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
……「Collectively, the results of mtDNA, Y-SNP, and Y-STR indicate that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Tavan Tolgoi had matrilineal (D4 and CZ) and patrilineal (R1b-M343) lines with genealogical origins in East Asia and West Eurasia,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Y-STR data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Y-SNP, demonstrating that male members of the Golden family, which showed identical Y-STR profiles,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and that their direct descendants are distributed in West Eurasia from Poland to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any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nomadic tribes inhabited the present-day Mongolian plateau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Genghis Khan’s era,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underwent rapid and considerable gene flow from Eurasia, resulting in additional genetic admixture. Likewise, the Mongolian population was formed by the continuous admixture of indigenous tribes who inhabited the Mongolian plateau, with European and other Asian populations who inhabited regions geographically distant from Mongolia. This admixture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modern-day Mongolian people, exhibiting both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features. The mixing between Mongoloid and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inherent i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day Mongolians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The Golden family members carried mtDNA haplogroups D4 and CZ, mostly found in Far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Asia, respectively, whereas male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carried the Y-haplogroup R1b-M343, dominant in Western Europe. That is, although members of Golden family were physically Mongoloid, their molecular genealogy revealed the admixture between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ethnic groups. Thus, it is likely that their Mongoloid appearance would have resulted from gradual changes in their appearance from Caucasoid to Mongoloid through generations from their ancestors.」……
「Although many regard the portrait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Taiwan, as the depiction most closely resembles Genghis Khan, all existing portraits, including this one, are essentially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Genghis Khan’s appearance by historians living generations after Genghis Khan’s era. Although the factual nature of the statement is controversial, Persian historian Rashid-al-Din reported in his 「Jami’s al-tawarikh」 written at the start of the 14th century that most Borjigin ancestors of Genghis Khan were tall, long-bearded, red-haired, and bluish green-eyed, suggesting that the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had some Caucasoid-specific genetic features. He also said that Genghis Khan looked just like his ancestors, but Kublai Khan, his grandson, did not inherit his ancestor’s red hair, implying that the addition of Mongoloid-specific alleles for determining hair color to the genetic makeup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was probably from the grandmother or mother of Kublai Khan, that is, the wife or daughter-in-law of Genghis Khan.
「On」 and 「gud」 from Ongud mean West and plural in ancient Altaic language, respectively, implying that the Ongud is a tribe from Western Asia. In fact, the ancestors of the Ongud are the Shato Turks of the Western Göktürks Khaganate; they moved to Eastern Xinjiang in the 7th century, and were scattered over Northern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in the 9th century. In the Mongolian era, many Ongud peoples were resettled in Khorazm of Western Central Asia, as governors for the Golden Horde Dynasty, and eventually formed part of the Kazakhs and the Mughals. In addition, they also fell under the Chagatai Khanate that was ruled by Chagatai Khan and his descendants and/or successors and extended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Aral Sea to the Altai Mountains. These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ngud clan may be anthropologically Caucasoid rather than Mongoloid, according to their geographical origin.」……「Thus, the appearance of R1b-M343 in Tavan Tolgoi bodies reflects that the genea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consisted largely of a Caucasoid paternal genetic poo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at a high frequency in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supports that they are direct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Collectively, our results provide three possibilities about the high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avan Tolgoi bodies and th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First, Tavan Tolgoi bodies would be Golden family members from qudas between the female lineage of Borjigin clan and the male lineage of rulers who dominated Eastern Mongolia, including the Ongud Kingdom. Accordingly, R1b-M343 of Tavan Tolgoi bodies reveals the Y-haplogroup of rulers of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Mongolian era, not that of Genghis Khan’s Borjigin clan. Second, it is plausible that R1b-M343-carrying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somehow related to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for a similar reason to C3c-M48 being assumed as the Y-haplogroup of Genghis Khan by Zerjal and colleagues. Thus, Genghis Khan may have carried Y-haplogroup R1b-M343, which is prevalent in West Eurasia, and not haplogroup C3c-M48, which is prevalent in Asia. This is based on Genghis Khan’s physical appearance, which exhibited some features of Caucasoid ethnic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day R1b-M343 carriers. Third, we cannot entirely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R1b-M343-carrying modern-day individuals are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s generals or relatives who had no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Genghis Khan and his Borjigin clan, but exercis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past Mongol khanates including Golden Horde, Ilkhanate, and Chagatai Khanate」……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molecula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btained, it seems most likely that the Tavan Tolgoi bodies are members of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including the lineage of bekis, Genghis Khan’s female lineage, and their female successors who controlled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early Mongolian era instead of guregens of the Ongud clan, or the lineage of khans, Genghis Khan’s male lineage, who married females of the Hongirad clan, including Genghis Khan’s grandmother, mother, chief wife, and some daughters-in-law.」…………

[383] Juhyeon Lee、Takehiro Sato、Atsushi Tajima、Tsend Amgalantugs、Batmunkh Tsogtbaatar、Shigeki Nakagome、Toshihiko Miyake、Noriyuki Shiraishi、Choongwon Jeong、Takashi Gakuhari《Medieval genomes from eastern Mongolia share a stable genetic profile over a millennium》……「while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Xianbei (100–250 CE) and Rouran (300–550 CE) periods showed overall low genetic heterogeneity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ir ancestry derived from the eastern Eurasian ancestral populations, the following Turkic (552–742 CE) and Uyghur (744–840 CE) period individuals showed highly heterogeneous genetic profiles presumably due to a recent mixture with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harboring an Iranian- or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related ancestry.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a local time transect across the Medieval period in Mongolia by generating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data of nine ancient individuals. They were excavated from two cemeteries in eastern Mongolia, located 18 km apart from each other: five from Gurvan Dov (GD) and four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
……「We initially extracted genomic DNA of the 10 Medieval individuals excavated from the two cemeteries, GD and TK. Among the six GD individuals, one is from the Xiongnu-Xianbei period (GD1-4), two from the Turkic period (GD1-1 and GD2-4), one from the Uyghur Khaganate period (GD1-3), one from the Zubu period (GD2-2), and on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GD2-3). The four TK individuals (TK4-2, TK4-5, TK5-2 and TK5-8) are from the Mongol period. We found that nine out of 10 individuals, excluding one Mongol-period individual (GD2-3), yielded sufficient genome-wide coverage after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carried them to an in-depth quality control and downstream analysis. 」……
Table 1. Summary of genome sequencing data.
「We also determined the MT and Y haplogroups and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among individuals. Among the two GD males, the Uyghur period one (GD1-3) is assigned to Y haplogroup J2a, belonging to the western Eurasian Y haplogroups, and the Turkic period one (GD2-4) is assigned to D-M174. All three Mongol period males from Tavan Khailaast (TK) carry Y haplogroup C2b. 」……
Figure 4 Admixture modeling of GD and TK individuals using qpAdm.

[384] Pere Gelabert、Asta Blazyte、Yongjoon Chang、Daniel M. Fernandes、Sungwon Jeon、Jin Geun Hong、Jiyeon Yoon、Youngmin Ko、Victoria Oberreiter、 Olivia Cheronet、 Kadir T. Özdoğan、Susanna Sawyer、 Songhyok Yang、 Ellen McRae Greytak、Hansol Choi、Jungeun Kim、Jong-Il Kim、Choongwon Jeong、Kidong Bae、Jong Bhak、Ron Pinhasi《Northeastern Asian and Jomon-related genetic structure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f Gimhae, Korea》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paleogenomic data from the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a crucial point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 formation of Korea. These data comprise eight shotgun-sequenced genomes from ancient Korea (0.7×–6.1× coverage). They were derived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the Yuha-ri shell mound and the Daesung-dong tumuli, the latter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funerary complex of the Gaya confederacy. All individuals are from between the 4th and 5th century CE and are best modeled as an admixture between a northern China Bronze Age genetic source and a source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t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e present-day genomes from Japan. The observed substructure and proportion of Jomon-related ancestry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two genetic groups within the population and diversity among the Gaya popul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excavated center of the Gaya culture is a massive 3,700 m2 burial complex of rulers in Daeseong-dong in Gimhae, dated to the 1st–5th centuries CE. It consists of 219 tombs, 69 of which are complexes with multiple burials that include human sacrifices and various mortuary goods such as pottery, iron armors, and items related to archery.」……
……「We screened 27 petrous bones or teeth obtained from 22 individuals from two archeological sites in Gimhae City, Gyeongsangnam-do: Daeseong-dong and Yuha-ri, both dated to the 4th–5th centuries CE.27 The genomic libraries of eight individuals had over 7% of sequencing reads that aligned to the human reference genome, with whole-genome coverage depths between 0.7× and 6.1×. All seven Daeseong-dong individuals we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mortuary practices linked to social status, specifically, main burials (grave owners) and human sacrifices (STAR Methods).」……
Table 1 Mai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f the eight Korean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dividuals
……「The eight individuals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are positioned within the diversity of East Asian individuals, particularly close to present-day Koreans and Japanese, ancient Kofun from Japan, and several Neolithic Koreans. However, two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clustered rather closely with present-day Japanese and closer to Japanese Jomon individuals, a pattern that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other six individuals. 」……「Therefore, we separated the eight TK individuals into two groups: (1) the two outliers (Korea-TK_2) and (2) the remaining six individuals (Korea-TK_1). 」……「The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the Korea-TK_2 individuals, AKG_10203 and AKG_10207, may have more Jomon-related ancestry than the other six TK individuals. This component is absent in present-day Koreans, but it is present among present-day Japanese.」……
……「We computed outgroup f3 statistics that measure the amount of shared genetic similarity between populations by comparing Korea-TK_1 and Korea-TK_2 with ancient and present-day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Korea-TK_1 shares the highest affinity to modern Korean, Japanese, and present-day Han populations and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the Liao and Yellow Rivers, as well as Kofun. Korea-TK_2, however, appears to b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Japanese, the ancient Kofun, and other ancient Japanese populations with Jomon ancestry.」……
……「In order to compare our genomes with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analyses on Japanese ancient individuals,13 we repeated the qpAdm analysis using the same right and left set, which indicates that Korea-TK_1 can be modeled as 28% NEasia, 63% Han, and 8% Jomon. Korea-TK_2 can be modeled as 32% NEasia, 43% Han, and 25% Japan Jom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emporary Japan_Kofun, Korea-TK_2 shows more Jomon ancestry than Japan_Kofun, which is compensated by less Han ancestry.」……「we applied qpAdm to model present-day Koreans using the same ancestry sources that were used for modeling the ancient Koreans, including the two TK groups as separate possible sources. We found that the simplest working models were with a source related to Yellow_River-LBIA (p = 0.75). However, when present-day Koreans were modeled using each Korea-TK period individual as a source, at least three out of the six individuals from Korea-TK_1 were sufficient as a single source, just like Yellow_River-LBIA (0.15 < p < 0.69). We estimated the dates of the admixture event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qpAdm analyses using DATES.40 No combinations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Korea-TK_2, and only Korea-TK_1 modeled as the admixture of Yellow_River-LBIA and Japan Jomon yielded significant results, modeled as 47.93 generations with a CI of 13.7 generations. Assuming 28 years per generation, this corresponds to an admixture that happened 1,400–600 BCE.」……
……「Here, we provide shotgun data from the Korean TK period, which allowed us to genetically characterize the population of Gimhae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o shed light on the genetic history of Korea. However, the lack of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high-coverage Korean samples does not allow the in-depth assessment of the Jomon-related diversity dilu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with more samples from these protohistoric periods will be interest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Korean TK period genetic dynamics. Moreo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ancient Korean genomes, including those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are only from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Korea and may not reflect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origin, migration, and admix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Koreans.」……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s
Human sacrifice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several ancient societies, and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 wealthy class that sought political benefits at the expense of victims belonging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e., the non-wealthy). The practice of human sacrifice was known as sunjang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Kore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t has been hypothesized that this practice lasted for centuries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 Silla, these practices lasted until the 4th to 5th centuries CE and are connect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ne-piled wooden chamber burials. In these graves there is a main burial chamber which housed the grave owner, and an auxiliary chamber with numerous grave goods; in both chambers the bodies of human sacrifices are also found.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the human sacrifices; several authors have hypothesized that some of the sacrificed individuals may have enjoyed relatively high status in Silla society based on the numerous ornaments found with their bodies, although this evidence is indirect, and the written records do not clarify their status.

[385] 竺法護譯達磨羅察《佛說申日經》……申日有子，名旃羅法^{漢言月光童子}，先世宿命學佛經道，有神猛志，志在大乘。白其父言：「佛者大聖神通已達，前知無窮卻覩無極。蜎蜚蠕動心義所念，皆豫知之。莫用邪冥惡人之言受其重罪。」……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千歲已後，經法且欲斷絕，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作聖君，受我經法興隆道化，秦土及諸邊國，鄯善、烏長、歸茲、疏勒、大宛、於填及諸羌虜夷狄皆當奉佛尊法普作比丘，其有一切男子女人，聞申日經，前所作犯惡逆者皆得除盡。當知世尊之所應度如是，如是其有犯逆尚得度脫，何況至心學佛道者。」佛說經已，一切眾會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386] 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第二總括群經錄上之二》密跡金剛力士經七卷(或五卷或四卷或八卷，太康元年十月八日出亦直雲密跡經，見支敏度竺道祖及僧祐三錄，今編入寶積當第三會)

[387] 西晉三藏竺法護奉詔譯《大寶積經·卷第十·密跡金剛力士會》……第二十二離辭諸天、第二十三假使諸天、第二十四善見諸天、第二十五一究竟諸天、淨居有四天，謂所奉行決了一處究竟天、真究竟天、無瞋恚天、不親近天。是為寂意！諸天立至誠誓慧眾。如是諸夜叉鬼神、揵沓和、阿須輪、迦樓羅、真陀羅、摩休勒、迦盧跡鬼神、持花鬼神，其言辭教各各別異。又寂意！是閻浮利天下大國具足有一千，各有大郡。其十六大國以用治政而相攝護，各自諮嗟。一切諸人及與非人，言語各異音聲不同，辭有輕重。如來聖慧從其音響隨時而入，皆悉化之立正真業。各有種號，釋種、安息、月支、大秦、劍浮、擾動、丘慈、于闐、沙勒、禪善、烏耆，前後諸國匈奴、鮮卑、吳蜀秦地、諸麼夷狄、他羅多愚民野人，及諸須曼耶呪，女人處國、牟兜吒國、因緣國、波羅奈國、數樹國、金本國、脾羅本國、倚脾沙國、益本國、上本國、他談國、北方異國、西方所持國。海中諸神，眾蟲魚鼈。諸山中神，有形含血之類，阿拘羅、摩拘羅、阿那散，諸牧羊諸禽獸，所負諸瘻種心不平正，前曾生者、處在世者。如是寂意！如斯千國周圍充滿，於閻浮利天下各自異居。又是諸人及非人類，言語各異志操不同音聲各別。如來至真隨其言音而入其中，因開化之立於正真。……

[388] 孫盛《晉陽秋》太康末，陸機入洛，聞左思作《三都賦》。與弟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水中三都賦。」吳以中州人為「傖」。

[389] 《太上三天正法經》……逮至黃帝，置立生民，後生之人，起於黃帝也。黃帝結土為象，放於廣野，三百年中，五色變化，能言能語，各在一方，故有傖、秦、氐、夷、蠻、差之類也。五姓合德，亦法自然，承上真之炁，而得為人也。能有生死之期，壽命之會。若有骨炁係真，便為不死，得補上仙，有不純之行，死歸土也。……

[390] 大唐陸海羽客王懸河修《三洞珠囊·卷之七·二十四職品》……大都攻職，主天下屯聚符廟，秦、胡、氐、羌、蠻、夷、戎、狄、楚、越攻擊不正氣，惡人逆鬼，盡當分明考錄。……領決職，主鬼氣，男女被氣傳語領決教，分別秦、夷、胡、戎、狄、氐、羌真偽。……
《三洞珠囊·卷之九·老子化西胡品》……鬼谷先生撰《文始先生無上真人關令內傳》云：周無極元年，歲在癸丑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老子之度關也。……後入嚴賓國闍崛之山精舍中行道。廚賓王出遊，問曰：「此何等人？」侍者曰：「道士耳。」王曰：「道士乃幽隱在此乎？」後日復游見之，王曰：「何修也？可以致福。」老子曰：「齋戒中食，讀經行道，上可得至真，不死不生，教化出入在意也；下可安國隆家，亦可從轉身得道，度世入無為。」王曰：「善哉！」後日出遊，復見之。王曰：「道士道法最何為貴耶？」道士曰：「吾道貴自然，清靜無為，及齋戒行中食，燒香可從生天可從生王侯家得可從道度世以此為上。」王曰：「善！寡人慾請道士中食行道，可乎？」道士曰：「為欲請幾人耶？」王曰：「悉請也。」道士曰：「徒眾多，難可悉供也。」王笑曰：「寡人大國，何求不得，而雲不能供耶？」道士曰：「吾道士固曰貧道，依附國王，致有珍寶，儘是王物。今先欲請王國人中食，以為百姓祈福，可乎？」王曰：「善！但恐道士無以供之。」道士曰：「足有供之，願王枉駕。」王曰：「刻日當到。」道士遂先請及群臣國人也，皆使仙童玉女及四方飛天人請男女一十四日，都畢，王嘆曰：「貧道士尚能作大福如此，我大國王何所乏無而言不能供之耶？」刻日請道士徒眾，大會道士，到皆引諸天聖眾九品仙人，四十餘日，人來不盡，後方日日異類，或胡或傖，或吳或楚，或長或短，王倉庫已半，人猶未止。……

[391] 三藏沙門義淨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雲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為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迢然，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條、用自開文見嫌餘制，若爾則部別之義不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遍行於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法之徒須依自部^{頻毘娑羅王夢見一疊裂為十八片，一金杖斬為十八段。怖而問佛。佛言：「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贍部。時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即先兆，王勿見憂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意存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撿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偽？意在斷除煩惑拔濟眾生，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沈結？依行則俱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理無乖競，既無慧目誰鑒是非？任久習而修之，幸無勞於自割。且神州持律，諸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簣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實致為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又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語而更作解謿？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懷飲息濟命無由。准驗律文則不如此，論斷輕重但用數行，說罪方便無煩半日，此則西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順、義而後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
三、食坐小床
西方僧眾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床，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腳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枮隨事。雙足蹋地，前置盤盂，地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床上跏坐食者。且如聖制，床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床高二尺已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床之過。時眾同此，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床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來由。即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於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來儀，漢德乃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雖還告言，誰能見用？又經雲「食已洗足」，明非床上坐，菜食棄足邊，故知垂腳而坐是。佛弟子宜應學佛，縱不能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為護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歛眾殘食深是非儀，收去反觸僧槃、家人還捉淨器，此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熟察之，須觀得失也。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二十洗浴隨時》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花果恆有，不識氷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疿子，寒乃足無皴裂，為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為福。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異於餘者。……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二十七先體病源》……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概。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則時有欝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咸生堀倫國。唯斯色類是唐所須，自餘藥物不足收採。……

[392] 敦煌殘抄本《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第一》……爾時老君告諸國王：「汝等心毒，好行殺害，唯食血肉，斷眾生命。我今為汝說夜叉經，令汝斷肉，專食麥麨，勿為屠殺。不能斷者，以自死肉。胡人佷戾，不識親疎，唯好貪婬，一無恩義。鬚髮拳鞠，梳洗至難。性既羶腥，體多垢穢。使其修道，煩惱行人。是故普令剔除鬚髮，隨汝本俗而衣氈裘。教汝小道，令漸修學。兼持禁戒，稍習慈悲。每月十五日，常須懺悔。又以神力為化佛形，騰空而來。高丈六身，體作金色。面恆東向，示不忘本，以我東來故顯斯狀。令其見者，發慈善心。汝等國王，所有朝拜一像吾面。東向政事。如是不久，過蔥嶺山，中有深池，毒龍居止。五百商旅，宿於池濱，為龍所害，竟不遺一。我遺其國渴叛陀王傳祝與之，就池行法。龍王恐怖。乃變為人。謝過向王請移別住，不復於此更損人民，令後往來絕其傷害。次即南出至於烏場，遍歷五天，入摩竭國。我衣素服，手執空壺，置精舍中，立浮屠教，號清淨佛，令彼剎利婆羅門等而奉事之，以求無上正真之道。歷年三八，穆王之時，我還中夏，使入東海，至於蓬萊方丈等洲。到於扶桑，暫過大帝之所，挍集仙品稱位高下。又經八王二百餘載，幽深演之時，歲次辛酉。三川震蕩，王者將亡。數遭百六，非人可制。我更西度，教化諸國。次入西海，至於聚窟流麟等洲。總召十方神仙大士，及初得道地下主者、並未授任遊散仙人至孝至忠適經歷度者，如是等輩八萬餘人，挍量功德行業輕重，授其職位。五等仙官、二十七品仙真、上聖岳瀆三天，咸悉補擬如是。又經六十餘載，桓王之時，歲次甲子一陰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託廕而生，號為悉達。捨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始建悉曇十二文字，展轉離合三萬餘言。廣說經誡，求無上法，又破九十六種邪道。歷年七十，示人涅槃。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教化天人，乃授孔丘仁義等法。爾後王誕六十年間，分國從都，王者無德。我即上登崑崙，飛昇紫微，布氣三界，含養一切。……」
《老子化胡經·卷第二》……爾時老君為諸弟子及眾生故，告〔尹〕喜言：「是諸外道鬼神有九十六種，略為說之。此諸鬼神敗亂正法，於修道人能為摩事，作諸變（恠）種種形像。或複令人墜落〔邪〕道，陷諸眾生便不休息。吾去之後，遍行於世，乃至東夏，專行邪或，迷亂人心，令其顛倒風狂。或著者不悟，或令斷髮削須，烏衣跣足，種種形狀，求人利養；行淫慾事，貪取錢財，遣人舍男舍女，□□□命，乃至頭目、國城妻子，無所憐惜。雲過去未來，得諸果報，人無悟者。複令國王帝主□□信向，破亂政事，不自歸道。著此外道，則生我慢，矯誑百端，或亂大道。」
《老子化胡經·受道卷第八》……爾時，老子偈訖，告諸眾曰：「我乘雲禦氣，遊於八極之外，履行十方。教化八十餘國，降伏九十五種邪道，或夏或夷，種種變見，或在火上，或在水中，或作小身，或作大身；何種不涉，何種不經，何國不化，何世不生？或儒或道，或仙或凡，傳經說戒，種種教道，示令開悟一切眾生。胡王既伏教戒，吾當遊於九天。時鬼穀等二十四真，隱影複還於周，唯喜待吾矣。」
《老子化胡經玄歌卷第十》……我在舍衛時，約勅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齎經教東秦。歷落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至尊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終時當還，慎莫戀中秦。致令天氣怒，太上踏地瞋。寺廟崩倒澌，龍王舐經文。八萬四千弟子。一時受大緣。……
《老君十六變詞》……五變之時。生在中都在洛川。嵩高少室嶺岑顛中央修福十萬年。教授仙人數萬千。齊得昇天入青雲。降鑒周室八百年。運終數盡向罽賓。化胡成佛還東秦。敷揚道教整天文。

[393] 《姚伯多造像記》……其辭曰：芒芒太上。疊疊幽微。於矣皇老。誕精雲湄。純風漸鼓。品物沾暉。非至非成。熟啟冥機。洸洸尹生。妙契玄理。遠其城都。皓變素起。微言既暢。萬累都止。陳文五千。功不在己。沖虛纏邈。如昧俞深。不知其誰。像帝先人。化治西域。流波東秦。至感無其，崇之者因。既建石像。圖藻靈仙。在軒雲遘。岳峙霄間。莊麗嚴飾。妙觀閑閑。髣髴神儀。載揚真賢。濟濟川原。雍穆開關。俄俄風流。君子交齊。降生哲人。敘此熟資。清為時範。動為世師。非唯立德。政化是妣。其妣唯何。唯政是匡。其政唯何。柔而能剛。造立石像。德立彌章。唯我皇老。與日齊光。伯多、伯龍、姚定龍、姚伯養、姚天□從始供養，千載不忘。壽身捨身。道氣將自。如此種福。□□萇入天堂。子孫□□後更煩昌。後人見之。供養如常。若當不信。□□

[394] 《三國志·卷十·魏書十·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荀彧》……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395] 《宋書·卷十四·志第四·禮一》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鳬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急，實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灑。並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於今八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見省。
《宋書·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天文一》……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虜，績、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
《宋書·卷二十四·志第十四·天文二》……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按劉向說，民去其土之象也。是後遂亡中夏。……
《宋書·卷九十五·列傳第五十五·索虜》……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告司、兗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疆理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踰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煙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兗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阼，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於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稟承廟算，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己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耆昧，綏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飆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屍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搆難西虜，結怨黃龍，控弦熸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襃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羇旅，披榛委誠，施紱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敍用。如其迷心不悛，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宇。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於晉始，姦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疆埸，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捲趙、魏，負其眾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為念，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衂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兵無勝略，棄師隕眾，委甲橫原，捐州亘水，荊、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寃就虜，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

[396] 《南齊書·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芮芮虜》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吳、漠殊域，義同脣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並、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隣好，侔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仰，豈不盛哉！」

[397] 《隋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二·薛道衡》……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卭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併，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隋書·卷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九·北狄·突厥》……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眾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

[398] 《三老趙掾之碑》
三老諱寬，字伯然。金城浩眉人也。其先蓋出自少皓，唐炎之隆，伯翳作虞，胤自夏商，造父馭周，爰暨霸世，夙為晉謀。佐國十嗣。趙靈建號，因氏焉。迄漢文景，有仲況者，官至少府。厥子聖，為諫議大夫。孫字翁仲，新城長，討暴有功，拜關內侯。弟君□（真），密靖內侍，報怨禁中，徙隴西上。育生充國，字翁孫。…………元始二年復封曾孫纂為侯。宗族條分，裔布□（諸）華，充國弟，字子聲，為侍中，子君游為雲中大守，子字游都朔農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護苑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孫豐，字叔奇，監度遼營謁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為敦煌大守。孟元子名寬，字伯然，即充國之孫也，自上邽別徙破羌，為護羌校尉假司馬，戰鬥第五。大軍敗績，於時四子□（孟）長、仲寶、叔寶皆並震沒，唯寬存焉，冒突鋒刃，收葬屍死，郡縣殘破，吏民流散，乃徙□（家）馮□（翊），修習典藝，即敦詩書，悅志禮樂，由復研機篇籍，博貫史略，雕篆六體，稽呈前□（人），吟詠成章，彈翰為法，雖楊、賈、斑、杜，弗或過也，是以休聲播於遠近。…………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

[399] 《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戹，陽戹五，陰戹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戹，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皇京煙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卷七十五·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劉焉》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400] 《三國志·卷三十一·蜀書一·劉二牧傳第一·劉焉》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巴西趙韙去官，俱隨焉。

[401] 《漢書·成帝紀》

[402] 《漢書·哀帝紀》

[孝和孝殤帝紀-403] 368.0 ^368.1 ^368.2 《後漢書·卷第四·孝和孝殤帝紀第四》……
（永元二年）……車師前後王並遣子入侍。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之。……
（永元三年）……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
（永元四年）……武陵零陽澧中蠻叛。
（永元五年）……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
（永元六年）……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武陵漊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永元八年）……南匈奴右溫禺犢王叛，為寇。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討之，斬右溫禺犢王。
（永元九年）……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
（永元十三年十一月）……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元興元年十二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延平元年四月）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沒。……

[404] 奴國の時代

[405] 一度に３面の小型鏡を製作、量産用鋳型が出土…福岡・「奴國」王都の須玖遺跡群で全國初の確認

[僰道縣-408] 371.0 ^371.1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僰道縣》僰道縣，在南安東四百里，拒郡百里，髙後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童之冨，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茘支、薑、蒟。……

[409] 帶你領略星辰大海

[西域傳上-410] 373.0 ^373.1 《漢書·西域傳上》

[晉書惠帝紀-411] 《晉書·卷四·孝惠帝紀第四》……（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元康六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建敗績。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為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冬十月乙未，曲赦雍、涼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肜屯好畤。關中饑，大疫。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於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錄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鎮鄴。

[晉書武帝紀-412] 《晉書·卷三·世組武帝紀第三》……（太康二年）冬十月，鮮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薨。有星孛於軒轅。鮮卑寇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嬰討破之。……（太康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廆於昌黎，殺傷數萬人。……（太康七年夏五月）鮮卑慕容廆寇遼東。……（太康十年）五月，鮮卑慕容廆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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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治世
鄰國	年份	事件	備注
匈奴帝國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註 10]}與郅支骨都侯單于攣鞮呼屠吾斯各自遣使漢國，正式結束與漢國的長期戰爭^[123]^[262]。	在長期的戰爭後，匈奴帝國唯二單于皆不願與漢國為敵，希望與漢國和平共處，不再要求恢復冒頓條約，也不敢南侵劫掠漢族民眾，前期治世開始。
	甘露二年	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率眾南遷並遣使漢國表達明年正月親自入朝的意願	不適用
	甘露三年	正月，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入朝漢國^[262]。	呼韓邪單于成為漢國國際秩序的成員，得到漢國皇帝劉詢贈予的「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謐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鏽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等物資，又得到漢國同意，呼韓邪單于屯駐在漢國「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國甚至遣軍替呼韓邪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穩定呼韓邪單于對匈奴部眾的統治^[123]。
	甘露三年	二月，漢國遣軍護送呼韓邪單于出塞。
	甘露四年	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與郅支骨都侯單于攣鞮呼屠吾斯再次各自遣使漢國。	不適用
	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	正月，呼韓邪單于攣鞮稽侯狦第二次入朝漢國。	呼韓邪單于再一次得到漢國皇帝劉詢餽贈，得到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謐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一百一十襲、錦鏽綺縠雜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等物資^[123]。
	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	二月，呼韓邪單于返回塞外。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呼韓邪單于向漢皇帝請求援助，得到漢國餽贈二萬斛穀物支援	呼韓邪單于得到來自漢國的二萬斛穀物^[123]。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	呼韓邪單于率眾北返草原。	草原地區重被呼韓邪單于統一。
	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	呼韓邪單于得到郅支骨都侯單于滅亡的消息後，向漢國表達明年正月親身入朝的意願。	不適用
	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	正月，呼韓邪單于第三次入朝漢國，娶王嬙為寧胡閼氏。	呼韓邪單于得到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二張、矢八發、謐戟二十、安車二乘、鞍勒二具、馬三十匹、黃金四十斤、錢四十萬、衣被二百二十襲、錦鏽綺縠雜帛一萬八千匹、絮一萬六斤等來自漢國的餽贈，「皆倍於黃龍時」^[123]。
	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	正月，復株絫若鞮單于攣鞮雕陶莫皋派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為使節入朝漢國。	伊邪莫演一度向漢國表達投附，但被漢國拒絕後，即表示投附之意是「我病狂妄言耳。」^[123]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	復株絫若鞮單于攣鞮雕陶莫皋上書向漢國表達隔年正月親身入朝的意願。	不適用
	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	正月，復株絫若鞮單于攣鞮雕陶莫皋親自入朝漢國^[366]。	復株絫若鞮單于得到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二張、矢八發、謐戟二十、安車二乘、鞍勒二具、馬三十匹、黃金四十斤、錢四十萬、衣被二百二十襲、錦鏽綺縠雜帛二萬匹、絮二萬斤等來自漢國的餽贈。^[123]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	搜諧若鞮單于攣鞮且麋胥計劃在明年親身入朝漢國，但不幸病逝。	不適用
	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	匈奴帝國出現單于位更替，漢國遣使匈奴，漢使向新單于攣鞮囊知牙斯索求與漢國張掖郡接壤的匈奴溫偶駼王領地，最後被單于拒絕。	不適用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烏孫軍閥卑爰疐與匈奴帝國發生邊界戰爭，結果以卑爰疐遣兒子趨逯入匈奴為人質而停戰，但漢國聞訊後，遣使命令烏珠留若鞮單于攣鞮囊知牙斯放還趨逯回國，單于聽從命令^[123]。	漢皇帝以一紙詔命改變匈奴單于的政治決策，可見漢國在草原地區尚有威懾力。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	烏珠留若鞮單于攣鞮囊知牙斯上書向漢國表達明年正月親身入朝的意願，後來單于患病，將入朝日期順延一年。	漢廷為應否接受匈奴單于入朝發生爭議，漢皇帝最後接受揚雄的諫言，容許匈奴單于入朝。
	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	正月，烏珠留若鞮單于攣鞮囊知牙斯親自入朝漢國^[367]。	烏珠留若鞮單于得到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二張、矢八發、謐戟二十、安車二乘、鞍勒二具、馬三十匹、黃金四十斤、錢四十萬、衣被三百七十襲、錦鏽綺縠雜帛三萬匹、絮三萬斤等來自漢國的餽贈。^[123]
	元始二年（公元2年）	車師後王國國王姑句、婼羌王國國王唐兜與漢國西域都護府發生矛盾，各自率眾投附匈奴帝國，漢國隨後遣使匈奴帝國，要求烏珠留若鞮單于交出兩王，單于聽從命令交出兩王，在西域地區的惡都奴谷交接，同時漢國召集西域諸王在當地，公開處決姑句、唐兜，以震懾西域諸王，又立法四條以約束匈奴帝國^[123]。	四禁，是指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匈奴帝國皆不得接受上述四種人的投附^[123]，烏珠留若鞮單于遣軍劫掠烏桓人可能是對四禁的試探。
	元始二年（公元2年）	匈奴帝國與烏桓人產生矛盾，發兵侵掠烏桓，烏桓人「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敺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匈奴宣稱烏桓人可「持馬畜皮布來贖之」，但當烏桓人帶著贖金去贖回被擄人口時，卻被匈奴連人帶貨扣留，不過匈奴帝國與烏桓人的衝突事件並未為漢國偵知^[123]。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	王莽篡帝位改朝號「新」後，即遣使鄰國以更換漢朝發給其國首領的印紱，匈奴帝國亦是其中之一^[123]。	不適用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	烏珠留若鞮單于不滿王氏漢國的印紱，但為了「多得賂遺」，只要求換回舊印；漢使在回國的途中，發現八年前被匈奴帝國擄掠的烏桓人口，遂要求單于遵守四禁，放還烏桓人，單于於是遣軍萬騎，以送還烏桓人為名南下，一度兵臨王氏漢國朔方郡塞下而去^[123]。	自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後，匈奴帝國再次攻擊漢兵及接納「中國人亡入匈奴者」，違反四禁，前期治世終結。
		車師後王須置離計劃投奔匈奴帝國，事泄被西域都護斬殺，須置離之兄狐蘭支率眾二千多人逃亡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收納狐蘭支一黨，旋即遣軍與狐蘭支入侵車師後王國，大掠而還，其間與當地漢兵交戰。
		漢國戊己校尉被部下所殺，其部眾漢民二千多人被劫入匈奴帝國，烏珠留若鞮單于遣軍迎接。
諸烏桓	年份	事件	備注
諸烏桓	自冒頓單于在公元前三世紀末葉征服烏桓人，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烏桓人才乘漠北之戰後匈奴帝國戰敗之機脫匈獨立，隨後受到漢國護烏桓校尉的約束，整個前期治世時代皆為漢國的從屬。
諸鮮卑	年份	事件	備注
諸鮮卑	自冒頓單于在公元前三世紀末葉征服鮮卑人後，鮮卑人一直被匈奴人統治，直至前期治世時代依然如故，未曾與漢國有任何來往。
後期治世
鄰國	年份	事件	備注
北匈奴帝國
	永元元年（公元89年）	六月，漢國與南匈奴單于國聯軍在漢將竇憲的領導下北征，聯軍在稽洛山大破北匈奴單于率領的大軍，聯軍乘勝追擊，斬殺13000多級、俘獲馬牛羊駱駝等牲畜超過一百萬隻，兵臨私渠比鞮海	此戰後，周邊再沒有國家足以抗衡或威脅漢國，漢國進入後期治世時代
	永元元年（公元89年）	七月，聯軍兵至燕然山，竇憲在山上留下著名的封燕然山漢銘後就退兵回國，同時遣使當時逃至西海（今蒙古國哈爾湖Xap Hyyp）地區的北匈奴單于，逼使北匈奴單于向漢國稱臣	此戰後，周邊再沒有國家足以抗衡或威脅漢國，漢國進入後期治世時代
諸鮮卑	年份	事件	備注
	永元九年（公元97年）	八月，鮮卑人入侵漢國遼西郡肥如縣而去^[368]。	漢民人命財產損亡失載。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	冬季，鮮卑人入侵漢國，抄略右北平郡，至漁陽郡被漢軍擊破^[368]。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	四月，鮮卑人入侵漢國，抄略漁陽郡而去^[368]。

漢國邊郡管轄
諸王國諸族群	宗主國	分布地	備注
高句驪	不適用	高句驪縣	前期治事時為漢國玄菟郡管轄，後期治世時成為以漢國為宗主的獨立王國
鄰國
諸王國諸族群	宗主	分布地	備注
徐那伐國	漢族王朝	韓國慶州市	永平八年（65）改國號為「雞林」
音汁伐國			永元十四年（102）被雞林國吞併
悉直谷國			永元十六年（104）被雞林國吞併
押督國
比只國			永初二年（108）被雞林國吞併
多伐國
草八國
百濟國		韓國首爾特別市風納土城
金官（駕洛）國		韓國慶尚南道金海市
夫餘王國
奴國		福岡平原	^{[註 36]}

漢國邊郡管轄
諸王國諸族群^{[註 37]}	法定稅收形式	分布地	備注
槃瓠蠻	地方領袖（大人）每年「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163]	武陵郡；零陵郡	不適用
板楯蠻	板楯人每戶每年交稅40錢。	閬中縣、朐忍縣、宕渠縣	不適用
廩君蠻	首領巴氏每年交稅2016錢，每三年另交1800錢；廩君人每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163]	涪陵縣；巫縣潳山	不適用
夜郎王國	沒有	牂柯郡	夜郎在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滅亡
鉤町王國		鉤町縣（中國廣西區西林縣一帶）	不適用
漏臥王國		漏臥縣（中國雲南省羅平縣一帶）	不適用
且蘭王國		且蘭縣（中國貴州省黃平縣一帶）	三國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亡。
莋王國		沈犁郡（中國漢源縣一帶）
邛王國		越嶲郡（中國西昌市一帶）
滇王國		益州郡
昆明夷
勞深王國			勞深、靡莫於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滅亡。
靡莫王國			勞深、靡莫於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滅亡。
楪榆夷		楪榆縣（中國雲南省大理市一帶）	不適用
哀牢王國	地方領袖每年上貢「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163]	哀牢縣（中國保山市一帶）及博南縣（中國大理市永平縣一帶）	不適用
鹿茤人	沒有	不適用
烏滸人		交阯郡；合浦郡；日南郡；鬱林郡；象林郡；九真郡	不適用
白馬王國		武都郡	不適用
冉國		汶山郡	不適用
駹國		汶山郡	不適用
僰人		僰道縣^[371]	不適用
鄰國
諸王國諸族群	關係	分布地	備注
都元王國	沒有官方外交來往	今馬來西亞登嘉樓州龍運縣一帶	不適用
邑盧沒王國		不適用
諶離王國		不適用
夫甘都盧王國		不適用
皮宗王國		今馬來西亞柔佛州笨珍縣一帶	不適用
已程不王國		今斯里蘭卡^[372]	不適用
狼牙修王國		不適用
扶南王國		不適用
黃支王國	有官方來往	不適用
撣王國		不適用
葉調王國		不適用

北邊
族群	年份	事件	備注
南匈奴單于國	元康四年（公元294年）	匈奴人郝散發起叛亂，殺掠上黨郡穀遠，流動作戰，一路向西，至馮翊郡境內被晉軍逼降，後被殺^[374]。
	元康六年（公元296年）	元康六年，郝散之弟度元與馬蘭山羌族及盧水胡人共同發起叛亂，叛亂規模越來越大，在秦州部及雍州部的羌族及氐族全部參與叛亂，擁立氐人齊萬年為帝，攻掠北地郡，漢廷派梁王司馬肜坐鎮好畤七年，齊萬年擊敗晉軍於六陌九年，晉將孟觀擊敗齊萬年於中亭，平定叛亂
	元康七年（公元297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
北鄰
諸鮮卑	年份	事件	備注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十月，鮮卑慕容國侵掠漢國昌黎郡^[375]。	漢民人命財產損亡失載。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十一月，鮮卑慕容國侵掠漢國遼西郡，被晉軍擊敗。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	三月，晉軍在昌黎郡擊敗慕容軍，「殺傷數萬」。
	太康七年（公元286年）	五月，鮮卑慕容國侵掠漢國遼東郡而去。
	太康十年（公元289年）	五月，慕容國遣使向漢國稱臣。

日本地區國家^{[註 36]}
國家	宗主國	位置	備注
邪馬壹王國	漢族王朝（魏晉）	有爭議
狗邪韓國	邪馬壹王國	大韓民國金海市、釜山廣域市一帶
一大國		日本國壹岐島
末盧國		日本國唐津市一帶
伊都國		日本國糸島市一帶
奴國		有爭議
不彌國
投馬國
已百支國
伊邪國
都支國
彌奴國
好古都國
不呼國
姐奴國
對蘇國
蘇奴國
呼邑國
華奴蘇奴國
鬼國
為吾國
鬼奴國
邪馬國
躬臣國
巴利國
支惟國
烏奴國
奴國
狗奴王國
諸韓地區國家
國家	宗主國	位置	備注
月支國	漢族王朝（魏晉）		辰王治所，正始六年（公元245年）被曹魏派兵滅亡
伯濟國			即百濟王國
爰襄國
牟水國
桑外國
小石索國
大石索國
優休牟涿國
臣濆沽國
速盧不斯國
日華國
古誕者國
古離國
怒藍國
咨離牟盧國
素謂乾國
古爰國
莫盧國
卑離國
占離卑國
臣釁國
支侵國
狗盧國
卑彌國
監奚卑彌國
古蒲國
致利鞠國
冉路國
兒林國
駟盧國
內卑離國
感奚國
萬盧國
辟卑離國
臼斯烏旦國
一離國
不彌國
支半國
狗素國
捷盧國
牟盧卑離國
臣蘇塗國
莫盧國
古臘國
臨素半國
臣雲新國
如來卑離國
楚山塗卑離國
一難國
狗奚國
不雲國
不斯濆邪國
爰池國
乾馬國
楚離國
已柢國
不斯國
勤耆國
難彌離凍國
冉奚國
軍彌國
如湛國
戶路國
州鮮國
斯盧國		即新羅王國
優由國
馬延國
彌離彌凍國
接塗國
古資彌凍國
古淳是國
半路國
樂奴國
彌烏邪國
甘路國
狗邪國
走漕馬國
安邪國
瀆盧國

漢洲內部的二級行政區劃
漢洲核心區^{[註 35]}
漢王朝	晉王朝	備注	備注
京兆尹	京兆郡	不適用
左馮翊	馮翊郡
左馮翊	北地郡
右扶風	扶風國
	始平國
	新平郡
弘農郡	弘農郡
弘農郡	上洛郡
河東郡	河東郡
河東郡	平陽郡
太原郡	太原郡
	新興郡
	雁門郡
上黨郡	上黨郡
上黨郡	樂平國
河內郡	河內郡
河內郡	汲郡
河南郡	河南尹
河南郡	滎陽郡
東郡	濮陽郡
東郡	濟北國
陳留郡	陳留郡
潁川郡	潁川郡
潁川郡	襄城郡
汝南郡	汝南國
	汝陰郡
	戈陽郡
南陽郡	南陽國
	南鄉郡
	義陽國
南郡	南郡
	襄陽郡
	南平郡
	宜都郡
	建平郡
江夏郡	江夏郡
江夏郡	武昌郡
盧江郡	盧江郡
九江郡	淮南郡

漢國第一次治世時代的西域都護府及其鄰國
前期治世
西域都護府治所	總人口	兵力	備注
烏壘城	1200	300	不適用
渠犁城	1480	150	另有漢兵1500人駐守屯田^[183]
輪臺	不適用	漢兵數百人駐守屯田^[373]
西域都護府轄下諸王國	總人口	兵力	備注
且未	1611	320
小宛	1050	200
精絕	3360	500
戎盧	1611	300
扞彌	20040	3540
渠勒	2170	300
于闐	19300	2400
皮山	3500	500
烏秅	2733	740
難兜	31000	8000
大宛	300000	60000
桃槐	5000	1000
莎車	16374	3049
疏勒	18647	2000
姑墨	24500	4500
龜茲	81317	21076
尉犁	9600	2000
危須	4900	2000
焉耆	32100	6000
烏貪訾離	231	57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率眾一千七百餘人投附西城都護府，西城都護於是將車師後王國西部的烏貪訾離地給予茲力支定居建國^[373]
卑陸	1387	422
卑陸後王國	1137	350
郁立師	1445	331
單桓	194	45
蒲類	2032	799
蒲類後王國	1070	334
西且彌	1926	738
東且彌	1948	572
劫	500	115
狐胡	264	45
山	5000	1000
車師前王國	6050	1865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漢國於此設立戊己校尉
車師後王國	4774	1890	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匈奴單于擁兜莫為車師王，率領部分車師民眾東徙立國^[120]
車師都尉國	333	84	位於車師前王國東部，是西域都護府的軍事重地
車師後城長國	960	260	位於車師後王國東部，是西域都護府的軍事重地

定義

前無古人的治世

前期治世

漢洲地區

北鄰

東鄰

西南邊

西南鄰

西邊與西鄰

西北鄰

後期治世

漢洲地區

北鄰

北邊

東鄰

西南邊

西南鄰

西邊與西鄰

西北鄰

隱疾重重的治世

漢洲地區

北鄰與北邊

東鄰

西南邊

西南鄰

民族光復的治世

事實

漢族是一個古老兼人口眾多的單一原住民族群

觀點

匈奴帝國與漢王朝之間的戰爭責任

相關列表

漢民族原鄉

漢國治世Ⅰ

北邊鄰

東邊鄰

西南邊鄰

西鄰

漢國治世Ⅱ

諸國統治者世系

草原諸帝國世系

漢國世系

備註

參考來源